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的特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服务的特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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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餐饮服务技能教学原则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在飞速的发展，为此，至关重要的并不是知识掌握的多少，而是如何才能学会知识。为此传授知识不是教学工作的唯一任务，而教会学生学会学习，使学生保持持续的学习动机及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才是更重要的任务。

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要加强职业技能的训练，这无论是对于学生将来走向社会，还是升学都是很必要的，而且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那么，如何抓好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餐饮服务技能训练，关键在于要找出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特点，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就能在餐饮服务技能训练中提高训练的效率和质量。

一、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服务技能形成、发展的特点

1.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特点

餐饮服务的技能是经过反复练习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高级的复杂的技能，都是在掌握初级的简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顺序性特点。

阶段性特点是指学生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般都要经过初步掌握和形成技巧这两个阶段，初步掌握阶段又大体可分为接受示范后的模仿，动作干扰少，动作协调准确，稳定性提高和视觉控制减少、动作控制加强、紧张性消失的三个小阶段。如果说学生餐饮服务技能的形成仅仅停留在初步掌握阶段，那么这样的技能只能算作是“会”，只有继续进行不懈的训练才能达到“熟”的状态，这时餐饮服务技能也就成为餐饮服务技巧了，这就是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之一。

2.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差异性特点

人的身心发展是有差异的，中职学生都处于青年的初期，但由于先天因素、后天环境的影响，其生理、心理及智能水平都必然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也必然会影响学生餐饮服务技能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出现不均衡的现象。

所谓不均衡性特点，是指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某一个体对各种餐饮服务技能的掌握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说，某一个体对不同技能的掌握速度、最终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从而形成有的善于餐巾折花、有的长于铺台布等个体的技能特点。

从学生群体对某一餐饮服务技能的掌握来看也有差异，也就是说群体中的各个个体，在统一的教学要求和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对某一技能掌握的速度，最终发展水平是不相同的，因而必然会出现个人餐饮服务技能水平的高低。

3.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的指向性特点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还具有指向性，而且表现得较为突出和强烈。这是由于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职业定向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大致是确定的，因此，对于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一般都有为了今后能做好工作希望把今天的学习和明天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心理状态。于是，他们从今后的工作需要的角度来审视学习和训练的内容，对那些联系紧密的知识和技能兴趣较高，动作的要求也强烈，肯下功夫，那么其发展速度和水平就较高些。相反，对那些联系不太紧密的知识和技能，则不够重视，当然掌握得就相对要差一些。尤其是那些不想升学的学生，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餐饮服务技能训练中的教学原则

根据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发展的特点，在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教学中应运用一下原则：

首先，在餐饮服务技能训练中需要认真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而使学生由不会到会，再由会到熟，由会之不多到会之较多。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所掌握的技能经常进行分析，在教学中注重分轻重、别主次。先进行基础技能的训练，之后是主要的关键性的技能训练，反复进行练习，做到循序渐进。

其次，教师必须了解每个学生，分析每个学生的训练情况，实施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拔尖的学生，要提出较高的要求，要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使他们的技能尽可能地得到发展。而对较差的一些学生则循循善诱，耐心教诲，是他们能达到教学的基本要求。这样才能使学生各得其所都有发展。

再次，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现实情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必须正确发挥其主导作用，要正视现实，积极引导。一方面，教师要观察学生在餐饮服务技能训练中所表现的强烈的动作要求以及浓厚的学习兴趣，注意因势利导，指导学生进行餐饮服务基本技能的训练；另一方面，还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各种技能之间的相互联系，要使学生认识合理的技能结构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自觉地掌握好餐饮服务的基本技能，为自身的长远发展奠定必要的技能基础。

总之，通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发现，只有了解并遵循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发展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才有助于学生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和鼓励，这样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生动活泼地发展才会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为学生将来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打下夯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郭敏文.餐饮服务与管理（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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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的样态

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是律师的分工定位、生存手段和职业道德。然而，律师还应当规训当事人，成为司法过滤或筛选或屏蔽因负气、寻仇、听人教唆等无效诉讼的一道设置，负有实现沟通审判者与诉讼人以保障司法制度有效运作的机制要求和社会责任。 [1]

这是对律师的理想道德期待，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并肩携手开发法律服务市场的，而在法律服务市场的战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竞争非常激烈，在有些乡村法律服务中，律师败下阵来，只是保留着刑事自诉这类案件的垄断权。因此，在乡村社会中，人身伤害纠纷一旦咨询了律师，这个案件的性质往往从民事侵权变为刑事犯罪，这两种性质不同案件收费差价巨大，而当事人进行刑事自诉，常常会因犯罪嫌疑人缺席而被中止，如果当事人诉民事侵权就可以缺席审理。

律师的特征在于法律规定熟悉、专项业务熟练、法言法语擅长、服务费用较高和空间距离较远。律师事务所设立的最低层级在县城，因此律师离纠纷发生地相对较远，尤其是律师来自所设立层级越高就对案件的社会结构越陌生，无论从时间、空间和精力上都不会对审判人员处理案件起到“听话的”法律工作者的作用，而来自层级高的律师对法官智识的挑战也会使法官“捉襟见肘”；精通法律、业务熟练和收费较高就决定了律师一定要满足当事人找其服务的要求，一般当事人在委托律师时只会要求律师代为消灭对方当事人的请求，因此，律师不会有促成当事人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的动力，但不排除在诉讼的进程中当事人改变服务要求的可能；法言法语擅长，这是在能动司法环境下，基层司法予以重点批判的现象，而这恰恰可以作为律师区别于其他法律服务者的特征，从而形成自己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但当事人听不懂就会去找审判员求解释，“语义和语用转化”的活落在了法庭头上而律师却坐享其成。

总之，在大多数乡村司法中，律师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纠纷解决中向人民法庭“卸责”的多样性和随时性，对于案件的判决律师的作用很大，但判决恰恰不是当前司法终结实体的积极追求和主要方式。

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样态

在我国乡村，存在着两种法律工作者，一种是乡镇的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另一种是只向县司法局缴纳一定管理费用的私人执业者。由于司法助理员需要在乡镇承担繁重的综治维稳工作而无瑕提供法律服务，而且财政经费的不足和激励机制的缺乏也使其丧失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动力和能力，因此，以薄利多销为生存策略的私人法律工作者依循市场运行原理在农村地域开辟和拓展法律服务市场，他们的出现表明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职业分化或进行着社会分工深化。

在大多数乡村司法中，这种主体及其提供的法律服务不仅体现为回应某些新的社会需求，而且在作为公共物品的国家处理纠纷的制度和民间通过自行解决纠纷而形成或维系秩序的努力之间，起到了某种沟通连接的作用。 [2]但是，由于基层法律服务的纵向管理体制的断裂，基层法律工作者失去了正常的通过考试和考核的法律服务行业准入路径，然而，未通过司法考试的年轻法学毕业生正在不断进入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国律师业“后备军”的训练基地。 [3]

法律工作者的来源很杂，如从公检法司退休或离岗人员、也有因司法行政机关改革而剥离出来的人、还有各乡村文化程度高的自学法律业务者，总之，这个群体比较熟悉本地的风俗情况，但法律知识没有律师那么丰富，因为乡村司法中的案件类型有限，而知识从来都是在使用中记忆的，这也注定了他们在中级以上法院缺少对他们提品的消费主体。他们与纠纷发生地近，就决定了他们对案件的社会结构很熟悉，加上法庭调解率的硬性限制和潜在激励，他们知道配合审判员向当事人做工作，当然审判员也会向他们透露案件处理的可能情况，法律工作者通过对当事人案件结果的分析换取当事人同审判员的合作，而合作的预期结果的实现又增强了他们在乡村法律服务市场的市场地位和特有优势。

因此，不少法律工作者与法院的良好关系主要建立在法官通过诉讼过程中的交往逐渐觉得此人“办事认真踏实”、“不乱来”、“真懂法律”和“能够帮助做当事人工作”等等感觉上。 [4]尤其是当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自己的认识不一致时，对法律规定的“语义转换”就由法律工作者自觉承担起来，当事人一般会信任自己花钱请的法律工作者，这为审判员适用法律减轻很大的阻力。总之，法律工作者是靠同审判员在法律诉讼实践中（尤其是调解）建立起一种交换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是互惠性的。

三、黑律师的样态

“黑律师”指没有取得律师资格或者没有得到司法行政机关许可反复从事有偿诉讼的人，其应当归属于有偿的公民人之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之规定，公民人可以是经人民法院许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任何公民。由于公民人的主体之广、特征之多和关系之杂决定了很难对有偿的公民人进行合理的类型区分，只是“黑律师”的唯利特性决定了其较其他有偿的公民人更市场化和经济性。

“黑律师”所占的法律服务市场份额很小，这可能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力度有关，也有可能和“黑律师”的社会关系、营销策略、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决定了“黑律师”既可能与审判员有互利或者互惠的交换和共生关系，也可能只是因为熟悉业务、“听话”、“不乱来”而被法院许可成为人。

在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稀少的案源和低廉的收费形成了一个“无需律师的社会秩序”。正式和非正式法律职业与政府管理机关之间的制度性分化非常低，职业层级系统的日常运作很大程度上就被来自县、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所塑造，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职业者需要共同来开发乡村的法律服务市场。 [5]

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律师法律服务收费日益市场化、高涨化，法律服务动向日益城市化、扎堆化，法律服务内容日益程序化、技术化；法律工作者又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服务团体的规范依据，在法律服务市场中“自生自灭”，如果不是其拥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他们就等于一群有偿的公民人。因此，有偿的公民仍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合理性、地域性、阶段性和公益性，是低收入的诉讼消费者可以选择的法律助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和职业监管体系内对其进行合法的规范和合理的引导，使其成为遵守法律规定和内化职业操守的法律服务者。

【注释】

[1]苏力：《司法制度的合成理论》，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

[2]王亚新：《农村法律服务问题实证研究（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3]刘思达著：《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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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学英，金国华.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培养具有“整体性思维"的卓越法律人才　何炼红

一、传统教育模式下法律思维面临的挑战

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人在决策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考模式。法律规则及其逻辑是法律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程序公正则是法律思维重要的特性。注重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是法学教育的传统，教师往往通过课堂教学传授学生法律知识，引导学生从逻辑意义和法律规范的视角对问题进行思考。这种法学教育过分关注对学生法律知识的传授和法律技能的培养，忽视向学生进行个人价值观和职业伦理的教育，也就是法治精神的熏陶。法律课程的学习过程，教师和学生往往关注于法律条文的适用，而不是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的探寻；往往执着于对具体观点进行论辩，却忽略了系统考虑其存在的法律背景和社会环境。在常见的案例教学中，往往忽视训练学生对法律涉及的“社会后果或道德影响”进行分析和反思，“常常迫使学生把他们的正义和公平感受从他们理解法律程序和法律原理的要件中分离出来”。这样一种思维，对其今后的职业生涯也将产生不利影响。例如，2011年9月21日，湖南郴州桂阳县农民李清售卖假羊毛衫，从中获利不过一万元，却被内蒙古鄂尔多斯法院以“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李清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天价罚金”不仅使本案的罚金造成“空判”，更是让公众产生质疑。如此高标准的保护与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是否相符合?显然，此案的判决并未产生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可见，孤立地进行法律逻辑思维，一旦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需求发生冲突，律师或法官往往置自己于“无人地带”。他们也许会冷静地进行法律分析，却忽略了他们作为法律人所应具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目前，大多数法学院校过分关注传授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提升个人在生活或工作中的竞争优势。但是，当学生知识的发展和作为一个法律人所应具有的伦理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之间脱节，也将带来严重的弊端。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传统法学教育培养出的法科学子尽管应试能力不俗，但能动司法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不够，不少人甚至成为司法败类。商业化的法律服务、官僚化的法院工作，法学教育科学化的趋势要求，以往所追求的为公众利益献身为宗旨的律师所具有的政治家思想正趋向堕落与迷失。

二、整体性思维：卓越计划下法学教育理念的转型

整体性思维来源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复杂性思维理念，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探究方式，它是在反思和统摄近现代简单性思维形成的，强调不以孤立和封闭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而是通过联系背景和综观全体来把握认识对象的方法。引入到法学教育领域，法律人的“整体性思维”，主要是强调站在战略的高度对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进行系统的思考，在分析问题时具有开阔的视野，善于全方位思考问题。这是由法律不仅具有规范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决定的。法律人不能仅仅根据现行法律进行思考，而应该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出发，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综合地、全方位地系统考察法律现象。

“整体性思维”的培养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时应贯彻的一个重要理念。因为，“卓越”之标准，意味着我们培养的不只是技能型人才，而应是法律领域未来的精英和领导者。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国为促进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采取的政策性手段，具有浓厚的公共政策色彩。法学教育应为学生提供创造性思考的社会实践机会，以开发学生未来的卓越法律人才天赋。特别是应当启发学生结合中西文化的差异来探索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善于反思基本知识技能、法律制度建设和社会积极变迁之间的关联，要有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胆识和勇气。只有具备整体性思维的法律人才，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履行应有的职业责任与社会担当。

注重法律思维的传统教育也许可以培养法律工匠，却难以培养出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律政精英。我们的法律工作者还没有普遍意识到在法律改革领域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当处理法律个案时，不大考虑法律体系如何完善、如何促进社会的福祉、当今社会如何发挥法律人和法律职业的积极影响等深远而有意义的话题。因此，“法律思维”也许只要求学生关注解剖、分析和重建错综复杂的法律事实与规则，“整体性思维”则进一步要学生系统考虑决策和行动带给一个社会整体的影响。尤其是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需要对法律与社会进行辩证地思考，承认地区差异、文化多元和个体发展的需要，反思决策的后果以及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可见，整体性思维的培养并不排斥法律知识和技能，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时，法律思维仍然举足轻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整体性思维的训练必须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背景为基础，否则是空中楼阁。我们只是不主张把法律知识和技能作为孤立的教学内容，教条性地遵循某一固定的逻辑思维指向，而是要训练学生知识开放、多维度、系统地思考问题。因此，在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下，倡导“整体性思维”的培养，这一理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案例教学或诊所式教学目标，是法学教育理念的发展和创新。

三、卓越法律人才“整体性思维”的培养途径

(一)强调知识教育与心智教育有机融合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必须强调知识技能与精神信仰的有机融合与和谐发展，主张“身”、“心”、“灵”三个维度的均衡发展。大学教育的立足点和归宿点是人，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促使受教育者在人格方面得到最充分的完善。教育的目的不应该只是灌输知识，当知识与人类价值观和对其他人的仁慈情感隔离时，它将变得冷漠抽象且具有破坏性。正如Richard Zitrin所言，当法学院在训练年轻人的“法律思维”时，也要提醒他们，应当像人类一样思考。不只是在真空中理解法律规则，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律师。为了在真实的法律世界中得以生存，并获得成功与快乐，法律学生也需要陶冶他们的“心灵”。要让学生在自主真实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创造力，教育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思维、行动理智，同时具有道德责任和社会正义感的法律人。

(二)把实践环节作为大学教育的支点

实践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在高等教育特别是法学领域，应当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学生“整体性思维”的培养计划，并将其有效运用到教育培养的各个环节之中。学校开展实践性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大学教育阶段受到角色化的知识熏陶和思维训练，从而有利于挖掘与开发学生的个人价值，并帮助学生在今后的职业实践语境下应用这些价值。强调学生实务技能的训练，并不是要求在学校教育阶段就完成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之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能够立即胜任工作的需要，如果将这个要求作为高校学生的培养目标，必然使高等教育蜕变为职业教育，在提高学生操作能力的时髦口号下牺牲创新能力的培养――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实践性教学有多种模式。在法学教育领域，组织学生参加法律志愿者服务是训练其整体性思维、提高其综合素养的一种有效途径。学生们通过参与志愿者公益性活动，学生既可以发挥其专业优势，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还可以帮助学生开发其个人价值，强化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例如，笔者曾指导大学生开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志愿者服务。这一活动，要求学生对某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以揭示该地区在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通过检索分析，撰写相关的法律文书，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申请专利和商标注册。大家通过系统分析、综合思考，提出该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的战略规划，并呈交相关主管部门供其决策参考。通过这一综合性的社会实践过程，学生们不仅学会了从法律层面进行制度反思，在实务中锻炼职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分析和规划，实现了法律思维向整体性思维的转型。

总之，卓越法律人才需要有优秀的个人品质，才会践行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有效地处理问题；需要有整体性思维和战略眼光，才能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应贯彻“整体性思维”教育理念，通过把实践环节作为大学教育的支点，“在行动中评价专业实践”，培育出未来社会的精英。

社区法律服务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唐东楚

如何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不管是从我国目前的国情、社情需要，还是从法学教育和法律从业的“全球化”来看，社区法律服务对于我国卓越法律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培养，均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社会责任感培养

自1904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提出大学要以社会服务为己任以来，社会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继教学、科研之外的“第三职能”。当今，英美等国的社区法律服务与社区学院教育发展得如火如荼，即便是注重思辨和理论教学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等，也都将法学教育的目光转向社会服务和法律诊所运动。我国司法部2002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曾明确指出“把律师队伍、公证员队伍、基层法律服务队伍、法律援助队伍和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共同促进社区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同时，司法部还于2004年至2009年启动实施了中加法律援助和社区法律服务项目。

当代中国社区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日益成为现代生活中的“社区人”，城市社区初具规模，农村社区已现雏形。社区是民众的“家”，民众是社会的“根”。法律学生来自社区，法律工作的对象住在社区，法学教育当然不能忽视社区法律服务。年轻学生正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其对人l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关注，往往离不开自己最为熟悉的社区环境。不光是高等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要重视社区法律服务，即便是高等法学教育的招生，也要重视社区服务，以便为人才培养“打提前量”。不少西方国家的大学招生，不仅要看考试成绩、看创新潜能和领导资质(leadership quality)，而且要看有无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s)：“比如说帮助穷人、帮助老人、环保运动等等，还有到非常贫困甚至危险的第三世界国家去做义务工，因为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的一种承诺”。卓越法律“人才”，要先成“人”，再成“才”。社区法律服务对于法律学生的人本意识、民本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以及对于学生的“成人、成才”，具有根部性的基础作用。

二、实践能力培养

康德认为，实践教育一般包含“技能、世故和道德性”三个方面，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道德性教育才是真正的实践教育。社区法律服务，不仅可以培养和塑造品格(即道德性)，而且可以锻炼学生对法律的操作(即技能)，以及将技能施之于人的艺术(即世故)。法律的“临床”或“诊所”，不一定必须在法庭和法院，也可以在社区。美国的法学院在探索法律临床教学法方面，曾经成功地探索了把课堂教学和法律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合作教育法”，或者“法学院一法律诊所一公众利益律师事务所”的综合体。“高等教育的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经常被引申为非教学活动的外延和地区性结构的扩张，如合作性扩展服务(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大规模的医学中心、终生学习计划、社会经济发展和其他为专门满足公共需要而设计的特殊活动。”这些都可以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与社区法律服务结合的有益借鉴。我国目前法律学生的就业渠道狭窄，主要集中在公检法、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以及部分高校、公司企业的法务等。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空白的创业现状，与我国法律职业的体系不完备和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不明等是密不可分的。社区法律服务对于未来律师、调解员和社会工作者等职业的就业和创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比如，美国ADR(Ah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社会化或者公司化运作，通过调解或者ADR谋生正在成为美国法学院学生就业和创业的新途径。这些，都可以成为我国法律学生未来就业和创业的新模式。

三、创新能力培养

卓越法律人才的一个基本素养，就是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社区法律服务这种开放性、全程性、主动性、体悟性和基础性的实践应用活动。

首先是服务理念的创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的社区法律服务不能仅限于公益案件，要包括但不限于法制宣传、接访调解、法律援助这“三大块”。这种法律服务应当本着公益服务和非盈利的目的，但可以是有偿的。我国目前的社区法律服务，还主要停留在“政府推动”的层面，没有明确将法学院系的学生作为社区法律服务的主体，缺少“民间推动”的理念和举措。可以探讨由服务双方协商收费或者免费的模式，要改变单纯的“政府推进模式”为政府、社会的“二元推进模式”，或者完全的“社会推进模式”，要从“人本”的角度来发展社区法律服务。这样，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与社区法律服务互动的经费支持、长效机制和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服务制度的创新。社区法律服务的制度创新涉及方方面面，但关键是要做到经常化和规范化，即常规化：一是法律诊所和法律志愿者工作室的挂靠模式，当前主要由三种，即“内挂式”、“外挂式”(挂靠律师所、法律服务所或者基层司法所)和“合作式”，三者各有优劣和实效；二是法学师生对社区进行法律服务的指标考核和绩效评估，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之《社区服务指南――第5部分：法律服务》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体系化的法律师生服务社区的项目导向机制、合作管理机制、考评激励机制和反馈保障机制；三是要借鉴美国关于社区生活琐事的立法，比如噪音、宠物限养、门前卫生等的“皮毛法律”。比如美国《新噪音防治法》规定，无论是狗叫、过大的电视音响还是汽车的鸣叫，都不得连续超过3分钟，违规三次就将被罚款525―2625美元。同时还要完善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法律。

如果把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比喻成“植大树”的话，职业化、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好比是高大的躯干和繁茂的枝叶，相对法院检察院或律所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而言，社区法律服务就好比大树的“根须”。虽然没有法院、检察院、律所实习那样职业化和“高端化”，但如果离开了日常的社区法律服务，就没有法律人才培养走向“卓越”的基础，所以要充分挖掘和发挥社区法律服务对于卓越法律人才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方面的“根部培养”作用。

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的功能定位　毛俊响

国际治理的规则之治要求，任何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都必须在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基础上决策与行动，并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与纠纷。因此，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来讲，培养精通国际规则的卓越法律人才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势所趋。正是因为如此，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提出卓越法律人才应实行分类培养，其中之一就是培养“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途径和模式取决于该类人才的功能定位。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宏观要求和当前社会发展的微观需求，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的功能定位应当类型化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际法律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国际立法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国际利益分配背后的真正决定因素还是国际立法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缺乏既精通外语又有很深国际法造诣的卓越法律人才也是影响和制约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原因。历史证明，小国也有外交。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外交人才的个人魅力、外交技巧、法律素养、语言沟通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规则制定结果。

当前，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建构、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适用之中。中国在严格遵循现有的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应努力推动国际经济和国际规则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中国不仅要遵循国际规则，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这就要求我国的法学教育要培养出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国际型法律人才。该类人才不仅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熟悉法条和诉讼程序，而且要理解和掌握法律规则和法律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等背景。

(二)国际法律理论变革的引领者

当前，国际法理论研究的话语权主要被西方学者所掌握。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成为国际法规则从而对各国产生法律约束力，但是对于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变革有着重要作用。在国际立法活动方面，专门从事国际法编纂和发展的国际机构，如国际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在制定国际条约草案时非常重视国家实践和国际法学家的理论学说。在国际司法活动方面，国际法学家的理论学说往往成为国际法庭裁判的重要说理依据。

法律理论研究始终要契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目前正在处于和平发展和崛起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国际法问题，需要中国国际法学者提出适应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的有特色的国际法理论，从而建立既系统承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又充分展现当代国际法和国际法学中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或中国印迹的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因此，中国需要加紧培养掌握国际法学理论研究话语权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理论研究人才，让他们引领国际法律理论变革潮流，改变我国国际法理论研究落后于欧美国际法学界的局面，推动国际法治进程并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三)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决策者

21世纪下半叶以来，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渐成为全球公共事务的重要管理主体。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世界人口大国。但中国公民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任职从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管理却处于“人数少、比例小、地位低”的状况，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很不相称。因为语言、法律专业素养等原因，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法律人才不多，能够完全胜任国际组织法律事务的专家更少。这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方面的能力，最终可能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参与全球公共事务不一定都需要法律人才，在一定情况下，还需要经济类、行政管理类高级人才。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增长和强制性管辖权范围的扩大，法制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熟悉并善于利用现有国际法律、惯例，能在国际组织中为中国掌握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权的高级法律人才更加紧缺。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培养并向国际组织输送大量能够胜任全球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国际化人才，特别是法律人才，增加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决策层的数量，扩大中国在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涉外法律纠纷的裁决者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许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诉讼活动在中国法院展开，这对我国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审判涉外民商事案件涉及对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内法、外国法的正确适用，涉及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司法协助各环节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求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人员具有深厚的国际法理论功底。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不仅会大大增加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增加办案难度。因此，在涉外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审判人员不仅要严格依法办案，而且要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相衔接。既要熟悉WTO规则，又要熟悉中国法律和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既要掌握国际经贸航运知识，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既要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又要具有较强的办案能力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培养、选拔大批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充实到审判队伍中，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质量，为涉外民商事活动营造公正、良好的司法环境。

(五)涉外法律服务的提供者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发展了深刻的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这就需要国际法律专家提供准确的专家论证意见，以帮助中国政府在贸易争端中采取正确的法律对策。随着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成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海外涉诉企业迫切需要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和外国贸易法律规则的律师为其提供风险调查、商业调查、诉讼等法律服务。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法律服务市场将逐渐对外开放，中国律师将愈来愈多地面对外国同行的竞争。

尽管中国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但是在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上，真正能从事涉外经贸法律业务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和中国律师为数极少。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律师事务所或中国律师能从头至尾独立承担一起反倾销诉讼，通常需要聘用欧美律师事务所或专门律师合作或协助办案，而且往往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联系海外律师。这既不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也不利于维护我国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的独立性。因此，经济全球化和法律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我国法学人才需求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定要加紧培养复合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特别是融WTO法律、经贸知识和娴熟的外语技能于一身的法律服务人才，在国家间贸易争端、企业海外贸易诉讼案件中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的上述五项功能定位强调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与法律职业的统一和整合，强调法律人才培养应立足高起点、高标准，表明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融合职业素养价值观和理论素养价值观的应用型人才。我国应紧紧围绕上述五项功能定位，进一步变革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方法、培养内容，走内涵式发展和中外联合办学相结合的道路，培养复合型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为我国实施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韩大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J].法学杂志，2011(3)：17―22.

[2]刘仁山.全球化背景下法律人才的培养的问题[J].法律科学，2011(2)：195―200.

[3]曾令良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J].中国社会科学，2011(2)：35―41.

[4]阎亚林.谈“入世”与现代法律人才培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08.

篇4

提升“法制性”

“法制性”是涉农法制报道的灵魂和本质特点。简而言之，“法制性”问题，也就是法制精神或理念在涉农法制报道中的贯彻和体现问题。笔者认为，要提升电视涉农法制报道的“法制性”，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选择好涉农法制报道的素材。注意考量所选素材的法制价值，包括宣传性价值、建设性价值、警示性价值和法理性价值等。宣传性价值需要考虑所选择的涉农法制题材是否具有典型性，对于提升农民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制意识是否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等；建设性价值是指涉农法制事件中是否含有某些触及农村法律盲点的信息，有无值得立法者思考和司法者关注的农村法律问题等；警示性价值是涉农法制报道所关注的事件是否属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焦点问题，是否触及到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等；②法理性价值则要求电视涉农法制报道不能停留于对涉农案件经过的讲述或对一般法律知识的宣传，而要更注重对涉农案件事实、过程或问题的深入解读、剖析，着重阐明其中蕴含的法律方面的道理，尤其是注重现代法制精神的传播。

其次，电视涉农法制报道还应将法律的基本精神即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坚持公平公正等贯穿其中。一方面，电视涉农法制报道在沟通法律与农民公众的关系上要起到中介、桥梁的作用，即通过涉农法制报道的介入帮助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者或无助者得到法律救助，使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要通过积极的反馈尤其是涉农舆论监督报道来促进涉农立法、执法及司法等法治实践的完善。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征地拆迁、基层干部腐败等引发的农村矛盾纠纷或利益冲突日益增多，这需要电视媒体加大对农村法制实践的舆论监督力度。

提升“契合性”

所谓“契合性”，即吻合性、相关性。也就是说，电视涉农法制报道内容应与主要接受对象农民的现实利益、法制信息需求及农村法制实际状况相契合，具有相应的关联。“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在相应需要的推动下进行的，都与人们的现实利益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③只有与人们的相应需求及利益的实现有明确相关性，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进而言之，涉农法制报道应与农民切身利益或法制需求之间建立具体的联系，要能对农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有一定的效用或帮助。

为此，电视从业人员应增强涉农法制信息传播的职责意识，真正将“走转改”、“三贴近”等落到实处，注意深入农村实际，切实了解转型期农村受众的法制需求和当前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法制问题，制定一个明确的、系统的农村法制建设和农民权益维护等方面的“问题单”。

提升“服务性”

在中国法律服务体系远未完善的今天，涉农法律服务由于机构组织相对稀缺等原因而变得成本较高，且速度和效率难以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形下，电视涉农法制报道以其成本较低、沟通便捷和有一定的贴近性等优势，成为广大农民观众获得法律服务的极好渠道。如当前电视涉农法制类节目通过专题报道、法律信箱和专家咨询等方式，以及媒体活动、庭审直播节目、特别节目和法律援助节目等形态，实施涉农法律服务，丰富了法律服务的内容与形式。

为充分发挥电视涉农法制报道的法律服务、法制宣传教育，尤其是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与维护等功能，还应积极引入职业律师、法律专家、行政和司法工作人员等进入涉农法制报道或节目中。应根据农村受众的需求来组织、协调相关的法律服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司法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等，努力为农村受众提供切实的法制信息和法律帮助。特别是应注意提供有关土地承包、制假售假行为、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等涉及农民切身利益方面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真正让农民的利益诉求通过电视媒体这一途径得以充分表达。

提升“透彻性”

电视涉农法制报道的效能提升还应具有一定的“透彻性”。所谓“透彻性”，即深刻性、彻底性和通俗性。这涉及到如何将专业性、抽象性或理论性比较强的法律知识或文本转化为深入浅出、明白易懂的通俗知识或大众文化。

电视涉农法制报道“透彻性”的获得，首先在于传播者能够对涉农法制报道的特性尤其是法制性或法理性进行深刻的理解和领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浅出的转化与输出。只具有“法制性” 或“法理性”，不具备“透彻性”的涉农法制报道内容，不能产生或难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从降低农民接受媒体服务的代价以赢得农民青睐和忠诚的角度看，致力于降低涉农法制报道的“理解-精力”成本，可以说是提升涉农法制报道影响力的一条重要路径。

为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涉农法制报道编码、译码的共通性，即应建立在共同经验的基础上，使用农村公众感兴趣、能理解的符号；其次是应增强涉农法制报道的易得性，即涉农法制报道应遵循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思维逻辑规律，增强法制信息呈现的清晰性、可认知性和趣味性。中国农村受众是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群体，平均文化程度尚达不到高中水平，这就要求涉农法制报道者要把工作做细，要与农村受众进行换位思考，争取将难以被普通农民所理解的法律语言、法律原理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努力降低农村受众“法律解码”的难度，否则其传播意图就难以达成。

此外，还应避免就事论事、就案说法或流于形式的法制宣传和条文解释，应通过对涉农法制事实、案件过程及法律问题的多层面的辨析和阐述，向受众解释清楚案件发生的社会根源，揭示违法犯罪行为或涉法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动机，并同时突出涉农法制报道的法理性，深入到法律精神、法律实质的层面进行层层剖析，方能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本文为江苏省2011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我国电视涉农法制报道现状与发展研究”（编号：2011SJB860004）和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法制传播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编号：12BXW01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小云 左停主编：《中国农民权益保护研究——〈农业法〉第九章“农民权益保护”实施情况调查》[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0页；陶爱萍：《构建和谐农村视域中的农民法治教育——徐州农民法治意识调查的启示》[J]，《乡镇经济》，2008年第12期；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法制信息需求与满足》[J]，《今传媒》，2012年第10期

②明春：《法制新闻的法制属性与原则》[J]，《当代传播》，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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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证机构的公益性和公证人职务的双重性，决定了其在社会信用管理、信用服务上拥有其他国家机关和商业性中介机构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业务优势。

    公证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制度之一，今天的拉丁公证制度是经过2000多年不断磨砺、修正而延续至今的。比起一般的刑、民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巨大变迁，公证法律制度虽然也在很多方面不断改进，但基本的法律精神和制度功能与制度初立时并无根本性的改变。可见这一制度不仅具有天然合理性，而且是经过历史的长期筛选而保留下来的，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和长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公证的地位不仅在传统的拉丁公证制度国家更加显著，绝大多数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证事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连从法律体系上与拉丁制度相抵的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美国，也愈益重视公证的作用，拉丁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潜移默化，在某些领域还非常依赖公证。这种趋势之所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加快，正是因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而且是信用的全球化，由此，必然带来公证制度的全球化。

    中国公证从大体上看实行的是拉丁公证制度，虽然由于我们的法制环境还不够完善、公证应有的功能也有欠缺，与实体法的衔接也还不够紧密，但现有的公证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与拉丁公证制度是相一致的。其中有两个显著的特征，我认为与现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关系最为紧密。

    一是公证机构的公益性。司法部最新报送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第2章第12条将公证机构界定为“公益性、非赢利”的事业法人。所谓公益性，即公证是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事业。且不说我国的公证机构每年都为遗体捐赠、赈灾义演等公益活动提供大量的法律援助，仅从普通的公证事项来看，也无不渗透着公益性。以提存为例，由于信用制度的匮乏，骗货或骗款的情况屡见不鲜，交易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时，一方或双方将债之标的物（清偿提存）或担保物（担保提存）交给公证机构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熟时交付给债权人，当事各方都可以放心地履行各自义务，实现各自权利，从而使交易成功率大大提高，不仅有效地防范了信用风险，而且保障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是公证人职务的双重性。一方面公证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公证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第1章第4条），受权于国家而执行国家公务；另一方面，公证机构又是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特殊中介服务机构。因此，有人将公证制度称为“准司法制度”。公证人职务的双重性是既有别于司法审判机关和政府行政机关，又有别于一般中介服务机构的重要特征。

    公证的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其在社会信用管理、信用服务上拥有其他国家机关和商业性中介机构都无法替代的、独有的重要作用和业务优势。

    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公证程序规则》框架下，公证的日常业务在经济领域就包括不动产公证、合同公证（借贷合同、购销合同、承包租赁合同等）、招标投标公证、提存公证等等，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活动。而一项公证服务的程序一般包括对当事各方主体资格合法性的审查、对经济行为合法性、真实性的证明。履行这些程序的过程本身，就是法律行为规范、信息披露、信用调查、信用约束的过程。公证的公益性，决定了其中正性和第三人的角色。而政府行政权在上述民商法领域除了制定规则和行政审查之外，无法一一介入，而且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公权也不能随意进入私权领域。同样在为这些经济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只能一方当事人的法律事务，受托为其当事人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为其所的当事人实现权利与利益争取法律支持，其与当事人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甚至类似于雇佣关系。这种关系，从“个体理性”的角度来看，实现公正的保障并非十分可靠，因为律师的工作目标是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当事各方的利益均衡。这一点上，目前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同样情形。出现这样的情形不止是因为提供服务者个人的品行和修养，更主要地是源于其服务的性质。

    公证职务的双重性既为公证当事人提供有普遍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又为当事人提供即期的、现场的、对某一特定事项的多方位的法律服务。我们厚望所寄的征信服务当然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秩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金融机构的客户档案也是金融企业信用安全的重要阀门，但且不讲其信用档案的建立必是一件工程浩大、更新频繁、旷日持久的工作，远水难解近渴，即便有数量足够多的征信公司和比较丰富的、真实的个人、法人信用资料，其职能与专业所限，也不可能替代公证的功能。比如一项合作投资协议，当事双方系第一次接触，那么在协议过程中至少涉及以下问题：1.对方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法？2.对方的资信状况、财务状况如何？3.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故意隐瞒风险等欺诈行为？4.协议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5.当事各方的权责利是否适当？6.违约责任是否明确？等等。律师、会计师、征信公司都可能解决其中的局部问题，但假若当事人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一次性解决这“一揽子”问题，那么最佳选择只能是公证处。第一，公证机构可以通过异地同业协助机制，在最短的时间行使调查权，查询被调查者的主体资格和资信情况，出具具有法律证明力的公证文书；第二，公证机构有义务审查协议内容，保障交易安全；第三，当事人可以通过提存公证确保资金安全；第四，一旦公证机构出错，当事人即可启动错证追究程序，要求损害赔偿；第五，合同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使债权人在债务人违约时无需经过诉讼，直接申请法院对约定的标的予以强制执行，实现其应得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否能流到收益最大的领域、消费者能否以同样的价格买到最大的效用，除了法律、政策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消费者所掌握的信息的多少。信息不对称限制交易范围、减少投资机会、增加投资或消费风险，于是市场中介组织应运而生，通过对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商品化，以弥补信息的不足，征信业、会计业、评估业等莫非如此。而目前我国整个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缺少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社会相关的信用数据开放程度很低，很多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资料服务行业无法得到，从而无法依靠商业化、社会化、具有客观公正性、独立性的信用调查、征信、资信评估和信用专业服务等方式，提高社会信用信息的对称程度，导致了失信现象愈演愈烈。公证的产生虽与上述背景有相似之处，却发展成不同的服务类别。公证所提供的服务，可以理解为某种公权在私权领域中的延伸。正因如此，国家对公证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并制定了错证赔偿制度，以规范公证行业的执业行为。有相当比例的公证当事人在一定时期内多次提出公证申请，尤其是借贷、经贸等领域，当事人一旦认识了公证的价值，便会在交易中反复地对公证加以利用，以增加交易的安全性，增强契约的约束力。

    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客观描述，并无对其他行业存有贬损之意。公证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征信公司各有所长、各司其职，都是信用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硬件”，只是公证的作用应当引起有关当局和市场主体进一步的了解、重视。

    （二）公证效力的特殊性决定其以独特的功能在信用体系中占有衔接各要素、兼有各要素功能的特殊的突出的地位，又以其独特的效力在信用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公证书具有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和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这是司法部《关于我国公证制度和公证效力的复函》[司发函（1994）005号]中确认的公证书的三大基本效力。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近似地把这看作公证的基本效力，因为大多数公证活动的结果最终都要由公证书来体现。这些效力，是其他普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甚至政府公共服务都不具备的。

    一套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以信用法律、信用主体、信用服务者和信用监管为其主要的构成要素。信用法律是信用规则的制定、信用纠纷解决和判决、惩罚的总和；信用主体则包括政府信用（公共信用）、企业信用（商业信用）、个人信用（消费者信用）；信用服务者指的就是上文列举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信用监管主要指政府对信用服务行业的规范与监督。公证以独特的功能在信用体系中占有衔接各要素、兼有各要素功能的特殊的突出的地位，又以其独特的效力在信用体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公证的证据效力主要体现在诉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事实的依据。”这是因为，公证机构是国家授权的司法证明机关，公证过程本身就是在履行法律程序，公证机构要对公证对象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只有能够确认为真实、合法的行为、事实、文书方予以公证，故而具有无可争议的法律证明力，可以作为确定无疑的证据，无需法庭调查而直接采信。把公证作为日后诉讼的凭据，是加于缔约各方的一种有形的信用约束。从审判机关来看，公证又是节约审理时间、提高审判效率、改善审判质量、减少当事人经济损失的有力工具，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公证效力。

    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在世界各国应用广泛，如法国《公证法》第19条规定：“公证书不仅具备裁判上的证明力，而且在法兰西共和国全部领域内具有执行力”。在我国，比之证据效力公证，强制执行效力并非广为人知，因而其特有的优越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所谓强制执行效力即当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持经过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不必经过诉讼程序而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公证的这一效力，可以使债权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护，从而起到体现法律尊严、维护信用秩序的作用，避免因诉讼而造成的财务损耗和效率损失。公证所具有的这种法律强制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各信用主体，包括政府主体在内，都起到了较好的规范、约束作用。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在我国的公证制度中是需要进一步强化的一种基本效力。这一效力被纳入实体法越多，公证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贡献就越大。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是由法律规定或约定产生的效力，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某种法律行为“必须公证”，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拉丁公证制度国家，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被发挥到了极致，各种实体法中处处可见“应当公证”、“必须公证”的规定，公证业务与公证人队伍由此在数量上相当可观，而公证业务量与公证人数量与其信用发达程度成稳定的正比关系，这与征信、会计行业日益走向行业垄断的格局完全不同，虽然这些中介行业的大型化、垄断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对社会信用的贡献也有目共睹，但无所不在的公证，是社会信用最普遍的、与社会成员关系最密切的得心应手的信用工具，则是不可否认的。

    公证的其他效力，如公示效力、对抗第三人效力、不可撤销效力等，也同样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比如，社会上大量存在重复抵押的现象，公证机构可以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对抵押物予以公示，重复抵押的行为即可得到有效预防，避免纠纷，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总之，如果对公证效力的独特性善加利用，其价值将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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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条约仲裁；法律权威资料；法律专门人才；法律援助中心

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i.issn.1001-2397.2009.06.03

一、引言

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签署了大量的双边投资协议(BITs)，试图通过这些协议营造一个更稳定、透明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BITS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权利保护以使其投资免于遭受征收或其他形式的歧视待遇，并使投资者可以通过一种被称之为投资协议仲裁(简称“投资仲裁”)的争议解决创新模式直接对东道国政府提起申诉。近年，有诸多的投资仲裁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提起，给发展中国家诸多领域的政府规范形成了挑战，并且，这些申诉均寻求数百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额；因此，如何有效应对这些申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即使是单单申诉方的一次成功都可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并削弱其规范公共利益的能力，毁损其作为理想投资场所的声誉。

然而，投资仲裁是一种复杂的争议解决方式，它需要大量的法律权威资料和法律专业技术为支撑。限于财政的困难和管理上的障碍，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其国内不具备专业法律技术人才去应对有关投资协议的申诉。其结果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迫去雇用要价昂贵的国际法律事务所专业人士：同时，那些没有能力雇用外部法律顾问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在没有任何国际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去艰难地搜寻其所需的零星、非完整的法律权威资料，艰难地尝试、摸索。

二、投资仲裁与发展中国家

(一)投资仲裁的上升趋势

在投资仲裁出现以前，投资者根据国际法对为其投资带来负面影响的违法行为寻求救济的机会很有限。由于投资者不具备习惯国际法所说的主体地位，他们不能向一个国家直接提出申诉。他们具有的惟一救济途径就是将争议问题提交东道国法院解决，或游说其政府支持其主张，进而对东道国政府提出权利要求。

针对投资者寻求救济所受的限制，晚近投资协议中包含了投资者――国家之间的仲裁条款，允许投资者直接对东道国提起申诉以维护其协议权利。实质上，投资协议仲裁条款好比是由东道国发起的一项要约，它允许协议另一方的国民就投资产生的争议提请仲裁。投资者通过发起仲裁而进行“承诺”。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可以直接维护其协议权利而无需首先说服其母国政府支持其主张，从而避免了投资者的争议由于投资者母国出于对更广泛对外政策的考虑而被淡化。相比而言，在WTO中，只有国家(或单独关税区的成员)可以针对其他国家违反WTO法的行为提求。投资仲裁的机制通过允许投资者发起强制性仲裁并获得有约束力的、可执行的裁决结果而直接维护其协议权利，这一点，具有现实的重要性。

投资者不断地对东道国政府提起违反投资条约义务的仲裁申请。近年，在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中心(ICSID)及其他仲裁机构登记的投资仲裁数目日益攀升。至2005年11月，已知的累计数目达到219起，与2000年累计的仅75起相比，显然有大幅度的增长。这些仲裁中的大多数要么是由ICSID主持进行的仲裁，要么是根据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规则进行的临时仲裁。

投资仲裁的攀升归因于几个因素。第一，长时期FDI的增长和不断形成的BITs网络，潜在地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就投资协议所涉事项而发生的争议。第二，不断增加的仲裁裁决赔付额度可能也鼓励了更多的投资者利用投资协议仲裁条款。第三，投资者和律师们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BITs和其电投资协议中所赋予投资者的权利。

(二)投资仲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作为主要的全球资本净引进方，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承担着对抗不断增长的投资协议申诉的重壬。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居显示，219个已知的投资协议申诉中近2／3针对殳展中国家政府提起。37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投资仲裁的被申诉人，其中7个国家面临多重申诉。阿根廷面临了让人难以置信的42个申斥，墨西哥榜居第二，面临17个申诉。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仲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被申诉人。由于非ICSID仲裁的保密性，实际针对发展中国家提起申诉的案件数可能会更高。

如何应对投资仲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其中包括涉讼的花费、大额赔付裁决额的可能等。对投资者申诉要求赔付数额的相关信息通常是零星的，但一些已知的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裁决的赔付数额已非常巨大。例如，在仲裁庭裁决捷克斯洛伐克的媒体管理机构违反了该国与荷兰王国的BIT之后，裁决其赔付申诉方――一家在捷克投资、总部在荷兰的广播公司2.7亿美元。不仅如此，还需加付利息。2005年，阿根廷政府针对其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ICSID的一个仲裁庭裁决阿根廷违反了其与美国签署的BIT，之后判令其赔付1.33亿美元给一个美国的能源公司。

投资者对东道国政府提起申诉之风对发展中国家自由规范其公共利益具有深远的影响。投资者借助投资仲裁挑战东道国政府在一系列敏感领域的政府措施，其中包括公共的水、电、废物处理和卫生服务领域。至少有9个案例，在发展中国家提供水和下水道污水处理的外国投资者利用投资仲裁解决其与东道国政府机构的不同主张。其他投资协议争议仲裁中，有挑战东道国拒绝签发营运废物处理设施许可的，有挑战撤销了在受保护的湿地附近运营产业化工厂许可的，等等。

三、发展中国家参与投资仲裁的障碍

考虑到大多数投资仲裁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提起，发展中国家积极有效地参与争议解决的过程至关重要。然而现实中，一系列的障碍挫伤了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协议仲裁的信心。主要的障碍来自3个方面：发展中国家难以支付昂贵的国外法律专门人才费用；仲裁程序的非透明性；以及投资协议关键条款含义的模糊性。

(一)法律专门人才寻猎的障碍

在任何形式的涉讼争议中，一方律师的专业水平对争议的结果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获取法律专门人才的重要性在像投资仲裁这样一个大多数律师都不熟悉的专门领域就显得越发突出了。这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主要集中于为一小部分大的国际法律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和仲裁员群体。他们在投资仲裁中具有专业的实践经验。雇用这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他们

有在此类仲裁过程中的经验和专业接洽能力。第二，这些事务所具有强大的“数据库”，记载了过去仲裁的裁决、相关的仲裁规则、仲裁员的选择和通常的涉讼技巧。在这些大的国际法律事务所供职的合伙人和律师可能在其他一些案件中充当仲裁员，他们可以对仲裁进程提供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他们参与过去仲裁所获得的知识，包括那些在裁决作出前所获知的未公布的信息，有助于他们向东道国政府就如何解决其与投资者的争议提供极其可贵的建议。第三，国际法律事务所最有可能获取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法律权威资料、得力的助手和非正式的专业网络信息。

发起投资仲裁申诉的外国投资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雇用在投资仲裁方面富有经验的国际法律事务所。发达国家在其政府部门具有法律权威资料以及法律专门人才，自己能够应对投资仲裁申诉。由于在东道国政府内部缺乏相关的专门人才和法律资源，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雇用外部法律顾问去应对投资申诉。

国际法律事务所对东道国政府提供法律服务的收费与其对其他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收费并无二致。信誉良好的事务所收取的律师费用为每位律师每小时约400-600美元。考虑到一个争议可能会由一个律师团队应诉，而整个仲裁过程需要2年或2年以上的时间，仅为律师而支付的费用就已相当惊人。据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在其应诉的两个就其媒体领域规范提起的投资申诉中花费了1000万美元的律师费用。显然，投资仲裁的律师花费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付能力，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

正因如此，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雇佣外部律师，无论其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或是其他策略的考虑。这意味着应对投资申诉的重任就落在了那些毫无经验和法律资源匮乏的政府公诉人身上了。通常，这导致了作为申诉方的投资者与作为被申诉方的发展中国家在法律代表方面极大的不平衡。例如，当阿根廷第一次应对投资申诉时，其司法部办公室没有便利渠道获取相关法律资料，阿根廷的法律代表不得不飞抵华盛顿，到ICSID总部去进行必要的法律研究，甚至自己付费去购买那些有关协议仲裁的复印资料。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仲裁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阿根廷，其在没有外部律师的帮助下应对了对其提出的诸多申诉，通过这些应诉，逐步积累起参与投资仲裁的大量经验。然而，积累经验需要花费时间，并且，为了积累经验而使用政府律师可能导致需要将法律人才资源从其他紧迫的法律事务中转移至投资仲裁之中。对于弱小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不太可能具有足够的财力或人力去构建所谓的内部资源去应对投资申诉。再者，更令人困窘的是，发展中国家律师获取必须的专门技能的努力又因投资仲裁过程的非透明性而大打折扣。

(二)缺乏透明度的障碍

投资仲裁以仲裁过程的每一阶段均缺乏透明度为其特点。除非经投资者和东道国双方向仲裁庭表示同意披露，否则无论是申诉、证据的提供、听审，还是仲裁的裁决都是非公开的。已决仲裁裁决的非透明性和缺乏第三方的参与等，都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仲裁过程。

1.获取仲裁判例法的障碍

发展中国家律师要想获取相关的投资仲裁先例必须在那些有关过去仲裁裁决零星、非完整的资料中做大量的清理工作。在投资仲裁中，虽然没有正式的遵循先例原则，但律师和仲裁员通常引用先前的仲裁裁决作为眼前面临的类似案件的权威参考。在像国际投资法这样的领域，具有相对较少的已决案例，每一个案例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篇章，对这些仲裁案例的资料获取尤为重要。

寻找相关先例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公众无法知晓投资协议争议的存在。因为作为仲裁的主要场所，只有ICSID向公众透露申诉的登记记录。即使有的仲裁申诉公众知晓，但仲裁裁决也是非公开的。尽管这些仲裁判例作为法律渊源所具有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但投资仲裁在非经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绝不会公开。当然也有一些裁决逐渐通过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告知公众，但大部分还是非公开的信息。

同时，至少有好些非公开的裁决是在投资仲裁领域工作的法律事务所和仲裁员之间以“神奇的圈内循环”(magic circle)方式进行非正式的交易的。这些隐形裁决(“hidden”awards)的存在为仲裁业内人士提供了非公正的优势，使他们能获取先例的法律资源并能有效地进行论辩，从而易于赢得争议的胜利。相反，那些没有雇佣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的一方则被剥夺了获取相关资源的机会。作为外部人士，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那些零星分散的、非完整的资料，在缺乏外部顾问帮助的情况下，提高了诉讼的难度和风险。

2.第三方参与的障碍

考虑到国际商事仲裁的特性，毫不奇怪，投资仲裁在传统上就排斥外界人士的参与。ICSID和其他仲裁机构的听审都是私下进行的，除非双方当事人许可第三方当事人在场参与。因此仲裁的提起、证据的出示以及裁决的公布等都限于争议当事人。主要仲裁机构均没有明确的规则允许来自第三方的“法庭之友”提交证词。

然而，当争议的问题涉及公共利益时，投资仲裁中更大程度的第三方参与被认为是合理的，以这种方式运作，潜在地也可间接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投资争议解决过程。特定情况下，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法庭之友”和其他非正式当事方的呈词，可能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抗辩能力的不足，以确保仲裁庭听取所有相关论辩，作出公正裁决。

一些人提出，允许“法庭之友”的参与和进入听证程序可能会使仲裁庭难以处理广泛信息资源，将增加争议的仲裁费用并增多双方在其论辩中要回答的问题。这些关心确有其道理。当仲裁庭认为第三方提供的呈词太繁锁时，它可以自由裁量，以适当的方式限制第三方的参与。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仲裁庭，在接受“法庭之友”的呈词前，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包括呈词的提供必须为与仲裁相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并且其内容不同于当事方的呈词。还包括呈词是否在争议范围之内以及争议中的第三方利益和公共利益何在，等等。

然而，要仲裁庭接受数量众多的相关第三方呈词还是很遥远的展望。WTO的专家组，有的现在接受了“法庭之友”的呈词，但仍未报道众多的“法庭之友”提交的呈词的问题。再者，当“法庭之友”联合起来提供一份呈词表达其关注的问题时，其潜在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此，至少目前，投资仲裁中还没有接受第三方的参与。

(三)投资协议用语模糊引发的障碍

在所有的投资协议中，为了致力于吸引FDI，协议的关键性规定通常以模糊的用语表述。这种“开口式”(open-ended approach)方式在类似外商投资这样的领域可能是一笔财富，因为要预测在明天的商事领域投资者将利用什么样的新投资工具和方式，这不太可能。尽管如此，太多的非确定性可能成为投资者和东道国双方的负担，他们不能预测如何去遵守协议。随着投资协议争议的上升，仲裁庭开始定义BIT协议用语的含义。这样做所增加

的困惑是，几个不同的投资仲裁庭面对同一事实性问题，对协议有不同的理解，采用了不同的适用标准，导致了裁决结果的不同。

由于适用BIT标准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投资者和东道国，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在这样一个富有挑战的国际投资环境中减低涉讼的风险。不能雇佣外部律师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获取那些“隐形裁决”和其他形式的法律资料，也就无法获知在类似事实中，如何就适用协议规定进行有力的抗辩。

四、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建议

没有哪种争议解决方式尽善尽美。在任何形式的诉讼中，当事方都存在资源获取和法律人才方面的重大差异。国际商事仲裁中，各方当事人法律代表能力的不均等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案件结果所涉的对象限于私人当事方，其影响力有限。投资仲裁的情形则大不相同，作为被申诉方的国家，不利的裁决结果会影响到该国数百万公民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应以某种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取法律资源和法律专门人才，能够具有与投资者相同的能力应诉。我们可以从WTO的类似努力中吸取成功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投资仲裁。

(一)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潜在利益

法律援助中心如何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呢?首先，它应确保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提供其所需的法律资源和法律专门人才，以增强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在一个对抗式的论辩过程中，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需要双方当事人能最少障碍地获取法律资源和法律专门人才。如果一方无法获取法律资源或法律专门人才，它就无法充分地陈述其理由，仲裁庭也就无法获知所有信息从而得出一个公正的裁决。争议解决过程似乎会不公平地倾向于投资者一方，这会有损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并对发展中国家缔结未来的投资协议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法律援助中心不但可以提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性，而且可以促进形成一个更有效率和效力的仲裁过程。获取充分信息的发展中国家法律代表可以提出更令人信服的法律抗辩，以提高仲裁程序的质量以提升最终裁决结果的质量。懂得至关重要法律争议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律师，不会再作出那些无关紧要的、无说服力的辩论，从而节省了仲裁庭、对方法律代表和投资者的时间和金钱。例如，在CDC v.Seychelles(赛舍尔)的庭审中，仲裁庭发现，赛舍尔最初的抗辩思路混淆，不能够与其主张紧密衔接，迫使仲裁庭许可为澄清抗辩而延时。再者，仲裁庭一再暗示，赛舍尔提出仲裁无效申请的理由是轻率的，结果导致仲裁庭裁决赛舍尔支付所有与申请无效裁决过程有关的CDC公司所花费的费用。如果赛舍尔能够获取外部的法律帮助，这些费时费力的做法完全可以避免。

如果建立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增强仲裁的合法性，提高仲裁的效率和有效性，那么这个建议是否可行呢?它将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以WTO为借鉴，探讨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投资仲裁而做努力。

(二)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模式

就WTO而言，国际社会面临这一问题，即如何为发展中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使其有能力参与WTO的争端解决。在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中，发展中成员的主要抱怨是其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平等性。抱怨的实质是有关人们熟悉的两个问题：发展中成员内部缺乏WTO法的专门人才；发展中成员聘用外部法律顾问所需的昂贵费用使其望而却步，而国际社会没有什么机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的窘迫提供援助。发展中成员的这些诉求被大会认真地予以了考虑，因为这将意味着WTO争端解决机制倾向于富有的发达成员，而这有损于作为任何争端解决机制核心的公平理念。

在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联合签署了建立《WTO法律咨询中心的协议》(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简称“ACWL”)，该协议于2001年7月生效实施。ACWL的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WTO法和争端解决程序的法律培训、支持和建议”。该中心以受补贴的费率为其成员提供3项主要的法律服务：(1)WTO法的法律咨询，包括立法建议和政府措施与WTO法的相适性；(2)为当事方参与WTO争端解决程序提供支持；(3)通过座谈会和培训班的方式为政府官员提供WTO法的培训。

ACWL成员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放。尽管如此，中心的服务实际上仅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心向各成员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即使不属于其成员的最穷的国家也可向中心寻求法律援助。成员的权利在于获得法律服务收费的折扣和当中心受多方请求提供服务时，成员享有接受服务的优先权。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提供法律服务的费用以小时计算，并根据该成员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和以其GDP为基础考虑，最不发达成员每小时支付的法律服务费用仅25美元。ACWL所有成员和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均可获得有关WTO法的免费法律建议，当然，其接受建议的时间最多不超过ACWL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最长时间。当法律服务需求过高时，或利益存在冲突时，或在特别高的技术需求情形下中心缺乏必要的专门人才时，中心备有外部顾问的人员名单供当事人参考选择。

(三)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服务

从有效的角度考虑，法律援助中心无需挑战现存国际法律事务所的资源、专门人才或服务。相反，它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品质的法律信息、法律咨询意见和培训，并且要让发展中国家支付得起!然后让发展中国家自己作出适当的选择，是完全依赖于内部的法律顾问还是花费雇用外部的法律顾问?法律援助中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法律服务可以包括：

1.储存相关法律权威资料

法律援助中心应该作为相关法律权威资料的储存所，其中包括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仲裁庭的裁决、仲裁协议、相关杂志和其他学术评论等。它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充当“一站式服务”(one―stop)的图书馆，从而最大程度上简化收集相关法律资料的负担，并确保所有当事方均能获取基本的法律资料。图书馆职员可以是那些有兴趣帮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公益服务而免费或低收费的法律顾问。

2.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

法律援助中心的长远目标应该是构建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能力，使其能有效参与和应对BITs谈判和投资协议争议。培训项目的潜在好处在于，它可以提供一个论坛，在这一论坛中，发展中国家法律代表可以与中心的职员分享经验并增强职业联系。以这种方式，培训可以起到防范的作用，确保发展中国家不至于对投资仲裁完全无知或知之甚少，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如何应对投资者的申诉或如何向投资者提起申诉作出明智的决策。

对于那些面临投资协议申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培训显得尤其需要。联合国贸发会议、

美洲国家组织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曾为一些来自拉丁美洲，并遭受投资协议申诉的国家在华盛顿举办过一个管理投资协议的座谈会。座谈会讨论了出现于大多数投资协议争议的以条约为基础的实体性问题，还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了关键性的管辖权的概念，富有经验的仲裁实践者还发表了他们对投资仲裁的洞察意见。该培训课程极富成效，来自中部美洲的参加者要求UNCTAD秘书处提供某种便利，以帮助该地区发生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的进行实际管理，并建议可以通过能力建设的方式为其提供信息、研究成果及制度支持。本文建议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建立在这一成功的经验之上，与UNCTAD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进行未来的培训活动。

3.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法律顾问

获取法律权威资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仍然需要有法律的专门人才去解释所获得的法律资料，将相关事实材料整理运用于切实有效的论辩之中。尽管培训项目对于培养长期的能力来讲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它不能成为抗辩一个具体的、悬而未决的投资者申诉所需法律帮助的替代。不具有投资仲裁经验而又无法支付昂贵外部法律顾问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更需要以某种相对廉价的方式雇用法律顾问，代表发展中国家有效地抗辩某个实际的投资者申诉。法律援助中心可以有几种选择，为发展中国家获取有能力支付的法律专门人才提供服务。

首先，中心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建议。例如，对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BITs，中心可以提供法律意见，将拟建的法与目前的投资协议相比较，或对潜在的投资者申诉提供预先性分析。由于投资协议条款含义的非确定性，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帮助以澄清拟订的或目前的政府措施是否可能将其置身于承担责任。同时，中心也可对拟订的投资协议文本提供法律专家意见，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充分意识到具体的协议条款含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挥预先防范的功能，让发展中国家在一开始就清楚争议的趋向而不是事后才被动应诉。此外，中心可以在争议爆发之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投资者申诉的初步法律咨询意见，然后让发展中国家选择是否需要雇用外部法律顾问。

其次，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在仲裁过程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接受了补贴的法律顾问支持。来自中心的律师可以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律师一道参与仲裁程序，起草有效的法律文书，出庭进行口头的法律辩论。中心律师可以根据每个当事人的需要而融人到仲裁程序之中，但在整个仲裁过程中，中心律师只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律师而非替代他们。提供这种充分的、直接的法律服务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真正低廉的消费选择，使其无需雇用高昂收费的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但这也可能存在人力资源的紧缺情况，限制了中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当事人提供现实性法律服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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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诊所课程 教学 本土化

法律诊所课程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并在当时的美国受到普遍关注，法律诊所课程是以法律援助为手段，借鉴医学院诊所式教育的模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委托为提供咨询，解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服务，我国高校从2000年陆续开始设置法律诊所课程课，但是由于法律诊所课程课本身的舶来品的特性，要想完全适应中国的水土，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一、职业道德养成中的新模式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专职从事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员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法律职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更彻重于实务教育，职业信念、理想、伦理的教育或无或形同虚设，因此往往培养的法律职业者是“法律匠人”，事实上“法律匠人”的办案能力是可以在司法实务中通过律师、法官的传帮带或不断摸索而习得的，但是如此职业素养的获得显然与法学教育的初衷相悖离，因为培养法学学生的职业化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核心之一。

法律诊所课程为解决传统法学教育这一缺陷提出了解决的路径与方法，法律诊所课程中学生直接参与实际案件的，接触复杂的社会生活，认识各个社会层面的群体，当然社会中的弱成为了社会各群体中的主要成员，让法律在弱者中体现公平，彰显正义成为法律的价值，也以此来促进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法律诊所课程的最大魅力就是让学生在处理、解决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深刻的领悟，遵守法律职业道德，恪守职业操守的重要意义，因为法治的进步需要一代代法律人的共同努力。

二、解决法律援助问题中的新途径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从2005到2008年公布的法律援助申请批准情况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目前能够获得法律援助案件仅占需要法律援助案件的1/4，而此种状况的出现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起步晚，法律援助机构的人、财、物的有限性是密不可分的。法律诊所课程的入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高校的介入解决法律援助中人的问题。法律诊所课程在承接具体案件的过程中，从实际上缓解了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不仅解决了法律诊所课程的案源问题，同时又为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

三、司法改革推进中的新思路

在任何的案件中，身份是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在诊所式教育课程中授教主体是未毕业学生，这些群体即便可以参与实际案件处理，也只能以公民身份进行，但是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又很难得以实现，首先在刑案中学生会见很难得到主管机关的批准，其次，看守所对学生会见基本不予配合，这样一种现实让法律诊所课程案源少的状况又多了一重，因此解决身份问题成为了一个关键。

2008年的司法考试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关键性的问题，至少给那些在大四即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开展法律诊所课程提供了机会，而如此大量的在校生又该如何解决，不妨来关注一下美国，在美国通过诊所式教育给予了学生“准律师”的身份，同时又对学生获得这一身份给予一定的限制。在我国高校中已经有众多的司法实务工作者以外聘教师的身份参与诊所式法律教学的全过程，诊所里的学生每一个都需要有指定并具有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学习，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学生可以提前进入专职律师执业的实习阶段，也就是用法律诊所课程的学习经历取代专职律师执业的实习环节。而对于未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学生则需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职业伦理等项进行逐一评估，通过评估才有资格获得“准律师”的身份，此项评估需要由学校、法院、律所三方共同参与完成。通过对学生“准律师”身份的认可，不仅可以解决学生的执业身份问题，而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诊所式法律教学的积极性，为学生在毕业之后迅速实现角色转变，充实法律工作者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双师型”教师培养中的新方法

法律诊所课程中的老师与传统的法学教师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要求老师同时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双师型”教师。自应用技术大学的目标提出以来，对于教师的“双师型”教师的要求也再一次上议事日程。我国的法学教师有着明显的本土特点，在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压力下让老师的工作已经明显的力不从心，显然已分身乏术，再想提升教师本身的实践能力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又加快“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不妨考虑法律诊所课程的特殊性，对从事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师的工作量核定、科研审核采取两套标准，这不仅可以保证一师中的科研性内容，也同时可以满足另外一师即提升教师的整体实践能力。

法律诊所课程符合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中的发展需求，适合我国目前法治发展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借鉴较为完善的法律诊所教育显得尤为必要。在法律诊所课程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扩大案源、给予法律上身份的认可成为社会给予该教育模式认可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1]王立民.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

课题名称：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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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港航产业；国际航运中心；产业融合成长

[中图分类号]F5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8-0118-04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基于港航产业成长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研究”（批准号：11YS261）

[作者简介]张颖华，上海开放大学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

袁蔚，上海开放大学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张书源，上海开放大学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上海200433）

一、港航业产业融合成长的机理分析

（一）港航业产业融合的内涵

港航业的产业融合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港航业产业活动融合，整合原来分散的港航资源，扩大了产业外延，最终把传统的港航业改造成兼具多个行业特征的现代港航业。

1.港航业的产业融合是新型产业革命。港航业的产业融合并不是传统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港航业的业务边界、市场边界、组织边界，根本否定传统产业边界的固定化以及产业相互间的分立化，最后通过相互作用融为一体，显示出与原来传统港航业不同的产业属性，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新的产业革命。

2.港航业的产业融合是互补性的融合。格林斯坦和卡恩（Greenstein&Khanna，1997）把产业融合分为替代性融合与互补性融合。港航业融合属于互补性融合，因为融合后的港航业并不是取代传统的港航活动，而是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条件下，依托现代化的经营服务理念，把原属于各个行业的服务内容重新有机整合，依托价值链，创造“1+1>2”的经济效果。

3.融合后的港航服务体现了多重产品的属性。传统的港航业每个行业只提供单一服务内容，仅具有某一产品的单一属性，融合后的港航业提供的服务已经具有了多重产品属性，同时知识产品属性增强。

4.港航业的融合包含产业内融合与跨产业融合。港航业的产业融合既有在服务业内部与金融业、法律服务业、信息咨询业及旅游业的融合，也有与制造业、信息技术的跨产业融合。港航业产业融合是在港航业与其他产业的边界出现的区别于原有产业的新型业态。

（二）港航业产业融合的动因

港航业产业融合的产生是技术创新、放松管制、观念创新和市场需求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产业融合机理分析如图所示。

1.市场需求是港航业融合成长的根本驱动力。市场对多种服务的需求催生了港航业的融合成长，以港航业与金融服务业融合的航运金融业为例，航运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航运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航运金融能够解决航运公司和港口资金不足的困境，为航运业发展提供资本保障。另外，航运货物运输的过程也是资金在国际间流转的过程。国际结算对于航运业非常重要，它也促进了航运金融迅速发展。同时，航运业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各类航运保险市场需求非常巨大，这也促进了航运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2.港航业的产业特性是港航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港航业提供的是服务产品，而服务产品相对实物产品而言更有可能产生融合。并且，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在于产业间的关联性以及对效益的追求，而港航业本身关联性就非常大，它不仅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持，同时它的发展也极大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港航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发生产业融合。

二、港航业产业融合模式分析

（一）港航业的产业内融合模式

港航企业进行横向并购、合资、战略联盟，与资源互补型的港航企业重组融合使得原有企业演化为不管是资源应用能力还是资源占有能力都变得强大的港航服务集团。港口企业产业内融合形式包括：与货主联合、与运输企业、仓储部门联合、与港口码头联合；航运企业产业内融合形式包括：投资港口建设、设立相关物流子公司；中间服务企业的产业内融和则是摒弃传统的提供单一服务的方式，以中间人的身份开展全方位的物流服务。

（二）港航业跨产业融合的模式

港航业跨产业融合主要有三种模式：信息技术的融合、制造业的融合及服务业内的融合。

1.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现代港航业的服务是以货物为中心，以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的网络系统，它由以下部分组成：货物动态、船舶动态、港口信号、港口通讯、船舶通讯、航道灯标等等。它通过发达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联通全球港口以及航运、金融商贸，建立强大的信息网络以及EDI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正是港航业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才能使港口、航运公司更加便捷快速地得到全球航运动态、港口动态、运价指数等等。

2.与制造业的融合。造船业就是港航业与制造业的融合，随着国际贸易量的激增，航运需求也相应出现了大幅度的迅速增长。并且，造船业随着市场需求的不同也进一步细分为船舶交易、船舶设计、船舶维修、船舶拆除等融合性产业业态，同时造船业的庞大资金需求也带动了航运金融如融资租赁等高端港航服务业。

3.服务业内的融合。港航业附属于服务业大类，它与同属于服务业的金融业、法律服务业、信息咨询业、旅游业产生融合，便出现了航运融资、航运保险、航运高端航运指数期货、海事法律服务、全球航运市场信息服务以及邮轮服务等高端服务。

三、上海港航业产业融合的现状及评价

港航业的产业融合将是港航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这种联合起初多是微观层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引起港航产业宏观层面的整合，从而促进港航业的整体发展。当前，上海港航业产业融合势头迅猛，相对而言，上海港航业的产业内融合不论是在发展速度上还是在发展层次上，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跨产业融合尽管也积极探索，配套了一些发展措施，但总体上来说还处于低层次状态。

（一）港航业产业内融合发展迅猛

1.航运企业参与投资港口建设。航运业发展具有典型的周期性，近年来上海港口投资预期前景较好，因此，航运企业利用出台《港口法》的契机，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港口和航运两大子市场长期分离，尝试多元化的投资战略，参与到港口的建设和运营当中。比如，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就是中远集团全资拥有的子公司，它是中远集团进行码头投资的主要渠道，该公司目前已进入全球十大码头管理公司之列。

2.港口企业间合作加强。2005年，同样在港口业负有盛名的上港集团与和记黄埔港口集团在共同投资经营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后再次合作，共同参与投资经营外高桥五期码头。同年，上港集团又与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了专门经营管理洋山深水港区码头的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3.港航产业价值链延伸。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远集团）为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远集团已经成为以航运、物流码头、修造船为主业的跨国企业集团，经营范围涉及贸易、金融投资、酒店管理、教育、信息技术、高速公路等业务，下属企业遍布内地29个省、市、自治区，在中国香港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建立了境外400多个业务分支机构。

（二）港航业跨产业融合发展滞缓

1.航运金融业市场规模偏小。目前上海航运金融发展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多家银行成立航运金融部门，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我国金融租赁公司业绩数据显示，2012年，包括新开业的3家金融租赁公司，即浦银租赁、皖江金租、北部湾金租，金融租赁公司已经扩容到20家，总资产规模近8000亿元。截至2013年1月，上海运营航运保险的公司39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300多家，人保、太保、平安、阳光、永安五家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了航运保险中心。2009年至2011年，上海地区的船舶险市场规模从6.8亿元增加到20.8亿元，3年增长了2倍，货运险市场规模从11.7亿元增加到13.6亿元，3年增长了16%。虽受航运市场低迷以及制度缺陷等因素制约，上海航运金融市场面临一定挑战，但从长期来看，航运金融市场的潜力仍不可小觑。

虽然航运金融业发展势头迅猛，但是这种跨产业融合并没有取得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第一，航运融资保险提供者等级低、数量少。目前国际航运金融市场份额多由几大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所控制。上海的航运金融机构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同国外著名机构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第二，航运融资的手段和渠道较少。近年来，我国航运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尝试屡见不鲜。但总体而言，通过证券、私募、信托和债券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在国内还未获得大规模的开展，2012年全年航运企业完成A股新股发行的仅有渤海轮渡一家。第三，上海航运交易所的航运运价指数衍生产品金融化开发不足，尚未形成国际上常规的一些航运价格衍生交易工具，比如：远期运价合约、运价期货、运费期权等。

2.航运法律服务缺乏相应的法律环境支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海事法院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海事仲裁和法律诉讼机构，但目前提供的海事仲裁海事法律服务并不多，每年只承担几十余件海事案件。航运法律体系不健全，目前伦敦、纽约、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知名的国际航运中心均属英美法系，航运业的文书、合同都是按照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定，与英美法系相比，中国更偏重大陆法系，因此不能完全遵循国际航运法律体系。

3.邮轮产业发展需要政策突破。邮轮产业的发展环境在“十一五”期间得到了大幅改善，世界三大邮轮公司均已入驻上海并设立了分支机构，开设了以上海为母港的多条区域邮轮旅游航线。邮轮旅客通关服务效率和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境外邮轮挂靠上海也日渐频繁。但是目前我国邮轮产业的发展缺乏总体规划。边防、检疫、旅游等相关部门并未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邮轮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需要健全，邮轮船队经营及航线开发等关键政策尚需研究突破。

4.航运信息咨询业权威性不高。上海航运交易所自1996年成立以来，不仅规范了航运市场行为，而且航运市场信息沟通畅通，有效地调节了航运市场价格，各类航运生产要素不断迅速地流向上海。1998年、2001年、2005年、2009年、2011年上海航交所先后推出了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CBFI）、上海地区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新版SCFI、中国进口原油运价指数（CTFI）和中国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CDFI），这些指数正在成为航运市场的参考指标。但是由于目前航运要素市场发育不全，信息收集渠道较少，信息产品多样性差、信息国际认可度低，导致航运信息和咨询服务的权威性并不高。

四、上海港航业产业融合成长的推进策略

（一）依托上海综合保税区，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2009年11月18日，整合了外高桥保税区（含外高桥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的上海综合保税区正式成立。而后并入2010年9月新成立的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已经形成了“三区联动”的局面，三区均由上海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整合之后的上海综合保税区是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区域、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载体、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突破点。应该说，上海综合保税区在保税船舶登记、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国际贸易结算中心等方面进行了功能创新，但是园区内还有海关监管，并没有真正实现“境内关外”。另外，在开放程度、功能拓展、管理体制等方面还面临不少制约。而港航业产业融合的跨越式成长必须依托一个能够实施“境内关外”的海关政策，实现完全的航运自由、货物流通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的自由贸易区。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能够以局部带整体，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并且通过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可倒逼我们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竞争带动产业健康发展。值得可喜的是，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原则通过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必将为上海发展带来极大“红利”。

（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伦敦、鹿特丹、新加坡等国际著名航运中心的发展壮大都是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因此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的港航产业融合成长也必定需要我国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制定特殊的航运金融扶持政策。第一，完善航运金融服务功能体系，进行合理而又完整的航运金融机构布局。不仅要引进一批具有较强航运专业能力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而且要培育一大批提供配套服务的经纪、法律、公估、船舶检验、会计等机构。第二，发展多种航运融资方式，采取税收优惠或补贴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航运融资产品，可以进行信托、信贷、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形式的组合创新。第三，扶持发展航运保险业务，鼓励国内保险公司积极创新，拓宽业务范围，建立海外服务网络。同时要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航运保险业务实施各项优惠政策，提高海上货运险本地投保的积极性。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培育优质的国际海事法律服务环境。第一，建议对我国的海商法、仲裁法等相关法律作必要的调整修改。对中国海事仲裁条款中一定要写明海事仲裁机构名称，“上海海事仲裁”一律无效等无法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必须作出积极的司法探索。第二，司法部门与交通运输部要联合制定航运交易有关的船舶买卖、船舶租赁、船舶建造以及船舶修理的推荐格式合同。第三，要完善海事仲裁制度，大力扶持海事仲裁机构的发展，提升上海海事仲裁的声誉。

3.进行政策创新，促进邮轮产业发展。第一，简化通关手续，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邮轮出入关程序和口岸管理条例。提高邮轮旅客通关效率，创造便捷的服务环境吸引更多的邮轮停靠。第二，规范邮轮业的税费收取标准，大幅降低邮轮港口的收费水平。第三，不断推进邮轮港口建设。对已有的上海国际客运中心、吴淞口邮轮码头要统筹规划，不断完善口岸联检、船舶维护、海事救助、邮轮补给、污水废物处理等服务功能，建设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邮轮母港。第四，与国外旅游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支持大型旅游企业主动“走出去”，与欧美等主要邮轮商进行合资合作，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同时，与内地旅行社合作，为内地引进邮轮游客，开发邮轮旅游产品，探索盈利模式。

4.大力促进统一、高效的航运信息管理体系的建立。第一，建立专门的航运信息服务战略研究机构，统一信息管理制度和信息采集标准，建立国际化的航运信息统计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第二，上海航运交易所应挖掘、整合客户的信息服务要求，扩大数据收集范围，对数据进行深加工，真正形成具有国际性、权威性航运信息中心。第三，大力推进区域港口信息一体化进程，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加强与网络运营商、软件开发商和航运研究机构的合作，确保航运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和高效性，提高信息技术水平。

（三）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建设国际航运复合型人才高地

1.支持国内高校建立和发展交叉学科专业，注重多种学科交叉的课程设置，比如财经类院校应结合现代航运服务产业对船舶、港口建设的融资及保险服务业的需求，增加航运服务专业知识的培养；而港航专业院校则应该强化金融保险、海事法规等非技术类课程的设置。进一步完善航运人才的知识结构，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完整，更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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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农民工接受法律援助的现状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对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大部分文献都说明了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需要得到法律援助，但同时也指明农民工维权即便是进入法律维权程序,也面临重重困难,常常是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却最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1.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

（1）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有很多学者都提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在落实方面还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工作还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保障。“目前,全国还有160个县(区)未成立法律援助机构,已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5%的机构没有专职人员。多数县区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在3人以下。这种人员现状根本无法满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陈昊以及韩娟都提出，经费的短缺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是阻碍法律援助工作的最大难题。冯哲提出：“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与能力欠缺制约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法律援助机构及服务人员的数量及设置无法满足农民工维权案件的需要。”[9]P67（2）农民工法律援助缺乏专业性和连贯性。韩娟提出：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还没有实现人员的专业化，一些办案人员对农民工案件相关的法律不熟悉，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导致了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不信任。[10]柳忠卫提出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往往办案时间长,调查取证难度大,而政府对此类案件的补助又较少,致使专业律师不愿意承接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乡镇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虽然比较愿意接受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但却由于他们相对专业水平不精而导致援助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另外，他还提出法律援助律师有时只是办理援助案件的某个阶段,比如仅办理劳动仲裁阶段,而后续的诉讼阶段还需农民工另行提出援助申请。由于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程序的复杂性，这种不连贯的法律援助会导致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申请的畏缩。[11]（3）农民工法律援助周期长，质量堪忧。有学者提出，农民工维权时间漫长，成本过高，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根据法律规定也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另外也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法律对法律援助行政不作为没有具体的问责制度，导致很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法律援助的质量堪忧。[12]

2.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改进建议

（1）扩大投入。很多学者都建议要加大投入,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贾午光提出中央财政应在每年拨付的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中和各省(区、市)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中增加专门针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经费,用于扶持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12]（2）提高质量，加强监督。在提高质量方面，有些学者提出可以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相结合的质量监控体系”。首先，在事前监督阶段，援助机构应告知申请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选派业务能力和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办案。其次，在事中监督阶段，援助机构要对办案过程跟踪检查，力争每个工作阶段的信息及时沟通。再次，在事后监督阶段，援助机构要进行主补贴的核发与监督案卷归档。援助机构还应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13]（3）创新机制。有学者建议应该完善施援主体建设，除了传统的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法律援助机构外，应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设，尤其是在农民工聚集地区，应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覆盖面。另外，可以考虑将高校纳入到法律援助机构序列之中，很多高校教师具备律师从业资格，而高校学生又有法律实践的热情与知识，其有时间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14]（4）建立异地协作机制。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由于农民工的流动特性，异地协作机制对于农民工维权意义重大。杨宏建议“：对案件发生在本省、当事人已回户籍地或在外地的，可由现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受理，并通过协助制度由案发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综上，关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文献大多局限于现行法律援助机构的困境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但尚无文献涉及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方面的实践和探讨。因此，本文试图解答如下问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是否可以化解上述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本文以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方面的优势，探析其是否解决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是否符合农民工特别是新时期农民工的维权特点。本文的研究途径主要是整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项目网站的数据库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座谈会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课题组选取北京市、河南省和陕西省为调查点，在各调查点与当地司法局、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机构召开座谈会。另外，笔者在北京市选取了三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工案件的案卷进行查阅，三个案例分别涉及工伤保险待遇给付、欠薪和固定劳动合同的确定，笔者对其中两位受援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个案访谈。

二、研究分析

（一）新时期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总体特点

1.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环节多,周期长

据统计，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大多是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劳动争议案件。比如农民工若遭遇工伤，而工伤认定的前提是有确定的劳动关系。但农民工很多情况下在非正规企业就业，没有劳动合同是很普遍的。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援助的211起工伤案件中，只有26个人有劳动合同。[15]P107要确认劳动关系就必须通过劳动仲裁，如果对劳动仲裁不服，还要经历法院的一审、二审程序，这就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其次，就算能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本身也是很大的障碍。如果是职业病患者，还要先经过职业病诊断，对诊断结论不服，还需要进行两次鉴定。而工伤认定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规定时限是六十个工作日，但如果中间有争议或者用人单位故意耍赖拖时间的话，往往要走好几年。因为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一审、二审。认定完工伤后，还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对鉴定结论不服的，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这样也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伤维权道路维艰，从发生工伤到生效判决，最短的时间3年9个月，最长达6年7个月。

2.农民工维权专业性要求高

由于农民工维权环节多，规定纷繁复杂，因此特别需要专业的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这在笔者对王师傅（受援人案例编号20130514HD-11）的访谈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王师傅告诉笔者，他在之前也咨询了一些其他律师，这些律师告诉他这个案子没什么希望。他自己之前也买了很多相关法律书籍，但仅仅只关注于要求单位给付工伤补偿款2万多，而不知道单位让其待岗在家也需要支付补偿，更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可以要求单位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为其之后的长期治疗的医药费提供保障。但最后他找到了专注于劳动争议的公益律所后，专业的律师不仅为其免费的提供了法律援助服务，还通过诉讼为其争取到了其他权利。笔者访谈的两个彩票公益金项目执行机构都专注于农民工劳动争议，由专职律师组成，专业性强，业务水平高，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3.农民工取证困难，成本高

很多情况下，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农民工往往没有工作证、工资条等证据，而登记表、出勤表等也往往保存在包工头或者建筑公司手里。由于其没有劳动合同和证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尤其是司法途径，没有了上述证据，受雇单位又没有强制出庭义务，劳动仲裁机构很难确认劳动关系。而且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农民工都是被老乡叫来的，根本不知道其雇佣单位是谁，一旦发生事故，连要求给付工伤待遇的单位都不能确定。这就需要律师多方面帮助查找梳理，多方取证，成本很高。

4.农民工争议有时具有异地性和群体性

农民工流动性强，农民工维权案件，有些需要跨市、跨省援助。有时，涉案农民工人数众多，比如集体讨薪案件，多以共同诉讼的形式出现，具有群体性。

（二）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现状

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运行三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截至2012年12月8日，该项目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万多件，直接受益人群达226072人，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54亿元，并有100多万人获得了免费的法律咨询。彩票公益金项目三年援助的农民工案件为51117起，占项目援助案件总数的45.2%；共援助农民工97524人次，占全部援助人数的57.4％；对农民工的补贴金额为人民币8798余万元，为受援人挽回利益（经济损失）超过26亿。彩票公益金项目的实施主体有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三）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的优势

首先，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放宽了经济困难标准，扩大了援助的对象。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援助标准是“经济困难”，但事实上，很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都属于收入略高于经济困难标准，但又无力负担法律维权的“夹心层”。彩票公益金项目将经济标准放宽到：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经济状况可以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就扩大了援助对象。其次，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的渠道拓宽了。由于彩票公益金项目实施主体的多元性，很多维权的农民工会主动选择专业的民非机构。彩票公益金支持下的专业性民非企业，对案件就会有很精道专业的见解，也更能为劳动者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其基本权益。

（四）彩票公益金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基金的品牌效应不突出。在访谈中，受援助的对象都知道是免费获得了法律援助，对承办的单位及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非常感激，但当问及是否知道彩票公益金项目，大部分都表示不清楚。

2.项目管理没有采取基金运作模式，还是沿用了对个案进行补贴的方式，但本身基金没有项目管理费用的成本支持，也没有基金宣传的费用支持。

3.基金的扶持还没有很切合农民工案件的特点。如上文提到的，农民工具有就业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强特点。但在彩票公益金项目下，三年跨区的案件只有1808件，只占全部案件的1.7％。另外，由于劳动纠纷耗时长，工伤时间长，而基金是按季度支付，按年度申请经费，这些都会影响资金的使用。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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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学生的培养，从本质上来讲是技能与素质的培养。技能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学习；而素质则是行为养成，归根到底就是对学生的思想引导。结合技工院校学生具有文化基础相对较差、思想波动相对较大、身体素质相对较好的特点；特别是2016里约奥运会让体育成为全民关注焦点的重要时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融入体育元素，会有事半功倍的奇效。

一、体育作为技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具有天然的优势

体育运动项目之所以具有思想教育工作的优势，主要是因为技校学生好动的特性与较好的身体素质能与开展体育运动项目进行很好的结合。而体育运动项目的多样性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 学生在参与感兴趣的体育运动项目过程中，能有效锻炼自身的贮藏能量， 进而发掘自省潜能。 学生在体育运动项目中所发掘到的潜能， 不仅仅是强壮体质的物理性潜能， 更是包括了丰富其精神境界，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精神品质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体育运动是能充分调动参赛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智力与素质的发展；而培养技校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正是技工院校学生思想认识中极待提高的重要内容，是潜能开发的重要前提。 主动性和积极性不仅是学生学习生活的动力，更是融入社会以后发展事业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 要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必须要以学生能感悟到的实际为基础， 以学生能参与到的实践活动为平台， 把学生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学习、实践和社团活动相结合起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内蕴的手段，其内涵也在不断地教育和启迪着参与体育运动的学生。因此技校学生往往会在参与体育运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更新思想观念，进而转变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形成符合当展要求的价值观， 而这些新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无疑对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实践和生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体育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

而让学生明白建立科学的法律制度有利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传承，正确引导学生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层面理解法律的社会作用，并要求 “学生从心灵深处树立起对法律的尊重，并把法的尊重上升为一种信念、一种理性的精神皈依。”

（二）提高各中职学校的法律意识，打造校园法律环境

学校的工作作风建设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公平、法制的精神，这也是中央所提倡的。依法办学不仅能防止腐败，还能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学校的文化内涵。中职学校必须响应国家号召，全面落实依法治校方针政策，打造法制校园。

各专业教师需参加法律知识学习，增强法律意识。参与法律学习的教师不限于从事德育教育的老师，专业老师必须熟悉与其专业相关的法律常识。在传授理论课时，可将法律精神渗透其中，从法律的角度引导学生养成职业道德习惯，从而培养其职业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