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赔偿标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赔偿标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赔偿新标准的构想

中图分类号：DF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240-01

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关键性问题。合理的赔偿标准既有赖于对生命权的重视和权衡，又需要在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利益冲突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在承认合理差别的基础上追求法律规则的平等性与公正性。我国现行的一些单行法、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在规定死亡赔偿金时确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但这些赔偿标准仍存在缺陷和冲突，在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中往往受到批判。笔者试图通过对现行赔偿标准的剖析，在对赔偿标准基本原则认识的基础上，构建出更加科学的赔偿标准。

一、《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相关法律及司法实践中的赔偿标准

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焦点和关键性问题。 《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大量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都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做出了规定，笔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以下几种标准：第一，《国家赔偿法》提出的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发放。第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出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7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最低不少于10年。

然而，上述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产生许多问题，往往遭受普通大众“同命不同价”的质疑，同时引起学术界学者们的广泛争议，通过分析发现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的不统一是造成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遭受普通大众“同命不同价”的质疑。现在司法实践中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建立在“继承丧失说” 基础之上，因为户籍、地域、年龄等差异导致赔偿额的差异化，并且其只能够反映抽象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够反映具体的个人的收入差异，以平均的数值来替代存有差异的个人收入，这样的赔偿标准并不符合侵权赔偿所要求达到的“填补损害”的要求。同时，户籍等因素是对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承认，它加剧了城乡不平等的。所以目前赔偿标准的最主要缺陷并不在于表面标准的不统一，而是在于定额化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抹煞了个人之间的具体区别，从而违背了死亡赔偿金制度原有的“填平损失”的功能。解决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的问题，不在于制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而是要让死亡赔偿金能够体现被害人的具体状况，从而维护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权利。

此外，死亡赔偿金的具体内涵除包括对因受害人生命权受到侵害引起其近亲属固有经济利益损失的填补外，还包括对受害人生命权及相关生命利益的救济，根据生命权平等的原则，对于这部分权利的私法救济，受害人死亡之后应当得到平等的赔偿，否则有违生命权平等原则。但是，我国现阶段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并未体现出这一点。

二、公平、合理、科学的赔偿标准的构想

（一）确立赔偿标准的基本原则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灵魂和指导思想，没有基本原则的统帅，法律往往出现混乱甚至矛盾的现象，因此在构建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之前也应有相应原则作为指导，这些原则涵盖着赔偿金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体现着各方面利益的地位以及他们的博弈。这些原则主要有：平等原则、合理原则、公平原则、便于操作。

（二）对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的构想

为保障生命权得到平等的私法救济，确立公平、合理、科学的赔偿标准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笔者在上述赔偿标准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采取以下折中的方式计算死亡赔偿金：第一种办法是，实行普遍的平等救济，即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和的平均值，按20 年计算。计算方式为：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0年。此种办法虽然有平均主义的色彩，但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救济，这也是其最大的优点。第二种办法是实现个案中的平等救济，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办法，即在侵害生命权的同一案件中，加害人或受害人中有一方有城镇居民的，一律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在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都没有城镇居民（即双方全都是农村居民）的情形下，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该办法一方面兼顾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对生命权的平等保护。法官在适用上述赔偿标准的计算方法时，可以二者择其一，也可以二者兼而用之，法律应当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考虑案件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实现赔偿的合理化。

篇2

一、我国赔偿标准范围的现状和缺陷

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依据抚慰性原则制定的赔偿标准过低，从而导致赔偿范围过窄，不利于行政赔偿立法宗旨的实现。

（一）行政赔偿仅赔偿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及财产权造成的直接损失

我国赔偿法将侵权损害分为人身权损害和财产权损害，但人身权损害仅指人格权中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受到的损害，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相比，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过窄。而且由于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赔偿标准很低，已导致赔偿请求人的诸多不满。况且，对于哪些损失属于直接损失，哪些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国家赔偿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界定。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也难以把握，常常只能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按照自己的理解或习惯认定，自由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致使赔偿范围不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客观存在。同时，如果根据民法上关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理论，直接损失是现有财产的减损，是既得利益的损失或者说是实际损失；间接损失是未来财产的减损，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称期待利益的损失，那么当事人主张的间接损失将得不到赔偿，从而不利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侵权可赔偿范围小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的法律设定，实质上是一定程度对行政主体保留了“国家豁免权”。这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极为不利的，也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准则。另外，从行政机关角度看，行政赔偿制度是尊重人权，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对行政赔偿责任一定程度的“豁免”，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尽职尽责是十分不利的。再者，由于行政侵权可赔偿范围明显小于民事侵权可赔偿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就会促使人们规避法律而按民事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或“私了”。我国行政侵权案件数量一直上升比较迟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缺乏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

《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只规定了三种形式：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没有任何的保证条款，难以操作，基本上形同虚设。

20__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大拓宽了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明确了赔偿数额的确定办法，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反应了立法对人们精神上的关爱与保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获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我国有关的行政立法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配合，最突出的表现是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这就使得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时，对自己受到的严重精神损害无法请求赔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而且，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陷入尴尬的境地。正如前几年被各大媒体关注的“处女案”，县公安局无任何理由对一个无辜的少女进行威胁、殴打，将其非法拘禁了两天，强迫其承认有行为，这对于十九岁的受害人麻旦旦来说，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而法院仅判决物质损害赔偿金74.66元（《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另外赔偿误工费、医疗费9135元，对受害人500万元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如此少的赔偿金怎么能弥补一个无辜少女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呢？但是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因此，此案的最大悲哀在于我国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空白。本案中500万巨额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鲜明地把行政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摆在了我国司法界的面前。

二、如何扩大赔偿标准的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有不少学者建议，目前应该考虑采用补偿性原则来制定赔偿标准，即按照实际损失额进行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在一定条件下考虑精神损害赔偿。

（一）增加人身权中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权利受损赔偿标准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的民事赔偿，相应地，在行政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同样有权取得行政赔偿，亦应作为国家赔偿标准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这也符合法的统一性的内在要求。

（二）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有限度地赔偿间接损失

行政赔偿只赔偿直接物质性损失的规定，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某些侵权损害中，直接损失很轻微，但间接损失相对较严重，如果只赔偿直接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显然不公平。比如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的查封、扣押足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间接损失尤为重要。

在赔偿直接财产损失的基础上增加对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可使相对人在遭受违法侵害后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消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间接损失是给予有条件的赔偿，因为很多财产的间接损失是难以精确计算的，而且间接损失的全额赔偿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间接损失只能是有限度的赔偿，关键是要确定一个适当的范围，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赔偿不可避免的期待利益（或者称为可得利益）的损失。

（三）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利给权利人的人格、精神、尊严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我国《国家赔偿法》将其排除在范围之外，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否认，致使现行法律有失对法律主体的人文关怀，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样既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彻底保护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如德国的《国家赔偿法》专门对非财产的损害赔偿给予规定，但倾向于减轻对于精神等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在我国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在行政赔偿制度中，也应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法律的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同时还应从以下两方面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

1、合理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应当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相一致，即也应当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另外，笔者认为，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因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其危害性更大，社会影响更恶劣。因此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还是有必要的。

2、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的，而非主导性

篇3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予赔偿”有违《立法法》？

新《条例》以后，很多人对《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表示怀疑，认为是否违反了《立法法》和法院的审判常规。我认为，原则上这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新《条例》对于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确认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就是医疗事故，而不是一定要造成人的功能障碍。构成医疗事故的标准降低了，达到了合理的标准，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就不赔偿，也是合理的。

第二，假如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不公正，对应当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没有作出肯定的鉴定结论的，还有法院组织专家鉴定组的补救措施，而且还有中华医学会组织最高级别的专家鉴定组的规定。对于在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诉讼中，法院是否有权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新《条例》没有规定。这是应然的，因为行政法规无权规定民事诉讼程序，更不能规定法院的职权。按照新华社受权刊发《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时发表的言论看，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时，如果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可以按照条例规定，从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个结论是值得信赖的，因为法院有这个权力。对此，法院应当改变过去的做法，必要时通过医学会，直接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出准确的鉴定结论来。

有了上述实体的和程序的保障，这样的规定一般不会出问题，也不违背《立法法》的规定和审判常规。

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低于国家赔偿和一般的民事赔偿，合理吗？

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虽然与原来的《办法》相比有所提高，但是赔偿标准仍然过低。对此很多人表示怀疑，不知道应当执行什么样的赔偿标准。例如，误工费赔偿，最高赔偿是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比《国家赔偿法》规定降低了2倍；致人死亡的，仅赔偿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年的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为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造成患者残疾的，仅赔偿3年的当地平均生活费，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丧失劳动能力的要赔偿10至20倍的职工年平均工资。

医疗事故赔偿比国家赔偿和一般的民事赔偿标准为低，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医疗机构赔偿，“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是要分摊到所有的患者身上，而不是国家出资赔偿。赔偿数额过巨，不仅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还会使医护人员过于谨慎而不敢大胆治疗。但是，规定这样低的赔偿标准，还是显得过低。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是执行新《条例》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在实践中普遍掌握的民事赔偿标准，值得研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规定，赔偿标准应当执行新《条例》的规定。

如何协调医疗事故鉴定与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关系？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因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属于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不必由受害人举证。这样做，无疑使医疗机构承担了更重的举证责任，对其是不利的。新《条例》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规定没有涉及这一点，仍然是按照原来的常规处理，即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不予赔偿，与上述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有一定的差异。

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显然高于行政法规的效力，而且，行政法规根本无权对民事诉讼程序作出规定。因此，关于这一点，倒是应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医疗事故侵权纠纷中，仍然要执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举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证据的，应当是医疗机构。

篇4

【关键词】侵犯生命权；损害赔偿；算定标准

一、制定分区域统一的损害赔偿金算定标准

各地的侵犯生命权损害赔偿金算定标准存在极大的差异。不仅省与省之间的赔偿标准差异明显，即使是同一省内的不同城市之间赔偿标准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一些不具有当地户口却在当地生活的受害人赔偿标准的确定制造了很大的难度，并且没有相关的条文对此进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较大，因此对于达成个案的公平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并不是一致的，因此要求全国指定统一的赔偿标准是不现实的，但是同一省内应制定统一的标准，因为省内的地理面积相对狭小，各地市的生活水平也相对差异较小，所以制定统一的标准并统一实施是可能的并且是可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平均生活水平数据，权衡制定侵犯生命权损害赔偿金物质损害赔偿的最高和最低赔偿限制金额。其标准主要应以死者生前住所地平均生活水平为基准，同时考虑相关的各种因素。这样即以客观基数为基础同时又有一定的弹性，只要能够控制好全国各地范围内特别是在同一地区同类型案件的弹性幅度，就能够避免出现过于悬殊的判决结果，同时也可以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真正合理合法的使用。这样各级法院就有一个明确的参照标准，有利于实现审判的公正。

二、制定有区别对待的损害赔偿金算定标准

社会统计可以为国民提供年度及季节经营运行统计，也可以为行业提供总量统计及行业发展变化统计等等。目前，它已经成为侵犯生命权损害赔偿金数额确定的重要参考数据。

在确定预期损失数额时可以借鉴英美法国家的做法，把下列因素考虑在内：①原告在受到伤害之前的基本收入能力；②侵犯生命权是永久性的，则要考虑原告的预期寿命，因为原告的预期寿命越长，其潜在的预期收入损失总额越高。在同一标准的基础上，要授权法官根据个案来考虑收入等等来进行调整，在一个大体统一的范围内根据个案进行讨论。原告在受到伤害之前的基本收入能力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即使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出考虑，同一个地区中作为受害人的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和一个富翁的生命价值虽然是相同的，但是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却有天壤之别，这样的差别无论对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消费还是生活品质都是有影响的，因此把两者的赔偿金额等同不能说是公平的。笔者建议制定出有所区别的赔偿标准，对于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司法解释中给予明确，并划分出档次，使法官能够对常发生的情况有基本的法律规范可以依赖，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自由裁量的弊端，达到形式意义上的公平。

法的公平价值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因此它必须及时反映实质公平，特别是作为社会基本结构能够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公平，即法应当以社会公平为宗旨和标准，因此当社会公平与法律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理性的去寻找，去谋求更高的社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实质公平是可舍弃、可牺牲的，法的形式公平并不总是要服从实质公平的。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高于实质公平。在法治的要求下，某些实质公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允许舍弃的。这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某些表现为具体公平的实质公平可以被牺牲。个案中的具体公平与抽象公平总是难免存在冲突，为了维护既定规则的普遍性和一致性，某些个案中的具体公平可以被加以妥协。第二，某些表现为实体公平的实质公平可以被放弃。即在诉讼过程中所得到的诉讼结果或目标的某些实质公平不能得以实现，因此只能保护形式公平从而牺牲了实质公平。

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它通过公平的诉讼机制的运行来缓解放弃实质公平所引起的矛盾，使当事人通过程序过程公正、合理的运行，来认可、接受法律。王利明说，目前“争议较大的是死亡赔偿金的支付。实践中存在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按不同标准支付死亡赔偿金，城市居民获得的死亡赔偿金比农村居民高一倍至二倍，一度引发‘同命不同价’的争论”。至于赔偿标准，他明确表示“倾向于原则适用统一标准，适当考虑个人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等差异”。这样才会使侵犯生命权损害赔偿金算定标准的制定更趋于人性化也更为合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制定分区域统一的物质损害赔偿金算定标准提供了借鉴。通过侵犯生命权损害赔偿金的完善来体现被害人的收入状况，从而维护被害人的继承人的权利。

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规定一个相对确定的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是可取的，考虑到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威慑和惩罚功能以及一些其他的社会经济效益因素，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为补偿性损害赔偿数额的三到五倍也是合适的。这样一方面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可以对侵权人起到威慑和惩罚的功能，另一方面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和各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此幅度内自由裁量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以实现个案公平。

作者简介：胡梦婷，19910916，女，民族汉，河南驻马店市，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硕士（法学）。

参考文献：

[1]陈现杰.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损害赔偿金计算的几个问题.法律适用.2004.4.

篇5

【关键词】文件解读；赔偿标准；城乡划分

案情：2012年7月6日，被告金某驾驶大型普通客车在如皋市搬经镇湖刘路交叉口碰撞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陈某，致陈某受伤住院，8天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陈某系2012年如皋市某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2012年6月参加高考，2012年8月收到苏州某高校录取通知书，事故发生时，陈某的户籍所在地为搬经镇，属于农村居民，尚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陈某的死亡赔偿金是按照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进行赔偿？

评析：对于该案陈某的死亡赔偿金标准有两种意见，一是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因为陈某户籍所在地为如皋市搬经镇，为农村居民，虽然事故发生前为在校生，但是事故发生时其已经从学校毕业，且虽然已经参加高考，但是尚未被录取，这期间存在了一个所谓的“真空期”，不属于“连续在城镇居住、工作或学习满一年”，不具备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的条件，故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另一种意见则是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因为陈某一直系在校学生，事故发生前一直在校学习，且于今年参加高考，符合“虽然户口在农村，但是在城镇连续学习一年以上”的规定，故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

篇6

    2004年5月13日，百通公司司机范某驾驶该车行至五大连池市时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五大连池市市民方某因头部损伤死亡。经五大连池市公安交警大队现场勘查及调查后认定，双方在此次事故中负同等责任。同时，交警大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有关规定，认定范某须承担死者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共15万余元的一半，即77071.99元。但考虑到范某有保险保障，经交警部门调解及双方当事人协商，范某实际给付了8.85万元，并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

    当范某持有关书面材料到保险公司要求其按照发生保险事故时已生效的有关规定给予保险赔偿金时，该保险公司核赔后认为，此次交通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但拒绝按照已生效的《解释》所确定的赔偿标准进行理赔，而是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确定的赔偿标准进行理赔，结算的赔偿金额为2.3万余元。该保险公司的解释是，按照旧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确定的赔偿标准，这种赔偿是合理的。

    范某认为，国家已颁布了新的交通法规，保险公司就应该按新的标准理赔。双方就此产生分歧，范某遂向哈尔滨市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哈尔滨市仲裁委员会经审认为：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3年10月28日对外颁布，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于2003年12月26日对外颁布，二者都明确规定生效日期是2004年5月1日。法律提前颁布的最主要、最实际的意义就是使法律关系主体能够预先知道法律的变化，并在有所预见的前提下对法律行为作必要的调整和反应。故作出最终裁决，保险公司因未在订立合同时、在合同履行时或在2004年5月1日前，履行对车辆保险消费者“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导致原合同约定的理赔条款（部分免责条款）无效。依法判令保险公司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所确定的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进行赔偿，裁决保险公司给付百通公司保险赔偿款77071.99元，并承担相应的仲裁费。

    仲裁书下达后，保险公司认为仲裁员在仲裁该案中，有明显的枉法裁决行为，应予撤销，遂向哈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哈中院经审依法驳回了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哈尔滨市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篇7

    论文关键词 行政侵权 精神损害 国家赔偿 立法完善

    2010年底我国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支付赔偿金纳入其中,并且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赔偿方式来减少受害一方精神痛苦的目的,是对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进一步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一、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含义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精神损害赔偿,所谓精神损害是指公民由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精神上的伤害和损失,最终表现为精神痛苦。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了不法的侵害,导致当事人在人格和身份利益受到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采取财产赔偿的方式来进行救济和补偿受害人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其次是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这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

    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第35条明确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从上述法律条文中不难发现,国家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受害的行政相对方给予精神抚慰金,并对侵权人给予了一定的惩罚,能够更好的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好依法行使职权,防止权力滥用。因此,我国确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完全有必要的。

    二、行政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一)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在第35条中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给予了明文的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了限制:

    侵权行为方面,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当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实施了上述第3条和第17条中的内容受害人方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公民的权利方面,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实施了侵权行为给受害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这包括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

    损害程度方面,由于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赔偿,他是精神损害,是很难用实际情况进行计算和估量的,因此,明确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是确定赔偿金额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权利主体方面,在新国家赔偿法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则没有权利提起,这是因为这种赔偿是针对精神损害,而法人和社会组织不是真实的人,当然也就没有感知能力。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界定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他不同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通过司法鉴定进行界定,从而确定明确的赔偿标准。新的国家赔偿法中虽然是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了赔偿的范围之中,但是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给出具体的赔偿标准,也没有对最高赔偿数额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和规定。这就决定了在具体的司法实际中,法官在面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中更要发挥自己的自由裁量,针对具体的情况和当事人的实际进行赔偿金额的确定,这也是在今后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中所应该弥补的地方。

    三、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局限性

    (一)精神损害无法认定以及精神损害“严重后果”的认定不明确在新国家赔偿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然而,在实际的司法实务中,我们面临的事具体的个案,对于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认定就是要面临的大问题,他不同于人身损害,往往出出现受害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精神损害,但是法院对其精神损害无法认定,导致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不能全部满足,对于精神损害严重后果的认定更是无从谈起,何为严重后果,司法界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使得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界定不明确,无法考虑赔偿金的问题。

    (二)虽然新国家赔偿法增设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条款,但是并没有规定抚慰金的支付数额和支付的范围随着司法的发展和进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申诉人在对自己的精神损害提起请求的时候,法院也要酌情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形做出裁决,给予受害人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是,现实往往出现的情形是,受害人认为自己受到的精神损害程度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支付抚慰金的情形,然而考虑到法官的自由裁量和个案的实际情况,很难满足受害人的请求,导致了申诉,上访情况的出现。

    (三)对于实际的赔偿形式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侵权行为人要对受害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但是对于在什么情形,什么方式实施上述行为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假如侵权方没有对受害方给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赔偿方式,法院是不是会对侵权行为方给出相应的处罚,这在法律上也是空白。

    (四)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方面由于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这就决定了司法机关在对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认定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现实审判中,往往出现法官主观臆断的情形,没有根据实际情形和法律的依据,给出相应的赔偿标准。

    四、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完善

    (一)从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中我们可以发现,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仅限于人身自由的保护,而忽略了对公民其他权利的保护我认为可以借鉴我国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和西方国家的赔偿方式,具体应该在三个方面给予赔偿:首先是生命健康权。因为生命健康权是人身权中最基本的权利。侵害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仅对公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一定的痛苦,而且给受害人的家属带来了精神损害,理应设在赔偿范围之内;其次是侵犯名誉权。在之前的国家赔偿法中指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应该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给予受害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当这些方式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害时,就需要国家对受害人给予财产补偿;最后是侵犯姓名权和肖像权。

    (二)针对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二是精神抚慰金。法律中还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由于不法侵害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精神损害的,应该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当造成严重后果时,需要赔偿精神抚慰金。对于精神抚慰金,我认为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要具体进行规定,具体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确定精神抚慰金的标准:

    第一,请求精神抚慰金的主体。在现实中,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不法侵害,给被害人的精神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是同样也给受害人的家属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如果出现这种同时提出精神抚慰金的请求,就会导致混乱。因此,请求精神抚慰金的主体必须是受害者本人,而不应该再对受害人的亲属给予二次补偿。

    第二,考虑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如果由国家统一规定精神赔偿抚慰金忽略了受害人所在地的生活水平,往往会产生差距,导致受害人所在地的法院在审理案件确定赔偿标准的过程中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一刀切而忽略了其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往往显得比较盲目。

    第三,适用精神抚慰金制度要遵循一定基本原则。首先要遵循抚慰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当侵权方对受害人采取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心里创伤时,国家须对受害人提供一定的精神抚慰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但是不要盲目的追求精神抚慰金,真正的目的是要达到抚慰心里的创伤。其次是赔偿数额适当的原则。较之于旧法在实行时,考虑到了国家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对受害人造成损害时仅仅实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进行赔偿,但是新法较之前加入了精神抚慰金制度,但是我们也要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的重点是要对受害人的精神进行安慰和弥补,是辅的,并非是主要的起支配地位的,毕竟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确定行政侵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过程中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赔偿的能力要与当地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最后是案后及时赔偿的原则,针对之前出现的受害人反复申诉,上访的情形,在新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精神抚慰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抚慰金。这就决定了申请人在递交精神抚慰金申请之日后二十二日内边可以拿到国家抚慰金,因此相应机关应该准确落实,保证抚慰金的及时到位,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杜绝申诉上访事件的发生。

篇8

如何对选择才是对的呢？在2003年司法考试的复习阶段我反复思考该问题，最后觉得选择C选项才是正确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7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甲不承担民事责任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没有过错，然而甲在见乙牵牛上桥的时侯，也牵牛上桥，明显表明其是有过错的。因而其应承担过错责任；乙的过错的存在是自不待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双方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承责任是正确的。

这道题所要表明的法理就是：人人都必须为自己有过错的行为负责任。从这里又可引申出一个问题。在一方当事必须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时侯，另一方当事人是否也应当承担自己的过错责任呢？具体到交通肇事的损害赔偿责任分担的问题，机动车驾驶人无过错，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呢？本人认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也应当承担过错责任。理由如下：

一、 从无过错责任的设立初衷及特点来看，并没有否认被侵权人必须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任。

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的侵权行为法，在19世纪到达了其鼎盛时期，但是，随着工业和交通业的不断发展，过错责任原则的缺陷也日趋明显。这主要表现在：

1、损害危险源的复杂化和多样化。随着工业和交通业的不断发展，工业灾害、汽车事故，公害和商品瑕疵致人损害的情况日益严重。例如，据统计，第二世界大战后，死于汽车事故的人数己大大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死亡的人数。并且，这些事故具有四个基本的特点：（1）、事故发生频繁；（2）、损害巨大，受害者众多；（3）、事故的发生多为高度工业技术之缺陷的结果，难以防范；（4）、造成事故的活动皆是社会发展或者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是合法而必要的，没有可受非难性，故在很大程度上无过错可言。

2、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正是因为工业事故和交通事故的以上特点，特别是其不具有可受非难性，而且由于所含高技术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用极端的方式来阻止此类高科技产品的存在和发展。就必然出现一种新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

因此，无过错责任具有如下特点：（1）、弥补过错责任的不足性；（2）明确的法定性；（3）、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有限性。由于其不以行为人有过错为先决条件，因而它更加强调民事责任的补偿功能。

综上所述，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适用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

二、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3条与第131条是互相独立的，也就是说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并不能免除被侵权人承担过错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可知，其适用的主体是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的人，其适用范围是在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的活动；责任人免责的条件是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 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该条规范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受害人）；适用范围是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的其他一切范围的损害，且无规定受害人任何可以免除其过错责任的条件。可见上列两条规定无论从何从角度去比较，都不矛盾，且可以同时适用。

由于我国当时的法律还不完善，以上的观点只能靠逻辑推理的方法推断出来。2003年10月28日通过的我国首部《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把此观点明确表示出来了。不过这部法律和司法解释却仍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没解决。即没有界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且法律规定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即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法性来减轻驾驶员的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却采取“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行为来作为“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同时具有法律效力的两部司法文件在原则性的问题打架，且都没给出详细具体的条件界定，让人无所适从。因此，反映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就是不问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没有过错，过错的性质、大小，一律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行人的全部损失的损害赔偿。

《深圳商报》2004年8月27日的《车祸致死赔81万 深圳开车风险有多大》报道就是很好的例子。该报的报道：赔偿标准的改变导致了开车风险的增加，过去交通事故的赔偿是依据1992年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的规定，如今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司法解释”）赔偿标准。从前死亡赔偿是以“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赔偿标准，现在则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为标准；赔偿年限也从过去10年延长到20年。而且“司法解释”赋予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独特的法律地位，深圳的赔偿标准不能使用广东省标准，而两者之间相差甚远。如深圳去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35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9960元，职工平均工资为30611元；而广东省的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988元。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开险是如惊人，该报举了两个真实案例来说明：

案例一：

6月1日，某机动车驾驶人开车撞死1位行人。死者妻子有工作。但他有两个被抚养人：1位老人65岁，1小孩5岁。

按新赔偿标准：机动车驾驶人须赔丧葬费，即半年职工的平均工资30611×0.5＝15305元；死亡补偿金为20年的人均可支配性收入 ，即25935×20＝5187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按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算，未满18周岁的人赔到18周岁，年满60周岁的人，赔到80岁；即［（18－5）＋（20－5）］×19960×0.5＝279440元（注：0.5是死者妻子有工作能力，只赔偿一半），三项合计813445元。这还不计家属处理事件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

按旧赔偿标准：机动车驾驶人赔丧葬费4000元、死亡补偿金8988×10＝898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6－5）＋10］×200×12×0.5＝25200元，三项共119080元。两相比较，现在的赔偿费是原来的6.8倍。

案例二：

6月1日，某机动车驾驶人将1位行人撞成伤残5级，住院3个月，误工半年。工资8000元／月；家属护理1人，工资5000元；二名被抚养人，1老人65岁，1小孩5岁。

按新赔偿标准：机动车驾驶人要赔残疾赔偿金25935×20×60％＝311220元、误工费8000×8＝64000元、护理费5000×3＝15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5）＋（20－5）］×19960×0.5×60％＝167664元，四项合计557884元。

按旧赔偿标准：残疾赔偿金为8988×20×60％＝107856元；误工费8988÷12×3×8＝17976元（73.86／天）、护理费8988÷12×3×3＝6741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6－5）＋10］×200×12×0.5＝25200，四项合计157773.现在的赔偿费是原来的3.5倍。

从报道上，对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赔偿数额大大增加了，但是报道中的案例却没有考虑责任的分担。那么对于守法的机动车驾驶人来说，有什么可以救济的途径呢？报道中只是建议机动车驾驶者加大购买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数额。

不论有无过错均需机动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然而有过错甚至是有严重过错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为却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对法律还对社会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法律的造成严重后果有：

1、法的规范作用大打折扣。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法的规范作用可以分为：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作用。在这四个作用中，分量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和强制作用。

所谓法的预测作用是指当事人可以根据法律预先估计到他们相互将如何行为以及某种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如果机动车驾驶人预测到遵守法律的后果等同于违反法律的后果，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预测到遵守法律与违反法律所获得的补偿标准是一样的话。则法就无可预测性可言了。

所谓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律的实施对一般人今后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一般人的行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实现法的教育作用。首先，对违法行为实施法律制裁，对包括违法者本人在内的一般人来说都具有教育和警戒作用；其次，对合法行为加以保护、赞许或者奖励，对所有人都有鼓励和示范作用；再次，一种法律能否真正实现这种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程序，归根到底取决于法律规定的内容是否真正体现绝大数社会成贡的利益。

从此定义及特征可以看出，对机动车驾驶人不论有无过错均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制度并不能体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对机动车驾驶人不论有无过错均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制度并不能体现对违法的行为的制裁-甚至会成为其违法的动因；对机动车驾驶人不论有无过错均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制度并不能体现对合法行为者的保护、赞许或者奖励，对所有人都有鼓励和示范作用-守法者己经倾家荡产甚至破产，然道社会大众都希望自己倾家荡产甚至破产？

所谓法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律对违法行为具有制裁、惩罚的作用。强制作用的对象是违法者的行为。试问对机动车驾驶人不论有无过错均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以及应为守法而倾家荡产甚至破产结局能起到这种作用吗？

以上三方面的降低，必然会导致法的规范作用的其他作用的降低，进而导致法的规范作用的降低。

综上所述，这将造成异常可怕的后果，更不容易保障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安全。几个世纪前的法学家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有过类似情况的描述：在俄国，犯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都要被判处死刑。其结果是抢劫犯在抢了东西以后就把被劫者杀死。

下面，笔者谈谈对交通肇事案件中责任应发如何分担的一些看法。

交通事故的过错确认应根据国家最新颁布并于2004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所规定的确定过错的标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来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交通事故的损失包括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损失和机动车及机动车内的机动车驾驶人、乘客、财产的损失，下面分别论述其中责任的分担。

一、对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损失的分担。

（一）对于交通肇事案中，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都有过错的责任分担。其中又有两种情况：

1、非机车驾驶人、行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分担。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如非机车驾驶人、行人负主要责任（责任的类别应由交通警察认定，下同）。则机动车驾驶人可免70%-80%的责任；如非机车驾驶人、行人负同等责任，则机动车驾驶人可免40%-60%的责任；非机车驾驶人、行人仅负次要责任，则侵权人只可免20%-30%的责任。

2、非机车驾驶人、行人为限制民事行为人或无民事行能力人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分担。如果限制民事行为人或无民事行能力人是在监护人的带领下且监护人须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以上的责任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其监护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损的话，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首先免除其40%的赔偿责任。否则机动车驾驶人只可以免除20%的赔偿额。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些限制民事行为人或无民事行能力人遭受损害与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有关。其余份额的分担按1规定处理。

（二）交通肇事案中，机动车驾驶人无过错情况下的责任分担。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只需承担非机车驾驶人、行人所受损失的10%，同时也应规定，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一个机动车驾驶人需承担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30-50万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在此范围内自行确定数额）。

二、机动车及机动车内的机动车驾驶人、乘客、财产的损失的分担

篇9

内容提要: 新的《侵权责任法》颁布施行并未消除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二元化”问题，反而使“二元化”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面对“多元化”产生的法律困境，如何引鉴公正的法理机制去应对解决矛盾，使医患关系得以实现和谐，就构成未来统一的医事立法之当代视界。

一、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多元化”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二元化”问题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疑难问题，所谓“二元化”，又称“双轨制”，是指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面临着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还是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矛盾冲突。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参照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 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 “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就是说： 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赔偿诉讼适用《条例》，而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这样就在审判中确立了一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双轨制”，此种司法“二元化”的体制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历来为人所诟病。2010 年 7 月 1 日，新的《侵权责任法》正式施行，对“医疗损害责任”作了专章的规定，按理说，新法的颁布应当使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在法的冲突问题上归于统一，但遗憾的是：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并未使“二元化”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使“二元化”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由于该法第 5条认可了“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这就使得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可适用的实体法规范由原来主要的 4 部变成了现在的 5 部，它们分别是： 《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加上新实施的《侵权责任法》。WWw.lw881.com“多元化”的诸法并存局面使得原有的疑难至今更为凸显，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仔细研读《侵权责任法》会发现： 该法对“医疗损害责任”规定不仅内容过少过窄( 只有寥寥 11 条规定) ，并且对如今医患关系中急需解决的大量争议问题悬而不论，只作出了一些笼统抽象的规定，这就给实践中双方当事人的对向操作都留下了可辩护的理论空间，由此可能产生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概括起来，“多元化”轨制在司法审判中至少会产生如下四个问题：

1． 赔与不赔的矛盾

如果《侵权责任法》并未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则《条例》49 条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是否依然有效? 如果有效，就会和《民法通则》产生矛盾。根据后者第 106 条之规定： “由于过错……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便不属于医疗事故，只要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给患者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都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其进行相应赔偿。

2．“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

这是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屡见不鲜的一个荒谬怪圈：由于医疗事故适用《条例》赔偿，而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予以赔偿，导致两者之间的赔偿标准相差反常——《条例》只规定了 11 项赔偿项目，《民法通则》却规定了 13 项，后者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前者则没有。故构成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按照《条例》处理，患者的近亲属只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包含了死亡抚慰金) ； 而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中，患者的近亲属按照《民法通则》处理，却可以获得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双重赔偿，二者之间数额往往相差巨大，这就造成了“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怪现象，导致两种裁判的结果显失公平，也给司法界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3． 如何赔的方式、方法的矛盾

在具体赔偿的方式、方法上，《条例》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对于医疗费，《条例》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后续治疗费“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而《解释》第 19 条则规定按照治疗“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同时还包括“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等，两者出入相差很大。再如丧葬费的赔付，《条例》第 50 条第 7 款规定“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其金额约为 3000元左右； 而《解释》第 27 条则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死者近亲属可以获赔 6000 ～8000 元左右。

4． 城乡差异及其他类似矛盾

以“重庆綦江彩虹桥坍塌事件”为例，该事件中对城、乡死难者赔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及其他费用采取了不同的档次和标准，前者每人获赔 4． 845 万元，后者每人获赔 2． 2 万元[1]。对此，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广大公众纷纷提出质疑： 同一个事故遇难，为何补偿却分两样? 这明显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著名的民商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表示： “在赔偿问题上提出所谓的‘城乡差别赔偿’，在侵权行为法看来，是十分荒谬的。”

“多元化”轨制导致了司法审判的两难困境，造成法官无所适从和适用法律的混乱，进而影响到法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尊严，也由此妨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现代医患关系中必须澄清和面对的现实课题。

二、解决“多元化”问题的公正应对机制

“多元化”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乃是一个“公正”问题，根据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 “公正”的核心在于能够对公民之间基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进行合理分配[2]。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当法官受到“多元化”的负面影响而对医患一方或双方作出重判或轻判，使其本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本不应负担的法律责任却判令其承担，这就产生了不公正，“多元化”带来的不公正将动摇人们对法的信仰，冲击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进而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医疗冲突不断扩大的根源。为此，就必须正本清源，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确立起一种公正的司法机制，以统一赔偿的适用标准，解决上述矛盾和冲突。笔者曾在拙文《医患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公正》中借鉴罗尔斯的理论，提出医疗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医患关系基础之上的法律利益调节机制，通过它的调节，最终使医患双方在权利义务的分配和法律责任的负担上达到平衡与协调”[3]。据此，我们提出应对“多元化”问题的公正机制可以考虑如下思路：

1． 建议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

目前真正对医疗损害赔偿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法规，只有《条例》和《侵权责任法》的第七章，但《条例》毕竟只是行政法规，与前 4 部规定中的任何一部法律或司法解释相比都处于“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故彼此一旦发生抵触，就使《条例》的适用处处捉襟见肘，且易引起“行政权介入司法权”的口舌之争[4]。而《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只有一章，内容又太少太笼统，远未涵盖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所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例如当事人的诉因选择、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界限、医疗责任的性质区分、医疗差错的处理原则、医疗事故的预防、鉴定、处置、监督、赔偿等的细化标准和罚则等重要问题，都没作规定，故仍难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其他诸法如《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都不是专为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而设计，许多规定对于医事的司法实践只具有参照性，而没有针对性和确定性，并由此导致医疗损害赔偿领域的“五法鼎立”，形成“多元化”冲突且妨害了公平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建议我国可以参照法国的立法先例：2002 年 3 月 4 日 法 国 出 台 了《患 者权利 和 卫 生 系 统 质 量法》，这是一部适用于所有从事医疗、护理事业的机构和个人、统一规定其权利义务的特别法，它结束了传统上对医疗责任的性质所做的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区分，并对所有医疗事故、非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统一适用的法律依据，从而使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成为一项统一的法定制度。建议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制定一部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根据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建议，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损害赔偿部分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应重复部分，实行“单轨制”合并，着手建立“五个统一”，即： “统一案由为医疗过错损害赔偿纠纷，不再区别为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过错纠纷； 统一鉴定类型为医疗过错鉴定，不再区分为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 统一鉴定标准为司法部制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再区分为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和司法部执行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统一赔偿项目和标准，不再区分医疗事故赔偿和医疗过错赔偿标准； 统一使用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不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5]这些都是颇值得尝试和可资借鉴的。

2． 凡因过错给患者造成医疗损害，无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一律应当采取赔偿的立场

这是针对“赔与不赔”的矛盾所采取的必要立场，从法理上分析，现今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已逐渐在如下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医患关系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故医疗纠纷在法律属性上也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根据民法的精神，民事责任是指“不履行法律义务因而应受的某种制裁”[6]，其目的是为了弥补权利人因民事权利受到损害而带来的损失，以实现医患双方在“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上分配的平衡与协调。故无论医疗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只要医方因过错给患者造成较大的损失，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否则，只对医疗事故赔偿而对一般医疗损害不予赔偿，无疑就剥夺了患者本应享有的很大一部分的正当合法权益，进而造成司法的不公正。根据最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 54 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就表明了旨在统一以往诸法对该问题所作规定的态度。

3． 统一赔偿的细化标准，更新“重责轻赔，轻责重赔”体制，消除“多元化”对立

对于“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如何赔的方式方法的矛盾、城乡差异及其他类似矛盾，将来在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的前提下，进一步建立统一的赔偿细化实施标准，就有望能够解决上述积久的问题。同时对于“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下立法思路的先导性，应当说，医疗纠纷既然在法律属性上属于民事纠纷，医疗损害赔偿就应当遵循民法的“实际损失原则”，故《条例》对医疗事故所采取的“限制赔偿原则”就与之产生了抵触，例如它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陷，由此造成医疗案件“过错重反而赔偿少”、“过错轻反而赔偿多”的不公正局面。现实中有些法院为了予以纠正，采取了“适当调整”的政策，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是： 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标准，仍执行《条例》的规定，但如果按照《条例》执行的标准将使患者所受的实际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则可以参照“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人身损害的赔偿数额”[7]，这种做法调和了目前的法律矛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永久的解决办法。笔者在此建议： 基于“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分配的公正法理和民法中“实际损失原则”，在未来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中，应在医疗事故赔偿中增设死亡赔偿金的制度，而在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中则取消死亡赔偿金的制度，也就是说，将现有《条例》和《民法通则》所形成的“重责轻赔，轻责重赔”体制倒置过来，使得非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只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包含死亡抚慰金) 这一项赔偿，而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则能够获得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双重赔偿，这才能实现过错和责任、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彻底之道。有必要强调的是： 此种“轻责轻赔，重责重赔”的更新体制无论是通过“适用《条例》而参照《民法通则》”、或是通过“适用《民法通则》而参照《条例》”两种办法在实践中都难免产生纠诘，必须通过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对此作出独立的、决绝性的规定，方能真正解决问题，且唯有如此，方能从源头上消除“多元化”的对立，使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正与和谐。

注释:

[1]杨立新． 对綦江彩虹桥垮塌案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几个问题的法理评析[j]． 法学，2001，( 4) ．

[2](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 －8．

[3]王军． 论医患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公平构建[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 8) ．

[4]薛叶兴．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 4) ．

[5]李永勤． 略论医患纠纷案件处理中的司法鉴定[n]． 人民法院报，2009 －9 －8．

篇10

这一司法解释刚一出台,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所谓“同命同价”或者“同命不同价”的争论十分激烈。有人民代表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予以答复。最高人民法院也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和组织研讨会进行讨论,试图拿出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案”。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争论的问题尚没有解决。

历时已经七、八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进入攻坚阶段,去年年底审议的草案对此作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烫手山芋”从最高司法机关“移送”到了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也正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征求各方对侵权责任法二次审议稿的意见。如何在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过程中进一步集思广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制定出更加公平正义的侵权责任法原则和规范,以便处理日益增加和日益复杂化的侵权纠纷,的确是一项需要认真做好的工作。本文针对侵权死亡赔偿的主要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求教于行家。

一、死亡赔偿的对象和性质

在过去的一些议论中,我一直坚持死亡赔偿不是给受害死者的赔偿,也就不产生瞬间“继承”等问题。死亡赔偿包括财产性质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都是赔给死者近亲属的。因为他们的亲人被侵权致死,他们既受到了财产上的损失,也遭受了精神上的损害,所以要给他们赔偿。因此,死亡赔偿金不是“命价”,生命本无价,自然也不可能用“价”来赔。既然如此,“同命同价”或者“同命不同价”都不是严格的科学命题。

二、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

同时赔偿

法释(2003)20号将死亡赔偿的内容分为三类,即普通的财产损失(如上面提及的各种费用)的赔偿、作为财产性质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这无疑是正确的,“赔偿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失和非物质损失。这样,有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民法损害赔偿原则,彰显尊重生命的时代精神。”我认为这一思路应当进一步贯彻到侵权责任法草案中。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原则统一

在对死者的近亲属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时,我认为赔偿的数额应当“原则统一”,即基本一致而不是较大的差别。提出这样的主张,并不是因为死者在受害前人格的平等性(当然也确实是平等的,但是这样的平等性并非决定近亲属得到“原则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而是近亲属人格和精神利益的平等性。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承认,一个人因为富裕或者社会地位高,他在失去亲人时就更痛苦一些,进而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就要多一些;我们同样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承认,一个人因为贫穷或者社会地位低下,他在失去亲人时就少一些痛苦,进而精神损害赔偿金就少一些。死亡赔偿案件中的“平等”,应当主要体现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但是,我们主张的是“原则统一”,也就意味着个案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会有所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会存在不同。例如,北京市公共汽车上售票员掐死女孩的案件中,法院判决公交车公司支付3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超过大多数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两三倍。这样的判决也被认为是公正的和适当的,因为直接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到了残酷得令人发指的程度,而死者的父亲又目睹了这一过程――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精神损害。

四、一些特别类型的案件:

原则统一的死亡赔偿标准

无论是从国内已有的规定来看,还是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都有一些特别类型的案件采用统一的赔偿标准,其中最典型的是空难事故。在这些特别类型的案件中适用统一的死亡赔偿标准,我认为有三条理由:(1)这些类型的案件基本上为无过错或者严格责任案件,法律规则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化地分配损害后果,而不是归责加害人一方的过错。因此它总是与一定的责任保险(通常是强制责任保险)相联系,赔偿数额的多少往往与加害人一方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2)这些特别类型的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通常都由特别法加以规定。适用法律的原则是,在有特别法的情况下优先适用特别法,然后适用普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将特别法的特别规定当作一般原则来适用,也没有理由将这样的特别法规定上升为一般的法律原则。(3)这样类型的案件中的“概括性”赔偿金额,既包括了狭义的赔给近亲属的死亡赔偿金,也包括了赔给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鉴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原则统一”,“概括性”赔偿金额的统一性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

五、作为财产性质的狭义

死亡赔偿金:原则统一

或者“原则个别”

比较法的经验似乎不能给我们提供统一的规定:有些法域的死亡赔偿金相对统一,另一些法域则极其个别化或者说差异化――与死者的年龄、收入状况、未来的发展前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简单地说“原则统一”的做法就是好的,而差别化的赔偿就是不好的,那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国家采用个别化或者差异化的死亡赔偿标准呢?

一个国家对此做出不同的制度选择,与它的法律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把死亡赔偿金作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赔偿的死者的近亲属)的财产损失来看待的话,个别化的或者说差异化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显然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民法基本原则。

当然,这里可能需要对极少数的极高收入者、极低收入者、无收入者或者未成年人等因侵权而死亡时产生的赔偿问题作一些特别的制度安排。以死者的城镇居民或者农民身份来划线也是犯了技术上的简单化错误,同时有可能在政治上被误解为“扩大城乡差别”的规定,甚至被未作深入思考者诟病为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