公司法律风险管理范文
时间：2023-06-15 17:39:5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司法律风险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运用现状
当前我国保险公司运用的利率风险管理方法还比较简单，大部分还是由独立的定价部门（负债）和投资部门（资产）进行管理。具体方法指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计量和风险监测等来实现风险控制。这套方法只是单纯的进行风险控制，但是不能够达到资产和负债的匹配。同时，目前我国有较少的保险公司在运用单一的资产负债管理方法管理其自身的资产和负债，具体的管理方法有麦考利久期和凸度等。但这两种方法在运用上相对保守和单一。
二、利率风险管理的方法
资产负债管理（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简称ALM）是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管理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其源于西方商业银行，是指金融机构（包括保险企业）因市场利率变化对企业现金流造成冲击而对资产/负债进行协调管理的行为，是以利率风险为研究对象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它是企业金融风险管理、资本管理以及战略业务管理的高度整合。一般而言，资产负债管理的核心环节是利率风险管理，因为利率的波动给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资产配置、准备金评估等诸多方面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而进行利率风险管理，就要选择恰当的理论方法，对资产和负债组合的利率风险予以规避。
（一）雷丁顿免疫理论简介
90免疫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精算师雷丁顿于1952年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在一定时间内，无论利率发生怎样的变化，免疫的投资策略仍能实现预定的价值。雷丁顿免疫策略在保险实际中的运用非常有效，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近似免疫策略的方法。
用A（i）表示资产现金流现值，L（i）表示负债现金流现值，At表示资产现金流，Lt表示负债现金流，则
其中PVA、DA，CA分别表示资产的现值、久期和凸度，PVL、DL，CL分别表示负债的现值、久期和凸度。
（二）与目前运用方法的比较
1.与久期的比较
久期是用来衡量金融工具对利率变化敏感性的一种常见的方法，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债券、年金、保单，甚至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只要某种金融工具能产生未来现金流，并按照某个利率计算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则久期必然适用于该金融工具。
久期最早是由麦考莱于1938年提出的，他对久期的定义是:根据债券的每次息票利息或本金支付时间的加权平均来计算的期限是债券的久期。久期的产生主要是用于计算债券的实际持有期限，分析和管理债券组合的利率风险特征。
由于久期表示的是债券价格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如果资产和负债的久期相等，则利率变动将引起资产和负债价值的等量变动。这就是本文提出使用的久期免疫策略，也正是单纯使用久期的缺陷。同时虽然久期的计算比较简单方便，但实际应用却存在局限性，如用它来衡量利率风险的准确度受到利率变化幅度的影响，只适用于利率微小变化的情况:假设收益率曲线是平坦的，也就是说，当利率变动时，所有期限条件下的利率都发生相同的变动，这一点很不现实；另外它没有考虑债券隐含的期权性质。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久期通常只适合于无选择权的、固定收入的金融工具。然而，免疫理论则是一个比久期更全面的可行方法。
2.与凸度的比较
由于债券的价格――收益曲线是一条有凸度的曲线，而久期仅表示了曲线上某一点的切线特征。因此，当利率发生大的变化时，久期对债券价格变化的估计就会产生较大的误差。所以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债券的利率风险，我们还需看债券价格一收益曲线的凸度，即债券价格对利率的二阶导数，如下式
其中k为年付息次数。
由式可知，若其他条件相同，则债券距到期日期限越长，凸度越大，这种情况类似于与久期的关系，即凸度随有效期限的增长而增大。当收益率与久期保持不变时，息票率越高，凸度越大。而当收益率下降时，凸度会增加，反之亦然。
债券价格对利率的一阶导数即久期表示的是现值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同理，债券价格对利率的二阶导数即凸度表示的是久期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如果久期随利率下降而上升，这种性质称为正凸，如固定票息债券，这种性质对资产持有人是有利的；如果久期随利率下降而下降，这种性质称为负凸，如可赎回债券，这种性质对资产持有人是不利的。理想而言，资产应具有正的凸度，而负债应具有负的凸度，因为这样资产在利率下降时的获利大于利率上升时的损失，而负债在利率下降时的增长值小于利率上升时的减少值，则无论利率如何变化，保险公司的盈余都不会下降。
凸度弥补了久期的不足，反映了久期也会受利率变化影响的事实。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凸度对金融工具价格行为的影响比久期小，但市场利率变化幅度越大，杠杆作用越大，类似期权的性质越强，凸度则越重要。同时，在目前这种金融工具对市场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们需要对风险进行完整和全面的免疫，因此凸度不如免疫理论。免疫理论强调，如果资产和负债的凸度相等，则二者的久期随利率变动的速率相等，于是动态上实现了资产和负债的匹配――这正是免疫理论的优势所在。
3.与其他方法的比较
目前，在中西方资产负债管理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方法，具体的有动态偿付能力检测，退保期权定价，利率期限结构等。
DST有时被称为动态财务状况分析，即使用模拟模型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保险公司的现存业务和未来业务。通常分析假设资本大于负债，即承认资本和盈余，然后在多种利率假设和其它假设下预测未来的现金流。
退保期权定价是根据金融工程无套利理论，对保险投资人而言，投资一份寿险保单的收益率应该与购买一份与该保单具有相同信用等级和期限的定期债券收益率相同，即以下条件成立:
定期债券收益率=保单收益率+退保期权价值
退保期权价值=定期债券收益率-保单收益率
如果上式不成立，则一定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
利率期限结构是利率和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是金融工程理论的基础内容，涉及到资产定价、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
上述方法在运行中需要进行新知识的完全更新，涉及到金融工程等方面，不能够完全适应我国目前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水平。同时每种方法的针对性都较强，操作起来比较繁杂。然而免疫理论中，只要达到实现免疫的条件:S′(i)=0，S″(i)>=0并通过目前正在使用的久期和凸度就可以实现风险的最小规避，运用方便，不需要建立新的模型系统或是通过金融工程等理论的学习，也适合我国保险公司现有人员的学习和使用，既达到了风险控制的目标，也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经济效益。
三、雷丁顿免疫理论在我国保险公司利率管理的应用
（一）我国保险公司现已具备的条件
1.环境引导
自从加入WTO以来，我国的保险市场逐步开放，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民族保险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但挑战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的机遇。目前许多西方的知名保险公司已经使用了各种资产负债管理方法，并视其为核心竞争力的标志。我国保险公司为迎接世界挑战，就必须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
2.理论基础
ALM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商业银行。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ALM模型。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开始关注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管理，多数是介绍资产负债管理的概念、存在的问题、管理手段以及西方的管理经验。同时，又在不断创新，寻求适应我国发展国情的新方法，为我国保险公司实行资产负债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3.体制适应
体制适应分为两个方面：一，保险公司自身体制适应；二，我国保险公司资金投资体制适应。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体系为总公司―分公司―中支公司―营销服务部，其中只有总公司及分公司才具有独立的投资部门。因此，对于利率风险控制，资产负债管理的运用部门就较简单，运作人员较少，从经济角度和可操作性等方面都更具有可行性。再加上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中的金融工具较少，金融工具相互交换较难，因此变换资产而使资产现金流发生改变的情况较少。另外，我国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目前保险资金投资比例最大的除了银行存款之外就是国债了，而免疫理论最适合用于对债券组合的管理。
4.有一定的运作基础
目前我国有较少的保险公司在试着运用资产负债管理方法，其中运用较普遍的是久期和凸度，其中运用久期来衡量利率风险的准确度受到利率变化幅度的影响，但只适用于利率微小变化的情况，用凸度来反映债券的利率风险。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为我国保险公司使用免疫理论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二）结论和建议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对于我国现状而言，针对利率市场化下的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还不具备完全采用的条件，因此需要改进一些现状，使免疫理论得到更好的运用。其中包括：
1.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所谓资产负债管理，从最简单最原始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将资产和负债协同起来管理，尤其是免疫理论，更是一套系统性的理论，这只有通过部门之间的沟通才能够得以实践，其中，又以定价部门（负债）和投资部门（资产）之间的沟通最为重要。我国保险公司应该改变定价部门和投资部门完全独立的局面，在产品设计和定价时就考虑到今后支持产品的资产投资问题，才能为公司ALM的运用创造良好的基础。
2.建立适用的风险分析方法
风险分析是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分析能够使公司比较清楚了解公司的状况，寻找最佳的风险管理手段。保险公司没有很好的控制风险，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的风险分析基础。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分析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及这些风险对于资产和负债可能引发的影响是建立免疫理论的第一步。
3.进一步放开保险业投资渠道
篇2
关键词：内部审计 法律风险 控制 价值提升
一、法律风险概念及管理内容概述
法律风险是指基于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由于公司外部环境及其变化，或者公司及其利益相关方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的不确定性，对公司实现目标的影响。
法律风险管理是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贯穿于公司决策和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对具体的实施流程结合操作步骤进行细化后，分为法律风险识别、风险量化测评、风险分析评价、制订控制计划并实施、监督与检查，法律风险管理采取闭环管理，每一年为一个更新周期。
二、内部审计在法律风险控制中的价值提升实践
本文以W飞机制造公司的财务专项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为例，来具体分析内部审计在公司法律风险控制中的价值提升，进而为企业增加价值的实践做法。
（一）背景分析
1.填报专业法律法规及法律风险事件，形成公司法律风险事件库
公司法律风险分类框架包括19个类别，一级法律风险类别51项，二级法律风险类别82项。依据公司“法律风险分类框架”，法律风险管理办公室最终辩识了562个风险事件，形成了公司的法律风险清单，公司法律风险事件较多的类别是采购生产（76项）、人力资源（74项）、工程建设（68项）、**产品项目（64项）以及财务管理（55项）。
公司重点关注法律风险领域6类，分别为客服管理法律风险、规章制度法律风险、商业秘密法律风险、合同解除及违约法律风险、产品管理法律风险和廉政管理法律风险，涉及35个法律行为。针对这35个法律风险行为，组织责任单位制定风险管控措施，并分阶段进行跟踪、考核。
2.以内部审计强化对法律风险管理的再监督
在建立风险事件库的基础上，公司管理层始终强调要强化内部审计对法律风险管理的再监督作用，内部审计作为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管理活动，对公司防范法律风险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内部审计要深入主业保驾护航，在每年实施一系列财务专项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等监督工作的基础上，积累审计工作经验。
（二）主要做法
公司内部审计的目标是通过审计检查评价公司内部各种业务的合理性及其执行的有效性，并对审计过程中所发F的重大问题进行法律风险防控并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1.做好充分的审前调查，评估业务法律风险，确定重点审计领域
在开展对公司各业务领域的审计时，审计人员往往具备充足的会计、审计专业知识，却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审计工作开展的效率和效果。因此，在开展审计工作前，应做好充分的审前准备，了解与生产经营关系密切的法律法规，为在进行审计工作时保持敏感的法律风险嗅觉奠定基础。
（1）初步了解七项法律体系，即宪法和宪法相关法、刑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2）根据内部审计业务范围，初步确定法律法规依据，基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①会计审计类41项规定；②经济法、民商法类129项规定；③税法参考法规类190项规定。
（3）公司审计部门加强“审前调查”，查找关键业务法律风险领域：一是搜集查看重要业务资料，摸清公司关键业务领域、规模及其涉及的重要法律风险；二是访谈关键人员，与法律风控人员进行充分交流，了解公司重大风险领域及风险管控情况等信息，与具体业务操作人员交流，了解重要业务交易方式、主要业务流程、关键岗位职责等信息；三是审计组根据查看资料和访谈了解到的情况，及时讨论审议，评估关键业务法律风险、寻找审计切入点、确定重点审计领域，探讨审计方法。
2.联合专业力量，拟订审计方案，确定审计重点和审计方法
为了有效弥补审计人员法律知识不足的缺陷，联合公司法律风控专业人员组成审计组，为审计人员在公司重点业务类型、重点法律风险领域、风险管控特点、易出现管控缺陷的环节等方面提供业务指导，与审计人员一起共同拟订审计方案，确定审计范围，商讨具体的审计方法，并全程参与审计过程。联合审计组对公司财务专项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确定审计关键环节为审计重点，具体表现如下。
（1）财务专项审计关键业务环节。财务业务循环主要包括以下5个：销售与收款循环、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存货循环、人力资源与工薪循环、投资与筹资循环。除了货币资金会计科目以外，这5个业务循环对应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所有其他会计科目。
（2）内部控制审计关键业务环节。根据集团公司内部控制应用指引，28项内部控制指引均为关键业务环节，其中属于公司内部审计重点关注的19项关键业务有合同管理内部控制指引、存货管理内部控制指引、固定资产内部控制指引、战略规划内部控制指引、人力资源内部控制指引等。
3.实施对公司财务专项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有效控制法律风险
（1）财务专项审计。以下以抽取人力资源与工薪循环、销售与收款循环、投资与筹资循环3个关键业务循环为例，说明在审计过程中关注的重大法律风险点并如何实施管控。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年度财务专项审计任务是每年度的审计计划之一，在2014年度对某集团公司以上三个业务循环的财务专项审计中，审计组确认了以下六个重大法律风险，其中第①项属于人力资源与工薪循环审计内容，第②和③项属于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内容，第④、⑤和⑥项属于投资与筹资循环审计内容。
这6个重大法律风险和整改情况分别如下：①部分职工未按劳动法签订劳动合同。C公司与D公司属于不同的法人主体，无股权控制关系，而法人代表、经理人员等同一套班子成员，两个公司共计5100人，均与C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有850人实际是D公司的人员。审计报告提出后，850人与D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原合同终止；②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2，400.00万元未清理，存在款项回收的法律风险。审计报告提出后，公司制订了清理计划，并协同法律部门实施了清欠工作，收回长期挂账的款项共2，200.00万元，剩余200万元于下年度收回；③公司房产税存在重大涉税法律风险。公司没有就房产税免税事宜在景德镇地方税局进行审批或备案，没有取得地方税务局关于军品生产经营用房免税的相关手续。审计报告提出后，公司补办了相关手续，为2014年免交房产税约400万元实施了有效防控；④投资管控存在重大管控风险，对15家投资企业年均投资收益率为3.29%，审计报告提出后，公司组织了内部审计部门对被投资单位进行了专项审计，发现审计问题20条并实施了整改，有效实施了对投资法律风险的管控；⑤公司历年来向已无产权关系的经营业绩非常差的A企业提供了经营借款共计700多万元，并签订了借款协议，款项回收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审计报告提出后，立即对A企业的经营借款终止，有效地将借款风险转移给了A企业的母公司B公司；⑥截至2014年末，公司共有**项科研费研制项目超垫支，累计垫支1亿多资金。审计报告提出后，针对科研费垫支数额较大情况，公司及时落实责任部门，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沟通、汇报，将未到位的资金尽快到位，有效降低了公司科研费筹资风险和缓解了资金压力。
（2）内部控制审计。以下抽取对“存货管理”和“合同管理”两个内部控制的审计举例，说明在审计过程中关注的重要法律风险点并如何实施管控。
第一，存货管理的内部控制审计。为了进一步加强非正常存货管理，有效防范非正常存货的法律风险，2015年6月，审计部门实施了对公司非正常存货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在2014年11月公司年度财产清查填报的非正常存货基础上，审计组进行了整理筛选，通过公司信息平台下发审计通知，要求各单位认真填报非正常存货形成原因、拟处理建议等，结果如下：积压呆滞2700万元，残损变质640万元，技术淘汰320万元，盘亏29万元，合计3689万元。
此次非正常存货专项审计发现以下三项重要法律风险点：①2014年及以前年度公司财务部门没有对存货减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②对因停产、技术淘汰等原因造成的积压存货处理不及时；③对单位内部可调剂使用的积压存货调剂态度不积极。
资产使用与监督部门有效实施了对这三项风险的跟踪监督管控：①2015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部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500万元；②某型号标准件、成附件1310万元按需调剂给E公司，该积压存货均为进口件，质量较好，公司所属子公司E公司业务范围中包括对该标准件、成附件使用或销售，以此盘活资产，减少资金积压。
第二，合同管理的内部控制审计。为了进一步夯实合同管理基础，防范合同法律风险，公司规划部、财务部和纪检监察与审计部组成联合审计组，每半年对公司合同管理进行审计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合同签订、履行、变更及解除情况，合同对方资质审核管理情况，纸质合同归档情况，合同台账及档案管理情况，合同发票管理情况，合同信息化系统中合同编制规范性和合同支撑材料上传规范性等，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合同档案管理、履行、变更、解除管理现场检查（80分），第二部分是合同管理信息化系统检查（20分），第三部分各职能部门会签审核合同及时性。
2015年下半年针对20个业务单位合同管理审计考核结果，确认了4个重要法律风险：合同台账信息要素不全；合同发票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合同付款凭证和资料报送不及时；合同签订时间滞后。
各有关单位针对以上风险实施了以下整改，起到了良好的合同法律风险防控效果：统一了合同台账模本，增加了合同到货、报账、付款等合同履行信息要素；建立了本单位合同发票台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报送合同付款计划和资料；严格执行先签订合同后履行义务。
（三）取得的实效
1.推动企业价值提升
一是公司从上到下法律风险防控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二是推动了财务专项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体系的完善。
2.内部审计自身价值得到提升
将法律风险防控渗透到财务专项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各个关键业务环节，打破了对内部审计只会查查账、看看表的固有认识，拓宽了内部审计的监督范围，是对传统内部审计概念的大胆创新和突破，是内部审计监督职能的有效拓展和延伸，提升了计人员的监督能力，进而提升了内部审计的监督价值。
三、内部审计参与法律风险控制的思考和建议
（一）以法律风险防控为切入点，将内部审计工作全方位并准确渗入到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中
法律风险只是全面风险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风险管理是个系统过程，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控制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其职能只要体现在对风险管理的再监控活动中，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
（二）完善审计人员专业结构，充实内部审计人员队伍
内部审计要想有效参与公司业务风险控制，审计人员还应吸收具有风险管理、信息技术、法律、金融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充实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进而能够有效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创新审计方法，拓宽审计思路。
篇3
姚军,自2008年10月和2003年9月,分别出任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及首席律师,并于2007年4月兼任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于2004年6月至2008年5月间出任联席秘书。姚军是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资深会员(FCIS)和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员(FCS),并获得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姚军认为董秘首先要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在程序上合法合规,“任何决策,不论多么英明,我都要保证它在程序上必须是没有瑕疵的。”
北大法学院出身的姚军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说话的时候不温不火。不事张扬却又不可小视。姚军形容自己不是特别外向,也不是非常内向。“应当是比较中性一点的性格吧!”姚军将自己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谨慎归结到他的法律背景。
2003年姚军刚来到平安的时候,平安的法律工作人员还散布在各相关的业务部门,这之后,平安成立了法律事务部,并因此形成了规范的法律制度。现在,公司在各条线上都有明确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既有风险的管理又有和业务合作的服务,兼具服务性和管理性。通过这些法律制度的形成和人员的储备,逐渐使公司的风险管理在法律层面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姚军所率领的公司律师团队也先后荣获《亚洲法律》杂志评选的十佳中国公司律师团队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北大法学院合作评选的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金奖,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金奖。这些令姚军感到非常欣慰。对公司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姚军看来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姚军认为,一个好的律师团队对于一个大型企业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公司现在的律师团队分布于全国,大概有两百二三十人。公司对外的法律文件都是要经过律师团队审核把关,经由电脑设置的精密流程如果没有法律的审核则根本走不下去,从而对公司的风险控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首席律师姚军,一旦身份转到董秘的角色,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法律的烙印,这也是公司之福。他给自己认定的就是董秘首先要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在程序上合法合规,包括保证董事的知情权、有合理的知情时间以及应当知情的内容,这样才能保证董事会的召开、召集,才可以保证信息披露的充分时间,保证整个决策程序完全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来执行。姚军特别强调程序,他认为,“任何决策,不论多么英明,我都要保证它在程序上必须是没有瑕疵的。”
篇4
1.企业法律风险的特点
1.1企业法律风险的特点
（1）风险根源的确定性
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企业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行事：在主动型法律风险，原因为企业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包括对国家的义务、对社会的义务、对直接关系人的义务等等；在被动型法律风险，则是因为企业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行使其权利，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包括对政府的权利、对交易相对人的权利，对受其管理者的权利等等。
（2）风险范围的广泛性
法律调整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社会主体从孕育到消亡过程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因而，企业法律风险可能发生于企业的各个阶段上：设立筹备阶段、设立中、运营中、终止清算阶段；也可能发生于企业的各个行为中：生产、经营、管理、投资等
（3）损害结果表现形式的特定性
企业法律风险造成的损害结果其表现形式是特定的。在主动型法律风险中，其损害结果表现为：刑事责任，例如企业因违反刑法而受到刑事制裁；行政责任，例如企业因违反劳动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民事责任，例如企业因侵犯他人权利而承担赔偿责任。在被动型法律风险中，则主要表现为合法权益的丧失，例如撤销权的丧失、经济利益减少等等。
（4）风险的可预见性
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何种行为是法律允许的，何种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何种行为是法律鼓励的，都有明文规定，企业的行为将产生何种后果在行为之时就是可以预见到的；企业在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时可以采取何种救济途径也是有法律指引的，故而所有的企业法律风险都是可预见的。
（5）风险的终极性
企业除了面临法律风险，还存在诸如自然风险、社会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等等其他种类的风险，风险一旦通过诱因被促发，则必定会对企业的权利义务重新洗牌，而权利义务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故而这些风险最终都将转化为法律风险。
在这之中，风险范围的广泛性、损害结果表现形式的特定性、终极性，决定了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和控制的必要性；风险根源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决定了对企业法律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的可能性。
2.防范法律风险的重要性
2.1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机制是增强企业依法经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完善，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和管理，依法开展各种经济活动，这是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如果企业没有专门的法律人才，就有可能会因自己不懂法，而承担法律责任或蒙受经济损失。例如盲目担保、合同诈骗、债务拖欠等等。
2.2日益严重的市场竞争环境决定了企业建立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的紧迫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市场逐步走向融合，市场的法制环境更加多样复杂，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带来更多投资机会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法律风险。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是我国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争取市场优势的一项基本工程。
2.3有效防范企业的法律风险是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力保障。企业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行为，例如改制、并购重组、对外投资、契约合同和产销行为等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法律风险。这些法律风险的发生，有些会使企业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有的会使企业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因此，构建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力保障。
2.4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增强我国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出去”是我国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走出去”给我们带来高回报的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法律风险。了解和熟悉被投资国的法律环境，重视和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3.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3.1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模式选择
1.纵向集中模式。也叫派驻制，在此模式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由企业班子成员、企业法律顾问、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公司总部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公司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领导公司法律事务机构工作。其分、子公司法律机构由总公司总部统一设立，法律机构负责人员由总部委派。分、子公司法律事务机构直接向总公司法律事务机构报告工作并对其负责。
2.横向分散模式。在此模式下，由于具体业务流程和管理方式不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讲求实效。企业的每一业务领域以及分、子公司都分别配有法律顾问，法律顾问直接受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或分、子公司总经理领导，而不是受总法律顾问或总部法律事务机构的直接领导。
3.2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重点
1.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制度体系
建立一套合法、实用、规范的企业规章制度，使人们有所遵
循，工作有程序，办事有标准，从人治走向法治，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企业应在对外投资、产权交易、企业改制、融资担保等重大决策上建立一套可行完备的法律论证制度， 强制推行重大决策法律论证程序， 避免重大决策失误。同时，一个企业制度的出台， 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 确保企业规章制度的规范性、实用性。
2.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组织体系
企业建立完善的法律风险组织体系是搞好企业法制工作，保证企业依法经营管理的组织保障。建立诉讼风险管理组织， 确立诉讼风险预警体系。企业应逐步建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领导、总法律顾问牵头、法律部门与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风险防范组织模式和工作机制，从而保证企业的研发生产、基础管理、对外投资、合同交易、市场拓展、劳动用工等各项活动都能严格依法运作。
3.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工作流程。
企业可根据法律风险防范的基本环节，建立快捷、有效的工作流程。定期评估法律风险，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方案，实行动态管理：第一，广泛收集相关法律风险信息；第二，清理排查法律风险点；第三，对法律风险定期进行评估；第四，分类处理法律风险；第五，总结效果。
篇5
从金融控股公司的类型来看，国际上主要存在两种发展模式：
1.纯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PureFinancialHoldingCompany﹚其主要特征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仅仅是公司经营策略的决策者，负责从事投资运作和产权管理，本身不从事具体的经营业务，通过收购、兼并、转让和对子公司的控制权，达到控制其重大决策和经营活动的目的［2］。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为：美国的花旗集团、中国的平安集团和台湾地区的金融控股公司。
2.经营性的金融控股公司﹙OperatingFinancialHoldingCompany﹚其主要特征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不仅拥有自己特有的经营领域，而且通过控制股份的方式影响金融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其中经营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又可以划分为两种模式，即全能银行的模式和母子公司的模式。全能银行模式既可以直接从事全方位的金融业务，又可以通过所控股的金融机构从事专业化的金融业务。母子公司的模式是指母公司除了从事一定范围的金融业务外，还通过控股从事其他金融业务，如：工业、商业、贸易、建筑、运输等，具有典型代表的英德两国的金融控股集团。
3.管理型的金融控股公司﹙AdministeringFinancialHoldingCompany﹚其主要特征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在投资设立金融子公司的同时，又投资设立了若干个金融机构，投资控股管理业务集中委托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进行管理，而金融控股公司和下属若干个金融机构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严格意义上他们都是母公司并列投资的两类公司。重组后的中信集团就是这种模式，2011年12月，中信集团整体改制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集团将其子公司金融机构的管理权限委托给金融控股公司，但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股权结构、管权关系、资本纽带，具有灵活运作的管理模式特征。
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现状
﹙一﹚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背景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推动下，台湾地区财政部于2001年初开始进行多项金融改革，同年立法院于6月陆续制定并修订了6部金融法律法规，包括《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营业税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以及《保险法》［3］。其中《金融控股公司法》的颁布，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并为台湾金融机构从事跨业经营、扩大金融版图、提升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实践证明，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十家企业中，有九家是金融控股公司。从整体上看，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整合当地分散的金融资源和分割的金融市场，有利于优化各子公司的资源、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服务品质，从而体现股权的集中化、组织的大型化和经营的多元化，更好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的绩效。
﹙二﹚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的主要结构
纵观台湾地区2001年6月出台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共六章，69条。第一章为总则，主要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目的、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条件、金融控股公司主要子公司的定义规范、设立方式等；第二章为转换及分割，主要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营业让与、股份转换、简易合并及公司分割规定；第三章为业务及财务，是本部法律的核心，主要规定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金融控股公司转投资的原则、资金的运用、资本适足性、共同营销以及利害关系人交易等问题；第四章为监督，主要包括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维持子公司健全经营、增资协助银行保险及证券子公司责任的规定；第五章为罚则，其处罚方式包括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纠正及罚则，对公司负责人员及职员的民刑事责任等；第六章为附则，主要规定不适用该法的调整期间。
﹙三﹚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的主要内容
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特点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关金融控股公司投资子公司的规定。根据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第36条第1项的规定，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业务以投资及对被投资事业的管理为限，除此之外，不得经营任何金融商业活动。因此台湾的金融控股公司属于纯粹控股公司。根据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规定，从金融控股公司投资的目的角度不同可将金融控股公司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长期投资金融相关事业并将其纳入为子公司，第二类为非金融相关事业的投资，第三类为短期资金的运用，第四类为不动产投资。为了规范金融控股公司以更透明、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并购，台湾地区又于2010年12月31日了《金融控股公司投资管理办法》，该办法的重点体现以下几个方面在：1.首次投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商应取得控制性持股，台湾的控制性持股的比例原则上是在25%以上。2.金融控股公司申请投资时，应检附表格及相关书件，包括购足股份计划书和整并方案。
3.金融控股公司的关系企业投资时，应由其代为申请核准，这是向主管机关进行申请的严格要求。4.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被投资事业的投资管理和风险控管机制，并应确保于所核准投资的范围内进行投资，不得偏离本行业。第二，有关金融控股公司运营架构的法律规制。从台湾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来看，其运营架构主要可以区分为两种：分别为策略规划管理模式和策略控管模式。其中，策略规划管理模式主要倾向由总公司集中化管理，再结合其他金融相关事业和创业投资。追求的是内部子公司的协调与管控，强调长期竞争优势。策略控管模式倾向于子公司负责规划及建议，由总公司检视并附加价值的建议。追求的是长期绩效与短期绩效的均衡发展。第三，有关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的法律规制。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第37条第1项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投资法定业务以外的其他事业，但不得参与该业务的经营。而金融控股公司对前述其他业务的投资金额，不得超过该被投资业务已发行股份总数或实收资本总额的5%；其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金融控股公司实收资本总额的15%。2009年1月修正后的金融控股公司法，为了考虑到净值较能反映公司实际经验状况，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对金融相关业务以外的投资总额计算方式，由现行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实收总额，改为以其净值为计算基础，并删除了“但不得参与该事业的经营”的内容，规范了金融控股公司对第1项其他业务的投资总额为：不得超过金融控股公司净值的15%。另外，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第37条第4项有关持股比率的规定为，金融控股公司对其他业务的持股比率，不得超过该被投资事业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此外，为了有效分散金融控股集团的投资风险，其《金融控股公司法》第37条第5项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关其他事业的持股合计，原则上不得超过该被投资事业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的限制。第四，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在监管方面，台湾地区于2004年7月1日公布的《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组织法》，标志其金融监管方式已由多元监管转变为一元监管。目前，台湾设立为其主要的监管机关，在内有银行局、保险局、证券期货局、检查局分别负责不同的权责。在机制统一的前提下，各职权相互合作，与将职权分属于不同机关或机构来说，是一种金融监管上的进步。
我国大陆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困境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目前，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法律规范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然而这些按照机构属性和行业类型为区分标准的立法将金融控股公司排除在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此外，虽然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金融控股公司运行的作用，如《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规定》、《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等，但这些规定，均没有明确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的法律地位，可以说目前为止，法律层面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系统界定尚未形成。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较大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金融控股公司还面临着难以避免的经营风险。这些风险概括起来主要有：关联交易的风险、资本重复计算的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垄断的风险等。首先，关联交易风险是金融控股公司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通常表现为金融控股集团成员之间的交叉持股、交易往来、互相担保和抵押、以及为了避税和逃避监管而相互转移利润等，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公司内部结构与合作关系的协同效应，来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增加盈利，从而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然而一旦母公司之间的资金与经营产生的关联交易过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又无法抵御这种风险时，集团的正常经营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些风险如果缺乏完善的内控机制，常常会形成控股公司内部的暴险，并最终危及整个集团的经营安全。
其次，资本金制度是世界各国公司法的核心内容，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被誉为公司法的“三大法则”，其目的就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障。然而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机制，增加了金融控股公司重复计算资本的风险。基于金融业务的共性，金融控股公司的每种业务都会以自有资本或资金的某个财务乘数进行，但与单一业务的金融企业不同的是，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资本以资金的运作，可能会产生比单个金融机构更大的杠杆乘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或资金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影响金融控股公司的正常经营，甚至导致流动性衰竭而破产。
第三，金融控股公司因其占有的金融资源庞大，在各种金融业务中其系统性潜在的风险危害较大。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所控制的金融资源占据了金融和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同时金融控股公司在银行和产业之间建立的联系也较为紧密，所以当风险时可能导致金融控股集团的系统性风险。同时由于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在金融控股公司委托关系中，可能会导致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难以保护。第四，就金融控股公司而言，由于其具有资金、规模、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协同优势，极易可能通过协议等方式，利用其优势地位限制、排挤或妨碍其他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从而在某一局部市场或某些行业中形成垄断。例如：对关联企业提供低于市场标准的优惠贷款或要求其客户购买关联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即“搭售”行为作为取得信贷资金的前提条件。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缺位
在我国目前“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模式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其各行业负责监管，但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根据《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的解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采取主监管的模式，但对于如何鉴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的协商问题均没有具体的规定。同时，该备忘录从法律渊源上既不属于法规，也不属于行政规章，因此法律层级较低，其所确立的金融协调制度在平级的三大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力。
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对大陆的启示
﹙一﹚制定专项法规，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规制，均是采取立法先行的方式保证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的框架下稳健推进，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能够防止投机违规行为的发生，而且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因此，在借鉴台湾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大陆地区应当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在立法过程中，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该修改现有法规的相关条款，如在我国的《公司法》对各种类型的控股公司做出补充规定，在整合各个法规的基础上，协调《金融控股公司法》与现行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相关法律的关系，从而减少立法与现有法规的冲突，达到与整个金融体系相协调的作用。同时在立法时应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和法律地位。借鉴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规定，若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模式，对照台湾限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投资对象的限定，必须是以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商为限，并不包括证券投资信托公司、证券金融公司、期货商以及信托业等其他金融事业。其次，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法律关系。包括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控股关系以及相互持股产生的债务问题、对外担保问题等。其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和退出的规定。以兆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台湾企银为例，因兆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依核准期限完成处分台湾中小企业银行持股，台湾金管会对其做出停止并购及相关处罚决定。在实践中，金融投资控股公司的退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金控公司及被投资公司均有不利影响，因此，金融控股公司的退出机制应成为立法不可忽视的环节。
﹙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制度
根据科斯的观点：企业通过扩大内部交易使成本低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因此大多数企业的活动是通过其内部机制完成，而不是通过与外部订立契约来协调。如果将金融控股公司中母公司层面的风险防范看作是企业内部交易，而子公司的风险防范看作是市场化交易，那么风险风范通过子公司之间的契约实施将会成本过高，所以在母公司集团内部实施是最有效的形式。
首先，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明确规定金融集团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和业务的比例限制，可以借鉴台湾相关立法的经验，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分散化、合理化。合理配置母子公司董事会之间的权利以及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建立健全母子公司的董事会职能。同时建立公司的激励制度，实现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的平衡，另外还完善公司内部的收入分配机制，设立荣誉激励机制，通过以公司的股份或期权奖励的方式，使高管人员的薪酬和公司的业绩相挂钩，避免经理人的短期行为。其次，金融控股公司除了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外，还应建立各个关联公司之间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明确规定金融控股集团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和业务的比例限制。各子公司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资本金、会计标准、财务核算制度、管理队伍等以防止风险在公司内部的传播。
特别是银行类的子公司对金融集团成员机构的贷款和其他信用延期方面必须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同时还要防止银行因过度借贷或购买不良资产而直接承担其相关证券部门的风险，此外，各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必须保证决策上的自主性，使得金融控股公司只能通过股权的方式对各个子公司进行管理，从而实现机构分离、交易数额限制和业务形式限制等诸多方面的保证。
第三，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由于股权的相对集中，势必要加强金融控股公司业务的透明度。通过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定期披露金融集团的业务关联交易情况和风险控制情况，提高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水平。在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鼓励的措施，对于能够将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的金融控股公司给与政策上的优惠。第四，完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金融控股公司大多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金融子公司，控股公司可能利用、操作其子公司的破产来规避法律责任，应当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理论，通过对控股股东身份的强调，明确金融控股公司在其子公司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时，作为母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将承担连带责任。第五，引入风险预警机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经营领域的不同，因此导致各行业会计准则的差异较大，从而带来财务信息披露的风险，针对此情况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引入风险预警机制，从监督大额内部交易、防止集团内不良关联交易以及金融控股的内部控制等方面建立一整套风险预警机制。
﹙三﹚立足本土发展现状完备监管体系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选择是困扰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一大难题，从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来看，以台湾设立为其主要的监管机关，在内设有银行局、保险局、证券期货局、检查局分别负责不同的权责的伞式监管模式［10］。因此，我国大陆地区可以一方面借鉴台湾地区的伞型监管模式，建立有绝对权威的主要监管机构，行使最终裁判权和规则制定权。另一方面加强监管的合作，完善各监管部门相互沟通的机制，协调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举措。另外，监管的内容应实施对整个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首先应严格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对内部交易的种类、交易条件等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其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应加以监管。监管的内容包括控股公司本身的资本充足率、控股公司和其他持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按照1999年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联合的《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原则》的相关规定，对避免资本重复计算、评估资本充足程度的基础审慎法、基于风险的累积法和基于风险的扣减法，值得我国借鉴。第三，设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由于金融市场风险较大，因此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必须设立比一般金融机构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实质是对公司实体的资格审查，其设立条件应该符合国家金融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在借鉴台湾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应当改变以往我国对金融机构的准入审批标准不统一、审批权分散的现象，由法定监管部门制定一系列明确的量化标准指标，如资本总额及其计算办法、资本充足率及其计算方法、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对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增进公共利益的影响等。同时，对不符合条件的金融控股公司应设置相应的退出机制。没有退出机制的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当金融集团的经营状况恶化时，监管机构可先行通过组织行业支持或提供央行贷款等方法，向一些出现危机且地位重要的控股集团提供适当的援助，防止由于分支机构的风险扩大而导致母公司的破产。
结语
篇6
公司财务审计部工作总结
一、2019年度完成主要工作内容
1、公司初建配合完成相关登记工作
配合公司综合管理部完成公司注册相关资料，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已完成工商注册。完成公司基本帐户、一般银行帐户开立工作。按区税务局要求完成税务报道等相关工作。
2、公司财务会计核算管理方面工作
（1）按集团等相关规定，财务审计部履行部门职责及工作内容，从公司会计核算、资金、资产、财务管理、融资、法律风险管理方面着手，草拟财务管理相关制度等14个财务会计、融资等相关制度。公司财务融资部相关制度已汇总综合管理部，通过公司办公会议审核通过。
（2）按集团及公司实际情况完成对新入职财务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并按国家及集团要求组织完成相关财务以及融资报表的对内对外及时准确报送。并按集团财务管理部要求，配合成都华强事务所完成 2019年年度审计工作，并出具2019年年终审计报告。依审计报告数据保质按时地开展2019年财务决算工作。
（3）财务审计部在公司领导统一安排下，联合公司各部门本着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短期和长期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对2020年的业务进行了认真梳理、分析和讨论，以业务预算、投资预算、资金预算和费用预算为基础，以利润预算为目标，编制了2020年财务预算预案，并提交公司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提交集团。
3、公司融资方面工作
（1）XXXXXXX公司启动项目专项债券XX亿元融资工作。按计划完成专项债券融资二书一案并向市发改委、市财政提交资料，目前已通过评审并入库。集团统一的项目方案调整，依据集团财务融资要求，与银行保持沟通，及时收集财政局融资信息，为公司工程项目推进提供资金保证。
（2）目前与四家银行进行2020年项目贷等融资业务接触，收集相关融资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进行资金管理，为下一步工程项目及投资做好融资准备。
4、法务、审计方面工作
（1）依据集团统一规定，接合公司实际情况已制定公司法律事务管理相关制度、公司内控内审相关制度。
（2）按功能区相关采购办法选聘了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建立常年法律工作台帐，加强公司各部门与法律工作联系，保证公司法务事务合规合法地开展工作。
（3）依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建立合同履约台帐，定期与公司各部门就合同履约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二、2020年计划开展主要工作内容
XXXXXXX公司新成立，财务审计部部门新成员团结合作，快速熟悉和适应集团财务管理方面的各项规定及要求，按时保质完成各项报表报送工作。财务审计部成员将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自身的业务技能，将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公司业务，发挥财务审计部的职能，为公司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持。202年计划从以下方面更好地开展工作：
1、公司财务会计核算管理方面工作
（1）继续完善财务核算工作，按要求及时准确完成财务核算税收报表对内对外市财政、国资的报送工作。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为公司决策提供财务数据，保证公司资产保值增值。
（2）及时准确完成公司纳税工作，按照税务相关制度，依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进行科学纳税。
（3）加强公司财务档案管理工作，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接合公司实际情况规范科学进行会计档案 归案管理，保证财务相关资料合规合法、依据充分。
2、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工作，
（1）严格履行公司预算管理要求，及时跟踪预算开支业务情况，并充分与各部门沟通，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提出建议意见并落实公司领导制定的相关决议。
（2）按照相关制度要求及时报表更新预算执行报表，做好分析总结工作，保证资金按预算计划指标运行，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
3、保证公司融资与项目进度科学匹配
（1）与公司工程技术、合约部配合，按时保质地完成相关报送融资方面报表工作。
（2）多维度的开展公司融资工作，完成银行的预期授信工作。着手与多方银行以及金融机构进行接洽，做好流动贷款、项目贷款的准备。
（3）据公司实际情况，与投资运营部配合，及时与各方股东沟通，合理安排股东注册资本的实缴金额及期限；保证项目工程资金合理使用。
4、做好公司内审风控工作
（1）落实公司内审风控管理，依据相关制度，落实内审的自查自纠工作，防范公司风险。
（2）配合集团等各部门单位的审计工作，并按照审计后建议意见，进一步规范完善制度相关改进方案，保证公司运营工作高效健康。
（3）针对性地开展专项内审内控工作，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特点，就预算、内控管理、经济责任考核等有针对性开展工作，重点问题重点突破。依照“审后要分析、审后要整改、审后要运用”的原则，建立审计结果落实反馈制度，加强对审计意见落实情况的跟踪，并定期组织开展审计成果运用执行情况的检查。加强审计人员培训，进一步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篇7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风险 监管
一、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及监管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小额信贷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如杜晓山和刘文璞的《小额信贷运作及其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何文广和李莉莉的《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焦瑾璞和杨骏的《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等。二是以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研究居多，如杜晓山等的《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程恩江和刘西川的《中国非政府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国内真正对小额贷款公司研究始于2005年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如谢进（2008）在《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主要信贷风险》中指出，虽然小额信贷机构不吸收公众储蓄，但流动性风险仍然存在，其资金获得能力对其流动性具有重要影响；向明（2007）在《江口小额贷款公司运营模式的实践》一文中认为，江口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风险是经营风险；刘维红（2008）指出，小额贷款公司本身风险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多数公司人员素质较低且缺乏必要的培训，都增加了贷款风险等。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监管研究，邢（2009）指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应注重制度上的约束，通过制定合理的准入制度、贷款流程制度和惩处制度来达到目的；杜晓山、聂强（2010）首次引入博弈论，他们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和监管部门实质上在进行一次次的博弈，博弈的均衡结果是监管部门为控制风险，将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准入门槛不断提高；王嘉锡（2011）建议以内外结合的方式建立起风险防范的制度，要想控制住风险，需要将内部防控和外部监管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险的防范问题。
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回顾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额信贷（Microcredit）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兴起，并迅速发展。在小额信贷发展初期，以福利型信贷占主导，这类组织以・尤努斯创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又称格莱珉银行）为代表。・尤努斯指出，“赋予穷人改变生活的金融支持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商业组织向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服务并非无利可图，在为低收入者提供金融信贷服务与机构自身商业化持续经营间是可以实现平衡的。”Khandker，Khality和Khan的研究指出，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计划不仅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提高了参与家庭福利，而且还提高了家庭长期维持收入的能力。我国关于小额信贷制度的开端一般认为是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引入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为标志。随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全面试行并推广了小额信贷活动。200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四川、山西、贵州、陕西、内蒙古等5个省、自治区推行“商业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5年12月，“晋源泰”和“日升隆”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省平遥县成立，标志着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的正式成立。2008年9月开始，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全面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根据《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温州市第一批最多可有16个名额，刚开始一些支柱企业为了开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不惜动用各种资源挤掉对手。2008年10月，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从工商部门正式领取了营业执照，成为温州市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发放的第一张执照，随后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相继在温州部分县市运行。
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已达7 839家，较2012年末的总数量同比增长了近三成，而2012年小额贷款公司同比增长速度也高达四成；贷款余额8 191亿元，全年新增贷款2 268亿元。其中，浙江小额贷款机构数量达314个，从业人员达3 867人，实收资本达654.10亿元，贷款余额达899.85亿元，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经过六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已经发展到会员45家，从业人员600余人，在平均注册资本金、平均贷款规模、人均管理贷款资金等方面在全国均处于领先水平。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效解决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不足。然而受法律制度的欠缺、行业性质不清、资金来源渠道受限等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诱发的风险往往缺乏正确认识，这些势必会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分析
（一）信用风险
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对象主要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这些主体比较分散，贷款规模不大，一般缺乏可信的长期信用记录和正规的抵押品，也没有规范的具有公信力的财务报表，往往是银行筛选后淘汰的客户，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较高。因此，如果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获取利润，则只能导致新一轮的逆向选择，所以小额贷款公司一般会通过评定贷款对象的风险等级、加强监管其资金用途等来降低风险。这又会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用于评估贷款对象风险、确定贷款对象和监督贷款的费用与支出增加。而且对他们的风险评估主要依靠客户经理的个人判断，信用调查也主要依靠管理层或信贷员的个人了解，这对于信息的掌握显然不全面，从而导致贷款信用风险远远超过银行。再加上小额贷款公司大力扩张之后，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争取客户，充分满足小微企业“短、频、急、快”的融资需求，它们对业务流程实施了根本性变革，整合了业务环节，简化了业务流程和决策机制，但这就更难保证在放贷之前对客户进行详实的资产调查和信用评估，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信用风险。甚至有些客户在贷款到期后，往往以各种理由拖欠，而小额贷款公司出于发展客户需要又不愿给予罚息等违约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契约的执行力，增加了信用风险。
（二）操作风险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操作过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从目前全国各地小额贷款公司的内部工作人员来看，高管基本上都有金融业从业背景，有着一定的管理经验，但其员工却普遍没有金融业的相关知识和操作经验，整体素质不高。同时，小额贷款公司内部机构设置较为简单，岗位职责不够清晰，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往往存在着交叉任职现象，缺乏风险控制和内部审计独立专业人员，为操作风险埋下了隐患。根据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的调查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11月底小额贷款公司内金融专业人数的比例仅为23.38%，大专以下学历人数占到公司总职员的49.12%。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基本上是由民营企业和自然人股东出资设立的专业性贷款公司，采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原则上要明晰公司治理结构，明确前中后台的岗位职责，明晰项目评审的流程等。但事实上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并未真正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公司法理结构，公司的股东会（权力机构）、董事会（执行机构）、监事会（监督机构）并没有真正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贷款核销的现行做法是依照《金融企业财务制度》相关规定，核销时需要法院配合，手续繁杂，效率很低，不利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核算。
（三）经营风险
《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服务“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但实际上，许多省市都将服务对象延伸至农户和微型企业，甚至扩大到中小型企业。以温州为例，众所周知，温州的传统制造业发达、商贸经济活跃，小微企业广泛分散于各个特色产业集群、专业市场、核心企业上下游，为能快速响应和满足客户的需求，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在各地紧紧依托与产业集群配套的中小企业，做客户身边的融资伙伴，因地制宜开展融资服务。如温州苍南的小额贷款公司以当地的优势产业印刷、农渔业为服务对象；乐清的小额贷款公司以发电器、电子及电气制造业为服务对象；洞头、泰顺、文成的小额贷款公司以渔业、林牧业和农业为服务主体。在上述服务对象中，农业产业的经济效益一直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且受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较大，导致农户的还贷能力影响较大。同时农户和小微企业由于难以直接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往往在获取信息上具有滞后性，容易带来市场风险，而且它们往往是由于在正规金融机构得不到贷款才会向小额贷款公司申请，所以出现坏账、死账的概率就更大，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风险大大增加。
四、实施有效监管，控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
小额贷款公司以企业法人身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却经营着银行业务性质的金融业务，同时又拿不到金融许可证，只能“只贷不存”，导致小额贷款公司既要依托于《公司法》，又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框架来明确其法律地位，其性质决定了它不是金融机构，因此其准入及监管自然就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然而，事实上作为非金融机构的小额贷款公司却从事着金融业务，中国银监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其准入与监管的制度性规定，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行政主体上权力与职责的不相符合，存在着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机构缺位的现象。笔者认为要实施有效监管，控制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必须从政府层面、行业协会自律和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三管齐下。
（一）政府监管层面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指导意见》第5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各地的具体实施意见中也多为成立金融办作为监管主体，而浙江省是全国唯一由工商部门整体负责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的省份。浙江省工商部门按照“强化服务监管，确保运营安全”的要求，力求构建好涵盖主体资质和主体行为的监管框架，尤其是要强化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通过融资前申报和融资后备案，重点关注融资的对象、资金来源和流向及资金风险等行为，严厉禁止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高利贷等金融违法行为，但政府层面监管应本着从有利于行业发展出发，少一些限制，多一些扶持，要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考核制度，不断创新监管和服务小额贷款公司的手段，如温州通过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专业委员会，实行季度例会制度等，来加强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指导。尤其是这两年，温州受民间借贷风波的影响，个别银行的坏账率已高达10%以上，浙江省考核小额贷款公司的不良贷款率是不超过2%，大部分的小额贷款公司难以达到这个要求。根据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5月底，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平均逾期贷款率为3.88%，超过了2%的规定。实际上小额贷款公司全部是由民营资本投资设立，资金来源不是社会公众存款，一般不会因流动性不足诱发金融风险，所以只要他们遵循“小额、分散”的信贷原则，进行合规经营，不参与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政府部门也就只需做好服务，引导和帮助小额贷款公司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即可，不必严于监管。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指出，一般来说，对非吸收存款类微型金融机构无需采用审慎监管，而只采用非审慎监管。所以政府监管部门应减少行政干预，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对小额贷款公司实行监管。要与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合作进行专业化监管，通过构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态监测系统来加强信息化监管，提高监管效用。
（二）行业自律层面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经济群体高速发展并且面临着许多共性问题和困难时，就有必要成立一个由该群体成员组成的协会，协助会员解决普遍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关的政策，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为会员提供各类社会化服务，规范会员的市场行为。针对小额贷款公司高速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各地都纷纷建立了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作为多层次监管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为成员搭建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平台。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成立于2012年11月30日，以“自律互助、创新发展、服务小微、助推经济”为宗旨，对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信用评级、业务监管、信息披露等，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自身良好的形象，不断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通过协会这种民间监管组织的作用，可以让会员之间互相制约监督，实现行业自律管理，推动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三）公司内部治理层面
目前在已有的小额贷款公司实践中，不仅存在某些股东滥用权力为自身谋求不正当利益，也存在着内部人控制现象，给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带来了较大风险。所以小额贷款公司要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正能量，就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合理设置职能部门，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规范公司运作机制，使公司建立靠制度和团队运行的模式，而不仅仅是靠某个管理者的个人能力和经验。这就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一方面根据《公司法》要求建立规范的公司法理结构，明确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权，形成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全流程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理念贯穿前期市场调研、业务发起、客户审批、放款、贷后预警所有业务环节，将风险偏好提前传导至客户准入和筛选环节，确保前中后台统一。如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贷款风险管理办法》、《内部控制制度》、《信贷管理及其操作规程》、《财务管理办法》、《贷款审查委员会工作细则》、《贷后管理制度》、《信贷业务担保管理办法》、《内部激励约束制度》、《贷款管理责任及损失追偿制度》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为公司的正常运营和有效管理奠定了基础，从而保障了各相关工作规范有序进行。Z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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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赛芝.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缺失[J].经济导刊，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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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丰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 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对外担保是指公司为他人提供的担保，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公司子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按照本制度执行。
第四条 公司对担保事项实行统一管理。未经公司批准，子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不得相互提供担保，也不得请外单位为其提供担保。
第五条 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视同公司行为，其对外担保应执行本制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应在其董事会或股东会做出决议后及时通知公司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六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循合法、审慎、互利、安全的原则，严格控制担保风险。
第七条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采取反担保等必要的措施防范风险，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具备实际承担能力。
第二章 对外担保的对象、决策权限及审议程序
第八条 公司可以为具有法人资格的法人提供担保，不得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由公司提供担保的法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因公司业务需要与公司有相互担保关系法人或与公司有现实或潜在的重要业务关系的法人；
（二）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资信状况。
第九条 虽不符合前条所列条件，但公司认为需要发展与其业务往来和合作关系的被担保人，但保风险较小的，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可以提供担保。
第十条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限：
（一）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以下的对外担保，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并做出决议。
（二）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以上的对外担保，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一条 应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须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一）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三）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四）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上述第 （五） 项担保，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三章 对外担保的审查
第十二条 公司接到被担保方提出的担保申请后，公司总经理指定有关部门对被担保方的资信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和评估，并将有关材料上报公司经理层审定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根据有关资料，认真审查申请担保人的情况，对不符合公司对外担保条件的，不得为其提供担保。
第十三条 申请担保人提供的反担保或其他有效防范风险的措施，必须与公司担保的数额相对应。申请担保人设定反担保的财产为法律、法规禁止流通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的，不得为其担保。
第四章 担保合同的签订
第十四条 担保合同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范，合同事项明确。担保合同需由公司法律顾问审查，必要时交由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审阅或出具法律意见书。
第十五条 公司在接受反担保抵押、反担保质押时，由公司财务部会同公司法律顾问（或公司聘请的律师），完善有关法律手续，特别是包括及时办理抵押或质押登记的手续。
第十六条 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由公司董事长或授权代表签订。
第十七条 公司财务部负责担保事项的登记与注销。相关合同签订后，经办部门应将合同副本交至公司财务部进行登记管理，将合同复印件送给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第五章 对外担保的风险管理
第十八条 公司有关部门应在担保期内，对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及债务清偿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具体做好以下工作：
（一）任何担保均应订立书面合同。担保合同应按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妥善保管，若发现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批准的异常合同，要及时通报监事会、董事会秘书和财务部门。
（二）公司财务部门为公司担保的日常管理部门。财务部应指定专人对公司提供担保的借款企业建立分户台帐，及时跟踪借款企业的经济运行情况，并定期向公司经理报告公司担保的实施情况。
（三）公司财务部门应持续关注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定期向董事会报告。
如发现被担保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或发生公司解散、分立等重大事项的，有关责任人应及时报告董事会。董事会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四）出现被担保人债务到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未履行还款义务，或是被担保人破产、清算、债权人主张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等情况，公司财务部应及时了解被担保人的债务偿还情况，并告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由公司在知悉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五）公司对外担保发生诉讼等突况，公司有关部门（人员）、被担保企业应在得知情况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报告情况，必要时总经理可指派有关部门（人员）协助处理。
（六）公司为债务人履行担保义务后，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向债务人追偿，并将追偿情况及时披露。
第十九条 被担保方不能履约，担保债权人对公司主张债权时，公司应立即启动反担保追偿程序。
第二十条 公司作为一般保证人时，在担保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及债务人财产经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以前，公司不得对债务人先行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有关责任人应当提请公司参加破产财产分配，预先行使追偿权。
第二十二条 保证合同中保证人为二人以上的且与债权人约定按份额承担保证责任的，公司应当拒绝承担超出公司份额外的保证责任。
第六章 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
第二十三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作出决议后，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将有关文件及时报送上海交易所并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进行信息披露。
第二十四条 对于已披露的担保事项，有关责任部门和人员在出现下列情形时应及时告知董事会秘书处，以便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未履行还款义务的；
（二）被担保人出现破产、清算及其它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第二十五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行上述规定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第七章 责任人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视公司的损失、风险的大小、情节的轻重决定给予予责任人相应的处分。
第二十七条 公司相关人员未按本制度规定程序擅自越权签订担保合同，应当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二十八条 责任人违反法律规定或本制度规定，无视风险擅自对外担保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责任人怠于行使其职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法律规定保证人无须承担责任的，责任人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擅自承担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担保过程中，责任人违反刑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证券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制度所称“以上”、“超过”均含本数。
第三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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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企业在市场中经营所面临的风险也正在日益凸显，本文对企业在市场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一些建议，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经营;法律;风险
1 企业法律风险的特点
1.1 专业性
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和普通生活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有一定的区别性，对一些民事所面临的问题，相关机构及法律人士非常容易掌握其内在的根源，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会有很多方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很多问题已经超出法律的范围，在企业建立之初，一些企业会自己建造厂房，在建设合同中就会出现一些工程造价、土地勘测、预结算、工期签字等等相关比较技术的问题，如何更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一些其他专业知识，没有相关的技术人员给予帮助，很难对这些问题进行很好地解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相应的法律专家相结合来完场企业出现的法律问题。
1.2 连锁性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这些反应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甚至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致命的一击，对员工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隐患，同时对企业客户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客户源会流失，影响到企业的根本生存。
1.3 客观性
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企业设立之初到企业消亡之间，企业一直处于法律调整之中，企业的活动甚至超出了一些法律规定之外，同时企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是一个看不到的约定习俗，很多企业忽视了法律存在的必要，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出现违规现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稳定隐患，法律作为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企业的喜好或者厌恶而消失，这就需要企业正视法律客观存在的事实，减少法律风险。
2 企业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风险的种类
企业在市场经营中会遇到各种类型的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按照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法律风险的性质
法律风险的性质可以分为刑事法律风险、民事法律风险、行政法律风险。对于这几种法律风险是根据不同的风险程度而确定的，刑事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在企业设立之初虚假出资行为，非常抽取公司的财产，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合同诈骗行为，破坏金融秩序、偷税、漏税、欠税、骗税，在企业解散阶段出现妨碍企业资产清算的各种行为，对于上述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2.2 风险产生的时间划分
按照风险产生的时间段不同我们可以分为事前风险、事中风险和事后风险，主要体现在公司在设立之初、公司运营期间和公司解散期间的各种风险，事前风险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出资不到位、公司规章制度不规范、职权不明确、产权不清晰等等。事中的风险主要有合同存在漏洞发生纠纷、劳动规章制度不严密或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在劳动仲裁中败诉、企业安全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发生工伤事故、未采取足够的措施保守商业秘密导致商业秘密泄露、经营过程中没有能够及时申请商标而导致被别人抢注等等。事后风险主要包括不按照相应的法律进行解散，虚假破产或者偷换公司的名称，在资产核算方面的各种问题。
2.3 风险产生的对象划分
根据不同的种类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风险产生的对象可以分为与客户之间的风险、与股东之间的风险、员工之间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合同法的规定上，在合同的制定、签署、履行、变更方面存在很多风险，与传统的法律相比较，企业与员工间的法律问题主要体现在劳动制度的执行情况、劳动纠纷调解和签订方面，同时股东和公司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公司相关法律方面，例如新公司的设立、增减资问题、股东的知情权问题，这些风险在企业发展中比较常见。
3 构建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3.1 构建完善的法律培训机制
一个企业的法律风险很多都是由于企业员工自身的法律知识淡薄所致，对员工在职岗位进行针对且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使员工了解所需的法律知识，这样可以在合同谈判、劳动规章制度制定、发起成立公司意向初定时就有意识地去预防法律风险。培养员工的法律意识能够更好的维护企业的利益，能够及时防范出现的意外风险。通过一些专业法律顾问能够对法律业务工作流程进行调查，有针对性的员工法律意识的提高，对于企业利益的维护，及时防范及避免法律风险。在企业内部制定解决方案，采取实训和方案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地满足各部门的基本需求，为企业避免风险打下良好的基础。
3.2 构建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技术、新工艺等要及时总结并汇报给相应的法律顾问，通过相应的技术人员和法律顾问协同向企业汇报，经企业的决策成同意后，可以向国家申请相应的专利，业务部门在对外交往时应注意其他企业侵犯本企业专利权的事件。对于符合向驰名商标的的商标要积极进行申请，在签订商标权使用、转让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企业的相关规定进行办理。
3.3 构建经营法律问题咨询机制
企业在市场经济经营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法律风险问题，企业要设立相应的部门来对企业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应对解决，由专门人员对其负责，对于出现的重大法律事件，由法律顾问提出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相对于企业员工来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也能为企业提供相应的参考。同时企业要由专门的负责人企业法律问题进行相应的管理，由企业的法务部门或顾问律师负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具体工作。在企业内部建立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来完善相关的劳动法律文件，并及时整理相关文件。由企业的业务部门对交易资料进行整理和保管，再出现变更等方面问题，会有相应的责任人来完成相应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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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
从创业投资运作的内在要求和国际经验看，完善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法律制度安排。
一、与创业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的主体按其组织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和“组织化的创业投资”两大类。前者系由分散的个人或非专业机构以其名义直接或通过委托方式间接从事创业投资；后者系由两个以上的多数投资者通过“集合投资”形成新的财产主体，再以新的财产主体的名义进行投资，由于它具备了国内所俗称的“投资基金”的本质内涵，故本质上即是创业投资基金。在以上两大形态的创业投资中，通过创业投资基金间接从事“组织化的创业投资”既有利于实现投资运作的专家管理，又有利于形成专业的创业投资市场。根据创业投资的特点，创业投资基金通常必须以公司或有限合伙的形式设立，因此，完善的《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是发展创业投资的首要前提。由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和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企业具有区别于一般加工贸易类企业的特点，所以，往往需要根据创业投资（基金）企业的特点，对《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进行适当修订；有时甚至需要在《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制定有关创业投资（基金）企业的特别法。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创业投资业之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得以快速起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台湾的公司法比较适用于创业投资基金，并于1983年根据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特点，制定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这部专门调整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法令。美国作为最早探索发展创业投资的国家，其创业投资之所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受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公司法》这部调整包括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在内的特别公司法，主要仅适用于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却并不适用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按照《投资公司法》及其配套的《投资顾问法》的规定，投资者超过14人的投资公司，不得实行业绩报酬。这一限制虽然有利于抑制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人的冒险投机动机（在证券市场上冒高风险通常能获得高收益，基金经理也随之将获得高业绩报酬；而一旦冒险失败，投资亏损却完全由投资者承担），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但对创业投资基金而言，却是不够公平的。因为，证券投资基金的单位净值可以通过市场得到体现，借助于市场本身即可较好地激励基金经理人（基金业绩好时，基金经理可以受托更多的资产；否则，基金经理将很难再管理更多的资产）；然而，对创业投资基金而言，由于它所从事的是长期投资，往往要5～7年后才能体现业绩，只好更多地借助于业绩激励来尽可能地解决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收益一致性问题。正是这种人为的业绩报酬限制及其他法律限制导致美国的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受阻。幸亏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可以逃避“投资者超过14人即不得实行业绩报酬”的人为法律限制并被视作免税主体，加之通过数次修订《统一有限合伙法》使得有限合伙引进了不少公司制度的运作机制；所以，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基金得以发展起来。
二、与创业投资基金募集方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且不具有公开信息的长期投资活动，所以，创业投资基金更适合于以私募方式募集资本。因此，完善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私募方式的法律制度同样十分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与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类型证券的私募（包括加工贸易类公司通过私下发行股票募集股本）相比，在募集对象、募集方式、募集程序和对募集对象的保护等方面都具有相同点，所以，世界各国均不是通过制定单行的《创业投资基金法》或《投资基金法》来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问题，而是通过《证券法》来对“私募条款”进行统一规定。
从国际经验看，为了切实避免并不具有风险鉴别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公众投资者被卷入各类私募活动中，有关私募活动的法律通常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是规定私募只能针对“合格投资者”（qualifiedinvestor）；二是投资者不超过一定人数（100人）。其中，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通常又是依据不同的国情而采用不同的标准。在财产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通常以个人或机构的已有资产和目前每年可获得的收入来界定；在财产制度不不够健全的国家，则通常以投资者一次性以其名义购买相当规模的私募证券（比如100万美元）来界定。
三、与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关的法律制度
与创业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的自身特点相适应，创业投资的资本来源只宜定位于具有以下特征的投资者群：一是勇敢而富有耐性，具有长期投资理念，最好是对创业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兴趣；二是具有较高风险鉴别能力；三是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按照这些要求，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主要宜定位于：（1）富有个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创业成功的富有个人；（2）大型企业；（3）人寿基金等各类保险基金；（4）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以上四大主要资金来源中，人寿基金等各类保险基金作为一种典型的风险资产，随时处于“理赔”风险中，对“安全保值”的要求高，但由于它们的资金规模大，故以较小比例（如不超过5％）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并不会造成整体性风险。银行资金对“安全性、流动性”的要求较高，所以，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资金不适合从事创业投资。但由于银行具有“资金规模大、资本实力雄厚”的优势，因此，将少比例的核心资本用作创业投资，并不会对银行总体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构成威胁。但是，由于保险基金和银行资金的使用往往要适用于特定的行业性法律，因而使得这些行业性法律制度直接影响着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所以，在考察创业投资法律体系时，还必须将《保险法》、《银行法》等行业性法律制度也包括进去。例如，在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都倾向于禁止商业保险基金（包括人寿基金）、银行资金直接从事投资业务。而随着金融业内部系统管理技术、风险控制艺术的提高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不少国家也正在逐步放开商业保险和银行运用部分资金从事投资业务的限制，从而拓宽了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美国的创业投资基金之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步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通过两次修订《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使得人寿基金能够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并且在受托人是否需要登记为“投资顾问”方面获得特别豁免。在英国，商业银行由于可以通过另行成立附属性创业投资公司或参股社会性创业投资公司的方式从事创业投资，故已经成为仅次于人寿基金的第二大创业资本来源。
四、与创业投资的投资运作方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为了分散创业投资过程中的高风险，一家创业投资基金通常必须对多个项目进行组合投资，因此，只有规定创业投资基金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才可能保证创业投资基金具有起码的组合投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创业投资作为一种谨慎而有耐性的投资，通常需要在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谨慎调查之后才会决定实际投资，因此，在法律上允许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资本分期到位，对于避免资本闲置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投资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发挥创业投资家的资本经营优势，为创业企业提供包括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与市场营销策略、物色战略合作伙伴和关键人才、部署融资安排和重构财务结构等多方面的创业管理服务，以培育和辅导创业企业快速成长和发展。美国和英国的创业投资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们特别注重在为创业企业提供股权性资本支持的同时，还提供重要的创业管理服务。美国的《投资公司法》修正案之所以将创业投资基金定名为“企业发展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Company），并将其界定为“投资于……非公开交易的证券，并且向这种证券的发行人提供重要而有效的管理帮助……”（见“InvestmentCompanyActofl940”修正案第二节第48款），即是为了引导“企业发展公司”能够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为了使“企业发展公司”切实履行提供创业管理服务的职能，《投资公司法》修正案甚至就“企业发展公司”所必须提供的“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具体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即：“（A）企业发展公司通过其董事、高级职员、雇员或一般合伙人，向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提供，并且经后者同意确实提供了有关管理、运作、经营目标与策略等方面的重要指导与建议；（B）独自或与其他企业发展公司一起共同控制一家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并对其经营管理与经营策略之制定具有决定性影响；（C）若企业发展公司是一家经小企业管理局批准并依据《1958年小企业投资法》运作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则可以向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提供贷款”（见“InvestmentCompanyActof1940”修正案第二节第47款）……此外，为了避免企业发展公司所提供的“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流于一般性的咨询服务，有关条款还就满足“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条件作出具体界定。若仅仅只是提供了一般咨询服务，则仍只能被视为“没有达到提供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要求。
创业投资公司应当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但为了避免其蜕化为控股公司，有关法律又通常规定其必须按照组合投资方式进行运作。例如，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不得超过其创司总资产的一定比例。这样，也便于创业投资公司适度地分散风险。
五、与创业投资的投资退出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区别于产业投资的显著特点是，产业投资以投资经营产品（或服务）为手段，以获取产品（或服务）销售收益为目的；而创业投资则以投资经营企业为手段，以获取转让企业股权后的资本增值收益为目的。因此，在所投资企业发育相对成熟后，创业投资就一定要适时退出。虽然创业投资退出的方式有推动所投资企业上市、私下转让所持股权，整体并购、创业者回购和清算等五种，但通过推动所投资企业上市的方式实现投资退出是最利于投资收益实现的方式，由于传统的股票交易所主要是为成熟企业提供上市融资的场所，上市门槛较高，通常必须有持续盈利业绩，因此，如果仅仅寄希望予主板市场，不仅不利于快速成长的创业企业上市融资，也不利于创业投资比较快地实现投资退出。所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设立有主板市场的条件下，还纷纷设立创业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的上市门槛较低相对应，创业板市场的运行风险也相对较高，故对创业板市场往往需要另行制定专门的运行与监管规则。所以，在构建创业投资法律体系时，还必然地涉及与创业板运行与监管规则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
我国创业投资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与创业投资业发达国家与地区都建立有完善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不同，尽管我国已制定有与创业投资相关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但由于在制定这些法律时没有考虑到创业投资的特点，导致现行法律体系并不适应创业投资业发展的要求，不仅较难为创业投资提供特别法律保护，反而在若干方面构成法律障碍，具体表现为：
一、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构架、资金募集以及创业投资运作与退出等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构架、资金募集及创业投资运作与退出等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不利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采用多样化的委托管理方式。创业投资公司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既可以体现在董事会与其经理班子之间，也可以体现在公司董事会与另一个专业的投资顾问公司之间。尤其是随着创业投资家队伍的发育成熟，一些规模较小的创业投资公司完全可以委托别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顾问公司代为其管理资产。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为自身资本规模小、难以请到一流的创业投资管理团队的问题，又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管理的规模效应。但现行《公司法》却仅仅为董事会与经理班子之间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
（2）多重公司行政机关可能导致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过高的制度成本。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公司法律都已实现权力结构中心从传统“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现代“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为了更好发挥经理人员的专家管理的积极性，在完善法人治理机制的前提下，正在赋予经理人员更多的经营自。为了提高运转效率、降低运作成本，可以授权股东大会自行决定精简不必要的公司行政机关。例如，当公司委托其他机构管理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就同时起着监事会的作用，因此，自然可以不再设监事会。但是，按照现行《公司法》，创业投资（基金）公司一律必须同时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也不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高效率。
（3）缺乏对经理人员或其投资顾问公司的激励机制安排。激励机制是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过程中信息高度不对称性问题的必要制度安排，而现行《公司法》并未为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可以实行业绩报酬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使得许多国有控股创业投资公司很难实行国际通行的业绩报酬机制。
（4）缺乏促进创业投资公司建立责任约束机制与成本约束机制的条款。创业投资公司除了建立起激励约束机制外，还通常必须建立起严格的约束机制。例如，通过设立有限的存续期（通常为10—15年），存续期一到便予以清盘，使得经理人员的经营业绩很快就水落石出，从而强化出资人对经理人的责任约束。通过规定固定的“管理运营费用”，约束经理人员将开支控制在一定幅度，从而建立起成本约束机制。但现行《公司法》却缺乏针对创业投资公司特点的类似条款，从而使得一些创业投资公司有可能通过做假账的方式将亏损无限期地掩盖。一些创业投资公司刚刚成立，首先想到的就是购买豪华写字楼和汽车，肆意挥霍投资人的钱。
2.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如前所述，创业投资（基金）公司通常只能以私募方式设立，但按照现行《公司法》，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却无法以私募方式设立。尽管《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募集方式”设立，但这里所谓“募集方式”特指“公开募集”；除“公开募集”外，股份有限公司就只能按“发起方式”设立。对有限责任公司，则只能采取“出资方式”设立。就加工贸易类企业而言，只能以“发起方式”、“出资方式”设立倒也并不构成大的法律障碍。因为，加工贸易类企业通常可以先由少数几个创业者以共同出资方式或共同发起方式设立后，再逐步增资扩股。然而。对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而言，在设立伊始通常就需要一定的资本规模，而仅仅靠少数几个投资者以共同出资方式或以共同发起方式设立则较难形成规模，所以，往往还需要由更多的并不参与具体设立事宜的投资者的投资。但由于这两类不同投资者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所实际拥有的权利并不完全相同（具体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拥有更多支配权，不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的权利则较易受到侵害），因此，如果不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应受到必要的监督并履行更多义务）来均衡这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就很难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现行《公司法》正是由于对出资方式和发起方式的规定过于笼统，才导致难以吸引民间资本加盟。目前已经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基金）公司主要仅限于少数几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共同出资或共同发起，其原因即缘于此。
3.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的投资运作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没有为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资本最低限额提供法律依据。为了保证公司拥有一定的责任能力并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现行《公司法》按照公司的不同性质，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做了规定。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需要高于所定限额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创业投资公司作为一种专门从事资本经营的特殊类型的公司，显然属于需要对其最低资本限额另行做出特别规定之例。但由于目前没有相应的法规来对其最低资本限额做出特别规定，导致目前一些地方性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规模过小。有些创业投资公司只有几百万的资本，由于抗风险能力极低，很难进行有效的组合投资，只能做一些短平快的项目。
（2）实收资本制度造成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闲置。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按照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应该说，在中国现行社会信用状况与法律制度环境下，这种实收资本制度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尽管它有可能导致资金闲置，但对于一般加工贸易类公司而言，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因为加工贸易类公司完全可以以较小资本金注册，然后再慢慢增资。然而，对于创业投资公司而言，一方面需要一定的资本规模才具有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现行的实收资本制将所有资本在注册时一次性注入，就必然导致资金闲置问题。
（3）对外投资限制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设立宗旨相违背。现行《公司法》第十二条所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这一规定不仅不适合于大型公司开展“公司附属创业”活动，更不适合于创业投资公司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投资能力。因为，创业投资公司通常是以自有资本对外投资，即使对外少量借款也能控制在适当范围；而且创业投资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获取资本增值，而不是如加工贸易类公司那样对外投资只是副业，主业仍是从事产品经营。所以，要求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不仅没有必要，也有违其设立的初衷。
（4）没有为以特别股票方式投资创业企业提供法律依据。与创业投资能够以可转换优先股等特别股权方式进行投资相适应，创业企业应当可以向创业投资机构发行特别股票。但我国现行《公司法》目前还只是为公司发行普通股提供依据。尽管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公司发行除普通股以外的股票可以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并没有就公司发行特别股票作出过规定。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如果创业投资公司以可转换优先股等形式进行投资，就必然面临缺乏法律保护的问题。
（5）没有为创业投资公司的组合投资方式提供法律规范。由于《公司法》未能针对创业投资公司制定组合投资规范，导致了不少创业投资公司在实际运行中演变成了投资控股公司。
4.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的投资退出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按照1999年《公司法》修改前的有关条款，公司只有具备了3年持续盈利业绩后方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这种高门槛显然既不利于高速成长中的创业企业通过公开上市的方式融资，也不利创业投资快速实现退出。尽管1999年底在修改《公司法》时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另行规定”，但由于无法对“高新技术”进行准确的法律界定，也不宜以科技含量作为公司能否上市的标准，所以，这种修改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不决定分两步建成创业板，即第一步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推出“中小企业板”，待《公司法》修改后再降低门槛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
二、《合伙企业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结构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目前国际上的合伙企业立法纷纷借鉴公司的三大机制来实现合伙企业的自我完善：一是赋予合伙企业以法律实体的地位，便于合伙企业更好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二是允许合伙人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类似公司股东大会的作用，从而使所有合伙人都能在一定条件下参与合伙事务的重大决策；三是允许合伙人对合伙进行派生诉讼，从而更好地保护各类合伙人的权益。但我国现行的《合伙企业法》还仅仅停留于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小作坊式的加工贸易类企业提供法律规范的地步，无法满足创业投资基金对企业组织结构的要求。
2.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按照现行的《合伙企业法》，创业投资基金如果按合伙形式设立的话，就只能按普通合伙企业形式，而无法按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由于合伙人仅仅限于自然人，从而使得最适合创业投资基金特点的机构投资者无法参与创业投资合伙基金。由于《合伙企业法》要求所有合伙人必须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使得并不具体参与合伙事务的合伙人由于惧怕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不敢投资于合伙企业。
三、《证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私募作为一种与公募相对应的直接融资方式，在西方资本市场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由于私募市场上的投资者通常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和较高风险鉴别能力，所以，只需规定投资者的资格，以确定谁是“合格投资者”，投资风险就完全可以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对发行主体，则通常是豁免审查。由于通过私募发行的证券仍然属于证券范畴，因而在国外普遍通过《证券法》等法律一方面规定“合格投资者”的条件，另一方面设立“发行主体豁免审查”条款。这样，既充分发挥成熟投资者的风险自担作用，又能回避政府的行政干预，而且还能确保正常的市场秩序。但在我国，由于出台较早的《公司法》没有为公司私下发行股票等票券提供法律依据，导致后来出台的《证券法》也仅限于对公开发行证券进行相应的规定，对包括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股票在内的各类证券的私募则未能设置任何规范性条款。因此，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私募得不到《证券法》的法律支撑。
四、《保险法》、《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在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根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尽管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这一活口，经国务院批准，目前保险资金可以部分地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但要使之能够通过创业投资（基金）企业间接从事创业投资，则又受第三款“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的限制。尽管2002年我国对保险法作了一些修订，但修订后的保险法依然禁止保险资金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依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2003年，该条虽然被修订为“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纪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然而，由于目前并没有为商业银行可以向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投资制定特别规定，使得商业银行还无法成为创业投资资本的现实来源。
尤其是在利用外资来我国设立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方面，更是存在许多的障碍。本来，国外资金通过创业投资公司来我国从事创业投资，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外商直接来我国投资办厂或是设立以投资办厂为目的的产业投资控股公司。后者是一种直接投资行为，可能直接控制国内企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前者却只是一种财务性投资，即投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从财务上获得资本增值，一旦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不再具有高成长性时就会立即撤出，因而不会造成对所投资企业的控制，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此而言，以创业投资方式吸引外资可以说是引进外资的一种最佳方式，但是，由于我们对外资以创业投资方式来中国投资的意义缺乏足够认识，导致不仅没有任何鼓励性政策，反而对其存在着种种歧视。例如，在我国设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但根据2003年出台的《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却“不得享受税法规定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待遇”。］
建立健全我国创业投资法律体系的对策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当前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创业投资法律体系。
1.尽快出台《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部分解决创投基金的设立与投资运作问题。
从根本上讲，必须对《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进行全面修订，才能彻底解决以公司和有限合伙形式设立与运作创业投资基金的法律问题。但是，由于全面修订《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非一日之功，比较现实的选择便是根据《公司法》中的“国务院另行规定”条款，另行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以部分解决创业投资基金按公司形式设立与运作的法律依据问题。
为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对组织结构的要求，一是可以在现行《公司法》框架下，制定允许创司可以聘请投资顾问机构等法人担任“经理”的条款，以实现创司的委托管理。二是在《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下，分清董事会和经理班子（或受托管理的投资顾问机构）的权利义务，通过赋予后者更多的经营权来提高投资决策效率。三是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实行业绩报酬的条件与方式，帮助创业投资企业建立激励机制。四是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事先设定固定的存续期限和管理运营费用比例，从而为创业投资公司建立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成本约束机制提供法律依据，由于《公司法》并没有禁止可以设定如上规定，所以，通过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来设置如上条款，并不违背《公司法》。
同上道理，为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募集资本的要求，可考虑创业投资公司在发起设立和出资设立过程中，由“主要发起人”和“主要出资人”对创业投资公司的设立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补“主要发起人”和“一般发起人”、“主要出资人”与“一般出资人”存在权利义务不对称性的问题。
为了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投资运作要求，一是可以依据“国务院另行规定”条款，设定创业投资公司在设立之初即要求一定规模的资本额，从而确保创业投资公司具有起码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实行与实收资本制并不必然冲突的认可资本制，即允许创司在设立之初必须注册一定规模资本的前提下，可以在运作过程中随时增资扩股，每一次增资扩股之后只需报管理部门认可，而无需经管理部门审查批准。这样，既减少了审批环节，又不至于导致资本闲置。三是可以依据现行《公司法》所设置的“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可以不受对外投资比例限制的条款，明确“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以全额资本对外投资”，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创业投资公司的投资功能。四是根据《公司法》的“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种类股票，另行作出规定”条款，明确创业投资企业所投资的企业可以对创业投资企业发行“可转换优先股”，“特别投票权普通股”等特殊类型的股票，以促进创司以股权形式进行投资，并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五是在组合投资规范方面，以创业投资公司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不得超过创司总资产的15％较为合适。这样，既避免其蜕化为产业投资性质的控股公司，又使创业投资公司能够相对集中地投资。
2.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相关条款的修订工作。
如果《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能够尽快出台，则可以比较从容地在《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实施过程中，结合创业投资的特点，研究如何修订《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在修订《公司法》时，应积极研究借鉴国际公司立法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原则，适当下放董事会的权力，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基金管理人的作用。对于另行委托专业性管理顾问公司管理的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不再设立监事会，而是由董事会代行监事会之职，从而降低创业投资公司的制度成本。在修改《合伙企业法》时，应当借鉴国际社会有限合伙立法的经验，允许新创设的有限合伙制度从起步伊始即可借鉴公司的制度优势来实现自我改造，从而较好地克服传统有限合伙制度的弊端。一是明确有限合伙的法律实体地位，以便有限合伙企业能够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和责任。二是强化合伙人会议制度，使之有条件地发挥类似公司股东会议和董事会的作用，以便有限合伙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合伙事务，三是借鉴美国的“有限责任有限合伙”经验，在特定条件下允许普通合伙人也只需承担有限责任。四是借鉴引进美国公司的“派生诉讼”制度，允许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进行诉讼，从而更好地保护有限合伙的权益。
3.修订《证券法》，从根本上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问题。
在适当时机修订《公司法》，允许公司可以私募股本的同时，借鉴国外制定《证券法》的经验，在我国的《证券法》中规定各类证券的私募方式和募集对象，以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在国内尚未建立起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设立最低投资额度（比如500万元人民币），来确保只有相对富有的个人或机构成为私募对象，为了避免私募范围过大，还可设定投资者人数不超过100人。
4.进一步修订保险法、银行法，拓宽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
随着国内保险资金运用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以及保险机构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应不失时机地进一步修订《保险法》，允许保险公司可以以不超过5％的比例，将资金投资入股到创业投资公司或通过委托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顾问公司运作。在国内银行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还应进一步修改《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将它的资本金投资入股到创业投资公司或通过委托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顾问公司运作。在《商业银行法》未进一步修订前，可考虑通过《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这种特别行政法规，允许银行以不超过5％的资本投资于创业投资企业。此外，应尽快修订有关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商以创业投资方式来我国投资。
5.结合“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的进程，修订《公司法》中的公司首次公开招股条件款项，为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扫除法律障碍。
在“中小企业板”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及时总结经验，研究制定一个比较适宜的创业板上市资格标准，并基于该标准修改《公司法》，以便更多具有成长性的创业企业能够通过创业板融资，并更充分地发挥创业板市场对于创业投资退出的作用。
我们相信，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工作，我国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一定能够扎扎实实地构建起来。至于国内不少人士正在呼吁制定《风险投资法》，则既不具有可行性，也没有必要性。一方面，由于任何一部法律的调整范围都只能限于可以准确界定的对象，所以将包括“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在内的各种形态创业投资都囊括进《风险投资法》就势必无法操作。另一方面，除了对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化的创业投资需要通过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之类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它的组织结构外，对各种“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则只需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就足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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