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规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经济规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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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规则主要包括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市场经济是以维护产权，促进平等和保护自由的市场制度为基础，以自由选择、自愿交换、自愿合作为前提，以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为特点，以市场机制导向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

在市场经济里并没有一个中央协调的体制来指引其运作，但是在理论上，市场将会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主张，人们所追求的私利其实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利益。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1992年春，美国发生了两大城市新闻。

其一是3月底芝加哥市在维修桥梁时，施工单位误将桥桩打人地下排水系统，引起河水倒灌入城，市中心大部分重要建筑物中安放供电设备的地下室淹水，不得不停电封闭，上百万人从高楼中撤出，市中心停止运营数天，损失达10亿美元。第二次是4月29日，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违章驾驶的黑人，引发骚乱，市中心的“韩国城”及一些商业区被抢烧一空，经联邦政府出动军队才得平定，损失数十亿美元。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发生的是“天灾”，暴露了长期只讲利用，忽视维修的美国大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间题。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人祸”更为复杂，而下层市民对城市贫富两极化的不满则是根本原因。这两场灾难，终于引起国会及政府对城市间题的重视，通过了“城市援助法案”，拨巨款补助受害城市。

正是由于城市灾害的发生及城市援助法案的通过，“公平规划”(EqnityPlalining)才应运而生，成为当前美国规划界的热门话题，甚至不少规划院系在酝酿开设有关课程。公平规划的中心是如何正确评价城市问题，以求公平地利用城市法案提供的城市复兴资金，为下层市民提供援助。然而，如何实现“公平规划”迄今尚无定议。

其实，规划的公平性历来是规划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在市场经济下，市场力被认为是调节经济活动以至社会活动的主要因素。那么，规划有何作用?规划师的主要职责何在?诸家争鸣，众说纷纭。被当代规划理论泰斗卡斯泰尔(M.Castelis)誉为“20年来最优秀的规划理论著作”的《在公共领域中的规划》(Phnning仇thePublicDomain，作者JohnFriedmann为洛杉矶加大教授)对以上问题有详尽的讨论。长期以来，规划被认为是一门技术，如同一切技术一样，，规划的社会功能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

由于在评价“手段”时，着重点往往在其解决间题的效率，故效率也成为评价规划优劣的标准.与此对应，作为技术人员的规划师，其职责是为决策者提供可选用的方案，即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规划师的这种社会角色，决定了规划师必须寻求决策者的支持，以便“向权力讲授真理”(wildasky，1979)。这种观点在60年代末遭到挑战。反对者认为，如果规划师只为决策者服务，那么谁来保护非决策者

的利益?虽然在理论上决策者可代表全部公众利益，但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各利益集团的影响远大于一般公众，所以决策者往往是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非公众的代言人。60年代民权运动中成长的一代规划师以公众代言人为己任，由此产生公众参与、辩护规划等一系列新的规划内容.在这些规划师看来，规划不仅是一门技术科学，更是一门社会科学。规划师不仅是技术人员，更应是社会工作人员。如果说技术科学惯于以效率作评价，社会科学则更多以公平作评价。

时至今天，美国规划师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仍是:规划师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什么?由于60%的规划师在政府机构工作，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往往面对某种“良心上的困惑”。一方面，他们越来越看到社会不公平带来的城市问题，因此希望社会变革(socialChans“)，以根本解决城市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过于激进，目前看不到实现的可能，大多数规划师只能做些社会改良(Soc诫Reform)的工作，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为公众利益做些实事，更注意“社会公平”的间题。但做这类工作的同时，他们又不无困惑地感到这种改良只会帮助延长现有体制的寿命，而变革这个体制才是他们的真正愿望。

他们之所以忽略物质性规划(Physicalp如ning)，不一定是轻视物质性规划的作用，而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中，大多数物质规划只是为既得利益集团作锦上添花，而非为最需要帮助的下层市民雪中送炭。若将有限的城建资金用在美化城市的项目上，则低收入住宅，衰落区复兴等出于“公平”考虑的项目将更为减少。

(二)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工作及其社会功能

在Friedmarm看来，西方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经济规划(全国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投资规划(以促进经济增长)、就业规划、货币政策规划、贸易规划、收入分配规划、战略性物资规划(如能源)，及各部门规划(农业、交通规划等)。

2、社会规划(全国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保护市场经济下受害者的规划(如失业保险、转业培训规划等)、社会福利规划及各专项规划(住房、保健、教育、老年人及幼托规划等)。

3、环境规划(全国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防污染规划、公共土地管理规划、水资源管理规划、资源节约规划、野生生物保护规划、稀有环境保护规划、能源规划。

4、城市规划(地方性):包括用地规划(区划法、公共设施布局)、地方通规划(道路、公交)、对外交通规划、城市再开发规划、城市设计、历史地区保护规划及社区规划。

5.区域规划(全国性、各省):包括自然资源规划(灌溉系统、水力资源、主要河流流域规划)、区域经济规划(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人口迁移及安置规划(包括自发流动及被动搬迁)、大工业迁址规划、区域交通规划及农业区发展规划。

6.国民安全规划。

综观以上各项规划，可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其基本工作内容仍是“公共事务”，其主要服务对象仍是“公众”。因此，市场经济下规划的社会功能是:

1、指导经济稳定成长，为经济发展服务。

2、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尤其在私人投资无意经营的领域内的公共服务，如公交、公路、大型水电站等。

3、提供公共补贴，以资助某些有利全体公民的项目(如工业搬迁、农田占用补贴)。

4、保护公共利益，协调利益冲突，防止因追求利润的市场力过于膨胀而影响公共或其他个人的利益(如制订用地规划、区划法、防污染法、野生生物保护法等)。

5、调节社会分配，为市场经济受害者提供补贴，以减少两极分化。

不论这些功能有多少可以实现，其基本出发点显然在于对“公平”的考虑，而不是对“效率”的考虑。其原因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虽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却无法提供公平的分配。

一般认为，“公平”和“效率”是两个同样重要，却又难以兼得的目标。追求“公平”，往往影响效率，反之亦然。西方市场经济下规划对公平的侧重，我认为是由于市场经济根本出于鼓励竟争，以提高效率，故自身已有高效率的优点，而“公平”正是其弱处，故市场经济即使为了自身的存在，也需有注重“公平”的规划来作平衡。相反，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把分散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集中，再在某些原则(主要是“公平”或“均富，’)下重行分配，故自身已有公平的优点，不足之处则是大锅饭带来的低效率，因此历来计划经济下的规划工作更强调“效率”，所提出的“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均基于“低投人高产出”的效率目标。这被认为是“合理化”，或合乎理性的。社会生活中有两种合理化。

一是力求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合理化，以“效率”为目标，可命之为“市场性合理化”。二是以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利益的合理化，以“公平”为目标，可命之为“社会性合理化”。两种合理化的共同点是都迫求最大得益，不同点是如何分配这种得益。在市场性合理化看来，利益集团当仁不让地要享有得益，对社会性合理化来说，公众分享得益才是目标。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下，规划工作应更注意社会性合理化，规划师在职业道德上应更注意维护全体公众的利益。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工作如果运行正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能保持计划和市场两方面的优点，规划工作将能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这种体制的建立和成熟尚待时日，鉴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引入市场经济后的规划工作有以下推论:

1、引人市场机制后，规划工作中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会急剧上升，可以说全部规划工作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经济效益的牵制。从正面看，规划将有更多资金渠道来落实。另一方面，自发的市场规律将更多影响从用地布局到城市设计这一系列物质规划的成果。在用地布局上，利益集团(如三资企业)的发言权会上升。在城市设计或详细规划中，不仅为了美化环境或保持特色，其他经济考虑如吸引顾客、增加店面、增加营业额等都是重要目标。

2、正因为经济或“物”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上升，规划工作应从重视“效率”转向重视“公平”，即保证全体公众的长远利益。规划师要防止见物不见人，应化更多功夫在研究人的活动上，因为正是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才造成物质环境的变化。这里的“人”应包括全体市民的活动，不只是特定利益集团的活动。例如，对于大型项目，一定要有“项目影响评价研究”，讨论该项建设对城市用地、交通、就业、税收、基础设施、游憩等各方面的影响。

3、引入市场经济后，经济活力增强，建设活动也会增加，规划工作应力求保持对城市发展的控制。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的经济表明，越是城市大变动时期，越是需要城市规划作协调。可以说，规划就是对变化的管理。决策过程应广泛反映出各方意见，但决策大权应保持在规划部门手里。各种法规(如执照法、区划法、仲裁法等)是保证规划部门管理城市发展的依据。

4、城市规划的实践证明，公众利益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保证。决策者+规划师不等于公众，无法代表全部公众的意见。规划师要代表公众的利益，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群众认可规划师对他们利益的代表性。

5、计划经济下的规划主要是调节各公有部门间的利益(公对公)。引入市场经济后，由于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中的利益不一定相同，“公”“私”间的利益冲突将会出现。协调“公”“私”(包括外资企业)间的利益将会成为规划工作的内容之一，“公平”作为规划原则的重要性将会突现。规划师应既不歧’视，也不偏袒任何一方，以保证公众或弱小利益集团的正当利益不被牺牲，而公平的基础是法规。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事物，要重视新条件下的规划理论建设。世界上有过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理论，也有计划经济下的规划理论，但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理论。实践工作往往使人注意个别问题的解法，理论才能使人反思诸如“做了些什么?为谁做?”这样的问题，从而在更深、更高层次上提出解决办法。

7、经济条件的改善将会有利于规划方法的现代化。但是现代的方法论(如系统论)及新技术(如计算机和遥感)只能提高“效率”，无法取代对“公平”这一目标的追求。有了好的方法不等于有了好的目标。目标，或价值，是伦理学和哲学问题，方法论无法替代伦理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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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白山林区；高密度补植；珍贵树种

中图分类号：S750文献标识码：A

长白山林区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人们环境和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国家在1993年明令禁止了对森林的大面积皆伐，规定今后长白山林区对成熟林一律采取择伐的采伐方式。

长白山林区的森林由于在过去60多年里过度利用，造成森林生长不良，珍贵树种比例由过去占总量的70%，下降到现在的20%。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森林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提高，制约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以长白山林区的三岔子林业局为例，据统计，这个局的现有成熟林平均公顷株数仅为1200～1400株，这样的株数密度水平大大低于森林的最低原始密度2200～2400株。就是在这样的株数密度下，林业职工为了自己的生存还要忍痛对森林进行择伐，经过择伐每公顷存留株数密度会由原来的1200～1400株降到500～700株，这样少的株数密度会大大地影响了森林的自然恢复能力，严重的还会造成“四不像”林分或矮林林分，使林地从此彻底失去了再生产能力和涵养水源的能力。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恢复之间的和谐统一，把择伐对森林的破坏尽可能地减小，尽快恢复森林择伐后的林地生产能力，有必要对如何搞好择伐迹地的后续恢复工作加以研究，采取新的经营措施使森林达到永续利用的目标。笔者认为：在择伐迹地内高密度补植珍贵树种是使择伐林地快速恢复的必要条件。

三岔子林业局每年的择伐面积都在3000～5000hm2左右，在实行森林择伐后，我们前期对择伐迹地（1993～1997年）采取的是采伐后让其天然更新，后来发现效果不好。因此，1998年后我们对择伐迹地进行人工干预，采取了林冠下人工植苗，最初定植株数900～1100，随后经过长年跟踪监测发现效果虽有但还是很不理想，7a保存株数仅为当年植入株数的10%。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05年后我们对择伐迹地培育措施进行了实验研究，具体做法如下：

1试验内容

在择伐补植地块中高密度补植珍贵树种红松、水曲柳、核桃楸和椴树。公顷设计株数4166～4444株，采取带状混交，混交比例为4∶3∶3。并且在选定的地块外选定相同面积的对照地。具体以2个方式试验：

11选择树种组成以针叶占5层以上的地块300hm2，高密度补植珍贵阔叶树种核桃楸、水曲柳和椴树。公顷设计株数4166株，株行距15×16，实际栽植株数控制在每公顷4444株和4166株之间，采取带状混交，混交比例为4∶3∶3。

12选择树种组成以阔叶占五层以上的地块300hm2，高密度补植珍贵针叶树种红松和阔叶树种水曲柳、椴树。公顷设计株数4166株，株行距15×16，实际栽植株数控制在每公顷4444株和4166株之间，带状混交，混交比例为4∶3∶3。

13对照地公顷设计株数1010株，株行距3×33，实际栽植株数控制在每公顷1111株和1010株之间，带状混交，混交比例4∶3∶3。

2试验技术路线和方法

21试验地块选择

在今年的择伐补植地块中选择阴坡或半阴坡的土壤肥沃的地块，坡度不大于10°，采伐后针叶树种占五层和阔叶树种占五层的各300hm2；同时在每块试验地外选择同等面积的对照地。

22试验地和对照地监测样地设计

机械布点，每公顷设2个006hm2监测样地。每个树种设两个监测样地。

23补植方式

试验地和对照地均采用人工植苗，保土防冻造林。

24补植密度

试验地公顷设计株数4166株，株行距15m×16m。对照地公顷设计株数1010株，株行距3m×33m。

25种植点配置

种植行选择沿等高线走向，采用正方形配置，种植点位于正方形的顶点。

26试验地整地

整地应视上层林木分布状况因地制宜进行，一般采用穴状整地。盘径不应小于60cm，坑径30～40cm，深度30～40cm，拣净穴内草根和石块。

27苗木数量和标准

试验用苗和对照地用苗要选用同批次、同等级的苗。

28抚育管理

造林后要及时进行松土除草，连续进行3a，抚育次数为2、2、1。

29制定技术考核指标

以当年成活率、3年保存率、苗木抗逆性、苗木10年生长量和平均生长量、以及上层林木的10年生长量和平均生长量等指标进行调查、监测和统计，计算不同苗木、不同造林密度、不同造林方式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出系列结果，以利于指导营林生产实际工作。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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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表现

1．产权的伦理市场必须首先承认经济主体对合理财产的占有，市场中的交换必须是自由的财产和自由的劳动在自愿基础上的交换，因此市场经济实现等价交换的前提就是产权的认可和保护，产权的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物品所拥有的一定的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英国经济学家休谟认为，因为财产“可以在人与人之间随意转移而不稳定”而成为“社会上重要的乱源”。因此必须“划定财产，稳定占有财物的协议，是人类社会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没有产权的稳定占有，就没有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和自由交换，就没有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中首先要确立人们通过正当途径获得自己对财产的占有权，只要是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获得的财产，都要给予尊重和保护。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他人和公共财产的侵害，并保护产权所有者对财产的自主使用和自由处置，不得以强迫和不正当的手段去干预产权的交易，只有这样，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经济主体追求利益、追求价值、积累财富的目的才能实现，市场经济也才能健康有序的运行。

2．交换的伦理产权关系明确后，经济主体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拥有的资源和财产，它就可以到市场中去实现交换。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质上反映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黑格尔认为：“我可以转让自己的财产，因为财产是我的，而财产之所以是我的，只是因为我的意志体现在财产中”。交换的外在表现为商品和货币，实现的却是内在的人格、意志等不可能转让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有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种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因此，交换是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人的价值的交换。

交换既然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人格、人的意志、人的价值的关系，作为人所具有的平等的人格和平等的基本权利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交易的目的在于使当事人的意志得到实现，使当事人得到更大的利益和满足。所以只有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保证，只有互利才能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市场中的交换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行为一样，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又不得不顾及他人利益，这在客观上实现了自利和利他的统一，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互利行为。但现实中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即交换主体都希望自己获得比别人更大的利益，甚至希望它是不平等的、不互利的交换，这自然侵犯了他人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权利。所以任何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带有欺诈行为的交换和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交换都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占有别人的劳动，损害别人的利益，都是对市场交易秩序的破坏，都是不道德的。

3．竞争的伦理-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必然出现竞争，这是市场公开性和民主性决定的，因此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竞争可以促使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使用。竞争可以使优者脱颖而出，劣者自然淘汰，竞争是经济活力的基础。没有竞争或者人为地限制竞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就会被严重扭曲。但竞争要公平正当，保持公开性和有序性，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都只能破坏市场的公开性和自由性。所以竞争既要受法律保护，又要受法律制约，不受制约的完全自由竞争也会带来垄断，带来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和浪费。

竞争并非只是纯经济行为，它在目的和手段上有义与不义之分。竞争主要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降低成本使自己凝结在商品中的个别劳动量低于社会必要劳动量，从而获得比其它企业更多的利润，同时以自己的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扩大市场份额。在参与竞争时，首先要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和各项权利，不能因为是竞争对手就否定和破坏对方拥有的与自己平等地位和各项权利，包括生存权、名称权、名誉权、专利权、自由签约权等等。要体现出对对方的尊重．，体现出对市场精神的遵从。在竞争方式和手段上，要坚持利己不损人的伦理原则。竞争关键是发展自己，靠自己比对方更大的优势取胜，而不是损害对方，削弱对方，压低对方。如果以损人利己的做法使自己受益，只会增加市场的对抗性，增加市场的风险和交易成本，破坏市场的和谐，违背市场的价值目标，最终造成两败俱伤，从而使竞争走入歧途。

明确了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伦理性表现之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树立怎样的价值观呢?

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

1．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利在经济活动中主要指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利益本身无所谓道德不道德，道德规范的是求利行为，求利行为合宜、适当就符合“义”，“义”者“宜也”，义，就是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主要是指处理好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调整好自身的求利行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指通过合法的正当的途径去谋“财”，去获“利”。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理、心理的需要，寻求创造生存与发展的条件，都存在求利的行为，这是人的普遍倾向，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尤其在市场经济中，在平等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经济参与者付出代价，承担风险，对自己行为的经济后果负责，因此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不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求利行为已成为许多人首先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所以要承认利益机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机制，承认人的求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求利行为给予应有的地位和确当的评价，鼓励人们以正当的手段从事有益于个人又有益于社会的求利行为，这对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一个人在社会中，他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不能在求利活动中迷失自己的方向，把求利看成是生活的全部价值和唯一目标，看成是成就和尊严的唯一实现方式，看作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从而造成拜金主义，唯利是图，造成人的异化。这种动机一旦产生，就会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忽视和排斥他人利益，会在竞争中不惜一切手段去击败对手，努力使自己处在垄断地位。市场经济中求利是双方或多方的，维护自身求利

的同时，要尊重对方的求利行为，保障对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努力做到互利和共赢。因为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中包含着利他的属性和服务的属性，求利的前提是以自己拥有或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去市场中进行交换，并得到市场的认可，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正如亚当・斯密论述的“经济人”那样，主观上是“利己”的，客观上是“利他”的。马克思也强调过：“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产生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这样就必须把追求自身利益的愿望与交换另一方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但要关心自己的利益，也要关心他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得利建立在他人得利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并把这种不自觉的行为化为主观内在的动机，从而体现出市场经济中人的本质属性。

2．树立正确的诚信观诚信是指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表现出的一方诚实而另一方信赖的经济范畴和社会现象，从经济学上看，它是市场主体之间理性承诺与约期认可相结合的行为。

西方有句名言：“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信用是一项重要的资源，市场经济依靠信用来维持，如果缺乏诚信，就意味着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契约失衡，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制度安排遭到破坏，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所以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的基础和灵魂，在市场经济中，信用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促进消费，提高竞争力。从社会整体来看，经济主体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信用不仅是对对方合法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也是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我们要遵循平等、公正和互利的原则，就要坚持诚信的市场伦理，守信用，一讲信誉，重承诺，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用正当的方式获取利益，自觉约束自己的经济行为，推动社会整个经济环境的良性发展。

3．树立正确的法制观　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是由大量的规则和法律构成的体系，保障经济主体的权利和市场秩序。规则规定了共同遵守的原则，规定了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遵守市场规则是参与市场活动的前提，规则既保护你的权利，也规定了你的义务和责任。承认和尊重规则也是一种承诺，是诚信的表现，遵循规则就是尊重市场精神。有了规则，才能有秩序，才能在市场中建立信任和信用关系，保障交易的顺利完成，才能使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扩大交易范围和规模，走向规范化经营。不遵循规则就会破坏交易的秩序性和合法性，使交易受损和失败。规则是公平的、平等的，不遵守规则，必然受到规则的制约和惩罚。所以在市场活动中必须加强规则意识和法制观念，主动学习和研究规则，合理利用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理性地参与竞争，尊重秩序，尊重公共价值原则，树立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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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春运、暑期旅游期间，人们怀揣着一年的收获与喜悦急于赶回家，与家人团聚，共享一年来的辛勤与欢乐；经过半年的辛勤工作，借助暑期的有限时间洗去半年的疲惫，以便更好地投入工作和学习。每当这时，火车票就成了绝对的稀缺商品，而且以春运更为严重！虽然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便利、实惠的火车来作为交通工具，买到一张回家的车票就成了许多人春节返乡的一大难题，从各种媒体上我们时常会看到各个售票窗口前排起的长队，一方面是票源十分的紧张，开始售票时间不长票即被售空；另一方面是在各式各样的票贩手中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车票。虽然铁路公安机关每年都进行专项的打击活动，可是这一现象始终没有被彻底清除，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张从广州到宜昌的火车票原价是95元，车票“黄牛党”就敢卖到160元，转手加价65元，加价率高达68%，而有些紧俏线路的车票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据武汉晚报报道,靠着几张假身份证和几张伪造的单位介绍信35岁的湖南人尹某在去年春运期间倒卖火车票7548张，非法牟利高达18.8万元；成都铁路警方从打掉的一个倒卖火车票团手中一次就收缴了从成都到北京、上海方向的紧俏车票785张，票面总价值就达120453元。像这种类似的报道在各种媒体上屡见不鲜，为什么高价倒卖火车票现象会打而复生、生而复大、屡生率打、屡打屡生呢？看来既不是犯罪分子打不绝、赶不尽，也不是我们的公安铁路警方打击不彻底，而是我们有关火车票的管理制度有不完善和缺陷的地方，使得不法分子有隙可钻、有机可乘，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才使得这一铁路“毒瘤”铲而不净、打而不绝，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诸如此类现象还有大医院著名医学专家门诊挂号单的私下倒卖问题。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系列运作模式和相应的制度已被打破，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诸多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健全，因而在我国经济建设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将显得尤为重要，它将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运行绩效，而类似这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或是准公共产品、准公共服务的管理规制只能由政府这一特殊组织来提供和维护它的执行。

其实这种社会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的购票程序是零散火车票直接在各个售票窗口就可以交钱购票，大量的车票也仅需单位的介绍信就可以顺利地掌握较多的票源，这种管理模式必然会给不法分子留有违法获利的空间，暂且不论会不会有极个别的工作人员与票贩相互勾结共同倒票的败德行为发生。如果将车票的管理制度作一些修改和调整，高价倒卖火车票现象就可以得到彻底的清除。思路是这样的：在旅客购买火车票时须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件（身份证、军官证、驾驶证都可以）号码，售票系统将这些信息储存在售票系统中或者火车票的条形码中都可以，在检票进站时核验旅客的身份证件与售票系统信息或车票信息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将不予放行。试想不是自己的车票就不能正常完成旅行，又有谁会买高价票呢？没有市场了，票贩子必然无法再高价倒卖车票了。至于为那些自己不便于去买票的旅客提供服务的问题，则完全交于市场来运作，就像现在的机票服务公司的运营模式一样，你打电话订票，我帮你买好票后送到你手中后你付我一定量的服务费（当然须经有关物价部门审定其收取服务费的标准）、或是铁路部门根据你的代售车票的业务量给与一定的业务佣金即可，这样既解决了高价倒票行为，又可以延伸第三产业的服务链，还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和增加税收。

从可操作性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规定：为了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工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法。我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已从2004年开始逐步换发，到2008年将全部结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中具有非接触式IC卡芯片，这种芯片不但可以存储居民的有关信息，而且还具有视读和机读两种功能，这就为售票、检票进站、验票出站全程信息化管理提供了可靠保证。关于新一代身份证的防伪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印刷上采用了彩虹印刷技术，就是几种颜色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一般的印刷技术不可能实现；另一个方面是加装了防伪膜，也叫光面光存储。而且第二代身份证的信息存储方式是通过密要将居民的有关信息数字化后存于芯片中的，是一种密要算法存储，只有在获得解密密码、算法密要及专用的仪器后才可以修改其中的信息内容。在具体的实施步骤上，由于还要增加一部分设备，我建议可以先就一些紧缺线路和较为发达地区开始实施，然后再逐渐完善全国的售票网络系统，加快我国社会管理信息化过程，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管理社会公共资源的绩效水平。其他一些具有稀缺性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管理模式可参照这种办法来予以解决。

二、制度建设与市场绩效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确切地说是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主体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家（其表现形式为政府）、团体、个人，其中政府出于三个层次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制度创新的最大供给者。政府组织本身就是制度的基本存在形式，它是制度的化身，其制度创新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兴衰。而社会供给的制度往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非系统性和特殊使用性，一般情况下难以上升为一种普适性的制度，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社会供给的制度还会被少数人所破坏，影响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政府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具有特殊的暴力潜能，具有有序的组织机制和实施规则的强制力，通过组织优势来弱化外部性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而达到推行制度创新的目的。政府在制度创新时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性，交易费用得以大大降低，而且不需要承担一致性成本，因为政府本身具有社会本位性的特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包括所有的法律、法规从其基本性质上看都属于公法性质，并非介于公法与私法的中间地带或者游离于公法、私法之外的某个领域，因其又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并且以社会绩效为本位的。而非政府主体的制度创新则要求一致同意原则，否则的话即使完成了制度创新，其执行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说即使在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下，政府对市场的合理有效干预是市场机制得以高效运行的有力保证，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要责任者。

从制度创新的执行层面来看，政府具有天然的优势，它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资源优势和权力优势，迅速地在社会中推行自己的制度创新，使得这些制度被社会各方接受，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国家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国家是一个具有暴力比较优势组织，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组织一样，具有“经济人”的人格特征，即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同样会遵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获取收入的同时，为全体公民提供保护产权和维护社会公正服务。因此制度的思想创新、制定、执行等过程的所有费用均不需要政府来承担，完全可以根据制度创新的利润和受益者比率来分摊制度创新的成本。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市场经济调节下的运行机制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一种形式，既然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为什么还要政府出面干预呢？是否就否定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呢？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在它具有计划经济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具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局限性。例如:市场调节是微观的、事后的，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市场机制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尤其是市场机制调节的生产过程、交易方式有可能使市场主体以牺牲他人利益的办法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市场机制是通过影响每个参与市场活动主体的经济利益的增减来发挥作用的，在利益的驱动下，市场主体为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而可能损害他人利益，而在市场机制自身不完善的情况下，如市场存在着垄断、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体系的不完善等等，这种行为更加突出。因此，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解决一切问题，就如同不能依靠国家干预市场运行来解决一切问题一样。这样，在充分肯定市场的积极作用并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从市场以外去寻找一种弥补其缺陷、克服其局限性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就表现为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市场进出规则、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管理规则等环节进行制度建设和管理就是这种政府干预的重要方面。

两者匹配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市场绩效

加大交易费用，降低市场绩效

两者不匹配

图一市场规则与社会资源相互作用图

从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原则上来看，主要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不断得到提高，如图一所示：在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时，要首先分析研究社会资源各方的现实状况，依据现有资源的实际情况，考察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相应的市场规则。当市场规则与社会资源现状、经济发展状况相吻合，能够形成一种有机的运行整体，此时，市场的游戏规则已设定，只有按照此规则运营的人就可占据有利位置，促进资源向高效率的领域转移，最终就可实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的目的；反之，当二者不相吻合，没有形成一种有机体时，制度的不合理设定会影响资源在不同领域间的流动，人们会利用制度间的空缺、间隙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为手段。我们知道市场机制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的相互影响自发地调节经济活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具有高度社会化、高度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特点。比如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一方面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相联系，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秩序的优化程度就越高，运行越加规范；另一方面和市场的制度建设（市场规则）相联系，制度本身的状况和制度变迁方式都会影响市场秩序的优劣，当制度创新符合市场发展状况和资源现状时就会促进市场秩序的建立与优化，制度变迁方式能被市场主体接收，就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快速地实现新旧制度的交替，市场秩序会平稳中得以不断优化。可见市场规则是市场秩序的基础，市场规则的主要功能是规范市场秩序，以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绩效，但市场规则并不等于市场秩序。

建立了合理的市场规则并不等于就可以建立起优良的市场运行秩序，这是因为人们对市场规则遵从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对市场规则的认同程度，这一点决定着人们“想不想”违规的问题；另一方面一旦有违规行为、违规现象发生，市场规则对此的“惩罚”力度，这一点决定着人们“敢不敢”违规。只有当市场上的参与主体既不想违规，也不敢违规时，才会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规则形成秩序、并影响绩效的机理是这样的：规则影响着人们的预期，预期会引导人们的市场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形成其相应的市场秩序，从而决定其最终的市场运行绩效。市场规则总是靠某种惩罚机制得以贯彻，没有惩罚的规则是无用的，有惩罚性的规则会将人们的行为导入一种可合理预期的轨道，维持着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在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时，还要注重制度得以顺利执行的保障条件，引导人们按照制度设定的意图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正如博弈论中著名的两囚徒困境的游戏规则设定一样，作为具有“经济人”人格特征的囚犯，必定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在信息不完全透明的情况下，囚犯个人理性的选择只能是坦白，而不会选择抗拒。因此我们在制度创新时不仅要与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具体状况相结合，还要制定相应的处罚机制，以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

三、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动态性

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理有着诸多方面的不同：首先西方的市场经济起源于原始的、原子式的产品市场，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和各种竞争阶段而成为今天的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转轨是在1978年以后资源的配置方式逐渐由过去的全民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过渡过程；其次是制度变迁的诱因不同，市场经济主要是由市场的利益驱动而导致的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经济转轨是以政府主导型的渐进式制度变迁；第三，发展的阶段不同，西方市场经济已经过许多年的运行与变革，无论是市场规则、还是市场的完善程度、商品化程度、市场秩序的有效性等方面，都已发展成为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我国从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以来才不过二十多年，在有些领域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建设，但还有些领域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点在市场制度的建设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说，我们在进行制度创新时，一方面要学习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更要重视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资源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因此说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工作具有动态性的特点。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过程需要、而且必须有国家的强力参与，不论是原有国家权力在新经济体制下的重新分配，还是国家重新确定自身在新体制中的地位以及抛弃旧规范认可新规范，都需要政府的参与。可以说，政府自身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决定着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具有显著的动态性，即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的转变，其制度创新的重点也会发生改变。改革启动时政府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会使用某种方式的行政力量对市场化进程进行干预，转型国家推进市场化进程肯定会受到来自行政力量的逆向干预，这些干预力量或者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或是源自旧有的思维方式。市场力量不仅因为尚不够强大，而且与行政力量相比总是弱小的，因此至少在市场化初期难以发挥作用。经济要获得不断的发展，以强大的行政力量为市场发育扫清制度障碍，是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当社会经济决策主要由市场自主来决定时，政府的职能主要不是经济发展职能时，行政力量作为市场化进程保护者的角色才会明显淡化，这时政府的重要职能将会转移到为市场经济提供相应的管理规则，并维护这一规则的严肃性。另外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对抗来自其他国家的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市场力量也需要转型国家充分利用自己的国家力量。在整个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会由推动改革、影响改革、再促进经济转型深化向提供制度创新、制度实施和维护产权尊严转变。

四、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在市场规则（制度）的建设方面还有一定的缺陷，为了推进改革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我们有两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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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内生性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

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它被理解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路径和特点，很难与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类同，这就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制度特征，具有更多的“内生性”特点。

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按照“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的看法，“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由中国改革的特性所决定。因为，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包括经济自由化和所有权变革等内容，更需要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和推进。正如“北京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所作的概括：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它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出发点。

“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特征

本土内生的制度创新。中国经济的新制度安排主要来自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而非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植。例如，在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迁方面，从改革之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再到最近颁布的关于中国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决议；再如，在企业制度改革方面，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国有企业的存量改革；在中国特区和沿海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自由迁徙、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发展战略，等等。

这样一些制度性变革，被学者们提升为中国制度变迁的独特之处：其一，中国转型中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专权；其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采用“大棒式”的私有化，而是对企业所有权进行诸如股份制改造治理等；其三，在农村提倡私营和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由此，中国学者们在对中国制度变迁做分析时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方面受到中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伦理规范等的影响，致使中国的制度变迁采用了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不是砸碎现有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可能地利用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中国在形成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又不断根据改革需求制定相适应的制度规则。

行为变革先于经济立法。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径，大体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变化先于市场经济立法的制度轨迹。也就是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在先，市场制度规则颁布于后。在中国改革的起步阶段，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制度的变化首先来自于民间、民营、体制外、计划外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民间习惯、价值观念等非正式规则的先期改变。诸如众所周之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中国企业所有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企业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行为，都是一个转变观念、由点到面、从小到大的改革过程。

在取得改革实践的认定后，中国相继问世各种新制度的法律和规则，诸如《乡镇企业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以及《物权法》等。从一些国家的制度形成和演进规律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例如，16―18世纪以及之后，一些国家的发展中的国家法律条款和市场规则，很多是西方国家互为参照而定；也有的是先有商品行为和市场交易，之后逐渐形成私人产权和财产制度，从而产生立法约束的诉求，以保护私人财产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中国改革实践看，中国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也是循着市场经济的轨迹，依据市场发展程度，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行为，国家以立法方式加以确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劣质交易行为，政府则以立法加以制止和规范。这样，在新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就能够将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至最低。

政府主导的制度和规则。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优势和主导地位，特别掌控市场规则的制定权。政府不仅调节和干预经济、制定发展规划、执行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则，而且通过修订宪法和法律、颁布各项政策和规则，以促进制度转型与创新。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政府行为仅仅被限定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政府具体而实际参与了市场行为和制度设定；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要素存在。在中国，政府对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向作用。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因为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政府参与和推动；同时，中国又是经济转型国家，从“转型”到“定型”也必须有政府的导向和参与。

制度内生性是制度创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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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秩序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从无序到有序至少有待于以下几个方面条件的实现:一是商品交换关系和商品经济的更大发展;二是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以及按经济规律办事自觉性的提高;三是完成产权制度改革,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法规等。

人们不可能超越这个过程,一蹴而就地达到有序阶段。但应该尽可能地缩短这个过程。对此,关键是要对市场秩序演化规律有清醒的头脑、正确的思路和实事求是的对策、措施。

一、对完善市场秩序的综合分析

我们研究市场的失序和无序现象,不仅在于寻找市场失序和无序的外部特征和形成原因,而且要研究如何控制和治理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问题。为此,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是:

1.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市场体系不完善是我国目前市场失序和无序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培育市场体系,在发展中求得市场的有秩序和稳定,才是治理市场失序和无序的根本途径。

2.我国许多市场问题的发生是和我国的经济、政治、市场的制度与体制的不完善分不开的。只有深化改革,不断健全与完善各种制度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市场问题。

3.任何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都与管理不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解决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问题,从直接的途径看,还是靠加强管理。最重要的是抓好三个环节:一是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二是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三是加强宏观协调。改善微观管理,是解决市场失序和无序的重要途径,而加强宏观协调管理,对解决市场失序具有更大的价值。秩序问题往往是相互关联、因果循环的。只有注意各项管理制度和各种管理措施的综合配套,才能收到宏观治理效果。

4.还要注意市场失序和无序现象的预防。预防包括市场秩序的预测和市场失序的防范两个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的超前研究,对可能出现的市场不稳定因素采取预先防范措施,阻止市场混乱的发生与恶化。预防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某些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市场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对那些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市场问题,采取预先防范措施,把市场问题发生的范围、程度都控制到最低限度,减少市场问题的消极后果。

二、强化法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

通过对市场秩序评价标准和市场无序现象的分析,我们认为对我国市场无序运行问题只有“综合治理”、“对症下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才能卓有成效地使其向有序转化,不断接近理想秩序的目标。就市场法规制度方面而言亟待加强以下内容。

1.产权制度。因为市场交易从根本上说是产权的交易和调整,所以产权能否自由地交易,成为市场交易能否贯彻的基本前提。而一种产权制度要能支持市场交易并维持其正常秩序,就必须使相应的要素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可让渡性。

2.契约制度。契约是双方意志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而市场交易是买卖双方意志一致的行为,所以契约之于市场交易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确立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使之秩序化。这是因为,在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和过程愈来愈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离开了契约,市场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没有确定性,从而市场交易也就无秩序可言。

3.货币制度。所谓货币制度就是人赖以表现经济价值、彼此进行交易的一种安排。正是有关这些方面的法律规定,才为货币有序有效地充当市场交易的媒介提供了最起码的制度保证。

4.进出制度。市场进出指的是市场主体进入或退出整个市场或特定的生产经营行业和地区的行为。市场主体的进出行为是推动竞争而制约垄断的力量。一个市场体制越是能够允许比较自由地进出,它就越是具有开放性,从而也就越是具有竞争的活力。因此,一个社会就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市场进出的障碍而扩大其自由度,以形成竞争性较强的市场结构。

5.竞争制度。竞争是市场的必然伴侣和市场有序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为此,竞争本身也必须是有序的。这就要求必须对市场竞争进行规范,制定相应的竞争法规和制度。

6.产品责任制度。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及用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要求作为第三者的国家制定相应的法规来强制生产经营者对自己生产和经营的产品与服务承担应有的责任。否则,有关产品(服务)质量的责任纠纷就会越来越多,以致影响市场正常秩序。

7.舆论监督制度。国内外维护市场秩序的实践都证明,社会舆论的监督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治标之方”,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包括新闻单位、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个人的监督作用,就能将市场秩序广泛纳入社会舆论网的覆盖之下。这样,就会提高市场主体的自律意识和交易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力。当前的问题是要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法规确立起来,使舆论监督者有法可依,执法无虑,敢于大胆行使自己的权利,更好地保护企业的正当经营活动和消费者的利益。

三、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重塑市场主体是市场发育的基础。

如果不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真正的市场主体,市场将名存实亡,市场秩序和市场效率更无从谈起。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的内容有:

(一)市场主体的培育是根本

市场主体是市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市场主体就没有所谓的市场。那么,谁可以成为市场主体呢?我们认为只有厂商(企业)和家庭(个人)才是市场主体,而政府不应成为市场主体。因为市场主体必须拥有独立的产权,能够在市场活动中自主决策,同时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又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市场演进到今天可以是无形或有形,但其基本含义并没有改变,它是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在自愿互利、平等缔约的基础上,彼此交换财产权和关系的总和,这种复杂的交换实现了资源的配置。所以市场主体的发育情况,就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的发育状况,培育市场主体是市场发育的首要环节。计划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因而也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不仅管制了价格而且也管制了企业的行为,甚至可以这样说,政府在试图成为市场主体的时候,反而扼杀了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来源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大批极具活力的非国有企业,它们迅速成为市场中极为活跃的主体。他们以清晰的产权结构,自主的经营行为,以及对利润的追求推动了我国市场的日渐发育成熟,成为提高效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

(二)市场主体、产权和激励机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和兴起。培育市场主体,为的是形成这样一个经济组织。而一国经济有效运转的根本困难,在于经济激励和经济信息。培育市场主体,其根本着眼点和理论基础就在于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而一般的浅层次的调动积极性的效果极为有限,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激励,以诱导经济个体合理地与外界其他个体交往、贸易,从而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以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产权清晰及其所带来的剩余占有问题就成为解决经济组织的效率问题中市场主体发育问题的核心。

在市场经济中,剩余是经营的最终净成果,也就是利润。经营者的一切努力和贡献,包括所承担的风险,将最终反映到利润(或负利润即亏损)之中。剩余的强大激励作用,就在于让被激励者占有这种剩余。因而他的任何贡献都通过剩余的增加而得到承认和报酬。剩余占有者为扩大利润,会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迎合消费者以扩大销售,提高投资收益以吸引资本。而与此相比,任何其他指标都难以达到如此全面而强烈的激励效果,包括计划体制中所设计的种种考核指标。所以,明确剩余占有的归属问题即明晰产权,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终极的激励手段。总而言之,就是谁占有剩余,谁就实质上享有对该经济组织的所有权,而谁占有剩余,谁就自然会对经营管理负全部责任。所以,培育市场主体的中心问题就是明晰产权。

(三)产权与市场秩序

市场秩序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非强制性制度安排相结合的产物,而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那么如何理解产权与市场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呢?现实经济生活的最大特点是资源的稀缺性。科斯教授曾举过土地的例子来说明产权和经济秩序的关系。如果未在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就必然会导致混乱无序,混乱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人对没有建立产权的稀缺性资源的争夺。所以,从经济人和稀缺性这两个假定出发,可以看到要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混乱无序问题,就必须从界定实施产权入手。而保障法律的效率,就是消除对法定权力和自由交换的障碍,含糊不清常常损害法定权利,使其难以得到正确估价,法律的效力是由明确法定权力并强制履行私人法定权力交换合同而得以保障的。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或相当小的情况下,不管选择何种规则,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界定的,都会出现有效配置资源的结果。

对界定产权与市场秩序之间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詹姆斯·M·布坎南,他认为“在正确设计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内,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产生出一种自然秩序”1。他又进一步表述了产权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如果没有包含有作了明确规定的无论是受到尊重的还是依靠强制实施的私人所有权,以及包含有保证契约得以实施的程序的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将不会产生一种价值极大意义上的‘有效率’的自然秩序。”他接着说:“市场秩序只有在市场各个个人参与者之间自愿交换的过程中才能产生”2。至此,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产权——市场主体自愿交换——市场秩序”这一关键链,完成了对产权和市场秩序关系的第一层次的揭示。

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存在着外部效应,同时交易费用实际上不是零值而是正值。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如科斯第二定理所言:在存在着相当大的交易成本时,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就不会在每种规则中出现,而合理的规则是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的规则。这就回答了应该如何界定产权的问题。在科斯看来,效率问题是由成本和效益相抵的差额来决定的。为了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就需要有权力的调整即进一步界定产权,这样外部性问题才能通过权利的自愿交易借助市场机制来解决,才能使外部性领域的混乱消失,经济运行才能达到它的秩序状态。这样就完成了对产权和市场秩序关系的第二层次的揭示。

四、坚持市场运行原则、健全市场监管法规

市场秩序虽然不是市场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却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高质量有效率的市场必须是一个有序运行的市场。在转型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市场运行原则,健全市场监管法规,实现市场制度创新。

(一)坚持市场运行原则

1.贸易自由原则。这是商品交换双方在没有外来干预下自愿让渡商品的原则。贯彻这一原则时,首先要排除依仗非经济强制力量的强买强卖。这并不是说政府一点也不能干预经济,而是必须以不损害交易双方的自为原则。其次还要尽量排除经济强力的干扰,使买卖双方处于供求局势大体均衡的环境中,甚至交易双方的经济力量大体相当。

2.等价交换原则。它是商品经济主体独立的平等关系的体现。破坏等价交换的情形一般有两种: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剪刀差式的社会主义积累条件下,破坏了等价交换。另一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存在着交易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或信息不对称时,容易出现供求不均衡或存在垄断,等价交换原则因而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缩减了对价格控制的范围,减少了国家对市场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和等价交换原则的贯彻开辟了道路。

3.公平竞争的原则。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要有公平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以便竞争得以正常地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使竞争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就得在市场上形成允许竞争、自由竞争、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使竞争真正体现商品经济主体之间劳动的比较,所以在商品经济中必然要按公平竞争原则办事。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来组织市场,进行贸易,本质是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开辟道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公平竞争得以成为现代交换的形式,成为市场经济下社会劳动分配赖以进行的市场制度。马克思曾说:“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2所以,公平竞争是构筑市场秩序的核心和目的所在。

(二)健全市场监管法规

健全市场监管法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经济监督问题,而社会经济监督的客观依据主要基于社会法律制度、经济规律和商务惯例。其主要内容就是有关市场规则的设计。

1.市场进出规则的设计。市场进出规则是指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即商品)进入或退出市场的法制规范或行为准则,它包括以下两类规则。

一是市场主体进出规则。市场主体的进出行为是推动竞争而制约垄断的力量。一个社会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市场进出的障碍而扩大其自由度,以形成竞争性较强的市场结构。实际上,规范市场进出规则主要是:(1)规范市场主体进行市场活动的资格;(2)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功能;(3)规范市场主体退出市场行为。具体的如各国制定的关于企业制度的法律。中国已颁布了《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但实际上仍然需要继续制定相关法律,并注意实施问题。

二是市场客体进出规则。这一规则的设计是为了尽可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而言,市场客体(商品或服务)进出规则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规定:(1)商品的质量要符合要求,低劣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之中;(2)商品的效用要符合社会利益,那些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的商品不能进入市场;(3)商品的包装及其他方面都要符合要求,不能有损于消费者的利益;(4)商品要名副其实,任何假冒商品都不能进入市场;(5)商品的价格及计量等都要符合要求,否则不能进入市场。世界各国都陆续推出了规范市场客体的法律,如英国的《统一产品责任法(草案)》,欧共体《关于对有缺陷的产品的责任的指令》等,我国也于1993年通过并实施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这些法律都对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市场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2.市场竞争规则的设计。为使市场有序有效地运行,竞争本身也必须是有序的。所以,需要制定相应的竞争法规或制度,以对市场竞争进行规范。市场竞争规则是以法制形式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规定和要求:(1)使市场主体都能够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2)使市场主体都能够机会均等地制定价格和确定销售地区;(3)使市场主体都能够平等地承担税负及其他方面的负担,没有任何优惠或不公正的负担;(4)维护所有方面的平等竞争,如劳动者之间的就职机会均等和经营机会均等。

3.市场交易规则的设计。市场交易规则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经营活动的准则和规范,是确保市场秩序的重要市场规则,它具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自愿,二是互利,三是约定,四是市场交易的非人格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所以设计交易规则首先就要规范市场交易方式,包括交易公开化、交易货币化、信用票据化和交易规则化。其次是要规范交易行为,要形成自愿的、非强制的、平等的交易,使买卖双方进行互惠的货真价实的买卖活动。反对和禁止强买强卖和巧取豪夺。再次是要规范交易价格。市场交易规则一方面要求交易双方规范地进行交易活动,禁止各种非正当交易;另一方面是为双方的规范交易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包括反对各种垄断和改变严重短缺或严重过剩的市场格局。

五、正确认识和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节管理行为

(一)政府行为的基本理论分析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行为的标准问题,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讨论政府行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它的一切行为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但辅之以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的经济制度。它是将市场自由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竞争秩序。

有鉴于此,政府行为的标准就无疑要以效率和公平作为评判标准体系。这样,政府行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采用顺应市场形势的增长政策,推行国家的适度干预,确保就业,实行外贸自由化。即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以公平为标准,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率从而创造国民收入放在首位,在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条件和前提下,实现国家对收入和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在保证公平的过程中,也必须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手段,才能既保证实现社会目标,又不会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应该坚持“国家与市场并举”的原则,既注重市场自身的发育,又注意国家对市场的培育。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具体而言有三点:(1)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缺乏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2)由于中国长期推行计划经济,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软件;除此之外,(3)作为中国特殊情况的人口压力使中国市场经济只能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状态下运行。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应该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秩序,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简言之就是制定比赛规则并建立比赛秩序。

(二)国家权力潜能的发挥与市场秩序优化

客观上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也需要有国家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国家的作用在此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方面。

首先,国有应该对有效的产权制度负责。前面我们已经谈过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保证,所以完善市场秩序就首先要在转型中国努力构建以完备的财产保障为导向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要承认多元利益主体财产权的合法性,以国家法律为后盾保证产权的清晰。

其次,在整个转型时期,要使市场正常有效地运行,就需要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制定出有关市场的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一方面用来保障市场多元化主体财产所有权及其利益不受侵犯,并且保护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处置权;另一方面用来约束市场活动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制止他们在追求各自利益时对他人的自由和利益的干扰与损害。以上两个方面的约束力量,通过国家政策和国家政权的强制性作用来消除阻挡市场正常自行运行的障碍。

总之,国家的作用实际上应定位在:塑造市场基础上的竞争经济,产业政策要随时代变化而灵活地实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给企业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并以效率为基准推动企业竞争。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的做法是值得中国在转型时期学习和借鉴的。

各国都存在经济干预。问题是经济干预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是取代市场还是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转型时期政府应致力市场的培育和开发,实施保证和促进市场效率的经济政策。

六、确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非正式规则

市场秩序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由政治行为、法律行为、社会行为与相应的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曾指出,市场制度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筛选出来的特定的经济组织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是个体积极性充分发挥的竞争经济,是一种较为先进的人类文明形式,其文化和道德秩序等非正式规则在其发展中功不可没。

正式制度规则的确立无疑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和前提条件,但现实生活中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安排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1.传统文化的误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文化有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以“孝”为根本,“忠”是“孝”的延伸,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传统社会中的亲族协作形态,中国的家庭主义伦理所强调的是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义与利最终统一于“义”。这样就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产生重大隔阂,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人的利己心,人的利己心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有人曾借助日本及东亚的儒家传统来为中国文化传统辩护,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以日本为例,他们的儒家伦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伦理,日本化的儒学以“忠”为核心,强调对领主的效忠,这种价值取向与日本社会的非亲族协作形态相适应。日本的集团主义伦理所强调的是发展集团利益以促进个人,义与利最终统一于“利”,在日本,利己心不是个人的,而是公司的,公司的利益驱动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日本的儒家理论是经过日本化改造并与市场经济利益原则及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早已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

2.契约与信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这也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谈过的一个问题。信用原则要求具有相互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用契约和法律来保证,通过契约与合同关系确立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彼此的行为,真正做到恪守信用,按合同办事。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更要求以信任为宗旨构造道德秩序,这种非制度安排和法律规章等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

3.培育市场经济精神。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经济精神,实际上是要在文化方面补几百年的课。这是一件非三日五日就能办成的事情,但若拒绝文化转型,必将最终影响和拖累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归根结底就是所谓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中一直留下来的其特有的思想基础或心理基础。这种精神的实质是确认企业家个人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因素,搞实业的人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坚,实业家个人的积极性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从这种精神的实质出发,演化出一整套的思想体系,如认为私人投资、个人利益和自由具有神圣性,企业必须承担失败的全部风险,同时享有成功的一切机会等。它们对于维护实业家的积极性是重要的,可以说,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

4.市场道德建设。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会在其经济理性的指引下,发现在市场交易中只有“利人”才能“利己”,市场交易可以使各方都得到好处或者在不损害他方利益的前提下使某一方得到好处,人们因此才愿意加入到市场中来,市场因而形成了人们自愿互利交易的场所和体系。自愿互利的交易可以说是市场交易的质的规定性。

市场经济是承认“利己”的,而且要借助利己心推动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种关系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实际上,人类要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效率和其他好处,就必需或多或少地放弃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而代之以市场交易方式,与此同时,或多或少地放弃传统的道德观念而代之以新的适应市场交易的道德观念。

篇8

引 言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也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伊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为中国走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无疑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合同自由的价值则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本文围绕合同自由原则逐步确立的过程，揭示合同法自由原则的本质及合同法自由原则的功能。

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 教育功能 支持功能 指引功能

《合同法》已颁布六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合同自由原则，也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这也为合同自由原则进一步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司法实践证明：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规范一起发挥作用，忽视法律原则，把一个法律仅作为部门法来看待，将会大大削弱其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享有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监督权，公民依法享有人身自由和自由，并且宪法赋予了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以及有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这些权利当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但可以看出这些权利是以政治权利为主要内容，自由也是特指政治自由，相对而言，经济自由则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一个社会中经济权利往往比政治权利对个人的利益影响更直接，没有经济上的自由，政治自由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合同法中规定合同自由原则是对经济自由权利的明确规定，是对公民享有的政治自由的必要补充。新合同法里第一次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这是我国合同立法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市场经济建设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合同法自由原则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因而也谈不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本文围绕合同自由原则逐步确立的过程，揭示合同法自由原则的本质及合同法自由原则的功能。

一、 合同法中确定合同自由原则的背景

合同自由原则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但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却是近代民法的事情。所谓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完全享有合同自由。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1、缔结合同的自由。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签订合同，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强迫或干预。2、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当事人既有选择同谁签订合同的自由，又有拒绝同任何人签订合同的自由。3、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合同的内容在不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自由协商确定。4、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合同法中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和变更合同，任何人不得干预。5、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合同法规定了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及其他形式，除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外，当事人可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

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民法的核心和精髓，其关键是合同自由原则体现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经济自由思想，合同自由原则就是整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理解合同自由原则的意义，首先要了解这一原则确立的背景，我们国家合同法中确定合同自由原则是基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这些背景主要包括：1、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我们国家是传统的计划

经济国家，自以来的20年时间里，我们国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概念，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从一开始我们国家搞的市场经济就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这不仅仅是概念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不同于西方国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不同。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并且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所有权的彻底私有化完成的。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计划经济，并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第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不同。在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阶层，在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国家，即政府。2、观念上的法律工具主义。如果仅仅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的话，那么达到法治社会的目标就不会真正实现。法律工具主义是现代法治的真正克星，法律工具主义的危害在于忽视法律的权威，把法律置于政府权利之下，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政府权利干预下的法律实际上是政府行使权利的一种手段，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权利的干预达到一定的目的，法律成了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法律的公平正义只不过是幌子而已。3、人治的传统。在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讲“礼治”、“德治”，实际上就是“人治”。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种“贤人政治”同现代法治精神是相对立的，由于长期文化上的影响，使人们对“法治”有一种内在的抵触。表现在外部就是忽视制度建设，重实质正义，轻形式正义，重结果，轻过程。4、社会本位主义。我国历来盛行社会本位主义，也称国家本位主义。其主要特征是，重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一个人在中国只允许有义务观念，而不许有权利观念。”，这种传统的义务观念已融于社会生活，甚至见于法律。表现在法律中便是直接规定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表现在道德观念上就是国家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如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义轻利、先大家后小家等。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仅仅靠政府力量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离开人们权利观念的启蒙，这种需求只不过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客观上要求人们权利观念的转变。在上述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必然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本身的完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公民权利观念的增长程度，这个过程是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因此，仅仅把《合同法》作为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行为来谈论它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发挥《合同法》中蕴含的巨大权利启蒙观念，才会使合同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果

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认识合同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是动态的过程，始终处于运行状态，无数交易活动构成完整的市场，只有靠法律才能保证交易

活动的正常进行，一句话，必须有合同债和合同法才能保障交易活动的顺利开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合同法便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律；其次，要正确认识合同自由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供求关系，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要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市场机制的特征主要是市场机制的决策者是各个分散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的推动力量是经济主体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他们之间的竞争。因此，市场经济主体是否具独立性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由，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才会发挥作用，在合同法里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实质是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要求。

我们国家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认识是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断深化紧密相关的，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后到1981年《经济合同法》颁布之前。这一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国家计划，否定合同自由。其原因是我们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当时民法理论主要受前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第二阶段，从1981年《经济合同法》颁布到1993年对《经济合同法》进行重大修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对合同自由作严格的限制。其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方面发展商品经济要求扩大当事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为保证计划的完成，又要求对合同自由做出种种限制。因此，《经济合同法》既规定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依据自愿、平等、协商互利的原则，又强调当事人签订合同必须遵循国家计划。第三阶段从1993年对《经济合同法》的修改到1999年统一合同法制定。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突破计划对合同自由的限制，扩大当事人的自由。其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客观要求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正是适应这个要求《经济合同法》1993年作了重大修改，改“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为“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改“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确认权有合同管理机关所有改为由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享有，但是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第四阶段指1999年新合同法出台以后，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并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了必要的限制。其背景是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把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必然要求实行合同自由，因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的前提是有一个自由、平等、公开竞争的市场环境，靠价格杠杆的调控，优胜劣汰，提高社会生产率，实现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没有合同自由作保障，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便会失灵。因此，新合同法第四条对合同自由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适应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

三、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

合同法总则中规定的合同法原则有：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在这些原则中，哪个原则是核心原则和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之间关系如何？我认为：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和核心原则，

是合同法的生命所在，其他原则则是民事法律行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2]依据如下：

首先，合同自由原则符合法律原则的基本特征。法律原则的特征应包括：抽象性、标准性、和统帅性三个特征。所谓抽象性是指法律原则是多项法律规则经过长期实践之后的一种总结，而这种归纳和总结又不是若干规则的简单相加，它蕴含着许多更高的道德含义，体现了法律的价值追求目标；所谓标准性是就法律适用和法律原则的功能而言的。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衡量的意义，即可以被用于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二是控制的意义，即在事实上控制了其他法律规则的使用。当法律规则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它控制规则的使用。所谓统帅性是指法律原则是超级法律规则，或是更高级法律规则，它是其他一般法律规则产生和发展应遵循的规则，换言之，其他法律规则则根据法律原则制定，并接受它的检验。所以，法律原则具有统帅其他法律原则的意义。合同自由原则完全符合基本原则的特征，合同原则具有抽象性，合同自由原则是从自由交易行为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市场经济所追求的目标。合同自由原则具有标准性，合同自由原则具有解释合同法中其他条文的功能，合同当事人可以援引该原则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合同自由原则具有统帅性，合同法中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该原则是新合同法的灵魂。

其次，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还要具备特殊性，即合同自由原则不等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是合同法中的特有的原则。合同法基本原则是合同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对合同法调整的特殊需求的集中反映。它与合同法的本质、特征一样，是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重要法律标志。同时，它也是法的原则具体化。因此，合同法基本原则应该具有其特殊性。凡是法的一般原则或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包括民法的基本原则，都不应该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它不同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当然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在民法基本原则范围之内，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是：1、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准则，贯穿于整个合同法，统帅合同法的各项制度和规范；2、合同法基本原则体现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是合同立法、执法、守法及研究合同法的总指导思想；3、合同法基本原则是统治阶级对合同关系的基本政策的集中表现，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本质要求。当然合同法基本原则是适用合同法的特定领域乃至全部领域的准则，它不同于合同法的具体原则，如适当履行，实际履行原则。

最后，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根本原则要体现合同法的精神。合同法总则中的原则有：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这些原则都符合上述五个特征，但能反映合同法精神的只能是合同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只是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准则的法律化，社会公

共利益原则应是一切民事行为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原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是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客观要求，合同法的修改的真正原因也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没有合同自由也就没有合同法，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生命，同样，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如果从这一角度加以分析的话，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或者说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

则，没有合同自由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

四、合同自由原则的功能

法律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是在价值上比其他原则更为重要，在功能上比其他原则的调整范围更广的法律原则。具体原则是以基本原则为前提，并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适用某一特定社会关系领域的法律原则。合同自由原则体现合同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律的维护经济自由的精神，合同法的其他具体原则则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在合同法的具体领域发挥作用。我们讨论合同自由原则的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思考：从合同自由原则对公民现代民利的启蒙和培养来谈合同自由原则的教育功能；从合同自由原则对市场经济法治环境建设的维护和促进作用来谈合同自由原则的支持功能；从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法立法和实施指导和统领来谈合同自由原则的指引功能。

1、教育功能

合同法不仅是调整民事主体之间合同行为的规则体系，作为一种文化，它还是训练和引导全体国民步入现代文明的教科书。合同法，有助于培养成熟的现代社会成员。平等是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商品交换，是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普遍关系，合同法的精神实质是拒绝任何特权，民事主体间无高下、尊卑和贵贱之分。每个合同关系的参与者都是大写的“人”。权利意识、主体意识、意思自治、法律行为意识、责任意识等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人格，植入每个人的头脑，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软件”的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合同自由原则包涵的正是这种自由平等的观念，在市场中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完全平等，互不干涉，享有充分的自由。所谓合同自由原则的教育功能是指合同自由的思想对人们权利意识的唤起。计划经济是不需要个人的权利观念的，个人自由要绝对服从国家计划，因此，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泊，这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文化环境相去甚远，不但有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且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搞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求人们具有相当成熟的市场法律观念，因为法治建设需要一种文化和观念的支持。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平等自由，没有平等自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将成为泡影。因此，合同自由原则的意义不在于在合同法中加以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在人们心中树立合同自由的权威，唤起人们的权利观念意识。当人们普遍的法治观念落后于法治所需要的水平时，人们便会绕开法律，自行其是，法律便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发挥合同法的教育功能是合同法作用发挥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建设整个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合同法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合同自由原则是公民维护自己经济自由权利的武器。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在合同争议中，当事人可以直接依据这一规定维护自己的权利。2、合同自由原则对政府部门行使权利进行限制。由于政府部门同一般民事主体签订合同时，拥有较多的特权，往往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侵害对方的合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可运用合同自由原则主张合同无效，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合同自由原则的行使将提升这个社会的权利观念和意识。在合同法中规定合同自由原则本身就对公民的自由观念有一种启蒙教育，通过合同法自由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用生动的事例对公民的权利观念进行启蒙和培养。

2、支持功能

所谓支持功能主要是指合同自由原则对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支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套交易规则，更需要一种交易自由的理念，这种交易自由的理念实际上就是合同自由的观念。这一功能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促进；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持和维护。

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支持是指通过发挥合同自由原则的教育功能，通过启发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为法制建设提供一个必须的环境。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法治本身的建设，另一方面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是否完善，以及人们的法制权利观念，这是法治的土壤。中国的法制建设，任重道远，其关键也是因为我们国家长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以及历史上重农轻商，人治传统盛行，国家本位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人们权利观念淡薄。法制建设如果没有成熟和权利觉悟的民众，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也是广大民众法治观念的觉悟，而不是法学精英分子个人的行为，同样政府本身不断加强法制建设的力度，也只是法制建设的外部推动力量，其结果导致立法超前。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一些法律漠然置之，比如全国屈指可数的行政官司，正是人们权利观念淡薄的表现。合同自由原则对法制建设的支持功能，就是超出一般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对人们的权利观念的启迪，这正是合同自由原则区别于其他法律原则的独特之处，合同法的实施的意义也就不仅仅局限于合同本身，同时也起着对公民权利观念的启蒙教育，为法制建设培养成熟的具有权利观念的“法治公民”。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持表现在：1、为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地位找到法律依据。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前提是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因所有成分不同，而划分为三六九等，企业隶属于行政权力，而不能有效地参加竞争。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就是赋予市场主体法律上的平等自由，任何市场主体都可以援引这一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平等自由地位，这也是合同法颁布之前和其他法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容。2、促进交易。合同法是规范交易规则的一个重要法律，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合同自由原则是这一功能的重要体现，所谓合同自由原则也就是强调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享有充分的意志自主性，这种意志自主性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加以干预，正因为当事人享有这种充分的意志自主性，当事人可以享有充分的选择性，在完全符合自己意愿和利益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市场交易。市场经济实际上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交换是其主要内容和形式。一个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交易行为，促进交易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取决于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程度，二是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履约信誉。3、维护市场交易法规的统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即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的法制化。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不但要求在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且要求同国际接轨。这种统一主要是指规则的统一，新合同法就是

对以前三部旧合同法规则的统一。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灵魂，对具体规则有着指导和统领作用，这就是讲，在对合同法规范有不同认识时，依据的准则是合同自由原则，从而防止合同法在实施中出现的不统一现象，保证整个交易行为规则的统一。

3、指引功能

合同自由原则的指引功能是指，作为合同法精神的合同自由原则对人们权利观念、行动指南以及合同法具体规则的统领与指导作用。这三个功能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其中权利观念的启蒙和人们行动的指南是对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对合同法的具体规则的指导是指合同法内部合同具体条款同合同原则的关系。

合同自由原则是人们权利观念启蒙的最好老师。在签订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依其占有的有利地位强迫对方签订不合理合同时，首先侵犯的是对方当事人的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的权利。我们国家是社会本位主义占主导地位，再加上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权利、公共权利侵犯个人正当权利被认为理所当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正当的个人权利要求往往被看作是不合乎法律的，甚至是违道德的。市场经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其意义在于揭示了法治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和人们权利观念的觉悟程度。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直接给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个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这种权利观念的启蒙是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社会内在需求，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重要因素。

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主体寻求合法保护自己利益的行动指南。由于行政权力和垄断行业的存在，单个市场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行业利益，那么必然会无视和损害单个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如果不赋予市场主体合同自由的权利，默认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主体地位不平等问题，不但会使市场机制发生扭曲，而且会使市场主体通过非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农民的上访、到权利部门打通关节等。合同自由原则为当事人指明了一条通过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当一个人为一角钱而时，当人们面对垄断行业的私自调价行为说“不”时，这正是合同自由原则在指引人们行使权利。

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法具体规则的统领与指导作用。合同法的自由原则是合同立法的准则，具体制度及规范应当以合同法的自由原则为准。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趋向。合同自由原则的作为合同法的精神，构筑了整个合同法的理念基础，正因为如此，合同法中减少了大量禁止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如合同法规定合同形式的多样化，双方当事人协议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自由原则具有补充和解释合同法不

足的功能。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原则就成为指导解释法律漏洞不可缺少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合同自由原则也可以被法官适用，直接弥补合同法立法的不足。合同法自由原则是解释、评价和补充合同的依据。由于法律规则的抽象性和滞后性，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成为弥补法律抽象和滞后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合同法》第124条规定： 法

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这是对《合同法》总则的适用的法律明确规定，也是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合同法自由原则的法律依据。

事实上，绝对的合同自由从来没有过，合同自由应受到限制，真正的合同自由应包括自我限制。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原则都是对合同法自由原则的限制。对待合同自由原则既要考虑合同自由原则的重要意义，又要兼顾合同自由原则的负面效应。由于我们国家的国情决定，在现阶段以及将来一段时期都应强调合同自由原则，并以必要的限制作为补充。

注释：

[1]新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2]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李永军《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篇9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价值保障。

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高效率的运行机制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让市场经济初试锋芒,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不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多么地不公平,但整个社会的财富毕竟增加了,尽管个人分配相对不公平,但对整个人类来说毕竟是进步了。30年前短缺经济的状况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计划经济把我们带入了普遍贫穷的死胡同。而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后,社会财富就像喷泉一样涌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之间经济上的收入差距的确拉大了,但无法否认的是机会均等却大大加强了。一个基本事实是,计划经济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民与城镇职工这两个社会阶层的身份不平等及与之相伴的全面的机会不均等。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平等主要是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参与竞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机会均等意味着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倡导的。

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是大自然的恩赐,人们更多注意的只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富”了,另外的人就一定“穷”。因此,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和谐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主要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的创造,创造财富是人类对来自制度的鼓励和刺激的一种反应,某种制度越是能提供对人类创造力的刺激,这个社会创造的成果、财富也就越多。在这一制度下,人类创造的财富会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就是对不断增长的财富的分配。

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商品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平等、互利、自愿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诚信是这种契约关系的基石,法律则是维持这种关系的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为取得某种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一种义务,它是参与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必要品格。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完善

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有明显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必然反映,有其客观规律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解决这样的问题,缓和经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克服由基本矛盾造成的单个或局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追逐超额利润的破坏性后果和根本局限。所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为了避免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开辟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双重体制并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仍是框架式的,存在不少的漏洞；我国的体制改革虽然减少了资源行政性的配置,但仍存在“双轨”,行政性垄断权力直接介入市场,资源行政性配置产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少数政府部门或官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侵占社会财富,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保障的覆盖面窄,农村社会保障普遍缺失,导致大量的社会成员甚至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农民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

可见,仅靠市场本身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平以及社会和谐的一系列重要价值,也难以解决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有效克服其带来的缺陷。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

3.1民主法治的社会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有关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完善法治,法治和民主政治也是很有关联的,法治本身就包含着平等、正义和公平的价值判断,民主是完善法治的重要保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可以说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目标要素,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3.2公平正义的社会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标准是最多被用来问责市场经济的,而市场经济实际上蕴涵并强调公平,这种公平是一种过程的公平,是机会的公平,民法和经济法的首要原则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基础,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3.3诚信友爱的社会

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是市场制度中市场文化内涵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同时又作为社会契约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市场制度的构建而存在着,它是市场规则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遵守诚信原则可以获得更大收益,信用可以作为企业的生产力,品牌的力量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完善的市场规则包含诚信友爱原则,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增强了社会的诚信友爱。

3.4充满活力的社会

充满活力就是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市场机制是最具活力的机制,单个人、单个组织分散决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的人会在约束条件下,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预期目标。因而增进社会活力的改革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3.5安定有序的社会

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但安定有序的社会并不排斥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市场经济也是竞争的经济。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市场交换实质上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价格形成是均衡的结果,均衡本身就是一种和谐。理想的市场体制最终能够达到稳定有序的状况,这种状况就是经济学所称作的经济的核。虽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照、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因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目标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符合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

3.6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显然,在今后一段时间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贯穿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化和拓展的重要方面,也即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实现,两者相辅相成,是目标同一的过程。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实现,两者相辅相成,是目标同一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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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一个重要的坎。过去15年里，中国贸易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基本结束。现在中国贸易和生产企业正在向中高端迈进，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作为发起反倾销案件的规则基石――“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条款”以及在法理上相互矛盾的反补贴案例是否能够做出合理调整，将是衡量世界贸易规则对中国贸易和生产企业是否公平的试金石。

在世贸组织所有成员中，只有中国签订的入世议定书包含“15年市场经济地位过渡期”条款。根据1994年GATT的反倾销协定，决定商品是否存在倾销行为应比较商品的出口价格与“基准价格”。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基准价格”由其国内市场价格认定：如果出口价格显著低于国内市场价格，就可能构成倾销。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国内价格不能作为“基准价格”，就要选择替代国价格作为“基准价格”。这就显示出其双刃剑特征，它既可以成为维护贸易公平的手段，也可成为产生贸易歧视和贸易不公平的手段。我国加入WTO以来，长期成为贸易伙伴发起反倾销、反补贴案件最多的国家，与这个条款带来的不公平对待直接相关。

2016年将是15年过渡期结束的时间，中国能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长期以来，业内一直有种说法，即2016年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自动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届时，一定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新15条”，成为对中国贸易不公平规则制约的继续。对此，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最近在受访时可谓一语道破玄机。他说，欧盟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商界做好主要的98%，剩下的这1%至2%留给政治家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