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一体化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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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体制；精品意识；基层观念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287-01

一、改革创新，激发剧团活力。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发展的需要，衡水市评剧团对内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在内部人事管理上，打破现有的编制和用人审批程序的限制，根据剧目和工作需要，实行全员聘用制。在现有编制范围内，确保少量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业务骨干为长期固定员工外，其它人员均以剧目、剧组需要确定用人条件和标准，通过公开考核后，根据剧目和时限确定聘用期限，并签订聘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费用。采取“户口不转、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能进能出”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热爱评剧事业的优秀青年演员，充实了新生力量，提高了演出阵容和演出质量。在内部分配制度上，打破大锅饭，做到能者上、庸者下，高职低聘、低职高聘，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彻底改革“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工资分配对现编制内在职职工保留档案工资，全团以业务能力、贡献大小为依据，实行内部考核三个等次定级制，根据工作需要，或按月、按季，或按演出周期，通过专家考核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考核等次，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激活了内部机制，充分调动了广大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演职人员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全团呈现出一种“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二、打造精品，拓展演出市场。在实行内部改革的同时，在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面向市场，谋划打造精品剧目，为剧团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林秀贞》，先后在天津、石家庄等地进行了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各级领导、业内专家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热捧，并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该剧已成为衡水的一张精彩靓丽的文化名片。该剧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在审美方面，努力营建剧目与当代生活、与当代社会阶层审美，相互交融的文化生态。把注意力集中在戏曲现代题材和思想内容的倾向，在充分探索成熟的艺术经典的同时，积极寻求多渠道的营销途径，谨慎处理好精品创作与世俗风格的协调，为市评剧团精品创作开辟了崭新的思路。剧团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文化艺术追求，不断推出新的剧目，谱写评剧艺术发展新的辉煌篇章。

三、扎根农村，服务广大群众。当前、富裕起来的农村观众，对精神生活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而这些观众很难欣赏到城里高水平的戏剧演出，为此，剧团坚持走基层群众路线，常年坚持送戏下乡。下乡演出是剧团的家常便饭。在农村集镇表演和在固定的影剧院有着天壤之别。三天一个点，五天一个台，随时要卷起铺盖走天下。剧团流动性很大，每逢外出演出，全团出动，装车拆车，装台拆台，人人都是多面手，人人都有一颗热爱评剧事业的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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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福利来源就是分工经济,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贸易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贸易结构 福利效应 路径选择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东盟的成立。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后,韩国和日本先后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协定,由此形成3个“10+1”的自由贸易区网络(FTA Network)。尽管该网络促进了区域经贸活动的发展,但是其错综复杂的关税优惠政策产生了具有负面影响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从而对东亚地区的长期经贸发展造成损害。

因此,各国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中国是东亚的重要成员,而且东亚也集中了中国主要经贸伙伴。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FTA战略的实施内容,如何推动和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贸易结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影响,从理论上确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参与路径,然后利用TCI指数对中国与东亚经贸伙伴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测度,最后从政策层面上分析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贸易结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福利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重要的问题。例如Smith(1776)就曾因给消费者带来负效应而批评过梅休因条约(英国和葡萄牙于1703年签署了梅休因条约,它以许可葡萄牙的酒按照优惠条件进入英国,换取葡萄牙废除对英国羊毛出口的禁令)。Ricardo(1821)则通过分析母国和殖民地的特殊通商条约对Smith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分别对输入国(殖民地)和输出国(母国)的福利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特殊贸易安排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整个国家都有负面影响,这样的贸易安排应该最终被完全的自由贸易所取代。

现代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研究则始于Viner。Viner以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这两个重要概念,为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Viner以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这两个重要概念,为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Meade(1955)、Lipsey、Cooper和Massell(1965)、Johnson(1965)、Cordon(1972)、Mundell(1964)、Wooton(1986)、Arndt(1968)、Kemp和Wan(1976)、Wonnacott(1981)等人先后对Viner的理论进行了拓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是消除区域内的贸易障碍,减少区域内分工的交易成本,为深化区域分工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在Smith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思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可以发现其主要福利来源就是分工经济。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贸易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专业化分工的差异性和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是贸易双方获得分工经济的重要条件。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可以利用生产技术、要素禀赋、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工,每个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从伙伴国进口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差异性生产和互补性贸易获得分工经济。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即使参与分工的国家之间不存在生产技术、要素禀赋差异,也可以从分工经济中获益。因此,不管存在外生比较优势,还是存在内生比较优势,分工经济都可以使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国家福利获得提升。

不论分工之前的状况如何,只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通过分工进行差异性的专业化生产,形成互补性贸易结构,就可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提高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的福利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工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生产结构的调整。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启动之初,各参与方的贸易结构为互补型,那么它们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区域分工,可以获得更大的分工收益。如果各参与方的贸易结构为竞争型,在获得分工经济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因为要素在不同部门和产业间的流动并不能瞬间实现,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会衍生出相应的调整成本,最终消减分工经济的好处。

总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之间组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均可以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只是调整成本大小不同。如果调整成本过大,超过分工经济的好处,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毫无意义。一般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性越强、竞争性越弱,调整成本就越低,各方享受的分工经济就越大;反之,调整成本越高,各方享受的分工经济就越小。

对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而言,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所有经济政策的主轴。为了获得更大的分工经济、最大限度的减少调整成本,一体化成员会选择与其自身贸易结构形成互补的经济体为一体化伙伴。在一体化伙伴既定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参与方也会加强合作,通过强化产业内分工、推动经济与技术合作等方式,减少相应的协调成本。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测度

在测度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时,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简称TCI)是一个常用的指标,包括单个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和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单个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用TCIijk=RCAxik×RCAmjk表示,RCAxik=,表示用出口衡量的i国k产品上的比较优势,RCAmjk=表示用进口衡量的j国在k产品上的比较劣势。其中,Xik和Xwk分别为i国和世界k产品的出口额;Xi和Xw分别为i国和世界的出口总额;Mjk为j国k产品的进口额;Mj为j国的进口总额。当TCIijk>1时,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强,且TCIijk值越大,互补性越强;当TCIijk≤1时,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弱,且TCIijk值越小,互补性越弱。在多种产品并存的情况下,两国的总额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用各种产品的互补性指数加权平均得来。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即Xwk/Xw。综合互补性指数计算公式为TCIij==。当TCIij>1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强,且TCIij值越大,互补性越强;当TCIij≤1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弱,且TCIij值越小,互补性越弱。

本文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标准(SITC Rev.3)为基础,分商品对1998-2007年间中国作为出口方、东亚经济体作为进口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测度,首先可以得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只有食品和活动物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总体呈互补关系,其余商品的互补性指数小于1,均表现为竞争关系;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只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呈互补关系,而其他产品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呈互补关系,而其他产品的互补关系偏弱,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

其次,中国出口与东亚经济体进口之间的综合互补和竞争关系。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在1998年为1.03,随后开始下降。2001年,互补性指数开始降至1以下。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平均为0.95,反映出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韩国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均小于1,平均互补性指数为0.85,表明中国出口与韩国的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同样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均小于1,平均互补性指数为0.92,表明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

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与日本、韩国、东盟都形成竞争关系。如果要进一步推动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FTA合作,中国需要作如下战略选择与政策安排。

第一,渐进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近期,中国可以优先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层次与内容。例如,中国与东盟可以优先选择金融领域。中国应该通过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中期,中国可以切实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

目前,中国正在与韩国开展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双方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将进行。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讲,中国应该切实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对于中日韩国而言,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于三者都有好处。即使在短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也应该将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作为长期努力的目标。

第二,依托产业对接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得到较大提升,部分产品的竞争力稳步增强,但是在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过程中,中国部分商品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而产业内分工的调整成本低于产业间分工的调整成本,积极与东亚经济体开展产业内分工,有利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产业对接与产业分工。

首先政府必须发挥作用。一方面,国家应该使用各种措施打破地区封锁,保证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推动各地区企业间的吸收与兼并,推动联合以达到基本规模,使得中国的大市场优势能够真正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加以保护,使得中国的大市场真正为已所用。其次对于企业来说,应当重视和加强产品差异化的创造,并力争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差异化是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表现在质量、技术登记上的垂直差异,还体现在商品品牌、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上。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在包装、广告、销售和售后服务上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创造出自己的国际名牌,使已有的产业尽快加入到产业内贸易中去获取应有的利益。

第三,多种形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在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进程中需要扩宽合作范围,不要将一体化内容局限于贸易自由化,要将一体化内容扩展到经济技术合作等非贸易合作领域。通过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开展各种能力建设,增强中国企业或产业面临进口竞争的能力,提升它们生产转型的灵活度。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科学技术研发等众多领域。

参考文献:

1.Baldwin,et al.,"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 Grossman,G.,and K.Rogoff (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II. Elsevier,1995

2.Baldwin,et al.,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2003

3.Schiff,M.,and L.A.Winters.郭磊译,何帆校.区域一体化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曹亮,谷克鉴,符大海.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难以形成的原因研究――兼论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选择.财贸经济,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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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复合行政；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

“复合行政”是本土理念，最早由我国学者王健、鲍静等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走向治理的认识中，受到“复合共和制”理念的启发并结合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理论而最终提出来的。所谓复合行政，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跨行政区公共服务、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经交叠、嵌套而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王健、鲍静等，2004）。

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典型地表现为：因行政区划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i形成了一种刚性约束，产生了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刘君德，2002）。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研究的深化，“行政区经济”概念，逐渐暴露出界定模糊的缺陷，这影响了行政区经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刘小康，2010）。

其次，行政区划是在既定政治目的与行政管理需要指导下，参考历史渊源、人文地理基础、经济文化条件、民族成分等因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行政区划一经确立便具有法律效力和相对稳定性。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不仅造成大量社会财富浪费，而且会降低行政效率，还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产生许多不良影响（张紧跟，2006），更容易陷入“行政区划调整――新的行政区经济――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行政区划的冲突――行政区划再调整”的恶性循环怪圈（王健、鲍静等，2004）。这样看来，通过调整行政区划以达到协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不可实现。

正是在行政区划方案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学者们提出在不改变现有行政区划基础上，通过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政府间权力的重新分割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黎鹏、王培贤等，2003）。也有学者提出建立区域城市联合政府的思路，主要包括高度集权的城市群政府、松散的非政府城市协调机构、城市联盟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汪宇明、刘君德等，2000）。但目前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市群内部城市发展不平衡将制约协调发展的程度，同时联合政府的管理权限如何与省级行政区协调也成为该思路实现的障碍。王健、鲍静等认为其症结并不在于行政区划，而是政府职能未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变到位，不能使生产要素得以跨行政区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即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此他们提出“复合行政”理念，希望为跨行政区公共服务的实现提供一种政府体制创新的新思路。

随后，有学者认为复合行政只是指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所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思路，还缺乏系统的制度支持条件，尤其是制度，而这些条件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复合行政囿于现行制度而举步维艰（何显明，2004）。但事实上任何新事物皆脱胎于旧事物、超越于旧事物乃至最后取代旧事物。复合行政的建立与完善也存在这样一个有策略的渐进过程（刘生、邓春玲，2006）。

其理念也正逐渐得到国内学者的极力推崇。殷坤（2004）认为复合行政是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好途径；王佃利（2005）认为复合行政通过创新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将极大地促进地方政府间和谐关系的构建；张玉（2005）认为复合行政是限权、授权与分权的和谐统一；何显明（2004）指出，“复合行政”概念所体现出来的对当下中国行政体制弊端的思考是符合实际的，其理性化的思考给那种热衷于行政区划调整，以为只要推行了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的政策主张，提供了一副“清醒剂”。同时，陈稽、薛海（2005）基于法国、日本政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提出了必须将行政区划调整、权力的重新分割以及复合行政结合起来的对策思路；刘生、邓春玲（2006）提出了在现行框架下构造复合行政的三个渐进策略，即获得党和政府的支持、培育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傅永超、徐晓林（2006）则基于复合行政理论，提出了长株潭三市政府合作的网状合作模式并系统地介绍了其构成体系和指导思路。

虽然“复合治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行政区经济的矛盾冲突，但其仍存在较大条件缺失和操作性缺陷（范巧、郭爱君，2009）。为此学界极有必要对其概念进一步补充诠释和延伸，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经济的矛盾解决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基于此“复合治理”的理念应运而生。复合治理（杨雪冬，2007）提出的依据在于公共的扩展使得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其具有多个治理主体、多维度、合作互补、个人是最基本的单位、及时解决问题的目标性等特征。但是，杨雪冬并未对“复合治理”的概念做出准确界定，也未对复合治理中的政治结构、角色定位、和谐关系的达到等等问题进行分析。之后，有学者认为“复合治理”是指在小政府的善政和大市场的自由化基础上，将政府公共服务等职能通过转包、招标等形式让渡给公民社会组织，通过公民社会的良好运行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从而达到政府、公民社会、市场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健，鲍静，刘小康，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2]刘君德.中国转型期凸现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分析[J].理论前沿，2004（10）.

[3]刘君德.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透视――兼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J].经济地理，2006（6）.

[4]刘小康.“行政区经济”概念再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10（03）.

[5]张紧跟.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黎鹏，王培贤，王谷成.跨行政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上、下）[J].发展研究，2003（9）、2003（10）.

[7]汪宇明，刘君德，戴均良.上海大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研究[J].人文地理，2000（6）.

[8]臧乃康.多中心理论与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5）.

[9]殷坤.复合行政――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思路[J].江南论坛，2004（11）.

[10]王佃利.政府创新与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1）.

[11]张玉.区域协调发展与政府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J].学术研究，2005（9）.

[12]何显明.市管县体制绩效及其变革路径选择的制度分析――兼论“复合行政”概念[J].中国行政管理，2004（7）.

[13]陈檐，薛海.从法日经验看政府在协调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5）.

[14]傅永超，徐晓林.长株潭一体化政府合作模式研究――基于府际管理和复合行政理论[J].软科学，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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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协议；法律效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07-01

一、行政协议的界定

我国立法对行政协议未作任何规定，行政协议的法律概念很不明确，学界对此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行政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因此行政协议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行政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即区域内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是因为缔结行政协议的基础是行政管理职权，没有相应的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没有权力缔结行政协议。

第二，签订行政协议的双方法律地位平等。首先，行政主体若是平行的行政机关，则任何一方都不具有行政权上的优越性和权力上的支配关系。其次，行政主体若是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则在缔结协议的过程中它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一方成员以法律地位或权力强迫其他成员违背意志缔结协议。

第三，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行政协议属于公法契约的一种，是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的一种新型方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行政主体缔结行政协议的目的是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提高行政效率。

第四，行政协议以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行政协议虽然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形式，也要以协议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基础，实现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五，行政协议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行政协议的适用对象包括行政主体辖区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因此行政协议表现为适用于不特定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类事项并具有反复使用的效力。

二、行政协议的效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行政协议的效力是其行政协议取得实效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行政协议的效力，从而行政协议的效力模糊不清。行政协议效力不明意味着行政协议拘束力的缺失，拘束力的缺失意味着各缔约机关可以肆意不履行协议或随意违反，进而必然导致行政合作的破产，而再次合作的可能性也会变得微乎其微，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因此准确定位行政协议的法律效力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行政协议的效力范围

行政协议的效力范围，通常指行政协议的对象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对于行政协议的生效时间或是生效期限、对地的适用范围，可以通过协议来约定，而行政协议的适用对象包括协议的当事人和行政主体辖区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协议的实现表现为反复适用于不特定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类事项。

（二）行政协议的效力位阶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缔结行政协议的主体的法律地位各不相同，有的是省、直辖市人民政府，有的是《立法法》所规定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有的是上述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缔结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行政协议的法律地位和及其效力不同。上面已分析过，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共同的承诺，本质上是缔结主体对自身所享有的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的一种自我处分，因此在形式上可以将行政协议视为各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各自指定的内容相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省级人民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拥有地方规章制定权，所订立的协议应视为政府规章，而不具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缔结的行政协议，则只能等同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当然，所有的行政协议的效力都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

三、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行政协议的意义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交通设施一体化、信息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和人文资源一体化六个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很多优点，例如可以根据比较优势通过加强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放权让利的改革不仅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力，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市场主体地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模式尚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政府也是经济人，它作为代表地方的利益主体，在以“政绩合法性”为内核的干部考核制度的驱动下，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成为地区之间经济竞争的主角。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各自为政，运用行政权力封锁和分割市场，对区域市场要素的流动与整合设置行政障碍，形成了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行政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仅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恶性竞争，损害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也直接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市场经济不仅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挥，政府的制度性导向也不可或缺。我国目前尚未有统一的规范地方政府合作行为的法律法规，无法提供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需的相应制度平台。于是，地方政府之间自发采取的“自主参与，协商一致，共同承诺”的磋商沟通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协议，便成为经济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缓解利益冲突，增进合作与协调，实现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行政协议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新型行政行为，表现出了它强大的适应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余韬.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语境下的行政协议效力分析[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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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及意义，合作途径及机制和一体化的进程及可行性等方面，就研究水平而言，要低于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一体化的推进程度有关。

【关键词】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文献综述

我国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香港、广州和深圳等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已然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而京津冀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一体化的程度都要明显落后于其他两个经济区。因此，无论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还是生态安全的角度，都存在着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推进一体化的客观需求。

1 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及意义

郭岩峰和王晓利（2011）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仍然存在着合作机制不完善、发展定位存在较大趋同性、三地产业存在较大相似性以及三地发展落差较大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建立完善一套有效的协商合作机制，合理定位三地在一体化格局中的位置，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合理分工以及建立区域合理的经济补偿机制的对策。崔冬初和宋之杰（2012）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能够促进三地更好地发展，而且能为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持续的影响，并提出了要建立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逐步完善基础条件，促进区域错位发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刘新建（2010）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我国三大经济发展引擎已经到了成型的关键时期，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的产物，认为应当慎重的看待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定性，还认为要努力实现区域多层次、多方面的均衡发展。唐茂华（2005）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充分发挥北京和天津的双核心作用，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要素自由流动，城市形成网络的发展格局。吕中行和谢俊英（2007）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速度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原因在于该区域内经济联系较弱有直接关系，而不管从国家战略的需要还是从社会稳定、生态安全以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加强京津冀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必然。

2 合作途径及合作机制

张淑莲（2011）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协作的过程中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合作博弈的道路，因此要树立互利共赢的利益观，建立区域协调合作组织以及建立利益的平衡机制。梁晓林和谢俊英（2009）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现状以及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缓慢，因此需要重点解决明确京津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向，在共同利益明显的领域首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和机制以及建立区域合作项目实施保障机制和相应制度三个方面的问题。刘晓春（2010）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缺少强有力的区域协调管理机制和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区域内部产业发展差距过大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所以要在区域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发展、区域统一大市场建设、区域主要城市之间的错位发展以及区域城市的网络化发展等方面注意加强协调与交流。孙久文和邓慧慧等（2008）从实证的角度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现状和进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要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政策一体化是关键。

3 一体化的进程及可行性

张建峰（2008）认为京津冀区域中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影响到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所以应当大力推进京津冀区域中的城市化水平。孙久文和丁鸿君（2012）选取京津冀区域内的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特征，认为一体化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水平得到了提高，市场整合的程度不断提升。巍然和李国梁（2006）论证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可行性，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广泛和深厚的合作基础，但也存在着政府职能需要转变、规划不尽合理、产业需要优化升级、环境保护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的问题。崔和瑞（2006）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充分地论证了京津冀地区将成为我国新的增长极的可能性。

4 结语

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国内有了相当丰富的文献，主要体现在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及意义，合作途径及机制和一体化的进程及可行性等方面，就研究水平而言，要低于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一体化的推进程度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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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崔和瑞.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及发展对策[J].技术经济与管理管理研究，2006，（5）：76-78.

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大都市圈发展；跨洲、跨区域经济合作；贸易安全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新一轮的区域协议涵盖的范围大大扩展，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统一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共同的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甚至提出要具备共同的民主理念等。比如，北美、欧盟以及其他一些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很多都涉及标准、物流、海关合作、服务、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等条款。许多国家放弃或基于原有贸易优惠安排而成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有的从关税同盟发展成为共同市场。突尼斯、摩洛哥等成员先后与欧盟谈判建立“欧盟与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并成为欧盟伙伴国。南非则在与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积极筹建“印度洋经济圈”。东盟与中日韩等亚太大国的“10+3”区域合作近年来也取得了十分令人瞩目的效果。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特点

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主要依靠三条途径：一是不断深化、升级现有形式；二是扩展现有集团成员；三是缔结新的区域贸易协议或重新启动沉寂多年的区域经济合作谈判。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覆盖广泛深入

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只有12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协议（RTA）。174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最多达29个）区域贸易协议，平均每个国家或地区参加了5个。这也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涉及国家和地区数量多，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的又一重要平台。新一轮的区域协议涵盖的范围大大扩展，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统一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共同的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甚至提出要具备共同的民主理念等。比如，北美、欧盟、南南以及其他一些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很多都涉及标准、物流、海关合作、服务、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等条款。许多国家放弃或基于原有贸易优惠安排而成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有的从关税同盟发展成为共同市场。比如，1995年1月，南锥体四国（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根据1994年签署的“黑金城议定书”的规定，将自由贸易区提升为关税同盟，并正式开始运转，从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关税同盟。

（二）跨洲、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成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打破了狭义的地域相邻概念，出现了跨洲、跨洋的区域合作组织。比如，日本相继与墨西哥、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不同区域经济集团之间也展开了连横合作。南锥体共同市场与其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之间开始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而东盟与欧盟外长会议之间就政治、经济领域内广泛的问题进行探讨业已制度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意与南锥体共同市场合作，建立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整个美洲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突尼斯、摩洛哥等成员先后与欧盟谈判建立“欧盟与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并成为欧盟伙伴国。南非则在与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积极筹建“印度洋经济圈”。东盟与中日韩等亚太大国的“10+3”区域合作近年来也取得了十分令人瞩目的效果。

（三）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时至2011年，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在国际上听到中国的表态和立场。从人口、资源、经济总量以及在国际地位来看，我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举足轻重。区域经济合作使我国与各类经济与合作组织的双边合作不断加深，以我国与东盟合作为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1月1日以来，双方贸易创历史新高，2010年达2927.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7.5%；其中，中国从东盟进口1546亿美元，同比增长44.8%；中国向东盟出口达1382亿美元，同比增长30.1%。

近几年，我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非论坛合作方面的谈判与合作都获得了积极的推进，我国积极务实成为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截至2011年初，我国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贸易和议定书，同123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多边贸易议定书，同86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与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4个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兑现了入世贸易便利承诺，关税总税率降低为9.8% ，为我国有效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巩固了我国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对我国经贸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劳动和资本得到节约、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从而达到了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扩大区域经济市场的效果，这也有利于经济向纵深方面发展，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贸易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其中海关处于对外贸易的关键地位，我国海关发展战略选择将对区域一体化建设产生较大影响。

（一）积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贸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如下。

1.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促进集团成员国内部经济的融合与发展，通过削减关税或免除关税，取消贸易的数量和地区限制，削减非关税贸易壁垒形成国际性或是区域的统一经济市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导向下，国际分工和协作向纵深发展，使我国与国际经济和其他国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和融合加深，营造一个相对较好的贸易环境，从而使我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在我国的经济总额中所占比重也明显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推动了迅速增长。2009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了德国，跃居世界第2位，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6.7%提高到8.8%。其中，货物出口额从世界第3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占世界比重从2005年的7.3%提高到2009年的9.6%。

2.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

通过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使我国可以吸引更多外资，从而能够学习更多外国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外资的引入不但可以为我国带来资金，同时也为我国缺乏开发新产品和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资源能力的行业和企业带来技术支持和各种技能和先进的管理经验。2010年我国累计吸收外资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3.增强了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谈判力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促使了以我国为主导地位的东北亚、亚太等区域一体化集团的形成。在此类集团联盟中我国可以综合他国的经济、技术和资金力量，与他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加强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关系，汇入国际经济市场，进而形成一种合力作用，增强了我国在世界环境中的领导地位和综合国力。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第三大股东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也批准了“份额和执行董事会”的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4%，投票权升至第3位，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仅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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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着重分析城际交通系统的改善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从分析城际交通建设的布局合理性及其发达程度和物流货运量的正向关系出发，实证了城际交通促进了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关键词]城际交通经济一体化经济要素流动长株潭城市群

一、引言

当今社会，大都市圈是国家经济中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际交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城市群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交通需求量的产生，因而，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城际交通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际交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拥有迅捷的运输能力又会加速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因此，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促进城市群经济结构变化和城际交通运行方式协调的基础上，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

二、城际交通概述

1.城际交通的概念

城际交通是指通过对城际间的运输网络、运输装备、运输组织、运输法律法规和运输信息化5个层次的社会运输资源的整合，建立以民航运输、铁路、高速公路、水运为通道运输网络的运输系统。它的目标是“满足城际间运输市场的需求，快速提高城际间运输能力，快速提升运输服务水平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2.城际交通的功能

城际交通系统由空运、陆运和海运等各种运输方式构成的便捷、大运量、高速度的通道运输系统，它分为客运系统和货运系统，以此为载体，从而实现“客运快捷化、货运重载物流化”的发展目标，是城际间综合运输系统的骨干网络。

三、长株潭城市群产生和发展概述

长株潭一江三市，彼此相隔不到50公里，沿湘江呈品字形排列。长株潭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群，综合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征，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20世纪50年代，就有专家提出三市合一、共建“城”设想；80年代初，由张萍提出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设想和初步试验，1997年，湖南制定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战略；2005年8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这标志着长株潭总体规划阶段的结束；2007年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至此，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概述

1.城市群的概述

城市群的研究历史中，先后有英国学者霍华德(E. Howard,1898)的“田园城市”模式；法国地学者戈德曼(Jean. Gottmann)提出的全新的城市群体概念即“大都市带”(Megalopolis)；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将后工业化社会形态与功能上多核聚集的集合城市区描绘为“城市地域（Urban field）”；我国城市地理学者周一星在研究西方大都市连绵带和相类似的新型城市群空间组织的基础上，将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城市群称之为大都市城市群(MIR)。我国学者姚士谋将城市群定义具有核心城市，并且由地域相近的、经由城际交通网络的不同城市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2.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概述

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仅体现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还具有其作为城市群体系统空间组织结构逐渐演进的特点。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其功能和空间不断向更高级阶段推进。

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包含了一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要素诸如商品、资金、劳动力、信息等在城市群内充分地流动，以形成统一市场；二是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等因素多重作用，加速了城市群间的不同城市主体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有效的产业集群和扩散的经济格局；三是随着城市群间的分工合作的不断加强，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功能齐全、制度健全的城市群城市体系，并且随着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城市群城市体系将向更高一级阶段演化。

五、城际交通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1.长株潭城市群城际交通资源概况

自长株潭的规划实施以来，三市间的城际交通资源发展非常迅速，目前已建立起以长沙为中心，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为主的交通网络。其铁路资源方面，长株潭城市群境内有京广、浙赣、湘黔、武广四大铁路干线纵横，其中株洲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交通枢纽；其公路资源方面，该区域内共有不仅有国道4条，省道18条，同时还有京珠、上瑞高速的穿越；长张高速和长永高速的延伸；城际间已经建立了长潭西线和长株高速，因此城际间公路交通网络发达、纵横交错；其水路资源方面，湘江贯穿整个长株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航空资源，现有民用航空定期航班通航机场1个（长沙黄花机场），开通航线100多条。

2.促进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要素流动

通过公路运输实现的人流和物流方面，以2006年数据为例，长株潭城市群辖区内共有物流量为2478万吨，物流周转量为1094995万吨公里；公路客流量11863万人，客流周转量为1073632万人公里；在水运数量上，以2006年数据为例，人流量为10238万人，人流周转量为618539万人公里，物流量为9784.48万吨，物流周转量为730402.75万吨公里，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为1020.6万吨。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城际之间的水运和陆运技术的改善，高速公路的修建，有效地加速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在长株潭城市群的循环与更新，为其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充足的血液和保障。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的相互作用，使得它们在流通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样保证了生产要素流动更加合理，实现了整体优势的加强，资源得到共享和合理配置，从而使得城市群的经济在外向型经济方面有更大更高的发展空间。

3.推动长株潭城市群城市职能分工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

长株潭三市产业集群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分工。 长沙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主的产业体系，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株洲形成了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湘潭形成了以钢铁、机电及机械制造、化学原料及精细化工为主的产业体系。因而，通过建立产业集群内部比较严密的分工和合作体系，能够有效地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各地所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利于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资源防范外界不确定性风险，最终实现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

城际交通的发展一方面使经济要素的流动摩擦的减少，从而有效地保证了长株潭城市群内部不同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的空间的合理布局，进而产生集聚效应，从而达到协作明确、资源共享、规模报酬递增、社会整体经济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目标；另一方面改善了长株潭城市群的投资环境，优化了经济要素在长株潭城市群间的成长条件，为国内外资本在长株潭进一步集聚提供了保障，为长株潭的充分发挥整体集聚效应建立交通基础，这些基础硬件设施的完善，将有效地促进长株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强长株潭城市群和周边城市的产业对接和优势互补。因此，城际交通的发展有效地推动长株潭城市群城市职能分工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

4.完善长株潭城市群城市体系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建设进程的加快与区域规划的实施，长株潭城市该区域内不仅有国道4条，省道18条，同时还有京珠、上瑞高速的穿越；长张高速和长永高速的延伸；城际间已经建立了长潭西线和长株高速，因此城际间公路交通网络发达、纵横交错。特别是城际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大促进了沿线中小城镇的发展，在总体上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城，各小城镇为卫星城，从而形成了等级层次分明的城镇体系，在核心城和卫星城互利共赢的发展过程中，将体现较高的城市群体能级效应。

长株潭城市群城际交通资源的发展程度是反映长株潭城市群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要素，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反作用于长株潭城市群，促使其出现核心极的反聚集效应，同时不断进步的城际交通的技术促进了城市的城市极核的扩散，从而为扩大化的长株潭城市群（3+5）的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源泉。

先进的长株潭城市群城交通技术为该城市群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保障；完善的长株潭的远景战略规划为长株潭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它将大大提升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的集聚功能，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长株潭的核心城市和卫星城市共同进步和发展，从而保证城市群体系等级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构建合理的城市群等级城市体系。

六、结语

城际交通的发展是反映城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要素，它有力地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是指城市群里的城市间的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各城市间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实现城市群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城际交通建设的布局合理性及其发达程度和物流货运量的正向关系出发，实证了城际交通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即促进经济要素流动，深化城市群城市间产业的集聚与扩散，以构建合理的城市群等级城市体系，从而有效地促进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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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一）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二）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三）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元世界体系正在演变成为多元层次的世界体系。国家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是国家属性的主要特征。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是开放、合作、互相渗透。由此，国家的排他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发生了碰撞。

最明显的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家间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侵蚀”到国家的，使得国家在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时候，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了制约。以跨国公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到1995年，世界上已有约3.9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万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拥有资产3.4万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所覆盖的国土面积和运营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帝国的地域更加浩瀚。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向国家的经济主导权发出严峻挑战：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并正在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国家的和利益。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世界的80％。跨国公司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基础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和利益，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更大的利润。无论对母国还是东道国都是如此。比如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在把资金和技术向海外转移的时候，为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和销售的新市场，也不拒绝把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从中得益，在国与国的争议中，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未必会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经济主导权。

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手段涉入政治领域。远的，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的，如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

众所周知的是，区域性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不可分割，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

当然，国家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并非是束手无策。首先，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趋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符合时展规律和国家利益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单一的国家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实惠。其次，为了巩固国家，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宁愿付出某种代价——让渡部分经济，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构成对国家的损害为前提。如跨国公司为母国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为东道国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国家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享有自，即经济一体化对国家的“侵蚀”是以维护国家为基础的。国家之间仍以平等为原则。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让渡的“契约”。因为任何导致国家对“侵蚀”其行为作出反弹的因素都会反过来“侵蚀”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经济的联合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影响它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包括文化、传统、语言等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逐渐趋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达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联合，将欧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是其相近的文化观念，在这个层面上，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也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国家、政府及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国家创新体制是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各个国家也更加注重具有民族特征的多样性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的兴起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的发展部分地“侵蚀”了国家的经济，才为国家创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基础。

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正在与国家创新体制构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都应当纳入世界轨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流，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与协调。这同时意味着，要想发展也必须保持本国民族的特色，这也是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篇9

一、应对全球化，中国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置身事外”到“作用其中”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方面，对有限世界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对世界统一大市场的追求不仅已成为全球化的目标，而且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使得各国在力图抓住全球化机遇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感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迅猛发展，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加紧行动，构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区依托，以期达到既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化过程中的好处，又能尽量规避全球化对本国带来的伤害。因此，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选择。

目前，中国几乎全部参加了亚洲的40多个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率先与东盟达成并积极筹建自由贸易区，第一个以非东盟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首倡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中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率先达成的共建自由贸易区协议更是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起到了激活作用：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大国随后都加大了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投入力度。鉴于已有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南非、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湾合作委员会、安第斯共同体等多个国家或集团希望与我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正本着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与上述国家有选择地展开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尽快构筑起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网络。

曾几何时，中国对机制性较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持怀疑、谨慎乃至排斥的态度，对其重要性无从认识并“置身事外”，到现在积极参与、大力推进和“作用其中”，乃至在许多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表明中国已经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迈出了不小的一步。

二、积极投身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浪潮是新世纪中国最现实的战略选择

1.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对外经贸环境之需

从理论上说，参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意味着一国对外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它在为成员国提供更高水平市场开放程度的同时，也要求成员国作出相应的让渡。这就要求成员国必须进一步全方位开放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其他成员国实施比WTO贸易自由化承诺更优惠的政策，从而对成员国对外开放的范围、领域和层次提出了更大、更广和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提升了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级别，而且也进一步拓宽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发展空间，使之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左右逢源。虽然中国“入世”已有三年，但是伴随着经济贸易规模及地位的快速上升，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与日俱增，因此，借助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2.树立中国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之需

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国家的行列。据IMF最新公布的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结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2.6%，排在美国（21.1%）和欧盟（19.9%）之后、位列世界第三。作为世界特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火车头作用已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凭借其外部性，通过为亚洲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已经为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好处。

目前，中国的进口量占亚洲进口总量的1/5。近年来，中国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也在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发展无疑给世界特别是亚洲带来了重要机遇。中国近年来不仅在对韩国、东盟国家和日本贸易中出现了可观的逆差，而且还成为了美国、日本及韩国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成为这些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基础。实际上，强劲的进口势头已经将中国推动成为其他经济体“需求拉动”的主要因素，并对本地区各经济体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有力支持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其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使他国能够分享自己的经济增长成果，向世界展示了愿与他国一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真正负责任的大国风采。

3.提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力之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开放度与其经济安全并非呈正相关的变化，往往是一国经济越开放，其经济安全系数却也随之变小。因此，经济安全问题理应引起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特别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因其能够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为一国构筑起地区经济安全，故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正在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来说，石油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通过与世界石油富产国特别是我国周边的产油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与周边石油生产国的政府及石油大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彼此间稳定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达到摆脱过分依赖单一的石油供应、降低石油进口的脆弱性、获得比较稳定的海外石油供给保障、提高中国的石油安全系数之目的。

4.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之需

所谓“走出去”战略，又称国际化经营战略，是指中国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投资建厂和投资开店。它越来越成为企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提升其竞争力，以及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到境外投资办厂，在世界范围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截至2004年5月底，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了7178家非金融类企业，协议投资总额为350亿美元；累计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定承包工程合同，涉及金额1200多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80多亿美元；签定劳务合作合同额近31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50多亿美元，外派劳务280万人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域已从昔日的贸易、航运、餐饮等逐步拓展到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农业合作、研究开发等众多领域；对外投资的方式也由早期的办“窗口”发展到投资办厂、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跨国并购、 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等多种形式。

无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可以优化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环境，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得到制度保障，从而加快我国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步伐，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机率。

5.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需

完成祖国统一，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更是战略性的决策。实践证明，建立由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一国四方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90年代中后期以来，港澳台已经成为大陆的最重要贸易伙伴，内地与港澳台的货物与服务贸易额已经占其对外贸易额的首位；港澳台已经成为内地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对内地经济增长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地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经贸一体化格局。

由两岸四方自发形成的经济融合正在呼唤两岸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以为其持续的深化发展提供保障。因此，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动四地经济走向更深入的一体化，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当务之急。这是现阶段进一步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实现直接“三通”，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以“一国两制”方式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最佳选择。

三、当前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特点与问题

1. 立足周边、地缘性强。

目前与中国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都在我们的周边，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地缘优势，且香港、澳门和东盟国家在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中占到了近25%，与它们率先达成并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完全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重力模型的要求。然而，鉴于由种种因素，现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步履缓慢，所以我们也需要突破地缘限制，将参与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列起来，选择理想的贸易伙伴，尽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博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2. 起步晚，总体水平低。

从目前有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如CEPA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看，其核心内容都是贸易优惠安排，其实施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一年，且实施内容的涵盖面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内容仅限于“早期收获”产品）；与欧盟等历经数十年、一体化水平较高的组织相比，我们的自由贸易区尚属于较为初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步阶段。

3. 起点高，涵盖范围广，难度大。

上述有中国参与的贸易自由化内容不仅包括了传统的货物贸易，而且也包括了服务贸易。在内地与香港、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也涉及到电子商务、商品检验检疫与质量认证、中医药产业合作等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鲜见领域。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确立了双方的优先和重点合作领域，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以减税为主的自由贸易区。这种以贸易为先导的宽领域、纵深化、全面推进的一体化模式，加大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难度。

4. 启动速度快，发展势头猛。

无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之间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进展步伐都很快。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言，从2000年双方的可行性研究到2001年确定将用10年的时间建成，再到2002年《框架协议》的签署，2003年10月及2004年1月中国与泰国率先废除了188种果蔬产品的关税、与除菲律宾以外的东盟成员间落实包括600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内的“早期收获”计划，2004年10月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并于2005年1月起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发展势头比较猛。同时，为让成员在短时间内享受到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实惠和好处，从而调动其推进自由贸易区进程的积极性，上述一体化大都选取了走阶段性的发展道路，采取“速成式”策略，以获得示范效应。

5. 灵活度高，具有一定的弹性。

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考虑到成员国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故存在着更多的妥协条款和更大的灵活性，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允许有特别的例外条款。例如，在“早期收获”方案中，菲律宾就以担心对其农业部门产生破坏作用为由没有参加；而在已经达成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里，也将减税产品区分为“常规贸易产品”、“敏感性产品”和“高敏感性产品”等三大类：前者将从2005年7月1日开始被成员国大幅削减进口关税，直至2010年全部取消；中者将从2012年起逐步地被削减关税――当年将降税20%，直到2018年减至0―5%之间；对于后者（主要是大米、糖、植物油、汽车及某些石化产品等）将继续置于关税的保护之下，但到2015年其关税水平最高不能超过目前的50%。

6. 边谈判、边建设的“干中学”方式。

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不长，对国际贸易规则尚处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对于类似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如何建立、建立时应注意什么、运行中可能会遇到怎样的情况等操作与技术设置方式方面的问题尚缺乏实践经验，而我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区启动步伐却很快，这就迫使我们要边干边学，努力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带给我们的新规则要求。

7. 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成为与我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前提条件。

截至目前已有新西兰、南非、巴西、东盟10国、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36个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鉴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中国减少来自贸易伙伴的不公平待遇、改善其出口商品国际环境的重要意义，故目前有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大都以“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例如，已经启动的中国首个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象――新西兰就是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而对于当前正在磋商中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方也已经明确表示，应在澳方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后才能正式开始。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占中国进出口总额45%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尚无一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位居前十位的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尚未认可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根据世界区域一体化经济学理论，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我们未来应该积极争取的谈判对象，如何防止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演变成为自由贸易谈判时的障碍，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篇10

【关键词】新自由制度主义区域国际经济组织法多边贸易体制组织机构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是国际关系法制化的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其价值论的不足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偏离了社会正义，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困境。与之对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法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应全球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的世界政治》一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巅峰之作。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主义等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义摒弃了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这样一种理念，更加倡导国与国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通过一种默契的行为使双方之间或多方之间达成一种双赢或共赢的利益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当中，国与国之间只有趋利避害，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达成一致，使参与其中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中，将这场博弈达成一种“非零和”（Nor-Zero-Sum）的结局，从而使其在博弈中达到最优。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因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加大或减少国际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调整博弈效用结构、加强互信行为、加强对未来的重视，使行为体相互期望值趋同，达到促成国际合作的目的。①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经济利益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国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场统一趋势的国际经济规则便成为欲求之目标，拆除各种不利于经济自由化的法律壁垒成为晚近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主要内容。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不足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国际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品德、共同目标、中立标准，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价值意识。这样一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价值观上的缺失，对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偏离“社会正义”的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现有立法倾向是对发达国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义”，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紧迫需要的“社会正义”。其表现在不顾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差距，不切实际地要求南方国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对自由化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严重考虑不周。③

首先，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上看，乌拉圭回合产生的服务、农产品、知识产权等捆绑协议都要求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自由化发展需要，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协议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给予发展中成员及最不发达成员有关差别和优惠待遇的规定。但实践中，这些特殊和优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从WTO的决策程序看，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被边缘化倾向。WTO在进行决策时，遵循的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无法达成一致时，采用投票制，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协商一致和一国一票制相比，似乎更为民主，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不在场，对WTO而言，沉默就意味着同意，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复杂，使发展中国家在启动或辩护上存在很大困难。况且，争端解决机制最终效力来源于成员方的报复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实施报复的能力很小，很难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边贸易体制坚持的形式正义，没有考虑或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悬殊的事实，把发展中国家置于严重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总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现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情况。因此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各成员方动力不足，成为多哈谈判失败的关键。在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缓慢、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各个成员的首选，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向纵深发展。WTO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主要为货物贸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区内关税、消除非关税障碍等，以及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逐步超越了这一范围，除了货物自由贸易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与产业合作等内容。

第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新的发展特征。其一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突破了国家的限制。传统上，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是一定地理区域的国家，即主权国家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唯一主体。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出现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成为主体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员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伴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亦成为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如CEPA，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同属于一个主权国家，但在WTO框架内，又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其二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的特性。早期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在毗邻或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组成，但晚近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连性，表现出跨地区、跨洲际的特征。如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区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性；其三是双边一体化组织成为新的亮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拥有易于达成、灵活多样、运作机制高效、涉及内容既广且深，较少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相邻等方面的限制等无可比拟的诸多优势，成为许多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首选，现有的大多数FTA都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经济联合组织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近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有20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FTA均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呈现出双边化发展趋势；其四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交叉重叠。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边界清晰、成员关系单一，一般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互相交叉重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多个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者大的区域组织包容次区域组织，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第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渐趋弱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为了保证本组织职能的常设性和稳定性，都设有一套常设机构，有具体的运行机制。传统上，按照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来讲，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一般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的，主要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但由于晚近达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多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具有运作机制高效的特点，无需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组织机构。大多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采用强化自由贸易规则、弱化组织机构的方式来推动区域贸易组织的运行。各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规则十分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于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强烈。

目前，大多数双边自由贸易区均设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作为自贸区的最高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及执行情况进行审议，考虑任何关于修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其附件的建议，并监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进一步实施；负责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有关的事项，并考虑任何可能影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其他问题；在必要时建立增设委员会及特别工作组，并向任一委员会或工作组就相关事宜征询意见。但在自由贸易委员会之下，并没有建立常设的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只是就具体事项设立相应的委员会或工作组，如货物贸易委员会、服务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等，负责处理相关事项，在各自领域发挥着具体的职能。

此外，从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还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并没有建立常设性的争端解决机构，只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以完备的争端解决机制代替常设性争端解决机构。（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

注释

①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②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