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环境的宏观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其经济效益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竞技体育要发展必须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相协调，也必须与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资源、和社会环境等发展相协调，其协调程度是什么样就需要对此进行正确的评判，对竞技体育进行社会评价体现的就是这一主体思想。竞技体育对国家社会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与影响程度如何，对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否起到推动作用，本身的运行状况是否促进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等是进行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目的。所以对竞技体育进行社会评价存在这两点必要性，即：1)竞技体育的投资决策需要开展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2)竞技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也需要开展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

1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内涵和理论依据

1．1内涵社会评价一般是与项目结合起来进行，在项目实践中，从人类学、社会学学科视角去分析、阐述项目的利弊得失，因此社会评价不是经济评价的剩余，也不同于纯粹的社会学研究。它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项目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竞技体育具有文化的属性，产业的特点，所以具有事业性与产业性的双重特点，即成为“从事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以文化为内涵的各种服务活动部门的集合”，其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具体体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致性上。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是指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方法，系统地调查和收集与竞技体育相关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数据，分析评价竞技体育为实现国家社会和地方(行业)的各项社会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与影响，以及竞技体育与社会相互适应的一种系统调查、研究、分析、评价的方法。因此，对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既是评价其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与影响，也是评价竞技体育本身的生存、发展、运行状况。因此，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是一个整体的综合评价，不是对具体运动项目的评价。

1．2理论依据

1．2．1经济学理论依据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涉及到竞技体育的微观财务分析、中观国民经济分析和对国家社会影响的宏观分析，因此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上的，以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法(TCBA)与社会费用——效益分析法(SCBA)来作为它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1．2．2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依据人类学的两个重要分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它们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人及人种和社会与文化，在体育中都有凸显的特性。体育作为文化现象，是以人的参与为必须的，与人类学研究的人的体质、体能、人种等密不可分，因此必须以人类学为理论依据。

1．2．3可持续发展理论依据强调经济增长和发展，强调资源的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使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协调起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复合系统。因而，考察、评价竞技体育应该在可持续性发展理论基础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指导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来考察、衡量竞技体育的发展。

2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原则和特点

2．1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原则对竞技体育进行社会评价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因竞技体育的“产业性”和“事业性”的双重特性，涉及到经济领域的评价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有直接的效益又有间接的效益。因而：一是评价指标的选取较难，社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很难判断哪些与竞技体育相关，它们之间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二是评价指标难以量化，尽管人们公认竞技体育的社会效益的存在，但到底怎样衡量其大小程度，也很难量化，而且很多社会效益可能是经济效益派生出来的，很难做到体现社会效益而又不与其他效益重复计算。因此明确提出构建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理论的原则，在原则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

2．1．1人本原则社会评价的核心是对社会的人的评价，首要是把人放在首位，要充分考虑到人的作用和人的需要，竞技体育项目投资的主体是人，由人来表现，且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受益的群体也是人(运动员、观众)，所以必须以人为本。

2．1．2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特征是要承认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支配地位。可持续发展战略考虑了影响人类发展的多种要素，对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不仅要考虑到自身资源与服务的利用，也要考虑对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所以，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

2．2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特点

2．2．1重在社会因素的人文分析竞技体育社会评价作为项目社会评价的一种形式，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与竞技体育相关的社会过程。经济、政治、文化、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等社会因素都会因竞技体育的出现、发展而发生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结果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态度都是社会评价的内容。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目的就是要系统的调查和收集与竞技体育相关的社会因素，分析竞技体育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分析竞技体育与社会其他系统的相互适应性和协调性，为竞技体育的发展的政策制订者提供有利的建议和参考，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特点就是注重对社会因素的分析。

2．2．2宏观性和多目标性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是对竞技体育的全面评价，既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有广泛的非经济的社会效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生活领域。论文主要是分析竞技体育项目的社会可行性与可持续性，分析竞技体育与社会环境的相适应性，分析竞技体育对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贡献和影响，因此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具有宏观性和多目标性。

2．2．3长期性社会评价要考察近期与远期的社会发展目标，要考虑社会和人类的发展，竞技体育对人们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影响，对人素质的影响等都不是短期内能体现出来的，因此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具有长期性。

2．2．4定量难社会效益与影响是多种多样的，竞技体育对文化的影响，对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影响，对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都难以定量计算，只能以定性来分析。

2．2．5无统一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属于项目社会评价的一种形式，与其他项目的特点和各自的环境与条件各不相同，涉及的社会因素也不同，因此无法使用统一的评价指标，只能根据自身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指标。除此外，还不容易确定指标的参考标准。

2．2．6多层次性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涉及到竞技体育的微观财务分析、中观国民经济分析和对国家社会影响的宏观分析，因此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

2．3构建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在竞技体育社会评价原则的指导下，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指标的设立是根据我国竞技体育既有公益性又强调经济性特质，结合社会评价自身特点而建立的，基于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广泛性及其评价系统的复杂性，其指标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1)目的性与科学性；2)统一性；3)可比性与可行性。

3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基本体系

竞技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是作为一项国家事业来发展，主要由国家财政支持来生产或创造其公益性和福利性，但竞技体作为非物化的、服务性的生产行业，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体育事业被“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1993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制定的《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竞技体育以其自身竞技表演提供特殊审美需求的服务特点，以失去往日单纯比赛的意味，成为赢利颇丰的娱乐项目，成为体育产业化的领头羊。竞技体育在这种“事业性”、“公益性”与“市场性”、“产业性”的双重特性并存的历史前提下，要求竞技体育：一要着眼我国社会目标的整体发展，二要立足于市场经济，即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要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物质财富。

考虑竞技体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微观的财务评价、中观经济评价、宏观国家社会的角度对竞技体育社会评价体系的建构如图1示：

3．1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指标的总体结构在总目标下，设立七个一级评价指标，及多个对应的二级指标(图2)。

3．2体系设立的方法在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论文以文献资料法、德尔菲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来进行研究。

3．3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指标分析 转贴于

3．3．1人的发展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社会评价的中心思想是以人为中心，贯穿在社会评价中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人本原则。从社会评价的角度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评价人的社会的最高准则，又是评价社会的人的最高准则。竞技体育中除体育的基本健身、健心的功能外，竞技体育中的竞争性、公平性、规则性教育引导人们(尤其是学生)认识社会，熟悉社会法则。竞技体育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独立运作的世界体系的社会娱乐活动，是具有独立品质的为人们提供愉悦的特定行业，显然属于优化人的精神活动结构和功能的领域，是精神服务产品。无论是从产品的提供者还是产品的享用者的角度，竞技体育对人的发展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3．2社会政治竞技体育业的出现对政治影响的利弊使社会政治成为评价竞技体育的一个重要维度。

3．3．3社会文化把竞技体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列为对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对文化评价，也是作为社会评价的一个重要维度。

3．3．4社会经济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与影响。

3．3．4．1市场化程度竞技体育从业人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等)在整个文化产业中构成率；人们对竞技体育的文化消费在总支出中的比重；竞技体育事业部分的经费自给率。

3．3．4．2发展水平增加值年增长率、从业人员在第三产业中构成率、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增长率。

3．3．4．3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国民经济贡献率、国民经济支持率、第三产业就业贡献率。

3．3．4．4经济结构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平衡、产业结构来分析。

3．3．4．5科学技术竞技体育中的场地建设、训练器材、训练的科学手段等无不体现着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

3．3．5社会生活竞技体育的发展对社会生活领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生活指标主要分析生活水平、就业效果、社会安全与社会福利和医疗卫生几个部分：

3．3．5．1就业效果竞技体育某一项目在某地区的建立与发展是为该地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使社会剩余劳动力更多，其衡量指标有直接就业效果和间接就业效果及总体就业效果三个方面。

3．3．5．2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是进行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收入的增加与实际生活的变化的关系是成正比还是其他。

3．3．5．3社会安全与社会福利竞技体育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属社会福利事业，满足一部分人的竞技体育的需求。因此，从竞技体育的角度也可以了解国家的社会福利状况。

3．3．5．4医疗卫生通过体育人口的身体状况与就医及非体育人口的身体状况与就医的关系能反映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人们对体育的参与情况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3．3．6社会环境竞技体育的大力发展与社会环境是否协调、是否相适应、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考察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城市发展两个指标来分析竞技体育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3．3．7可持续性发展用下面几个指标来共同考察：

3．3．7．1经济从国家投入、社会投入及竞技体育产出的角度看，竞技体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是否使竞技体育具有可持续性发展。

3．3．7．2环境从竞技体育对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的保护、污染等环保角度来考察竞技体育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发展。

3．3．7．3社会竞技体育对贫困、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公正、福利等起着怎样正负影响程度，是竞技体育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因素保证。

3．4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模糊综合评判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指标权重值的推求，采用了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先用德尔菲法确定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通过一致性检验以后，再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统计计算，推算出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20位专家的专家征询意见表(共20份)来确定权重，经过一致性检验后，然后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值。再通过各单因素隶属度的确定，根据模糊运算规则，(其中i=行，j=列)，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出竞技体育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是0．576。

篇2

在线实验模拟了现场实验的场景，但却不是现场实验的简单网络化移植，实验设计本身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在线实验的互联网支持和计算机模拟等特点可以更好地提供一个促进思考和探究的环境，系统能在线记录学生的独立操作，为评价提供科学的依据，并可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挖掘和优化，调整实验设计，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能适应不同水平和能力学生的要求。基于以上特点，笔者设计了与现场实验存在较大区别的在线实验探究式学习模式。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能力是实验设计的核心问题。由于CDIO模式继承和发展了工程教育改革的理念，系统地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能力培养、全面实施以及检验测评的标准，因此，我们主要基于CDIO的理念来设计在线实验模式和方法，强调工程实践环境中探与究的学习来实现CDIO的全过程，使得学生以更多元的方式进行工程实践训练。CDIO是以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为四个主线过程，综合地考虑专业基础知识、个人和职业的技能及团队协作与沟通的技能，及在整个企业、社会环境下进行四个主线过程以达到全面提升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过程。CDIO模式中的构思和设计环节主要针对学生的工程宏观分析能力，而实现和运作环节主要针对学生的工程微观分析和操作能力。作为一个缩小版的工程实践过程，在线实验的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际上就是构思和设计过程，而实验过程就是实现和运作过程。因此，探究式学习主要体现在实验方案探究与实验过程的探究两个方面。以下我们将通过远程教育高校开发的典型实验来具体说明其设计理念。

(一)实验方案探究设计

实验方案的探究主要培养学生的工程宏观分析能力。在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下，实验按照统一的方案展开，学生没有选择性。这种教学模式适用于理论验证性的实验，但在以培养学生工程能力为主的实验中，就会压制学生的想象力和主动探究的意识。因此，实验方案探究是实验教学策略的最重要部分。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认识和探索理论规律，掌握工程技能，应该以问题为驱动开展实验方案的探究，学生对于老师提出的问题，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自主制定实验方案，通过搭建实验对象，准备仪器设备、测量各种工况下的数据，整理和判断实验数据和结果的正确性。这就要求实验具有基于工程的实际背景设计，学生才可能在这种开放性的实验环境下，对多种可能的实验方案展开探究。英国开放大学的实验“能量转换(EnergyConversion)”是典型的实验方案探究型实验。实验设计背景是铜的工业化生产，实验问题是如何从铜矿石经过多个环节得到电解铜。教师首先要求学生设计基本方案。学生在实验前1个月必须预习，由4人组成的实验小组需要集体制定实验方案，由于实验问题本身的开放性，实验方案也并不是确定的，指导老师只给出一些建议。从粉碎矿石到解析出铜的多步实验步骤中，有多种途径可以完成实验，学生们集体讨论得到设计方案。在实验过程中，方案根据实际情况还继续修正。完成基本方案设计以后，实验完成过程也是实验方案探究过程。学生在实验室边实验、边观察、边记录、边讨论，每个实验环节都要求去解答或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如粉碎的效率、溶解浓度以及电解效率等，部分环节还要到计算机上进行数学模型的求解。实验过程中进行观察记录和模型预测，最后对实验结果进行验证。实验结束后，学生还必须根据本星期实验情况，做口头报告(Presentation)，教师根据学生预习和作业情况、实验过程的表现以及口头报告，给出实验课程的最终评价。可以看出，整个实验过程就是针对如何从铜矿石得到电解铜的这个具有工程背景的问题，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制定和实施实验方案的过程，这对学生工程宏观分析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二)实验过程探究

实验过程探究主要培养学生的工程微观分析与操作能力。传统工科专业的实验操作基本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对于故障分析与解决、规范操作等重要技能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能力、创新能力还较少涉及，这显然不能满足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实验过程探究式是在实验过程中，教师给学生一定的引导和提示，让学生自己通过观察、思考、动手实施等途径去独立探索和研究，自行实现实验过程的教学策略。概括起来，在实验过程探究中，学生需要在实验过程中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实施和运行，真正实现探与究的学习过程。在工程实际环境中，观察与发现各种现象、分析现象之间的联系。因此在线实验系统会较为真实地模拟这些现象，学生经过现象分析，确定现象发生的内因与外因；结合理论进行讨论，明确调节目标与调节手段，形成解决方案。实验系统设计必须便于讨论和方案设计。华东理工大学DCS实验是较为典型的实验过程探究型实验。实验主要培训学生DCS操作能力和故障处理能力。由于DCS系统本身的大多数操作都是基于计算机的操作，因此网上实验课程的界面仿真DCS系统的计算机控制部分操作的界面(如图1所示)。以下用一个简单的故障处理实验来说明实验过程探究的实验。在实验中，设计了一个常见的故障处理，在图1的界面中，学生观察到粗丙酮塔T-601顶温度仪表TI-6006出发异常过高报警，系统要求学生调节至正常运行温度73.0-80.0℃。在观察到异常过高报警后，学生将按照所学知识和工程常识，作出如下分析：粗丙酮塔顶温度上升可能有4三个工艺方面的原因，分别是加水量过大、回流量过小或再沸器回水量过小，也有可能是仪表自身故障因素。既然存在这三种可能，就必须通过其他观察和分析来确定故障原因，因此学生首先需分别检查相关三个仪表，即加水量仪表FRC-6015，回流量仪表FR-6019，E-601再沸器回水仪表FRC-6014，以确定仪表正常工作。学生观察到回流量仪表FR-6019读数偏小，就可以判断出是因为回流量不足造成塔顶温度升高。在通过观察分析找到故障原因后，学生根据工艺理论，确定解决方案，即增大塔顶回流量，需要调节FR-6019仪表。在工程环境中，不能进行一步到位的调节，以免造成大的扰动，需逐步小范围调整，边调边等。因此学生在实施解决方案，必须仔细阅读操作守则，将温度调节至正常运行温度的整个操作过程必须符合现场操作规范。操作实施时，首先将LRC-6023改为手动控制，每次增加调节阀阀位必须小于2%—这是操作守则要求的，如果学生超出这个阀位标准进行调节，训练中系统将给出警告，在考试中则行为将被记录，作为扣分依据。每次调节后系统会根据数学模型的计算将相应仪表调至相应位置，学生一边观察表显示情况一边调解，直至塔顶温度恢复到73.0-80.0℃，最后将LRC-6023设置为自动控制。可以看出，此实验在整个故障处理过程中，并不像普通课程实验制定严格的步骤，而是让学生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通过自主观察分析来制定解决方案，然后根据操作规范来一边观察一边操作运行，整个课程设计与教学过程较好地体现了探究式的教学策略。

二、基于过程考核的在线评价体系

对实验学习成果进行全面评价是在线实验的重要环节，这样才能对学生探究式学习过程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传统现场实验模式中以数据处理和实验报告结果来评价只能作为在线实验中评价模式的参考。对于参加实验的学生，主要应考虑的因素是其在实验的准备情况、在实验过程中探与究的情况，即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准确性，设计方案的优劣，操作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和其他同学交流情况，以及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和应用能力，因此必须据此建立新的实验评价体系，即基于实验过程考核的评价体系。在线实验评价体系主要分为理论掌握情况、实验操作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其中实验操作能力是最为重要的指标。理论掌握情况主要考察预习思考题，实验操作能力包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仪器或仪表、设计方案是否适当、操作目标是否达到、操作过程是否规范、数据处理与实验报告是否符合要求等都可以作为实验过程考核的指标。同时，每一门实验课程提供BBS建立单门实验的学习社区，学习者就一些问题难题发帖，由专门的辅导教师回答问题，并确认学习者所发的有效帖数等。其中实验操作规范是较为特殊的指标，在工程实际中，操作规范化及其重要，否则将引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必须设定一个阀值，学生如果出现较为严重的操作规范问题，不论其他指标分数如何，都将判定为不合格，我们定义为罚指标。本文选取上述7个指标因子构成学生实验教学的基本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次设其为A1，A2，…，A7，其中A6为罚指标因子。通过在线实验系统中自动记录实验仪器选取、操作等参数，对学生实验过程进行跟踪。结合在线实验平台的应用，在实践中我们采用了一个有七个参数的指标体系，包括预习思考题分数、实验仪器选取、实验方案正确性，操作规范性、数据处理、实验报告、在学习社区的交流情况。对这七个参数赋予不同的权重就可以得到该学生的最终成绩，下面分项说明一下每个指标的含义。由于每个指标因子只反映了学生实验学习的某个方面的特征，各学校可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规定指标因子及其特征值，以及罚指标因子的规定。在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大致说明了其重要性，这七个参数基本上涵盖了学生从准备到完成全过程的表现情况，对每一个指标赋于权值并最终得到终结性评价课程成绩，各项指标的加权和就是实验评价分数。少数指标虽然权重并不高，由于在工程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低于一定分数整个实验过程将评价为不合格。比如在前文提到的DCS实验中，在多次出现不规范操作并且在系统警告后仍然出现2次以上不规范操作，整个实验过程将被判定为不合格。对于通过经验方式得到的实验过程考核评价体系，在经过一定的数据积累以后，可以进行智能化的处理和分析，为学生提供更优化的实验方案。在选取的两个学生中，甲学生虽然分数略高，但操作相关的指标得分都不高，因此在后续实验中，主要给该学生提供注重操作及规范的实验，比如开关机实验和某些故障处理实验。而乙学生操作和动手能力较好，但不注意理论和实验设计，以及数据处理等工作，在后续实验中，应多推送理论学习的模块，提醒学生注意数据处理和实验报告的完成。

三、在线实验系统的设计框架

作为在线实验系统核心部分的探究式学习模式以及相应的在线评价体系设计完成以后，在线实验系统框架基本构筑完毕。在线实验系统应本着简单、适用、高效的原则，实行通用化、标准化、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思想。学生可以通过在线实验平台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教学的全过程，而在线实验平台则通过记录学生在线上参加的实验过程、实验练习以及培训交流等情况，实现对学生实验情况的全程跟踪管理和对学生实验教学需求的全面掌握。在线实验设计的基本架构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在框架核心部分的业务层中，支持探究式学习过程是贯穿设计始终的问题，所以应改变原先某些实验只是为验证理论的设计，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实施解决方案的探究式思路在实验教学中实现。同时需要学生在各个环节的实验过程进行完整的记录，作为其是否按照教学思想完成实验内容进行考核的依据，同时还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为学生提供经过优化的个性化实验教学模块。组件层和服务层和平台软硬件设计相关，在其他文章中有详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篇3

论文摘要：税收作为攀枝花市政府工业强市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手段，作为税收执行者攀枝花税务机关应加强我市税源监控，提高税源监控质量，实现税收目标。

马克思说过：“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攀枝花市政府提出攀枝花市走工业强市之路战略，要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要保证工业强市战略的顺利实施，就必须要有充足的税源作保障。结合攀枝花实际，我们税务机关如何加强税收管理，实现税收收入目标，为工业强市保驾护航，关键是要加强税源临控。本文就如何加强税源监控，实现税收收入目标，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供参考。

1　税源监控的界定

税源监控作为一个税收理论基本概念，就是对税收源泉的监督与控制，通过控制源头，保证税收收入的总体现模，通过对税收收入状况的信息反馈，进一步加强对税收源头的控制。其内涵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人应纳税额，通过科学的、规范的、现代的方法和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制约、督促和管理，是保证税收收人实现的一系列税收管理活动。通过对税源信息进行归集、处理、统计、分析，并结合经济、税收政策的变化调整，预测税源的发展变化趋势，为税收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以便依法组织收入，防止税源流失。

2　加强税源监控的必要性

税源即税收源泉，财政收入的90％左右来源干税收，所以税源监控就显得格外重要。

2．1强化税源监控是遏制税收流失的重要手段

经济决定税收，但我们在分析经济发展与税收的对应关系时，就会发现经济并不直接决定税收，而是决定税源，税源不等于税收，税源只有通过征收管理才能变成税收。税源和税收之间的差额就是税收流失。强化税源管理可以及时发现税收征管中的薄弱环节，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税收管理，堵塞跑、冒，滴、漏等现象。只有有效地控制税源才是保证税收应收尽收的关键所在，从而保证税收收人随经济发展而稳步增长。

2．2强化税源管理是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需要

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单晨光同志在攀枝花检查指导工作中指出，要加强税源管理，逐步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要靠强化管理来实现，税收征管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坚持依法、规范，体现强化管理的要求。税源管理作为税收征管工作的一个卞要方面，工作重点要做到：对辖区内所有的纳税人户籍清楚、生产经营情况熟悉、申报纳税数据掌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可以说，划断税收征管能力的高低，不能只看收入任务的完成情况，而要看对税源的整体掌握上。

2．3强化税源监控管理可以有效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

我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较长时期都是束缚于征收、管理、稽查之间相互制约的思路上，忽视各环节内部工作的监督考核，以至于管理人员，稽查人员不廉行为频频发生。尤其是基础工作不够扎实，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仍然存在，“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涉税案件的发生大多与税源监控管理工作薄弱有关。而强化税源监控管理正是定位在税收征管的基础工作上，着力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的问题。

3　加强攀枝花市税源监控的措施

3．1建立、完善税源监控规章制度

(1)建立财税资料上报制度。

几税源监控范围内的企业组织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时，必须同时报送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由各单位税政管理部门负责于每月25日前将上述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及纳税申报表原件或复印件各一份集中后留存，用于税源调查、分析，市局将根据收入进度、税源变化等情况适时抽调部分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和纳税申报表。

(2)建立税源分析制度。

税源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税源变量与经济变量的函数分析：一要落实税源预测数学模型，做到税收与经济宏观分析的科学有效。二要拓展分析空间，实现单一分析模式向多维分析模式的转变。通过数据推论分析模型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析重点，有针对性的利用数据资料，多角度全方位的反映纳税人的经营状态、支柱行业的发展趋势、我市的经济结构特点，把经验分析、定量分析、宏观分析有效的结合起来，确保为加强税源管理和领导决策提供前瞻性的科学依据。

(3)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对税源监控范围内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定期深入企业摸清税源、税负变化情况，调查分析对税源影响较大的因素，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项，应以书面形式及时上报市局税政处。

(4)建立税政检查制度。

对税源监控范围内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税政管理部门应深入企业每年进行一次税政检查。主要检查企业是否正确执行各项税收政策，有无隐匿收入、虚增成本、转移利润等现象，各项减免税是否符合税收政策规定，统一收购发票、一般纳税人认定、税前扣除、弥补亏损、出口退税等审批手续、资料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3．2健全税务管理网络化信息系统，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1)加强攀枝花市税务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联系。

进行税务登记，主要以工商营业执照为准，然而目前，工商登记与税务登记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制度，税务机关很难全面掌握工商登记信息。从工商部门取得登记资料，运用手工方式也不能与税务部门登记信息全面核对，核对出的未办理税务登记户，因各种原因，税务机关无力逐户查找，资料交换制度也往往流于形式，而达不到监控的效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文件夹，放在在内部网上，通过edi方便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以达到监控的效果。因此建议：(1)建立税务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机构编制部门、民政部门的公共信息网。通过网络传输数据，掌握应履行纳税义务的税源户数及其基本情况，并加强对税源户的动态监控、分析。(2)实行统一的标识码。统一的标识码由技术监督部门颁发，颁发给批准成立的单位后，把此标识码一一录入微机，再以网络传输的形式传送给各个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在收到此码后，再一一下达给税务部门之间的内部网，以此码来证明注册成立单位的身份。(3)取得工商管理部门的配合，要求工商企业在领取工商执照的同时，必须办理税务登记。(4)实行联合办公制度。工商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实行联合办公，为纳税人实行一条龙服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办理登记及年检手续，减少纳税人办理各种手续的程序和时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2)加强同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

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料，也是税源资料，如房管、国土、公安等部门掌握的资料就是征收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的计税依据。由于这些税源面广并且流动性大，税务机关不能全面掌握其基础资料，因此，要建立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公共信息网，实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资源信息共享。由此，税务部门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取得税源信息资料，掌握税源底数。

3)核定税额，反向通知。

对可直接采集税源基础资料或能准确核定计税依据和税负的税种，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税务机关能从有关部门取得准确信息，因此，税务机关可以直接核定纳税户，建立数据库，利用计算机实行管理，核定其纳税额，实行反向通知纳税人按核定的税额到指定地点完税。

3．3面对纳税申报不实状况，可以采取强化纳税服务的措施

纳税服务是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和能力，促使其如实申报纳税的必要手段，完善的纳税服务是实行税源监控的有效手段。

(1)大力加强税法宣传。加强税法宣传，提高全市的依法纳税意识，切实改善税务执法的社会环境。要建立税法公告制度，将税法规定等纳税实务让每一个纳税人都知道、了解，以方便纳税人掌握纳税程序，及时、准确填报纳税申报资料。宣传税法，除了传统的海报宣传外，现在可以借助计算机系统利用互联网络在整个it上进行广泛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最新的现行税收法规，按规定设定账目，按会计准则进行财务核算。

(2)加强对纳税人的培训。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和照章纳税是纳税人正确申报纳税的前提条件，为了使纳税人正确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有责任．有义务承担对纳税人的培训任务，使纳税人了解税务信息，照章纳税，使纳税人掌握如何计算应纳税额、如何填写报表、按什么程序申报等，提高纳税人自行申报的能力。经过培训，使纳税人做到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掌握税收专业知识，了解税收法律。

(3)简化纳税申报程序，提供方便，降低纳税成本，提高纳税效率。纳税人申报可以去税务局，也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注册登记申报实等流程完成纳税。

(4)加速税务业的发展。税务业顾名思义就是税务机构为纳税人服务的行业，如税务师事务所。因为税收行业比一般的企业纳税人更具有税收专业知识，对税收法律更加了解，既可以使纳税人方便、快速地完税，也使国家税收得以监控。

3．4实行征收方式多样化

(1)采取以计算机管理为主、手工操作为辅的管理方式。以手工操作弥补计算机管理系统目前尚不完善的地方，计算机管理和手工操作的结合是为了在征管改革的过渡阶段实行全面监控的必要手段。

(2)建立适度集中征收，保留其他有效的征管方式。虽然征管改革的目标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但在过渡阶段不能盲目的实行全部集中征收，集中征收是在一定条件下的集中，因此，要适度，对于其他有效征收方式，目前还应保留要与集中征收相结合运用。

(3)积极推行代扣代缴、委托代征方式，实现税收税源控管。代扣代缴、委托代征是自核自缴的方式，在税收征管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将税务机关难以控制的税收，如对车辆征收的车辆使用税，对房屋租赁业和交通运输业征收的营业税等，交给政府各部门，让其代扣代缴、委托征收，可增强各部门税收法律意识。

篇4

关键词：城市高层建筑；外部形体设计；个体与群体设计

中图分类号：TU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45X（2015）12-0232-03

作者简介：朱天源（1998-），女，江苏南通人，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学设计

人类从未停止向高处前进的脚步，也未曾停下对未知的探求。这种触摸未知的渴望，最先体现也最完整保留于我们的建筑文化中。从远古的祭坛到明清的宝塔，从希腊的神庙到伊斯兰的教堂———我们写下“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写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溯过去时代里曾经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以及这些建筑物中凝聚着的先民们智慧的结晶。放眼当代，为适应时展的需要，现代建筑应运而生，高层建筑尤其是摩天楼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尺，这就对其建筑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高层建筑外部形体表现形式

高层建筑可以有许多呈现形式，包括个体的视觉特征和群体的组合造型，我们对此分别进行讨论。

1.1高层建筑个体形式的表现

高层建筑整体形象可分为底座、主体、顶部三个部分，这三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定位和形式特征，而其有机结合体又共同影响着整个建筑的外部形式与美学体验。

（1）底座的外部形式

底座是一般情况下人眼观察建筑物最先触及的领域，在传统建筑模式中，人们追求建筑物的厚重与稳定，以厚载乾坤。为求底座之于整体的视觉均衡，大量使用厚重的外墙和放大的柱础，让建筑物的底座与主体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即建筑物越高，底座面积越大，比例越敦实。但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建筑物的需求再不仅是遮风挡雨的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追求艺术性美学理念的精神层面。底座作为高层建筑与周围景观联系的纽带，开始从深色制材、粗糙质感带来的沉重外形，转向自由灵动丰富多变的艺术形式。它们不再以传统高层封闭冰冷的形象示人，反而退后给予了行人更为广阔的行走空间，以亲切友好的态度与其他景观和谐共处。纽约利华大厦和广州东方宾馆底座设计中都融入了这种理念，使其成为城市的风景线而非视野的终结者。

（2）主体的外部形式

作为建筑的重心，主体部分不仅是普通百姓对一座建筑大体印象的直接来源，也是开发商寻求形式创新的首要切入点[1]。尽管对于建筑尤其其的主体审美在不同时代有属于时代烙印的不同的标准，，但在建筑学史上恒久不变的是对原始几何形体的钟爱，每一座建筑都能从最简单的几何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哲学上讲，简单才是最复杂的单一，这种理论直到今天依旧有其指导意义。通过将林林总总的功能要求结合统一于最为简单的几何形状，高层建筑可以在钢筋水泥混合成的城市丛林中跳脱出来，带给人清新愉悦的视觉享受。比如图3所示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其主体为长方体，上部推拔形成变截面体，顶部则挖出一个圆形形成月洞门，与东方明珠顶端的球体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此外，高层建筑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建筑韵律方面的可操作性较大，例如图4所示的广州电视塔，由两个分别在基础平面和450米高空的椭圆彼此扭转，并于腰部收紧，以渐变式网格结构填充，呈现“盈盈一握”的纤细感却不失现代建筑的力量，在带给人美学浸润的同时，充分显示了建筑的艺术内涵。

（3）顶端外部设计

顶层是高层建筑竖向构图的结束，常常给人以高耸入云、直指天空、与广阔的宇宙相呼应的感觉。且从城市整体布局来看，高层建筑顶层所带来的视觉影响往往更大，它决定了从高空俯瞰时一个城市给人的整体感受。除此之外，顶层还承担了许多及其现代的功能需求，比如旋转餐厅、“空中花园”等等，要求建筑本身能够兼顾功能与造型。就目前高层建筑设计而言，包括顶体一体和顶部变化两种形式。其中，顶体一体是将顶层作为主体的延伸追求简洁利落的美，甚至于某些情况下与主体完全合一，如西格拉姆大厦；顶部变化则以功能和美感的高度统一为目标，以与底部的呼应赋予建筑本身丰富的层次，如纽约电报电话大厦、广州中信大厦等等。

1.2高层建筑群体形式的表现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高层建筑也不再是简单的一座“鹤立鸡群”，给人异于其世的孤独与突兀感，而是向着建筑群体化的方向日趋发展。这就要求高层建筑群体的设计既要有整体观念，统筹各个建筑物以达和谐之境，又要保证每个建筑物拥有自己的精彩，不失去其本身的固有属性。在异与同之前求得双重的平衡。实际运用中的建筑群大多采用近似外部形体、比例、材料、建筑手法、色彩等，以期实现大厦间的和谐统一。但这种彼此相似的大厦组合时很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突兀现象，犯缺少关联的通病。这时平面布局设计的引入可以成为一条无形的纽带，通过对称、环绕、主从设计等手段，顺应地形地势，化解尴尬局面，实现全局的整合目的。此外，还应注意退一步欣赏建筑的外轮廓线，从足够远的地方着眼。注重大范围的变化而非细节，要求整体轮廓线条的简洁有力，同时能与周围的建筑环境、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和谐统一在一起，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带来的不同感受，比如泼莱斯大楼会随着阳光和人的运动改变产生不同变化，随时随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2高层建筑外部形体设计的影响因素

高层尺度高、体量大，其设计出现问题频率较高，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为广泛。具体从以下方面阐述：

（1）环境因素

环境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一直以来都是极为重要的。现代有机建筑理论中提到，建筑应与环境相融合，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如同植物从土地中生长出来一般。对于本身就高大显眼的高层建筑，依据地形地势让它与周围景色相融合就显得更为重要。我国现有的高层建筑群代表设计大都可圈可点，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有时顾及了自然环境的交融就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可行度，例如交通疏散关系、地面停车情况，还有新老建筑过于鲜明的对比现象，这些都体现出我们的城市设计在综合环境统一这条路上还有很长一段需要前行。

（2）技术因素

科技进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面貌，而且其进步速度也呈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就举最简单也最普遍的例子，十年前我不会想到如今孩子的童年是智能电子产品满天飞的现象。在这样一个略显浮躁的时代，建筑作为一门住持稳重的表现形式，更应当思索怎样利用好科技的进步，让天性“慢”的建筑良好地融入人民的现代生活。

（3）地域文化因素

任何建筑都处于环境中，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处于文化包裹下，。每一座建筑都承载了一段历史，保存着某一群人的群体记忆。高层建筑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它蕴含的文化思想折射出中华文化的瑰丽与雄奇。正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复古京派、兼容并蓄海派和自由明朗的岭南派，高层建筑的设计满足功能要求的同时更要传承文化特征，避免千城一面的模仿现象。

3关于高层建筑外部形体设计的可行性建议

3.1贯彻环保理念设计

断然不能以环境为代价求得经济发展。在新型节能环保理念贯彻落实的今天，生态建筑悄然蔓延开来[2]。生态高层建筑以生态材料为基础、生态技术为支撑，巧妙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建筑的顶端绿化和屋顶花园的建设也能体现出人本思想。

3.2强调平面协调统一

在进行高层建筑设计时，应先从宏观分析上入手，力求建筑融入环境而不是如一把利剑割裂原有空间的联系，而后结合建筑物的功能要求处理细节问题。在此过程中，最好能做到建筑群平面布局与当地自然气候相适应，若能调节改善城市气候更佳。

3.3融入文化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观念越来越包容开放，但不得不提的是，涌入的大量西方文化理念强烈冲击了我国原有建筑文化，模仿和雷同之风盛行，特别是对商品经济的扭曲理解，使得原本拥有自身特色的高层建筑失去了设计学本应传承的文化精神[3]。我们更应当着重注意建筑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传统，将地方自然风土人情特色融入其中，打造“中国味道”的高层建筑流派，形成不仅仅代表了城市，也代表了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地标。

4结束语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设计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作为精神的存在，以一定的理念为指导原理的精神、价值创造的一种形式[4]。”它在文化的参与和制约下展开和完成，并体现出当时文化的风貌,反映出不尽相同的价值和审美观念。随着建筑学的发展，现代高层建筑的外部形体设计如何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充分体现出现代文化的特征，并让其在文化传承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奥托卡.浅谈高层建筑外部的尺度设计[J].山西建筑.2011（23）.

[2]石梅.建筑的生态语言———以诺曼·福斯特的作品为例[J].四川建筑.2013（05）.

[3]张峥嵘.西津渡过街石塔的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J].南通职业大学报,2011（2）：16-19.

篇5

(一)物流企业的定义及分类物流企业的定义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GB/T19354－2001)将物流企业定义为:从事物流活动的经济组织。2006年物流术语有了更新，新版本的物流术语(GB/T18354－2006)在原版本的基础上，从从事的业务、具体的工作、所具有的资质等领域对2001版进行了具体化的描述。其中，从事的业务包括运输、仓储;具体的工作是对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包装、流通等工作进行组织管理;所具有的资质包括信息管理系统、能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005年出台的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国家标准(GB/T19680－2005)把物流企业分为运输型、仓储型和综合服务型三类，并根据各类具体指标将三类物流企业从AAAAA到A级划分为五个等级，其中AAAAA级别最高。通过近10年国家标准的推广，这一分类与评估方法逐渐成为衡量物流企业生存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评判依据。

(二)江西省物流企业PEST分析PEST分析模型是一种宏观分析方法，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角度对环境进行分析，是品牌战略管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1．政治环境分析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均已注意到物流的重要作用。2009年国务院下发《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发(2009)8号)、2014年国务院讨论通过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了物流行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江西现代物流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江西省物流业发展规划(2007年－2020年)》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也为江西物流企业的品牌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经济环境分析在政府一系列政策指导下，江西省经济得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2013年江西省生产总值达到1．43万亿元，财政总收入2357．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51．1亿元，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可喜的势头。3．社会环境分析江西省共有11个地级市，地理面积为16．69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848万人。据江西省统计局《2012年江西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对策建议》显示，江西人口呈现总量平稳增长、城镇化水平加速推进、出生人口男性与女性性别比连续6年下降、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家庭平均规模减少、人口红利仍然可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七大特征。4．技术环境分析从江西省物流领域的技术环境来看，在公共服务方面，公路、水路、铁路和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初具雏形，物流园区建设初具规模。但从企业自身技术手段来看，还处于功能单一、设备简单，规模较小的阶段。通过对江西省物流企业PEST分析可以发现，江西省物流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正在逐渐改善，为江西物流企业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江西物流企业发展现状由于文章针对江西物流企业品牌建设进行研究，选取的样本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因此，文章研究所指的江西物流企业特指A级(含A级)以上的江西本地区物流企业。据江西省商务厅公布，截至2014年3月，江西省共有A级(含A级)以上物流企业37家。为了方便统计，所有县级市都统一划到所辖地级市，具体信息如表2:通过表2可以看出:第一，江西物流企业整体数量少。除南昌市、宜春市的A级(含A级)以上物流企业数量达到两位数外，其他的普遍在1－2家;同时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中，还有2个地级市(新余市、吉安市)连一家A级以上(含A级)物流企业都没有。第二，部分地区A级(含A级)以上物流企业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江西物流企业虽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但也面临着生态位重叠的现象，如南昌市的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宜春市的运输型物流企业。第三，从物流企业的分类来看，在37家物流企业中，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20家，占54．1%，运输型物流企业15家，占40．5%，这两种类型的A级(含A级)以上物流企业已占总数94．6%，而仓储类A级物流企业只占5．4%，所占份额非常少。

二、江西省物流企业生态位分析

(一)江西省物流企业生态位维度分析企业生态位维度是指能对研究单位产生作用的影响因子的个数，通常由企业资源、企业环境、时间和空间等多个维度组成。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国家标准将三类物流企业分别从经营状况、资产、设施设备、管理及服务、人员素质和信息化水平五个维度进行测量，其中每一个维度又设置了不完全相同的二级指标。文章沿用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国家标准，对江西物流生态位维度进行分析。结合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江西省物流企业在经营状况这一维度上，年综合物流营业收入在15亿元以上(5A等级)的只有1家，标杆型的物流企业还没形成;在资产这一维度上，总资产达到10亿元以上的有1家，总体规模偏小;从设施设备这一维度进行分析，没有1家运输型物流企业运营网点超过50个，仓储型物流企业仓库面积没有超过20万平方米以上，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运营网点几乎不超过100家(京九物流除外)，整体设施设备还不够完善，尤其是仓储型物流企业;从管理及服务这一维度分析，反映较好的37家物流企业都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业务辐射面还主要集中在全国乃至跨省范围内，业务量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从人员素质这一维度来看，企业大专学历以上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普遍不超过80%，管理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从信息化水平这一维度来看，企业的网络系统、电子单证管理、货物跟踪、客户查询等信息系统还不够完善。

(二)江西省物流企业生态位宽度分析生态位宽度可以理解为物种所能利用的资源总和。据江西省发改委统计，2013年江西省社会物流总额4．02万亿元，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2．59万亿元，农产品物流总额1882亿元，区域外流入货物物流总额9901亿元。近几年来保持江西社会物流总额不断增加，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以降低物流成本，同时物流需求也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江西省物流企业生态位的宽度在不断扩大。

(三)江西省物流企业生态位重叠度分析生态位重叠是指物种生态位的类似程度。生态位重叠度与物种竞争强度成正比。江西省现有A级以上(含A级)物流企业37家，除南昌11家、宜春10家外，其他的都分布较散，这使得江西省物流企业生态位的重叠度较低。虽然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宜春市有8家运输型物流企业，这8家运输类物流企业都集中在宜春市的高安市;在赣州市的南康市集中了4家从事家具运输的运输型物流企业，在南昌市集中了5家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这会造成生态位的重叠，但对比北、上、广的物流企业数量、种类和级别可以发现，由于江西A级以上(含A级)物流企业数量较少，整体生态位重叠度并不高。

(四)江西省物流企业生态位密度分析生态位密度是指某一生态环境下物种的数量。江西省物流企业生态位密度包括了江西省所有物流企业，但相对于文章研究的江西A级以上(含A级)物流企业，本省其他的物流企业相对规模较小。但不容忽视的是，外来的物流企业进入江西后，会促使江西物流企业生态位密度增大，同时也会给江西物流企业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带来重大影响。

三、生态位视角下江西物流企业品牌建设策略

(一)江西省物流企业竞争策略1．生态位压缩策略生态位压缩策略适用于中小微型物流企业，在面临内外部竞争的同时，通过压缩生态位，集中优势资源帮助企业在市场中获取有利地位而得以生存。江西物流企业普遍规模小，面对外来大型物流企业竞争毫无优势，可以尝试生态位压缩策略。2．生态位扩展策略生态位扩展是企业快速形成品牌，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一种策略。如吉利通过收购沃尔沃，将企业生态位从中低端企业快速提升到高端汽车领域，实现了企业形象的提升。对于江西省物流企业，也可以采用并购或者合作的方式，扩展企业的生态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品牌价值。除了采用并购或合作的方式，企业也可以采用价值创新的方式，扩展企业的业务范围，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生态位的扩展。3．生态位移动策略生态位移动策略适用于物流企业面临着标杆型物流企业进入市场并且生态位高度重叠的时候，此时，企业通过生态位的转移，实施差异化，从而凸显优势。生态位移动策略从某些角度可以理解为错位经营策略。江西省物流企业目前集中体现在运输型和综合服务型，企业实施仓储型物流，显然就是一种生态位移动的方式。当然，在实施生态位移动策略的过程中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加强流通加工、物流信息等领域的业务，也是进行生态位移动的良好思路。4．生态位协同进化策略现代企业经营的发展已经从“win－lost”模式转向“win－win”模式，生态位协同进化有效避免了企业之间恶意的竞争，同时也可以扩展企业的生态位。物流企业最常见的生态位协同进化策略，即构建物流联盟形式，还可以通过促进物流业与一二三产业的结合，拓展物流生态位。

篇6

关键词：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政府支出；投资规模

中图分类号：F403.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对地方政府投资的范围和方式存在着争论，同时关于投资规模、结构和效益问题的理论探讨也一直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核心内容。研究现阶段地方政府特别是占我国地方政府最大比例的县域政府投资，合理确定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嘉兴县域政府适度投资规模最优选择及对策建议如下：

1 在投资结构上，合理界定县域政府投资范围

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总投资都是由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两部分组成。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相比，有自身明显的特点：

1.1 非政府投资是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个人从事的投资，作为商品生产者，它们的目标是追求盈利，而且，这种盈利是根据自身所能感受到的微观效益和微观成本计算的；而政府投资追求的目标是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它可以从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角度来评价和安排自己的投资，其本身可以微利甚至不盈利。

1.2 企业或个人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和社会筹资来为投资提供资金，自身积累规模和社会筹资都受到种种限制，一般只能从事周转快，见效快的短期项目；而政府的财力雄厚且资金多半是无偿的，可以投资于大型项目和长期项目。

1.3 非政府投资不太容易顾及非经济的社会效益，而政府投资由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特殊地位，可以从事社会效益好而经济效益一般的投资，可以而且应该将自己的投资集中于那些“外部效应”较大的公用设施、能源、通信、交通农业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领域。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衡量中，更注重前者。

2 在投资数量上，坚持量力而行适度超前

县域政府性投资规模，特别是短、中期投资规模，必须考虑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虽然，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出现那个地方政府因债务危机而破产，但过度投资对本区域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县域政府性投资规模的决定，一定要通过一定的指标模型计算出政府性负债风险警戒指标、投资规模警戒指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超前。

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传统政绩意识，争做“领头羊”、“排头兵”、尽快进入“第一方阵”的竞争意认，维护和发展本地利益的责任意识，这些影响投资过度扩张因素一时难于消除的情况下，以及现行体制构架下，必须发挥人大的立法监督作用。县域政府性投资规模、政府性负债指标，由人大以决议的形式来确定，一旦确定，不得随意改变，政府必须围绕这个目标去执行。

3 在投资决策上，完善科学的决策体系和决策追究制度

要保持县域政府性投资规模适度，关键之一就是要改进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管理。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实行集体决策，规范决策行为，明确决策责任。按照有利于项目推进的原则，分类明确项目前期工作责任主体，并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前期可行性研究招标制，设立项目储备库和评价制度。政府投资项目一般应经过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中介机构的评估论证，咨询评估要引入竞争机制，并制定合理的竞争规则；特别重大的项目还应实行专家评议制度；逐步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避免“政府失灵”现象的产生。

4 在公共投资领域中吸纳私人投资

一是凡通过市场调节可以较好解决供求问题的领域，政府没有必要进行管制，可以放开由企业投资经营；二是凡能在政府监管下由企业投资经营的领域，政府没有必要投资经营；三是政府投资后凡能以商业方式经营的，政府没有必要直接经营。

据此，县域政府可以将道路、桥梁、港口、水厂、电厂等基础设施的专营权拍卖给私人、企业和外商，以缩小政府非竞争性投资的范围；可以将一部分垄断性行业的现有国有企业资产或将要建成投人使用的资产出售或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尽快收回政府投资；对不能出售和股份化的企业，可以采取租赁、托管和公司化的方法转变为商业化经营，以缩小政府直接经营的范围；对一些非竞争性领域还可以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分散化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缩小政府需要管制的范围。为了改善政府的管制，应根据垄断性行业的不同情况，分别引进价格限制、进入限制和利润协议等不同的管制方法。在区域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县域政府应主要采取利润协议方式，重点则是保障投资经营者获得适度的利润。

5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行“代建制”新模式。由于地方政府投资的无偿性，各相关单位在公益性项目建设中客观上存在着追求大规模、高标准、多投资的欲望，再加上对建设项目投资建设管理不熟悉，往往造成概算超预算、决算超概算，一圈下来投资规模翻了一番。为了克服这一弊端，改善对地方政府投资公益性项目的管理，可以实行“代建制”新模式，变各单位零散管理为集中统一管理，由政府的项目中心或指定国有公司，代表县域政府负责此类项目的建设管理，实行统一“代建”，建成后向使用单位交钥匙。“代建制”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先由有关部门提出项目，交由项目管理中心进行设计招标或委托设计，使用单位参加设计方案的审查。设计、项目概算等经政府批准后，再由项目代建公司组织施工、监理和设备材料采购招标。在项目建设管理中，项目管理中心负责投资、质量、工期的控制，待工程验收合格后，交由使用单位使用。这种形式的优点是将公益性项目管理由分散管理变为集中管理，提高了项目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同时也易于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和概算投资的控制。

6 建立政府投资绩效评估体系

6.1 经济性评价标准

政府投资项目的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营运费用或日常管理和维护费用，将这些成本与实际耗费进行比较，如通过计算固定资产闲置率、闲置固定资产占压资金额原材料节约量、资金有效率、项目成本差异比率和损失浪费率等进行评估。

6.2 效率性评价标准

所谓效率，是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对于政府投资项目，衡量其效率性可以利用下列指标：资金到位率、资金利用率、投资产值率、投资效果系数、投资利税率和投资收益率等。

6.3 效果性评价标准

具有明显的国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个特点，因此效果性分析包括：①国民经济效益的评价：地方投资项目的国民经济效益评价根据项目所在行业的不同而有差别。如：对于交通运输项目，它的国民经济效益评价主要通过各种运输费用的节约、运输时间的节约、拥挤程度的缓解、运输质量的提高和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费用的减少等方面衡量。②社会效益的评价：可以通过考察项目对当地社会环境、扩大就业、地区收入分配、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收益者范围及其地方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以做出定性的评价。

参考文献

篇7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反映了该国在该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这一成果可以用几个主要的综合经济指标表示出来，借以考察国民经济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情况，并可用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进行对比，以分别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速度的快慢等。这些综合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物价指数、利率、工人就业率、进出口贸易额、政府支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一系列总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

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其内容为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是指明在统计期内所生产的总值如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第一，产品流动法。产品流动法又称为产品支出法或最终产品法。它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起来，计算出该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即把购买各种最终产品所支出的货币加在一起，得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的总和。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计算作为以后生产阶段投入的中间产品，仅考虑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例如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按产品流动法计算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个人消费支出，

B代表私人总投资，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净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称要素支付法，它是从生产角度出发把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收入相加起来，即把雇佣人员报酬、非公司企业的业主收入、公司利润、净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相加而求得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部门法。部门法按物质产品与提供劳务的所有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了国民收入的来源，所以也称为生产法。根据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仅计算所增加的价值。

以上三种计算方法中，产品流动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应以它为标准。如果用其余两种方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与用产品流动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不一致时，则应按产品流动法所得出的数字进行调整。

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同时计算另外两个与之密切联系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净值（NN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样的，即产品流动法、所得法和部门法。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入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生产概念。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加上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民生产净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以市场价格表示的产品和劳务的净值。这个指标表明了国家可以用于社会消费和净投资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它等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折旧以后的产值。

②国民收入（NI）。国民收入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情况的另一个主要的综合指标，它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计算的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与政府津贴的总和，也等于国民生产净值减去企业间接税再加上政府津贴，用公式表示为：

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租金＋津贴＝国民生产净值－企业间接税＋津贴

与国民收入密切联系的也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即个人收入（PI）与个人可支配收入（PDI）。个人收入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利润与所得税，加上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与政府向居民户支付的利息。个人可支配收入等于从个人收入中减去个人所交纳的所得税、财产税等，表示一国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为个人消费支出与个人储蓄两部分。

③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因此，它的变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产量所发生的实际变动，另一种是价格所发生的变动。

产量的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是正常的，而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则是虚假的。为了准确反映产量的变动情况，使得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就要按某一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样，对于国民收入也应作如此的处理。

利用不变价格折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确定为基年，以该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然后用物价指数来调整按当年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就得到按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便于进行比较。

物价指数是各单个商品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之比，通常表现为百分数。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这种方法所需的数据资料很难寻找，因此并不适用。实际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有关资料同样也可以求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我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8，531亿元人民币，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45，006亿元人民币。以1990年为基年，由《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1994年对1990年的发展速度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29，372亿元人民币，比1990年增长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其增长率为142．9％，二者的差距约为85％。存在这样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平均指标，它等于某年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当年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经济运行的侧重点与国民生产总值

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而前者则有助于了解一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形势。

投资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几个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的资料后，通过对它们的水平高低、增长速度、部门构成和地区差别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大体了解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基本状况。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个部门与行业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投资情况等，就可判断现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气候对投资将有何影响，为选择投资对象、投资时机和解决如何投资打下最根本的基础。

（2）经济运行变动特点

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情况只能对国民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要深入掌握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还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变动特点进行分析。与对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分析相比，对经济运行变动特点进行分析更偏重于对经济运行质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说明增长波动的特征，即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特征；二是经济结构的动态比较，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三是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说明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与通货膨胀状况，并联系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等，说明物价变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运行主要方面的影响。

①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与判断。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反映了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每个周期由大量经济活动几乎同时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普遍的收缩、萧条与复苏等阶段组成，并且这种波动重复出现。

一般来说，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时期，即经济活动扩张的或向上的阶段；衰退时期，即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萧条时期，即经济活动的收缩的或向下的阶段；复苏时期，即由萧条转为繁荣的过渡阶段。判断整体经济处于哪一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投资规模、工业产量、销售量、资本借贷量、物价水平、利息率、利润率与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动。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经历过两个阶段，即传统经济周期阶段和现代经济周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市场经济各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经济周期统计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绝对水平的统计指标基础上。但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较少出现原来那种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据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消失了。然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虽然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在消失，但相对水平即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却存在。为了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周期，定义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的概念。传统经济周期，又称古典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收缩、萧条、复苏是在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过程中循环的。现代经济周期，又称经济增长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在相对水平即增长率指标基础上来测度反映和分析的经济波动过程。

在现代经济周期中，其四个阶段的区分已经不很明显，不过繁荣阶段与衰退阶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对前面所讲的几个指标的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现：繁荣阶段，国民经济活动发展到比较高的状态，各行业都欣欣向荣，新行业、新企业纷纷建立，老企业进行更新、开拓，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产品种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同时，总体市场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销售量猛增。工商业企业迅猛扩张，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信贷规模趋于膨胀，资本借贷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对资金的需求扩大的同时，对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因此，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下降。企业盈利增长，利润率提高。

衰退阶段，整体经济收缩，各种经济活动都开始衰退，市场需求锐减，产品滞销，各企业被迫缩减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工业产量与销售量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资金与劳动力的需求的相应减少，资本借贷活动收缩，失业率上升。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倒闭关门。

经济运行这种潮汐般的涨落对投资者的影响非常大。对投资者来说，能否识别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哪个阶段，能否预测经济循环将在何时转到下一阶段，这对于其资金的投入方向、规模等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各种行业受经济周期循环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业受其影响很大，当循环处于繁荣时期时，它们随之繁荣，而在循环转向衰退时它们也随之衰退；有些行业受循环的影响则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产奢侈品、装饰品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以及旅游业等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因为对这些行业的消费主要视收入状况而定，收入高时就多消费，收入低时就少消费或不消费。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对该行业的需求就高，该行业的利润率也高；而衰退时期需求减少，行业利润也降低。投资者在经济繁荣阶段或由复苏向繁荣的过渡阶段中就应该选择这些行业投资，以分享其在繁荣时期的丰厚收益；在衰退时期或由繁荣转向衰退的时期则应及时抽出资本转向那些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增长型行业，即由于新技术应用或新产品开发所形成的行业，其产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因而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功能强大或用途广泛，价格也不一定很贵，易于为一般消费者接受。而且，作为新生事物，这些行业更有发展前途，具有很强的行业增长能力。投资于这类行业可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业增长带来的利益。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如饮食业、服装业、医药业及公用事业等，其产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需求弹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减少也不能因此而缩减对此类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时期投资于这些行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可以少担风险。

当然，投资于这类行业，在繁荣时期很难获得像前面所讲的奢侈品业等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行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因此，如何妥当地安排投资资金，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在尽量少担风险的同时获取最大利润，仍需投资者把握实际情况，依据形势的不同做出安排。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与技巧将在以后章节中谈到。

②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物价总水平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国民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等，都要通过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表现出来，而反映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旦经济运行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动。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提供了重要依据。

物价总水平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经济变量，从变动的可能性而言，无非有三种：上升、下降和稳定。从实际变动情况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价格总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趋势。因此，分析物价变动不能不联系到通货膨胀。

一般在没有价格管制、价格

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与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同义语。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或者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能算作是通货膨胀，只有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普遍的上涨才能算作通货膨胀。

既然通货膨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那么，对通货膨胀的衡量就可以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的衡量来进行。一般说来，常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

第一，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又称为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零售物价指数是由一国政府根据本国若干种主要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电、住房、交通、医疗、文娱等费用编制计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时期生活费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发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是根据商品批发价格编制而成的指数，反映一国商品批发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是按当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例如，我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5，006亿元人民币，而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29，372亿元人民币。设1990年平减指数为100，则1994年的平减指数为45，006F29，372×100＝153．2，说明1994年物价比1990年上涨53．2％。

以上三种指标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各有优缺点，而且，由于这三种指数所涉及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不同，计算口径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各种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指数。一般说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零售物价指数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据对以上指数的衡量，可将通货膨胀按程度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爬行的通货膨胀，即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率不超过10％；第二类是奔腾的通货膨胀，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水平；第三类叫狂奔的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率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一般以两种方式影响到经济：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以及通过改变产品产量与类型影响经济。

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影响经济表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一方面固定收入阶层、抚恤金与养老金的领取者以及债权持有者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其货币所得并未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所得或实际债权将会应之而减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业企业及债务人、投机者等将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企业将因产品价格比成本价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债务人将因货币贬值而减少其实际债务，投机者则因其预测到通货膨胀的来临而进行的投机活动而获得收益。

通过改变产品产量影响经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这种成本的升高不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那么企业就不愿生产，总体产量将会下降；另外，在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进行产品或原材料的囤积比进行投资更能获得利润，因而将刺激企业进行投机活动，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不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说，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价格上涨最快，如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这就造成了投资主要流向那些价格上涨较快的部门，而非必需品生产部门等价格上涨较慢的部门尽管因物价普遍上涨而导致成本上升，但由于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慢而使得利润下降，因此，投资就不易流向这些部门。

正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有这样大的影响，那么投资者要进行投资就不能不考虑到通货膨胀，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个大约的预测。这就要求投资者必须知道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过度需求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于存在过度的需求"拉上"的，具体而言即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量的增长率而引起了通货膨胀，或者说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导致了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垄断力量而促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将一般物价水平往上"推进"，造成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即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导致的通货膨胀；二是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即垄断经济组织为追逐高额利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人为地抬高物价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价规则下，这一现象必然使整个经济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实际上仍是对前两种理论的修改与综合。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进或需求拉上，有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货膨胀起动之后，成本推进与需求拉上就互为因果了，一定条件下二者甚至会同时出现，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的理论就不合适了。

冲击与传导理论是一种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冲击是一种力量施加于经济系统上，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经济系统内部，也可来自于经济系统外部；可以是经济力量，也可以是非经济力量；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非确定的。例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可以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利率提高可视为一种政策冲击等等。一个冲击发生后，将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称之为传导。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必将影响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一影响的具体途径，就是一个传导过程。

冲击与传导理论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运用这一理论的确有助于解释一些前述三种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而且，在实际分析时，用这一理论比较容易把握问题的重点。

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必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视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冲击因素。那么，这一因果关系体现在哪里呢？大致地说，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如果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下时，其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二是

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可对应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一般而言，对应于扩张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对应于收缩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则较高。

依据上述两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要正确把握通货膨胀可能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它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当前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通过种种分析后我们认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根据前面的结论，同一经济增长率在收缩时期会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依据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因为经济增长是向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以这一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冲击因素，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变、战争、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一些突发的不确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而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大量的顺差，那么一方面意味着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应量减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换回的外汇或流入的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不能流通，需要兑换成本国货币，就会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国货币。在这两方面原因之下，通货膨胀将会显著上升。可见，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通货膨胀的发展状况，必须注意全面观察各种可能的冲击将对通货膨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能否及时判断各种冲击的产生与传导，对投资者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③经济结构变动的动态比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各种比例关系的总称，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最终需求结构等，这里只介绍产业结构变动分析，因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于优化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衡量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变化率。对于产业结构已达到高等级的国家来说，这一指标不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需要逐步升级，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率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这一指标的具体化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变化率，即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变动状况。计算GDP变化率时可用现价或不变价，如果要用于反映现状可用现价计算指标，若要反映变化规律时则必须用不变价计算。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国民经济的各项产业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比例应该是在保持绝对量增长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农业）的GDP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与第三产业（流通服务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演变，经济增长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响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通过价格杠杆与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经济运行中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还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局势，采取一定调控措施使市场作用的机制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这种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各种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因此，对政府政策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就成为宏观分析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介绍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展开。

（4）经济运行问题的分析

经济运行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因此，对政府来说，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决，促进经济良性运转；对投资者来说，也应对此认真分析，预测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整措施，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战略。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很明显，自然条件的变化如自然资源的锐减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都会引起经济的严重波动，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际间政治、经济关系等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经济波动，这些变化包括战争、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等。

第三，由于国内非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严重干扰。例如，发生政治动乱、发生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等，都会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篇8

[关键词]村落 自然增殖 寄居型人口流动 融入型人口流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北平原的聚落发展与形态演变一直受到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探讨了华北平原村落的起源、规模与景观特征，对明清的基层组织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入的研究①。在此之后，尹钧科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秦汉以来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状况②。孙冬虎则通过白洋淀地区的村落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③。在村落形态演变方面，王建革从地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华北平原村落内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④。王庆成则探讨了晚清华北村落的规模等外部形态，认为华北村落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的村落并不多，从而否定了传统上认为华北多巨型村落的观点⑤。

总体而言，目前的历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历史资料不足的限制，宏观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不足。村落往往被看作一个点，而不是被看作三维地理空间，对村落个体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村落内部的结构形态、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发育等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村落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及姓氏构成的分析，探讨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生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一 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村落的发展

研究发现，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村落，每个村落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星小聚落到独立成村，再发展成熟最终达到饱和的过程。但就每个具体村落的发展而言，影响村落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际间人口流动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无疑是村落发展壮大的最主要原因。

————————————————

①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②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③孙冬虎：《明清白洋淀的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河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明清以来文安洼的水灾与聚落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王建革：《华北平原内聚型村落形成中的地理与社会影响因素》，《历史地理》．第16辑。

⑤王庆成：《晚清的华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在单一宗族型村落表现得最为明显。毫无疑问，大多单一宗族的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户的定居，逐渐发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村落。对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以单一宗族为主的村落无论是华南、江南还是华北地区都是存在的，尤其以华南地区最为显著①。

以林耀华研究的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义序为例，正如林耀华指出的那样：“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是地缘团体，后者是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②据林耀华民国时期的调查，义序共有居户1938家，其中黄姓1907家，其余的林姓12家，陈姓6家，刘姓、张姓3家，王姓、郑姓2家，杨、郭、庄姓各1家。黄姓占98．40％，其余各姓合起来不足2％③。由此可见，义序是一典型的宗族聚居型村落，全体人民由一个祖宗传衍下来，也就是说，这种村落主要依靠自身繁衍而得到发展。

华北地区虽然以多姓村为主，但是这种宗族型村落依然可见。在山东，据学者的调查，山东的村落可以分为单一型村落、亲族联合村落、杂姓聚居村落等类型。济南附近的傅家庄、孟家庄、姬家庄、魏家庄等，都是单一型宗族村落，这种单一型村落在山东偏远的山区和海岛数量尤其多，象容城县大苏家村、小苏家村、高家庵村都是单一宗族的村落④。

在河北，单一宗族型村落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新河县到民国17年时，杨十户村为杨姓一大族，东十户村只有王姓一族，徐冯召村为徐姓一大族，陈家冯召陈姓一大族，台家庄徐姓一大族，小贾家庄、贾家园为贾姓一族，护驾庄(也即傅家庄)为傅姓一大族，来远村王姓占据村民十之九，也可归为单一宗族型村落⑤。这些单一宗族型村落小的只有数家，大的可以达到一百多家，如护驾庄。它们都是由当初一姓一户形成，逐渐繁衍成村。由此可见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即使在多姓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对村落生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类型的村落中，常可见一两姓乃至三、四姓人口数量较多的情形，这些主要的姓氏往往构成村落人口的主体。以顺义县赵古营村为例，据满铁的调查，到民国30年10月31日为止，该村共有124户749口，23个姓氏。在23个姓氏中，石姓36户，姚姓36户，赵姓19户，其余20姓的户数都在4户以下，石、姚、赵三大姓共91户，占73．4％。

在望泉寺村，民国三十年共137户，723口，17姓中其中刘姓49户，王姓28户，张姓18户，路姓13户，其余13姓都在3户以下，刘、王、张、路四大姓共108户，占村落总户数的78．8％。赵古营村和望泉寺村都属于以几个姓氏为主的村落。梅沟营村则是以某一姓氏为主的村落，该村截止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共有58户346口，11姓中其中刘姓44户，其余都在3户以下，刘姓占总户数的75．8％⑥。从多姓村落中大族户口所占村庄户口的比例来看，在多姓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形成的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

——————————————

①单一宗族型村落的形成与其周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地方的文化特质及村落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一般来说偏远与交通不便的地方易于形成单一宗族型村落。另外，村落形成的早期也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这在许多村落以姓氏命名这一点上可以得到反映，村落家谱中关于村落起源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证明。

②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1页。

③义序各姓氏的户数统计资料。林耀华的著述中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是什么时间的统计数据。据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导言的叙述，该书是在1932年至1934年这期间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故这些数据大约是1932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

④山曼、李万鹏等：《山东民俗·家族乡社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6月，第256页。

⑤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

⑥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卷《家族篇》，第60—72页。

二 “寄居型人口流动”与村落的发展

村落的生长除了自身的人口增殖以外，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人口流动不但增加了村落的人口数量，也改变着村落的空间形态、姓氏结构和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这里我们所说的人口流动，既包括省际、县际之间的移民，也包括县内村落之人口流动。

就流动人口与原来村庄的关系而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情形是，居民迁出原来的村落，在离迁出村落较远的地方建立新的村庄，在行政上与迁出的村庄没有什么联系，具有移民的特征。例如隆尧县白家庄，据该村白氏家谱：明永乐二十年，该白氏祖由山西交城县徙于直隶赵州隆平县乡观社，立祖者为白仁亲，明洪熙元年(1425年)，部分白氏民复迁于此，村以姓氏而得名①。又如隆尧县的莲子镇公社的辛庄，据该村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载：明永乐间，杨氏民由内丘县张马村迁于隆平县张汪村，后又由张汪徙此新建村落，遂名村为“新庄”，后演变为辛庄②。明代隆平县与唐山县是相邻的两县(民国时合为尧山县)，白家庄与辛庄虽然离迁出地不远，但是却属于跨县人口流动，行政上肯定不受原来村落的管辖。

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县内也同样存在。如盐山县杨集公社崔刘杨村，据崔氏家谱载：崔氏五世祖与刘氏一家由盐山县城北崔家园迁此立村，以其姓氏取名为崔刘庄，后又有杨氏由杨呈赵迁此定居，遂改称崔刘杨③。杨集公社驻地在盐山县县城东南偏北22．5里处，而崔刘杨又在杨集公社驻地东北偏北5公里处，新立村与迁出村落崔家园的直线距离近20里，行政上也不可能受原来村落管辖。因此，这类村落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不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settlement satellite)，主要是由于受空间的限制，部分村民迁出村落的核心部分，在原来村庄的边缘形成新的聚落，这些新形成的聚落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上仍然是原来村落的一部分④。

但是，不是说这类村落不受迁出村落管理就是完全独立的，这些新立村落并不能游离于国家基层管理组织之外，据嘉靖《获鹿县志》：“有远乡附籍或寄庄壻户不肯人甲，初时俱开作畸零户者，夫甲首积多又当并聚为里分矣，畸零户积又当分列为甲有矣。”⑤从获鹿县的事例中，可见明代的流动人口被归人到附近的里社中，由于许多人不愿人甲，被当作畸零户处理。

另外一种管理形式是代管，当这种移民聚落形成以后，由于规模较小，常常由附近较大村落代管，新河县尧李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尧李庄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代不详，据《尧李庄图》附文“故事”条：“明沧头庙(属冀县)有李姓者，佣于沙井崔宅，东(家)伙(计)甚睦，主人以女配之，给地三顷六十亩，遂落户于此，因名李家庄而附属于沙井村。关帝庙前有古香亭，上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村代管李家庄’诸字可证。后人口渐多，遂脱离沙井改名尧李庄。”⑥从古香亭碑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代管李家庄”这一条来看，该村始建应在万历二十八年之前，并且接受距离较近且有亲戚关系的沙井村代管。

——————————

①白家庄白氏家谱，引自隆尧县地名志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

②辛庄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引自隆尧县地名志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 (内部资料)，1983年8月。

③崔刘杨村崔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④Sidney D．Gumble：North China L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 Activities Before 1933，Universi- 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12。

⑤嘉靖《获鹿县志》地理第二《乡社》。

⑥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尧李庄图》。

到了明中叶以后，代管村这一形式可能已经逐渐取代在里社下“开作畸零户”的管理方式，原因是里社编审制度到明代中叶以后已经衰驰，村庄逐渐成为实现赋役的主体．所以这类新立小村在纳税和承担差役方面就可能和附近村落发生联系，并接受附近较大村落的管理，成为这些村落的“代管村”或“附属村”。到了清代，代管村或附属村这一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①。

以唐县为例，据光绪《唐县志》载，整个唐县这样的代管村有87个，例如西旦里村的代管村有刘家沟、墨眼村、黄眼村。木兰村代管村庄有尖梢村、西沟村、小山河头、满心里、羊角里。代管村庄较多的村庄是上苇子村，其下代管村庄有梅家沟、大寺沟、皂角沟、马庄儿、梁家沟、平房庄、韩白里、桃沟门、台子村、上下黑角、枣儿沟、墁石道、西石门、吴儿庵、郭庄儿、土沟门、令公铺、六亩园、东石门、塔子沟共23个村庄②。实际代管村落的数量可能远不止87个，因为这87个代管村仅仅是采访册上记载的数量，当时编志者实地调查却发现有很多遗漏，例如小山、南庄三村“采访遗漏又有田家沟、果庄、鹞子岭、米家楼、岳沟、李家庄、三道冈、阎家庄、杨家庵等村庄，亦未详道理方向”③。

一般来说，这些代管村的道里方向县志和采访册记载都不完备，表明这些村落在当时规模还很小，应属于较晚形成的村落。光绪《唐县志》记载的一些代管村人口数量为我们理解代管村的规模提供了线索，表1列出了倒马村所代管村的户口情况：

从表1可以发现，很多代管村的户数在1—5户之间，这些只有一两户的村落毫无疑问是后来移民的结果，大多形成于道光前后。人口较多的柳家沟村成村的年代较早，新编《唐县志》认为大约明嘉靖二十九年始有居民，因当地有柳林而得名④，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是可靠的。校场沟与柳家沟的情形有所不同，光绪唐县志“校场沟”条下“自校场沟至大大沟门40户”⑤，它的户数较多是因为它实际上包括从校场沟到大大沟门这一段距离上的数个居民点。

唐县的代管村较多与它的山地较多有关，直到今天代管村这种管理形式仍然存在。平原地区代管村虽然没有唐县多，但代管村也是存在的，例如青县，到民国时期仍然有许多零星小村在发育，“此外尚有新立小村多处，虽或有一名，然类皆附人它村一牌应管，且为县局册表所不载，姑从阙”⑥。这些新立的村庄附入其它村应管，实际上也就是代管村或附属村。由于新立小村规模较小，一般县志对这种村落都不载，但是这种村落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记载较少而被人们忽略了。

从这种类型人口流动的影响来看，它往往会短暂地改变迁入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姓氏结构，随着自身规模的发展，最终要独立成村。由于它们只是短时间内附迁入地附近的村落，具有寄居的特征，本文称之为“寄居型人口流动”。它的发展对村落数量变化有很大影响，同时，随着它的独立，也加速了村落的裂变分化以及一定地域内村落密集化的过程。

三 “融入型人口流动”与村落发展

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同，另一种情形的人口流动是，一个村的人口迁移到另一个村庄里，成为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彼此结合比较紧密，并且不会再独立成村，我们可称之为“融人型人口流动”。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个村落开村以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村落的发展壮大有很大影响。

——————————————

①民国时期村政改革，在一个行政村内分主村、副村，大致还保留了代管村的遗绪，过去的代管村，大多成了附近大村的代管村，例如白神首行政村由白神首村与小铺村组成，白神首为主村，小铺村为副村，而小铺村是由白神首部分村民外迁形成的，属于白神首的代管村。

②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

③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

④河北省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唐县志》第2编《乡村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⑤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

⑥民国《青县志》卷1《区村》。

例如盐山县孟店公社夏庄，据该村邢氏家谱记载：其先祖邢氏于明永乐末年迁来，其时即有夏村之称，后夏氏失传，郑、潘、张等氏相继迁入，村名仍称夏庄①。邢、郑、潘、张四姓就是夏氏立村后迁来的移民。另如新河县后梁家庄，据该村焦氏家谱称，焦氏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桐县老鸦窝枕头村迁来，焦姓是该村较早的居民。在焦氏之后，程姓由冀县东午村迁来，徐姓由本县徐十户村迁来，黄姓由姚村迁来，成姓由马庄迁来，此外还有张、王、李、陈、姬、贾、申等姓②。后梁家庄由焦姓立村，徐、黄、成等姓都是后来迁入者，最终没有独立成村，属于融入型的人口流动。

这种类型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也不断改变着村落的宗族与社会结构。研究华北的学者都注意到，华北的村落以多姓村为主，但是，实际上，就今天的多姓村落而言，许多村落早期都是由单个家庭建立的。研究发现，今天的多姓村落很多都以姓氏命名村庄，表明这类村庄最初是由单一家庭发展而来的。村落家谱中关于村落起源的记载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盐山县望树公社魏庄，据魏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魏氏奉诏由山东栖霞县迁此占产立庄，故名魏庄③。又如隆尧县小曹庄，该村曹氏家谱载：该族的曹氏祖于永乐间自山西洪桐县迁至隆平县户曹村，明成化间复由户曹村迁此，以姓氏命名为曹家庄，为与村西一大曹家庄相区别，遂更为小曹庄④。这些村落都当是最早移徙到此地的家庭姓氏命名的，故以姓氏名村，但是由于受到融入性人口流动的影响，到今天都已经变成了多姓村落。

村落早期由单个家庭开村的例证，还可见于那些以人名为村名的村落。在盐山县于环珍村，据于氏家谱称，明嘉靖五年(1530年)，于氏先祖于环珍由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大水波迁此立庄⑤。又如李振宇村、李振环村，据李氏家谱：李氏先祖李振宇、李振环永乐年间奉诏由永平府滦州(今滦县)李家楼迁此分别立庄，各以姓名名村⑥。盐山县类似的例子还有刘洪宇村、王可忠村、孙良广村、张益吴村、李化斗村、王复娥村、崔凡村、韩才风村、刘振隆村、李芳庄子、李分乾村、刘春奎村、李士道村、卢少刚村、李梦飞村、刘武家村等，都是以最初立村者的姓名名村，表明这些村落建立之初只有一家一户而已。

也有一些村落由两三户集中居住发展而成，如前文所说的盐山县的崔刘杨村，最早开村的是崔、刘二姓，村庄的名称即为崔刘庄，后来杨姓迁来了，又改为崔刘杨庄。又如盐山县刘郭铺，据马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马云奉诏由永平府栾州石门寨迁此占产立庄，因与杨家铺相邻，冠以姓氏取名马家铺，后刘郭二姓迁此居住，子孙繁衍，而马氏人丁不旺，改村名为刘郭铺⑦。从这些村落的名称及其变化中，也可以发现早期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流动状况。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村落形成的早期，大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随着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尤其是“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落原来的姓氏构成。而且，村落的规模越大、历史越悠久，其姓氏构成就越复杂。以顺义县为例(见表2)：

从顺义县的各村户口以及姓氏数的情况来看，到民国三十年，大部分村落属于多姓村庄，且村庄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姓氏的数量也就越多。例如衙门村有274户，村内共有30姓；马卷村189户，有36姓，而人口较少的妙尔巷村52户，有6姓，姚卷村23户，有9姓。小孙各庄35户，有9姓。这说明，随着村落的发展，“融入型人口流动”逐渐增加，村落的姓氏构成越来越复杂，使村落发展成为多姓村。

——————————————

①夏庄邢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②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后梁家庄图》。

③魏庄魏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④小曹庄曹氏家谱，引自河北省隆尧县地名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

⑤于环珍村于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⑥李振环、李振宇村李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⑦刘郭铺村马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1982年8月。

而且从各村落中不同姓氏的户数来看，各姓的户口数是不相同的，有的姓氏达到几十户，大多姓氏只有一两户。以沙井村为例，沙井村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共有70户居民，16个姓氏，其中李、杨二姓有13户，张姓12户，刘、杜二姓各7户，赵姓5户，孙姓3户，王姓2户，其余的崇、任、柳、景、柏、傅、吴、周各一户①。如果不考虑灾害和人口外迁，村落各姓氏的人口处于相同繁衍速度的情况下，理论上人口越多的姓氏，移居的时间就越早。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外来迁入人口的影响相当显著，村落的人口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村际间、县际间乃至省际间的人口流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

①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概况篇》，第61页。

四 余

论

村落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是村落发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村落，不管它形成于哪个时代哪个区域，也不论它是多姓村落还是宗族村落，都要经历从零星聚落到村落的发展过程。研究注意到，聚落形成的早期，无论是移民形成的聚落还是村民向外移居形成的“卫星聚落”，总是和周边的聚落发生联系，或被代管，或与其它聚落共同构成一个村落，零星聚落也被纳入到国家基层管理体系中。在村落发展过程中，人口自然增殖与流动是村落发展的动力。寄居型人口流动为村落的裂变分化提供了基础，并直接推动了村落的密集化过程。但是，如果说“寄居型人口流动”为村落的裂变分化提供了前提的话，这种由“寄居型人口流动”形成的聚落其自身规模的发展，才是村落裂变的真正动力，而聚落的规模生长则要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与“融入型的人口流动”，三者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研究也注意到，人口流动所形成的聚落究竟是“寄居”还是“融入”所依附的村落，取决于村落的空间结构以及村落内部宗族组织与地缘组织的竞争态势。村落结构的不稳定性是聚落产生离心倾向的根本原因，村落内不同聚落间的空地、山丘、河流等自然界限加剧了聚落间的离心倾向，使村落分成两个或多个地缘团体，在华北有时被称为街团。这些街团在宗族竞争以及地缘组织竞争等外力作用下，最终促使那些原来附人附近较大聚落的、具有离心倾向的聚落分化出来，独立成村，从而影响村落的规模、数量以及一定区域村落的密集化进程。

The Growth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s

in North China Plain of Ming-Qing Period

篇9

「关键词差序格局/迁移/就业

引言：问题的提出与调查资料

上世纪80-90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发展为“民工潮”，外出打工被看成是无序的、盲目的人口流动。现在，外出就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在各种迁移就业或创业现象中，人们一般以为迁移就业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每个迁移者都是独立行动的，总体上是分散的、凌乱的。笔者则认为，可能有某种内在的规则在驱动着这些迁移就业的人潮，这是值得人类学者探究的。

本文建立在这样一些研究设问之上：迁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其就业过程中，是如何利用和开发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的？而这些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其自身的适应方式的？从学理上看，经典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否可以完全说明迁移者在城市就业中运用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社会资本的情形呢？

本文的调查资料来源于2001-2002年在北京市和深圳市采用问卷和访谈两种方法对200多位迁移就业者的调查。这项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01-2002年资助的一个重点课题，题为“城市适应模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和经济适应”。该课题组由笔者主持，成员包括色音、刘小珉、彭雪芳等3位。2002年6月，经过两年的努力，课题顺利结项，最终成果是张继焦等撰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注：在此，笔者对课题组各位成员的积极努力，金烨、解立红、宝山、南快、陈延超、周毛草、苏发祥、朱向春等人所做的调查以及各位受访者的合作，一并致以感谢。）

一、差序格局理论及城市流动人口相关研究成果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在这样的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仿佛扩散开来的一个个圈子，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注：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版，第24-30页。）

在差序格局理论的影响下，以往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研究一般也是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性因素或角色、地位和身份等层级关系着手，来调查和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网络、自我认同和群体关系等问题。比如，王春光和项飚根据在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经验认为，在特定区域居住的外来群体不仅能够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形成相互的社会认同和关系网络，而且能够形成具有自治性质的社区生活。（注：参见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2页；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也认为，像“浙江村”这样的城市中的“村落”，是人口流动中一种社会组织和整合机制的创新，体现了通过城乡互动而实现的自治社区的特点。（注：参见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这类研究明显带有结构分析的特征，侧重于从社会结构中的层级关系出发，通过地位、身份和角色等概念确定研究对象在结构中的位置，并以此来界定和分析他们在特定社会安排中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上述研究以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资源配置和组织机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预设出发，把握农村外来人口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互动和建构中的作用，对学术界在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对政府管理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决策建议和评估标准。

二、对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的反思

毫无疑问，差序格局的说法对描述城市中的迁移就业者以初级关系（注：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初级关系”指的是人们的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等。）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网络，是贴切的。然而，在经济和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城市环境中，如果生硬地照搬差序格局理论，则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变得简单化。从层级关系（如角色认同、社会分层等）入手进行研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城市迁移就业者在社会结构和市场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有可能忽视其中的许多规则和因素。其理由有四：第一，迁移城市的就业者作为“新来者”，在面对“陌生”而又“新奇”的城市世界时，既会有一种“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又会感到焦虑不安。对来自农村或小地方的新移民来说，都市是一个未知的、捉摸不定的世界。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的纽带关系，是外来者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也为他们在城市中实现基本的生存提供了条件。但是，他们不可能只生活在熟人圈里，他们还需要按城市的规则建立新的就业、投资和经营等关系，以及建立朋友、婚姻、交换等关系。

第二，进入城市环境中的就业者所面临的，不再是单一的、均质的和稳定的农村社会关系，而是复杂的、异质的和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2001年本课题组在北京的调查中发现，有些少数民族迁移者从家乡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社会经济交往方面的侧重点与在家乡时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在社会交往方面，蒙古族在家乡时，最看重的是交情，而来京后发现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上下级关系”，于是就把自己以前最看重的“交情”移到第二位；藏族和傣族在家乡时，最看重的是“亲戚关系”，他们发觉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交情”，于是就感到需要调整自己的交友观念。进入城市的迁移就业者原来的那些社会联系大都留在遥远的故乡，他们原来所遵循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也变得愈来愈不合实际。为了在城市里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必须不断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和关系网络。

第三，到城市中就业的少数民族必须主动参与跨民族的交往活动。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城市中，以行政体系、商业联系和个人关系等为纽带，形成了汉族与不同民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网络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可以从中获取信息、资金和机遇。那些进入城市中谋求发展的少数民族，必然设法与这些网络发生联系。一个人无论来自什么地方，属于什么民族，想要与这个关系网结合，就必须接受某些规矩，比如政治上的行为方式、经济上的契约观念以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上的通用语。在这些规矩中，有些是与本民族原有习惯不同的，这就需要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更多的则属于新生事物，需要不断学习。

第四，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变动弹性。（注：参见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进入城市的就业者一方面在适应转型中的城市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较大空间和变动弹性的地方，建构新的关系网络结构。这种关系网络具有开放性和功利性，它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力量，不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

三、差序格局的“乡村版”与“城市版”

的差序格局理论主要是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因此可称之为“乡村版”的差序格局。笔者则希望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发展出一个关于城市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分析框架，或可称之为“城市版”的差序格局。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基于“劳动力市场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观点，创造性地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这种划分是基于人们之间互动的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方面的尺度。他把朋友关系看做强关系，把一般的相识看做弱关系。强关系存在于本群体内部，而弱关系则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他认为，从信息传递角度分析，在美国白领的求职过程中，弱关系的作用比强关系更大一些。（注：参见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Tie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8：1360-1380，1973；Mark Granovetter，Getting a Ja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Universlty of Chicago Press ，1974.）边燕杰沿着格兰诺维特的思路对华人中的社会关系在个人寻找工作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其研究结论来自1994年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加坡人求职状况的调查和1988年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天津市居民求职状况的问卷调查。（注：参见Bian Yanjie ，"Bridging Strong Ties Back：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and Job Search in China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No.3，June 1997；Bian Yanjie and Soon Ang，"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in Social Forces ，No.75，1997.）在格兰诺维特关于强关系与弱关系研究的“美国版”基础上，边燕杰提出了有创建的“华人版”。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是对差序格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两者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分析形式，即通过对个人网络的分析，对其社会网络和规则进行解读。不同的是，基于结构—功能分析发展出来的“乡村版”差序格局，适用于研究静态的、稳定的农村社会定群体内的关系，而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复杂的、动态的城市网络关系。但是，依然有不少城市研究者，由于误读了差序格局而在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中过于刻板。“城市版”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在的差序格局理论基础上，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针对复杂的城市网络关系进行研究，探究中国城市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其解释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借鉴了“社会资本”理论。最早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m）概念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曾提出三种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注：参见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Roultedge Press ，1994.）科尔曼（James S.Coleman ）进而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了重要的分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因素，是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它可以构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注：参见［美］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54页。）在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的研究基础上，波提斯（Alejandro Portes）对国际移民现象做了研究，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波提斯将社会资本区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关系嵌入”是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二元关系，“结构嵌入”则是指更大社会结构中的互动关系。（注：参见Alejandro Portes，"Economic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lejandroPortes，ed.，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Ethnicityand Enterpreneurship，pp.12-15.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波提斯的社会资本论不仅可作为分析二元关系的微观解释模型，而且还可对更大的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借鉴了“结构洞”（structure holes ）理论，这一理论是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 ）结合奥地利学派和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分析而提出的。“结构洞”是指两个团体之间因缺少联系而在关系网络结构上形成一个空缺。“结构洞”理论延伸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指出了“弱关系”在社会资本与商业机会中所能创造的价值。一个人如果要取得比别人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利益，就必须掌握比别人更广的、更有价值的网络关系。（注：参见Ronald Burt ，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pp.13-34，45-49.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罗纳德·伯特所说的“结构洞”，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获得性”或“生成性”社会关系资本。这正是“乡村版”差序格局理论没有强调，而在复杂的城市关系网络中又相当重要的一环。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增加了时间与空间因素。在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关于城市求职中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分析基础上，笔者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和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对关系的区分不应该只建立在一个时段上，至少应建立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段上。研究关系的动态变化，不能简单地采用二分法，仅仅区别出强关系和弱关系，也不能认为人们所使用的关系仅仅是某种强关系或弱关系。关系本身存在各种组合，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使用的关系也是组合性的，否则，迁入城市的就业者就无法获得更大的发展。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增加了现有的与生成的因素。在很多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分析家只注意到人们寻找关系的顺序是从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到朋友关系，即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逐渐扩展。但是，这种在社会相对封闭和关系相对简单的农村地区行得通的逻辑，在城市环境里就可能受到挑战。在城市中，人们交往频繁，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和开放，社会关系的资源也更加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寻找关系时，并不完全遵循原有差序格局的顺序；另一方面，人们还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换言之，如果只用差序格局理论去解读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就只能看到其中的部分内容，而不能将全部解读清楚。

总之，“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与“乡村版”的差序格局相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发展：——“乡村版”的差序格局通常只注意传统社会中固定不变的关系，而“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不但注意到“现成的”网络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开发出来”的社会关系；——“城市版”的差序格局借用了“社会资本”理论，将关系网络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而不是去单纯描写一种社会关系状态；——“城市版”的差序格局借鉴了“结构洞”理论，指出关系中存在着相对稀缺的信息和控制空间，对此进行控制，可以获得自身的利益；——“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考虑到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即城市和乡村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而且社会关系的强弱程度也是随时间变化的。

四、“城市版”差序格局在城市就业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分析模型，笔者试图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和其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探究：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就业过程中的一种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各种不同的关系网络在作用程度上有些什么差异？

笔者将城市就业中所涉及的关系类型大致分为四种：一是家庭关系，二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三是基于感情基础或交往基础的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四是新建立的业缘和朋友关系。关于这四种类型及其各自的网络强度，可参见下表：

不难看出，上述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是以的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的。这种关系网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为内核，先向外延伸到本家族的各种亲缘关系（如姻亲、远亲等），再延伸到聚族而居的地缘关系（如同村、同乡等），进而扩展到同学、朋友、战友、同乡和同事等关系。其基本规则是，“依赖人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互相拖欠未了的人情”。（注：杨健吾：《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及其主要问题》（内部资料），2000年。根据杨健吾的调查，在四川的城市里，外出的彝族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支和地域观念。在彝族内部，同一家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互相支持、互惠互利，两个家支的成员之间发生矛盾时，各自都尽力保护自己家支的成员。）

关于类型A （家庭关系）与类型B （家族亲缘关系）等强关系网络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前人的研究已形成大量优秀的成果，笔者主要是想着眼于这些网络资源的效用，深入分析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类型C （地缘和业缘关系）和类型D （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等弱关系网络如何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其二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强弱关系如何组合起来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这是当前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和城市适应研究中需要深化的部分，也是具有学术挑战性的新课题。

（一）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最基础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

为了叙述和阅读上的方便，笔者将类型A （家庭关系）和类型B （家族亲缘关系）两种强关系网络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因为类型A 和类型B 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先从用人方面来看。

2001年，笔者负责的课题组曾在北京对藏族、蒙古族、傣族、朝鲜族所经营的餐厅、理发店、美容店等家庭式小企业进行访谈调查。调查发现，业主所雇用的员工以自己的家人（如妻子、子女和年轻的家族亲属成员）为主。比较典型的例子为朝阳区新源里和麦子店一带的39个样本以及海淀区魏公村一带的29个样本和五道口一带的19个样本。这些例子一方面说明有些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依托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获得就业机会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创业与经营者如何以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为社会资本雇用员工的情况。

在这些家庭式小企业里，员工大多从两三人到七八人不等，只有个别的超过10人。在通常情况下，丈夫是业主，妻子管财务，其子女和一些年轻的家族亲属打下手。在这类企业中，丈夫或妻子享有绝对的权威，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亲缘关系和工作关系相对于家庭关系来说处于从属的地位。家族成员的生活、起居、收入分配和消费等都由户主来安排。无疑，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资本。以家庭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家族亲缘关系，也是一种基本的强关系社会资本。在此之前，笔者曾于1996年在海南对从农村到县城的创业者，在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对苗族和侗族外出打工者进行调查；1997年又在天津市对朝鲜族流动就业者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以及笔者负责的课题组在2001年的调查都表明，以某个核心家庭关系为主的家族亲缘关系是城市中外来创业与经营者和大部分就业者的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基本的社会资本。

由此可见，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作为基本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其利用主体并不是就业者，而是那些创业者和经营者。类型A （家庭关系）是家庭式企业创业与经营最基本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而类型B （家族亲缘关系）则是家庭式企业在招募和使用雇员时所利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在家庭式企业中，无论是类型A 还是类型B ，其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都是家庭伦理。

再从就业方面来看。

本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对207名外来就业的少数民族同胞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从得到当时工作的途径来看，依靠亲戚介绍的占35%，比依靠朋友介绍的（占25%）多出10个百分点。（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可见，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或称“强关系”）获得工作是最主要的途径。

对来自边疆地区，不熟悉城市的少数民族来说，进城是一件大事。如果在城市中没有任何亲友，他们不可能贸然前往。除非有亲友相助，能够提供工作、住宿、饮食和工资等条件，他们才可能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注：笔者在北京与一位公司的副总交谈时，她曾做过这样的分析：“为什么有些外来打工者宁可拿较低的工资，也愿在一些提供吃、住的公司（如餐饮店、宾馆等）工作呢？因为解决了吃、住的问题，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才可以安心工作。”）

根据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的调查，各民族外出流动就业者获得当时工作的主要途径如下：在87位朝鲜族受访者中，通过“亲戚介绍”获得当时工作的有32人，所占比例为37%，在各种就业途径中排第一位；在16位藏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8人，所占比例为50%，排第一位；在15位傣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11人，所占比例为73%，排第一位；在77位蒙古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15人，所占比例为19%，排第二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访谈调查显示，这些到北京就业的少数民族同胞，有不少人就在自己亲戚开办的企业中工作。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位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工作的维吾尔族同胞通过自己的哥哥介绍，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帮远在新疆的亲友进货，做一些兼职工作。

在类似的研究（如王奋宇、李路路等对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城市流动就业者的问卷调查）中，有约50%的就业者是依靠所在城市的亲戚找到工作的。（注：参见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二）地缘和业缘关系：常用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

并非所有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都以亲缘关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常用的社会资本。很多流动人口还利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

显然，只是在家庭和亲属关系中间打转，能够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突破家庭及亲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除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可以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之外，常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便是地缘和业缘等家庭之外的关系（如同学、同乡、战友等）。

根据本课题组对207名少数民族外出就业者的调查，各民族外出就业者依靠朋友关系获得当时工作的人数及其比例是：在77位蒙古族受访者中，有15人，占19%，在各种就业途径中并列排在第二位；在87位朝鲜族受访者中，有29人，占33%，排第二位；在16位藏族受访者中，有6人，占38%，排第二位。总的来看，依靠非亲缘关系（如同学、同乡、朋友、战友等）介绍而得到当时工作的约占25%，排在第二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

此外，国家农业部农研中心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300个家庭的访谈调查表明，约有23%的劳动力在首次外出就业时，是依靠地缘关系获取就业信息。（注：参见杜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外出地与输出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1996年，第39页。）

笔者在2001年的调查中，曾问及被访者“在城市中就业时希望得到谁的帮助和支持”。结果是，最看好“朋友”的占25%，位列第一；看好“亲戚”的占13%，看好“家人”的占12%，分别列于第四和第五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35页。）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亲属的帮助，而是由于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大多依然在家乡，靠不上。

刘小珉2001年在内蒙古做调查时发现，阻碍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门路”，即在城里没有靠得上的亲戚、朋友。而人们之所以不敢轻易出来闯荡，是因为曾有不少人外出后找不到活干。（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50-51页。）对于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来说，依靠亲友找工作应该是风险最低的就业途径。

城市流动就业者，主要是利用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以及地缘和业缘关系等“先赋性”或现存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这是由于他们到城市的时间还不长，大多数人还属于第一代迁移者。但也有少部分人正在利用新的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等“获得性”或“生成的”因素（如教育、努力、机会、选择等），这也是不容忽视的现象。

（三）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弱关系网及其社会资本

对于初次外出就业的人来说，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的帮助。但是，对于已经实现外出就业的人来说，他们要谋求发展，就必须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此，他们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出门在外，真正可依靠的是自己所在单位的同事，尤其是领导或企业老板。2001年，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一位员工（女，壮族）在访谈中说：“我比较要好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们经常来往。他们有的是在华侨城里工作，有的是在酒楼里做服务员。我跟深圳当地人没有来往，因为我们白天在这里上班，晚上要表演，没有机会认识深圳当地的人。”又比如，深圳某台资运动器材厂一位员工（男，苗族）表示：“来深圳这么久，我跟深圳人还没有接触过，我们都是跟上下级、同事接触。”（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139、148页。）2001年笔者在北京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外来就业者的年龄多是从十五六岁到30多岁，对他们来说，父母几乎是靠不上的。他们有的没有结婚，单身在外，有的夫妻一同来，共同生活。受访者在回答“在城市中就业时希望得到谁的帮助和支持”时，有22%的人选择“单位领导”或“企业老板”。又如，1996年笔者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外出打工者中了解到，那些在广东、上海、浙江和福建等省（市）就业的苗族和侗族，他们主要是在当地老板开办的工厂里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自己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的。对他们来说，所在单位的领导或企业老板既是自己要建立的新的业缘关系，也是自己要积累的新的社会资本。

2.“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一位藏族同胞在谈及自己的交友方式时说：“我有很多藏族朋友，有甘肃的，也有青海和西藏的，我们来往很密切。我经常和朋友们通过电话联系，我们还时常在一起聚一聚，有时也一起外出游玩，但机会很少，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不过，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多数是藏族，也有汉族）聚在一起庆贺一下。”（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153-154页。）

在北京举办的少数民族节日活动（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中，总是有不少年轻人积极主动地交结新的朋友，以扩大自己的交往面，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通过结交异性朋友，进而建立家庭，也是迁移就业者在城市里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之一。据笔者的调查，生活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在考虑终身大事时，多倾向于从城里的同族或老乡中寻找对象。

可见，迁移就业者正在努力填补网络关系上的“结构洞”，并着意利用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等“获得性”或“生成的”社会关系资本。

根据吉登斯（A.Giddens ）的社会系统理论，如果把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看做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系统，就比较容易理解人们何以会组合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注：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0-281页。）它的使动性促使人们不断地利用和挖掘各种关系资源，并将其作为社会资本来配置经济资源；它的制约性则使人们不得不有的放矢地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边燕杰在他的研究中曾谈及人们在城市求职过程中组合运用各种关系的一些情况。他指出，求职者经常使用间接关系力图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事干部，以便找到好的工作。（注：参见Bian Yanjie ，"Bridging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and Job Search in China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No.3，June 1997.）

在现实生活中，只使用一种社会关系往往是不够的，有时需要将各种关系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即形成某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链条，其中既包括强关系，也包括弱关系。完全由强关系组成的关系链比较少，一般都会有一些弱关系起到连接的作用。

3.摆脱自己的小圈子。自己固有的社会关系网既有正面的作用，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有一位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来北京开餐馆的女老板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她现在有些不喜欢自己的蒙古族朋友们了，不太愿意与他们长期交往。她说：“餐馆刚开张时，蒙古族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来赏光，还帮我拉来一些客人。这是好的一面。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蒙古族有个习惯，喜欢聚在一起喝酒。如果有两个人开了一桌，这个桌上的人就会越聚越多。这本来也是好事——客人多，吃得多，喝得多，花钱就多。但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喝多了，最后不知道由谁来付钱。我就经常吃这种亏。”（注：资料来源：笔者2002年的访谈调查资料。）

波提斯在1996年就指出，固有的社会资本至少有两个副作用：一是可能使其他人搭便车，二是可能限制个人的创造性。（注：参见Alejandro Portes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in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vol.26，May-June 1996.）为此，人们会尽量避免社会资本的负面性，比如说，以某一种社会资本的积极面替代另一种社会资本的消极面。人们甚至会预备多种可供选择的社会关系，以防出现不利的情况。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本具有使动性和制约性的双重特征，这就意味着社会关系如同资本一样，既有可利用的价值，也有需要规避的风险。

尽管很多人第一次到城市时，都是通过亲友来介绍工作的，但其中不少人正在形成独立谋生的能力。本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的调查显示，有25%以上的受访者不是通过自己的任何关系，而是以应聘的方式找到当时的工作。个别人还通过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在访谈中，有两位朝鲜族受访者表示：“喜欢一个人独自在外地。”一位受访者在回答“希望得到谁的帮助”时，肯定地说：“靠自己！”还有一位受访者表示：“这些年几乎没有得到朋友的什么帮助，全凭自己一个人闯荡。”

4.在变动的关系中求生存和发展。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本是组合性的。很多受访的外来就业者都意识到，关系是变动的，必须在变动的经济和变动的关系中不断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才能立足和发展。人们的关系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有到无；可以从强到弱，也可以从弱到强。为了某种利益，好朋友可以变成仇人，新结交的同事则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原有的社会关系或者太狭小，或者不够用，必须不断地建立、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关于迁移者在城市中对关系网络不断开发和利用的阐述，正是“城市版”差序格局较之“乡村版”差序格局有所发展之处。“城市版”差序格局不但说明了关系网络的存在和作用，而且注意到关系网络的“可开发性”和“可利用性”。由于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蕴含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调动这种资源的能力，迁移就业者进入城市之后，就必须突破原始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限制，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重新构建起新型的社会资本。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一点在彭庆恩以及王奋宇、赵延东等人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注：参见彭庆恩：《关系资本与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王奋宇、赵延东：《流动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48页。）

五、简短的结语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迁移就业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它离不开已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也离不开所处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这些迁移就业者会运用其社会关系而逐渐地适应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