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法律程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离婚案件法律程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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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合并是追求诉讼效率价值的结果，如有的学者认为，把两个或多个诉讼活动简化为一次进行，既节省办案时间和人力，也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免予诉讼。诉的合并的目的就在于简化诉讼程序，方便当事人诉讼，防止人民法院在同一问题上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同时，若是和并审理使得诉讼程序复杂化，造成审判上的不便，影响案件的及时公正的审理，又可以从合并的审理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审理，实行诉的分离。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诉的合并与分离作出强行性的规定，而仅在第126条中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离婚案件实践惯例实行诉的合并，除了从诉讼效率方面考虑外，更多的与我国婚姻家庭的实体法的立法体例有关，我国修订的婚姻法仍然是以婚姻、家庭、财产于一体的立法例，婚姻、家庭捆绑于一体的历史观念影响很大，造成实践处理离婚案件中，必须一并审理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的请求。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诉讼程序，同时也一并解决了当事人离婚后的后顾之忧。但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性的张扬，婚姻质量的重视，离婚自由得追求，对离婚案件的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也越来越暴露出合并审理的弊端：

首先，离婚案件实行诉的合并，增加了法院多余的劳动，也加重了当事人的诉累。

离婚之诉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及不同的权属争议，要对其进行合并审理，必须调查核实各个诉讼标的法律事实，考察各个请求的理由根据。所以说离婚案件合并审理的各个诉讼请求，不像共同当事人诉讼那样具有共同的诉讼标的或同类诉讼标的，也不同于有些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提出的不同诉讼请求的客体合并，该些案件的合并审理能够适用同一证据、同一诉讼资料、同一审判组织、一次查明案情、可以提高办案效率，避免重复劳动，节省费用；而离婚案件的合并，充其量只是省略了起诉、受理的程序，审理程序丝毫没有简化，相反还在很多情况下增加了法院多余的劳动、加重了当事人的诉累。因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是以离婚请求成立为前提，离婚请求不成立，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就不存在争议，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审理下去。而当事人在起诉离婚之后，其请求是否成立，只有等待案件审理完毕才可确定，但合并审理却又要求离婚之诉确定之前一并审理，这就造成法院有时审理离婚案件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查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情况、夫妻各自经济能力及小孩成长状况，最后却依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不准离婚的结果使得前面劳动全属徒劳，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法院多余的劳动，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同时，当事人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对离婚之诉是否成立更不清楚，为了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一旦进入离婚诉讼，就必需得为离婚之诉、子女抚养之诉及财产分割之诉多方搜集证据、准备材料，聘请律师等，这显然无端地加重了离婚不成立时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其次，离婚案件实行诉的合并，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

离婚案件离婚之诉、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之诉合并审理，必然造成该几项各自独立之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影响法院真正从各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事实及其理由出发，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的裁判。比如有时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考虑到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特别是赔偿问题的争议比较大，处理比较棘手，处理不当更加激化双方当事人的矛盾，为了省事，也就没有认真审查夫妻感情状况、没有以法定标准衡量双方感情是否破裂，而是简单行事，判决不准离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准离婚，导致夫妻双方自己也精疲力竭，有失法律公正地排纷解忧的审判功能。此外，实践中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即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另一方则坚决不同意离婚，除非在经济上给予相当高的赔偿。这些当事人其实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了解得很清楚，他们也知道，感情已经无法挽回，共同生活在一起也没什么意义，但他们害怕离婚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问题的处理对自己不利，于是宁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幸福，也不同意解除这种婚姻关系，最终还是造成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法官为了缓解双方之间的对立情绪，往往判决不准离婚，或者在判准予离婚的同时，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方面向着一方倾斜，这也就造成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的诉讼处理得不公。其次，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情况比较复杂的案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的审理将会影响离婚之诉的及时审理。比如有的夫妻财产与大家庭的财产混合在一起，或者夫妻财产需要专门部门进行评估鉴定，对夫妻财产的分家析产或评估鉴定，将会严重拖延离婚之诉的审理，在这同时，也加剧了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离婚案件实行诉的合并，不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

相对于每一个诉讼标的，当事人都享有充分的陈述、申辩、举证、貭证的权利。离婚案件中，合并审理离婚之诉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使得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附属于离婚之诉，其诉讼权利无法独立体现，也使得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得独立诉讼制度得不到充分的应用与发展，也无法保障当事人充分享有诉讼权利。第二位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的成立与否取决于第一位离婚之诉的成立与否，当一方当事人坚持不离婚的情况下，理所当然不会就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问题进行陈述、申辩及举证、质证，这对于那些感情尚未破裂，有望搞好夫妻关系的案件，可以成为夫妻感情尚好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对于那些感情确已破裂，无法再搞好夫妻关系的离婚案件，一方执意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问题拒绝陈述、申辩举证、质证的话，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这将导致当事人有违本意地放弃了自己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也有碍法院公正审理案件。

离婚案件几个诉讼标的合并审理，不符合合并审理的目的，且还存在诸多弊端，但实践中又难以打破以往合并审理的习惯做法，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具体明确离婚之诉原则上应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分案审理，并在实际操作中设计出具体可行的制度方案。

第一，离婚之诉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分别提出，分案受理，实行诉的分离。离婚诉讼的分离审理，可充分体现该诉讼的特性，也使得诉讼参与人能够严格依照婚姻基础、婚姻状况及婚姻前景等标准来衡量夫妻感情是否已经破裂，减少子女问题、财产问题对婚姻之诉的制约与影响，实现法律的公正审理。特别是增加了夫妻双方对婚姻问题的理性思考，有利于法院的调解，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二，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一并提出，合并审理。婚姻关系解除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问题一并存在，并且它们具有同质性，可以合并审理，且其审理应与离婚之诉具有连续性和补充性，连续性表现在离婚案件中已经查明的与合并审理相关的法律事实可直接引用，这当然是从节约司法资源考虑；补充性表现在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之诉是离婚之诉所产生的诉

诉讼，也就是婚姻关系解除后必需处理好的纠纷，所以说当事人大可不必担心婚姻关系解除后，其财产问题、子女问题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与离婚之诉分离，充分体现了其诉讼制度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也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的独立体现，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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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离婚是最经济、最快捷的离婚途径，根据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只要双方就协议离婚相关问题已达成合议，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当场就可以办出离婚证，双方就从法律上解除了婚姻关系。

具体来讲，通过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好处是：

1、时间短。只要手续齐全，当事人一般当场就可以办出离婚证书;而诉讼离婚所需的时间，少则一个月，多则几个月。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国外，甚至在国外下落不明，离婚所需时间更长，可能最长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审限规定，按简易程序审理的离婚案件，审限为3个月，按普通程序审理的离婚案件，一般审限为6个月。比如，在上海，一般的离婚案件，如果财产争议在500万元以下，并且没有其他重大、复杂因素，基本都适用简易程序。而对于重大或相对复杂的案件，一般适用普通程序。因此，相对诉讼离婚而言，协议离婚所需时间最短。可见，协议离婚，是最节约时间成本的离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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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婚姻关系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解除：第一种是协议离婚;第二种是诉讼离婚。社会上流传着分居满一段时间婚姻关系自动解除的说法在我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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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程序的步骤

离婚程序详细流程图

协议离婚，是指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并就离婚的相关法律问题达成协议，经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认可后使婚姻关系归于消灭的离婚方式。

协议离婚是最经济、最快捷的离婚途径，根据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登记条例》)，只要双方就协议离婚相关问题已达成合议，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当场就可以办出离婚证，双方就从法律上解除了婚姻关系。

具体来讲，通过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好处是：

1.时间短。只要手续齐全，当事人一般当场就可以办出离婚证书;而诉讼离婚所需的时间，少则一个月，多则几个月。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国外，甚至在国外下落不明，离婚所需时间更长，可能最长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审限规定，按简易程序审理的离婚案件，审限为3个月，按普通程序审理的离婚案件，一般审限为6个月。比如，在上海，一般的离婚案件，如果财产争议在500万元以下，并且没有其他重大、复杂因素，基本都适用简易程序。而对于重大或相对复杂的案件，一般适用普通程序。因此，相对诉讼离婚而言，协议离婚所需时间最短。可见，协议离婚，是最节约时间成本的离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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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同学老爸介绍，我进入法院实习并且被安排到民庭，因为民庭事情比较多，学的东西也比较多。我也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面对着办公室中陌生的面孔，我也不敢多说话只能呆呆坐在那边。但人并不是那么不容易相处的，渐渐地我也活跃起来了。与人相处礼貌一点，嘴软一点，勤劳一点，就会感觉人世间到处都存在温情而不是冷漠。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大家都混熟了。带我的两位法官和蔼可亲，很好相处，第三天的时候，第一次跟着他们去“下乡”(即传送法律文书)，跟随着当事人的引导，汽车开到当事人家门口，可是家里空无一人，为了躲债吧!后来寻找到村支书了解情况，我第一次当了法官的书记员，写“询问笔录”。第二次跟随庭长一块“下乡”，其实下乡也是法律上的一个程序，具体来讲就是当事人收不到传票而送达的。

每天上班，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最多了，看看卷宗、整理案卷、了解法律程序等等，我那时嘴巴也挺软的，不懂就问，多问多学点，知道就越来越多了。当然，有时候帮法官拿些材料，盖公章，寄法律文书的活儿。一般来讲，当事人都是先到办公室里说明情况、诉说案情，了解一些具体的法律程序，而法官一向贯彻“调节为主，判决为辅”的原则。因此每天都可以听到很多故事，也学学法官调节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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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离婚的法律原则离婚诉讼的目的在于解除婚姻关系,而能否解除婚姻关系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判决离婚的法定事由。因此法定离婚是一方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理由和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据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的依据。婚姻法第3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因此,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我国法院判决离婚或不离婚的原则。并且在该条第3款列举了准予离婚的具体情形,从而确立了抽象概括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的判决离婚标准。即使提出离婚的一方有过错,只要具备离婚的法定事由,人民法院也应当判决准予离婚。根据《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经调解无效的应视为感情确已破裂: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二年的;5、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的,且难以治愈的;6、婚前缺乏了解而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而难以共同生活的;7、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8、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好可能的;9、因感情不和,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又分居满1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10、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离婚,或者过错方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13、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三、诉讼离婚的程序1、管辖。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公民提起离婚诉讼,原则上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被告离开住所地超过1年的,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1年的,由被告经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时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下落不明或宣告失踪、被劳动教养或者被监禁的,由原告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被告被告所在的团级以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离婚的,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2、审查与立案。法官在接受书后,应对之进行审查,若无“初端驳回”的理由,应当立案,将书副本送达被告并指定庭审的时间与时期,传讯被告答辩。

3、调解。我国《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前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这表明了调解原则上是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凡能够调解的案件都应当进行调解。如果当事人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参加调解的,除本人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应当出具书面意见。把调解作为必经程序是基于离婚案件本身作为身份关系诉讼的特点,通过调解结案有利于妥善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矛盾,减轻精神创伤,合理处理各种关系;有利于双方各自的长远幸福。通过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当然也不能久调不决。

4、答辩与取证。在调解的基础上,双方分歧很大,如原告方仍坚持离婚,被告可以作出不同意离婚的答辩,反驳原告的诉求、指控与证据。原告方可“反答辩”与“被告再答辩”。被告作出不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时,原告坚持离婚应提供“证人证词”并申请其它证据。在任何场合,法官应主动调查取证,以便于作出最终的裁判。

5、判决与上诉。离婚案件当事人可以依法委托诉讼人。但即使有诉讼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对于调解无效的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应遵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工作原则作出判决。在审判离婚案件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但一律公开宣告判决。一审判决离婚的,人民法院在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依法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的,自调解书送达时起原审判决即视为撤销;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凡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6个月内不得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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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离婚案件中的特点

一是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举证较难，法官难以掌握案情。由于离婚诉讼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事关感情，隐秘性较大，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即使有知情人，大多与双方都有一定关系，往往或碍于情面不愿作证或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这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也因民间借贷合同的不规范而导致举证困难。特别是向自己亲友借债，往往由于无任何形式，债权人的证言因利害关系难以认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情形而导致离婚的，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理差异，更容易遭受婚姻家庭内部侵害，但举证确困难重重。像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因其具有很大隐蔽性，当事人采取偷拍、偷录方式取证的，合法性得不到认可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使得大部分当事人无法完成举证责任，损害赔偿的请求难以得到支持。

二是夫妇共同财产分割分歧较大，法官难以公正处理。多数离婚诉讼当事人对离婚无异议，却为了财产分割争论不休，互不让步。当事人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转移、隐匿共同财产、虚报债务，加之这些证据难以调查，有些根本无法查明，难辨真伪，使得法官对夫妻共同财产难以认定，给公正审理带来困难。

三是女方当事人诉讼能力偏低，给法官审理案件带来困难。特别是在农村，较之男性，女性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大多数女性习惯于将纠纷提交法院，认为有法院作主就行了。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得她们不懂如何运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所举证据证明力不高，难以实现其诉讼目的。有些女性当事人庭审时质证、辩论能力差，不知如何反驳对方，发言往往偏离焦点，过分纠缠细枝末节，表达不清。

四是子女抚养新问题日益突出，审理结果无法可依。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子女抚养问题不再单纯是抚养费、探视权问题，还扩展到子女生病、读大学等大额支出如何承担。因婚外恋产生的非婚生子女欺诈性抚养赔偿、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也日渐成为新名词，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但在实践中没有相关法律规定。

二、审理好当前离婚案件的五点建议

一是加强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引导。第一、针对离婚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大，经济地位不平衡，收集证据难，社会影响大的特殊性，诉讼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显得尤为重要。法院要强化庭前指导，做好释明工作，提高当事人举证能力，了解举证责任分配，知晓举证不利的后果，并在庭审中适当指导当事人围绕焦点举证、质证、辩论。第二、家庭暴力案件中，积极推行证人作证制度。在涉及保护妇女权益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案件的知情人由于种种原因大多不愿意出庭为女方作证，使受害妇女合法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法官针对证人不愿作证的不同情况，分析证人的基本心态，作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消除其思想顾虑，同时落实证人作证的补偿措施，使证人能够出庭为受害妇女作证。对于涉及案件主要事实的主要证人经作工作后仍不到庭作证的，如长期与案件当事人相处的邻居、亲朋好友，他们对男方是否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比较了解，但因为顾虑到邻居关系或亲朋关系，不愿出庭作证。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得证言，再交由当事人质证。

二是强化庭前指导，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纠纷的机制。首先，在受理案件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明确告知举证责任及举证范围，使当事人了解“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以及举不出证据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法院向其明确列举离婚案件当事人应在哪几方面提供证据，如要求当事人提供婚前感情基础方面的证据、婚后相处情况的证据、婚姻现状及感情是否破裂的证据、财产及债权、债务方面的证据、子女抚养能力方面的证据及其他有关证据。并告知当事人对自己无力提供的一些证据，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其次，在强化诉讼调解的同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和案件特点，广开调解渠道，如邀请当事人共同尊重的、在家庭成员中资历较深、威信较高的亲属参与调解，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或妇联等基层组织、当事人所住社区的办公人员或邻居协助调解，邀请当事人的子女到场做工作参与调解，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基层组织、乡镇司法所积极参与分析产生纠纷的原因，耐心做夫妻双方的思想工作，帮助双方明白彼此间面临的差异和改进沟通方式，鼓励夫妇双方努力维系婚姻，发挥家庭功能，减少婚姻中的冲突，即便通过调解双方仍不合者，也可以通过调解将离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有效避免夫妻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裂痕越来越深，也能够取得第一手资料。

三是尽力保护妇女在诉讼中的权利。首先，坚持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相结合的原则，确保妇女权益的实现。妇女对男方财产不清楚，对于其不能提供的证据，只要其提供证据线索，即认为已举证，具体证据由法院依职权或依申请进行调查取证。然后再由双方进行质证，根据质证情况，按照照顾妇女利益的原则予以判决。其次，在离婚案件中，充分考虑妇女对家庭的隐性贡献，给予妇女适当的补偿。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向妇女释明，妇女因其对家庭的隐性贡献，有权要求男方给予适当补偿，并支持妇女的这一主张。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付出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在离婚时，应当充分肯定女性对家庭的情感付出，由男方给予妇女适当的补偿。

四是完善立法，正确适用法律。制定《婚姻法》的相应条款，以便给审理离婚案件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依据。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和运用自由心证，依法保护无过错方，严肃追究“过错方”，加大对过错方的惩罚力度，从而确保离婚案件的公正审判。

五是强大对离婚案件的调解工作。利用调解前置程序，理清双方的婚姻状况及争执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司法解释，将婚姻纠纷列入调解前置程序的框架，这样便于法官及时了解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涉诉原因，是否有调解和好的希望，做到心中有数“对症施药”。对夫妻感情较好的，只因一时冲动草率引诉的，可采用“冷处理”的方式；对双方因误解或误会引起的离婚，帮助双方消除误会；对婚姻感情确以破裂，在调和工作未果的情形下，应及时开庭依法妥善化解婚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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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婚可能对未成年人子女重大利益造成的损害，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在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诸多因素中，家庭因素是最重要的，它是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关系中出现最早和最持久的一种，长期以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看做都是一种抚养孩子并塑造孩子的过程。家庭式抚养对子女健康成长的生理和心理客观条件是最好的，父母的行为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首要途径，家庭环境为子女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社会技能的舞台。父母的各种行为为子女提供了行动模仿的榜样。具有高尚道德、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健全的家庭的父母亲，是未成年人子女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而不健全的、气氛恶劣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子女的危害则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影响子女的一生，看看少年犯罪实际案例，都能给人以启示。而在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往往会因为父母的矛盾激化而使其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成为离婚诉讼中最大的受害者，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事实。因此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亦是客观实际的需要。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据此表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均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父母离婚后必然引发的事实是，父母双方已不能同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行使及其他权利义务和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父母面临决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即子女监护权归属于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从以上法条可以推知，我国法律主张由离婚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监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随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制约，造成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无法行使监护权：原因在于首先离婚后父母不可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共同进行具体的随时哺育、教育、监管，也无法承担责任，而且存在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的行为亦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同时已存在第三种情况即离婚后一律赋予双方均有监护权，这样离婚的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常有发生，这亦是对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的一种情形。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中含有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视的权利，但对这种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及其内容，法律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可以说探望权制度填补了婚姻家庭制度的空白,但其过于原则化的规定在判决书中使用非常困难。问题主要集中在探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以及中止探望权的情形等种种问题，在案件的审理中尚无一个成熟的处理意见,只能依靠法官自由裁量，而现在各级法院一般实行审执分开，审判人员与执行人员认识、理解的不一致亦是家弧圈发生争议的多发点。而一旦发生争议均有未成年人父母作为法定人进行诉讼时，因如何处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双方产生相反意见而发生矛盾等。而该种诉讼的情况，大多未征寻子女对探望的意见，无法切实保护被探望子女的利益。无论是当事人协商，还是法院判决，长期以来都忽视了未成年子女的愿望,使得本应成为探望权主体之一的子女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特别是10周岁以下的问成年子女，在诉讼中更是无任何发言权。

离婚案件是一个复合诉，在解决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上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而客观的讲，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过错，离婚案件无胜诉方，这是我们民事审判人员的共识，但未成年的子女是必然的“败诉”方。而其因自身的综合情况又使其很少、很难能介入到这且关其自身利益的诉讼中。突出表现在法律虽然赋予了未成年人出庭的权利，但在实际中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中执行都非常困难。首先在这类诉讼中，无论未成年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亲眼见到坐在原被告席上的父母，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种伤害。而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未成年人可以作为当事人、证人、陈述人出庭。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出庭方面的规定却寥寥无几。未成年人如何出庭?如果作为证人，他们可以证明什么样的内容?未成年人出庭时，对法庭的环境和人员的安排是否应有特殊要求？对此我国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新修订的民诉法中也未涉及。作为一个从事民事审判的工作人员，我切实的感受是在这些诉讼中，确实需要孩子的参与，但是在程序上缺乏必要的特殊的设计和安排，而简单的让孩子直接面对法庭，面对感情破裂的父母，作为母亲和法官的我又时刻处在矛盾之中。

我国离婚采用的破裂说，主要审查感情是否破裂，笔者作为多年从事民事审判的工作人员认为现在涉诉的大部分离婚案件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而在调解的过程争议处理的主体是当事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利益考虑较少，草率离婚的情况大量存在，更不用说登记离婚中草率离婚率了，而父母离婚必然对未成年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离婚的审查中应即将未成年子女的存在作为限制条件，如存在10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应存在考察期，不应使用立案后立即调解的程序。对未成年子女患有严重疾病的应严格审查其离婚请求，对于未成年子女在中考、高考等敏感时期的应限制父母提出离婚。

（二）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应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原则。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应从“法律保护弱者”的原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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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婚案件中精神病患者的主要表现形式：

1、精神发育迟滞。以前称为精神发育不全，其个体在发育阶段（通常指在18周岁以前），由先天的或后天的，生物学方面和社会的、心理方面的不利因素，使精神发育受到阻碍或停滞，造成智力明显不足及社会适应困难。表现为智力低下。重度患者语言发育水平低，有的几乎不会说话，理解困难、表达也有限，甚至有的生活能力极低，大多数患者生活依赖他人来照顾。

案例一，吴某自幼因疾病导致精神发育不全，成年后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吴某的母亲与语言听力有障碍的孙某的家人达成婚姻契约，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孙某发现吴某生活不能自理，给原本生活不便的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向法院以吴某的母亲有欺骗行为提起离婚诉讼。

2、 酒依赖和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该类病人表现为对酒有依赖性，对酒的耐受能力明显增加，有长期饮酒史，经常在清晨饮酒或随身带酒频繁饮用。停饮或减少饮酒时即引起精神和躯体不适反应。

案例二、柯某自青年起常年饮酒，导致精神障碍，结婚多年的配偶喻某因不堪柯某的打闹，提起离婚诉讼，在诉讼中柯某表现为有一定的辩别是非的能力，但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3、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脑血管病是指由于脑血管畸形、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等原因引起的脑器官性疾病。急性脑血管病时可产生急性精神障碍。而脑动脉硬化以及缓慢多次发生的脑梗塞则属于慢性脑血管病，可导致人格障碍、智能障碍、偶尔可发生意识障碍。该类病多发于50周岁以上。脑动脉硬化性精神障碍表现为头昏、记忆力减退；血管性痴呆表现为痴呆。

案例三、70高龄的程某与50多岁的王某在三年前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尚可，后程某因脑梗塞而导致痴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程某的子女以被告王某未尽到照顾责任，而以诉讼人提起离婚诉讼。

4、精神分裂症。该病是精神病患者中患病最高的一种。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可以分为带有特征性的症状和其他常见症状，前者主要特征是“精神分裂”，即精神活动脱离现实，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以及思维、情感、意志活动之间不配合；后者有时也表现为“精神分裂”的一 定特征，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妄想和紧张综合症。多数患者虽经治疗病情缓解，但有复发倾向。

案例四，原告吴某婚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好转，与自由恋爱的被告查某结婚后初期感情较好，近年来怀疑被告有外遇使双方产生矛盾。在被告起诉离婚判决不准离婚半年后，原告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的思维表现和她的身份和文化程度不相符，脱离现实生活，对法律的公正性理解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

5、情感性精神障碍。该类案件当事人临床表现为单相的躁狂或忧郁发作，平时精神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在缓解期中精神活动正常，预后一般良好。此类病首次发病多在青状年时期。

案例五，原告李某婚前患有该类精神病，后经治疗有所好转。与被告刘某结婚后初期感情较好，后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2001年李某起诉离婚，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李某承受不了压力，病情复发，该病人发病时先表现为抑郁，后表现为躁狂，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破坏财物。

二、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的特征

1、就患者个体而言，外观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诉讼行为能力，独立意思较强，在病情的缓解期表现为正常。如案例五中李某和案例四李某。随着审理的深入，该类病人不合常理性表现出来，甚至病发。

2、就患病史而言，婚前有患病史，在结婚前有隐瞒行为，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病情才表现出来，且容易复发，对婚姻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如案例一中的吴某。

3、就监护人而言，诉讼阶段的诉讼人为患者的直系亲属，对方的不管不理甚至打骂，使该类病人的监护人再度承担起监护责任。

4、从双方当事人人数来看，诉讼当事人多表现为一方为精神病患者，少数双方均为该病患者。

5、从婚姻的稳定性来看，该类婚姻的自主性较一般婚姻差，多为父母的操纵，婚姻的稳定性差。

三、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存在的问题

1、法官对精神病患者诉讼主体资格应否主动审查。案件当事人诉讼目的不同，其诉讼心理状态也不同，有的该患者的亲属因经济问题、社会影响问题，不愿公开承认其病情，甚至拒绝对其精神状况进行鉴定；而对方当事人也会因诉讼成本和诉讼期限的延长问题不会主动提出申请；有的法官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证明主体资格，法官不应主动介入。

2、鉴定机构问题。在司法上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鉴定费用相对有病的当事人来说是昂贵的，因为该类病人要靠长期的药物来维持缓解的症状，数额不菲的医疗费让当事人的生活艰难，无法承担该病费用，而当地不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精神病院，在医学上有鉴定的资格，费用也相对较低，大部分当事人更愿意选择该类医院，但涉及到鉴定结论是否有效问题。

3、精神病患者是否准予离婚问题。 在审判实践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或其近亲属，往往在离婚时向另一方提出过高的要求和条件，如对方不答复所提要求和条件，则坚持不同意离婚；或者要求让对方对精神病人给予完全性的治疗，即要求待治愈后再离婚不迟的现象；或者要求离婚不离家，仍想由对方继续进行关照、护理精神病人的各项生活。

4、对双方（其中至少一方由法定人参加诉讼）达成离婚协议的，是否应当制作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人参加诉讼。法定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该条的理解为该类离婚案件，可以一调解的形式结案，也可以发给调解书，只有在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情形下制作判决书。而根据全国法院系统业大婚姻法教程的内容确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的离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判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不应当以调解书的形式结案。

5、对精神病患者的婚姻是离婚还是婚姻无效的问题。精神病患者婚前一般有病史，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在精神病患病期属于法令律规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形。

四、如何解决上述中存在的问题

1、诉讼能力问题，该类病患者治愈力较低，多数多次复发，既使没有复发，也是病情的缓解期，不能凭法官的一般判断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人代为诉讼。”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由于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不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就需要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人，或者由其法定人委托其他人代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应为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一方患有精神病的离婚案件中，由于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因为受精神缺陷的制约，本身既不能依法参加诉讼行使权利，也不能正确表述自己的意志，法律规定应由其法定监护人作为人代为诉讼，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对于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是否确实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只凭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一般的表面观察就可确定，而必须要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诉讼行为能力作出确定。 离婚诉讼纠纷案件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其法定人的全部民事诉讼活动对精神病人有效。其所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的民事行为，即为法律所认可的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诉讼中法官应主动审查其诉讼行为能力，确定适格的诉讼主体。可由承担精神病人监护的监护关系顺序代为诉讼，或者由精神病人的法定人委托诉讼人参加民事诉讼。

2、 在诉讼中对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的确定，应当依据民法原理规定的采取个案审查确认制度。而精神病人在诉讼中能否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关系到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即程序是否合法，实体处理是否正当。因此，应首先考虑采用何种标准来确定或认定其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的程度如何。

（1）人民法院一般应委托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具体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轻重程度，应以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理论性、科学性的根据。即采用医学鉴定标准确定。诉讼中当事人为证明肯定或否定患有精神病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以合法、真实的鉴定结论为定案根据，来认定涉案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所提出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可以参照精神病医院出具的有关诊断证明、鉴定加以确认。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诊治过程中，有关专家对精神病人的病情所作出的科学检查、检测等结论性意见，仍可以由法官在作出确认时成为证明材料使用。但应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无异议为限，或者经开庭质证双方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或者由其他证据或事实相互认证为审查条件。

（3）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法定人）对所公认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为限。群众公认的事实，应该是精神病人的住所地村委会出具的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材料。同时，也包括周围群众即精神病人的左邻右舍，对精神病人长期的起居、生活等基本情况的感知和认识。对这类事实要求是：能够起到证明精神病人因先天或后天形成的精神疾病和现在仍然继续持有的精神状态，并且是人们均普遍认为和说法一致的事实。

（4）关于在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该精神病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为解决当事人对此项诉讼争议，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需按民事诉讼法程序作出认定的，可比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3、如感情确应破裂，应准予离婚。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修正后的婚姻法对于该类精神病人感情破裂没有明确的标准。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久治不愈的，或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的，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视为夫妻感情破裂，可准予离婚。具体应掌握两点：一是婚前隐瞒病情，婚后经治不愈的，该情况无须多次治疗，也无须时间上的考虑。二是，婚前虽知有病，或是病为婚后所得，应属于多次治疗无效而影响到夫妻感情的。多次一般应掌握在三次以上。

4、精神病患者的离婚案件，应以判决的形式结案。离婚诉讼是身份关系的诉讼，是否同意离婚的意愿，法定人是无权表示这种意见的，必须由当事人本人表明。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因精神性障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理性方面，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实质性法律问题因缺乏判断能力和理解能力，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正确表达其内心真实意思。立法上，从确定精神病人具备最主要原因和精神病人行为产生的法律效力方面，已在法律规范体现出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自行为开始时即归于无效，该类当事人无诉讼行为能力，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的离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裁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即使法定人与婚姻当事人的一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也不应当用调解的形式结案，但可在判决书中将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定。

5、该类离婚案件案由是离婚还是无效婚姻，应区别对待。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属于禁止结婚的情形。同时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属于无效婚姻。医学上规定，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不得结婚。因此，对一方或双方为精神病患者的的案由是离婚还是无效婚姻，应以双方在结婚登记时该患者是否在发病期为衡量标准，因为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其所进行的婚姻登记的行为也应为无效，法院应当宣告其婚姻无效。相反，在进行结婚登记时该病人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其婚姻属于有效婚姻，应定以离婚案由。

6、对精神病患者在财产分割上，子女抚养费负担及经济帮助上均应给予照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以上法律规定，处理离婚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另一方应支付一定的经济帮助款项或者是提供一定财产，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原则。在此要明确的几项问题是：首先，在离婚诉讼中，要区分精神病人属于哪种情形的不同情况。根据完全不能自理、或者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的划分原则，和另一方的经济状况，给付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其次，确定一次性的给付标准。针对精神病人病情的不同程度，目的是解决精神病人在离婚后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居住的住处等问题。由于精神病人在离婚诉讼中的特殊性，对于所解决精神病人的生活费用中，应当包括一定的治疗费用，由另一方一并给付。再次，对于另一方给予精神病人的经济帮助，是一种物权性质，而非扶养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保护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身体健康，照顾精神病人的生活，管理精神病人的财产等方面应由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实施。在夫妻存续期间夫妻依法应履行相互扶养、扶助的义务，但在离婚后，互相抚养的义务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因此，离婚时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不应再以坚持不同意离婚或其他理由为要挟条件，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过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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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9895字。

关键词：离婚案件债务处理难危害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正快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人们的思想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形式下给我们的审判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年来离婚案件一直是我们民事审判工作中的普遍问题也是重点问题，其中债务处理，一直是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难点。这难点不仅仅是当事人举证、取证难度大，法官认证、判决难度也大，尤其是法律法规的规定较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其他法律的规定还不尽统一，严重地影响审判实务，这是最大的难题。下面就离婚债务处理难的成因、存在的问题及危害、对策、司法救助作如下分析：

一、法条间的冲突原因。

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第2款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债的关系中有权利要求另一方（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当事人。在债的关系中，债权人是特定的，只有该特定的权利主体才有权要求义务主体履行约定的义务。债的关系中有义务按约定的条件向另一方（债权人）承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当事人。[1]在债的关系中，债务人是特定的，只有该义务主体才必须向债权人承担交付财产、提供劳务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即债权人虽然有到期主张债权的权力，债务人亦有在债务未到期之前不履行给付义务的权力。

债权转让：指不改变合同的内容，债权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方式将债权移转于第三人。

如果是发生了一个债务的转让的话，那么必须要符合债务转让的程序。这个债务转让有什么程序呢?就是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债务转让的程序，首先必须要转让和受让人之间有一个转让的合同，其次更重要的就是转让的时候必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就是债务人必须明确向债权人请求，问他同不同意。为什么在债务转让的情况下，必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呢?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债务人和债权人达成协议的时候，债权人是基于对债务人的了解才和他订约的，但是现在债务人把债务转让给其他人，其他人是不是能向债权人履行合同，债权人根本不清楚啊。如果你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随便将债务转让的话，那新的受让人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我根本不清楚，他究竟有没有钱还，他能不能履行义务我也一无所知。最后你转让出去以后，我的债权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呢?所以从保障债权的角度出发，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在债务转让的情况下都要取得债权人的明确同意。原则上讲，还必须是原来的债务人向债权人提出，要求取得他的同意，这样我们才说完成了一个债务转让的程序。[2]

离婚案件当中对债务的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二、当事人为各自不同的目的给法院的审理设置困难。

1、离婚当事人双方均不提供有外债。这种当事人往往负债较多，且多是共同债务，双方合意不举债，目的是逃避债务，使债权人无法追要。2、一方提出有共同债务，另一方否认有债务。这种往往是夫妻一方有过错导致的离婚，或者有过错方要求离婚，无过错方明知有债，却不承认有债，导致法院认证难。3、一方认为是共同债务，另一方认为是举债方个人债务。这种情况往往是借债人要求离婚，另一方为了多得财产，而不承认是共同债务。4、一方或双方搞假债务。虚假的债权人多半属造假当事人的近亲属。目的使法院无法质证、认证，从而侵占对方应得财产的份额。5、一方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挥霍所负的债务，称是共同债务。这种当事人主要掌握了对方没有证据证明是个人债务而为的。6、一方主动承担全部债务并放弃其他财产分割。这种心态的当事人多为假离婚，真逃债。让一方占有全部财产，带着子女过舒坦日子，自己一无所有，企图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3]

三、个别法条指导实践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的财产问题时，不仅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还审理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所负的对外债务问题，在离婚判决中确定债务的多少，划分各自清偿的份额。但是，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有违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且有损判决的严肃性；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有违债务清偿的基本原理，既侵害了债务人的利益更侵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债务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债务并不意味着有责任。债务人会由于许多事实原因或法律上的权利原因而无须清偿债务，如债权人的放弃、诉讼时效的超过等，在这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如何令夫妻连带清偿共同债务呢？既然将夫妻共同债务规定为连带债务，那么作为债权人可以要求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清偿债务，也可以两人要求清偿债务，而法院若将债务在夫妻之间进行按份分配，不仅有违不告不理的诉讼法原则，而且剥夺了债权人的选择权。笔者认为，如果说离婚夫妻对债务分担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尚可以成立，那么，人民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在离婚夫妻之间分配债务，显然也是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这是国家司法权侵犯当事人私益的侵权行为。再说，如果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或债务数额尚存争议，法院裁判文书的严肃性何在？司法权威何在？就以上观点作以下祥细论述：

（一）在程序上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在审判实践当中离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只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无论双方婚姻关系是否存在，双方对该类债务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这类债务仍属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既然如此，根据民事诉讼法，有权对此债务提出清偿要求的只有债权人。在债权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法院应是无权启动程序的。而且，在离婚诉讼中，即使离婚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来处理，其请求一般也仅限于对该笔的债务份额承担问题。我国民事诉讼不承认债权人等第三人在离婚诉讼中的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地位，无论是有独立第三人还是无独立第三人都不承认。只是在审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分割财产案中，认可有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参与直接参与到此类诉讼中。但是，这实际上不属于离婚诉讼的范畴。所以，在此情况下，在债权人最多只能作为证人的情况下，却做出与债权人有关的判决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而且判决中的债务何时清偿不明确，根本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对于债权人没有意义。而且对于夫妻双方意义也很有限。在离婚诉讼中，涉及审理夫妻共同债务，不仅要有个认定问题，还有个审查问题，大量的调查、举证、审查会使离婚诉讼久拖不决。因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单单是以一张借条形式表现的。像这类案件，法院应一律由债权人另案。在另案中，对于连带及内部追偿做出判决或调解。[4]既提高了离婚诉讼的效率，也使案件清晰简单明了。

（二）生效的法律文书的不可执行性对民事调解、裁定、判决的严肃性、权威性的损害。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判决中一般在分份额之后，为保“万无一失”再加上债权人可以要求连带清偿等等。这样的判决逻辑上混乱，法理上糊涂。既然是夫妻共同债务，就应该不分份额地清偿。既然法院判决已经将连带责任分成了按份责任，对于一切人当然都具有既判力，包括债权人。为了自圆其说，有些提出这个判决在责任上是对内对外两个部分，这些都是说不通的。连带债务的内部求偿权问题是另一个问题，在根本未对债权人实际清偿的情况下，不应该存在内部求偿分份额的问题。对于内部求偿是一般地等分责任还是分份额承担责任，也都应该是另诉中才能解决的问题。

（三）离婚案件当中债务的审理不符合诉的合并理论。

离婚案件属于当事人身份关系诉讼，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法院仅应当处理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附带处理子女抚养与夫妻财产分割问题。而处理夫妻债务问题时，必然涉及债权人的利益，法院的裁判不应当影响案外人的权利。离婚案件中的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乃诉的合并，其合并于离婚之诉，且从属于离婚之诉。如果将夫妻共同债务一并处理，将不属于诉的合并，因为其依据的是债权人与离婚夫妻之间的债的法律关系，乃不同主体间的另一法律关系，若强行处理，不仅有违私法自治原则，而且也不符合诉讼法上的诉的合并理论。

（四）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前段的规定违反了期限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前段的规定违背了有关债务清偿的理论，笔者认为侵犯了作为债务人的夫妻双方的权益。该条分为两段，前段规定了离婚夫妇对原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的清偿时间，即离婚时应当清偿。后段规定了离婚夫妇对共同债务的清偿办法，即在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没有共同财产的情况下，首先协议清偿；协议不成，则由法院判决。然而，前段规定债务的清偿时间，有违背债务清偿期限的理论之嫌。根据债务清偿的原理，债务的清偿时间主要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约定，当还债的期限没有到来时，债务人有权拒绝债权人要求还债的请求，可以说期限是债务人的权利，被称为期限的利益。除非债务人主动放弃这种权利，提前还债，但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此乃期限利益的放弃。另一方面，在债务人丧失信用的某种事实发生的情况下，债务人则不得主张自己所拥有的期限的利益，应当立刻清偿债务，此乃期限利益的丧失。法院未争求任何人的意见主观地判决离婚双方清偿债务，侵害了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利益。[5]

（五）、法条规定可操作性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偿还；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规定难以运作：1、审判实践中对“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难以认定，难以取证。主张是夫妻共同债务或主张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方也难以举证，最后导致法院判决难。2、如何用共同财产清偿共同债务，这个在审判实践当中就更难操作了，离婚时共同财产一般价值很低，甚至无价值，如果用这些财产抵偿债务，债权人是否同意，其做法如债权人不同意即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3、“由双方协议偿还”，很容易让当事人钻法律空子，使债务归一方，另一方不承担偿还义务。如果承担偿还义务的一方不具备偿还能力，就更加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4、由人民法院判决偿还，容易导致债权人申诉，认为法院以审判权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债权难以实现。《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与《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相悖。在离婚时协商将债务由另一方还，或法院判决由另一方还，是否征得了债权人同意？若没征得债权人同意，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立法原意。它的原意就是要求债务转移必须具备四个要件。首先，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间自愿达成债务转移合同或协议，而不是法院的判决书。其二，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而不是债权人之外的人的随意协定。其三，必须有合法的债务存在，而不是无中生有的伪造的债务，更不是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其四，所承担的债务依法可以转移。不具有可转移性的债务，就不能转移给他人，必须由原债务人履行。这四个条件是债务转移的必备条件，若按这些要求转移债务，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就难以运作。不但离婚双方当事人无权协议分摊债务，而且法院也不能以审判权迫使离婚双方债务转移。

四、由于以上原因对审判实践产生的危害。

1、当事人双方不举债，法官就不审。本着民事审判的原则是不告不理，当事人不举债就按没有债务处理。导致漏判情况的发生。2、当事人不举债或认为无债，应加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有的法官认为不加判该项内容，当事人上诉再举债就可能导致改判或发回重审。债权人申诉时就会引起离婚案件再审的被动局面。因此，加判该项内容，意在能保证“万无一失”。使法官无依据加判项。3、一方认为所负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另一方无充分证据证明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的，应认定是共同债务；负债方承认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判负债方个人偿还。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证据无法取得，尤其小额负债更无法查验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加之离婚时，夫妻矛盾已到缰化状态，双方对负债用途的陈述更难以置信。因此使法官在判决上难以把握，导致按事实裁判的少而按证据裁判的多的后果。4、不管负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还是一方个人所用，均不作分割。有的法官认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债务的转移要征得债权人同意。如果把一方负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将债务分给另一方承担，是否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在我国大部分家庭主宰家庭财政的是夫或妻一方，借债往往由掌管家庭财政的人多次经办，债权人也凭着他（她）有一定信誉，才借给他（她）的。离婚时，一旦把债务分给另一方，就可能出现债权落空。即使把财产抵作清偿债务分割给另一方，谁来保证这些财产就能用于还债。有的当事人把财产变卖后一走了之，下落不明；有的变卖后资金挥霍，穷困无比。而当初的借债人凭自己的专长、职业、经济收入，完全有能力还债，却被法院判决只偿还部分债务。另外，有的离婚当事人举债无证据，怎么能认定是否负债？当事人离婚时往往债权人不知道，怎可能征得债权人同意？因此，法官不能以审判权驳夺债权人的权利。只有待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再予以确认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把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5、一方主张负债，另一方认为不负债，对双方意见均不支持。持该观点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常常会以欠自己近亲属的债来编造债务，另一方也常常以夫妻矛盾恶化而拒不认债。法官对这些债务也无法查实。因此，处理时以不支持为上策，仍然把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待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法院再认定是否负债，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6、离婚判决未对债务进行处理，判决生效后，债权人主张债务人是夫妻双方或一方，且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有的法院将原判决撤销，就财产部分进行再审。认为，原判对债务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其它财产分割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应撤销原判决的财产分割部分，进行再审。7、从实务的角度看，离婚诉讼中，夫妻债务的种类、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较为复杂，债权债务数量也往往较多，若有争议，法院要查清当事人所负的真正债务难度较大。这样，就会耽误对离婚请求的处理，本应当及时解除的死亡婚姻，会因法院对夫妻债务的调查和处理而拖延下来。同时，要求离婚的一方当事人，可能会为了早日摆脱痛苦的婚姻而迁就另一方当事人，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承诺不该承担的债务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夫妻共同债务。这不仅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权益，而且也对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造成了损害。

五、因此我们在处理离婚债务时应采用以下对策：

（一）双方均认可的共同债务，经债权人同意后，方可由双方协商清偿或以共同财产清偿。当债务清偿终了后，履行清偿义务较多的一方可依法向履行清偿义务少的一方进行分责追偿。法院在审理追偿之诉时应充分考虑离婚时财产分割、子女抚育以及离婚后经济状况、给付能力等情况，注重调解，适度判决。

（二）一方不认同是共同债务的，法院不宜在离婚诉讼中确认是否是共同债务。应待债权人时，由债权人主张。只有当债权人主张是离婚双方共同债务或一方债务，离婚双方或一方反对时，法院再行确定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这样做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也不致无辜地加重离婚当事人一方的负担，同时更加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三）离婚案件审理中，债权人向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主张债权的，法院应中止离婚案件的审理，先行审理债务案件，待债务案件终结后，再恢复离婚案件的审理。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债权人在债务人离婚前实现债权，防止离婚当事人分完财产逃避债务。同时也有利于查清夫妻债务，更合理地分割夫妻财产。

（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已诉一方债务，但在离婚时仍未偿还的，已确定是夫妻共同债务，仍由双方共同偿还，不再参与分割。

（五）对当事人之间的债务负担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处理依据，如果当事人协商一致，法院则可在裁判文书或调解书中载明，以便为当事人留下行使追偿权的证据。但这种协商一致的内容不能对抗债权人，但当事人对于债务负担协商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并不应主动确认其共同债务的数额，甚至还对债务负担进行份额分配，而应当留待债权人自己主张时再行解决。调解、裁定、判决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未经债权人同意的，应当记录在生效的法律文书上，但不在主文上体现，即不可在判项上体现。但可在查明事实部分载明，以便日后作为依据。

（六）对双方均不举债的。要查明离婚目的，实行债务担保制度。

夫妻双方不管是到婚姻登记机关协商离婚，还是通过法院诉讼离婚，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首先都应该查明他们离婚的目的。特别是婚姻登记机关更应查明夫妻离婚的目的。因为，法律规定在婚姻登记机关，夫妻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并协商好了对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等问题，便可领到离婚证。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不查明夫妻双方离婚的内在目的，这很容易让那些有心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人钻空子。婚姻登记机关只有在有确切证据证明离婚双方不是为逃债而离婚，且符合离婚的其他条件，才可发给离婚证。这些证据可以由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去调查、访问离婚双方所在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和其他熟悉情况的人，由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证明。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或无法证明不是为逃债而离婚的情况下，双方坚持要离婚，又未申报债务的，婚姻登记机关应责令他们提供债务担保人（债务担保人应有一定财产且必须出具书面担保书）。如果夫妻双方离婚后，发现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债务或存在个人债务，债权人主张债权要求他们偿还时，而离婚夫妻因离婚原因无法偿还，担保人对该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查明离婚双方的确是为逃避债务而离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不予办理离婚手续。人民法院则应判决不准离婚，并给予民事制裁。

（七）夫妻双方的债务分担应征询债权人意见。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夫妻债务分担问题时，一般是先由夫妻双方协商对债务的分担，然后法院加以确认，协商不成时，再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财产状况判决。这种做法，不管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还是法院判决，都将损害债权人的权利。所以，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或转移单方债务时，应通知债权人到场，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样对离婚后债权人向法院要求债务承担人清偿债务时，可以减少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六、我国法律对此方面的司法救助有：

（一）2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该解释清楚地说明，人民法院对夫妻财产所作的分割处理，不影响债权人向夫妻双方主张债权。但对夫妻债务作出处理是否影响债权人向夫妻双方主张债权，就没有明确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或妻有将财产约定之内容告知债权人的义务，否则其债务仍及于夫妻二人。这样规定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既能保护夫妻的合法财产权益，又能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同时留给我们一些遗憾，如：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中，对于夫妻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及债务清偿责任等可否约定未予明确规定，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往往有可能侵害夫妻一方本人或该方的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夫妻共同生活，彼此之间互有日常家事权，故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也可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未规定责任形式。实务上仅是依据民法上的理论而进行的推导，从而认为夫妻应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却并无婚姻法上的明确规定。根据民法原理，离婚时夫妻对共同债务协议分别负担的，也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总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成了法院在离婚诉讼中审理共同债务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情况下，结合司法实践，目前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是不适当的,见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进行修改。针对离婚案件的主体而言，离婚案件的主体是相对特定的，即具有法定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即离婚诉讼与他人（即第三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是，从大多数离婚诉讼案件可以看到，其所需要解决的客体方面，就不仅仅是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的解除与否，同时也直接涉及到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享有的债权所负的债务，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有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这就涉及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所负债务的处分问题。如离婚诉讼前系男方向第三人出具借款手续，而离婚时经男女双方协商或人民法院裁判由女方负责归还，他们手中所持有的是经法院裁判的生效法律文书。这样，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能提出的证据只能是男方（或女方）出具的原始借据，而由于债权人没有参与诉讼而没有取得债务转移的法律上的依据（即法律文书）而向男方（或女方）追索债权，或债权人初衷是基于对男方的信任而出借，诉讼后未经其同意将其债务转移至他人，对于债务人而言，承担债务具有法律所确定的义务，而对于债权人却难免有强人所难之嫌。又如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男女双方除处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与他人无干涉外，在处理家庭共有财产时，则不仅仅是男女双方可以作出最终处分的，而其他财产所有人对自己份额部份财产所有权的处分也应当由自己主张。也就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均应由相对的权利人提出主张最终作出处分，而不应该由离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进行自由协商或人民法院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而居中裁判。反之，则明显侵害了其他相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悖于法律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也势必造成一些离婚当事人规避法律，混淆视听的行为发生。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许多的弊端。

注释：

[1]肖燕《债权法》浙江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合同法》总则适用若干问题（三）

[3]刘兰娟聂建明曾敬《浅析离婚案件债务处理的现状及几点建议》中国法院网

篇10

关键词：恶意调解；权益；法律规制。

一、离婚案件中的恶意调解。

以调解结案的方式在离婚案件的纠纷解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离婚案件而言，调解结案不仅能够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而且对于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可见，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调解是必经的程序。但司法实践中，离婚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恶意调解，损害他人或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现象频发，违背了法院离婚调解制度的立法原意，引发了种种恶劣的后果 。

在离婚案件中，常见的恶意调解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夫妻双方为逃避债务，利用法院调解以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第二、夫妻一方与他人串通或伪造债务，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通过法院调解获得合法有效的调解书，进而损害了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第三、夫妻一方在调解书签收之后拒不履行或消极履行调解书规定的义务，使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

二、恶意调解的成因分析。

恶意调解现象的频发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危害，它不仅破环了诉讼调解具有的效率、正义等价值，还破环了诉讼调解制度具有的解决纠纷、节约司法资源、调整人际关系等功能。面对危害，人们不得不苦苦思索防范对策。而成因的分析对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它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因此，若想有效地防范恶意调解，不得不思考其存在的根源。下文是从当事人、法官、调解制度本身、法律规制四个角度来分析恶意调解问题的成因：

（一）利益的多元化发展导致诚信的缺失。

诚实信用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我国民法也将“诚实守信”作为基本原则之一来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诚实信用这一行为规范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受利益的驱动，在社会生活中，各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层出不穷，有些人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谋取非法利益。进行恶意调解是要冒一定的法律风险的，但恶意调解的风险往往小于当事人所追求的不法利益，受非法利益的驱使，当事人会铤而走险来谋求非法利益。恶意调解的产生有调解制度内在缺陷、法官的利益化倾向、司法救济不完备等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从恶意调解的行为后果上看，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不仅损害了个案公正，案外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对整个司法秩序和司法公信力造成巨大冲击。[1]实践中，当事人通过“假离婚”来逃避债务而进行的恶意调解，其动因就在于利益的驱使，从而使当事人丧失了诚信。

（二）调解制度的内在缺陷。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之所以能成为法院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是因为调解能够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简便、高效地解决纠纷，促进纠纷双方的友好关系。但调解制度本身是一项利弊兼备的制度，调解制度的非规范化，非严格程序化，再加上监督救济机制不足，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被滥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自愿合法”规定为调解的基本原则，在调解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调解要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前提下进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对于当事人而言，合意解决纠纷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事实是否清楚，是非是否已分清，当事人并不十分关心。调解当事人这种对合理性的追求及对合法性的漠视，充分反映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合法性审查之间的矛盾，这是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局限，是实践中引发恶意调解的重要原因。[2]其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自认规则的规定推动了恶意调解的产生。自认规则明确了自认可以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自认只有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才可以撤回，而未赋予法院依职权撤销自认的权力，这致使在调解过程中，法院一般不会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进行审查。根据有关调查，很多恶意调解案件的发生，都与法官对证据和事实审查不严有很大关系。如“感情破裂”是法律规定的离婚标准，但是实践中法官是很难把握这一抽象的标准的，在调解制度固有缺陷的作用下，双方当事人只要合意了就能顺利的通过法官获得有效力的调解书。

（三）法官调解的利益化倾向。

从法院及法官的角度来看，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的利益化倾向是导致恶意调解现象频发的重要原因。由于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有限与民事纠纷解决之间存在着现实的矛盾，所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一直将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贯穿审判程序的始终，在刚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扩大了先行调解的范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此外，基于调解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党政部门也极力倡导和推动以调解方式结案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各级法院为应对上述法律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要求，人为地预定了较高的调解率，将“调解率”和“调解量”作为法院及法官工作业绩的考核机制。压力与名利驱动着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积极追求以调解方式结案。对于法官个人而言，调解结案具有极大的便利，调解程序简便，效率高，调解书较之判决书更简单，更易被双方当事人认可与接受，这也促使法官积极地适用调解制度。在这种“调解热”的背景下，调解适用得越多，调解带来的风险也越大，恶意调解问题也就越严重。实践中，法官的利益化倾向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四）法律规制的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恶意调解已有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并不完善，不能有效防范其发生。对于恶意调解的双方当事人而言，通过恶意调解这一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往往大于其恶意调解所要承担的风险，在趋利避害原则的驱使下，当事人会选择恶意调解行为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涉及法院调解的规制只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来规范民事诉讼各主体的行为，但是这一原则较为抽象，缺乏具体的制度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恶意调解难以发挥作用。第二、根据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可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启动再审，与旧民诉法相比，拓宽了对错误的生效调解书的救济途径，但是仍难以有效规制恶意调解行为，因为纳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调解书只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一部分调解书，而恶意调解多侵害的是案外第三人或一方当事人的私益。第三、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对诉讼中的恶意调解行为和执行中的恶意调解行为进行规制，法官可根据情节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该规定较为简单，有赖司法解释的细化和配套法律制度的构建，对恶意调解行为尤其是涉及金钱数额较大的恶意调解行为难以起到规范及遏制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