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调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经济调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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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管执法；城市经济；城市社会；青岛；威海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1-0023-03

1999年全国有6个城市率先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到2012年，全国已经有621个城市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短短的13年时间里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城市迅速增加，说明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青岛和威海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对这种影响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调查对象、问卷及步骤

青岛是在全国率先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实行城管执法管理模式的城市，威海是最近才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城市，本文以青岛、威海两市的340名市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调研。

由于评价城市发展的指标很多，本文主要研究城管执法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需要选取和城管执法有关的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指标选取过程中，采用文献法和专家咨询法等方法，借鉴同济大学陈强教授、尤新建教授建立的评价市民生活满意度的透镜模型，针对当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改，试图从城市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市容市貌、社区建设、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园林绿化和城市规划8个方面对市民进行调查，得到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发展影响的评价模型（见图1）。

依据上述评价模型，综合由专家咨询法得到的建议，设计出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先由市民对城市发展各个方面的情况做出主观评价，再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因此，问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指标评价部分，第二部分为权重确定部分。

调查于2010年7月和8月在青岛、威海两市进行。首先，由调查人员将问卷发放至所要调查区域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由市民自行填写问卷，最后由调查人员统一回收问卷。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340份，其中，青岛170份，威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317份，其中青岛161份，威海156份，问卷回收率93%。

二、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

首先，采用主观赋权法对评价城市发展的各项指标重要性系数进行主观赋权。通过调查城市市民主观赋权确定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系数（见表2）。

其次，进行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发展影响t检验，结果表明，差异达到显著水平，青岛市民的评价要高于威海市民（见表3）。

城市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必然会涉及城市运行的各个领域，从管理模式到城市文化，从政府决策到居民素质，都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可以说，城市能否健康、快速、和谐地发展，是各方面作用合力的结果，城市管理模式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青岛、威海两市地理位置毗邻，发展方式相近，产业结构类似，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距说明，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于城市发展起到了_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

城市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市容市貌、社区建设、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园林绿化、城市规划等8个方面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密切相关，t检验结果表明青岛、威海两市在8个方面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充分反映出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模式优于多头执法管理模式（见表4）。

从分析结果看，城管执法管理模式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的较快发展虽然由多方面因素决定，但是城管执法管理模式能够使城市更加和谐、健康。良好的城市氛围和文明的社会秩序不仅会使城市更具魅力，而且还能吸引更多企业落户、更多人才创业，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度假，带动相应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将带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从比较结果来看，青岛在市容市貌、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优于威海。首先，青岛与威海都属于我国北方重要的滨海旅游度假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是两座城市共有的天然优势，两市市民都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市容市貌与生态环境感到自豪与欣喜，而城管执法带来的更好的环境使青岛市民对于上述领域更加满意。其次，社会环境涉及声环境与交通状况，由于两市均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东部沿海，是城市群发展的龙头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使得城市建设的速度较之内地大大加快，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保有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两市市民对声环境和交通状况的评价均较低，客观地反映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二者之间的矛盾。城管执法部门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分发挥体制及机制上的优势，将这一矛盾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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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改革；师生关系；现状调查；对策

随着课程改革的全面推开，无论是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转变，还是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最终都要依靠师生互动与交往来达到教育目的。研究新课程背景下师生关系的现状、特点、变化和发展，力图寻找到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调查对象和方法对象：在江苏省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力求平衡、全面、客观。方法：对学生和家长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在职教师，利用网络进行在线访谈的形式，或利用学习的机会借助小型座谈的形式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和讨论：学生方面的数据呈现：（1）在成长中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人群，父母35.2%，老师18.7%，同学朋友43.4%，不太清楚2.70%。（2）平时最在乎谁对自己的评价，父母35.2%，老师20.3%，同学朋友42.3%，无所谓2.20%。（3）对老师工作的评价辛苦值得尊重77.5%，谋生的手段2.81%，毫无作用1.40%，渴望关心29.6%。（4）在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同学朋友56.8%，老师14.1%，父母13.9%，放弃15.2%。（5）学习动力的源泉，父母42.3%，老师11.3%，无任何动力5.50%，自己40，9%。（家长问卷和教师访谈录省略）。结果分析：（1）在学生方面，学生主体意识明显，学生对老师的依赖程度并不强，相反，社会、同学、朋友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师道尊严的时代正被民主的普适价值所取代。（2）在家长眼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像长辈与小辈，就像园丁与花朵，就像阳光雨露与幼苗，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亦师亦友。可见，家长的素质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对学校、对老师的要求也日益俱增。（3）在教师看来，大部分认为现在的学生比以前更难教了，师生之间的关系相比以前淡薄很多，特别是些老教师，尽管对学生一腔热血，但对孩子的行为观念不能理解和认同，难以沟通，这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而是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通过这项调查发现，目前高中的师生关系显露出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1.学生自主意识、社会意识的逐渐增强与教师的自我认同感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过去强调师道尊严，强调“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学”；传统的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载体，是教学活动的主宰，学生是教师知识传授的对象。课堂上，老师讲的知识点，学生掌握了就达到了教学目的。但是今天在新课程背景下学校教育更注重学生体验学习过程的乐趣，学会学习，强调个性的成长、学生主体的发挥，强调师生的平等合作的关系，认为教学是互动的过程，是教学相长的过程。但是现实中有很多教师对这种师生关系的扭转还不太适应，认为学生没以前那么尊重老师了，久而久之，教学也就缺乏激情，缺乏学习研究的动力，从而在工作中自我认同感降低，甚至会衍生被他人支配的感觉。战国时期，荀子以“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为喻鼓励学生后来居上，超过老师。韩愈《师说》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正确阐明了师生切磋、教学相长的道理和能者为师的原则。

2.家庭教育意识的觉醒、家长素质的不断提高，与学校准素质教育现状之间的矛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家长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家庭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功能，学生个性的成长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就业压力的影响，升学也是广泛学生家长和学校共同追逐的目标。在这种形势下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要花更多的精力在应试教育上，学生会形成一些好的性格品质，如宽容、善良、友爱、自信等等。使学生在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健康的个性。

二、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策略

1.交往的策略。交往的基本特征是互动性和互惠性。交往理论强调师生间良性的、动态的信息交流。交往理论认为在教育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交往意味着对话、参与、相互建构，它不仅是一种教学活动方式，更是弥漫、充盈于师生之间的一种教育情境和精神氛围。对学生而言，交往意味着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显、个性的张显、创造性的解放。对教师而言，交往意味着上课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一起分享理解，是生命活动、专业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首先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翼翼地去触及幼小的心灵。在这里，谁有耐心和细心，谁就能取得成功。”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交往，是双向的人与人的关系。其在理论上超越了历史上的“教师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现实中的“学生特殊客体论”和“主导主体论”；在实践中，我们相信，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应该会体验到平等与民主、尊重与信任、理解与宽容、亲情与关爱，同时受到激励与鞭策、鼓舞与感化、指导与建议，形成自信的丰富的情感体验与人生态度。

2.行动研究的策略。“不重视研究的教师在其工作中会增长被他人支配的危险”，叶澜教授指出，教师对工作应有理性自觉，“被他人支配”是一种感性体验，要改变这种“被支配”的感觉，必须变“被动”为“主动”，理性而自觉地对平常现象进行“关注”、“思考”，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行为过程中自觉增强理性，增加自我认同感。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想让教师的劳动能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总之，“亲其师，信其道”，和谐的师生关系更多的需要教师来建造。

参考文献：

[1]朱宁波.重建师生关系.中国教育报[N]，2001.

[2]陈梦稀.现代教育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3]蒋蓉.语文教育新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4]卢元锴.课堂教学与素质教育[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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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收入；儿童；营养状况；调查

文章编号：1009-5519（2007）23-3618-02 中图分类号：R18 文献标识码：B

儿童的生长发育是评价一个地区营养状况的最佳指标。多次营养调查表明，农村儿童的生长发育明显低于城市儿童，其主要原因为营养水平和经济水平不同造成的[1]。在城市儿童中，由于家庭经济收入的不同，也会对儿童生长发育有一定影响。为了解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对低收入家庭儿童进行干预和改善，我们对部分学龄儿童进行了营养调查。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2006年10月选择沧州市某小学一、二年级学生280人进行体格测量。调查指标为身高、体重，对部分学生进行了生化检查，内容为白蛋白、淋巴细胞、血清铁蛋白、血红蛋白。高收入家庭选择为多媒体班，该班的学生家庭每年要负担2000元以上的学费，以平行的普通班为对照，普通班学生的经济状况明显差于多媒体班。另外，将全年级每班选择明显富裕家庭和明显贫穷家庭各5名学生进行对比。身高计与体重计使用前统一校正，对测量人员提前培训，并随时抽取被调查对象重新进行测量以控制测量质量。

2 调查结果

2.1 体重的比较：一年级高收入（多媒体班）与低收入（普通班）家庭学生的体重无差异（t=0.92，P>0.05）。二年级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体重无差异（t=0.54，P>0.05）。明显富裕家庭和明显贫困家庭的儿童体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8，P

2.2 身高的比较：一年级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身高无差异（t=0.785，P>0.05）。二年级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身高无差异（t=0.834，P>0.05）。明显富裕家庭和明显贫困家庭的儿童身高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9，P

2.3 生化指标：在少量儿童生化检查中，未发现白蛋白、淋巴细胞、血红蛋白在不同儿童之间的差别。

3 讨论

为了区别家庭收入的不同，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选择小学一、二年级多媒体班与普通班进行比较。在调查中多媒体班的学生家庭收入普遍高于普通班的学生，但体重、身高的调查没有发现差异。在进一步的膳食调查中发现，虽然低收入家庭的其他消费比较低，但儿童饮食投入并不太低，而这些儿童蛋白与总能量，并不明显低于高收入家庭儿童。另外，高收入家庭儿童中，不良饮食习惯也高于低收入家庭儿童。在家访中发现，由于是独生子女，低收入家庭往往也会对儿童进行较好的照顾。在对不同收入家庭儿童家长营养知识的调查中，也未发现不同。

但对两种极端的学生调查时发现，两者却有明显的差异。身高相差3 cm，体重相差近3 kg，这种差异与我国的城乡差别水平比较接近。在进一步调查发现，两者家庭收入相差几倍到几十倍。在膳食调查中也发现有明显的差异。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低收入组明显低，奶类食品几乎为零，蔬菜水果摄入量也很少，只接近温饱水平。上述儿童大约占全部儿童的5%～10%。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人群可能会降低或升高。在我国经济收入不平衡，一些家庭极度困难的儿童生长发育低于高收入家庭儿童与正常家庭儿童，这样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儿童的健康水平，而改善这些儿童营养水平，靠家庭自身是不容易办到的，这需要社会给与更多的关注，特别是营养立法有望解决上述问题。这些儿童的营养补充必将会提高全体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提倡的。

参考文献：

[1] 马冠生.我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 2006，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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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特别程序”的设立，给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80%案件在基层的基层检察院提出了新的挑战。西部经济欠发达基层检察院在人才储备、执法观念、执法环境等方面面临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基层检察院应当在观念更新、硬件设施配套、人才培养和优秀人才吸纳储备、新办案体制设计等方面积极应对，以实现立法之目的。

关键词：新法施行基层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挑战与应对

未成年人犯罪历来是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也是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和致力于解决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公、检、法、司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两扩大、两减少”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未成年人犯罪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犯罪数量高位徘徊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减少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仍然任重而道远。特别是新刑诉法设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设定了特殊的方针、原则、制度和程序。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笔者从事基层刑事检察工作二十余年，深刻体会到基层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困难和无奈，深感新形势下专业化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现试从司法实务的角度，，以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基层院为视角，探讨办理案件的难点和困惑，并寻求破解之策，和广大同行商榷。

一、面临的挑战

新刑诉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设定，无疑给80%案件在基层的基层检察院、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使西部经济欠发达基层院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检察官、法官、律师断档严重，人才不足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加之法律规定的原则性和广大农村人们法制观念的淡薄，执法环境不理想等，将会给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带来许多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储备不足，办案人员匮乏。人才匮乏，检察官断档历来是困扰西部基层检察院工作长足发展的瓶颈。特别是检察官法实施以来，通过司法考试成为进入检察官序列的必经程序，检察官准入门槛抬高。加之自然条件的限制、福利待遇的差别、个人发展空间的差异，基层检察院“孔雀东南飞”的现象时有发生。上级院和条件优越的其他机关对优秀检察官的遴选和考录，让本来就人才短缺的基层院感到更加捉襟见肘。基层检察院人才储备不足，办案人员匮乏，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新刑诉法的颁布实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特别程序的设立，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专业化建设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设立已迫在眉睫。按照上级要求，即使条件暂不具备的基层院也要在公诉科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和办案组，或者指定专人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1]。新法实施，工作细化，任务增加，不仅需要人来完成，更需要一支熟谙法律和未成年人犯罪规律的过得硬的专业化队伍。这让办案力量本来就不足的基层检察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更何况机构的设立，编制的争取，人才的招录调入和选拔任用等，需要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基层院面临的任务和困难是非常艰巨的。

2、执法习惯使然，观念落后。如前所述，基层检察院人才短缺，办案人员匮乏。现在刑事检察部门工作的有许多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老检察官，有的人在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工作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加之政法战线的许多领导在政法系统工作了一辈子，大都经历过八三年和以后不断的“严打”战役。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执法习惯还一时从思想上难以磨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落后的观念和执法习惯与新刑诉法规定及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及“两扩大、两减少”的政策格格不入，相违背、相抵触。已成为或将成为新形势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思想障碍。

3、法律援助很难到位。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基于此规定，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为尚未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成为公、检、法三机关的法定义务，指派律师出庭辩护也是法律援助机构必须完成的任务。然而，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往往是很难真正落实到位的。其原因：一是县一级法律援助机构的执业律师人数很少，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法律援助需求。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基层院辖区，有的县执业律师仅一两个人，人数较多的大都在合伙律师事务所执业。有的县还没有设立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足够的律师出庭辩护几乎成为不可能。在工作中我们曾经多次遇到多人甚至十几个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需要指定辩护人，而由于执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人数太少，法律援助机构存在无人可派的情况。二是出人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法律援助都是无偿援助，和当事人出钱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相比较，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积极性无疑大打折扣。加之需要援助的90%都是农民或者农民子女，其经济窘况让法律援助律师望而却步，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江苏省刑事辩护率大概是35%。[2]经济落后的甘肃省特别是基层贫困县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之司法行政机关对援助律师出庭补助不及时足额落实，律师阅卷、复印证据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路费、宿费等费用经常没有着落。致使指派的辩护人大都应付差事，出人不出力。法律援助几乎形同虚设。

4、法定人、学校、单位、基层组织等代表到场规定较难落实。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了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人或者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等等。这是法律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刚性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但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很多同仁感到这一规定有时根本无法落实。原因主要是：有的法定人和成年亲属基于对不争气子女的气愤和经济拮据等原因不愿意到场。有的是留守儿童犯罪或者流窜作案，法定人在外地司法机关无法通知或通知后无法到场等等。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不到场或不愿意到场的原因十分简单。一是到场的费用支出无法解决。新刑诉法第六十三条只规定了证人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而上述代表到场费用由谁承担法律没有规定，增加了到场的难度。二是“明哲保身”的思想在作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中国人大都不愿意将自己卷入官司当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根植于每个人的思想之中。司法机关通知其到场的难度很大。

5、附条件不犯罪记录是否封存无规定。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法律的规定很清楚，对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对相关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但没有规定对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考验期满，人民检察院作出不决定后，对不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是否也适用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势必导致执法的困惑和迷茫。

二、应对之策

新刑诉法颁布实施，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认真学习、领会和全面掌握新法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从思想观念转变、机构配套设置、人员教育培训等方面做好准备。为了适应新法需要，克服和消除基层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困难和不足，更好地为社会和谐稳定保驾护航，可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破解方法。

1、改善用人环境，吸纳储备实用型人才。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基于基层政法机关人才短缺、青黄不接、人才储备不足的现状和环境差、待遇低、个人发展空间小的特点。特别是办案人员和法律援助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等实用人才匮乏的现状，要吸收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很不现实，也无必要。我们所需要的是来得了，留得住、用得上，能安心基层政法工作的实用型人才。面对当今庞大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我们基层政法机关能用得上的人才短缺的现实。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改善用人环境，坚决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用考试、考核的有效方法，多吸纳储备一批政法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基层政法机关工作。不断地为基层政法机关输送新鲜血液，加强人才储备。把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符合《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人员用切实可行的制度挡在门外。彻底改变基层政法机关可用人才少，素质低，无法适应新法施行的局面。

2、加强业务培训，转变现有人才执法观念。现有人员作用发挥的好坏，无疑是保证新法全面正确施行的关键。但现有人员执法理念落后，不适应新法实施需要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那么，如何让现有人员转变执法观念，尽快适应新法施行的需要。首先，一定要加强业务培训，特别是新刑诉法的培训。要让每个执法人员懂得办理案件特别是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遵循的方针和原则是“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坚决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陈旧执法思想。其次，按照《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院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在一体化工作模式下，同一承办人负责同一案件的批捕、、诉讼监督和预防帮教工作。换句话说，也就是案件从头至尾由同一承办人办理。其目的是有利于案件承办人全面掌握未成年人案件情况和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避免因更换办案人而影响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政策的正确执行。这无疑打破了现有的批捕、由不同部门完成的工作格局，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适应这一新的规定，更需要强化对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者的业务培训。

3、建立“合适成年人库”，落实代表到场费用。“合适成年人库”的建立，重庆市永川区走在了全国前列[3]。为了新刑诉法实施的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人不愿到场和不能到场的困难，重庆市永川区检察院积极协调公安、法院、妇联和团委，联合出台了《共青团、妇联干部担任涉案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实施办法（试行）》，将全区每个镇推荐的两名团干部、两名妇联干部，纳入“合适成年人库”，需要时，由涉案未成年人居住地所在镇街的办案机关联系，由固定的合适成年人全程参与诉讼。这个《办法》彻底解决了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给司法机关带来的操作上的困难，保障了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值得我们借鉴。

如前所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到场参与诉讼活动，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无着落是阻碍代表到场参加诉讼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得到妥善解决，否则，将会影响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应当参照新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支出费用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一样，将到场代表参与诉讼支出费用同样应列入司法机关经费予以保障。确保“合适成年人”及时到场，以保障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4、将附条件不犯罪记录纳入封存制度。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的对象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被告人。那么，依据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附条件不的对象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其犯罪情节、危害结果、社会危害性等肯定轻于应当依法封存犯罪记录的被告人。按照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精神，无疑应当将附条件不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免除附条件不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4]，是立法的必然。因此，应当从司法解释的角度尽快规定附条件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弥补立法之不足，消除执法上的困惑与混乱。

新刑诉法的颁布实施，给司法机关特别给80%案件在基层的司法机关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基层司法机关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基层司法机关面临观念更新、硬件实施配套、人才培养和优秀人才吸纳储备、新办案体制设计和建立等诸多困难和问题。基层司法机关应当尽快顺应新法实施需要，克服一切困难，为新法施行做好思想和物质的准备。新法施行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从规范办案、注重帮教、重在预防三个方面入手，帮助失足少年尽快回归社会，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以实现立法之目的。

参考文献：

[1]《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意见》。

[2]王勇，《刑事辩护率为什么这么低》，《公诉人》总第238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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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经济学课程特点及发展趋势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是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是介于社会经济学科、城市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之间存在与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中观性质、边缘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包括宏观城市经济学、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经济与社会管理等研究内容。城市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中的核心专业课程和必修课程，其教学对象一般为经济类相关专业本科三年级及以上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和分析、判断和理解能力，但缺少城市实践的社会经验，没有城市发展的概念和有关城市经济的切身体会。在实际教学中，城市经济学应体现其应用性，应面向世界、立足于国内城市发展现实，体现中国城市特色和区域特色，达到结合当前中国或区域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实际，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城市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目的。以此为衡量标准，目前城市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步伐仍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按照城市经济自身的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和课程特点，深入系统地进行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调动学生积极性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需要

2012年3月，通过对经济学专业民汉三个班级、90份《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期待很高，尤其期待对城市经济学教学理论、教学实践及通过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创新，并以此来提高利用城市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既是完善课程建设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又是适应新时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发展趋势和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

（三）适应新疆民汉一体化教学改革的需要

从城市经济学教学实践看，因民、汉学生在实际接受能力方面存在着差距，同样的教学内容并配合同样的教学方法，民族班学生表现出理论接受比较困难的现象，教师在民、汉班级教学内容设置、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必须要采取区别对待方式。然而，案例教学对民汉班级学生都很有效果，学生对此模式的兴趣也高，在课堂积极思考、积极讨论，教学效果较为明显。然而，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内容因不同教师的科研背景而有较大的差异，教学案例数量还比较有限，在教学实践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探索、改革。

（四）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和跨越式发展所需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注重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创新、提高，不仅能进一步完善经济类专业课程建设，促进教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教学中把中国和新疆城市化演变、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营与管理等实际内容融入课程，能够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不仅符合新疆高校的办学理念，而且是新疆当前提高办学层次、为新疆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储备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二、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问卷分析，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有教材实践性不够。因现有教材偏重于理论研究，理论体系较完整，利用现有理论解决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章节内容安排不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学生接受存在困难。二是教学内容存在差距。分别针对民、汉学生差别化教学方式，即在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安排上，民族班级授课内容要比汉族班级少，且在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民、汉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等方面的差异。三是案例内容较少。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案例数量总体上还比较有限，一些教学案例时效性较差，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四是教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科研团队在城市经济学领域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受诸多原因限制这些成果未能及时补充到教学中。

（二）课程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案例教学方法应用不均衡。目前，城市经济学教学中仅有少部分章节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大部分章节仍缺乏实践性较强的案例，教学效果有待于提高。二是多媒体教学应用不够。多媒体教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扩大信息量，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但在实际中，城市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还未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课件与教材重复性较大，信息量不足。三是教学方法需要创新。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如鼓励学生以本课程内容为主申报课题，等)、实践教学（如参观，请社会专业人士进课堂等）和实验教学等、进一步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

根据学生反映的实际情况，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在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应用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实践，取得较好成效。一是提前预做准备。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6~7人，在每一章讲述之前由教师提前针对该章节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给每组学生布置3~4个讲课主题，要求提前查阅资料、数据，做好讲解准备。二是学生授课过程接受大家提问和监督。学生讲解要求板书讲解要点并维持好课堂秩序，每个学生讲解时间控制在15分钟，讲解中和讲解完后要接受学生提问并进行解答，如当时答不出，可以继续查阅资料进行解答，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由教师解答。教师在整个上课过程中可以观察学生听课状况，及时进行管理。三是教师总结。教师对本章总体内容进行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强调重点和难点，同时通过记录每个学生讲解内容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提高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作业布置灵活多样。针对教材内容，结合学生查阅和讲解的资料灵活地安排作业，有些章节以小组完成作业为主，有些章节以学生个人完成为主。五是灵活调整考试内容。在所有章节内容讲完后，各小组要针对所讲授重点和难点设置复习题，有些好的复习题被选作考试试题。

四、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一）课堂表现方面

通过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发现绝大多数民汉学生能对老师布置内容进行提前准备，能在课间主动和老师交流。有些学生授课准备相当充分，能全脱稿熟练讲授内容，数据和例子恰当并能较好解释理论，获得其他学生的认可。有些学生结合教材的内容，发散性讲解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富有创新性，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比如，经济学2009-3班留学生案例授课在学生中产生很好的效果，他用计算机将哈萨克斯坦城市化进程画成一张图表，张贴于黑板上给学生讲解，思维清晰，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富有吸引力，赢得学生的热烈掌声，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根据其他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课后及时地查阅资料进行解答。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胆识和汉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主动查阅资料、主动解答提高、主动学习的能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很认可，普遍反映“获益匪浅”。从听课来看，绝大多数民汉听课学生上课时注意力明显提高，以前经常出现的课堂说话、玩手机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认真听讲、认真思考、勇于提问、敢于争论，课堂气氛较为活跃，学术气氛渐浓。

（二）试卷分析方面

通过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改革实践，涉及民汉三个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均为“优良”。经济学2009~1班和经济学2009~3合班（共71人）平均分为86.93分，及格率为98.59%，90-100分之间人数为41人，所占比重为57.75%，80~89分之间人数为17人，所占比重为23.94%，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9.86%，60~69分之间人数为5人，所占比重为7.04%，60分以下人数为1人，所占比重为1.41%。此外，经济学2008~2班（共33人）平均分为87.45，及格率为100%，90~100分之间人数为16人，所占比重为48.48%，80~89分之间人数为10人，所占比重为30.30%，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21.21%。

（三）学生评价方面

在学期临近结束时，经济学2009-1班和2009-3班每小组学生代表总结了城市经济学互动式教学的效果及未来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学生认为教学方式方法新颖，激发了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表达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继续坚持下去。在经济学院教学思想大讨论会议上，学生代表发言肯定了城市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思考和启示

篇6

1 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环境地质问题

水资源污染及开发引发的环境地质问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水资源的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工业废水得不到有效的处理，随意排放进入河流、地下水，造成了水质的污染，威胁水生生物的生存及人类的健康。另一方面，随着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各项项目建设的推进，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而在进行地下水开采过程中并未进行相应的保护工作，导致诸如坍塌、地面沉降、沿海地区海水入侵、海水倒灌等现象。

地表建设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大，城市的用地日益紧张。有的城市为了解决用地需求，在中心区大量建造高楼，在地质脆弱地区大兴土木，或是占用农业用地，由此导致的大气污染、水土流失、边坡失稳、软土地基问题时有发生。

1.1地下建设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

城市的地下工程可为人们的交通、生活带来变易，但是其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有地面变形，地下水流畅改变及地质生态环境恶化等影响[2]。

2环境工程地质工作方法

工程地质调查绘图。环境地质图和工程地质图都能较好的反应出工程环境与地质环境的关系，从而模拟真实的情况。一方面，编制人员可以按照调查的内容进行图形的绘制，图形内容可根据调查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编制人员在进行地质勘查时，就只需要绘制地质图，若是进行工程环境分区调查，就需要编制人员对各区地质情况都进行图形的绘制。另一方面，从调查绘图的目的来看，编制人员根据地质调查的服务对象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图形绘制。例如进行水电站等地质勘查以及小区地质调查等工作时，技术人员需要结合不同的要求开展工作[3]。

工程地质评价。要对区域地壳稳定性进行评价，它是地质环境质量的第一要素。主要是研究地震活动对区域地壳的稳定性的影响，分析、评价地层结构，利用所的数据，提高城市规划中建筑整体抗震能力，加强对地震的预防和应对。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9期2014年第07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同时，对地震发生的几率进行分析，研究建筑物能承受的地震所产生的扭转力、竖向力，并根据破坏效果分析，改进建筑方案[1]。

对隐蔽工程进行评价。技术人员需确定城市地下是否有古穴，分析评价地下电缆、下水系统、人防工程等，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

河流环境工程评价。技术人员在进行评估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的河流工程建设技术开展工作，对泥沙的沉积现象、河流的冲击与搬运功能等进行综合分析[3]。另外，还需要研究城市污水排放进入河流、湖泊对地下水的污染，从而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为城市的长远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对地质灾害评估，包括泥石流、滑坡、坍塌等。技术人员对斜坡、边坡进行稳定性测试，根据所得信息数据预测山崩、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对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财产的危害系数[1]，制定防治方案与应对措施。

遥感技术的应用。目前遥感技术的应用已是环境工程地质研究评价重要的技术方法之一[4]。它具有成图的成本低、技术快、质量好等优势，可对区域地质、场地地形、地质构造、河流水质、等方面情况进行环境检测与质量评价，编制各种资料信息图件，而将遥感技术与计算机相结合，提高了速度与灵活度，更方便掌握各方面的信息。

3环境地质工程作用

环境工程地质，是一切人类工程项目施工前的必要条件，为了推动城市的合理建设，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需要技术人员能够将环境工程地质的工作放在首位。一方面，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城市工程地质环境研究，对地质条件、地质灾害等情况有详细的了解，并根据所提供的数据预测不良的地质环境对人类工程建筑的影响程度与后果，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的安全。另一方面，环境工程地质对于评价、预测人类工程对地质环境的破坏也有积极的作用。例如，人工水库的建造诱发地震、地面沉降；过渡开采地下水致使地面坍塌、土壤侵蚀等。实施环境工程地质可以防治人类活动对环境质量的过度影响和破坏，同时防治自然环境对人类财产安全的威胁，为合理、科学的利用保护地质环境提供最有力的依据。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城市建设的合理，更能够确保各项工程建设的安全系数，保障城市居民的安全。

4 环境地质、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

不难发现，从上述的内容中可以总结出，环境地质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不管是环境工程建设，还是城市规划建设，都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运用科学合理的办法来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它们之间的影响都朝着正面的、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样，我们的城市环境质量才能有所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才能健康、稳定。

篇7

摘要：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76-08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among urban and family economies and citizens wellbeing， 3192 citizens from 41 cities in 17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the country complete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scales. The mean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grow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in per capita incom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household economy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but per capita GDP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amily absolute income and family relative income have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wellbeing. The total variance of wellbeing explained by family incom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in district economy， and district economy exert a significant moderate influence on family absolute and relative incomes and wellbeing.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family and gradual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famil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rban and soci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一、引言

幸福和幸福感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标准，是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状态的“晴雨表”。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关注的重要主题。积极心理学也认为幸福感具有多维性，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是幸福感的三个视角，是三个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侧面，只有将三者整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幸福感的完貌：主观幸福感强调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体人生价值与自我潜能的实现所带来的心理体验，社会幸福感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融合和贡献〔1〕。基于积极心理健康的模型，研究者们实证考察和建构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综合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将三项幸福感作为个体综合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职业群体都获得了良好的信效度〔2～5〕。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这三类幸福感的整合模型用以考察城市居民的综合幸福感水平。在影响幸福感众多因素之中，研究者和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全民的幸福感水平。我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经济是整个社会、政府部门及家庭关注的焦点。因此，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家庭经济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指标考量

研究者在测查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时，主要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关于个人经济收入方面，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可能并没有个人的经济收入，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家庭经济情况更可能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相关。徐安琪通过质性研究证实，在中国社会环境里，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要素之一〔6〕。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收入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自变量。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测量通常将GDP指标作为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家庭经济收入的测量通常考察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和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将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将两年家庭经济增长情况和五到十年家庭经济增长情况作为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因此，城市人均GDP将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指标，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和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将作为家庭经济的指标，本研究试图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收入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二）经济与主观幸福感

现有关于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存在不同观点。Diener等人纵向考察了多个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过去50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7〕。与此同时，Easterlin提出了著名的Easterlin“幸福悖论”，即经济与主观幸福感横截面研究相关显著，但二者在时间序列研究相关不显著〔8〕。Easterlin强调主观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经济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更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但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降低〔9～11〕。因此，经济收入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且相同经济收入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在国内，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能够显著正向的预测主观幸福感〔12～13〕。张爱莲和黄希庭通过对46篇涉及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表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部分研究报告显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14〕。这可能与研究者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来自经济发达省市或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可能具有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在家族经济收入和幸福感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经济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国内绝大多数研究都仅探究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缺乏对经济收入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外一些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幸福感水平与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与个体是否能够有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有关〔15～16〕，但这些都离不开家庭经济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Vetter等人横向调查了瑞士20岁至59岁5453名被试后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低生活标准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幸福感〔17〕。SHEK通过对香港199户贫困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家庭贫困会影响父母及子女的心理幸福感〔18〕。研究者对马来西亚1415名老年人的横断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是预测老人心理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低经济收入的老年人具有较低水平的心理幸福感〔19〕。其他研究者也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的预测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20〕。

社会幸福感基于较好的生活条件，个体能够比较自由的掌控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21〕。社会幸福感的提升是与社会价值、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分配公平、健全管理、民主制度和社会公平等联系在一起的〔22～24〕，个体主观的社会参与和社区意识也是影响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25～26〕。相关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幸福感，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都与社会幸福感相关〔27〕。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决定了个体能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实现自我潜能，以及个体能否有机会积极的参与社会和融入社会都与经济收入水平有关，同时很多人在评判自己的自我实现和融入社会的程度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经济水平。个体基本需求的住房、卫生、健康、食品、衣物等方面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更高层次的需求也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富裕家庭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自主性、自我实现、社会融合感等。因此，经济水平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实现的必要条件，但经济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特别是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四）研究问题及假设

综上，城市经济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可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在考察家庭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以往研究者只探究城市经济或家庭经济对幸福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还需进一步推进。在探究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在家族经济收入和幸福之间起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将调查不同经济地区不同群体的城市居民，综合探究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及家庭经济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及其相关因素研究课题组”对2011年全国城市居民住户所做的抽样调查。调查被试主要来自于17个省直辖市42个大中小城市3192位城市居民。调查员为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70余人，他们利用暑期社会实践机会协助完成本次调查。

在整个研究设计和调查过程中，将问卷的顺序打乱，以防止被试的猜测性作答和习惯性作答，问卷中还设置测谎题，用以保障调查数据的信效度。调查方式上主要采取个体调查方式，被试匿名作答，被试一般在20到30分钟能够作答完问卷，作答完的问卷被当面回收。

（二）样本特征

被试为全国17个省直辖市42个大中小城市3192名城市居民，年龄范围主要集中于15岁到75岁之间。家庭人均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被试为715人，占被试总人数的224%，家庭人均收入5000元到1万元的被试为1022人，占被试总人数的32%，家庭人均收入在1万5万元的被试为762人，占被试总人数的239%，家庭人均收入在5到10万元的被试为479人，占被试总人数的15%，家庭人均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被试为214人，占被试总人数的67%，其中男性为1395人，女性为1797人。

我们在“中国统计信息网”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查询被试所在城市2011年的城市人均GDP数据，并与调查样本数据一一对应。将城市人均GDP由低到高排序分为三类，前27%数据为一类城市，后27%数据为三类城市，其它数据为二类城市。一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苏州、江阴、常熟、靖江、台州、慈溪等城市，样本量为892人；二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重庆、成都、南昌、武汉、西安、南宁、荥阳、枣庄、石家庄、郑州、合肥、唐山等城市，样本量为1416人；三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松滋、巴中、周口、南康、石首、连平、咸宁、信阳、阜阳、白色、荥阳、郯城等城市，样本量为884人。

（三）调查问卷

1.主观幸福感测量

主观幸福感量表由情感体验量表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量表组成。情感体验量表采用Campbell等人编制的总体情感指数量表〔28〕；生活满意度采用Luo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主要测试被试生活水平、健康、从事工作、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闲暇等方面〔29〕。量表共计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量表两个维度及总量表的恢捣直鹞088、086、091。

2.心理幸福感测量

采用Ryff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30〕。量表由自知、环境控制、个人成长、积极关系、生活目的和自我接纳六个维度组成。量表六个维度及总量表的恢捣直鹞064、073、069、065、079、076、086。

3.社会幸福感测量

采用Keyes修订的社会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5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31〕。量表由社会整合、社会接受、社会实现、社会一致性、社会贡献五个维度组成。量表五个维度及总量表的恢捣直鹞062、067、065、069、068、072。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除了采用多来源数据之外，在调查的过程中，采取了严谨的方法，剔除了不认真填答的问卷，以降低共同方法带来的影响。在统计过程中，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全部测量42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了11个特征值大于l的因子，共解释了67506%的总变异，其中最大的因子仅解释了总变异的22922%。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城市经济、家庭经济的幸福感描述统计

首先，对不同家庭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都随着家庭经济收入增加而提高，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

其次，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进行5（家庭人均收入）×3（地区）的方差分析，在家庭人均收入主效应上主观幸福感〔F（4，3192）=17571，p

（二）城市经济、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在进行相关分析时，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和职业作为控制变量，对各个主要研究变量进行了偏相关分析，见表2。

由表2可知，城市人均GDP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p

（三）地区经济、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基于相关分析的结果，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家庭经济对幸福感预测模型。地区经济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不显著，我们假设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分别建构了4个模型，见图1。M0为总样本模型，M1为低经济水平地区样本模型，M2中等经济水平地区样本模型，M3为高经济水平地区样本模型，各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3。在模型中，总体样本及不同地区经济水平样本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值及解释率（R2）见图1。由图1可知，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解释率R2在9%到18%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模型检验地区经济的调节效应。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地区经济组进行限定，结果显示：测量因素负荷恒等模型与基准模型的卡方差异量达到显著水平（χ2=40.191，df=8，p

四、讨论与建议

（一）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建议

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及相对收入不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能显著正向预测城市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这说明经济因素不仅能够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是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证据表明，家庭经济水平不仅影响个体物质需要和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情绪体验〔32〕，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个体是否能够有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使自我价值和自我潜能得到充分实现而获得高峰体验或高原体验，是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关键〔33〕。个体能否有机会参与整个社会生活中去以及融入社会，是进一步影响个体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4〕。

家庭经济水平显著正向预测了城市居民各个方面的幸福感水平，政府部门应该保障各个群体的幸福感，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幸福感，而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水平决定居民的一切。政府部门要保障不同群体有尊严生活的基本生存条件，特别要保障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包含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城市居民不仅需要物质带来的情绪满足感，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机会发展自我及最大化实现自我潜能，最终能够与社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贯彻应遵循“经济与社会”的共建发展观，在发展过程中兼顾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让各个群体更好融入到社会中，而不是家庭经济单一因素决定居民各个方面的幸福感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居民的物质财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积累，但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和家庭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家庭经济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部分城市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贫困群体以及贫困地区。因此，政府应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各个群体发展的机会均等，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市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建议

在本研究中，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幸福感之间起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解释率随着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这说明，在相对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对幸福感具有更高的预测作用，而在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低。相关研究也发现，幸福感存在区位效应，即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要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要低〔35〕。然而，不同经济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不发达地区。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个体幸福感水平不仅与家庭经济水平直接相关，还受到个体相互比较的影响〔36〕。在经济发达地区，平均的消费水平也会高于其他地区，实际的购买力也就会受到损害，低收入群体就更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其幸福感水平肯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部门应该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该完善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居民不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大，贫富差距已经成了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加剧，贫富差距成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研究证据也表明，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质量以及公共支出都会大大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水平〔37〕。基于此，逐步消除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将对居民的综合幸福感和社会秩序都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因此，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增进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改善弱势群体经济状况，最大范围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仍是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五、结论

本研究综合探究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关系。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研究结果，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逐步增进全民的综合幸福感，这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志霞.城市幸福指数及其测评指标体系〔J〕.城市问题，2012，（4）：9-13.

〔2〕Keyes C L M.Mental Illness and/or Mental Health？ Investigating Axioms of the Complete State Model of Health〔J〕.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73（3）： 539.

〔3〕Howell A J， Dopko R L， Passmore H A， et al. Nature Connectedness： Associations with Wellbeing and Mindfulnes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1（2）： 166-171.

〔4〕陈志霞， 李启明.幸福感整合模型在不同年龄及性别群体的验证〔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1）：78-83.

〔5〕陈志霞，李启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测量〔J〕.城市问题，2013，（9）：52-58.

〔6〕徐安琪.家庭幸福：金钱愈加重要了吗――一项关于家庭幸福观的经验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1，（1）：95-103.

〔7〕Diener E，Sandvik E，Seidlitz L，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or Absolut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3，28（3）：195-223.

〔8〕Easterlin R A.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1995，27（1）：35-47.

〔9〕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4-15.

〔10〕Ferreri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 997-1019.

〔11〕Sweeney P D，McFarlin D B.Social Comparisons and Income Satisfaction：A CrossNational Examination〔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04，77（2）：149-154.

〔12〕任海燕，傅红春.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12）：15-21.

〔13〕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79-91.

〔14〕张爱莲，黄希庭.从国内有关研究看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10：1068-1073.

〔15〕Fischer R，Boer D.What Is More Important for National Wellbeing：Money or Autonomy？A Metaanalysis of Wellbeing，Burnout，and Anxiety Across 63 Societi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1，101（1）：164-184.

〔16〕Diener E，Ng W，Harter J，et al.Wealth and Happiness Across the World：Material Prosperity Predicts Life Evaluation，Whereas Psychosocial Prosperity Predicts Positive Feel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0，99（1）：52-61.

〔17〕Vetter S，Endrass J，Schweizer I，et al.The Effects of Economic Deprivation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the Working Population of Switzerland〔J〕.BMC Public Health，2006，（6）：233.

〔18〕Shek DTL.Beliefs About Causes of Pover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Experiencing Economic Disadvantage in Hong Kong〔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2004，32（3）：239-254.

〔19〕Momtaz Y.A，Ibrahim R，Hamid T.A，et al.Sociodemographic Predictors of Elderly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Malaysia〔J〕.Aging & Mental Health，2011，15（4）：437-445.

〔20〕Tajvar M，Arab M，Montazeri A.Determinants of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in Tehran，Iran〔J〕.BMC Public Health，2008，8（1）：323.

〔21〕Pagliari C，Bucciarelli E，Alessi M.Interdependence of World Markets：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Wellbeing〔J〕.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11，（3）：732-741.

〔22〕Inglehart R，Foa R，Peterson C，et al.Development，Freedom，and Rising Happiness：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2007）〔J〕.Perpective on Psychological Scince，2008，3（4）：264-285.

〔23〕C，Dreher A，Fischer JAV.Crosscountry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Exploring Different Determinants Across Groups in Society〔J〕.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2008，30（1）：119-173.

〔24〕Stevenson B，Wolfers J.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8，（Spring）：1-87.

〔25〕Cicognani E，Pirini C，Keyes C，et al.Social Participation，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Well Being：A Study on American，Italian and Iranian University Student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8，89（1）：97-112.

〔26〕Jorgensen B S，Jamieson R D， Martin，J F.Income，Sense of Commun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Combining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10，31（4）：612-623.

〔27〕Porter J R.Mapping Human Development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Spatial Contours of Development in the US〔J〕.Journal of Maps，2008，4（1）：472-484.

〔28〕Campbell A，Converse P E，Rodgers W L.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Perceptions，Evaluations，and Satisfactions〔M〕.New York：Publication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6：565-571.

〔29〕Luo L.The Meaning，Measure，and Correlates of Happiness among Chinese People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J〕.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1998，（8）：115-137.

〔30〕Ryff C D，Keyes C.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4）：719-727.

〔31〕Keyes C L M，Shapiro A D.Social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350-372.

〔32〕杨秀木，齐玉龙，申正付，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价值观对医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1）：154-158.

〔33〕黄嘉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3，（5）：181-203.

〔34〕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1）：100-107，127-128.

〔35〕于广文.幸福感的区位效应〔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4：1-3.

篇8

关键词：体育；城市经济；功能

体育自从诞生以来就成为社会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支撑力量之一，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更是日益凸显。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加快了我国城市化步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1%，在未来20年内还将有3亿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化倾向日渐明显。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研究体育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和作用，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现状

我国的城市体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在城市中已呈现为三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传统体育系统，含气功、导引、太极、武术、狮龙舞、龙舟竞渡等。二是现代竞技体育系统，指以奥林匹克运动为核心的多种体育内容。三是以教育为目标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学校体育体系。这三种形态都以多种形式影响着城市体育文化的格局和品位。目前，通过市场对体育有限介入，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向社会提供体育产品，已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政府、体育与市场关系的一把钥匙，也是当前中国体育发展的趋势和必由之路。

(1)管理模式的限制。当前，我国政府虽然改变了“体育公益事业就是非营利事业，市场不能介入”的观念，但政府部门在体制上并没有摈弃“重管理、轻服务”的做法。形成政府有限的供给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办法，来理顺过去体育由政府包下来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因此，如何建立一种有效市场经济机制来协调解决上述问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当前推进小康体育建设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2）体育消费的状况还有待发展。我国体育消费作为一种“新消费”，水平还相当低，人均体育消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仅为0.5元人民币，而日本为20元人民币。尽管这几年体育消费有所增长，但从静态分析，增长幅度还不快，而且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体育消费需求缓慢。以家庭体育健身器材拥有量为例，1997年每百户家庭体育健身器材拥有量，全国平均为1.62件，上海市2.15件，广州市5.72件，武汉市5.39件，合肥市1.04件，兰州市0.85件。而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的拥有量分别是全国水平的30%、43%、120%。可见，全国大部分中部或西部的中型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居民每百户的拥有体育健身器材量远低于全国的平均值。

(3)城市居民健身意识不强以及人均活动场地不足。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的健身意识会不断增强，但目前居民健身意识令人堪忧。以河南居民为例：根据2005年的摸底调查，只有32%的成年居民每周参加1次以上的体育锻炼。河南城市社区活动点，虽然由1998年的两千多个增加到2005年6月的四千多个，增长了100%，但调查发现大多数均是摆设，对体育锻炼无兴趣的人仍占大多数。

二、体育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体育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发展体育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和平年代，体育赛事是城市塑造形象最有效的催化剂之一。它不仅能刺激和打造城市文化，体现城市活力，丰富城市经济结构，而且还能加快城市化步伐，对城市进行扩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除了包含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交通市场、技术市场外，还必须有体育娱乐市场，它不仅包含了资金，也占用了大量的社会时间。当社会的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人们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对自身和家庭的健康问题上来。发展体育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其一，发展体育最明显的经济作用就是促进体育产品的消费，而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城市，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其二，发展城市体育能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体育具有健身、娱乐、休闲、竞赛等特点，能推动城市旅游、商业、交通、电信、新闻出版、餐饮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其三，体育能体现增加体质、提高素质、形成技能――提高生产效率与效益，从而达到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体育的发展可以为当地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次，体育对我国城市人口素质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国人口结构和疾病状况的基本数字：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1%，约50212万人；24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总人口的33%左右；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18％左右；城市中的老龄人口的比例还高于这一比例。当前我国人口中有关疾病的统计有如下结果：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成为城市居民的三大健康杀手，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2.06%，其中，糖尿病患者在4000万以上，城市中的患者比平均数还要高。2002年国家用于健康开支中的3.95%用于治疗此病，其中，严重患者用去了开支中的51%，1994年上海医疗费65亿元，占全年职工收入的16.9%。胡鞍钢在“构建中国大战略，富国强民的宏大目标”一文中指出：在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及国民福利的四大类八种负面因素中，各类疾病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负影响估计在1.8%～2.2%，排在各影响因素的首位。由以上几组数据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疾病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两大破坏因素。

再次，体育对城市的整体社会进步具有推动作用。由于体育运动的群众的普及性、广泛性，成为吸引社会注意力的最佳工具，在很多时候甚至胜过政治号召、社会教育和商业广告。体育从两方面起到安定人们信心的作用:一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构建的和谐安详的场面和气氛；二是城市代表队在对外比赛中的取胜可以鼓舞人心。体育是构建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最后，体育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带来体育建筑文化的繁荣，体育场馆往往成为一个城市标志性的建筑。因此，体育运动是集中城市社会注意力和吸附力的磁石，是提高居民自信心和自强意识的稳定剂，是推动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加速器，是加强城市群众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黏结剂。同时，体育作为当前城市中重要的社会生产活动，对城市观念文化有明显的影响。城市中从事体育及相关活动主体的广泛性、长期性促使体育的精神内涵熔铸到城市居民的观念世界中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形成积极健康、文明、理性的城市精神。城市居民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使得个体的心理品质、心理状态得到普遍改善，社区通过体育活动进行的人际交往形成社会归属感，保障了城市社会心理的健康和稳定。参与体育活动的城市主体都会成为体育精神价值的实现者、受益者，从而提升城市的观念文化，促进城市观念文化的整合。

三、积极发挥体育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功能的措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体育大众化进程的日益凸显，原有的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体育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日趋大众化，体育的需求向更多层次、更高水平的方向变化，已成为决定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之一。我国体育发展的道路只能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之路，多元化进入、多渠道投资来弥补政府体育经费之不足，从而为体育摆脱困境带来光明。

目前的社会环境为我国的城市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政治上，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首次分类概念，并强调指出“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一新意的战略表述，指出了体育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带有一定的产业性，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世界性体育发展的趋势。积极完善以法律为裁判的法制保障，为公平发展体育提供支持。在理论上，十六大报告首次把健康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并列，使公共体育工作由体育部门为主的工作，提升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工作。

为了发挥体育运动在城市经济中的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统一规划，分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体育项目。每个城市都应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要以较小的投资和较短的周期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先开发那些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居住密度大，流动人口多的地方，便于人们前往进行体育消费。同时，还应注意体育的超前发展战略研究和制订正确可行的长远发展计划，切不可盲目地开发体育运动项目，体育场馆的建设更不能不分先后地全面开花。

(2）注意与体育相关配套的建设。体育的发展，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为了更好地使人们从事体育锻炼、休闲与观赏，就需要取得交通运输、服务接待、社会治安、餐饮、检疫等部门的有机配合，形成一个以体育为中心的服务网络，让前来锻炼、休闲、观赏的人们心情舒畅，实现健康发展、服务大众的要求。

(3)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体育产业是一个服务性行业，其服务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体育事业的兴衰。体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应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责任心，做到服务周到，态度良好，以优质服务待客。为此，要做好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培训工作，制订和完善各种责任制，推行体育服务领域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工作。此外，还应加强安全防范工作，使消费者有安全感和舒适感。

作者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的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89-105.

篇9

一、体育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状

从研究体育与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关系来看，首先要清楚“体育”的基本概念。国际公认的体育概念，其内涵可分为“大众体育”和“运动竞技”两大部分。我国的竞技体育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为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城镇居民“大众体育”的发展却不容乐观，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总体发展水平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

1.城镇居民的体育健身意识淡薄，兴趣和热情欠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休闲和娱乐的时间相应的增加，人们的锻炼身体，提高健康水平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目前居民的健身意识却令人堪忧。虽然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但多数人的锻炼热情不高。据调查资料反映，对体育无兴趣的居民接近不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一半，这也充分反映出对体育锻炼，提高健康水平的宣传力度不够，城镇居民的锻炼身体的意识有待加强。

2.城市中体育基础设施存在明显差异。

大城市主要是省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高校、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集中之地，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水平较为发达，基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在资金的投入以及体育场馆的修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中、小城市，特别是乡镇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社区、居委会、乡镇的体育健身中心和健身点，由于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发达城市和较发达城市及不发达的地区之间的体育设施差距十分明显。一些省市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人体健康状况，对公共体育基础设施条件正在不断的加强和改善。

3.城镇居民健身活动场地严重不足。

从全国的体育场馆开放和经营情况来看，体育场馆数量和利用率水平还很低。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体育场馆远没有达到国家相应的建设要求水平，在城市的体育场馆中，只有44.1%对社会全部开放，21.3%部分开放，34.6%的体育场馆尚未开放。从居民活动点看，目前平均每个街道、乡镇只有2.77个体育活动点，体育活动人数一般为31-100人，而且是锻炼者自发组成，缺少体育社会辅导员的帮助，这些均无法满足城镇居民对体育健身的要求。

4.居民的健身、休闲、娱乐消费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我们来看一种新的消费指标“体育消费”，在我国还处于相当低的状况，人均体育消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仅为0.5元，而我国的邻国日本达到了20元人民币的水平，虽然我国居民娱乐、教育文化费用的支出，从1985年至1997年的12年间，占工资支出的比例提高了2.6%，但是增长的幅度缓慢，并且地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大部分中部或西部的中型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居民的体育文化水平还远远低于全国消费水平的平均值。分析我国城市体育这种状况的原因:1）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的旧思维模式认为，体育是一种公益性事业，是国家的投资行为，这种惯性思维阻碍体育在城市经济中的正常发展；2）政府机关人员对体育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认识不够充分、深刻；3）体育的资金投入有限，公共基础设施缺乏，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率较低，许多居民的体育健身因场地设施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4）人们普遍参加简单的运动，所以在体育文化消费支出方面比较低。

二、体育对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1.体育运动的普及与大力发展，对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在国家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发展体育事业将促进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增加国民的收入，与其它需要大量投资的经济部门相比，体育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优势。

体育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首先，由于体育的功能具有健身、娱乐、休闲、竞赛等特点，它能够推进和带动城市旅游、商业、交通、电信、新闻、餐饮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动，通过消费，城市取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其次，体育最明显的经济作用就是促进体育产品的消费，而主要的消费人群集中在城市。最后，体育能够增强人们的体质，提高身体素质，提高人的基本劳动技能，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以达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目的。

2.发展体育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型的体育赛事是塑造城市形象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它不仅能打造城市文化、体现城市活力、优化城市经济结构，更能够加快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与内地各大城市比较相对滞后，但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及体育冰、雪项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一些大型的国内、国际赛事，可以促进和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大大提高我们城市的知名度，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3.体育的发展能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通过国内、国际各大城市举办大型赛事的实践已经证明，其都能够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比如，体育场馆、道路交通、城市绿化、宾馆、饭店等等，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品味，同时也改善了城市的软环境，引起了很多外商的兴趣，既加大了资金的投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添了诸多的活力，又为各个行业的发展充满了生机。

4.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休闲、娱乐的时间也在增多，因此对体育需求也就越来越高，体育产品的需求量也就会不断加大，为了满足全社会所有参与体育活动的人们对体育产品的需求，就必须增加体育产品，如体育服装、鞋类、运动器材等生产数量，因此需要增加劳动力从事体育产品的加工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增加了城市就业人员的数量，带动了相关行业人员的就业机会，无疑为缓解日益突出的城市就业压力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5.体育的发展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我们都知道体育运动是国内，外大量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汇的过程，是城市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纽带"，同时可以吸引外来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经验等，提高地方特色产品知名度，通过媒体及信息交流打入国内，国际市场。

体育事业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动力，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和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首先，是竞技比赛大型体育场、馆，专业性很强，承担赛事以后，有可能处于闲置状态。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公益性及后续效应。其次，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大型赛事人流聚集，空气污染、噪音、废物垃圾等问题不容忽视，故此要充分宣传“绿色体育”理念，最后，每次赛事要有适度的商业运作。如国际上的奥运会，第21届蒙特利尔就负债20多亿美元，不仅没有带动经济发展，反而给城市经济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民间主办的奥运会，在金融界人士彼得•尤伯罗斯的领导下，一改亏损局面，获得了2.5亿美元的盈利。但过分的商业运作还会伤及赛会和运动员偏离奥林匹克宗旨，因此商业运作要适度。

三、体育开发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1.体育应与城市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道共同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2.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文环境等自然人文因素，必然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每个城市的历史渊源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因此体育开发要符合当地人们的心理特征和人文特征，以便普及、推广和提高。另外，不同城市可以利用其地貌特征和气候特点发展不同的体育项目，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不同城市体育文化。

体育开发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不同的城市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差异，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区域体育政策，对于体育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具有深远的意义。以沿海地区和中部省会为中心的周边经济发达地区，资金雄厚，信息快捷，全民健身运动及体育基础设施相对普及，形成体育与经济同步双赢格局。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人口众多，资金匮乏，体育产业以国内大众需求的体育用品为主进行生产，在各自管理的辖区内，给群众提供一些必要的体育健身场地与设施。经济不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少数中部及边远山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他们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体育用品业的生产则应以生产少数民族体育用品为主，人们以开展少数民族传统项目为主要内容。

四、体育开发与城市经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1、项目的开发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

城市开发体育项目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预测市场需求，调研摸清开发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公益的社会效益，注意超前发展战略研究和制定正确可行的长远发展计划，切不可盲目的进行开发，影响城市的整体经济规划。

2、发展应与相关部门大力配合。

发展体育需要其它相关部门与行业的支持与配合。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从事体育锻炼、休闲、观赏，就需要取得道路交通、服务接待、社会治安、餐饮、检疫等部门的有机配合，形成以体育为中心的服务网络，让人们在锻炼与消费过程中，心情舒畅，身心健康发展。wWw.gWyoO

篇10

内容摘要：流通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引发了诸多讨论。本文分析了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提出了以流通业为先导，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如何促进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流通业 城市经济发展 问题与对策

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综述

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渊源已久。城市经济是“城”与“市”的有机结合，二者的发展互为条件。“城”是形式，“市”是内容。城市只有建立在繁荣的商业交换活动基础上，城市才具有活力和竞争力。城市与商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此，商业依托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

文献表明，早期和现代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已有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生产（制造业）与交换关系时讲到：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至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商品与货币的转化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奥沙利文（A.O’ Sullivan 2000）分析了城市经济与流通业发展的互动关系，指出：“城市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个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地区间贸易变得有利可图，所以地区内贸易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和市场销售上的规模经济促使公司集聚到城市里，这种群聚性促进了大城市的发展。“如果一个零售商的销售额会随着其他零售商的靠近而上升，那么就出现了购物的外在性，这种聚集化效应促成了聚集行为”。上述分析为工业和商业在城市的集聚和提高效率提供依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革命及消费革命的要求，流通革命也日益深化。日本学者林周二指出：“流通机构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将发生重大变化，销售的社会意义也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刘国光（1999）认为：商业已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末端产业变成市场经济下的先导产业。宋则（2001）提出，流通创新的根本意义在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黄国雄、洪涛（2003）提出：城市的竞争力是由生产力、流通力和文化力共同形成的，市场经济越发达，流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和先导作用就越明显；反之，亦然。晏维龙等（2004）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城市与流通业发展的关系，提出“流通先导”的发展战略。需要指出的是，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对于进一步发挥流通业的“先导作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以及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一）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协调

1.城市经济的功能定位偏高。影响城市经济功能的因素有多种，如资源、地理位置、产业发展等。定位的准确与否将影响到城市发展的规划、投资、政策等决策以及投入产出。但目前有些城市，仅仅根据一个或几个因素和主观愿望，在论证不充分情况下，就对城市经济的功能进行定位，使其脱离实际或定位偏高。例如，有的城市因自然环境优越，就将其定位为人居中心；有的城市因有港口，就将其定位为物流中心。由于并不具备其功能形成的其他主要因素，定位高于实际能达到的目标，最后不得不以搁浅和造成一定损失而结束。

2.个别流通业态存在着盲目和超前发展。有的城市的商业街越修越长，Shopping Mall越建越大，大型商场和超市越建越多，数量和规模超过了实际需要，过于超前发展。如在河南郑州的“二七”广场这个1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已有13个大商场和超市，面积最大的超过9万平方米；此外，沃尔玛、易初莲花（正大集团）、世纪联华（上海）等国内外大企业集团也都进入郑州。不惜投巨资打造“商业街”，广西某市改造一条长达近400米的商业街，投资高达近4亿元；天津、河北、辽宁的商业街建设也存在盲目投资后市场清淡的情况；盲目投资建设大型购物中心，一些城市效仿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和商业模式，兴建和扩建超大型购物中心。北京京西商圈有4家正在建设中，总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这一数量和规模超过了所在商圈的需求。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对购物中心、大型商场、超市、商业街发展的条件及规律缺乏必要的了解，盲目攀比，重复预测消费规模，夸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有些是与地产商合作开发，从中获取转移利润等。一些城市的购物中心、超市的规模超出城市居民购买能力等，不仅造成一定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还埋下了过度竞争的苦果。有的学者对购物中心的超前发展表示了忧虑，提出对购物中心进行整合和建大型超市要实行听证会的建议。

3.统一市场的发展受到地方保护的阻碍。为保护本地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地方政府对本地市场实行违背统一市场发展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使地区间的内在经济联系受到削弱。

（二）流通业发展滞后影响先导作用的发挥

1.流通业总体规模和市场集中度偏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流通业占GDP的比重就已达15%以上，我国流通业总体规模偏小，流通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在8%左右徘徊，直到2005年才超过10%，市场集中度偏低（见表1）。

2.流通企业规模小。2004年，中国零售百强中只有4家企业的销售额超过200亿元，最大的零售企业百联集团的销售额为676亿元，不到奥菲斯马克斯销售额的2/3。我国的大流通企业集团在资产规模、销售额、人均利润等方面与外国流通企业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见表2），上述差距使民族商业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劣势。

（三）流通效率不高

流通速度低。20世纪80年代，中国流通业流动资本年均周转3.01次，90年代后半期，流通业流动资本周转率整体下降到年均2.08次，日本的非制造业(包括批发、零售业)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次数为15―18次。一些跨国连锁公司如沃尔玛、麦德龙等的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年均可达到20―30次。库存率高。1990―1998年美国、日本、德国非制造业(含批发、零售业)库存平均只占销售额的1.14%-1.29%，中国2004年末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库存占其当年销售额的比重为6.37%。物流成本过高。据物流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我国最近两年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约为21%，美国和日本约为9%。内资企业的效率低于外资企业。据店铺调查数据，2003年外资企业平均每平方米销售额为2.06万元，内资企业仅为1.40万元。

（四）缺乏对民族商业的保护和扶持措施

在现行的体制和把引资作为政绩考核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某些人为因素制造了不平等的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批发、零售业都有一定的准入条件，因为，流通业是一种战略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和扩大就业实现的程度。如沃尔玛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带来1.5个人失业，沃尔玛每1000万美元的销售额，需要雇佣员工70人左右，而其他小商家完成这个销售额需要雇佣110人左右；同时外资零售巨头每新开1家店，就会有2-3家大商场和20多家小商店销售额下降或不得不关闭。这会直接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即使在美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就业，也限制沃尔玛进入当地开店。

（五）流通秩序需进一步规范

我国一直重视整顿流通秩序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并收到一定成效。但由于各种利益的驱动，流通无序现象仍在一定程度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医药价格居高难下以及诚信等流通秩序问题，影响了产销关系发展和购销两旺，因此流通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假冒伪劣商品在市场上也时常出现，损害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企业诚信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交易活动的顺畅进行；无序竞争导致企业之间摩擦加大，成本上升，流通秩序缺少制度保障和有力维护，立法滞后和执法不严并存。总的来说，公平竞争、统一有序的流通市场环境还需进一步完善。

（六）城乡流通业发展差距过大

近年来，我国流通业的发展主要是大中城市流通业的发展，而广大的农村市场发展滞后。一方面，部分大中城市流通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大型商业网点在有些地区过于密集，过多的同类流通企业追逐着有限的需求，造成成本上升，效益下降；另一方面，广大的小城镇和农村的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缺少商业组织、基础设施和所需的服务。另外，市场供求信息不畅，农村市场存在严重的假冒伪劣现象，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损害和带来不便；农产品批发市场基础设施薄弱，服务功能严重不足，难以发挥好引导生产的作用，这些都阻碍着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七）缺乏高层次管理人才

与我国流通业改革和发展相比，商业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滞后，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商业高层次人才的需要。缺乏高层次人才主要表现在：一是各级政府部门缺少研究和应用性人才，缺乏地方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二是企业缺乏懂战略、会管理的高层次人才。由于两个缺乏，对理论和实际的研究、指导满足不了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教育滞后，产业发展很难超前，因此，要发展好流通业基础在于商业高等教育的繁荣和兴旺。

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缺乏统筹城市经济与流通业发展的意识和法规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旧的管理法规和制度已经淡出，新的法规和制度尚未建立，如统筹规划城市经济和流通业发展的法规和制度，对新上大型商业设施的审批制度等；加上部门、地区利益的驱动，以及考核“政绩”指标的不全面，驱使部门和地方都在辖区内营造自己的经济体系，导致城市经济和流通业发展的不够协调，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流通领域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问题，必须抓紧制定和出台有关法律和部门规章。

（二）对流通业的先导作用重视不够和缺乏措施

长期以来受体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思想和做法还有影响，对流通产业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对流通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激烈程度缺乏认真思考和应有重视，对现代流通产业的战略意义更是意识不够，对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重视程度不够等。市场国际化条件下，流通业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先导作用不能忽视，缺少或削弱了流通业的先导作用，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步伐就会受阻。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与宏观调控乏力

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各地政府都在自己辖区内营造自己的经济体系，形成大大小小的行政区域经济，再如现行财税体制直接导致了地方市场分割局面的出现。改革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地方政府职能，要从微观活动中撤离、从市场中撤离，专心营造城市平等竞争的环境。其次，要建立起统一的财政体制、社会保险体制、流通体制和干部政绩考核体制。宏观调控乏力的一个原因是：对市场经济下，政府管理职能认识上的误区（导），一段时间内，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先是“右”的问题，担心国有资产在改革中流失，因而等待观望，望而却步；要么就“一卖了之”，甩掉包袱。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更应是这样。

（四）对流通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缺乏认识和把握

流通业要发挥好先导作用，要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就要主动做到三个相适应：一是流通业要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并成为提高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二是要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相适应；三是要与城市经济特色和区位优势相适应。

（五）企业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

我国的一些大中型流通企业定位雷同，缺乏发展战略和经营特色，加上同一区域内大型零售商场低水平过度竞争，不少商家为了扩大销售、减少库存、提高市场份额，纷纷采取让利、打折等短期的促销手段，把利润降到最低限度。激烈的价格竞争，使许多企业处于苦苦支撑和勉强经营的状态，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强；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技术和管理创新滞后，影响了生存、发展和竞争优势的发挥。

（六）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中国流通业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与中国经济以及现代流通业的发展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流通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一方面，缺乏高效率、合理布局的物流配送设施对流通业各行业、各业态的支持；另一方面，缺乏社会化专业信息服务体系以及相关标准。信息技术的落后降低了中国流通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限制了流通业的规模扩张。

对策建议

（一）通过规划和措施统筹流通业与城市经济的发展

1.要按照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职能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统筹流通业与城市经济发展规划。建议由（国家和省、区）发改委牵头，将两方面的发展统筹规划，并通过有力措施保障实施；流通业和城市经济发展规划要以市场为导向，以调控为基础；要有利于城市主导、优势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高。

2.流通业的发展要促进城市经济功能的准确定位。

国际大都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流通业的发展要与其定位相适应，并发挥好先导作用。因此，流通业的建设与发展要围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金融、信息与会展等中心的建设与完善，围绕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去建设与发展；同时，要突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哈尔滨、沈阳、成都等）要突出这类城市的区域流通功能。一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批发体系；二是发展多元化的零售体系；三是要发展现代区域物流体系；四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服务体系。

中小城市（如齐齐哈尔、洛阳等）及县镇这类城市中的批发交易可以通过引进新机制为地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并作为前一、二类城市流通业的延伸（连锁）；按地区市场的特点，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零售经营网络，综合市场、中小超市和专营店是这类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经营方式；县、镇及小城市要建立面向广大农村市场的工业消费品批发、农产品和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及其下延机构，为小城市、县镇和农村消费者提供生活和生产上的便利。

（二）培育和扶持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和大批发市场

“十一五”期间，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作为一项重点工作，重点培育流通业中规模大、实力强的大型企业，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和扶持，培育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能力强、初步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构建中国流通市场的大企业和大批发市场主导格局。

要在商务部重点扶持20家大型商贸企业集团的基础上，各省、区也要扶持2-3个有区域竞争力的商贸企业集团；国家级的20个商贸集团和省、区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有较大的影响，并能尽快“走出去”发展。

要在全国培育和扶持30个左右的大型批发市场，作为辐射国际和全国的商品集聚地，并通过这些批发市场的业务，促进我国有优势特色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其更好的发挥像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那样的作用；各省、区也要培育和扶持3-5个在所在区域有影响的批发市场，并通过批发业务带动地区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

大型流通市场和企业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将成为带动流通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骨干力量，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特色的大型流通市场和企业已成为中国流通业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实施大市场和大企业集团战略是当今各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增强国家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培育和扶持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直接的产业政策导向，如税收、信贷、出口贸易等方式给予扶持；二是给予做强做大的间接扶持，鼓励其通过重组、整合相同、相近业务做强做大，实现规模经济的要求，缩小与跨国企业的差距。

政府要为企业跨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流通企业也应抓住深化改革的大好机遇，通过资产重组和整合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

（三）加强现代流通业在促进东、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西部城市经济的发展，要借助和依托现代流通业的发展，尤其要通过大型流通企业的采购和分销支持城市主导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敢于接纳东部地区的大型超市参与西部地区的商业竞争；其次要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的大型流通企业和物流企业借以改造西部地区的流通企业，实现经营方式、营销技术和管理创新；第三要扶持鼓励西部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发展连锁经营，参与其他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现代流通业的发展要为西部崛起做出贡献。

中部城市经济的发展，要学习东部地区加强宏观调控和政府作用，通过重组整合、做强做大企业的经验，结合实际发展大型流通企业和大批发市场，以此带动社会经济发展。要通过改革开放和重组整合“存量”资本，引进“流量”资本，并使二者结合发挥好作用。

要充分发挥流通业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城市流通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流通业的发展要为中部振兴做出贡献。

东部城市经济的发展，要着眼于国际优势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要通过大型流通企业的“走出去、引进来”，培育一批内外贸一体化、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支持大型流通企业在境外建立营销网络，带动国内商品出口，提升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打造国际化的大流通市场向中西部地区辐射。现代流通业的发展要为东部继续繁荣，并带动中西部发展做出贡献。

（四）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宏观调控力度

1.法律法规方面：法律法规建设包括有法可依、执法严格。要尽快出台“大型商业设施（批发、零售）建设和审批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所遵循，以法治商；尽快出台“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法”，做到规范行为、依法兴商，引导企业和政府注重行为规范和市场环境建设及注重引资质量，为城市流通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制和市场环境。

法律法规应侧重解决如下问题：扶持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的发展，同时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序开发市场、规范（跨国）企业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鼓励自主创新和名牌企业发展，促进产业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政府侧重建设市场环境和优化商务环境；企业侧重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消费者加强自我保护意思和维权行动。

2.宏观调控方面：促进流通业重组及整合的政策。国家和省、区的流通产业政策的重点应有利于企业的重组整合和做强做大，并通过税收、信贷等优惠条件促使其实施。促进流通业国际化政策。流通业国际化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是推动中国流通企业走出国门，通过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是引进国际大流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当前，第一个方面应是政策的主要着眼点，要促使企业尽快“走出去”发展；同时规范跨国企业的市场行为和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同一的竞争条件。

3.配套的保障措施：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统一城乡流通管理机构，管理机构不一，造成市场发展不统一的障碍，这是统筹城乡市场的关键。加大流通体制改革和政策协调力度，消除流通现代化发展中的体制性和政策，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十一五”时期，国家投入的方向应是物流基础设施、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市场信息网络、标准化体系建设以及流通基础技术的开发和推广等。同时，要注意各地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实现资源共享。发挥好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联系纽带，对于协调企业行为，加强企业自律和保护行业诚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营造市场诚信体系。诚信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发展的关键，缺乏诚信的市场环境就会失去投资和贸易伙伴，就会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要建立起以信用状况调查、信用评价、信用自律、信用档案管理为主要内容的、适合自身行业特点的内部管理制度。行业协会要制定行规行约，在行业内部开展信用活动，对失信行为进行评议，开展信用监管和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诚信市场环境。

（五）加强对农村流通业发展的支持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要建设和完善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品市场体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批发和零售体系，重点监控质量和价格，避免惠农政策被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和质量侵袭。第一，要建立农业生产资料专业协会和专卖组织以及农产品协会，为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二，要建立农村经纪人队伍和专业协会，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与缺乏经纪人和专业协会（或作用发挥不好）有很大关系；第三，要在“人才强商”战略规划中，安排对农村经纪人的培训，使“人才强商”为农村流通业发展服务；第四，要建立市场供求信息平台，解决买贵、买假、卖难、卖贱和假冒伪劣及不便利的问题，为农民进入市场提供便利。国家和地方要为上述主要任务的实现提供人、财、物方面的支持。

（六）积极发展以连锁经营为基础的现代物流配送

从地区上看，中西部地区的连锁经营发展滞后，要鼓励和支持东部地区的百强连锁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延伸，通过跨地区的合作竞争，带动中西部地区连锁经营的发展；从业态上看，超市、专业店的连锁发展较好，百货店、购物中心和便利店的连锁尚处于起步阶段，要通过产业政策导向，鼓励和支持这些业态的连锁；在形式上，完善直营连锁，积极发展特许经营和加盟连锁模式。国家和省、区对发展连锁的企业，在一定时期要给予一定的扶持，将推进连锁经营和企业重组整合统筹谋划，使其互相推动。

（七）建立商业人才培训基地

建议商务部在全国建立3-5个人才培养基地，培训政府、企业和农村急需的高层次商业管理人才，以支持国家和地方的商业改革及发展，改变人才培养滞后的局面。建议在浙江工商大学和哈尔滨商业大学建立高层次商业人才培训基地，定期培训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农村经纪人；同时，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的针对性，支持“人才强商”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商务部.国务院关于流通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05]19号）

2.郭冬乐，宋则，荆林波.中国商业理论前沿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高铁生.推进流通现代化的理论依据与政策选择.中国流通经济，2005（11）

4.晏维龙.生产商主导 还是流通商主导.财贸经济，2004（5）

5.王薇.我国城市商业在扩大消费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流通经济，2005（12）

6.国家统计局城市和社会经济调查队.2004中国城市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