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基本属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的基本属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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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输电系统；概率安全性评估；蒙特卡罗模拟法

ABSTRACT: Probabilistic security evaluation (PSE) of composite generation 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is one of academic frontier of the research on power system reliability. Basic frame of PSE of composite generation 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including reliability indices， component models and evaluation algorithms is put forward in detail. A Monte-Carlo simulation method based framework is developed， and absorbing comparatively mature technique applied in adequacy assessment. The adequacy and security are integrated in a same assessment frame. At las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IEEE-RTS79 system.

KEY WORDS: Composite generation and transmission systems；Probabilistic security evaluation；Monte-Carlo simulation method

1 引言

充裕度和安全性是电力系统可靠性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发输电系统可靠性的研究都局限于充裕度方面。近年来，电力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其显著特点是解除管制和实行市场化。新的电网环境促进了概率安全性研究的发展。

电力产业的解除管制和市场化运营，必然导致经济效益和运行安全性的矛盾。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压力迫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线路的输送容量。实际运行中的线路输送容量已经接近于传统的由确定性方法得到的极限值，甚至超过了此值。这说明确定性方法得到的阈值偏于保守，人们需要一个新的能适应市场环境的更加精确的安全性评估算法，也就是基于概率风险的评估方法。其基本内涵就是通过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后果的综合效应来评定事件的严重程度，而且事故后果评价不再单纯地用负荷切除量、停电持续时间等电气量表示，更多地采用了货币形式的经济指标。

另外，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严重的安全稳定性破坏事故，使大家认识到保障电力系统安全性和对电力市场环境下系统安全稳定性控制研究的重要性。这也是安全性研究得以发展的另一动因。

安全性研究是近20年的事。1988年，美国电力研究院提出的电力系统可靠性评估框架中包含了对安全限制条件的考虑[1]。R．Billinton对之进行了分析和扩展，提出了具体的静态和动态安全限制条件集合[2]。但这只是在充裕度评估中考虑了安全性限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性评估。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继续研究各种安全性限制条件对发输电系统可靠性评估的影响[3]，另一个是努力将充裕度和安全性评估结合起来，组成发输电系统可靠性评估的整体框架[4，5]。

总之，安全性评估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实用化的评估方法体系。本文对安全性评估的基本框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有关指标体系、评估方法等一些观点。

2 概率安全性评估的基本框架

2.1 指标体系

本文从4个方面对安全性评估的系统指标进行了定义。这些定义都是基于采用元件状态持续时间抽样原理的蒙特卡罗模拟法给出的。

(1)反映系统运行状况的指标。具体是系统处于正常、警戒、紧急和极端紧急等状态下的概率值PN、PA、PE和PEE。

式中 TN为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下的模拟抽样持续时间；T为总模拟时间。

也可以类似地得到PA、PE及PEE的定义式。

由于正常状态和警戒状态难以区分，故本文将其合并在一起，定义为系统可接受运行状态；将紧急状态和极端紧急状态合并在一起，定义为系统不可接受运行状态，或称系统状态风险指标(Composite System Operating State Risk Index，CSOSRI)，即

(2)反映系统暂态稳定性的概率指标。具体有3个指标：

1)失稳概率(Probability of Loss Of Stability，PLOS)

式中 Us为系统失稳时的系统状态集合；Pi为系统状态i的概率；ti为系统状态i的持续时间；T为总模拟时间；Pus，i为给定系统状态i的失稳概率。

2)失稳频率(Frequency of Loss Of Stability，FLOS)(次/年)

式中 Nus为系统失稳的次数；Ni为给定系统状态i的状态数。

3)平均稳定运行时间(Mean Time To Instability，MTTIS)(h)

(3)综合反映系统暂态稳定性事故的发生概率和事故后果的风险指标(Risk Index based on Total Interruption Cost，RITIC)(元/h)

式中 Im，i为表示事故严重程度的一个值，它是事故i发生后所有损失费用与其持续时间之比。

机组故障停运的费用值为

启动紧急备用电源填补系统功率缺额的费用、机组维修和重新投运的费用、损失负荷的折合费用。其中， Irepl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Cemerg和Corig分别为紧急备用机组和常规机组的单位发电量费用值，在电力市场中也可采用上网电价，元/MWh；Pg为损失的发电容量；Th为故障机组的停运时间；t为事故持续时间。

Iload通常为按照产电比理论给出的与损失负 荷对应的折合费用。文[6]中给出了我国按地区、行业统计的产电比。可根据损失负荷的容量和各种负荷类型的构成情况，查询相应的产电比，计算停电损失费用值为

式中 Pload为切除的负荷容量；为被切除的负荷的停电时间；R为产电比，元/MWh。

为了简化计算，忽略有功调整过程的时间，即 ，因此式(8)和(9)可以简化为

对于线路故障停运，故障后果只包含后两项的对应部分。

上述指标难以详细模拟具体的系统运行状态。因此，需要针对系统各个故障状态定义安全性指标。

对于系统的某一故障状态，除了状态发生概率、持续时间外，还需定义以下指标：

式中 FLc表示发生负荷切除的事故集合；PLC(i)为负荷切除的事件i的有功负荷损失量。

2)停电损失费用严重性指标(Severity Index of Total Interruption Cost，SITIC)(元/h)。该指标就是式(6)中的Im，i变量，具体计算公式见式(7)-(11)。

2.2 基本评估算法流程

安全性分析的算法由3部分组成：状态筛选，状态评估，指标计算。其中，状态筛选是算法的关键，可以通过解析法或模拟法实现。

本文采用蒙特卡罗法[7]进行概率安全性评估。它以概率与统计理论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模拟产生系统的所有随机过程的各次实现，即样本，在模拟一段较长的时间后，获得足够大的样本量，然后统计分析得到系统的各类指标。图1为整个评估算法的原理性流程图。图中“系统状态模拟及筛选”是通过元件状态持续时间抽样原理实现的。

转贴于 3 IEEE-RTS 79算例分析

应用上述安全性评估框架，采用模拟法对IEEE-RTS 79测试系统[8]进行安全性评估。IEEE-RTS 79的网络接线如图2所示。

系统包括24条母线和71个元件(其中包括33条线路，5台变压器，1台电抗器，32台发电机)，发电机容量从12MW到400MW，总装机容量为3405MW，年最大负荷为2850MW，平均负荷率为61.44%。表1列出了对IEEE-RTS 79系统进行安全性评估的基本计算结果。由表可知，随着模拟时间的增加，各指标逐渐趋于平稳。当模拟时间为50×104h时，各项指标都收敛到一比较稳定的值。为了更好地说明蒙特卡罗法的收敛特点，针对失稳概率(PLOS)指标，对该系统模拟200×104h，每隔1000h抽样一个数据样本，可得图3所示的收敛过程变化曲线。

表1反映了故障切除时间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均值分别为0.10、0.15、0.20s，方差均为10%的情况。结果表明，当方差相同时，均值越小，失稳概率越小，平均稳定运行时间越长。显然，故障切除越早，越有利于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水平也越高。

表1还反映了均值为0.15，方差分别为5%和20%的情况。它表明方差加大后，失稳概率会变大。这说明除了故障切除时间期望值对系统稳定性造成影响外，故障切除时间的分布也有较大影响。

由上可见，故障切除时间模型及其参数是影响安全性评估结果的重要因素。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发输电系统安全性评估的基本框架，对指标体系、基本评估算法等进行了详细论述。该评估框架基于蒙特卡罗模拟法，借鉴了充裕度评估中比较成熟的技术，并将充裕度和安全性统一在同一个评估框架中。所提出的安全性指标体系包括与充裕度指标相对应的基本概率、频率指标；同时提出了基于可靠性经济评估理论的系统暂态稳定性风险指标。可靠性和经济性的结合分析，为可靠性研究成果应用于电力市场提供了可能性。最后，通过对IEEE-RTS79的计算分析，验证了本文评估算法的有效性。

[1] EPRI Report．Composite-system reliability evaluation：phase I － scoping study[R]．Final Report，New York，EPRI EL-5290，1987．

[2] Billinton R，Khan M E．A security based approach to composite power system reliability evaluation[J]．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1992，7(1)：65-72．

[3] Aboreshaid S，Billinton R．A framework for incorporating voltage and transient stability considerations in well-being evaluation of composite power systems[A]．In：IEEE Power Engineering Society Summer Meeting[C]，Edmonton，Alberta，Canada，1999，1：219-224．

[4] da Silva A M L，Endrenyi J，Wang L．Integrated treatment of adequacy and security in bulk power system reliability evaluations[J]．IEEE Trans on Power Systems，1993，8(1)：275-285．

[5] Rei A M，da Silva A M L，Jardim JL et al．Static and dynamic aspects in bulk power system reliability evaluations[J]．IEEE Trans on Power Systems，2000，15(1)：189-195．

[6] 郭永基．可靠性工程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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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的基本属性是法学，教师普遍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教学实践中保持其作为法学学科的特征。环境法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其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经济学、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综合性很强。与传统的法学学科不同的是对其权利义务的理解要借助相关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授课时如果不注意其法学的学科属性，就会把它讲授成环境科学或者环境经济学或生态学。如何在教学中把握好分寸，突出其学科的属性，是每个老师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 环境法学的特性

环境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与传统的民商法学、宪法和行政法等学科相比较，呈现出多学科、综合性的特色。

（一）交叉性

环境法学是在环境问题的产生并日益严重的状况下产生的，主要是以环境危机的法律治理为中心的环境法律知识体系，着重调整的是与环境开发、利用相关的利益关系，但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化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相交叉。如果对这些学科一点都不了解，一定会妨碍对环境法学的理解，例如，不懂得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就无法理解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更难以理解外部性的内部化的法律设置。不了解生态学和化学，对于技术性很强的环境标准理解也会困难重重。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在环境法学中，是学生理解、掌握环境法律知识体系的基础。也就是说，对环境法学的理解是离不开这些相关的知识支持。

（二）综合性

综合性主要指环境法学应对环境问题手段的多样性。环境法学的调整对象与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大气、土地、生物、人类等等，其法律关系也非常复杂，与环境开发、利用、保护等广泛的社会关系有关，这决定了其调整手段必须公法与私法多种手段参与，才能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同时，环境保护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公民环境意识与教育，因而环境法必须考虑现时的公共政策与国民的环境文化等等。

（三）技术性

技术性是环境法学最具特色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标准，包括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环境标准是一种环境法律规范，当然拥有法律效力。无论是大气污染方面的排污标准、水污染防治的排污标准，还是有毒有害物质等标准，都是建立在对该领域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视角上看，环境法主要是通过调整人类与环境有关的活动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无疑会涉及自然的规律与人类活动的规律。因而，环境法的规范与传统规范最大的区别在于将技术、操作规程、工艺技术等因素融进其法律规范中。

二、环境法学学科性质的体现

（一）法律关系的强调

能够体现法律属性最典型的知识无非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一般包括法律的主体、权利义务与客体。虽然环境法涉及方方面面，其调整对象与范围广泛，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环节是必须让学生抓住问题的本质。环境法要解决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人类利益关系的调整去促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利益的载体肯定不能离开主体对权利的享受与义务与承担。只要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其他形形的环境因素、科学因素、经济因素都是次要问题。另外，虽然环境问题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只要我们抓住法律客体的特点，分清主体的种类，就能清晰地掌握环境法律关系的相关要素，达到了教学的效果。不管环境问题有多复杂，环境法的切入方式总是从利益开始，而利益关系一定是主体的利益。法律主体、权利与义务是法学学科的标识。

（二）案例的引入

除了主体、法律关系内容与客体外，另一个体现法学特色的知识体系就是案例。案例教学是法学教育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定纷止争，解决纠纷和提供救济方式。离开案例教学，不但会使法学教育失去活力，使法律的学习变得枯燥无味，而且会背离了法律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在环境法学的教学实践中，利用案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法学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更好理解法律原理与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在案件的纷争和解决中，帮助学生理解法律的实施途径与效果。环境法学的内容由许多跨学科的知识和原则、环境公共政策与国家的规划组成，其表象与传统法学相比区别较大，而现实中学生往往欲拿传统法来比较，因而，相关的案例的引入，就非常必要。如在讲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时，穿插了“北京圆明园防水渗透工程的环评问题” 和“2006年环保总局的环评风暴”等案例，让学生结合现实中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从环评中的实体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从公众参与、权利救济等具体的因素去理解制度实施的效果，这不但增加讲课的法律属性，还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案例教学已经成为法律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法律价值理念的串联

任何法律形式都离不开法律价值观的支撑，公平、正义、安全、效率、秩序这些价值要素虽然在不同的时空其重要性会有所侧重，但都是法律的价值追求，尤其是公平、正义成为法律的永恒价值。不同学科所追求的价值是不同的，如经济学是追求效率最大化，伦理学追求幸福观、政治学追求正当性等等，只有法律把公平、正义作为永恒的价值。因此，在讲述环境法学的实践中，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和权利的救济来体现环境公平与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恰恰是环境法学其法学属性的最好体现。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可持续发展观中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强调不分地位、种族与国籍，每个人都享受平等的环境权利；而且当代人对环境权利的享受不能以损害下一代享受环境的权利，以体现对下一代的环境保护。通过环境侵害中侵害主体与被侵害主体的不平等地位的区分与解，说明环境法律基于受害人的弱势地位的原因，环境法律应该通过倾斜保护原则，对被告（侵害人）课以加重的义务，以体现环境法对实质公平的追求。具体就是在环境侵权中采用举证倒置，在民事环境侵权中的损害赔偿中，违法性不是侵害的构成要件等方面来落实法律的价值目标。

转贴于

三、强调环境法学学科属性的意义

（一） 法律的多样性

任何法律的出现都是社会需求的反映。从最早的习惯、道德发展到法律，都是社会不断发展对制度的诉求。从传统的刑法、民商法到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和劳动法、体现法律的社会化发展方向。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传统法律形式无法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必然导致新的法律形式的不断涌现，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如以环境危机为代表的各种公共事件，已经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德国学者贝克谓之“风险社会”的时代，与应对风险有关的法律也不断出现，像危机管理法、非常立法等法律应运而生。

（二） 法律的局限性

在环境法学这样处于边缘地位的学科中强调其法学属性，其意义在于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独步领会法律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法律存在着局限性。学习法律的人们，可能在形成法律思维的同时，也容易滋生法律万能的“泛法律主义”倾向，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例如，在环境教学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到底哪些环境因素，才是环境法调整的对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界定，对学生们理解法律的功能与作用十分重要。我们经常会以太阳为例子，来说明环境法不能调整太阳的运动是因为人类对太阳的不可控制性，因而得出结论是环境法只能调整人类活动能够影响的对象；我们还经常用“动物园的动物是民法调整的对象而不是环境法调整的对象是因为其脱离了自然界，其环境功能的缺损”作为例子，说明不同时空中环境法调整范围与边界。通过这些例子来理解法律的功能与作用，使学生能够以此认识法律的作用是有局限的。除了法律之外，还有道德、宗教、政策、信用和习惯等手段参与社会的管理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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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然而，理论界对这些内涵形成的共识并不代表着在实践中公司就会主动履行这些社会责任。因此，在学界对这些社会责任的内涵达成共识后，如何促进公司履行这些社会责任便成为众多法律人乃至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二、公司履行社会责任需要法律发挥作用

一般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包含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是法定化的且以國家强制力保障其履行的责任，它是对公司的“硬约束”;道德责任是未法定化的、由公司自愿履行并且以國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一种责任，它是对公司的“软约束”。落实法律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主要靠法律责任追究机制，落实道德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主要靠奖励、良心、舆论与市场。因而对于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责任，公司履行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公司出于对法律惩罚的畏惧，会选择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即使是没有主动履行的，也会由國家强制保障其落实;而对于道德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很多公司都会怠于履行。因为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就意味着要加重公司的负担，而“资本的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增值，以资本信用原则为灵魂的‘资本企业’——公司制企业”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这种社会责任往往落不到实处。所以，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应当区分对待。

在这些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公司的社会责任中，我國《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关于公司对股东、债权人以及消费者的责任已有明确规定，只要保证这些法律的顺利实施，便能够使企业履行这些社会责任;而公司对环境保护、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员工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法律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或者即使有零星的规定，也尚不完备亦或缺乏可操作性。对于这类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未作规定或不宜采用强制性规范加以规定的，应当发挥法律的指导作用，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而在众多部门法中，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效果最为明显的首推税法。因为税法不仅具有法律的基本属性，能够以國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且具有与公司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属性，能够通过经济方面的诱导，使公司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遗憾的是税法的这种激励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我國现行税法在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处于一种无效或者低效的状态，在立法制度的安排上存在严重缺位，很难起到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

三、我國公司社会责任的税法缺位

(一)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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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 法律评判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经济方法不再使用适用于当前的经济管理需求，法律作为约束各类行为的有效方式，需要发挥其强有力的经济分析价值，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将基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进行评判，提出一些相关观点与思考，希望能够对法律经济的相关分析活动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法律的经济方法发展

相较于传统的法学内容而言，经济分析方法具有数量分析方式等方面的区别，针对于法律经济分析的法学家，主要是为了追求法律解析的相同性特点。基于传统的法学理论而言，法律的研究活动主要具有逻辑性、正义性以及权力性特点，需要秉持着良好的态度，更好的对法律经济进行深入分析。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属于微观经济学中的相关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经济分析的重点与经济分析的前提，明确价值判断的基础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依据等等。相关法律经济研究学者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其中的效率，并将其作为法律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础。这种观点的实际价值，需要基于大量的实践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基于法律经济分析的自身而言，在参与各项法律经济分析活动中，先需要明确法律分析的具体方向。相较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开展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时间相对较短，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活动相对比较匮乏，进而直接影响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开展效果。在当前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对相关效率内容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基于的经济决定论可以看出，经济分析的方式中，效率会直接影响法律的整体价值，故而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仍然需要明确认识到法律分析中效率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的特点不但表现在研究成绩实质等方面，还表现在法律分析中的方方面面中，能够通过法律分析活动，展现其技术性特点与细致性特点，这是传统的法律方式所难以代替的。人们通常喜欢借助法律来表达一件事情的公正性与正义性，故而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中，也具有操作性、适用性的特点。但是由于实际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会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故而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也会具有局限性的特点。

在现代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思想与法律正义的观念中，充分发挥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使用价值，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发挥法律的公正性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发展。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方式的对比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基于经济学的核心假设而展开，即为“人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种假设的思想，代表着以波斯纳等人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研究学者沈宗灵认为，波斯纳尽管注重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但是实际分析中却应用了较多的经济血概念与术语，故而整体学说中的思想假设，具有一定的自我利益性特点，是基于历史唯心主义思想而展开的，将思想动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或者是说的影响性力量。波纳斯的思想理论出发点与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符合当前经济历史发展的动向，故而实际应用价值也难以得到凸显。基于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方法的对比，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的经济分析方法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马克思注意的经济学思想理论观点中，比较注重经济变化与经济生活中，与经济发展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思想理论具有一定的宏观性特点，注重基于整体进行综合分析。但是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则主要是基于细节进行讨论，具有微观性特点，并且将微观经济学视为主要的经济分析方式。的思想核心，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认识，是基于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理论，构建起来的一种整体性思想模式，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具有可执性、必然性的特点。但是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变的态势，法律、政治的分析等均需要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相互融合，较为基于实际生活进行法律经济的深入分析，细致探究某一项法律案例或者相关法律原则等，并基于问题进行讨论。

其次，的经济分析方式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中，在相互融合的方面具有相同性特点。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思想中也具有经济分析法的相关内容，思想与经济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共同之处。马克思法学理论，被一些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学者称之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虽然马克思主体思想中经济分析方式和当前以波纳斯为代表带教经济分析法学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连接关系，但是经济分析法中的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实际上具有中有关于法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子，具有紧密的连接性与互通性特点。

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各类相关领域研究学者所思考的重要内容，理论研究中坚持传统观念的人相对较少，多是基于理论研究实际与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融合型分析。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在当前的时展背景下，应当加强对法律与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将法律和经济的关系作为各类法律经济的重要前提。

三、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存在问题、局限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方式，对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构建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为法律制度的实施以及法律现象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参考性价值，将中国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有效消除。效率的经济分析方式，能够为法学相关研究学者带来更多的思维启发，但是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特点，其中包含着诸多困惑，而且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法律分析方式。

法律比较突出的基本属性，即为确定性属性，法律的确定性和合理性特点，在各类现象中均比较显著，且具有相互冲突的情况。法律规则在实现确定性的过程中，通常会牺牲很多的合理性内容。这种问题的影响下，造成很多法律的经济分析活动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影响了法律经济分析的实际价值。

法律规则的作用之一，在于提升行为的可预测性能力，降低法律合法性中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因为行为规则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变化，具有自由波动性的特点，故而任何一项法律经济活动，均会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出现转变，进而会造成最终法律经济分析价值没有得到完全凸显或者价值消失等情况。

市场价值波动频率难以预料，针对于这种情况，则需要在相同的方式引导下，对某一种行为，采用相同的规则或者不同的规则予以解释。但是这种情况下，也会因为规则之间的逻辑冲突情况，造成解释矛盾等情况，致使行为者在法官或立法机构做出明确解释之前无所适从。

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是，法律是理性的，故而可以采用经济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但是除去效率相关内容之外，法律官员还受到合理决定观念中固有的约束和规范，这些约束和规范深入渗透在思想和分析方法当中，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这意味着经济学难以对法律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

经济学分析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内容，需要涉及到各类传统文化、道德信仰以及伦理内涵等等，纵观当前我国法律经济分析的实际情况，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相关理论研究与分析活动比较匮乏，有关于传统文化、道德信仰等相关内容的渗透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影响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断价值。采用经济分析方法评价相关规则运用的合理性与否，还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增加情况，经济学走进法学领域中的复杂性因子相对较多，很多法学研究学者困惑于此，但是又忐忑不安。

国内学者批评经济分析法学多引用德沃金对波斯纳的指责，德沃金从他的权利论出发，对效率论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尖锐批判。经济分析法学家宣称，在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等法律领域，法官发展的几乎每一项原则都可用来表明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这一集体目标服务的。但是在实际的法律案件分析过程中，很多法官会将他们的评断，建立在相关政策基础上，而其中效率也是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根据德沃金批判说可以看出，针对于不部分情况，这些思想理论存在着相反的情况，比如法官的相关判断是公平公正的，并不是基于功利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判断。

一些理论研究学者指出，经济学语言的运用需要区分场合，采用权力语言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划分经济语言的相关内容，明确各项经济语言内容。正如德沃金所言，经济学家对法律的分析和经济法学的分析是不同的。比如经济学家对法律的分析中，可以遵循帕雷托效率定理：如果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会使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而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就是实现了帕雷托效率。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可以基于法律分析的实际内容，最大限度增加社会财富，充分展现法律经济分析的价值，提升法律经济分析的综合质量。

马老一将符号学理念应于到实际的经济分析过程中，指出传统的经济发展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这种不足之处产生的原因在于过度应用实证经济学分析的理念。马老一在2000年出版的《法律和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了“法律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理念，将法律、经济、符号等相关理念相互融合。马老一所提出创造力的概念，与波斯纳所提出的理念具有一定的差异。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效率和正义的冲突设置成法律与市场经济的首要的紧张状态，这个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社会责任、道德环境的设置等方式，得到经济分析方式的提升。这种经济分析的方式具有一定动态发展过程中，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特点。财富的形成与社会的繁荣直接具有密切联系，故而在社会调查过程中需要发挥相互影响的作用，并且使之成为一种财富。

在实际的法律与市场理论研究中，效率不应当置于首要位置。实际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在全面调查、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创造性价值。法律与市场经济具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但能够提供更多可靠的数据、大量的财富，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强迫性、混乱性的过程，具有更多不可抗力因素。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将各类意识形态、不同学派理念等融入到整体经济分析中，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四、结束语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方式，法律的颁布有助于提升行为的可预测性能力，降低法律合法性中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因为行为规则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变化，故而需要加钱归队法律经济方法评判的相关分析，进而为法律制度的实施以及法律现象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参考性价值，将中国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有效消除。在当前的实际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在明确法律经济分析价值基础上，明确法律分析的具体方向，充分发挥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使用价值，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发挥法律的公正性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秀尧.法经济学范式理论研究――兼评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N].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55-57

[2]林立.论经济学理念在法律推理中之局限性――以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方法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4，05：47-52

[3]李语熙.论法律的经济分析在中国运用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2，06：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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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能够在民事基本法中得以确立，是因为其有着各种深远意义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确立，在司法实践中又通过立法、司法和法律解释的形式得以实现。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功能；实现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自民法通则颁布至今，已将近25年之久，学术界对民法通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对民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在九十年代时期已成绩斐然，自2001年泸州二奶遗赠争产案后学界对民法基本原则及其适用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更是掀起了巨大的热潮。

那么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是什么呢？

徐国栋教授认为，民法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原则，是对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在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他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根本属性有两层来源。首先是来自于它内容的根本性，其次来自于它效力的贯彻始终性。1

而中国政法大学尹志强副教授则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其效力贯彻民法始终的民法根本性规则，是在民事立法、司法中必须遵守的规则。除在法律体系中所具有的功能外，基本原则的重要功能还在于它是法律解释的依据，是克服成文法局限性和弥补法律规范的漏洞、解决具体法律规范矛盾的工具，同时基本原则也是授权司法者自由裁量的基础。2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的界定并无出现较大的差异，普遍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就是整个民法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总结与导向，贯穿并指导着整个民法的立法、司法的全部过程，同时在解释法律，弥补法律规范的漏洞，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民法基本原则功能的确立

众所周知的是，有需求才有市场。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中得以出现并确立其地位，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及历史的需求所导致的。首先，正如徐国栋教授认为的那样：在民法中设立基本原则，打破了传统民法的结构，这一创举并非出自立法者的任性而为，而是出于必然的原因。这些原因的重要的一面，在于民法基本原则所发挥其有利作用和效能弥补传统民法的不足。具体而言，民法基本原则一方面有着立法准则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是制定民事基本法的立法准则，同时也是制定次级民事法律时的立法准则；另一面，民法基本原则具有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再一方面，民法基本原则具有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其次，成文法虽然体系严密，逻辑严谨，但是其本身也有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而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与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需求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作为成文法的民法典，其自然会具有成文法所共通的局限性，比如法律的不合目的性、滞后性、不周延性。具体说来，法律虽然是理性人所穷尽智慧的理性产物，但毕竟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立法者的知识与智慧总有不逮之时，这在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设立的条文并没有达到立法者所希望的目的，或者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有些法律条文在立法者所处的年代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要求，而在后来却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的新要求，社会总在不断地发展，而法律还是静止地处在立法阶段的初始状态，这就出现了法律滞后性与社会的发展变动性之间的矛盾；此外，也由于立法者智慧水平的所限，在立法者所设立的法律条文对于社会现实关系总会出现该规定的没有作出规定，该作出“这样”的规定的而法律却作出了“那样”的规定，是为法律的不周延性问题也。要解决上述的矛盾与问题，这就要求就要对这一法律体系设立一个让其自行解决问题或自我调整的机制，从而实现法律的价值和目标，这个时候民法基本原则就应运而生了。

三、民法基本原则功能的实现

虽然，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典里得以了确立，但在司法实务中民法基本原则是如何适用的呢？民法基本原则的解决法律的滞后性、不周延性，补充法律漏洞的功能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

（一）立法功能的实现

民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功能通常指的是民法的立法准则功能，立法功能的实现就是立法准则功能的实现。立法准则功能的实现是指在制定民事基本法时，先确立该民事基本法的基调、基本价值，也就是先确立几条贯穿整部法律始终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在这几条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和衍生出具体的各项民法制度和各条民法规范。所制定出的一系列的民法规范不能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二）司法功能的实现

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功能实际上指的是其司法指导与司法协调的功能。

由于民法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民法典的基本性质与价值内涵的体现，对一部法律的未来发展方向与进步起着突出的指引和导向作用，解决的是民法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的问题。而民法条款、民法规范又是民法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及价值的延伸与具体化。司法又称“法律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3法律的制定，只有在通过司法等实际活动加以应用之后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民法的制定必然会在实际司法活动中加以适用，而在司法实务中，由于社会生活及案件本身的复杂性，长期以往法官必然会出现对法律的条款、规则理解存在分歧与偏差的时候，这时为了协调各种矛盾及统一意见，便需要求助于民法的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价值与立法目的了。法官通过对民法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整个民事基本法的精神价值与立法目的，再根据立法目的与精神价值来衡量、识别与协调存在分歧与偏差的法律条款，再加以取舍，寻求符合民法基本价值与立法目的的规则，以对相关案件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判。

（三）法律解释功能的实现

众所周知，任何法律皆有漏洞,民法调整的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生活关系，而社会生活关系总是复杂多变的，理性主义的法律也总有鞭长莫及的时候，但作为公众利益的保护者，法律总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就对此若视无睹。为了使民法跟上快速社会的节奏，要么对民法进行频繁修改，要么对其进行解释，然而作为基本法的民法当然是不宜轻易修改的，对其进行解释显然成本要低得多，也贴实可行。因此这就要求法律赋予司法机关及法官可以在司法实务中进行的创造性的司法活动的权力，使法官能够对民法某些条款作出合理的解释以克服法律的局限性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性的矛盾，补充法律的漏洞。对法律进行解释当然不能凭空而为，必须得以一定的方针与规矩而为之，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核心价值及立法目的体现者，当然是作为解释法律的最恰当的根本依据与方针规矩了，也就是说法官对民法进行解释时要以民法基本原则为指导，任何解释结果都不能与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

毫无疑问，民法基本原则对民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务中如果对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丝毫不加以限制，则会出现民法基本原则被滥用的情况，如早些年我国泸州遗嘱继承案中，主审法官便在司法实践出现不顾法律的具体规定而一味地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的情况。因此在司法实务中，一方面既要充分发挥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成为法官肆意裁判的的工具，这显然是一个目前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大难题，愿诸位法律人好生努力，早日解决此难题。（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2009级法律硕士；广西；桂林；541004）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创新计划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项目编号：2010106020301M23

参考文献

［1］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煞――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8页

篇6

关键词：社会正义法治法治保障

一、正义的基本内容

(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学说中的正义界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正义这个名词,从而该词无论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伦理学史中都未获得过某个定义式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国家统治还是学术领域内都被儒家思想所占据,那么应该说有关正义的思想可以从仁与礼这组概念中获取。

先秦儒家实行以仁和礼为基石的狭义正义观念。因为从儒家的视角看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具有一定的身份上的差异化格式型伦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仁、礼和正义这三者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倒等腰三角形的样式。礼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规范,旨在为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而仁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其在内心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观,可以解释为:在不平等的起点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与普遍自由不予认可,只有部分人才能获取所有职位的可能。

总之,在的语境下,正义这一价值判断无论以基本模式或者道德标准来说都是历史下的产物、生活中灵动。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具体风俗、文化、地域,那么就不正当、不客观了;我们需要“理解万岁”。

(二)西方视野下的正义内容

1.美德意义下的正义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对于正义理论的阐述对后世包括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柏拉图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在这里,正义被理解成为了个人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道德所指示的,诚实地完成社会所赋予其的角色定位,以及完成社会所交付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首次提出了“校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他认为,关乎于正义,实际上就是分配正义,涉及物品的分配方式。他的这一观点直至今日,还在被法哲学、法理学学界所关心与讨论。

2.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观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约翰·罗尔斯的不朽著作《正义论》是现代语境下对正义理论的最佳的一个注脚。在其中,在无知之幕下的两大正义原则是其著作中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虽然对于无知之幕还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要素加入正义理念中综合考虑,已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根据其展开的逻辑顺延下去,正义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实现契合式的吻合,达到一种每一个人都希翼的合理状态。

二、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实现社会正义,通过法律这一外在规范主要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在这里,立法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逻辑结果。

(一)立法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第一要素就是在法秩序中体现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

1.立法的客观基础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仅是公民主观上的自源自发的,而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寻依据。法律的正义,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所应当要从物质生产状况、客观条件中解释。由此,我们可以产生出需求理论。只有当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们的需要,对于现实有了符合人民期待的回应时,法律才具有了正义价值。无论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法律应当顺应自然、符合人伦,还是耶林所谓的“法与当时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序相适应”,抑或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都体现出人民之间不同需求间的融合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追求。

2.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法律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应当有相应的调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组关系就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冲突。法律是需要给与公民以稳定的预期;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法律的样式、理念、规则的变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的存在使得正义价值的实现成为了一句空谈。此时,我们应当使得两者相互统一起来。

法律的绝对温度容易导致社会制约度的下降,从而失去法规范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化的思维来面对问题,在立法维度上,一种具体和妥协式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法的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的立法才是完美的,也体现出正义价值,正如科恩所说“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确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二)司法正义

法律的正义价值并不仅仅形式上的被体现于立法中,展现在法律中的条文中,法律规定再好,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适用,也无法实现正义,而只能是美丽的纸上宣言;更实质地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的适用中。法的正义价值需要在以人为主体和以法为客体的联动中表现出来,价值的实现在乎于主体,在乎于客体,更在乎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法律实现正义等价值就是体现其根本属性的最佳方式。

虽然法律的严格适用是司法本体意义之所在,机械地重复法言法语被认为法官成为了法律的工具,在康德眼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如果一味地只知道严格适用法律,而不知变通,那么就忽略了众多法条下所隐藏的立法者的初衷和精神,那么就有了法条教条主义的嫌疑了;究其深层原因,现实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并不像法条中规定的那么一清二白;我们需要运用主观能动性,适用衡平等方法使得立法之本意体现出来,毕竟法律究其本质还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的。

以上仅就实现社会正义的两条路径展开论述,不一而足;毕竟方式途径的选择仅是工具,其目的仅就为了实质之实现——社会正义之实现,公民权利之保障。

三、我国的法治理念

(一)现代西方法治的基本内涵

1.在强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一切物和行为必须依法而为。将此准则限制在行政行为中,那就是政府必须在立法所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立法者所规定的行为。

2.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有限制的,非自由裁量权的规则或标准。在此制度下,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客观的、非政治化的,其标明了一种立场,无论包括何种核心内容,其标准也是必须被不偏不倚地被执行。

3.行政以外的他种制衡要素对于关系政府行为合法性或合宪性的准立法行为进行裁决。在英美或大陆法系中,出于社会均衡的考虑下,对于政府之恶的判决是所有国家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因为政府的单方独大可能是对整个社会、所有公民的一种欺凌。

4.法律的平等性对待所有主体。由于政府的权力强大于所有公民之集合,在适用法律中不免会有特权的可能,那么保持平等性的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对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的理解

1.凸显个人权利观

法治化的进展,不仅需要良法的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法理念的人文关怀和权利导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这也就是说,政府的积极倡导下,需要公民意识,更准确地说是公民对于法律,法治,等基础性范畴的内在支持,并且在行为中予以体现。

2.主体参与意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宗法等级色彩不仅在个人之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内部也不免带有了一丝印记。公民本性中的个人欲望的发展才使得社会因素的发展。个体生命自由无视,身份差序格局的存在,地位的不平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了国家本位思维的强化,公民内心对于参与国家管理意识的诉求的惨淡。

3.多重意义下的综合观念

法治主要包括诸多下位子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和主流环节君在法律的规范调整中,法律的根基在于对民主、人权的保护,使其能够对于社会、经济与公民共同有机统一的进展。国家权力不超越法律,反而在法律下位中规范地运行,国民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被非法剥夺,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与补偿。

四、社会正义的实现之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

社会正义的实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质核心,没有了正义,也就谈不上我国的国家性质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人类的社会一定要公正,没有了公正,不仅秩序破坏,这也是最大的恶。

(一)社会正义乃是法治国家的本质需求

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往往体现在公正的实现。“如果没有公平,就不会有效率,也不会有稳定。一个既无效率,又不稳定的社会,定然是一个不依法治国的。”正如《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正义实现的场景。提出的社会蓝图不正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目标远景:务使天下共享,有天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二)社会正义是法治保障的基本价值要求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间诞生了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属于我国全体人民的,不过这当中也孕育了不少突出的危机,收入分配过大等矛盾已经有影响我国继续经济发展的趋势了,那么实施法治不仅有利于在法律的界限内解决矛盾,使其稳定地消散于无形之中;而且从宏观意义上说,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会规范中最要重要的机制。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不仅涉及理论,而且对于我国实践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学界关于此类的研究探讨不胜枚举,但是如果能在提出可行性建议的同时,对于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再深入一步,那么将会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郭道辉.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何志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综述.西安社会科学.2009(12).

[6]鞠桂萍.民生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研究.象牙塔内.2010(4).

篇7

【关键词】体育仲裁 仲裁法律体系制度;归属体系;相同性;差异性

随着人类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体育竞赛的激烈和观赏程度也在大大提高。在这样的背景趋势下，各项体育赛事的纠纷与争端也日益增加。对于我国运动员和团体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在重大体育赛事的仲裁上，我们则往往是受害者，无法得到应得的成绩与肯定。单拿2004年雅典奥运会来讲，由于裁判执法水平、判罚尺度以及打分标准的争议，我国运动员更是在男子花剑、女子重剑、女子曲棍球等项目上痛失金牌，造成了许许多多无法挽回的遗憾和惋惜。认真理清体育仲裁与法律体系的关系，弥补我国在仲裁方面上的不足，也将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前进道路上的重要突破。

一、我国体育仲裁的现状

一般说来，现今体育纠纷解决方法具有三种途经：

其一，向体育协会所属的体育联合会请求解决争端。本途径为现今我国体育纠纷主要的采用办法，但是其缺点是处理时主观性过大，且无客观的解决依据，所以很难服众，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二，向适当的国内法院进行。由于法院处理纠纷具有一套单独存在的程序体系，因此在解决纠纷冲突时，则需一段时间的处理时间。然而某种体育纠纷涉及名次排位及荣誉归属问题，其纠纷则正是需要迅速，快捷，因此一些体育方面的纠纷则不适用于该途径。

其三，利用《体育法》中有关规定，采用体育仲裁方式来解决纠纷。然而，正是这最为有效的方法，却是我国目前解决体育纠纷途径中，最为缺失的一个环节。窥一斑而见全豹，从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实施与国外之对比，便不难看出我国与其他体育制度较为完善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体育仲裁与普通仲裁的相同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之后，体育仲裁由抽象化到具体化，由印象化到制度化的呼声与要求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学者们也在加紧对体育仲裁制度的完善做出努力和研究。然而，至于体育仲裁的立法体系归属，这一根本性问题，社会上却依旧是鲜有研究和提及。我认为，看一件事物是否归属与另一件事物，需要观察其二者的相同点和异同点，从而找出是否具有归属关系的理论证据。就我国体育仲裁体系和一般仲裁法律体系来讲，亦是如此。先从二者的相同点来看的话，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其一，民间性。作为仲裁制度最为基本的特征，民间性这一性质决定了仲裁制度的非公属性，也为其他特性定下了依据基础。相对于体育仲裁制度来说，民间性也是一项非常主要的属性定义。从而我们可以推论出，体育仲裁也是不具备官方性质，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关或者部门的独立机构。

其二，独立性。在法律体系结构中，仲裁机构最大的优点和特点，便是其特有的独立性。独立性意味着仲裁机构不隶属于任何行政和司法部门，他中立而不具备任何立场性，这也为仲裁机构在处理纠纷中保持结果公正公平提供了良好的属性基础和保障。

其三，保密性。在其他领域的仲裁中，由于种种原因，参与仲裁的当事人往往不希望被他人所知。这一点在商业仲裁中，则表现的更为明显。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绝不能流入公共领域，和关于公司团体的声誉问题，所以商业仲裁的保密性就变得格外重要。对于体育仲裁来说，由于许多纠纷牵扯训练手段和组织赛事的机密性，而这些也是不可对外界所透露的，因此体育仲裁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参与者不得泄露仲裁内容与进程，媒体不得向公众传播仲裁过程。保密性同样在体育仲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四，专业性。仲裁牵扯的领域相对较广，无论是民商事纠纷还是劳动纠纷，都会涉及非常专业的系统知识。因此，由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是仲裁公正性的重要保障。同样，对于体育仲裁来说，一定要让专业性的人员来进行仲裁，才能使得体育纠纷的解决具有最大的准确性和效力性。

其五，快捷性。仲裁制度在解决纠纷时，最大的好处就是其具备的快捷性。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裁决一经仲裁庭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这使得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能够迅速得以解决。因为体育竞赛牵扯到名次排位，荣誉得失等问题，所以在体育仲裁里，快捷性就更加具有重要意义。高速，高效，成为体育仲裁必不可缺的要求。

三、体育仲裁在立法体系中的归属讨论

根据一般的法理要求，分析一个事物或制度的特性，只能从该事物或制度的本身入手。通过与其他类似事物的比较得出结论。如果仅仅因为某项法律的规定，就简单的得出结论，那么这种结论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其一，在国务院颁布的《反兴奋剂条理中》规定，“运动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竞赛组织者作出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的处理。运动员因受到前款规定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在这条规定中不难看出，前半句的确显示了强制性的严厉，但是后半句也体现了对于运动员自愿、人权等方面的照顾与保护。

其二，在体育纠纷中，或许会呈现出这样那样的特殊性，例如专业的特殊性，仲裁尺度的技术性，和解决紧迫的时效性。对于这样的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设计和研究出特殊的制度规定来涵盖他们，便可解决和包容。作为一名体育研究者或法律研究者，我们应该尊重客观事实，而不是一味的夸大体育仲裁里的某一个特性例如强制性从而否定体育仲裁在归属普通仲裁的地位，从而影响《仲裁法》的出台和仲裁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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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哲学；逻辑起点；法需要

中图分类号：D911.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235-02

关于法哲学逻辑起点，从目前来看，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哲学家们都有所探究，但不同的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人作为一个类群，不同于其他动物群类的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人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笔者所认为的法哲学应该是以对人与法的关系的研究贯穿于整个法哲学体系的始终，法哲学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的自我完善。由此推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法需要。所以本文试图以法需要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来进行探析。

一、需要与法需要

从价值层面来看，法哲学是人学，法哲学离不开人，它关注人的生存命运，追求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提到价值这一概念，就内涵着“需要”这一意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某种需要。能否满足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要，是衡量一切事物和行为是否具有价值及多大价值的根本标志。

如果以“需要”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可能会带来一个困难的问题：许多其他的学科，例如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都与人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是否一切关于人的学科都是以人的需要作为逻辑起点的呢？或者说，将人的需要作为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否会导致法哲学研究的泛化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里我们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法哲学上的定位，否则，法哲学的研究就真有可能与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等的研究难以区分了。

基于以上的担忧，笔者试图从法律价值层面来探析法哲学，那么就离不开“法律需要”（或者说“法需要”）这一概念，回避法律需要就不能对作为人的活动重要方面之一――法的形成和发展、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等与法相关的问题进行把握。因此，在研究法哲学时，笔者试图把人的法律需要作为其逻辑起点进行探索。人的法律需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价值范畴和问题，它是法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且最基本的概念，可以说是整个法哲学体系的起点。法律需要是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是从终极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法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的法律需要，其归宿也是人的法律需要，借用黑格尔的话而言，是一种围绕人而由起点到终点之间的一种循环运动。

二、法需要符合逻辑起点的特征

第一，法需要是法哲学体系得以展开的起始范畴。笔者认为，不论是权利义务、法律行为，还是利益、占有，这样一些法哲学范畴的产生最终是源自于法需要这一起始范畴的。有学者认为法律需要最初基本上是粗线条式的实体性要求，甚至是模糊的法律公正观念，即感觉到这件事情需要由法律来管管。在由个体法律需要向群体法律需要、社会共同法律需要的转换过程中会逐步把法律需要转换为一系列的程序、权利、义务等形式表现的法律诉求，诸如商业交往规则、婚俗规则等。同时，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需要，决定着人们所追求的利益，而人们心目中追求的利益，又决定着人们的意向，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人们的行为总是一定利益的驱动。换句话说，法律上所说的利益主要是以权利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只有被法律反映了的、规定了的利益，才属于法律利益的范围，才是由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权利由利益而来，以利益为基础；而利益又是通过权利表现出来的，以权利、义务为其表现形式和手段，利益和权利又是同权力有关的，尤其是法律上的权益更是这样。可见，从原初出发点分析，人的法律需要是人形成法律关系的动因，同时又是人的利益的基础，是人进行法律行为的动机，直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不过是社会法律需要的外化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法律需要是法哲学体系的起始范畴，是法哲学的逻辑起点。

第二，法需要是抽象的规定。法需要之所以是抽象的规定体现在，一般说来，当人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时，就会产生需要，需要反映到主观自觉意识，通过头脑被意识到，就引起追求和获取能满足需要的对象的意识，由此产生了欲望；当人产生了某种欲望而又未得以满足时，心理上就会产生不安和紧张情绪，这种心理紧张就会引起个体的内在驱动力，促使个体选择和寻找满足这种需要的目标，一旦目标找到了，需要就转化为动机，转化为实现积极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驱动力的活动动机，动机是需要所引起的达到适当目的的行动意向；动机又推动人们进行满足需要的活动，以达到目标。我们可以看出，需要不同于欲望、动机，它是最初的、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法需要作为需要的一种同理如此，法需要总是基于一定生活现状而产生的需要，总是对一定对象的需要，它是人们对秩序的需要，对制度的需要，对一定的行为规范的需要，以及论证这些制度和规范的合理性的理论的需要。法需要的产生和存在正是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当前的调整措施的不满和否定，意味着超越现状的一种冲动或意向，由此形成了法律行为的动机，发动了一定的法律行动。因此，法需要也是抽象的，“纯有的”、“全空的”，不包含欲望、动机等内涵。

第三，法需要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它们是辩证统一的。需要既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又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既无法排除，也无法摆脱，是人的基本属性。同理，法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基于人对法律的需要。一方面产生于人们的法律需要，另一方面最终也为了满足人们的法律需要。法律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的实际过程中，为了满足个体与群体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协调相互关系，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求得共同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自我肯定、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在个人欲望的满足和社会和谐之间确立一种平衡机制。可以说，人的法律需要，正是法律的最深层的根源。不断发展着满足着的法律需要，又促使人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认识、对待、调整和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达到起点和终点的辩证统一。

三、法的产生、存在、发展与法需要

一方面，从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法律需要符合逻辑起点的本质内涵，其本身可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法的起源、存在和发展与法律需要间的关系。

首先，从法的起源来看，恩格斯曾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的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1]从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我们可领悟到法律需要是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法律的需要不是从来就有的，法律这样一种特殊工具本身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有规则，有关于正当的朴素观念，原始的习惯在原始人特有的信念的支撑下顺利地运行，它依靠个体自觉地服从和舆论的制约下得以实现。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劳动产品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分化和冲突，致使和谐被打破。正像黑格尔认为的一样，在市民社会中，劳动创造的财产在人与人之间是多寡不均的，这就可能使某些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侵犯别人的财产所有权，就会有违背相互交换劳动成果的契约等现象出现。对别人所有权的侵害和对契约的违背，因此，就有必要制定法律对人的财产所有权、契约等给予保护。也就随之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和渴求，希望法律来调整这种被破坏的秩序，最终才制造出了法律这种特殊的规则。

其次，从法的发展来看，法是人之意识自觉的一种显示，人之意识自觉是日新、日日新的智慧现象，因此，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类的智慧觉悟告诉人类，必须改变观念，改变规则方能生存下去，方能显示真实的时候，法律就应当变革。从而也可以说，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法律需要，因而会产生新的法律规定。法律需要经过层层的丰富、完善、蜕变、扬弃，经过不同主体的多重选择和衡量，最终转变为法律，完成了从需要到满足（即形成立法）的一个循环。从法律的形成到人们利用法律来达到自己目的，这又是一个需要到满足的新的循环。接下来，新的法律实践又产生了新的法律需要，这便又开始从法律需要到立法的一个新的循环。在还需要有法律的社会中，这个循环是无穷尽的。需要不断产生，法也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得以完善。

再次，从法的形式来看，法律规则是人的创造物，法及其形式渊源即法律（成文的、不成文的）本身就是人的一种需要，正是借助于法律，人类许多更高层次、更广泛的需要才得以现实化。法律需要最初基本上都是粗线条的实体性要求，甚至是模糊的法律公正观念，在由个体法律需要向群体法律需要、社会共同法律需要的转换过程中，人们对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体系的追求和期待，在国家介入之前，在某些领域可能已经将法律需要具体化为技术性的规则了，只须由国家予以确认，这些法律需要即转变为法律。人们希望借助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系上完整、逻辑上严谨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活，相对于无规则、无秩序的混乱而言，有规则的生活是更好的；相对于一般性的规则调整所可能带来的软弱无力、更新迟缓等缺陷而言，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保障实现的规则治理，又有其优势，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法律规则之所以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中逐步产生的对法律的需要。这种需要使法律成为该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即如果没有法律的参与，该社会关系就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2] 。

综上所述，本文对法哲学逻辑起点进行新的探析，把法哲学的逻辑起点试着确定为“法需要”，并无对前辈思想进行指责之意，而是因为学术领域应当是开放的，思想应当是多元的，需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加上法哲学这门学科的独特性，它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具有和哲学一样的特点，即超验性以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此问题最终性地解决，而只能是试图以自己的角度提出一种解决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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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价值冲突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是两个完全绝缘的概念，早期刑事古典学派以个人为本位而提倡的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有以下基本含义：（1）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2）排斥习惯法的适用，（3）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4）禁止适用事后法。但理性万能、立法完美的幻象很快就被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打破，罪刑法定也发生了从绝对到相对的转变。由刑事实证学派所倡导的相对罪刑法定逐渐取代绝对罪刑法定而成为主流，他们赋予了罪刑法定原则以新的内涵：（1）从完全禁止司法裁量到允许有限制的司法裁量，（2）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3）从完全禁止事后法到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4）从采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到采用不定期刑，（5）排斥习惯法等。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变，为刑法司法解释的诞生提供了契机，因为相对罪刑法定主义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法律进行科学的解释。

二、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价值冲突

如上所述，传统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与刑法司法解释在价值目标上各有侧重，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罪刑法定原则属于基本原则的范畴，反映的是基于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所产生的要求，是对刑法实质意义和功能的定位，是构建刑法的基础，作为一种观念，罪刑法定的价值目标重在從形式公正中实现刑法的安全价值。而刑法解释属于应用规则范畴，是对刑法运作过程中具体适用问题的阐明，是对刑法构建的解说，它影响着刑法的实践操作和适用结果，作为一种司法实践活动，刑法解释的价值目标是如何冲破罪刑法定的束缚以实现实体公正。前者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后者则是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样，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冲突。二者之所以出现对立与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二者在现实和观念两个层面的冲突造成的：

（一）现实性冲突

所谓现实性冲突是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即从刑法解释的实然性层面所体现出的与罪刑法定价值的冲突。依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刑法条文的每个词汇及由这些词汇构成的句子都必须是确定无疑的，否则便会因无法操作而失去意义。但是我们的语言博大精深，在不同的读者面前，同一用语或句子的意义却可能迥异。在立法者那里，认识上的同一性使法律文本的含义具有了确定性，但是对他人来讲，未必就能够达到与立法者认识同一的最佳效果。因为一方面，立法者在立法技术上有时故意对某些原则性问题持模糊态度；另一方面，即使立法者意欲作明确的表述但又不能保证法官和国民对它的理解与其保持完全一致。而法官和国民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是法律产生实际效力的源泉。一部不被人理解的法律得到切实的执行是不可能的。由于立法者意欲确定的东西对法官和国民而言并非完全确定，因而所谓的罪刑法定也只能是相对法定。全体国民在法观念上的一致是立法者与国民进行意思沟通的前提，如若双方在很多方面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呈现在国民面前的法律就可能被视为异物而被束之高阁。现代法治的理念要求罪刑法定不能是立法者单方面的意志表达，真正实现罪行法定，还必须能使国民对法律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从现实情况来看，法官与立法者认识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更不用说全体国民在法观念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使法官在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进行判案时在某些方面背叛了立法者；另一方面又使国民对法律良恶的评判只能通过法官对法律的实际运用来感受。因此现实中就形成了国民通过法官的行为来认识法律进而理解立法者的局面。在此意义上，法官的行为比法律自身的好坏更重要。这种情形的出现可能是罪刑法定原则诞生之初始料未及的。

（二）观念性冲突

罪刑法定主义的古典形态无疑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与人权得到保障基础之上的，是深受中世纪刑罚权无节制扩张和滥用之苦而作出的价值选择。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它倾向于保障人权，实现一般正义和增强社会安全感。可以说，罪刑法定是价值偏一的选择，而并非兼顾各种价值目标和利益。罪刑法定在价值选择上的偏一性，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与刑法其他价值选择冲突，这种对立在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关于刑法解释的观点分歧中得到鲜明体现。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选择上的偏一性要求必须以务实的态度去寻求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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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公民 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都会运用到各种信息，可以说信息已然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部分。不可否认的是信息化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其中所延伸的问题仍旧不容忽视。 通过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人采取非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公民个人的信息，从事信息兜售业务，这几年这种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问题。个人信息的泄露不仅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同时还会导致他们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基于这种情况，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当前我国法律中并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现行的法律条款无法发挥应有的约束力，同时其可操作性也不高。因而我们更加需要深入研究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手段为公民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 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概述

（一）个人信息的含义

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样的，同时和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现阶段我国并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相较而言是比较薄弱的，个人信息滥用和随意公开的现象尤为严重。各国对于个人信息界定有着些微的区别，综合而言个人信息主要指的是与个人相关的资料和数据。个人信息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公民自身所产生的信息以及他人对个人的评价信息等。 个人信息所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因而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和重视。

（二）个人信息的基本特征

个人信息的特征比较明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信息的主体性。其主要指的是个人信息是归属于某个独立的主体，这个主体拥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管理和分析，就能够直接有效的定位信息的主体。其中就涉及到了信息的管理者和拥有者，管理者拥有的知识管理权，并不能改变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而作为信息的拥有者本身，会因为个人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而个人信息的主体特征是其基础特征。其次是信息的可识别性。通过个人信息可以准确的分辨出信息的主体，在个人信息中有能够直接判断主体的信息，也有间接判断的信息，其中能够直接进行判断的信息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就是个人信息的价值性。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信息主体在人格和财产等方面的信息，其实质就是社会资源，这种信息能够创造出一定的利润和价值，个人信息的价值性特征也是尤为明显的。

二、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一） 惩治个人信息侵犯行为的需要

通过实际的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犯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而需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对于这些行为本身而言也有一定的差异，对于违法程度较轻的行为可以采用民事手段或者是行政手段对行为主体进行惩治。然而对于利用个人信息实行诈骗活动的行为有涉及到其他罪行，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刑法来进行严厉的处罚，防止这种行为的进一步扩散。当其他法律无法对某种犯罪行为进行约束的时候，刑法的威慑力不容忽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已经愈演愈烈，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个人的信息安全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有着一定的必要性。

（二）完善法律调控功能的需要

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研究，在行政法律中有相关的条款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其中也明确了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应当承担的相关责任。但是在刑法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条款对这种行为进行约束。因而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很多犯罪行为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是刑法中并没有涉及到该类犯罪行为，导致行政法律的相关条款失去了其原有的约束力。在我国刑法的立法结构中，刑事责任的确定需要根据刑法的规定来执行，目前刑法并没有对公民个人信息予以相应的保护。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在刑法中应当对此类行为进行补充，从而与行政法律相互协调，而对于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也应当纳入到刑法中，这样才能有效的发挥法律的作用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全面的保护。

（三）世界立法的必然趋势

刑法相对于其他法律来说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能够对犯罪行为予以沉重的打击。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已经逐渐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到刑法范围中。 对于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已然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种方式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因而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可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使得我国刑法的立法结构更趋完善。

三、现阶段我国公民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比较薄弱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个人信息仅仅是身份的证明，并没有涉及到其他的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计算机应用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个人信息就有了新的属性，也就是财产属性。基于目前的情况，公民个人信息的价值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但是从信息保护安全的角度来说，公民在这方面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社会中的很多方式都能够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他们对信息保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公民信息泄露的情况十分严重。但是在信息泄露以后，很多公民都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二） 多样化的个人信息侵犯方式

在实际的案例中，个人信息受到侵犯的方式呈现多样化的形式发展。通过总结和归纳，信息窃取和信息滥用是现阶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要方式。首先是信息窃取，也就是盗用公民的个人信息。我国相关规定已经明确指出盗窃个人信息是违法行为。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互联网以及电话的方式来获取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财产安全。然后则是信息滥用，主要指的是没有通过公民的同意就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这种行为同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此以外，还有信息诈骗、信息污染等侵犯方式，这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三） 个人信息侵犯行为的主体逐渐复杂化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主体也愈加复杂。首先是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政府相关部门所收集和储存的个人信息是非常全面的，这就具备了向其他机构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的条件。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是较为容易的，通过实际案例来看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次是商业机构，现阶段很多商业机构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到了公民的个人信息，但是这些机构并没有对信息保护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很多商业机构将个人信息泄露给其他非法机构，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最后就是公民个人，网络黑客运用相关技术大量的盗取个人信息以获取利益，导致公民既是侵犯行为的执行者，也是最终的受害者。

四、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有效对策

（一）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

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并没有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研究并不多，同时缺乏相应的经验。但是个人信息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会造成一定的困扰。根据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来看，大多数都已经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具体范围。因而我国在对公民个人信息实行刑法保护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些国家的立法规定，然后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具体的列出公民个人信息的类型和范围。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确定是实行刑法保护的重要基础，最终才能达到保障公民合法利益的目的。

（二）建立全面的刑罚体系

如果犯罪行为所稻城的社会危害越大，行为主体就应当受到更大的刑罚。这是我国刑罚的基本原则，因而需要应用到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罚体系中。由于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多样，所造成了社会危害也不仅相同，因而在构建刑罚体系的时候应有轻重的区别，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想法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作用。同时在刑罚体系中应当适当的添加资格刑，例如作为信息收集的主体如果在犯罪以后将剥夺其以后从事该项工作的资格。除此以外，作为信息保护的主体，需要承担信息保密的义务，一旦出现信息泄露的情况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