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中等专业教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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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工程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从认证标准、认证主体、认证机构三个方面入手，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高等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 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工程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国的工程教育规模现居世界第一，但是工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等指标却与世界相差甚远。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炉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指出， 2005年，我国高校工科专业在校生多达533万人，工程教育培养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可我国工程教育为市场提供合格工程师的能力名列世界最后。除了一贯重视评估工作的建设部所属高校各专业的认证工作取得较大成就外，从整体上说，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制度和体系建设仍然处在试点和探索阶段，全国性的大规模工程教育专业评估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1、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单一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标准基本趋同，对于不同工程专业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缺乏鼓励与支持。认证标准的单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上：

（1）对于不同层次高校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认证标准刚性统一，缺乏差异性。

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机构是半政府性质的，缺少了民间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认证机构在制定评估方案的时候更多的参考了国家重点高校的基本情况，对于不同层次的高校及其工程专业的发展情况，认证机构在进行认证的时候仍然采用了对重点高校的认证标准，致使认证活动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同时，这种认证方式直接导致我国高校盲目跟风，不顾本校实际情况，急于按照认证指标体系中的各种数字来完成所谓的发展，以向高水平、高层次的高校看齐。这种泡沫式的发展模式，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质量。

（2）对于不同类型高校的工程教育认证，认证标准盲目统一，缺乏多样性。

我国的高校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研究型高校、教学型高校、教学研究型高校、专业型高校。然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机构对于不同类型高校的认证标准却具有极大的趋同性，强调“标准”，而淡化“特色”。不同的高校，其学科特点、发展优势自然不同，因其学科要求不同，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相应的硬件设施要求自然也应有差别。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机构在认证标准的设计上，应减少这种共性制约，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鼓励各高校的个性化发展，使高校能办出自己的特色，适应市场的需求。

2、高校对于高等工程专业认证工作的内在动力不足

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的高校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学术自由与自治意识，思想上还存有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依赖心理，甚至部分学校还缺乏自主管理意识，缺乏面向市场的能力，我国高校对外部市场机制没有像美国高校那么敏感。作为参与认证的行为主体，在认证活动中，高校更习惯于被动接受。高校不能充分意识到自评的重要性，没有充分理解高等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在工程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高校的主体意识不强，缺乏参与认证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政府自上而下的认证结果只是消极的接受，使得各种调节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专业认证的影响和积极作用的发挥存在一定阻碍。

得到高等工程专业认证的高校培养出的工程专业人才在用人市场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也是高校面对认证工作的内在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经过专业认证的学校培养的人才在社会适应能力显著，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认可，在国际人才流动中处于有利地位，并且取得较高的收入和地位，那么经过专业认证的学校就会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将进一步推动其他高校认证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在社会上认证之风日盛的情景下，高校要求认证的内在动力也会逐步提高。

3、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中介组织力量薄弱

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仍然具有较强的政府性，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会继续存在。然而，对于中介组织的鼓励和支持是不容忽视的。所谓中介组织是社会中介组织的简称，它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或根据政府的委托，遵循独立、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凭借其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沟通功能、公正鉴定功能和监督管理等功能，沟通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经济主体与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协调双方的利益，为社会提供各种有偿服务的自律性的社会组织。[1]在我国参与专业认证的中介组织也存在有诸多问题。

（1）我国的民间专业认证中介机构先天不足。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基础还很薄弱，基本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民间中介机构的力量和水平非常薄弱，不具备权威性，因此，我国目前的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机构仍是半政府性质的机构，仍然体现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依附性。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机构是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动和组织下建立的，虽然努力在向西方国家高等工程教育认证制度靠近，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政府色彩。

（2）中介组织自身专业性不够。

我国目前的专业认证中介组织并没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和认定，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存在争议。有的组织成员并非业内专家，缺乏权威性和影响力，其认证结果被公众质疑，因而专业认证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重视。此外，我国目前开展的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所凭借的信息来源只是建立在高校的自评报告与专家现场考察上，因此并不能得到全面的信息，降低了认证结果的公众信任度。

（3）中介组织经费结构不合理。

篇2

关键词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培养；广东农民教育；发展方略；时代背景

作者简介　许喜文(1967－)，男，华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讲师；李文清(1981－)，女，华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研究实习员；陈锦梅(1970－)，女，华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副研究员；贾兵强(1976－)，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河南郑州　450052)易钢(1958－)，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书记。(广东广州 510642)

本文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农村建设与广东新型农民培养研究》(项目编号062D84003)的阶段性成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研究项目《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农村职业教育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7SJY024)的相关成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农民教育、提升农民素质、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必须包含建设主体――“农民”自身的建设。新农村建设中的人本精神必须体现为农民的教育权与教育程度，农民教育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

在新型农民培养的大背景下，我们针对目前广东农民教育的不足，基于发展广东农民教育的紧迫性，根据广东农民教育的需求特点，特制定以下广东农民教育的发展方略，供学术界和决策者参考。

一、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夯实农民教育根基

基础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有着基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意义，它能为受教育者提供生活于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知识与文化，并为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奠定必要的基础。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必须以基础教育为基点，没有较好的基础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一定素质的劳动者，更不可能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实施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广东省农村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当前农村基础教育仍然还很薄弱，在相当一些地区的农村里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青壮年文盲仍然存在。目前，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而我们调查表明，广东省农民受教育年限偏低，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在488名被调查人中，没有受过教育的14人，占调查对象的2.9％，接受教育1～5年的87人，占调查对象的17.8％，6～8年的127人，占调查对象的26％，9～11年的158人，占调查对象的32.4％，12年以上的102人，占调查对象的20.9％。这种情况与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农村基础教育对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必须加强和改革农村基础教育，其目标是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并以此推动农民职业技术等一系列继续教育的深化和发展。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就是要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合理使用教育经费，坚决杜绝挤占、挪用、拖欠农村教育经费的现象发生。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职CW保障机制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加快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加强收费管理，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现象，大力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保证每一位学龄儿童都能完成基础文化的学习。政府还应关注成年农民的基础文化学习，对于费用、设施、师资方面要给予支持。

二、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将农民教育列为职教重点

职业技术教育是在不同水平的基础教育的基点上，对劳动者进行不同水平的专门职能和专业技能训练，使他们获得某种专门知识技能并成为某一层次劳动力的教育。它对提高劳动力的专业技术素质意义重大。[7’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取得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其中2500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相比之下，美国是80％～85％，英、法、德等国是50％～60％。一项先进农业技术在发达国家全面推广平均只需2年左右，而我国需要6年左右。我国农业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为45％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低20～30个百分点。同时，据有关专家估算，当前我国农民的培训率仅为20％～30％，大部分农民尚未得到培训。2005年广东省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5.1％，未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仍占84.9％，因此，农业教育、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必须列为广东省职业教育的重点。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新型农民。具体来说，农村职业教育应本着“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原则，把农村的文化教育与科普教育结合起来，将扫除文盲与扫除科盲同步进行，实行灵活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放宽招生条件和入学年龄限制，方便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定向招收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农村青年，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改革创新理念的农村和乡镇企业管理人才，形成开放式、多层次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适当设置相应的农村经济、市场经济、乡镇企业等专业及课程，造就和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在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同时，要逐步增加对农民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珠海的农民培训有一条好经验，即采取政府补贴的政策，鼓励农民参加培训。在2004年初，珠海市政府把“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列入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市

劳动保障、财政部门联手制定了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培训的补贴政策，其中规定：农村富余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补贴培训费用的50％，并且实行“订单式培训”，将培训岗位与培训内容相结合，深受农民欢迎。2005年，广州市农业部门安排支农资金1977.5万元专项用于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共组织近5万名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并按照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要求，适应市场需求，积极开展“订单”培训，全年开设电工、汽车维修、美容美发、酒店服务、物业管理、园林绿化等近如多个专业(工种)，经培训后的农民大部分顺利实现转移就业。

积极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改革，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提倡“订单”培训，切实做到为发展农业服务，为乡镇企业服务，为推广科技成果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服务，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近些年来，国家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实施不少项目工程，诸如“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农业远程培训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等，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三、拓展高等职业教育功能，全方位多形式进行农民教育

以国家为主，合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满足国家重点产业和发达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专门技术革新、创新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摇篮。要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市场需求合理布局，促进学校和大中型企业结合，建立学产研结合新机制。具备条件的经过初、中级职业训练的农民都可以进入高职，经过训练和提高，使他们成长为具特殊技能的专业技术创新人才，最终将有力提升中国关键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努力拓展高等学校的职业教育功能，让高等学校在职业教育中发挥出自己的人力资源、知识和技术资源优势。以联合办学、外出办班、自学考试、函授、远程教育等形式开展对农民全方位的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要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相结合，要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专业，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高等学校在职业教育中，要根据目前农民中老人、妇女、低学历成员多的特点，举办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培训班。如实用技术培训与系统培训相结合、面向农村基层与面向社会培训相结合和短期班与中期班相结合，在培训过程中采取农场、学校、基地结合，传授、帮助、带动一体的形式开展讲课，可实行点与面相结合，重点指导与全面培训相结合，理论讲授与现场操作相结合，不断提高培训效果。

四、完善农民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保障农民工及子女受教育权利的长效机制

抽样调查显示，教育培训能够显著地增加流动人口的收入。与小学和小学以下程度的进城民工相比，初中文化的民工收入没有多大差别，可是具有高中文化的民工平均收入高9％，中专或以上的高8％。另外，同样人群中，拥有专门技术的民工的收入比没有技术的高16.5％，而受过技术培训的民工比没有受过培训的收入要高17.5％，即平均每月多收入40元。研究表明：2005年，全国104城市劳动力市场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达49.5％。同时，农村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成为市场需求的热点。目前，高级技能人才在各行业、企业中不足4％，农业企业还仅2％。某些行业需求更为突出：如上海机械冷加工工种达到44:1，电子组件制造为27:1，在重庆高级鞋帽制作工为10:1，在南京高级裁剪缝纫工为9:1等。据统计，我国现有3.53亿劳动力就业于农业，占劳动力总数的46.9％，按照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标准，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在10％以下来估算，我国农业劳动力只需要7500人，即有2.8亿农村劳动力需要通过培训教育后转移出农村。广东省是全国使用农民工最多的省份。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末，在广东就业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达200万以上。所以说，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广东省对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尤显重要。

因此，在发展农民教育与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中，广东省应该重建农民教育体系，完善农民工培训工作，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逐步形成政府扶持、用人单位出资、农民适当分担的培训投入机制。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使农村劳动力和转岗人员都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培训证书。要针对国际劳务市场的需要开展培训，加大劳务输出。各地要开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班、“阳光工程”学校，开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使这些人学有所长，有一定的就业技能，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继续推行“绿色证书”工程，促进农民科学教育的规范化。要重视和发展后继农民教育，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逐步建立起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长效机制。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流入地政府应将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当地基础教育发展规划，进一步放开对农民工子弟小学、初中的就学范围限制，相应的给予就读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一定的财政补贴，减免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征收额外费用，对困难农民工子女实施救助，特困生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和补助生活费，建立优秀农民工子弟享受重点高中教育资源渠道；鼓励并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立，降低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建门槛和收费标准，实行同规划、同指导、同评估、同发展，保证落实，保证进城农民工子女公平受教育的权利。

五、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构建远程教育服务平台，大规模大范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发展远程教育作为新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内容之一。由于现代远程教育技术送教育下乡，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弥补了农民教育培训资源的不足，农民可以不离岗、不离乡随时参加学习，解决农民生产与学习的矛盾；农业远程教育成本低、容量大、覆盖广，政府办得起，农民学得起，大大缓解了农民教育培训的供需矛盾，体现了“农业大国办大教育”的特点，可以极大地解决农民教育问题。从我们调查的培训方式看，61.5％的农民喜欢面对面授课，58％的农民喜欢现场实习，6.4％的农民喜欢的电视广播，4.9％的农民喜欢VCD学习，26％的农民选择了多方式结合，0.8％的农民喜欢其它方式学习。可见，除了面对面授课和现场实习外，远程教育与现代学习手段在农民教育培训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在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农民培养的过程中，广东省要依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资源优势，完善县级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发展广播电视中等专业教育，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优秀教育资源送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坚持就地招生、就地培养、就地使用的原则，积极面向农村，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办学，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学历教育，促

进农村地区的农民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发展远程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设施，通过播放科教片、广播、电视专栏、网络等现代化手段，收集或电子信息，开展现代科技和远程教育，并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信息网络资源，提高农民教育培训质量。同时，还要利用科技培训直通车、科技书屋、手机短信服务、热线电话等多种形式，及时将技术和信息等送进农村千家万户，构建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大规模、大范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六、深化“农科教”结合，实现整体功能最优化

1992年2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积极实行农科教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中指出：“农科教结合，对于形成以教治愚、以科致富、以富兴科教的良性循环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机制，对于加强农村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都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农科教的运行主要由农业部门围绕“三高农业”的发展制定农业“丰收计划”；科技部门围绕农村科技开发，制定推广“星火计划”；教育部门围绕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制定培训实用人才的“燎原计划”。将三个计划相互衔接、相互沟通、相互促进、配套实施，以取得振兴农村经济的最佳效益。农科教结合的实质是把农业、科研、教育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整体功能最优化。我们所说的农科教中的“农”不是单纯的小农的主管部门，是指大农业的概念，是指农业的综合部门、主管部门；“科”也是指大科技的概念，科技的主管部门，农业的科研院所、科研单位；“教”主要是指大教育的概念指教育的“三教统筹”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另外还有高校的参与。

2006年，广州市加快构建农业科技成果库、实用技术库、专家库和人才库，稳步推进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平台的建设。开展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工作，全市建立100个农业科技示范村和200个农业科技示范户，全年各级农业科技部门向示范村和示范户推荐和赠送新优种子、种苗2万多份，新型肥料500多份，编写发放农业技术科普系列丛书57500本，有力促进新优品种、农资和新技术在示范村的应用推广。大力推进农民专业技能培训，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培养专业化、高技能的农村实用人才。据统计，2006年在广州各地农村广泛开展技术讲座和科教电影活动156期，采用进乡入村式的农业技术培训和科教电影宣传活动相结合形式，培训农民技术骨干17126人次，派发农技培训资料36540份，放映科教片127次，组织农民19000多人次观看科教片，累计服务农民人数36000多人次。全年举办大型农业科技下乡咨询活动3次，中小型的技术咨询服务13次，参加咨询农民33400多人次，派发农业技术资料和优良新品种8万多份，组织农业技术人员800多人次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有效促进农业科技新成果和优质农资在生产中的推广应用。2006年全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贡献率、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72％、53％和90％，重点推广的良种和技术普及率达90％以上。同时，落实国家购机补贴政策，投入专项资金近千万元扶持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鼓励农民和农业经营企业购买各类适用先进农机具，推广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提高农机装备和应用水平。全市农村劳动力平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达3.2千瓦。这是“农科教”有机结合的典型事例，为广州新农村建设夯实了基础，也为广东省新农村建设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7　加强村民素质教育，快速提升农民群体素质

当前，农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旧的思想和习惯，农村中还有一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农民在思想和科学文化方面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教育体系不合理，忽视农民素质教育。因此，发展农民教育，构建农民教育体系，以人为本，既重技能教育，也重素质教育，尤其是农民素质的教育。农民素质教育，主要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