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法律保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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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格权保护的早期模式:“法德模式”

1.1804年《法国民法典》模式。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人类理性”为基础,人权思想在法典中得到充分体现,但这主要是为了反封建的需要,法典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更多体现在财产法领域。但这并不妨碍法国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这种保护模式主要由以下两方面的规定来完成的。其一,人法部分的规定为“人格权”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法国民法典》分为三编,形成人法与物法的二元格局。“人法”集合了基本上所有人身要素:住所、失踪、结婚、离婚、亲权、收养等,这为法国民法将“人格权”放在“人法”部分提供了框架支持。其二,侵权行为法的开放性。1804年《法国民法典》对于侵权行为仅设5条规定即第1382至1386条。其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行为发生之人,应对该他人负赔偿之责任。”该条只对侵权行为的后果和损害作出规定,对损害对象则没有规定,这就使得该条成为容量极大的“弹性条款”。立法者“有意使用了宽泛的语言,没有将法律保护或侵权赔偿限于对法定权利的侵害,凡是法律保护的利益都在考虑之内”,这就使“人格权”的保护成为可能。

2.1900年《德国民法典》模式。1900年德国民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散见于各编,如第12条规定了对姓名权的保护,“第823条第1款还列举了四种在受到侵犯时就同权利立于同等地位的‘生活权益’,即是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这样并不是说,有一种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并把这种权利与法律承认的人格权并列。”因而德国对“人格权”的保护在民法上形成本国特有模式。其一,人法部分的局限性。《德国民法典》1-89条规定了“人”,其中关于自然人的是第1条到第20条,整体上看“自然人法”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的资格,因此梅迪库斯才说:“法律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因此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民法典的人法部分仅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其二,主要通过侵权行为法进行保护。德国民法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主要是第823条和第826条,法典没有明确承认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为人格权,这些人格利益以及被法典认可的姓名权等人格权,它们都可以通过《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或第826条等得到保护。

(二)“法德模式”之评析:“看上去很美”

在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人的伦理价值在法律中被看成是内在于人的事物,从而使得当时民法在“人格权”保护上必然采取此种模式。“法德模式”认为人是一个伦理性存在,是不能通过权利化予以明确的。“人格权”看似至高无上,实则成为无法保障的空架子。首先,法国模式欠缺合法性依据,“人法”部分中的“人”,主要是财产法意义上的人,后两编的“物法”也都是围绕财产法意义中的“人”而展开,关于人自身尊严性的存在与保护在法典中没有充分体现。这显然不符当今民法“人格性正在向财产夺回桂冠”之发展趋势。其次,法国民法中侵权行为法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在法典中无法为已经类型化的“人格权”起到明确的划界作用。人自身价值的存在只能在《人权宣言》中寻找影子,却不能在作为“权利宣言”的民法典中找到依据;而德国模式忽视“人”本身之价值,民法典总则中的“人法”部分主要规范的是人成为民事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问题,人作为伦理性存在的尊严性要求在“人法”中根本没有体现,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侵权行为法来完成的。但侵权行为法对“人格权”的列举范围又非常狭窄,从法典上看仅仅有生命、身体、健康、妇女、信用、姓名权,而关于名誉、隐私、肖像等人格利益的保护则由范围极其不确定的“一般人格权”规制,这显然不利于人格利益的充分保护。

二、人格权法定化之证明:“否定说”之否定

19世纪的人格权理论对是否承认人格权一直存有争议,形成“否定说”和“肯定说”两派观点。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民法显然采纳了“否定说”。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国家的立法承认了人格权,“肯定说”得到普遍认同,一种新的模式即“人格权的法定化”应运而生,它通过对人格权的法定化、权利化使得人格权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明确。“法德模式”之缺陷前已论述,而对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格权否定说”进行批判,实乃证明人格权法定化合理性之有效路径。

首先,“否定说”认为权利是由法律赋予权利人的,而生命、身体、自由等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享有的。若认为生命等是权利,则否定了生命等具有的自然属性,反而不能解释这些利益的产生及本质。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应有权利与法定权利关系的误解,人格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被“发现”的权利,是应有权利,而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在实定法上的一种体现,两者并不冲突,只要人格权的体系保持开放性,人格权就不会因为其法定化而失去其基础与根源。

其次,“否定说”认为生命等利益是超乎于权利之上而存在的,既是权利产生的基础,也是权利的归属,在民法中规定人格权,会降低人格权的地位,是对人本身的亵渎。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在民法中规定人格权,详细地确认其内涵、外延及保护方法等,就是为了要更好的保护人格权,全面的维护“人之为人”的本质要求。

第三,“否定说”认为人格权是一种最高度概括、抽象的权利,具有不确定性、不具体性和思想的内在性,所以只能一般地原则性规定,不能具体地个别列举。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越来越意识到自身人格利益的重要性,这种对人格权的诉求有力地推动了法律对人格权的认识,人格权的类型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国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侧重点虽然都有所不同,但其大体范围是一致的,主要包括姓名、名誉、隐私、肖像、信用、人身自由、生命、身体、健康等。至此我们发现“否定说”所持立场已不符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注重人权保护的背景下,显然“法德模式”已经不能作为人格权保护的最佳模式,而人格权的法定化则顺应民法现代化之趋势,必然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民法典所采纳。

三、人格权法定化之适用:20世纪法、德之探索

19世纪的民法典对“人格权”保护模式主要采用的是“内蕴式”,而20世纪各国民法典逐步对“内蕴式”保护模式进行外化。20世纪的法国和德国为了实现“人格权”的充分保护,逐渐摆脱“否定说”之束缚,对原有的保护模式进行多次修正,“人格权法定化”的合理性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得以彰显。20世纪初,法国民法开始将生命、身体、名誉、、姓名、肖像、信用等作为人格权予以承认。立法方面,1970年的《法国民法典》第9条终于承认了“私生活权利”。随后经1994年第94-653号法律,将《法国民法典》第二章改为“尊重人之身体”,其中第16条规定,“法律确保人的至上地位,禁止对人之尊严的任何侵犯,并且保证每一个人自生命开始即受到尊重。”第16-1到16-9皆是对人之身体完整性及身体应受尊重的权利的相关规定。可见,法国民法当前主要是从权利化的角度来看待人格权的,这与1804的民法典所持立场已经大不相同。德国自二战以来三次尝试在民法典中修改和补充关于人格权的规定。第一次尝试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重新整理关于人格权和荣誉的民法保护”的法律草案,建议将第823条第1款修改为:“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人格,或者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必须赔偿由此导致的损害。”在第847条增加一项关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在第12条中增加一系列的关于人格权的各个具体方面的规定。70年代的末期又进行了一次尝试,修改的方案与前一种方案大同小异。第三次尝试是在8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司法部提出的修改方案,修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以下的规定,并且在第825条规范有关侵害人格的问题。这些尝试反映了人们对人格权法定化模式的态度转变,为实现人格权保护的外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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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电器”是指家用电器及各种电讯、电力器材："压力容器“是指锅炉、氧气瓶、煤气罐、压力锅等高压容器：”易燃易爆产品“是指烟花爆竹、雷管、民用炸药等产品。

    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产品或者明知是上述产品而销售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未构成犯罪的，按照＜产品质量法＞第37条的规定处罚。

    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产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上述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是犯罪行为，按照新＜刑法＞第146条规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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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制度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4－0180－02

人权是一个理所应该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人生活在社会当中，确保其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享有的一类权利。人权是相对于王权而存在的一类权利。人权最早载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随着公民社会的到来和公众人权意识的提升，人权逐渐进入到各国宪法当中。基本人权以及保障基本人权能够得到具体实现，需要由法律加以保障和维护。各国制定宪法的基本目的其实就是要保障人权，只有以人权得以保护作为基础，才能确保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使人们安居乐业，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实现个人理想共同推动社会、国家的有序发展。

一、我国宪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简述

在依法治国理念下，我国不断强化立法，尤其是宪法的修订和完善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必要机制。现阶段，我国宪法经历过数次修改，使宪法能够更好的维护国家和公民利益。2004年人权概念被引入到宪法中，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数字描述的方式，使人权价值得到体现。可以说宪法中引入人权概念，标志着我国基本法对于人权的重视和肯定，也预示着我国人权保障机制建立工作迈出坚实一步，使法律的保障作用得到体现和强化。虽然我国宪法当中人权保障机制尚存在一定滞后性，但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已经逐渐得以显现。本文着重对2004年修宪后，我国宪法关于人权保障制度的规定进行阐述。在2004年修宪时，宪法中加入了五项新的人权保障制度，明确了一项新的原则，进而形成具体化的一套符合社会形态、发展实际的人权保障体系。五项人权制度相关修订内容:第一项是经济权利平等制度。在过往的制度体系当中，我们存在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同态度的问题。而宪法修改后，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从本质来看宪法奠定了经济权利的平等基础原则，促进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共同发展。第二项是私有财产权的明确。2004年修宪将私有财产权纳入宪法当中，使得私有财产权受到宪法的具体保护。私有财产权上升为宪法权利后，人们自然能够通过宪法权去对抗来自于公权力的侵害。第三项是公益补偿制度的明确。宪法中引入公益补偿制度，使土地等财产征收必须符合硬性法律条件，由此公共利益得以突出，私有财产保护更加有效。第四项是对紧急状态进行法律规定。这一制度落实使得公权力与人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清晰，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第五项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宪法修改后，宪法中加入了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内容。通过宪法修订更为突出体现了生存权的概念，有效维护人的基本权益。一项人权制度相关原则:在修改的宪法当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原则，在宪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学界认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原则之一，对实践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二、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重点分析

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完善要围绕规定细化展开，要突出公民迁徙自由权、环境权、生存权，切实提升宪法的实效性和指导性。第一是明确公民迁徒自由权。本次探讨的迁徒自由权是狭义层面的迁徒自由权，通常指公民享有在国籍所在国境内自由选择居住地并移居的自利，这一概念可视为国内迁徒自由权利。迁徒自由权是其他人身自由权的基础条件，如果失去迁徒自由，那么公民也就失去了完整的自由权。迁徒自由权是人身自由权的一种具体延伸，明确了迁徒自由权，则意味着公民能够按照个人意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实现居住地和工作地的改变，而移居他处，同时享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第二是突出环境权。公民环境权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而越发受到重视。狭义的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都享有在未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自身权利，同时也享有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的权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使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视。这种重视也引导着国家立法执法行为的长效化，对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完善产生积极影响。第三是进一步保障生存权。人的生存权得到保障是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最直接体现。2004年修订的宪法中已经对社会保障权利进行了明确，进而使生存权的法律体系更为完善。后续在宪法人权保障制度完善过程中，要不断强化生存权的保障，强化生存权的基础作用，使人权保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为突出。

三、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的不足及完善机制

(一)人权保障机制不足分析

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人权保障机制细化程度不高，我国宪法在人权保障机制方面更多是原则性规定，缺乏更为系统和细化的规定内容，使可执行性下降，导致对人权保障的实际作用下降;其二是人权保障机制实效性不突出。目前我国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具体规定多为2004年修改宪法时所引入和修订的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变化，人权保障机制实效性已然不足，难再满足保障人权的实际需要;其三是人权保障机制的系统性不足。我国宪法关于人权保障制度的规定还较为零散，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缺乏必要整体性限制了宪法作用的发展，对于人权保障制度的创新发展有一定影响。

(二)人权保障机制完善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权保障越发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性问题，公众人权意识更加强烈。我国人权保障机制需要不断加以完善进而更好的体现宪法实际作用与价值。1．围绕细化入手，引入迁徒自由权规定在宪法的后期修订工作中应在条件成熟时，考虑以修正案形式确认迁徒自由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进而在宪法层面充分体现和彰显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精神。根据我国宪法结构、内容及国际立法经验，关于迁徒自由权的明确，可以将我国宪法第39条做具体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在境内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公民有因正当原因移居国外、出入国境的权利。公民行使迁徒自由权时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同时也不得影响他人权利和自由。2．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将环境权融入宪法我国应着重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将环境权纳入宪法当中，使环境权作为人权保障重点得到突出体现。其一是我们应在宪法总纲当中对公民环境权内容加以明确规定，将其明确为基本人权原则，进而推动后续法律修订工作开展。其二是在宪法内容中明确我国公民享有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同时承担着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有机会参与环境开发，同时有对环境保护的监督权。其三是细化关于环境权的规定，使环境权能够得到具体实现，确保宪法价值得到充分体现。3．强化人权保障制度系统性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需要得到不断系统化创新和完善，进而在反复实践中摸索构建人权保障体系的实践路径，以宪法为基础，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具体法律依据，建立人权保护和保障的整体机制，促进全人类的和谐、全面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来梵，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J］．法商研究，2005(04)．

［2］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J］．法学家，2004(04)．

［3］陈道英．宪法惯例:法律与政治的结合———兼谈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J］．法学评论，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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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和人权史上，世界性的格言是：在分权未确立和人权无保障的地方便没有宪法、没有法治。这是创立古典人权正文样板的立宪国家――法国留给全人类的警句和财富。走向法治，须从把握法律的至上性始；把握法律的至上性，须从肯定人的高贵性始。当人类的一切行为围绕着人二字展开时，人权与法治的理想便由远而近了。

一、人权与法治的基本含义概述

（一）人权的基本含义

讨论人权概念，首先要明确人权主体的范围。人权主体范围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不断地发展，这也表现在人权主体的理论领域当中。有学者认为，人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可以归纳为三个过程:(1)“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人权主体有限的古典人权理论至20世纪中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正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才孕育出了对普遍性人权的迫切需要和真切追求。（2）“从生命主体到人格主体”。新的理论认为，法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与自然人有同样活动能力的实体，作为法律拟制的人格与自然人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要素。所有法律上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其待遇应该是同等的，不管这个人格是自然取得的还是法律拟制的。（3）“从个体到集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理论与实践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权主体不仅已从有限的某些人发展为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每个人，从生命扩展到人格，而且从个人发展到集体，这是人权主体理论的又一次革[1]。学者们所概括的上述过程实际上已经大致的将人权的主体范围勾画清楚了，即人权主体应该包括：（1）所有的自然人和法人；（2）集体，如少数人群体、民族、国家等。关于人权的基本含义，本文采取了英国学者米尔恩（A.J.Milne）关于最低限度人权的说法，并且为了将人权概念常识化、普及化，我们将人权定义为“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二）法治的基本含义

法治是一个内含非常丰富的概念。首先，它指的是与人治根本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其次，法治意味着人民必须守法,政府更必须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有效防范国家公共 权力的专横和滥用。第三,法治还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社会状态。法治最终要表现为一种法律秩序,它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已经法律化、制度化。所有的法律主体依法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忠实履行法定义务,从而使整个社会在法律调控下有条不紊健康有序地运转。最后, 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于基本人权的承认。宪法和法律不是基本人权的渊源,而是其产物。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切实维护。

二、人权与法治的关系

（一）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

法治的根本价值和目标，只能是保护人权。法治如果偏离了保护人权的目标，就不是真正的法治。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因为在作出决策时，“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做较好的裁断。”“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2]人权是对人治的根本否定。在人治体制下，人权是没有保障的。法治同人治的区别就在于有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的作用是什么，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在人治社会，虽说制订法律，但法律的主要内容是确认国家的统治权 、等级制和家长制，首要功能是维护统治者需要的社会秩序。法是用来治民，民众的人权则不受法律的保护。在法治国家，法律则是确认人权和自由，而不是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因此，人权就会成为法律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 ,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3]法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是人权的根本保障。法治首先要求法律必须是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良法，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等特点，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其次，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法治的核心是法律至上。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机构都要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法治面前无特权。法律只有普遍遵守 ,才能得到切实的实现。

（二）人权法律化是现代法治的形象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说明人权法律化，在中国已深人人心，当然，它须具备一些条件。因为人权并不就是法律权利，并且，法律会消灭，而人权作为人的权利，会伴随人类始终。

首先，必要的、相应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次，必要的社会精神生活条件。人权既然由社会承认，就必须与该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准一致或大体一致。否则，人权就会成为某些人随心所欲的东西。再次，必须是一般主体所普遍具有的权利。至于特殊群体的权利也不应该超过一般主体所享有人权的平均水平，而只能保持一致或持平。最后，要有被一体遵行的现实可能性，否则，人权就不可能以法律的形态存在，而只能以道德的形态或习惯的形态存在。

第一、二两个条件即人权进人法律领域的社会物质、精神生活条件，表明的是人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性，也表明人权的发展特性。第三个条件则是人权自身的特性。第四个条件表明了人权与法律相契合的特性。四个条件缺一不可，是人权得以法律化的必要前提。它们共同促进人权的法律化，并将最终促进人权的实现。这也是人权进人法律领域，由法律来保障的 目的所在。

在当代，保护人权和建立法治已经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权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权得以保护和尊重的重要标志；离开了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法治；离开了法治，再好的人权理念也不能实现。这些道理凝结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深刻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今天，认真思考人权与法治的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徐显明、曲相霏.人权主体界说[J].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5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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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法与劳动者人权之间的关系

(一)劳动法可以维护人权的正当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的最终追求都离不开自身的利益。由此可见，人权的产生也源自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社会这个复杂的大集体中，人权对于每个主体来说都是其自身权利力和其他主体的义务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劳动者A享受的权利来源于劳动者B履行的义务，劳动者B享受的权利又来源于劳动者A履行的义务。这样的关系为利益的追求限定了范围，奠定了人权保障的基础。而塑造出这种关系的规定就是《劳动法》。若没有劳动法，人权将得不到保障，人们肆无顾忌的追求自身利益，却侵害了他人的权益。《劳动法》的出现，确认了个人及群体间可以享受的具体权利，明确了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体现了国家在劳动者人权保护上的强大意志。

(二)劳动法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来维护人权

人权来自于人们对自身本性的追求，人作为一个社会主体而存在，物质与精神都是其生存所必须的要素，这取决于人所固有的自然属性。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性主体，人与人之间又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并因此而产生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劳动法》的诞生就是为了对其进行调整，即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规范每个劳动者的行为，缓和劳动者和劳动者、劳动者和雇佣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说，劳动法在社会关系的调整上具有非常积极的应用意义，在劳动法的调解下，社会关系愈加和谐，劳动者的人权得到更加理性的保护。

二、《劳动法》中保障劳动者人权的具体表现

(一)对就业权的维护

众所周知，劳动者是否享有正当的就业权，将关系到劳动者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故《劳动法》在第十二条规定中提出，劳动者在就业时，用人单位不得因民族、种族以及的差异而歧视劳动者、拒绝劳动者就业。劳动者就业应该实现“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目标，这是对劳动者最基本人权的有力保障。

(二)对受教育权的维护

所谓劳动者的受教育权，就是经职业培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的权利。《劳动法》对这项权利给予了保护，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综合职业能力。

(三)对获取报酬权利的维护

劳动者付出劳动，换得等价的利益，因此获得报酬是一种正当行为。劳动法对于获得报酬这项权利给予了肯定，劳动者应该享受同工同酬待遇，若用人单位侵害其报酬权利，则要承担相应的法规责任。

(四)对民主管理权和劳动“三权”的维护

国际劳工组织在其公约中指出，劳动者应集体享有团结权、争议权以及集体谈判权三项权利;我国的《劳动法》则明确规定，劳动者具有自由结社权。除此之外，《劳动法》还在第七、八条中点明了劳动者对企业所具有的民主管理权。以上四项权利都是人权理念愈加完善的重要表现。

三、完善《劳动法》中人权保障的建议

(一)形成以《劳动法》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

《劳动法》在保障人权的整个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尚不完善的《劳动法》，可以通过联合其他法律法规来实现对其中漏洞与空白的弥补。除了《社会保障法》、《劳动监督法》、《反歧视法》、《劳动合同法》等，还要加快制定并实施相关配套法律法规，通过系统性的人权维护体系来实现对劳动关系的有力调节。

(二)统一人权保护中的各种标准

我国当前正在不断改革自身的经济体制，努力向着纵深的方向不断发展，这就使得国企与各大产业都出现了明显的结构调整。在这一特殊时期，国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有所降低，就业压力随之增大，这时需要加强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保证其可以成功就业。

(三)完善立法理念

劳动法应该是保障劳动者人权的法律，立法应以人权保护为核心来制定相关标准，而不是单纯的增加具体的权利或义务。只有这样科学的立法理念才能给予劳动者人权以最好的保护。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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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弱势群体；人权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60-02

1 市场经济与人权的关系

西方学者对市场经济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奥地利米塞斯为首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另一种是以波兰的兰格为首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市场经济是否要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与此相对应,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进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我国的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权保障的不足日益凸显出来。

市场经济与人权保障存在着内在的普遍联系。市场经济是人权观念产生的基础,人权观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市场经济内在的二重性对人权具有正负效应。它既有促进人权的积极作用,又有阻碍人权的消极作用。这种双重作用与市场经济共存。这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一样的。因此,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利用市场经济对人权的正效应,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同时,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严重,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越来越难以保障。为此,市场经济就必须以人为本,进行社会整合,建立起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机制,让这些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利用代言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此来保障弱势群体人权的实现。

2 市场经济视野下人权的类型化

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人权主要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

第一,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的生存权主要有：①工作权利。主要包括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培训权、社会保险福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当弱势群体的工作权利受到侵害时,政府和国家都应当予以保障和救济。②财产权。主要是指公民所享有的对抗他人非法干涉自身财产权的权利。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侵犯弱势群体财产权的现象不断增多。当前普遍存在的情形就是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当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无从救济。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救济体系,保障他们的权利。③表达权和参与权。即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和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尤为重要。要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弱势群体的表达权利。要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增强决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参与度。在制定与弱势群体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时,要公开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二,发展权。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就弱势群体的发展权而言,主要就是指社会对于弱势群体应当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充分地保障他们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保障他们的工作权利,参加培训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完善和落实弱势群体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们要坚持保障生存与促进发展并重的原则。保障生存就是要确保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实现,促进发展就是确保弱势群体发展权的实现。保障生存与促进发展并重实际上就是生存权与发展权并重。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也就无所谓发展权；发展权又是生存权的延续,没有发展权,也就不能保障更好地生存。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保护弱势群体应该从生存权和发展权并重这个高度去设计弱势群体的权利,并且还要有必要的措施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以真正的实现。

3 市场经济视野下人权保障的不足

(1)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应该具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由于我国的财政政策和社会救济的不完善,致使很多需要救助的人寻求不到救济的途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大量的。

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以家庭保障为主,在城市则以单位为主,社会保障的水平低,覆盖面窄,保障功能不强。虽然我国逐步实施了社会救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社会支持制度明显滞后。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下,保障资金缺乏有力保证,无法使弱势群体的境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2)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我国法律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并且这些法律的实施对我国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法律对于弱势群体人权的保障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虽然我国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范围很广,但宪法只是作了抽象的原则性规定,要使宪法上规定的这些权利转化为公民实有的权利,需要国家有关机关依据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制定出具体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使其变得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障法律,作为社会保障法的核心部分《社会保险法》至今仍未出台,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立法几乎是处于空白地带,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决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立法工作的滞后,直接导致了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的保护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而各类法律法规的相互冲突矛盾,又使得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陷入了“有法难依”的尴尬局面。

(3)法律救济难以实现。法律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各国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得依赖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要想得到法律的救济是难以实现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人权保障制度,其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出资,包括支付律师的援助费用及相应报酬。而从我国立法上看,对法律援助规定得过于原则,且均将法律援助框定为律师减免费用、义务提供援助,并未规定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从实践中看,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由律师协会、律师及高校等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阶段。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的只是极少数人,弱势群体常常处于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有关诉讼费用而无法维护自身权益的窘境。

此外,弱势群体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法律救济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普法存在的问题造成他们对于一些与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知晓,无法有效地寻求法律救济。由于社会弱势群体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发生利益纠纷之后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通过非理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法律救济成本过高也是造成弱势群体寻求法律救济的一大阻碍。即使他们希望得到法律的帮助,也会因为诉讼成本过高放弃诉讼。

4 市场经济视野下人权保障的完善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是老年人最重要的保险制度,尤其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更急需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点应放在构建制度平台上,即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其次,完善失业保险制度。随着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失业保险制度面临着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内在要求,应当开辟新的资金供应渠道。最后,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改革应当以全民健康保障作为长远目标来落实,加强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险扶持力度,以福利公平为指导原则,坚定不移地实行医疗保险、医疗体制、医药体制三项改革同步推进。

(2)完善法律保障体系。目前,我国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多采取单行法、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立法形式,由于缺少一部统筹性的法律而造成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混乱。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具有单行立法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它能把需要保障的受益主体整合在一起而有利于充分的保障各类弱势群体,把各类保障主体整合在一起而充分发挥各保障主体的优势,并且它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提出整体的总体措施和个体具体的差别措施，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能较好地解决诸多单行立法的缺陷与不足,使法律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此外,针对我国目前的现状,在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的同时,应该继续完善和落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单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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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权思想；宪法人权；宪法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258-01

一、发展权的历史演进

发展权是20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程中率先提出的人权保障新理念，并引起国际社会的积极关注和迅速反应。国际社会围绕着发展权问题始终存在着政治实践和理论观点方面的博弈，我们通过学习发展权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之形成与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以史为鉴，努力探索适应当今全球化要求有效保障发展权实现的路径。

（一）发展权思想的孕育

发展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明之中，发展是一个实现内在潜能的过程经过。14至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们提出了发展是人性对抗神性的一种自由的主张，可谓是历史性的一大进步。17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继承与发展这一主张，强调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隐含了发展自由权的思想。此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曾经把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但是，这些思想大师们由于将人权一概视为个人权利，忽视了人的集体存在形式，制约着以集体为重要主体的发展权始终不可能形成。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就集体人权问题展开激烈斗争，联合国组织成立以后并通过联大会议制定了一系列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人权保护文件，对集体人权的地位作出肯定。随之一贯强调以集体和个人为权利主体的发展权思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发展权虽然还没有作为一个人权概念被提出，但通过联大决议对发展权思想进行总结和确认，已经为发展权的形成奠定了国际法律基础。

（二）发展权概念的确认

发展权利的主张最早由非洲提出来的。而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权”概念并尝试给发展权下定义的是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人权国际协会副主席、联大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他指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所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然与生存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相联系，也就是与发展权相联系。至此，发展权概念被正式提出，并立即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支持和联大一系列国际文书的确认。发展权概念界定为：发展权是全体个人及其集合体有资格自由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的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发展所获利益的一项基本人权。

二、发展权的宪法保障

尽管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但如果对世界各国单个宪法典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年来发展权问题的进展主要体现在观念的变化和受重视程度的提高方面，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典及宪法性文件并未明确载入发展权这一概念，有相当比例仅是对发展权理念或原则进行了宣告性或确证型的规定实践中，发展权因法律规范不足，普遍缺乏系统的发展权法律救济机制而导致发展权利受到侵害维权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对于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发展权而言，若是没有国内宪法的规范确认，又缺乏具体的法律保障方式，其现实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发展权的宪法规范。发展权是一项年轻的权利，其人权法制化尚处于不成熟、不发达的进化阶段，各国宪法对它做出及时反映并制定相应的规定，是宪法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为丰富与完善发展权法律制度尤其是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世界上没有统一的人权法律规范模式，不同的国家主要取决于该国人权理论与历史传统。在探寻发展权宪法规范的合理方式时，一方面要考虑各国宪法规范人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法律体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现有的宪法规范的经验，总结带有共通性、合理性的内容。研究当前各国宪法对发展权的规范方式，其构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宪法序言或总纲中抽象地宣告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的宪法地位，突出发展权的基本人权的性质同时，确立发展权保护这一法律原则；第二，在国家基本政策或发展规划中，通过建立发展权与发展规划发展计划及专项开发之间的法律联系具体地规定实现发展权的方式；第三，规定转换性条款将国际发展法与国内法联接起来，使发展权的国际国内法律规范统一到宪法规范中，实现国际发展权法律规范的国内化上面任何一种方式，只要把发展权纳入宪法规范，使之获得根本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保障，有了宪法为渊源和联接点，发展权法或其他发展权法律制度自身也必然会随着应有权利的不断被肯定而得以丰富发展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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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至上 权利平等 权力制约 权利本位 保障人权

在人类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今天，其含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化的法治“意味着的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而是“法律的统治”，“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是一种价值取向。由此，我们坚决反对工具主义法治论,而毅然秉承法治理念之品德，并认为它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它是一种法律至上的理念，亦即社会的每一名成员都应当视尊重法律是权威为最高美德。这里所说的社会成员不仅仅指或者说更重要的不是指公民,而是指政府机构及其公务员尤其是指国家各级官员。第二,法律首先应当是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社会正义。这里的利益不仅仅包括物质利益,同时包括精神利益以及获得这些利益的机会。换句话说,符合法治的法律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法”。而产生“良法”的途径是什么呢?是民主!是立法规则和程序的民主。第三，司法的独立和权威也是法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审判独立,它包含一系列关于法官任命方法、法官任期安全、法官薪金标准以及其他服务条件的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保障法官个人免于外部压力,独立于除法律权威以外的一切权威。“可以肯定地讲,法治的实质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先前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倘若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

具体而言，现代化的法治应当包括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和保障人权等五个方面。法律至上是指法律在社会规范中具有最高权威，所有的社会规范都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成为评判一切涉法性社会问题的最高权威。“在人治时代，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只是法治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人们通过协商赋予了法律以至高无上的理性。”在价值上，法律至上是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否定，它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真正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主张法律至上即是主张人民意志至上。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的人们的法律地位平等。因而，应当按照无差别对待的原则来向每个权利主体配制同等的基本权利，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参与社会交往、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平等不等于平均。平等是一种机会上的平等和法律主体资格上的平等，而不是平均所指向的结果上的平等。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尤其是权利的制约。近现代法治的实质和精义在于控权，即对权力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合法性的控制，包括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和法律制约权力。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权限、程序和责任的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一切治国之权力都必须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并被依法评价和监督。所谓权利本位，有两层基本涵义：其一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其二是指在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权力之所以必须是有限的，就在于它来源于人民；法律义务的设定必须处于维护相应的法律权利或公众利益的需要并经过必备的法律程序通过。由此，我们得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结论应当是：“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

人权，就其本来意义来讲，是基于人的本性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了自由生存、自由活动和自由发展而能够真正掌握自己命运所必须平等享有的权利。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还包括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各方面的权利，是一揽子权利的集合。它有三种基本存在形态或者说三个层次：应有权利（人权的应然性，也是一种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人权的实然性）。应有权利是指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这是人权的本源。法律权利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是一种有保障的人权。实有权利是指人实际能够享受到的权利。在有的情况下，法律详细而明确地规定了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但人们并不一定能够实际享有。人权的实现是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再从法律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的动态过程。所谓保障人权主要是从法律权利的角度来说的，基本涵义就是运用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力保证法律所赋予的人们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生存权、发展权以及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的实现。法律是人们理想中应该享有的人权与社会实际生活中实际享有的人权的中介和桥梁，是认可与保障人的应有权利的最重要的手段。2004年是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使其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执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从而为事业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汪太贤：《西方法治的源与流》，法律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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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宪法原则性规定的具体体现与展开，不得同它抵触，刑事诉讼法也概莫能外。

我国宪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宗旨，用了将近一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规定，并将该章列于总则之后、国家机构之前。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民的人权保障的高度重视。有鉴于此，刑事诉讼法也应与宪法同出一辙，以保障人权为己任。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奉行惩罚犯罪，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刑事诉讼法一度走入误区，一味强调惩罚犯罪，却未能很好地担当起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护神的角色，造成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缺乏保障，极易遭受非法侵害。现行刑事诉讼法经过修改，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从各方面、环节加强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从而使宪法的各项相关规定基本得以落实。

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中与刑事诉讼相关并以诉讼权利形式体现的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及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公民进行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例如：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及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为使该项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不致落空，刑事诉讼法对拘留、逮捕、搜查等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侵犯公民住宅的诉讼行为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依此规定，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切实的保障。又如：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该项权利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就成为各项诉讼权利受到非法侵犯时的救济性措施。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诉讼参与人对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第九十六条还规定了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诉、控告的权利。由此，当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将不再是求助无门，而是可以寻求诉讼外的保护。也正因为这一救济性权利，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其他各项权利才有了现实化的保证。

现行刑事诉讼法通过将宪法权利具体化为诉讼权利，并为其提供救济措施，从而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而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基本担当起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作用。

然而，在人权保障方面，刑事诉讼法并非只能完全被动地遵从宪法的规定，相反，美国部分宪法修正案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就清楚地说明了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对宪法的影响与推动作用。

美国1787年宪法中关于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保护是从三权分立、对政府限权方面间接体现的，正面的明文规定却寥寥无几，国内外对此批评颇多，认为宪法对人权保护力度不够。国会于是在1789年通过了增修宪法十条，也即所称“权利法案”，以此来充实宪法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其中第四、五、六、八条为保障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不受政府非法侵犯，赋予其一系列宪法权利，即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权、不受双重危险的权利、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对质权等等，这是一个把刑事诉讼中奉行的人权保障标准宪法化的过程，从而为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提供宪法保障。

权利法案颁行之初，旨在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只适用于联邦政府。与之相对应，这些人权保障条款仅仅适用于联邦司法系统而对州司法系统没有约束力，这就使其对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力度大打折扣，因为在美国有将近99％的刑事起诉是由州政府提出并由州法院系统审理的。为使其在全国得以贯彻实行，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后来增加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关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解释，在何为最基本权利及选择性吸收或者全部吸收权利法案的争论声中，终于以判例形式把除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权和禁止课以过多保释金和罚金的权利以外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条款纳入到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范围内，从而使这些权利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必要因素同样适用于州的司法系统。

然而，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这些人权保障条款的表述非常简明，内涵与外延并不明确，不具操作性，其在实践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主要取决于审理个案的法官对其如何解释。如果该法官仅从字面上对其进行解释，则它的作用仍是十分有限的。最高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通过对这些条款进行扩展性的司法解释，拓展其适用空间，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案例，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各条款的内涵与外延。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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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发展权；宪法人权；宪法规范

发展权作为一项由全体个人及其集合体有资格自由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的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发展所获利益的基本人权形式，随着近几年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在整个世界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使得更多国家的宪法对其做出积极反映。我们研究发展权与当代宪法发展的关系，对丰富当代宪法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和更好地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权是宪法人权的新发展

1．发展权对个人权利原则的发展。传统的宪法人权观都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孤立、单个地对待个人权利。发展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法律价值观合理的一面，同时也侧重于“人”作为社会集合体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其基点在个人，又不惟个人，还包括人按照特定方式结合而成的民族和国家等集体。

2．发展权对宪法人权内容的拓展。发展权涵盖了传统人权的部分价值内容，是在生命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形式上的拓展与提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发展，是一项旨在增进、延伸和强化所有传统人权的基本人权。

3．发展权对宪法人权普遍实现的推动。发展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对于全人类人权的普遍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功能。理论上，发展权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权的价值优势和复合性人权的要素，极大地丰富了人权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发展权法律制度的安排立基于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他人和社会获得合法的发展利益，充分享有免于他人对自身发展权利施以妨碍和侵犯的消极自由和能动自主地谋求发展的积极自由。实践上，发展权能够不断地消减发展差距与发展障碍，保护人权平等，增进社会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

二、宪法对发展权的意义或功能

宪法作为一国根本法和最高法，集中表达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对发展权具有宣示、规范和保障之功能。

1．宣示功能。发展权入宪，意味着宪法在制度上对发展权的确认，这种确认是国家向国内、国际社会明确认可发展权的态度的宣示。就国内而言，因为宪法只是纲领法或原则法，其相关规定往往通过专门法进行细化，所以，宪法对发展权的规定为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发展权保护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发展权入宪也是向司法机关和政府单位表明了发展权受法律保护的态度。就国际而言，现代社会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发展权人宪是向国际社会传达本国政治集团关于发展权态度的重要渠道，也是决心要承担保护发展权义务的表示。

2．规范功能。任何一种道德权利要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一个关键性的跳跃式环节就是必须经过宪法，只有宪法进行了规范，才能使之落实为具体法律上的权利，最终成为一项实有权利。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少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宪法的规范形式对发展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一是在制宪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发展权的经济意义，通过发展国家经济促进实现人民的发展主张。二是不少的国家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强调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发展权利。

3．保障功能。将新的人权形式纳入保护之列是当代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各国宪法对发展权的保障主要是从国家、政府作为义务主体的角度，对其应当或必须采取的保证发展权实现的制度、措施和手段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形成了一个客观的保障体制。(1)控制公共权力，并对它与发展权利关系给予宪法定位。(2)制定旨在增进发展自由与发展机会的发展规划或发展计划，实施保障发展权得以实现的具体措施。(3)对非法侵害提供救济。(4)制定发展权保障制度，成立发展权保障机构。

三、发展权的宪法规范

发展权是一项年轻的权利，其人权法制化尚处于不成熟、不发达的进化阶段，各国宪法对它做出及时反映并制定相应的规定，是宪法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为丰富与完善发展权法律制度尤其是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世界上没有统一的人权法律规范模式，不同的国家主要取决于该国人权理论与历史传统。在探寻发展权宪法规范的合理方式时，一方面要考虑各国宪法规范人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法律体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现有的宪法规范的经验，总结带有共通性、合理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