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为履职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代为履职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数据显示，江苏省共摸底排查出农村留守儿童24.22万，以6-13岁年龄段儿童居多。虽然九成以上由祖父母或亲戚朋友代为监护，但目前仍有近4000名农村留守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状态。

江苏省各市县妇联为提高儿童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积极努力地探索着解决之道。扬州江都区现有孤残、单亲、留守流动等困境儿童5946人，其中存在家庭监护缺失的约1200人。村和社区建成一批“儿童快乐家园”，设有心理咨询室、爱心书屋、活动室、兴趣辅导班；在部分学校建立“青苹果之家”，针对一些问题严重的困境儿童开展个性咨询和心理调适等。近年来，该区一直将“关爱困境儿童”列为重点实事项目，建立关爱机制、落实关爱措施、发挥志愿服务作用，不断探索困境儿童家庭调查、监测、评估、干预的有效途径。

完善残疾儿童医疗康复和保障制度

残疾儿童不仅在生理方面存在着障碍，在福利方面同样存在着一个“坎”。《规划》提出，全面落实0-6岁残疾儿童免费基本康复服务和救助制度，制定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目录，建立健全残疾儿童首诊报告制度和残疾儿童数据库，逐步建立基于社区的残障儿童早期筛查与康复干预服务体系，完善以专业康复机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体系，对于0-6岁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肢体残缺儿童和孤独症儿童，逐步实现免费手术和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基本实现康复服务训练全覆盖。

加强对流浪儿童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保护

目前，社会上的流浪儿童，以及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为数不少，然而目前全国尚没有一个法定专门机构负责接管这个特殊群体。《规划》提出，探索流浪儿童的早期预防干预机制，加强对受助流浪儿童的教育引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和医疗服务，鼓励并支持社会力量保护和救助流浪儿童。采取多元投入，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医疗、教育、就业提供制度保障。

篇2

现代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等机构，明确其职责权限划分，对于建设法治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公司法》及企业管理实践，本人总结股东大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重大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金额在上年末净资产额30%以内的资产处置和坏帐处理；

（十）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制订公司的激励制度、办法；

（十二）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以及审计部门负责人；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向控股、参股企业委派或推荐的董事人选、监事人选和决定任免下属控股企业的法人代表，并决定上述人员的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三）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四）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五）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六）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七）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规定授予的其他职权。

可以看出，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权力，董事会为股东大会的决策和事项作出前期工作并决定相关事项。通常国有公司的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主要决定公司的重要事项，董事会与股东大会一并召开，就形成最重要权力机构形同虚设的局面，而董事长作为自然人的机构，可以日日履行职权，而且即使没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授权，也名义上具有代表公司一切权力的能力。那么如何适当授权，使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各层级有权履职又不越权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经过在国有公司多年的管理实践经验，本人认为，设立书面梯级授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需要探讨权力的来源问题，毋庸置疑，公司的权力来源于投资人，但是国有公司由于所有者缺位，由管理者代为履行投资人的角色，由于管理者与投资人本质上的区别，管理者即使是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权力也并非有切肤之痛，因此股东大会往往流于形式，董事会也如此。这也是董事长常常履行股东大会、董事会职责而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根本原因。

由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职责明确，因此无需授权，而董事长究竟有何权力，则需要书面授权说明。本人认为，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形式上的代表，实质的权力仍由董事会履行，董事会应当将董事长具体行使的形式权力以书面授权书予以明确。

总经理是公司经营层的代表，那么总经理的管理权来自何处，本人认为，从董事会的职责权限和代表意义，总经理的管理权来自董事会，而非董事长，因此，应当由董事会为总经理出具书面授权书，明确总经理的权利。

国有公司的经营班子通常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若干、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副总级）等人，除了总经理的权利来自董事会，那么副总级别的管理权是否需书面授权书明确？一般公司管理中并没有此类书面授权书，这里权利往往通过领导职责分工的文件来明确，那么此类文件是否能够代表具有法律意义的授权书？对一般类型的公司往往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对于保险、银行类企业，行业主管部门都要求有书面授权书。本人认为，设立书面授权书机制对于完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篇3

关键词：象刑；象征性；刑罚图象

中图分类号：DF0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3.09

关于“象刑”含义的争论由来以久，自战国慎到、荀子至汉代班固、孔安国，宋朝朱熹、程大昌，今人张晋藩、韩国磐等，常有争端，至今尚无信服之定论。“象刑”之争牵涉到法律起源、刑罚内容等方面，历来为中国法律史学习和研究者所重视。笔者不揣简陋，提出拙见，求教于方家。

一、“象刑”含义的争论

何谓“象刑”?盖源自《尚书・尧典》“象以典刑”。清末沈家本就认为象刑是“象以典刑”的简称。“象刑”一词最早在战国时的作品中出现，《慎子》中虽有“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一说，却无“象刑”一词，《尚书・益稷》、《尚书大传》中才出现“方施象刑惟明”、“唐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履，下刑墨蠓，以居州里，而民耻之反于礼”的说法，《荀子・正论》中也有“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的语句。“象刑”一词自此开始，出现争端。此后论者各执一辞，生出多种解释，但主要还是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象刑”就是画犯人衣冠，异其章服，使人知其为犯人，以为惩罚和警戒。“象刑”作为一种刑罚手段而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于汉代，主要依据是慎到对“象刑”的论述：

“有虞氏之诛，以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以艾革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此有虞之诛也，斩人肢体人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

此后无论是汉代文帝、武帝等封建君主，还是扬雄、郑玄等学者都主张“象刑”就是“画衣冠，异章服”的象征性刑罚。直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提倡此说，认为“象刑”就是“对违反氏族共同生活规则的人采取异章服的做法，以示与其他氏族成员的区别，以增加其愧悔之心。”

第二种观点认为“象刑”就是通过绘画描摹出用刑的情形，将其公布于众，使人知道刑罚的存在。“象刑”作为刑罚的图象公布而存在，这一观点从荀子质疑慎子的观点以来，也屡有学者倡导，尤以程大昌为代表：

“象刑之云者，是必模写用刑物象，以明示于民，示民知所愧畏其状。”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其他的解释：汉代孔安国认为：象，法也，法以用刑也，以象为法。象以典刑就是依照“法律”执行常刑，周密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蔡沈《书经》注“象以典刑”曰：“象如垂天之象以示人，而典常者也，示人以常刑”，“象刑”即为公布法律；还有学者则认为“象刑”即为墨刑。

分析上述几种观点，可见“象刑”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象”是图象还是象征。“象”作为图象的意思要早于象征，象征是图象的引申意，但不能以此简单排除象征性刑罚的观点；至于刑是刑罚还是法律制度，是由于不同的人对刑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五刑可以看作是刑罚手段，也可以看作是作为刑罚体系的法律制度，只是衡量的标准不同罢了，因此刑是刑罚还是刑法在这里并不关键。墨刑的观点固然独树一帜，但由于古汉语的复杂性，虽然单从字义来解析可以自圆其说，说服力却不很强。所以“象刑”的争论最集中的就是前面说的第一、二两种观点：象征性的刑罚抑或公布的刑罚的图象。

二、“象刑”年代的确定

“象刑”即“象以典刑”为各家公认。最早出瑚在《尚书・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据此，持象征性刑罚论的学者认为：五帝时期存在象征胜刑罚。

“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

“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象而民知禁。”

“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

“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

但就在这些学者论述五帝时期存在“象刑”的同时，大量文字记载表明五帝时期肉刑已经非常盛行，关于肉刑的记载最早可以上溯到黄帝时代。

“自黄帝逐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欢兜，穿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

“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闻其制。舜圣德聪明，逮法日：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上述史料记载都将黄帝的“用甲兵”等作为刑罚起源，与中国古代“法起源于兵”的观点相符。从这个意义上说，残酷的肉刑制度在黄帝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尧舜时期关于肉刑的记载更是广泛见于古籍：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帝日：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民克允。”

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肉刑作为一种刑罚在帝舜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据考古资料记载，尧舜时代已经存在使用肉刑的情况，杜佑认为“帝舜以前，行五刑明矣”是有其依据的。李泽厚先生也认为黄帝、尧舜时代是“以残酷的大规模的战争、掠夺和杀戮为基本特征的”。

那么如何来解释五帝时期肉刑与象征性刑罚共存的局面呢?“五帝画象，三王肉刑”“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始制肉刑，汤武顺行之，以俗薄于唐虞故也。”这些说法否认五帝时代存在肉刑，认为肉刑产生于“象刑”之后，显然与历史记载相矛盾。肉刑的产生最早可以上溯到黄帝时代，“象刑”的记载是在尧舜时期，从中可以看出，“象刑”出现的年代至少与肉刑同时，甚至可能晚于肉刑。

三、象征性刑罚论难以成立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象刑”存在的年代并不早于肉刑。持象征性刑罚论者坚持“象刑”是先于肉刑存在的文明刑罚方式的观点，早已遭到荀子等人的质疑：象征性刑罚论是儒家美化、渲染尧舜德政的溢美之辞，不可能存在于尧舜时代，“象刑”的内容实质便是“五刑”。其主要理由是：第一，肉刑在唐虞时代已经存在，象征性刑罚作为独立的刑罚存在于唐虞时代已经不可能。第二，尧舜时有诛四凶，即“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的历史记载存在。第三，就“象刑”的内容而言，有刻意模仿五刑的痕迹。

针对上述否定性观点，坚持象征性刑罚论的学者除了大力宣扬尧舜德政外，也作了大量辩驳。沈家本便提出“窃谓古义相传，究不可废，荀子盖习见七国民伪浇漓，谓非重刑不可，而为思上古敦庞之世，固不可同年而语也”。以上古敦庞之世来论证“象刑”的存在，沈家本没有独创之处，但在“象刑”与肉刑的关系上，他不拘泥于前人，不坚持“象刑”先于肉刑存在，而“窃意舜时五刑、象刑盖并行，

其命皋陶也，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是五刑所以待蛮夷者也……若象刑，所以待平民者也”。张晋藩先生则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古资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方法得出，“象刑”就是氏族社会的习惯。更有人明确提出“五刑源于蚩尤，作于三苗，但华夏族不实行五刑，而用象刑代之”。

象征性刑罚论者所依据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尧舜之后，“象刑”虽然消亡，但仍然存有一定的遗迹。“弗使冠饰及后来罪囚赭衣，皆古象刑之遗制”；“昔者战国之时，大梁之法，得罪小者，别以丹巾，漆其领，有画衣冠之心”；甚至于后世的“明刑”、“明梏”、“不齿之服”、“髡、耐、完”都为“象刑”的遗迹。第二，史料中确实记载有异章服的惩罚措施。“重兵死，恶疾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循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止”，“重兵死，累进战殁为甲门，败懦者垂孤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第三，“象刑”作为耻辱刑，有其社会心理学基础。“画衣冠，异章服”的目的在于让罪犯蒙受精神上的羞辱。“虞舜染其衣冠异其服色，是罪终身不释，耻毕世不灭，岂特己以为耻也，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耻也，皆以为戒也。”“象刑者，风俗寝薄，等级稍平，刑将施于本族，而犹未忍速施，乃立是法以耻之者也。”第四，韩国磐先生认为西周《朕也》铭文中的判例可以作为“象刑”存在的明证。铭文中具体的判决“我宜鞭女千，墨女。今我赦女，宜鞭女千，黜墨女。今大赦女，鞭女五百，罚女三百缓。”韩先生认为一、二两次判罚蠛墨与黜墨的差别就是少了(蒙黑头巾)，“蒙黑巾要经过赦免才能除去，足见蒙黑巾就是一种刑罚。”，据此，他认为“《舜典》五刑包含着画象之刑，该不尽属子虚乌有。只是到有夏氏制定肉刑的五刑后，画象之刑日益让位于肉刑了”。

综合上面分析，象征性刑罚论是否成立，似乎各有其理，但仔细分析后，笔者认为象征性刑罚论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象征性刑罚论者的观点之间存在矛盾。在“象刑”的时间断限、内容方面，他们都认同“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但在“象刑”与肉刑的关系上存在明显的矛盾。扬雄认为“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清人孙星衍同样认为“五刑始于苗，制于夏，唐虞所无”。他们明显将“象刑”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放在肉刑前面，而沈家本则认为“舜时五刑、象刑并行”，张晋藩先生同样将“象刑”当作一种与肉刑共存的氏族内部习惯。“象刑”和肉刑并行的观点，实际有违常理。“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

其次，“象刑”之说产生于战国，其内容有明显附会五刑(墨、劓、刖、宫、大辟)的痕迹。五刑相关内容最早出现于《尚书・吕刑》：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日法。杀戮无辜，爰始为劓、、、黥。”

“墨罚之属千，刑之属五百，宫刑之属三百，劓刑之属千，大辟之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而有关“象刑”的内容最早见于《慎子》“有虞氏之诛，以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革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从时间来看，五种象征性处罚的记载晚于五刑；从记载的内容来看，后者明显有附会模仿的迹象。班固就曾提出“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履赭衣者哉?”。

再次，从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神明裁判”、同态复仇走向渐进规范文明。《汉谟拉比法典》第196、197、200条分别规定：伤人眼者还其眼；折人骨者还折其骨；落人齿者还落其齿。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在当时条件下，采取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从将战俘杀掉到驯养其为奴隶，这是历史的进步。奴隶社会尚“肉刑三千”，在更为野蛮的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唐虞时代，可能有如此文明的象刑存在吗?“象刑”只不过是人们尊古卑今的想象而已。“故进化论未肇以前，人类之理想乃在古代。以为数千年来，江河日下，世道人心，日以陵夷，遂尊太古为‘黄金时代’，为‘始盛之世’，卑现代为‘浇季之世’，为‘叔世’……至于儒教，则犹尚古，以尧舜之世为黄金时代，为治世之极……故曰‘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此说固生好古之心，而为后世学者所假定，此可不待论而知者也。”

最后，“象刑”遗迹之说及西周铭文的解说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弗使冠饰及后来罪囚赭衣，皆古象刑之遗制。”“重兵死，累进战殁为甲门，败懦者垂孤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罪小者别以丹巾，漆其领，有画衣冠之心。”这些说法将罪犯与常人区别的标志视为象征性处罚。其实，就现在而言，罪犯的衣服同样区别于常人，我们能说罪犯穿上他们的衣服就是一种刑罚吗?罪犯穿囚服的目的与军人的制服一样，在于区别于常人，并不含有象征性刑罚的意思。如果确实有某种心理因素的话，相对于正式刑罚而言，那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将这种现象理解为“象刑”的遗迹未免牵强。

至于韩国磐先生引用的铭文实例，其解释也颇为牵强。铭文所载内容是西周时期的，而“象刑”之争当在唐虞时期，这一点韩先生也认识到了，所以先生认为，西周刑罚保留了“象刑”的遗迹。但韩先生对铭文中三次刑罚的解释却不尽如人意。三次刑罚，即从“我宜鞭女千，墨女”到“今我赦女，宜鞭女千，黜墨女”到“今大赦女，鞭女五百，罚女三百”。根据韩先生的解释：墨即实施墨刑并用黑巾蒙头；黜，罢官；墨，实施墨刑不用黑巾蒙头。从第一次刑罚到第二次刑罚，韩先生认为只少了蒙黑巾，其实，按他的理解，除了少蒙黑巾一项外，还多了罢官一项。据此则一二两次刑罚孰轻孰重就难以定论，韩先生的解释也就有可疑之处。笔者认为：黜，当作免除解，黜墨即免除墨刑，这样第二次刑罚就明显比第一次少了墨刑，符合“赦女”之意。第三次大赦将“五百鞭”折作赎刑，符合判决逻辑，同样也符合“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的思想。其实，在主张“象刑”为象征性刑罚的学者中，也承认“象刑”还有图象的刑罚公布之意。因此，唐兰先生提出“战国以后人上了儒家唯心主义的胡说的当，把唐虞时代的象刑(把刑法画成图象来公布)解释成为只是象征性的刑罚，因而说墨礴拍来代替数刑，那是错误的”。

四、“象刑”应为公布刑罚图象的方式

上面论述了象征性刑罚论不能成立，那么刑罚图象公布论成立的可能性又如何呢?将“象刑”作此理解的主要有宋代朱熹、程大昌，犹以程大昌为最，其在《考古编》中“象刑辩”中提出：

“夫既谓象，有形可绘有状可示也。……象刑

云者，是必模写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何他求泛说哉?……周之阙名象魏，象魏者巍巍然也。象者实有六典事物之象画著其上也。司寇之职，正月则垂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皆其为制正本有虞也。……周言刑象，命其形也；虞言象刑，著其成也，其实一已。六官皆有职，六职皆有具，治教政礼刑工，随其事物，各图写之，其绘事属刑者，则刑官取而垂之魏阙，是为刑象。由刑象以推唐虞，则象刑云者，以有象而名，可类推也。”

程大昌认为“象刑”是刑罚的图象公布，是描摹用刑之状，笔者对此持同意意见，并详细阐述理由如下：

首先，从文字的发展阶段来说，“象刑”存在于绘画法时期。作为刑罚公布的手段，从口耳相传到成文法的公布，以图象方式使民众知道刑罚的存在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象刑”存在的时期就是中国文字发展的初期，以图画来保留、传播知识信息的阶段。所谓“图所用刑之象，使智愚皆知”。“象以典刑”实为图象以典刑，即将五刑用图象描摹下来加以公布。在文字发明之前，要将刑罚公之于众，通过图画的方式是最清楚明白，且能持久的，对此应该不难理解。穗积陈重认为法律的发展经历过记忆法、绘画法、文字法几个阶段，中国之“象刑”当属绘画法阶段。所谓“绘画法在成形法之发生秩序中，实居第一位，而为规范法之原始的形态”。对于“刑罚公布”一说，有人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质疑，其实刑罚、法律的公布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对象的多少、范围的广狭不同而已。“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并非全由统治者决定，实与当时文明的不发达，文字不能普及有密切的关系。在没有发明文字的时期，通过图象描摹五刑的处罚方式，公布于众，是刑罚普及的有效手段，也是威慑普通百姓的有力武器。我国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绘画，掌握了用彩色描绘人和动物的技术。五帝时期较之半坡时期更晚，那时通过图画来公布刑罚在技术上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其次，根据《周礼》及相关文献的记载，也能证明古代中国确实存在公布图象法的阶段：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悬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悬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挟日而敛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

《左传》也有“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的说法，象魏在这里就是法的意思，孙诒让注“秋官?大司寇疏”时就认为“刑象之法，即上三典、五刑及‘司刑’五刑二千五百条之属是也”。

篇4

一、提名委员会制度概述

（一）我国上市公司提名委员会制度概述

我国《公司法》并未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规定，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依据是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国家经贸委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其中第五十二条对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了规定：（1）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设立战略等专门委员会。（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应全部由董事组成，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三个委员会应由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⑶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董事、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选，对董事候选人和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3）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各专门委员会的提案交由董事会审查决定。该准则将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界定为：“（1）研究董事、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2）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选；（3）对董事候选人和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二）其他国家上市公司提名委员会制度概述

《1990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宣言》正式提出：“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应主要由不在公司内享有管理职责的独立董事组成，此外，董事会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审计、薪酬、提名委员会，都应由外部董事担任。”[1]规定提名委员会的职责包括：（1）在整体上向董事会就公司治理事务提出建议；（2）完善董事会规模及构成政策；（3）审核董事会的可能人选。（4）进行董事会评估；（5）推荐提名名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的《关于〈1940投资公司法案〉共同基金独立董事有关条款的修正案》，要求独立董事的提名、选举和任命要由在任的独立董事进行，从此确立了独立董事提名权行使的方式和主体，形成了独立董事自我繁衍机制。

《英国内部监控联合准则董事会指导原则》指出的提名委员会的职责有：（1）准备监事会、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职位的选拔标准和提名程序；（2）定期评估监事会和董事会的规模和组成；（3）定期评估监事会成员恶化执行董事；（4）准备任命或者重新任命的建议书。

由此可见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改进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选举程序，向上市公司推荐适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层人选，对上市公司现有的董事和高级管理进行进行监督。

二、我国提名委员会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危害上市公司

所谓“内部人控制现象”是指企业中独立于所有者（外部人）的经营者（内部人）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在公司经营中为充分体现自身利益，侵蚀所有者的权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2]

“内部人控制现象”会对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他债权人造成巨大的损害，在我国发生“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公司中，公司资产会遭到“内部人”非法侵吞和转移，严重的甚至会使得上市公司面临破产。此外“内部人”能够控制上市公司审计部门和监督部门，使得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状况被隐瞒而无法得到披露，致使“外部人”丧失了对公司真实经营状况的知情权，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

案例1：猴王股份破产案。猴王集团占用上市公司猴王股份巨额资金案。猴王集团持有猴王股份公司的股份占股本总额的37.84%，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从猴王股成立以来，猴王集团通过与猴王股份进行内部交易的方式，大量转移猴王股份资金至猴王集团名下。最终导致猴王股份在2001年2月27日被宣告破产。该事件又导致猴王集团持有的猴王股份近8亿债权付诸东流。

案例2：宇通客车实施MBO（Management Buy-Outs）案。宇通客车在MBO的前一年（1999年），宇通客车管理层利用内部人控制优势，通过虚减资产、负债的方式将1999年的企业利润稳藏，使得当年分红为零。之后2001年宇通集团的所有者郑州市国资局与公司管理层和员工成立的上海宇通公司签订了转股及委托协议，报批期间郑州市国资局将宇通集团股权（含持有宇通客车国家股2350万股）委托上海宇通代为管理。上海宇集团获在得了宇通客车国家股2350万股的代管权之后，宇通集团管理层将隐藏的1999年的利润大量显现，采用高分红、派现方式，使得上海宇通用国家股获得了大量收益，两次分红后上海宇通集团因代宇通集团管理其所持2350万股国家股，而获得了2820万的分红，再以此资金购买宇通客车从而达到转移国有资产的目的。[3]

以上案例反应了在“内部人控制现象”中，“内部人”会借由控制人事权从而控制公司监督机构，使得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丧失监督能力。最终造成上市公司资本被非法转移。造成这种结果一方面由于独立董事在提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名和选举过程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使其难以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内部人控制”比较严重的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因缺乏有效的资源而处于弱势地位，仅凭借独立董事个人难以对“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行预防或对抗，所以在我国公司治理中设立提名委员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现行提名委员会难以有效抑制“内部人控制现象”发生

⒈众多上市公司未设立提名委员会

我国目前只有《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提名委员的设立进行规定，其中第五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这种任意性的规定致使我国至今仍有较多的上市公司未设立专门委员会，或设立不全。2007年，对100强上市公司中设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其中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最多，计46家，占60.81%；其次是设置薪酬委员会的公司，计45家，占60.81%；设置提名委员会的公司25家，占33.78%。而1997年，对标 准普尔超级1500家的公司中1165家进行详细调查后表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占84.8%，拥有报酬委员会的占92.40%，拥有提名委员会的占79.4%[4]。由此可见我国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的上市公司在比例上远低于美国，部分上市公司缺乏改善公司治理的内在需求，自身缺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动力，所以设置提名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更是屈指可数，这也说明我国提名委员会制度还有待完善。

2.董事会专门委员运行制度不完善

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在条文中明确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相关法规的制定权交由国务院行使，但国务院至今没有颁布任何效力层级较高的相关法规和规章，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更是如此。因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大多数上市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在依照本公司制定的专门委员会章程运行，专门委员会的权利和执行能力都难以得到保障。

虽然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20于年，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法律规定依然十分有限，现有的能够起到参考作用的法律性文件只有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且后者只适用于特定上市公司，上述两个文件只是建议上市公司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并且在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占大多数，并粗略的规定了专门委员会的职责，难以起到对专门委员会的规范作用。因此我国上市公司专门委员会在运行中主要依赖董事会制定的各专门委员会章程，导致的结果就是专门委员会的人事和权利都会受到董事会的控制，例如中材国际《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5]将提名委员会的选举权和章程解释权都交由董事会，章程缺乏相应的规范的情况下，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利难以保障，依赖于专门委员会工作的独立董事的权利也会受到制约。

3.提名委员会成员独立性缺失

（1）独立董事提名权和投票权受大股东掌控。提名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该规定将独立董事提名权授予了一个广泛的主体，表面上上市公司众多小股东都拥有提名权，但事实上由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现象非常普遍，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基本被控制，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往往由大股东行使，很少有公司在独立董事的选举的股东大会中提出过超过选举名额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这种等额选举的方式使得独立董事选举流于形式。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对2001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统计显示，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中，董事会提名达到87.36%，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名的占据15.06%，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提名的占1.7%，上级主管部门推荐的占0.57%，公开招聘的占1.99%，其他途径占7.1%。[6]而在2012年5月25日格力电器董事换届选举中，第一大股东珠海格力集团（持股18.22%）推荐4位人士作为董事候选人，第二大股东河北京海担保投资公司（持股9.38%却只推荐1位候选人。[7]由此可见，独立董事提名权绝大多数由董事会控制，独立董事聘用由董事会控制，独立董事难以保障相对人对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独立性，在此情况下，要求独立董事行使监督大股东，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的职能更加难以实现。此外，大股东通过控制独立董事的选举过程加深了对董事会的控制力量。使得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的风险大大加深。（2）独立董事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我国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格的规定主要集中于《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当中，但二者都没有对独立董事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进行规定，具体到各专门委员会部分，只有审计委员会对独立董事的专业素质进行规定，要求“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其它委员会在规定上并无涉及相关问题。但这并非表明其它专门委员会不需要相关专业知识。目前的独立董事大多是院士、教授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公司经营实际并不了解，且部分专家学者身兼数职，根本没有时间过问公司事务，造成独立董事难以独立判断、独立发表意见的现状。

三、对完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的建议

（一）建议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全面建立提名委员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专门委员会制度的引入并不必然保证董事会的有效运作，正如监事会的建立不一定会对上市公司起监督作用一样。提名委员会作为独立董事产生的摇篮，其是否履职直接决定了独立董事是否具有独立性，从而为独立董事在各委员会中正常行使职能奠定了基础。

早在2002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公司会计责任与上市标准委员会报告》就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两年内使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多数，上市公司必须设立完全有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必须在聘任和解雇公司审计师方面拥有全权，并在批准任何由审计师提供的有实际影响力的审计报告方面享有决定权。

2007年我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条例》立法建议稿中也提出过相关建议，其中第十条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下设薪酬、审计、提名等专门委员会，且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应当占有一定比例。因此要求上市公司健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对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二）建议由提名委员会负责独立董事的推举工作

我国现有独立董事提名权主体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第四点也是这样规定的，我国《公司法》规定，“监事会为公司内部专门行使检察权的必要常设监督机构”监事会并无参与公司决策和事务执行的权利。《公司法》这样规定监事会职责的目的就是要将业务决策、执行与监督功能相分离。若将独立董 事提名权赋予监事会必然使监事会角色重合，使监督者丧失其公正立场，甚至产生由一个监督机构产生另一个监督机构的现象，所以监事会享有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权与我国《公司法》基本原则相悖。

提名委员会是董事会常设委员会之一，提名委员会虽然设在董事会之下，但因我国法律规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所以提名委员会是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构中能够摆脱内部人控制的最佳机构，只要提名委员会中的原独立董事具有独立性，那么提名委员会便能够保证所推举得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性，从而形成独立董事自我繁衍机制。此外《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五条规定赋予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研究董事、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选；对董事候选人和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因此，制定独立董事选择标准、搜寻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对其审查职责应属于提名委员会，所以将独立董事提名权交由提名委员会行使是合法合理的。

美国独立董事制度在对抗内部人控制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董事会任命独立董事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重大影响，所以2001年2月1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关于<940投资公司法案>共同基金独立董事有关条款的修正案》中，要求独立董事的提名、选举和任命由在任的独立董事进行，确立了独立董事提名权行使的方式和主体，形成了独立董事自我繁衍机制。这种独立董事自我繁衍机制让董事与董事会分立提供了可能性，为独立董事能够在“内部人控制现象”中与大股东和董事会分庭抗礼起到重要作用。[10]

英国也建立了相应的独立董事自我繁衍机制，英国2003年《公司治理财务报告》将独立董事提名权交由任命委员会，任命委员会领导董事会指定和推荐的过程。任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必须是独立非执行董事。[11]

综上，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和预防“内部人控制现象”出发，由提名委员会负责独立董事的推举工作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独立董事提名的独立性，提高中小股东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积极性。

（三）应当明确提名委员会的职责并赋予提名委员会决定权

鉴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控制公司董事会的情形非常普遍，与日本十分相似，我国可以参考日本的做法，在立法中赋予专门委员会独立的决定权。2002年日本《商法特例法》规定，提名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委员会有权决定向股东大会提出的关于董事选任及解任议案的内容。应当允许专门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可以单独决定这些事项，而不仅仅是向董事会推荐或者建议，这些事项无需经过董事会的批准。[12]《指导意见》规定了部分提名委员的职责，其中主要内容为建议权，而非决策权，且规定内容过于笼统并缺乏可执行性，在对抗内部人控制的过程中，提名委员会仅作为一个咨询机构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应当赋予其在一定范围内的决定全，如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拥有决定权等，这样能够在最大限度内保障提名委员会提名的独立性。

上市公司提名委员会在预防内部人控制中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因缺乏相关规定，我国众多上市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提名委员会，使得提名委员会制度流于形式，本文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提名委员会的设立，并通过赋予独立董事提名权、赋予提名委员会决定权等方式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提名委员会制度，使得我国上市公司提名委员会能够有效预防“内部人控制”。

参考文献：

[1]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MBCA）.p109-133.

篇5

关键词：村镇银行 信贷风险管理 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165-03

村镇银行出现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机构单一，存在金融支持面狭窄，功能服务不全，农村信贷需求无法满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2006年12月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村镇银行设立开辟了通道。自此，村镇银行作为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开始逐步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其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作用。

一、村镇银行发展概况

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1071家，其中开业987家、筹建84家。从覆盖范围看，全国已有31个省份，1083个县（市）设立了村镇银行，占县（市）总数的57.6%；从地域分布看，组建的1071家村镇银行中，中西部地区665家，东部地区406家，占比分别为62.09%和37.91%；从经营情况看，已开业的987家村镇银行中，有739家实现盈利，累计发放农户贷款1455亿元，累计发放小企业贷款1825亿元，占发放贷款总额的90.31%。

从2007年3月首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成立，到2013年末的1071家，短短数年间我国的村镇银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我国农村金融领域“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然而，向好的发展局面并不能掩盖村镇银行所面临着的严峻风险形势。据统计，2013年末，村镇银行吸收存款4631亿元，发放贷款3632亿元，村镇银行整体的存贷款比率为78.43%，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限定的存贷款比率近4个百分点。说明有数量众多的村镇银行在自身规模小、底子薄的情况下，过度追求高盈利，盲目扩大信贷规模，信贷风险形势相当严峻。

二、村镇银行信贷风险及成因

村镇银行的信贷风险是指村镇银行在从事传统信贷业务或其他表外业务的过程中，由于贷款对象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的多变性以及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不能按期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或实际收益小于期望收益而承受损失的不确定性。信贷风险会造成村镇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在危及资产存量安全的同时，使信贷资产质量整体恶化，甚至可能引发村镇银行倒闭。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大体可以将村镇银行信贷风险划分为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两类。

（一）内源性风险

1.管理风险。当前，许多村镇银行管理者的风险防控意识较为淡薄，对风险预警体系建设、风险管理人才培养往往不够重视。由于没有引入精确管理、定量分析的风险防控技术，使得部分村镇银行对信贷风险的管理还处于经验判断阶段，这就很可能出现因管理者判断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信贷资产损失的情形。另外，由于村镇银行规模有限，虽为股份制银行，但多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机制不健全，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由行长或大股东一人左右村镇银行的经营行为，将金融机构变成个人的小金库，致使村镇银行出现大量内部关联人贷款或关联方贷款，在损害小股东权益的同时，使村镇银行出现严重信贷风险。

2.操作风险。村镇银行本质上是小型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地域性决定了村镇银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因经营市场受限、业务范围小、网点布局单一，部分中西部地区村镇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非常有限，利润主要来源为存贷款利差。为维持自身生存，这部分村镇银行必须在不断吸收外来存款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放贷款。在合乎贷款条件的客户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受绩效压力驱动，村镇银行部分信贷人员就可能会为一些不满足贷款条件的客户擅自放宽贷款条件或帮助其达到贷款条件。这将严重削弱村镇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为信贷风险蔓延埋下隐患。另外，村镇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还有待完善。部分村镇银行重制度建设、轻贯彻执行，内控制度流于形式。还有部分村镇银行为节约资金成本、提高放贷效率，“重发放、轻管理”，对贷后管理重视不够，检查监督流于形式，对资金流向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了解有限，增加了信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道德风险。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领域的新成员，多数员工在入行前没有金融机构从业资质或经验，对信贷工作和与之相关的制度缺乏了解。因部分村镇银行培训经费不足、培训经验欠缺，新招录人员的岗前培训效果往往并不理想。这些人员对信贷岗位的胜任度不高，从事该岗位工作，只会使村镇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能力长期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而部分有经验的信贷人员，因村镇银行工作环境相对较差、机构小、发展空间有限，很难扎根留住。基于以上情况，村镇银行很可能由于信贷人员专业素质低，风险防控意识差，对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状况把握不准确，而产生信贷风险。此外，个别道德素质低下的信贷人员，可能利用我国农村的“熟人文化”，以贷谋私、假冒贷款，甚至串通客户恶意骗取贷款，给村镇银行带来风险损失。

（二）外源性风险

1.信用风险。当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农户和当地小企业的信用意识普遍较差，村镇银行发展缺乏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极易产生信用风险。一是农村与大中城市在征信体系建设方面有较大差距。村镇银行在进行风险控制分析客户信息时，没有相对便捷完备的信息系统提供支持，容易导致风险控制出现漏洞，无法及时对不良贷款做出判断和处理。二是村镇银行主要服务于“三农”，农业生产周期性长、前期投入大、见效缓慢，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市场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用风险；另外，农村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也较差，容易在市场风险侵袭下停业或倒闭，无法按期偿还贷款，也会导致出现信用风险。三是农村某些个人诚信意识淡薄，对申请贷款没有清晰的认识，将贷款视同为“政府补助”，主观还款意愿不强，经常逾期拖欠甚至恶意逃债，也会给村镇银行带来一定的信用风险。

2.政策风险。村镇银行的政策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由于国家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上的不连续性，可能恶化村镇银行生存环境，导致村镇银行不能持续健康经营，从而形成信贷风险。一般情况下，这类政策风险发生的概率较小，但随着我国银行破产条例的加快酝酿和制定，这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在微观层面，村镇银行作为一级法人机构较易受当地政府影响。当地政府扶持的重点建设项目往往是村镇银行信贷业务重点介入的融资项目，在不对等的依附关系下，当地政府若提出不合理要求或进行行政干预，将可能造成村镇银行信贷资产发生损失。

3.法律风险。近年来，国家加强了银行业立法，对包括商业银行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总体而言，村镇银行所处的法律环境仍需改进，与其经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不配套。受到法律环境的种种限制，村镇银行在经营运作过程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另外，因村镇银行规模较小，大多没有专门的法律事务部门和法律人员，员工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在利用法律武器防控信贷风险方面存在短板。

三、加强村镇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高效的信贷风险预警体系

由于农业属弱质产业，加之我国农村信用资本欠发达，村镇银行发生重度信贷风险的机率较大。根据JP摩根等大型商业银行的研究数据：在信贷风险暴露前18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1%至2%；提前9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3%至6%；提前30天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的，平均损失率为10%至20%；没有采取任何预警措施的，风险损失率达50%以上。因此，构建高效的信贷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可以帮助村镇银行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判断表面化和风险反应滞后的状况，使信贷风险管理模式从粗放走向集约，从依靠主观判断走向量化分析，从事后处理走向事前预警，提高贷前分析效率，改善贷中决策质量，优化贷后管理技术，最终减低或规避信贷风险。

由于人力、财力资源有限，村镇银行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如与专业机构或大型商业银行合作，由其代为提供信贷风险预警服务，以节省时间和成本。也可以集中自身力量，在综合分析客户守信状况和守信程度、客户财务风险状况和风险程度、客户经营风险状况和程度的基础上，通过归集信贷项目指标、动态环境指标以及贷款风险度、单个贷款比、不良贷款比、贷款集中度等内部控制指标，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实际且具有递阶层次结构的信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再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本征向量法（TE）来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搭建数理框架模型，利用SAS、MATLAB等软件平台进行数据挖掘，进而构建完成整个信贷风险预警体系。此外，村镇银行还应强化对宏观经济、行业、区域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以提升预警体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健全风险管理内控机制

1.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部分村镇银行风险防范意识淡薄、风险管控能力较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所引起的，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完善：一是健全董事会运作架构。2013年7月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中明确指出：商业银行董事会对银行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村镇银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其董事会应当认真履行风险管理职责，建立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和程序，判断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确定适当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偏好，督促管理层有效应对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董事会应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贷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各委员会间相互独立、有明确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二是董事会与管理层各司其职、互相监督。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经营，有否决权。管理层应向董事会报告重大风险事项。行长不得兼任审贷委员会主任，并且银行前台与中后台相互监督制衡。三是不断优化内部决策机制。完善议事规则，建立民主、科学、高效的决策流程，从根本上降低因决策失误而导致信贷风险发生的可能。

2.强化内控制度建设。周密严谨的内控制度是村镇银行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必须先行健全内控制度体系。一是修订完善已有制度。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对操作效果欠佳、不符合当下实际的制度条文予以修订或废止，以构建符合内外部监管需要、操作性强的信贷风险内控制度体系。二是建立灵活的制度更新机制。建立信贷风险内控制度的动态更新机制，定期或根据实际需要，灵活组织开展内控制度的修订完善工作，以更好地应对信贷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三是不断优化操作流程。明确风险控制要求和不同岗位职责，制定规范的业务操作指引和内控管理指引。在指引中细化信贷业务操作规程和工作流程，将内控制度条文转化为信贷人员的具体行动守则，进一步增强内控制度的明晰性和操作性。

3.加强信贷文化建设。信贷文化是银行在长期的信贷管理工作过程中积淀形成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总称，相比制度规定，其影响力更加深远持久。健康的信贷文化既能为信贷业务发展提供助力与支撑，又可以有效防控信贷风险，村镇银行基于自身的高风险特性，应主动加强信贷文化建设。一是加强信贷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各种违反信贷工作制度、有损职业形象的行为或事件发生。二是高度重视信贷业务和风险管理培训。应以打造高素质信贷人员队伍为目标，不断加大投入，通过“请进来、送出去”、“传、帮、带”等丰富多样的培训形式，使信贷人员牢固树立风险意识，不断提升业务理论和工作技能，成长为信贷工作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三是加强内、外部监督。构建内外联动无死角的监督机制，推行贷款监督、岗位监督，对违规贷款责任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监督工作威慑力，消除个别信贷人员的侥幸心理，防止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发生。

（三）完善信贷业务管理体系

1.探索新的信贷抵押担保模式。基于我国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户和小企业难以实现“完全抵押”的现实，村镇银行有必要探索尝试一些新的抵押担保模式。一是借鉴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小组”模式。按照生产相关性，将农户分成若干小组，以村民联保的方式进行贷款。这种模式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信用关系紧密联接，既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改善经济状况，又有助于农户增强还款自觉性，减少信贷风险。二是采用企业联合农户的信贷模式。将处于同一生产链条上游的企业和下游的农户联合起来，互相为对方担保贷款。这种模式可以有效支持当地某一产业快速发展，增强还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三是探索新的抵押方式。银监会和林业局已于2013年7月出台了《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规定银行可以接受借款人以其本人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林权作抵押担保发放贷款。这使得村镇银行在传统方式外，又多了一种新的抵押方式。此外，村镇银行还应积极行动，探索尝试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内的其他新方式，在更好满足农户和小企业贷款需求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规避信贷风险。

2.健全信用等级评价机制。一方面，村镇银行应成立多方参与、公正高效的资信评定小组。该小组应由村镇银行信贷人员以及农户、小企业代表等多方人士组成，有科学、合理的信用等级评价程序和量化的指标体系，能够客观高效地对申请贷款对象偿债能力进行评价。信贷人员应充分搜集农户家庭人员、承包土地面积、产出、年收入等方面的情况，掌握小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收入、利润、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并由此形成真实可靠的调查意见，以便为资信评定小组评定贷款者信用等级提供参考依据和数据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快农村地区信用环境建设。大力推进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征信系统的建设，将农村信贷全面纳入国家信贷登记系统，形成城乡统一、覆盖全国的信用信息网，以便村镇银行更好地开展信贷工作。

3.进一步加强贷后管理。村镇银行应针对自身信贷客户数量多、分布广、交通通信不便等特点，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备、实用便捷的贷款贷后管理责任制度，通过“谁经手、谁负责”的方式，将贷后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信贷人员身上，促使其高度重视贷后管理环节，主动加强有关工作，从而减少村镇银行发生信贷风险损失的可能。另外，村镇银行还应健全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对信贷人员贷后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监督检查的结果直接与信贷人员的考核以及工资奖金发放情况挂钩，确保信贷人员认真履职，在贷后管理工作方面不走过场。

（四）增强独立经营能力

村镇银行底子薄、实力弱，要抵御政策风险可能带来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强自身的独立经营能力。首先，必须提高自身吸储能力。充分发挥服务“三农”职能，打造本土品牌形象，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尽可能增布经营网点，扩大服务半径，提升结算便捷程度，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引导农户储蓄闲置资金。此外，还可凭借自身熟悉当地风俗、物产、民情的优势，充分吸纳农企、农产资金，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其次，要增强经营独立性。应注意调控对公存贷款规模，以免同政府形成依附关系，丧失经营独立性。对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推荐的贷款项目，要严格执行信贷审批制度，坚持独立审贷、实地考察、自主决策、择优选择，降低政府因素对贷款风险的影响。再次，要持续关注农村产业发展状况。充分了解当地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分析掌握其发展前景，根据客户所属行业的不同，提供差异化信贷服务，以进一步提升村镇银行经营能力。同时，掌握不同行业的发展前景，可以有效降低某些客户因所属行业与国家发展政策不符，而造成信贷风险损失的可能。

（五）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村镇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也以追求营利为目标，但不同之处在于村镇银行以服务我国“三农”事业为根本宗旨，并在经营规模、客户群体、产权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为防范降低村镇银行信贷风险，国家应在综合考虑农村地区信贷风险情况和村镇银行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如：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村镇银行在服务“三农”事业中的信贷市场定位、营业范围、经营领域，以及村镇银行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以期在进一步规范村镇银行信贷业发展的同时，为确保村镇银行的经营独立性得到有效维护、与之相关的优惠政策得到真正落实提供法律支持。

参考文献：

[1] 李吟秋.村镇银行信贷风险防范初探[J].金融经济，2009（20）

[2] 沙曼.我国村镇银行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农业经济，2011（11）

[3] 余迪.新形势下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J].金融经济，2012（18）

[4] 蒋玉敏.村镇银行风险管理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为例[J].浙江金融，2011（5）

[5] 张炎.村镇银行控制信贷风险的法律对策[J].农村经济，2009（2）

[6] 程海彦.村镇银行信贷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防范措施[J].河北金融，2012（6）

[7] 马富华.农村中小银行信贷风险的内部控制研究[J].新经济导刊，2012（7）

[8] 隋剑雄，林琪.试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J].金融论坛，2004（8）

[9] 张丽屏，付剑平.村镇银行信贷风险与应对对策[J].商品与质量，2011（11）

篇6

理论思想的改革与礼仪活动的实践毕竟还不是一回事，而正像《唐六典》撰作并非为了重定制度一样，以“改撰”或者“折衷”出发的《开元礼》也并不与礼仪的再建直接挂钩。但是，这不等于在礼书的撰作之先完全没有准备。恰恰相反，在《开元礼》撰作以前，唐朝廷从设立礼仪使开始，便相机进行了大规模、高规格的立庙、祭天地和封禅等活动，这些礼仪活动与经济形势的变化紧密相连，在开元十至十四年分为两个单元进行，从而为《开元礼》的撰作进行了最基础、最实际的礼仪整备。

(一)礼仪使的设立和开元十年后的祭祖郊天

上面已经说明，在《开元礼》撰作之前，开元十年已有礼仪使的设立。礼仪使的设立，在相当成分上与以往礼制中的矛盾有关。但矛盾的解决，以及仪注的撰作，实基于日常礼仪活动和朝廷典礼的应用。由开元中礼仪使的设立来看，其最直接的目的还在于开元中构建盛世、更张礼仪的需要。可以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此后一系列郊庙祭祀的举办。这其中极为重大的一项就是开元十一年的南郊大典。《旧唐书》卷八《玄宗》上：

(开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亲祀南郊，大赦天下，见禁囚徒死罪至徒流已下免除之。升坛行事及供奉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转一阶。武德以来实封功臣、知政宰辅沦屈者，所司具以状闻。赐酺三日，京城五日。

与唐朝大多数皇帝不同，玄宗即位以后只有祭祖而未举办过郊天的活动，开元十一年的南郊亲祀是第一次，为此并举行了大赦和大酺。大典由宰相亲自主持。同书卷二一《礼仪》一在玄宗亲享圆丘之下，记“时中书令张说为礼仪使，卫尉少卿韦为副，说建议请以高祖神尧皇帝配祭，始罢三祖同配之礼”。这里张说所任礼仪使即宰相遇有大祀或国恤时的临时任使，颇相当于后来的大礼使。值得注意的是韦作为副使和实际组织者参加了这项活动，说明礼仪使的设立与以上活动有关。而大典的进行看来也并不是突然进行而先期无所准备。《唐大诏令集》卷六八《开元十一年南郊赦》在刻意渲染了升平气象之后称：“所以今年献春，恭祀后土；季秋吉日，追崇九庙；采先典于鲁经，积肆类于虞典。”说明在南郊之前，已先有祀后土与祭九庙的活动。

唐朝的宗庙制度在玄宗以前，神主以七庙为限。故玄宗即位后，以睿宗升祔，即不得不将中宗迁至别庙。至开元五年正月，玄宗将行幸东都，以太庙屋坏，乃奉七庙神主于太极殿，玄宗亲谒而发。开元六年玄宗还京，庙成，行亲祔之礼。时已有河南人孙平子提出中宗不应迁于别庙的问题，因太常博士苏献“固执前议”而得到宰相苏颋支持，“平子之议竟不得行。”(37) 但是至开元十年，庙制终有变革。《通典》卷四七《天子宗庙》：

(开元)十年，制移中宗神主就正庙，仍创立九室。其后制献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太庙九室也”。

建立九室事《旧唐书》卷二五《礼仪》五记在开元十一年春，时玄宗自洛阳还京师，下制崇建宗庙，“于是追尊宣皇帝为献祖，复列于正室，光皇帝为懿祖，并还中宗神主于太庙。及将亲祔，会雨而止，乃令所司行事。”玄宗虽因故未能亲参祔祭，但这一改宗庙神主七室为九室的举措，已经是对以往宗庙制度的巨大变革。而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专为祈谷的汾阴后土之祀。《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载：

汾阴后土之祀，自汉武帝后废而不行。玄宗开元十年，将自东都北巡，幸太原，便还京，乃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为主，郊享泰尊以通神。盖燔柴泰坛，定天位也；瘗埋泰折，就阴位也。将以昭报灵祗，克崇严配。爰逮秦、汉，稽诸祀典，立甘泉于雍峙，定后土于汾阴，遗庙嶷然，灵光可烛。朕观风唐、晋，望秩山川，肃恭明神，因致禋敬，将欲为人求福，以辅升平。今此神符，应于嘉德。行幸至汾阴，宜以来年二月十六日祠后土，所司准式。”

汾阴后土之祀始于汉武帝。据说由于武则天时曾移梁山神于祠，使有司设坛祭祀如皇地祗而获宝鼎，故“(开元)十一年二月，上亲祠于坛上，亦如方丘仪。礼毕，诏改汾阴为宝鼎。亚献邠王守礼、终献宁王宪已下，颁赐各有差”。九庙建成后，祭祖先和祭后土都是重要祀事，所谓“崇德配地，尽孝配亲，存乎礼经，不可缺也”(38)。祀事自开元十年已有准备，而分别于开元十一年春、秋二季举行，在此之后，就是上述同年冬至的南郊告天之仪。“盖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礼，莫重于郊”(39)，祭天的活动在建九庙、祭土地后最终进行，三者遂组成一个重大的礼仪单元。

那么，如此重大，有步骤、有计划的礼仪活动为什么会在开元十年以后相继进行？对此金子修一先生已有说明，指出是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祥瑞的出现和外族来访继至而实现的。(40) 但是，若注意到同期朝廷的其他重大举措，会发现玄宗刚好在任命礼仪使同时命宇文融任使括田括户，以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礼仪活动和括田括户，就性质而言，一为礼仪文化也即意识形态，一为户口财政也即经济建设，实涵盖了现代意义上精神、物质两方面的追求。开元十年是玄宗即位殆将一纪，经过最初几年的全力调整之后进入了统治承平期。只是这时的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富裕，所以这个时期的玄宗，一方面致力于改善经济，强调“固兹邦本，致诸升平”及“有国者必以人为本，固本必以食为天”的“劝农之道”，承认武则天以来由于对西北用兵及遇凶年造成“水旱相仍，逋亡滋甚”的局面，允许逃户自首，要求宇文融“巡按郡邑，安抚户口”，对于“赋役差科，于人非便者，并量事处分”(41)；另一方面，即开始通过礼仪活动完善国家礼法，树立朝廷形象，突出皇帝权威。这一点说明玄宗是以典型的古帝王统治术与理想境界作为追求。所谓《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孔颖达以为，“足衣食祭鬼神，必当有所安居”(42)。因此“食货”与“祀”乃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在经济发展使民衣食足用的同时，必须以敬祀鬼神作为精神象征，因此玄宗的“盛世”理想应该是包含这两个方面的。

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整顿已经是初见成效。《唐大诏令集》卷六七《开元十一年郊天制》称：“今四夷内附，诸侯率职，群生和洽，万物阜蕃。”而前揭《南郊赦》也有所谓宗庙降灵，乾坤交泰，远人来归的渲染。与此相应，上述完善宗庙的建置和对于祖、天、地三者的祭祀在这一时期进行，也可以说是为实现《开元礼》制的再建打下了根基。

首先是祖庙问题，上面已经说明，玄宗开元十至十一年下制增宗庙七室为九室是这一阶段内对礼仪的第一个大变革。“七庙”之说见于《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以为从周代开始实行七庙制度，由太祖(后稷)加上文王武王再加上四亲庙(高、曾、祖、父)组成。但是王肃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文王、武王应在七庙之外，为不迁之主。或认为，唐玄宗所改九室之制是从王肃之说。(43) 但是玄宗开元十年制只以“礼从时变”、“因宜创制”的说法来标榜创新，增加懿、献二祖和使中宗入庙也是以“孝思”为名，并不是像王肃那样，是从“殊功异德”来解释宗庙的“不迁”，可见玄宗的改礼也并非仅仅追随王肃，而是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在此之前，随着已死皇帝数量的增加和兄弟相继等特殊原因，围绕宗庙神主的迁祔不断引起争论，七庙制度不足以解决这样的矛盾。而玄宗增加庙室，不仅可以显示孝悌之道，显示不断延续的大朝风范，也扩大了宗庙本身的建置，为未来更加复杂的迁祔问题预留了余地。所以，虽然后来宗庙还有变化，但九庙制度(最多时为九庙十一室)，却成为唐朝皇帝遵守的“不迁之典”。

其次是郊天。开元十一年十一月的郊天是玄宗朝皇帝亲郊的第一次实践。冬至祭昊天上帝虽然《贞观礼》已定，但一方面，史载此次郊天使张说重定郊礼图，“诏遂颁于有司，以为常式”(44)，事实上是依据《显庆礼》而进一步确定了昊天的独尊，另一方面，郊天的配享是此次最重大的改革。唐初本来是按照郊祀的不同对象实行分别配享。如武德初定景帝、元帝分配天地，贞观诏改高祖与景帝、元帝。高宗增加太宗取消元帝，乾封中又下令圆丘、明堂、感帝乃至方丘皆以高祖、太宗并配。至垂拱元年，武则天接受了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建议，始在郊天地中行高祖、太宗、高宗三祖同配之礼。(45) 由张说建圆丘以高祖单独配天而终于改变。

以高祖单独配天涉及到是否以太祖为尊的问题，对于《礼记》所说的太祖，郑玄解释为始封之祖。张说的建议却第一次确立了高祖在宗庙中的独尊地位。这一决定显然与《显庆礼》定昊天独尊有关，由于天的惟一性对应着人神的惟一性，所以用以配天的宗庙祖宗中的独尊之位也需要随之确立，并且从尊位选择建功立业的开国之君高祖而不是始封之主的太祖来看，也是继承了贞观、显庆两礼主要以高祖祭天，突出唐朝的建立和国家权威的一贯。这是《开元礼》继承并发展两礼改革的一例。此后《开元礼》即定以高祖配圆丘、祈谷、方丘，以太宗配雩祀、神州，以睿宗配明堂。但是直至代宗宝应元年归崇敬等建议以太祖为始封之主配天以前，高祖的地位始终没有变。从后来黎幹进状批驳以太祖配天多指郑玄之误看，以太祖配天确实主要有郑玄理论作依据(46)，所以玄宗定高祖独尊以配天的同时，就不独是针对郑玄，也打破了《礼记》以太祖作为始封之主的权威。

第三是后土。后土是所谓“崇德配地”，应与天帝相对。但与前两者属于传统儒家祭祀不同，儒家的土地在唐礼另有皇地祗，而汾阴后土之祭，由《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却知道是始自汉武帝而与黄帝获神鼎见太一的神仙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虽然玄宗在返京的途中亲祭后土，说是“为苍生祈谷”(47)，真正意义却是为天子祷福，是玄宗一系列神仙祭的开始。对于后来封禅与其他道教神仙祭祀而言，后土祭仅仅是铺垫，但《开元礼》卷二九“皇帝夏至祭于方丘”之下，却注明“后土礼同”，说明在《开元礼》中，是给后土与皇地祗同等的地位，可见玄宗在对“地”的祭祀中也开了新的篇章。

扩建祖庙，郊天和后土，玄宗都解决了一些难题，并有不同于前人或前礼的新创建，但这只是开始，更重要的礼仪实践还有待封禅大典的完成。

(二)封禅大典的告成之仪

在郊天的活动举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开元十三年玄宗终于举办了封禅大典。封禅是帝王有大德有大功才可以进行的隆重祀事。《开元十三年封泰山诏》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48)，便证明了这一点。开元十三年为什么可以“告成”呢？虽然张说歌颂玄宗“创九庙，礼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弟兄，文王之慈惠也；卑宫室，菲饮食，夏禹之恭俭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尧之文思也；怜黔首，惠苍生，成汤之深仁也；化玄漠，风太和，轩皇之至理也”(49)，似乎功盖尧舜禹汤，但这里最实在的一个成绩，其实是上面所说的宇文融括户。众所周知，宇文融括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财政困境，促进了物资流通。《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在记述他事迹的文字之下便说道：

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奉溢。每店皆有驴货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史家夸赞开元盛世莫不以此为根据，因此封禅正是经济发展取得极大成效的同时举办的精神庆典。史载此次封禅同样由张说、韦加以组织并由康子元等定封禅仪。参加仪式有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和“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的首领与少数民族酋长，玄宗制称“百神群望，莫不怀柔，四方诸侯，莫不来庆，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并作《纪太山铭》，“御书勒于山顶石壁之上”，昭示天下，流传后世，真可谓是“礼备封禅，功齐舜禹”了。(50)

封禅成功后，开元十四年正月，玄宗又令朝臣分祭五岳四渎和风伯雨师。《唐大诏令集》卷七四《命卢从愿等祭岳渎敕》说明：“五岳视三公之位，四渎当诸侯之秩，载于祀典，抑惟国章。方属农功，颇增旱暵。虔诚徒积，神道未孚，用申靡爱之勤，冀能通润之感……且润万物者，莫先乎雨；动万物者，莫疾乎风，睠彼灵神，允称师伯。虽有常祀，今更陈请……各就坛场，务加诚敬，但修萍藻，不假牲牢，应缘奠祭，允宜精洁。”其中虽强调了防水旱，但对象如此完全，不难理解其用心的周到。五岳四渎和风伯雨师是地位稍低于天地日月的神祗，因此封禅大礼与这类祭祀相和，在祭祖郊天之后就几乎包括了对自然界所有重要神灵的享献，从而完成了玄宗展示盛世、沟通一切天神地祗的第二个礼仪单元。

封禅在玄宗以前，既有贞观所定仪注，也有高宗和武后时期的成例可参，开元十三年封禅形制即多遵高宗。但是在玄宗下制令张说、徐坚等与礼官撰东封仪注后，张说提出高宗乾封中禅社首山以“文德皇后配皇地祗、天后为亚献，越国太妃为终献”，是“以宫闱接神，有乖授命易姓之事”，非古之制，并认为中宗有大难也是因祀圆丘以韦后为亚献，因此奏请以睿宗配皇地祗。所以封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台之前坛”，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享”，同时享皇地祗于社首之泰折坛，也以“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祀”(51)，改变了乾封中的二帝同配和皇后配享。这一改革也被吸收入后来的《开元礼》中。不仅如此，从史料所记封禅典礼看，开元十三年与前之重要不同，还在于改变了祭祀的程序和地点。《通典》卷五四《封禅》载其年十一月己丑，玄宗在侍从陪同下“御马而登”。由于“帝以灵山清洁，不欲多人上。欲初献于山上坛行事，亚献、终献于山下坛行事”，结果因贺知章奏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各自代表君臣之位，应分别祭祀，“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所以将昊天坛由山下搬至山上，初、亚、终三献一道进行，五方帝及诸神座于山下坛行事。但山上只有皇帝和二、三大臣，与山下群臣分别，不仅简化了手续，而且突出了昊天上帝及与之对应的皇帝的独尊。

封禅仪式对于玄宗的意义，还在于启迪了他的修道成仙之心。由于自秦始皇和汉武帝已将封禅与神仙说联系起来，后世则更在封禅中发展道教仪式，这一点在高宗武则天已是如此(52)。玄宗之所以接受道学之士贺知章建议，也是为了在封禅时实践皇帝受“太一神策”，与神仙相接这一套自汉武帝即开始的仪式。而玄宗在理论方面也接受了康子元等人的建议。《新唐书》卷二《康子元传》称：

康子元，越州会稽人。仕历献陵令。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贤直学士侯行果荐子元及平阳敬会真于说，说藉以闻，并赐衣币，得侍读。子元擢累秘书少监，会真四门博士，俄皆兼集贤侍讲学士。

玄宗将东之太山，说引子元、行果、徐坚、韦縚商裁封禅仪。初，高宗之封，中书令许敬宗议：“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说、坚、子元白奏：“《周官》：乐六变，天神降。是降神以乐，非缘燔也。宋、齐以来皆先哜福酒，乃燎，如《贞观礼》便。”行果与赵东曦仪议，以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仪已而燔，神无由降。”子元议挺不徙。说曰：“康子独出蒙轮，以当一队耶？”议未判，说请决于帝，帝诏后燔。

康子元也是专治易学和老庄的道学之士。“燔柴”是祭天中燔烧祭品的仪式，许敬宗提出先燔的理由是“周人尚臭”，遭到康、张等的辩驳。虽以《周官》为证，但问题其实在儒家的血祭、荤祭与道教祭祀明显不合，因此康、张的主张并非是儒学的论争，而是要改变和隐去“尚臭”的儒家观念。“后燔”之说后来也被贯彻于《大唐开元礼》的所有郊祀之中。因此，反映在《开元礼》虽然是对《贞观礼》的采纳，却融入了道教意识。此后，玄宗更通过对遍及全国的川岳海渎实行道教方式祭祀扩大了影响，并于开元十六年以后逐步建立与道教有关的祠龙池等祀，限于本文篇幅不能细论，但是从封禅以后国家祭祀中出现的道教化倾向却是无可置疑的。这表明皇帝的意志在礼仪的建设中愈来愈有决定的作用。

以上礼仪活动的举行都是为了使帝王展示自身功德和国家强盛，不过有着充分物质和精神准备的两个礼仪单元的完成仍只是玄宗经营盛世的一部分。由于国家祭祀是五礼吉礼的核心，开元十至十四年两个阶段的皇帝郊庙祭祀，毋庸说是进行了最重要的礼仪实践。宗庙祖宗和天地，是国家祭祀最基本、最重要的对象，封禅则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典礼。而无论是哪一种仪注都越出了古礼的规定，可以说玄宗对于“改撰”《礼记》已进行了预演，“改撰”也不再是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而玄宗通过实践无疑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构想，也完全有了改建礼仪的基础和把握，这一点在举行封禅仪式之后当然就更是如此。无论祭祖、郊天和封禅活动中，都不但有对前礼的选择和辨证，也有一些完全不同已往的新仪注，增加了许多贞观、《显庆礼》不具有的新因素。总之，无论如何，以上内容都表明唐朝开元的礼制比之贞观、《显庆礼》更加成熟而有独创性，而礼仪的实践或许也会进一步刺激玄宗君臣为自己树碑立传、标榜盛世的决心。所以当着这些活动完成的同时，可以代表盛世精神象征的唐代“礼记”——《大唐开元礼》也就有了当然的创作基础。事实上《开元礼》确有对上述新典礼仪注的吸收，而如果将这个礼仪准备过程算在内，则《开元礼》的酝酿应与《唐六典》大致同时，是从开元十年礼仪使的设立就开始了，礼仪使的设立因此也可以说是构建《开元礼》的最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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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撰”与“折衷”的调和——《开元礼》的最后取舍

唐人曾经指出，“《开元礼》，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玄宗纂之曰《开元礼》”(53)。《开元礼》公认是吸收和“折衷”贞观、《显庆礼》内容而成。但本文业已说明，对于《开元礼》曾经有“改撰”和“折衷”的两种意见。“改撰”之旨代表着玄宗取法周天子，试图用代表唐朝礼法的《开元礼》和《唐六典》作为盛世礼典的意图，因而对于现有礼制加以“折衷”的具体做法与“改撰”古《礼记》思想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问题只是在于，对贞观、显庆二礼中因礼学依据不同所产生的矛盾如何折衷？折衷之后的《开元礼》又如何体现“改撰”？这里，有必要谈一下《开元礼》最后阶段的创作。

前揭《旧唐书·礼仪志》说：“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是完全由王仲丘完成的。由于张说卒官是在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因此萧嵩真正接替张说应当是开元十九年初以后的事。(54) 从这时到《开元礼》成书不过一年多，虽然迅速成书可能出于玄宗的催促，但王仲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是否能独自完成这样的一部巨制是很令人怀疑的。且从今所见《开元礼》对上述开元十至十四年郊祀等礼仪改革内容的吸收，特别是玄宗令张说、徐坚、康子元等参定封禅仪注的情况，我们知道至少并不完全是如此，另外还有很多内容其实是直接抄撮《贞观礼》和《显庆礼》，所以对于其中的大部分，王仲丘以前的作者们已有撰作，或者已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不过，史料证明确实还遗留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由萧嵩和王仲丘决定的。例如史载张说开元十一年曾对郊天礼诸星的配祀作了一些调整。据《册府元龟》卷五八九《掌礼部·奏议》一七载他与贺知章奏议，称按祠令规定坛中祀“五星已下内官五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众星三百六十座”，但“今奉墨敕授尊卑升降，又新加降等座总三百一十九(八？)座，并众星三百六十九座，凡六百八十七座”；但据今本(洪氏公善堂本)《开元礼》和《通典》卷一九《开元礼纂类四》有内官55座，中官159座，外官105座，众星360座。外官众星合为465座。仍近似于《祠令》(应为开元七年)(55)，而与张说所定有不同。除此外更多地是涉及一些有争议的内容，如祭天礼中冬至祀圆丘和祈谷、大雩、明堂都是郊天最重要的仪目。其中除冬至祀昊天上帝已因张说作郊礼图可不论外，其他三仪都有依从《贞观礼》六天说(即郊天主祭除昊天并有五方帝、五人帝等)、抑或《显庆礼》独奉昊天的问题。《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记乾封初，高宗诏依旧祀感帝与神州。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曰：“显庆新礼，废感帝之祀，改为祈谷，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检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依旧复祈谷为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礼见配圆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祗，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礼。”而接下来证明“有乖古礼”，就是引《礼记·祭法》和郑玄注、《三礼义宗》、《礼记·大传》等为据，说明其不合礼经与先儒所论。明堂、雩祀当然也是如此。所以同志又记：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七月，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礼郑玄义，祀五天帝，王肃义，祀五行帝。《贞观礼》依郑玄义祀五天帝，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古礼及《贞观礼》，为复依见行之礼？”时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依违久而不决。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事，兼用贞观、显庆二礼。

可见一直以来使朝廷在用礼方面犹疑不定的正是这些内容。但是萧嵩和王仲丘使之得到了解决。史称萧嵩“一门尽贵”，“恩顾莫比”，与玄宗且为儿女亲家，“每启事必顺旨”(56)，对于玄宗的要求应当十分理解。《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二十年八月条记曰：

初，上命张说与诸学士刊定五礼，说薨，萧嵩继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明(显，避讳改)庆礼，祈谷、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皆从之。

《通鉴》所记甚简，但据《新唐书》卷二《王仲丘传》，说明祈谷、大雩、明堂三者本来在贞观、《显庆礼》祭祀的对象和依据都有不同，但王仲丘却根据“有其举之，莫可废之”的原则，“欲合贞观、显庆二礼”。即一方面认为《显庆礼》独祀昊天上帝比较“合于经”而主要继承《显庆礼》，以昊天为主祭；另一方面则以《贞观礼》曾祭五方帝，也以之为配祀，这样与原来的冬至主祭昊天统一，就达到了所谓“二礼并行，六神咸祀”的效果。

祈谷、大雩、明堂此前没有定夺，应当是史料所说《开元礼》“历年不就”的一个原因。王仲丘的做法是在突出昊天的原则下，能够尽量调和贞观、《显庆礼》的不同，从而将二礼兼收并蓄，解决了一直以来的矛盾。此外《通典》卷八九《齐衰杖周》也说到开元二十年“中书令萧嵩与学士改修五礼，又议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为定，遂为成典”，卷九二《嫂叔服》说到“中书令萧嵩奏依《贞观礼》为定”。这证明，当时凶礼中五服制度的问题在张说时期也没有解决。而从《开元礼》内容来看，萧嵩不但接受贞观后期和《显庆礼》的全部改革内容(包括曾祖服、舅甥服、嫂叔服等)，也增加了《显庆礼》没有，由武则天所提出的父在为母服三年制。所以，应当说王仲丘和萧嵩才是最终实现张说“折衷”原则的人。

那么，既然一样是“折衷”，为什么这些问题在张说主持的时期竟定不下来呢？这一点最值得深思。严耕望先生分析《唐六典》曾指出，其书“盖欲全部摹仿《周礼》，即不能牵就现行官制，欲牵就现行官制，即不能全部摹仿《周礼》，此两原则绝对不能兼顾也。后来学士于莫可奈何中，乃毅然放弃全部《周礼》之原则，一以现行职员令之官制为纲领，详其组织”，《唐六典》是放弃《周礼》原则成就的。《开元礼》也同样有必须放弃《礼记》原来篇目形式，而以唐五礼为纲，详其内容，详其制度的问题。

但笔者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元礼》要改变《礼记》的许多内容思想。问题是张说虽然与礼官撰东封仪注，并定高祖配天等有所改革；但既然认为《礼记》是不刊之典，原则上就要奉之为准绳为圭臬，不能动辄“改撰”，这是张说和王喦的分歧所在。因而其所主张的折衷，也是要从贞观、《显庆礼》中择善而从。但他无法解决贞观、《显庆礼》明显的矛盾，也无法完全不顾及古礼原则，不考虑学术正误和前贤传释。遇到《礼记》或前儒说中明显有矛盾而与唐制冲突的问题，就难免使学士们陷入困惑，无所决断。特别如昊天独祭与五帝合祭的不同主张影响到祈谷、大雩、明堂祭祀，更毋庸说贞观、显庆以来的服制改革都与《仪礼》作为经文、《礼记》作为仪注的原则相去太远。按照古礼经文、仪注和前儒注疏，这些改革就不能接受。学者们若在这些问题上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就必然会旷日持久，徒劳无功。而萧嵩和王仲丘的“折衷”却是以唐朝新制度为着眼点，不强调礼经，不非议郑王，不一味在学术上作纠缠。虽然《开元礼》是以继承《显庆礼》为主体，但对于无论是贞观、显庆还是这之后的改革，也无论是否合乎古礼或前儒之说，几乎都以“有其举之，莫可废之”的态度心平静气地接受。当《贞观》、《显庆礼》有矛盾时，只是采取略加变通的办法加以调和，用这样的方法肯定唐朝自己的创造，这说明他们在实际上已经不唯古礼和先儒马首是瞻，而是建立了新的取舍标准。惟其如此，他们的“折衷”才能不受牵制，更加彻底；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开元礼》对《礼记》从内容到精神上的改撰。

总之，彻底的“折衷”其实就是实现了对古礼原则、内容上的“改撰”，而萧嵩和王仲丘的作法也说明，“折衷”本来就与变革分不开。不过对他们，已经不能完全用“郑王择从”来涵盖，也不能仅以学术取向去作解释。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认为《开元礼》毫无学术根底，没有吸收汉魏南北朝礼学变化作为依据，而是所谓“郑王择从”，充其量只是在贞观、《显庆礼》已经“考取郑王”的基础上再加择从，或者再加扩大而已，并不是《开元礼》自身创建的惟一特色和依据。如前所述，唐初以后，唐人从疑注到改经的倾向已经愈来愈明显，并且这种“改经”在很大程度上常常已经不是学术观点的选择而是配合着时代维新的需要，是对帝王意旨的认同和屈从。玄宗的“诏可”就表明了皇帝在背后对他们的支持。既然萧嵩被任命时，已明确要建造唐朝的“不刊之典”，《开元礼》又是要体现唐朝特色，他们的选择，就只能是直接针对唐礼和唐制(而不完全是前儒学说)已有内容的选择；他们的折衷，也只能是前后改革基础上的折衷。事实上，萧嵩主持期间，不仅确定了以上重大内容，而且通过吸收开元二十年以前的格式制敕入礼，对于礼仪作了其他许多修改，对此，我们将在另文阐述。因此，所谓“网罗遗逸，芟翦奇邪”，是萧嵩和王仲丘不同于张说、徐坚之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大唐开元礼》才可能最终成就于他们之手。而他们在建构唐朝新制，显示盛世独创精神的同时，与其说是继承了张说的“折衷”意图，不如说是实现了玄宗的“改撰”和取代之旨更符合实际。

昔人对《开元礼》有极高的评价。欧阳修曾谓《开元礼》使“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5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说：“其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备，粲然勒一代典制，诚考礼者之圭臬—也。”近代学者章太炎也以为“择善而从，宜取其稍完美者，则莫尚于《开元礼》矣”(58)。当今研究者论述《开元礼》，更提出具有总结性、全面性、系统性的三大特点(59)。但是综观上述，笔者认为《开元礼》不过是唐玄宗努力营造大唐盛世，以新代旧、以“今”化古的产物。因此一方面，《开元礼》继贞观、《显庆礼》之后，使唐前期五礼更加定型化，从而确立了中古礼制的框架，实现了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之际的礼仪辉煌；但另一方面，《开元礼》吸收贞观、《显庆礼》和开元时代的变革成果，本身也必然充斥着许多离经叛道的新内容，表现了唐国家礼仪完全不同于上古礼的时代特色，这是《开元礼》所以“粲然勒一代典制”，成为时展进步之里程碑的中心所在。虽然，就唐国家礼制而言，《开元礼》并不是变革的结束，但它肯定了南北朝和唐初以来的变化，突破了古礼经的内容与思想格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官僚和士人的理想和追求，其创新精神，也必然为唐中后期的礼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中古时代的礼制就是按照《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开辟的途径不断变化，从而适应时代需要，体现国家和皇帝权威，指导朝廷政治和社会生活。总之，作为上层建筑的礼，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它的产生既有着极强的目的性，也有着极为鲜明的现实性。这是《开元礼》所给予的启示，而关于这一点，还有待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予以证明。

附记：本文在历史所学术沙龙报告后，得到不少同仁的批评指正，特别是楼劲先生在《开元礼》的学术背景等方面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与帮助。特此说明并致谢。

注释：

①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开元礼》，商务印书馆1959年重印版，第892页。

②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1页。

③《唐令拾遗》，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3年版；《唐令拾遗补》，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版。此前泷川政次郎有《唐礼与日本令》，法学协会杂志，第47卷9期，1929年；此外1972年池田温担任解题的《大唐开元礼》一书刊行，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④见池田温编《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并书中氏著《唐令と日本令——〈唐令拾遗补〉编纂にょせて——》一文，东方书店1992年版。并参池田温《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寺录〉》初版序言和二版附记。代表作又如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ヒ仪礼》，柏书房1996年版。金子修一《古代中国朝政ヒ皇帝祭祀》，汲古书院2000年版。此外专题论文又有西岗市佑《“大唐开元礼”“荐新于太庙”之仪》(《国学院中国学会报》40，1994年)和《“大唐开元礼”中之七祀》(《国学院杂志》97，1996年11月)等。

⑤如丘衍文《唐代开元礼中丧礼之研究》，台北郁氏印书及奖学基金会1984年版；张长台《唐代丧礼研究》；甘怀真《〈大唐开元礼〉中天神观》，台湾《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嘉义中正大学2001年版，第447—449页；高明士也有关于《开元礼》版本的研究，见氏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修订版)，台北明文书局1996年版，第292—295页。

⑥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上编《敦煌礼论》“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458页(后者先收入黄约瑟、刘建民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另外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收入《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301页)涉及礼俗也值得注意。

⑧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刊《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刊《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⑨《文苑英华》卷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306页；并见《吕和叔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按郑相公为郑，见内藤乾吉《唐六典の行用につぃて》，1936年，《东方学报》7，京都，1936年，第118—120页；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年版。笔者曾在以往的文章中误为郑余庆，特此纠正并感谢武汉大学刘安志先生指正。

⑩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职官》，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8—99页。

(11)严耕望：《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53年，第69—76页，语见第73页。

(12)见内藤乾吉《关于唐六典の行用につぃて》。奥村郁三《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的研究》，东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转引自《二十世纪唐研究》第四章《法制六·唐六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8页。

(13)关于《贞观礼》制定时间，《唐会要》记作贞观七年，但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考证为贞观十一年。文见台湾《第二届国际唐代学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9—1214页。

(14)以上参见《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18页；《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第308页。

(15)《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18页。

(16)参见《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18页；《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第308页。

(17)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序录·次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18)陆德明三《礼》中“《周》为本，《仪》为末”的说法，与前论《礼记》在二礼之后似有矛盾，与本书实际排列次序亦不符。王素先生亦解陆意是说《礼记》在末(见《唐代文化》第五编第二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1页)，此处疑有阙文，或“仪”为“记”之误。

(19)《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第1266页。

(20)《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第1160页。

(21)《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222页。

(22)《新唐书》卷二《儒学下·元行冲传》，第5692页。《旧唐书》卷一二本传“一人而已”下有“莫不宗焉”语。

(23)金子修一：《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日本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52页。

(2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四章《唐代学术思想的变化》第一节《经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462页。

(25)《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第2602页。

(26)金子修一：《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载《日本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345—370页。

(27)《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下》，《国学基本丛书》本，第672—674页。

(28)《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标点本，第1019—1021页。

(29)参见《新唐书》卷二、《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分见第5691—5692页，3178—3181页。以《新唐书》文简，故引文从焉。

(30)《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第1428、1434、1441页。

(31)《新唐书》卷一九九《王元感传》，第5666页。

(32)《史通通释》卷一四《外篇·惑经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98页。

(33)《唐会要》卷二六《读时令》，第491页。

(34)《全唐文》卷三四五，李林甫《进御刊定〈礼记·月令〉表》，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508页。事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载宋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己未龙图阁待制孙奭上言，指出：“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擿微瑕，蔑弃先典。明皇因附益时事，改易旧文，谓之《御删定月令》，林甫等为注解，仍升其篇卷，冠于《礼记》，诚非古也。”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50页。

(35)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一《经部》，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9页。录文见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斯621《御刊删定〈礼记·月令〉并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452页。

(36)见皮日休《补大戴礼祭法文》，《皮子文薮》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雷闻《论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指出，皮日休建议将咎繇、伯益、周公、仲尼四人的祭祀直接补入《礼记》原文，也就是将唐代已经行用的祭祀实践补充进儒经，这一点值得重视。参见台湾《汉学研究》第21卷2期，第114页注9。

(37)《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五，第952—953页。

(38)《唐大诏令集》卷六六《祀后土赏赐行事官等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2页。

(39)《唐大诏令集》卷六八张九龄《开元十一年南郊赦》，第380页。

(40)金子修一：《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第七章之三《开元十一年の亲祭の特质》，第230—238页。

(41)分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开元十年五月十一日《处分朝集使敕》，卷一一一开元十二年五月《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第527、576—577页。按前敕据《册府元龟》卷一五八《帝王部·诫励三》当作“正月”，第1906—1907页。

(42)《尚书正义》卷一二，《十三经注疏》，第189页。

(43)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第55—56页。

(44)《册府元龟》卷五八九《奏议一七》，第7038页。

(45)参见任爽《唐代礼制研究》，第78—80页。

(46)黎斡进状事见《旧唐书》卷二一《礼仪》一，第836—842页。

(47)《通典》卷四五《方丘》开元二十年萧嵩上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62页。

(48)《唐大诏令集》卷六六，第370页。

(49)《册府元龟》卷三六《帝王部·封禅二》，中华书局影印明版，第396页。

(50)《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三，第900—904页。

(51)《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三，第892—893、899—900页。

(52)雷闻：《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68辑。

(53)《唐会要》卷五七《尚书仆射》，第992页。

(54)据《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及同书卷八《玄宗纪上》，张说开元十五年曾解免宰相，诏令致仕，“仍令在家修史”；但开元十七年二月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直至十八年十二月病率。因此萧嵩代张说应是在开元十九年以后。

(55)参见李锦绣《俄藏Д[，x]3558唐〈格式律令事类〉残卷试考》，《文史》2002年第3辑，第152页。

(56)《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新唐书》卷一二六《韩休传》，分见标点本第3093—3094、4433页。

(57)《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