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研究范文
时间:2023-06-13 17: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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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第12条规定,“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要求对产生于交易业务活动的价格风险提供明确的资本金准备、对与市场风险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设置系统的定量和定性标准、保证银行管理层实施了充分的内部控制等。(四)其他风险管理
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等。根据《核心原则》第13项的要求,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五)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银行业务能根据银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以谨慎的方式经营。而“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英美国家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
(一)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theRATEframework)”⑦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所谓的RATE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RiskAssessment)、监管措施(ToolsofSupervision)、价值评估(Evaluation)的缩写,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第一,风险测评。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风险测评分为八个步骤:1.确认风险评估的重点方向,2.取得事前信息(包括与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联络),3.做出初步的风险测评,4.现场检查,5.做出最终的风险测评,6.建立初步监管体系,7.保持监管的一致性(包括建立RATE专题小组和质量保证会),8.向银行反馈信息。其初步风险测评主要参照九个方面的因素:CAMELB指标(主要用于分析商业风险)和COM指标(主要用于分析控制风险)。CAMELB指标包括资本(Capital)、资产(Assets)、市场风险(Marketrisks)、盈利(Earnings)、债务(Liabilities)、业务(Business)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Control)、组织(Organization)、管理(Management)三个方面。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Quadrant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1.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ReportingAccountantsReport),2.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领域进行检查(TradedMarketsTeamVisit),3.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信用领域进行检查(CreditReviewVisit),4.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Liaisonwithoverseasregulators),5.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Prudentialmeetings),6.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Adhocmeetings)。
第三,价值评估。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每年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包括“ROCA”等级评估制和VAR风险测定方法。
第一,双重评估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适用CAMELB&COM指标。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ability)、盈利状况(earningperforma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第二,VAR风险测定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遭受到重大的商业风险,坏帐逐年增加,许多银行认为,单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公式会扭曲贷款和投资决策,因而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ValueatRisk,风险值)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其步骤为:首先,选定一组影响交易组合价值的市场因素变量,比如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等;其次,假定这些变量所遵循的取值分布或随机过程,比如正态过程;然后,将交易组合的市场价值表示成上述市场因素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的函数;最后,选择某种方法来预测市场因素的变化,从而得到交易组合市场价值的改变量,这就是风险值(VAR)。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思考
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性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⑧。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制定风险监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建立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由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专门性规范,只在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略有涉及。而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标。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金融服务权力机构),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篇2
为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创新的能力和步伐不断加快,金融风险不断聚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监管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我国加入WT0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无论是、手段、体制,还是法律法规的完善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综合效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本文旨在进一步探求提高银行监管综合效能的途径。
一、监管当局的执法水平和力度是有效监管的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而金融风险聚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各国监管当局都把加强金融监管放在了重要位置,不断完善监管的内容,提出新的监管要求,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落实。近几年我国一直将加强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监管的目标要求来看,仍有较大差距,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违规经营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就是监管当局的执法力度不够,处罚不到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逐步兑现,在华的外资银行将陆续开办人民币业务,对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监管的公平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当局的监管尺度如何把握是无法回避的。因此,监管当局要提高监管效能,首要的是监管力度的加强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对内外银行一视同仁。
二、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是有效监管的保证
由于金融的特点和本质决定了金融是风险最大的行业,没有金融的安全,就没有经济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而实现金融的安全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要保证我国金融安全运行,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我国成为WT0成员国后,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因此,加快我国银行业金融法律法规建设,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世界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具有全球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立法和监管当局的认可及采纳。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
三、加快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效监管的先决条件
由于银行国有股东缺位,国有股东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无法充分行使,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形成了人风险。因此,我国要真正解决银行国有股东缺位问题,必须加快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间资本注入国有银行,并逐步降低国有股份比例,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建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四、促进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合规经营理念的树立是有效监管的前提
银行监管当局对每一家商业银行机构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人的监管。如果商业银行每一位从业人员都能够做到依法合规办每一笔业务,那么除去天灾和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外,金融风险就能够有效控制。这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能的根本愿望所在。
我们认为,必须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实行有效的管理。一是试行高管人员资格证管理制度,以不断提高高管人员从业水平。随着我国加入WT0后时间的推移,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将在众多业务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资银行要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人员的从业能力和水平。试行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管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力和依法经营的理念,减少因自身失误而造成的金融风险。高管人员资格证应通过相关取得,期限根据所负责任不同而不同。一般可定为2—3年。凡是经监管当局核准的高管人员都应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也应根据所负责任不同而不同,但法律法规应是必考的。这样既可以不断更新高管人员知识,提高其从业水平,又能够把所有高管人员的管理置于监管当局的监管视线之内,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二是在机构准入管理上坚持高级管理人员先行准人的原则。高级管理人员的水平和能力如何,始终是商业银行能否稳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商业银行准人时(包括机构增设和升格),首要原则就是必须要有监管当局认为合格的高管人员。这种合格的高管人员除监管当局规定的硬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其在所经办的业务过程中有无违规记录,而这种记录靠的是监管当局日常的检查记录的积累。三是坚持监管与服务相结合,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由我国银行发展的所决定,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在短时间内达到从业所要求具备的金融知识、法律知识是有难度的。因此监管当局在坚持依法监管的同时,应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服务,要重视对高管人员和一般从业人员的各种培训,培训的重点是有关法律法规、新业务、金融风险限制及防范等等,通过培训,促进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和从业人员增强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经过不懈努力,商业银行就能够保持健康发展,金融风险就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将达到理想的境界。
五、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是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途径
市场约束是保障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随着全民金融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金融运行结果越来越重视,对金融风险的程度越来越关注。结果是这种市场约束的效果要比监管者的作用有效的多,与监管当局监管相比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银行经营的透明度,为此,中央银行于2002年向全社会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规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和方式。但看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除上市公司按法定程序向社会公众披露外,就是几家国有商业银行按时对社会公众的信息披露。众多的中小银行机构的信息仍游离于社会公众监督之外。这种情况应尽快加以改正,凡是法人金融机构都应按规定定期向社会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这也是提高银行监管效能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六、充分发挥银行同业的自律作用是提高银行有效监管的重要补充
随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日益加强,商业银行要生存和,必然会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以规避监管当局的监管。而监管当局不可能将所有的业务都纳入自己的监管视线,因为只有新的业务出现并发展了,监管当局才能发现其风险点在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同业公会的自律作用发挥的如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也是国际银行业务所采用的惯例。在对我国银行业监管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银行同业公会这一自律组织的作用,对一些监管当局暂时涉及不到的金融新业务或一些涉及行业利益而监管当局无法进行统一规定的(如利率浮动的幅度、某些中间业务的收费标准等),由银行同业公会组织会员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来制定有关办法,大家统一遵守。如有银行机构不遵守协议,由银行同业公会在行业内予以谴责。这样既能够保证同业的利益,又能够消除因竞争带来的负面,在一定程度上使监管当局的监管目的得到落实。
篇3
【关键词】外资银行 银行监管 对策
一、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
的典型。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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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浙江 民营企业 民营银行 监管
民营银行即民有民营,也就是以民有资本为主且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股份制银行。作为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民营银行是对我国现行的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的必要补充和完善,是国有制经济与非国有制经济的运行结果在金融制度上的具体反映。浙江是民营经济发祥地,也是民营资本最为活跃的地方,因此,以浙江为例来研究民营银行的监管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一、民营银行对浙江经济的重要性
浙江经济以独特的民营经济模式和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闻名全国,其区别于苏南和珠三角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大量土生土长的中小企业为支撑。根据统计,浙江GDP总量从1978年的124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2.7万亿元,2010年人均GDP约为51500元。而这30几年间经济的快速发展,70%以上的经济增量是由民营经济做出的贡献。
然而,近几年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根据罗纳德・麦金龙和爱德华・肖的“金融中介论”,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关系,融资渠道是否畅通关系着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对资金的需求量不大,依靠企业的利润积累,股东增资以及民间借贷等可以满足经营需要,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浙江的中小民营企业基本上都跨过了企业的初创阶段进入成长阶段,规模不断扩大,内源性融资和民间金融已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浙江民营经济外源性融资比例在上升,但是,事实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程度和融资成本在不断提高。由于资本市场要求比较高,规模小、财务透明度不高的民营企业被拒之门外,因此其外源性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据统计,浙江省内有国有商业银行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外资银行3家,城市商业银行8家,城市信用社4家,农村信用社县以上机构82家,可见浙江省内银行数量并不少,但是,对浙江GDP的贡献率超过70%的民营经济占用的银行贷款却不到30%。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银行大都是国有性质,其所有制的不匹配、观念上的束缚以及交易成本的考虑等原因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被严重堵塞,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后劲。
在浙江经济发展中,民营银行可以很好地实现与民营中小企业的所有制匹配及规模匹配,而且其自身具备的特性能够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风险,可以为民营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二、浙江民营银行的特点
目前,浙江省内的民营银行将近10家,成立时间相对较早,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浙商银行、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民营银行由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实现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采用商业化经营模式,具有机制灵活特点,在经营上具有较大自,可以根据市场状况灵活调整自身的经营活动,具备自身的竞争优势。民营银行由于自身性质决定了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产权归属民营化,产权结构较明晰
成立于2004年8月的浙商银行共有股东15家,其中13家是浙江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占85.71%。而台州市银行的股本构成为:国有股占5%,法人股占90.77%,自然人股占4.23%。该行由地方民营企业控股而非地方政府控股,20多家民营企业控制了该行90%以上的股份,政府仅以小股东的身份出现,产权结构实现民营化。
产权结构民营化使得股权结构还体现出充分的民主性。由于民营化,股东比较分散,这种股权结构安排能在各股东以及股东和银行间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使得管理层决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有了保证,加上以利润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和以资产安全为中心的约束机制,产权结构较为明晰。
(二)银行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资金实力不及国有商业银行
民营银行由于其“民营性”,资本全部或大部分来自民间,民间资本的分散性及规模的有限性,使得民营银行的资本金量较小,如全国性的浙商银行2004年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也仅52亿元,2010年台州市商业银行更名为台州银行,注册资金18亿元,2006年成立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注册资本金为12亿元;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注册资本10亿元。这与我国原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差距较大,原国有银行股改后注册资本金为:工行2480亿元,中行2538亿元,建行2246亿元,农行为2600亿元。
民营银行资产规模较小的特点决定了其实力有限,从而将影响到其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同时,资金实力上的局限,也使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和拓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使其具有“社区性”、地域性。
(三)市场定位明确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数量约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以上,成长性好,因此,民营银行都清楚地认识到浙江经济发展的特点,注重发挥自身的本土化优势,立足当地市场,将中小民营企业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专门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如浙商银行自成立就定位于服务优质民营企业,提出了“研究和试办小企业融资服务,探索小企业融资的有效方式,争取把小企业融资逐步培养成为我行的优势业务”的工作任务。台州市商业银行一直以“做中小企业的贴身伙伴”为经营宗旨,一直坚持“立足地方,服务民众”。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提出的口号是:“民泰银行,与民同行”。可见,民营银行的目标定位于为中小企业和个私经济服务上。
(四)高效率和高风险
中小企业对短期贷款的资金需求量比较大,往往需要在很快的时间内得到资金。针对客户的需求,民营银行创造了独特的信贷管理方式,即通过获取中小企业主的个人信用、经营状况、道德品质及其个人履历等信息来获得风险保障,做到了贷款发放的高效率。如台州银行的小额贷款基本做到了上午申请、下午发放,即使大额贷款需要报批总行或者新客户首次贷款也会在两三天内完成贷款审批。
民营银行作为有经营自的市场主体,实现了政企分开,受政府影响相对较小。虽然短期内国内市场尚难实现利率市场化,但从试点来看,民营银行在利率等方面的自主优势一般较国有商业银行大。加之民营银行很强烈的盈利动机,可能使民营银行在追求高效益时冒较大的经营风险,从而出现“双高”特点。
(四)信用保证有限
虽然民营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经营科学合理,可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它没有政府作为其最后的还款保证,在信用上必然要打折扣。普通百姓在选择自己财富的储蓄和投资对象时,往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由于没有国家信誉作保障,这些银行面临着民众较多的疑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近八成的人认为中国需要民营银行,但如果民营银行真的出现,人们的态度明显变得谨慎,明确表示会在那里开户的只有2.4%,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
与此相对应,虽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居高不下,但人们仍愿意将资金存入的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由政府承担着经营风险,出了问题由政府顶着。从1998年以来已初步实施的改革措施可以说明这些。1998年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但很快又不够了,1999年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1996―2002年在对6000多户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兼并过程中,允许四家银行直接冲销呆坏账3115亿元,1998年以来,还下降营业税率1个百分点,以增加呆账核销等,这些支撑是民营银行所不具备的。
三、民营银行监管对策
(一)理想的四层次监管体系
对民营银行的监督应该是多层次、多元化、多主体的,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单一主体监管下的利益重合问题。民营银行如果要真正投入市场竞争,出于和国有银行相比的信用劣势,必须有一个全面、完善的监管体系来树立其在公众中的信誉,同时监督其日常经营以维护公众的权益。
这个体系应包括四个层次: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民间独立审查及内部控制。四个层次相互补充,各有所长,不存在绝对的主导和附属关系。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监管不仅可以为民营银行的发展,而且为整个银行体系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外部环境。建立多层次监管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完善法律政策条件
对民营银行实施有效监管,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先把法律、制度环境完善起来。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将有助于明确监管标准,规范监管行为,使整个对民营银行的监管有法可依。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对外资银行开放的,对民营银行也要开放,一视同仁,为民营银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主要通过制度安排,创造一种新秩序,给民营银行成长的空间,并实行优胜劣汰。相关的政策、制度一定要建立、健全,检验一段时间以后,时机成熟了,验证制度有效了,才可以稳步推出。
(三)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监管
银行是一个有丰厚利润的行业,而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较好,民间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在寻找去处,所以,民间创办银行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银行由于是高负债经营,又很容易在信用上出问题,必须防止过度高风险的金融活动。银行经营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如果银行数量太多,形成恶性竞争,也会使银行陷入困境,这就需要采用严格审批的办法。
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原则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经济发展需要、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合理竞争。如浙江成立比较早的民营银行都不是在温州的,而温州作为浙江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民间资本十分充裕,温州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又非常大,因此考虑以上几点,批准成立了温州银行。
(四)适当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一般简单照搬《巴塞尔协定》中的要求。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中第39条中也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目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银监会近几年监管力度的加大,已达到这一要求。但是,要看到的是,世界十大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5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均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更是高达19.1%。
如果说国有银行以较低的资本充足率,较高的不良资产率仍能继续经营,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国家的信用支持。民营银行在这方面显然是做不到的。为此,在成立初期,便应该参照国际上其他经营较成功的银行做法,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到8%以上。
另外,参照国外的经验,资本充足率的管理也要实行动态管理。要与整个银行的经营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管理,而不能是静态的。
(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如前文所提到的,民营银行不同于国有商业银行,其背后没有政府作为其信用保证,它的信用程度会因此降低,在这一方面竞争力低于国有商业银行。为此应该建立良好的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保障,从而增强公众的信心,提高民营银行的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设计存款保险制度时可考虑几个方面:一是成立独立的银行存款保险公司。二是强制加入。三是共同分担或根据存款人不同的流动性给予不同比例的保护。四是与风险相挂钩的差别费率。五是加强信息沟通和披露。
(六)建立产权清晰的民营金融审计公司
为保证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有序,必须实现金融监督多元化。除了接受国家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管外,还应接受民间独立审查机构的监督。
在目前的金融监管中,民间审计机构虽已介入,但弄虚作假想象仍屡禁不止。国内大部分审计事务所历史短,没什么资产,关门的损失不大。而且,很多时候,换个地方和招牌又可营业了。在这种成本和收益不对成的情况下出现虚假审计并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要使审计公司真正起到监管作用,必须切实将审计机构的自身的利益与监管效果相挂钩,建立产权清晰的民营的金融审计公司。
(七)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
如果银行只进不退,就会在银行业累积道德风险。只有及时消除那些不合格的银行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规律,只有这样,整个行业才能不断发展。当然,银行由于其经营的特殊性,其破产倒闭肯定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关键是在于银行资不抵债时是否能及时退出,而不是到无法收拾时由国家承担损失。国家在社会稳定和经济规则之间的选择,取决于退出机制是否完善有效。
浙江具备发展民营银行的诸多优势,但是这些优势不会自行转化为民营银行的有序健康发展,还需要监管当局针对其特点和实际存在的问题,构建有效的监管体系,从而促进其健康快速地发展,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更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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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叶陈凤. 浙江发展民营银行的优势和制度设计研究[M].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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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监管;国际经验;监管有效性
英国、新加坡
英国和新加坡无论是从银行业的发展状况还是监管机制的成熟程度都先进于中国,并其在全球的金融监管领域也是处于领先地位,对其的研究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未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组织体系和治理架构来看,英国充分考虑了监管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其金融服务局(FSA)是监管主体,以私人企业的运作方式行使监管职能,并遵循良好的公司治理原则。在隶属关系方面,FSA对财政部长负责,同时通过其向议会负责,公众则以通过参与监管决策委员会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督。而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MAS)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由董事总经理负责其日常业务,现有经济研究及货币政策与储蓄管理、发展与对外关系、审慎监管等七类共21个部。
两国均十分注重员工培训,FSA每年约有10%的员工有机会被分别外派交流并需要先用36个月分别在FSA内部的5个不同岗位和一家商业机构各工作半年。MAS则专设了资源培训处,一旦实施现场检查,就会根据记录在案的信息把与检查项目有关的人员合理的安排到检查组,较好地优化了现有的监管资源配置。除此之外,其也有相当严厉的惩处体系,大大提高了腐败行为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对遏制该种行为有较好的效果。
借鉴意义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银监会的内部监管管理方面和国际前沿标准并无巨大不同,但作为国际一流的监管机构,两国的监管机构在内部监督管理方面的许多做法代表着国际监管机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通过借鉴和学习对我国银行监管的未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建立更为透明的监督体系,制订系统化守则全面规范银监会所有员工及其利益相关人行为,制订银监会工作人员相关利益报告及违纪处罚办法。依靠公众的力量对其进行制约。加强银监会网络平台建设,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更近一步的争取在制订政策之前,广泛征求监管对象和公众的意见。其次是要建立合理的用人机制和长效的激励机制。加强对其职业背景与思想道德状况、诚信记录的审查,将思想道德教育与诚信廉政教育贯穿于定期培训之中。利用综合绩效考核结果对工作人员予以激励,调动其积极性。最后,严厉打击金融腐败。加大对重点业务领域违法案件的查处,采取多种方式例如退赔、剥夺其从业资格、取消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等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组建独立的金融犯罪侦查机构专门打击金融犯罪。
俄罗斯、韩国
从社会特征来看,俄罗斯和韩国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俄罗斯有过计划经济的背景,现在正处于转轨阶段,韩国与中国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对两国的研究对中国银行监管现阶段面临问题的解决有着借鉴意义。
从其发展过程来看,两国都曾面临金融自由化浪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俄罗斯的商业银行曾一度迅猛发展,但金融市场较为动荡,而韩国曾大幅度减少准入壁垒,吸引大量外资银行在韩国建立了分行,随之而来的是信贷扩张,但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两国银行忽视风险管理等深层次问题的后果开始显现,遭遇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剧烈震荡。之后,两国都较快进行了调整恢复,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银行业在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复苏后发展活跃。而韩国自1997年推行全面经济改革,对银行系统加强了风险管理,改革效果明显。
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来看,主要为解决问题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社会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的恢复和增强等问题。两国都分别建立和改革了各自的存款保险制度,俄罗斯经历五年时间在2003年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银行存款保险机制,对所有银行一视同仁,经中央银行审批后参加保险的银行占全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94.6%。而韩国于1996年设立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将过去分散的存款保险业务集中起来由存款保险公司统一办理,并将保险对象扩大到证券领域,赋予存款保险公司对投保金融机构检查监督的权力。
借鉴意义
经过这些年来的不断深入改革,我国的商业银行改革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则是要在此基础上对银行业整体改革全面进行部署,通过互相参股以及业务合作的方式加强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合作,鼓励实力雄厚的地方银行跨区域经营,增强以点辐面的能力。建立顺畅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如建立过渡银行来有效处置和妥善安排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后进行后续评价机制对问题银行退出业务进行总结和反思。当然,作为监管安全网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一直实行隐性全额存款担保,国家事实上承担了存款保险责任,但随着银行业务的日益复杂,我国应效仿他国制订“存款保险条例”使该责任显性化,为存款保险机构的行政法权从法律上予以明确,并且可参照韩国的做法,以规定限额的方式确定我国存款保险的最高赔付金额,费率方面则实行与风险挂钩的差别费率。(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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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石明等.英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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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银行;技术风险;信息系统
20世纪60年代末,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银行在传统银行业务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成为金融领域的又一重要创新。网络银行(Internet Bank)又称虚拟银行,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客户提供综合、统一、安全和适时的银行服务。网络银行不仅是“银行上网”,而且以局域网(Intranet)和互联网(Internet)为基础,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信息资源,实现各种银行业务处理的自动化、经营管理的敏捷化和虚拟化,达到为客户提供各种快捷、方便的金融服务的目的。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网络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Anytime)、任何地方(Any-where)、以任何方式(Anyhow)提供服务,即所谓的“AAA”式服务,与传统银行有限时空的柜台交易相比,网络银行提高了服务质量,给顾客带来更高的满意度。其次,网络银行还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一般开办一个网络银行往往只有建立一个传统银行分支机构所付成本的50%~60%,故设立网络银行比新建同样业务量的营业网点可节省大量的投资。最后,网络银行拓宽了银行的服务领域,它不仅提供传统的银行服务,而且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融合证券、保险等分散经营的金融市场,甚至可联合其他实体网络,从事旅游组团、商品零售等业务,所以,网络银行拓宽银行业务的创新空间,也为客户提供更具有附加值的服务,发展网络银行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虽然网络银行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等优势,但网络银行以互联网为媒介,故它还具有互联网技术带来的风险。总的来看,网络银行的风险包括基于信息技术产生的技术风险和基于金融服务引起的业务风险,其中,业务风险主要包括信誉风险、法律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由此可见,与传统银行相比,技术风险是网络银行所独有的风险类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风险所导致的损失已经明显大于业务风险。据统计,在美国,网络银行每年被偷窃的资金高达6000万美元,电子盗窃未遂的案值在5~100亿美元,作案平均得手价值是25万美元,而持枪抢劫银行平均得手价值却只有7500美元。由此可见,技术风险极大地削弱了网络银行的优势,也是阻碍其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本文通过分析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的来源,提出了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的防范措施,对于建立完善的网络银行监管体系和促进网络银行的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的来源
由于网络银行是客户利用计算机,通过有关的认证机构核发的电子凭证,与互联网联机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故其技术风险来源于银行自身、客户以及银行与客户之间数据交换的过程。具体地,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的来源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1 操作系统或系统软件的安全隐患
隐患主要有:未定期修补、更新和备份操作系统,未及时提高系统软件版本等原因造成的系统安全控制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给了黑客以可乘之机,如利用缓冲区出现的漏洞植入木马程序,取得系统管理员密码进行数据窃取及破坏,或者植入计算机病毒以瘫痪主机系统和防火墙系统。2003年,专门盗取银行用户的信用卡号和密码的“怪物”病毒在因特网上蔓延,直接影响100多个国家的1200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网上业务,其危害程度可见一斑。
1.2 服务器的漏洞问题
网络银行的服务器主要有网络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若这3种服务器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存在漏洞,将导致黑客入侵系统窃取数据、关闭防火墙、以及实体连结线路被改变等事故发生。服务器的漏洞还与输入输出设备以及通讯设备的设置不当有关,如预留过多未受控制的端口,或者不安全的连结点过多等,都容易引起非法侵入系统事件的发生。
1.3 网络和数据库系统方面的缺陷
如数据库查询参数过滤器(Query Parameter Fil-ter)及接口查询程序过滤器(CGI Program Filer)的不完善,导致黑客利用数据隐码攻击(SQL Injec-tion)程序窃取数据库数据。对数据存取管理上的不足,如对数据文件未制定系统安全管理规范,管理人员职能分工不当或违反相互制约原则等,都容易引发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窃取未隐藏的数据文件,或黑客采用“字典攻击法”推测出使用者密码,进而篡改数据库或档案内容。
1.4 网络银行作业流程管理缺陷导致的风险
核发电子凭证、软件、密码函等作业流程中,不符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原则;计算机系统预警及稽核通报制度的缺陷,导致客户数据、电子凭证、软件、密码遭窃取。
2 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的防范措施
为防止上述的技术风险,网络银行需要在物理安全、数据通信安全以及应用系统安全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
2.1 物理安全
物理安全是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管理的基础。物理安全是指有形的安全措施,包括环境安全、设备安全和媒体安全。环境安全是指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环境的安全保护,如对主机房电源要实行双回路备份;计算机房要安装电子门户控制系统,关键设备要安装监视器以及保证相互隔离;进入密钥保管房间要有双人控制,并且严格限制无关人员进入等。设备安全是计算机信息系统设备的安全保护,主要包括设备的防毁、防盗,采取电磁屏蔽措施防止电磁辐射的干扰等。媒体安全是指信息载体如硬盘、磁带、光盘媒体上信息数据的安全和媒体本身的安全保护,包括建立严格的保管、存放制度和销毁制度,严格限制数据文件带出机房。
2.2 数据通信安全
数据通信安全是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管理的核心部分。数据通信安全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服务器、加密技术和安全协议。保证网络银行的三大服务器拥有高可靠性的专用操作系统是数据通信安全的先决条件;同时,电子文件传输的加密技术和安全协议是数据通信安全的有效保障。中国人民银行《网上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银行应采用合适的加密技术和措施,以确认网上银行业务用户身份和授权,保证网上交易数据传输的保密性、真实性,保证通过网络传输信息的完整性和交易的不可否认性。基于安全协议的使用证书,实现用户浏览器与网络银行Web服务器之间的双向身份确认。数据加密、解密等电子文件传输和确认必须符合辨识性、信息隐密性、完整性、不可重复性等要求,如基于“RSA公钥密码体制”的加密机制、数字签名机制等可以有效地防止用户的身
份数据被攻击者截获。
②提供给客户使用的软件、密码或其它有关数据应符合内控原则。有关密钥、电子凭证资料以及密码等隐密性数据的产生、变更、储存应按照内控原则实时监控,密钥长度应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此外,为维护客户数据(含密码)隐密性,密码应以乱码化方式储存。
2.3 应用系统安全
首先,应设立多重防火墙严格控制互联网与计算机系统间的路径,目的是隔离互联网与交易服务器,有效地防止互联网用户的非法入侵。其次,对未经防火墙的远程访问应予过滤及管制;对未经授权或违规的异常存取或进出网站情形,应设计侦测、警示及追踪的机制,并设有防范网页遭窜改的监控措施。第三,在网关(Gateway)设置上应建立符合内控原则的控制程序,对异常进出网关的事件应留存纪录备查;对重大异常状况应建立警示机制及追踪管理措施。最后,应用程序设计应避免产生缓冲区系统漏洞,以免遭人利用非法指令窃取数据。
2.4 网络银行技术关联方的管理
应对认证机构的营运及其可信度进行评估,以免产生相关性风险。应制定与客户、技术外包方、第三者(含凭证机构、清算机构、商家、供货商等)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对重要软硬件购置应评估厂商信誉、财务状况、研发支持能力、内控制度,以避免衍生相关风险。此外,网络银行应制定交易限额,依照交易类别分别限制每次交易金额、每日交易累计金额,以及特约账户的转账金额等。
2.5 客户端的管理
应给网络银行的客户提供业务或服务的详细操作说明文件,尤其对客户权益、信息安全及隐密性等注意事项,应以书面的、醒目的方式提请客户注意。对首次往来客户身份的确认,应有确认程序以避免有假冒他人开户或往来的情形发生,制定客户终止网络银行往来的处理程序,以免其账户遭盗用。
3 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的监管模式
与传统银行相比,网络银行在操作模式、技术和业务风险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这使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面临着众多的挑战,维护客户和公众的利益是网络银行监管的首要目标。
3.1 网络银行挑战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
网络银行的金融创新,使某些业务难以按照传统的方法划定其所属的业务类型,进而归属管辖权,故传统的多个监管主体分业监管的模式,容易产生在某些业务上监管重复,而在另一些业务上又无人监管的问题。这迫使监管主体由多主体向单一主体转变,统一监管成为趋势,这也是国际上网络银行监管的主流模式。不仅如此,统一监管主体将提供公平一致的监管环境,不仅可以避免不同监管机构问的意见分歧和信息要求上的不一致,提高监管的效率,还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
3.2 监管客体范围的扩大与监管竞争
并非仅有传统的银行具有开展网络银行业务的能力,事实上,一些非金融机构也开始涉足诸如短期电子商业信贷、中介支付、投资理财顾问等金融或准金融服务,因而监管客体的范围也将随之由金融机构扩大到非金融机构。网络银行不受地域的限制,其疆界模糊性和相对较低的转移成本使传统监管模式的属地管辖权失去意义,由此引发了监管竞争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传统的银行领域,各国监管当局在其管辖地域内,对被监管对象具有权威性,但对于网络银行,由于其跨境交易的便利性,若A国的监管规则较B国严格,则A国的网络银行可以通过转移注册地点来规避A国的监管,或者在A国不具备设立网络银行资格的,却能在B国获得经营许可,并同样在A国开展业务,由此可见,由于它造成监管当局的管辖权威受到了事实上的削弱。为了防止监管竞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求各国监管机构针对网络银行的特点,共同制定包括市场准入、业务扩展、日常检查与信息报告等统一的临管规则。
3.3 监管当局对客户权益的保护
与传统银行及其客户的法律关系相比,网络银行使其和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出现了许多未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又与客户权益的保护息息相关,故监管部门必须通过立法,准确地界定网络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新型法律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客户的权益。首先,需要以法律形式界定网络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新型关系,如:网络银行服务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客户身份的认证问题;电子合同和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问题;网络银行与客户在各种具体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等。其次,为防止网络银行对客户权益的侵害,监管当局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界定网络银行通过电子手段向客户披露、揭示、传递相关业务信息的标准及其合法性;客户个人信息、交易信息和账务信息的安全及其隐私权的保护等。第三,日常检查与信息报告。为保护客户的利益,除了与传统银行一样进行常规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检查以外,针对网络银行的特殊性,还需要进行交易系统的安全性、客户资料的保密与隐私权的保护、电子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等方面的检查。
3.4 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业务范围,除了基本的支付业务外,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网络银行经营存贷款、保险、证券、信托投资以及非金融业务、联合经营等业务。二是市场准入的资格审查,大多数国家都对设立网络银行需要申报批准,并对软硬件提出一系列的要求:注册资本或银行规模、技术协议安全审查报告、办公场所与网络设备标准、风险揭示与处置规划等。此外,是否对非银行机构甚至一般的企业也可以进入网络银行市场,以及纯网络银行是否允许其建立分支或机构等问题也决定了网络银行的市场壁垒的高低。
4 我国网络银行技术风险防范和监管的若干建议
1996年,中国银行首次开展网络银行服务,在此之后,我国的网络银行发展迅速,其中以招商银行网络银行的发展最为突出。招商银行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建立我国首个网上个人银行和网上企业银行,并实现了网上支付业务的B2C系统。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网上银行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监管部门在网络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日常监管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12家商业银行联合建设的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Non-set和Set两套系统开始投入使用,这对规范和促进网络银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网络银行无论从提供的服务还是用户数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09年,我国网络银行的客户已达1.5亿,其中,城镇人口中个人网络银行用户的比例达到25%。伴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网络银行客户的使用率也在不断提高,调查显示,2009年我国网络银行客户每月平均使用次数已达到5.6次,与2003年网络银行用户每月仅使用网银服务2.1次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加。
然而,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最大威胁仍是技术风险,它直接影响客户资金和交易安全性,从而影响客户使用网络银行的意愿。尽管目前各家银行
均采取了防火墙和网络检测等安全措施,但随着技术风险管理的提高,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技术的缺陷,对网络银行进行攻击的手段层出不穷。因此,各家商业银行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优化技术风险管理的职能,建立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的长效管理机制,还需要建立银行问的合作机制,实现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管理的规模效应。
4.1 网络银行防范技术风险的组织结构优化
目前,我国网络银行的管理仍延续传统商业银行的直线职能制管理模式,一般地,由银行的科技部门负责网络运营的安全,由客户服务部门负责授信的管理,由信用卡部负责信用卡业务等,这种管理模式事实上是将网上业务当作传统业务的增量,这在网络银行发展的起步阶段是可行的。但随着网络银行的发展,网上业务与传统业务将出现管理上的冲突,两个突出的问题是:适合于传统业务的操作流程和规则不适用于网上业务;传统业务与网上业务对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迥然相异。从国外网络银行的发展经验来看,一般地,在直线职能制基础上设立网络银行的专门部门来统筹管理、协调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这主要适用于网络银行规模不大,需要协调的任务不多的情形下,此外这种管理模式无法对网上业务的利润进行考核,因为业务开展如何还主要取决于各个职能部门,而非取决于协调部门。另一种组织模式是将网上业务与传统业务分离,使其成为独立运作和独立核算的部门,同时各个职能部门对网上业务仅具有指导作用,即网络银行单独成为一个产品中心和利润中心,这也是国外商业银行开展网上业务常用的模式。但不管哪种模式,为了防范网络银行的技术风险,商业银行应在董事会层次建立网上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组织和协调实施整个银行的技术风险管理工作,并由风险管理部门具体负责进行网络银行系统安全风险评估,建立技术风险的应急管理流程。
4.2 建立网络银行技术风险防范的合作机制
虽然各个网络银行开展的业务有所差别,但他们所面对的技术风险却具有共同性,因此,有必要在银行间建立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的合作机制,这不仅可以促进网络银行技术的整体提升,还可降低网络银行防范技术风险的成本,实现网络银行技术风险管理的规模效应。然而,我国各商业银行在早期发展网络银行的过程中缺乏合作,出于竞争的需要,各个银行都选择自建网络银行系统,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发展规划和技术风险的防范标准。时至今日,面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技术风险问题,任何一家银行都没有技术力量独自承担技术风险的管理,对此,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和银行业协会应该早日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开发规则,结束各家商业银行在网络银行建设上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与国际上网络银行的接轨,通过相关国际信息安全组织时刻跟踪各种最新安全威胁,并根据这些威胁信息共同建立漏洞管理流程,统一网络银行的技术风险管理规范,及时对相关设备和系统新的安全补丁进行测试和安装,建立严格规范的密钥管理和访问控制流程,共同打击网络金融犯罪。
4.3 加强金融监管电子化的步伐,采取电子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对网络银行实施有效监管
我国网络银行的监管部门是人民银行、银监会、信息产业部、公安部门等,如上所言,这种分业、分职能监管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网络银行的发展,故我国急需将网络银行的监管职能统一到一个部门,由此提高监管效率。我国目前尚缺乏全国性的有关电子资金划拨的专门立法。199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确立的是以纸票据为基础的结算支付制度,没有针对电子资金划拨进行立法,而不少银行各自推出的章程却含有许多维护银行自身利益、削弱消费者地位的条款。为了保障电子资金划拨的安全正常运行,我们应当借鉴美国《1978年电子资金划拨法》和《统一商法典》第4A篇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等的规定,适时地制定新的支付体系和制度,以便明确电子资金划拨或使用电子货币实现在线支付时的风险责任负担。
此外,在《网上银行管理暂行办法》颁布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应该着手制定网络银行业务运作的统一规范。主要在电子货币、电子票据的发行和流通、支付网络的建立、网络银行服务的体制和基本模式、网络银行服务结果的法律效力等方面确立统一的标准,以便明确网络银行业务操作规则与风险的划分,这也有利于培育网络银行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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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成,张成虎现代网络银行发展中的金融监管思考[J],当代经济科学,2002(5):36-40。
篇7
关键词:金融创新;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监管;系统风险
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我国的银行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也暴漏出了许多问题。2003年我国成立了银监会,并建立起了银监会为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部门共同参与的银行监管体系。自此数十年间,我国银行监管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基本上还是行之有效的。但与国际行业标准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风险的加大,这一监管体系将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及威胁。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建设。
一、为什么要不断加强银行业监管体系建设?
1、银行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银行通过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来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来促进国民经济平稳飞速的发展。2、银行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核心作用。银行业是现代经济运行中最基本的战略资源,它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核心作用。3、银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是国民经济活动的资金枢纽和中枢神经,它可以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矛盾、趋势。4、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5、银行监管是一种政府规则,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市场失灵现象,对一国的经济活动进行约束,防止金融秩序混乱及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加强银行监管势在必行。
二、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框架
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步成长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银行业监管主要是以外部监管、内部监管、行业自律协会以及市场约束体系相互结合的监管模式。
1.外部监管。我国外部银行监管的两大执行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但二者发挥着不同的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监管方面,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利率政策等。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经济在宏观层面上是否稳定、全国整个金融经济体系是否得以稳定的运行。中国银监会在银行监管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监管方面,它主要关注银行本身的管理经营水平、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其是否能够稳健的运行。同时银监会坚持以防范风险为核心的监管内容,尽到最大努力来降低风险,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并努力减少金融犯罪,维护银行业的平稳发展。
2.内部控制体系。自从银监会03年成立以来,我国银行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设已有数十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银行的内部监管主要包括一下三个方面:(1)明确每个业务办理时的操作规程和手续。(2)明确银行各部门所拥有的职能权利以及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责任。(3)银行业务员之间在办理各种业务时的协调方式以及有效地制约关系。
3.行业自律组织。中国银行业协会是银行体系下的一个非营利性的自律组织,于2005年5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是我国银行业的自律组织。其主要活动就是学习国外银行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全员协商制定出共同认可并遵循的经营规则,针对国内外的热门金融话题举办讨论会,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
4.市场约束体系。市场约束体系也被称为市场纪律,是指市场内的各种金融机构通过收集、分析、商业银行的经营信息以及信用状况,来影响其市场占有率,迫使其保证稳定运营,提高资产质量。它是维护银行业稳定的重要机制。
三、我国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1.监管体系不健全。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是有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政府监管系统、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监管系统组成。但目前这些体系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问题,如:银行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完善,监管缺乏权威性;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存在利益冲突现象;自律组织发展不健全;社会监管体系滞后,中介机构行为不规范;
2.监管理念落后,监管方式、技术手段和人员素质不适应监管要求。目前世界上通行的管理理念早已从行政监管变为市场主导和银行自担风险,然而我国的监管理念依然还停留在政府保护、政府管制阶段。在监察方式上,依然主要依靠现场监察。非现场监察和持续性的跟踪监察还做得远远不够。此外,检查人员素质不高,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3.缺乏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反应迟缓。面对突发问题时,主管随意性强,缺乏严格标准的制度程序。
4.监管机构之间协调不到位,监管效率过低
四、解决我国银行业监管问题的对策
1.不断提高银行监管技术,不断加强对银行的信息系统建设
从国外引进较为先进、成熟的监管技术,加强和改进现场检查。协调好各部门的检查,避免出现无谓的重复检查。此外,银行内部的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建立一套集信息采集、数据传输、信息分析处理为一体,涵盖现场、非现场、统计、高级管理人员等各类数据信息的监管管理信息系统。及可以满足当前工作中的实际监管需求,又体现了前瞻性和包容性。
2.加强对银行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的监管
银行服务的属性决定了银行服务质量的好与坏、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为此,我们要制定关于银行服务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实现所有银行对普通客户服务的公平性。同时,还要尽可能提高银行对其网点规划分布的科学性。
3.制定科学合理的控制程序、完善风险监管系统
针对银行内部不同岗位的特点,建立具有针对性和约束性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体系。根据岗位自身的特点来制定条款不同但目标同一的内部控制规则。在风险监控方面,要顺应金融电子化的趋势,注重对银行风险管理的电子化控制,将风险控制从“事后”转变为“实时”
4.发挥银行业同业间的自律作用,促进银行业的稳健发展
银行自律组织是银行自我约束的民间管理形式。通过自律组织可以有效地避免不正当竞争,促进银行之间的相互协作,维护银行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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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影子银行的特征及其风险分析
我国影子银行可以用两个标准进行界定,一看是否受到监管,二看是否有类似资产证券化业务,符合以上任一条件均可纳入影子银行的范畴。比照以上标准,我国影子银行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其特征及风险表现为:
(一)以银行贷款为主要来源提供融资的机构
我国属于金融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利率市场定价机制至今尚未形成,受“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保护的利差收入仍然是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种保护机制下,即使压低贷款利率也能够有稳定的利差收入,追求贷款规模成为商业银行自然的选择。虽然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但由于受贷款条件限制以及对风险的厌恶,银行依然倾向于将贷款投放到大型企业,大量的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渠道取得成本较低的资金。相反,一些能够从银行以较低利率取得贷款的机构则会利用银行贷款利率和市场真实利率差赚取利润。上述业务模式作为银行体系之外的融资渠道,有其存在的市场基础,但是其风险也不容小觑,主要体现在:一是资金在银行体外循环,银行失去对资金的控制,一旦出现行业风险或是经济下行,风险最终将传导至银行。二是机构在再贷款过程中,货币供给乘数被放大,削弱了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效果。三是缺乏相应的监管机构,其规模和数量目前都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对金融系统造成的风险难以估计。四是存在道德风险。由于贷款利率“差价”的存在,银行内部人员可能将贷款发放给从事再贷款业务的机构并从中牟利。
(二)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具备了影子银行特征
近年来,由于受贷款规模限制,商业银行加大了与信托公司合作力度,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将一些本来应该表内发放的贷款委托信托公司贷款,为了腾出贷款额度,银行还将一些信贷资产转让给信托公司。通过银信合作,银行将表内资产移至表外,规避了对贷款规模的限制。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风险在于:一是削弱了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二是在投资者-银行-信托公司-企业这个长的链条中,信托公司实质上只是起到投资管道作用,最终风险还是由银行承担,表外风险可能转化为表内风险。三是存在着道德风险。投资者往往对理财产品的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不排除银行将资产质量不好的贷款经过处理成为理财产品销售给投资者的情况,如果理财产品集中在某个行业,当行业状况良好时,贷款质量问题被掩盖,但一旦出现行业性亏损,贷款质量问题暴露出来,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这与引起美国次贷危机的次级债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规模达4万亿元的经济增长计划,地方政府为解决资金配套问题,纷纷成立地方融资平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共设立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政府性债务余额将近5万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3%。平台公司主要以土地为质押,从银行取得贷款,再投入到能够产生现金流回报的项目。地方融资平台投资项目多数是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回收周期较长,与银行贷款存在期限错配,且土地作为质押品受房地产行业变化影响较大。尽管银监会等部门已经出台措施对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进行防控,但都是通过商业银行传导监管要求,目前还没有直接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机构,其运行情况主要取决地方政府的信用程度和管理水平,脱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地方融资平台也具备了影子银行的特征。
(四)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网络融资等
在我国一些民间金融发达地区,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但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着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作为贷款主体的中小企业在银根紧缩和市场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一旦无力偿还高息贷款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除了造成民间贷款方的损失外,风险还有可能向银行体系传导,甚至形成局部系统性风险。
二、政策建议
(一)区别对待国内影子银行
发达国家影子银行典型特征是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产品创新,而我国影子银行的典型特征是以套利性融资为核心的市场创新。对我国各类影子银行的融资功能要区别看待,采取差别化的监管措施。
1.要坚决防止利用银行贷款提供融资的行为
大型企业和担保公司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银行取得贷款,再次通过隐蔽形式发放出去赚取资金的差价,这种行为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造成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商业银行要摸清大型企业和担保公司担保贷款的真实用途,按照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要求,加强对贷款发放、支付和贷后各个环节的管理,防止贷款被挪用套利。
2.有效防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
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回收期较长的公益或准公益性项目,对于促进地方基础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多数项目盈利能力较弱,一些本来应该由财政资金解决的项目通过银行商业贷款实现,有悖于商业银行贷款原则,再加之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不规范,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金到位率低等问题。2010年6月下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也联合制定了相关措施,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和商业银行的放贷管理,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这些措施针对性很强,但需要地方政府积极配合落实,防止平台风险向银行体系传递。
3.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在存款利率实际为负利率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空间。民间借贷体现了通过市场配置金融资源,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当前需要加快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明确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界定合法放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推动民间借贷合法化,并促使其规范运作,提高透明度。
(二)将银行表外业务作为推动我国金融创新的有益尝试
针对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风险,银监会自2009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监管政策,规定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要求银信合作的信贷资产在2011年底全部转入表内并计提拨备;要求信托公司融资类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30%;同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严厉的监管措施下,可以预见银信合作业务中的融资类产品将大幅下降,从监管部门防范风险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针对性强,效果明显。但是,无论是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还是信贷资产转让业务,都是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定价基础上的创新,对于改变当前银行同质化竞争有积极意义。国外影子银行的经验也证明,资产证券化运用得当可以帮助银行分散风险,提高银行业的服务水平,有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表外业务创新将是我国银行业业务创新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银行业安全与效率、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积极稳妥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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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层面上看,整个的、、和信用文化的发展演进,制约着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的效力和监督管理的有效性。比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社会信用观念的形成、政府职能的转变、法律体系的完善,都直接着银行业监督管理的有效性。从微观层面上看,银行业体系的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形式,银行业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能力与水平,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专业化水平、秉公执法程度将是制约银行业监管有效性至关重要的。
一、银行业监管面临的银行业问题
1、按照我国社会发展在地域、城乡的不均衡特点,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特点各异,银行业监管工作重点不能“一履适千足”。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东西部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矛盾。在金融业尤为突出。一般地,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在金融总量上,而且在金融业务创新方面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和等不发达地区。银行机构的风险问题和表现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同一监管政策所产生的监管效应也会有所不同。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银行机构存在的风险问题的复杂性,要远远高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部控制不健全,风险管理水平落后,信用风险严重等问题;发达区域银行业除了上述风险问题外,还有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表外业务风险等问题。因此,所要求的监管技术水平和监管的侧重点也不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业统一监管部署和监管战略的有效性。
2、银行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同一监管政策将产生不同的监管效应。我国存款类银行机构按照所有者形式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由于所有制形式不同,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效力、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动力也不同。比如,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其股权资本构成符合制度的要求,其资本具有内在的约束激励,这类银行的所有者具有规避风险的动力。对这类银行的监管就可以按照市场化银行体系所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实施监管。然而,对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言,其资本结构中国家信誉资本占绝对比重,股权资本失去内在的风险规避激励。股权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这类银行机构的内在风险控制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外部监督管理。对这类银行的监管就不能完全套用市场化成熟的监管原理。外资金融机构,大多来源于发达的市场化国家,风险管理水平和内控制度都比较先进和完善,但这些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金融业务一般比较复杂,金融衍生业务的比重相对较高,要求较高层次的监管,应按照国际银行业监管惯例和技术实施监管。
3、从我国银行业体系结构看,靠国家信誉资本维系公众市场信心的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银行业体系占绝对比重,其改革的滞后和管理的外部性,在相当时期内将使银行业监管停留在以现场稽核检查为主的传统监管模式上。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我国银行业体系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截止2002年底,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有居民存款总量占到整个银行业体系的91.7%。无论国有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其盈利状况和资本充足状况都有待提高。从维护市场信心的角度看,这两类银行机构基本上靠国家信誉来维系公众对他们的信任。从总量看,这两类银行机构的稳定性决定了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这两类银行机构仍然是银行业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监管思想,银行机构的内部风险规避和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主要方面,监管检查评价和市场纪律是风险管理的外部机制。然而,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缺陷,造成这两类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内部控制缺乏必要的利益约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监管原理和理念,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非现场监管上。在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监督管理仍然是有效的监管形式,要加大现场监管检查的频率和强度,要加大对内部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弥补内部控制不力的缺陷。
二、银行业监管面临的监管问题
1、监管理念更新滞后制约了监管水平的提高。我国银行业发展和管理的特殊历史背景,使银行业监管始终抹不掉政府行为的影子。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快了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和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步伐,但由于对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滞后,监管的理念没有及时更新,监管政策缺乏前瞻性。银行业监管绝不仅仅是传统理念中简单的行政管理,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稽核问题。它是一种包含金融学、管理行为学和信息经济学等多学科的问题。没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就很难感悟监管政策的潜在效应和我们应该遵循的监管政策取向。事实上,银行业在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方面风险的特殊性,相对银行内部人而言,外部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其风险问题。银行资产的不透明性,决定了外部监督管理作用是有限的。银行业监管虽然是一种强制的政府监管行为,但在强制的背后,却更多地隐含着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强制监管只有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充分激励银行机构在风险规避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把强制的监管政策和行为变成银行机构的一种主动意愿,才能使监管发生效力。例如,资本要求监管作为一种强制的外部要求,只有与银行机构潜在的隐性资本———银行业从业价值(Franchisevalue)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监管效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历史和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过程,证明了银行业监管的激励相容理念。
2、监管政策研究滞后削弱了监管政策的有效性。银行业安全网政策的目的是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事实表明,缺乏监管政策协调效应的兼顾,一项监管政策在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同时,可能导致反稳定副效应。例如,美国存款保险政策在有效消除银行恐慌和挤兑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事实上,在银行业安全网政策中,存款保险制度、资本充足监管、市场准入和退出、问题银行处置政策之间,并非彼此完全独立,各项监管政策之间存在较强的微观反馈效应。只有充分兼顾这些政策之间的协调和搭配,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也正是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意义所在。我国银行业监管虽然已经有许多年的经验,也经历了问题银行机构的风险处置,建立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政策,但由于长期的行政管理角色惯性作用,难以突破传统的政策思维定势,在监管政策的协调搭配方面还有待引起重视。比如,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和隐性存款保证,加上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管制的无效性,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银行监管制度要创新,更要考虑监管制度的有效性和政策效应。
3、监管队伍专业技能难以适应金融创新和发展的要求。不论是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日常监管审批,还是监管政策把握,都需要有一支精通监管知识和业务的监管队伍作智力保障支持。监管理念的更新,不是务虚的口号,是基本理论修养和业务技能在实践监管工作中的具体化,是实实在在的体会。只有监管人员熟练掌握了银行具体业务操作和风险点,甚至要精于被监管对象,才能检查出问题的症结,评价一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性。,我国金融监管队伍的金融业务水平,特别是对金融衍生工具、业务操作和财务分析方面,与金融监管的要求还存在很大距离。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只重视日常行政监管,监管队伍的业务技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监管理念的更新和风险的防范控制,需要一大批精通金融业务的监管人员来实现。只有监管人员既精通被监管对象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又熟悉被监管对象相关业务的经济政策、行业运行和市场变化等,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及相关市场变化可能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影响,真正发挥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的监管作用。
三、对策与建议
1、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的监管政策。在银监会统一制定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操作规程下,各银监会分支机构要根据本辖区和状况,准确判断本地区银行业存在的主要,在统一监管标准的框架下,针对地区特殊性,各类机构内控制度、业务特点和风险问题的差异,各种监管政策的适用性,制定区域性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和监管重点,使监管政策有的放矢,行之有效。
2、加强监管政策的研究。尽管国际银行业的业务领域和风险特点逐步趋同,银行业安全网制度和监管政策也逐步完善,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随着宏观和微观环境的不同,其有效性可能迥然不同。因此,我们在和借鉴这些制度、政策的同时,要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加强政策的理论研究,做到洋为中用,制度创新。
3、建立一支精干的监管队伍。金融业监管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不能视同一般行政管理部门来考量和配备干部。一方面要求具备廉洁奉公、懂管理、善管理,另一方面要具备必要的专业理论和技能。因此,应该建立相应的执业资格制度,对不同的岗位要有不同的执业资格标准。只有监管队伍的素质提高了,才能保证监管水平和监管政策的有效实施。当前,应抓紧对监管人员进行培训,重点培训财务、信贷业务和衍生金融业务的实务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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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流动性;压力测试;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110-04
在此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浪潮中,尽管有些银行具备较为充足和高质量的资金,但仍然因为缺乏流动性而陷入了困境,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仅仅依靠限定资本充足率并不足以遏制金融危机的发生。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此次巴塞尔协议的修订不仅仅改革了最低资本金要求,并且在流动性监管中提出了流动性覆盖率以及净稳定资金比率两项新的指标。这意味着巴塞尔委员会首次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提到了同资本充足率相同高度。
一、巴塞尔协议Ⅲ中有关流动性监管的新指标
在以往的流动性监管中已经存在一些较为明确的指标,比如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流动比率、超额备付金率、流动性缺口等等,但这些指标都在静态的基础上衡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缺陷。而流动性覆盖率及净稳定资金比例与传统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相比,具有更强的综合性,能更好地反映商业银行未来的流动性状况。
下表将以存贷比(LD)为代表,比较传统监管指标与LCR、NSFR的异同。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流动性覆盖率以及净稳定资金比率与存贷比相比的一大优势是在压力场景下考虑未来短期或长期内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它们衡量的是当银行面临某种假设的压力场景时,它们是否以及能在何种程度上抵御流动性缺失带来的冲击,因此这两项指标对于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防范具有更强的前瞻性、现实意义以及指导作用。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主要根据两项新指标在国内外银行的落实情况来探讨压力情形下流动性风险测试的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
二、各国银行流动性监管改革
巴塞尔委员会关于流动性风险计量文件框架一经出台便引起了银行界和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现各国已经陆续进入了流动性监管改革的意见征求阶段。除了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和秘鲁等国家地区已经基本明确流动性监管的改革要求和实施时间外,大多数国家都还处在对巴Ⅲ监管指标的研究阶段,尚未最终的监管决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13年10月24日宣布了一项有关金融机构流动性监管的规定,这是美联储首次为大型金融机构设定最低流动性监管标准。此项规定主要为了迎合巴Ⅲ中对流动性覆盖率的要求,既要求银行在拥有足够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以应对短期内的流动性冲击缺口。据美联储官员介绍,本次规定将资产按照流动性高低分为三个级别:被视为具有最高流动性的资产包括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以及政府债券。次优资产包括投资级的公司债和房地美、房利美等机构发行的抵押支持债券,第三等级主要指优质股票等资产,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流动性资产所占总体优质流动性资产的比例不得超过40%,该种对优质资产的分类要比巴塞尔协议Ⅲ更加严格。
加拿大作为巴塞尔银行委员会成员国,在推动协议实施方面一直是领跑者,但加版的巴III除了提出比巴塞尔委员会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外,并没有对流动性监管中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做出详细规定,只是提出了将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实施LCR和NSFR指标。在流动性压力测试方面,加拿大宏观金融风险评估框架(MFRAF)下的银行通过评估压力环境下加拿大主要银行间的溢出效应来鉴别系统性风险。该框架的一大优势是将偿付性、市场以及资金流动风险当作一个联系的整体来考虑。除了MFRAF,加拿大银行还计划采用一种自上而下定量流动性压力测试的方法,即由当局基于跨企业的一般假设以及监管和公开数据进行的压力测试来评估银行在压力环境下承受风险的能力。该种环境的特点是银行在一个资产销售的恶化的市场流动环境中运行。这种方法将会解释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因为动态的流动性压力测试场景,资产分类特点以及资金来源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因此资产缩减率以及资金流出率都将随时间变化以便和其保持一致。
奥地利共和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添加行为反应到自下而上的压力测试方法中,完成了包括第二轮反应的流动性压力测试,其中自下而上的压力测试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这种方法基于金融机构自己的认定或是基于中央银行,监管者为了横向审查而设定的一般场景而进行的。在该方法中,监管部门向一些银行提供流动性压力的场景,然后银行需要指出他们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在何种程度上减轻压力场景的影响。然后由监管者或中央银行来进行行为反应分析并鉴别潜在的第二轮效应。这种结合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方法的压力测试的好处,就是该测试利用了现金流方法衡量了对市场流动性冲击的抗衡能力。并且他们还捕捉了潜在的第二轮效应。然而,这种方法也有许多缺点。比如说数据强度太高,除非已经有一个完全成熟的期限错配模板,否则在进行压力测设前,必须进行一项非常昂贵的目标数据搜集工作,并且这样获得的信息质量可能是次优的。最后,第二轮效应不得不依赖从实践,专家判断以及相关文献中产生的数据评估出来。
瑞典银行高度依赖市场融资,总资本额的58%来自市场。瑞典金融监管局近期表示有可能采取措施,以降低银行流动性风险,避免出现融资困境。一段时间以来,瑞典银行已经计算了类似巴塞尔委员会的LCR和NSFR流动性参数。这些参数被发表在金融稳定报告中。瑞典银行既不指定一个定制的量化宏观经济场景,也不在流动性压力测试中使用经验数据校准流出率。瑞典银行正在研究调整压力测试,使之在压力场景中包括增长的贷款损失,并且很快将开始包括提高的资金成本。
此外,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也表示,由於美国退市令流动性改变,致导流动性紧张。今年将以流动性作为首要的监管条件。
三、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发展历程
2013年6月,中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钱荒”,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6月20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路飙升到了30%,而月初这一数字仅仅为4.5%。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市场上并不缺钱,中国银行中大部分具有充足且高质量的资产,能够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然而此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钱荒还是险些把中国的商业银行逼入绝境,这充分暴露了中国在流动性监管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缺失。
为了应对银行流动性监管缺失带来的隐患,积极响应巴塞尔协议Ⅲ对流动性监管的重视,银监会于2013年10月11日就《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办法(试行)》对外公开征求意见。事实上近些年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发生,中国有关机构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规范(如表2所示):
四、中国商业银行有关流动性监管的最新进展
现阶段中国对流动性监管的政策制定仍然处于意见征集期,正式的法规政策还尚未。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此在很多标准上不能盲目采用巴III的统一规定。从上页表2可以看出,与2011年10月初次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相比,2013年新修订的试行稿取消了对净稳定资金比例的要求,这可能是因为净稳定资金比例目前看来在现实意义不大,并且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但随着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并不排除今后会执行该项指标的可能性。另外,银监会此次的《流动性办法》并没有如外界期望的那样取消存贷比监管要求,这是因为从实践经验来看,存贷比指标虽然存在一系列的局限性,不能全面动态地反映银行的流动性情况,也没有考虑压力情形下银行行为变化引起的流动性缺失,但是在控制商业银行信贷数量,维持银行体系稳定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在此次试行方法的修订中,还明确允许商业银行在压力状况下流动性覆盖率降至100%以下,这说明中国的流动性监管制度充分考虑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发展现状,给予了金融创新更大的空间,鼓励活跃市场。但同时,《流动性办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从压力测试的角度来说,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标准化的流动性压力测试结果以季度为基础进行报告。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银行考虑如下压力场景:超预期的存款撤回,流动性资产冲击,批发资金市场的干涸,增加的资金成本以及对手方提出的的更高的保证金要求。在实践中,银行通常会根据他们自己对风险的判断,在测试中加上一些特定的压力,比如说法定储备金率的增长。银行通常会考虑温和的、中等的以及严重的三种压力水平。大多数银行利用最短生存期的每一时期水平的现金流缺口来衡量流动性压力测试的结果。银监会会与银行定期讨论压力场景的范围,严重程度以及压力测试的结果。总的来说,中国的大银行在数据收集,建模和管理运用方面要好于小型或中等规模的银行。然而,银行压力测试的有效性和强度通常被数据的限制所约束。
五、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压力测试面临的问题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压力测试主要是基于资产负债表法、现金流量法和财务指标法。与西方一些国家成熟的流动性压力测试体系相比,中国的压力测试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浮于形式,并未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监控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压力测试中还有以下的问题。
第一,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模型。由于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相比,还必须要考虑表外业务,因此操作起来更加复杂,需要系统的、严谨的测试评估模型,但是目前中国的压力测试主要套用其他发达国家的现成模型,并未开发符合中国金融市场自身业务风险特征的压力测试方法。并且各银行之间使用不同的数据口径进行测量,使监管当局无法基于横向的比较衡量整个系统的流动性风险。
第二,中国现有数据资料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流动性压力测试无论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还是“自下而上”的方法,都需要基于历史数据来评估商业银行面对风险时的实际承受能力,但是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并未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因而也就缺少金融市场动荡时商业银行行为反应的具体数据,因此压力测试的有效性和强度常常被限制。
第三,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风险但在压力测试中经常分开处理。银行在他们的压力场景中关注单独的风险因素,隐含意是假设风险因素是独立的,这显然过于乐观。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风险往往是相互关联的,这是因为当快速变现资产的时候会伴随着一定成本,这将会削弱偿付缓冲。这种单独处理资本和流动性的方式可能会低估银行的风险。
第四,在流动性压力测试中很少模拟网络和反馈效应。像如前所述奥地利共和国央行进行的那样,在常见的一致的流动性压力测试中可能会包含银行的反应。显然,个别银行危机行为可能促进金融系统的压力,在压力时期往往会发生银行的集中破产倒闭,一家银行在面对流动性压力时所作出的反应很可能通过银行间市场的反馈效应或声誉效应等途径迅速的扩展到其他有业务往来的银行。Van den End利用蒙特卡洛方法,将该框架应用到荷兰银行上,结果表明由于集体行为使得第二轮效应比第一轮效应要有更大的影响(既流动性风险高度非线性),他建议银行应该持有大量的流动性缓冲。
第五,在银行的应急资金计划和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经常性地依赖于中央银行的支持。中央银行在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中所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被认定是非常偏离货币政策实施基本框架的。2013年6月发生的大规模“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央行一反常态,没有像往常的流动性危机中那样被商业银行“绑架”,迅速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因此确保银行可以凭自己的力量管理其流动性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第六,压力测试方法的实用性和认可度不高。由于中国银行的监管制度尚不够完善,造成了很多管理者为了美化银行业状况,刻意将某部分危机风险排除在流动性压力测试之外,降低压力情景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披露不够,公众甚至是银行自身员工都不能了解银行面临的真实的风险状况。再者,由于中国的流动性风险测试还有一部分并不符合中国商业银行的实际状况,成熟度还不高,因此大大降低了实用性。
六、有关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的建议
第一,开发适合中国商业银行业务、风险的完整的流动性压力测试体系。可以通过模拟银行在压力下的行为来捕捉反馈和第二轮效应,结合流动性风险与包括偿付性危机在内的其他风险种类,避免将流动性风险作为个别银行的个别危机考虑。加强数据的收集工作,建立完整的数据库体系,使压力测试的开发有据可依。
第二,对于个别银行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来说,压力场景下不应该将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当作流动性的主要来源。监管应当鼓励银行在到期时利用标准公开市场操作以及普通借贷工具以合理的成本履行其义务,在没有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的情况下也保持可以吸收特异性以及系统性冲击的流动性缓冲。
第三,完善流动性监管制度。加大信息的披露力度,完善管理体系,保证银行系统按照设定的压力测试流程严格进行,只有将流动性压力的结果投诸实践,才能使它真正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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