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已建工程管理状况

（一）林州市

水利产权改制主要涉及机井、库塘等，形式有拍卖、承包、租赁、股份经营。其中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情况：一种是深井供水约占。管理模式有：、产权归集体所有，村委指定专人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个人承包，村委核定水价，电费、维修费、人员工资由承包者从水费中支付。第二种是引泉水供水约占。管理模式仍是集体管理，基本上是按人头收费，人均年收费元。第三种是吃旱井水窖水约占，“谁建设，谁管理，谁使用，谁受益”，产权全部归个人。

近几年，林州市在省、市水利部门的支持下，依据当地实际，大力兴建以乡镇水利站为主体的乡镇集中供水工程，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走出了一条农村饮水工程的新路子，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林州市东岗镇、姚村镇、城郊乡、合涧镇、桂林镇、茶店乡、原康乡、临淇镇等个乡镇以水利站为主体，建立了乡镇集中供水，解决万余人饮水安全，东岗镇水利站投资万元建成一套水净化处理系统（其中水净化处理设备万元），保证了饮用水的卫生合格。合涧镇投资万元，购置消毒净化水处理设备，保证了供水符合饮用水标准。

（二）汤阴县

年以来水利工程产权改革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竞价拍卖或承包。该方式以宜沟为主，水价由村两委制定，水价包括电费、管理人员工资、少量维修费。第二种方式是所有权归集体，管理人员由村两委指定或村干部或村电工代管，实行按方收费或按人收费。

从林州市和汤阴县饮水工程管理模式调查情况看，无论是个人承包制还是集体管理；无论是按方收费还是按人收费，其水价中都不包含折旧费，有的甚至连人员工资和维修费仍需村集体补贴。通过几年的运行，总的来看，情况基本是好的。首先，基本解决了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基本生存条件的解决，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人民安居；其次，水利基础产业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种植业、养殖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通过对水利工程产权政策的宣传、实施，水的商品意识，水利工程政策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接受；第四，在农村进行水利工程产改，可盘活水利资产，拓宽投资渠道，增加水利发展活力；第五，农村水利工程产改后，促进了用水量占的农村节水工作，这个社会效益是无法用金钱来表达的，对安阳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将起到积极作用。通过调研活动，也发现了一些在改制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出现的问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解决。详情在第三第四个存在问题和几点建议中谈。

二、××年项目区情况

（一）林州市

林州市××年计划围绕东岗镇、合涧镇、原康乡集中供水工程，优先解决项目区人畜饮水安全问题，即把项目区饮水安全村庄纳入集中供水范围，扩大现有集中供水规模。思路是：上级补助经费作为国有股埋设主管，建调节池等，村饮水工程经营者筹资建设支管和村内管网，收取的水费除上缴水利站外，即为自己的。

例如：项目区合涧集中供水工程，水源地有弓上水库和淅北渠，淅北渠归水利站管理，弓上水库归林州市水务局管理，从弓上水库引水，水库负责总干管，合涧水利站负责干管和调节池的建设、管理，每方水交弓上水库元。对下放水收元。郭家园村：口人，人均收入元，个自然村，原有深井四眼（米以下），淅河从村南穿过，户户有水窖。深井供吃水，每人年交费元，隔天定时供水。由于村庄地势不平，高差近百米，加深井水量不足，村内高处供水不正常，村民有意见，造成收取水费困难。为解决群众吃水难，决定改引水库供水，村委通过召开群众、党员代表会议，决定把此次饮水工程推向市场，由个人投资，竞价承包。××年冬，由高陆洲、程林虎、李如增人筹资多万元承包村内饮水工程，承包期年。年后，饮水设施仍归集体所有。饮水工程项目是，合涧水利站负责干管和调节池建设，调节池以下米管路和村内管网的完善由承包人负责。目前水费暂按每人每年元计收并详细规定了牛、羊、猪及建房交费标准，如建房用水按一层元，二层元计收，只羊，三头牛顶一个人水费。由于人均每年降低了近元水费支出，村民对饮水工程改制赞同，满意。

（二）汤阴县

项目区宜沟镇后李朱村，半岗半坡，人，亩地，户。拟建工程为：打米的机井眼，埋管到村内，建村内管网等，总投资近万元。拟改制方案一是把上级补助的万，全补助给个人，不再收回，其余部分，由个人竞标筹资，个人负责兴建全部饮水工程。二是如果上面情况没有人有能力建，则村委把修汤伏铁路时卖地款万元再补贴进去，个人再筹万元，工程基本上可完工。该办法，目前正在讨论中，需要通过详细算账才能明了。

五陵镇朱家营村：人，耕地亩，人均收入元，户，目前吃水靠多眼联户小口井解决。新建工程是打井，埋管，村集体没钱。拟招标建设人畜饮水安全工程，按照上级精神，股份制或承包制。

对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市、县、乡是积极的，而且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林州市乡镇集中供水工程管理模式；临淇镇临淇村农灌工程竞价承包农灌工程经营权，一次交清承包费模式；汤阴县宜沟镇竞标饮水工程经营权，一次交清承包费模式的方法值得推广，虽也存在欠缺，但主流是好的，要给予肯定。

当前，农村正在进行村级换届选举，对饮水工程改制有一定影响，换届结束后要加强工作，加快进度。

三、目前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村干部和群众对饮水工程改制认识模糊，观念陈旧，对改制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是积极想办法从制度上防止，而是苦等苦熬，要吃不上水都吃不上。对饮水工程，部分人认为自己投工投劳也投过资，吃水应当享受优惠政策；如果进行改制，把集体财产（也包括自己的一部分）卖给个人，成为私有财产，想不通，也担心会不会形成新的水霸。承包期年、年，后期供水工程老化后，投资额增大，在剩余承包期内，回收资金不足以弥补投入，如经营者不再投入，势必造成饮水工程瘫痪。例如：林州东岗镇大河村，人，原吃水工程借用岩峪眼机井解决本村吃水困难，二次提水，年本村群众刘某以元承包金承包，水价定为元立方米，其中元交岩峪村一级提水费，剩余元作为大河村二级提水（扬程米）电费、设备维修费、承包人工资等，该村属山区地势，落差达百米，供水管网经常崩裂、跑水，运行个月后，承包人认为无利，不合算，要求提高水价，或停止承包，追还承包金，都被村委拒绝，承包人不要承包金，也坚决不干了，加上班子不稳定，停止运行年，××年该村利用农村饮水解困资金，又动员原籍大河村的新疆乌鲁木齐市民营企业家李江洪投资万元资金，打井配套埋管，才二次解决饮水困难。现该村饮水工程为集体管理。

（二）有关人员对产改政策及相关法律知识知道很少。对股份制、承包、租赁等知识学习少，一知半解，对操作程序掌握更少，调研中，普遍发现合同签订过于简单，张稿纸，手写不足页即为合同或协议，一旦发生争议，无章可循。例如：临淇镇前寨村，有个自然村，人，原先个饮用水机井，米深。年承包后，由于合同不规范，对双方约束力不大，导致承包者在设备坏了后，不维修、不更换，××年供水瘫痪。××年村委在通过资格审查的基础上公开招标，现场测算，重新确定了承包合同，使工程效益得到发挥。前寨村本次承包，注重了承包人的可信度，但从签定合同看，还是过于简单，总共条，不足页稿纸。

（三）单项工程解决人数少，运行成本高，工程效益低。目前，多数饮水工程普遍存在覆盖人数少，运行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经营者投资难以在短时间内收回，这是部分村庄仍实行集体管理、喝大锅水的主要原因。如：茶店乡西沟自然村，人，“八五”期间，以工代赈解决人畜饮水工程，实行“一表一户”制，采取集体管理，由村支书代管（村支书饲养几百头猪）。水费元方，收取的水费不足支付电费、维修费和人员工资，所以不足部分集体给于补贴。茶店乡庙郊村，人，也是“八五”期间，以工代赈人畜饮水工程，年产改时，由于无利润，招标时无人问津，现由集体管理。临淇镇洪土沟村，机井供水，口人，耕地亩，效益太小，没人干，现由村民组长代管。

临淇河东村，人吃水，灌溉面积亩，年，村民张章希个人投资万元，打米深井眼，静水位在米左右，××年月又投资万元建容量方压力池座，现村内未建成管网，群众吃水是用水带从压力池直接放水到院内水窖，灌水窖和浇地都按每小时元收费。××年净收入元，××年净收入元，××年丰水年没有收入，工程运行无效益。用张章希自己的话说：“在农村搞饮水工程，人少，灌溉面积小，投资万元，别说利润，连工资都保不住，回收投资更不知道到猴年马月了”

相类似情况还有：汤阴县菜园镇，几年来解决了个村万多人，村平均人左右；宜沟镇肖下扣人，石庙村人；五陵镇闫庄人等。截至××年底，林州市共建饮水工程处，其中日供水立方以上的处，日供水立方有处，日供水立方有处。汤阴县建饮水工程处，其中日供水立方处，立方处。从调查情况看，人均日用水量在立方左右，按国家规定人均日饮水量是升。

（四）按方收费，单一生活用水，使饮水工程运行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山丘区屋顶接雨水，旱井水窖蓄水，平原区自备联户小口井与使用饮水工程吃水并存、除吃水用自来水外，其余均用旱井水窖水或自备井，使饮水工程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林州市东岗镇个行政村，除个自然村使用纯旱井水窖水外，其余各村均同时使用饮水工程水和旱井水窖蓄水，全乡共有旱井水窖多处，现在还以年均增长旱井水窖处速度建设，并且有新的发展趋势：南木井村，已有多户在新建宅基地建两座旱井水窖，一座用于蓄住天上水，一座用于蓄积自来水。汤阴菜园镇人，亩耕地，个行政村，个自然村，多数都有小口井汲水。宜沟镇肖下扣村，人，由个人投资元建井房承包年，水费元方，月用水量只有方，日均方，没有利润，村委以七亩半地，免费种植年作为补贴，以保证全村人饮用水。五陵镇朱家营村属氟水区，人，耕地亩，人均收入元，原先全村户联户打小口井多眼解决吃水，新建吃水工程后，吃水条件改变了，群众为节约支出，其他用水还是原来的。汤阴平原项目区，苦、涩、咸水，用于洗衣服、洗澡，吃水才用自来水。

（五）部分县乡领导（包括水利部门）对于涉及多村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认为工作量大，协调任务重，麻烦事多，搞不好还会引起纠纷，因此借口中央有文件不能增加农民负担，不能乱摊派，乱集资，怕群众上访为由，不愿管，群众观念不强，为人民服务宗旨不牢。部分村干部都愿自成体系，自立山头，自己说了算，有可能还可以免交水费等，不热心集中供水工程，本位主义、自私自利思想严重。部分群众担心多村集中供水工程能否长远解决问题，水价是否很高，能否承受住，出了问题谁来挑头解决等。以上这些是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进展慢的主要原因。

（六）工程改制后若干年，因一些不可抗因素导致一方利益受到损失，在签合同时又无法预见，也不好写入合同，但实际却是发生了，对这类事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比如地下水位下降，导致供水工程水源枯竭，工程报废；小城镇规模扩大，灌溉面积减少，原承包工程效益严重衰减等，使经营者利润降低，甚至无法经营。例如：临淇镇临淇村，年前有亩耕地，由于城镇扩大，现有亩耕地，口人。有眼机井，年拍卖眼，租赁眼，所有权归集体。许栓喜出资万元（包括井，寸泵，变压器）购买眼机井，××年由于水位下降，机井报废，该井涉及个村民小组，多亩地，个人无力兴建新工程，集体又出资万元打了眼多米机井，仍由许栓喜经营。赵宝根租赁的机井，随着临淇城镇规划发展，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亩减少到现在亩，××年全年灌溉个小时，每小时收水费元，共收入元，除去电费、维修费，几乎没有利润。赵五林，年通过拍卖，以万元的价格购买眼米机井，运行年无利润，主要原因是当时电费元，随着电价上涨，水费没变，当时承担着亩灌溉，现减少到亩，承包人无利可图。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承包期是年好、年还是年为好，如果一些不可抗因素发生，如水源变化，耕地减少等，经营者利益减少，如何办？

（七）部分村庄未按计量收费，又全天供水，村民没有节水意识，用水浪费大，另一方面又造成提水费用增大，供水效益差；部分群众用滴水形式收集水，既解决吃水，水表又不走，节约支出。例如，林州市合涧镇郭家园村，从弓上水库引水，水管进户但未安装水表，又常天供水，全村人，今年前几个月试用期，日用水量达，人均达，人均月收费元，收费率，才够交水利站供水水费元。如实行按方收费，人均月用水左右，所收水费除上交元外，还会有剩余元。调研中，一部分村干部反映部分村民采取用滴水形式解决吃水，但水表不走，水费收入不抵支出。有的承包人员为减少亏损，采取倒算形式，即每月能收取多少水费，扣除本人工资，少量维修费后，其余作为电费按天平均，以钱定开泵供水时间。汤阴县瓦岗乡东江窖村，××年以前承包人实行的是这种办法，群众时有吃不上水现象，意见较大，××年该井因水位下降报废，重新打井，供此机会，撤换了承包人，现为集体管理。

（八）林州市、汤阴县“三区一闸”规划正在进行，但速度较慢。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十分担心一个问题：

在××年农村饮水水利工程建设时，部分经济效益低的工程，会不会出现群众没人愿意参与拍卖、承包、租赁和股份制改革？部分县、乡、村为争取到工程建设资金，会不会联合做假搞产改，一旦经费到位工程完工后，仍会回到以前的管理模式上？

四、几点建议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调研组经过多次研究、讨论，仅根据我们对林州市、汤阴县少数乡、村的调研提出几点建议。

（一）乡镇水利站是农村水利工程规划、建设、管理、产改的直接组织和领导者，是水利系统代表政府行使水行政职能的最基层组织，其人员素质高低、政策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村水利工程能否良性运行，长期发挥效益，关系到水利基础产业地位正常发挥作用。建议对水利站有关人员定期对水利法规政策、产改政策以及相关知识进行培训，召开县、乡、村不同层次人员参加的座谈会或专题座谈会，请专家从政策到如何按政策具体操作，请搞的好乡、村领导介绍思路、做法、达到效果等。比如请专家讲股份制政策、章程、具体操作程序，应注意问题等；请安阳县白壁镇介绍全镇成立水利协会从创意到实施运作以及起到效果；请白壁镇东北务村支书赵玉生讲现行体制下如何搞农村公益事业，如何建立行业组织协会等。北郭乡龙凤村介绍拍卖荒沟植树经验等。我们认为，通过专题培训或座谈会，人们的思想认识会有不同层次的提高，对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二）创造条件，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三区一闸”工程进行集中联片建设，以提高工程效益，建议制定相关政策给以扶持，资金运作上给以倾斜。

（三）农村安全饮水集中供水工程，在条件具备的乡镇建议以水利站为依托，建设乡镇集中供水工程，向外辐射，以此为产业，发展基层水利站的经济实力。

（四）为使产权改革到达群众和经营者双赢，发挥工程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改革的方式建议采取多样并举。工程效益较好的采取拍卖，一次性到位；效益一般（仅能维持人员工作）的采取承包；经济效益是负数的，建议仍由集体来负责管理，加强管护。

（五）建议农水科按不同产改类型，提出指导性意见。

篇2

关键词：三区联动；农村经济意义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15-01

前言

在农村，新型的合作型经济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从刚刚出现开始，农村合作经济就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出现了农村出现了农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相互交错的格局。在新型的农村经济格局下，如何构建农村经济的崭新模式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各地农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一直以来对农村经济发展相当重视。然后因为农村资源相对较少，交通相对来说还比较闭塞，人们的经济发展意识还比较薄弱等原因，一直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乡村工业发展缓慢，在农村几乎没有几家象样的乡镇企业，即使有几家比较有规模的生产型工厂，也是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为主，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农业经济集约化水平低。农村的土地分别掌握在农户手中，田地也因此划分各自的单元。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型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乡镇企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管理无序，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分散生产，各扫门前雪的模式不利于乡村治理，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步伐。

二、“三区联合”模式在新型农村经济中的意义综述

“三区联合”的概念，是国家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具体来说“三区联合”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新型治理模式，其内涵，就是在农村的工业区、农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建立高效的联动治理的模式。以农业区的生产资料来为工业区的生产提供保障，以工业区的产品来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支持，以居住区的先进管理来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双赢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在城市中很多的传统工业已近于饱和，这种过饱和的状态，除了造成了制度的环境污染之外（如雾霾天，污水），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国某些地方的农村中竟然出现了农田荒芜的现象。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这种形势下，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提倡在农村中建立农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构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合乡并镇”的举措。农民的居住区被渐渐集中，而农业区渐渐连接成片，这些都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发展环境，并为农村人口的高效管理提供了可行性的方向。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探索出了农村居住社区、农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工业园区统筹联动的“三区联动”，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治理模式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改变：

1、多元化治理的主体形成了

在过去，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很简单，乡镇政府管村支部，村支部管村民。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农村，过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对政治方面的治理。基本不涉及乡村经济的概念。而在新型农村经济的“三区联合”模式下的治理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更加侧重于农村人口居住区的管理，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乡镇政府村支部更象一个经济管理组织。其工作重心在逐渐的向发展经济转移。

2、乡村经济的管理权利和资源配置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传统的乡村经济的管理中，政府部门对乡村的的管理权力是垂直式的管理。对境内的组织以及资源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而乡村的资源客观上却存在在水平分配的特点，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不利于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乡政村治”的理念。实质上削弱了，村治的效果。当前“三区联动”模式下的乡村经济管理权力有所下放。它更注重以居住区为中心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立体调动和分配。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治理机制由以往的单核心向多核心进化，强调了基础村组织在农村合作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适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更适于对境内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的综合治理。

3、着眼于农村型工业区建立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巨大的，虽然我国的农业是第一产业，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对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滞后现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村缺乏成型的工业区构建。新型的“三区联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工业区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强调。更加注重于农村经济中，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发展平衡的基础上立体管理。将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构建成一个有机经济体。

4、“三区联动”模式格外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和自由平等的原则

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当前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市场永远是对的。在这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共识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也这个经济规律中运行。只是在过去，经济发展的意识和理念在农村比较薄弱和淡化。“三区联动”的模式从国家的高度对市场规律的作用进行了界定。新型的农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目前正在我国多地的农村纷纷建立。这些新兴的治理主体的出现，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公平、平等、竞争的色彩。这些组织的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无疑会对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三区联动带来巨大的活力。

篇3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民福利农村社会工作

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①2000年，根据户籍统计，乡村人口数为9.28亿，占总人口的73.3%，城镇人口数为3.38亿。而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居住在乡村的总人口是8.07亿，占总人口的63.9%。

篇4

关键词：人口流动；乡村治理、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2-0021-02

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在1990年代末开始被国内学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来。具体地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与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关。解体后，如何重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成为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如何具体实施村民自治，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就不仅成为政策部门迫在眉睫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成为学界的理想研究课题。在这个背景下，1990年代，国内以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为主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村民自治，并进入农村第一线，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与机制，从而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一、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乡村治理实态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上讲，流动促使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协调和优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微观上讲，流动促使了农民现代性的生长、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但是，流动带给国家、社会及农民个人的积极效用在很大层面上却又具有非均衡性，甚或单向性。详言之，流动在将绝大部分社会正面效益集中于流入地和流动农民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将消极的、负面的效益抛给了流出地和留守农民。这一社会现象必须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密切关注，否则会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1.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渐发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1]。按常理，流动会促使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对于我国乡村农村社会，却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民工潮”并未给农村社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反而造成了乡村知识、人力、技术、人才及市场的“经济性”外流。乡村人口流动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外流。1978年后，国家意欲建构“村民自治”框架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草根民主”。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是“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表现为一种上位流动，乡村流动主体在年龄、知识、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国内学者实地调研证实，农村外流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数的86. 3%，外流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者。乡村基层民主“草根”表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乡村政权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向。

2.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规模化”，而更趋向于农业“过密化”。在人口压力下，农业“过密化”使得我国农业经济逐渐变为一种“糊口经济”。农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2]。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了土地撂荒、抛荒等畸象，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直接影响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3.流动带给既定村民更深的“相对剥夺感”，乡村治理成本增加且效能趋下。国内外学者实地调研证实，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诚如周晓虹所言:“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3]农民现代性的提升会促使农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效能增强。但是这样的积极效用却并未在乡村社会产生。反而，由于年龄、性别、知识、才能、素质等原因使得未流动农民更多接受到的是关于流动农民上位提升的信息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优越性。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美国学者古尔(T・Gurr)认为，带给社会动荡或变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忿忿不平”。当前，广大农村正在形成并蔓延的“相对剥夺感”，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直接导致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这些现象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构建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

在构建现代社会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一）加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构步伐，促使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为资源配置和流动的失衡性和偏向性。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供给和政策出台，给予城市和工业分割、占据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即社会资源存量及增量的流动和分配偏向于城市和工业。这就相对剥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其中包括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潜在最大危险是增长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别是广袤的乡村被排除在获益之外。当前，农村人口流动最大的特征是促使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譬如年龄、知识、资本、能力以及市场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乡村流往城市的单向性，而这又导致乡村社会发展资源的更为稀缺性。在资源不可回流的情况下，传统的乡村结构在不断“复制”而导致乡村出现调蔽，乡村有效治理成本加大。乡村社会发展的相对弱势，使得政府应通过倾斜性制度供给来不断加以弥合。对此，首先政府应对破解二元社会结构不断“催化”以求“加速”。目前，我国二元结构的解构，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策界，均成定说。政府应加大力度促使二元结构尽快解构，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环境。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导向就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市民制度。

(二)加快乡村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促使农地的“规模经营”

当前，影响乡村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农地配置并未由于农村人口流动而促成“规模经营”，反而出现大量农地的搁荒、撂荒等现象。究其原委，从经济学角度讲，其中不乏有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导致农地生产意义的萎缩和退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缺失和低效。在中国，农地的高产主要是通过对单位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要素投资而获取的，并非是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诚如美国学者德珀金斯认为:在中国农业发展中，“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中国农村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后却隐藏着边际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农业有增长却无发展的“农业内卷化”将影响农村结构变迁和乡村社会治理。因此，政府应该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对于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收益分配、土地流转的管理、土地纠纷的处理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后加以规定，使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二是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可以依托经管站建立土地中介组织，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土地供求信息；进行项目推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搞好土地流转的服务。三是准确定位乡村组织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包括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协调等服务。

(三)加快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建设，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社会组织是每个社会成员权利维护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4]故可知，组织是一个群体权利的保障，它可以提高群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谈判地位，强化农民与政府、社会的对话权能。而且乡村公民通过组织可以获取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经济技能和塑造现代文明规范。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创建和参与组织，这样的组织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也可是经济层面的，亦可是文化层面的，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使农民拥有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这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主张权利的“话语权”，也可以在“乡政”和“村治”之间架构有效的沟通渠道。国内学者何慧丽教授在河南兰考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中积极创新农村文化组织并取得一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组织提升农民现代性的效能。

四、小结

毫无疑问，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城乡差别会有所扩大，乡村的“相对被剥夺地位”也不可能很快改变。但城市的发展不能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中国的发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还必须有“绿色的崛起”，即乡村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2] 韦林珍,钟海.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篇5

一般来说,大众传播的内容无外乎集中在“信息”、“焦虑”与“娱乐”三方面。乡村小说是想象乡土的一种工具,乡村视像是影响大众的一种方式,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最好的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精神娱乐。

大众娱乐在乡村与城市中都司空见惯。“小城镇”、“人口流动”、“乡镇企业”、“新型农民”、“村民自治”等关键概念在上世纪末的涌现,标志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乡村在惊喜与模糊中开始审视城市,他们不再对城市生活方式加以敌视,而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存方式去体验。从物质丰富的崇拜到精神娱乐的满足,中国乡村社会那种靠向城市的冲动早已按捺不住,它们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接受他人的“装扮”,并不时地自我“装扮”。那么,城市对于乡村如何治理呢?传统乡村的治理是城市精英管理与乡绅给予协助的方式。解放后,国家动用组织的力量开始对农村全面渗入,从经济生产到文化生活进行完整管理,组织权力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上世纪末,商业文化开始扮演一种强势,市场和商业在农村的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中开始施加影响,组织权力渐渐退居“幕后”进行政策制定和管理服务,尽力地为市场“保驾护航”,让民众自己来进行治理和作业。

在城乡互动、组织权力与商业权力分工、以及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专业化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乡村娱乐呈现出一些必须言说的特征。

视像主导:中国乡村娱乐的一个缩影

既没有南方许多乡村那样高度现代,也不似边远乡村那样低度现代,苏北A村既兼具现代特性与村落特性,转型迹象明显。A村距离最近的中心城市三十余公里,进城主要借助公共交通,但是周边四公里内分布着三个小城镇,上街步行或者骑自行车都很方便;全村有37户人家,157位乡民。长期外出打工共30人,其中21人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当家人,岁数在20-45岁之间;主要依赖农业收入,但是从事农业劳作的人力逐渐流向城镇,乡民自主支配时间增多,35岁左右以下的乡民不喜欢劳作,也不再熟悉农业劳作,乡民收入户均年净收入8000元左右。

本研究走访了数位不同年龄、性别、文化层次的乡民,发现乡村娱乐活动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阶段性,即娱乐时间趋于标准化,以往民间艺术、传统节日形成的“狂欢”逐渐逝去,国家法定节日和一些“洋节”成了乡村娱乐的“借口”。二是繁荣性,即娱乐呈现一定的繁荣景象,串门、赶集、进城、看电视、上网、打牌等都是普遍的选项。三是混合性,即传统与现代方式并存,在现代工业理念与消费主义的冲击下,现代娱乐方式逐步占据主动。最重要的一点是,视像逐渐主导乡村娱乐。所谓视像主导,即电视、网络等承载着静态尤其是动态影像的媒介“接管”了乡村日常娱乐。乡民闲暇或者休息之前总要收看电视,这成了一种日常生活;青年人回归乡里总要观看一些录像影片,或到乡镇县区“K歌”上网,也成了一种习惯。

1.从官方组织到乡民自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乡民娱乐呈现着有序状态,除了家庭内部或者乡邻们聚集聊天,群众性和组织性的文娱形式是乡民休闲的主要方式。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回忆:

和‘大包干’开始时候,大家伙闲着没事主要是瞎侃,或者去看电影、听大鼓,看来村里玩戏的,很多人凑在一起,很热闹,那些人歌唱得好,也很会说,现在见不到了。

这些组织性的休闲娱乐方式具有群体的共同性、有序性。各种文化价值与规范都通过主流的社会制度与机构来传递,这就使得传统农村的日常生活行得自然而然受到制约,不过,群体具有满足内在成员寻找“归宿”的心理期待,所以他们不觉得是束缚。然而,在现代大众媒介电视以及类似的商业影像的冲击下,当农村大鼓、唱戏之类集群式的娱乐活动无法生存时,乡民却很“失落”。正如加纳姆深信的那样,“政治性的传播被迫通过商业媒介来调教自己……公共传播已转化成消费主义政治。……在一个公共生活被私人化的家庭生活取代的社会里。公民被视为单个的个体,而不是公共中的一分子”。

无序与“失落”带来的是休闲状态的无指向性,在这种“真空”的间隙,乡村尝试着多种娱乐方式,所以麻将、赌博、迷信、低级趣味演出等都成了乡村娱乐的选项。

赌博成风,打牌还只是最常见也最不刺激的常规节目。近两年,家乡流行香港的,叫“买码”,已经泛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学者黄灯就说过:现代化的脚步并不会因为山村的遥远就停止造访,通过故乡的命运,我深切地感受到,农村就像一条没有任何保障的小船,没有舵手,没有路灯,也没有方向,正被现代化这股狂流冲得七零八落。

赌博、麻将、低级趣味的演出可以填补一定的娱乐,但是这些娱乐毕竟与社会普遍的道德诉求有所抵触,它们大多是隐秘性地或者在节日短暂的狂欢时才进行。因此,习惯了组织化娱乐的乡民,“自主”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种“无措”,换言之,“自主”应该是乡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寻找另外一种娱乐方式来填补自身“精神休克”的那种状态。

2.从模糊无序到单项选择

在电视全面下乡以前,广播与报刊执行着关键角色。从村头到各家各户,广播曾经以“登堂入室”的高大身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每个听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借助广播获取新闻信息、欣赏诸多广播剧与音响乐曲。依赖组织力量,报刊发行落实到基层生产队,乡镇将从县上发送来的报纸,送至每个行政村,并由村分发到每个“生产队”。那些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可以在“生产队长”处获得阅读报刊的机会,不过阅读报刊打发闲暇的娱乐方式是零星的,它受制于文化程度以及与“生产队长”的关系,于是,报刊往往变成了生产队长的“私人物品”。

借助声画并存、通俗浅显、内容多元等传播优势,电视逐渐在乡村娱乐休闲中占据主导。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前面所言的“乡民娱乐自主”密切相连。娱乐的混杂与无序迫使着一种娱乐方式来“统一”局面,于是,电视扮演了这一角色,以至于在今天的村落中,电视机依然是新娘陪嫁时的必需品,它既是乡民传达富足的载体,也是乡村娱乐依赖电视的反映。

在A村,电视在跨世纪时基本普及,无线收视的人家约占百分之五十,基本可以收到中国内地高达三十余家电视台的节目。电视媒体将各种各样的全国性的空间浓缩在一个家庭之内,人们可以感受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件和形形的影视剧。在接触外界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之下,乡村生活与人际关系因此受到革命性影响,其娱乐方式的改变是主要表现之一。

以鲍德里亚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全球存在着一种由商品和服务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现象,人们受到了“物”的包围。但是,消费的不仅仅是某种物品与服务,而是体验着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体系,体验着一种文化、意义与身份。人们往往把消费当作一种破坏性的浪费,在浪费与花费中,填空着自身拥有的“闲暇”,不合理地利用自由时间,这样导致了“娱乐”的被扭曲。

消费现象在A村也渐露端倪,经济发展了,金钱成了他们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学生余淼还说到: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他们生活方式与观念的转变,……乡亲们口口声声谈得最多的是钱,很多亲情因为金钱而破裂。

传统街头集市的交流与交换的功能逐渐被商业化的单一功能取代,尽兴地吃、穿、玩、乐,就是他们认为的最好的娱乐。电视广告,尤其是电视剧中自身喜爱的演员的服饰、饮食,更是助长了这种消费主义,乡民也被电视传播当成潜在消费者去对待,娱乐在扭曲。

在A村的感觉是,有钱人闲暇的时候,最直接的是到镇上或者城里去大肆地购物,电视上广告的方便面、高级饮料、品牌服饰、先进家电等对他们的选择影响颇大。一对三十来岁夫妻曾谈到:

我们去买东西,按照电视上的买,如果没有牌子的,就多花钱买好的,有点时间就是吃吃喝喝,穿点好的。

除了物质消费,电视上的流行娱乐节目也引领着乡民的精神消费。A村存在着观看乡村葬礼的习惯,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乡民不是观看葬礼的仪式过程,而是死者入土前夜主家所操办的“夜间节目”,即请上一帮所谓演员来玩闹,这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户外娱乐。这些乡村演员们相声般、性的对答与走调了的通俗歌曲的演唱,吸引了他们,迎合着乡民的文化趣味,而这些趣味的培养正来自于每一个家庭中的电视。其中,电视流行节目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很大,城镇演出、流行歌曲等令他们向往,他们渴望早点出去打工,在家里没有足够零花钱去镇上娱乐,结果就是与父母闹矛盾。

作为一种家用媒体,电视改变着娱乐方式,让现代村落娱乐从室外走向室内,从聚众聊天到分割收视。这是转型期乡村娱乐的一种表征。

传统的村落娱乐都在室外,大家聚集在一起聊天。如今,一天黑,人们就打开电视在各家内部进行消遣、愉悦,互不“侵犯”。以欢度春节为例,以前人们除夕夜都互相串门、聚在一起,现在人们大多在家中收看联欢晚会及相关节目。

休闲方式从集中的群体聊天到分散的家庭内部娱乐,从传播形态来说,休闲方式从口语传播转向了大众媒介传播,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即使交流也多是讨论电视中的节目内容、所涉及的重大新闻事件与人物、影视剧中的人物与话题。“这是一个能维持和保护个人与社会成见的世界,并能让它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当个人与家庭建构的世界被社会忽略,并逐渐地被边缘化,这种视像主导的娱乐状态该如何评判呢?

与英国乡村娱乐变迁研究一起思考:

文化、变迁与治理

乡村大众文化生活是文化研究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著述颇多,其中代表人物有霍尔和费斯克。针对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两位学者论述的角度都侧重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上,其中,乡村娱乐活动俨然成了一个文化争夺场。

霍尔认为,近代以来,大众文化逐渐服从主导文化,在使工人阶级融合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斗鸡、猎牛和其他乡村狩猎被现代足球所取代,传统的乡村足球也被现代足球联赛规则高度地规范化和系统化,按照普遍遵守和参照的规则来集中进行管理和组织,“传统的比赛成为主导阶级和政权大规模攻击的目标――这是对大众娱乐所发起的全面进攻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是较为贫困的阶级道德化并使他们养成更加规范而勤勉的习惯。”“这不仅是从一种娱乐方式到另一种的变化,而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变迁。斗鸡成为违法的活动……因为一些‘上流人士’掌握了更具有都市特质的习惯和标准强加于乡村生活的手段(指国家和法律的变化),因为‘文雅’(或彬彬有礼)具有了一种庄严的源于福音的新内容(指宗教及态度的变化)。”(霍尔《大众文化与国家》、[J]《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指出,十九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所形成的阶级差异威胁着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社会的秩序。除了重组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以求工作环境改变或减轻这种威胁之外,资产阶级的规训转向了那些被统治阶级的休闲层面,采用两套策略为乡村娱乐消遣赋予他们的意义:一套是压抑性的立法措施,另一套则是私自挪用。通过挪用策略,形形的“粗俗的”、无法控制的休闲追求,能够更体面些并被规训化。他们主要是采取道德、法律和秩序、新教工作伦理的话语形式,而非阶级利益话语。例如,关于斗鸡这种乡村娱乐,英国大多数乡村的悲惨状况和犯罪行为都归之于斗鸡的恶劣影响。贫困本是由于特定的经济体制,却将其置于该经济体制受害者的休闲实践,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策略。关于纵狗咬牛,被认为是残忍不道德,将游手好闲以及毫无纪律的人吸引一处,脱离职守,放荡残忍。观看如此野蛮表演,酒馆,虚度光阴。这就抵牾了有生产价值的劳动,能够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的劳动。

大众的被视为在社会秩序之外并因而威胁它。于是,身体的与无度――酗酒、、懒散、粗暴――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个人身体的构成了对身体政治的威胁。于是,乡村的娱乐活动被资产阶级的一套原则体系重新赋予意义。集市被逐渐以道德、节制与秩序的名义加以禁止。节假日也被官方的、民族国家层面的节假日所替代。显然这里存在一种希望,由上方指定的“官方节假日”,要比由下面的劳动力所促成的大众的节假日,更容易顺从于规训。节假日的官方意义是身心调节并能够支持工作伦理;节假日的大众意义却是身心解脱,是一种狂欢,从工作规训中的解脱。

值得一提的是,与霍尔不同,费斯克却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意义的对抗与角逐。规训与社会控制的力量和无秩序与大众的所产生的力量两者之间一直在对抗。

由此可见,霍尔和菲斯克都认为乡村娱乐变迁是社会系统更替的生成,属于一种阶级建构,而非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现象。传统乡村娱乐逐渐被资产阶级所操纵,根据特定的工商业利益与文化诉求进行必要的改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这些娱乐逐渐地消亡或者被收编,以另外一种面貌在另外一种文化秩序中生存与发展。所以,文化研究学者们呼吁“工人阶级的文化”、“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来克服资产阶级的文化控制,也就不足为怪了。

具体到中国乡村娱乐变迁,也是和整个社会的治理变迁与时代环境相互关联的。中国乡村改革反映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多少作出了调整,为经济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便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面临国际经济发展,“刺激国内消费”、“开发农村市场”等等,要求消费与商业“下乡”的呼声成了社会的共同认同。农村市场的存在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成果,如果没有农村的发展,消费与娱乐将成为“无源之水”。伴随行政组织逐渐“隐退”,商业消费的“侵袭”,乡村娱乐作出自愿或是无选择的调整。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了民工潮,架构了一道城乡娱乐对流机制,在乡村实验着城市中感受到的娱乐。现代大众媒介尤其是视像,开始在乡村人们的召唤下轰然而来,同时商业文化也欣然相伴。

何为“休闲”:“工业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笔者一度试图利用“休闲”来观照中国乡村娱乐,现在想来值得再斟酌。在我国,“休闲”作为一个概念,与“娱乐”内涵一致,同指精神享受。但是,“休闲”已经成了国外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原始社会没有时间,想要了解那里的人们‘有’没有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在那里,时间只是重复式集体活动(劳动、庆祝的仪式)的节奏……在那里,它和金钱一样并不存在。……相反,时间和金钱的类比则是对‘我们的’时间进行分析的基础,而且可能包含着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重大鸿沟,决定性的鸿沟,因为消费社会的那些基础性选择就是建立于其上的。”鲍德里亚把“休闲”规定为与劳动时间相对应的自由时间,是在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是对自由时间的支配。在消费社会中,自由时间“不仅成为经济交换循环中的商品……而且成为休闲中获得社会交换价值(名誉游戏价值)的符号和符号材料。”(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马克思对于休闲没有直接的界定,但他的论述为我们把握休闲提供了思路,一是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关系看,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休闲提供必要的客观基础;二是从人的生存价值角度来看,休闲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人们在休闲过程中体验和享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马克思认为,休闲目的之根本指向在于人本身全面、充分的发展。休闲成了“人之为人”过程的重要舞台,与人类劳动具有同样的价值,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也是促进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因此,学术意义上的“休闲”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的语境中发生,研究工人闲暇生活的概念,而对于我们依旧处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乡村来说,言谈“娱乐”活动更为恰当。不过,我们可以将“娱乐”置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框架下提倡。

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在得到一定的提升之后,农民拥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而这种闲暇时间成了日常变革的前提和基础,他们可以进行一定的自由娱乐。

但经观察,现代村落的乡民大多没有娱乐休闲的概念,或是认识十分局限。首先,虽然有了一定的闲暇,娱乐已经是很自然的行为,但是乡民依旧认为这是城里人的事情,在乡村与“二流子”、“不务正业”共勾连。其次,乡民大多认为,娱乐休闲就是打发时间,就是休息、睡觉、玩乐。对于自由时间的利用也是随机与盲目的。他们闲着没有事情的时候,或者干一些不必要的杂事,或者躺在床上休息、发呆。其实,休闲是人价值的体现,有异于虚度,正如美国当代学者S・沙耶斯所说的“与休息和睡觉不同,这种活动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质需要,不是人类生活本质的一部分。相反,休闲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活动空间”。如果乡民的意识中,娱乐只是一种对时间的随意耗费,那么与休闲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人生存价值的体现”等主旨是相悖的。

另外,之所以不使用学术意义上的“休闲”,在于乡民对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把握依然模糊。传统中国农村向来秉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折射的是传统村落对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混为一谈。其实囿于生活压力,也不能够作区分。这种传统意识依然在现代村落上空飘荡。

结语:视像传播与日常娱乐

现代乡村娱乐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观,但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他们精神生活带来更多的实惠。乡村通俗文化逐渐被消费文化所收服,乡村社会的娱乐空间逐渐被以视像为主导的现代大众传播所取代。

在官方主宰的时代,广播、露天电影与地方戏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村民没有对抗的意识。按照学者王斑的说法,这是一种美学政治,这就解释了各类媒体为什么能够产生情感效果、产生幻想的力量,以及在塑造真正觉悟和政治情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那些时代,观看革命电影等中国的大众文化活动是一种公众仪式,将快乐原则与意识形态结合一起。后来,娱乐逐渐地被商业消费纳入自身的版图内进行谋略的时代,商品、广告、大众文化等现代元素逐渐占领乡村的空闲时间。不论在生产上,还是在生活中,乡村、乡民都被纳入到资本再生产的体系范畴里面了。这个时候电视、网络、各类商业广告又成了资本“攻城拔寨”的“急先锋”。可见,大众传播在现代化的变迁中发挥着很大作用,也不断改变着休闲活动的空间,从乡镇到县城再到大都市,从政治领域到市场层面,不一而足。

篇6

( 一) 乡村规范与国家法的矛盾

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结构的重新审视，一时间，原本相对独立的乡村社会也被纳入到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构造中来。乡村社会固有的、传统的乡村规范体系曝光于国家法治建设面前，面对这一看似与国家法治建设格格不入的东西，究竟怎样协调平衡成为现阶段不断讨论的话题。什么是乡村规范，有的学者称为民间法、有的学者称为习惯法、还有的学者称为软法等。无论称其为何，基本上在传统性、民间性、内部性等方面达成一致。目前，就乡村规范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观点认为: 乡村规范属于非国家法，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地域性，国家法要吸收一部分乡村规范;而乡村规范也要向国家法靠拢，逐渐将部分乡村规范上升到国家法的层面。持这种观点的往往前后自相矛盾，在前面承认乡村规范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之后要上升到国家法。因为既然作为国家法，就必然具有普遍适用性或普遍指导意义，然而乡村规范只在一定地域内部人们基于身份关系或者血亲关系而形成的长时期的、延续的约束本地域人们行为的规范法则。自然这与国家法的基本特征相违背，又怎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还有部分观点认为: 乡村规范与国家法格格不入，自然要实施国家法废除乡村规范，要在乡村社会中依照国家法来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对此，这种观点是法律万能论的体现或者说是法律中心主义的表达。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范约束，倘若社会只能依赖于法律，可想社会将会凝固，陷入一片拘谨当中，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制于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当中，这样的社会会发展? 那历史是如何进步的? 因此，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社会变迁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历史的进步性，陷入法律万能论当中。基于上述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 乡村规范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法律文化，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具备传统性、延续性的特点。而且这种文化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不会轻易做出改变。

赋予其法律文化的内涵，是因为在文化的大系统中，乡村规范起到了法律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在现代观念当中有时显得不可思议或难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人员流动缓慢的地方而言是最适合不过了。其次，在乡村社会中，规范的选择是基于人们的偏好，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综合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商品的性价比、用途等等，最后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最优化的商品。再次，与其说是选择规范不如说是选择文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长期基于身份关系建立的熟人社会已经形成，面对国家法的不断冲击下，其往往表现出抵制或不认同。这种抵制或不认同不是两种社会治理结构的博弈，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它们各自表达不同的意愿，国家法所表达的是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而乡村规范表达的则是乡土社会的乡土正义、熟人社会的连续性。因此，两种不同的意愿表达不存在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文化所体现的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且在短时期内这是不能消除的，也是社会发展正常的表现。于是乎这并存于社会中的两套规范体系被广泛热议。如果说非将乡村规范吸收于国家法之中，这多此一举。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吸收，这就必须要考虑效益问题、在吸收的过程中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正比等问题。笔者认为: 乡村规范在一定地域内起到的规范约束作用见效快、人们普遍认可和信服。它是一种社会延续的产物，完全可以由国家法来实施外部监督和适当改变( 这里说的改变是不改变乡村规范的本质内核，使一些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规范趋于合法化) 。不必排挤乡村规范使之没用存在的空间，也不必完全废除，况且既然说其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深埋人们内心的东西，已经根深蒂固于乡村社会之中没办法废除之。因此，在既要建设法治又要面对乡村规范的矛盾中，可以采取国家法对乡村规范的外部监督使其在不改变原有文化内核的同时逐渐合法化，并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

( 二) 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与法律选择乡村社会的矛盾

初看这句话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中，这里说的法律是广义的概念，包含了乡村规范。而法律选择乡村社会，这里的法律仅指国家法。也就是说，前面是从静态的角度阐述国家法与乡村规范的矛盾，这里从动态的角度去阐释。在不断进行的法治建设中，乡村社会也摆脱不了法治框架的干预。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表现出消极、抵牾的态势，但国家法的强行进入使得原本不愿意接受的乡村社会只能被动去接受这些看起来条条框框的东西，至少是表面上接受了。原本传承的特有文化受到了国家法的影响，乡村社会开始反思其本域内的规范，试着去接受国家法。然而，在试用行中，乡村社会发现本土社会不适应强制的、冷冰冰的东西，对于国家法的强行介入，以往存在于乡村社会固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受到冲击，熟人社会受到国家法的外在束缚。所以，每当乡村社会发生一些纠纷矛盾时，他们还是会依赖于长期传承的温和、高效、便捷的乡村规范。因为，固有的社会状态是长期保持的结果，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正，更多的是乡土的公正。

一旦国家法适用其中，就会僵化保持已久的社会氛围，而且很难恢复其共同维持的社会秩序，后续问题要比现实纠纷重要得多。所以，建设法治社会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更多的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国家法的强行推行，不单单是法律宣传、法治教育等停留在表面化的措施，更多的要考虑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社会环境、文化状况、人员文化程度、当地乡村规范等等一系列实际因素，倘若只是盲目地追求法治化的指数、指标的完成百分比这只是一时麻痹公众的眼睛，没有从根源上实现法治建设。如果一味的把国家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每当出现一些事件时就批评社会法制不健全、体系不完善等制度性的原因，那么社会将受到各种条框的约束，每个人行为时考虑的因素往往比不为行为的成本要大，故而人们更多的去选择小心谨慎办事，一旦稍有不慎，将会有法律制裁。试问，这样的社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

二、知法还是不知法

目前，每当乡村社会出现发生一些棘手的案件时，总是批评该地区法治建设落后，百姓法治观念欠缺等一系列论断。而且这种论断似乎成为当今正统的论断。初看这样的观点，觉得有些道理，但细细推敲，会发现一些问题。

( 一) 对个案的分析趋于表面化，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这种观点呈现出一种公式化、套路化的姿态。

( 二) 政治性色彩浓厚，往往这些腔调出现在政府公文或者新闻报道中，这就使得这类语言得到普及为人所熟知。每当发生于乡村社会一些案件时，究其原因时，这些套话就跃然而起。

( 三) 这种观点呈现出扩大化、覆盖化的趋势，缺乏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因为每一个案件的发生表面上看似相同或相似，但究其原因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仅仅从表面上类推一些相似案件就套用这种观点似乎有些不负责任。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分析案件时可以比照相类似的案件，比照分析只是方法，但是不能套用结果。多年来，我国的普法工作没有停止，难道是普法工作没有做好? 还是另有原因?

按照上述公式化的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且是这样的结论:

xx 乡村地区发生了xx 案件

xx 地区法治建设不健全又

xx 地区法治不健全

xx 地区人们的不知法

篇7

在《“气”与抗争政治》这本书中作者把气具体化以及社会学化了，认为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既不是一种纯生理的冲动，也不是一种纯利益的反应。它是一种融合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它具体的含义应星将其解释为：“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作者采用“气”这个概念，含着克服当前国内学者研究中的两种趋向（一是不加反思地移用国外的概念和方法，二是不带任何理论地去做天眼调查，然后炮制各种概念）的努力。因为“究其实，人本身就是理性与情感兼备、时而为利益所驱动时而为道义所激的复杂动物，更何况，群体行动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这样就可以“克服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理论和乡村社会的研究”。

该书通过几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主要体现为上访）的根源机制，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因为“气”而引发的上访与集体行动，在不同的人看来，可能有着不同的镜像。在北大教授孙东东看来，“那些老上访专业户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其实这句荒谬话的背后，倒是也能反映出应星所说的“气”，正是因为咽不下那一口“气”，才屡屡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消气即解决了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分析停止在这个上面，而是应该更进一步，即问“这口气”是谁给予他们的？他们又是如何让气闷在心头，不惜代价地艰难上访呢？

篇8

【关键词】生态；景观；水景生态化；植物配置

1.扬州沙头镇生态农业观光园玲珑水街南区基地分析

基地位于扬州市沙头镇，地处扬州南郊，南临长江，与镇江市隔江相望，境内长江支流夹江环绕，施港公路和在建的沿江高等级公路穿越而过，水运、铁路、陆路交通十分便利。该园区以沙壤土为主，肥力中上，地势平坦；温、光、水3要素协调，极适宜蔬菜生产；排灌条件较好，灌溉水源直接来自长江，水质优良。园区雨水充沛，光照条件优越，附近无污染性工业企业、无三废排放、无城市垃圾。据监测，大气、农田灌溉水、土壤环境质量分析与评估均为一级。园区内将路、沟、河、渠、堤、坡等进行合理的绿化，田林路综合配套，排灌设施齐全，可以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其将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办成休闲观光旅游的一个景点，一个亮点，充分突显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发展中的特色和内涵。

2.生态农业观光园的概念

生态农业观光园是生态观光农业的具体形式之一。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国家，最初多为小规模的观光果园和休闲农庄，逐渐演变至今成为将生态农业与观光旅游有机结合的新型农业形式。因此生态农业观光园可初步定义为以景观生态学、循环经济学、系统科学和环境美学为指导，因地制宜地设计出集农业生产与示范、观光旅游和环境保护为一体，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地域性和参与性的交叉型农业产业园区。

2.1“生态”的概念

“生态”与“生态学”在英语中属于同一个词语，而最早的“生态”一词是来源于古希腊文中的，它的原意是“居住的地方”和“家”。1869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1]首先将生态一词用于科学研究，并生态学的概念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2]。

2.2景观的概念

在欧洲，“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全书）中，用来描绘具有所罗门王国教堂、城堡和宫殿的耶路撒冷城美丽的景色。美国景观生态学家福尔曼和法国地理学家戈德伦认为，景观是指由一组以类似方式重复出现的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所组成的异质性陆地区域，其空间尺度在数公里到数十公里范围。[3]

2.3景观生态学的概念

景观生态学的概念是德国地植物学家Troll1939年在利用航片解译研究东非土地利用时提出来的，用来表示对支配一个区域单位的自然—生物综合体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他当时认为景观生态学并不是一门新的科学或者是科学的新分支，而是综合研究的特殊观点。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景观管理和自然保护研究所的将景观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相关景观系统的相互作用、空间组织和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4]

3.规划设计手法

以“生态优先、绿色低碳、三产综合”为发展理念，以原生态乡村风貌为基底，以高效农业产业为基础，以高品质都市乡村休闲度假产业为引领，融乡村休闲、乡村度假、文化体验、情景社交、产业示范、生态涵养等多功能复合，引领都市人群回归返璞归真的乡村自由生活。这是该方案欲打造的主题，因此在规划设计中最大限度尊重现状，充分尊重现状地形、水系、现有村庄、道路尽量保留。设计的风格继承江南水乡的古朴清幽，构景方式随意自然但不失韵味。尽量保留本土文化和植物的原生态。

4.水景生态化

水景生态化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来处理水体的造景，水体景观不但要在景观上富于水的情趣，而且要求水体洁净、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共生，并且水体景观有可持续性，在较少，甚至没有人工干涉的情况下，水景能得到保持，并且能随水体生态系统的发展而发展变化。[5]在驳岸的设计中较少地加入人工因素，保持自然，这样在其水体驳岸之间形成一个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湿地带，在湿地上随水体的深浅不同，栽种不同的水生和半水生的植物，形成生态型的湿地景观，水面上自然式点缀一些浮生植物和其他水生植物，游人可以在水中荡舟探幽。

5.植物配置的生态性原则

在生态农业观光园的植物配置上，不仅要考虑其观赏性更重要的是能创造出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景观植物不仅有乔、灌、草、藤本等形态特征方面的差异，其是否喜光，干、湿耐性，酸、碱性适应能力等生理、生态特性也各不相同。因此，在构建生态功能强大的复层植物群落时必须尊重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及生态特性，这样才能保证植物正常生长，达到生态效益最大化；此外，植物固有的生态习性决定其有明显的自然地理条件特征，每个区域的地带性植物都有各自的生长气候和地理条件背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与周围的生态系统达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因此，在进行植物景观设计时应大力开发运用乡土树种，丰富绿化树种的多样性。[6]在此设计方案中植物配置的种类上遵循生态性原则，采用大量乡土树种，常绿与落叶、乔木与灌木、观叶树与观花树相互搭配，在满足植物生态条件下创造复层绿化。

6.结语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创建生态型社会理念的加强，我国生态农业观光园规划设计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该方案将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性原则，提倡自然循环和自然生态，保护好生态环境，把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可持续发展农业与乡村发展有机结合起米，实现产业化发展和生态环境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通过该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农业资源，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参考文献

[1][美]摩特洛克著，李静宇，李硕，武秀伟译.景观设计理论与技法.大连：大连理工出版社2007—1—1

[2][日]河川治理中心编著.滨水地区亲水设施规划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8—1

[3]宇振荣主编.景观生态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03

[4]傅伯杰，陈利顶，马克明，王仰麟等编著.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09.06

[5]王浩主编.城市生态园林与绿地系统规划.中国林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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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村民自治；乡政管理；乡村关系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08-01

村民自治是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社区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由村民自己决定属于本村内部的事务，其他组织和政府无权干涉，即村民通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自我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节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等。村民自治在我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其运行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最突出的是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一、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之间的矛盾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乡镇政府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在很多地方，乡村之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行政领导关系。其中“最经常、也最突出地表现在许多乡镇仍然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村委会从产生到日常工作进行行政干预。”

二、矛盾存在的原因

第一，我国传统的行政体制中，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的传统一直存在。作为基层政府，乡镇政府面对着层层传递甚至加码的工作压力，而上级政府在下达任务时往往没有提供相应的手段和条件，乡镇政府只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将上级指标分派到各村。另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乡镇政府对村的一定程度的管理是合理和必要的。“在中国现阶段，没有基层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宣传和组织，农民往往不知道如如何参与选举，也不会有通畅的参与渠道。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干预村民自治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第二，乡村关系在法律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包括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都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村委会对乡镇政府的工作予以支持与配合。

第三，村民自治中资金的缺乏，使村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的扶持，这也使乡镇政府对村治进行干预有了合理的理由。取消农业税后，村作为一个基层自治组织没有了固定的运作资金，村干部的工资和奖金由乡镇统一发放，而国家对农村的资金的扶持又必须通过层层政府的过程才能到达农村财政，为了争取到这种扶持资金的最大化，村干部不得不极力讨好乡镇干部，这种财政上的控制使村干部不得不对乡镇政府“唯上是从”。

第四，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利益诱惑。随着近些年来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作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乡镇政府在分配国家治理资源上有很大的发言权。

第五，村民群众的自治意识淡薄。绝大多数村民并不了解“村民自治”的真正含义，只认为乡镇是村的上级单位，听上级的话是应该的。

“村委会无疑是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希望通过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来控制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村委会由村民产生和罢免，也决定了村委会必须代表村民意愿，以为村民服务来换取村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这只是村委会性质和功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乡镇的许多工作都要通过村委会在村民中得到贯彻实施，因此，村委会实际上又承担着某些行政职能，具有准政权组织的意味。”

三、实现乡政管理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尽管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时常存在冲突，但是乡镇政府要实现农村的有序治理离不开村民自治机构的支持与配合，而村落要获得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要得到提高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成为必要。

第一，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将村民自治置于法律的规范和保护之下。法律的完善是解决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冲突的重要手段。当前实施的法律法规等对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规定过于模糊，缺乏具体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要建立和完善适应民主政治不断变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第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改进工作方法，规范村委会的考核与监督。明确和规范乡镇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强化乡镇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建立和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方式，着力推进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就业服务、社会治安、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机制。

第三，提高村民的自治意识。通过媒体、网络、书刊等宣传村民自治的内容与意义，培养与提高广大村民与村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既要理清村民自治与乡镇行政管理的关系，也要意识到并正确使用自己的民主自治权利，加强对村委会的监督。

第四，“创造条件，推行乡镇直接选举。使乡镇政权组织不再仅仅作为上级政权组织链条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既对上级政权负责也对农民负责，把传统的乡镇管理模式转变为治理模式。”乡镇直选要基于农民群众一定的民主意识，如果只是单凭主观爱好进行直选的话，那么乡镇直选就没有了其实行的意义，甚至会成为阻碍乡村发展的巨大障碍。

参考文献：

[1]金太军.村民自治进程中乡村关系的偏离[DB]..2003-4-22.

[2]苏爱萍.完善村民自治的关键环节——乡村关系的重构[J].爱思想.2012-4-12.

[3]金太军.村民自治进程中乡村关系的偏离..200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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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流域；水土保持；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 S1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小流域综合治理是小范围内进行水利资源的综合治理，提高地方农、林、牧业发展，预防地方山洪自然灾害的有效措施。在治理监督过程中，应该把上述现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对于在当地实施的该类项目，应该做好实施审批、施工监管与验收环节，对于有违地方环境治理的施工行为，应该从严处理。以此来做好地方水土监督工作。

一、关于小流域的定义

小流域是以分水岭和出口断面为界形成的集水单元。我国将面积不超过50km2的集水单元定义为小流域。在小流域内，由于有人类活动的参与，人们的各种经济成分及各种社会关系在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小流域生态经济建设是县域或区域生态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小流域治理来实现的。小流域治理又称小流域管理、流域经营、集水区经营。按照我国著名水土保持学家王礼先教授的定义，小流域治理是指以小流域为单元，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农、林、牧、副各业用地、因地制宜布设各项治理措施，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和动植物等资源，以充分发挥水土资源和动植物等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小流域治理对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1、推进工程进度

中国小流域综合治理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水土流失治理实践，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经验，即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对每条小流域进行规划设计、审查、施工、检查、验收。一条小流域的治理一般要5年时间，逐年成批地开展治理，就形成了对整个江河水土流失的治理。一条大流域可以划分为成百上千、乃至上万条小流域实施治理。

2、推进水土保持的有序进行

我国流域面积非常宽广，辐射带动功能很强，地质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水源土壤多变，因而对其治理与开发首先要做到科学规划，按照“统筹安排、全面规划、突出特色、因地制宜、重点建设、分步实施”的原则，从土地平整、河道治理、山体绿化、山区移民、修路架桥、产业分布、市场建设、景点开发等方面给予综合考虑，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农业技术措施相结合，优化综合治理措施配置。黄土高原多沙粗沙区，加强以治理骨干工程为重点的坝系建设；长江上游以坡改梯、坡面水系工程建设为重点；西北地区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植被建设以草灌为主，科学选育耐旱树种草种，大力推行集雨节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3、有利于典型区域的单独治理

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在不同用途的土地上分别配置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在宜农的坡耕地上配置梯田与保土耕作措施；在宜林宜牧的陡坡耕地和荒地上配置造林种草和封育措施；根据需要与梯田相结合，在坡面配置集雨节水灌溉和坡面水系工程等小型蓄排工程；在沟道配置各项治沟措施。所有规划措施都落实到地块，并依据劳动力和投资情况确定实施进度安排。根据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对较复杂的工程进行单项设计，一般工程则进行典型设计。

三、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

1、确定切实可行治理的目标

加大水土流失的治理力度，经过3年治理，到2016年末，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占县域内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0%。流域内所有开发建设项目都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得到实施，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通过营造水保林，使县域内的植被覆盖率达到78.76%，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流域涵养水源能力增强。通过采取水环境的治理保护措施对县域内水污染进行治理，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水、废弃物处理率达到80％以上，治理区废水、废弃物排放达到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县域内种植业发展与水源保护相适应，农耕地90％以上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造坡耕地，提高土地生产力。对陡坡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大力发展林果业，使治理区土地利用和生产结构趋于合理。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治理建设，使县域内实现环境优美、自然和谐、卫生清洁、人居舒适，流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

2、加强治理监督

纵观水土流失严重区域，无非是地方由于经济建设，大量的采石采沙采矿，滥砍滥伐，在预防区域内盖房建厂。所以在治理监督过程中，应该把上述现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对于在当地实施的该类项目，应该做好实施审批、施工监管与验收环节，对于有违地方环境治理的施工行为，应该从严处理。以此来做好地方水土监督工作。

3、生物措施

所谓生物措施就是通过植树种草等绿化措施，利用植物根系对土壤的固定作用，提高小流域环境中土壤对流水侵蚀和风力作用的抵抗能力，达到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的目的。当前我国小流域综合治理中，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理方案，对森林覆盖率下降的地区，采取播种、补植灌木与乔木的方式，恢复森林原本的密度和覆盖率，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植被的多样性，并尽可能采用乡土物种，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现象的发生。而在土壤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需要选用沙耐旱能力较强，且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植被，按照先种植草本植物、后培育木本植物的顺序，循序渐进的进行治理工作，逐步增加当地的物种多样性，提高生态结构对环境变化的抵抗能力，最终达到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目的。

4、人工治理与生态自我修复有机结合

人工治理和搞好生态自我修复都是防治水土流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手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在小流域治理实践中，必须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把人工治理与生态自我修复有机结合起来，小范围实施人工治理，大范围实施封禁保护，依靠二者的合力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一方面，充分发动广大群众治山治水，开展人工治理，高效集约利用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自然的力量，依靠生态自我修复能力，改善生态与环境。在水土保持规划设计中，既要安排人工治理的措施，也要考虑自我修复的措施。在开展重点治理的同时，在面上要更多地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恢复生态。当前，在不断加强人工治理的同时，要把生态修复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5、全方位的综合治理

小流域既是一个水土流失的个体单元，还是一个经济开发的社会单元。对于小流域的治理，不同部位，要采取不同的措施。要因地制宜地引进、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可以提高水土保持的工程质量和效益，从而降低了治理成本。要根据生态农业的立地条件，加强种草的研究，做到草蓄同步，打破区域界线，建立完整的工程体系，建立生态经济型流域，注重精品建设，提高水土保持的工程效益。搞好水保的优化设计和优化设置，要考虑它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统筹多个目标，构建防护体系，采取综合的措施，以期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大目标。

结语

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乡村经济普遍落后。加之我国小流域数量众多，并且较为分散，这给我国小流域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全国各地的小流域各有特色，并且小流域附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乡村小流域治理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路径。但是乡村林业治理作为一种生态治理的手段，其通过将小流域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方式来治理小流域，这是可以在各个小流域治理中进行普遍推行的一种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王礼先.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概念与原则[J].中国水土保持，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