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根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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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教学是高校的根本使命，科研是高校发展的重要力量。两者正如高校发展的两翼，只有并驾齐驱才能越飞越高。然而，现在许多高校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笔者从教学与科研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行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　教学　科研　协调

《高等教育法》规定，现代大学有三大任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但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大众化、大学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教学与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科研和社会服务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甚至相冲突的情况。高校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教学视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是学生学习的园地，是学生接受知识和掌握技能的地方。作为学校来讲，顺利和圆满地完成教授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是其根本目的。然而，随着各高校功能的扩展，科研在院校组织中占据了首要地位，高校教师作为研究者的意义与价值日渐突出，而作为教学者的角色却不断地被边缘化。

一、教学是高校的根本使命

高等学校首先是一个培养人的机构或场所，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教学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环节。因此，教学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主体性工作。《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可见，高等学校中心工作是“培养人才”，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应围绕这个中心，而不是偏离这个中心。

（一）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

高校教学过程是高等教育系统最基本的活动过程，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基本途径。高校虽然倡导科学研究，但它与专门的研究院所不同，它以肩负的教育教学职能为显著特征而区别于科研院所。高校的第一要务是育人，教育教学是高校的本质特征。高校的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表征了高校对真理的不懈的探求精神，这也是高校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因此，高校的科学研究，其根本上是以教育教学对创造型人才培养的影响为最高境界。

高校是以创造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组织实施高等教育教学活动，重点培养的是人才的创造能力和组织引领能力。大学生不仅要懂得自己如何开展工作，而且还要懂得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且还要善于有效地组织引领他人开展工作。高校人才培养的这种高质量、高端性，决定了高校教育教学必须是由高水平、高素质、创造型教授引领、带动的高级教育教学活动。

（二）教书育人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

教师的基本工作是教学工作，基本职责是教书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李岚清同志曾说，“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赋予教师以更大的责任和希望。教师工作关系着教育的成败，关系着民族的兴衰。大学教师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位从教50年的大学教师所说的“在大学教育中，教师的作用重要，教师的影响深远，教师的责任重大，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应是每位教师的座右铭”。高校要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一切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出发，将教师的一切工作都纳入教书育人活动之中。

二、科研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

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是与教育教学实践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活动。科研是大学教师深化认识、不断探索和发现真理的学习过程。因此，科研不应当是大学教师游离于教学活动之外的工作，而是教师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和优势，不断探索真理，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的科学研究和学习活动。

大学教师所从事的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活动，可能与所讲授的专业教育教学的某一课程相距甚远。但是大学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却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教育教学活动，影响到他的学生。学生从具有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教师身上，获取的将不仅仅是知识，而且还一定包含有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一位能够把专业理论知识讲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易于让学生充分理解掌握的教师，这对学生来讲无异于讲演艺术大师。而能够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打动学生的教师，那么他将一定是能够唤起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欲望的领航人。然而，这正是大学科学研究不同于专门研究机构的本质功能所在。也就是说，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意义、功能，不仅仅是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重要的是影响大学的人才的培养，为科学技术的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科技人才竞争力资源。

三、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促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对于很多学校来讲，为了在科研项目申报和技术攻关上能有显著的成效，教师都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型教师，另外一类是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学型教师。这种看似非常合理可行的人员合理配备的分配却存在很多问题，导致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割裂。首先，很多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很少甚至基本上不参与学生课堂教学，在科学研究中很多新的科研成果很难在短时间内直接和学生见面，学生也很难有机会参与和了解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其次，教学型教师的教学工作任务非常的繁重，势必造成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那么学生学习和掌握的很多更新较快的知识可能在学生未毕业之前就已经过时甚至淘汰了，这很容易造成学生知识的陈旧，在工作中很难短时间适应工作要求。笔者认为教学与科研不应该是矛盾和冲突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促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一）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的结合

在相关的理论课教学中适当穿插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体会，特别是介绍研究者具体的一些理论成果和学术观点，可缩短教师、教材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启发学生独立思维、培养学生科研分析能力与创新精神。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理论教学，不仅丰富教学内容，启发学生思维，而且通过与学生交流，形成新的灵感和论点，促进科研纵向发展，通过指导学生的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形成新的科研选题。科研与教学相互推动，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教学又推动科研，教学科研相长，共同发展。

（二）科学研究与实验教学的结合

作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验课教学有其特殊的意义，是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对所学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在教学和科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和学校科研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学校的学术地位和所能开展的实验课水平的高低；科研成果的水平高低也离不开实验的具体验证。让学生采用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实验形式，能够使学生充分发挥其科学思维的积极性，并具有敏锐的科学预见性。这样既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参与性，又可提高学生对科研全过程的理解和掌握，改变以往实验只走简单操作过程的验证性实验形式，提高学生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学生一定的科研思维能力。

（三）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目标的结合

现代社会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才变传统的“知识型”为“智能型”、“综合型”和“复合型”。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本专业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因此，大学教育必须扩大视野，立足科技前沿，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合到大学教学体系中，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和成果，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的课题研究。通过指导他们参与科研设计、文献检索和论文书写等，可培养学生对科研工作的感性认识，打消他们的畏难心理；带领大学生科研兴趣小组，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专题研究，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研究难题，还可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需要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是把教学与科研联系起来的枢纽。因此，教师必须从事科学研究，站在科学前沿，加强自己创造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的高质量人才。

参考文献

[1]李萍, 贾天军, 郑文芝.科学研究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性.管理参考.

[2]谭海玲.论高校教学与科研.实践与探索.

篇2

〔关键词〕 诠释学，科学，实践，科学哲学，后经验主义

〔中图分类号〕N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48-04

〔收稿日期〕 2013-11-23

〔作者简介〕 杨秀菊（1981-），女，辽宁营口人，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经就实践智慧和应用科学作出区分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种区分使我们明辨了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实践智慧。哲学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行为主体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只有在人类繁衍和实践同步的基础上，人们才可以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以及世界的物质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纵观科学发展历史，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征表现出忽视实践智慧的趋势，以实践智慧为本质内容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几乎丧失其科学合理性，而诠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独立的方法论也面临着消失殆尽的危险。于此，伽达默尔提出了重新恢复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精神科学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家们认识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诠释学不仅适用于精神科学，也完全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

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思想溯源

德语中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的词尾ik本身就含有方法与实践的意思，而在早期的诠释学中，特别是在神学与法学领域，诠释学更多地是指向理解、解释与应用，诠释的技艺就是一项实践的活动。

19世纪，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着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将人的生存特征描述为“在生命中存在”（Darinnensein im Leben），意旨生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被动的客体，是生命意欲与生命关系的复合体。由于人类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生命是联系人类与世界的内在纽带。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关系，〔1 〕 （P31 ）狄尔泰的诠释学观点探讨了科学与实践生活的关系，认为理解是从人的实践关怀中产生的。

之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进行的关于此在的诠释学分析更是直接针对人类日常实践的，他认为只有在日常实践意义上的科学实践才是诠释学的。人们在世之存在的方式体现了对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解释，在对科学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中，人们从对人类日常实践和科学研究的解释中领悟到在世之存在的方式。因此，科学研究中解释实际应用的意义与实践应用本身都是诠释学的。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看，实践与应用具有同一性。

继海德格尔之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更是对实践的诠释学分析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其实践的诠释学观点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基础上，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普遍知识和具体应用做出明显的区分，所以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使伽达默尔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做出诠释学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从道德行为现象中的实践智慧角度出发，分析论述了适合于科学的诠释学之实践智慧与实践理性。

伽达默尔阐述到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成其为科学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他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伽达默尔关于实践与应用的分析也将二者处于同一层面之上，伽达默尔认为浪漫主义学派的诠释学观点包含的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统一忽视了应用技巧，而应用与理解和解释一样，同属于诠释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且诠释学就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种要素构成的，缺一不可，诠释学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及应用的统一中才具有重要意义，诠释学中关于应用的重要问题也是由理解和解释的互通与共融所引发的。所以，伽达默尔称之为交往实践技艺的诠释学，是与古代对本质沉思的理论相互对立的，诠释学是代表着高度技巧的实践。〔2 〕 （P4 ）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可以说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伽达默尔开始，诠释学产生了一个重大转向，即从哲学诠释学到科学诠释学的转向。科学诠释学顺延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诠释学在当代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具体应用。

除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基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形成还得归功于约瑟夫·劳斯。劳斯认为，在具体科学研究中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人们经常忘却科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且这种“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3 〕也就是说，科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对科学实践的重视，它将科学活动视作人类实践活动，而人类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下进行的。首先，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是科学理论的形成与进行科学实验的基本条件，其背景预设构成科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其次，科学活动依靠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从而合理地实现科学研究。〔4 〕 （P169 ）

由此看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理解是以人类实践经验为基础而发生的，研究者摒除不了纯粹无我的主体状态，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也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为了彻底把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必须从与科学完全对立的语境中脱离出来，这种科学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通过意义概括得到的意识再重返实践中去。只有将诠释学应用于整个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中，科学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功能。

二、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表征

之所以提倡将诠释学作为方法论基础适用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是考虑到当代的科学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 〔5 〕 （P35 ）事实上，科学哲学家们理应意识到，科学研究单纯用任何一门单独学科所做出论断都是片面的。特别在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后，仅靠传统理论的研究与逻辑证明是远远不够的，而科学诠释学强调的自我理解就是把科学蕴含在文化与历史现象之中，在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科学实践及其过程做诠释学的分析。

首先，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最先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科学观察与科学发现阶段中。因为实践性的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原初经验的获得方式，以知觉为主的实践性经验的获得与积累更是在整个科学进程，特别是科学观察与发现的阶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知觉本身就具有诠释学的特征，通过知觉等实践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客观性知识”荷载着文化与实践的双重因素。从研究者自身的感官限制、教育背景、认识旨趣、科学素养、心理结构等个体性因素到政治、经济因素等社会性因素，无一不对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科学诠释学基于上述因素的思考正好能够补充以往人们对非客观性因素的忽视，基于科学整体基础上的诠释学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更宽阔的思考领域。

其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体现在科学理论的生成中。例如几何学的观念化和形式化就是通过古埃及人的测量实践积累而最终形成的。古埃及人懂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用简单的几何原理，他们运用一些朴素的手段来测量土地及金字塔与神庙等建筑，正是这种看似日常的重复性的测量活动构成了几何学的实践过程。在远古时代，从这种实用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科学活动虽然没有呈现精密化的形态，却也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特征。因为科学研究通过数学的计量与几何证明等方式与观察实验、分析的方法及实践的具体操作同样重要，特别是带有猜想性质的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具有思想的纯粹性特征。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实践性知识与客观性知识这两种知识形态的话，实践性知识必优于客观性知识，因为不仅由于客观性知识大多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而且科学的客观性知识仅以客观性为研究主旨和前提，而实践性知识则加入了主观能动性作为考量的因素。科学的客观性知识本质特征是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把研究主体人为地划归在所考察的客体的对立面，从而避免其对所考察客体产生的影响而使其失去客观性；而实践性知识则重视主客体之间的关联，因为它不以静态知识获得为目的，而将知识置于历史条件下动态的、变化的环境中，以此来考察主、客体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有关自然与生命世界的体系愈发完善，科学进步的无限制与无终止性势必产生更加精确、完善的新科学体系，这样，自然科学便不能囿于对传统科学研究中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经验性的描述，而应该将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放到日趋严密、科学的与合理的解释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实践的具体应用上来。

除此之外，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还体现在语言的分析上。脱离了科学诠释学的语言分析角度，人们也无法严格甄别日常生活实践与科学研究实践二者在推动科学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难以把其意义来自经验的观察术语与猜测性的理论术语区分开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术语不是作为孤立的单位（如观察术语可与自然实体相对应），而是作为更大的语言学框架中的要素而具有意义的。既然观察脱离它所从属的更大的概念和命题框架就没有实践意义，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去分析构成科学知识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础的不同类型的事实陈述。” 〔6 〕

所以，无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阶段，还是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应用的阶段，我们都可以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诠释学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等多重角度对科学主义绝对真理的批驳，从而把科学认识置于人类活动的基础之上，以此来“努力恢复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学哲学的‘规范’功能”。〔7 〕

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特征

我们知道，早期的诠释学是作为一门关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技艺，以一种学科的形式出现的，之后诠释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海德格尔本体论分析与伽达默尔基于诠释学应用基础的哲学诠释学的思考，诠释学进入了实践哲学的发展阶段。而建立在科学与诠释学双重基础上的科学诠释学的建立，就是要表明科学诠释学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中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论述，更多地是强调科学诠释学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辩证统一。即科学诠释学的实践界域同哲学诠释学一样，都将人类的全部生活世界作为整个研究对象，摆脱了早期诠释学发展忽视实践基础这样一种缺陷。

首先，关于科学诠释学对综合理论与实践认识做出的双重分析，是分别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和诠释学的实践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科学真理的获得既不是逻辑上前后相关的系统，也不是作为因果关系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组物质与认识的实践，科学的实践也表现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特性，并且，理性的科学分析只有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一种实践结构，才能在协调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与飞跃。〔5 〕 （P35 ） 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诠释学具有科学、诠释学的双重实践基础。

其次，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来反思科学实践，科学实践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特征。这是由于科学实践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人类所处的外在环境、社会制度、信仰等因素都会影响或干预科学实践活动；另外，科学实验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不是独立的、抽象的逻辑推理与演算，而是科学团体之间关于科学的相关因素的协同一致；再者，科学研究者实践活动的主观意旨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者从事的科学活动不是盲目的，而是由认知旨趣与个人兴趣所导向；最后，科学实践的主体具有社会性。综上所述，科学诠释学不仅具有实践性的理论特征，甚至可以这样说，实践性就是科学诠释学的基础特征。

第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有着广泛的理论支撑。越来越多的学派论点与学者思想中都蕴含了科学诠释学的关于实践性特征的因素，尽管他们对科学研究中关于实践的重要性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例如，新实验主义者对实践的肯定将研究重点从理论转移到具体的科学操作之中。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就曾经在《表征与干预》一书中强调了实验的基础性地位，并通过对隐含在实验结构中的实践性特征的论述，呼吁从表征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验。与此同时，富兰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奥（D.Mayo）、巴滕斯（N.B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罗伯特·阿克曼（R.Ackermann）等人，也都深入科学实践的具体形态，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8 〕可以说，新实验主义者对实验实践的关注，反映出科学实践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人类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哈金批判了传统逻辑经验主义将实验数据完全独立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构成以实验表象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实验观、以及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哈金认为实验不只是局限在观察的范围内通过实验操作得出数据，而是涉及操作过程中各种技能。另外，由于很多实验先于理论，所以，观察渗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很好地概括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与实验的截然二分是片面的，人们应该着眼于寻找特殊的实验实践，使其能够促生观察报告获得合法性与可靠性。

如果立足于科学诠释学的观点来分析，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将科学使之可知的事物带入人类生存的背景之中，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任务不仅要解释适用科学的程序，还要在科学应用之前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明。〔9 〕 （P93，137 ）不仅如此，科学的诠释学反思也是从对科学进行操作的具体实践中归结出来的，并且依靠实践的帮助，人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近代科学关于概念、技术等因素在自我理解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困扰。

总体来讲，在科学诠释学的视野下，“科学研究是一种寻视性的活动，它发生在技能、实践和工具（包括理论模型）的实践性背景下，而不是发生在系统化的理论背景下。” 〔5 〕 （P101 ）科学诠释学的主张是科学哲学前进的方向，它对科学所做的一切发生在他控性的网络互涉中。所以，对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除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之外，也必须全力避免诠释学作为方法论的普遍使用而过于宽泛。就像劳斯对其进行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涵盖有关实践的种种探索——通过这种探索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境转译和扩展”， 〔5 〕 （P320 ）正是由于诠释学与实践的交织使科学、诠释学及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明朗化，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反思已经表现出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与传统诠释学的汇合。〔10 〕 （P40 ）

总之，无论科学家们如何避免，科学及科学研究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科学亟待得到一个源自文化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规训。这种规训得以实现的角度，即从实践的科学诠释学角度去审视科学。同时，科学诠释学的观点也理应避免对科学进行研究分析中的过分自负，务必要意识到在实践的——经验的事实基础上上升到科学理论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尽管像兴趣、直观性、社会因素等非客观性因素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无法捍动各学科客观知识的本体论预设在整个科学研究系统中的核心地位，过分追求科学研究中的非逻辑性与主观因素的作用，人类繁衍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科学体系将成为空谈。

参考文献：

〔1〕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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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殷 杰.哲学对话的新平台——科学语用学的元理论研究〔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6〕李醒民.科学事实和实验检验〔J〕.社会科学战线，2009（11）.

〔7〕〔日〕野家启一.试论“科学的解释学” ——科学哲学〔J〕.国外社会科学，1984（8）.

〔8〕吴 彤.郑金连.新实验主义：观点、问题与发展〔J〕.学术月刊，2007（12）.

篇3

[关键词]学科建设；学科特征；学科发展；科研平台；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73 ― 02

学科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具有鲜明针对性和实践性的独特话语及行动方式，深刻地影响着高校的办学形态与发展走向。高校在同步推进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活动的进程中，有必要基于学科与高校之间的内在联系审视学科及学科体系的基本特征，以便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更好地促进学科建设对学校整体发展所具有的积极影响。

1 学科溯源

1.1 学科的来源

学科是科学知识分类的基本概念，用来特指某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化的科学知识体系。随着近代科技发展浪潮，各种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如力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学科（discipline）概念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出现。学科既是一个知识性范畴，也是一个社会性范畴，某一科学领域的知识体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被认可为某一“学科”。

1.2 学科的涵义

随着科学的社会建制不断发展，学科概念的内涵也得到不断扩展。由于观察分析的角度不同，人们对学科定义及特征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人们从经验、事实、形式、结构、功能等众多角度去分析学科的涵义及其特征，归纳出不同的学科观。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学科方向、科研、人才培养、实验设施以等方面。学科“已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门类或者教学科目， 而是一个组织系统。”根据“discipline”的英文译义，结合知识生产及科学创新的实际情境，国内学者对学科一词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凝炼：学科本指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延指围绕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联结而成的，为专门化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平台的学术组织；隐指为实现知识的专门化、规范化而对研究对象予以控制和对学者予以训练、塑造的一种权力技术的组合。这是“学科”概念内涵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兼顾了经验、事实、形式、结构、功能等多个角度。

1.3学科作为高校的基本组成单元

随着科学研究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学科因素也就进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已发展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理念。高水平的学科成就高水平的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有一批高水准、高质量的学科。高水平的学科需要有高水平的科技支撑，因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科建设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这是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以及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具有鲜明针对性和实践性的特别行动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形态和发展走向。

2学科的实质

2.1 发展而非静止的学科观

一种基于经验和事实分析的学科观点认为，学科对同类问题展开专门研究进而将新旧知识进行更替，所有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学科总是处于过渡状态，其发展除了受内在因素的影响外， 同时还受许多变化的外在因素影响，如：政治思想、经济状况、社会传统等。

2.2学科标准

这种基于经验和事实分析的学科观认为，某一学科形成并区别干其他学科的标准主要有：

（1）学科材料域。即学科的研究客体，包括根据常识可以理解的一组研究对象，如人、动物、空气等。

（2）学科题材。即是从一个材料域所提供的可以观察现象的一切可能集合中将其中的某一部分划分出来，以此来构成学科的研究对象。

（3）学科的理论一体化水平。这是衡量一个学科最为重要的标准。所有的实证性学科都试图在理论上揭示某题材的真实面目，解释或预测与题材相关的现象或事件。

（4）学科方法。学科一旦有了自己的方法，也就意味着建立了一个理论体系的独立性。方法的进步能够促进理论的发展，同样反过来说，一个新的理论又同时促进了学科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不同学科采用的分析工具或方法会有所不同。

（5）学科的应用。学科知识在实践中一般都可以有所应用，但具体到某一学科在实践中可以应用的程度和已经付诸于实际应用的程度往往会有所不同。

2.3 学科的实质

从学科的内涵及外延可见，学科既是某种知识体系的指称， 又是其实体组织的指称，有其自身的形式、结构和功能，其实质是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有学者根据学科中的科学研究、知识的传授与习得等活动，认为学科是由知识形态、活动形态、组织形态组成的统一体，其中，知识形态是学科的核心，活动形态是学科的基础，组织形态是学科的表现形式。无论从形式、结构、功能任一角度，知识要素始终是学科的核心构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学科与科学有所区别，科学研究是学科活动的一个部分。因为学科活动除了开展科学研究，它还包含有其他方面活动。

3学科及其体系的特征

3.1学科的基本特征

基于有关学科的定义、实质、标准的分析，结合当前高校学科建设实践，可将学科的特征概括为：

（1）专门性。不同学科具有各自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专门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知识体系、学科传统等学科特质。

（2）系统性。即学科知识理论的体系化。理论体系表达着学科主体对特定研究领域的系统性的主体性认识，学科本质上反映的是关于客观世界诸如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规律。

（3）高深性。基于高校职能的定位，学科是高校传授知识、发展知识的基本单元，其内核是高深的、系统化的科学知识，高等学校的学科既要开展科学研究，也开展专业人才培养。因而有学者认为教育阶梯的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所关注的是深奥的知识，研究前沿性高深的学问。

（4）组织性。学科总是把相同领域的专家汇集在一起，研究同一学科领域的各种问题，形成某种形式的共同体。学科专家的汇集往往是跨区域性的，有无形组织形式的共同体，也有实体组织形式的共同体。

（5）发展性。学科发展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入，学科知识的增加意味着学科知识的分化、整合和重组。学科发展主要呈现出三种发展模式：单一学科多极延伸的纵向发展模式、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横向发展模式、多学科的学科基本要素向同一目标延伸而汇聚的综合集群发展模式。

3.2学科体系的特征

（1）层次性。通常高校在学科建设实践中根据实际需求按照国家的学科目录设置学科门类，在某一学科门类中一级学科下面设置二级学科或专业，开展学科建设和专业课程建设，实施人才培养活动。而且，高校的学科组织在申报科研项目，开展科学研究时同样需要在一定的学科目录框架内实施。

（2）结构性。学科结构是指学科组成及其相互关联方式。尽管各门学科特质各异，但它们的知识结构体系通常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它们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互通性，这使得学科组织与学科组织之间的协作成为可能。因此，基于学校外部的实际需求和学校自身学科发展要求，高校依据学科的各种关联方式建立起了自身独特的学科结构。

（3）集群性。由于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高校的学科大都以集群的形式存在。“学科群”通常用来指称围绕一个具体的目标和任务，由若干个相同门类或不同门类的学科集合而成的学科集群。学科群是高校在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和学科管理三维取向下形成的一种常态化的知识体系组合样态，其中的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和相互促进，而不是随意组合或拼凑。

（4）约束性。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高校需要多个学科之间的互相协作，在彼此协作的过程中每个学科或者学科群都会受到其他学科或学科群的影响。学科或学科群之间的相互制约现象类似于资源投入的“外部性”表现，围绕着特定目标从而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跨学科的约束性。

4小结

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的基本组织单元，围绕着知识要素，每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体现着各自的诸多特征。高校在推进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进程中，有必要在学科及学科体系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梳理自身学科及学科体系的个性特征。学科建设需要基于学科与学校、学科与科研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来审视学科和学科体系的特征，以及学科对学校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才能更好地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校更好地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传承创新文化等活动。

〔参 考 文 献〕

〔1〕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外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胡建华，王建华，王全林等.大学制度改革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孙绵涛，朱晓黎.关于学科本质的再认识〔J〕.教育研究，2007，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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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til now, the management science the research technique to be possible to divide into the speculation research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wo kinds. This article will carry on the comparison to these two kind of research technique's characteristic, and unifies Professor Qian a Ying's article "Understanding Modern Economic" chats own understanding and the ponder.

关键词：思辨研究 科学研究

Key words:Speculation research scientific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6-0082-01

一、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管理科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它主要研究组织中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从泰勒开始，管理科学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众多管理学派纷纷涌现，形成一片纷繁错杂的管理的丛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管理学派是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管理科学中，它们的根本差别就在于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差异。那么，管理科学究竟有哪些研究方法呢？总体上区分，一类是思辩研究方法，一类是科学研究方法。所谓科学研究，是指运用科学方法来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以客观、实证和规范为特征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获取新知识最为精确的方法；而所谓思辩研究，靠思辩即直观的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相抗衡的新知识探索方法。

众所周知，管理科学是一门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具的学科。经过近百年的探索、总结, 管理学已成为一门科学, 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含主观价值判断, 较为精确, 能够反映管理过程客观规律性的理论知识体系。美国管理学家泰勒是最早把管理带入科学的人。他在管理生涯中, 通过不断实地试验, 研究、分析, 采用科学的方法计算劳动生产率, 逐渐形成其科学管理体系。可见, 卓越的管理必然是科学的管理。在管理的科学性方面, 人们可以通过书籍、网络等载体或实践活动去学习。而学习他人成功的经验、总结自己的管理理论也同等重要。管理者若不掌握科学的知识, 就只能靠运气、靠直观、靠经验进行管理。而有了系统化的管理知识, 他们就可以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有人说, 管理像运转的机器, 遵循着一定的运作模式。当机器陈旧时就需要改进和维护, 从而更好的为企业服务, 这时便产生了艺术。然而管理中的细节, 如果模式不能解决, 那么就必须有新的方法、手段去解决, 并根据不同的环境和问题做出结论, 这也是艺术。所以, 管理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性。管理者管人手段的高低, 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个人潜能, 能否被信任和支持, 而管理的创新程度, 则取决于对艺术火候的把握。正是管理学科本身的双重特性，客观上要求了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思辩性与科学性并存。

二、科学研究方法

对比思辨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我们不难发现：科学研究方法是通过系统观察而获取知识的方法。科学方法并非完美无缺，也不能应用在各个领域，但它是对人类知识库更新和拓展做出过最大贡献的一种求知方式。它具有客观性、实证性、规范性和概括性。它以事实为依据，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它使得研究成果能用规范化的语言、结构来表达，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科学研究方法中，数学模型或统计资料是必需的。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谈到：“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在管理科学中也是如此。

三、思辨研究方法

思辨研究方法则是涉及人的价值观和偏好的领域以及发现新知识的过程，有时候只能依仗于运用直觉判断和个人洞察力获取知识。思辩方法的特征和科学方法恰好相反，不强调客观性和实证性，所得到的结论不必建立在直接观测和经验得基础之上，也不用服从所谓的权威，对结果和实际事实之间的许多中间层次，研究者自己也说不清楚，无法清晰表达思考的过程和步骤。这些特点带来思辩结果的歧义性和不可检测性。比如我们看到的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论文，如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就是用思辨的方法完成的。可以看到，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公式把作者的思考最清晰的反映出来，而且也便于后来的研究者推敲改进。相比之下，思辨的研究方法则需要较强的创造思维和跳跃性思维，但它通常是人类伟大灵感的产物，最有可能创造新知识。

四、结论

现在一方面要多阅读经典文献，在与管理大师的思辨对话中，激荡智慧和灵感的火花，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应着力培养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用好现代数学工具和信息技术，把其他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用到管理学的研究中来，建立一套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工具。另外，不论是运用哪种研究方法，管理中最不能忽视的就是情境因素，管理学中研究的人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生理人或社会科学中的人群，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而且管理的外界情境也在不断变化，这不仅要求研究者拥有一套科学的方法，也要求研究者善于思辨，善于捕捉直觉和灵感。

参考文献：

[1]钱颖一. 理解现代经济学. 财经科学,2002年增刊.

[2]马成,王国进. 当代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评述. 现代管理科学，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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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语素质教育的特点和内容，笔者从以下几方面探索新时期英语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旨在提高英语教学质量，满足学生在未来职业中既懂英语又具备综合素质的需求。

一、英语素质教育的特点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它自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它不能被机械地教，机械地学。现代英语教学理论已经充分证明，语言虽然可以学得，但更主要的是习得的。因此，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与其综合素质息息相关。学生如果要想学得好，首先要学得活，就要博览群书，获得丰富的背景知识，建构丰富的图式框架。

二、英语素质教育的内容

英语学科素质教育的内容，就语言本身来讲，主要是听、说、读、写、译这几方面的素质。这也是学校教育中所要解决的主要内容。

三、适应新形势对英语教师的新要求

笔者认为，新形势下对教师的新要求，除了爱岗敬业以外，英语教师还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1.具备既教书又育人的素质

教书育人为社会育出有用之才是教师的远大理想。为收获理想之果，英语教师还要将创新教育理论与本学科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提高既教书又育人的素质。

2.具备掌握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素质

新形势下，许多教师采取自学或参加继续教育的措施，拓宽知识的广度，特别是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及素质，以促进英语教学质量的提升。现代技术教育手段将广泛用于英语教学改革实施过程中去。

3.具备不断更新教学方法的素质

众所周知，“一言堂”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机器、考试的机器，这些严重阻碍了教育的发展。新课程给教师指明了教学方法更新的方向。首先，还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其次，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会学习。再次，教学要体现“教”与“学”的交往、互动，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4.具备科学研究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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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教融合的观点来重构高等教育学体系就是要将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协同创新研究，既要从教育学科视角关注高等教育学科地位、属性问题，又要重视科学研究对高等教育学体系建构的支撑性作用。同时，要真正建构一个系统全面的高等教育学体系我们还要弄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学包括哪些要素；其次，这些要素间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联；再次，它们的各自功能又是什么。因此，科教融合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学体系应包括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两大基本活动范畴，二者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教师层面来讲，教师既要做好科研工作，又应积极参加教育教学活动；从学生层面来讲学生既要学好课堂教学知识，又要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从课程设置层面来讲，既应涵盖一般知识，也应启发学生去探究知识。高等教育学体系的构建区别于一般普通教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关注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活动。需要指出的是脱离教育教学，单方面强调科学研究也会使得高等教育学体系的构建丧失掉“高等教育”的旨趣。

二、科教融合对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的意义

(一)对高等教育改革中教育与科学研究相分立的批判

在现实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中往往存在着教育与科学研究相分立的情况。这种分立大体上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的高校内部运行管理体制上，一些高校机械的将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人为地割裂开来，造成高校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的“二元分离”，另一则是从高校微观的教师评价体制上注重教育教学而忽视科学研究的现象，或者是教授“两套班子”，一套专搞教学，另一套专搞科研。从高校管理的宏观层面来看以往高校所实施的高等教育改革大多是从高等教育出发的，很少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谈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即使有科学研究方面的论述也较多是从纯科技的角度出发，对高等教育改革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的联系较少有提及。另外，从当前部分高校内部微观层次的教师评价政策来看，高校教师评价政策要么看重教学，要么注重科研，甚至把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完全对立起来。一方面，有些高校只重教育教学而轻视科学研究，将教师按照科研与教学工作重点不同进行划分，甚至出现高校教师不搞科研，竟被评教学教授的情况。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只看教师的科研成果，看他发表了多少学术论文，教师的教学活动受到忽视。

(二)高等教育改革应将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高等教育改革既要注重教育教学又要看到科学研究，在实施高等教育改革的始终，应将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只有从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两个角度同时进行，才能真正切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律。一方面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要实现从“科教分立”走向“科教融合”；另一方面在教师评价层面也力求构筑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评价权重设置的全面均衡。在实施教育改革中，建立一种二者相互融通的机制，为科学有效的高等教育改革推行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三、科教融合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意义

高等教育环境有两大基本要素：一是教育教学，二是科学研究。从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两条路径出发创新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培养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特别是有助于培养一大批科技创造型人才。

(一)对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模式的批判

在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上，我们大多只是看到了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而忽略了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积极意义。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近代学习欧美，现代照搬前苏联，当代既学习前苏联又注重向欧美学习。不管是向注重科学研究的欧美还是向前苏联学习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无非都是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由于我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历来较为注重知识的传授，缺乏适合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文化土壤。已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对人才培养过程中科研能力的培养较为欠缺。许多高校甚至认为科学研究是研究生的专利，而对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则莫衷一是。恰恰相反，很多本科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往往能展示出较为惊人的科研能力。

(二)科教融合视野下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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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安需求背景下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构

纵观历史,安全与秩序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始终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也始终是人类最难以企及的梦想。处于矛盾错综复杂且易于激化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安全与秩序无疑是最普遍、最强烈和最持久的社会需求。为此,不仅需要在实践上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治安需求,而且需要在理论上深入探讨治安学理论研究与学科构建的路径与方法,从而不断丰富社会治安及其治理的经验,培育新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汲取多门学科的营养,促进治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治安学研究和治安学科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治安的需求以及对解决治安问题对策理性沉思和理论探索的结果。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错综复杂;同时,西学东渐的各种理念、思想、理论、思潮风起云涌,从而使我国传统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以及认识问题的思路和思维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治安的稳定,有赖于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同时,社会治安也有其自身特有的内容和变化规律,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快速反应方式,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关于社会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及对策的理论研究是许多学科涉及的范畴,如犯罪学、社会学、法学、侦查学、治安管理学等。这些学科从各自独特的视角探讨研究同一类社会现象或者同一个社会子系统,而且多为具体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运行进行了有益探索,很多理论成果已经产生了良好社会效益。毫无疑义,这些理论研究是对人类科学认识社会治安系统、科学推进社会治安系统安全有序运行的重要贡献和必要积累,是后续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这些学科研究也遇到了不可回避和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在目前被推崇的实证研究方面,许多研究因多种条件的制约,其结论普适性不足,难以形成规律性的认识成果,因而其说服力不强,难以普遍应用和推广;二是许多研究成果虽然理论系统化程度比较高,也有较强说服力,但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畴的局限性,运用于以系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为基本特征的人文社会,很难有一览全局、纲举目张的作用和效果,因而制约了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多年以来,社会治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一方面,其构成元素和结构方式是被许多学科分解开来研究的,如犯罪学、治安管理学、公安学、侦查学、相关法学等;另一方面,社会治安系统还有许多亟待研究和探索的空白点,如社会治安基本元素及其结构和功能,社会治安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反应机制,政府决策的社会治安风险与应对原则,治安决策和执法的人性化与柔性化方式等。由于这种分解、分散式的研究,使社会治安理论研究没有自觉地形成合力,在整体上缺乏系统性。因而,造成众多关于社会治安的理论和学科在科学理论描述、解释和预测三大功能的实现方面无以与之相称。其理论性、应用性和适用性难以满足社会治安的根本需求,也画地为牢地限制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势下,亟须建构一个能够系统而理性地认识和解释社会治安、预测和指导社会治安治理实践、且能够有机地统一所有相关理论的治安科学理论体系。其最终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是对社会治安存在和治安意识的系统理解和理性把握,是指导社会安全有序运行的说明书,是国家制定治安政策和法律规范的理论依据,是治安职权机关和人员职务活动的理论指南,是社会治安思想变革与发展的推动力量,是社会科学治安门类学科的理论纲领。就目前而言,治安学研究所显示出的研究领域的广阔性、层次的丰富性和理论的包容性及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表明:惟有治安学才能堪此重任。建构社会治安科学理论体系是社会治安需求的理性选择,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治安学理论研究的方法与选择

建构理论的过程必然是艰难的科学研究过程。一门科学理论的建立和成熟,往往需要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然而,理论与科学研究的逻辑关系千百年来始终未变,永远是从归纳到演绎、又从演绎到归纳的互动过程。科学研究的逻辑过程,是从理论→假设→观察→概括→理论的无限循环过程。从观察体验到经验概括,上升为理论解释后又回到观察检验;从既有理论到假设论证,经观察检验后又回到理论完善。在科学研究中,这两种基本模式是相互交织运用的,是一个复合的逻辑过程:通过观察体验和经验概括,根据既有理论的科学原理,严格推演出理论假设;根据假设观察搜集经验资料以检验和印证假设,再回到理论建构的改进与完善。但在具体研究时,总有一个以归纳过程为主还是以演绎过程为主的问题。演绎建构理论的过程逻辑体系比较严谨、客观,如果研究问题得当、理论前提正确、假设科学合理、推理逻辑无误,则结论必然可信。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在形式上相对严密、完美,在实现途径上相对简便易行,所以,更多的理论和学科体系倾向于以演绎———假设方法为主来建构。尽管基于归纳逻辑的案例研究等实证形式的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显露,但演绎建构理论仍然成为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研究模式与理论范式。

众所周知,归纳研究和演绎研究并不相斥,它们是逻辑循环过程的两个基本阶段。治安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必定离不开两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但要明确的是,根据当前研究目标、条件和环境等综合因素,治安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应以演绎研究为主,以归纳研究为辅。有些学者往往用实证研究来抵制思辨研究,扬此抑彼,将二者对立起来。事实上,实证研究也并非只是事实呈现和数据分析,而是与理论的逻辑论证紧密相连并为之服务的。问题的来源、假设的提炼、命题的解析、关系的梳理和结论的检验等,都必须拥有深厚的理论作支撑,就像支撑摩天大厦的钢筋铁骨构架一样,而不是单靠若干数据和个案分析就能够解决的,尽管这些沙石砖瓦也是必要的。科学研究应追求理性即真理性和普适性,不能搞形似或神似甚至迎合。

三、治安学理论的建构我们究竟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治安学?笔者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特征:

(一)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治安学

“有问题的地方,就会有科学研究。”爱因斯坦一语道破了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治安学建构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要以科学解析社会治安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为己任,成为社会治安治理、管理的“显微镜”、“望远镜”和智囊团。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是治安学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然而,现实中有人往往片面理解“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科学内涵,把“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等同于“以问题为导向”,企望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有一个对应的绝对真理,像开药方一样能够“对症治疗”,否则就是“空洞的”“理论说教”,以至于因为过分关注和热衷于求解具体问题的答案,而忽略甚至忘记了理论研究本身,忘记了问题研究所引导的主体和方向,导致一些“理论研究成果”在理论方面浅尝辄止、似是而非,在实践方面浅见薄识、隔靴搔痒。治安学建构如何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坚持从问题出发,要以科学解析社会治安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为己任;另一方面,要站在理性研究的基准点上,根据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客观事物纷繁复杂的变化发展状况,运用人类已有的认识成果和方法,探求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普遍规律,并利用之为人类造福。“理性”一词源于古希腊哲学术语“logos”,意为世界的普遍规律[1]。我们可以概括理解为:相对于感性的和超经验主义的,代表事物本质、基础和普遍的一面,人类共同的善德、公平、正义、正当等是其基本内涵[2]。所以,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最终是要通过研究得出包括问题答案在内的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结论。对这一观点的理解,我们引用一段爱因斯坦的描述:“若用一个比喻,我们可以说建立一种新理论不是像毁掉一个旧仓库,在那里建起一座摩天大楼。它倒是像在爬山一样,越是往上越能得到新的更广阔的视野,并且越能显示出我们出发点与周围广大地域之间的出乎意料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出发地点还在那里,还是可以看见,不过显得更小了,只成为我们克服种种障碍后爬到山巅所能得到的广大视野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而已。”建构治安学理论体系,就要有这样的目标、视野和胸怀。#p#分页标题#e#

(二)跨学科学术对话的治安学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虽然我们可以人为地将其分解为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但是,科学研究的最终价值是对这一整体的探索、理解和描述,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有门类学科的共同本质和共同责任。现代学科发展的交叉性、互融性和边缘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也给治安学研究带来了清新气息,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升华的特性。无疑,这种交叉渗透、融合升华的趋势将贯穿于今后治安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学科间以各种形式进行相互学术对话沟通将成为必然。学科间的对话是不同思想体系、知识系统和研究方法之间的交流,其所意指的是学术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境。治安学理论体系构建之艰难,既有知识总量的不足,更有缺少学派争鸣的缺陷。从思想体系到知识系统以及研究方法,缺乏丰富性和世俗关怀功能,导致许多学术研究与社会治安实践的隔离和疏远。在此情形下,人们自然要从其他学科中寻找思想活力和替代性元素,在交流和对话中互补,在碰撞和融合中涌现出具有多样化和世俗关怀功能的学术成果。此外,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也如自然科学一样趋于复杂化精细分工,没有人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必须依赖或多或少或近或远的其他学科知识来弥补个人的有限性。因此,现代学者在生存方式和研究风格上都趋于温和与宽容。学术对话成为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的交往机制,也成为当代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的重要方式。从技术层面看,学科间的学术对话很普遍,方式也很灵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前沿对话。各个学科都有各自的前沿阵地,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系统性和普遍联系性,许多时候一个学科的前沿会与许多学科相联系或衔接,甚至互有交叉,形成学科研究前沿的对话和交流。例如,关于社会治安变化规律的研究,不仅是治安学的学科前沿,换一个角度看,也是社会学、犯罪学等学科普遍关注的前沿问题。无论哪一门学科的学者在作系统研究时,都不可能不进行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其二,问题对话。问题对话是指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尤其是难题,恐怕不是哪一个学科知识体系能够完全覆盖的。例如,如何实现治安管理以人为本理念,如何实现治安处罚教育功能,如何解决治安管理趋利倾向,如何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体制和机制等问题,必须通过多学科的有机整合才能从理论上予以系统、科学阐述。其三,创新对话。创新对话是指在创新活动中学科之间进行的交流与对话。人类的文明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离不开多学科的交流与对话。创新是学科间整合的熔炉和催化剂,丰富的社会治安治理管理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和学科间整合的机遇。由此可见,治安学的理论建构和学科发展不可能脱离多学科对话交流、交叉整合的基本路径。

(三)拥有科学精神的治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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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康德；新康德主义；韦伯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篇9

一、利用化学探究实验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学生自主地获取知识和技能、体验和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形成和提高创新意识、树立科学的价值观的活动过程。化学实验是学生化学学习中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形式。化学实验为学生创设了亲身参与实践的情境。经常让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欣赏感受化学美，就会消除对化学的误解，激发探索化学的浓厚兴趣，产生热爱生活、愉悦和谐、乐观向上等积极的情绪，具有获知、激趣、求真、循理、育德等教育功能。化学实验的功能和探究性学习的特征决定了化学实验必然是探究性学习的重要途径。

1．化学的学科特征决定了化学实验可以作为研究性学习的途径

“以实验为基础”是化学学科的基本特征。化学实验是化学学科发展的最现实、最生动、最有效的物质载体。学科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学科的学习特点。在实验中学习化学无疑是最有效而又最重要的化学学习方法之一。在化学实验中，学生通过实验研究和认识物质，掌握化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初步学会化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化学科学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特征，更有利于学生进行化学研究性学习。

2．化学实验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

化学实验是人们认识和研究物质的一种科学方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目的，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知识和实验手段，有计划地实施探究性实践活动的过程。因此，化学实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地探究的过程。化学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化学科学的任何一项重大的突破，无一例外地是经过化学实验而取得的。正如波义耳所说：“没有实验，任何新的东西都不能深知。”中学生化学学习中的化学实验，虽然绝大多数是对物质及其变化的再认识，但从本质上看，这一过程与科学家进行的科学研究中的化学实验是一致的。当化学实验被用作探究性学习的途径时，化学实验的创造性和探究性便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积极地动脑动手，体验科学家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获得科学研究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所以，在学生的化学学习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实验这个手段进行探究性学习。

3.化学实验为探究性学习中验证假说提供了科学方法

和科学家进行的科学探究一样，探究性学习也具有问题特征、收集信息特征、假设特征、验证特征和评价反馈特征。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针对发现的问题，在回忆总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收集和整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大胆假设或猜想，并通过化学实验对提出的假设或猜想进行证实或证伪。所以，化学实验不仅是学生探究性学习时验证假设或猜想的主要方法，也为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

二、利用化学探究实验进行研究性学习的策略

在化学教学中提倡和鼓励学生通过化学实验进行研究性学习，要充分挖掘化学实验在研究性学习中的功能，发挥化学实验在研究性学习中创设问题情境、验证假设或猜想等环节中的作用。要研究开发探究性实验，引导学生通过实验去发现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化学实验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实现学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式学习向主动探究性学习的根本转变。

1．利用化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

探究性学习是学生在发现“问题”的情境下产生的一系列学习活动。问题激发起学生探究的欲望，问题引发了学生的探究活动。在化学学习中，除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外，教师更要通过各种途径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而化学实验是最形象、最生动、最直观的创设问题情境的方法之一。

以化学实验创设问题的情境，要特别注重化学实验中学生观察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化学实验现象纷繁复杂，有目的、有条理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才能从复杂的化学实验现象中发现问题。

以化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要注意将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和学生熟悉、感兴趣的内容开发成化学实验，因为学生在其感到熟悉和认为有用的情境别能发现问题和产生解决问题的迫切欲望。例如在进行初中化学的关于“燃烧条件”的学习时，从实验室酒精灯的熄灭、燃烧木柴要把木柴架空、液化气灶及煤炉都留有通风口等学生非常熟悉的实验情境出发，引导学生思考，发现问题。

以化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要使化学实验呈现的问题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影响化学实验现象的因素很多，产生的化学实验现象也错综复杂。教学中要通过精心设计实验方案、严格控制实验条件等多种途径，以最佳的实验方式呈现化学问题，使学生通过努力能够顺利地解决化学实验呈现的问题。如可用浓盐酸、浓氨水、酒精等的挥发实验来呈现构成物质的微粒是不停地运动的问题等，都能使学生顺利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2．利用化学实验验证假说或猜想

在研究性学习中，学生针对提出的问题，经过多渠道的收集信息和深入的思考，将会提出有关问题解决的方案和问题答案的假设或猜想。通过化学实验对提出的猜想或假设进行验证，是学生进行化学探究性学习常用的方法。

以化学实验验证假说或猜想，要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个学生都有体验和经历用化学实验验证假说和猜想的机会。教师要指导学生，特别是要帮助和指导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完成设计方案并进行实验。如在初中化学中物质构成奥秘的知识教学时，对“构成物质的微小粒子之间是有空隙的”的假设的验证，学生在设计方案时可能产生一定的困难，这时老师就可以引导学生设计“一定体积的水和酒精混合”的实验方案和“气态、液态和固态物质的压缩”实验进行验证。

以化学实验验证假说或猜想，要注重引导学生设计一些与假设或猜想“相违背”的实验方案和采用反证的实验方案，以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抽象演绎的思维方法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如学生在进行质量守恒定律的学习时，可能会提出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量会增大、不变和减少三种不同的假设，并根据假设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设计一些如“镁条在空气中燃烧质量增加”，“木炭在空气中燃烧质量减少”等“反常”的实验方案，让学生在探究中产生新的问题，以提高研究性学习的质量和效果。

以化学实验验证假说或猜想，实验中要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探究性学习中验证假说或猜想的实验方案，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实验现象，要使实验能够用来验证假说或猜想，实验条件必须与题设条件相吻合。通过实验验证过程中对实验条件的控制和选择，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了解到实验条件控制是实验的灵魂，从而有效地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3．充分发挥化学实验的探究功能

在化学教学领域中，长期以来人们过分夸大了实验所起的验证原理、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获取知识和培养实验技能的作用。以化学实验作为研究性学习的途径，就必须变“验证性实验”为“探究性实验”，恢复化学实验探究性的本来面貌。

充分发挥化学实验的探究功能，要不断研究开发适合于探究性学习的化学实验。要注意从生产、生活实际中挖掘素材设计实验方案，因为来源于生产生活实际的实验探究性强，能极大程度的调动学生探究的主动性，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探究欲望。如钢铁的锈蚀和防护、燃烧和灭火、金属的活动顺序、气体和固体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等都可以设计成很好的探究性实验。

三、通过化学实验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行动措施

1．营造良好的研究性学习的氛围

贵州教育家汪广仁教授说：“学生对事物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探究的愿望，学习的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自然倾向的激发。”教师必须注意给学生营造宽松、民主、自由的气氛。在通过化学实验进行探究性学习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大胆地提出实验方案。即使是在对学生提出的不全面、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实验方案时，也要以表扬鼓励为主，充分肯定学生在提出实验方案过程中的主动参与精神和创新意识。另外，教师应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探究欲和探究，允许他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方案进行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经受挫折的磨练，并体验研究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

2．引导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研究性学习

化学实验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途径，但并非是惟一的途径。有些内容用探究性学习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化学实验来进行，特别是对学生具有较多知识背景的内容和物质微观结构的学习更是如此。如学生对原子结构模型提出质疑，我们无法通过实验进行探究，但可以通过化学史料，沿着科学家的研究足迹去想象、去思考。有些内容的研究性学习可以通过包括化学实验在内的多种途径来进行。因此，在化学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具体学习内容和学校的教学条件等，引导学生科学、合理地选择研究性学习的途径。

3．借助典型化学实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第一，借助典型实验恰当渗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炭在氧气中燃烧，当氧气量少时生成一氧化碳；当氧气量充足时生成二氧化碳。而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是化学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从而树立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和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观点。

第二，借助典型实验、典型人物、增强爱国意识。例如借助张青莲教授对准确测定相对原子质量的贡献以及侯德榜的感人事迹和我国纯碱工业的发展概况，激发学生建设祖国的使命感。

第三，借助典型实验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例如结合每一个演示实验的特点有侧重地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遵规守纪、不怕挫折、保护环境的教育。介绍化学家钻研实验要着重加强爱护公物、尊重他人、乐于协作、注意安全、整洁有序的品德教育，大力纠正学生在实验中浪费药品、乱放乱倒等不良实验习惯。

4．注意在化学实验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

化学实验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活动，可以把观察、实验控制、收集事实、分析和统计结果等科学方法融于一体。在实验中应引导学生逐步掌握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化学实验还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团结协作的科学作风，这些是研究性学习的必要条件，也是学生在未来社会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素质。

篇10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正文】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够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并且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条件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还需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元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比起步较晚，加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大有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社会学的趋势。本文对元科学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1）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2）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科学哲学的这种局限性，从而促进其深入发展，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3）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尽管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人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下面的一门二级学科。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主要探索下列问题：（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2）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因此，科学哲学要比科学本身的实践站得更高：科学从事的是对事实进行解释，而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p.2）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洛西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将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作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

约翰·洛西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似乎科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或方法论规则，而科学哲学可以站在科学之上，运用超历史的元科学概念，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二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他们将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从而将逻辑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考虑则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纯粹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科学，完全忽视了社会学的因素，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

应当肯定，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关于科学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对若干元科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等等，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研究，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由于他们对于分析、还原和逻辑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使得科学哲学几乎成了一门与科学研究相类似的相当严格和精密的学科。他们发起的“科学的哲学”运动尽管后来遭到失败，但的确曾经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此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是对于推进哲学还是科学研究来说，也许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颇性；首先，虽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本身却应当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它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若是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和认识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严重地忽视了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往往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公共）性的事业，其中个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目标和规范的强烈影响；还有任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不能脱离社会对技术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将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当说，托马斯·库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库恩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学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既是科学哲学又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科学的动态过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分析传递和加强这个体系的体制。知道科学家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了解他们将承担些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特殊条件下又将选择什么理论。”（［2］，p.286）由此可见，尽管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库恩对于纠正传统的科学哲学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沟通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的联系，开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

自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后，科学哲学逐渐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者们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即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

然而，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一种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逻辑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者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于是，科学哲学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本来，如果真正从这社会历史的观点看，科学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先进的物质手段从事科学；其次，人们可利用的知识和信息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长；还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用纯粹逻辑的观点来解决，科学进步问题却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要么坚持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进步标准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性；要么接受库恩的观点即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进一步开拓视野，积极吸取其他元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社会学的新视野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哲学主要地将科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往往使用认识论的范畴（如“理论”、“因果性”、“实验”、“假说”等等），对科学侧重于进行方法论或认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然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在本质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于是，科学社会学往往使用社会学的范畴（如“体制”、“规范”、“分层”、“权威”等等），对科学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元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与其他社会体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样，科学也是一种社会体制。“科学可以被朴素地表达成由许多科学家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观察自然界，互相讨论他们的发现并且把结果记录在档案中”，“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许多公共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里的科系、学术社团及科学杂志，它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象科学教育，发表科学论文，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展开辩论，或者对于著名的发现授予正式的奖赏。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们注意到了公共性影响，如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传统及研究纲领。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员或知名科学权威，并且受到公共行为规范的制约，如‘普遍性’或‘无私利性’等。”（［3］，p.13）科学社会学（至少是“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将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看作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强调“如果不去探求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彼此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那么就无法理解科学理论的地位，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当初是怎样被设想出来的。”（［3］，p.13）这就是所谓“内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和出发点。概括地讲，“内部的”科学社会学，按照齐曼的观点，是以科学发现为背景，研究的是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显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纲领大大拓展了元科学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触及到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纲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学哲学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难能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历史案例中去寻找科学发展的逻辑。相比之下，科学社会学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切切实实地推进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科学哲学中提到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等概念，在科学社会学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智力抽象，而转变成为切实的研究对象。至于科学哲学中非常突出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问题，科学社会学则用社会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述。约翰·齐曼甚至提出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观点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方法’；它也说明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3］，p.159）他指出，“代替强调科学的认识方面的哲学透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3］，p.149）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对科学内部作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至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其次，开辟了许多关于元科学的新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例如，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关于无形学院的研究，关于科学交流体系的研究，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关于科学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关于科学中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关于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角色研究和关于科学评价的体制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理解科学内部实际的社会运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探讨，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等等。科学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相反，它更强调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植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和其他体制一样，和法律、宗教、政治权力等等联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元科学研究来说，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元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史、甚至“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学本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在改变着科学。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使科学自身内部的活动方式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这种力量正在向着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核心渗透：而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3］，p.11）也就是说，如果切断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即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单纯地研究科学本身，则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只是从“内部”研究科学，其视野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学术活动，而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的确，科学是一种条理化的知识体系；它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们做出的发现。然而，它更是一种与整个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它是一种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开辟了元科学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更广阔的道路。由于对科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忽视，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它们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离科学作为社会体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距离。相比之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更着重于关注科学的社会现实：究竟科学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技术影响社会的？社会又是如何实际地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现状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科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负面影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它所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着重运作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科学哲学

很明显，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同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的科学哲学两者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便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两者之间的互相竞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而且应当取代科学哲学，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项“强纲领”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5］，p.3）这无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为内容的科学哲学应当终结，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应当让位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见解不仅是相当偏颇的，而且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侧面，它根本无法代替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正面的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维·布卢尔在他的《知识和社会建构》一书中对“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阐述。布卢尔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5］，p.5）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①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原因的，即关注那些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原因，它们与社会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识社会学公平同等地对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得到解释；③知识社会学的解释风格是对称的。例如，用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正确的信念和不正确的信念；④知识社会学是反身性的，从原则上说，它的解释模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否则社会学将是对它自己的理论的反驳。布卢尔将原因、公平、对称和反身性这四条原则称之为是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定义。（［5］，p.7）由此可见，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它甚至根本不关心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将所有科学知识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为“结果”；它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科学知识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面，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不能说没有新意，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角度仅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科学知识，而且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一，正如约翰·齐曼所批评指出的，“固执的社会学家可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社会利益的影响和其它科学以外的考虑”，从而“鼓励从在科学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等认识因素，而事实上这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的认识，社会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学知识也无从产生。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性。劳丹认为，“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解释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的某种信念X与Y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社会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意义的话）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6］，p.217）但是，在劳丹看来，尽管作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其解释还是“过于粗糙，远远达不到起码的确切性要求。”（［6］，p.218）除了象劳丹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以外，还有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对知识社会学最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曼海姆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景表示怀疑。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纯科学的因素。”（［6］，p.220）而曼海姆则断定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6］，p.220）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困难及其局限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二，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但是，我们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学知识社会学也许比较适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经验性很强的科学知识，但很难研究近现代那些理论性或逻辑性较强的科学知识。因为前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近，或许同社会条件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远并且已经高度数学化。更进一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内工作”，才有“广阔的天地。”（［6］，p.222）当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限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他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显然，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科学哲学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对科学知识作比“自然现象”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们将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问题搁置一边的结果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文学知识、道德知识、宗教知识或别的什么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知识的特点。这样一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在否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实质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因为既然科学知识同其它别的文化知识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进一步为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敞开大门。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学观点。确切地讲，他们认为，默顿学派的局限与不足就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学观点的支配下，为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内容的研究作出贡献；并且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些新的哲学观点。（［7］，p.228）而这些所谓的新的哲学观点最主要的倾向之一，那就是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正如布卢尔所明确承认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依赖于一种相对主义。它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早先提出的对称性和反身性两条原则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们得到如何评价）都将以同样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释。”（［5］，p.158）反之，若要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来论证哲学观点，那么势必强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其真实的含义只不过是“主体间性”，即“许多人的意见一致”。这就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次，正如齐曼指出的，“知识社会学原则的严格应用看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仅仅是在理智领域中许多相互竞争的世界图像当中的一种，而且它并不优越于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赞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统方案，例如，赞德人的著名的巫术信念。”（［4］，pp.119—120）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如果说费耶阿本德从科学史的个别案例研究中得出认识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的话，那么，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试图以更一般的经验研究来强化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可是，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哲学的终结同样也意味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

【参考文献】

〔1〕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①jùn＠①jùn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JohnZiman,ReliableKnowle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

〔5〕DavidBloor,KnowledgeandSocialLmagery,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