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意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事法律意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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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新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94-01

获得辩护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同时也是一项程序性的权利。在被告人享有的权利中，获得辩护权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实现了辩护权即意味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得到了保障。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实施，使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量的巨大飞跃，在充分认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有状况的前提下，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援助体系就成为了当下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

一、重构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包括两类，即法院指定和自行申请，但实践中法院指定的情形居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申请而获得的情形比较少。司法部于2000年、2001年分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专门针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然而事实证明该《联合通知》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满足诉讼程序的需要是各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标之一，日本顺应其国情建立起了值班律师制度，美国建立起了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某些特殊案件无需经过层层审查便可直接提供援助，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当然我国的律师数量与经济条件有限，可以在满足条件的东部大城市试点然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最终建立一整套能及时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机制。

二、建立多渠道筹资的刑事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制度

针对法律援助中的资金来源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体现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保护贫困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目前实施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呈现出政府拨款为主、行业奉献和社会捐助为辅的结构。然而即便是这样，办案的法律经费还是很短缺。2003年，我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1.52亿元，摊到我国13亿人头身上，人均法律经费仅一毛多钱。很多法律援助机构年年向政府申请补贴，但结果可想而知。在筹集资金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根据受援人的经济条件要求他交纳少量的申请费，或者如果受援人在案件中胜诉并附带取得了经济上的收益，可在事后他有能力支付时要求交纳法律援助的全部支出费用。

三、在简易程序中更多地赋予被告人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

简易程序从本质上讲是以牺牲被告人经正当诉讼程序审判的权利为基础而实现诉讼高效的制度，这是我国司法压力与日俱增的结果。在简易程序中，法官正式审理案件之前一般会讯问被告人是否承认所指控的犯罪，然后告知其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并确认被告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上，很多被告人法律知识匮乏，无法从法官简单的制度介绍中全面了解简易程序适用的意义及后果，更不能判断适用建议程序是否真正对自己有利。而在上述的情形中，如果每个被告人都被指派一个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在场提供有意义的法律意见，被告人根据律师意见再做出是否承认所指控的罪行及是否使用简易程序，那么案件的公正性与诉讼高效便捷的目的就能同时实现。

四、完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

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在公民面对刑事诉讼时申请法律援助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我国很多的市、县中，虽然已经设立起法律援助机构，但却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工作制度。有些地方没有正式的法律援助的办公点，往往只是在司法局某一科或者法律服务所挂一块牌子，也没有专职负责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或者即便有工作人员，其法律知识也值得怀疑。诸如此类的现象屡见不鲜。要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迈上新的台阶，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完整而正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完善相关的法律，使刑事法律援助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援助带来了新的契机，使得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然而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开始的时间晚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实践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漏洞。我们应该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法律国情的前提下，借鉴发达国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某些特色，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进.日本公派律师制度对我国的启示[D].江苏：徐州大学，201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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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近年来,刑事和解等近似字眼屡见诸报端,它作为一种创新制度被我国多个地区所采用,并以各式框架和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作用,这种新的化解被害方与施害方矛盾的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因各媒体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不甚了解或出于其他考虑,对刑事和解的描述混乱不清或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导致不少群众对此感到疑惑和不解。就此,笔者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意义。

刑事和解常常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是指犯罪发生后,在特定机构的主持下,受害方与加害方进行商谈、协商,达成双方和解,从而有效地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但就当前各国相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来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源起于刑罚功能的变迁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较为突出的一起事件为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起刑事和解的案例。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引入,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代表。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就此,我国的刑事和解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

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辨诉交易、恢复性司法以及民间通俗所称的“私了”等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将刑事和解与这些相似概念区分开。

1.刑事和解有别于刑事调解。

当前不少人将这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混为一谈,认为和解与调解的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就事件而言,是同一回事。这种看法在一定的刑事和解模式中是正确的,但若就此将和解完全等同于调解则是错误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虽有着很大的关联并只有着一字之差,但他们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刑事和解有着比刑事调解更广泛的涵义,就目前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来看,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

2.刑事和解有别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刑事和解与辨诉交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为了达成双方的合意,都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刑事和解是施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合意,而辩诉交易,顾名思义,便是刑事诉讼中辩方与诉方达成的合意。其次,合意双方的具体目的不一样,虽然在两者均有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目的,但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侧重于有效弥补既有损害,施害人侧重于罪刑的减免,而在辩诉交易中,辩方侧重于罪多罪少,罪刑轻重,诉方则侧重于节约司法资源。

3.刑事和解有别于恢复性司法。

所谓“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刑事司法运动。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不少人将我国的刑事和解视为是“中国的恢复性司法”。但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恢复性司法”属于偏法学理论的概念,而刑事和解则是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概念,两者有着质的不同。此外,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整体“治愈”,而刑事和解制度虽然也关注社会矛盾的化解,但更侧重于对被害人的补偿。就这两者的关系来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恢复性司法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深化与完善提供有效的理论帮助,而刑事和解制度虽非从恢复性司法理论中产生,但却确实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完成恢复性司法理论拟达成的目标。

刑事和解有别于俗称的“私了”。民间俗称的“私了”,是指被害方与施害方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的有关程序,自行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做法。俗称的“私了”对应于法律程序,它允许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包含了民事、行政及部分刑事案件(事实上,民间意义上的“私了”,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由于群众对“私了”概念的了解,故往往在听到刑事和解的概念同时,脑海里就会产生“这不就是私了嘛?”的想法。这并不奇怪,因两者的相似性,有媒体更是将“刑事和解”解说为“阳光下的私了”。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阳光下”和“非阳光下”这么简单。从合意双方的目的来看,“私了”往往是以摆脱刑事追究为主要目标,而“刑事和解”在当前的司法架构下,往往仅能将被害人取得有效补偿作为酌定情节加以考虑。此外,“私了”仅在于缓和、解决被害方与施害方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往往无能为力。刑事和解则需要多方考虑,既要考虑被害方的补偿,也要考虑如何安抚社会情绪及化解社会矛盾。

我们看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实施,有效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理念,在刑事诉讼的框架下,实现了“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其在维护社会正义及保证被害人、施害人权利义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更好地实现了刑法对社会管理的作用,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个在刑事诉讼中,缓和有效的社会创新管理模式,它符合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尤其是我国近年来各地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及尝试,已经为我国进一步全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打下初步基础。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式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芬]乔森·拉蒂著.王大伟等译.芬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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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活规则存在的典型特性

当前，生活方式绿色化与生产方式绿色化相比，无论是公众意识还是社会行动，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关于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各种规则与要求，在社会与公众中推进缓慢，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逆向调节。比如绿色居住行动要求推行住房简约装修；绿色饮食行动要求不使用一次性筷子、用手帕替代餐巾纸；绿色衣着行动要求少买一些衣服并拒绝穿戴野生动物毛皮服饰；绿色购物行动要求不买家里不需要的奢侈品，不频繁更换手机、电脑、家电等。上述提法要求人们将住房、饮食、衣着等日常消费中已经形成的一些现代高级消费方式，回归到传统低级消费方式。试想，当人们身处日益提档升级的消费热潮中，有几人愿意坚守“简约”规则？

二是替代成本。绿色出行行动要求短途出行尽量步行或乘坐公交；长途旅行尽量坐火车而少乘飞机。当今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如此之快，节省时间成为多数人的首选。无论是本地出行还是外地出行，只有选择高速的交通工具，才能节省更多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绿色出行明显存在较高的替代成本，工作时间被交通时间所替代，甚至可能因此而失去商机。

三是习惯依赖。要想把国人习惯与流行的合餐制改为绿色饮食倡导的分餐制（在宾馆饭店），实有困难。中国菜系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实行分餐制，即便保留了其中的色香味，但却失去了“精”“美”“情”，中餐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的文化韵味将不复存在。总之，上千年形成的文化习俗已经成为一种依赖，想改起来确有一定的难度。

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突出重点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离不开推行生活方式绿色化。绿色发展不能走生产方式绿色化的单一路径，否则路会越走越窄，必须做到生产方式绿色化与生活方式绿色化双管齐下，协同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

推行生活方式绿色化，重在制度法规。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生活方式绿色化同样要以制度保障为指导、制度建设为抓手，破除当前存在的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与思想习惯阻力。要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制度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通过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措施，依法加强社会管理，规范和养成绿色生活方式的行为习惯。可以尝试对在餐馆酒楼浪费食物达到一定数量者进行严格处罚；对于炫耀性消费和过度性消费，征收惩罚性的高额税赋。制度化《绿色生活方式指南》，帮助消费者获取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低碳产品信息；法制化公布《绿色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引导公众积极践行绿色简约生活方式和低碳消费模式。

推行生活方式绿色化，强在宣传示范。广泛开展全民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新媒体手段，建立绿色生活宣传和展示平台，使城乡居民确立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和消费观念。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树立生态道德，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城乡居民要掌握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基本知识，培育绿色消费观念，自觉抵制炫耀性消费与过度性消费等不良消费行为。宣传推广生活方式绿色化行动中的典型经验、典型人物，树立并表彰节约消费的榜样，让公众有样板可学习、可模仿，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利用新闻媒体，正面肯定理性消费的同时，反面曝光奢侈浪费现象，用正确的观念引导正确的行为。根据青少年行动能力强、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特点，要特别引导青少年群体践行绿色生活。注重发挥学生群体的作用，通过创建绿色小学、中学和大学典型，让中小学生、大学生在生活方式绿色化行动中起到带动引领作用。

推行生活方式绿色化，成在行动计划。制定“绿色生活六大行动计划”，即绿色居住行动、绿色出行行动、绿色饮食行动、绿色衣着行动、绿色购物行动和绿色办公行动。在绿色居住行动方面，要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广泛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推动完善节水器具、节电灯具、节能家电等产品的推广机制，鼓励公众购买绿色家具和环保建材产品；惜水节水，循环用水，坚持将垃圾分类与回收。在绿色出行行动方面，尽量采用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代替开车，需驾车时要文明礼让以保证交通顺畅，长途旅行尽量乘坐火车（高铁越来越发达）。在绿色饮食行动方面，首先在省市两级宾馆饭店实现分餐制；倡导“光盘行动”，家庭食物少买少储，选择有机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少食油炸食品，并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绿色衣着行动要号召人们每年少买一件衣服，拒绝穿戴珍稀野生动物毛皮服饰等。在绿色购物行动方面，按需购物，勤俭节约、拒绝奢侈，不买家里不需要的奢侈品，自带环保购物袋取代一次性塑料袋。绿色办公行动中要尽量采用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材料以及重复利用纸张等。为把六大行动变为每个城乡居民的自觉行动，可将生活方式绿色化行动计划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的创建内容。

推行生活方式绿色化，贵在人人参与。只有每个人倡导并采用绿色生活方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文明社会的整体建成。人人参与，让绿色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每个人的力量叠加起来，就足以实现“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绿色愿景。个人自律是推行绿色生活的社会基础。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自律，人人时刻秉持节约优先的习惯，自觉限制粗放、奢侈和不合理的需求，遏制攀比性、炫耀性、浪费性的行为。失去自律会引起整体性浪费。有调查显示，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这种“舌尖上的浪费”不仅与倡导社会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而且过度消耗当下的资源，必然会失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与依托。因此，人人要自觉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养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好习惯，人人自觉规范和自觉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从自我做起，逐步培育生活方式绿色化的习惯，从而减少或杜绝资源严重浪费与过度消费等现象，奠定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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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维护期间治安稳定，深入推进平安和谐建设，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从现在起到7月底，在全市组织开展百日严打整治行动。为深入组织开展好这次行动，现就我市律师参与全市百日严打整治行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参与严打整治行动的责任感。开展这次全市百日严打整治行动，是市委、市政府着眼于解决当前突出治安问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安建设成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全市律师肩负着重要的职责，所从事的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工作都与严打整治密切相关。因此要充分认识开展严打整治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把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全力做好与深化严打整治斗争有关的各项工作，确保这场专项斗争取得实效。

二、切实加强律师刑事辩护和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维护稳定的特殊作用。广大律师要正确处理依法履行职责与维护稳定大局的关系，牢固树立“双重责任”的理念，坚持“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原则，加强与公检法部门的密切协作，统一执法思想，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严打整治斗争顺利进行。市县区司法行政机关和市律师协会要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刑事犯罪案件辩护的指导，严格落实好重大敏感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强调办案纪律，不要说三道四，自觉在党委政府的统一协调指导下开展工作，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市县区法律援助机构要积极配合法院审判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指派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决不能在律师辩护环节上影响及时、公正判决。

三、集中开展法制宣传活动，有效形成严打整治斗争的强大声威。市县区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事务所要乘势而上，结合5月开展的“律师法宣传月”，积极宣传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与严打整治、社会稳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重大意义、打击重点、典型案例和重大成果，营造全社会参与严打整治的强大声威。要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和宣传栏、横幅、标语、明白纸等多种手段与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弘扬社会正气，增强广大群众与犯罪势力作斗争的意识和勇气。

四、加强领导，狠抓落实，严格责任。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执行领导责任制，切实加强严打整治专项工作要求的贯彻落实，为实现平安建设目标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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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艺术形式　激活思维　想象力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建设，曾经被认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不再被以往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它逐渐的走进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利用，尤其是在教育事业当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艺术在法律基础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艺术手段在法律基础课中运用的可行性

（一）艺术因素的介入可以激发教育者的情感。

艺术一种特殊的反映事物的方式，从教育方面来说，学习艺术可以让人产生一种自觉感，学习艺术的同时需要内心深处思想的介入。很多时候，在艺术的感染下，某些教育科目尤其是法制科目会营造出一种艺术环境，进而能激发学习者的艺术情感，在这种情感下，促使他们变得感情化，不知不觉的在这种情景下，进行深思熟虑，他们会很容易接受教师所提出的各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使受教育的人心灵纯净，在思想和品德上都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二）艺术的介入可以培养社会学想象力。

艺术在某些方面是与众不同的，它来源于生活，同样源于社会。艺术家们可以通过他们自身所具有的艺术特质，对社会进行具体的解刨，把社会上各个角落的动态都能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社会上的各类问题和结症逐渐显得清晰之后，学生就能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进而增强了学习法律的坚定性。社会想象力可以将个人的问题与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让他们知道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自己的选择、机遇以及感知有所牵制。所以说，就法学的研究而言，社会想象力是学习的基本素质，法律的学习是和社会息息相关，没有社会想象力只会空谈、空想，只讲理论而忽略实际。

（三）艺术手段的合理运用是解决多媒体教学弊端的有效方法。

多媒体教学还可以说成多媒体组合教学或者电化教学，多媒体教学主要是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处理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按照教学内容和要求将各个内容进行有机的结合，然后通过投影技术将组合后的影像显现在屏幕上。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很多教学课堂上，教师只是把教学内容通过投影仪器显示在屏幕上，在某些方面，这种多媒体教学方式和以往的黑板教学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将教学内容通过各类电脑软件制作成幻灯片，然后拿到课堂上进行投影教学，这根本谈不上是多媒体教学，更称不上是艺术的运用。

二、艺术在基础法律教学中的合理应用

（一）注重教学当中的语言艺术。

首先，在教学中，教师的语言需要有一定的准确性，并且要讲普通话，在讲解问题的时候要吐字清晰，不能含糊其辞，让学生不知所以然，一头雾水；其次，在讲解过程中，语言要生动、富有感染力，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教师的语言需要能感染自己，只有先感染自己才能感染别人。法律基础课是一门枯燥乏味的课程，怎么把教学内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是需要深度钻研的一个问题。最后，教学语言要幽默、风趣。教学语言对于每个教师都是一种考核，它能展现教师的智慧、风格和品味。具有高水平的教学语言，能增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气氛，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二）绘声绘影，重视教学中影视资源的运用。

现代社会中图像是比较常见的表现事物的形式，同样也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特点。图像能触发人的感官，使课程更富有感染力，图像的丰富性、多样性、知识型、审美性、教育性、和思想性、都是教育当中的重点。放眼影视业的发展，目前有很多影视作品都和基础法律的学习有所联系。例如，在理想信念方面的影视作品有《士兵突击》、《潜伏》、《集结号》等；在人生价值观方面的影视有《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青年》等；在爱过方面的影视作品有《东京审判》、《建国大业》、《1942》等；法律方面的影视节目有《今日说法》、《法律讲堂》、《庭审实录》等。总之，合理的运用影视资源对基础法律进行教学，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教学效果，但也要注意适当的运用，注意影视作品与课程内容要紧密相连。

（三）非语言因素的作用。

首先是教师的仪表。教师的仪表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生学习中重要因素，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衣冠不整，穿戴不整洁，同时也会给学生留下懒惰、散慢的印象，为人师表，学生很可能会跟从教师学习到坏的习惯。其次，在课上教师也不能过分的注重外表，着装也不能过分新奇，那样会引起学生的注意，不能使学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课堂上。同时教师也应该在学生面前显现出很好的风度，举止端庄、大方，既体现了教师的修养，也让学生享受到在美中学习的快乐性。最后，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眼神的交流，在讲解同时双眼注视前方，并且兼顾着两侧。教师的面部表情也是影响学生注意力的重要原因，面部表情要真诚、具有安全感、并且相对稳定，这样可以增加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

三、总结

艺术形式下的法律基础教学虽然是可行的，对法律学习也是有利的，但是在法律学习中，艺术形式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辅助的教学手段，施教者需要有效的利用它，才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法律的教育是用心灵来领会的，只有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发展，才真正地对法律基础教学有利。

（作者单位：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1]高忠悦.浅谈艺术类高职院校法律教学的改革.辽宁高职学报，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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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减刑、假释意见书是监狱等执行机关对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罪犯，依法提出减刑或假释的意见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的文书。

这是提请减刑意见书和提请假释意见书的合称。尽管两者适用的对象、适用的法定条件不完全相同，但两者提请的主体和写作格式相同，所以，我们将两种文书合在一起讲述。

对上述概念，可作如下理解：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1.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2.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3.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的。

4.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已救人的。

5.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期刑，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刑期的限制。”

第二十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些是在押劳改犯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予以减 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这是监狱和劳改执行 机关制作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的法律依据。

最后，按照上述法定条件和法律依据，我们可作如下理解：

1.只有监狱等执行机关依法向人法院提出对具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罪犯予以减刑或假释的书面建议，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之后，才能生效。人民法院也只能在监狱等执行机关提出书面建议的前提下，才能作出裁定。人民法院和监狱等执行机关各尽其职、各负其责、互相制约。监狱等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具有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的理由、事实和具体意见，要求依法对那些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罪犯予以减刑或假释的法律效力，也是法院作出裁定的事实与文字依据。

2.这体现了我国惩办与宽等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劳政策。对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和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适当减轻原判刑罚，或对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附有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刑罚制度。依法准确地制作提出减刑(假释)建议书，对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及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适时地得到减刑或假释，可以使他们看到前途光明，达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增强改造信心，调动劳动积极性，加速改造他们成为新人的进程。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提请减刑、假释意见书，由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组成。

(一)首部

包括标题、编号、罪犯基本情况和提请事项等。

1.标题

在文书首页顶端正中分两行写明制作意见书的执行机关名称和文书名称。

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注明文书编号，一般由年度、机关代字、文书代字、序号组成，如“［19××］×监减字第××号”。

3.罪犯的基本情况

依次写明提请减刑或者假释的罪犯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原判法院、判决时间、判决书编号、原判罪名、刑种、刑期，以及交付执行的时间和服刑所在的监狱等。

4.提请的事项

写“减刑”或者“假释”，然后用承上启下语“具体事项如下”领起下文。

(二)正文

包括两项内容：

1.悔改和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及证据材料：

包括表现的具体事实及证据材料。表现的具体事实及证据材料是制作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的重点，也是人民法院对罪犯准确作出减刑或假释裁定的前提和依据。根据《管教工作细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要求在叙述悔改表现时，重点写明罪犯怎样遵守监规纪律、认罪服法、加速思想改造、努力学习文化技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等情况；在叙述立功表现时，重点写明罪犯在劳动生产中的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及突出贡献，揭发了某个案件或检举了其他犯罪行为，抢救了国家财产或消除灾害事故，制止了监内的犯罪活动或其他破坏活动，及在其他方面作出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事情等。

叙述悔改和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时要实事求是，准确可靠，清楚明白，证据充分。不要用制作者的感情或主观愿望去代替客观事实，也不能用鉴定性语言代替具体事实的叙述。

在叙述假释罪犯的悔改或立功表现时，应全面叙述他在服刑改造期间的全部表现情况，使“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构成假释的基本要件重点突出。还要说明假释罪犯已服刑的期限和所剩的减刑，为人民法院提供具备假释的法定条件提供根据。

2.减刑、假释的理由和根据

理由是对悔改和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进行高度概括后所作的结论，因此，叙述用语要精辟、明白，要能表明监狱和劳改场所对减刑(假释)罪犯改造表现的具体看法和结论。

根据就是法律依据，制作减刑(假释)建议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何条何款，供报人民法院裁定用的。报请减刑或假释的罪犯刑种不同，援引的条款也不同：对死缓犯提请减刑，依据是该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对有期徒刑犯、无期徒刑犯(包括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犯和原判死缓或无期徒刑已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或假释，依据是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款。

(三)尾部

1.主送机关

即意见书移送有权审核裁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第79条的规定，对 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同样，提请假释意见书 的主送机关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

2.制作文书的执行机关名称，并加盖公章

3.制作文书的时间

4.附项

用条款式写明随意见书所移送的罪犯改造档案及其卷数、页数，有关证据材料及其份数、件数等。

三、注意事项

实事求是。可供减刑或假释的事实必须是经过认真查证核实的，不能偏听偏信，不能道听途说，不能凭空想像，更不能弄虚作假，贪赃枉法。做到事实清楚、准确、真实、具体，证据充分，并在罪犯档案中有据可查。

叙述集中。主要集中叙述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与此无关的内容，一概不写。

篇7

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应以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67条规定为主要立法依据,就此而言,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不仅仅是为“经济困难”等原因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免费辩护服务,同时也是为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欠缺辩护能力(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提供免费辩护服务。申言之,一方面,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旨在解决司法平等问题,即通过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此种情形下,公设辩护人制度具有避免公民因贫富差距而导致司法差别待遇,事实上,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公设辩护人制度主要是作为为贫困者提供免费辩护服务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另一方面,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旨在维护审判正义,即通过为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欠缺辩护能力的案件提供辩护服务,此种情形下,公设辩护人制度与“强制性指定辩护”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在此类案件中,国家有义务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公设辩护人,而不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贫困者为必要条件。显然,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引入公设辩护人制度将会产生如下积极意义:

第一,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真正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体而言:其一,公设辩护人制度稳定性、效率高的特征有助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持续的辩护服务,这有助于解决我国时下刑事律师辩护低下的问题,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律师辩护权普遍性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其二,与一般社会律师相比,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专业性,他们有可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称职的辩护服务,这有助于解决我国时下刑事律师辩护效果不佳的问题,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律师辩护权有效性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概言之,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67条所规定的律师辩护权的真正实现,如果从律师辩护普遍性向有效性发展的视角来看,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利于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机制,其不仅着眼于当下,更为将来刑事辩护制度的全面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另外,笔者以为,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公民律师辩护权方面的价值仍有如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首先,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审前程序中一般能发挥积极的辩护职能,如在美国,早期是指辩护律师在被告被逮捕24小时之内介入刑事案件,早期被视为是贫困被告权利保护的重大进步,美国《全国刑事辩护制度研究》首次系统考察了各贫困者辩护服务方案早期的情况,该研究报告指出:公设辩护人制度最易为当事人提供早期,采行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县中有39%报称他们提供早期;而采行指定律师制度的县中有33%报称他们提供早期,采行合同制的县中仅有12%报称他们提供早期。因此,鉴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将刑事法律援助延伸至侦查阶段及审查阶段,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审前程序辩护职能的发挥尤为值得我们关注。其次,公设辩护人制度主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因此,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将分开实施,事实上,不少学者赞同分开实施的模式,如英国法律援助职业者集团主任Richard Miller认为,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在理论基础和社会功能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别,都极其重要,理想的做法是将二者分开,分别管理和组织实施。但在两者存在冲突的时候,应坚持刑事优先的观念。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由于刑事业务与民事业务存在较大差别,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分开运作具有合理性,因为从专业化角度出发,二者应当由有所专长的律师分别进行更为合理,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服务质量。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涉及的利益是不同的,前者往往关涉公民的自由权以及生命权,因此,国家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可以体现其对公民人身权益的尊重。

第二,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设辩护人制度为我国解决司法积弊创造了一个契机。作为国家专设的辩护人,公设辩护人依其所拥有的外部条件(资源保障等)与内部条件(专业性等)强化了辩护功能,从而具备打破“流水线式”刑事司法运作方式的可能性,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在整体上改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向“等腰三角结构”方向迈进,以维护司法公正。就当下司法实践而言,公设辩护人制度对于我国近些年来进行的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大多数改革,若是没有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诸如我国进行的“控辩式”的审判方式、“普通程序简化审”以及量刑程序等刑事司法改革,维护控辩平等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缺乏辩护律师的参与,刑事司法活动将背离“等腰三角结构”的基本构造,最终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了。所以,笔者以为,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将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发展。

篇8

【关键词】 急性胰腺炎；复发率；健康教育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in to the racurrence of acute pancreatitis out of hospital

YIN Yi-xia，HUANG Zan-song，ZHOU Xi-han，et al.

Department of Digestive，Affiliated Hospital of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Guangxi 53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to recurrence of acute pancreatitis out of hospital． Methods All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ccepted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the first hospital lizaion． 9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a tri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The trial group was kept on being treat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18 months after left hospital but the control group didn’t． Results The recurrence of trial group was 8．50% but the control group was 24．44%（P

【Key words】 Acute pancreatitis；Recurrence；Health education

在我国，虽然急性胰腺炎的研究有大量报道，但有关复发性胰腺炎的资料却很少[1]，由于胰腺炎反复发作，患者需多次住院治疗，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生存质量。为减少急性胰腺炎的复发，本研究对急性胰腺炎患者出院后施行健康教育，探讨出院后健康教育对急性胰腺炎复发率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初次发作在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科住院的急性胰腺炎（AP）的患者共103例，全部病例均符合所有患者均符合2003年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草案）诊断标准[2]。按病因分类：胆源性36例，酒精性31例，高脂血症性18例，饮食因素14例，其他原因4例，因其他原因引起急性胰腺炎的病例数偏少，故未给与观察。参加病例数为99例，将四类病因不同的病例随机分成对照组（49例）和观察组（50例）。1年后失随访患者7例，其中对照组4例，观察组3例。实际完成本试验患者共92例。其中对照组45例，男32例，女13例，年龄（39．2±17．8）岁，胆源性15例，酒精性15例，高脂血症性8例，饮食因素7例，轻型急性胰腺炎(MAP)42例，重型急性胰腺炎(SAP)3例；观察组47例，男35例，女12例，年龄（40．2±18．5）岁，胆源性18例，酒精性13例，高脂血症性10例，饮食因素6例，轻型急性胰腺炎45例，重型急性胰腺炎2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因构成及疾病严重程度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资料具有可比性，详见表1。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均进行急性胰腺炎疾病相关知识宣教，及系统的健康教育，指导患者找到自身不良的生活习惯，认识和学习科学的生活习惯，鼓励看书自学，并要求患者按照健康教育内容科学的生活。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①指导患者认识和学习科学的生活习惯，调整自身不良的生活习惯，适当的运动和（或）体力劳动，保持心情舒畅；②戒烟、酒，饮食以清淡为主，适当减少进食量，避免暴饮暴食及高脂饮食；③控制体质量，肥胖者应适度减肥；④积极治疗胆系疾病；⑤治疗高血脂病；⑥治疗糖尿病；⑦定期复诊，不适随诊；⑧避免应用可能诱发胰腺炎的药物。

1．2．1 对照组 患者出院后常规电话随访18个月（1次/3个月），询问现在的生活习惯，了解疾病复发的情况。1．2．2 观察组 患者出院后给予为期18个月的健康教育，具体的实施行为如下：(1)1次/月的电话访问，询问患者的基本情况，根据患者现存情况进行相应的健康教育：①询问患者现在的体质量，记录和对比患者的体质量，向患者讲解肥胖的危害，指导患者循序渐进的减肥；②督促患者正确及时服药，掌握药物的目的方法及作用，注意有无不良反应；③指导患者进清淡易消化食物，可少食多餐，规律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忌油腻食物如肥肉、鸡蛋等；④指导患者坚决戒酒，向患者讲解酒精的危害，及对疾病的影响。鼓励患者戒烟或减少吸烟量；(2)邀请患者定期专科门诊复诊，1次/3个月。具体复诊内容如下：①专科医生的单独指导；②与现有住院患者进行面对面交流，相互鼓励与支持；③针对患者不同的病因和经济条件，鼓励患者进行相关项目的体检，可酌情选择如血脂、血钙、腹部超声检查、胰腺CT检查等项目。(3)认真倾听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和心中的困惑，对健康的理解，鼓励和支持患者，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生活质量。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经SPSS 13．0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急性胰腺炎的总复发率为8．5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4．44％，两组患者急性胰腺炎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3 讨论

急性胰腺炎的临床复发率在过去一般认为可高达30％～60％[3]，最近Gullo等[4]总结5个欧洲国家急性胰腺炎的病因学资料，1990～1996年住院的1068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约27％为复发性急性胰腺炎，发病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可能与对急性胰腺炎的认识和治疗进步有关系。

3．1 急性胰腺炎复发的原因 急性胰腺炎的病理改变是复发性急性胰腺炎的病理基础[5]。我国先前的资料表明，胆道结石是急性胰腺炎最常见的病因，酒精是第2位[6]，而目前国内最新资料表明[7]，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酒精和胆道结石所致的复发性胰腺炎的发病率相等，均为20．4％，酒精已成为男性急性胰腺炎的最常见复发诱因(30．3％)。暴饮暴食，即饮食因素，高脂血症也是引起急性胰腺炎复发的重要原因。国外资料表明[4]在20世纪70～80年代，胆道结石是复发性胰腺炎的主要病因，而目前在欧洲酒精已上升为最常见的病因。本组资料表明，92例患者中胆源性、酒精性、高脂血症及饮食因素所致急性胰腺炎的复发率分别为5．43％、6．52％、1．09％、2．16％，酒精已成为急性胰腺炎复发的最常见的病因。由此可见不良的饮食习惯是诱发急性胰腺炎复发的重要因素。降低急性胰腺炎复发率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饮酒或戒酒，纠正不良饮食习惯。

3．2 住院期间健康教育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住院期间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生活指导，能帮助医护人员迅速建立和谐的医患、护患关系，使患者信任并配合医疗工作。但大多数急性胰腺炎患者入院时异常痛苦，此时实施健康教育患者情绪不稳定，效果欠佳，而责任护士常基于形式，为完成任务却忽视了选择合适的时间，致使健康教育达不到预期目的。吴新满等[8]报道：急性胰腺炎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了健康教育，并按要求实施，但出院后只有20％的患者能做到健康教育的内容，80％患者不能做到。故医护人员施行健康教育时，要积极调动患者及其家属的积极性，争取患者和家属的配合，不能在短时间内制定目标过高过多，这样容易使患者丧失信心，住院期间专业知识输入过多也会影响患者对新知识的接受和运用，同时应注意患者的文化层次、性格、社会角色、年龄、性别、社会经历等实际情况，观察患者的具体反应，采取因人而异的科学方法，才会受到理想效果。

3．4 出院后的健康教育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估 出院后的健康教育需要注意的问题应包括：①采取因人而异的科学方法，如对于文化水平比较低且高年龄的患者，就用通俗的语言反复详细讲解，对于经济条件较差失去治疗信心的患者积极做好心理护理；②不能忽视对患者家属的知识宣教；③定期对责任护士进行业务培训，提高自身素质；④注重对责任护士所实施健康教育进行效果评价。通过出院后施行系统的健康教育，观察组患者的依从性明显提高，急性胰腺炎的总复发率为8．50％，明显低于观察组的24．44％，其总复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急性胰腺炎患者出院后施行健康教育，对比分析急性胰腺炎的复发率，发现出院后施行健康教育可帮助患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明显降低急性胰腺炎的复发率，是值得提倡的。建议健康教育工作应由有经验的医生和专门的责任护士负责，提高健康教育的质量，保证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从而达到预防复发，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目的，并不断完善健康教育的模式，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工作体系，让它走向社会，进入每一个家庭，减少胰腺炎患者的复发率。

参考文献

［1］ 李延青，高艳景，黄柳业，等.急性胰腺炎临床特征分析.中华内科杂志，2004，9（43）：672-674.

［2］ 中华医学分会消化病学分会胰腺病学组.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草案）.中华消化杂志，2004，24(3)：190-192.

［3］ Imrie CW. Obesrvations on acutepanceatitis. Br J Surg，1974，61：539.

［4］ GulloL，MilioriM，Pezzilli R，etal. An update on recurrent acute pancreatitis ; datefromfiveEuropeancountries. Am J Gastroenterol，2002，97：1959-1962.

［5］ 冯立民，王建立，陈海龙，等.急性胰腺炎肠粘膜屏障功能改变的临床研究.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2004，7(5)：297.

［6］ 江华，李兆申.急性胆源性胰腺炎内镜治疗进展.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03，9（2）：127-128.

篇9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教学实践 道德与法律 思想导航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5.064

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中坚力量，部分大学生身上却常常表现出道德缺失和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道德和法律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章条例，而且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正处于求知成长状态的大学生尤其重要。如何通过“思修”课教学实践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和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老师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1 “思修”课教学实践的重要性

《思修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中重要而基础的一门课程，同时也是大学生进入高校后研修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和法制观，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提高自身素质，自我修养的课程，对于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思修”课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和知识性。从事教学过程中要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用理论知识来指导社会问题，以社会现象来印证理论知识。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将书本知识的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全面结合起来，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加深对思想道德理论和法律基础知识的认识和理解，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

目前，大多数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沿袭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过于单一，缺乏创新。教材内容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及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太少，学生无法直观地理解课程中所阐释的理论，进而留给学生思考并进行探索性求知的东西也就少之又少。如今一些老师自身水平有限，导致教学内容缺乏逻辑性，课程内容与中学时的思想教育课程衔接性差、重复多。因此，学生希望教师的教学内容能够有趣一些，深刻一些，能够贴近学生生活一些；希望教师能够将教学内容向社会扩展，能够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与政治动态、时尚前沿、社会制度、大学生的思想热点相吻合，能够有力地对社会和大学生提出的各种尖锐的矛盾和敏感问题做出系统而全面的回答。

“思修”课教学实践的重点是要以转变“教学观念”为先导，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思修课的教师经常参与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营造知行转化的教学氛围和教育环境，做到寓教于乐、寓教于情、寓教于境、寓教于行，做好知行转化和统一。

2 道德与法律意识的相互关系及其重要性

法律意识与道德意识可以说是一对连体婴儿，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密不可分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以作为法律评价的标准和推动力量。道德与法律共同合作，是调节人们思想行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基本社会规范。道德与法律虽然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思想道德为法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价值目标；法律为思想道德提供了制度保障。

无论是法律规则意识的培养，还是道德素养的提升，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思修”课教育则处在首要位置，每位身处“思修”教学岗位上的教师都应有一种使命感，努力地提高每位受众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养。教学实践中，笔者通过案例教学能够较为具像、生动地把原理及规则为学生解析明白，进而去影响其精神的塑造，从而为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提高与法律意识的加强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思修”课作为大学生道德与法律意识形成的思想导航

如今大学生存在知行背离道德现象早已引起了德育工作者与研究者的重视。德育研究工作者认为形成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有三种：一是道德要求过高论，二是社会环境影响论，三是思想道德课堂教育问题论。在这三种成因中，第一种，是没有一个正确的道德意识，以至于过高地加大道德的要求造成心理上的畏惧感；第二种，是没有形成自己的道德观的表现；这两种情况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大学生在形成道德观或道德意识时缺乏一种正确的引导，而“思修”课教育正是给大学生提供一个正确而系统思想引导，以助于大学生能够形成一个正确的道德观或道德意识。

参考文献：

[1]王永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6中）.

[2]文军.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探讨[J].中国水运，2007，（5）.

篇10

【关键词】构建主义原真性 白裤瑶 旅游开发 文化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旅游开发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所遵循的原则，但保护与开发的有效平衡却难于把握。目前，基于文化传承和旅游体验的需要，关于旅游客体原真性的研究日渐丰富。建构主义原真性理论的观点将为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理论背景

最初，“原真性”用于对博物馆藏品的艺术衡量，随着旅游者对旅游者对真实旅游体验重视的增加，“原真性”被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来。

在有关“原真性”的旅游学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客观主义、构建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存在主义4种理论流派对旅游客体的原真性进行研究。构建主义原真性是对客观主义原真性的修正。科恩认为“原真性”并不等于原始本身，基于原始的转变、创造和变化都可能成为旅游客体的“原真性”。美国学者伍兹更是将“原真”划分为“客观原真”和“象征原真”，“客观原真”表示原始真是的文化或传统，而“象征原真”是基于原生文化创造的真实。王宁认为，对于建构主义者而言，现实不过是人类解释和构建的结果而已，因此是多元的、弹性的。

二、建构主义原真性原理在民族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中的启示

（一）真实，是建构的真实

建构主义原真性理论认为：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思想行为和符号语言之外的先验的、“真实的”世界。绝对客观的、静态的起源是不存在的[1]。对旅游目的地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建构主义原真性中的真实，是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的一种先前感知，这种感知也许基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产品的某种期望或印象。在旅游过程中，游客所寻找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原始真实，而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原真性。于是，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不需要一味的保持文化遗产的原始风貌，适当的抽象、凝练、创造性文化表达在文化遗产的开发中是可取的。

（二）建构的原真性

真实与否是一种人们看待、解释事物的主观结果，是“一种被认知的真实性”。在旅程当中，认知，依赖于人的知识结构、理解能力、旅游经历等个人因素。真实性的社会建构在于整体的感官体验，对于局部真实性的感官体验较为薄弱，容易受到外部非真实体验的冲击。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开发的过程中，强调整体原真性体验的提供、全方位原真体验的建构。这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的丰度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取决于旅游者个人的心理标准，完善的旅游产品谱系以及全面的原真性社会建构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中是不可或缺的。

三、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互动研究――以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自称“布诺”，因男子穿齐膝白裤，故他称为“白裤瑶”，主要聚居在广西北的南丹县八圩、里湖瑶族乡和贵州省荔波县朝阳区瑶山乡一带。白裤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白裤瑶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生活形态直接跨入现代社会生活形态的民族，至今仍遗留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信息。

（一）白裤瑶文化特征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白裤瑶有着极富特色的民族风俗。独具特色的婚恋习俗、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风格别样的民族服饰等都展现着白裤瑶民族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

1.白裤瑶的婚恋习俗。白裤瑶的婚恋习俗保存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特征。恋爱阶段，他们采用氏族群婚的方式，在恋爱中，女子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主动选择，大胆追求，女子挑选男子，支配男子，男子处于从属地位；结婚则采用娘舅婚制，娘舅在婚礼中的地位最重，有“娘舅大于爹”的说法；结婚后，组建夫权家庭，女子从夫居住，绝对服从男子的领导。

2.白裤瑶的民间演艺风采。白裤瑶族民能歌善舞，蚂拐舞、铜鼓舞、跳猴鼓舞等都是白裤瑶们喜爱的舞蹈，吹牛角、竹筒鼓表演以及赛陀螺也都受到白裤瑶族民中也深受喜爱。丰富多彩的民间演艺充分展示了白裤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3.白裤瑶的服饰。白裤瑶男子的衣服用妇女纺织并染黑的布做成，裤子则用白布，长度仅过膝盖。白裤瑶男子的白裤膝部绣有五条红色花纹，相传这是瑶王与外族战争时留下的血手印。白裤瑶女子上衣布为黑色，胸前无图，后背绣有方块形直线图案，下身则四季穿齐膝百褶裙。

（二）南丹白裤瑶旅游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开展以及红水河流域大旅游圈旅游规划，南丹县旅游以白裤瑶民族风情文化为特色，以争创“广西优秀旅游县”为突破口，以研究开发旅游产品、培育旅游商品消费市场为抓手，努力打造白裤瑶文化旅游品牌，紧紧围绕“打造12345旅游产品体系”即创建“一优”（即一个优秀旅游县）、“二A”（即两个A级景区）、“三星”（即三个星级宾馆）、“四园”（即四个主题公园）、“五村”（即五个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的工作思路，着力实施“旅游热县”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建设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态园林城”的目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南丹已建成温泉公园、恩村洞、激情漂流、甘河白裤瑶寨、王尚白裤瑶新村、生态博物馆景区等较为成型的景区（点）。

（三）南丹白裤瑶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利益相关主体对原真性保持问题尚未形成一定的认识。旅游规划者、旅游经营者和东道主居民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持尚且缺乏一定的认识。在南丹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各利益相关主体表现出不同的真实愿景和建构行为，这将不利于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将对南丹县域旅游的整体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2.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真性的体现不足。虽然，在南丹县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已建成一定的景区（点）。但都因为时间短，规模小，没能成为南丹旅游标志性产品。南丹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在于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构建主义原真性在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中体现的不足，极为不利于南丹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其将大大降低南丹旅游的吸引力；其次，其将降低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价值；最后，其将不利于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四、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思路探析

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发展应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旅游开发为文化保护提供动力支持，文化保护为旅游开发提供丰富素材。

（一）在各利益相关主体中树立原真性构建意识

1.旅游规划者。旅游规划者应以南丹旅游资源为依据，以旅游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强调南丹特色的发掘与梳理，南丹文化的归纳与总结，南丹文化内涵的浓缩与升华，在对南丹地域文化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技术方法，在南丹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南丹白裤瑶文化的原真性，使旅游消费需求跟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等旅游价值充分结合。旅游规划者在规划中应树立构建主义原真性保持理念，通过增强南丹各项旅游产品的原真性内涵来增强南丹旅游的整体吸引力。

2.旅游经营者。在南丹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旅游经营者应努力寻求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的平衡点，使得以白裤瑶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南丹旅游事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南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要求旅游经营者在旅游产品的设计中通过合适的载体展现白裤瑶民族的原真性，目前商品化以及舞台化的具体化方式是不错的选择；在南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要求旅游经营者注重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以及赖以生存繁衍的环境进行相应的保护。在南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构建将成为旅游经营者保持开发与保护平衡的关键。

3.东道主居民。南丹白裤瑶居民应充分认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的基础上增强白裤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充当好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维护者的角色。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文化原真性的感受，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东道主居民的文化原真性自然流露。在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白裤瑶居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游客成功地塑造白裤瑶非物质文化的真实感知氛围和空间，这将极大的提升南丹白裤瑶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形象和吸引力。

（二）丰富南丹白裤瑶旅游产品谱系

整合旅游六要素，形成独有的魅力和特色的南丹白裤瑶旅游文化，为游客打造全方位的原真性感知环境。

在“吃”方面，要充分发挥南丹白裤瑶饮食文化的优势。在深入挖掘南丹白裤瑶饮食文化的基础上，推出白裤瑶特色地方食品，大力发展有机、绿色、无公害的生态食品系列。

在“住”的方面，适当融入白裤瑶居住文化。除发展一定档次的饭店外，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发展部分“农家乐”旅舍、自驾车营地以及度假营地等，让游客有机会充分体验白裤瑶居住环境及起居习俗。

在“行”的方面，在加快改善大的运输服务条件的同时，可根据条件发展环保型交通服务以及白裤瑶特色交通服务等形式。

在“游”的方面，在继续加快发展重点景区、项目的同时，大力发展民俗旅游、工业观光游、生态休闲游、文化修学游、科考游等旅游方式。在旅游开发中，注重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构建。依托白裤瑶民族村寨和白裤瑶居民的有利条件，重点打造白裤瑶文化参观性旅游产品、白裤瑶民族文化体验性旅游产品以及白裤瑶经典文化演艺旅游产品。

在“娱”的方面，可以针对主客源地游客的层次需求，结合当地的有利条件，在景区开发建设中适当增加趣味性强，游客参与度高的白裤瑶特色项目，在增强游客对白裤瑶文化感知的同时，保持白裤瑶传统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购”的方面，应大力提升旅游商品的原真性内涵。首先，应提高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挖掘力度，从源头上增强旅游商品的原真性内涵；其次，在旅游商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应组织相应的商品设计生产力量，在商品设计上展现新意，展示白裤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张力；最后，在旅游商品的销售过程中，注重特色销售环境的打造。

参考文献

[1]Bruner E. M Tourism, Creativity, and Authenticity [J].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989(10).

[2]高科.文化遗产旅游原真性的多维度思考[J].旅游学刊,2010(02).

[3]衣玮,蒋招凤.在保护中开发广西南丹县白裤瑶风情旅游[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