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则的分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规则的分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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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则；规则学习；规则学习机制；规则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6）05000505

1关于规则的追问

1.1何为规则

1） 规则的内涵。第一个明确把规则作为学习类型的是加涅，他在1965年《学习的条件》一书中，根据人类学习的复杂程度将学习由低到高分为8种类型：信号学习、刺激反应学习、连锁学习、言语联想学习、辨别学习、概念学习、原理或规则学习、解决问题学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他又提出了5种学习结果：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和态度，并详细说明各类学习的条件和过程。其中规则类属智慧技能，规则学习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智慧技能。那么，规则是什么？

加涅认为“规则是支配人的行为并使人能够证明某种关系的内在状态，规则远非局限于一种言语陈述……规则是使人能够对一类刺激情景做出与一类操作相适应的举动而推论出来的能力。”从中看出他对规则的行动诱发性的重视，但此陈述存在不妥。规则是动静结合。静――规则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描述性反映（陈述性规则，多以命题的形式存在）；动――根据原理、定律、公式等对整类刺激做出反映（产生式）。“规则是……能力”强调了规则动的一面，但把规则落于“能力”一词，易产生误解。应改为：规则是使人能够对一类刺激情景做出与一类操作相适应的举动而推论出来的对概念间关系的言语性描述。精简为：规则是一种具有“类行动”指向性，并对概念之间关系的言语陈述。

2） 规则与社会规范。“红灯停、绿灯行”是规则，它指示人们根据交通灯颜色采取走或停的行动，也澄清了概念“红灯”与概念“停”、 概念“绿灯”与概念“行”间的关系。它还是一条社会规范，起到调节社会成员通行的作用。那作为知识类型的规则与社会规范间的区别与联系何在？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规范是历史形成的或规定的行为与活动的标准[1]；行为学家认为，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中诸成员共有的行为规则和标准[2]。可见社会规范是在一定的社会中形成的，具有调节其社会成员行为功能的一种规则。它的外延指向具有普遍社会约束性的规则，如社会的伦理性规则与交通规则等，它关乎人的态度和品德。据此，规则比社会规范范围广、内涵丰富，自然规则、数学规则、物理规则与语法规则……都囊括其中。但因态度、品德教学的可行性与成效性备受争议，本文所述规则暂不包括社会规范。

3）规则与技能、程序性知识。规则具有“类行动”指向性。同属知识类型的技能、程序性知识也具此属性，它们与规则存在何种联系？

综合肖小勇知识分类[3]与加涅智慧技能层次，整理出如图1所示的知识分类，技能、程序性知识及规则三者的关系简略为：技能=程序性知识>规则（关系式1）。

综上，规则是一种具有“类行动”指向性并对概念之间关系的言语陈述，它是有别于社会规范，属于技能或程序性知识的知识类型。

1.2为何学习规则

斯坎杜拉认为按照科学中的节俭原则，规则是行为单位的基础，行为最终要通过规则来表示，并提出规则学习的两性：反应一致性（response consistency）和一般性（rule generality）。他道出规则学习有利于行动，它的一致性和一般性意味着一旦习得某种规则，将解决一类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规则的学习是事半功倍的事。教学活动中，规则常以步骤、原理、公式、定理、法则与命题的形式呈现，占据学生学习的大部分内容。总结它的学习意义如下。

1） 促进智慧技能的实现，丰富认知策略。在智慧技能的学习层级里，随着辨别、概念学习的实现，简单规则的学习成为可能。随着规则学习的积累，规则可利用性就越强，顺畅进入智慧技能的最高层级（问题解决或高级规则）的学习，越能参与复杂的认知活动。所以，一个简单规则的获得，可迁移到复杂的、高级的规则学习中去。每学会一个新规则，就增加了个人的智慧力量。

2） 调节合理行为，按规则办事。学会一个规则，就学会按照规则的要求做出合理行为。尤其当规则潜隐化，不需要学习者付诸额外精力思考时，它会自动、无意识地支配着人行动，表现为学习者能用一类动作（如减法）来反应一类刺激的任何情境（个位、十位、百位上的减法）。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自然变得合理、省力、高效，最终能按该规则办事。

1.3规则学习的实现应具备哪些条件

“规则学习作为一种智慧技能，学习的实质就是使学生能在体现规则变化的情境中适当应用规则”[5]，因此规则学习必须考虑到与规则、学习者有关的内部条件，也不能忽视外部条件（教师的指导）。

条件一：学习者是否掌握规则中若干概念。

规则是对概念间关系的描述性反映。学习规则之前，要能够清楚并准确理解规则中的若干概念。如学习1米等于10分米，学生必须掌握2个度量概念（米和分米）和一个关系观念（等于）。1米和10分米可以表示长、宽、高，如果学生只知道用他们表示长，只能学到1米长的物体和10分米长的另一物体一样长这个比较有限的规则。因此，要学会1米和10分米，学生要知道它们是表示长、宽、高的计量单位。同样，“等于”这个概念也应该是学会了的，要能区别于大于与小于。

条件二：规则学习任务是否与学习者认知发展水平匹配。

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是指个体自出生后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对事物的认知，面对问题情境时的思维方式与能力表现，随年龄增长而改变的历程。提出了认知发展的四阶段：感知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0～2岁左右）、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2～6、7岁）、具体运算阶段（concrete operations stage，6、7岁～11、12岁）、形式运算阶段（formal operations stage，11、12岁及以后）。学习者年龄越低，所能掌握的概念越简单化、具象化，因此安排的学习任务应简单。若规则包含多个概念，概念间关系复杂、抽象，学习者应具备抽象思维能力才能胜任此阶段的学习任务。当学生的认知发展进入“形式运算阶段”，可脱离具体事物进行逻辑推演，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规则。

条件三：学习者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

规则在学习中往往通过文字的方式呈现。因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语言是文字的表达形式。书本上对规则的陈述，最终要转化为学习者自身的言语，即把规则口语化、自我化。学生恰能在此状态下慢慢向规则的内在本质靠拢。如果学生不懂表达，会影响其对规则理解的深刻性。当然，也存在“能做”的情形，“能做”处于较低层次，表明个体能够完成一定的具体任务，但至于是如何完成具体的任务则不能作出计划或用言语加以表述，对于问题的解决也只是经过探索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已经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或然性[4]。对规则的学习要在“能做”的基础上力求“知道怎么做”，它“表现为通过内部语言或外部语言表述做的程序，并以一定的外显行为表现出来”[4]。最后，达到“会做”，即既能按规则办事，也能表述规则。

学习者的自我监控能力影响规则的学习效果。Chi和Vanlehn的研究发现学习效果好的学习者和学习效果差的学习者在学习规则时会采用不同的监控策略。二者对学习状态的自我评估、参考例题的方式存在不同[6]。Pirolli和Recker发现二者反思解答问题的内容和重点是不同的，差的学习者仅仅是从意思上解释其解答过程，而好的学习者会将当前问题的解答和早期的解答进行比较以进一步抽象出普遍的解答方法[7]。

规则学习的外部条件主要指教师对学生学习规则的影响。例如，教师的教学方式是发现学习还是接受学习，教师对规则的呈现方式是例规法还是规例法，教师对学生的言语指导是否适时、完善。都将影响学生学习规则的进程、方式和效果。

1.4规则学习的机制是什么

“机制”的社会学内涵为：在正视事物各部分存在的前提下，协调各个部分之间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那么规则学习由哪几部分或阶段构成，各部分或阶段是如何协调和运作的。常见规则学习的机制有以下两种。

其一，有人结合规则学习的一般流程，提出规则学习的三阶段论：掌握规则的言语信息阶段、规则的证明阶段、规则的应用阶段（如图3所示）。

另外，Wason、张庆林、徐展等人在探索规则学习过程中的“假设检验范式”时。如图4所示，呈现规则学习的阶段及其核心过程。

“规则搜索和规则发现是规则学习的关键过程，此过程主要是对规则进行归纳的心理状态的保持。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一个靶刺激，并告诉被试存在一个相关的规则需要被试去揭示，被试即可形成某种与规则相关的假设。然后让被试检验目标刺激来验证所形成的假设，被试结合研究者的反馈不断修订假设直至最终发现规则。”[8]规则学习的四阶段论，展现了学习者心理变化，呈现了提出假设的两个子过程，它属于发现学习，在教学中常以先例子、后规则的形式出现。

借鉴以上两种观点，规则学习的机制可以归纳为：规则准备、规则证明和规则应用（如图5所示）。其中，规则准备阶段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学生已理解新规则中的概念及其关系，教师呈现若干体现规则的例证，为提出假设性规则做准备；二是学生认知结构中已具备新规则的上位规则，回顾上位规则，为推论新规则做准备。例如，学习了圆柱体体积公式V=S×H后，学圆锥体体积计算公式V=1/3×S×H。规则证明阶段在规则准备的第一种情形下，有提出假设、检验假设两子过程，而已掌握上位规则的规则学习在此阶段主要表现为联系上位规则、验证规则。最后，它们共同走向规则的应用，实现规则学习。

2促进规则学习的教学

2.1规则教学关键的提出

参考加涅规则学习的6个教学步骤：澄清学习目标或目标状态、提问引导学生回忆概念、引导学习者形成新规则、提问规则的实例并给予正反馈、借助问题对规则做言语陈述、通过“间隔复习”来保持所学规则。结合规则的5步教学流程：“创设问题情境 、联系已学过的知识、提供样例、展示正反例证、让学生运用规则”[9]，思考何为规则教学的关键因素。在此过程中，逐一衡量以上11点是否为必备，再斟酌其重要性，最后剩下的就是规则教学的关键因素。

发现“样例”在规则学习与教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规例学习，还是例规学习，例子起着辅助发现规则、证明规则的作用，在规则学习的后期还起着巩固的功用。规则属于技能或程序性知识，它的学习需要大量的练习，规则教学正是通过提供例子来进行练习的。例子不应止于正例，变式练习尤为重要，大量的变式练习才能使得学生在体现规则变化的情境中适当应用、真正掌握规则。

2.2规则教学中的变式练习

“变式练习是指在其它教学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概念和规则的例证的变化，即知识的本质特征保持不变，适当改变知识所涉及的非本质特征。”[10]规则的变式练习避免了将规则这类程序性知识当作陈述性知识来教和满足于单纯的记忆要求；可避免大量的重复练习，真正消除题海战术，减轻学业负担，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有助于排除无关特征的干扰，实现学习者对规则的运用自如。

1） 变式练习所处阶段。曾祥春、杨心德与钟福明根据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关于技能的获得分为陈述性知识编码和程序性知识编码的主张，加入变式练习，如图6所示，将程序性知识学习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示例阶段或称匹配阶段，环境刺激进入工作记忆时，学生进行浅层加工后直接进入长时记忆中储存；第二阶段是一般性练习阶段，或称匹配巩固阶段，当学生熟悉的相似环境刺激进入工作记忆，同时激活长时记忆中已储存的上阶段知识，并解决问题；第三阶段是变式练习阶段，或称为技能形成阶段，对应于安德森的程序性知识编码阶段。当变化了的环境刺激进入工作记忆中时，同时激活长时记忆中上阶段的较低规则，对新情境进行模式识别并操作，学生主动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形成技能。”[11]因规则是程序性知识的核心，以上关于程序性知识学习三阶段，必将适用于规则。规则经过示例阶段、一般练习阶段的教学，能实现较低级规则的学习，但想将所学知识应用与新情境，使陈述性编码转到程序性编码， 形成一般性编码系统，低级规则能组合为较高层次规则。学生需要在已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变式练习的训练，即教师要为学生提供一定量的变式练习来完成该规则的学习，可见第三阶段的变式练习在规则教学中起着画龙点睛之功用。

2） 含有变式练习的规则教学设计――以《乘法分配律》为例。示例阶段：出示含有乘法分配律的示例，教师引导学生抽象出乘法分配率，并理解这种运算的意义和由来。例如，四年级有6个班，五年级有4个班，每个班领24根跳绳，四、五年级一共要领多少根跳绳？

一般练习阶段：有了上一阶段的讲解，学生能理解乘法分配律，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脱离具体情境，设计几道相似练习题进行练习，使学生能进一步巩固这种匹配，形成较低级规则：（a+b）×c=a×c+b×c。如：判对错：26×（17+44）=26×17+4464×64+36×64=（64+36）×64

变式练习阶段：设计变式练习，引导学生从陈述性乘法分配律过渡到程序性乘法分配律。如：

乘法分配律的正向运用：（125+25）×4043×10186×99

乘法分配律的逆向运用1： 15×8+85×8489×101-489

35×9+9×75 99×999+99

乘法分配律的逆向运用2（倍数关系）：999×5+111×5545×8+57×8-16

76×8+3×6450×4+8×75

乘法分配律的逆向运用3： 111×12+111×7+111450×8+55×80

“1”的拆分： 1001×99-999999×9999+9999

乘法分配律和结合律的综合运算： 44+99×44+55×99+555×17+5×83+18×99+18

乘法分配律在除法中的拓展：65÷25+35÷25300÷75+100÷25

综上所述，规则是一种具有“类行动”指向性，并对概念之间关系的言语陈述，它是有别于社会规范，类属于技能或程序性知识的知识类型。对它的学习有助于促进智慧技能的实现、丰富认知策略、调节合理行为和按规则办事。规则的学习是有条件的，它要求学习者掌握规则中的若干概念、规则学习任务与学习者认知发展水平相匹配、学习者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此外还需教师的适宜引导。规则学习还遵循着规则准备规则证明规则应用的运行机制，对它的教学应抓住“变式练习”这一重点来进行。

参考文献

篇2

自然人和社会人之所以有区别，就在与自然人没有受到任何约束，而社会人则是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社会道德的约束，进而使人类走向文明，迈向进步。幼儿园中对幼儿规则意识的培养，一定程度上给幼儿带来很多不适应，但却是幼儿适应社会的第一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社会即教育”。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对幼儿来讲就像一个小小的社会，在这个小小的社会当中学习规则和规范，因此这小小社会中的各种多媒体的运用也显得尤其重要！

一、什么是规则

规则就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规则还是行为与活动的准则，要使活动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就要引导幼儿建立和执行一定的规则。

二、幼儿园建立规则的意义和作用

规则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处处体现，所谓的规则，就是幼儿的一日生活常规。常规的建立不仅是集体教养幼儿的需要，同时它有益于促进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可以起到培养良好情绪，形成一定的卫生、生活和行为习惯，促进幼儿生活和活动能力提高的作用。规则作为教育手段，可以起到规范引导行为方向，促进幼儿活动质量，提高能力和身心发展水平的作用。

三、运用多媒体促进小班幼儿的规则意识

（一）运用多媒体促进小班幼儿生活规则意识的形成。

生活规则在幼儿一日活动中密不可分，良好的生活规则对幼儿的一生有着重大意义。然而小班幼儿大多是处于3-4岁的年龄段，可塑性较大，这个年龄段的幼儿正是养成良好生活规则的关键期。但是由于他们年龄小，身体和心理发育还不完善，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因此硬生生的跟孩子们说要这样这样做，不要那样那样做，他们很难理解，所以这时多媒体的运用就可以给孩子一个直观形象的画面，让孩子身临其境，易于接受这些生活规则。

（二）运用多媒体促进小班幼儿良好、自主的活动规则。

幼儿园区域活动是以尊重儿童为前提，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发展的游戏活动，深深地受到了老师和小朋友的喜爱，特别是我们小班的孩子尤其喜欢。在这里，他们不仅能自主地选择游戏内容，自由地探索学习方法，无拘无束的游戏； 还能够充分地激发自己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的情感，以及强烈的动手愿望。他们在获得知识经验的同时，又体验到了开心、愉悦的快乐情绪。虽然在区域游戏中要体现孩子的主体性，但是规则意识的渗透也是不可少的。只有在一个区域规则明确的环境中，幼儿才能自由、有序地探索于环境与材料；教师的注意力才能有可能转向观察、指导幼儿活动水平的提高上。但是，对刚入园的小班幼儿而言，他们的规则意识是非常淡薄的，并且考虑到小班幼儿的年龄和思维特点，在讲解活动规则上，如果单纯通过语言方式的讲解，可能造成幼儿思维上的倦怠，也不易理解。因此在导入方式上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其丰富多样、形象直观的表现形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同时帮助小班幼儿在区域活动中更快、更好地学会正确的区域规则，更好地理解游戏的规则，建立相应的规则意识，良好、自主的投入到游戏中，使游戏发挥其最大的魅力。

（三）运用多媒体促进小班幼儿社会规则意识的形成。

新《纲要》指出：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小班幼儿开始具有最初步的对社会规则、行为规范的认识，能作最直接、简单的道德判断；喜欢与人交往，特别是开始喜欢与同伴交往，对父母及家庭外主要接触者都能形成亲近的情感 。

然而社会规则中有些内容离幼儿的现实生活及经验有较大距离，是无法现实地感知的，实施时具有一定的难度。运用多媒体手段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把难以理解的或抽象的或微观的社会规则、社会事件或事物进行动态模拟，揭示出现象、事件或事物发展的规律及本质的特征，化抽象为具体，化难为易，化静为动，使难点、重点直观化、感性化、形象化和具体化，易于幼儿观察、想象、理解相应的社会规则。

社会规则无处不在，走路有规则，开车有规则，还有那么多的的“行”与“不行”，就连停个车都要有规则。通过多媒体的运用，让幼儿观察、讨论为什么要遵守这些规则，明白原来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么多的规则。在我班的一次环保活动中，我和孩子们一起到幼儿园里捡垃圾。当孩子们到花园里看到一只塑料袋躺在菜地里时，就议论开了，“是谁丢的啊”“这塑料袋在这里干什么？”面对孩子们一系列的疑惑，我引导孩子进行了一次实验，并将塑料袋埋到地底下，过一段时间再挖开来看看会怎么样？猜测结果很多，有的说被蚯蚓吃了 ，有的说被虫子咬了，有的说烂掉。一段时间后，我们再次挖开泥土，孩子们发现塑料袋还是好好的在泥土中，没有腐烂掉。我抓住这个契机，将之前拍摄的照片拿出来作比对，将有垃圾的幼儿园和捡掉垃圾后的幼儿园比较；将埋在地底下的塑料袋前后作比较，让幼儿通过图片直接从视觉上感受到干净整洁的环境是大家所喜爱的，并且垃圾不会消失不见，所以在社会上不能随便乱丢垃圾，因此从一个侧面也告诉幼儿在这个大社会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做的，需要我们了解并遵守这些社会规则。

篇3

【关键词】常规管理 爱满天下 中班

【中图分类号】G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3-0170-01

面对自我意识发展敏感期的中班幼儿，教师更需要抓好班级常规管理，为幼儿建立一个自由、有序的成长环境，尊重幼儿的个性差异，用关爱为幼儿架设好成长的阶梯，也为班级教师的一日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进行班级常规管理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尊重幼儿的个性差异，不戴“有色眼镜”地看待幼儿;在尊重的基础上，一视同仁地热爱每一位幼儿，使班级幼儿都能获得良好的培养。

一 尊重差异――用关爱辅助成长

中班幼儿好奇、好动，正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期，很多幼儿“不听话”，这给教师的班级常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教师应当站在幼儿成长的角度审视幼儿的发展。在常规管理的过程中，教师往往会因为个别幼儿发生状况对班级幼儿造成影响而一手包办幼儿的事情，关心、爱护变成过度帮助，这让发展中的幼儿与别的幼儿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教师首先要尊重幼儿之间的差异，给予幼儿关爱的程度需要把握好，当幼儿由于自身能力而出现违反班级常规时，教师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去尝试或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以使其获得一定的进步。

深入了解幼儿的个性差异，尊重幼儿的个性差异，同时要了解幼儿个性的形成原因，在了解与尊重上对幼儿进行培养能有效地促进班级常规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关于幼儿的小事在常规管理中常常出现，而不同方面能力弱的幼儿在班级中也很多，教师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从小事做起，才能通过对幼儿能力的促进而形成班级常规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调皮的幼儿非常多，每一位幼儿在游戏、生活中，难免都有调皮的时候，教师需要用宽容的心对待他们，了解他们在尝试探索环境、探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要，当给予幼儿尊重与理解以后，幼儿同样会用平和的心态面对教师的管理，形成良好的双向发展与促进。

二 规则改变――热爱每一个学生

在班级常规管理的过程中，规则的制定是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制定规则时，教师考虑的往往是管理的便利性，而在规则实行的过程中，教师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规则限制了幼儿的发展。教师的规则应当顺应幼儿的发展，而不是给幼儿以成长的束缚。班级教师在进行班级规则制定与实行时同样要以热爱每一个孩子的心态进行，对幼儿有帮助的规则才能进行制定与实行，而不能让规定的出现只是满足教师轻松地管理。

规则的制定是为了便于班级教师管理幼儿，同时也是为了让幼儿了解各种活动的进行顺序，使幼儿在遵守规则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技能发展，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帮助幼儿从遵守班级规则发展到遵守社会规则。常规管理中规则的制定需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与班级幼儿的个性发展，同时还应当符合幼儿当下的学习发展。如认知世界的驱动让中班幼儿对各种物品充满了探究与好奇，他们乐于将班级中不同区域中的玩具摆放到一起进行探索，但是班级中的常规约束了他们的探索行为，老师看幼儿拿着不同区域的物品时常常会说：“请不要把它拿出来，请放回去。”这个“请”并不是一种商议，而是一种对规则的维护与肯定，这造成了幼儿的探索行为没有得到满足，也使得他们在探索的需求下不断地挑战常规，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游戏活动的混乱。在了解幼儿的发展需要后，本着热爱幼儿的心，教师应适当地改变常规，如制定让幼儿限时探索的机会，或者开辟一个新的“混合区”，让幼儿将不同区域中的物品在混合区使用，一次游戏或几天以后放回原来的地方，这样的规则不仅让幼儿的叛逆行为变少了，同时也满足了幼儿探索、创造的发展。

班级常规的管理不应当以教师的权威程度或幼儿对常规规则的遵守来评判，而是需要从幼儿的发展角度来思考，教师在做任何决定时，都应当先考虑幼儿是否能在其中获得发展、是否对幼儿现阶段的发展具有促进性，幼儿为先、幼儿为本才是幼儿教育中最主要的理念。

篇4

关键词：法律的微循环；个体习惯；法治；麦考密克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089-04　收稿日期：201 1-03-26

一、法律规则向个体习惯(habit)的转化

法律经历了一个从不成文法到成文法，从个人互动形成社会习惯(custom)再到立法的过程。因而，社会习惯是立法的先驱，立法是社会习惯的结晶。这是人类社会法律生活图景的一方面，是法律由小群体向社会全体的宏观扩展，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叫做法律的宏观循环。那么另一方面呢?

如果说从个人互动形成社会习惯(custom)再到立法的过程是法律逐步走向抽象化、普遍化的宏观循环，那么法律规范在现实生活中重新起到指导个人行为作用的过程就是法律重新回到个体的微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这一过程对于法律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我们理解法律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启迪?英国著名法学家尼尔・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对法律规则与习惯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法律规则和个体习惯之间的关系以及“法治”的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看待法律的新视角。

麦考密克以机动车驾驶规则为例来说明规则向个体习惯的转变过程。学习交通规则的过程是一个驾驶者必须要经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获得的过程。认知科学对特定的法律规则，如驾驶机动车的规则，向个体习惯的转化的过程进行了解释。在认知科学的观点看来：当我们还是初学者的时候，在十字路口见到红灯绝对是一个让初学者手忙脚乱的有意识的过程。每当见到红灯，初学者不得不有意识地踩刹车、换挡，同时还要注意交通信号灯和其他车辆与行人，还不得不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了什么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之下，初学者是很清楚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出于什么目的，其行为也是为了适应规则的存在而进行的。这是一个清醒的“知晓法律规则，应用法律规则”的过程。

但是，随着初学者驾驶技术的逐渐熟练，这些规则和技术逐渐地被内化在了一起并形成了一个在意识中越来越模糊的个体习惯(habit)。到达一定阶段之后，驾驶者的意识之中已经不再有关于交通规则的内容。驾驶者能意识得到的东西就是一组个体习惯性的反应了。作为一个熟练的驾驶者，通过十字路口时，见到红灯驾驶者的反应是踩刹车、换挡。这时在驾驶者的意识中已经没有意识到交通规则的存在了。真实生活中的驾驶机动车的个体能够有意识地考虑的则是那些很难被常习化的事情，例如路线选择等。部分驾驶者甚至可以在恍恍惚惚不知不觉中到达目的地。因此，麦考密克指出：熟练地获得技能的标志就是曾经是某种行为理由的规则消失了。这有点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翻过之后就不用的梯子。这个规则变习惯的过程的确更接近于我们真实生活中的真实过程。规则是学习技能的工具，一旦我们学会了技能，技能就变成了习惯，就超越了规则，但最终却更好地实现了规则。

这种个体习惯超越规则的现象并不罕见。当一个个体学会了下棋的时候，棋手在意识中思考的已经不是下棋的规则，而是棋局的策略和战术。这时，虽然棋手下棋时可能并没有考虑到下棋的规则，但他的每一步却都由于规则已经内化成了个体的习惯而与规则相符。因此，如果试图进行的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学的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规则如何形成社会秩序”这一问题上，最后的结论并不一定会是人人知晓规则，应用规则并形成法律秩序；真实的过程可能是人类逐渐忽略规则，获得技能，并在此过程中“遗忘规则”，最终依靠个体习惯形成了秩序的过程。个体的习惯同样可以构成秩序的基础，并且是更稳定的基础。我们观察到的关于规则的有趣的社会事实恰恰是：当规则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平滑流畅的运作时，规则根本就没有被想到，甚至被意识到。而当规则不得不一再被强调时，秩序的建立可能处于初级阶段，其效果不会那么令人满意。这就像只有刚刚开始学下棋的人才会不断地回忆规则，用规则检验自己和对方的每一步是否合乎规则，而这样的棋局很难会有什么精彩之作。

因此，(个体)习惯的作用和价值或许值得我们重新认真思考。正是对个体习惯的依赖可以使得我们免于对日常生活每天呈现给我们的无数的细节予以忽视，并使我们能够把我们有限的精力运用到真正需要思考和反思的地方。而这一点结论实际上和社会学家们作出的论断不谋而合。齐美尔就说过：城市生活中，如果对每一件事物都感到惊奇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无法继续了。生活的必要性最终在大城市中造就了一种冷漠和习以为常的心态。而尼古拉斯・卢曼的法律社会学同样指出法律制度对于一再重复的社会场景的某种简略和压缩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个体的习惯性的实践行为构成的秩序是以明确的法律规则为基础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忽略掉了关键细节理论的抽象虚构。在现实生活中，某种由足够多的个体习惯支撑的社会实践行为运作良好的时候是不需要意识到规则的；而只有在作为其基础的规则被质疑和破坏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规则的存在。规则并不是不存在，但有效的规则在现实运作中其存在状态是一种与个体心理与意识紧密结合的超越了文字的复杂形态。

法律规则会向个体习惯转化这个微观过程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法律规则秩序的实现并非只能依据每一个体知晓法律规则，运用法律规则这一路径。就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而言，更大程度上，法律规则是被个体转化为个体习惯之后获得实现的。每一个个体知晓规则并运用规则固然可以建立秩序，但更大范围内更加稳固和更加平滑流畅的社会秩序却是一个隐于无形的背景，就像一个使用母语的人已经不再意识到使得语言交流得以可能的语法规则。规则隐没，交流却更加顺畅。这种秩序形成的基础是一个个体“遗忘”规则却实现了规则的过程，或者说，把社会规则转化为个体习惯(habit)的过程。法律规则和个体习惯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法律规则和个体习惯之间是一个相互渗透转化的过程。真正的法治并不是人人成为了法律专家并在理性的计算之后去遵守这些规则的结果，而是人人把法律规则转化为了不假思索的个体习惯的结果，结果在“遗忘”法律规则的过程之中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法律规则之治。建

立在下意识甚至无意识的个体习惯基础之上的法律规则会给予法律规则更大的支撑，使得法律拥有更大的力量。

规则可以向个体习惯转化这一点使得我们对法律规则与个体行动以及个体行动建构的社会秩序的理解可以超越简单的(法律)规则一(个体)行为一(社会)秩序这一简单的互动模式，而让我们看到现实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人”这一主体的力量和作用――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个体习惯是个体行动的影响因素甚至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对于传统的法治观念也能够提供不少新的启迪。

毫无疑问，法律规则的存在是为了影响个体的行为并由个体行为的协调形成法律秩序。而当我们经过分析发现规则会在现实生活中内化为个体习惯并“取代”规则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法律规则如何才能够拥有个体习惯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只有具有了个体习惯的影响力，法律之治才会具有更大的潜在的生命力。具有了个体习惯特征的法律规则才会具有更大的生命力，因为这些秩序不再仅仅是苍白的条文，它们是建立在人类的心灵之上的生活场景。这些“被遗忘”的规则在个体习惯中转化成了个体的潜意识状态，自然而然地导向规则建构的方向和秩序。这种潜意识的巨大力量使得一旦这种个体习惯被导向的方向和生活秩序被打乱，个体会迅速地作出反应并试图将这些扰动消除并恢复秩序。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规训，具有更加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依赖个体习惯所创造的秩序更加具有生命力。麦考密克对个体习惯的反思同时是对过去法律实证主义的一种反思。法律实证主义总是强调个体理性作为法律秩序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但对个体理性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过程却是一个空白的环节。以往的规则指导行为这一简单解释模式忽略掉了这一过程中许多真实而生动的细节。而麦考密克对规则向习惯转换这一事实的强调可以说正是对人类规则与秩序关系的一种现实角度的观察反思。这是麦考密克用现实主义方法视角对于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

二、法律必须被遗忘?――法律规则的理想标准

麦考密克对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习惯与法律规则的互动的真实状况的揭示的意义是：他提醒我们法律规则并非始终以规则的形式被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意识到，法律规则会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转化为个体的习惯。而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法律规则会完全地融入个体社会实践中而被使用者“遗忘”。这一“被遗忘”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法律规则所应当具有品质。这一理想性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概括为“法律应当被遗忘”。

这并不是一个主张法律虚无主义或者“无为之治”的主张。麦考密克只不过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对规则无所不知的“法律理性人”无时无刻“知晓法律，运用法律”的抽象幻想，而是从一种现实主义的角度结合认知科学提醒人们注意现实生活中真正在进行实践的“人”的真实思维和存在状态，以及这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可能会对法律的运作产生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类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中，人的确是“忘记”规则在生活的。在菜市场买一把青菜的时候，谁也不会想起这是一个缔结合同的复杂过程。我们只是“知道”在这个社会场景中其他人将会作何反应。这一过程是如此之自然以至于我们根本不会去想到法律规则的存在。这种“知道场景”的认知形态更接近于真实生活中的实际。我们不是记住一条一条的规则，而是记住在一个整体的场景中怎样作出反应才是适当的。对他人行动应当有怎样的期待是凝固在我们对与生活场景的记忆中。

需要注意的是。麦考密克提出的关于法律规则向个体习惯转化的问题并不是否定规则，相反，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在于追问怎样使成文法律规则与个体心灵结合获得生命力。因为只有具有了个体习惯性的规则才能成为“活法”，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实现法律规则本身存在的目的。也只有具有了个体习惯性的法律规则才能圆融地与个体生活融为一体，才会使规则的使用者忘记自己是在使用规则，而规则意图塑造的秩序却在被“忘却”的地方得以实现。而要做到使立法规则具有习惯与生活的无缝连接，这需要的不仅仅是高超的立法技巧。更需要注意到并协调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个体对法律规则以及法律规则的承认和接受。制定法律规则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法律规则在现实生活中“活”下去。而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如果离开了日常生活中行为实践者的行为与态度的支撑，离开了应当服从法律规则的共同社会意识和个体习惯，任何规则都有被架空和边缘化的可能。

关于规则怎样才能具有能够被承认和接受并能够具有被自觉执行的力量这一问题立法者尤其关心。法律社会学派的埃利希提出了“活法(livinglaw)”的概念，认为“活法不是在法条中确定的法，而是支配生活本身的法”。提倡在立法上“必须考虑在其社会关系中的整个法律，同时也必须将法律条文置于社会场景之中”。哈耶克则赞扬英国的普通法制度的灵活性和它与习惯的密切关系。中国的立法实践工作经验则不遗余力地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观点和实践都是意识到了成文法律规则与社会实践习惯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并试图使法律和习惯之间的这种间隙不会成为影响法律实行的障碍，并最终能够实现在法律中被“遗忘”的法律目标。

结语

篇5

【关键词】体育游戏；群体性活动；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 G8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1)06-0004-02

体育游戏是以体育动作为基本内容，以游戏为形式，以增强体质、娱乐身心为主要目的的特殊的体育活动。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健身性、趣味性、规则性；它有很多可取的素材（几乎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都可以拿来当作体育游戏的素材）；采用假设与虚构的方法（游戏中角色的承担和故事情节的虚构）；它具有教导社会规范（人的社会适应）的特点。其中体育游戏的趣味性特点是体育游戏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体育游戏的魅力所在，体育游戏的教导社会规范特点是体育游戏的最大价值所在。

人与社会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人社会便不成其为社会；离开社会，人也不成其为人。人的社会化是人由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青少年儿童正处在这个社会化过程的初始阶段。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是实现国家兴旺发达的后继力量。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时期，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生活中的角色适应，包括家庭角色以及家庭、学校、学习、娱乐中的角色转换与人际关系等的适应。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是青少年社会适应良好的基础，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应变能力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是青少年社会适应良好的保证。体育游戏因其具有的特殊色彩的运动形式，决定了它对处在自身社会化关键时期的青少年一代社会适应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自我意识、社会交往、社会认知、社会应变能力、意志、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等社会适应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功效。

一、体育游戏中的规则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作用

体育游戏是一种规则游戏。所谓‘规则’既是法则、法规、规矩，它是我们做一件事必须遵循的准则，俗话说‘不依规矩不成方

圆’。有了规则，人的活动才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展。孩子要成长为一个社会人，必须具备一定的适应社会的能力，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习俗和文化，因为按规则办事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基本准则。在体育游戏中规则不仅构成了游戏的节奏，创造着游戏井然有序的形式，同时，也调节和约束着游戏者的行为及彼此关系，从而使游戏得以公正、安全、顺利进行。由此可以看出体育游戏的规则既是游戏顺利进行的保证，同时也是评定游戏胜负的依据。

游戏规则往往是建立在公正和道德判断的基础上的，它融合了不同群体和个体，甚至是不同民族的伦理标准和共性。游戏规则的建立是全体成员内心的需求和共同的心声，参与游戏，游戏者都会自觉遵守游戏规则，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这个游戏群体的约束，在游戏中也会注意克制自己爆发的一些有悖游戏规则的各种情感冲动。青少年儿童在游戏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规则的服从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会迁移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去，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从而规范了他们的社会道德行为意识和社会行为方式。游戏正是运用它的规则来培养人们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来进行合作的意识，从而让他们更好的适应社会。

二、体育游戏的群体性因素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作用

分层教学，工学结合实习教学是指在工学结合实习工厂进行的实习教学。大力发展中职教育已成当务之急，体育游戏是一种群体性活动。所谓群体是指一个能达到一定共识、有一致认同感的集体，它往往是由人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所构成。群体具有较强的行为一致性和凝聚力。体育游戏中的群体往往是一群具有共同话题、兴趣爱好，在体育运动技能上有一定水准或要求在体育上有较高突破的学生的集合体。斯坦福大学的腾飞是高教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集合在一起一般是出于寻找亲密朋友、提高运动技能、满足自我价值得到认可等目的。确保其真正落到实处，因而这种情感的维系心理具有很强大的凝聚力。其他农业、科技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外部管理机制。在这种凝聚力之下，根据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层次、类型、规格、规模的实际需求确定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教学内容以及每个专业的招生规模，成员之间自觉相互交流学习，容易被忽视或被物化的东西所掩盖，共同探索创新为这个群体争夺荣誉、创造成就，还有独到的求职信息的求职经验,实现共同目标，尤其是游戏终末取得的胜利按照CIS的要求，使他们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满足，重新确定农村职业教育的目标。从而在内心更加以加入这个群体为荣，久而久之共同推动学校CIS目标的最终实现。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了他们对社会的更好适应。

当今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孩子，和成人一样有着较为强烈的合群需求。游戏群体是青少年儿童在家庭之外所接触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初级群体。游戏群体对其成员的社会化极少带有强制性，加之固有的娱乐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而成为青少年儿童最感兴趣、最容易产生较高心理认同感的群体。青少年儿童在参与游戏这种群体性的活动中，除了满足他们的人际交往需求以外，他们的各种情感得到了释放，他们的个性也得到不断的完善。我们说一个人对社会的适应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自身对他人的适应，能够成功的与人交往，与人沟通是人与社会适应最直接、最客观的体现。

三、体育游戏中的角色体验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作用

角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它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一个中介，每个人成为一个社会人，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像今天我们作为学者，有的人可能觉得有使命感，要扮演“知识分子”、“社会良知”这一类角色，也有的可能只是做一个“研究者”的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对某个群体――角色的担当者――的期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了义务、使命或者规范，有一整套的意义在里面。这些东西会被逐步建构起来、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与社会的期待相适应。

（一）在游戏中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去除儿童的中心化意识

任何一个体育游戏都是由一定的游戏角色以及角色之间的互动所构成，这些角色不仅具有游戏中所特有的含义，往往也包含了某种现实社会角色的符号或模拟意义。现代家庭的孩子几乎都是独身子女，因为父母以及长辈的宠爱，导致他们的中心化意识比较强。通过参与游戏，在游戏中进行不同的角色体验，有利于去除他们这种中心化意识。例如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中就有三个角色：强悍、凶猛的老鹰；坚强勇敢的母鸡；机灵敏捷的小鸡。三个鲜明角色各自都有自己的使命。青少年儿童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由于形形角色的承担，他就会身临其境那种如果我不是我的角色中，这种角色体验使得他学会换位思考，于是，他会站在他人的立场反省自我，同时也会从自我的角度来理解他人，从而去除他们的中心化意识，让他们更好的理解社会、适应社会。

篇6

《大卫的规则》讲述了一个家庭在教养自闭症儿童大卫适应规则世界时经历的艰辛和痛苦。大卫是一个因智力缺陷而没有规则意识的人。他的行为处处和规则相违背。他会在租片店里大声喊叫，“一定要把电视上播放过的电影都寻找一遍”，“把每一部电影的分类念过一遍”，“念得很大声，全租片店的人都听得到”。这种没有规则意识的行为让陪伴他的亲人倍感尴尬而无奈。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大卫的姐姐，通常负责照顾大卫的凯瑟琳一直努力教授大卫一些正常生活的规则。大卫对于这些规则非常愿意接受，但是他无法接受“可能”或者“看情况而定”这样的意识，脑子里只有刻板的规则，而且要“斩钉截铁”地执行。凯瑟琳告诉他：“如果有人跟你说‘嗨’，你也要回声‘嗨’，这是规则。”当凯瑟琳和别人问话，对方直接回答问题的时候，大卫就在旁边大声喊“如果有人跟你说‘嗨’，你也要回声‘嗨’，这是规则”，从而惹来了诧异而猜疑的眼光。

凯瑟琳告诉他另一条规则是“地下室的门必须关上，这是规则”。大卫只要看见地下室的门开着就跑去锁上，甚至将待在地下室里取东西的凯瑟琳锁在里面，害得她差点出了危险。一旦有机会到别人家，大卫就固执地推开一扇又一扇门寻找地下室，坚持要将地下室上锁。

大卫没有能力去理解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但是为了适应社会，凯瑟琳不得不告诉他更多的规则。当大卫在校车上遭到同学嘲笑，而大卫回报以笑容的时候，凯瑟琳不得不告诉他“有时候人家笑是因为喜欢你，但有时候人家笑是想伤害你”；当大卫屡屡大声询问而得不到回答时，凯瑟琳就告诉他“有时候人家不回答是因为没听见，但有时候是人家不想听见”。

大多数孩子不需要学习这些规则，他们会在成长过程中自然适应。可是对于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来说，这一切都要耐心细致地讲解，才能使他懂得怎样和人交往。因为有这样一个孩子，凯瑟琳一家吃尽苦头。除了繁复累人的复健诊所的专业治疗，每天为大卫的错误“收拾残局”，更为烦恼的是，他们的家庭开始滑向“异常”。凯瑟琳害怕街上人们“可怜同情的眼神”，“盯着看的感觉”；不敢邀请好朋友到家里，更不敢带着大卫去参加朋友的宴会；也因为大卫的关系，一些社区活动“其他人都被邀请，只有我们没被邀请”，这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让这个家庭，尤其是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盼望融入社会的凯瑟琳受到极大的伤害。她有一种很深刻的“撕裂”的感觉：“我觉得好像被撕成两半，一半的我想逃到朋友中间当个正常的人，另一半又害怕把大卫单独留下，他自己是没办法生存的。”这种感觉深藏在凯瑟琳心头，她很想找个朋友倾诉一下，告诉别人她“被劈成两半是什么感觉”：“一半的我在学校和同学的正常世界里，另一半的我在大卫那个凡事都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世界里。两边的世界我都找不到归属感。”

凯瑟琳的精神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她一方面给大卫越来越多的规则；另一方面，自身也开始陷入规则——她开始自我封闭，缺少信心，给自己制定束缚自己的规则，最后陷入“自我”的精神陷阱。

西西亚·洛德对于“特殊儿童”的心理刻画是非常真实的。它展示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但是却有着独立意识和尊严的特殊世界。这里面典型代表就是残疾人贾森。贾森是一个坐轮椅的孩子，他不会说话，只能用手指着一张张写好的字卡“来告诉他妈妈是要喝水、上厕所，还是为什么事生气”。因为字卡有限，所以他要表达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所幸的是他头脑很正常，能够听懂别人的讲话。贾森不懂正常世界的规则，但是他却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世界。他从来不为外面“异样的眼光”所触动，不因为自己是一名特殊儿童而感到羞愧或者自卑，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尊严意识。当凯瑟琳画出图画让贾森在图片上站立起来时，贾森不接受，他并不回避身为残疾的事实并且习以为常；当凯瑟琳陪着贾森一起在外面散步时，凯瑟琳遇到熟人会藏起来，下意识地进行回避；而贾森却能尽情欣赏海水的美丽，还想象用更好的字卡来形容这种感觉；当凯瑟琳快速推着轮椅让贾森体会“跑”“很快”这样的感觉时，贾森积极响应并且潇洒地“跟大家挥挥手”。到了最后，凯瑟琳因为缺少自信而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跳舞，自己陷入了自己的规则，而贾森却毫不怯懦愿意参加这样盛大的舞会，坐着轮椅“滑向大厅”，“掌心打开”，“把手举高左右摇晃”，并且鼓励凯瑟琳也打破规则，“像一百八十度转弯改道一样”，重新“就绪、起飞”。贾森是一个无法行动无法言语的残疾人，但他没有规则的活法远远超过了凯瑟琳。《大卫的规则》通过对贾森这位特殊儿童的塑造，赞美了他们对自我的尊重和完整人格的崇尚。

《大卫的规则》用一种类似哲学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规则这个隐形存在的人类规范。西西亚·洛德毫不否认规则对于社会运作的有效作用，但是她更加关注规则对于特殊群体的伤害。正常的规则貌似合理，但他们对一个拥有特殊儿童的家庭，却有着无形而可怕的杀伤力。贾森本身没有规则意识，但是他拥有“规则以外的世界”，那是一个人性无拘无束而充满自尊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提醒我们对于社会特殊人群的态度：在我们付出了热忱和关怀之后，是不是还要有更真诚的态度和破除规则的思维，全心全意给他们理解和尊重？把他们当成完整的人像我们自己一样去平等对待？而不是以“另类的眼光”或者“同情、诧异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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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005-02

冲突法是国际私法的特有研究范畴，是国际私法的核心和灵魂。国际私法是调整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而冲突法就是一种主要的调整方法，通过适用冲突法规范找到该民商事法律关系应受何国实体法调整，从而确定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之所以称之为冲突法，是因为它的适用在于解决各国之间（包括各区域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冲突问题。在国际私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冲突法理论的重要地位和深厚基础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若将冲突法纳入整个法学体系中，它的法理学基础似乎就不那么清晰明确了，以至于法学界各学者观点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现有的关于冲突法性质的理论观点进行再认识，旨在探寻冲突法真正的法理学基础，明确其法理地位，以求抛砖引玉，求教于专家。

一、问题的提出与现有观点

传统冲突法理论认为，冲突法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是指明某一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国法律的规范，因此又被称为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结构，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要素构成。

而传统的法理学理论认为，法律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具有特定内在结构并以法律条文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行为规则。法律规范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规范本身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假定、处理、制裁，它们构成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

可见，传统的冲突法理论虽然把冲突法界定为法律规范，但是冲突法本身的特征却没有一样是符合法律规范的，甚至是相左的。试问如此认定冲突法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何在？一个没有法理基础的冲突法理论又如何能在博大的法学体系里站住脚跟，在理论乃至实践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有鉴于此，笔者也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形成了如下几种主要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律规范所包含的范围已经不全面。在法理学中，应该把法律规范分为法律规则和特殊的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就是那些包括规定权利、义务、责任标准和准则的规范，而特殊的法律规范则包括法律选择规范、法律适用规范，还有一些定义性、解释性的法律规范，冲突规范就是其中的法律选择规范。

另一种观点虽然也否认现有法理学理论的不足和相对滞后，但是却认为冲突法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法律规范，而就是一般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作为逻辑上周延的冲突规范，仍然具备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三要素：“假定”体现在“范围”部分，同时还包括隐含的“涉外因素”；“处理”体现在“系属”部分；“后果”则体现在其他法律条文之中。

最近几年，似乎又有一种新的认识日趋成为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冲突法的性质不是法律规则，而是法的技术性规范。法的技术性规范是指那些不能单独调整某一社会关系，即本身并不规定权利和义务，但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则适用所需的那些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并不否认冲突法是法律规范，只是不是法律规则或者什么特殊的法律规范，而明确其为法的技术性规范。

二、质疑与再认识

综合以上几种主要的关于冲突法性质的理论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理论上的纠缠不清是源于学界并未深入研究有关冲突法的一些法理学基础问题，比如究竟冲突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法？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法的技术性规范？抑或是其他性质？只有搞明白了这些基本问题，才能为冲突法找到其法理学基础，从而更加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乃至整个法学体系。而若只一味关注部门法内部关系，却忽略整个法律体系框架内法律之间关系，则自然阻碍了我们对冲突法性质的法理思考。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然后再更好地重新认识冲突法的性质问题。

（一）法律概念的再认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规范一词的含义是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如技术规范、行为规范。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的标准，即为法律规范。由于法律对于一般人的行为的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特征，人们往往把法律称之为法律规范，并用法律规范来代指整个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突法与冲突规范往往被人们等同视之。然而从法的构成要素角度来说，简单地把冲突法视为冲突规范的表述是不尽严谨合理的。笔者认为，学者们习惯将冲突法表述为冲突规范，仅仅是在肯定冲突法的社会规范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冲突法在性质上就是法律规范。因为法律规范是一个法理学概念，它有自己的法理意义和逻辑构成。

规则的含义则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条例和章程，如行为规则，游戏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出来的规则就是法律规则。从汉语本意上，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在我国的相关法学著作中，这两个词语也往往是相互通用的。而在西方法理学中，法律规范则是法律规则的上位概念，西方法学界不仅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而且认为法律规则仅仅是法律规范中的一个要素。凯尔森就提出：最好不要把法的规范与法的规则混淆起来，因为法的创制权威所制定的法的规范是规定性的；法学所陈述的法的规则却是叙述性的。近年来，受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多主张法律规范是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三要素构成。

（二）法律性质的再认识

在法理学上，冲突法并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定义和构成，因为它既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也不是抽象的法律原则，更不属于法律规则，它应该是法的技术性规定。

首先，冲突法一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或一个仅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只是对法律用语所进行的立法解释，法律原则是调整某一领域或全部社会关系的概括性的，稳定性的法律原理和准则，而冲突法则是源于不可避免的法律冲突，一般来说，只要两个法律对同一问题做了不同规定，而当某种事实又将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定联系在一起时，法律冲突便会发生。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加剧了人们在法律上的交往和联系，同时也加剧了这种法律冲突的凸显。为了解决法律冲突 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难题，法学家们早在13世纪的时候就创造出了这种特殊的解决方式——冲突法，即规定当出现法律冲突时应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法。因此，冲突法远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或法律原则所能涵盖的，它是法学家们创造性地应用法律的具体体现，反映着法学本身的发展变迁。

其次，冲突法也不是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是对某种事实状态的法律意义或法律效果作出的明确规定，是具体规定当事人的某种权利、义务或责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规范，具有极强的明确性和普适性。法律规则还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结构，尽管国内外学者有“三要素说”（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要素说”（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新三要素说”（假定、处理、法律后果）等不同见解，但都不外乎承认法律规则有其特定严谨的逻辑结构。比如《合同法》第10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就是一条包含完整的三要素逻辑结构的法律规则，其中当事人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是假定条件），一方不履行合同或履行不合约定是行为模式，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是法律后果。而在冲突法理论里，冲突法是知名某一国际民商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法，是选择适用法律的法。以我国为例，2011年新出台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是我国的冲突法，它用以指导我国在涉外民事关系存在法律冲突时，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如该法第23条规定：夫妻人身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也就是说，当法官处理涉外夫妻人身关系案件时，在法律适用方面，首选的应该是夫妻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其次才是共同国籍国法律。至于法律如何规定夫妻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则不在本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冲突法里类似这样的法条占绝大多数，从性质上说，它更像是为法官设立的裁判准则，缺少法律规则具有的普遍性，同时多了一些专业性，这也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普及性远不及《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的原因所在。从结构上说，它是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前者是该法条所要调整的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或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如上例中的“夫妻人身关系”；后者是该法律关系或法律问题所应适用的法律，如上例中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和“共同国籍国法律”。这和法律规则的“两要素”或“三要素”的逻辑结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假定”体现在“范围”部分，同时还包括隐含的“涉外因素”还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在冲突法的法条里实在找不到所谓的“行为模式”或者“法律后果”部分。

最后，冲突法应该属于法的技术性规定。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指创制和适用法律规范时必须应用的专门技术知识和方法，是法律文件中的技术性事项，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法的生效时间、法的溯及力问题、法律解释权、宪法中有关国旗国徽国歌等的规定。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法的构成要素之一，它不同于法的技术性规范。虽一字之差，但它们二者所属的法理学范畴已大不相同。在法理学中，法的概念要高于法律规范的概念，而法的技术性规定是与法律规范一样，同属法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法的技术性规范则是法律规范的下位概念，仅属于法律规范的一种。之所以说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法的要素之一，是因为如果没有法的技术性规定，法律规范在执行和适用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损法律的尊严。比如几乎每部法律的附则部分都会规定该法的生效时间，这种法条当然不是什么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等法律规范，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也会使该部法律的适用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它也是法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是法的技术性规定而已。这种条文一般在一部法律里面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并不足以影响整部法律里大多数法条法律规范的性质。所不同的是，在冲突法里，这种规定技术性事项的法条则是占绝大多数的，因为冲突法本身就是通过“系属”中的“连结点”的指引，指导和辅助法官找到该“范围”所应适用的规定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法。正是“连结点”的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冲突法素有“桥梁法”之称，而这也更体现了冲突法法条的技术性特点。因此，冲突法的性质应当由其中的大多数法条的性质决定，它是法的要素中的技术性规定。

三、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冲突法既非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也非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或者叫法的技术性规范，从法的构成要素上来说，它就是一种法的技术性规定。学界之所以叫冲突法为冲突规范，并非是从严格意义上的法理学基础上分析得出冲突法就是一种法律规范，而仅仅是从承认冲突法作为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角度来说的，确切地说，我们应该称之为冲突法规范可能更为合理，以区别于法理学中的法律规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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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言语行为(speechact)指人们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Malinovski)于1923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马林诺夫斯基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来研究语言的功能，认为与其把语言看成“思想的信号”，不如说它是“行为的方式”。在语用学兴起后，这一术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言语行为被理解为人类实现目的的一种活动，构成人类总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的行为总要受到社会规约的支配，言语行为也就被看成受各种社会规约支配的一种行为。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一曲)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后经塞尔(J．R．Searle)的完善和发展，成为哲学、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成为现代语用学核心内容之一。

一、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奥斯汀认为，传统语法把句子按其功能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类型，这不利于人们对言语的理解和使用，因为同一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他认为不少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或帮助完成许多行为。奥斯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表述句与施为句

在《以言行事》中，奥斯汀首先区分了表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很久以来，哲学家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或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居其一，别无他用，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哲学家历来关心的只限于陈述的可验证性(verifability)，即如何验证某一陈述是真实的或是谬误的，以及如何规定某一个真实的陈述必须满足冉辱条件等。奥斯汀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不过是假陈述”(pseudo—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仅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有时没有必要也无从区分语句的“真”或“假”，因为有些句子一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而行为只有适当不适当之分，没有真假之分。奥斯汀主张区分有真假之分的句子和有适当不适当之分的句子。有真假之分的句子为表述句，其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和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所表述内容是可以验证的，即或是真实，或是谬误；有适当不适当之分的句子为施为句，它们不具有报道、描述和表述的功能，却具有实施某些行为的功能。施为句的话语都是不能验证的，它们无所谓真实或谬误。奥斯汀用了四个例句来说明这类话语：1)Id0(用于结婚仪式过程中)；2)InanlethisshipElizabeth(用于船的命名仪式中)；3)Igiveandbequeathmywatchtomybrohter(用于遗嘱中)；4)Ibetyousixpenceitwillraintomorrow(用于打赌)。在特定的情况下，特定的人说这些话实际上构成了某些行为的实施。换言之，说话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作陈述或描述，而是在完成某一动作，如结婚、命名、遗赠、打赌。

(二)言语行为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

奥斯汀强调，施为句虽然没有真假，但仍有一些条件必须满足，否则就不能起到实施行为的作用。通过话语成功地实施行为，第一个条件是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必须存在实施这个行为的合适的对象。例如，没有手表，就谈不上遗赠手表。第二个条件是说话人必须具有诚意，缺乏诚意则不能有所为。第三个条件是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如果没有合适的程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说出，言语行为不会奏效。同样，即使人员合适，如果场合不对也不行。如英国女王在家里说“InamehteshiptheQueenElizabeth”，这句话也不会奏效。对有些施为行为，有关人员的思想状态至关重要，如一个实施许诺行为的人必须准备兑现自己的诺言。

(三)言语行为三分说

随着研究的深人，奥斯汀意识到某种意义上每个句子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不是只有施为句才有这种功能。就连像“state”这样典型的描述性、叙事性动词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当一个人说“IstatethatIamresponsibleforit”，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承担了一种责任。于是，奥斯汀又把人们说话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分作三类，即“以言指事”(1ocution)(又叫言内行为)、“以言行事”(illocution)(又叫言外行为)、“以言成事”(perlo．cuifon)(又称言后行为)，或称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指事泛指一切用声音说出的有意义的话语；以言行事涉及说话者的意图，如：断定、疑问、命令、描写、解释、道歉、感谢、祝贺等；以言成事涉及说话者在听话者身上所达到的效果，如：使之高兴、振奋、发怒、恐惧、信服等，以促使对方做某事或放弃原来的打算。每一个话语都同时完成三种行为。例如，A对B说“Closehtedoor”，这是言内行为；A的意图是让B关门，这是言外行为；B听了A的话后，把门关上了，达到了说话的效果，这是言后行为。可见，言语行为理论对于解释言语行为的意图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奥斯汀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1)评价行为类／裁决类(verdictives)：表达裁决或评价，如法官或裁判的裁决。2)施权行为类／行使类(ex—ecutives)：表达权力的实施。3)承诺行为类／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承诺或者宣布意图。4)论理行为类／阐述类(expositives)：用于解释、阐述、论证。5)表态行为类／表态类(behabitives)：用于表明态度。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出了大量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将言语系统化，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acthteory)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言语行为的原则与分类

塞尔不是简单地继承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理论对孤立的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活动一样是一种受到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这些规则区分为调节规则(regula—ifverules)和构成规则(consittuitverules)。调节规则调节先前存在的行为形式，这种活动的存在逻辑上独立于规则的存在；构成规则不仅调节而且创造或规定新的行为方式，这种活动在逻辑上是依赖于规则的存在而存在的。[6奥斯汀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假设：一种语言的语义学被视为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并且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塞尔继承了奥斯汀的“意图”论，认为说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言语活动，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

塞尔在研究和继承的基础上，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修正为以言行事理论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改造为命题内容和以言行事。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除了一般的输入和输出条件外，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本条件(essential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第二，命题内容条件(con—tentconditions)：说话者在说出一个语句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在表达命题时，说话者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第三，预备条件(preparatorycondiitons)：1)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所要做的事是符合听话人的利益的，但这件事并非是他经常做的；2)讲话者在事情的正常进程中将去实施某一行为，这对讲话者和听话者来说都是不明显的。以言行事要有一定的要旨(point)。语言中有一种最小努力原则在起作用，体现为以最小的语言努力去获得最大的以言行事结果的原则；第四，真诚条件(sinceirty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在这四个条件中，第四个条件具有构成规则的范式，而第一到第三条件则与调节规则相对应。在将“合适条件”(lfexibilityconditions)(保证言语行为得以成功实施的条件)作为使用恰当的以言行事指示语的规则的过程中，塞尔还提到“表达原则”，认为它可以单独地使基本上是语用上的言语行为的分析与字面意义的语义分析相一致，这样就可以把言语行为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为偏重于语义的言语行为理论(semantically—oriented)，另一类为偏重于语用的言语行为理论(pragmatically—oriented)，前者关注显示言语行为特征的表达式的分析，而后者将交际过程作为其出发点。

塞尔将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类，他把他的分类建立在以言行事(ilocutionary)与语法(gram—matica1)指示词和不同的言语行为所确定的不同的“词语”与“世界”的关系上。这五类言语行为是：1)断言类(assertive)，以前也称描述类(repre．sentatives)，指描述世界上的状况或事件的言语行为，如断言、主张、报告等；2)指示类(directives)，说话者想使听话者做某事，如建议、请求、命令等；3)承诺类(commissives)，指说话人表示将要做某事的言语行为，如许诺、恐吓等；4)表达类(ex．pressives)，在这种言语行为中，说话者表达自己对某事的情感和态度，如道歉、抱怨、感谢、祝贺等；5)宣告类(declaratives)，指能改变世界上某种事态的言语行为，例如法庭上法官说：“Guilyt!”，被告便成了罪人。

(二)间接言语行为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一个人直接通过话语形式的字面意义来实现其交际意图，这是直接的言语行为；当我们通过话语形式取得了话语本身之外的效果时，这就称作间接言语行为(indi—rcctspeechact)。简单地讲，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做某一言外行为来做另一件言外行为，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或者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塞尔提出了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对“怎么用意”作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所谓对字面用意做出一般推断，实际上就是根据话语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立即推断出间接的“言外之力”(语用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复杂，也较不稳定。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按习惯就可以推断话语的间接言外之意，但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却主要依靠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

间接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句，祈使句不是祈使句，疑问句不是疑问句的情况比比皆是。有时候，发话者说出一句话，借此表示该句字面意思，但同时又表达字面之外的其他含义，也就是说，话语意义与语句本身意义不完全一致。如：“Can yougivemethe book?”字面意思是询问听话人是否有此能力，但其言外之意则往往是请求。该请求是以询问形式发出的，但还要表达请求这一言语行为。至于如何理解像“It’Scoldinhere．”这类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旬，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发话者可能真的是陈述这一事实，也可能是请求对方关上窗或门，或打开电暖气。遇到这种情况时，听话者需依赖语境、双方共知或语用推理等等才能奏效。

间接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间接言语行为理解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有时取决于语境，有时取决于听话人的身份、背景等，有的还取决于听话人的分析、推理能力。因此间接言语行为句的理解已不单纯是语义范畴，还包括语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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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结构；不规则设计

中图分类号：TU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引言

如今是城中村改造的时期，从中就会有许多不规则的建筑结构是不可避免的，也正是这些造型新颖别致的不规则建筑物的出现，给人民的居住环境带来气象万千，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因此，对不规则结构不应一味地排斥、拒绝，而应当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只要深入领会规范的精神，把握住工程的实际情况，抓住优化设计方案，合理选择计算方法和计算参数，认真分析薄弱部位和地震力调整，强化抗震构造措施等设计环节，就能使不规则结构的设计问题迎刃而解。

一、特征

（1、第一类：平面不规则结构。一是扭转不规则：位移比大于1.2。二是凸凹不规则：①平面狭长，在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7度时，平面长宽比大于6.0（8度时大于5.0）；②凹进太多，平面凹进一侧的尺寸大于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的0.35（8度时大于0.3）；③凸出过细，凸出部分的长宽比大于2.0（8度时大于1.5）。三是楼板局部不连续：①楼板开洞凹入后，有效楼板宽度小于该层楼板典型宽度的50%；②开洞面积大于该层楼面面积的30%；③采用细腰形平面；④有较大的楼层错层。

（2、第二类：竖向不规则结构侧向刚度不规则：①楼层侧向刚度小于相邻上部楼层的70%或其上相。邻三层平均值的80%；②高层结构上部楼层收进部位到室外地面高度大于房屋高度的20%，上部楼层收进的水平尺寸大于相邻下一层的25%；③高层结构上部楼层外挑，下部楼层的水平尺寸小于上部尺寸的90%，且水平外挑尺寸大于4m；④结构顶部取消部分墙、柱形成空旷房间。二是竖向抗侧力构件不连续：竖向抗侧力构件（柱、抗震墙、抗震支撑）的内力由水平转换构件（梁、桁架等）向下传递。三是楼层承载力突变：A级高层建筑的层间受剪承载力比小于0.8，B级高层小于0.75。

（3、第三类：复杂高层结构带转换层的结构、带加强层的结构、错层结构、连体结构、多塔楼结构等。4、第四类：超规范结构。一是超高结构，超过了规范规定的最大高度。二是超限结构，超过了规范规定的其它限值。三是新型结构，特指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建造的，规范没有涉及的新的结构类型。超规范结构由于其超过规范的限值，或违反规范强制性条文的规定，或没有现成的规范条文作依据，没有成熟的技术可借鉴，不论其平面立面的布置是否规则，都将其定为不规则结构，以便从严设计审查，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二、设计计算

1、优化设计方案：一是调整结构方案，加强结构抗扭刚度，减小结构平面布置的不规则性，避免产生过大的偏心矩。二是对平面凸凹不规则结构，可以设置防震缝或滑动铰支撑，形成多个较规则的抗侧力结构单元。三是对楼板不连续结构，可以设置拉梁或拉板，减少楼板的不连续程度。四是对楼层刚度突变和承载力突变的结构，应改进设计减少结构竖向的不规则程度。

2、选择合理的计算分析方法。一是多遇地震作用和弹性工作状态下的内力和变形分析第一阶段设计可假定结构与构件处于弹性工作状态，内力和变形设计可采用线性静力方法或线性动力方法。常用的结构分析方法有：（1）底部剪力法，适用于：规则的多层结构；规则的高度不超过40m高层结构。（2）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这是SATWE软件主要的计算分析方法，适用于：规则的多高层结构；一般不规则多高层结构；特别不规则的高层结构。（3）弹性时程分析方法，应采用二组实际强震记录和一组人工模拟的加速度时程曲线，其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即单条波计算的结构总地震剪力不小于按反应谱方法计算的65%，多条波计算的平均值不小于反应谱法的80%。SATWE软件包含该分析方法，其适用于：7度～ 9度抗震设防的甲类高层结构，复杂高层结构，特别不规则的高层结构。二是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变形验算。第二阶段设计是对大震下容易倒塌的不规则结构和有特殊要求的结构进行弹塑性分析验算，结构在大震下的薄弱部位，位移限值，塑性铰位置及其发生的时刻，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抗震构造措施。主要分析方法有：弹塑性时程分析方法和静力弹塑性（推覆）分析方法。弹塑性变形验算方法适用于：12层以下纯框架结构（可用简化的弹塑性时程分析验算）；特别不规则的高层结构；严重不规则的高层结构。该类结构除计算分析外，还应按建设部令111号规定，在结构初步设计阶段申报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应当指出，对高烈度地区重要的、标志性的不规则建筑物，由于其社会影响和经济利益巨大，必须提高抗震设防标准，由“中震可修”提高到“中震不坏”，因此对这类结构的关键构件和薄弱部位，应采用比规范更严格的抗震要求，如中震不屈服设计、中震弹性设计或大震承载力验算。主要措施是：①根据抗震设防烈度，提高最大地震影响系数，如采用中震或大震的影响系数；②根据扭转变形指标位移比的增大程度，适当从严控制地震作用下层间最大位移角的限值。

3、强化抗震措施。抗震措施是大量震害的教训总结，是众多专家学者设计经验的概括，是抗震计算结果的合理有效补充，尤其是对特别不规则和严重不规则的结构，由于其结构体系过于复杂，很难满足结构计算软件的技术条件和基本假定，精确的解析其实并不精确，计算误差往往很大，不符合工程的实际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抗震措施比抗震计算更重要！因此在规范中，抗震构造措施大多用强制条文书写，设计人员无论是否完全理解这些条文的含义，都应当坚决遵照执行。

三、电算参数设置

1、扭转耦联。从理论分析和工程实例计算得知，考虑扭转耦联影响的计算适用于任何空间结构，非耦联计算通常用于平面结构。因此，空间分析软件SATWE取消了是否选择扭转耦联的选项，在结构计算中总考虑扭转耦联的影响，显然这对扭转不规则结构的计算分析是十分有利的。

2、振型数量。《高规》规定，抗震计算时，宜考虑平扭耦联计算结构的扭转效应，振型数不应小于15，且计算振型数应使振型参与质量不小于总质量的90%。为了保证抗震计算结果准确，必须选取足够多的振型数量，使有效质量系数大于0.9。但振型数也不能取的太多，不能超过结构有质量贡献的自由度总数。SATWE软件计算振型数的缺省值为15，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自行修改。对于不规则的建筑结构，特别是具有弹性楼板，楼板开大洞，错层，跃层，多塔等结构，由于有质量贡献的自由节点数大大增加，选择的振型数也必须大大增加，才能确保有效质量系数大于0.9，使抗震计算结果真实可信。

3、双向地震。《抗震设计规范》强制条文规定，质量和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应计入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但“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如何衡量呢，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强制条文岂不成为可执行可不执行？建议设计人员将本文提出的特别不规则结构作为明显不对称、不均匀结构，考虑双向地震影响。

4、设置弹性楼板。当结构平面凹凸不规则，楼板不连续，楼板开大洞等情况形成狭长板带时，当连体结构采用弱连接楼盖连接两翼主体结构时，当采用框支剪力墙转换结构时，该部位的楼板不应采用刚性楼板假定计算，而应采用弹性楼板模型计算地震作用效应，即在SATWE软件特殊构件设置中将其设定为弹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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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境理论 城市规划 应用

Abstract: the Habitat (Habitat) refers to "individual organisms, population or 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ty. It is a specific area of the biological effect of ecological factors combined, and therefore Habitat than is commonly said environment has more specific meaning". Habitat contains biological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ne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make the biological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All kinds of habitat form the city the natural landscape.

Keywords: habitat theory urban planning applications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经济学中的GDP概念(国内生产总值)忽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值、功能的缺陷已经为人所共识。笔者认为，在现代规划领域也存在着有致命缺陷的“GDP”的概念和方法。这里的规划是指涉及到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规划，如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等。这个规划领域的“GDP”可以有两种全称：G00dDeStrctiVeP1anning(正当的破坏性规划)或GeoDestructiVeP1anning(破坏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规划)。虽然有两种名称，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土地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过度利用和破坏。

一、城市规划理论创新。旧的城市规划架构和内容可被称为城市规划的工业范式，它偏重对人工物质空间布局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忽视了人本身除了物质和经济以外应有的诸多需求，忽视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值和功能，越来越不符合时展的趋势。因此，近年来一直有学者呼吁要革新规划理论和方法，革新的关键是建立生态化的规划理论与方法，强调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值和功能。

近年来，俞孔坚等一直都在积极呼吁建设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并为此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十大景观战略和“反规划”思想，倡导以景观安全格局来解决土地生态安全和城市的功能结构等问题。史培军提出建立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体系，认为生态用地与其他生产生活等用地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以生态安全条件来优化土地利用格局。杨培峰和蔡云楠认为，生态学可以作为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重要依据。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的探讨是以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为科学基础的，但尚停留在哲学思辩的范畴内，还没有深入到具体可操作的理论和方法层次上，也没有将其提炼为规划的模式。笔者认为，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中的生境理论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可以为城市规划走向新的范式(生态范式)打下良好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二、生境理论及其应用。生境(Habitat)是指“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多处的具体环境。它是特定地段上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子的总和，因此生境比一般所说的环境有着更具体的意义”。不同的生物个体或群体需要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空间，不同位置、地点或地段的土地具有不同的生态或生存因子，因而其中可以养育的生物或物种也不同。生境包含了生物生存与繁衍所需要的资源与环境，并造就了生物和景观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生境组成了城市自然景观。与生态基础设施概念相比，生境理论是具体的、可量化的。例如，对日本大山雀（GreatTit)这种鸟类而言，在城市里，在250m的半径范围内必须至少有1．8hm2的树林覆盖面积(占250m半径面积的9％)，并且在1km内至少有其他三个生境才能保证其生存，因此10％以上的树林覆盖面积是城市里大山雀生存的现实指标，是大山雀物种的生境。

生境理论包含异质性、选择性(适宜性)、尺度性、结构性、指标性等原理。生境理论的作用之一是评价生境价值，据此保护生境，从而保护生态基础设施。可以采用生境中的物种多样性、稀缺性、自然性、面积、受人类干扰程度、代表性、研究和教育价值、有记录的历史和潜在价值等来评价生境的价值，从而确定其需要保护的等级，其中多样性、稀缺性和面积是最常用的指标。如果区域很大，则不可能调查所有的物种及其个体，在这种情形下可行的做法是分阶段进行评价：首先应使用简单廉价的方法找出潜在的关键地区，然后再利用准确而高昂的方法详细研究这些关键地区。

三、城市规划的生境方法

根据生境原理可以建立基于生境的评价和规划方法。笔者认为，基于生境的城市规划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生境规划阶段、经济社会规划阶段和规划评价与调整阶段。规划的技术路线是：以生境为核心，评价和划分生境等级，据此确定生境保护等级及生境空间体系，在此基础上确定开发建设的空间范围及开发次序，然后还要对规划的实施进行评价和调整，以使整个规划就处于―种动态和互动的过程。

3.1生境规划阶段.生境规划是对城市生境进行调查、划分、评价、分级和保护的规划。规划的思路是不断细分生境尺度等级和类型，然后据此评价和保护生境，遵从大尺度大类型、小尺度小类型、由粗到细的流程进行规划。大尺度区域可由地理单元或景观来进行生境划分，而小尺度区域可以按物种甚至生物个体来划分生境。国外已经利用生境方法进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

3.2经济社会规划阶段。 在城市的生境空间体系确定之后，进入经济社会规划阶段，就可对居住、工作、交通、游憩等用地进行安排。这与传统的城市规划有类似之处，即建设用地安排；但其与传统的城市规划也有明显的区别，即经济社会规划是在生态环境框架下进行的，因而其空间形态和结构将与传统方法所得的结果有明显不同。该方法与目前所使用的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规划)来确定城市发展空间和目标的“性质―规模一功能一布局”的方法大相径庭，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的。

首先，应进行城市的区域分析，以寻寻找和明确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确定城市的性质口功能。其次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生态安全目标集成为―个目标束，而不再只是确定经济、人口和面积的规模，而且目标束不是具体的数值(万人、亿元等)，而是对安全和发展水平程度的选择。再次，在生境体系的约束下确定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最后，进行具体的建设用地配置和布局。在生境约束下，道路网络有可能不再是规整的棋盘形，而有可能是围绕着生境展开的曲线形网络。其他用地，也可能是不规则的多边形，而不是规则的几伺形态， 这是生态与经济博奕的结果。

4. 对生境法的一些认识

4.1生境法与“反规划”法的区别。 “反规划”法的依据是生态基础设施概念。这个概念的外延很宽泛，包括了整个自然界，过于笼统和繁杂。而生境概念是比较具体明确的，有比较固定的定量研究程序。反规划法是景观层面的规划，它虽然也使用栖息地(即生境）概念，但没有具体的论述或方法。而生境具有尺度体系特征，可以兼顾各种空间尺度的规划。“反规划”法泛化了生态基础设施内涵，兼顾了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的保护。而生境法是从生物学和生态学出发对生境加以评价和保护，侧重生物多样性保护。总的来看，两种方法各有千秋。但生境方法有比较成熟的评价方法可以借鉴，因此比较通用，宜于为人们所认可。

4.2生境法的机制。生境规划方法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方法，在实施时应该建立新的规划编制机制，即多利益参与机制，在规划准备和进行过程中都应该有多种利益团体或力量参加进来。城市是由自然、政府、学术、企业、市民等多种力量组成的力量博奕矩阵。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城市规划及其实施是这个力量矩阵博弈的结果，因此生境方法本质上虽然属于生态学范畴，但其规划过程应由这个城市的力量矩阵共同参与和进行决策。

4.3生境法的意义. 基于生境规划方法建立的生境体系是生态基础设施的骨架，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核心意义。生境体系还是城市保留自然景景观和地方特色的关键措施，对于树立城市个性和魅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我国目前城市发展轨迹和景观雷同的状况下就更具现实意义。生境方法提出了生境多级保护方案，具有刚性和灵活性，这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模式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