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法律意识范文
时间：2023-06-14 17:35:1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理学法律意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必然是它的反映。在国际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其主体的活动和关系总是要涉及到各个方面和各种法律体系，在客观上形成种种相互交错的关系，引起各种跨国性的法律问题，绝对会沿着法学家人为的分科界限去发展。这些跨越国境而发现的种种法律关系，广泛涉及到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的各个部门，作为综合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而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法律体制，有其本身的独立性和特点，正是跨国经济关系多样性、复杂性的客观反映，不是人为的揉合，从而以国际经济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法学也具有其自身特点和独立性。它既不同于仅以研究国家（及国防组织）间关系为对象的国际法学，也不同于以研究涉外民事关系中冲突规范为对象的国际私法学，有其本学科固有的科学规定性，不是出于法学家人为的设计。如果忽视这点，拘泥传统观点，把国际经济法纳入国际法或国内法某一法学分科，是无异把本来属于统一的国际经济关系，人为地加以割裂，必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因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首先要问的是，客观现实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法是什么？”“法从何所出？”只有立足于这一基点，运用综合的方式，着重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相互联系，去探索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拘束，面对现实，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这一新兴法学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
再证之科学发展的历史，几种相关学科交叉而综合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或称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甚至称为综合学科者，其例并非鲜见。在自然科学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也不断出现新的突破，终至形成各种跨学科的新兴学科者，有物理化学、仿生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生物物理学等等。在法学中也不乏先例，如国际海商法学又是在长期实践中，随着海商事业的发展，综合国际海商和条约及各国海惯例商法而形成一支独立的法学分科。所以，国际经济综合国际法和国内法两种规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科，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广泛包括国际有关商品与资本流通的各种法规、法制及有关的法律问题，还可细分为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货币、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税收、国际劳务协作乃至国际经济组织等的法规及法制的问题。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法学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 理论联系实际。这是研究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国际经济法是法学领域中一门实用学科。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涉及到各国政策和利益，而由于各国利益不一致，诸多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其情况尤为严重，因而，使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极为复杂，难于解决。研究国际经济法，必须避免就法论法，或流于纯法理的探讨，要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坚持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去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找出主要矛盾之所在、问题的实质所在，并联系国内外司法、立法实践，用国际经济的基本理论，去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特别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研究国际经济法，应立足本国，联系我国涉外经济司法实践及我国在对外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使研究工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及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篇2
作者简介：章帷儿，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师，讲师，研究方向：国际商法、知识产权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243-02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工作的全面推进，培养和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与素养，已成为当今我国高校教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我国对高素质国际性商务人才的需求也日趋增加，法律课程对商科人才的培养所起的作用也日趋明显，在日常商事活动中，因不懂法律而产生的纠纷也时有发生，法律知识对于商科学生素养的提升日趋重要，但商科学生的法律学习课时却并未增加，要在局限的时间内让学生了解法律，案例教学是一个较好的方法。本文以商科为例，以商学院法律教学现状及商科学生法律需求的调查为基础，探讨商科法律课程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模式，以期能对商科法律教学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科学依据。
一、商科法律教学的现状
（一）课程设置
国内高校在学生大一阶段基本都设有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必修课，其中法律学习内容集中在“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和“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两部分，涵盖了我国法律体系内以宪法为核心的所有部门法律的介绍。商学院学生也不例外，这有可能是他们对法律的“第一次紧密接触”，大二学生主要学习商科的基本专业知识，如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甚少涉及法律；到了大三阶段，通常根据不同专业开设经济法、国际商法、知识产权法等与专业相关的法律课程，围绕商事组织、合同、金融、运输、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商事活动带来的法律问题、国际商事立法状况等，覆盖内容广泛，还涉及知识产权与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大四阶段，学生面临就业与实习，一般不再开设法律课程。就课时来看，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一般34-36课时； 国际商法、知识产权法与经济法分别为 36、36和54个课时。
（二）学生需求
在2015学年针对本校参与上述四门课程的800多名商学院学生中的调查中显示，有近95%的学生认为法律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在空闲时间也会通过网络等社交媒体来了解法律事件，对法律知识比较感兴趣，具有一定的学习热情，认为学习法律知识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有帮助。
在课程内容及设置上，超过一半的学生希望自己能在法律学习中增加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民商事法律内容，而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内容很少有学生主动去学习。调查还发现，商科学生学习法律更重视法律的实用性，希望通过学习能降低发生商事纠纷的风险，认为纯粹的法律理论以及单纯的法律法条生涩难懂，学习兴趣不大。
（三）存在问题
1.枯燥单一的授课形式：传统的法律教学方式主要依靠教师讲、学生听，课堂以授课教师为中心，对法学理论与法律法条进行逐条解释与说明，而传统的案例教学，教师会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基本案情，提出问题，再由学生进行分析，最后教师进行点评总结。以上单一的授课形式往往让学生在课堂中感觉到枯燥乏味，进而降低课堂的参与率，最终导致学生对法律学习丧失兴趣。
2.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由于法律课程在整个商学院学生培养方案中所占比重较小，教学时间受限等原因，教师一般无法兼顾教学实践环节，要讲授的法律知识又多，一旦案例教学拿捏不好，就会导致法律理论学习时间太少，教学任务难以完成。因此，为了平衡教学时间，案例分析无法深入开展，案例所涉及的问题也只能稍稍带过，无法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价。
3.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传统法律案例教学所选取的案例都是较为经典的，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相对比较复杂，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要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势必要求学生掌握法律问题的分析方法，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而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能充分讨论，各抒己见。而商科学生通常法学基础薄弱，从未接受法律知识系统学习，一般达不到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分析能力水平，虽然商科学生通常具备良好表达能力，但结果往往是学生知难而退，学习效果不理想，教学目标无法实现。
4.授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在非法学专业教学中，大多数教师没有法律实务工作经验，也未能长期不间断地参加法律实践，法律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特别是像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大部分由非法学专业的教师担任，甚至由专职辅导员担任授课教师。因此，授课教师本身对于法律就难以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也缺乏实践教学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案例，也只能达到调动学生学习兴趣这一基本目的，无法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5.不顺应时代潮流：商科法律教学在课时紧张、内容繁多的情况下，教师无法面面俱到，往往浅尝辄止，同时传统课堂教学在“互联网+”时代面临巨大挑战，学生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纷纷来袭，传统法律案例教学模式优势不在。
二、 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内容与原理
（一） 知识与能力是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模式的基础内容
它要求案例教学在传授基础法律知识的同时，注重案例分析能力的培养； 进而提高运用法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授课教师需了解知识与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在授课时注重以知识学习促进能力的发展，能力的发展再反作用于知识的巩固与理解。知识学习的意义在于授学生以渔，关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思想，增强学生学习自信心与自觉性。例如国际商法这门课程，涉及国际商事领域的法律法规有几十部，更别提国内相关的商事法律了，这么多的内容要在短短的36个课时中去讲解，即便教师专业水平再高，也只能点到为止。在三位一体模式下，以案例为引导，实现教材和课外阅读材料紧密结合，不仅要求学生在课前对于教材内容有一个熟悉了解的过程，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还布置学生课后查找与案例相关的商事法律法规，既巩固了知识，又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帮助衔接课后学习和课堂教学。
（二）过程与方法是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模式的核心内容
传统教学看重结果，往往轻视过程；看重知识，忽视学习方法。学生的学习只停留在认真听讲和记忆，缺乏对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缺少对案例判断的推导过程，学生也因此丧失了进行自主学习，并与同学探讨、交流、合作的机会。三位一体教学方法也应当包括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授课教师不仅要注意教学的方式，不局限于法律知识、渊源和原理；同时，更要传授学生分析案例的方法，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探求知识，充分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学生敢于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究，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应选择与所讲授内容密切相关的，具有一定时效性的简单案例，并采用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教育等形式，注重学生在活动中学习，通过让学生扮演真实案件的当事人、法官、律师、人、辩护人等不同角色，或面对设定的案例情景，教师在过程中具体指导，逐步使学生掌握法律案件的关键与焦点，提升商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和对法律知识的理解程度，有助于学生在较少的课时中较快掌握最重要的学习内容，从而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三） 素质与创新是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模式的教育教学目标
素质与创新是指法律素养和创新素质，对学生而言是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教师的职责就是引导和促进学生进行再创造的学习，课堂上教师所讲的法律知识，其价值的体现最终都在于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三位一体案例教学模式最终由教师找案例转化为学生找案例，由教师占主导的课堂转化为学生占主导的翻转课堂模式。并配合邀请专业人士给学生提供实践方面的指导，如邀请法官、律师、专利人以及银行、保险、证券业管理人员等人士与学生面对面，一方面能由专业人士来介绍相关领域的新情况和新动向，另一方面能够拓宽学生的信息来源，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帮助学生将运用所学理论，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使教学真正收到实效。
三、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意义
（一）改善单一的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模式中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改变了传统教学枯燥的纯理论学习形式。使得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能进行良好的互动，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又有利于激发师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热情， 使教学活动顺利展开。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教育的内容上，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模式更加重视如何发现、证明和重构事实，重视法律思维的培养。不仅通过实践检验了课本上的法学理论，更锻炼了学生在真实案件中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三）助力培养优秀的国际商务人才
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模式让传统教育模式下被动学习的学生成为了教学中的主体，从简单的接受知识到主动的探究知识，由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到灵活实践的学习模式，培养国际商务人才所应具备的良好表达能力、分析能力，发展与提高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四）提高教师的能力和水平
在案例教学三位一体模式下，关于案例的选取、问题的设置、以及课堂的引导和思考方面，都对教师工作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迫使教师不再局限于课本，关注时事，实时更新，从而不断与时俱进去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
（五）顺应高等教育改革趋势
篇3
制度法理学具有浓重的法律社会学色彩。这归因于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反复强调：“法律科学如果不考虑社会现实，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希望，这将被认为是我们整个研究方法的根本的主导思想，尽管我们本身在本书中和在其他地方的工作主要属于哲学的和逻辑的性质。”24.“一种旨在认识法律现象-而不是停留在一种静止的对可能的体系中的逻辑关系的概略描述上-的法律理论必须研究规范体系在其社会现实中的实际存在。不考虑社会现实-它相当于与规范的存在方面-的法律科学是不可思议的。”25他们批评纯粹法学派和类似的法律理论家把法学的认知限于理解和解释有效的法律和把关于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学研究的理想的范围持过分狭隘的看法。除分析方法之外，确实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和重要的研究法律程序的方法，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在一些方面，法律只能被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现象。因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谨慎地严格地按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行事。分析的、逻辑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不是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在某种意义上，二者都是对另一方的检验，从而可能或者证实或者削弱另一方的结论。只有我们能够创立对两方面都合适的而且协调得很好的理论，我们才能有信心说二者都是正确的。”26总之，“法理学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法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事业。”27
三、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
在法学史上，无论法哲学体系如何复杂多样，每一个体系都必然包含有作为其理论体系基石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对本体论，通常的解释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关系和规律的学说，或者说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大体论叫“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变化之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有时也与本源同义，本源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依据。按照德国学者R·莫察克的观点，“在事物的进展中确立基本的东西，在知识的相对性中找出常存的东西，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本体论的目的。”28本体论决不是什么纯粹思维的反思工具，也不是为了仅仅追求理论形式的完美，而是体现某种精神独创性的哲学思维过程及其理论表现。本体论所关注的乃是存在者的本源、性质、规律和关系。它的理论指向在于为人们解释世界提供可以遵循的出发点，为界定存在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提供理论支点，从而确立经验世界的哲学理论系统。对于法律现象来说，法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存在之根据或存在之意思，亦即“法律现象是什么”或“法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基本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西方法学史中不同的法哲学体系。制度法理学正是以其独特的法律本体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可以概括为：法是一种制度性事实。“我们用来为我们的理论方法命名的那些词语，反映了我们想要提出的大体论的观点。我们主张，法律的和其他社会的事实是属于制度的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的东西。”29
制度性事实，“这是一个既普通（因为每个人都说法律是制度上的）又含糊（因为没有人非常清楚它的含义）的命题。在我们弄清‘制度’和‘制度事实’的概念以前，这个命题将一直是这样。”30
（一）制度概念
“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常识性用语。通常人们在下述意义或之一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1制度指容纳人们的组织或机构。其中又分为收容某些处境相似的人的机构实体与处理社会关注的主要利益和问题的组织实体。前者如医院、监狱、精神病收容所、少年管制所等。这类机构被称之为“全控机构”，其目的常常在于有效地改变被收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后者如家庭、政党、教会、国家等。这类组织是社会的结构成分，通过它们组织起了必要的社会活动。人们对这些组织有一种使社会生活主要领域获得整合、秩序和稳定的高度的社会承诺，这些组织为社会关系和利益的明确化提供了必要的形式。
2制度指相对稳定的规范或行为模式，例如社会惯例、宗教教规、政党纪律、国家的法律等。它们或者是自发形成的，或者是有意制定的。由于它们具有形成认同的作用，通过能量和社会利益的投入，人们依着于它们之上，于是实现社会活动的制度化，即达到了某种程度不等的正式化程度，并包括了价值和情感依恋的融合。
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组织与规范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例如，政党是一个组织机构，同时也是用以挑选领导、作出决策、组织竞选、领导社会力量的一整套行动规范和程序。所以习惯于在两种意义的综合上使用制度一词，用以表示并促使人们注意存在于人类现实或社会现实与运作的思想-规范体系之间的结构上的关系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性。
制度法理学或制度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制度”与上述任何意义的制度都不尽相同。麦考密克指出：制度这一术语的与法律有关的用法与法学家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概念不大相同。人们经常把某些类型的社会制度或亚制度体系（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孤儿院、体育组织等等）也称作“制度”。这些是由人们组成的组织，并且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从事活动，我将把这样的组织称为“社会制度”。它们与法律的制度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联系-法律制度的维护特别有赖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或其中的行动，有赖于由制度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的行动，它们的所指是不同的。麦考密克还指出：“哲学意义上的制度（和制度事实）显然与规则有某些联系，并不与规则等同。”31 “制度及其实例并不是作为（比如说）独立的客体存在于世界上的。正如我们在这里强调并在本书其他地方一再重复的那样，它们存在于规范或规则的背景中，并为着规范或规则而存在，这些规范或规则（以复杂的组合形式）各自对人在社会背景中的行为赋予意义、使之合理、加以调整或甚至予以认可。”32对于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来说，“规范（连同其他‘实践资料’例如价值、目标等等）和个人行动或社会安排就它们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性质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33根据魏因伯格的分析研究，制度的普遍意义或关键要素如下：
（1）人类的生活和活动可表征为个人的行为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就是制度存在的领域；制度使得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可能，同样它本身又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2）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概念是与制度化概念相连的。制度表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行为方式的确立，具有相对连续性的生活标准或方式。它们构成了个人行为的指南，也构成了社会现实的要素和每一种社会活动的基础。
（3）制度包括实践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实践信息系统这个核心，制度是难以想象为一个实体的。不管个人或集体是否持有某种价值观念，是否具有作出明智决定的能力，有效的行为、学习过程和各种形式的相互行为都依赖于行为动机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的固定性这个前提。因此，制度不只是保障有规律的行为程序和个人在共同体中有规律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也永远与应当-规则的确立相连。
（4）制度的进化与社会存在导源于人们的相互交往、角色组合与行为主体中间的价值协调性。价值协调不等于价值一致。只要人们对不同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相互容忍，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有理性地生活在一起并组成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所以，制度只能存在于价值态度的多样性和对不同价值的容忍基础上。
（5）制度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制度化的规范性规则体系，和（或）以特殊制度的具体实例存在。比较：（a）婚姻即是一个由规则所规定的法律制度，这规则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可能的个别婚例；（b）某一具体婚姻即是指某一特定的男性与某一特定的女性之间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关系。
（6）作为规则，制度有某种组织性的结构。机构表明通过其功能相互联结的人的和事实的因素的存在。例如，一所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实体，是由建筑、家具、设备、图书、教职工等组成的。在其中，可以看到行为的规则和应当-关系（如调控其成员行为的规则和为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规定的秩序）。机构也是一种制度事实。
（7）根据制度法理论和制度法律实证主义，制度或者是制度化的规则体系-在此场合，它是法律或其他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由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和与制度或制度所涉及到的与人联系的客体共同组成的社会实体。人与制度的物质基础的这些关系不仅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行为关系，而且常常为实践信息、应当价值和价值准则所决定。
（8）人们可以把制度比喻为某种“独立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正确地把制度说成是客观现实。
（9）制度是与某个关键概念紧密联系的，正是这个关键概念赋予制度以特征，决定着它的存在和发展。这个核心概念经常被人们抽象出来，以得知该制度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核心概念是可能由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公司的建立是为了通过满足经济需要而获利，但公司也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和权力力量。34
（二）制度性事实
“事实”这个概念在“制度性事实”命题中具有指称意义。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的“制度性事实”概念来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安斯库姆（G.E.M.Anscombe）和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R.Searle）的观点。这两位哲学家把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类，即纯物质性事实和制度性事实。纯物质性事实（或原始状态的事实，或纯物理性质的事实）只与物质世界的有形存在有关，即是说，与组成物质世界的物质客体的存在有关。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感官知觉能够达到的，而且其中的物体有某种空间上的位置和时间上的延续。这些事实丝毫不取决于人类的意志、人类的传统或人类的努力。它们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传统和努力规定条件，而不是从传统和努力中产生的结果。由于纯物质性事实完全不包括意识因素，也不受意识作用的影响，由此可以用纯粹的行为描述对纯物质性事实进行外在的描述并且可以用陈述句对之加以表述，由此方式（即唯知方式）便可以达到对纯物质性事实的认识和表达。
制度性事实则是另一种事实，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或其结果的事实，例如国内法领域的合同和婚姻，国际法领域的条约和国际机构，社会和体育生活中的比赛和竞赛。这种事实被称之为以人为条件的事实（humanlyconditioned fact）。例如，两个人签订某种协议后，就存在一个契约；两个人完成某种仪式后，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直持续到死亡或离婚为止的婚姻关系；某些政治家达成某些协议并签署文件后，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间就存在一个条约-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可被表述为正确命题的事实。但是，这种命题之所以正确，不仅仅是因为它描述了物质世界的状况和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它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解释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基于人类惯例和规则的事件。所以，事实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才有意义，规则是制度的核心内容，故可称这种事实为“制度性事实”。而规范不仅是思维的对象（客体），同时又是现实存在的，具有现实性。所以，魏因伯格指出：“制度性事实-如法律制度-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出现的复杂的事实：它们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规范的构成物，同时也作为社会现实的要素而存在。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规范的精神构成物而且同时被认为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时，它们才能得到承认。”35所谓规范结构，是说制度性事实是一种“理想结构”，它并不直接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作为观念实体对现实发挥作用，其观念性表现在它不存在于空间之中，从而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也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行为观察来确认。
麦考密克更明快地指出，制度性事实是行为领域中的一种事实，这种事实的存在不仅取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或出现了什么事件，而且也取决于适用于这些行为或事件的规则。这就是说，只有按照规则或规范所规定的方式行为或出现，一定的具体行为或具体事件才能造就一定的事实；反之，这一事实便不具有它所应有的现实规定性。由此，制度性事实并不仅仅是一定的现存之物，而且它还必须具有规则赋予它的意义或现实规定性。
（三）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性事实
为了理解法律体系的复杂结构，对于法律因素进行分解是必要的。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有许多分解模式，其中哈特和拉茨把法律分解为赋予权利的规则和设定义务的规则，是法哲学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分解法。而使用制度的术语，连同它的含义，对于把法律分为两类规则的设计来说是重要的。“我认为如不以‘法律的制度’（institutions of law，在我使用该短语的意义上）为参照，是难以令人满意地或清楚地作出这种区分的。而且我认为以法律的制度为参照，还可以弄清其他的同样重要的区别和联系。”36什么是“法律的制度”或“法律的制度事实”呢？合同、所有权、信托、证据、无遗嘱的继承权、法人、人格、赔偿义务、抵押、婚姻、宣告破产、无罪推定等概念都是法律的制度或制度事实，它们把法律体系分解为一套套互相联系的规则。麦考密克指出，理解它们是理解法律理论的钥匙之一。这些概念都表示这样一些事物，这些事物从法律的意义上看，经历了时间上的存在。合同、所有权、法人和婚姻有时间上的存在，尽管没有空间上的存在；它们是由于某些行为的实施或某些事件的发生而设立或制定的，而且它们继续存在，直至某个新的行为或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为止。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法律上的权利要求和法律上的义务都是由于合同、所有权、法人、婚姻或诸如此类的存在而产生。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是由于某种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后果，但它们也由法律规定为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
所有这些概念或制度都有以下三个共同的特点：（1）对每一个概念而言，当一项合同、一项所有权、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产生时，法律就作出规定。即是说，法律规定，当发生某种行为或事件时，就会出现有关的制度的具体实例，因而我们才可能用一个独立的法律规则的形式来表述对于这些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来说所必须的条件。举例来讲，只有在两人之间就某事达成协议时，一个有效的合同便存在于他们之间，这样的规则就是“创立规则”（institutive rule）。（2）正如合同的情况一样，每当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存在时，法律就会有效地以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方式产生出不是一个而是一整套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产生的后果而言，可以认为法律包括一套规则。每一套规则都可被构想成如下形式：“如果一个信托存在，那么……”，“如果一个遗嘱存在，那么……”等等。推而言之，每一个制度都有一套规则。这种规则可称之为“结果规则”（consequential rule）。（3）既然任何这类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是因为一个创制行为或事件的发生，而且由于它被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并产生法律后果，那么，对法律来说，还有必要规定它在某个时间终止。例如，关于解除合同、终止信托、解散公司、离婚等的规定。这些规则可称之为“终止规则”（terminative rules）。麦考密克还以合同这一制度为示例。他说，一项合同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在概念上规定了什么是合同，履行了什么行为或发生了什么事件才使合同得以创立（创立规则）；由上述方式创立的合同在法律上有什么后果（后果规则）；由什么样的行为或事件才使合同解除（终止规则）。其次，是由于在现实中发生了规则规定的事件或者履行了规则规定的行为。总之，“‘法律的制度’这一术语应被理解为意味着一些由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调整的法律概念，调整的结果是这些概念的实例被适当地说成是存在一段时间，从一项创制的行为或事件发生之时起，直至一项终止的行为或事件发生时为止。”37这表明，任何一个法律上的制度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规则，也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一套规则或规则组合，是一个活动过程。
麦考密克在作出上述论述之后，指出：法律在两种意义上是一个制度现象，一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是制度现象是因为它是由一套相互作用的社会制度以各种方式制造、保持、加强和改善的。二是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意义上，法律意味着一套规则和其他规范，这些规则和其他规范被认为调整这些社会制度并被认为是由这些社会制度付诸实施的。我的建议是：“法律工作者使用的制度的术语只能被理解为在复杂的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之间起组织和联系作用的术语。而且，正是主题的这种复杂性为这种术语的继续使用提示出一个有力的、实际的理由。尽管合同法或公司法可能不像人们目前解释的那样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解释它们而不提到合同或作为法人的公司的存在（把这种存在视为创制事件的结果和一系列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这些后果一直持续到一个终止事件的出现为止）的话，它们将是不可想象得更为复杂。”38制度的概念及其实例之存在的全部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在解释法律时达到两个可能相互冲突的目标：一方面，我们能够把法律材料的复杂实体分解为比较简单的一套套互相关联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能够以一种有组织的和普遍化的方式看待巨大的法律实体，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堆七零八乱的东西。”39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性质和意义还可以从制度与规范的关系上来理解。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都指出，制度的存在离不开规则。“制度-概念是用规则或通过规则表述的，规则的任何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都可能是制度的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这要取决于有关的机构将规则的发展或进化加以概念化的方式。”40正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既定事件发生或既定行为的履行才会导致制度实例的存在。例如“世界杯”足球赛，也许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举行着足球比赛，但如果没有国际足联的规则（包括构成国际足联的规则，创办和组织世界杯赛的规则等），“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足球赛。制度概念的存在与既定的规范体系密切相关，并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在该体系内可能存在。41魏因伯格为此目的还详尽地阐述了规范的现实性：（1）规范存在于人类意识领域中，在意识里有义务地感觉这类东西，即某事应变为现实的意识。习惯、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的支持者感到它们是应被遵守的，于是人们有了对义务的认识。当然这种义务不一定为观察者所接受和期望。（2）规范在人类行为中有诱发动机的功能。这种功能发生的方法很复杂，它是一个与人的存在密切相连的奇妙过程。规范意识包括行为模式图，个人在行动时往往遵守这些行为模式。-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被自愿接受的，部分是由于人类社会中的模仿本能，部分是由于假如违反规范就会受到强制的威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3）在现实中，有效的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并不仅表现在履行规范这一现象上，规范性规定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有着广泛的、间接的影响。人们在估价规范的全部影响时，不必仅仅根据实现还是违反法律这样简单粗疏的尺度来作判断。不只是像规定利率或者进口税和对市场进行调控这样的经济法规，才会产生出复杂的社会影响。无论在哪儿，人们必须考虑规范的一系列复杂后果。（4）在许多规范领域-也许最突出的是在法律域-规范的实际存在是与如政府、法院、立法机关等社会组织的存在紧密相连的。国家机器的直接可观察到的运行和操作，对于认识规范的实际存在是重要的佐证。（5）规范的社会现实性清楚地体现在符合或违反规范的行为将产生肯定性或否定性的社会后果这个事实中。社会（规范的创制者）对违反规范者作出的反应，既有由规范事先确立的后果，也有不为规范所规定的后果。这些没有明确规定的违反规范的后果，由于是分散的，乃是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制裁形式。42
注释：
1 N.MacComick and O.Weinberger：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New Approaches to Legal Positivism，（以下依照原作者的习惯，将本书简称为“ITL”）P.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2 ITL， p.2
3 ITL， p.27.
4 ITL， p.6
5 ITL， p.6
6 ITL， p.44
7 O.Weinberger； Law， Institution and Legal Politics-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Legal Theory and Social Science（以下简称“LILP”），p.29， Kluwer Publishers， 1992.
8 ITL， pp.116-117.
9 N.MacCormick； Legal Right and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1982， p.18.
10 LILP， p.111
11 ITL， p.45.
12 ITL， p.8.
13 ITL， p.114.
14 ITL， pp.116-117.
15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6 ITL， p.10.
17 P.M.S.Hacher： Hart‘s Philosophy of Law， P.M.S.Hacker and J.Raz （eds.） Law， Morality and Society-Essays in Honour of H.L.A.H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2-28.
18 ITL， p.135.
19 ITL， p.17.
20 ITL， p.94
21 ITL， p.44.
篇4
关键词：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实一体化；生态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6-0152-02
《旅游概论》这本书是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规划教材，其中第六章《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旨在通过学习，指导学生领会生态旅游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知识，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及解决旅游业现实问题。《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旅游概论》第六章第三节的教学内容，通过对学生生态旅游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启发，本课的教学应承担起整合旅游可持续发展知识，提升学生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实际旅游活动中的活学活用能力的责任。
一、教学目标、重难点设计
1.教学目标定位。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旅游业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旅游从业人员应完全树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据此，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态度目标三个层面的要求，具体体现为：
知识目标：（1）理解可持续发展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2）掌握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能力目标：通过教师指导，学生自主探究，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及小组协作能力。
态度目标：培养学生的环保观念，增强学生的绿色旅游意识，培养学生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念。
设计依据：生态课堂提倡“自主，合作，探究”，本课力求通过学生社会调查实践，促进其旅游专业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实际应用能力的提高，从而改变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的现状，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自主学习及旅游课程生态教学进程中。
2.教学重点确立。教学重点：理解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实质。设计依据：教学目标中对知识目标的要求。同时，这也是实现能力目标的基本出发点。
3.教学难点突破。教学难点：掌握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突破点：结合秦淮河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案例去具体分析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设计依据：在本课教学中，通过实地调查、社会实践等无标准答案的学案设计，养成学生乐于探究、勤于实践的态度，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能够解除学生思维的禁锢，发挥集体优势；同时，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引发其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法的思考，使其创新能力得以培养，绿色旅游意识得到强化。
二、教法设计
1.理实一体化，即“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法。该法是本课的主导教法，贯穿于整堂课的课前、课中、课后的生态教学实施过程中。设计依据：本课通过将课前社会调查实践、课堂分组呈现、课后再实践联系在一起，使学生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得益彰，使其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生态学习过程中，更加牢固地掌握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知识。
2.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学生所展示的秦淮河可持续发展情况的社会调查案例，提供正反对比，引发学生思考并明确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以及途径和方法。
3.情境引导法：在研习的过程中，提供特定社会情境，学生以联合国、政府官员的角色进行思考、论辩、剖析，强化学生对于各种社会专业角色的认知，训练学生换位思考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
4.小组合作法：小组合作的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与交流的能力极为有效。
三、学法设计
学情分析：本课的教学对象是旅游专业中专一年级学生，因生活阅历所限，其对地球生态环境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现状的认识不够深入。根据本课教学目标及学生特性，特确立如下学习方法：
1.任务引领法：课前、课上、课后分别布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社会实践或学习任务，引领学生的自主合作及探究学习。设计依据：社会实践等学习任务的设置，使得学生能够深入到社会及实际生活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化为生动、具体的感性材料，学生乐于接受，易于掌握。
2.实践感受法：课前布置的任务给予了学生实践学习的机会，利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同时也帮助学生积累了感性认知材料，为顺利进入深层次的理论学习提供了可能。
3.问题探究法：本课的学法设计安排是遵循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思路进行的。只有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而后带着问题进入课堂，才可能让学生真正地实现自主学习、探究思考。
4.小组讨论法：讨论对于提高思辩能力，锻炼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培养探索精神是极有效的；同时，小组讨论的形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及团队意识。
设计依据：课前，通过布置学生媒体学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学生达到“学中做，做中学，知行合一”；课堂上，学生是合作者、整合者、探究者、建构者；最终达成理论的学习“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完全理实一体化的生态教学过程。
四、教学程序设计
为便于学生对旅游可持续发展有一个感性直观的认识，课前安排学生分组，分别去旅游景点实地调查。在此过程中，教师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任务，各组在上课前将完成任务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并汇总制作成PPT交给老师。课前准备的充分与学案指导的详尽，也是本堂课生态教学设计的一个显著特点。
本课的生态课堂教学包括导入新课、任务引领、探究研习、拓展总结、布置作业五个环节：
1.导入新课。以FLASH动画（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生动形象地直接导入可持续发展理论。设计依据：通过FLASH动画的播放，营造气氛，从视觉上刺激学生的感官系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本课题的重要性，为开展生态教学活动奠定情境基础。
2.任务引领。各小组依次汇报完成课前任务情况：第一组：展示人类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严峻形势；第二组：展示南京秦淮河旅游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第三组：展示秦淮河周边景区环保实践活动及旅游可持续发展宣传活动情况；第四组：展示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都达到双赢的现实案例。设计依据：以学生媒体学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反馈的形式导入各知识点学习任务，有助于调动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
3.探究研习。四个小组汇报调查研究的结果，引出课堂的四个学习任务：（1）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2）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3）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4）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研习的过程中，教师是引领者、指导者、组织者。学生则以联合国、政府官员的角色进行情境思考、论辩。小组内合作、探究、讨论；组与组之间则是竞争者。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生态教学活动中来，学生的语言应变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得以有效培养。设计依据：从四个学前任务引出对知识目标的学习，有助于帮助学生建立新的知识体系，为完成本课教学任务奠定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生课前社会实践、体验、感受，课堂反馈、交流，形成了自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生态学习氛围，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为实现本课的有效生态教学提供了有力保障。
4.拓展总结。拓展：借用训练团队凝聚力的拓展游戏（最小的空间站最多的人）来说明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要合理保护、开发、利用，从而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及理解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游戏环节同时组织其余学生分组讨论并点评，教师小结。设计依据：在课堂上设置拓展游戏，一米的空间可以容纳N多人的呈现方式，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和体验到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有限，它既是一种对理论知识的及时巩固，又是一种对教学内容的再呈现、再认识。总结：结合拓展游戏的情况，总结巩固本课的教学重点、难点，针对课前、课中出现的问题，运用理解、尊重、关爱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正面激励，要求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善于活学活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真正促成学生在知识、技能和思想情感等方面有所收获与提高，从而使本课教学目标得以全面实现。
5.布置作业。（1）书面作业：试运用网络资源搜集相关资料并结合社会实践，分析论证、探讨南京市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2）自主研究：继续通过网络等媒体收集一些世界著名的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都达到“双赢”的现实案例，并将此案例交流共享。设计依据：要通过教学，为学生树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学习观念。让学生在再实践中更深地体悟授课内容。至此，本课教学从实践到理论，到再实践的生态教学过程得以完整呈现。
课堂教学过程，采取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领者、指导者、组织者的新型生态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最终使学生从秦淮河可持续发展的感性认识升华到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认识。
本课的完整教学过程，采取“学中做”、“做中学”、“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深化理论”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生态教学策略，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创新思维，达到学生自主学习并理解掌握知识的目的。
通过与传统理论教学相比较，本课理实一体化的生态教学设计，探索能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本质特征的、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性、独立性及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专业课教学新模式，从而提高旅游服务专业学生综合职业能力，提升就业竞争力，真正实现旅游职业教育的本质功能。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案例教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42.4？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51-0087-02
一、引言
随着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发生的技术经济变革，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正在向着两极发展：一类掌握着技术资本，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和广泛的号召力，他们的成功有目共睹；另一类人应该说是享用产品的普罗大众（如：微软的用户），仅仅是终端的一个用户，这类人只是享用，代价是对产品的负面作用一无所知，并直接承担着一切负作用。事实上，人们正在为这样的无知支付成本，如：废弃电池的污染如何消除、汽车在带来快速的同时产生的尾气污染怎么办、操控资源分配的人肆意掠夺破坏千万年来人类社会形成的分配机制会带来怎样的恶果，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是无解的。
产生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壁垒形成的障碍。从古至今，知识一直是掌控在少数人手中的，但彼时人类社会运行的速度是缓慢的，大众能够用行为检验知识的后果，能够用较小的代价为错误买单，至少人类不会为错误支付生存的基本条件。现在，我们已经创造了足以毁灭自己的核武器，我们在为自己能够改变自然的能力沾沾自喜之时，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破解困境的根本途径只能且仅能在于让知识和创造知识的方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这不仅表现在对新事物的创新开发上，同样表现在对新事物的审慎接受上。
事实上，由于将客观现象与规律纳入现代数学的理论框架，进而进行逻辑演绎和检验是当前知识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我们称这样的过程为“科学思考与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显然，培养人的“科学思考和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是破解知识创新聚集的关键，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数学是理解、探索当代社会经济规律和科学本质的基本钥匙，因此，大学数学教育对培养学生“科学思考和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余下部分将研究如何做的问题，组织方式为在第二部分里简述案例教学法的历史背景与特点，在第三部分里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可行性，在第四部分中提出实施案例教学法的配套措施及注意事项。
二、案例教学法及其特征
1.案例教学法的发展。案例教学法的起源有说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案例教学[1，7]，有人说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古希腊苏格拉底的问答教学法[6]，但是作为教学法得以认可和推广，哈佛商学院功不可没。1910年克普兰德（Malvin T.C.Opeland）教授最先使用讨论法进行工商管理教学，1920年在当时商学院院长的支持下出版了第一本商业方面的案例集。1955年至1965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哈佛商学院每年暑期举办一次客座教授案例法项目（The Visiting Professors Case Method Program），使得案例教学在美国商业教育中广为普及。1980年起，我国引入案例教学法，并在MBA教学中得以广泛普及。目前，案例教学在我国仍处在探索研究的阶段。
2.案例教学法的起点。哈佛法学院朗德尔教授最先提出案例教学时是为了克服“德怀特法”（Dwight Method）的弊端，该法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怀特教授之名命名的，是一种“讲授、背诵和练习相混合的方法”，它要求学生在课前必须对专题论著进行阅读、背诵，其考试就是靠记忆力的背诵。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无法胜任复杂案件的处理。朗德尔的教学理念深受当时盛行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影响，他认为：作为科学的法律是由原则和原理构成的，每个原理都是一个漫长的、通过众多的案例取得发展的，因此，有效地掌握这些原理的最快和最好的途径就是学习那些包含着这些原理的案例[6]。他认为掌握某种原理或原则最好的发展途径是通过对法院判决的案例进行学习。而这样的教育理念也是遵循于当时科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中的试验与验证的理念。
3.案例教学法的特征。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对讲授法的超越，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在教学过程中调动了人（学生）的主动认知的功能，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教师占有绝对正确知识的师生关系。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知识来源于三个方面：自我、同学和教师[2]。源于“自我”，指的是学生在课前对案例的研究和准备。为了在课堂上的发言，学生必须在课前花4～8小时进行资料的研习，从而得出课堂上的发言内容；源于“同学”，指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案例研习的准备阶段，在3至4人组成的讨论小组中，知识源于组内同学间的讨论，另一个是，在课堂讨论上，不同组间同学们观点的碰撞与交流；知识的第三个来源在于“教师”，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并不是如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样的旁观者或话题引导者，教师在这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地实施对学生学习的帮助，包括：参考资料及其来源的提供、总结案例所蕴含的原则和原理、展示发现这些原则的思考框架。与传统意义上的课堂不同，案例教学中，课上发言的主体是学生，每个讨论小组要派一名代表在课堂上宣讲本组同学们的观点结论和论据，同时全组同学要对其他小组同学的质疑给予解答。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一个节目主持人，把握课堂的节骤，给每个小组和每个同学充分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此外，在案例教学的课堂总结中，教师要对学生观点进行点评，这个点评不是评判对错，而是对学生是否遵循了学习的原则和原理，优缺点分别是什么，以及怎样进一步完善自己，并提供为此还需学习的参考资料。与知识学习的教学目标不同，采取案例教学的教师不会用考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在案例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其参与教学的程度、课堂发言的表现息息相关，是对学生学习实效和协作能力的评价。
综上所述，案例教学是基于“人的认知源于经验的学习”这种的认知理论，所以，它的教学特点是通过案例创建经验过程，使学习者通过浸入的方式获得对待学习的知识、理论的认识，并体验到展示案例中的理论或原则的程序。
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可行性
自1978年恢复高等教育之后，我国大学数学教育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改革之中，早期是学习内容的变革，从向苏联学习逐步向欧美学习，从知识内容学习的教学向运用知识能力的教学，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实践，虽然数学建模活动和课程的引入，使得一部分学生从实践中获得了很强的运用数学的能力，但是，也出现了由于学习内容的高深莫测，致使绝大部分学生放弃了对数学建模的学习，这是有违引入数学建模课程及活动的初衷的。2005年之后，广大教师自发地开始探索在数学课堂上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能力的教学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文献[8]，[9]，[10]的作者，通过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中的例题的改编，试图培养学生运用现代数学的方法，但这样的尝试效果是有限的，因为这种教学还没能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突出出来，它仍属于讲授法的教学范畴。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要在数学教学中完成怎样的教学目标？
在我国，困扰现代数学教育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用”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为什么科学家们能将客观现象用数学公式加以表示”的问题。案例教学法是将学生置于案例的环境之中，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学得的知识找出处理案例的方法，得到处理问题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途经的经验，从这种经验中自我总结出运用原理和准则的方法。因此说“案例教学法”是解决上述困境的一条途径。在工科大学本科教育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继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或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之后，开设的以随机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现代分析数学的方法揭示随机规律的一门数学应用课程。尽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一门数学课程，但其教学目的是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构建随机现象的数学模型，掌握分析随机现象的数学方法，模仿和学习由问题导引数学理论的科学思考与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案例教学刚好是通过浸入的方式，使学生掌握发现知识、原理或原则过程的一种教学模式，因此，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实施案例教学不失为是一种选择与突破。
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建议
将客观现象纳入现代数学框架并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而这又恰是理解现代科学、社会和经济等领域中规律、原则和原理的关键所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的一门科学，随着现代信息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本门科学中的科学思想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人们希望掌握揭示客观世界中的随机规律的方法，从而进行有效的决策。所以，案例教学法应用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之中，既是课程知识体系本身的需要，也是大学数学教育的要求。那么，该怎样在本门课上进行案例教学呢？
首先，要进行案例准备，通过组织任课教师进行认真的研讨（这个研讨应该是指让每个教师对案例教学的概念有深入的、统一的理解和认识），找出适合案例教学的专题，然后针对所提出的专题分别收集相关的案例材料；其次，教改的起始阶段应该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并通过对照组进行评估，然后再进行不断的改进，直到有了成熟的案例集和授课组织模式，再将这种授课方式进行推广；再次，教学管理层的支持，案例教学是对传统讲授法教学形式的根本性的变革，一名教师到完全把握案例教学的特点并能运用自如地进行授课需要至少3至5年的时间，实际上哈佛大学案例教学法的产生、发展至推广先后经历了100年的时间，仅是案例教学法在管理课上的教学实践就经历了1910年至1920年10年的准备，到1920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案例集，在1940至1950年代的十多年里，探讨研究案例的准备、编写和使用的一揽子问题，在1955年至1965年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才得以推广[7]，因此，没有教学管理层耐心的人力、物力、评价方面的支持，这样的改革都只是形式的、转瞬即逝的。管理层该怎样支持案例教学的教改实践呢？
1.制度支持：在教师个人申请和管理层选拔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案例教学改革研究团队，这个团队的任务是：编写案例、进行案例教学的实践和对案例教学效果进行比对研究，逐步形成可操作和推广的方案和办法。注：团队成员应该是由有教学改革经验的教授加上3至4名讲师共同组成；案例教学实践要有实验班，为了便于比较，至少要有3个不同层次学生组成的实验班：数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数学成绩一般的学生和这两类学生的混合；每年的任务除了编写案例和进行教学实践外，还要和有经验的一线教师、教学管理层至少进行一次案例教学效果的研讨工作，既是工作经验总结和汇报，又是专家学者共同研讨、质疑和提建议的场合。
2.资金支持：案例教学已经是在法学、医学、管理及其他许多学科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在数学学科的教育中还没有真正的案例教学出现，这与数学学科的教育侧重理论知识的学习有关，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得大多数学生会认为数学是死板、枯燥且是与实用无关的，不过，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任何学科都变得越来越仰赖数学的刻画和表述，因此，在数学教育中应用案例教学法，使学生尽早进入科学思考的训练之中，这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为了早日普及“案例教学法”，我们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资金的支出应该包括：对参与此项工作的教师基于工作补贴和成果购买、案例编写的调研和教学效果比对研究、每年的研讨会等。
3.鉴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一门基础性的数学课程，因此实施案例教学要采取反复论证，小心实践，逐步推广的原则。在论证阶段要解决案例的编写工作，避免将案例编成例题的形式，而且，实施案例教学改革试点的班级，学生成绩考核方式必须改变，并且要坚持进行对比测评研究和执行教学效果学生、同行和专家评议。
综上，为了使案例教学法能够在数学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这也是教育理念的发展趋势），并取得好的效果，必须进行艰苦的实验和研究，只有取得可靠的成果之后才应进行大范围的推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持有信心、恒心和耐心，相信教师们的教研团队的努力；持之以恒地给予资金、政策和教师待遇的支持；耐心细致地进行教学改革研究的指导，不做简单的高高在上的评估人，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评价对错和好坏，而是找到实施案例教学法的途径，从而使学生受益，达到为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史美兰.体会哈佛案例教学[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2）：84-86.
[2]刘刚.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作用机制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8，（5）：89-91.
[3]张家军，靳玉乐.论案例教学的本质与特点[J].中国教育学刊，2004，（1）：48-50，62.
[4]刘彦文，管玲芳.案例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08，（4）：69-75.
[5]郭俊辉，曹旭华，王富忠.案例教学效果的最有模型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3）：140-144.
[6]杨光富，张红菊.案例教学：从哈佛走向世界——案例教学发展历史研究[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6）：1-5.
[7]郭德红.案例教学：历史、本质和发展趋势[J].高等理科教育，2008，（1）：22-24.
[8]李兴东，张政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加强案例教学的探讨[J].数学教学研究，2012，（4）：54-57，62.
[9]王琼，何哲飞.点穴式案例教学在概率统计课程中的研究[J].大学教育，2012，（9）：115-116.
篇6
论文关键词：卫生管理 法律课程 课程设置
论文摘要：课程设置作为教育教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对整个教学过程意义重大。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新兴专业，课程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本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必须对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一、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发展概况
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初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为适应卫生事业现代科学管理的需要，在全国建立了7个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和5个卫生管理干部学院。此后，全国各地职工医学院和普通医学院相继建立了卫生管理院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卫生管理教育机构已有33个。目前，基本上各医学院校都设置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总体上讲，我国的卫生事业管理教育是从卫生管理干部培训起步，发展到逐步开展成人学历教育的卫生管理干部专修科，而后发展为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学位多个层次的学历教育。
开展卫生事业管理学位教育，对于培养新型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也不断修正，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治国方略；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第一次确立了“依法治国”原则；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随着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设置法律课程有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提高学生的能力。作为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者，必须对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全面的了解，增强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保证依法行政，保证卫生组织的经营方针、经营措施等合法、合规，因此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通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使学生由自发的、零散的法律心理上升为自觉的法律意识，为将来的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如何在课程设置中将所开设的法律课程与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有机结合，也成为本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设置及分析
课程设置是指一定学校选定的各类课程的设立和安排，主要规定课程类型和课程门类的设立及其在各年级的安排顺序和学时分配，并简要规定各类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合理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课程设置是一定学校的培养目标在一定学校课程计划中的集中表现，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作为培养从事卫生事业管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在设置课程时，应有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当前，很多学科的知识是互相交叉的，在课程设置时应删除重复赘述的内容，不贪求容量多而要求内容实。唯有课程设置适当，才能为学生后天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对全国十几所高校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所开设的法律课程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目前该专业在法律课程设置上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法律课程所占课时较少，一般占总课时的7%～15%，只有极少数学校能达到20%，这就造成整体课程体系单薄、结构失衡。
2.法律课程内容单一，对法律基础课重视不足。由于受总学时的限制，法律专业课程只开设了应用性的课程，相关基础学科开设较少。此外，还存在基础课缺位或大量基础课被合并讲授等现象。
3.课程结构设置包括课时安排、上课次序等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科学性，容易给学生的学习造成人为的障碍，不利于学生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学习、理解课程内容。比如，某高校将《公务员法》作为一门课程安排了36个学时，课时安排畸重，可以调整为18学时或者将《公务员法》调整为《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又如，有的学校将《经济法》安排在《民法学》之前，显然违背了法律学科的发展规律，无助于学生理解课程之间的渊源关系，容易使他们混淆各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主次地位。一些高校将大量的法律课程同时安排在第三学年，但由于第三学年其他专业课的课程量也非常大，学生学习压力大，而且同时开设几门分量很重的法律课程，学生的接纳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三、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的重置
1．完善课程内容，加大法律基础课程设置。除《宪法》外，加设《法理学》《行政法》《刑法》等基础课程，共学习《法理学》《宪法》《民法学》《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等8门课程。由于《经济法》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部门法，建议在讲授《经济法》时重点讲授《保险法》，以达到突出重点的目的。此外，可在第四学年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选修课纳入学习范围，这对此前所学的《民法学》《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一个融合复习的过程。
2．增加必修课科目。目前很多高校选择将法律课程作为限选课。限选课给了学生选课的自由，但也容易造成学生因主观判断能力较弱而在课程选择上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知识结构的构建。本专业应将《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列为必修课，以达到强制本专业学生学习构造法律基础课程的目的。
转贴于
3．调整课程结构设置。可将课程整体作出如下设定。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宪法》（限选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法理学》（限选课，36学时），《民法学》（上）（必修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民法学》（下）（必修课，36学时），《民事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刑法》（上）（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刑法》（下）（必修课，36学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二学期：《经济法》（限选课，36学时），《卫生法》（必修课，36学时）；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选修课，18学时）。
这样设置主要有以下优点：（1）适当安排各课程课时。在所选定的课程中，《民法学》《刑法》作为最重要的两大部门法，所占课时均为72学时，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的持续时间和课时数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学生学习压力不会很大。《宪法》《法理学》《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分别占36学时，由于《宪法》《法理学》理论性较强，且开课时间靠前，学生初次接触法律课程，所以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向学生灌输法律思维和理念，为使教学达到“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效果，安排36学时。而《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虽然内容较多，但由于此前已有《宪法》《法理学》《民法学》等课程作基础，加上这几门课程程序法较多，记忆内容多于理解内容，所以教学速度可以稍快，安排36学时。（2）调整开课时间及次序。本着“先基础、后专门、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遵守“循序渐进、逐层推进、构造金字塔形”法律框架的标准，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依次学习《宪法》《法理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卫生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法律思维，构造科学的法理框架体系。而主要课程被均匀分配在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不会影响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以及消化吸收法律课程的能力。
四、结语
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形势下，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需要有扎实的法学基础和广泛的法律知识，这就对法律课程设置的系统化、综合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本着“短时、高效”的原则，在有限的课时里、有重点地选取部门法作为法律课程的内容，尽可能在数量有限的法律课程中扩大覆盖面，达到基础法和单行法兼顾、搭配合理的效果。在教学内容上，应时刻把握知识的新动向、新发展，使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此外，法律教师在选择教材时也要注意优先选择优秀教材，并可采用多媒体教学，使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相结合。总之，要统筹安排课程设置的各个环节，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篇7
一体化实践教学是指为了给社会提供满足行业需要和发展要求的创新型复合人才，而把实践、实训、实习等教学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层层推进、优势互补来促进学生牢固掌握专业基础技能、知识理论，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的实践教学体系。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把其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和教育资源合理的整合起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一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培养学生的专业基本技能、职业综合素养、职业道德，为学生的就业奠定基础。
一、转变教学观念，优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要想创设旅游管理专业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首先应该转变教学观念，明确实践教学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通过先进的教W理念和具有设计性、综合性实践活动的设计，循序渐进的提高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以促进学生的未来发展。转变教学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一体化实践教学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出具有专业素养、职业道德及创新意识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专门技术人才。根据这个目标就要在实践教学中加强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通过单项训练和岗位实习来促进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掌握，提高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
旅游管理的学习初期应该以学习理论知识为主，教师为了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可以让学生到酒店、旅游景点等地参观，了解行业情况和工作内容，对专业理论的认识会更加深刻并贴近实际。在对专业知识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后就要进一步学习专业技能，可以通过写作信函、介绍旅游项目、调酒、茶艺等实操训练来掌握读写能力、听说能力、专业技能等，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通过对理论知识的运用加深对其的理解。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和专项能力之后就需要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可以通过岗位实习的方式来进行训练。学生参与实习可以让学生对行业现状、工作内容有所了解，在实习过程中运用在校获得的知识能力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培养了他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习惯，为学生以后的就业打下了基础。
二、一体化实践教学实施措施
（一）改进理论教学措施
旅游管理专业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知识的讲授为主的，学生在课堂上被动的接受来自教师的知识灌输，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在课堂上的积极性不高，缺乏与教师的交流互动，导致课堂氛围沉闷枯燥。学生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也因为缺乏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而难以实现学以致用，因为学生对理论知识没有全面深刻的掌握，因此在以后的实践教学中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相脱节，难以发挥自身作用，从而影响实践教学的效果。因此，教师应该对理论教学的方法进行改进，教师可以在理论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如在学习导游业务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一个旅游景点的图片和视频短片，让学生在观看完后写出导游词并在课堂上介绍这个景点，这不仅促进了学生对导游业务的理解，还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活跃了课堂的氛围。教师还可以通过微信、QQ等软件向学生分享新的技术和旅游景点，这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开展实践教学和实际岗位实习
旅游管理专业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的创设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实践操作能力，因此实践教学和实际岗位实习是十分必要的。传统的实践教学主要是通过参观企业和旅游景点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帮助学生了解旅游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但是并没有有效的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要想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关键是要让学生参与其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旅游短片表演、调酒、烹茶，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也可以让学生到实习企业做一些全面具体的工作，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专业素养。学生通过实习开阔了眼界、锻炼了能力、积累了工作经验、培养了职业素养和道德，对学生以后的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三）优化教学评价机制
为了掌握旅游管理专业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效果并进行改进，提高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水平，学校应该对教师的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定期考察，这就需要完善优化教学评价机制。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考察主要是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学校应该优化考试制度，重点考察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单项技能的考察通过学校考试来完成，综合能力的考察通过实习单位的考核反馈来完成，以实现对学生的科学全面的考察。学校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考察主要是通过教师自身、学生、学校的评价来进行，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可以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使教师明确自己在教学上存在的不足并进行改进，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三、实施校企战略合作
学校应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在学生的在校学习阶段可以让学生参观企业以促进对基础知识和专项技能的学习。在毕业实习阶段，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在学生就业阶段，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可以服务学生从学习到就业的整个过程。学校可以通过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的方式与企业合作，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行业发展为学校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教材选用、课程设计等工作提出建议，使学校的人才培养更具有专业性、针对性、科学性，学校为企业培养专业人才，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基地和就业岗位，校企合作实现协调发展。
四、结语
篇8
【关键词】法理学/法律推理/人工智能
【正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
计算机先驱思想家莱布尼兹曾这样不无浪漫地谈到推理与计算的关系：“我们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使所有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哲学家同两个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注：转引自肖尔兹著：《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如果连抽象的哲学推理都能转变为计算问题来解决，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许还要相对简单一些。尽管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技术可行性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从诞生至今的短短45年内，人工智能从一般问题的研究向特殊领域不断深入。1956年纽厄尔和西蒙教授的“逻辑理论家”程序，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第二章52个定理中的38个定理。塞缪尔的课题组利用对策论和启发式探索技术开发的具有自学习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击败了其设计者，1962年击败了州跳棋冠军，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使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俯首称臣。
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博弈、难题求解和智能机器人；70年代开始研究自然语言理解和专家系统。1971年费根鲍姆教授等人研制出“化学家系统”之后，“计算机数学家”、“计算机医生”等系统相继诞生。在其他领域专家系统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鼓舞下，一些律师提出了研制“法律诊断”系统和律师系统的可能性。（注：SimonChalton,LegalDiagnostics,ComputersandLaw,No.25,August1980.pp.13-15.BryanNiblett,ExpertSystemsforLawyers,ComputersandLaw,No.29,August1981.p.2.）
1970年Buchanan&Headrick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拉开了对法律推理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序幕。文章认为，理解、模拟法律论证或法律推理，需要在许多知识领域进行艰难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如何描述案件、规则和论证等几种知识类型，即如何描述法律知识，其中处理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是主要难题。其次，要了解如何运用各种知识进行推理，包括分别运用规则、判例和假设的推理，以及混合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推理。再次，要了解审判实践中法律推理运用的实际过程，如审判程序的运行，规则的适用，事实的辩论等等。最后，如何将它们最终运用于编制能执行法律推理和辩论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区别和分析不同的案件，预测并规避对手的辩护策略，建立巧妙的假设等等。（注：Buchanan&Headrick,SomeSpeculationAbout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egalReasoning,23StanfordLawReview(1970).pp.40-62.）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沿着两条途径前进：一是基于规则模拟归纳推理，70年代初由WalterG.Popp和BernhardSchlink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二是模拟法律分析，寻求在模型与以前贮存的基础数据之间建立实际联系，并仅依这种关联的相似性而得出结论。JeffreyMeld-man1977年开发了计算机辅助法律分析系统，它以律师推理为模拟对象，试图识别与案件事实模型相似的其他案件。考虑到律师分析案件既用归纳推理又用演绎推理，程序对两者都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且包括了各种水平的分析推理方法。
专家系统在法律中的第一次实际应用，是D.沃特曼和M.皮特森1981年开发的法律判决辅助系统(LDS)。研究者探索将其当作法律适用的实践工具，对美国民法制度的某个方面进行检测，运用严格责任、相对疏忽和损害赔偿等模型，计算出责任案件的赔偿价值，并论证了如何模拟法律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注：''''ModelsofLegalDecisionmakingReport'''',R-2717-ICJ(1981).）
我国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注：钱学森教授：《论法治系统工程的任务与方法》（《科技管理研究》1981年第4期）、《社会主义和法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法制建设》1984年第3期）、《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和法制建设》（《政法论坛》）1985年第3期）等文章，为我国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发起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奠基作用。）1986年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的《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研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七五”研究课题，它在建立盗窃罪量刑数学模型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法律数据库开发方面，1993年中山大学学生胡钊、周宗毅、汪宏杰等人合作研制了《LOA律师办公自动化系统》。（注：杨建广、骆梅芬编著：《法治系统工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49页。）1993年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主持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注：赵廷光等著：《实用刑法专家系统用户手册》，北京新概念软件研究所1993年版。）它由咨询检索系统、辅助定性系统和辅助量刑系统组成，具有检索刑法知识和对刑事个案进行推理判断的功能。
专家系统与以往的“通用难题求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它要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规则简单的游戏或数学定理证明问题；(2)它面向更加专门的应用领域，而不是单纯的原理性探索；(3)它主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域，选择合理的方法来表达和运用特殊的知识，而不强调与问题的特殊性无关的普适性推理和搜索策略。
法律专家系统在法规和判例的辅助检索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了律师一部分脑力劳动。但绝大多数专家系统目前只能做法律数据的检索工作，缺乏应有的推理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进入了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开发时期。知识工程是指以知识为处理对象，以能在计算机上表达和运用知识的技术为主要手段，研究知识型系统的设计、构造和维护的一门更加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知识工程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几个推理定律再加上强大的计算机就会产生专家功能的信念。以知识工程为技术手段的法律系统研制，如果能在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等方面获得突破，将会使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发展源于两种动力。其一是法律实践自身的要求。随着社会生活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实践需要新的思维工具，否则，法律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将无法承受法律文献日积月累和法律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负。其二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以模拟人的全部思维活动为目标，但又必须以具体思维活动一城一池的攻克为过程。它需要通过对不同思维领域的征服，来证明知识的每个领域都可以精确描述并制造出类似人类智能的机器。此外，人工智能选择法律领域寻求突破，还有下述原因：(1)尽管法律推理十分复杂，但它有相对稳定的对象（案件）、相对明确的前提（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及严格的程序规则，且须得出确定的判决结论。这为人工智能模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法律推理特别是抗辩制审判中的司法推理，以明确的规则、理性的标准、充分的辩论，为观察思维活动的轨迹提供了可以记录和回放的样本。(3)法律知识长期的积累、完备的档案，为模拟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提供了丰富、准确的资料。(4)法律活动所特有的自我意识、自我批评精神，对法律程序和假设进行检验的传统，为模拟法律推理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条件。
二、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价值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方法论启示。P.Wahlgren说：“人工智能方法的研究可以支持和深化在创造性方法上的法理学反思。这个信仰反映了法理学可以被视为旨在于开发法律分析和法律推理之方法的活动。从法理学的观点看，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方法论的潜在作用，从而有助于开展从法理学观点所提出的解决方法的讨论，而不仅仅是探讨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非常细致的技术方面。”（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在模拟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法学家通过与工人智能专家的密切合作，可以从其对法律推理的独特理解中获得有关方法论方面的启示。例如，由于很少有两个案件完全相似，在判例法实践中，总有某些不相似的方面需要法律家运用假设来分析已有判例与现实案件的相关性程度。但法学家们在假设的性质问题上常常莫衷一是。然而HYPO的设计者，在无真实判例或真实判例不能充分解释现实案件的情况下，以假设的反例来反驳对方的观点，用补充、删减和改变事实的机械论方法来生成假设。这种用人工智能方法来处理假设的办法，就使复杂问题变得十分简单：假设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论证产生于一个经过修正的老的论证的过程。总之，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帮助法学家跳出法理学方法的思维定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法学问题，从而为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是提供了思想实验手段。西蒙认为，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思维在头脑中是怎样由生理作用完成的，“但我们知道这些处理在数字电子计算机中是由电子作用完成的。给计算机编程序使之思维，已经证明有可能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童天湘先生认为：“通过编制有关思维活动的程序，就会加深对思维活动具体细节的了解，并将这种程序送进计算机运行，检验其正确性。这是一种思想实验，有助于我们研究人脑思维的机理。”（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直接目标是使计算机能够获取、表达和应用法律知识，软件工程师为模拟法律推理而编制程序，必须先对人的推理过程作出基于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的独特解释。人工智能以功能模拟开路，在未搞清法律家的推理结构之前，首先从功能上对法律证成、法律检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等法律推理的要素和活动进行数理分析，将法理学、诉讼法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模型化，以实现法律推理知识的机器表达或再现，从而为认识法律推理的过程和规律提供了一种实验手段。法学家则可以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推理过程、方法和结论与人类法律推理活动相对照，为法律推理的法理学研究所借鉴。因此，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拟法律推理，深化了人们对法律推理性质、要素和过程的认识，使法学家得以借助人工智能科学的敏锐透镜去考察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ryanNiblett教授说：“一个成功的专家系统很可能比其他的途径对法理学作出更多的（理论）贡献。”（注：BryanNiblett,ExpertSystemsforLawyers,ComputersandLaw,No.29,August1981.note14,p.3.）
三是辅助司法审判。按照格雷的观点，法律专家系统首先在英美判例法国家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浩如烟海的判例案卷如果没有计算机编纂、分类、查询，这种法律制度简直就无法运转了。（注：PamelaN.GrayBrookfield,ArtificialLegalIntelligence,VT:DartmouthPublishingCo.,1997.p.402.）其实不仅是判例法，制定法制度下的律师和法官往往也要为检索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由于人脑的知识和记忆能力有限，还存在着检索不全面、记忆不准确的问题。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强大的记忆和检索功能，可以弥补人类智能的某些局限性，帮助律师和法官从事相对简单的法律检索工作，从而极大地解放律师和法官的脑力劳动，使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更加复杂的法律推理活动。
四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推理虽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但法官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个体，所以在执行统一标准时会产生一些差异的结果。司法解释所具有的建构性、辩证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如果换了钢铁之躯的机器，这种由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加以避免。这当然不是说让计算机完全取代法官，而是说，由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推理标准和评价标准，从而可以辅助法官取得具有一贯性的判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物质欲望和感情生活，可以比人更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正像计算机录取增强了高考招生的公正性、电子监视器提高了纠正行车违章的公正性一样，智能法律系统在庭审中的运用有可能减少某些现象。
五是辅助法律教育和培训。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凝聚了法律家的专门知识和法官群体的审判经验，如果通过软件系统或计算机网络实现专家经验和知识的共享，便可在法律教育和培训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例如，(1)在法学院教学中发挥模拟法庭的作用，可以帮助法律专业学生巩固自己所学知识，并将法律知识应用于模拟的审判实践，从而较快地提高解决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2)帮助新律师和新法官全面掌握法律知识，迅速获得判案经验，在审判过程的跟踪检测和判决结论的动态校正中增长知识和才干，较快地接近或达到专家水平。(3)可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律师和法官及时获得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建议，弥补因知识结构差异和判案经验多寡而可能出现的失误。(4)可以为大众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
六是辅助立法活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不仅对辅助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完善立法也具有实用价值。（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例如，伦敦大学Imperial学院的逻辑程序组将1981年英国国籍法的内容形式化，帮助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在预见性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法律漏洞。（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立法辅助系统如能应用于法律起草和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有可能事先发现一些立法漏洞，避免一个法律内部各种规则之间以及新法律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
三、法理学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中的作用
1.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想来源
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之法理学思想来源的追踪，不是对法理学与人工智能的联系作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旨在揭示法理学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直接影响。
第一，法律形式主义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8-19世纪的法律形式主义强调法律推理的形式方面，认为将法律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以J·奥斯汀为代表的英国分析法学的传统，主张“法律推理应该依据客观事实、明确的规则以及逻辑去解决一切为法律所要求的具体行为。假如法律能如此运作，那么无论谁作裁决，法律推理都会导向同样的裁决。”（注：（美）史蒂文·J·伯顿著：《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页。）换言之，机器只要遵守法律推理的逻辑，也可以得出和法官一样的判决结果。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与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注：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92页。）如果法官违反三段论推理的逻辑，就会破坏法治。这种机械论的法律推理观，反映了分析法学要求法官不以个人价值观干扰法律推理活动的主张。但是，它同时具有忽视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僵化的缺陷。所以，自由法学家比埃利希将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推理说称为“自动售货机”理论。然而，从人工智能就是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的意义上说，法律形式主义对法律推理所作的机械论解释，恰恰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的实际过程来看，在其起步阶段，人工智能专家正是根据法律形式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前提，首先选择三段论演绎推理进行模拟，由WalterG.Popp和BernhardSchlink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被计算机以“如果A和B，那么C”的方式加以描述，使机器法律推理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
第二，法律现实主义推动智能模拟深入到主体的思维结构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推理主体的社会性。法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所从事的法律活动不可能不受到其社会体验和思维结构的影响。法官在实际的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机械地遵循规则，特别是在遇到复杂案件时，往往需要作出某种价值选择。而一旦面对价值问题，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决定论便立刻陷入困境，显出其僵化性的致命弱点。法律现实主义对其僵化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霍姆斯法官明确提出“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78页。）的格言。这里所谓逻辑，就是指法律形式主义的三段论演绎逻辑；所谓经验，则包括一定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及直觉知识，甚至法官的偏见。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强调，促使人工智能研究从模拟法律推理的外在逻辑形式进一步转向探求法官的内在思维结构。人们开始考虑，如果思维结构对法官的推理活动具有定向作用，那么，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若要达到法官水平，就应该通过建立思维结构模型来设计机器的运行结构。TAXMAN的设计就借鉴了这一思想，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网络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协调程序、说明程序分别对网络结构中的输入和输出信息进行动态结构调整，从而适应了知识整合的需要。大规模知识系统的KBS(KnowledgeBasedSystem)开发也注意了思维结构的整合作用，许多具有内在联系的小规模KBS子系统，在分别模拟法律推理要素功能（证成、法律查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评价、理由阐述）的基础上，又通过联想程序被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具有法律推理整体功能的概念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
第三，“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打开了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拟的思路。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疑难案件的存在。疑难案件的特征表现为法律规则和案件之间不存在单一的逻辑对应关系。有时候从一个法律规则可以推出几种不同的结论，它们往往没有明显的对错之分；有时一个案件面对着几个相似的法律规则。在这些情况下，形式主义推理说都一筹莫展。但是，法律现实主义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否认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法律规则的存在，试图用“行动中的法律”完全代替分析法学“本本中的法律”。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是使法律推理摆脱机械论束缚所走出的必要一步，然而，法律如果真像现实主义法学所说的那样仅仅存在于具体判决之中，法律推理如果可以不遵循任何标准或因人而异，那么，受到挑战的就不仅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且还会殃及法治要求实现规则统治之根本原则，并动摇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存在的基础。哈特在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的争论中采取了一种折中立场，他既承认逻辑的局限性又强调其重要性；既拒斥法官完全按自己的预感来随意判案的见解，又承认直觉的存在。这种折中立场在哈特“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律概念既有“意义核心”又有“开放结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法官发现问题的阳面，而根据社会政策、价值和后果对规则进行解释则有助于发现问题的阴面。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使基于规则的法律推理模拟在受到概念封闭性的限制而对疑难案件无能为力时，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型，通过逻辑程序工具和联想技术而建立起来。Gardner博士就疑难案件提出两种解决策略：一是将简易问题从疑难问题中筛选出来，运用基于规则的技术来解决；二是将疑难问题同“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联系在一起，先用非范例知识如规则、控辩双方的陈述、常识来获得初步答案，再运用范例来澄清案件、检查答案的正确性。
第四，目的法学促进了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目的法学是指一种所谓直接实现目的之“后法治”理想。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把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他们认为，以法治为标志的自治型法，过分强调手段或程序的正当性，有把手段当作目的的倾向。这说明法治社会并没有反映人类关于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因为实质正义不是经过人们直接追求而实现的，而是通过追求形式正义而间接获得的。因此他们提出以回应型法取代自治型法的主张。在回应型法中，“目的为评判既定的做法设立了标准，从而也就开辟了变化的途径。同时，如果认真地对待目的，它们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减轻制度屈从的危险。反之，缺少目的既是僵硬的根源，又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美国批判法学家昂格尔对形式主义法律推理和目的型法律推理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前者要求使用内容明确、固定的规则，无视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不能适应复杂情况和变化，追求形式正义；后者则要求放松对法律推理标准的严格限制，允许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抽象标准，迫使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追求实质正义。与此相应，佩雷尔曼提出了新修辞学(NewRhetoric)的法律理论。他认为，形式逻辑只是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对问题加以说明或论证的技术，属于手段的逻辑；新修辞学要填补形式逻辑的不足，是关于目的的辩证逻辑，可以帮助法官论证其决定和选择，因而是进行价值判断的逻辑。他认为，在司法三段论思想支配下，法学的任务是将全部法律系统化并作为阐释法律的大前提，“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就成为对法律的三个要求。而新修辞学的基本思想是价值判断的多元论，法官必须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示下履行义务，必须考虑哪些价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公平的”。这些价值构成了判决的正当理由。（注：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446页。）制造人工智能法律系统最终需要解决价值推理的模拟问题，否则，就难以实现为判决提供正当理由的要求。为此，P.Wahlgren提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5种知识表达途径中，明确地包括了以道义为基础的法律推理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引入道义逻辑，或者说在机器中采用基于某种道义逻辑的推理程序，强调目的价值，也许是制造智能法律系统的关键。不过，即使把道义逻辑硬塞给计算机，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生理需要，也很难产生价值观念和主观体验，没办法解决主观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波斯纳曾以法律家有七情六欲为由对法律家对法律的机械忠诚表示了强烈怀疑，并辩证地将其视为法律发展的动力之一。只有人才能够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发现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价值。因此，关于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模拟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2.法理学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的理论指导作用
GoldandSusskind指出：“不争的事实是，所有的专家系统必须适应一些法理学理论，因为一切法律专家系统都需要提出关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性质的假设。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专家系统都必须体现一种结构理论和法律的个性，一种法律规范理论，一种描述法律科学的理论，一种法律推理理论”。（注：GoldandSusskind,ExpertSystemsinLaw:AJurisprudentialandFormalSpecificationApproach,pp.307-309.）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不仅需要以法理学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为知识基础，还需要从法理学获得关于法律推理的完整理论，如法律推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历史，法律推理的标准、主体、过程、方法等等。人工智能对法律推理的模拟，主要是对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知识进行人工智能方法的描述，建立数学模型并编制计算机应用程序，从而在智能机器上再现人类法律推理功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专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吸收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学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成果。
随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从低级向高级目标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认识不足已成为人工智能模拟的严重障碍。P.Wahlgren指出，“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开发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许多潜在的法理学原则没有在系统开发的开始阶段被遵守或给予有效的注意。”“法理学对法律推理和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已经有几百年，而人工智能的诞生只是本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情，这个事实是人工智能通过考察法理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一个有效动机。”（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因此，研究法律推理自动化的目标，“一方面是用人工智能（通过把计算机的应用与分析模型相结合）来支撑法律推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应用法理学理论来解决作为法律推理支撑系统的以及一般的人工智能问题。”（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在前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充当法律推理研究的思想实验手段以及辅助司法审判的问题。后一方面，则是法律推理的法律学研究成果直接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所应用的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法理学在真实和假设案例的推理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为几种人工智能法律装置借鉴而成为其设计工作的理论基础。在运用模糊或开放结构概念的法律推理研究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法律解释的形式化等问题上，法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已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所借鉴。
四、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难点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但它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构成了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的目标。
第一，关于法律解释的模拟。在法理学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法律解释的研究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起着关键作用。法律知识表达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解释。法律规范在一个法律论点上的效力，是由法律家按忠实原意和适合当时案件的原则通过法律解释予以确认的，其中包含着人类特有的价值和目的考虑，反映了法律家的知识表达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德沃金将解释过程看作是一种结合了法律知识、时代信息和思维方法而形成的，能够应变的思维策略。（注：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p.75.）目前的法律专家系统并未以知识表达为目的来解释法律，而是将法律整齐地“码放”在计算机记忆系统中仅供一般检索之用。然而，在法律知识工程系统中，法律知识必须被解释，以满足自动推理对法律知识进行重新建构的需要。麦卡锡说：“在开发智能信息系统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任务既不是文件的重建也不是专家意见的重建，而是建立有关法律领域的概念模型。”（注：McCarty,Intelligentlegalinformationsystems:problemsandprospects,op.cit.supra,note25,p.126.）建立法律概念模型必须以法律家对某一法律概念的共识为基础，但不同的法律家对同一法律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解释策略。凯尔森甚至说：即使在国内法领域也难以形成一个“能够用来叙述一定法律共同体的实在法的基本概念”。（注：（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尽管如此，法理学还是为法律概念模型的重建提供了一些方法。例如，德沃金认为，法官在“解释”阶段，要通过推理论证，为自己在“前解释”阶段所确定的大多数法官对模糊法律规范的“一致看法”提供“一些总的理由”。获取这些总的理由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原则，用自我建立的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这种法律原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证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其次，再以法律原则为依据反向推出具体的法律结论，即用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某一法律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再用该法律原则来解释某一法律概念。TAXMAN等系统装置已吸收了这种方法，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网络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使计算机根据案件事实来执行某条法律规则，并在新案件事实输入时对法律规则作出新的解释后才加以调用。不过，法律知识表达的进展还依赖于法律解释研究取得更多的突破。
第二，关于启发式程序。目前的法律专家系统如果不能与启发式程序接口，不能运用判断性知识进行推理，只通过规则反馈来提供简单解释，就谈不上真正的智能性。启发式程序要解决智能机器如何模拟法律家推理的直觉性、经验性以及推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即人可以有效地处理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在必要时作出猜测和假设，从而使问题的解决具有灵活性。在这方面，Gardner的混合推理模型，EdwinaL.Rissland运用联想程序对规则和判例推理的结果作集合处理的思路，以及Massachusetts大学研制的CABARET（基于判例的推理工具），在将启发式程序应用于系统开发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法律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人工智能模拟法律推理的一个难题。选择哪一个答案，往往取决于法律推理的目的标准和推理主体的立场和价值观念。但智能机器没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立场。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机器法律推理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第三，关于法律自然语言理解。在设计基于规则的程序时，设计者必须假定整套规则没有意义不明和冲突，程序必须消灭这些问题而使规则呈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就是说，尽管人们对法律概念的含义可以争论不休，但输入机器的法律语言却不能互相矛盾。机器语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LDS基于规则来模拟严格责任并计算实际损害时，表现出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使用不精确的自然语言进行推理。然而，在实际的法律推理过程中，法律家对某个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都可根据上下文关系作多种解释，而且辩论双方总是寻求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智能法律专家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语言理解研究工作的突破。牛津大学的一个程序组正在研究法律自然语言的理解问题，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是连法学家们自己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专业术语规范。所以EdwinaL.Rissland认为，常识知识、意图和信仰类知识的模拟化，以及自然语言理解的模拟问题，迄今为止可能是人工智能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对于语言模拟来说，像交际短语和短语概括的有限能力可能会在较窄的语境条件下取得成果，完全的功能模拟、一般“解决问题”能力的模拟则距离非常遥远，而像书面上诉意见的理解则是永远的终极幻想。（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
五、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策略和应用前景
我们能够制造出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可以证明它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从检验标准上看，这主要是法律知识在机器中再现的判定问题。根据“图灵试验”原理，我们可将该检验标准概括如下：设两间隔开的屋子，一间坐着一位法律家，另一间“坐着”一台智能机器。一个人（也是法律家）向法律家和机器提出同样的法律问题，如果提问者不能从二者的回答中区分出谁是法律家、谁是机器，就不能怀疑机器具有法律知识表达的能力。
依“图灵试验”制定的智能法律系统检验标准，所看重的是功能。只要机器和法律家解决同样法律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相同，就不再苛求哪个是钢铁结构、哪个是血肉之躯。人工智能立足的基础，就是相同的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来实现之功能模拟理论。
从功能模拟的观点来确定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策略，可作以下考虑：
第一，扩大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主体。现有人工法律系统的幼稚，暴露了仅仅依靠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从事系统研发工作的局限性。因此，应该确立以法律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三结合的研发群体。在系统研发初期，可组成由法学家、逻辑与认知专家、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为主体的课题组，制定系统研发的整体战略和分阶段实施的研发规划。在系统研发中期，应通过网络等手段充分吸收初级产品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的意见，使研发工作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形成反馈，将开发精英与广大用户的智慧结合起来，互相启发、群策群力，推动系统迅速升级。
第二，确定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应用为主导的研发策略。目前国外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领域，还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应用。但是，任何智能系统包括相对简单的软件系统，如果不经过用户的长期使用和反馈，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不能将初期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产品，我们也难以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必须走产研结合的道路，坚持以应用开路，使智能法律系统尽快走出实验室，同时以研究为先导，促进不断更新升级。
第三，系统研发目标与初级产品功能定位。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目标是制造出能够满足多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立法者、法学家）多种需要的机型。初级产品的定位应考虑到，人的推理功能特别是价值推理的功能远远超过机器，但人的记忆功能、检索速度和准确性又远不如机器。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我国目前有12万律师，23万检察官和21万法官，每年1.2万法学院本科毕业生，他们对法律知识的获取、表达和应用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初级产品的标准可适当降低，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检索功能强大的法律专家系统。可与计算机厂商合作生产具有强大数据库功能的硬件，并确保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网上及时更新；同时编制以案件为引导的高速检索软件。系统开发的先期目标应确定为：(1)替律师起草仅供参考的书和辩护词；(2)替法官起草仅供参考的判决书；(3)为法学院学生提供模拟法庭审判的通用系统软件，以辅助学生在、辩护和审判等诉讼的不同阶段巩固所学知识、获得审判经验。上述软件旨在提供一个初级平台，先解决有无和急需，再不断收集用户反馈意见，逐步改进完善。
第四，实验室研发应确定较高的起点或跟踪战略。国外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开发已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1)主要适用于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2)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3)运用判例和假设的推理；(4)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混合推理。我们如确定以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为初级市场产品，那么，实验室中第二代产品开发就应瞄准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同时，跟踪运用假设的推理及混合推理，吸收国外先进的KBS和HYPO的设计思想，将功能子系统开发与联想式控制系统结合。HYPO判例法推理智能装置具有如下功能：(1)评价相关判例；(2)判定何方使用判例更加贴切；(3)分析并区分判例；(4)建立假设并用假设来推理；(5)为一种主张引用各种类型的反例；(6)建立判例的引证概要。HYPO以商业秘密法的判例推理为模拟对象，假设了完全自动化的法律推理过程中全部要素被建立起来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HYPO忽略了许多要素的存在，如商业秘密法背后的政策考虑，法律概念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固有的模糊性，信息是否已被公开，被告是否使用了对方设计的产品，是否签署了让与协议，等等。一个系统设计的要素列表无论多长，好律师也总能再多想出一些。同样，律师对案件的分析，不可能仅限于商业秘密法判例，还可能援引侵权法或专利法的判例，这决定了缘由的多种可能性。Ashley还讨论了判例法推理模拟的其他困难：判例并不是概念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样本，因此，要通过要素等简单的法律术语使模糊的法律规则得到澄清十分困难，法律原则和类推推理之间的关系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描述。（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这说明，即使具有较高起点的实验室基础研究，也不宜确定过高的目标。因为，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不能脱离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水平。
第五，人－机系统解决方案。人和机器在解决法律问题时各有所长。人的优点是能作价值推理，使法律问题的解决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从而具有灵活性。机器的长处是记忆和检索功能强，可以使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一贯性。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立足于人与机器的功能互补，目的是解放人的脑力劳动，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该方案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人为主，机器为人收集信息并作初步分析，提供决策参考。律师受理案件后，可以先用机器处理大批数据，并参考机器的和辩护方案，再做更加高级的推理论证工作。法官接触一个新案件，或新法官刚接触审判工作，也可以先看看“机器法官”的判决建议或者审判思路，作为参考。法院的监督部门可参照机器法官的判决，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某种监督，如二者的判决结果差别太大，可以审查一下法官的判决理由。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司法腐败。在人－机系统开发的第二阶段，会有越来越多的简单案件的判决与电脑推理结果完全相同，因此，某些简单案件可以机器为主进行审判，例如，美国小额法庭的一些案件，我国法庭可用简易程序来审理的一些案件。法官可以作为“产品检验员”监督和修订机器的判决结果。这样，法官的判案效率将大大提高，法官队伍也可借此“消肿”，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薪水，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未来的计算机不会完全取代律师和法官，然而，律师和法官与智能机器统一体的出现则可能具有无限光明的前景。（注：Smith,J.C,MachineIntelligenceandLegalReasoning,Chicago-KentLawReview,1998,Vol.73,No.1,p277.）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为法律工作的自动化提供越来越强有力的外脑支持。电脑律师或法官将在网络所及的范围内承担起诸如收债、税务、小额犯罪诉讼等职能。自动法律推理系统将对诉讼活动发挥越来越多的辅助作用，例如，通过严密的演绎逻辑使用户确信全部法律结论得出的正当性；在解决相互冲突的规则、判例和政策问题时提示可能出现的判决预测；等等。正如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一样，电脑法律顾问的问世，将打破法官、律师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极大地推动法律知识的普及，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使法律真正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篇9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预防；措施
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培养新世纪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当前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已初步形成了普法主管部门综合协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实施的工作格局，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我国目前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尚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法制教育形势的需要，仍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今后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该如何改进完善呢？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培养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法制教育要立足长远，要以培养青少年的法治理念，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法制教育，要通过各种普法教育活动，使法律深入到青少年的内心，融入他们的生命。
二、构建立体式全方位的教育模式
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工作在普法机构、教育主管部门主抓的基础上，应发动更多部门广泛参与，同时发挥社区功能，努力做到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实现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化的主体格局。调动社会上的一切力量，多角度、多层面地宣传法律知识；依靠社区阵地，实现教育延伸；发挥媒体作用，充分扩大法制教育的范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依法行使职权，发挥榜样效应。总之，强化社会力量的协作，突出综合性，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主体模式，可拓宽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渠道，为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确保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有序进行。
三、突破青少年教育内容单一性的弱点
在法律意识的形成及提高过程中，单纯地依靠一两部法律条文的灌输是无法实现目的的。我们在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中必须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向青少年讲解法律的精神。我们不仅要让青少年了解法律可以打击犯罪，而且更应让青少年了解法律为什么要打击犯罪？法律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法律是有情的，它用它那严肃的面孔时时刻刻保护着守法公民的自由，保护他们不受别人的不法侵害。为此，在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时，在内容的选择上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1）基础性。对青少年进行普法，可从一些法律的基本概念讲起，让他们了解法律的概念、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法律的效力等等，尤其是宪法的教育不可忽视。我们要把宪法宣传放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首位，增强孩子们的宪法观念，教他们树立起正确的权利观和义务观。有了宪法和法理学的基础，既能有利于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的培养，又可以触类旁通，使法制教育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实用性。在对青少年进行法理知识教育的基础上，可选择其他一些法律常识对其进行教育，但值得注意的是，所选的法律宜具有实用性，尽可能让青少年学习的法律知识与日常生活相关，从而为他们的法律实践提供基础，在用法的实践中，逐渐提高学习法律的兴趣，增强他们学法的主动性，并培养守法的行为习惯。（3）差别性。青少年这个群体的年龄跨度很大，法制教育一定要区别不同的年龄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因为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其中小学阶段尤为特殊，因此在法制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要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情况与接受能力来确定法制教育的内容。对低年级儿童可以对他们讲解一些具体的浅显的法律，而对初中以上的学生则可讲解比较抽象的法律知识和一些更具体的法律知识。
四、冲破传统教育不科学模式的束缚
根据青少年的性格特点，我们今后的法制教育工作应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新形式，要变法律学习中的被动教育为主动感受，尽可能地去发挥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变消极接受为积极索取，这样才能使青少年的普法工作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我们在教育形式的探索中应注重几个方面的结合，具体为：要注重把法制教育与校园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在坚持课堂主渠道教育的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寓教于乐，提高学生学法的兴趣和积极性。如组织青少年观摩庭审，自编自演一些法制文艺节目，开展一些自由性的法制辩论活动，创办类似“法制天地”的载体注重收集青少年学法的心得并进行交流等等。通过这样一些形式，让青少年都参与到法律的学习中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思考、去感受、去体验法律。此外，要注重学校教育与家庭学法相结合。将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做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并重。通过举办家长学校、家长培训班等形式，使家长形成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和人才观，提高家长法律素质，同时多开展一些父母与子女共同参与的法制实践活动，为家庭学法提供一个平台，让父母与子女间多进行一些交流，增强法制教育互动的效果，优化青少年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
五、加大法律的普及程度
认真探索在青少年中开展法制教育的新思路、新方法，使普法落到实处，使广大青少年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什么行为是社会提倡和法律允许的，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犯罪的，做到依法律己、依法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在学校，要针对在校生的特点，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对设立的法制教育课要坚持计划、教材、教师、课时“四落实”，并把法制宣传教育贯穿于其他各科教学中，让学生经常受到法律知识的熏陶。二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丰富多采的法制宣传活动，如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法制文艺汇演、模拟法庭、参加公捕公判大会等。在社会，要深入开展“五个到家”活动。三是教材到家。把有关的普法材料发到千家万户。四是宣讲到家。对青少年遇到的突出问题，宣讲员及时入户宣讲。五是服务到家，对青少年遇到的涉法问题，各个法律服务机构、普法宣讲员都要适时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他们依法解决实际问题。六是帮教到家。对轻微违法、有劣迹和刑释解教青少年，基层组织和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实行结对帮教，明确专人，靠上做工作，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又向他们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坚持正确引导。七是制度到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各地实际，制定一些自律章程，发放到家，使之行为有规范、办事有章法，逐步养成依法办事观念。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个国家的希望。青少年犯罪是由个人，学校，社会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事物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青少年的心理防线脆弱，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增强青少年的“免疫力”和自控力，防范于未然，因此，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寻求更有效的解决途径。加大我国的普法力度，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从而使他们远离犯罪。（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苏斌.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及道德教育[J].广西社会科学，2005，（4）
[2] 吴碧君.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理论探索[J].当代青年研究，2004， （3）
[3] 李云昭.对青少年犯罪预防的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校报，2005，（2）
[4] 刘清华.论青少年犯罪的网络诱因[J] .经济研究导刊，2009，（2）
[5] 解晓红.校园环境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论如何发挥校园能动性，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J].法制与社会，2009，（4）
篇10
1.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1.1没有重视法治教育
大力发展学生的职业素质是当前高职院校的培育重点，可是职业素质是一个极为综合型的指标，其不但是指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上及职业素养方面的培养，其人文精神与法治意识等无一不是需要重视的关键组成部分。就现今而言，大部分的高职学校对于法治教育所具有的关键地位依然认识不够到位，未能将法治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也没有安排专业法治教师给予负责学生法治教育。有的高职院校仅把法治教育看成一个形式，只是简单地安排几个课时或者几个讲座，并没有从法律情感、法律观念等方面对学生实施法治教育以及法治精神的培养。
1.2高职教育的结构不合理
高职教育注重对学生进行专业水平方面的培养，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教育资源的过分倾斜与狭隘，以及对人文精神和法律素养的忽视，这显然是与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相背离的。目前在高职院校中，法治教育是毫无地位可言。法治教育部门基本上是没有跟其他教学机构或者管理部门进行单独设立，一般是将法治教育部门挂靠或隶属在社科部或则学工部门等；也没有保障学生法治教育的工作与科研经费。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法治教育，难以收到很明显的效果。
1.3法治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
从笔者多年的调查与研究发现，我国有些高职院校所开展的法治教育内容不是很丰富的，内容单一或内容浅薄，往往只放在了公民的基本性“普法”这一层面上进行教育，和高职学生专业的学习及未来职业的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甚至和社会的实际生活已经全然脱节，导致法律知识只停留在书本上，未能有效的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法律观，就更不要说法律素养的培养了以及法律行为习惯的养成了。高职院校的法治教育不仅未能做到和高职生的专业学科相结合，构建起高职生们的综合素养，也未能跟高职生的各种职业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所培养出来的高职人才缺乏法治观念及法治情感。
1.4法治教育方式简单落后
在高职院校中，学校、老师与学生对于法律教育的重要作用认识显然是不足的。在定位上的误区，直接导致了在教学资源上的投入方面严重不足，从事法治教育的教师没有培训的机会，也造成了法治教育形式跟教育方法比较简单甚至比较落后。还有一些高职院校开展法治教育的模式比较简单，只是班主任在课堂上开一两次法治教育主题班会，并且法治教育内容枯燥无味，可想而知这种法治教育效果是不够理想。教学中法律条款的罗列多，解释多，而对于高职生们所学专业以及今后职业生涯的预期几乎没有涉及到，激发高职生对法治学科产生兴趣，使其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显然是无从谈起。
2.加强高职皖校法治教育的对策
2.1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其一，将法治学科从思政学科体系当中分离出来，变为一科独立而关键的学科体系。有的高职院校是结合高职教育开设的一系列职业设计来优化与调整本校的法治教育的体系与结构，科学归类，把法治学科跟高职学校开设的其他专业知识之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有的高职院校跟高职生之职业设置与规划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结合高职生今后的职业性质，开展内容教学，让枯燥乏味的课堂教学变得鲜活生动，变抽象的内容为具体事例，这样高职学生才可以从内心深处发现法律素养是可以帮助其提升自我价值、自身能力与自身素质。其二，有些高职教育存在法律教育比较盲目的倾向，为此应该对本校的现有的法治教育之相关理念给予优化与调整，不断加强高职学生的法律认知教育，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仅注重法规教育而忽视法理教育，偏重刑法跟民法的教育而忽视职业道德、职业法规等教育的现状。那么，这就要求应增强法理学以及法治基础内容的学习力度，帮助高职生树立起法治精神及形成法律素养。添加与之有关民商法、职业法以及地方性的法治教学内容，体现出法治和高职生们的职业技能，大力培养高职生法治精神。
2.2完善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理论
法律可以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走进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是法治素养是人们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素养，也是人们事业之基，可是现今有些高职学校并没有高度重视法治素养教育与研究。尽管现今的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意识到学生法律素养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些高职院校也是“纸上谈兵”，空空而谈，却无比较成熟的素质教育体系与理论用来支撑法治教育。这种情况下就直接让法律精神的培养与树立成为了无源之水。所以，高职院校一定要进一步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与人才培养模式，从德智体法等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这样才可以为社会培养与输送法治素养高、理论知识扎实的高职人才。
2.3突破传统的法治教育模式，创新教育方法方式
其一，法治教育应增强活动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充实课堂教学内容，运用参与的形式以及互动的形式进行教学，结合一些的社会治安、利用职务便利犯罪以及青少年犯罪等的一系列相关案例，促使高职生从法律视角去考虑问题，革新被动形式的学习模式。增强高职生对法治知识内容的“切身感悟”和“内化”。其二，增强学校文化的建设，构建起校园法律文化营地。结合法律讲座、法律知识大赛、志愿者服务以及模拟法庭等的相关活动，全面发挥出团委、学生会以及学工处的强大功效，组织形式各样、吸引力强的法律知识宣传活动，使更多的高职生借助观察、辩论、评价与参与等的形式，对法律价值进行体验、解析与判断，增强学生的法律素养。其三，构建校外法律教育阵地，借助参观少管所、监狱以及警示教育等的方式，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我国法律的认识，促使学生从学法、懂法提升到守法、信法与护法的层次上来。
2.4应努力实现高职法治教育技能化与职业化
高职法治教育不能偏离了高职院校的职业技能培养目标，应该立足社会职业人才的培养这个出发点，将法治教育跟学生社会职业技能理论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同步教育与教学，并将法治教育不断技能化与职业化，让学生灵活掌握社会职业技能知识的同时也掌握了各项法规的应用能力。譬如，在对会计电算化专业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教学时，教师要侧重于传授学生关于会计法、审计法跟职务犯罪等多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而对于计算机软件这一专业的学生的教学，则应该十分注重对知识产权保护、基于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知识的传授。同时，法治教育要跟高职生未来就业与未来创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进一步凸显出高职院校法治教育之职业化的特征，要多安排一些课时加大《劳动法》、《合同法》等与学生将来就业密切相关的法规学习，这样可以为高职生将来步入社会，积极参加工作打下良好的法律素质基础。
参考文献：
[1]吕小燕，姬志茹. 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与分析研究[J]. 科技创新导报. 2011（18）
[2]谢山河，黄章华. 关于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08（07）
[3]陈会玲，孙小龙. 对职业院校改进法治教育工作的思考[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13）
[4]黎路，熊小林，彭友元. 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不足及其完善措施[J]. 职业教育研究 2010（S1）
[5]李丹梅. 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01）
[6]吕新云. 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素质与法律意识调查研究[J]. 传承. 2011（12）
[7]马燕敏.大理学院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与研究——兼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方法改革[J]. 中国校外教育. 20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