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全球化的定义范文
时间：2023-06-14 17:36:4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全球化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标准定义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但通过数量与质量上的提升，将会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一般是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变量，根据这一标准定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到2015年就结束。但与之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应采用劳动人口而不是劳动年龄人口来衡量实际的人口红利。在这里，劳动人口是通过构造不同年龄——性别组的劳动参与率，然后来加总获得全社会的劳动人口总量。比如，延长退休年龄就能够提高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根据这一新的定义(即劳动人口)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到2030年。这是通过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延长了人口红利的时间。另外，从质量上，特别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则是获得人口红利的更重要途径。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这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当然，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也有局限。因为中国目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2010年相差3年多)，由此推断，未来人力资本增长空间有限。但考虑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很好地衡量教育质量，因此，未来如果着重从提高教育质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完成教育年限入手，中国人力资本增长还将有更大的潜力。
传统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步消失，但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可以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中国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与分工体系下，依靠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这一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中，将会获得新的收益。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发展、安全、资源利用等规则层面上的中国与国际的互动。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全球金融监管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新变化，使得诸多全球化规则处在不断创新与重新修订之中，这给中国参与全球化治理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应逐步反映到全球发展规则中，从而中国也有了当仁不让的发言权。全球化规则的修订会改变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的位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扬长避短。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量储备的账面损失，同时也有利于在未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上有发言权，那么就会在大宗商品价格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至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条款、指标以及碳交易，这些方面的规则制定将会影响到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各国责任和成本的分担。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公平，从而有利于我们，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新的改革红利在于新一轮改革的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活力
改革无疑是未来增长的关键。改革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又要推进政府改革。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要素的市场化推进，这包括土地要素(土地制度改革)、资本要素(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劳动要素(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政府改革则是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政府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比如，增加社会领域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均等化的服务等等。有所不为是指，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减少审批，提高经济的效率。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是利益再分配，是打破既得利益关系的重重纠结。新一轮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来统领，更需要勇气和魄力来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这对于增长的促进是不可估量的。
篇2
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
全球化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 联盟化 高等教育 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 联盟化的定义
联盟化是指不同国家的若干高等教育机构，以增进合作、共享资源、促进交流与合作为目的，根据特定协议而成立的服务于联盟成员、推动地区或全球高等教育资源流动与共享的发展趋势。也有学者在更微观的层面定义，联盟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高校相互结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目的的运作过程（夏东民，2010）。
在全球漫长的教育历史中，联盟化产生的时间并不长。西方发达国家于19世纪开始出现大学联盟，如1896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密西根大学等组建的大十联盟（Big Ten Conference），1958年芝加哥大学发起的CIC大学联盟（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种“高等教育国际联盟”或称“大学国际联盟”才逐渐形成规模化发展。如1982年美国发起的“国外研究同盟”（The University Studies Abroad Consortium），1987年欧盟发起的“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 Programme）和1997年发起的“环太平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2 联盟化的意义
联盟化的出现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各高等教育主体基于国际合作的特征与需求做出的积极回应。首先，高等教育的“世界性”特征淡化了高校个体、乃至国家的边界，整个高等教育资源被置于全球性的人才市场和智力资本市场中。孤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无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生存；其次，随着校际合作的增加，各高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需要一种机制为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支持，同时需要为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一对一”的双边合作模式逐渐凸显出各种弊端，如无法以最优的方式配置教育、科研资源，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界多元合作的需求，无法培养出适应全球化浪潮的优秀创新人才等。
在这一背景下，各种高等教育国际联盟应运而生。虽然联盟成立的目的、范围各有侧重，但归纳起来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组织性。高等教育国际联盟一般都有明确的组织机构、指导方针和活动程序。各个成员高等院校推举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对联盟的日常事务、合作项目等进行指导和评估。第二，门槛性。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国际联盟不鼓励对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完全开放，相反都有严格的入会条件，如高等院校自身的实力、国际声誉、在某领域的贡献等都会成为是否吸纳入会的考量标准。第三，独立性。高等教育国际联盟并非通过一个机构把成员格式化，相反却鼓励和提倡每个学校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异质性。在联盟中，每个成员的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对于其他大学都应保持异质性和吸引力。
3 联盟化之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中国高等教育联盟化起步较晚。国内联盟中，较为知名的是2009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共同成立的C9联盟，但在国际范围能还未能产生较大影响；国际范围内，部分高校逐渐开始零星加入全球性的高等教育国际联盟。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的联盟化在中国仅是开端，还未形成潮流。
启示一：积极融入高等教育联盟化的道路中。2007年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是否参加国际大学联盟，同高校的管理、教学、科研等一样体现了国际化的本质特征，是高校国际化的定量考核标准之一（Brand， 2007）。中国高校需要打开思路，把加入高等教育国际联盟作为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抓手，积极融盟化的潮流。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学校近几年十分重视加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联盟，如“中欧精英大学联盟（TANDEM）”、“欧洲顶尖工科大学联盟（T.I.M.E.）” （Top Industrial Managers for Europe）、中国西班牙大学联盟”（Sino-Spanish University Consortium）、“中俄工科大学联盟”（Sino-Russian University Consortium）等。这些在国际上可视度较高、声誉较好的联盟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科研、教育资源，同时对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国际影响力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启示二：高等教育国际联盟是以自身需求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或地域组织，有利于中国高校快速接触有同样需求及相关资源的国际知名高校，并在联盟的框架和制度体系内与其他高校展开有效交流和互动。例如，2012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加入“欧洲顶尖工科大学联盟（T.I.M.E.）”。T.I.M.E联盟成立20余年来，会员已覆盖欧洲最好的工科大学，发展为世界工程教育领域最著名、最为认可的大学联盟。该联盟的性质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身特色非常吻合，通过加入T.I.M.E联盟，一方面引导学校进入世界工程教育领域最优秀的高校网络圈；另一方面由于成员的性质、需求较为类似，有助于学校在此框架下与各成员高校开展双边、多边合作。
启示三：在联盟化道路中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本土文化参与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文化来包围我们，而是本土文化要走向世界”（李岩松，2009）。高等教育国际联盟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和异质性，因而中国高等院校在融盟化的道路中，一方面需积极学习、利用联盟成员的优势资源，同时对自身资源有精准的认识和清晰定位，保留自身的异质性。
4 小结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今天，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需求日益旺盛、合作形式日益多元化、合作关系日益网络化。在此背景下，联盟化发展成为因势就导的发展思路和整体趋势。和市场经济中的“分蛋糕”不同，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是把蛋糕做大的过程，而联盟化正好符合这一趋势，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从合作中优化自身教育资源配置、扩大教育辐射面、提供更便利的交流合作条件，从而达到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Brand Uwe and Gero Federkeil. How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dicators and key figures[Z].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2007：92.
[2] 杨启光.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区域院校联盟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3）：31-36.
篇4
【关键词】中式英语 全球化 英语全球化
引言
随着熟悉的中式英语“long time no see”转正成为标准英语词汇，越来越多中式英语涌现出来，诸如“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ibi”等。这些极具中式特色的英语，受到关注的同时，也一直饱受争议。全球化的今天，中式英语到底会何去何从，值得深入探讨。因而，笔者带着对中式英语的相关思考，开展了相关文献阅读。研究中结合中式英语案例的呈现，对中式英语的成因及特点加以总结，进一步探讨全球化与中式英语二者之g的关系，最终浅析中式英语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希望引发更多思考。
一、中式英语简介
1.中式英语定义。中式英语，即指带有中文语音、语法、词汇特色的英语，是一种洋泾浜语言。英语为“Chinglish”，是汉语（Chinese）及英语（English）的英文混合而成的合体字。中式英语，部分违反了常规语法规则，带有很明显的中式特色。
2.中式英语成因。中式英语的存在，必定有其原因，主要有：
（1）历史渊源。自清末起，皇家掀起英语学习热潮。随后，英语学科的设立鼓励中国人学习英语。直至今日，中国的英语学习者高达2.5亿人，而过程中，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出现了具有中式特色的英语，并随着使用者数量的增加，有部分中式英语转正成为正式词汇。
（2）文化背景。由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因而语言也大不相同。诸如，汉语有其特有的成语，唐诗宋词等，而英语中也有带有一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俚语。为更好地保留文化韵味，同时又难以找到对应的合适英文表达，中国文化有的诸如“jiaozi”“kongfu”等词汇便保留了下来。
（3）思维习惯。外语学习，不仅是对语言本身的学习，更是对思维习惯的培养。英汉两种语言恰恰反映出中英思维的差异，诸如汉语是整体思维，而英语是个体思维。所以中国学习者，尤其初学者，一时难以进行中英思维转换，便出现了符合中式思维习惯的英语。
（4）语言体系。英汉两种语言隶属于不同语系，其中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因而两者在语法、词汇、句型结构等均有差异。此外， Lado在其错误分析理论中指出，当母语规则与外语规则有差异时，学习者把母语规则迁移到外语中去，母语便会干扰外语的学习。因此，中国学习者在学习英语中，仍会受到汉语的影响。
3. 中式英语分类。基于上述缘由，中式英语逐渐形成体系，其可细化为以下四类：
（1）语音中式化，即英语语音中加入中式特点。黄路（2009）的论文中就中式英语与英语发音差异做了如下图表。
该表清晰地反映了中式英语的语音特色。
（2）词汇中式化，即英语词汇中加入中国元素。热门中式词汇“geliable”、“tuhao”、“niuablity”、“zhuangability”等，现已被收录在美国在线俚语词典中。
（3）语法中式化，即不符合英语标准语法而具有中式语法习惯。典型的“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就完全不符合英语语法，词语按照中文习惯进行了一一对应，从而出现了这样的表达。
（4）语用交际中式化，即为实现交际目的，遵循了中式习惯。例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会问“吃了吗？”，与之对应，“Have you eaten？”开始成为新的打招呼话语，等同于“How are you？”。
二、全球化概况
1.全球化定义。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后日益凸显。全球化是一种概念，指的是全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联系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交往频繁，因而各方面开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2.全球化表现。全球化具体表现即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紧密相连，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发密切。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相互依存，外交军事等均受到影响。文化全球化使得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其中语言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具体表现，而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甚至更多地成为非英语国家人们进行沟通的共用语言。过程中，许多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变体诞生，而中式英语便是典型的变体之一。
3.全球化成因。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不同，其成因也不同。
（1）经济全球化成因。经济全球化离不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贸易组织的成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加之市场的需求以及分工的细化，都进一步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2）政治全球化成因。政治全球化基于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难免会有矛盾冲突，这时便需要国家这一政治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协商、对话，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发展。
（3）文化全球化成因。文化全球化同样基于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各国经济往来中必定伴随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其中涉及思想，文学艺术，影视作品，历史典故等多方面内容。
三、中式英语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
1.中式英语对全球化的影响。至今，中式英语在新英语词汇的占比约达5%-20%。作为新英语词汇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式英语的发展已经在悄然地促进世界英语发生着变革。总而言之，中式英语能够加速语言的全球化，同时为语言多样性贡献重要的力量。
2.全球化对中式英语的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更加频繁，中式英语也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因而，全球化无形中促进了中式英语的发展，同时也对于中式英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式英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而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提高语言的可理解性以便更好地发扬中A文化。
四、中式英语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应用
1.中式英语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存在问题。中式英语在受到青睐的同时，也被扣上“错误英语”“不地道”等帽子。在承袭中式英语色趣味的部分之时，仍需注意其存在问题：
（1）缺乏词汇和句型灵活转换的能力。诸如，肤浅，若简单根据字面会错译为skin shallow，但结合词义，转化一下用词，用skin deep会更加合适。
（2）一味崇尚中式英语，不利于语言精准性。在英语学习的最初，不要以中式英语为标准，从而忽视了对官方英语的学习。
2.中式英语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发展趋势。回顾这150多年中国人的英语学习史，人们对待中式英语的态度逐渐转变。最初，中式英语受到嘲讽，被认为是英文水平低的表现。随后，越来越多人在公共场合里不经意间的“巧妙”错用，再到今日受到外国人的追捧，甚至开始自创中式英语。现如今，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翻译，广告，报道，菜单，写作等，都存在着中式英语的身影。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式英语若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必定会成为语言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五、结论
笔者对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式英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给与了些许建议，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针对中式英语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存在问题的总结不够全面，而发展趋势的分析也存在主观倾向性，缺乏一定的科学数据或是实证研究的支撑，望后续研究能够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地对中式英语加以探讨和分析。
参考文献：
[1]高翼.英语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J].赤峰学院学报：科学教育报.2011（10）：96-97.
[2]黄路.中式英语的语音特点及成因[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3）.
[3]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篇5
【关键词】社会文化;教育内容;全球化;本土化;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1/02-0007-06
人类心智的发展离不开丰富的社会文化脉络的影响。①维果茨基的这一理论对教育内容的影响是深远的。Jones、Pang和Rodriguez(2001)指出,文化是影响儿童思考、学习和进行个人定位的重要因素。②每个儿童入学时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传承着所属社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对事物的认识。如果儿童已有的世界观与学校主流的世界观一致,那么儿童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学校所提倡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顺利融入学校主流群体;如果儿童已有的世界观与学校的主流世界观不一致,那么儿童在学校里的学习和生活可能会面临许多冲突和困难。例如,在强调合作主义和互相依赖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儿童,当他进入强调个人自主性与个人自治的班级时,可能需要经历较长的调整适应过程。
以维果茨基的理论为引子,笔者拟先举例说明社会文化是人类心智发展的素材,再分析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教育内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试着在教育内容方面提出应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大致方向,以供教育政策制定者和课程设计者参考,也期待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学者对此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社会文化是人类心智发展的素材
Bruner(1996)提出,文化型塑了人类的心智。③许多研究者将跨文化研究中所测得的认知差异归因为文化因素的影响。①不同文化背景下或不同时代的人,其心智作用与认知结构并无差别,但是认知与思考时所用的素材却有根本上的差异,这是因为每种文化都会将其特有的价值观、规范与信仰传递给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进而影响了人们在认知与思考过程中所用的素材。笔者将以智力观为例,说明社会文化对人类心智活动的影响。
针对什么能力能代表智力的问题,已有研究显示各种文化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如Grigorenko等人(2001)与Sternberg等人(2001)研究发现,西方文化的智力观是指能促进科技发展与进步的能力,强调的是技术性智力与学业智力;非洲肯尼亚部落文化的智力观则强调在大自然中生存的能力,强调的是生活智力。②在非洲肯尼亚的一个部落中,大部分儿童会因为寄生虫感染而经常肚子痛。在部落传统医术中有许多治疗寄生虫病的草药知识。懂得利用这些草药知识来自我治疗的儿童比不懂这类知识的儿童具有更大的生存适应上的优势,因此在这个部落的文化中,会运用草药治疗寄生虫病是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智力表现。③
即使在同一社会中,各族群之间的智力观也可能因为族群文化的影响而有所不同。Okagaki和Sternberg(1993)的研究指出,美国加州拉丁美洲裔家长倾向于强调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性,白人家长比较强调认知能力,而亚裔家长则更明显地倾向于强调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代表主流文化的教师也比较强调认知而非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性;依照各族群家长与教师对智力的不同看法,可以预测各族群儿童的学业表现。④
可见,文化对心智的影响,不是改变心智作用与认知结构,而是以其灌输给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与规范,影响人们思考时所使用的素材。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有共同的核心认知技巧(如认知过程、认知策略、心智表征等),⑤但文化会影响人的价值观和信念,促使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教育目的、内容与方法的选择上有所差异。
归纳上述智力观的例子,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的成员都倾向于发展适合自身文化所需的能力,而较少发展适应其他文化所需的能力。育儿观是特定文化中的人在养育子女时的信念与价值观,智力是“人们为了能适应特定文化的生活所需而具备的认知、社会与行为特性”。⑥可以说,两者都随着文化内涵的不同而改变。
既然社会文化是人类心智发展的素材,智力观、育儿观都随着文化内涵的不同而改变,那么当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快速变化时,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是否应该了解当前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与特性,省思我们对教育宗旨、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的选择,特别是省思我们应该为儿童提供哪些学习素材?笔者拟分析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就教学内容的选择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社会发展趋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全球化、本土化与信息化是当前社会的三大发展趋势。这三大发展趋势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它们的部分特性会略有重叠。笔者为了凸显各个趋势的特性,刻意将它们划分和归类,因此会有相似特性在不同趋势下出现的现象,但相似特性在不同趋势下的涵义略有不同。
1.全球化
不同学科对全球化的定义、本质、内容及引发的问题的看法不同。有的学者研究全球化的经济趋势,① 也有的学者以探讨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为主,② 还有的学者着重研究全球化对自然环境的冲击。③本文无意探讨全球化的定义,而是以“时空压缩”和“全球意识”两个概念为核心,来看全球化趋势的特性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时空压缩是指利用各种现代科技,往来于两地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相对缩短了,同时跨空间的网络联系或社会关系也相应增加且复杂化了。时空压缩也暗喻人们可能在同一地点同时出现或缺席。例如跨国公司召开全球主管视频会议时,人在一地却可以同时和全世界各地的人交换意见,似乎是在各地同时出现,但事实上却又在一个地点之外的所有空间缺席着。时空压缩也意味着某地的社会文化脉络逐渐受到不在该地的人的形象、想法或是专业技术等的影响。
全球意识则是指人们所谈论、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如国际经济、国际体育赛事、全球变暖、世界和平等。这类全球性谈话(global-talk)表明人们感知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快速变化且不确定的,同时也感知到本地的社会文化与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是互相关联的。④也就是说,具有全球意识的人,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国家或社区,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也有一定认识,对全球化的运作和后果有判断能力。
全球化趋势的特性及对教育的影响有如下几方面。
(1)多元化
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时空距离缩短、接触异国文化的机会增加、思想交流的频率加快,进而促使社会价值观和信念多元化,其中自然包括了教育目的、内容与方法上的多元化。
(2)两极化
全球化趋势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并在经济全球化之后出现了贫富两极化的结果。贫富两极化的结果使得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面临严重考验。
目前,全球化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其影响扩大到社会和文化制度领域,进而引发了一些教育问题,如异国婚姻加上经济与文化阶层问题导致的教育问题等。
两极化包含文化本土化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如何为处于贫富两极端的儿童选择他们所应学习的教育内容。
(3)主体认同的不确定性
全球化一方面缩短了不同文化间的距离,逐渐形成了一些共享的价值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文化的个别差异,使个体更加依赖某种社群的符号体系,如宗教、风俗习惯、民族意识等。个体在这种共享与差异化的符号体系间摇摆,寻找与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个体究竟归属于哪一个社群?社群与社群间的界限如何界定?个体如何跨越界限以进入不同的社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个体对于自己的位置、隶属的社群等的定位是不确定的。
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因为信息化的大力推动,文化殖民问题日益引起教育界的关注。“一般来说,全球化不只是不同国界之间的军事战争……而且是符号、象征、语言和文化的殖民。”“民族国家落入一种两难情境,他们想要进入世界,但世界又会侵略他们。”⑤ 具体到教育领域,配合着多元化特性的存在,儿童的主体认同与定位问题是教育工作者需要审慎思考的重要议题之一。
(4)矛盾关系与两难情境
①既同质又多元:全球化是全球趋于同一,本土化是区域或地方特质的凸显,这两种特质同时存在。
②既普遍又特殊:全球化带来的是普遍化的文化,而本土化带来的则是特殊化的文化。教育内容的选择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间取得平衡,是一个两难问题。教师如何在建立学校同质主流知识的同时,兼顾儿童个体的文化背景、多元需求和个别差异?这对教师的专业技能是一大考验。儿童也需要面对学习的两难情境,即在学校主流文化与家庭、种族文化背景间的选择、调适与认同问题。
③既解放又局限: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趋势下,各行各业都会有无国界、无障碍交流的解放感,但同时也会有实体存在的局限感。例如,虚拟学校、虚拟教室的出现使儿童可以在僵化的学校系统外找到解放的可能性,可以随时与全球其他地方的人互动学习,但是事实上这需要许多配套条件,如彼此文化上的了解、计算机软硬件设施的配备等。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条件,如不了解共同学习者的文化,就会形成一种局限。
④既密切又疏远: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趋势下,无论是在实体世界或是在虚拟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机会均较以往频繁,使得彼此间的关系拉近了许多、密切了许多;但知识的快速生产与传播使得人们在疲于追赶知识的同时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实质上的关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这种现象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教育如果欠缺了感情与关怀,纵使可以加速生产知识,知识又会被如何使用?这样的知识是否能实现造福人类的终极目标?
2.本土化
Roberson指出,全球化是一个相对自主的过程,其核心动力包括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这是一体两面的过程。普遍性的特殊化被界定为普遍性的全球具体化,已成为寻找全球性的基本原则的理由。特殊性的普遍化则是指寻求特殊事物以及寻求愈趋细密的认同方式的全球普遍性,①即与全球化过程相伴而生、相互影响的本土化趋势。本土化的特性与对教育的影响如下。
(1)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对本土主体性的追求
如果一个社会只强调全球化的追求,那么很可能会受到欧美强权思想、文化等的支配;如果能配合本土化的主体精神与自主反省意识的觉醒与行动,那么就能在全球同质化的过程中向全球传播自身的文化价值和象征内涵。
(2)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定位
如果本土化与全球化可以维持平衡,那么将有助于全人类与个体的发展,否则可能会产生相克相伤的后果,进而伤及全人类的发展。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例。在多重文化社群中成长的儿童,若能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下取得平衡,就可能建构出“双重自觉(double consciousness)”或“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的自我,在归属感方面则可能有多重的“片面归属感(fragmented belonging)”。②
如何帮助儿童在追求本土主体性的同时也能包容与尊重自己与他人的多重认同和片面归属状态,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另一项重要挑战。
3.信息化
信息化使得通讯快速方便,不受限于空间距离。通过网络,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也更加迅速和频繁。信息化社会的特性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如下。
(1)开放
相对于传统社会的缓慢与稳定,信息化社会中推陈出新的观念与想法不断涌现。由于信息设备的普及,更扩展了不同意义同时存在的发展空间。以在线学习为例。在线学习不仅是学习条件上的开放,如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想学习时就可以上网学习等,同时也意味着教师角色、学生角色、课程设计、教科书选择等的开放:教室从传递信息的空间变成主动查询与创造的空间;教师角色从在教室里由上而下的课程传授者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网络的营造与提供者;学习者可以自主、开放地完成学习目标,并且可以创造新的知识,使自己变成知识生产者。这种开放的结果,使学习者成为文化快速变迁的主要推手。③
(2)多元
在信息化社会,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可以同时多元地存在。这个特性不仅激发了学习方式、学习时间、学习内容的多元可能性,同时也促使课程与教学存在更多可能性。
(3)瞬间
在信息化社会,知识快速产出,加上开放与多元的特质,社会变得瞬息万变。学习者吸收到瞬间呈现在面前的知识,也在当下创造出瞬间存在的知识。
(4)创新
在开放、多元与包容的环境中,创新是被鼓励的,同时也是容易出现的特性。
(5)权威性降低
在信息化社会,信息不易受到传统外在知识权威的管制。在网络虚拟社区中,学习者通过自我引导和自我监控,通过不同形式展现和利用合理或有价值的知识,同时也破坏了知识与信息间的界限及权威性。①
(6)需要权威
一方面因为信息产生的速度远远快过人所能浏览的速度,权威性指导可以让学习者快速找到需要的数据;另一方面因为信息化社会促使各种世界观和无限多的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并存,使得学习者对何为“真”、何为“是”、何为“好”等问题难以判断,迫切需要权威性的指导。
(7)竞争
在信息化、全球化社会,个体间、组织间、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竞争容易导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现象出现,此时价值观与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三、从当前社会文化特性看人类心智发展所需的素材
从当前社会发展的三个相互牵动的趋势──全球化、本土化与信息化──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特性及其对教育的影响看,对于小至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素材、大至文化的型塑所应强调的方向或内容,笔者有如下看法。
1.多元背景知识的学习
在当下社会,知识日益趋向整合,学习者以单一领域的专长知识去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存在巨大风险,容易在瞬间就被社会淘汰而不知原因何在,因此多元背景知识的学习很有必要。
2.素养的教育
对于未来不可知的知识发展方向以及知识发展在数量与速度上的提高,目前在某一学科知识(subject knowledge)内的教与学是不够的,学习者惟有具备各学科的素养(subject literacy)才能应对社会的需要。所谓学科素养是指抽象程度较高、能代表该学科的那些核心概念。
3.健康价值观与良好品格的培养
在多元化、两极化及矛盾两难的社会背景下,凡是包含关怀意味的种种特定价值观,如平等与公正、权利与责任、弱势群体的保护、人性尊严等,均应在现今教育内容中占重要地位。②目前许多国家都大力推动品格/公民教育,期望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品格,以提高公民素质,进而提升国家的人才竞争力。
4.终身学习的观念与态度的养成
信息科技的大力发展使学习者可以超越原有的学习时间与空间,配合自己的需要来学习。此外,信息科技也促使知识既瞬间存在又不断创新,迫切需要学习者形成终身学习的观念与态度。
5.家庭伦理的重建与的培养
在当下社会,不确定的自我漂泊在生命的中,唯有通过家庭伦理的重建、社会道德的重整与的坚持等以及尊重与包容的胸襟,才能寻得自我归属感及心灵安身立命的场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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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Jian Chuying
(Institut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Taiwan Politics University)
篇6
关键词：全球化能力；全球化经历；南京大学；首尔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6-0098-12
收稿日期：2013-09-15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美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经验的比较研究”（10YJC880086）；2012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创新人才培养与大学生学习的深度变革研究”（12JYC012）。
作者简介：吕林海（1977-），男，江苏南京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课程、教学与学习研究。
本文的通讯作者为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的郑钟昊教授。
一、引言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人员、资本、知识、技术等的快速流动，正把世界压缩成一个村落。日益扁平化的社会环境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亟待改变，全球化素养已成为每个公民必备的时代通行证。美国学者R.本内特（R.Bennett）曾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全球化素养的价值加以解析。他认为，全球化是所有经济组织必然面临的现实处境，而具有全球化素养的员工，则是任何一个经济组织兴盛与否的重要保证。本内特后续的微观研究更是证明，国际商务人员的文化智力、跨文化能力等，将决定该员工的国际贸易的绩效，进而影响其职场发展的长远成就[1]。无独有偶，美国学者P.琼森（P.Johnson）的研究也发现，商务人员的个人民族主义倾向会对其国际商务的实际业绩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2]。上述结论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也通过肖芬等学者的研究获得了印证[3]。此外，美国的《商业周刊》曾经对全美境内的跨国企业做过大型的调查，他们发现，由于跨文化管理或沟通不善而带来的全美经济损失年均高达25亿美金[4]。其实，何止是经济领域，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武装冲突频发、恐怖暴力不断、种族歧视犹在，和谐、宽容的国际政治秩序亟待重塑，友爱、理解的民族交往环境尚需巩固。对全球化的深刻理解和切实行动是塑造世界和平、促进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亨廷顿曾经警告说，“一个丧失全球化胸怀的国度，注定要被全球化时代所毁灭；一个不能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公民，注定要被全球化环境所淘汰”[5]。真是颇具见地的论断！
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社会组织，塑造公民的全球化素养，是当今大学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很多发达国家早已洞悉了大学所面临的这一挑战，并在制定的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中突出强调了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比如，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年强力出台的《林肯计划》就明确提出，美国的各所顶尖研究型大学要着力把美国的大学生培养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公民”[6]；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也于1996年提出了若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大建议，贯穿其中的核心理念就是，“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才能做一个出色的日本人，在激烈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的竞争环境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理解、素养和能力，一流研究型大学须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7]；韩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达国家，也从本世纪初开始，连续“BK21计划”、“国际奖学金计划”、“国际化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WCU计划）等一流大学的发展方案，强调要“提升顶尖大学的国际化氛围，培养出具有强烈国际意识、深厚全球化素养的全新韩国公民”[8]。
反观中国，一些研究恰恰证明，国际化方面的落后，特别是国际化人才培养上的滞后，正是中国顶尖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突出差距之一[9]。中国政府近几年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在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10]。与此同时，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在内的中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也开始意识到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制度以加速推进本校的国际化进程。那么，就当前的发展而言，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球化人才培养上的成效究竟如何？与国外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生的全球化素养是否存在差距？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之路究竟该如何构划？这些问题亟待从研究的角度审慎地加以回应和解答。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韩国首尔大学作为比较的对象，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国家的整体背景来看，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源，但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又远高于中国。因此，背景、历史、文化、传统的相似性以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就使得中韩大学之间更可比、也更值得比。第二，从大学的特点来看，韩国首尔大学的国际化历史较久、全球化程度较高、大学整体实力很强。因此，与首尔大学的比较，更有利于中国研究型大学寻找发展的坐标，定位发展的方向，获得更具操作性的借鉴与启示。第三，从研究的可行性来看，本研究的三位合作者中，一位具有较长的访韩经历，另一位是韩国首尔大学的在职教授，由此，本研究所需要的数据、资料和信息都能方便地获取，研究的可行性得以保证。
二、研究的框架和问题
本研究涉及两个概念，即全球化能力和全球化经历。首先，我们来分析“全球化能力”。帕克（J.H.Park）认为，全球化能力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全球化认知，如国际通感、国际化管理和战略思维等；二是全球化情感，如对异质文化的认同、对不同种族人的态度等[11]。帕克等又于2008年提出了全球化的商务能力（global business competency）概念，并认为全球化的商务知识（global business knowledge）、全球化的商务技术（global business technology）和全球化的商务态度（global business attitude）是其基本内涵[12]。C.K.永（C.K.Yoon）等认为，全球化能力包含四个维度：外语能力、职业能力、对异质文化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13]。T.J.申（T.J.Seong）则把全球化能力界定为国际化态度和超越本土思维局限的、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能力。随着“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的概念被英国伦敦商学院的厄利（C.Earley）教授首次提出，学术界开始更多地从跨文化理解、文化适应行为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能力的内涵。根据厄利的经典定义，文化智力包含三个要素：文化认知智力、文化动机智力和文化行为智力。厄利等认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智力的人能够在面对新的文化时知道做些什么，并能很好地行动及适应这一情境[14]。托马斯（D.C.Thomas）等则把全球化能力直接看作是一种文化智力，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交互系统，这种交互系统是与文化的反思认知（cultural meta-analysis）联系在一起的[15]。综上，学者们对全球化能力的理解，大致包含着两个共性维度，即认知、理解的能力和行动、交往的能力。这一两维划分的思路鲜明地体现在奥尔森（C.L.Olson）等对全球化能力的如下定义中，即，“全球化能力是指，在全球彼此依存的情境中，一种基于良好全球化意识和理解的有效沟通、交往的能力”[16]。本文将从理解和交往这两个维度展开全球化能力的国际比较研究。
其次，对于“全球化经历”，学术界尚无相应的界定和研究。鉴于全球化经历是本科生求学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就读经历，我们尝试借助大学生就读经历的理论框架来建构相关的理解。阿斯汀（A.W.Astin）是大学生就读经历研究的理论奠基者，他的基本观点是，大学通过创建丰富的就读环境和学生学习经历，使学生获得各种能力的增值（value-added），并且，这种增值状况也是评判大学卓越与否的最终标准[17]。按照阿斯汀的观点，环境和经历是一个过程性变量，能力的增值是一个结果性变量；结果性变量的达成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程性变量的质量状况。阿斯汀进一步认为，作为一个过程性变量，学生就读经历主要包括课程修习的经历、师生交往的经历、同伴合作的经历、工作或兼职的经历、研究的经历等多个方面[18]。并且，这些就读经历可进一步被划分为学术性经历和非学术性经历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与课堂活动有关的经历，后者则指与课外交往活动有关的经历[19]。根据上述的观点，我们认为，全球化经历亦可被划分为全球化学术经历和全球化交往经历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参加全球化方面的课程学习、参加全球化方面的学术讨论与讲座、参加全球化方面的会议并做报告等，后者包括与外国学生就课程学习进行交流、与外国学生通过社会活动进行交流、参加全球化主题的表演等。
最后，根据已有研究和概念框架，我们设计了如下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1）在全球化能力方面，南京大学的本科生与首尔大学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差异形成的原因是什么？（2）在全球化经历方面，南京大学的本科生与首尔大学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原因又是什么？（3）全球化经历与全球化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什么样的经历会更显著地影响全球化能力的发展？ 中韩之间在这种影响关系模型上是否存在差异？如何解释产生的差异？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及样本分布
本研究以南京大学和首尔大学作为案例对象。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文理综合发展，整体实力强劲。根据2012年QS大学排名，南京大学位列中国第6，全亚洲第28。近几年来，南京大学提出了“创建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的口号，并着力推进“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专业教育独霸天下的局面，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培养学生的文化通感和全球意识。2011年，南京大学陈骏校长进一步强调了“国际化发展”是完善“三三制”改革的主要方面，并指出要在教师的国际化、课程体系的国际化、教材的国际化等方面加以深化，旨在“大力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全球观念，提高学生的国际化交流和合作的能力”[20]。总之，国际化是南京大学当前的核心任务之一，培养学生的全球化素养正凝聚为南京大学的发展共识，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首尔大学是韩国排名第一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根据2012年QS大学排名，首尔大学位列亚洲第4，全球第37。首尔大学一直力倡全球化办学的理念，并将“培养在竞争不断增强的全球化环境中能够工作和生活的优秀公民，促进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的多样化、促进全球交流和开拓性研究”作为大学的核心精神[21]。凭借卓越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首尔大学获誉为“韩民族最高学府”，且毕业生大都担任社会各界的领导要职[22]。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同时辅以访谈调查法。南京大学的调查工作依托于该校所参加的SERU（Student Engagement in Research University）国际联盟项目①，并通过普查的方法进行数据搜集。所有二、三、四年级的本科生都成为问卷对象②。通过样本的筛选和整理，共获得有效样本4 065个。其中，低年级学生占31.9%，高年级占68.1%；男生占54.9%，女生占45.1%；人文学科的学生占18.4%，社会学科占20.3%，自然科学占29.6%，工程技术占28.1%，医学及农林学科占3.6%。对首尔大学来说，鉴于其尚未正式加入SERU联盟，研究者采取中等规模的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采集数据，并获得306个有效样本。其中，低年级学生占58.8%，高年级占41.2%；男生占35.9%，女生占64.1%；人文学科的学生占19.9%，社会学科占32.7%，自然科学占13.1%，工程技术占22.9%，医学及农林学科占11.4%。综合来看，两校样本数据的分布情况均大致符合各校自身的性别分布、学科分布，适宜进行后续的科学统计分析。
2. 调查题项及维度构成
课题组采用SERU调查工具中的“全球化技能与认知”的模块展开研究。该模块中的调查题项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全球化经历”和“全球化能力”。详细的题项构成情况可参见表1。
根据前文所述的全球化能力的两维构成，我们进一步对“全球化能力”的6个题项进行了因子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两校样本的KMO系数和Bartlett’s球面系数等都通过了适应性检验，说明进行因子分析是适宜的。表2进一步展示了对两个样本群体在6个题项上作因子斜交旋转后所生成的因子结构矩阵。
表2的因子矩阵印证了奥尔森对于全球化能力的交往、理解的两维度划分，即，因子一为“全球化交往能力”（包含a3、a4、a5、a6题项），因子二为“全球化理解能力”（包含a1、a2题项）。并且，这两个因子可以累积解释的方差分别达到了69.577%和76.269%。
3. 调查过程及相关策略
南京大学作为SERU国际联盟的正式成员，于2011年底对全校二、三、四年级的所有本科生进行了普查。在数据搜集过程中，课题组特别地做了如下工作来提升数据回收的质量。一是问卷的翻译、修正和完善工作。我们共进行了4轮试测，并在试测的基础上反复修改题项表述，以增强问卷的文化适应性。二是进行了问卷填答的宣传和激励工作。我们通过各种媒介反复地大力宣传此次调查对于南京大学的发展和每个学生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设置了每周的答题抽奖活动（获奖率达到20%），以激励本科生积极参与和认真答题。三是问卷回答的跟踪监控工作。我们设置了网络实时监控系统，以随时跟踪完成答题的情况，并据此来调整宣传和激励的措施。总体来看，南京大学的问卷调查进展顺利，样本回收率高，数据质量令人满意。
首尔大学的数据搜集工作于2012年初展开。鉴于首尔大学采用SERU英文原版问卷进行调查，因此，文化适应性和语言转换的问题自然就不会存在。但另外两个问题仍需解决，即，抽样调查所带来的样本代表性问题和抽样群体的答题态度问题。为此，课题组做了两个方面有针对性的工作。第一，课题组按照首尔大学全体本科生的性别分布、学科专业分布、年级分布，按比例严格地随机抽取了306名本科生作为样本，以此来保证统计结论对于总体的可代表性。第二，在回答问卷之前，样本学生被告知此次调查对于学校和个人所具备的重要意义，并被支付每人1万韩元的答题费（折合人民币约57元），以增强答题者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对回收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发现，306名本科生全部递交了有效问卷，且问卷的数据质量很高。
四、研究结论
1. 全球化能力的差异比较
根据前文的概念框架和因子分析结果，课题组从全球化理解能力和全球化交往能力两个方面进行两校之间的全球化能力之比较。由于中韩两国的样本都比较大（南京大学的样本尤为巨大），差异比较很容易达到显著性，因此，本文引入了“差异尺度”（Cohen’d）来进一步度量“两个样本的差异究竟有多大”。按照通行的评判标准，Cohen’d小于0.2，就表明差异较小；Cohen’d介于0.2与0.5之间，就表明差异中等；Cohen’d大于0.5，就表明差异较大。
由表3可见，无论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两校本科生在全球化理解能力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异。从具体的分值来看，两校的得分无一达到3.50的中间值。这就表明，作为东亚两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两校学生的全球化理解能力整体上都还偏低，进一步改进、提升和加强的空间还比较大。
如果说全球化理解能力反映的是主体在认知层面所具有的理解和思维，那么，全球化交往能力强调的则是主体在行为层面所具有的意愿和技能。
从表4可见，在总体上，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显著地比首尔大学的本科生具备更好的全球化交往能力，且差异达到了0.24的中等尺度。进一步比较可见，两校学生的差异仅存在于低年级阶段，高年级阶段的差异性并不显著。据此，我们似可得出如下的假设，即，首尔大学本科生交往能力的显著提升很可能得益于首尔大学为学生创造的更丰富的全球化交往氛围、机会与环境。这个假设是否属实，有待下文的进一步确证。
还有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相比于韩国在国家层面的高度现代化和国际化，韩国大学新生具备的全球化交往能力却明显薄弱呢？我们认为，韩国国民整体的、强烈的民族化性格很可能是主要的诱因。众所周知，韩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民众心理的保守性特征本就比较明显。而屡遭大国欺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历史，在塑造韩民族“忧患意识”与“自立精神”的同时，也带来了韩国人对外来势力的一种戒备心理和排斥意识[23]。因此，这也就造成了韩国普通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深层交往意向和交往行为，要弱于中国普通民众的现状。
2. 全球化经历的差异比较
表5的数据基本印证了前文的判断，即，相较于南京大学，首尔大学的本科生在全球化经历上要更加丰富，而这种丰富的经历自然有助于首尔大学本科生全球化能力（特别是全球化交往能力）的快速提升。
进一步分析可见，两校学生在“交往经历”上的差异更为显著。在c1、c2、c3、c4这四个题项上，有过全球化交往经历的首尔大学学生的比例都要比南京大学高出20%以上。通过访谈，我们认为，首尔大学以下几个针对性举措对学生全球化交往能力的提升颇具效果。首先，通过高额奖学金和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全力吸引外国优秀学生来校学习，以提升大学的国际化氛围和全球竞争力。截至目前，首尔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全部学生人数的9%以上，且这一比例在未来还将继续上升。第二，为了快速提升本土学生的全球化素养，首尔大学还特别推出了本土学生与外国学生“配对式学业互助”的举措。具体的做法是，本土学生可以申请对某个外国新生进行一学期的学业帮助和语言帮助，累积达到一定的互动时间且帮助成效明显，则校方承认该学生修读了一门全球化课程，并授予1个学分。这一举措收效很好，响应者甚众。第三，首尔大学还设置了大量的假期国际交换项目、国际交流项目等来供学生选择和申请，以帮助学生形成全球视野、提升交往能力。据首尔大学国际协力本部（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提供的信息，仅2012年，首尔大学在支持学生国际交流和交换上所投入的经费总额折算为人民币达到了2 000万元。这种充裕的经费支持，既减轻了参与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增大了受益学生的覆盖面，更显示了首尔大学在推动大学国际化上所作出的切实努力。第四，首尔大学还设置了面向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协会，这些协会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举办文化交流活动，活动通常采取一对一交谈的方式展开。每次活动开始之前，韩国学生可以事先报名登记，表明交流的主题和想法，然后协会据此选择一名外国学生作为谈话对象，并在交流会当天安排双方见面和交流。这个活动增强了韩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的联系和友谊，加深了学生彼此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大获学生推崇。
此外，在全球化学术经历这个维度上，我们发现，“全球化课程的修读”和“全球化证书的获得”是南京大学与首尔大学差距较大的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这既与首尔大学大量开设以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为主题的区域性课程、全球化课程有关，也与首尔大学本科生具有对其他国家的较强的关注意识有关。
3. 全球化能力与全球化经历的关系
为了探析全球化能力与全球化经历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对两校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聚类分析，以从总体上把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态；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更加深入地剖析具体的影响关系和影响强度。
纳入到聚类分析中的是“全球化能力”和“全球化经历”两个维度。其中，“全球化能力”是两个连续性变量，“全球化经历”是包括“全球化学术经历”、“全球化交往经历”在内的10个二项分类变量。此外，“就读期间参加过正式国际项目”也是一种全球化经历，因此亦被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纳入本文的研究之中。本研究选择了Two-Step聚类方法展开分析，原因有三：第一，Two-Step方法特别适合大样本的数据集，这与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库特征非常吻合；第二，Two-Step方法是唯一能够同时处理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的聚类分析方法，这也符合本研究变量类型的构成状况；第三，Two-Step方法可以自动决定最佳的聚类数，特别适合进行一种探索性分析，这也符合本研究所面临的前人研究匮乏、聚类数目无法确知的现实处境。综上可见，相比较于K-Means聚类和Hierarchical聚类，Two-Step聚类更适合本文的研究。
表6的数据结果清楚地表明，无论是首尔大学样本，还是南京大学样本，都可清晰地划分为如下两个子群体：一个是全球化能力较低、全球化经历比较缺乏的群体（即聚类一），另一个是全球化能力较高、全球化经历比较充裕的群体（即聚类二）。样本数据还显示，相比于全球化学术经历，高能力组与低能力组在全球化交往经历上的差距更加明显。这似乎可以生成如下的假设，即，全球化交往经历会对学生的全球化能力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一假设是否成立？两种类型的全球化经历究竟怎样影响全球化能力？中韩两国样本在影响的特征上是否存在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聚类分析无法完成，而这就构成了下文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
为了尽可能避免专业、年级、性别、家庭经济背景以及生源地等因素所产生的干扰性影响，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试图解析出全球化经历与全球化能力之间更清晰、更纯粹的影响关系。我们首先制作了散点图进行观察，随后又对自变量之间的独立性、残差ei的正态分布性、方差齐性等进行了一一检验。总体来看，回归分析所要求满足的条件都能够达到，说明可以进行后续的线性回归分析。在表7的四个模型中，回归模型Ⅰ展示的是各个因素对全球化理解能力的影响，回归模型Ⅱ展示的是各个因素对全球化交往能力的影响。所构建的各个模型都能解释超过20%的方差。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就全球化理解能力的影响因素而言（即回归模型Ⅰ），两个样本所具有的相同点是，男生比女生，人文、社会专业的学生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专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全球化理解能力；参加有关全球化主题的讲座、讨论、培训、会议的经历（b4），和外国学生通过社会活动作交流（c2），参加国际化为主题的表演（c4）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学生全球化理解能力的发展。而两个样本所具有的不同点是，生源地因素会显著地影响南京大学本科生的全球化理解能力，而家庭经济背景则是影响首尔大学本科生全球化理解能力的重要因素；是否注册以全球化问题为重点的课程（b1）、是否和外国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交流（c1）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南京大学本科生的全球化理解能力，但这些因素都不会对首尔大学本科生产生影响。对上述的中韩差异，我们试做如下解析：首先，从家庭背景特征来看，当前中国的富裕阶层很多都不是文化知识阶层与专业技术阶层，这些富裕家庭未必比中低收入家庭更能认识到全球化的价值与意义，因之，来自这两种类型家庭的孩子自然不会在全球化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反观韩国，因其经济发展的成熟度更高、对技术创新的依赖性更强，这就导致富裕家庭往往更多地来自社会的文化知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进而决定了这些家庭的孩子更能理解全球化的价值和意义。其次，从生源地因素来看，中国的城乡差异仍然很大，相比于农村，城市的孩子在全球化信息的接触、全球化环境的感受、全球化人群的交往上都要更占优势，这就导致来自城市的本科生在全球化理解能力上要更强于来自农村的本科生；与中国相比，韩国地域狭小且科技发达，农村和城市彼此相连，城乡差异相对来说不明显，这就自然地导致生源地因素不是影响韩国学生全球化理解能力的主要因素。再次，从全球化经历的特征来看，因为南京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全球化经历相对比较缺乏，所以南京大学的学生对于有限的全球化经历都会倍加珍惜和全力投入，这自然导致相对更多的经历变量都会显著地影响全球化理解能力的发展；而对首尔大学的本科生来说，在丰富的学生经历中，各种直接性的交往活动，而不是课程类活动似乎更能促进学生理解能力的发展，这就表明各种直接性的全球交往活动，对韩国学生更具吸引力，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参与度和投入度也更大。
第二，就全球化交往能力的影响因素而言，两校样本的回归模型基本相同。所有的全球化交往经历（c1、c2、c3、c4）以及注册以全球化问题为重点的课程（b1）、获得全球化问题的证书（b2）、参加有关全球化主题的讲座、讨论、培训、会议（b4）等，都会显著地影响两校本科生全球化交往能力的发展。与前文一致的是，生源地状况显著地影响中国学生的全球化交往能力，而对韩国学生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参加过国际学生交换项目、在相关会议上做过报告或类似活动等并不影响韩国学生的全球化交往能力，但对中国学生却影响显著。这仍可能与首尔大学学生的经历更丰富、南京大学学生的经历更匮乏有着内在的关联。
第三，就整体而言，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各种背景变量的基础上，影响中韩两国学生全球化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各种全球化交往经历。特别是，与国外学生通过社会活动进行交流、参与国际化为主题的表演等各种课堂外的非学术性的交往经历，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更大。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大学生是一个朝气勃发、兴趣多样的青年群体，大学所带给他们的是丰富多样的体验和经历，除了课程、课业的学术性活动之外，丰富的课外交往经历、活动经历更符合这个年轻群体本真的生命诉求，也更能激发他们的参与兴趣和热情，并更有助于他们在全身心地投入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发展。
五、讨论与建议
基于前文的调研结果，我们试图从国家层面、大学层面和学生层面对如何更好地促进本科生全球化能力的发展做一些拓展性的讨论和分析。
1. 国家层面：将“全球化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中国高等教育界在谈及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个话题时，更多地会提及学生流动、课程引进、教师交流、科研合作等诸多方面，但唯独忽视了牵引上述方面的核心主线——培养全球化人才（即具有全球化素养的人才，下文同），这条核心主线亦是发达国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真正动因。加拿大著名学者、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简·奈特（J.Knight），曾于2005年主持一项全球性的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型调查。对全球102个国家的大学协会以及3 057所大学都被发放了问卷，询问其展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真正动因。调查结果清晰表明，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大学层面，学生的国际化知识和跨文化理解被公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得以推进的第一动因。而进一步的地区差异、国家差异分析更表明，亚太地区、北美地区、欧洲地区以及人文发展指数高的国家（基本上均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都把增进学生的国际化知识和跨文化理解，培养全球化人才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24]。而韩国教育部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认识到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指定韩国国际教育委员会（The Kore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uncil）从1992年开始，每年在首尔大学召开国家战略层面的全球化教育论坛，探讨大学如何通过推进国际化来加快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在1994年的论坛上，韩国学术界发出了“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时代强音，并特别强调，“我们韩国国民应当克服保守、孤立的倾向，应当培养一种如下的能力，即能够理解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情，能够领悟其他民族和文化，能够灵活地应对全球的各种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通过韩国的国家人力资本的塑造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也才能最大程度地扩大我们韩国的竞争实力”[25]。再看中韩的共同近邻日本，他们也同样把培养全球化人才放在了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核心层面加以考量。例如，日本中教审于1965出台名为《所期望的人》的咨询报告，就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想，并倡导“培养出放眼世界、充分应付世界复杂形势的通用的日本人”[26]；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更加突出了这一思想，并提出了“一流大学要培养出对各国文化和传统都能深刻理解的出色日本人”的战略口号[27]。由此，我们认为，世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人才培养上的战略定位和长期关注，值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加以审思和借鉴。
2. 大学层面：通过资金和政策来推进“全球化人才培养”
大学是培养全球化人才的重要载体，它为身处其中的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浸润性的全球化学习氛围与成长环境。本次调研充分表明，在学生全球化经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首尔大学更胜一筹，并且，首尔大学本科生在全球化能力的进步幅度上亦更加明显。这一比较结果与首尔大学在大学国际化方面的强大资金投入和有效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其有针对性的扶持举措包括：第一，大力推进本校学生的海外交换或交流，尽可能保证全校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海外交换和交流的机会，这是首尔大学投入力度最大的举措。第二，大力引入国外教授（特别是海外著名教授）来首尔大学担任教职，也是首尔大学近年来大力推进的一个重要措施。据统计，外籍教师的比例目前已经超过了全校在职教师总数的5%以上。第三，全力推动课程的国际化，特别是对全英文授课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据统计，目前，该校共开设了约800门全英文课程，特别是在经营学院、国际大学院等院系中，英文授课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8%。第四，全力推进教师的国际化背景，特别是引进海外顶尖大学的博士来校担任教师。目前该校90%以上的在职教师具有海外博士学位。第五，积极引入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支持海外学生来韩留学。目前，除了首尔大学自己的奖学金支持（主要是政府“留学韩国”的项目资金支持）之外，像乐天集团、SK集团、三星集团等大财团和其他的企业、基金会都为首尔大学的留学生投入大量的奖学金支持，每年吸引了超过1 200名的外国学生前来求学。
3. 学生层面：树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并投身各种全球化活动
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承担着引领社会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时代使命。因此，培养自身的全球化意识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建议，在学校的引导和支持下，每个本科生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切实的改进和行动。首先，应树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在观念上深层地接纳全球化的理念和价值。仍以首尔大学为例。从踏入校门之始，首尔大学就着力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每个学生树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首尔大学的本科生会形成对全球化理念的认同，并主动积极地投身到各种全球化活动之中。其次，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经历，特别是要重视并积极投身那些课外的、非学术性的全球化交往活动。美国学者约翰·塔戈（John Tagg）在《学习范式的大学》中指出：“大学为学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学习环境，这种学习环境不仅仅指课堂活动，还包括课外活动，更是指所有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相互交织而成的学生经验之网”[28]。由此可见，全球化的学术经历仅仅是为学生创造的全球化环境的一个部分，那些非学术性的课堂外的交往活动其实充盈于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更加贴近学生、吸引学生，也会对学生全球化能力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本文的实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就此，我们建议，在大学国际化的发展之路上，中国研究型大学应当将视野从课程、师资、学术研究等学术化方面拓展到更大的非学术化范围之中，特别是要对以往常被忽视的大学生社团、大学生俱乐部、文化艺术活动等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要有意识地将全球化元素纳入其中，并广泛动员、精心设计，促使更多的学生都能在亲身介入、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深刻领悟全球化的价值和意义，塑造更加深厚的全球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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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 质量观 衡量标准
一
马丁・特罗的发展阶段学说认为，工业化社会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将遵循精英、大众、普及这三个阶段。他认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在学人数占同年龄人口的比例的数量指标在15%以下的是属于精英教育15%―50%的属于大众教育，超过50%的属于普及教育。在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其质量观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以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进入教育大众化阶段以后，高等教育的质量就不能够完全按照精英阶段的标准来衡量了，应该用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相适应的标准来衡量。所以随着教育的发展，其质量观的衡量标准也要随着发展，不能墨守一成不变的质量标准。正确的教育质量观是直接关系教育本身的发展的重要问题。
首先要清楚：到底什么是质量呢？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把新产品的质量下的定义是：“适应性”，即是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质量的。而另一位专家克劳斯比的定义是：“把产品质量定义产品符合规格要求的程度。”即是从生产单位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的。现代的管理科学对质量的定义是：“反映实体满足明确和隐含所需要的能力的特性的总和。”这个定义包含了产品的“适应性”和“规定性”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
按照工厂产品质量的定义的内涵，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可以把学生当作“产品”，高等教育的质量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社会的适应性，二是达到高等教育规定的培养目标。但是学校和工厂是不一样的，学校里的学生和工厂的产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适应性”和“规定性”这两个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学校里的学生的“适应性”是动态的、多方面的，而工厂产品的“适应性”则是静态的、单方面的。学校的学生的“规定性”有着其基本素质的要求，还有专业和技能方面的要求，而工厂的产品的“规定性”则是固定的，是非能动的。在材料相同的情况下，所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则完全取决于其生产者和管理者的水平等。而学校的产品的质量则是取决于教师教的水平，学校管理的水平，更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基础、个性、努力程度等。所以不能够简单地将教育质量与产品质量相比较。
三
传统的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也是不一样的。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将“合格人才”作为衡量其质量的标准，这里所谓的“合格”的标准则是学术或者分数。传统的质量观在强调“质量标准”时具有单一性。传统的质量观强调的标准是“精英式的标准”。
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则是从多方面和全新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的。其主要的特点是标准的多样化。新的定义是指：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应该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和活动，各种教学和学术计划，研究和学术成就，教学人员，学生，校舍，设施，设备，学术环境，等等。高等教育的质量还应该包括国际交往方面的工作，知识的交流，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以及国际研究项目，等等。与传统的质量观相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一是现代的质量观强调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全新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概念。二是现代的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强调的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的公正性、科学性和国际性。三是现代的质量观强调高等教育的质量的评估应该是具有多样性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国际标准是建立在可相互比较的基础上的，但是高等教育的个性化则不限于这种比较，个性化所反映的是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方面。也就是说在国际化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的质量及其标准可比较时仍然存在着不可比较的一面。
四
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本身就隐含着高水平的意思，而精英高等教育也确实是卓越的、精英性的。进一步说，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更多的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质量，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标准，不管哪一类型的高等学校都必须达到某一类或者某一个最低要求，它们之间的差别是这一标准之上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别。
大众高等教育质量内涵不同。高等教育系统内不再有某一类最低的质量标准，而只有不同的和多样的质量标准。进一步说，质量标准开始多样化，它们依不同目的和不同需求来制定。首先，大众甚至普及高等教育使得高等教育本身不再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高等教育也不再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其次，大众高等教育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它的多样性，学校的类型、层次，以及学生的程度，对教育的需求等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高等教育的质量及其标准也不再明确和唯一。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需求的影响，高等教育已经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它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到社会的中心。
五
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正从单一性向多样化转变，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在当前的时代，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加紧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和竞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范围的逐渐扩大，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多领域上的经济合作逐渐展开。这预示着它对全球的市场和资源的竞争将更加直接更加剧烈。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二是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已经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时竞争是激烈的，多元化的经济强调的是竞争多样化。所以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它要求在人才的培养机制与培养途径上都必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所培养的人才也要具有多样性，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三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学科分化整合的影响。随着经济、文化、政治等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有国家之间人员的交流，项目合作，以及教育和科研所具有的国际化环境，等等。
所以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是一个多层次和多样化，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概念，是不能够用单一的内涵和标准去衡量和限定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也要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以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489(2007)05-0009-02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国经济未来发展依赖的外部环境。凡事都具有两重性，经济全球化也不例外，它在带给各国利益的同时也对其造成巨大的冲击。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国内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产生了经济波动，同时也使得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
对于全球化趋势，发展中国家无论谴责或回避它都是无用的。许多专家强调，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积极的对策，趋利避害，寻求发展。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是抵御经济全球化冲击的最有效方法。要切实加强自身的发展水平与进步，不断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包括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科技水平、改革观念和体制、积极与国际接轨。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基地，是生产新知识的源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创新。我们要努力工作，开拓进取，使高校尽快成为我国一支强大的国际竞争的科技创新主力军。
二、搞好我国高校科技创新
(一)我国高校科技事业发展的现状
我国高校科技事业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通过“七五”、“八五”重点建设，特别是“九五”以来国家“221工程”和“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实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高校的科技实力和竞争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1随着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和科技支持机制的改革，我国的科技创新工作将越来越向高校集中，特别是基础研究的重担将更多地落到高校的肩上。这反映出我国科技资源的配置和队伍的建设正在接近国际上的通行格局和模式，这方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趋向成熟，正逐步形成一批有较强科技实力和较高科技水平的高校。
2高校的科研和社会结合更加紧密，更直接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地方所属高校，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大；中央部委所属的高校。也正在积极地为所在地方发展作贡献。
3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式趋向于“二元化”，通过教学活动和科技活动两种不同的方式共同达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的。高等教育早期主要是通过单纯的课堂教学来培养人才，后来经过多次教育改革，发展成为课堂教学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现在则是通过教学活动加科技活动来培养人才。科技活动已逐渐成为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个趋势反映了社会对人才规格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要能尽快地进行创新活动。同时，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处理一直是一个讨论中的问题，对某一教师来说，科技活动多了确实会影响其教学工作，但从学校人才培养的整体上看，科技活动和教学活动是统一的，都会对人才培养起作用。
(二)搞好我国高校科技创新的几点建议
1深化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是科技处，研究队伍的管理分属各院、系。一般来说科技管理部门整合队伍的调控手段都比较弱，难以组织整合队伍，完成综合性的大型项目。因此，要勇于探索，进行体制创新，建立起既有利于发挥高校学术环境宽松自由的优势，又有利于队伍整合和学科交叉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激励机制。
2继续实施青年科技人才计划，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篇9
论文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西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是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高教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旨在通过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为经济组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必须也必然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不仅表现在人才定义与观念、使用与流动、竞争与评价、环境与待遇的国际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才素质与培养的国际化。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化理念在管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理论与实践。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管理人才。人类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科学，管理科学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促进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定量研究组织的决策、运营与管理模式规律，其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院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经济全球化亚需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模式、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其一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其二树立全球化教育理念是高教领域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其三全球化管理理念是适应管理革命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和培养价值由均衡、渐进、学术型向复合、应用、创新型转变的客观需要。
人才队伍靠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素质由培养模式决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渠道，培塑全球化战略理念、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略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二、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特征与面临实际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给该专业的受教育者制定一个培养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集中体现了该专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且规定了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特征，其实质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特征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管理型人才。具有综合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更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相比专业型人才，要求具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具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具有更高的管理、组织、执行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拓展能力。
二是人才素质要求与国际社会趋同。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能力等，这业已成为国际通行的高素质管理型人才的衡量标准。
三是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走向国际化。具体体现在:目标认同国际化，能否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体制的多样化，例如方兴未艾的国内外联合办学模式正成为拔尖人才的成才渠道;课程设置综合化，更着眼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手段现代化。另外，还有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的国际化等。
(二)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在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专业设置与分类不规范，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三是培养模式“社会化”程度有待提高。具体而言:一是以学术标准设置的课程模式应对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矛盾。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目前，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多是“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模式。片面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多元社会工作环境和角色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二是工科主导的培养取向与管理型研究生实用价值要求的矛盾。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经济、管理、数学、系统、信息、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但诸多院校把它截然列为工科专业或文科专业，而不是回归管理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质，单方面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能力的培养。
三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实践平台和浓厚的管理实践环境氛围。管理实践、实习环节少，实施困难.管理型人才对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实践活动，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课时、经费、场所等因素的限制，造成管理人才以课程式的学习和考试型的评价为主，造成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理论学习多、管理实践少甚至缺乏的局面，管理学硕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科化，忽视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本科教育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理论层次的简单提升。
四是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高与院校符合要求的导师少的矛盾。管理型人才需要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双重核心素质，其培养对导师的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导师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也要求导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历和经验，但现实中这种学、管兼修的“双师型”导师十分匾乏。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战略实施
(一)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针对国际化视野下现代化建设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专业管理型应用人才。具体要求是;一是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二是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在本领域内有较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三是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可从事专门管理工作，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运作、评价和咨询等工作;四是具有扎实的创新能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不仅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更需要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模式选择
一是确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创新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构成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想体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了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把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注重能力”主要体现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和重点。在培养对象上，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以应用性为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创新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和教学模式上。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相适应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两主三多”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多种互动方式、多种导学模式进行教学。
二是构建“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专业、专业大类以“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线，构建“平台-模块”式的培养方案。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在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设置若干个课程模块，课程体系坚持学术标准和应用标准的统一。“综合性”是指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与素质构成的综合性，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掌握系统思维与分析能力。“学习型”指确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意识与技能.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是辨证统一的，倡导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变化中的管理实践的进行互动。
三是实施“学习+管理+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借鉴“双元制”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社会和院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这种模式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亦可借鉴CBE模式，即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管理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四是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优化。首先是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是必须以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为核心，重点突出信息社会管理特色。要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课堂理论、具体实践与人员素质的关系，对培训教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调整。其次是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采取导师指导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研究生培养统一标准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并重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实现从“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教学方法的转变。再次是学习方式改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应改变被动式接受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到各种部队管理实践中，实现学与用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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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中国 政策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在这种全球化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我国的经济。因此有必要了解经济全球化，尤其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中学生，这也是《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的要求。
1.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生活所用的必需品，如家电、汽车、服装等等，都有可能是国外的产品，我国是“世界工厂”，通常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互通有无，向外派遣劳务、引进资金等等都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各国互相之间相互联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高中政治课本的定义就是：商品、劳务、技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使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趋势。具体表现在：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
为了便于师生理解，课本只是简单地就经济全球化的四个基本要素做了直观的图片展示，并对生产、资本、贸易的全球化表现做了详细阐述，简单地讲：生产全球化是一个产品多个国家联合生产，贸易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采购、全球范围销售，资本全球化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2.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它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国际分工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测提高、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为各国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具有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掌握着推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现代信息技术，主导者世界市场的发展，左右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这样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的不平衡，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面对经济全球化应该有怎样的应对策略。
3.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政策取向
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应以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来对待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建立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四大上我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具规模，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还须进一步加强。第一，要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真正的将政府和企业的职责分开，政府只需负责经济总体的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的布局和调整，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是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使其符合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规范企业的管理体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第三，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我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决策，，我国仅仅抓住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新的冲击和挑战，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推动了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4.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双重影响
可以充分利用外资，弥补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资金不足的问题，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实用技术、管理经验、企业的创新精神，有助于我国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等等，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所以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存在很多不利的影响。外资的进入会对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造成一定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将污染的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转型也带来了困扰，经济全球化也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应抓住机遇、趋利避害，积极发展我国经济。
5. 经济全球化的哲学思考
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利有弊，但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所以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全球化，既要看到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也不能忽略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们知道，只有努力学习，自主创新，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才不至于受制于人。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我们在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机遇的同时，坚决地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和尊严，青少年时期是爱国主义形成的重要时期，教师应该做好爱国主义的教育。
一堂政治课，我们除了教会学生们专业知识，也培养了他们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体会到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最后用一些具体的事例去感受熟练知识。
参考文献：
[1]张金侠.经济全球化教学的思考[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2年第1期.
[2]辛琪.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以及我国的战略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3]李阳朱纪忠阚哲.浅析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成因、效应、策略[J].探索者学刊，2001年第1期.
[4]厉以宁.全球化与中国经济[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