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情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经济情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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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差异 全球经济失衡 战略

一、前言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归根结底由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体制所决定。在金融市场差异条件下，各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会有所差别，久而久之则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对金融市场差异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分析能够为使有关部门及人员认识到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状态，这对于发展策略的调整能够起到导向作用。

二、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简介

（一）金融市场差异

金融市场主要指以办理有价证券以及处理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买卖的市场。根据不同国家经济体制以及整体实力的不同，金融市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各项金融业务的办理以及衍生品的买卖的过程中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而上述目的的达成又能够反过来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1]。相对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恰恰相反。由此可见，金融市场差异的状况一旦出现，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其状况会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一种失衡状态，同时也指受长期的金融市场差异影响而导致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往往源于长期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都必须提出一项长期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提供保证[2]。

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全球各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其中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便属于非常严重的一项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由此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国家。

（一）金融市场差异现状

从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总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地区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明显。根据对近些年来全球金融资产分布情况的调查发现，全球金融资产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金融资产分布情况占全球金融资产总数的31.9%，其总量较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多出1.8%。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球各国的第二位，其比例为11.7%，但较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实际金融资产总量的7.6%，在各国的排名中较为靠前，但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次，不同收入的国家金融市场差异较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的收入也会存在差别，鉴于此，国家之间金融市场的差异也就会不断的扩大。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较为明显。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向主要为发达国家，深入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收益相对较高，且在风险防范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金融市场差异。

（二）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并非从未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属于全球经济出现的第一次失衡。就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其中美国为主要代表。自20世纪后，美国经济出现逆差的状况便一直存在，并在2006年达到了巅峰。受美国经济逆差的影响，很多与美国存在经济往来的国家均受到了波及，在这一情况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开始变得更加明显[4]。

四、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为避免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积极转变发展战略，要使其能够有效的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这样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稳定。

（一）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在过去，我国采取的一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在进出口贸易中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的发展战略，同时，为了鼓励出口，国家还提出了大量的鼓励措施，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国家的出口商品数量急剧增长，在增加了出口总额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这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转变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从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5]。需要注意的是，保持进出口的相对平衡非常必要，这是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内需不足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居民对于储蓄的需求量过高方面，通过深入的分析发现，导致居民储蓄量过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居民往往会出于养老以及医疗等目的进行储蓄。为拉动内需，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加强设备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要从医疗卫生以及养老失业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设，从而使居民能够在失业以及疾病等问题发生时得到国家及时的补助。在这一环境下，居民的储蓄量必定明显减少，同时也会促使其更加热衷于消费行为，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必定能够被注入新的活力，这对于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能力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各国经济体制等方面问题的影响，金融市场差异的问题正在逐渐深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发生。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下，为避免自身受到过多影响，转变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从进出口战略的转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两个角度出发使国家经济能够得到更加快速、更加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付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J].世界经济研究，2012，07：10-15+35+87.

[2]张.论美元本位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特征及可持续性[D].吉林大学，2011.

[3]姚晓磊.金融发展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D].吉林大学，2014.

[4]李宏，陆建明，杨珍增，施炳展.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一个文献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10，0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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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判断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走势?

中国经济能否拉动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继续受到去杠杆化、贸易保护主义、消费下挫的困扰。

从数据来看,全球经济喜忧参半,执全球经济牛耳的美国经济同样如此。全球金融去杠杆化盛行,贸易额急速下降。美国去年12月份进口额为1737.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031亿美元相比下降13%左右。而中国1月份进口额比上年同期骤降43.1%,更能反映国内需求情况的一般贸易进口也下降了40.1%。美国非农工作岗位连续三个月丧失60万个,去年9月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将增加1.2%,时至今日,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美国经济一季度将下挫4.6%,奥巴马含糊不清的救市政策成为替罪羊。

但另一些数据显示经济有企稳迹象,主要反映在信贷利率、制造业指数和海运指数上。1月份,美国零售额“意外”增长1.0%,而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为下降0.8%。在美国、欧盟与中国三大经济体,多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均在1月份小幅上扬,预示着制造业活动的收缩势头可能正在放缓。银行间拆借利率也在回落,银行间的三个月短期拆借市场利率与联邦预期利率之间差额缩小,这意味着,企业的信用逐渐恢复,一些信贷市场正在解冻。

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对提振全球信心功不可没。衡量原材料海运成本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航运指数(Baltic Dry Index),1月份较去年12月份的22年低点反弹了1.5倍以上,这个指数受到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的强烈影响。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在增加,中国电力企业为了与煤炭企业博弈,转而从国际市场进口煤炭。所有这些,都表现为经济景气的复苏。

目前,全球经济的反弹是由美国信用体系的逐步复苏,由中国经济的刺激计划促成的,而全球经济能否走出低谷,有赖于以下两点:一是美国国内的资产去毒化过程接近终点,不会爆发出大规模的坏账危机,或者由政府成立坏账银行接收坏账;二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够让中国国内经济转危为安,进而通过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等,拉动全球主要经济指标,使全球经济走出紧缩周期。

中国经济不可能引领全球经济,虽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但全球经济的心脏仍在美国。美国此轮紧缩与消费的下降,使得全球经济受挫,如今美国经济形势虽然走出最坏阶段,但仍处于紧缩周期。

中国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不过可以判断,目前的复苏是短期反弹。随着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一些资源性行业暂时好转,如一些钢铁企业受惠于基建计划,在春节期间减少铁矿石库存,春节后增加了进口。粮食、有色金属等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为钢铁大用户的房地产业景气复苏缓慢,有色金属与钢铁的产能没有全面恢复开工。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与投资相比,居民消费占比过低,虽然政府在花大气力提升社会保障系统,但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0%以上,资金密集型大企业、大项目受惠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经济份额中占比达到70%的民营企业仍在泥潭中挣扎。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缺乏一套明确的、经过实践检验和详尽论证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方案。

结构性失衡可能加剧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辅之以切实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在短期的提振作用过去之后,结构性失衡会加剧。

我国扩张的信贷、投资,基本上都投向了大企业、大项目,而这意味着资金投入不能带动相应的就业、消费,更无法缓解民营企业的经营困境。

我国信贷中隐藏的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信贷被用来“以新还旧”,表外贷款进入表内,在总量1.5万亿元的非金融公司贷款中,票据融资和中长期贷款分别占到了41.6%和34.9%。中长期贷款的增加显示央行将主要贷款投向了政府项目,票据则被视为一种无风险信贷,显示出银行风险规避倾向至今仍占上风。企业活期存款占到八成左右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出现了自2008年4月以来的连续第9个月增速下滑――截至1月末的M1余额为16.52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8%,增速低于上个月末的9.06%,跌入了1997年有货币量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完全反映出,除政府投资以外的企业投资活动继续萎靡不振。

央行在压力之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以激进的态度发放信贷,但通过具体数字我们了解到,大部分贷款去了大项目、大企业,这相当于政府自己给自己担保、自己给自己放贷。对于大部分仍在资产负债表中挣扎的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他人院里的果实,与自己无关。信贷放松了吗?放松了。大部分企业受益了吗?没有。

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和它直接能控制的国有大型企业占社会资源的50%,甚至更多,到2008年占到30%,用30%的政府投资带动70%的社会资金,政府项目往往效率较低。如果资金无法配置到高效的企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从长远来看,有可能面临下降态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会上升。

1998年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是45%,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居民消费贡献受挤压,目前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下降10个百分点。如果居民消费不能跟上,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即使在政府投资初见成效的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遮盖不住。

再以钢铁行业为例。钢材价格是国民经济的领先指标,去年6月底7月初,钢材价格见顶,到9月底前缓慢下跌15%左右,国庆节后暴跌30%。宝山钢市指数去年12月初达到868点后,逐渐反弹到933点,目前已经开始下滑。这个指标,值得关注。虽然经过政策强心针的刺激,全国钢铁企业状况有所改善――企业复工情况良好,河北省12月钢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但钢铁大省如山东、湖北和上海市的产量都萎缩了二至三成。

出口钢材量下降,一月的钢材出口量更是大幅度下降。全国库存在去年10月达到低点后,很快回升到历史高位附近,上海等地的长材出现压港卸货的情况。由此导致钢铁价格经历了下降、反弹、再下降的过山车。可见,通过刺激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企业库存,但长期的去库存化,只能依赖于以下两点:全球消费形势的好转,国内居民消费提升。

此轮提振经济中最有新意、最积极的举措是,通过家电下乡、医改、房改等方式,以补贴的形式刺激居民消费。此轮提振经济举措中最令人沮丧的是,大企业、大项目独得其利的情况没有丝毫扭转。我们无法想象,日益垄断的企业对应着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相比而言效率比民营企业更低的企业主导着中国经济未来,而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比70%的民营企业,却只能依靠民间信贷与自有资金扩展规模。

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辅之以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冲出难关,前提是,全球经济不再螺旋式下跌。否则,产能过剩的障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解。对于2009年,我们要有继续备足粮草过冬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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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7月以来，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断加深，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并引起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这场风暴先是摧残了华尔街以及全球重要金融机构，导致美国五大投行、两房公司以及AIG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全球股市以及期货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目前又开始逐渐影响实体经济中的房地产、汽车、IT等行业，使得失业率不断走高，消费支出快速减少，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极大挑战。

是什么导致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引起多米诺骨牌似的破坏传导效应，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如何，中国经济又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

全球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结果

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发因素，是美国次级债务引发的金融领域信贷危机。然而，放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信贷危机在全球的迅速蔓延与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金融领域扮演的主导角色有着密切关系。同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点与全球经济运行中的调整阶段不无吻合。

美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回顾美国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楚看出，美国的发展与停滞，与全球经济的上行及减速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主要原因是美国占全球GDP比重仍然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性已经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通过周期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研究未来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方法。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扩张期后必然伴随着一个经济放缓甚至衰退的调整期的到来。

下面我们来分析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美国经济发展周期状况：

美国GDP调整的年份发生在1973-1974、1981-1982、1990-1991、2001-2002，一直到近期我们预测的2008-2009年。从中可以看出：

1、经济周期时间上，8-10年美国经济便会出现一次调整，从而带动全球经济步入调整；

2、调整幅度上，1982年的调整幅度较大，由于当时两次石油危机聚集的恶性通胀导致经济生产大倒退，其余年份调整幅度都在1%之内；

3、调整时间上，每次调整时间都维持在2年左右；

4、调整原因上，全部是由于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导致。其中，1973-1974年为第一次石油危机、1981-1982年为第二次石油危机、1990-1991年为日本、俄罗斯、拉美等危机集中爆发、2001-2002年为网络泡沫破灭、2008-2009年为次级债危机。

综上分析，结合经济发展的周期理论，本次经济低迷是在经过2002-2007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一个必然调整时期，本次经济调整即使不由次级债危机引起，也会由其他方式爆发，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在此时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经济周期运行的必然结果。

全球经济面临调整

低迷状况还将持续

按照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一个经济周期要经历高涨、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经过前一阶段2002-2007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全球经济必然面临一个调整阶段。

从近期各国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金融危机已经逐渐蔓延至实体经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和增长放缓已经不容置疑。欧元区和日本已经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长率为负值，正式出现了经济衰退。美国第三季度的GDP下降0.3%，美国已经宣布2008年经济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放缓。而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之中，从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行业到房地产业、汽车业等实体行业，整体的不景气还在深化。

这次金融危机会带来大萧条吗？从当前情况看，此次危机规模很大，但和以往的危机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在应对措施上有很大不同。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这次危机出现后，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迅速采取了果断的大规模救市计划，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抵御金融动荡。同时各国协同连续降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经济。虽然如此，要使经济脱离严重的衰退、迎来复苏，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机发展的阶段，随之而来的萧条不可避免，全球经济极有可能在2009年延续目前的调整，进入衰退阶段。如果当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足够有效的话，全球经济可能在2010年逐步复苏，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并存

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实际已表现在多个层面。在宏观经济层面，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外汇储备可能的缩水、外贸出口的减少、经济增长的减速。在经济微观层面，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这就是大批低附加值中小企业面临困局，目前已经有一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其中出口型纺织企业就已倒闭上万家。显示金融危机正冲击中国大陆的实体经济，而企业倒闭增多，将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

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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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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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全面影响的事态，首推全球经济失衡。尽管全球经济失衡已延续多年，但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近年来才真切感受到它的影响，而且被强加了矫正失衡的责任。文章将从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大环境中，找出一些应对措施，力求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和可持续。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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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情况

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复苏。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季度，按年率计算，这两个季度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在4％左右，超过市场普遍预期。据经合组织的综合经济先行指数报告，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复苏信号在今年5月已经十分明显，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先行指数都指向经济发展周期达到顶峰或接近峰值。近期，众多国际组织纷纷调高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IMF在7月7日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4.6％，比其4月份预测高了0.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6月9日更新版《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10年和2011年世界经济增幅均将达到3-3％，高于该行在1月份预测的2.7％和3.2％。

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不变，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在3―4％之间，达到危机前的水平。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编制的全球经济运行指数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显示，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可望继续增长，环比增长率达到3.2％左右，同比增长3.5％，仅略低于危机前增速；从绝对规模看，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将超过危机前(2008年第二季度)的最高水平。

从目前情况来看，因希腊引爆的欧洲债务危机不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明显冲击，全球经济发生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在于违约风险只发生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几个较小的国家，三国GDP之和不到全球的8％，危机最严重的希腊GDP仅约占全球的O.6％。今年上半年希腊财政赤字从去年的178亿欧元降到96亿欧元，同比下降46％，债务危机已经有所缓解。西班牙今年7月初发行了总额为60亿欧元的债券，获投资者2.4倍超额认购。希腊也成功拍出一笔短期国债，投资者认购踊跃，竞拍资金为实际发售总额的3.64倍。西班牙和希腊等国成功发售国债并获超额认购，表明投资者对这些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的担忧已有所缓解。

(二)全球经济复苏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性不强。各国刺激经济增长的大规模财政政策已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美欧赤字占GDP比重已高达10％，远远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长期依靠财政刺激维持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欧元区在未来三年中赤字总体削减规模将在3000亿欧元左右，英德减赤幅度可能高达40％，欧元区财政刺激政策退出将动摇其脆弱的复苏基础。最近，美国将今年经济预期增长率下调至3-3.5％，比4月份低0.2个百分点。IMF也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4.3％，比今年慢0.3个百分点。

第二，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全球消费市场萎缩。美国、欧盟失业率已经连续数月维持在9―10％的高位，是危机前的一倍多；美国家庭储蓄率已升至6％，比危机前提高了5倍。今后一至二年，预计发达国家消费率将从危机前的70％降至60％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外需增长依然面临较大的压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内需拉动是必然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是全球经济下滑的最大威胁。主要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已经远远超过60％的风险临界点。欧盟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65％提高到了85％。美国国会近期的长期展望报告，预估2010年美国公共债务率为62％，已是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政府公共债务达到GDP的1.6倍以上。英国国家统计局今年7月13日公布的国债状况显示，英国国债的实际数字比此前承认的高出3倍，达到4万亿英镑，高达GDP的2.8倍。

第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通胀压力较大。印度近期将4月份通胀率从原来的9.59％修正至11.23％，这意味着印度在整个二季度的通胀率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巴西6月份的通胀率逼近6.5％，连续六个月高于4.5％的官方目标上限。越南的通胀率在七个月内翻了一番，达到8.5％。阿根廷最近12个月的通胀率达到9.11％。据IMF最新预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2010年通货膨胀率可能上升到6.25％。

二、关于国内经济形势

(一)总体情况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7.3万亿，增长11.1％，同比加快3.7个百分点，显示出了良好的回升势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总体上将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调控重点将逐步转向“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最近，IMF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调至10.5％，比4月份高0.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9.5％，2011年将达8.5％。中国社科院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达10.5％。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步入了经济周期的稳步复苏轨道，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将在9―11％之间。

(二)中国经济复苏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迹象。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逐渐淡出，货币投放量下降，经济增长趋缓。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4.6万亿，减少2.7万亿。M2增长18.5％，M1增长24.6％，分别下降10和0.2个百分点。二季度，经济增长10.3％，比一季度慢1.6个百分点。专家普遍预测，下半年增速将放缓至9―10％，全年将回落至10％左右。

第二，居民消费启动依然缓慢。今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不到9％，比经济增速低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2％，比固定资产投资慢6.8个百分点。三驾马车中，消费对GDP增长贡献35％，投资贡献59％，“投资重、消费轻”格局照旧。

第三，贸易条件自去年以来一直恶化，出口持续增长面l临较大压力。今年上半年，出口价格指数下降超过10个点，贸易条件比两年前的水平都要低。这种靠低价倾销的做法，导致中国在全球面临的贸易摩擦逆势上升。据世界银行报告，今年一季度，全球新发起的贸易救济下降20％，但针对中国的调查却上升了50％，占全球贸易调查的80％。

第四，通胀预期压力依然存在。今年上半年，CPI上涨2.6％，比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农村上涨2.8％，比城市多0.3个百分点，食品上涨5.5％，比其他大类商品多2-3个百分点。下半年，同比往年10倍的农业灾害将进一步加大农村和食品价格上涨压力。此外，资源税改革等政策也有可能推动CPI走高。

第五，宏观调控政策陷入“两难”困境。今年上半年，宏观调控曾出现审慎紧缩的苗头，如央行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紧缩房贷等。但在经济增速放缓、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进退”的

天平近期开始显露扭转的迹象。中央高层密集调研，西部大开发高调提速，房贷政策松动，又引发了“紧缩政策中止”和“二次刺激方案将出”的猜想。

三、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由过分依赖出口转向

扩大内需。发展消费型大国。

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29％，居民消费率仅35％，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相差10―20个百分点。据测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是投资的5倍。目前，我国已出现产能过剩，投资效率明显下降，还不如十年前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起不来，扩大内需就是“纸上谈兵”。今年上半年，在11，1％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6，5个百分点，消费贡献不到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我国应在未来三到五年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达到40-50％。

(二)密切跟踪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动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球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科技的新突破，进而推动产业革命，催生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未来十年内，美国将投资1500亿美元加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商业化，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商业规模，发展下一代生物燃料，并开始向新的数字电网转换。英国计划到2020年投人1000亿美元，建设7000座风力发电设备。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比重高达80％以上，传统产业几乎是100％过剩。因此，我国如能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低碳经济等新兴产业，就能一步迈上世界产业发展的最高端，抢占发展先机，成为引领世界产业发展潮流的先行区。

(三)大力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在金融危机中，我国民营企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业多项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了抗逆性强的特点和应对不利环境的灵活机制。从国家宏观政策走势看，4万亿投资计划已基本落实完毕，预计未来两年政府投资比重将从45％降至不足30％。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光靠4万亿投资是绝对不够的，民间投资能否接力是要害。但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准入门槛依然受限。据统计，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投资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间投资的仅41种。电力、电信、邮政、金融、烟草、石油、航空、铁路等行业，民间投资占比都在10％以下。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每年增长20％以上，去年底已超过60万亿，其中，26万亿个人储蓄和34万亿企业和社会资本。及时、有效地将这些民间资本转化为民间投资是保持我国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四)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率。

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仅贡献3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46，6％，仍落后于世界50％和工业化中后期60％的平均水平。未来五到十年，我国城镇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约能增加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达4个百分点。城镇化至少可以支持未来十至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全国过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只有北京、上海，未来十五年有60个150-500万人口的城市有望超过千万，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等短期内就能实现。我国应着力构建协调发展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一中小城市-县城，中心镇”的大城镇体系，走“卫星城+都市区”的发展模式，培育30－40个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若到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至70－80％。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提前五到十年完成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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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复苏;经济增长;刺激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2-0032-02

一、经济先行指标昭示世界经济迈向复苏

受益于全球各国规模宏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全球经济开始好转,正如之前我们研究报告曾指出全球已经度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根据最新的数据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基本确认全球经济已经走出了衰退的泥潭,开始步入复苏阶段。

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全球经济先行指标指数,OECD成员经济回暖明显,自从2009年3月跌至最低的92.7以来,连续4个月上升,到6月份已经升至95.7,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为欧元区,其总体已经达到98.7,更有法、意等国已经突破100,分别达到101.6和103.3。即使原本表现相对落后的日本也在6月时实现反转。而金砖四国中,除中国和印度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外,巴西和俄罗斯也如我们前期预计的那样实现反弹。

同时,根据美国经济先行指标(Leading economicindicators)、同步指标 (Coincidentindicators)和滞后指标(lagging indicators),从经济周期的视角分析美国经济,从5月份美国先行指标已经明显进入反弹阶段(见图1)。

而从部分国家公布的PMI数据看,全球经济开始步入复苏。2009年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4.0%,比7月上升0.7个百分点,创下16个月来的新高, 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复苏态势再一次得到确认。而日本继7月份突破50的分界线后,在8月份达到了53.6。而美国的制造业自2008年1月以来首次增长;制造业指数(PMI)从7月的48.9升至52.9。欧洲制造业虽然仍处于收缩区,但也表现出类似的强势。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7月份的46.3升至8月的48.2,为14个月新高。

二、全球实体经济正在迈向复苏

从生产增长情况看, 各主要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回升。日本的工业生产从6月份以来连续反弹,工业生产指数(产量)从危机以来跌至5月份最低的72升至7月份的85.3,反弹迅速。而美国的工业生产在7月份开始回升,工业总体产出指数从6月份的68.07升至7月份的68.51。在主要经济体中,除了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的工业生产在6月份继续小幅下降外,其他的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反弹。

而GDP的增长也实实在在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好转。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OECD总体实现止跌,GDP增长为零,其成员中,不管是日本、美国还是欧元区,全部在二季度实现止跌反弹,而日本的二季度经济增长实现0.9%的增长,率先在发达国家步入正增长的轨道。而根据IMF的统计和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09年实现超过2%的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在2009年的第三季度实现增长,到2010年的第二季度更是实现超过1%的增长。

根据我们估计,从季度GDP增长率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3季度相继走出衰退,单季取得正增长已经没有悬念。预计美国、德国和日本2009年3-4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在1.5%-2.0%左右。

三、刺激政策持续性是经济复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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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体“集体沦陷”

全球经济当前已进入一个“新危险期”，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表现均不尽如人意。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8月22日的报告显示，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持续下降，今年第二季度环比增幅为0.2%，比第一季度减少0.1个百分点，为连续第四个季度环比增幅收窄。摩根士丹利预计，今明两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仅为1.5%，其中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正在危险地接近衰退边缘＂。与会的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特利指出，美欧经济必须找到新的平衡点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困境。

最新修正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1.0%，低于1.3%的首次预估值；第一季度GDP仅增长0.4%，为本轮经济衰退结束后的最低季度增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日表示，美国经济从危机中的复苏不够强劲，弱于美联储预期。而近期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举动更是加剧了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担忧，担心全球经济步入双底衰退的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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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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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资本市场；机遇；挑战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6-0030-07

全球经济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特定背景中形成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将推动这一格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持续动态调整，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将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必须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国际收支双顺差矛盾持续，已经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的重要挑战。在经济失衡调整过程中，金融市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战略机遇，需要通过加快发展从而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及其形成背景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有着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全球经济失衡，既包括国家或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增长速度的差异，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投资等国际收支的失衡。狭义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少数国家。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已久，并不是现阶段所独有的现象，当前国际社会所密切关注的全球经济失衡显然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失衡，而是指最近几年不断加剧的贸易失衡。基于概念可比性及现实意义的考虑，本文将所讨论的全球经济失衡限定在狭义的概念上。

从这一概念理解，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参见表1)。一方面，美国2005年贸易逆差达到716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上升至5.8％。另一方面，日本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输出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尤其受到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019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顺差达到2016亿美元。

全球经济失衡格局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体系演变、全球增长动力不平衡等一系列全球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个别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误或操纵。否则，容易陷入经济民族主义的泥淖。

(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的势头。2004年全球贸易总量达到22.38万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61％；2005年全球FDI规模达到8950亿美元，比1995年的3318亿美元增加了约170％。在跨国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跨国公司日益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商业价值链，不断地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工资低廉而工人素质较高、基础设施较好而且政治稳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成为全球生产要素的重要集聚地，从事面向全球的生产活动，其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在此轮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当中，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比如服装、汽车)或新型产业的部分商业环节(比如金融呼叫中心、软件研发中心)不断外迁，在国内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生产部门或商业环节，但两者并不完全同步，其新兴部门的成长、向全球的出口扩散需要一个过程。正是由于全球产业转移在短时间内的非对称性，发达国家一方面需要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低端、普通商品，另一方面其新兴产业、高端产品的出口短时间内难以急剧扩张，从而使全球贸易的不平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这是因为美元背后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实力相对于日元、英镑等其他国际货币仍具备较强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重重，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停滞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在国际结算和支付中很难与美元抗衡。在欧元形成前，单一的欧洲国家经济规模与美国差距甚大，其货币充当主要国际支付手段缺乏足够的物质保障；欧元形成后，由于欧元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策协调难度很大，也制约了欧元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的功能。正是由于日元、欧元等充当世界货币存在较大局限，而国际贸易和跨国金融投资的急剧增加要求国际信用手段大规模扩张，美元实际上不得不被动地承担比以往更多的国际结算和储备功能，也就是说，世界经济需要美国继续充当甚至更多地充当“世界银行”的角色，需要美国向其他地区输出美元。而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平衡又决定了美元以贸易赤字为主的输出途径。由于美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是全球最发达的，其市场深度、透明度和对投资者的保护都是其他国家(地区)无法相比的，加上近十多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发达经济体中都处于领先水平，全球金融资本的流向总体上是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流向美国(参见表2)，这就决定了美元输出的途径也就只能主要依靠贸易逆差的形式。于是，一边是美国之外的国家通过资本项目向美国输入资金，另一边是美国通过经常项目向其他国家输出资金，形成暂时的资金流动平衡。当然，牙买加货币体系中美元和黄金的脱钩，美元转而以整个美元资产为信用基础，又为美国面向全世界发行美元、负债购买其他国家商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美国和其他国家内部经济金融结构的调整

从美国方面来讲，主要是国内储蓄率的降低。2005年美国国内储蓄率为12.9％，比全球平均水平低8.4个百分点(参见图1)，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5.8个百分点，比本国2000年水平低5.1个百分点。美国储蓄率的降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股市和房价的上涨推动家庭部门财富增长，家庭部门比以往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负债消费变得更加普遍。二是近年来美国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随之提高，而且对未来收入预期比较乐观，经济安全感的增加刺激了居民消费。在美国国内储蓄率不断下降的同时，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的传统产业已转向境外，无法满足国内强劲的消费增长需求，必然表现为对外的经常项目赤字。

从其他国家情况来看，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战略转变不容忽视。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为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加大了对出口部门的扶持力度，并通过干预使本国货币盯住美

元，在欧元和日元对美元有明显升值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容易对美国出现大额贸易盈余。另一方面，东南亚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认识到需要调整对外负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乐于增加外汇储备，这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国家追求出口顺差的战略。

此外，由于前些年日本和欧盟等大的经济体发展速度较慢，世界经济过多地依靠美国拉动，根据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说法，在1995―2002年期间，拥有世界产值30％的美国，占据了全球GDP累计增长的98％。在美国经济充当世界最后需求者的背景下，美国出现贸易赤字的可能大为增加。

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不可能无限持续的状态，经济体系的自我纠正机制要求对这一状态做出调整，而国际社会对此的自觉努力更是会加快这一调整进程。但考虑到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产业和金融背景，可以预期它的调整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对全球产业和金融格局产业布局产生明显的反馈作用。这样一种趋势必然会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机遇 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过程，也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的过程，而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必然因此而获得相应机遇，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如此。

1．世界金融格局多极化演变给中国资本市场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机会。2005年末，美国对外债务余额约占其GDP的20％，而且其经常项目赤字状况很难得到有效改善，其对外负债还会继续攀升，根据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美国保持债务稳定惟一的手段就是美元持续贬值，初步测算，截至美国贸易赤字得到有效控制之时，如果资产配置不在国别间做出重大调整，外国投资者向美国缴纳的“铸币税”将超过其资产总价值的20％，这显然是全球投资者难以承受的。另外，随着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世界贸易和投资数额的持续扩张，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霸主地位、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金融体系在全球的地位将会逐渐下降，欧盟、中国、印度等地区或国家的金融市场有望在新的竞争中成长为更强的力量。如果美国金融体系在全球整体实力有所下降，全球金融资本将在不同国别或地区的金融市场间重新做出配置，实际上，在最近两年中，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其资产组合中美元资产的份额。国际资本的重新配置，将推动其中一部分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中国是主要债权方之一，中国的风险溢价较以前有所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产业与美国、欧盟等成熟经济体有着较大的差异，投资中国将有助于国际金融资本分散投资风险。

2．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中国资产重估将推动A股市场稳步上涨。国际经济失衡调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而且很可能是大幅度的升值。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在美国的贸易逆差构成中来自中国的成份占了28％，另一方面是自2002年以来，欧元、日元对美元分别升值了约47％和12％，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不超过6％，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并没有明显升值(参见图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其他国家必然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根据IMF的统计，2005年末，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合9.41万亿国际美元(Current international dollar)，按人民币计算是18.3万亿元。隐含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National currency per current international dollar)是：1国际美元=1.917人民币。尽管这可能有些夸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前景很大。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在本币持续升值过程中，其资本市场也往往会经历很好的发展势头。以日本为例，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升值期间，日经225指数从1984年末的11542点上涨至1989年最高点38915点，涨幅达到237％；韩国、中国台湾股市在本币升值期间，也与日本股市类似，股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因此，在接下来的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将对中国境内资产做出重估，而A股将成为他们青睐的对象，从而推动A股价值上升。

(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挑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在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加快开放的需要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导致的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必须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但是这一机遇并不是为中国所独有，在把握这一机遇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最近几年，中国周边的印度、韩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很快，由于这些国家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符合国际金融资本的价值取向，国际资本流入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可能性较大。此外，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在地缘上、资本市场性质上都有着较大的同质性，一旦周边资本市场对中国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那么在承接国际金融资本方面就会对中国产生较强的挤压作用(参见表3)。为了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转移中掌握主动，中国资本市场必须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向国际性市场转变，允许资金在国内外之间自由双向流动，这将给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一是境外机构和资金将大量进入中国，一些经验丰富的国际投资者可能会利用中国制度的不完善进行制度套利，在没有违反中国法律和规定的情况下“合法地”损害国内其他投资者利益，或者直接利用其丰富的反监管经验进行违规操作。二是中国资本市场将真正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当中，届时，境外因素对中国资本的影响力将大为增强，甚至不排除有时候成为决定性的影响因素，这将给中国监管部门干预和调节市场增加难度。

2．产业基础薄弱和大量承接国际金融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从英国、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本国产业基础。要使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集结地，那么中国资本市场必须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国必须具备一批世界级的优质企业，只有具备一批规模可观的优质大企业，资本市场才有足够的深度吸引国际上大的金融资本。虽然中国A股市场已经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化等大型上市公司，但是他们同波音公司、通用公司等企业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二是中国必须具备若干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在美国资本市场腾飞的过程当中，其早期的汽车、钢铁产业，当

前的信息产业都发挥过世界经济发展领头羊的角色并奠定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和美国资本市场的产业基础。而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尽管中国也自主研发了不少高新技术，但真正成功实现产业化的并不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力量去推动其发展，内部自我发展能力还较差。如果缺少上述产业基础，一方面我们难以源源不断地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即使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资本市场，也可能会导致中国资产价格极度膨胀，尤其是可能造成与土地资产有关的企业价值过度高估，这不但会导致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扭曲，而且还会造成虚假繁荣，积累很大的金融风险。

三、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战略选择

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在应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利用中国资本市场去促进本国内外部经济趋向协调，去缓解国际收支的失衡，同时也应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抓住有利机遇，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

(一)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

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失衡调整过程中抗冲击的能力。

1．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为中国消费率的提高创造条件，从而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人们有愿望去熨平他们一生中的消费支出。这样做的一个前提就是，金融体系比较发达，允许人们将未来收入通过一些金融工具转化为当期收入，或是将当期收入转为能够合理增值的储蓄形式。中国正处于老龄化前夕，年轻人口占比处于历史新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为未来消费积累资金，这是中国近几年储蓄率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足够发达，那么这些年轻人群就能提前消费未来的一部分收入，从而提高中国当前消费率。另外，资本市场越发达，普通居民越能够通过证券投资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然后其财富效应推动居民增加消费。实际情况也表明，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初步形成。比如，虽然中国股市规模还较小，但是居民股票资产价值增加对消费的边际影响已不逊于美国股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JY125，吕江林)。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消费率的提高，从而减轻国内企业出口压力，缓解中国国际收支失衡。

2．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的效率，减少资金在境内外的迂回流动。根据国民经济账户核算原则，当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时，必然表现为对外贸易顺差。尽管当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已经很高，但是金融体系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方面中国通过顺差和境外证券投资等方式大量输出资本，另一方面中国又不遗余力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将一部分资金配置功能让渡给境外发达市场。如果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那么一部分国内储蓄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国内投资，而不必先流到境外，然后再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回来。比如，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的需求较大，这类投资很难通过银行系统解决，如果中国的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板能够很好地发展起来，必然会推动这类投资活动的兴旺。

3．发展资本市场可以提高产业重组的效率，促进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结构调整。国际经济失衡调整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内部需求，这也意味着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之间的重新调整。但这种转型不是出口部门简单地将原来销往国外的产品卖向国内，它还会引起产品结构、市场竞争格局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一部分企业会在转型中陷入经营困境甚至破产，而资本市场在减少产业重组摩擦、提高产生重组效率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资本市场通过众多交易者频繁的报价，综合各类信息对所交易的资产价值进行动态评估，所形成的价格相对透明、公允。如果重组事项涉及上市公司，相关的信息必然会在其股价中反映出来，从而给重组方提供直接的参考；即使重组事项不涉及上市公司，各方也可以从可类比的上市公司股票估值中获得间接的参照。二是资本市场可以为产业重组提供有效的交易平台，通过要约收购、定向增发、吸收合并、资产置换等方式，资本市场为产业重组创造了多样化的手段，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更多的选择。

4．发展资本市场有利于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在纠正经济失衡中的作用。除了依靠市场自我纠正机制之外，通过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失衡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需要更好地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和经济手段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但目前宏观调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依赖于行政手段，这和当前调控的传导渠道单一、微观主体不成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从多方面消除这些制约因素。一是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可以完善收益率曲线，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优化资金价格水平，减少资金价格不当造成的资源错配。二是资本市场通过其公司治理功能促进上市公司不断解决企业的委托问题、产权界定和保护问题，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能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理性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利益主体，以有利于宏观调控的信号与措施在微观层面上得到合理的反映。三是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企业和居民的证券化资产占比提高，企业存量资产价值、居民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更加密切，那么货币政策有望通过资产结构调整效应、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明显影响，从而改变当前货币政策注重调整增量难以调节存量、注重调整企业部门难以调整家庭部门的缺陷，扩大货币政策作用范围，拓宽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

(二)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

为了利用好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给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机遇，并尽可能减少它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作用，应该因势利导地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

1．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形成资本有序进出的双向流动机制。要打造一个国际性的资本市场，一个重要前提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尽管中国资本项目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的条件，但不能因疑虑和保守而耽误正常的开放进程。当前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扩大QFII投资额度，吸引更多的外国机构投资中国股市。在美国股市发展初期，其市场上主要机构投资者是荷兰机构；目前在韩国股市中，外国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超过40％。因此，无需过度惧怕外资进入导致的风险。二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更加市场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便利企业和居民资产多元化，推动从“藏汇于国”和国家对外投资向“藏汇于民”和民间对外投资的转变。三是积极稳妥地扩大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发展专业化投资公司，特别是注意发展与资源、环境、产能转移等有关的对外投资。

2．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市场力量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调节作用。东南亚等国家的经验表明，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应对国际资本冲击所必须的制度安排。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将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更加频繁地出人中国资本市场，为减少由此而带来的冲击，中国内外资产价格关系必须较为协调，为达到这种协调，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也应由市场自发调节而形成。当前，一是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强化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为防止汇率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进一步积累，应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断拓展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夯实汇率形成的市场化基础，提高汇率在调节中国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二是要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减少外汇干预，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经常项目可兑换，促进贸易活动便利化，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总之，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以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外汇储备为依据，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改变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