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律内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婚姻法律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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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效婚姻 可撤销婚姻 公益要件 私益要件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婚姻法学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 Marriage and Divorce Act）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the Nullity of Marriage Act 1971），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一、 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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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夫妻忠诚协议 婚姻法 婚姻忠诚义务

    伴随着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对于法律的运用逐渐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婚姻家庭领域。继离婚协议、婚前财产协议书等基于婚姻关系而签订的协议得到广泛应用,夫妻忠诚协议也逐渐流行起来。

    一、夫妻忠诚协议概说

    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开始之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的,以互负忠诚义务为内容的有关夫妻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协议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为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一般包括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对配偶的扶养义务,与配偶共同承担对子女、长辈的抚养、赡养义务等;另一方面为违反忠诚协议的违约责任,从而引起协议中约定的人身关系或财产关系的变更,比如终止婚姻关系、丧失子女抚养权、赔偿物质及精神损失等,其不利后果由过错方承担。

    对于婚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仍在继续,但大家都是希望找到一种相对有效的手段,减少婚姻破裂的可能性,从而维护婚姻的稳定。鉴于夫妻忠诚协议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得到应用,其效力在法律实务工作中也有认可的先例,为了避免“法律对民众存在欺骗”的假象,认可夫妻忠诚协议并将其内容规范化的工作也应该适时展开,目前我们需要优先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究竟什么样的夫妻忠诚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有效的夫妻忠诚协议可以包括哪些条款;第三,这些条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二、法律框架内夫妻忠诚协议内容的有效性分析

    对夫妻忠诚协议持“无效说”的学者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协议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无依据。但是目前也没有任何法律直接否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从功能上来讲,除宪法、行政法等具有赋权性以外,其他部门法以限定义务为功能,即法无禁止即可为,因此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不是法律的禁区,只要其内容不违反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选择,就有适用空间。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夫妻忠诚协议中,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以下为笔者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现有夫妻忠诚协议内容有效性的解读,以期为完善夫妻忠诚协议提供参考。

    (一)人身关系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人身关系具有法定性,并且在法律法规中已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以人身关系为内容的条款视为无效。

    1.协议终止婚姻关系的条款无效

    夫妻忠诚协议中常常规定,若夫妻一方作出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另一方有权终止婚姻关系。

    首先,婚姻关系不能基于协议而当然终止。我国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婚姻的产生、存续和终止的程序都受到法律规制。我国现行《婚姻法》第31条、第32条规定离婚程序,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离婚手续,才能导致婚姻关系终止。婚姻协议不能导致该法律关系的消灭。

    同时,夫妻忠诚协议也不属于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如果夫妻一方拒绝履行忠诚协议而离婚,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请求不能得到法律支持。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提出离婚诉讼后,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需要先行调解,当调解无效,确认感情确已破裂时,才可以办理离婚,此为诉讼离婚的法定事由,而不能够基于夫妻忠诚协议的约定判决终止婚姻关系。

    2.协议过错方丧失子女抚养权的条款无效

    现行《婚姻法》第36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双方因为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利益和具体情况裁判。由此可得出3个结论。第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亲缘产生,不因法律关系的变更而消灭,约定不能导致父母子女关系的消灭。第二,离婚后子女由谁抚养的问题可以协议解决,但是该协议须在离婚时由夫妻双方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另行协商确定,直接抚养人应以最有利于子女成长的方式确定,忠诚协议因其内容先定,难以适应子女成长的需要,因此有关过错方丧失子女抚养权约定无效。第三,离婚后如果双方因为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利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无过错方可以要求审判人员考虑过错方的品行因素,但是人民法院还需要综合经济条件、生育能力、子女意愿、子女成长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做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判决,而不能因为婚姻忠诚协议的约定,而一概判定过错方丧失子女抚养权。

    3.协议过错方丧失子女探视权的条款无效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母亲,对于子女具有探视权。因此探视权是一项法定权力,不可因约定而剥夺,只有《婚姻法》第38条规定的法定事由发生时,即父母的探视行为会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时,才能暂时中止探视。同时,阻止父母与子女相聚,有违亲情伦常,不符合公序良俗,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因此夫妻忠诚协议中,约定过错方在离婚后丧失对于子女探视权的条款是无效的。

    综上,上述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条款或与法律和道德相悖,或已为法律所明文规定,不具有合理性和拘束力,即使协议中有相关内容,在诉至人民法院时,其内容也不应被采纳,因此有关身份关系的条款不应成为婚姻忠诚协议的内容。但是这些条款的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无效,协议中有关财产关系的约定仍可使其具体情况,发生法律效力。

    (二)财产关系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夫妻忠诚协议中对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除了上文提到的人身关系的变更外,还包括财产权利的丧失,其主要形式表现为违约赔偿或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的不利地位。笔者认为,对婚姻关系中的过错方进行必要惩戒、对无过错方进行的经济补偿是符合婚姻法精神的,因此下文将结合婚姻法及相关规定,对夫妻忠诚协议中涉及财产关系的内容的效力进行分析。

    1.婚姻存续期间的违约责任

    鉴于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提出的损害赔偿的请求得不到法律支持,不少夫妻在忠诚协议中约定婚姻存续期间违反夫妻忠诚义务行为的违约责任,使无过错方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对此,夫妻忠诚协议中可以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当夫妻一方违反忠诚协议时,过错方应当以其个人所有财产对另一方做出赔偿。我国《婚姻法》第18条规定,在某些情形下,夫妻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财产为夫妻一方所有,因此夫妻双方对各自所有的财产具有完整的所有权。并且婚姻法和司法解释在规定夫妻借款和赠与等事项时,表示认可夫妻间财产所有权的流传,因此夫妻忠诚协议中约定过错方以其个人所有财产对无过错方做出补偿的约定具有可行性。但是在财产权发生转移时,必须履行必要手续,比如不动产变更登记过户,动产、银行存款的财产公证等。此条款为典型的违反不作为义务的违约赔偿,对于以此为依据提起的民事违约赔偿之诉,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并予以支持。

    第二,当夫妻一方违反忠诚协议时,过错方丧失部分个人财产权利,使其为夫妻共同所有。依据《婚姻法》第19条,该部分个人财产权利,既包括婚前财产,也包括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已约定为其个人所有的财产。此条款实质为夫妻对于财产所有权归属的事先约定,依据婚姻法,对于夫妻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当夫妻一方违反忠诚义务时,该条款得以履行。但是该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或者采用口头形式且双方无争议时,才可以得到支持。

    最后,如果过错方没有个人财产,应该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夫妻忠诚协议可否约定将部分共同财产归无过错方个人所有的问题,答案应为否定。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无法定情形,法院不支持分割共同财产的请求。但是夫妻忠诚协议中如果对上文所述第一种情形进行了约定,那么即使过错方无个人所有财产,也可以借助婚姻法解释(三)第16条,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其过错方用于违约赔偿,离婚时借款协议的处理约定会得到支持,但该赔偿的实现须以离婚为必要条件,否则不能实现。

    2.婚姻关系终止时的违约责任

    在离婚时,无过错方除了可以依据《婚姻法》第46条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诉外,还可以请求过错方依据夫妻忠诚协议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可以为违约赔偿,即先进行财产分割,在以其分割后所得个人财产对相对方做出赔偿;也可以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居于不利地位,以有利于无过错方的方式进行处理。

    所谓离婚违约赔偿,是指依据一般原则对夫妻共同财产先行分割,待分割完成之后,再依据夫妻忠诚协议约定的方式和数额对无过错方进行赔偿。发生争议时,一方可以在财产分割完成的基础上,另行提起违约赔偿之诉,财产分割纠纷与违约之诉不具有当然的联系。

    夫妻忠诚协议也可以约定在离婚时将夫妻共同财产以有利于无过错方的方式进行分割,比如增大无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所得财产的比例,或者约定夫妻共有之特定财产,如不动产、存款等归无过错方所有,其余部分再按照一般原则分割。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相当于以离婚协议为内容的预约,即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为,离婚情形发生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过错方履行夫妻忠诚协议,与之订立以约定事项为内容的离婚协议,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8条,该离婚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此情形下,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不是对夫妻共同财产以夫妻忠诚协议约定的方式进行分割,而是请求依照忠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约定内容订立离婚协议,进而请求离婚协议的履行。

    3.必要的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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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配偶权；婚姻家庭；同居权；保护机制

婚姻是男女两性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并为当时的法律制度所确认的两性之结合。男女双方一旦缔结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则婚姻当事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人身关系。这一系列人身关系统称为配偶权。配偶权不仅是夫妻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内容。我国《婚姻法》对配偶权的规定主要有四方面内容，即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夫妻双方都有互相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夫妻双方有计划生育的义务。这四项权利在维系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具有进步性，至今仍然有着积极意义。

但是现行婚姻法对配偶权的规定之不足在于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规定过于简略、笼统；也没有对夫妻这一特定身份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加以涉及。并忽略、漠视夫妻之关系的自然属性，例如同居义务。这使得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此类案件时往往无法可依，也形成了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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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偶权的概念及特征对于配偶权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美国学者认为，配偶权的价值是确认和保护婚姻关系的独有利益。它对于表达婚姻结合的法律意义和象征意义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将构成婚姻实体的各种心理要素概念化，诸如家庭责任、夫妻交往、彼此爱慕、夫妻性生活因素都被概括于其内并为法律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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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法学界对配偶权下的定义来看，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广义说认为，配偶权是指配偶双方之间给予特定的配偶身份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与义务。狭义说认为，配偶权是指配偶双方之间基于特定的配偶身份而享有的人身权或身份权。最狭义说认为，配偶权是指配偶双方之间基于热定的配偶身份而产生的同居的权利义务和忠实的权利义务；或认为配偶权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平等地专属享有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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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配偶权是指男女依法结合为夫妻后，其相互间基于配偶身份所平等享有的对配偶利益的绝对支配权，作为人身权中身份权的一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鉴于此，配偶权具有如下基本法律特征：（一）主体的平等性，“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促使个人开始摆脱家族和身份的束缚和强制，并转化为个人人格的独立和自决。这种变化使带有专制性质的夫妻关系发生改变，丈夫与妻子之间不再属于支配关系，而是平等人格所派生的身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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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个人独立和男女平等的价值理念，这就决定了夫妻双方公共同地享有配偶权，具有平等性。

（二）权利义务的相互性，配偶权由缔结婚姻关系后的男女双方平等地享有，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

（三）客体利益的身份性，配偶权就是按照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建立后，基于为夫或为妻的特定身份而产生的权利。当夫妻关系终止时，配偶权也随之消失。如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建立夫妻关系，就不享有此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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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其客体仅包含配偶的共同身份利益，不包括财产利益。

（四）权利的专属性，配偶权的专属性是基于夫妻特定权利义务关系而产生的身份权，专属于夫妻享有，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配偶权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都具有不作为的义务，都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二、我国婚姻法对配偶权规定的不足2000年，重庆女子周远华以被告谢光萍与其夫张长春有婚外情，造成原告家庭不和睦为由向重庆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第三者谢光萍立即停止插足自己的家庭、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5万元。一审法院基于原告周远华的儿子提供的证据，认定被告谢光萍对原告周远华家庭的不和睦有过错，判决被告谢光萍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周远华的婚姻家庭关系，并向原告赔礼道歉。被告谢光萍不服上诉，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此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此案也是我国首例妻子状告第三者侵害配偶权案。

就本案例而言，一、二审法院的处理结果大相径庭，一审法院实际上是判令被告承担侵犯配偶权的民事责任，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查找不到处理这类案件的法律依据，这一立法上的疏漏，无疑给追究婚外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留下了空白。而二审法院的驳回起诉的处理结果似有研讨之必要。如果我国法律引进配偶权保护制度，从平衡当事人利益的角度讲，其对婚外行为受害人的保护是否会比现今驳回起诉的处理结果更妥当。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回答上述问题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还必须借助于法学理论，探求配偶权的相关问题，方能求得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虽然修改后的《婚姻法》增加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确定了重婚的范围以及民事、刑事责任；明确规定离婚的法定理由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具体问题，较修改前之比较，对配偶权的内容和保护规确有一定突破，但却没有任何法律将其明确表述为配偶权，只是将配偶权中所蕴涵的同居、忠实义务规定为倡导性的、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评价标准和有效的法律约束力，当出现侵害配偶利益的情形时，现有的法律往往显得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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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婚姻法》对配偶权内容的规定的不足配偶权它是一种权利的集合，内含各种派生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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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婚姻法》对配偶权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一是没有规定夫妻双方依法享有生育的权利，而只规定了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二是没有做出对同居权的规定；三是缺乏具体的对忠实义务和强制性的规定。虽然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原则性地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却没有具体性的和相关强制性的规定内容。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了忠实义务和配偶权，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标准，才能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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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没有对夫妻日常家事权的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是配偶权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指配偶一方就日常家庭事务与第三方为一定行为时，享有对方事务的权利。与一般不同，它不仅是夫妻双方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而且还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影响到交易的安全，所以我国立法应对其性质、范围以及限制等相关问题作出法律规定。

9 （二）现行民事法律对配偶权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侵犯配偶权的行为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以至于夫妻关系的行为主要靠舆论道德、风俗习惯来调整，道德伦理的谴责几乎成为惩处侵犯配偶权行为的主要手段。应该承认，由于配偶权的内容大多是精神性或伦理性的，应该由道德来规范，如同居义务、忠实义务等，法律不应过多涉足。但道德的规范并不排斥法律的介入，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道德和法律来共同调整的。在道德的与法律的调整处于不同层面时，两者的相互促进和补充作用便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出来，共同维护配偶权合法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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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完善配偶权的保护机制势在必行。

（三）对配偶权侵权行为界定不明确有学者认为，侵害配偶权的典型形式，是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与第三者通奸、同居甚至重婚，致使配偶另一方遭受损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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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婚姻法对配偶权的保护，也仅体现在离婚过错赔偿的规定上，所保护的客体仅包括忠实义务和同居权，对其他侵害配偶权的行为的惩罚措施几乎没有提及。对于配偶间侵权的形式仅规定了“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其他家庭成员”。这无疑有悖于配偶权内容的多样性。婚姻法对配偶权侵权行为界定的不明确和内容规定的狭窄，致使对其他侵犯配偶权的行为无法受到法律制裁，增加了配偶权民法保护的不确定定性，因而无益于对配偶权的全面保护。

三、完善我国配偶权的立法建议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和睦幸福，对于社会稳定、民族的兴旺繁荣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配偶权是婚姻家庭内部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基础及重要组成部分，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调整对象。因此，应借鉴其他国家关于配偶权的优秀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配偶权制度。

（一）在婚姻法中增加规定“配偶权”的专门内容首先，应当明确配偶权的概念。即男女依法结合为夫妻后，其相互间基于配偶身份所平等享有的对配偶利益的绝对支配权。其次，应当增加配偶权的内容。我国现阶段的配偶权除已有规定的几项外，还用当包括同居权、忠实权、扶助权、日常家务权以及生育权。

（二）明确界定侵犯配偶权的行为方式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配偶一方单独对另一方构成的侵权，主要包括遗弃、虐待、限制配偶的行动自由以及其他的侵权行为。二是配偶一方与第三者共同对另一方构成的侵权，主要包括通奸、姘居、重婚及其它对婚姻不贞的行为。通奸是指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合法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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姘居是指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合法配偶以外的异性公开同居生活，但不以夫妻名义进行。重婚是指配偶一方在现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合法配偶以外的异性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

（三）明确关于侵害配偶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修改后的《婚姻法》对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已有刑事和行政责任方面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没能很好的保护配偶权。因此，为了完善对配偶权的法律保护，应当在婚姻法中进一步明确侵害配偶权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第一，对一般尚未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的配偶权侵权行为，可判处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第二，对已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的，可判处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造成经济损害的损害赔偿责任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对于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共同造成另一方配偶损失的应当判令其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婚姻家庭人身权都有对抗一切人的效力，“第三者介入”属于共同侵害配偶权和人格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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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配偶一方实施了法律规定的侵犯配偶权的行为，无过错方配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解除婚姻关系，并可要求过错方配偶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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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保护军婚的立法规定

第一,《国防法》作为我国军事法律体系的母法,在《国防法》第59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现役军人的荣誉、人格尊严,对现役军人的婚姻实行特别保护。”这是在国家基本法的层面就确立了对军婚实行特别保护的基本原则,为通过民事、刑事、行政等手段实现对军婚的特别保护提供了立法依据。

第二,军婚的民事法律保护。《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这里的“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指的是《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前3项规定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重大过错包括:(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第三,军婚的刑事法律保护。我国《刑法》有破坏军婚罪的条款,刑法第259条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现役军人妻子的,依照本法236条规定定罪处罚。”这是对破坏军婚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法律依据。”

第四,军队内部规范性文件给予军婚的特殊保护。2001年11月9日总政治部《军队贯彻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现役军人离婚,应当严肃慎重,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军队纪律,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现役军人申请离婚的,团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出具同意离婚的证明时,应要求离婚双方签字或提供本人书面意见。

综上所述,军婚得到了国防法、婚姻法、刑法、军队内部规定多方面、不同层面的法律保护,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军婚保护体系。

二、我国军婚保护立法规定的不足

(一)我国民法上的军婚保护立法的不足

1.我国的军婚保护立法的不平等

男子和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履行平等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婚姻法》第10条至18条都有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规定,包括政治上、经济上、人格上、社会地位上,财产继承上的一律平等。而《婚姻法》第33条的规定却导致了夫妻双方权利的不平等。如离婚权利的不平等。在《婚姻法》中规定了军人配偶离婚权利限制条件,而军人的离婚权利则没有规定限制条件。为保障军人不离婚的权利而牺牲军人配偶离婚的权利,显然就形成了军婚保护制度中离婚权利的不平等。

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石,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根据宪法和婚姻法的原则,每个公民都平等的享有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和权利,即男女双方有依法缔结或解除婚姻关系,不受对方强迫或他人干涉的自由。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强迫他方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离婚自由,即男女任何一方基于夫妻感情破裂而提出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3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禁止包办买卖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民法对婚姻自的规定。《婚姻法》第33条无疑是用法律形式剥夺了与军人结婚的公民自由离婚的权利。侵犯、剥夺部分无辜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权利。

2.我国的军婚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冲突

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保护弱势群体,我国法律对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做了许多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第41条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但婚姻法对军婚的特殊保护恰恰侵犯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在军婚法律关系中军人是特殊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生活领域中,妇女也是受特殊保护的群体,两部法律在法律效力上是同级的,造成了这两部法律相冲突时如何适用的问题。但我国立法规定宪法是母法,上位法,任何法律规定不应和宪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因此婚姻法中军婚保护的内容和宪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应修订。另外我认为从当前的社会情况看,妇女的权益保障更应该得到加强。

3.《婚姻法》第33条的“但书”在立法实践中的缺陷

虽然《婚姻法》第33条的“但书”对军婚内有重大过错的军人不予以保护,但依据对重大过错的司法解释,其列举的内容并没有普遍性。这和军人的特殊职业有关系,因为军人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军营里,接受严格的军纪约束,接受思想政治和法纪道德教育,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在军人中发生吸毒、与他人同居或实施家庭暴力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实属少数。更多的是因为某些军人的心理异常对自己的配偶猜疑、误解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军人的过错只是婚姻法中的一般过错行为,军人配偶能否解除婚姻还是取决于这种有一般过错的军人,因此司法解释对“但书”所界定的军人方重大过错的适用范围和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二)我国刑法上军婚保护立法的不足

1.我国刑法中规定破坏军婚形式太少,无法做到确实保护军婚。破坏军人婚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我国刑法规定的破坏军婚罪仅包括与军人配偶同居或重婚两种形式。在《关于处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的意见的报告》中列举了包括挑拨军人婚姻家庭关系、与军人配偶通奸、重婚、姘居、霸占军人妻子的、迫使军人妻子外流与人重婚、姘居从中谋利等多种形态。以上破坏军婚的形态中如果有危害严重的,建议应当加入到刑法第259条中。如对与军人通奸的人,也以破坏军人婚姻、家庭罪论处。

2.从我国刑法对破坏军婚的犯罪行为处罚力度上看,并未体现对军婚的特殊保护。刑法259条第2款规定:“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现役军人的妻子的,按罪处罚”。而在罪中,并没有将军人配偶作为加重情节加以考虑。根据63年《报告》规定:“对于军人妻子的,因奸杀伤军人、军人亲属的,以罪、杀人罪、伤害罪和破坏军婚罪合并论处。”即对于军人配偶的行为通过定两个罪,达到加重处罚的力度,体现了对军婚的特别保护。象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中就有类似的规定,破坏军婚的其他犯罪行为,处刑一般高于普通犯罪的二分之一,表现了对军婚的特殊保护。

三、我国军婚保护立法的完善

(一)对现行的军婚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予以修正。现行的军婚特殊保护法律规定不仅存在着违宪、法律适用上矛盾和法条内容过于简单等问题,而且与当前经济建设、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不相适应。因此建议修改《婚姻法》第33条和《刑法》第259条的规定。比如删去《婚姻法》第33条“但书”的内容,增加《刑法》第259条破坏军婚罪中破坏军婚的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加大破坏军婚罪的处罚力度。另外在不违宪的前提下可增加如果出现战争等紧急状态,依据紧急状态法律规定对军人配偶离婚自由等方面的加以限制,以切实保护军婚。

(二)民法上增设破坏军婚行为的民事赔偿制度。完善军婚民事特别保护法律制度,实现对军婚的全面的民事特别保护。追究破坏军婚第三者的民事责任,运用民事法律手段惩处第三者破坏军婚的行为,从源头打击和遏制破坏军婚行为,维护军人婚姻关系稳定。因此法律上可以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结婚或即使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同居关系的,该现役军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对军人来说,可以通过获得物质上的赔偿,使其受侵害的民事权益得以救济和恢复,并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对第三者来说,由于被索赔而得到惩戒,并通过判决的形式对其行为进行否定,促其悔改;对社会来说,这个条款和有关案例可以教育引导大家遵守婚姻法律,自觉维护军人的婚姻家庭关系。

(三)立法上体现对军人配偶的利益的特殊保护。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既然军人配偶因军人特殊职业的缘故,承担了额外的义务,又因军人配偶是出于国防安全需要而多承担了义务,而受益者是国家。那么国家就应该对军人配偶的付出给予必要的补偿,对其利益给予必要的较为严格的保护。国家应从相关立法上对军人配偶就业、自办营利性实体的税收、工作调转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同时对侵犯军人配偶利益的行为给予必要的制裁。

(四)尽快出人转业安置的相关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对军人的婚姻家庭关系给以特殊保护,是因为它“孱弱”而决不是因为它“优越”。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作为军人家属必须面对家庭负担重、两地分居等问题。毋庸讳言,近年来,军人转业安置每况愈下,有这样的顺口溜,虽有些偏颇,但确也有几分符合实际。如“辛辛苦苦干到营,回到家里等于零”,“少尉、中尉、上尉,回到家里都无位;少校、中校、上校,回到家里都无效”,更是加大了当前军婚的不稳定性。因此尽快出台适应时展需要的军人转业安置的相关立法,让军人和军人家属无后顾之忧,对保护军婚、稳定军婚将会起很大作用。

四、结语

总之,逐步完善对军婚特殊保护的立法规定,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和完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情形下,对军婚的保护仍是不能忽略的课题。因此,加强和完善军婚保护的立法工作对稳定国防,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将会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10.

[2] 何铁强.《军婚应继续得到特殊保护吗?》.《华声视点》,2001,(2).

[3]孙若军.《论新的离婚标准》.《法学杂志》,2001,(4).

[4] 张希坡.《中国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2004.

[5]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 姜瑞云.《现行法律对军婚保护的不足及完善》.《河北法学》,2008,(10).

篇5

一、无效婚姻制度概述

（一）无效婚姻的含义

无效婚姻是指因欠缺婚姻成立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违法婚姻。即男女双方的结合由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因而自始不具备婚姻的法律要件。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第12条是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

（二）无效婚姻制度确立的意义

婚姻制度是公民私生活的基础，婚姻制度的健全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安定，作为婚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无效婚姻制度，其构建当然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安全、和谐，以及个人生活的稳定。婚姻法既然规定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违法结合，婚姻法也应规定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无效婚姻制度与法定的结婚要件相配合，起到了规范公民结婚行为，预防和减少违法婚姻，保护善意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功效。只有完善了对违法婚姻的处理机制，才能给合法婚姻提供更有效的保障，因此，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不符合法定结婚要件的婚姻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取得结婚证；婚姻当事人未到场取得婚姻证件；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取得婚姻证件；重婚；使用非本人真实姓名登记。这些现象说明，无效婚姻在我国还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建立无效婚姻制度，“在道德上具有倡导性，在法律上具有宣言性，它对于培养公民的婚姻家庭道德情操，抵制婚姻家庭中的不良风气，将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三）无效婚姻的认定

无效婚姻的认定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实践活动，是正确处理无效婚姻的前提。要想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无效婚姻，必须结合我国《婚姻法》，深入分析构成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我国《婚姻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了构成无效婚姻的四种情形。

（1）重婚，指同一个婚姻当事人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婚姻的事实状态。具体来说，重婚是指重婚者已通过合法结婚行为获得了配偶，其与配偶之间已产生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在此合法婚姻关系尚未解除之前，又与他人（有配偶或无配偶者）结婚而形成的一种非法婚姻关系。重婚是对合法婚姻关系具有破坏性的非法婚姻关系，因而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并应受法律制裁的无效婚姻。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是我国《婚姻法》第l0条规定的导致无效婚姻的第2种情形。此种情形下缔结的婚姻之所以无效，是因为此种婚姻违背了《婚姻法》第7条关于结婚的禁止性规定。我国《婚姻法》第7条第2项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3）我国《婚姻法》第7条第2项和第l0条第4项分别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婚姻为无效婚姻。可见，“患有不应结婚的疾病”是导致无效婚姻的一种法定情形。

（4）“未达法定婚龄”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导致无效婚姻的第4种情形。此种情形下缔结的婚姻违背了《婚姻法》第6条关于必备婚龄条件的规定，因而无效。《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以鼓励。”此条规定体现了《婚姻法》对结婚者年龄的要求，是结婚的一个法定条件。

二、我国现行无效婚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法律后果界限不明

作为无效婚姻， 其所损害的主要是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对此类婚姻做出否定性的评价其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的公共利益得到维护；但作为可撤销的婚姻，其所涉及的主要是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因此法律仅仅从制度上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并不对此做出直接的价值判断，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我国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在法定要件上作了不同的规定，且两者在社会危害性方面也有很大不同，然而，我国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法律后果的规定几乎相同。婚姻法这样的规定有欠妥之处，表现在：第一，存在逻辑上的缺陷。既然婚姻法对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两种情形分别作了规定，这就表明了立法的态度是承认区分两者的必要性的，但从婚姻法规定两者法律后果的具体内容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又似乎表明将两者区分开来的意义不大。第二，婚姻法规定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两者产生相似的法律后果，使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显得有些轻重不分。由于无效婚姻的违法程度大于可撤销婚姻，其它国家的立法通常将违反了公益性结婚要件的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把违反了私益性结婚要件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婚姻，两者的区别应当主要体现在法律后果上，而婚姻法却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即婚姻关系都是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两种违法程度轻重相差很大的情形，产生的法律后果却基本相同，这就使得婚姻法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显得轻重不分。第三，把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规定为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将不利于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权益的保护。可撤销婚姻中受到胁迫的一方是无过错方和弱势方，法律理应规定特别的救济措施， 而依据婚姻法的规定，可撤销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这便意味着受胁迫方没有权利继承，没有权利要求分割同居期间另一方获得的财产，无权要求对方给予经济上的帮助，这对于受胁迫方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可见，《婚姻法》把可撤销婚姻规定为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忽视了对保护无过错方和弱势方权益的考虑，使我国婚姻法在对权益的救济方面显得不足，缺少了作为婚姻法应该具有的人性化基础和温暖的人文关怀。

（二）没有规定无效婚姻中无过错方是否有权要求赔偿损害

婚姻被有关机关宣告无效后，无过错方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哪些？我国婚姻法在对无效婚姻的规定上并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中也只是列举了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四种情形，而不包括无效婚姻中无过错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形。这表明了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只有离婚制度里有因为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并没有因为一方的过错而导致婚姻无效，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在无效婚姻制度规定上的一个不足。

（三）对宣告无效婚姻机关的规定不科学

修改后的《婚姻法》尽管设立了无效婚姻制度，然而在对无效婚姻是不是一定要经过人民法院作出宣告其无效的判决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明确规定。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关于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主体的规定”；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的解释来看，在我国存在着婚姻无效之诉，即人民法院有确认、宣告婚姻无效的审判权。但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十四、二十五条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也有权对无效婚姻做出确认和宣告。就是说，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都具有确认和宣告无效婚姻的职权，也就是说我国对请求确认、宣告婚姻无效采取的是诉讼与行政两种程序并列的“双轨制”。笔者认为这种对宣告无效婚姻机关的规定不科学，理由是：第一，作为婚姻登记机关的婚姻登记行为是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对当事人婚姻关系的确认，只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婚姻登记机关只负责婚姻的形式审查，即使后来发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错误，也只能是撤销该登记行为即注销该婚姻登记，而不能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更不能对婚姻效力的有无做出宣告；第二，由于婚姻关系从本质上讲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当事人双方的人身、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些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却无力解决，况且也超出其职权范围；第三，无效婚姻之诉从法律性质上来看，是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婚姻事实关系的消极的确认之诉，而对于确认之诉只能由人民法院来主管。另外，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看，很多国家法律只规定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关系的效力，却未有由国家行政机关来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立法例[1]。

（四）请求无效婚姻的主体范围太过狭窄

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权利人除了婚姻当事人以外，是否包括利害关系人，婚姻法没有明文规定。“婚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当事人私人生活领域，法律不应过分干预，也不应允许其他任何人任意干涉。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已经严重侵害和影响了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就应受到限制”。基于这种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思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规定对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提出，其中利害关系人主要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笔者认为这一范围，不利于对当事人和社会利益的保护。

三、完善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区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有国外法学家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由于无效婚姻严重违背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违反婚姻成立的公益要件，立法完全否认其效力是适当的，即明确规定无效婚姻从婚姻成立之日起便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可撤销婚姻主要损害的是婚姻当事人的个人私益，对社会公益危害不大，从尊重婚姻的事实性和保护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规定可撤销婚姻从撤销之日起不具有法律效力是适宜的。从立法传统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溯及力的不同，无效婚姻为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有溯及力，可撤销婚姻为有可能不具有法律效力，即撤销后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溯及力。现阶段立法上采二元制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也多是这样规定的[2]。

（二）婚姻法应明确规定无效婚姻损害赔偿的救济制度

第一，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无效婚姻损害赔偿救济制度，赋予无过错方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符合婚姻法保护弱者利益， 制裁违法者或过错方的立法精神；

第二，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无效婚姻损害赔偿救济制度，有着非常充分的立法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按照该条规定，对于造成婚姻无效的，过错一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无效婚姻不是一般的无效民事行为，而是一种特殊的无效民事行为，作为违法者或过错方应该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理应由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加以明确规定；

第三，在现实中，由于婚姻法没有对违法者或有过错方规定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给予他（她）们应有的制裁，从而导致无效婚姻现象较为普遍，屡禁不止。无效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是以双方当事人有无过错来决定是否取得赔偿的权利或承担赔偿的义务，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逻辑，体现了现代法律对违法（过错）行为的制裁功能和对受侵害权利的救济功能。因此为了完善无效婚姻制度，可考虑增加无过错一方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时，可以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

（三）完善无效婚姻的程序性规定

第一、关于请求婚姻无效期限的确定。修改后的婚姻法对无效婚姻请求权的期限规定仍不完善，只规定了受胁迫的婚姻和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的请求权期限“，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内提出。”笔者认为该规定不够全面，应对当事人违反结婚的某些实质性要件，都规定其请求权行使的期限，逾期则无请求权，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若超过法律规定期限的，只能够以离婚的方式而不能以申请婚姻无效的方式来解除婚姻；若当事人违反结婚形式要件的，不应该有请求权的期限限制，无论多长时间当事人都可以请求婚姻无效[3]。

第二、关于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的权限的确定。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宣告机关的权限未予明确。按照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只有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后， 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才能宣告婚姻无效，即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只有被动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力。而笔者认为作这样的规定不太妥当，因为无效婚姻违反了婚姻法的强制性规定， 无论是否有人提出异议， 都应该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法律规定的特定机关有权力对其进行主动审查， 否定其效力，即使婚姻当事人没有提出婚姻无效的请求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一些当事人只违反结婚的形式要件、又没有提出婚姻无效申请的，法定机关更是应该主动审查，否定其效力。所以，婚姻登记机关的权限不仅仅是被动审查，还应包括主动审查，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婚姻的案件中也可主动审查当事人的婚姻状况，通过法定机关的主动审查，可以及时纠正违法婚姻， 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

（四）应适当放宽有权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当事人范围

当出现婚姻无效的情形后，由谁请求宣告婚姻无效？婚姻法没有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一）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二）以未达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达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三）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四）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这一范围显然过窄。无效婚姻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应当放宽，因为无效婚姻严重违反了婚姻法的禁止性规定，且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对司法解释中的“利害关系人”一词作扩大解释，并且有关国家机关，比如法律监督机关、婚姻登记机关等，也都可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4]。

注释：

[1] 曾琼、何文燕 我国婚姻无效制度之完善[M] 2010，5：6-3。

[2] 张新 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及完善构想[N]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7：3-19。

[3] 顾慧莉论无效婚姻制度及其完善[J]梧州学院学报 2007，7：4-9。

篇6

关键词：无效婚姻 可撤销婚姻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婚姻法》第10、11、12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确立了无效婚姻制度，它填补了旧婚姻法没有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这在1950、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规定，仅仅笼统规定了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在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但未建立起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法规定了合法成立婚姻关系的条件及程序，但对欠缺婚姻成立条件的男女结合，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不可或缺，2001年《婚姻法》增加了婚姻无效制度，填补了这一空白，基本完善了婚姻制度。

一、婚姻无效的原因

（一）男女双方不是出于自愿

《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婚姻成立条件。因此，无婚姻作为能力的人，由于根本不能为婚姻表示意思，其婚姻关系无效。第三人的包办或强迫、一方当事人的干涉，由于违背了当事人意愿，婚姻关系也无效。另外如当事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结婚证，而另一方全然不知，双方没有共同生活，缺乏婚姻实质内容。上述都是当事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婚姻法把结婚决定权完全给当事人，只规定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双方自愿登记。［1］

（二）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

法定婚龄是法律允许自然人结婚的最低年龄，在确定年龄界线是基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而确定的。《婚姻法》第6条规定：“法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于鼓励”。当事人没有达到法定年龄，其婚姻关系无效，如果是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则形成非自愿结婚规定的部分竞合。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法定婚龄的上限。

（三）近亲结婚之无效

禁止近亲结婚是全世界各国婚姻法的立法通则，《婚姻法》第7条中规定：①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规定仍是根据人类遗传科学和社会伦理道德而规定的，各国均有类似规定。关于直系血亲，一般认为包括自然血亲和法律的拟制血亲，法律拟制血亲可以解除，在他们之间是否可以结婚，婚姻法上没有明确规定。直系血亲是具有直接血缘联系的最亲近的亲属。如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旁系血亲是指具有间接血缘联系的亲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指同出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三代以内的亲属。它包括以下几种：①兄弟姐妹，包括全血缘的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半血源兄弟姐妹（不包括并无血缘联系的异父异母兄弟姐妹），他们是同源于父母的两代以内旁系血亲。②伯、叔与侄女，姑与侄子，舅与甥女、姨与甥。他们是同源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不同辈分的三代以内旁系血亲。③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他们是同源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相同辈份的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笔者认为，禁止近亲结婚，即在于优生优育，又在于伦理道德，拟制血亲可以解除，但先前在人民群众中形成的“亲属”影响并不马上消除，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下，仍应禁止结婚。［2］

（四）重婚之规定

在《婚姻法》第10条中规定，《婚姻法》第10条总结婚姻无效的几种情形。重婚在社会中十分复杂，属于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现象。我国婚姻法把重婚分为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都是两个婚姻关系的重叠，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都是对我国婚姻法“一夫一妻”的基本原则的违背，都是无效的婚姻。事实重婚从事实婚姻中来，在1994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1994年2月1日以后形成的事实婚姻关系将不再认定为事实婚姻。

（五）未办理结婚登记之无效

《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由此可见，登记程序是我国结婚的法定程序要件。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因为欠缺法定形式要件，无论其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婚姻关系仍然无效；双方当事人未亲自到场，没有持有关证件证明，而又进行了登记，是否能成立有效婚姻，笔者认为可以分两种情况：一、如果双方当事人均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则可以成立。程序上的违法不应该影响婚姻成立。新《婚姻法》在此增加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应当包含了前述情况；二、结婚登记时，程序不合法，实体要件也不符合，在“补办”时实体内容已合法成立，应该重新登记。［3］

二、婚姻无效的申请主体

根据《婚姻法》第10条之规定，婚姻无效的情形有四种：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未到法定婚龄的。但无效婚姻是当然无效，还是宣告无效，申请婚姻无效的主体范围，立法均无规定。

我国在《婚姻法》修改以前，立法上没有设立无效婚姻制度，只是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4月4日的《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法发）［1994］6号）中规定了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4但这仅仅是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效力低于《婚姻法》，而且它的规定过于简单，不能有效地禁止和制裁违法婚姻。目前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违法婚姻，主要表现为早婚、包办、买卖婚姻、重婚、非法同居、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等形式。由于对提起婚姻无效请求的主体范围、程序、宣布婚姻无效的机关等问题没有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操作上的混乱。我国《婚姻法》对无效婚姻是采用了宣告无效的制度，即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当事人之间、其他人或有关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对婚姻效力发生争议时，可通过一定的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所争议的婚姻无效。婚姻关系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当事人双方间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障。虽然我国对婚姻行为采取行政和司法双重管理，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婚姻行政管理部门，仅仅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在登记环节的监督管理，无权对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给予确认。只有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才有权依法裁定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从国外立法看，多数国家也都是采取单一的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的无效。因此，在因婚姻效力问题发生争议时，只能通过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但究竟哪些人有权通过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即如何确认提起婚姻无效请求的主体范围，因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便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无效婚姻虽然是违反法定的结婚禁止性条件的男女两性结合，但婚姻行为终究是公民私权领域的民事行为，况且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对社会公益的危害程度也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一）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其基层组织；（二）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三）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四）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了避免过多干涉公民的私生活，同时，针对《婚姻法》规定的婚姻无效的四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对当事人以外的有权申请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主体范围给予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无效婚姻案件，适用什么程序，对于未达法定婚龄等很明显且容易查证的事实是否还一定要经过一审、二审这样的诉讼程序？在审理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为更好地贯彻婚姻法规定的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权益的原则，《解释》规定，此类案件中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关于可撤销婚姻问题，《解释》将请求权仅赋予了受胁迫者本人。这是考虑到立法规定基于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自受胁迫人恢复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其本人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亲自提出请求，无需再允许他人提出。受胁迫就是被他人威胁、逼迫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作出的意思表示。应该指出的是，受胁迫的人包括当事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实施胁迫行为的行为人，既可以是婚姻当事人本人，也可以是其近亲属。［5］对近亲属的理解，笔者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近亲属范围的规定，即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6］

《解释》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无效情形已经消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缔结婚姻作为男女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且涉及子女及其他亲属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各国均通过制定法律对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行为予以监督干预。国家干预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在婚姻立法中明确规定结婚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并设立无效婚姻和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制度予以保障实现。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八条“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的规定，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为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妇女和子女的利益，使欠缺婚姻登记要件的无效婚转化为有效婚的方式。法律在赋予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及其他基层组织，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同时，针对审判实践中有些无效婚姻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因婚姻无效事由已经消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及其他基层组织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如未达到法定婚龄者已达到法定婚龄、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已经治愈，这时对提出的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7］但对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因重婚是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原则的行为，所以，不存在阻碍事由，即无论申请时，重婚者是存在两个婚姻关系，还是只有一个婚姻关系，都应当宣告其中一个婚姻无效，构成犯罪的，还应当予以刑事制裁。亲属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因出生或血缘而产生的特定身份关系，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也不会人为地解除。对有禁止结婚亲属关系的婚姻，申请宣告无效，该婚姻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和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子女或不再生育，都应是绝对无效。如果对生有子女或不再生育的就不宣告婚姻无效，给予“豁免”，那么，许多有禁止结婚亲属关系的当事人就会纷纷效仿，造成既定事实，这就会使近亲结婚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后果不堪设想。［8］

三、婚姻无效之法律后果

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婚姻无效立法最终得以实施的关键。体现了法律对违法婚姻的否定。我国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应包括：

(一)婚姻关系无效的法律后果

婚姻关系无效，当事人之间自始不产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是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后果。人身关系方面：《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自始无夫妻权利义务，如不再有同居权，不再承担计划生育、相互扶养的义务等；财产关系方面，因为夫妻财产关系是以夫妻人身关系为前提的，没有夫妻身份了，当然不再发生夫妻财产关系，如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夫妻之间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但是按一般无效理论，将无效婚姻的共同财产作为一般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不论当事人主观过错，这明显不利于体现法律对违法婚姻的实际制约，使无效后果仅停留表面。夫妻财产关系有人身依附性，但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否定其夫妻关系的法律效力后，对现实中既有的财产关系，视为违法婚姻当事人之间相对独立的事实上的财产关系，然后根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进行分割。《婚姻法》第12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收益。这个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体现了过错承担原则，此外，在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其次，父母子女关系。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有相关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运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生子女是一对合法夫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那么，无效婚姻关系产生的子女是否就必然是非婚生子女，婚姻法无规定，如果无效婚姻产生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对子女是不公正的。婚姻法作出以上规定对法院审判工作作出了指导，特别在保护子女合法权益方面。

（二）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

《婚姻法》只规定了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而没有规定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对此在《解释》第9条，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对婚姻的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扶养的，可以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另行制作调解书。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扶养问题的判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虽然结婚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民事行为，但在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出现法定无效情形时，由此引发的问题，不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个人问题，而且是涉及到国家、民族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诉讼上应当属于非讼案件比较恰当，在审理时不适用调解，同时体现了国家对违法婚姻案件的干预和对违法婚姻的严厉制裁。至于涉及当事人财产利益和子女扶养等民事权益争议的，因为此类权益完全是当事人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可以调解，并且可以上诉。我国《婚姻法》区别不同性质争议，分别处理，既维护了国家和社会正常公共秩序，又公平合理地处理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利益分配，保护了子女合法权益妥善地处理了不同矛盾。

（三）对无效婚姻责任者的制裁

对无效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和子女问题的调整，只是无效婚姻法律后果的一个方面。为了体现对违法行为责任者的制裁，还应依据不同情况，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

1、行政责任。对违法婚姻中，违反治安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责任者，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

2、民事责任。婚姻被宣告无效，人民法院应责令过错方返还无过错方的财产；违法婚姻造成一方当事人经济困难，负较多过错责任的一方有责任予以分担或补偿；无效婚姻中造成他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过错方，还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3、刑事责任。对包办、买卖、胁迫婚姻中，施以暴力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对买卖婚姻中拐卖妇女、幼女与他人结婚的犯罪分子也应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当事人强行与女当事人发生性行为应依罪量刑。［9］

四、婚姻法确定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我国《婚姻法》的第11、12条是有关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它作为婚姻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保护合法婚姻、预防或制裁违法婚姻的作用，对我国司法实践提供了可行的依据。过去，由于没有相应的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导致违法婚姻的解除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后果相同，影响了法律的效力。现在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时就有了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宣布无效，至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有利于制裁违法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不过，婚姻无效制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的权限问题不确定、无效婚姻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等，建议立法机关加大立法力度，早日构建更加完善的婚姻法体系。

参考文献：

1、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2、夏吟兰、何俊平主编：《婚姻家庭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3、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家庭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年第8期。

4、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

5、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婚姻法》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6、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7、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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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夫妻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267-1

一、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我国现行《婚姻法》坚持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特有财产外，婚姻当事人一方所得或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财产均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二）个人特有财产制。夫妻特有财产，又称保留财产，是相对于共同财产而言的，指夫妻婚后在实行共同财产制时，依法律规定或依夫妻约定，夫妻各自保留的一定范围内的个人所有财产。

（三）约定夫妻财产制。所谓夫妻财产约定制就是指法律允许夫妻用契约、协议的方式对他们的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以及对第三人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事项作出约定，从而排除或部分排除夫妻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局限与不足

（一）缺乏通则性的规定。通则性的规定，是对具体法律条文理解和适用的基础。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通则性的规定，主要涉及夫妻财产制的约定与法定及其适用之先后、夫妻对维持家庭之责任、财产的管理及责任、财产清单、债权人的保护、家务劳动价值之评价等通则性的规定。

（二）结构体例不尽合理。首先，夫妻财产制度为婚姻的效力之一，应设立于夫妻关系或婚姻效力之中，但修改后的婚姻法仍将其分散规定于家庭关系和离婚二章中，似有不妥。其次，组成夫妻财产制度的各项内容规定分散，缺乏逻辑结构。原有立法技术的缺失未得到完全弥补，对于组成夫妻财产制度的各项内容分别规定在不同章节和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中，缺乏应有的逻辑结构。

（三）夫妻财产制度的内容不够完善，缺失较多。较为完善的夫妻财产制度其内容应包括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变更、撤销、终止，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使用、管理、收益、处分，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补偿、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修改后的《婚姻法》仅规定了法定财产制中财产的来源和归属，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处分权利；约定财产制中约定的形式、类型，对内对外的效力；而未涉及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的权利，亦未涉及财产责任问题，对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范围也未作出规定，对于各种夫妻财产制效力的产生、变更、消灭亦未有相应的规定。

（四）条文规定的可操性差。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有些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语义模糊不清。使得法律的适用越来越依赖于司法解释，对于缺乏司法解释的某些含义不明的条文的理解，往往导致不同的法官对于相同的事实作出不同的判决。

三、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增加有关夫妻财产制的通则性规定。1.在《婚姻法》中确定夫妻在财产关系中的地位平等。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应该体现我国《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的原则，将男女平等原则作为夫妻处理财产关系的指导性原则，规定婚姻当事人在夫妻财产关系中的地位平等；2.在《婚姻法》中明确夫妻双方维持共同生活的责任。明确夫妻双方维持共同生活的责任，有利于夫妻双方明确责任，促进家庭的稳定、和谐，亦为一方拒绝履行家庭责任时，提供另一方司法救济的途径。

（二）调整立法的体例结构。可就夫妻财产制度单独设章规定，其下分节规定通则、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并将离婚时财产的分割、债务的清偿、经济补偿、经济帮助等分别纳入其中。

（三）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内容及增强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1.可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我国现行《婚姻法》只规定了法定普通夫妻财产制而没有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婚姻状况是相当复杂的。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没有规定，为达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婚姻当事人的唯一选择只有离婚，而其本意可能并非想要离婚。为解决婚姻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的合理要求，弥补现行《婚姻法》的不足之处，有必要设立法定财产制排除的非常情形；2.应当规定夫妻财产契约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虽然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看，变更和撤销夫妻财产约定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但鉴于夫妻财产契约的特殊性质和其对婚姻当事人利益的重大影响，我国婚姻法应当明确规定夫妻财产契约变更的严格条件和程序，规定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撤销财产约定，但应当采取与订约时相同的形式和程序，否则不产生变更或撤销的效力，同时亦有必要对夫妻变更财产契约的次数作出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夫妻对财产契约变动的盲目性和冲动行为。

参考文献：

[1]王洪.婚姻家庭法[M].法律出版社，2010：116.

[2]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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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忆南.略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完善[M].法学杂志，2007.

[5]杜厚琪.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思考[M].检察与司法，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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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制度和夫妻财产制度弥补了原婚姻法中的不足，更好地适应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与原婚姻法相比，更具 科学 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原《婚姻法》对于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 发展 家庭关系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 经济 的发展，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旧婚姻法的缺陷日益显露，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新婚姻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出，它的出台较好地弥补了1日婚姻法中的不足之处，作出了一些符合杜会要求的新规定，可以说新婚姻法是一部更为科学、更为系统的法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本文主要就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离婚制度及夫妻财产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提出拙议，以求教于大家

     一、夫l的离婚制度

传统上我国的婚姻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对于婚姻的聚合与解体已经很难茼单地评判好或不好。因此，新《婚姻法》对离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面向2l世纪的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首先就离婚的法定条件进行论述。

(一)修改前的离婚法定条件

1980年实施的婚姻法对离婚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应予离婚也就是说，法院在对要求离婚的当事^进行判决时，是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准于离婚的唯一标准。这一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因为它一方面沿用了i950年制订婚姻法中的“自由离婚”原则；另一方面又确立了“破裂主义”原则。同时，在 教育 人们树立正确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方面，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这已为十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但是，髓着时间的推进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薪体制转轨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这一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婚姻的 法律 特征看，单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不能体现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2)从立法形式上看，它是采取概括式规定，不利于法律的适用和遵守。(3)在内容上单以“感情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唯一标准，具有超前性．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当前的婚蛔状况。

(二)修改后我国的离婚形式和离婚法定条件

为了适应当今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新《婚姻法》本着保障离婚自由，但又反对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 总结 了20年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离婚制度从立法上加以确认和补充。

1．关于协议离婚制度

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4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于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应即发给离婚证”但由于此条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须到”二字力度不够；另则“适当处理的古义摸糊不清，不利于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也不利于督促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因此，为维护协议离婚的严肃性，保护当事^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针对以上两点作如下规定：(i)进一步规定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重申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双方就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双方就离婚后有关共同财产的分割，共屙债务的清偿，一方是否需要另一方予以经济帮助等事项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2)强调了协议离婚的形式要件。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原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改为“……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其中强调必须”二字，有其一定古义：申请离婚登记，不适用有关的规定。申请离婚登记，夫妻双方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都不适用协议离婚。以上有关协议离婚的重申与补充，有利于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便于双方当事人较自觉遵守和履行。

2．关于判决离婚制度

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5条第2款规定“^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蛔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破裂主义在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中只有原则性的概括，没有具体的列举，给执法带来困难和主观随意性，“感情破裂”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的不足之处也显露出来。对此新《婚姻法》在原基础上作如下补充：(i)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男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于离婚。

笔者认为，修改后的《婚姻法》使离婚条件具体化这不仅在立法技巧上，采取概括性规定

与具体倒示相结合的办法，而且使判决离婚的条款更科学、更规范、更具有操作性。其理由有：(1)采取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相结音，是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儿国外离婚立法看．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一方法，在实际运用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2)从婚姻的本质来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感情的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括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掏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方面。婚姻的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哮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话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将“夫妻感情破裂”与具体理由相结合，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婚姻关系，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对应否准予离婚作出正确的判断。(4)将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结合起来，可减少审判人员判案的随意性，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的婚姻权益由此可见耐离婚制度进一步的确认和补充．填补了过去立法中的空白，提高了《婚姻法》的可操作性。

二、夫妻时产制

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改后的《婚姻法》儿不同的角度对夫妻财产制的构建怍出了很多增补规定。笔者针对修改前后的我国夫妻财产制谈几点看法。

(一)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

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是杜会主义计划经蒋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城乡家庭时产关系的实际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我国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198o年颁布的婚姻法，一方面继承了195o年婚姻法中贯穿的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原有法律的局限性应当指出，经过20年的社会变迁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原《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经逐一显现出来。

(二)修改后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婚姻法’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总结历来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许多补充规定，笔者在此就修改后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四十方面进行说明。

1．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

保护婚姻和家庭、保障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步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夸天，新《婚姻法’根据宪法的规定更加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i)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紧紧地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一方面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化的情况下．采取了尊重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意思自诒。(2)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与婚姻家庭观念 现代 化的结合。在婚姻家庭领域中，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杜会的进步，用现代化的婚姻家庭观念引导人们建立互爱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同时．它鼓励婚姻家庭成员从事刨造性的劳动，否定不劳而获的观念。承认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价值构成中的贡献，这是与劳动创造财富的时代精神相配套的一十价值观念

2．关于夫妻法定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的 发展 ，为实现婚姻家庭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修改后夫妻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共有财产制已成为夫妻财产制的主导制度，具体而言：

第一，准确地规定婚后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

婚姻法在修改夫妻法定财产时，已将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除特有财产外)：(1)一方或双方的工资、奖金。(2)一方或双方因继承、受赠、受遗赠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面的财产除外。(3)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获得的财产。(4)一方或双方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5)其他应当共同所有的财产。从以上5条规定可看出，修改后的夫妻法定财产制范围与修改前的相比较，缩小了规定范围．相对延长了夫妻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问，尊重了被继承人赠与人对十人所有财产的处分权，从而与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相一致，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注重十人权利的社会价值观念。

第二．明确夫妻对共有财产的权利和义务。

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地享有共同管理、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确认可禁止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防止因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给另一方造成财产损失。

3．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 法律 允许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协议的方式．将某项财产或收人，确定归一方所有的或双方分别所有的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仅以“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范方式对约定财产制作了原则规定．尚无可具体操作的条款，所以，实践中真正适用约定财产制的并不多即使有的夫妻对财产进行过约定，但一旦面临财产分割，双方往往因约定的有效性难以璃认而发生纠纷。为改变上述状况，以适应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不同需求，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要件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2)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3)投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或夫妻十人财产制。(4)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5)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新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适应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多样化的趋势．使婚姻当事人在处理财产时有更大的灵活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杜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婚姻家庭领域里的财产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在财产构成上出现了股票、债券、彩票和外币等；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私营 企业 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用资金，其价值已远远超出通常的夫妻财产；夫妻财产客体上的变化，仅依靠笼统的另有约的除外”，已不足以反映和调整夫妻在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明确责任，切实保障各方的财产权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显得更重要。

第二，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主权利，维护夫妻尤其是再婚夫妻和分居两地夫妻各方的财产利益。

对夫妻约定财产作明确规定，可使当事人在结婚后仍能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自强自立尤其是再婚家庭中，夫妻在对前婚所保留的财产以及对各方父母和子女承担经济义务等问题上，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由此引发夫妻双方和继父母子女问的感情冲突和财产纷争，希在再婚前“约法三章”。对那些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妻来说、无形之中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消费单位更需要通过明确约定，从而相对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

第三，适应现阶段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耐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明确规定，可避免因夫妻感情危机或财产纠纷而危及个体和私营经济实体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满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与相关国家在迭一领域的法律冲突。

4．美于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个人财产(即特有财产)是指夫或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婚姻家庭立法对此都有较明确的规定。我国原婚姻珐对夫妻个人财产未作规定，因此．在这次新婚娲法的修改过程中设立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井作以下规定：(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园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其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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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度；法定财产制；发展趋势

夫妻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关系的一般法律表现形式。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是指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原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完善

针对1980年婚姻法的各种缺陷，我国在2001年4月通过了新《婚姻法》，最引人注目的除了总则篇的一些规定以外，就是其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的三个部分：即夫妻约定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弥补了我国原有婚姻法的一些漏洞，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尽管夫妻财产制涉及的内容很多，但最核心的问题无非是哪些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哪些财产归夫妻一方个人所有。

（一）完善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度

1980年《婚姻法》仅用了一句话规定了夫妻的共同财产，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制是实现婚姻家庭生活的基本物质要求，夫妻共同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的主导制度。我国新《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 （2）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因继承或赠予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18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从而以此确立了我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避免了原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立法不完善而引发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这一制度的设立，婚姻家庭中的弱势方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不利于婚姻家庭保障职能的发挥，而且在我国现有国情下，对于保护妇女、子女利益来说也是不利的，同时也将违背立法的精神。因此，我国婚姻法将夫妻共同财产制设立为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一种，不仅符合法的理论，也符合我国传统制度中关于弱者保护的精神。新《婚姻法》在完善夫妻共同财产方面，既体现了对婚姻家庭中因种种原因而处于弱势方利益的保护，同时，也表示了这种保护是有限的（共同财产的范围缩小），它更能体现出婚姻主体的权利所在。同时亦显示夫妻双方并不“同体”，而是有所区分。这种区分体现在夫妻财产关系上，就是夫妻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的设立。

（二）建立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该条文是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是新增的条文。

（三）建立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完善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

迫于时代的局限，1980年《婚姻法》并未建立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提倡主体意识的市场经济的形成，促使人们更加关注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实现，使人们“对个人财产权的要求开始复苏和膨胀”，新《婚姻法》确定了我国的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3）遗嘱或赠予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同时，在其所构建的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中，第三项的规定确定将仅由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纳入夫或妻一方个人财产。因此，当遗嘱人或赠予人明确表示只将其财产交给夫或妻一方时，其所有权只能由这特定的一方所有。这符合了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顺应了民法与继承法的精神。这一规定，亦可谓我国《婚姻法》夫妻特有财产制度中的一处点睛之笔。

在夫妻财产制度中，法定财产制度，夫妻特有财产制度，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从形式上构成了比较完整和合理的夫妻财产制度，相辅相成，又互为补充。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夫妻财产，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夫妻对财产是否有约定，有合法约定的就应依约定，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才考虑按照法定夫妻财产处理，在法定财产中，首先又应该确认夫妻特有财产，再确定夫妻共有财产，即在审判实践中，应该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的依法定，而法定中又要先考虑特定。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的不足

新《婚姻法》虽然对1980年《婚姻法》就夫妻财产制有了较大的发展，符合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婚姻关系的要求，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关于非常法定财产制

我国夫妻财产制的整体结构不完整，只规定了通常状态下的法定财产制，即新《婚姻法》第17、18条的规定，而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下的法定财产制。从国外立法看，有些国家设有通常法定财产制和非常法定财产制，如瑞士、意大利；而有的国家设立了共同财产制的解除或撤销制度，如法国、德国等，以满足夫妻在婚姻期间基于特殊情况而实行分别财产制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因夫妻分居，夫妻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夫妻一方不履行扶养家庭的义务，或滥用财产的共同管理权、或夫妻一方从事个体、合伙经营发生破产等原因，夫妻他方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要求撤销法定的共同财产制，实行分别财产制。但如果夫妻不能就此达成协议，就需要经请求由人民法院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新《婚姻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规定，使夫妻在上述情况下的财产分割成为不可能，夫妻要想分割财产就必须以婚姻关系的破裂为代价，这无形中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背离了婚姻法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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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人；婚姻自由；婚姻法

一、婚姻自由的基本内容

所谓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问题上所享有的充分自主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 作为婚姻自由的两个方面，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共同构成婚姻自由原则的完整含义。结婚自由是建立婚姻关系的自由离婚自由是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结婚自由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先决条件，离婚自由是结婚自由的必要补充。离婚使不自由的婚姻得以解除，为缔结自由的婚姻创造条件。没有离婚自由就根本不可能有完全的结婚自由。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所谓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有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当事人是否结婚，与谁结婚，是其本人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自愿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是婚姻以互爱为基础的必要条件。但自愿必须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因为结婚自由决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在婚姻问题上为所欲为。在结婚自由上问题上，包办强迫或干涉他人婚姻的行为是被反对的，各种轻率行为也是被反对的。结婚双方都必须要符合《婚姻法》里关于结婚的法定条件。所谓离婚自由，是指夫妻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既然婚姻的成立和维系都应以爱情为基础，那么当双方或社会都幸事。把离婚一律看成悲剧是不适当的。与其说离婚动摇了以前存在的稳定的家庭关系，甚至加速了原来具有约束力的婚姻关系的公开解体，不如说离婚制度为那些无法共同生活的夫妻，那些因为无法解除名存实亡的婚姻、而遭受痛苦的人们提供了救济的办法。对于已经死亡的婚姻，离婚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也有利于维护双方的权利。但离婚是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它关系到家庭的稳定、子女的幸福。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言：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作为一种个人自由必须与社会利益一起来被权衡利弊得失，因此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他人利益之上的，这些人通常包括子女、配偶、纳税人乃至整个社会。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我们反对轻率离婚。因为离婚意味着婚姻关系的解除，将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对当事双方及家庭、社会都会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不能滥用离婚自由。人们对待离婚问题一定要慎重。民政部门、人民法院对于离婚一般首先要调解，以减少轻率离婚现象。

二、老年人的婚姻自由

我国法律保障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权利。且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要保障老年人婚姻自由的权利，首先，必须要正确理解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权利的内容。

（一）婚姻自由既包括年轻人的婚姻自由也包括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我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的“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制度中的首要内容。婚姻自由既包含了年轻人的结婚自由，也包括老年人的再婚自由，这一内涵本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是，丧偶或者离异的老人不在少数，而老年人再婚是障碍多、麻烦大、难上难。因此需要在这次修改婚姻法时，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进一步使“婚姻自由”在老年人婚姻问题上有具体的体现，以达到保障老年人再婚自由的目的。现实生活中阻碍老年人再婚有以下三大障碍：第一是世俗偏见的禁锢。一些人认为，老年人再婚是“老不正经”、“有伤风化”。这种偏见使老年人倍受压抑，动摇了老年人再婚的想法。第二是老年人自身固有观念的束缚。有的老年人觉得自己再婚会低人一等，让人瞧不起。还有的老人受“终身守节”、“一女不二嫁”等封建残余的影响，放弃了再婚的念头。第三是子女干涉。一些年轻人认为，父母再婚“有辱门风”，自己脸上无光；父母积攒的财产也会流落外人手里。因此为了自己的名声和财产利益，百般阻挠，想尽办法干涉父母的再婚自由，甚至用侮辱、威胁或者施以暴力来达到阻止父母再婚的目的。由此可见，从法律上有针对性地强调保护老年人的婚姻自由，特别是再婚自由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老年人再婚的问题上，除了消除世俗偏见，打消老年人自身不正确的固有观念这些无形的枷锁外，更重要的是防止子女对父母婚姻自由的阻挠和干涉，还老年人再婚自由的空间。对于老年人来说，仅有“老有所养”是不够的，还应该“老有所伴”、“老有所慰”。让再婚老人相互关怀照顾，共度幸福晚年，对国家、社会和家庭都有利。老年人再婚，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得到子女的理解和支持。给老年人一个金色的晚年，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和体现。（二）保障老年人婚姻自由的基本内涵。婚姻法第三十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从这条规定来看，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包括离婚和再婚的自利，尤其是不得因一己私利和世俗偏见阻挠干涉父母再婚。父母是否再婚，与谁结婚应由其自主决定。父母再婚后，子女不得干涉父母婚后的生活，比如子女不得干涉父母选择居所或者依法处分个人财产。第二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包括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义务，并应当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比如提供生活费或实物、体力上给予帮助和精神上予以尊敬、关怀等，对患病的老年人还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进行护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无期限的，只要父母需要赡养，子女就应当履行这一义务。父母婚姻关系的变化不导致子女赡养义务的解除，子女不能因父母再婚而对父母不闻不问，相互推诿，不尽赡养义务。在有赡养能力的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没有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父母可以直接向子女索要赡养费，也可以请求有关组织，如子女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要求给付赡养费。（三）暴力干涉老年人婚姻和拒绝赡养老人的刑事责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暴力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或者对老年人负有赡养义务、扶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扶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拒绝赡养老人也为国法所不容，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刑法的规定给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和婚后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