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案件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法案件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刑法案例教学法更多模式的探索

    (一)师生互动模式师生互动模式,即师生共同参与案例讨论。强调师生互动式的教学理念,是一种改变课堂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的主导地位,创造出师生平等、合作、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师生在知识、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实现教学相长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它的本质是平等与相互尊重。③既包括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为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某个刑法知识和理论,在讲授理论之前先提出一个引例,将案例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和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再由教师总结、讲解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模式,这是在刑法教学中经常运用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学生主导式的刑法案例讨论模式,即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课前自主搜集、整理、分析案例材料,上课时由主讲学生介绍案情,从定罪、量刑、社会影响等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其他学生参与讨论,之后由教师总结点评的教学方法。笔者在本学期刑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运用学生主导式的刑法案例讨论的师生互动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积极参与,表现出极浓的学习兴趣。过程中始终贯彻“三个互动”,即课前互动、课中互动和课后互动。课前互动是指在教师指导下由主讲学生选择有讨论价值的典型案例,研究案例本身及其涉及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理,师生都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并提前将案例通过QQ群发给学生,使学生充分了解案情,启发学生思考。课中互动是指,在课前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共同参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笔者一般让主讲学生先用五到十分钟时间先陈述案例、提出问题,再其他同学共同分析、讨论案例所涉及的刑法问题,最后由笔者针对案例和学生的讨论作总结发言,更进一步分析案例,补充漏点、纠正错点。指导学生发言、辩论技巧。学生针对教师的总结,也可以提出质疑,大胆发言时行辩论,以求得真知灼见。课后互动是指如果学生对所讨论案例仍有疑惑或有更深的思考,可以课后在学生之间继续讨论,或者请教教师。在互动教学模式中,教师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善加引导、控制好课堂讨论节奏、避免学生讨论偏离主题。二是要进行合理的成绩评定,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给其打分,在平时成绩上加分,以激励学生学习热情。(二)教师对抗模式教师对抗模式、又称同台竞技法,是指在刑法案例教学过程中,由两名以上教师针对同一刑法案例,从不同角度提出观点,互相争辩、学生也可以提出见解、参与案例讨论的刑法案例教学模式。此教学模式借鉴了律师在法庭审判中针对同一案件,根据相关法律,分析案件、提出证据、互相辩论以证明各自主张成立的法庭辩论模式。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把法律视为一种实践理性,强调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能性、职业性的独特理念,④具有如下特点:(1)形式上由两名教师主导,多名学生参与。(2)内容上以案例为载体开展教学。(3)核心环节是教师之间针对同一案例进行辩论。(4)以培养学生法律思辨能力为宗旨。现以一堂刑法课为例,介绍笔者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教学内容:刑法案例分析教学老师:法学系崔征老师和吕天宇老师教学对象:法学09级本科生案例来源:杭州胡斌飙车案案情简介:2009年5月7日晚,19岁的胡斌驾驶红色三菱跑车在闹市区超速行驶,将正在穿过斑马线的25岁浙大毕业生谭卓撞死。首先由笔者简要介绍案情并提出问题:胡斌交通肇事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当时这个案例新近发生,社会影响很大,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该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积极踊跃发言。几乎全部学生都能准确认定胡斌构成犯罪,但对以何罪名定性有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分歧。两名教师对此也存在分歧,分别主张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进行定罪,并各自进行分析和辩论,辩论的焦点是被告人胡斌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故意还是过失?笔者认为胡斌在闹市区驾驶改装的跑车超速行驶,明知可能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而放任可能致人死伤的危险,其行为方式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构成中要求的“危险方法”,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吕老师则认为,胡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超速行驶,造成一人死亡并负事故全部责任,主观方面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在社会危害程度及量刑方面两名教师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危及公共安全;吕老师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案件,只不过由于被告富二代的特殊身份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过重。学生针对被告主观方面和行为社会危害性以及量刑问题也各抒己见。最后笔者总结:通过这个案例帮助学生们掌握分析案例的基本方法,运用犯罪构成的工具,从定罪和量刑两个角度展开,注重疑难、相近罪名之间的辨析,比如本胡斌案中对被告主观方面的把握是准确认定犯罪性质的关键,故意和过失的不同心态在罪名上有很大和差异,量刑上也不同。这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两名教师同台竞技,使学生对交通肇事案件应如何定罪量刑有了全面、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受到学习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启迪。教学形式新颖,课堂气氛活跃,是学生获得演讲、辩论技能的绝好锻炼机会和途径。(三)模拟实训模式模拟实训模式,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活动。通过亲身参与,将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通过分析和研究案例,模拟案件的处理,解释法律规定,掌握案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了解熟悉法学理论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笔者每个学期中后期利用课后时间指导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实训,大致流程如下:1.前期准备(1)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利用网络或其他途径(如法院案卷),自主确定案件及参与所需总人数。(2)确定案例后根据具体案件性质进行参加人员的选拔。(3)准备开庭所需要的司法文书,证据材料和手铐等道具,介绍庭审程序,讲解有关的法律基本知识,提供有关的资料和训练辩论技巧。2.模拟法庭庭审(1)由主持人通过PPT和播放学生事先自拍的DV短片简要介绍案情,以吸引学生学习兴趣。(2)介绍参加人员。(3)按照我国现行法庭审理的正规模式进行模拟庭审。即庭前准备、宣布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合议、宣判,闭庭的法定程序。3.指导教师和聘请的法院法官、检察官或职业律师现场点评指导模拟法庭实训活动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实践空间,有利于培养法学专业学生实务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提高专业素养和综合素养。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模式活跃而有序,学生参与热情高,教师从中也受益良多,也督促教师关注实践,提高自身法律实务处理能力。

    选编刑法教学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不同模式的刑法案例教学对案例的组织和运用方法不同,前文已论及,此不赘述,仅介绍如何选编案例,好的教学案例应当具备如下特点:(一)针对性刑法案例的选编应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需要,有的放矢。不同案例教学模式对案例的要求不同,如学生主导式的师生互动模式由于时间所限适宜选取小案例,教师对抗模式时间相对充裕可以选择有一定争议的中型案例,而模拟法庭由于按照真实庭审规则进行,适宜选取案件内容丰富的大案例。(二)典型性刑法案例的选编要注重案件事实与所蕴含法律知识、法律规则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力求真实,真实的案例易激发学生深厚的学习兴趣,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等,学生感兴趣,积极发言,课堂气氛活跃。(三)启发性刑法案例的选编必须使案例蕴含具有法律价值和疑难性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诱导学生深入探究,鼓励学生对现有法律知识进行质疑和辩驳。如广州青年许霆案,许霆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万元后潜逃,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具有一定的疑难性,是民事的恶意占有、还是刑事上的盗窃罪或者盗窃金融机构罪?学生对这类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很感兴趣。(四)新颖性刑法案例的选编必须在形式或内容上新颖,给学生以新鲜感,激发其学习兴趣,尽可能地选取新类型案件或者疑难案。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近年来网络上出现的“”现象。如北京一家庭妇女以E话通方式在网络上与多人进行“”的中国首例“”案,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趣。笔者对刑法案例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和探索,略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

篇2

案例一.2006年4月21日晚上10点左右，许霆与同事来到打工单位对面的自动柜员取款机旁，用自己的工资卡取钱，原本只想取一百元钱的许霆，取款机竟然吐出了1000钱。当许霆再次把卡取款机，查询自己的余额，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余额只少了一块钱。他决定就再试试看，反复取款50多次后，原本卡中只有170多元余额，许霆竟一口气从自动柜员取款机里取出了5万5千元。22日凌晨1点左右，许霆和同事再次来到自动柜员取款机前，许霆用自己的工资卡又一次连续取款102次。只有170多元的银行卡，被许霆在自动柜员取款机上一共取出了17万5千元，他的同事则取款1万8千元。4月24日下午3点，许霆离开单位，回山西老家。就在许霆离开广州的同时，广州市商业银行发现了这台自动取款机的异常情况，根据许霆办卡的记录，很快查到了许霆。2007年5月22日，许霆在他出差经过宝鸡火车站时，被公安民警抓获。

案例二.陈明应.饶金桃[夫妻]二人从电迅公司购买一台电话座机的同时电迅公司赠送给他们一张电话充值卡.但当他们给电话充话费是确发现每次给电话充值都提示<操作失败>.但他们很不干心,当查自己电话的话费时确发现自己的电话话费多出好几千块钱.也就是说每一次输入卡号密码确定都提示<操作失败>但每次只要有这样的提示时就能充值一百元的话费.但这张卡只有一百元[确能不断的充话费]他们二人知道这种情况后并用它来非法对外营利.给昆明市的话吧们充话从中获利几十万元.电迅公司发现后报案.最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如何认定罪名.

从案情来看这两件案例性质是样的,区别就在于第一个案例是用银行卡.第二个案例是电话卡.两案的共同点就在于该卡都存在着缺陷就是没有了限额.对于这两个案件社会引争议.笔者认为:这两个案件虽在行为上有所不同但是属于利用合法办理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并给银行和其他公司[单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那么,在刑法上这种行为构成什么罪名呢?

有观点认为:构成了刑法当中的[盗窃罪].持这一观点者认为:(2).盗窃罪并不以秘密为必然，即一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都是盗窃行为。盗窃既可以是秘密的行为也可以是公开的行为。行为人在众目睽睽下，以平和的方式，违法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包括单位）占有的行为同样构成盗窃罪。[3]例如，甲和乙共谋盗窃乙所在的建筑工地的材料。某星期日，甲与乙开车去工地，将一些建筑材料运上汽车。丙见状，上去询问，乙谎称材料有问题，需调换，丙当时并未阻拦。甲与乙运走价值2000余元的材料。事后，丙向领导汇报此事。对甲与乙的行为宜认定为盗窃罪。在此案中，许霆以平和的方式，违法财物占有人即银行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应当认为构成盗窃罪。

那么,是否他[她]们真的构成[盗窃罪]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盗窃罪的概念和特征:(1).盗窃罪在客观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窃取。从“窃取”一词的构成来看，它是一个偏正词组，“窃”是“取”的限定词，即限定“取”的方法或手段是“秘密”，而不是“欺骗”等。“窃”是手段行为，“取”是结果行为。一般都认为“取”是秘密“取走”、“拿走”或“窃走”等。我们认为，使用“取走”、“拿走”等提法尚不能揭示窃取行为中的结果行为“取”的特征。因为，许多盗窃对象是行为人无法用“取走”、“拿走”的方法获得的，如电力等能量。还有一些盗窃对象，不需使用“窃走”或“拿走”的方法，行为人即可以将他人财产化为己有，“如偷打电话等。因而，”窃取“行为中的”取“不能解释为”取走“或”拿走“等，而应解释为”据为己有或他有“，即改变原来的所有状态或持有状态。因而，所谓”窃取“就是秘密占有，即行为人采取不让人知晓的方法，将他人财产据为自己所有或他人所有。它具有如下特征

1.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不让人知晓的故意。

2.行为人实施的是不让人知晓的行为，即行为人在客观上，是以避开他人知道的方法获得财物，这是行为人主观故意在客观上的反映。

3.窃取行为，主要是针对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而言。

4.窃取行为主要是针对实行行为而言。

5.窃取行为在客观方面还表现为获取财产时未使用暴力，未经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同意或交付。

(2)、从财物的物理属性来看，盗窃对象应当是能够被人们通过秘密手段利用支配或转移的财产。不能通过秘密手段利用支配或转移的财产，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案件的行为人都使用的是合法有效的途径办理了银行卡或电话卡.也就是说:在相对人(银行.其他单位)未发现时,行为人提取的银行现金或充值的电话话费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不存违法行为.如果要构成盗窃其主观上行为人应当以非法占有公私财产为目的,制做银行卡或电话卡成为以非法目的掩盖合法行并秘密的占有或转移该财产化为己有.如:甲去一个好友家看见朋友家里放有很贵重物品(金银.手饰).但要想拿到该物品就必有乙(好友)的保险柜的钥匙.甲利用乙不注意时复制了乙的保险柜钥匙.去制备了该保险柜钥匙后,当甲再次去乙家的时侯慎乙不备时用已复制好的钥匙拿走乙保险柜里的金银.手饰.这就很典型的盗窃案.首先就是以违法行为为前提.因此上述两个案例不应以盗窃罪来认定.笔者认为.刑法从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法条已跟不上社会腾勃发展的经济时代的步伐,应当修改刑法加入针对这一行为的刑事罪名的认定和量刑.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

该条的规定更符合用来认定以上这两个案例的罪名.但该条显然是限制适用范围的,规定得很明确只有该条规定的这三种情形才能用该条规定来定罪处罚反之则不能适用该条规定.但该条确起到了借鉴的作用.理由有二:一.该条的规定前提是以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如;代为保管他人财产其本身他的身份应为合法.只有代管人身份属合法你才会把你的财产交给他来代管.之后他才能构很容易非法占有该财产.但前提是,不能以代管为名占有他人财产如果是这那另当别论了.

二.认定罪名值得借鉴.上述案件应以''''非法占为己有.应认定为(非法占有公私财罪)来对以上案件定更为准确.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这两个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银行或者其他单位都存在着过错.就因该行为的过错才让持卡人意外发现后将其财产非法占为己有的.而这种情况只要银行或其他单位认真审查管理就不会出现这种责任.因此,如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话也应当追究银行或其他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也就是说银行或其他单位由于自己管理不完善未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以(过失至此持卡人受到刑事处罚罪)来追究银行或其他单位的刑事责任.这样规定有力于银行或其他不重视管理造成的刑事犯罪.因为,持卡应是弱者当单位发现这种不正常行为时单位可以让持卡一错再错放任该行为的出现等到持卡达到最严重时我(银行或者其他单位)在去报案这样才能让你受到最重的刑事处罚造成了恶性循环的效果.

立法构思.

笔者认为:应当在刑法的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当中增加一条持卡人利用该卡存在的缺陷非法提取银行.金融机构现金或者非法消费其他单位发放的消费卡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构成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单位由于管理疏漏未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造成持卡人受到刑事处罚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依据前款规定量刑处罚.

参考资料.

一.案例一.浅析许霆案.

二.案例二.CCTV_1.(今日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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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2013年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正式施行，本文以该司法解释为切入点，试论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的法律依据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正。《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犯罪立法做了较大的修正，严密了刑事法网，加大了处罚力度。具体表现为：一是对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了修改。如取消了刑法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 “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构成要件，使该罪由状态犯变为行为犯；对刑法第143条的修改将“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改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将“食源性疾患”修改为“食源性疾病”。二是对刑罚部分进行了完善。如第141条、第143和第144条都取消了单处罚金刑和比例式的罚金刑适用标准。另外，针对第141条、143条增加了适用较重刑罚的条件。除“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除“致人死亡”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同时，在刑法第144条中的基本量刑档中删去了“拘役”的规定，第二档情节条件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降低了处罚的门槛。三是增加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加了一条作为408条之一，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解释》对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的完善。《解释》明确了相关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了相关罪名的司法认定标准，统一了新型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明确界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从严惩处食品滥用添加行为；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首次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依法惩治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行为；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以及食品虚假广告犯罪。

二、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

《刑法修正案八》及《解释》对食品安全犯罪做出的调整，是对近年来食品安全犯罪严峻形势和公众要求严惩食品安全犯罪呼声的回应，也是实现了与《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有机衔接，但是，现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与我们“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求还是存在差距的，仍有一定的缺陷。

（一）刑法调控范围过窄。我国现行《刑法》的食品安全犯罪仅规定了两种行为方式即生产和销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四章规定的却是生产和经营,两者规定并不一致。其他法律形式对食品安全的保护只能起到补充作用,而刑事法律却为我们守着食品安全的最后底线。因此,我们要根据食品的分类管理来确立刑事保护的范围和程度,而不是一味地放纵,让昧心的生产经营者逍遥法外。

（二）与行政立法衔接不畅。由于目前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的执法部门多且行业标准不一，给不法分子造成了可趁之机，故应该统一执法部门及力度，减少真空区域及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食品安全标准的不统一，也给司法鉴定带来一些困扰。

（三）将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设置为故意不利于全面打击犯罪。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故意，主观过失则不构成相应罪名。《刑法修正案八》中也未涉及到食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犯问题。事实上，在食品生产领域，由于生产、经营者等相关人员安全意识的淡薄及能力上的原因，难免会因业务过失引发食品安全事故。比如在食品原材料采购领域，采购者可能因懈怠、人情等原因不尽职履行查验义务。再如在食品生产、运输、储存过程中，由于责任人的疏忽可能导致食品变质、过期、混入有毒有害物质，都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安全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因此从业者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注意义务。过失犯罪由于缺少立法规制，不能以生产销售假药等相关罪名惩处，而只能按重大责任事故等罪名处理，这样一来，刑罚相对就较低了，这不利于全面、有效打击食品过失犯罪。

三、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完善

如果在刑法分则中设专节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那么应当在现行基本犯罪和延伸犯罪的基础上增设相关罪名等，以此完成罪名设置层面的完善。

（一）增设新罪名。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在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不匹配。例如：《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而对系列主体规定了如召回不安全食品等系列义务，但刑法未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将不作为规制为犯罪，更未将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故应当增加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等不作为型犯罪，以促使生产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召回，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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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院信息系统以及电子病历系统的日益成熟，使医学数据存储量与日俱增，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以这些数据为基础，研发居民健康档案的管理与数据分析系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在详细分析了居民健康档案的数据构成的基础上，设计了健康档案管理与健康状态分析系统的总体流程，基于JavaEE架构，实现了双终端访问接口，在健康档案管理与数据分析系统构建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进一步挖掘“居民健康档案”数据的价值。

 

关 键 词：居民健康档案；JavaEE架构；UML语言；数据管理与分析

中图分类号：TP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多年的医疗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在各大中医院中的应用日益成熟，产生了大量的医学数据，然而这些数据的获取、转换、存储和传输目前主要局限在医院的日常事务操作，并作为历史数据存储在各基层医疗机构，其中拥有合理的数据结构和充足的数据量。利用这些数据开展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体现对医院管理、疾病诊断和治疗以及医学研究等的价值，是近些年信息技术领域和软件开发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人为本”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广泛接受，每个个体都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状况并致力保证自身健康水平，使得基于已有的大量医疗数据完成健康档案的建立与管理的工作成为全社会普遍关心和着力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居民健康档案的计算机化管理[1]在卫生部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居民健康档案[2]是居民健康信息的有组织的系统化信息，主要用于帮助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掌握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而分析居民的身体健康问题，预测流行病的爆况并筛选出高危人群，从而开展有针对性的治疗。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服务部门还可以通过健康档案获取居民的基本身体健康状况，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有效的、便捷的和较为连续的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提高医疗服务行业的资源利用率。

 

本文在详细分析了居民健康档案的数据构成的基础上，设计了健康档案管理与健康状态分析系统的总体流程，基于JavaEE架构，实现了双终端访问接口，在健康档案管理与数据分析系统构建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2 健康档案系统数据分析

项目组仔细研究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电子病历数据规范》等与健康档案相关的数据与管理规范，查阅了国家医疗卫生部门制定的相关数据标准，确定了本项目研究的健康档案数据的核心内容，其中的数据信息主要有居民个人基本信息、常规健康体检信息、关于重点观察人群的健康状况以及相关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数据。居民个人基本信息中的数据项包括索引编号、姓名、家庭住址、个人收入等基本信息，以及与健康状况有关的血型、家族病史、药物过敏史、残疾情况等相关信息；常规健康体检信息中的数据项包括一般健康状况、身体检查、生活方式、住院情况等；关于重点观察人群的健康状况信息主要包括三十六个月内出生的儿童、孕产妇、年长者和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等群体的有效健康资料；相关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数据信息包括医务人员接诊以及疾病诊断过程中产生的文字和影像资料等。

 

目前，通常以表格方式对居民健康档案数据进行组织与管理，分为居民健康档案封面、个人基本信息表、健康体检表、接诊记录表、会诊记录表、双向转诊单、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卡等数据。通过对这些医疗信息内容以及结构进行研究与分析，以XML作为健康档案数据的表示与存储的基础，遵循HL7标准，构建了健康档案数据模型，用以存储居民健康档案。

 

3 健康档案管理模式

通过对健康档案数据以及健康档案管理业务与流程的详细分析，仔细研究了《健康档案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健康档案基本数据集编制规范》、《健康档案公用数据元》等标准与规范[3]，多渠道获取各类人员对健康问题的关注角度与关注点，基本明确了健康状态分析系统业务处理的高层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系统业务处理的大体逻辑模式，即“安全性认证+数据录入与导入+数据统计分析与展示+健康水平评价”的模式。

 

本系统主要是以健康档案数据管理为基础，实现高层数据处理功能（如各种查询和统计工作），因此健康档案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安全性是本系统能够得以正常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在进行健康档案数据录入和修改之前，必须通过一定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进行必要的安全性认证，在进行健康档案数据录入时，系统必须要实时地进行多种数据正确性的校验，保证系统内数据的有效性与权威性。

 

4 系统实现

系统开发采用面向对象开发方法[4-5]，以Windows XP为操作系统平台，基于JavaEE架构[6-7]，实现了系统的主要功能。居民健康档案系统主要包括对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和健康信息等的管理功能，个人健康档案创建界面如图1所示，基本信息包含了身份证号、居民姓名、民族、籍贯和出生日期等相关信息，家庭信息包含了家庭成员、家庭住址、成员关系等相关信息，健康信息包含了血型、家族史和遗传病史等个人特征信息，这些信息为后续服务提供依据。

 

居民健康档案信息以XML格式存储，以便与Agent获取的其他健康数据进行整合，健康档案信息的XML数据存储如图2所示。

个人身份证号是个人信息检索的索引，使用个人身份证号定位到个人的相关信息，通过个人信息检索获取个人健康档案资料，个人健康档案资料主要包括血型、历史疾病、手术和家族史等。统计功能用于实现对个人健康数据，如血型、血压、血糖等的统计分析，图3为系统对血型和HR对比后的统计界面。

 

5 结论

通过健康档案管理与数据分析的研究与系统的构建，明确了健康档案数据的基本构成，进一步明确了健康档案管理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健康档案数据的利用价值，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自身健康管理的参与意识；健康状态分析系统的运行与应用，实现了个人健康信息的综合管理与多样化展示，充分利用计算机硬件平台和移动终端硬件平台，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有效的健康信息服务，达到了预期目标。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居民健康档案管理[EB]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3799.htm

[2] 卫生部. 关于规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的指导意见[EB]

http：//baike.baidu.com/view/3059030.htm

[3]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管理规范[EB]

http：//wenku.baidu.com/view/7ff5c909763231126edb1139.html

[4] Grady Booch，著[美].邢春丽，译.面向对象项目的解决方案[A].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5] Peter Eeles，著[美].尤克滨，等，译.基于RUP构建J2EE应用[A].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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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各类学校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在为一个个生命的逝去痛心疾首、加大学校管理力度的同时，追寻事故发生的原因便成为制定相应管理制度的前提与根据。作为一位一线教育工作者，虽不能在宏观的角度做全面的分析，但却可以以自己多年工作的点滴积累与广大教育同仁交流学习，以求达到在课程改革与新时期教育发展道路上的互相砥砺。通过个案分析我们发现：建立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教学顺利开展，杜绝一些人为因素引起的偶发事件发生的前期与基础。

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既是新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的前提和条件，又是新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的内容和任务。师生关系问题虽然比较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做了一些有效的探索，但是，从整体上说，师生关系的状况任然难以令人满意，师生之间情感冷漠、缺乏沟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当前，在学校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的问题主要是：师生之间的权利义务比较混乱，学生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许多教师没有把学生作为一个有独立个人权利的社会人来对待，经常有意无意地侵犯学生的个人权利，特别是侵犯学生人身方面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学生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忽视、侵犯学生的权利，必然会导致师生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师生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还表现为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为学生筹划一切，包办代替。这从表面上看是教师事事关心，实质上是忽视学生的独立性，不让学生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论是侵犯学生权利还是包办代替，都不是恰当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缺乏积极的情感联系，不仅使得一直为人们所珍视的师生情谊黯然失色，也使教学活动失去了宝贵的动力源泉。更有甚者，因师生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处理不当，为教育教学活动埋下安全隐患。

优化师生情感关系，重建温馨感人的师生情谊，是师生关系改革的现实要求。新课程的推进要致力于建立充分体现着尊重、民主和发展精神的新型师生关系，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树立教育民主思想

民主平等是现代师生关系的核心要求。民主思想首先要求教师承认学生作为“人”的价值。每个学生都有特定的权利和尊严，更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需要。其次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这种尊重既表现在对学生独特个表现的接纳和需要的满足，又表现在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学生自由充分发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体验到自己作为人的一种尊严感和幸福感。

2 提高法制意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

法制意识淡薄，认识不到学生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侵犯学生权利现象屡屡发生和广泛存在的内在原因。所以，教师一定要提高法制意识，明确师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要加强教育制度建设，使师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明晰并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规定，切实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

3 加强师德建设，纯化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一种教育关系，即一种具有道德纯洁性的特殊社会关系。我们教师应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抵御不良社会风气侵蚀的积极性和能力。同时，也要更新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从而为师生关系的纯化创设有利的教育环境。

4 真情对待学生，关心爱护学生

要建立良好的师生情感联系，教师必须真情付出，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公平地对待学生，不能厚此薄彼，尤其是对于学业成绩不够理想的学生，教师要多鼓励，多关怀，相信他们的潜力，切实帮助他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则要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引导学生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反省自觉地改正错误。如果教师对学生过分挑剔、死盯住学生的缺点和错误不放，就容易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古人云：“责人要含蓄，忌太深；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教师的真情投入，必定会得到学生的真情回报。

5 展现教学过程的魅力，品味教学成功的喜悦

通过联系学生学习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情感体验，改进教学活动，使教学过程充满情趣和活力。对于灵活性较大的教学活动，教师完全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教师的“为”表现在原则性、方向性的把握上，“不为”体现在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和时间、空间上的自由，对他们的活动不随意插手，不随便干预。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又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新性，还有利于发掘学生内在的潜力。总而言之，注重教学活动的多样性，展现教学过程的魅力，提高教学活动的吸引力，这是优化师生情感关系的重要策略。

6 完善个性，展现个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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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执行救助，是指案件在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当前确无履行能力，致使案件不能执行，而申请执行人生活确有困难时，给其一定的款项以解决生活急需的一种司法救助行为。

第三条执行救助基金实行政府主导、部门支持、社会参与、封闭运行的筹资和管理机制。

第四条执行救助基金从下列渠道筹集：

（一）市财政每年划拨5万元；

（二）市民政局每年筹集一部分；

（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捐赠。

第五条市政府成立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委员会由市政府市长任主任，常务副市长、联系政法工作的副市长为副主任，市政府办公室、法院、财政局、民政局、审计局、监察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法院执行局，作为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并向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提出基金使用方案。

第六条执行救助金的发放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执行案件具有给付内容；

（二）法院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而申请执行人又无法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及线索的案件；

（三）申请执行人家庭生活确有困难，无固定收入和其他生活来源，且经当地居委会、村委会或其他基层组织出具证明并经执行员调查核实；

（四）当前申请执行人急需的生活必须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学费。

第七条执行救助金的发放应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执行人，提出书面申请或者由执行员视申请执行人的情况提出意见；

（二）由市法院执行局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初审并填写“执行救助基金审批表”；

（三）经市法院院务会研究审议后，报市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

（四）经审批后，凭市法院发出的拨付通知书由市财政部门直接向当事人拨付执行救助金，市财政部门向市法院出具拨付执行救助金的凭证。

第八条申请执行人领取执行救助金后，应出具收据存卷并从申请执行欠款金额中扣除此金额。在被执行人恢复执行能力后，市法院应当继续执行，执行款用于弥补执行救助基金。

第九条执行救助基金的救助标准分一般救助和特别救助二个等次。一般救助每人每次不得超过1000元；特别救助由市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视执行案件的欠款金额额及申请执行人的具体情况确定。

第十条执行救助基金由市财政局负责管理，建立专户，专款专用。每年底公布一次收支情况。

执行救助基金帐户接受市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一条承担执行救助基金申报、管理、审批、发放、使用等职责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给予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出具虚假证明的；

（二）审核不严造成受救助人员情况严重失实的；

（三）冒领、截留、挪用、贪污执行救助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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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企业第一责任人；行政赔偿

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食品不仅具有反复性、日常性等特征，更是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损害一旦发生甚至不可逆转。然而从食品工业产生开始，大小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层出不穷从未停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食源性病原体的污染每年大约导致7600万人生病，325000人住院，5000人死亡（Mead et al.，1999）。食源性疾病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相当于是对人体能量的另一种赋税（FAO/WHO，1984）。虽然食品消费是私人物品，但与之相伴的食品安全所引发的疾病却会给医疗服务体系带来负担，给经济生产率带来损失。

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以第九章“法律责任”专章共15条的篇幅对违反《食品安全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对于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近年来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犯罪违法成本较低无疑是当前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结果在一定层面上暴露出，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存在内容滞后缺失或者操作程度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法》在实施四年后即将启动新一轮的修订，“治乱用重典”的呼声日益强烈。当然，“重典”显然不仅仅意味着严刑峻法，动辄死刑。食品安全治理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各个环节，对于食品安全责任的规定也需要系统化思维。因此，“重典”应是明确规定和有效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各项法律责任，规定不同层级和程度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在反复评价和反思的动态中发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本文将主要运用法律责任理论和政府监管理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构成，梳理现有法律责任制度，并针对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不同类型，对《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强化民事责任机制：自我规制与损害赔偿

（一）食品安全：谁的责任？

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因此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立法之初就在立法取向上采取了强化“命令与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的规制方式（高秦伟，2012），甚至实施排他性的规制，前者如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原法第60条），后者如该法第三章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突出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standard setting）的基本制度与制定程序（陈军，2009；高秦伟，2012）。

在食品安全责任设计上，现行食品安全也是强调政府规制，以政府责任弱化行业组织与企业责任。政府及相应行政部门集中承担了食品安全责任，过分依赖于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未能充分秉承“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未能有效实现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我规制相结合。背后的原因显然是与食品行业的市场失灵以及诚信缺失密不可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迅速转型至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成为不少企业的唯一目标。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接连爆发后，公众对于企业能够自我约束的信心跌至谷底，以政府行为干涉市场运作、以政府规制取代企业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国务院，2008）。但是事实上，在实践中，政府责任模式所导致的弊端却已经呈现。仅以三聚氰胺为例，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仅一年后的2010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严令禁止的三聚氰胺重现奶业江湖，这对由立法刚刚确立的政府主导型的规制模式而言显然是个沉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将食品安全责任完全交由政府掌控的这一“全能政府”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

在2013年的机构改革中，中央层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指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可见，本次机构改革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着力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落实到食品安全领域，以食品生产经营方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理念被重申，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食品安全事件法律责任规定上重心的转移，使民事责任作为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中的首要责任。

（二）自我规制与损失赔偿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在食品领域的运用，现代食品在配方、标准、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已经愈加精细和高度技术化，因此无论是多么详尽的立法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会给企业留下宽泛而广泛的裁量空间，而执法更无法深入到每项产品的每一环节的所有程序中。因此，实现食品安全的必由之路就是要由市场取代监管，并进而弱化行政手段，强调企业责任。而其中关键就是实现企业和行业内部的自我规制。

自我规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几乎可以涉及非政府行为的所有方面（Cary Coglianese，2013）。通过法律授权或政府委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承担起公共管理与规制的职能，规制过程的决策和执行均由二者分享，具有社会自治的制度性意义（田飞龙，2010）。在食品安全领域，自我规制就是指食品安全相关企业按照企业的内部规则，根据国家的规格、标准，或者以高于国家的规格、标准的水准独自制定规格、标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控制的行为，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信息公开、责任自觉和技术革新等内容（王贵松，2009）。基于自我规制，相关食品企业除履行除法定义务外，还需要履行约定义务，即向购买方承诺其产品所应达到的标准。

基于此理念，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机关未能履行监管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而根据依法行政的制度宗旨，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违法时，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与此同时，实践中的事例也印证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在2007年三鹿奶粉所点燃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责任企业通过破产程序从民事赔偿程序中“金蝉脱壳”，受害者因此追溯无门。人们开始意识到，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事责任缺位或者脱逸时，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无疑是很好的保障（朱新力，2001；杜仪方，2009）。

（二）食品安全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由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补充责任，其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食品安全行政赔偿制度是否具备可行性？虽然《宪法》第41条第3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为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但是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行政问责，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责任却未做任何规定。

鉴于国库资源的有限性，法律规定并非所有公民任何的权利受损最后都可从国库获得赔偿；普通公民要获得行政赔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在食品安全的行政监管中，当消费者权利受损时，是否具备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从理论层面出发，要使得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至少要具备以下两项条件。

能够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现行《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同时，《食品安全法》第八章中对各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所进行的明确规定，也为确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提供立法上的可能性。然而，依据行政法一般理论，上述“无固定内容的条款和普遍标准（昂格尔，1994）”的规定在赋予行政权限的同时也给予其大量的裁量空间，而依据行政裁量，行政机关有权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其中它认为最为妥当的法律效果（杨建顺，2004；周佑勇，2007）。按照此逻辑，行政机关完全可以裁量为由否定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疏于监管的行为属于、并从而逃脱行政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食品领域却具有特殊性。鉴于食品安全领域中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重要性，为有效约束行政权，学界在判断行政行为时往往会运用到行政裁量缩减论以对抗裁量（李建良，2002）。 在食品安全领域，一般认为，行政机关对其规制权限的行使虽然具有裁量权，但是如果该权限行使侵犯到了公民健康权这项标准，则行政权限就应当受到限制（下山瑛二，1978）。也即，当产生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损害结果的危险时，如果行政机关行使规制权限就能够容易地防止该结果的发生，而不行使则无法防止时，行政机关就应当行使规制权限，否则就可判定其行为违法（王贵松，2007；胡建淼、杜仪方，2010）。

受害者具备资格。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能够认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却并不意味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害者就有权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即，受害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要提起行政诉讼，必须需要证明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现行《食品安全法》第1条的规定“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已经为普通公民行政机关预留了完美空间。因为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只要“有效的法律规定（行政的法律义务即由此而来）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应当肯定主观权利（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换言之，当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被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时，行政机关给国民供给安全食品就不仅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更是应确保每一个公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下山瑛二，1978）。而当公民身体生命因食品安全而受损时，当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也自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虽然遭遇重重困难，但是理论界对完善食品安全行政责任制度的探索却从未停止。大陆法系对于食品和食品行政自身特征的细致把握，以及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预留的空间，都为设立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可能性。

（三）修法的动向

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现行食品监管体制的弊端，“食品监管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责任难以完全落实，资源分散配置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行政效能不高。”一个月后，在今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明确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国新闻网，2013）。鉴于我国食品行政监管现状与现有立法基础，在建立最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契机下，笔者认为在本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应考虑将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写入立法。只有建立完善可行的行政责任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在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问责条款前增加行政责任条款：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而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与此同时，虽然并不属于行政责任的概念范畴，但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中也有必要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一定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的，规定处以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等行政处分。但是，法条中关于谁来问责、依照何种程序追究等关键要素却并没有涉及，这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问责机制仅流于形式，极具风暴效应却很难具备实施的有效性。因此也有必要在本次修法中对行政机关的监管问责制度中具体的问责主体、权限、问责客体责任层次、问责事由的标准和范围以及问责程序制度体等进行明确规定，让食品安全问责摆脱“运动式风暴”而走向“常态”。

三、明确刑事责任追究制度：行刑衔接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除应由行政机关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外，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还应当基于刑法规定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界相关论著已较为成熟，笔者在此不着笔墨（张亚军，2012；刘仁文，2012）。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食品安全入刑实践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但是显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除刑法处罚外，更常见是同为公法领域的行政处罚。二者与私法领域的民事责任一起共同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体制。 只有把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衔接起来，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并同时防止滥用法律。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就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关系的探讨却凤毛麟角。

现行《刑法》涉及食品安全刑法处罚的相关规定是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而《食品安全法》中，行政处罚的规定在第84至第94条。《食品安全法》仅有的刑罚处罚条款出现在第98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这一风淡云清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实现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食品安全法》引致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同任何简洁的立法所面临的难题一样，过于模糊的规定方式并未明确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的边界，这为实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供了难度。具体而言，《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规定了对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腐败变质”等行为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而事实上上述行为又均符合《刑法》第143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要件，或者准确而言都是后者的具体化。那么，二者是否会交叠或者真空？

依照刑法理论，要构成犯罪，要件之一是违法行为必须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的程度。而相较于行政处罚而言，判断危害性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就要从“被侵害的法益”和“违法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判断。对此，刑法泰斗陈兴良教授提出了“情节轻重、数额大小和后果大小”作为区分两项制度的决定因素，而上述标准也成为刑法学界通说（陈兴良，1992）。如果将上述标准适用于食品安全领域，我们发现相较于《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而言，《刑法》第143条还规定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表述方式。显然，上述条文采取的是以“后果大小”标准作为行政处罚和刑罚的临界点。通过法解释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生产经营企业一旦出现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相关行政机关就可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但是并非所有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都会触犯刑律，只有当该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时，才可采取刑罚处罚方式。然而，问题并非就此迎刃而解。对于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或者说怎样的情形才可算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对此，《刑法》、《食品安全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明确说明，它仍然有待于出台司法解释或者法院指导性案件加以进一步明确。

笔者认为，虽然存在必要性，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对于量刑等进行具体规定显然不现实。倒不如借助修法的东风进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刑法》143条中“严重事故”、“严重危害”等进行量化，也许是更为便利而有效的途径。毕竟，作为不同的规制手段，刑罚和行政处罚有其各自疆域，不宜随意取代。面对食品安全严峻现状，在“治乱用重典”理念下，更要警惕食品安全处罚走向以刑罚取代行政处罚的极端。

四、结语

从法律规范的逻辑上而言，法律责任的意义在于其是使得法律具有操作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如果缺少了法律责任，那么法律事实就等同于只有行为模式而缺乏具体规范后果的道德规范，法律的操作性和有效性就无从谈起（凯恩，2008）。当然，在食品安全领域，健全法律责任体系的现实意义远不仅此。健康和生命在任何社会语境下都是第一位的，更何况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下，食品安全又是涉及民生、政府公信力甚至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而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不仅能够为损害提供救济，更能够通过惩罚方式对其他社会成员实现教育和警戒的作用，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抵御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就是要建立起可操作性的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以民事责任作为首要责任，树立企业第一责任人理念，增设自我规制和违约责任条款，同时设立食品安全保险制度，使得损害赔偿更具备实际效果；在民事责任缺位时以行政赔偿责任作为补充，实现依法行政与受害者权利保障相结合，同时进一步明确现有行政问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而作为最严厉的刑事责任，秉承罪刑法定，通过法解释明确相关概念从而实现刑罚责任与行政处罚相衔接。总之，只有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各自分工而又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为舌尖上的安全实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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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五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凤凰网：http：///mainland/ detail_2013_06/18/26500969_0.shtml。

[30]下山瑛二：「食品品公害と国の任，『法律第50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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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存在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F426.61；TM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6-0036-01

1、发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的必要性

发电厂电气设备的性能与工作状态对发电厂的稳定以及生产成本具有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设备效率的发挥以及整个发电厂的经济效益。由于发电厂电气设备数量多、规模大、构造复杂，不同的发电厂对设备的需求又不尽相同，发电厂电气设备的购置、安装、验收、使用、维护、维修以及报废等也较为复杂，因此，必须加强发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以此提高电气设备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维修性，保持设备的精度与性能，实现生产的现代化，保证生产的有序进行以及费用与消耗的降低。

2、发电厂电气运行出现故障及原因分析

2.1 发电机电压值超出允许范围

发电厂的电气系统想要正常运行，需要将电压维持在固定值之上。将额定电压上下浮动5%作为标准界限，如果电压过高，超过额定电压值5%，为了保证电机容量能够趋于稳定状态，发电机的电机转子就会脱离常态进行高速运转，相对于正常状态，其转子电流就会大幅度增加，使得机组温度上升，设备加速老化。如果电压过低，低于额定电压值90%，状态就完全相反。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电气设备的运行质量会受到发电机电压值的直接影响。

2.2 发电机升温过高、过快

一般来说，发电厂发电机都需要长期处于运行状态下，特别是大型发电厂，需要更多的融入运行时间，日常工作的高速运转导致发电机升温过高、过快。再加上运行过程中，铜部件、铁部件的高速工作，在运转中的机械能就会转变成热能，导致发电机组温度升高。由于绝缘部分长时间处于高温状态，会逐渐老化，也会降低其绝缘性。总体来说，发电机升温过快、过高的原因是因为机组工作时间太长、冷却系统无法有效工作。无论是哪一类原因，都会降低工作效率，导致电气系统受到损坏。

2.3 备用电源出现了异常自动切换现象

在电气系统运行中，电厂都会配备备用电源，如果发电机出现突然断电现象，就能够及时接替，确保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一般来说，备用电源与原本设备的配置数量、性能都相差不大。一旦母线上某一个电机设备出现故障，就需要备用电源接入，各个设备都暂时处于缓慢运转的状态中，等待备用电源接入，随着电压的突然增大，电机的正常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在备用电源启动之后，母线设备会迅速提升运转速度，电机无法及时做好调整，就很容易出现混乱，导致电气系统受损。

2.4 存在电气接地问题

电气接地主要分为直流与交流两类。随着最近几年用电量的大幅度增加，也使得发电厂的用电负荷急速上升，随着电压值的升高，在电阻一定时，就会提升其电流，为了确保人员的安全，就需要检查其电气接地状况。在直流接地之后，电动机不会因为短路而被迫停止，因此，为了避免电容熔断，就需要做好及时的检修。交流接地一般都是因为老化、受潮或者腐蚀引起的，这样也会影响到人员的人身安全。

3、发电厂电气运行中故障问题的处理

3.1 加强系统监视，避免电压不稳定

电压不稳定是造成电机工作异常的一个中的问题，影响电机的工作寿命和正常运行。由于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电压偏离正常额定值，操作起来也相当麻烦，而且我国发电厂对这一方面的调控力度还相当有限。目前最切实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强监管力度，对发电机组的工作情况做到及时的记录与常规的检测，一旦发现电压超出额定浮动范围就要及时的调整设备。如果偏离严重可以切断某些不必要的运营设备或者直接切断电闸，保证电压的常规状态和整个电气系统正常运行。只有加强监管力度，才能有效的规避各种造成电压不稳的因素。

3.2 对电机及时的进行冷却，防止过热现象发生

发电机组在高速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机组升温，以至于烧坏电气系统和发电设备，使点击不能正常工作。发电厂要采取及时有效的冷却手段对电机进行降温处理。在实际的操作运营中常用的冷却方式有：浇水降温，冷却设备；输入氢气，降温冷却；密封空间，空气冷却。不同的发电厂，不同的发电机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电气机组冷却降温的方式，配备有效的装置，以便在实际的工作中做到及时的降温处理，保证电气系统正常运行。

3.3 加强地线管理，确保接地线的合理性

接地线能够有效保障发电厂电气设备运行人员的安全，因此在对电气设备进行布置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接地线，提高整个发电厂电气设备的安全性，有效地降低其对地电压，同时还要可靠保障发电厂电气中的直流系统正常运行，从管理上提升发电厂电气设备运行人员对接地报警的重视，确保接地时其能做出正确的分析，避免事故的扩大。

4、发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措施

4.1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必须要明确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的必要性，并且从实际出发，结合以往发生的安全事故，制定完善设备安全运行技术管理措施，争取以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首先，应建立电气设备登记制度，对所有投入运行以及闲置的设备进行详细的记录，根据不同设备运行的时间长短，来判断其运行疲劳程度，进而才能安排有效的维修养护管理。其次，应建立完善班组管理平台，以班组为单位，针对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提交、分析，通过多方讨论来确定最为有效的管理措施，去除设备安全运行的威胁。最后，以先进技术进行管理，即积极引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来对电气设备进行管理，实现资料共享，通过技术平台来了解不同型号、种类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以及具体解决措施，通过各项管理技术要点进行分析，争取不断提高设备运行的安全性。

4.2 加强运行人员管理

设备操作人员也是影响设备运行安全的重要因素，其专业能力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设备能否正常运行以及出现故障后能否有效处理。一方面，应加强对设备操作人员、技术管理人员的专业职前培训，使其具有维持设备安全运行的能力，熟练掌握各项专业技能，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后，能够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以班组为单位应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将日常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到人，从设备运行安全隐患入手，制定安全管理方案。

4.3 加强设备的维护调试工作

每一个电厂都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订详细的电气设备安装调试计划，以备在安装电气设备工作完成后进行相应的电气试验。在进行调试工作时，工作人员要力争提前完成相关设备的单体调试工作，以便为下一步电气设备的联调工作准备充足的时间。另外，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电气设备现场的保护工作，在交叉作业期间注意做好保护电气设备基础、已经安装工作设备的保护工作。调试时，每道工序间的交接工作不能马虎应对。工作人员在安装施工期间要保证高质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做到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能够与施工保证同步进行，并保证施工过程中涉及到的资料能够及时完备。

5、结束语

总之，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对发电厂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促进发电厂的发展，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对各设备的运行加强管理，这样才能及时结合相关故障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才能使各电气设备的稳定及安全运行得到一定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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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的重点内容

在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知识和质监基本法律法规学习的同时，重点做好下列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宣传：

（一）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

（二）质监专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案件审理规定》等。

（三）新修（正）订的其他类法律法规：《刑法修正案》（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等。

（四）学习相关依法治国政策、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主要为：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第二个五年规划》、《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规定》、《省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评估指标》等文件。

（五）学习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市委、市政府“十一项规定”，区委、区政府“十二项规定”。

（六）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

二、学习形式

一是集中学习，除由局党组组织学习外，可邀请有关专家为学习进行必要的理论辅导。二是分散学习，以股室为单位在工作之余认真按规定、按进度自学规定的学习内容。三是组织一次普法学习考试。

三、学习要求

1、全体干部职工要从提高自身素质和圆满履行岗位职责需要的高度去认识学习的重要性、紧迫性，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2、认真开展专题讨论，积极撰写心得体会和调研文章。

3、各股室要结合工作实际，安排时间学习以上法律法规，保证干部职工年度法律学习时间不少于80个小时。

4、学习要在坚持上下功夫，在深入上下功夫，在落实上下功夫，学以致用，研究和解决质监事业改革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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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开放档案 档案利用 法规制度建设

案情简介

2009年11月某日，某律师事务所一律师持律师执业证、原告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某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来到某档案馆，要求查阅其的经济纠纷案件中的被告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因涉及第三人隐私，未提供该法院开具的有明确调查内容的协助调查函或调查令，接待人员拒绝了其查档要求。该律师对相关解释不认同，坚持认为受理案件通知书就是《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律师及其他诉讼人在诉讼过程中，持受理案件的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及本人有效证件可以查阅与诉讼有关的婚姻登记档案中所称的“证明材料”。次日，遂向区政府法制办提起行政复议，后由于其他原因该申请人以“民事诉讼案情发展需要为由”主动撤回申请，该案件因此而终止，是北京市首个提起档案行政复议的案件。

点评分析

该档案馆认为，该案件中档案馆未允许申请人查阅未开放档案依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第八条规定，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以下简称《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未开放的档案，须经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必要时还须经有关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该案件中，申请人要求查阅其所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对方当事人与第三方的婚姻登记档案，涉及公民个人隐私，依据《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第七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形成未满30年(便形成满30年)，因涉及个人隐私，属于未开放档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以及《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档案馆只向持单位介绍信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持法院的协助调查函、调查令的委托人、诉讼人提供所要查阅的婚姻登记档案信息。因此，档案馆未允许申请人查阅婚姻登记档案依据充分。

该区政府法制办在该行政复议案件立案过程中认为:接待人员在办理查阅未开放档案的利用过程中，应留取或复印相关证件、证明等证据材料;对法规规章条款内涵不清楚的，不应以本机关的理解做出规定，应提请制发机关做出书面解释，在执行时依据更为充分。该档案馆已经就律师争议的“证明材料”的内涵，提请《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的制发机关民政部做出解释。

案件启示与对策

该行政复议案件对档案部门今后如何依法行政、依法利用档案具有导向和警示作用。通过办理该案件，笔者认为应该用依法行政的要求来审视区县级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工作。2006年以来，北京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法律为履行职责的依据，梳理、确认和公示了行政执法职权，在其他档案行政执法职权中确定了“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审批类项目。同时，“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服务”作为档案馆服务项目，以受理、审查、审定、告知等为办理程序，同时公布。但档案馆在实际提供利用中，对利用未开放档案的，仅要求利用者填写查档登记表，询问要查阅的档案内容;对涉及个人隐私档案的，只要身份证件、证明材料符合要求的就准予查阅。对不符合要求的，口头答复予以拒绝，未按照程序办理。当今，我国处于黄金发展期，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量大面广。①档案馆馆藏档案在为弱势群体解决落实政策、经济纠纷、维护权益、遗产继承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来档案馆查档人员因档案当事人身体原因、外出(出境)、故亡等原因委托他人代查、继承人查阅的情况越来越多;面对查档人员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不同、人员素质差异大等情况，如何进一步提高档案利用服务水平还不完全适应;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依法行政的要求不断提高，制订和执行便民、高效的档案利用规章制度还相对滞后;未开放档案、特别是专门档案利用的某些条款规定原则性多、不详细，有的单位要求出具档案证明的内容多样，法院等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证明格式内容不一。具体利用过程中对相关条款内涵理解不一、相关解释又不及时，导致执行不一等等。为确保档案部门依法行政、依法利用档案，正确作出未开放档案利用的审查批准决定，不致成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输家”，提出如下对策:

对策一:依法区分档案行政审批职能

近几年，北京市各区县档案馆利用人次逐年攀升，有的档案馆年接待利用者近万人次，其中90%以上是公众个人且几乎都是利用未开放档案。如果全部履行审批手续，工作繁琐且不利于利用。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应该对 “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审批项目、档案馆服务项目“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服务”中的未开放档案的内容以及利用者身份条件等加以区分，确定哪些实行行政审批固定程序审查同意准予利用;哪些由档案馆实行简易程序，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利用。如可考虑对公众查阅涉及证明本人学籍学历、工龄、婚姻状况、财产(和本人继承财产)等类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实行简化利用程序:填写相关登记表格，接待人员审核，科长(或带班人)批准。而对档案当事人身份为外籍华人的、且查阅利用又涉及个人财产的;查阅《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的控制使用范围以外的特定范围的未开放档案信息的，严格履行申请受理、审查、合法性审查、审核、审定和告知的审批程序。上述程序可以在经办和审批环节的分工上加以区分。如利用接待部门接待人员经办，科长(在人员编制许可的情况下由法规部门)审核，主管领导批准。建立网上和实体的“办事指南、表格下载、填表说明、示范文本”使利用者一目了然，对低学历、年龄大、残障人员等实行“全程”、“一站式”服务，方便利用者。

对策二:加强利用环节法规制度建设

依法开展档案利用工作，其结果是要靠过程来保证的。应当由国家或省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利用者身份审查工作规则、出具档案证明规则、无档证明办理规则，作为法规规章或行业规则予以贯彻执行。由档案馆或同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制订查阅未开放档案的规定、查档接待人员行为规范、应对查档利用突况应急预案等。将上述制度的制订依据、办理程序和结果对外公布。上述法规制度都应与上位法的规定一致，条款细致，内容详尽，操作性强，确保档案利用始终依法规范运行。具体如下:

1.利用者身份审查工作规则。参照中国公证协会制订《审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导意见》的做法，制订档案行业《利用者身份审查规则》②。规定利用者提交的证件种类，证件必须是有接待人员可视读的照片、且由户籍管理公安机关或全国性行业核发的居民身份证、工作证、护照、律师证等;建立审查证件的程序，核查利用者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真实、有效，与其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同一;建立审查证件的工作记录，如接谈笔录，复印或留存的相关证据材料等;无法提交居民身份证时的替代证件种类，如派出所证明、户籍簿，证明格式;委托他人代查代办的委托书规定格式、内容，是否需要留存原件等，特殊情况下的救济措施等。

2.出具档案证明规则。《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和《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二十七条都规定，档案缩微品和其他复制形式的档案载有档案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者印章标记的，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某档案馆就曾有过一单位在司法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档案馆在其提交法院的材料上盖档案馆证明专用章当证据的荒唐事，后被拒绝。这就要求对档案证明作出行业规范，避免证明被滥用。要规定对涉及工龄、婚姻、房产、学历学籍等身份的各类证明的格式，证明经办人、批准人等人员的权限;证明结果登记内容和方法;档案复制件上应标注的内容:如档号、使用范围，出具证明的时间，档案证明专用章加盖位置，页数，效力等等。

3.无档证明办理规则。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在办理婚姻、工龄确认等身份证明事项过程中，要求档案馆为无档者出具婚姻档案无档证明、或某人已查某某类档案证明的情况不断增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制定档案行业无档证明的办理规则，就哪类档案经档案保管单位查找后确无档案内容记载的，可以出具无档案的证明，并对该证明的格式、效力等做出规定。

4.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规定。制定档案馆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规定，可结合馆藏档案内容的实际情况由档案馆制订。应包括如下内容:未开放档案的定义、档案所属内容，利用者适应对象、档案的范围，查阅利用档案所持证件的种类，查阅特定档案的批准人和批准权限，对被委托人的证明要求，准许查阅内容，摘抄、复印等复制的批准与对外公布的限制，外借对象与范围;对专业专门档案的利用规定;对婚姻、房地产、会计、工商登记、人口普查等档案的管理规定，如《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等专业档案法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搜集执行中遇到的规定不细致、理解执行易产生歧义等有关问题，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加以解释，以便于档案利用部门操作。

5.查档接待人员行为规范。档案利用接待是一项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曾有一利用者与律师携录音笔前来档案馆查阅档案，接待过程中接待人员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会给单位带来不良后果。接待利用人员仅靠政治素质高、业务熟练、熟悉馆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未开放档案利用接待工作要求。应制定查档接待人员行为规范，对文明用语、服务忌语做出规定。制订接待回答用语规范，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补充修订，提高接待人员应答技巧;接待人员必须具备合理的能力结构，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公众交往能力、随机应变能力、适宜的心理素质。档案馆宜挑选开放型、稳重型、兴奋型性格的人员从事接待工作。

6.应对查档利用突况应急预案。近几年，醉酒查档闹事后拨打110报警者有之、因不合查档要求被拒绝后吵闹者有之，为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制订应对查档利用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就应急处置流程、应急工作原则、危险性分析、组织机构及职责、指挥机构及职责、现场处置、培训与演练、应急抢救组织纪律和奖惩、事后的总结与评估等内容做出规定。

对策三:梳理特殊档案查阅限制规定

《档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据此，档案馆在办理单位和个人移交、捐赠、寄存档案时，应要求其出具书面限制利用意见，形成《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单位和个人限制利用意见汇集》，并将上述意见汇集在利用场所公示，供利用接待人员掌握，利用者周知，切实维护档案移交、捐赠、寄存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对策四:强化查档身份审查追溯管理

档案馆在办理档案证明时，它不仅涉及利用者人身财产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利用者身份审查过错责任的认定问题，更面临对身份确认有误可能引发的诉讼，以及相关的财产经济损失赔偿等风险，且风险系数越来越大。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造假花样翻新、真假难辨的情况下，肉眼识别、“表面审查”已经过时。③在档案接待利用的实践中，应通过制度设计、科技手段保障等措施，提高利用接待人员对利用者身份的识假能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规范的服务。一是定期对接待人员进行身份识别培训。对档案利用接待人员就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特点，机读视读防伪标识的内容、方法等进行定期培训，提高接待人员核查居民身份证和护照等证件的方法和技能。二是采取技术手段进行身份识别。如协调有关部门采取安装识别身份证专业仪器，登陆相关网站核实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律师、记者等人员证件，提高识别身份准确性。三是建立利用者查档追溯档案。目前银行、通讯等单位在办理有关业务时，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件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已经十分常见。档案馆在利用过程中应在审查身份证件的基础上，留存复印件，与利用登记档案一起归档短期保存，以作为审查证据。应要求当事人在复印件上签注“本身份证件仅限于×年×月×日查档之用”，防止复印件被别有用心之人滥用，引出新的麻烦。只要档案馆依法定程序，采取合理的方式、审慎地履行审查义务且无过失，才有可能在诉讼中免除或减轻档案馆的相应责任。

注释:

①蔡达峰常委代表民进中央:“矛盾凸显期”呼唤通畅的诉求渠道.中国政协，2009(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