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篇2

论文摘要：在总结近十年来教育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教育实验的纵向发展脉络的研究，说明了教育实验分流与融合的发展线索，并论述了它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

随着近年来对教育实验研究的不断深人，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教育实验的概念、本质与特征、分类、功能、评价和科学化等问题．出现了一些以自然科学实验来硬性规范教育实验的做法．为更好地进行教育实验的研究，探索教育实验的规律，有必要对教育实验的发展过程和自身特点及其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进行深人研究通过对近十年的教育实验的定义的检索_l0J，虽然众说纷纭，但在以下几点上都达成共识：教育实验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或活动，因而它独立于教育教学实践，是一种专门的科研行为；教育实验主要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进行的，因而它独立但不脱离教育实践；教育实验要有理论假设、控制、变革、内外效度(物质目标的建立与测评)_3J．根据以上共识可界定教育实验：教育实验是在教育实践中进行的、根据一定的理论假设，以一定教育目的为指导，通过合理而有条件地控制变量，变革实验因子，从而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科学研究恬动．

1教育实验的发展脉络

在教育实验的产生这个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教育实验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实验心理学把自然科学实验方法引人教育科研领域的，…因而他们主张用自然科学实验规范教育实验．

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实验是由一般教学实践发展而来，他们主张选择教育自然环境，强调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对象的整体性、定性说明方法，这两类观点都有各自的哲学基础和合理性，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教育实验作为一种变革性、实践性的科研活动，是伴随着教育实践的产生而产生的，只是在自然科学实验产生并经由物理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心理学这一发展途径影响到教育领域后，教育实验才借鉴了自然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这种借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照搬，而是保持自我特性基础上的吸收．赫尔巴特和欧文的教学实验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后，通过齐勒和莱思的相继努力，促使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向实证主义方向转移，使得教育实验产生了分流，一条脉络按原来的一般意义教育实验继续发展；另一条在自然科学实验的影响下，按自然科学实验模式发展

1．1一般教育活动发展而来的教育实验：整体主义教育实验

“原始社会的教育形式最简单，但是，在这早期阶段的教育过程中，却完全具备了它在最高发展阶段所有的基本特征．”原始的教育实验作为实验形式的一员，虽形式简单，但具备了教育实验的基本特征——尝试性．

(1)中国古代教育实验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根据“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创立的启发式教学法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教育实验的典范(虽然当时并无“教育实验”这一概念．但可看作教育实验的雏形)．之后宋代胡瑗的“苏湖教学法”、王安石的“三舍法”都是较有代表性的．

(2)西方古代教育实验．古雅典的智者们通过办私人学校刨立了“新教育”，奠定了雅典“和谐”教育的传统．罗马帝国继承和发展了“和谐”教育理论，并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经过中世纪几百年的压抑，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的新思想火山爆发般地涌现出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教学改革形成了以往的改革所未有的特点：改革者的自觉实验意识的萌芽．维多里诺“快乐教育”实验、拉特克语言教学实验、夸美纽斯“泛智”教学实验以及路德的宗教普及教育实验都是这时期教育改革的典型．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实验科学的确立给教育实验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睁!I度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开始使普及义务教育成为必然，因此，开展教育实验也成为客观要求．而19世纪初期欧洲科学整体主义精神在教育实验上的反映，则形成了整体主义教育实验模式，其问以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赫尔巴特为代表．

赫尔巴特不仅继承了整体主义思想，而且在其理论中渗透了原子论的思想，并在教学理论科学化的目的下从事教学实验活动．他所著的(普通教育学)，第一次使教育成为一个有完善科学体系的教育学．他说“但愿那些很想把教育基础仅仅建立于经验之上的人们，对其它的实验科学作一番审慎的考虑；但愿他们认为值得去了解物理与化学；这一切无非是为了确定某一个别原理在经验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大作用．”这里我们看到赫尔巴特把教育研究与实验科学，特别是与物理学和化学相比较，表达了实验研究是建立在科学教育学基础上的思想．赫尔巴特在提出了教学实验中包括追踪实验的必要性的同时，还提醒人们对实验结果的解释要谨慎，他说，哪怕二十次地重复同一个实验，“相反的学说对于这种结果还可以各按其特有的方式作出解释”．J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对教育实验特点的阐述(教育实验应是一个有系统、有层次的多次重复的实验)是对19世纪上半叶以来整体主义教学实验模式和方法的总结．

19世纪科学的新时代到来后，客观上需要对传统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进行新的解释．此时，以蒙台梭利所使用的医学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医疗学的方法为基础的欧洲新教育运动便应运而生了．蒙台梭利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原子论的实验教育派观点，同时把人类学、心理学，特别是生物学和医学的方法引入教学实验中，从而使传统的整体主义实验模式获得了新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支持，是对教学实验科学化发展的又一新贡献．

在欧洲新教育运动开展的同时，美洲大陆上一场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勃发了．这场进步主义运动是整体主义实验模式的新发展．这场运动的直接结果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成为核心．杜威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教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和哲学基础

1．2自然科学实验经由心理学引入教育领域而来的教育实验：科学主义教育实验

科学实验法最早用于物理学的研究，后引入动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医学．1879年德国生理学家、哲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独立于生理实验室之外的心理实验室，成为实验心理学产生的根本标志．他正式采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学问题，从此心理学才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冯特同时代的还有艾宾浩斯和G·谬勒关于记忆问题的研究，屈尔佩对思维过程的实验研究．

自然科学实验研究方法通过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扩展到教育领域．20世纪初，由于统计学、测量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并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从而产生了实验教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心理学家梅依曼和拉伊．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概念，并进行了关于感觉、语言发展、智慧与意志、记忆和艺术欣赏实验．拉伊在他的(实验教育学)中指出，只有通过实验，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他们主张要在对儿童生理、心理进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来阐明教育和教学方法．其观点对教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0年，J·M·Rice首次将实验法应用于对学生拼字、算术和语言成就的研究：1902年吉德发明用活动照相法研究读法；1903年美国桑代克(J理与社会测量)的问世是教育测量技术和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共同特点是试图把实验这种“精确的科学方法”运用于教育问题，对实验中所收集的信息作针对性的“精确的定量处理”，从而使实验方法进人教育研究领域．实验教育学派遵循自然科学方法论．以经验主义为哲学理论基础，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行为，他们反对建立在感觉的内省基础上的传统教育学从2o世纪2O年代开始，随着统计理论的发展、实验设计方法的日趋丰富、测量技术的日渐完善，实验教育学派的研究进人了兴旺时期．尤其是麦柯尔在(教育实验方法)一书中对实验问题的选择与形成、实验方法的选择、实验条件的限制、因果研究等问题作了详细地技术处理和说明．该书的出版，“是科学主义教学实验模式形成的标志．推动了教学科学化的发展，”

2整体主义和科学主义教育实验的第一次合流——八年研究

19世纪末至2O世纪3O年代，实证主义影响下的实验教育学派持续开展教育实验，他们追求一种象自然科学那样由许多经过严格实验检验的材料连接起来的系统的、连贯的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虽然他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终究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在完全的实证主义精神影响下的实验教育学派绝不可能彻底摆脱其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而同时期的进步教育运动不象实验教育学派那样一味追求知识的科学价值，他们更多的追求的是知识的教育价值．因此，在实证主义者们看来，进步教育学派奉行的是一种哲学多于科学、经验多于实验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进人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经济上的大萧条使得过去设有升学压力的进步教育运动面临了升学的压力，同时，实证主义的实验教育学派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对进步教育运动所取得成果的评价成为必然．这时，泰勒的“八年研究”(1933～1941)便应运而生了．他运用实验教育学派的方法研究进步教育实验。不仅回答了人们对进步教育运动提出的各种置疑，而且还说明了实验教育学派创造发展的研究方法与进步教育运动所采用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结合的可能性，进而也给实验教育学派的研究方法带来了新的生长点“八年研究”集进步教育学派和实验教育学派精华于一身，实现了整体主义教育实验和科学主义教育实验的第一次合流，把教育实验科学化又推进了一大步．这次研究的主要功绩是：说明了整体主义教育实验必须评价，也需要评价；评价要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应把过程评价、结果评价和追踪评价相结合；建立了新的评价标准、评价指标及其相应的评价方法、测量工具和统计手段，从而建立了新的一整套的评价体系；避免了科学主义的实验设计、实验统计和实验评债过分实证主义化倾向，泰勒为教育实验的两大流派的相互趋近和融合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3当代教育实验发展的基本特点

3．1教育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

狭隘地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完全独立于整个实验体系井与自然科学实验分道扬镳的观点，早已不能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融合的现实．以一种现代的大科学观、大社会观和大教育观来看待现今的教育实验才是科学而合理的．基于对教育实验的发展过程及趋势的认识，我们认为，对它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应该这样看待：

教育实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因此它在宏观上会沿着其固有道路发展，从这点上讲它是独立于其它实验个体(包括自然科学实验)的，是个性化的；但作为整个实验科学体系中无数个体中的一员，它又是与自然科学实验相并列而存在的，同时它又必然是开放性的——受到其它实验个体(如自然科学实验)的影响并与之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这种开放性使得教育实验在其个体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吸收自然科学实验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从这点上看，从一般教育实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整体主义教育实验与吸收自然科学实验理论而形成的科学主义教育实验相融合也是哲学层次上的必然结果．正是基于此，当代教育实验才具有了与以往教育实验不同的特点，

3．2当代教育实验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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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技考古 课堂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实物遗存、探索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1］，然而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器型学和层位学来自生物分类学和地质地层学,这表明考古学从妊娠期间就与现代自然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古代实物遗存中还储存着大量的非直觉和经验能认识的信息,即传统考古方法无法发现的所谓“潜”信息，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才能“破译密码”，获取这些重要信息，于是，科技考古学便应运而生［2］。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并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它实质上是考古学与众多自然科学学科日益渗透、结合而成的交叉学科。然而，从研究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考虑，它似乎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手段更是全面渗透进了考古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将考古学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阶段。

近年来，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的考古人才，提升考古学科的整体教学、科研水平，全国很多高校相继在考古专业开设了科技考古课程。本文根据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科技考古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高等学校考古专业的现状，对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1.科技考古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偏重理论知识传授，实验教学明显不足。

科技考古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并掌握一些基本的科技考古研究手段和方法。为达到这一教学目标，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应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国内已有个别高校组建了较高水平的科技考古实验室，有力提升了本校考古学科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水平。然而，囿于国内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很多高校的考古学科建设较为滞后，至今没有一个全新的、多学科交叉型科技考古实验室。因此，在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偏重课堂理论知识讲授，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实验教学时间明显不足。学生在课堂上所接受的理论知识，长期无法得到有效实践，甚至对一些基本的科技考古专用设备都缺乏使用的能力。长此以往，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将成为空中楼阁。

（2）师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支撑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需求。

科技考古的分支学科较多，包括断代测年、遥感考古、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生物考古、植物考古、农业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水下考古等，其使用的研究手法和手段多种多样，涉及物理学、金属学、矿物学、生物学、植物学、农学、动物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多门自然科学。要全面讲授科技考古的各分支内容，教师就要具有极其广泛的知识面。目前高校考古专业的科技考古课程一般由一名教师负责讲授，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再强，凭其个人力量也很难满足科技考古各领域的教学需求，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外，科技考古的其他领域只能泛泛而讲，难以深入。

（3）学生理科基础过于薄弱，对科技考古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理解不足。

安徽大学等高校已尝试在考古专业中招收理科生源，这对开设科技考古课程及培养复合型、应用型考古人才是有利的。遗憾的是，很多高校的考古专业仍然是以文科生源为主，或者虽然招收了理科生源，但学生进校后，没有再选修过自然科学的课程。因此，在选修科技考古课程时，学习特别吃力，对科技考古各个方向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理解不够深入，导致学生对该课程缺乏足够的兴趣。

2.科技考古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1）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加强实验教学。

鉴于科技考古的课程特点及考古学科的发展需求，高等学校的考古专业应以考古学实验教学改革为核心，以优质考古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为基础，以高素质实验教学队伍和完备的实验条件为保障，组建科技考古教学实验室，建立“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考古人才实验教学体系。实验室的组建，将引发科技考古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教师在重视课堂理论知识讲授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实验教学，使教学手段和方式多样化、实用化，让学生在实验室对各种科技考古设备、技术有感性、真实的了解，从而深入掌握科技考古的常用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培养动手能力，适应考古所等文博单位对应用型、复合型考古人才的需求。

（2）加强科技考古实验教学基地建设，全面提升科技考古实践教学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科技考古实践能力，在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建立完善实验教学体系的同时，应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考古所等单位设立科技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能真实接触到科技考古，在实践中了解科技考古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最新理念，全面提升教师的科技考古实践教学水平。

（3）聘请校外各种材质的科技考古专家，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弥补单一教师授课的不足。

由于科技考古是一门多学科综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单一教师授课很难将科技考古的各个领域都深入讲解。在此情况下，可考虑与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单位加强合作，与其联合开设科技考古课程，将由单一教师授课的教学方式改为多位专家联合授课方式。

（4）在考古专业适当设置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为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其调查、田野发掘、资料搜集和研究等方面都与自然科学息息相关［3］。然而，很多高校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仍较为落后，几乎没有相关自然科学的课程设置。在考古专业开设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增加学生的理科知识，有利于学生掌握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为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5）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增强科技考古课程教学的通俗化和趣味性。

鉴于考古专业学生自然科学基础较差的事实，在讲授科技考古课程时，应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大力发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加强信息技术手段在科技考古教学中的应用；在讲课过程中，应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增强课程的趣味性，从而削弱或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使学生对该课程能始终保持较为浓厚的兴趣。

3.结语

鉴于科技考古的多学科性和应用性，面向考古专业开设的科技考古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出现了实验教学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学生自然科学基础较差等一系列较为重要的问题，急需解决。根据科技考古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高等学校考古学科的教学现状，在科技考古的教学过程中，为加强实验教学，应尽快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强考古专业学生的自然科学教育，聘请校外专家联合授课，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大力发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加强信息技术手段在科技考古教学中的应用，全面提升科技考古课程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夏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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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科学教育受到全民的重视。很多社区服务机构专门培训父母怎样利用社区资源对孩子进行科学教育。不少父母周末或节假日都带着孩子外出，在领略大自然美丽风光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培养孩子热爱科学的情感和崇尚科学的精神。

他们对幼儿科学教育的认识体现在：

法国

法国的科学教育就是要培养孩子尊重事实和证据，从小养成孩子动手的习惯。他们常常说：“从经验中获得知识”、“实验是第一位的”、“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诚实地呈报结果”……

重视孩子对每个事物的解释。法国人认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为了开辟孩子们良好的思维。

倡导“做中学”，让宝宝亲历观察自然现象和科学发现的过程，唤起宝宝的好奇心，激发其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其语言能力，使宝宝从小就有科学的态度，学会和别人合作，培养其批判思维能力。

日本

重视观察与实验。日本的科学教育倡导有目的地开展一系列观察活动，培养孩子对自然及探究自然的兴趣。同时，也很重视开展必要的实验，让兴趣盎然的自然现象从小便进入儿童视野，成为启迪他们学习科学的动力。

重视知识的应用。日本的父母和老师会积极鼓励孩子应用所学知识，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能力，并真正品味自然科学研究的独特魅力和无穷乐趣。

重视思考能力的培养。例如，在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中，日本科学教育非常重视引导孩子通过观察、分析、假定、推理、检验而得出概括结论，并关注孩子对多种现象相互关系的理解和把握。

链接　我国古代科学教育

古代儿童启蒙经典作品中，关于自然科学教育的内容，多是只言片语、零散分布。但所涉范围也算广泛。就其特点而言，对于今天的科学教育，仍不乏可借鉴之处。

内容广泛，综合凝练：例如，《幼学琼林》中包括天文、地舆、岁时、身体、衣服、器用、制作、技艺、鸟兽、花木等33篇。全部采用严谨生动的对偶句式，犹如一部袖珍知识词典，其中妙语连珠、警句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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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落后；原因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情况；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我认为，这个难题是与一个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而社会的发展不是受单方面的因素决定，是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宗教制度，政治等等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对李约瑟问题的解读

李约瑟所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技是按照现代西方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而提出的疑问，但是“科学技术”一词包含了“科学”、“技术”两层涵义，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科学呢？

我认为，在16世纪前的中国，在冶铁，印刷，火药，造船，数学，天文等等许多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多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依靠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所获得的。他们的表述方式也大多是技术经验描述式的，本质上对感性知识的积累。虽然李约瑟先生所提的“难题”的前提与事实有些相悖，但是并没有影响这一难题的本质，它依然揭示了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全人类的困惑：中国古代在经验自然科学形态领域的成就应当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感性基础，但是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没有按人们设想的那样――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却远远的落后于西方呢？

二、“李约瑟难题”的原因分析

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以下七各方面来理解。

2.1地理环境差异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禹贡》记载中国地域特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即：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些大海，高山，沙漠作为自然屏障，自然将中国与其他国家隔开，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环境，同时亦缓解了外来力量的致命袭击。也正是由于这样安全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先天因素，中国自古代就能长期形成并保持自身发展系统。然而，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自身快速竞争发展的。这种环境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能是中国更系统地发展，而负面效应同时让新观念难以传播，没有新思想的冲击，就没有文化的革新与变化。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2.2科举制与儒家

中国在近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2.3社会制度差异

中国在汉，唐到宋我国的科技水平都在世界的前列，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

李约瑟曾说：“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全欧洲曾经吸收了阿拉伯的学术知识，印度的思想意识和中国的工业技术。”但是十分可惜，中国的各方面客观条件，如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束缚了科技的发展，从而为西方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但这对整个世界的科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灭的。

2.4经济原因

中国没有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没有取得独立性，未能发展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个体农民，封建地主，皇族经济，都是对内自给自足，对外封闭的。加之没有国外的市场，在封闭状态下人的自我满足就是的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内外受限，无法为科学的发展创造经济基础；西方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的特点是工商业较早地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他们不断扩大的手工业规模，城市的诞生等，为科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5思维差别

中国人的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注重定性把握，轻视定量分析；注重应用效益，轻视理论思辨；注重横向联系，轻视纵向深入；注重经验积累，轻视实验测定；注重因果关系，轻视元素分解；等等。与此相反，西方人种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微观分解的机械分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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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

The Uniform of Empirical Methods and Standardized Methods

QU Xintao

(Social and Science Department,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

AbstractThere is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objects, so it's difficult to value neutrality for researchers. When we carry out tests on one thing, there must be difficulties between test scene and real scene more or less. The inspection process is not proving a conclusion,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engage a new test. There are serious flaws in empirical research studies on social affairs, and there are some shortages such a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value but less attention to facts in standardized research. The result would be mix the two toge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Key wordspolitical science; empirical methods; standardized methods

1 政治学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的分野

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实证与规范之分，但是在古代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在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学者的著作中，政治学与伦理学、哲学等是混在一起的，他们把国家的行为与个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①在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上他也同时采取了实证与规范两种方法。

在古代，政治学的研究没有规范与实证之分，两者的分野是从近代开始的。政治学进入科学化革命阶段，部分政治学家用信息论、控制论、生物学系统论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武装政治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科学化的成果斐然。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存在着经验性知识、分析性知识、规范性知识三种类型，②在这一过程中，规范性知识因其不可证伪性逐步为政治科学家所放弃了，他们认为规范性知识的存在破坏了政治学的科学性。

2 政治学实证研究分析

为了突出科学的真理性，人们逐渐强调认识的局限性。既然真理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真理发展的途径就在于不断的证伪，而价值判断不可证伪性使规范方法的科学性受到了质疑。相对应，政治科学越来越倾向于对事实的判断和实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二战以来，自然科学领域控制、信息论、系统论等新科学揭示了世界所共有的运动形态和存在形式。伊斯顿、阿尔蒙德等开始采用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每个理论家，也包括行为主义学家，都力求从他自己的理论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理论框架，结果政治学出现了一种异常复杂的局面。③为了克服这样情形，政治学家就必须把客观世界中的事物进行抽象，进而归纳出一些分析单元，如阿尔蒙德的政治体系概念，他认为政治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如：立法机关、法院和行政部门，而且也包括所有结构中与政治有关的方面。④以政治体系为基础，阿尔蒙德应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成果，对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体系与环境及其相互作用中开展览政治学的比较分析，推动了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由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及其可检验科证伪性，比较政治学在战后几十年发展迅速，政治学的规范方法则相对滞后，一度以政治哲学的名义立身于政治学体系之中，与政治学的“科学主义”无法相提并论。但是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的一些特点使科学方法在政治学领域也不能达到充分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行为主义学派等政治科学家首倡价值中立，但在实际的政治研究中很难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政治从根本上就是为一定阶级阶层服务的，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2）人类政治生活具有流动性或转瞬即逝性，无法提供一个静止的研究环境；（3）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可测量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则可以进行相对的精确测量；（4）政治学还具有不可验证性这样一个特点。实证政治学家倡导政治学科学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验结果的可证伪性，但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很难被证实或证伪，因为一个政治生活场景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可能有机会再以相同的面目重现。

政治学的规范方法达到复兴的因素来自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定理”的解释过程，哥本哈根学派强调了对（下转第21页）（上接第19页）象客体对于操作和观察到依赖关系，认为离开了人的观察和操作谈论电子的存在形态问题，是毫无意义的。⑤这说明研究者和认识对象之间作用过程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戴维・伊斯顿认为社会和政治系统并不是有机体，但他们的确是由固体和个人的相互依赖的行动所组成的，这些行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的，因此，正如个人主观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似乎可以把政治行为同干扰和潜在的威胁联系起来。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有相互依赖的关系，研究者不能或是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做到真正的证实或证伪是很困难的。实证研究在对社会事务进行研究中有严重的缺陷，而规范研究又有重价值轻事实等严重不足，其结果必然是两者走向融合，以取长补短。

3 对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融合的一点思考

政治学的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实证主义首倡价值中立，主张用客观的方法和客观的步骤来研究政治学以得到一个科学的可证伪的结论，而政治学的规范主义则不回避价值判断，这是他们分歧的第一个方面。（2）在研究过程中，实证主义者关注的是实然的问题，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精确的研究社会现象，主要应用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规范主义者更多的关注是应然问题，追求自由民主等一些很难进行实证检验的价值，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抽象思维逻辑推理。（3）在研究的结果上，实证主义者强调研究结果的可证实或可证伪性，而规范研究方法则不具有这样的特性。

价值中立主要是体现在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上，价值中立也就是体现在最后的研究报告或研究结果中，价值陈述应与事实陈述分开。这说明在选题过程和研究结果方面总是有价值判断的，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并无二致。

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实证主义者认为研究课题是外在以研究者视野之外，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一些感知手段是可以进行“精确”认识的。而规范研究方法则强调政治现象的价值判断，是不能够进行“精确”认识的，只能够通过推理的方法来认识其本质。实证主义者要完全精确认识的对象与规范主义者所考虑到很难进行精确把握的对象其实都是在现实世界政治现象的两个极端，所有的政治现象与认识者之间都有一个互动的过程，只不过互动的程度不同而已，有些归入了实证主义者的研究事业，而另外一些则归入了规范主义者的研究视野。

政治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倡导其科学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验证性或可证伪性，规范研究方法则很难做到这一点。（1）实证主义者与规范主义者各自用各自的方法进行检验。规范方法的研究结果，如民主是个好东西、自由是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等，这些很难通过实证去检验，那么我们就把它归入一个“不可验”的领域，让人们靠自己的理性去选择去追求。（2）把两者统一起来，即规范研究成果最终也是要通过实证来进行检验，规范方法的检验因为试验有其难度，一是外部对比，比如民主与不民主的对比；二是内部对比也就是纵向对比，比如民主在不同阶段上的对比。这两者的对比结果都可以通过人民群众的主观认可程度来进行测量。虽然这种可检验性也许与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可检验性还有一些差别，但是真正的统一往往都不是完全的相同，而是一种辩证的统一的关系。

政治学的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完全统一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二者的特点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以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注释

①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1:52.

②张铭,严强.政治学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9:21.

③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7.1:5.

④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2007.7:5.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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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篇8

    我认为,现在提倡的教学改革的模式和教学观念主要来源于理科或者自然科学学科,对于人文科学的学科特点则关注不够。

    那么,自然科学学科与人文科学学科(或者更具体地说,本文所要探讨的历史学科)的差异是什么,差异究竟有多大?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代表人物威廉·文德尔班曾经对此作过相当重要的论述。但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因为这一学派否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而对其只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大量涌进来的更多的新的哲学理论流派,很少会有人顾及这些已经过时的理论。不过,我认为他们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差异的分析还是值得读一读的:

    “经验科学在现实事物中寻找的,要么是自然规律形式下的共相,要么是历史规定形式下的殊相;它们所考察的,有的是常住不变的形式,有的是现实事件的一次性的、特定内容。    有一些是规律科学,有一些是事件科学,前者讲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讲的是一度如此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造一些新术语,那就可以说科学思想在前一场合是制定法则的,在后一种场合是描述特征的。”(W.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载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着选辑》(上),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8页)

    当然,我们肯定还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批判文德尔班和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不承认历史规律。这应该如何理解呢?至少,我们承认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也应该注意到社会历史规律是不同于自然规律的。

    近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如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中提出,社会历史领域有规律,但却不同于自然规律,历史领域不存在那种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有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等的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离开人及其实践活动来抽象地思辨两者的关系。传统唯物史观所讲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离开社会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也是不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可以超越社会存在,可以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也就是说,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在影响和改变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的。

    当然,蒋大椿先生的观点面对着许多争论。我们可以仍然坚持传统的观点,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是人的活动,历史中发生的事件不会是完全重复的,各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层出不穷,想在历史上找出两个演进过程一样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的。而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学科来说,公理、定律之类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断重复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历史规律,这种规律也是趋势性的,如恩格斯所说的是各种因素的合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结果。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从几个初始条件推演出此后变化的精细的演变程式。

    学科研究与学科学习的过程其实是相通的,逻辑和推理特征非常明显的自然科学学科在课堂上无疑可以有更多的学生活动。而一个一个事件构成的历史学科中,教师的讲课必须要保持一个最低的限度。依据教材给出的历史知识,学生能够推论的空间并不很大,从学过的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甲,学生不可能推论出另外一个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乙的确切知识,能做到的最多只是一些大略的关于事态演进的可能的趋势,或者一些价值评价。当然,这些活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一堂课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此类活动,这堂历史课的效果就很值得商榷了。

    仅仅依据教材中那些非常简略的叙述进行课堂活动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相对独立的思考和自主地解决问题,充分而自如进行活动,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准备。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的活动,只是囿于教材提供的史实和观点,他们只能重复教材内容的话,那么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力的培养都无从体现。

    在历史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学生课堂活动最常见的方式是课堂提问,而提出的问题最常见地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演绎三段论式的问题,教师给出大前提、小前提,学生说出结论;另一种是填空式的问题,教师说出一句话的大部分内容,故意略去一个关键词,让学生说出来。正如演绎推理不能产生新的知识,重复已有的结论不是创造一样,上述这样的活动方式无助于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如果按皮亚杰所说的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话,这样的教学活动只是提供了一个贫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智慧和认识,必定是贫乏的和无创造力的。

    在教学中使用历史材料是走出历史教学上述困境的一个途径。对于历史学科来说,学生的活动不仅仅体现于教师一—学生的互动上,而应该体现在教师一—学生—一教学文本的互动上。教学文本并不仅仅限于教材,而应该包括所有进入了教学活动的历史资料。教学文本的内容越丰富,越具有开放性和可探索性(互动性),就越能给学生的智慧和认识的成长提供理想的环境。

    历史资料对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新情境,解决统编教材限于篇幅和限于教材的严肃性,不能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和多样性的背景知识的缺憾。其次,在具备了更多的相关的历史知识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学生可以对问题进行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探索。再次,学生使用历史资料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模拟历史学科的研究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学的自然科学学科可以通过实验来模拟和再现近代以来实验科学发展中的基础性的发现,培养学生对自然科学问题的认知和实验能力。而中学的历史教学对本学科的研究过程的模拟训练,一直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学生在学习中得到的只是结论,与现代教育要求教会学生方法大相径庭,而在教学中运用历史资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可以说,运用历史资料进行教学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过程和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逻辑推理能力的过程。

    这一途径在现在的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但这并不是中学历史教学中展开学生自主活动的唯一途径。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现今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几乎看不到关于其他途径的成功的探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本文在前面分析的历史学科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对于其他学科的方法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态度,所以探索更加丰富的有学科特色教学途径仍然是任重道远的。

    对于近年来课程改革,我还有一个持有一定程度保留态度的倾向是,讲到学科知识,往往会强调“不要体系”。作为一种观念,如果对其进行确切的界定,说明其在特定背景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或许并无不可。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仅仅是为了不要体系而不要体系,甚至错误地认为:体系就意味着知识,教学中注意了体系,强化了知识,就意味着学生能力培养受到了损害。这种看法是要不得的。可以设想一下,在一堂历史课上,充斥了教师和学生支离破碎的对话和没有史实依托的肤浅的议论,学生又得到了什么呢?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得出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对于一堂条理不清,没有完整的知识和逻辑体系的历史课,学生的反映和评价是极其消极的,在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方面都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因此,我首先想强调,一堂历史课,必须有清晰完整的知识结构和逻辑结构。上完这一节课后,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一条印象深刻的、脉络清晰的纲,并做到纲举目张。相信这将更加有助于学生建构起相应的能力和价值观。

    对于新的学术成果和观点反应滞后,这可以说是中学历史教学和历史教师的一个特点。有研究者指出:“后,思想解放带来学术繁荣,学术界不仅纠正了许多被歪曲、误读的历史,而且打破了僵化、教条的理论束缚,开拓了许多被封存、禁锢的领域,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改变了许多传统结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学历史课本却不敢取学术之公论,仍保持旧说。而考试等各种制度的约束,也使中学教师视课本为雷池,不敢超越半步。久之成习,中学教师多数不关心学术发展,即使自己常教的内容,研究方面有何变化也不闻不问。史学研究的成果不能及时地反映到历史教育中,那些失真的历史和偏颇的结论,仍作为知识继续向青少年灌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同时,我们都想改变这种状况!”   (《历史教学》编辑部编《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3页)也许我们可以辩解说这在中学历史教学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至少教师的学识完全可以不受教材的限制,尽可能地了解一些新的东西,这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和提升学生的能力是不无裨益的。近几年逐渐试行的高中课程标准历史教材,在新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观点上比过去的教材有更多的容纳。研究和把握好这些新的内容,不仅对于教师的知识结构和学识有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学科水平和专业素养。

    如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表述,过去的统编历史教材只讲一个标准:雇佣劳动。实际上,在古代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可以找到类似于雇佣劳动的记载,结果造成了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许多争论。一种课程标准本高中历史教材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表述是“为购买劳动力增殖利润而进行商品生产以及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经营形式”。(《历史·必修Ⅱ·经济成长历程》,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7页)在强调雇佣劳动的同时,又表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界定,概括起来有四个要素:购买劳动力——雇佣劳动、增殖利润、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经营形式。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称得上资本主义萌芽,使问题的表述更加科学和严谨,体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篇9

张柏春，1960年生，工学 （机械工程）学士，理学 （科学技术史）硕士、博士。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首席科学家。2001年起担任“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伙伴小组”组长。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在一个春日和煦的下午，笔者一行如约来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的办公室。还未进屋，就听见朗朗的说话声，张先生一边握着电话安排工作，一边伸手示意我们落座。我们趁等待之际打量着张先生的办公室，书柜环墙而立，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也被书籍和资料占据了一半空间，墙壁上挂着一幅苍遒有力的书法作品，“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八字很是引人注目。放下电话，张先生微笑着对我们表示欢迎，随即开始了这次内容充实的访谈。

为理解知识的传统与发展而做学问

张柏春先生作为科学技术史名词（以下简称科技史名词）审定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不仅在确定科技史名词的学科结构设置方面做了工作，还亲自编写了机械史名词。提到他为科技史名词所付出的努力，张先生谦虚地说：“工作是项目组的同事们共同做的，自然科学史所既然承担了科技史名词的编写工作，我们就一起尽力把它做好。我以前是学机械的，就做了机械史名词这部分。”

谈起科技史名词，张先生娓娓道来：“中国是文明古国，在古代农医天算等学科就已经比较成熟，但目前的情况是人们对这方面的历史了解仍然不够。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有传统才有发展的底蕴。”

通过张先生的阐述，我们了解到，每一个中国古代科技史名词的背后，几乎都关联着一项古明创造。这些名词间接地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记录着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这种对科技传统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把中国古代科技的真实状况推介到世界上去，让人们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创造，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统一规范的科技史名词是在此过程中必须依赖的工具。”看着张先生充满热情地谈论着未来工作的愿景，让我们感到眼前这位谦和的学者，心底涌动着民族自豪感。

规范的名词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第一届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8年12月22日成立，当时席泽宗先生任主任委员，华觉明先生任副主任委员，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最终整理出科技史名词1700余条。此后，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产生了大量新的名词，国际交流空前活跃。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第二届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7年1月15日成立，由田淼研究员担任主任委员。在成立会上，张柏春先生客观地评价了科学技术史名词规范的意义：“编辑一套完整、规范的科技史名词既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科技史名词的编辑、公布与出版，将对促进和加强国内外科技史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

如今，全球科学史研究和学术交流日渐频繁，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科技史名词，完善中国自己的科技史名词体系，已成为中国学者和相关研究机构需认真思考和着手进行的工作。张先生说道：“我们要尽可能地展现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传统，并把古明创造介绍到海外去。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如何正确使用科技史名词的问题。比如在国外做学术报告时，两位中国学者提到的本是同一个中文名词，但在报告中所选用英文翻译不同，国外学者就会认为他们说的是两件事物，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和交流上的障碍。一本规范的科技史名词工具书，将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国际相关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中外学者在学术上进行顺畅交流，使得中国科技传统进一步被世界所认识。”

翻译是科技史名词工作的难中之难

谈到国际交流，就涉及科技史名词的英译问题。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名词英译部分可能不是名词审定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对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流入中国的外来词，只需选择国际上同名的英文名称即可。对于中国“土生土长”的科技名词，则需慎重思考、比对，从而确定其英文名称。科技史名词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性使其英译难度高于其他学科。张先生谈道：“要正确把握科技史名词的内涵已经很困难，再把它翻译成适合的英文更加困难。科技史名词和别的学科不同，很多名词是中国特有的，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在英语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翻译时专家之间经常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现象，需要协商解决。比如说‘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重要的名词，哲学、中医等学科中都有这个词，却无法给它找到一个相对应的英文名，最后只能用拼音qi来表示。在科技史名词审定中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中国古代特有的科技发展产生了很多特有的名词，但如果我们把这类名词都用拼音来表示，外国人就更加看不懂。因此，哪怕拗口，也尽量用他们的语言表示。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如果只能用汉语拼音代替，那么后面须加上英文释义。”

提到翻译问题，张先生兴致颇高：“翻译是一门艺术。有的词翻译好了，会让人感觉很美。比如laser，大陆翻译成激光，台湾翻译成雷射，各有千秋。这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也说明了任何名词都有形成、演变的过程。我们要尽量减少这过程中的遗憾，不断完善工作。”

科技史名词要收“中国标签”

中国科技史名词浩如烟海，如何在这“大海”中将词条进行梳理，其中的原则是什么？也就是说，科技史名词的收词标准是什么？对于笔者的疑问，张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太常见的名词，还有古代曾有现在已经失传的名词，这次就不收了。比如杠杆，在中国古代是最基本的工具，人们很早已有使用这个工具，只是那时还没有‘杠杆’这个词。17世纪传教士邓玉函（Johannes Terrentius）和王徴将其定名为‘杠杆’，一直沿用至今。这个词虽然很重要，又有生动的故事，但因为太常见了，我们还是没有收。我们尽量选择中国特有的，贴有中国标签的名词。”

说起“中国标签”，张先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比如中国人发明风扇车，利用人造风把糠从谷粒中吹出来。18世纪传至中欧以后，这种机械在当地一度风靡。欧洲人加了齿轮传动，做了改进。现在可以在欧洲的一些博物馆里看到它。中国独有的发明还有水排、龙骨车、风箱、指南车、地动仪，等等。其中水排用曲柄连杆做传动机构。李约瑟给了它很高的评价，甚至说它为蒸汽机的发明准备了条件。”

“有些发明，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但技术传统不同。典型的例子有水车，中国的龙骨车跟阿基米德螺旋式水车齐名。阿基米德螺旋式水车是螺旋式的，龙骨车是链条式的。这两样发明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水车的风格。意大利在做阿基米德纪念展览的准备工作时，专门介绍了中国的龙骨车，来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外都有的发明还有被中香炉、风车、滑车等等。被中香炉的结构和用途中外都类似，结构上都是几个环构成的常平架。把燃香放在常平架中间的小炉子里，这个架子怎么滚动，炉子始终朝上，燃香都不会被倒出来。被中香炉中国古代有，叙利亚也有。与国外的风车相比，中国的大风车有自己独特的技术风格和创造。对于这些创造，我们必须让世人了解。”

“有些反映历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的传统名词是必须收入的。比如水运仪象，水运是指以水力驱动，仪指天文观测用的浑仪，象指演示天球运动的仪器。北宋制作的水运仪象台是以水轮驱动的集计时报时装置、浑象、浑仪于一体的大型机械，包括控制等时运转的机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机械设计的高水平，有关名词是不能不收的。”“另外，出土文物中，有些能够代表历史上科技发展水平的，原先的名字已经失传，出土后按现在人的理解对其做了规范的命名。比如新莽卡尺，是西汉和东汉之际的工具，其构造酷似现在的卡尺。学者们在‘卡尺’前面加上了反映年代特质的‘新莽’二字。这个命名使人们一看就明白这件物品是什么，是什么年代的。对于这些新出现的词，我们也应适当收入，并给予合理的定义。”

在对科技史名词定名时，有时还需要用到繁体字。张先生给我们举例说明：“比如说 ‘机’字，繁体是‘機’，右边的上面是一个‘丝’，在古代‘機’的含义之一是指织布机，用繁体字便于见字明义，更好理解它的内涵。”

科技史名词必须定义，有些还要适当溯源

由于科技史名词的特殊性，在词条编辑过程中，除了科技名词的正名、英文翻译、不同称谓、注释、定义等要素必不可少外，有些重要的文献出处也要尽可能展现出来。张先生说道：“任何学科都有它的发展过程，名词的演变体现了一个概念的发展，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古代的名词有它自己的内涵和时代背景。时代不同，含义可能也不同。比如说，‘天文’原始含义是天象，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工作的主要功能可以说是占卜，其中的‘历法’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篇10

蒙医药学说特点是指与西医学及其它医学体系相对而言，任何一种医学均以人体及疾病为其研究对象，这是所有医学具有的共性。蒙医药学认为，人的生命节律与宇宙变化节律息息相关。人体是小宇宙，生命体恒动不息，但有始有终。内外协调则康，失调则病，紊乱则危，不相依则亡。然而，他们对人体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则不相同，如在研究人体、病理、疾病的诊断和临床治疗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一蒙医药学基本特点

蒙医药学最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两大特点。

1、辩证施治。人体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闯在生理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病以后局部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它部分和整体，而整体变化又必然会对局部发生影响。

2、整体观念。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临床各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

二蒙医药学科发展特点

蒙医药符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和体质特点，在北方少数民族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蒙医药学科在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到解放初仍处于父传子、师传徒、寺庙办教育的状态。我国创办蒙医学专业五十多年来，蒙医药学教育在培养层次上经历了由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师资队伍结构上经历了由老一辈专家创业，中年学者接替，青年科学带头人培养等一系列学科梯队调整；专业方向上经历了由传统文献整理到现代实验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探讨到其机理揭示，病集病例分析到临床试验研究等不同层次上的定位与领域扩展。蒙医药学科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不断与现代医学、药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发展。

1、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特点。蒙药是在蒙医药理论知道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根据疾病的不同症候。按照组方的方法和原则，选择适宜的数种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在一起，并制成一定剂型后使用。蒙医与蒙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蒙药的药性理论与蒙医药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蒙医学科发展也应以维护和提倡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的学术特点进行知识创新为原创，鼓励广泛引进新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蒙药研究工作。

2、师带徒传承特点。蒙医药学起初是祖传形式或带学徒办法来传授。蒙医药教育逐步实现了以师带徒教育为主向现代科学教育为主的模式转变。传承名老蒙医经验继承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重视。但师带徒教育的基本思想，在现代蒙医药学科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民族文化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及临床客观上均存在着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烙印，人们又常称之为传统的医药学、文化的医药学、哲学医药学、北方医药学等。蒙医药学指导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点，诸如天地相应、寒热、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六因学说及辨证论治理念等，均是当代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但却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综合把握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出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蒙医药学既是医药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蒙医药学既有自然科学的特点，也具有蒙古民族文化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4、基础与临床不可分割特点：蒙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临床现象建立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活动现象与自然、社会活动的内在联系，调整人在自然和社会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失衡状态。

5、现展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曾经陪伴着蒙古族人民走过几千年岁月，至今仍然是蒙古族人民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蒙医药更是一种技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服务。19世纪初西医学成为主流医学之后，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药学客观上都成为一种补充或代替医学。

三蒙医药学开发研究思路

蒙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医药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独到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好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冲击，蒙医药学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医药学怎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科技浪潮中逐步成长，如何面对现代化，面对未来呢？这是我们蒙医界迫切的、限巨的一项任务。下面就蒙医学如何现进行开发研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改进蒙医方剂及疗术器械：蒙药和疗术器械是蒙医治病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医疗目的的最重要手段，亦是蒙医与患者联系的桥梁。因此，蒙药和疗术器械的革新和发展是关系蒙医临床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蒙医生死存亡的问题。目前蒙药和疗术器械的质和量的标准难以控制，使用相对不方便，疗效相对缓慢等。为了取得更好疗效，为了扩大蒙医药的竞争优势，必须对蒙药方剂及疗术器械进行改进。

2、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学科的方法论对该学科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该学科的模式必须体现其所用的方法论。蒙医药和西医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两者不同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