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活动案例范文

时间:2023-06-13 17:14:3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业活动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商业活动案例

篇1

刚才,*副行长传达了*行长的讲话,表明了分行党委狠抓案件防范工作的决心;*副行长宣读了《农行*中心支行强化内控管理全员防范案件专项治理活动实施方案》。这次活动要求从4月10日开始,到11月底结束,历时近8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为了认真贯彻分行会议精神,加强我行内控管理,进一步巩固案件专项治理工作成果,加快防控案件的长效机制建设,确保全行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中心支行党委决定召开此次会议。下面,结合我行实际,我代表中心支行党委讲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我行在加强内部管理、防控风险方面所做的工作

近几年来,中心支行党委根据本行内控建设状况,结合本行的实际,按照上级行的相关要求,坚持案件预防与业务经营“两手抓、两手硬”的工作方针,从抓员工安全意识教育、制发各种规章制度、发现案件严肃处理等各环节入手,全面强化了内部管理,从源头上防范了风险,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促进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安全形势和遵纪守法教育。通过和各行(部)、各部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三防一保”责任书》、对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开展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整肃行风行纪活动等,因势利导,使员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从意识形态领域上重视和加强了内部管理。

二是通过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使安全防范有章可循。制定和细化了各种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涵盖了全行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各个方面,并与经营目标挂钩考核,有效地推动、激发了员工落实各项案件防范制度的自觉性。

三是加大了对安防设施的投入力度和监督检查力度。近几年以来,我行投入了相当额度的资金,购置、更换了部分行、部的消防器材,增添了远程监控设备,组织开展了防火演练;今年三大节日期间,在家的行领导率保卫人员对营业部、贡嘎、扎囊、曲松、琼结、桑日、乃东等县支行等20个营业网点的领导带班、%26gt;__(不当用词)管理、值班等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面达到了58%,对所辖各县支行电话查岗达39次,保卫部电话查岗90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本着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对违规人员进行了适当经济处罚。特别是“***”事件发生以来,行领导做到了每日午夜巡查城区及城郊网点,办公室、保卫部连续下发了几个关于做好维稳工作的文件,并要求全辖员工保持清醒头脑、保证通讯畅通、坚持做好“零报告”制度等,确保了敏感时期我行员工的人身安全和全行经营安全。

根据去年审计办事处的《审计意见书》中提及的问题,中支办公室、农贷部、人力部、工会等部门加大了自律监管检查力度,确保了被查暴露问题的整改到位。实行会计主管委派制后,绝大多数行、部的基础管理工作得到了明显加强,为下步工作的更加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二、我行在内部管理和风险防控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行逐步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相对完善和行之有效的制度,从而保障了业务经营持续健康发展。但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执行不严、甚至个别员工公然违法违纪的现象。普遍表现为“执行力”不强,具体表现为对规章制度的应付、被动、选择、应急式的执行,如部分规章制度被束之高阁,或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并起到应有的作用,如前两年的“**案”、“***案”即是例证;又如,个别行(部)的设备管理较差、保卫值班不按时、不按规定签字;柜员密码不定期更换;柜员授权不严格照章操作等等。还有的员工认为,制度是死的,执行制度是可以灵活的。导致了有些制度流于形式,失去了其严肃性,给我行的安全经营留下了隐患。

其次,检查监督不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我们有的部门对于自律监管没有很好地开展,有的是检查缺乏计划性、针对性;有的是上级布置,下级应付。特别是去年以来,由于农行股改的原因,存在着没有按规定要求进行检查,或是检查流于形式,使内控管理职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再次,历次检查、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不力、不到位也是导致隐患的重要原因。就历次检查、审计发现的问题而言,绝大多数属于屡查屡犯、屡禁不止,或是改了再犯,是一种顽症。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相当一部分同志未从思想上真正引起重视,对违章操作、缺乏责任心可能导致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过多地强调了执行制度的灵活性,而忽视了执行制度应有的原则性,更加忽视了“原则”的“刚性”。而这方面,我们有的同志是吃了亏的,是有教训的。

以上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给我行的经营和发展造成更大的隐患。因此,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强化风险防控,是我们长期的课题。

三、加强领导,通过开展活动,

促使全行内控和风险管理水平再提高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推动我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工作目标是:使全行员工合规经营理念、遵章守纪和防控案件意识明显增强;规章制度进一步落实,员工执行力明显增强;各级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控力明显提升;遏制各类案件发生,提高案件成功堵截率,力争全年不发生新的案件。

根据分行会议精神,结合本行的实际,行党委确定了下步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的重点:

一是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教育。领导要带头,积极带领大家学习各项规章制度、法律法规,通过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引导全行员工认真学习,不断增强思想道德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规范员工的从业行为,堵住引发案件的思想源头和行为源头,提高全员防范能力。

二是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今年还没有进行自律监管的部门,要合理安排时间开展工作;检查时,要突出重要部位和重要环节,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限期整改,发现违规违纪问题的,要严肃处理。

三是加强对重要环节的风险防范。目前我行风险防范的重点依然是:信贷、财会、柜台业务及金库和枪支管理。涉及到这几项业务的部门要加强对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加强对各环节的监控,充分发挥各岗位间的制约作用,营造保障安全的经营环境。

四是切实发挥“四项制度”在案件防范和治理工作中的作用,防范员工道德风险。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分行干部员工交流轮岗管理暂行办法》(***发[***]**号)的规定要求,严密有序地组织轮岗工作;同时加强员工行为排查制度,对发现异常行为的,坚决调离岗位。

请各行(部)按照《农行*行强化内控管理全员防范案件专项治理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认真开展此次活动。目前,我行已成立了由我任组长,**、**副行长任副组长,办公室(法律事务中心)、计划财务部、信贷管理部、人力资源部、监察室、保卫部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监察室。各行(部)也要立即成立领导小组,认真、稳步、有序地推进此次专项治理活动的开展,并确保取得实效。

篇2

春秋时期的“出场费”

中国的名人广告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著名的“伯乐相马”就是名人的促销行为。苏代是纵横家苏秦的弟弟,为燕国到齐国游说时,给在齐威王面前说话很管用的淳于髡讲了伯乐相马的故事。他讲此故事的用意,尽管不在名人的商业广告价值上,却给中国广告史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鲜活的成功案例。从所述来看,卖马人颇有商业头脑,十分了解“名人效应”的作用,仅仅花费“一朝之贾”,便请到了当时的相马专家伯乐,实现了卖掉马的商业目的。

卖马人给伯乐的“一朝之贾”,在现代叫“出场费”,这也开了中国名人参与商业行为拿“出场费”的先河。

汉代女名人也做“促销女”

汉代餐饮业已很繁荣,街头酒店受到普通消费者的欢迎。这时的酒店经营者颇有创意,在店前面垒起高台,即所谓的“垆”,然后把大酒坛子放置于上,还让一名漂亮的女子站在旁边,以吸引眼球。这样的女子,在现代叫“促销小姐”。当时名声远播的大才女卓文君,便曾当过“促销女”。

据《史记》记载,当年大才子司马相如,与当时17岁的卓文君私奔后,为了谋生,在四川临邛盘了一家酒舍,开了个小酒店。司马相如洗盘子,卓文君则站到店前的酒坛旁边揽生意,“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典故由此而来。这是古代女明星参与商业活动的经典案例,现代流行的女星为某一品牌的商品站台,无非是“文君当垆”的现代版。

东晋出现的“慈善广告”

古代名人参与商业活动,并不都是商业行为,有时是一种慈善活动。有“书圣”之誉的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便曾利用自己的名家身份,为一个卖扇老妇人做好事,免费为她卖的扇子题字。

据说有一天,王羲之散步到绍兴城里的一座石桥上,见一个老妇人提着一篮竹扇,在桥头叫卖,但好久也不见有人来买。王羲之遂上前对老妇人说,如果在扇子上写上字,应该好卖些。

老妇人同意了,王羲之便在每只扇子上题写5个字。老妇人起初还有点不高兴,王羲之告诉她,你就说这字是王右军写的,每只要价“百钱”。老妇人依言说了,扇子很快被抢购一空。

唐宋流行的“商业软文”

唐宋时期,商业活动中利用名人效应现象更为突出。这一时期,请名人为商品作赋吟诗,成为一种潮流,酒、茶、食物等都曾通过名人效应得以推广。当时不少名人留下来的诗作,在今天看来都属于广告中的“商业软文”。著名诗人李白的《客中行》,就是专为兰陵出产的一种酒而写。

宋代文学家坡,从茶叶到馓子,再到猪肉,他都曾做过推广。当年海南儋县有一老妇人制作的环饼,即时称“寒具”、俗称“馓子”的一种油炸食品,非常好吃。坡被贬谪于此后,给这家铺子写了一首《寒具诗》:“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经他这么一写,这家铺子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篇3

侵权人在创作侵权作品时,对原著中虚拟角色进行歪曲和篡改的行为,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著作权人创作水准的评价。由于侵权作品中关于人物的名称与原著高度相似,会导致诸多社会公众误认为侵权作品为金庸先生的作品。同时,侵权作品的发行并未受到原作者的授权,因此该行为侵害了原作者的著作权。侵权人在创作侵权作品时,通过对原著人物的名称进行移植以及对原著的情节进行重构的方式来重新设定人物形象,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原著出现理解偏差和判断偏差,对著作权人产生消极的评价。比如,侵权人在《此间少年》中将“令狐冲”构造为一个固执偏见且傲慢的人物,势必会影响社会公众对“令狐冲”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这种侵权行为使得原作者在其作品中通过个人构思和创作定位的人物形象受到非法侵害。因此,原作者有权利保护其人物形象的正当性,即保护作品虚拟角色的权利。

二、作品虚拟角色商品化权利被侵害的现状

(一)商业活动对作品虚拟角色的侵害

部分文学作品中虚拟角色的影响力较为广泛和突出,深受社会大众熟知和喜爱,社会大众对虚拟角色的认识程度较深。因此,部分商业主体逐步认识到虚拟角色的价值,在商业宣传活动中利用虚拟角色的影响来宣传自身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商业主体在商业活动中的宣传能够符合虚拟角色的既定意义,这种宣传属于正当使用尚可理解。但是,许多商业主体为了突出自身商业活动的差异化,推广自身的商品和服务,往往会歪曲作品中虚拟角色的人物形象,侵害原著的人物设定,侵害原作者的商品化权利。这种非正当使用虚拟角色的商业活动,势必会影响原著中虚拟角色的形象,损害原著中的人物价值,甚至导致公众对虚拟角色和著作权人进行消极评价。在商业活动中对作品虚拟角色进行侵害的案件比比皆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美国的“WaltDisneyProductionv.AirPirates”案。该案被告在进行商业活动时使用了原告漫画中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形象,并在商业活动中对米老鼠和唐老鸭天真烂漫的性格进行颠覆,向公众构造了一个沉迷于和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影响了社会公众对米老鼠和唐老鸭的既定认识。同时,该案中商业主体的商业活动严重损害了迪士尼公司关于动画形象的基本设定。最终,迪士尼公司对有关侵权主体进行起诉后,美国相关法院将商业主体的行为判定为侵权。

(二)影视作品对作品虚拟角色的侵害

影视作品属于对原著的第二次创作和改编。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主体在改编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影视作品创作时,需要著作权人的同意和授权。但是实践中,却包含了大量影视作品对作品虚拟角色进行侵害的案件。创作影视作品的侵权主体在没有征得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原著人物进行改编。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德克斯塔(DeCosta)案。该案中,演员维克托德克斯塔(VictorDeCosta)创作了一个虚拟角色“Paladin”,该角色不属于任何作品,仅用于狂欢节和牛仔竞技等公共场合的表演。但是美国CBS公司(ColumbiaBroadcastingSystem)在没有征得演员维克托德克斯塔(VictorDeCosta)同意的情况下,在其一档电视连续剧“HaveGunWillTravel”中,多次对虚拟角色“Paladin”的各项要素进行使用。电视连续剧“HaveGunWillTravel”中某一角色的姓名、外貌、特征以及出场场景等多种元素都与“Paladin”十分相同。最终,演员维克托德克斯塔对美国CBS公司提起诉讼,美国相关法院将美国CBS公司的行为判定为侵权。

(三)网络游戏对作品虚拟角色的侵害

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建立的网络游戏也日渐增多。根据《伯尔尼公约》,网络游戏属于程序著作权的范畴,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在诸多的网络游戏中,尤其是具有故事情节的网络游戏,往往要赋予游戏人物以一定的名字。部分网络游戏公司为了使自己的游戏更具有吸引力,往往会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名字赋予给游戏人物,使其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进而提升游戏宣传效果。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四大名捕》小说作者温瑞安诉玩蟹公司网游“大掌门”案。该案中,玩蟹公司开发的“大掌门”网游中,大量使用了《四大名捕》这一小说中的人物名称,并对人物的形象予以改编。温瑞安在发现这一事实后,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海淀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该公司以开发网游的方式改编原著,侵害了原著中独创性人物的人物形象,侵害了原告对作品享有的改编权,遂判决被告消除影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80万元。在该案中,法院明确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网络游戏明显地侵害了原著作中的人物形象,并对原著作权人予以法律保护。

三、作品虚拟角色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途径

(一)细化著作权法具体条文,明确作品虚拟角色的立法规范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存在立法空白,尚无具体的条文对虚拟角色进行著作权保护。《著作权法》第十条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作者享有复制、发行和出租等十二项财产权利,享有发表、署名等四项人身权利,并将该条第十七项“应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作为兜底的条款。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援引《著作权法》第十条中的相关规定对虚拟角色进行保护,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著作权人的相关性权益。但是由于在具体法规方面缺少切实可行的规范,难以对著作权人全方位进行保护,不利于惩治侵权人非法利用虚拟角色的行为。同时,对于究竟何为虚拟角色,以及虚拟角色是否具有商品化的权利和价值,法律也并未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在《著作权法》第十条中可增加虚拟角色商品化权利作为单独的一项权利,并与其他十二项财产权相并列,明确具备以下特征的虚拟角色都具有商品化的权利和价值:在社会中存在影响力的、具备鲜明特征的、在社会普通公众中具备明确形象的。同时,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虚拟角色商品化权利是作者所有的权利,其他人未经作者授权不能擅自改变虚拟角色的形象,不能对虚拟角色进行不正当的使用。将虚拟角色商品化权利作为单独的一项权利,能够为法院适用著作权法的其他相关规定作出指引,助力于审判实践工作。

(二)完善立法,构建作品虚拟角色的保护程序

根据当前对虚拟角色的保护现实案例来看,各个法院对于虚拟角色的保护程度不一,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现实法律实践中缺乏相关保护虚拟角色的具体程序,许多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只能根据自己对《著作权法》的理解,按照基本原则和参照其他著作权侵权赔偿的标准进行审理。这就造成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法院所判决的结论是不同的。因没有统一的标准,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也甚为谨慎。笔者认为,未来在完善著作权法时,可以规定保护虚拟角色的程序性规范,以及在审理时应该参照的程序标准。立法机关可以制定不同参考标准,以满足不同类型的虚拟角色侵权案件。比如,可以根据虚拟角色的知名度、社会影响力及侵权人使用的范围、时间、获利状况等综合因素确定赔偿标准。从立法上构建一套具有特色的保护程序,可以方便著作权人主张自己的权利,进而保障虚拟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的正确使用。

(三)施行作品虚拟角色的授权许可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内容,如许可使用权利的种类、范围等。作品许可使用的方式有:一般许可、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不同的许可模式对应的法律结果并不一样。一般许可下,作者通过合同的方式许可使用人使用,作者获得许可费;在法定许可下,使用人可以在法定情形下使用,不经过作者同意,但是依然要给付使用费;强制许可下,使用人未经作者同意即可以使用,也不需要使用费。因此根据上述三种许可模式,虚拟角色也可以进行类似方式的许可使用,进而实现虚拟角色的商业使用价值。通过明确作品中虚拟角色权利的使用规范,避免在商业活动中混用虚拟角色名称而造成的侵权现象。增加虚拟角色许可模式,施行作品虚拟角色的授权许可,能够实现对著作权人全方位的保护。在一般许可模式之下,使用人可以通过合同或者协议的方式,支付使用费获得使用权。在法定许可之下,使用人需要及时告知权利人,并及时支付费用。而在强制许可之下,虽然不需要经过权利人同意且毋需支付任何费用,但是使用人对虚拟角色的使用亦不能过多地改变原著中虚拟角色的基本定位,不能在社会原有共识上对虚拟角色造成消极或者负面的评价。

(四)构建精神损害赔偿机制,充分保障著作权人的精神利益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著作权不再是单纯的财产性权利,其可能包含着一定的精神性权利。例如,某作者历时十年出版的书籍,该书籍是作者十年精力和心血的凝结品,里面中的各个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都经过了作者精心的设置和安排。此时,侵权人对该书籍的虚拟角色形象以及内容情节进行歪曲并加以利用,无疑会对作者造成精神损害。司法实践中,由于著作权领域缺乏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此时作者如果要寻求精神损害赔偿,只能依据一般的民法规定或者民法的一般原理起诉。如果根据一般的民法规定进行起诉,则需要达到严重后果的程度。文学创作中,许多虚拟角色往往寄托了作者的独特情感,此时即使没有达到严重后果,仍然会使作者的精神受到伤害。我国著作权领域精神损害机制的缺失,导致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判定精神损害赔偿存在不确定性,显然不利于全方位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综上所述,有必要在虚拟角色保护领域构建精神损害赔偿机制,充分保障著作权人的精神利益,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首先,在立法层面应当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在虚拟角色保护领域的适用问题,从立法上肯定权利人能够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次,明确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由于法人不享有人格权,因此,应当明确只有侵犯自然人所创作作品中的虚拟角色商品化权利时,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问题。再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条件、程序以及法律适用后果等。最后,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充分考量著作权人创作该文学作品所耗费的物力、人力和财力;考量侵权的情节以及侵权的内容;考量该文学作品以及作品中虚拟角色的知名度;考量侵权人侵权的影响范围等等。

(五)强化知识产权执法监督,规范作品虚拟角色的商业应用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大和开放,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方式与营销手段可谓层出不穷。市场主体在进行商业宣传时,往往会创新宣传方式,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和提升自有产品的吸引力。市场的趋利性使得商家通过对虚拟角色的不当使用来博得公众的眼球。例如上文提到“温瑞安诉玩蟹公司网游案”以及当下最火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等都有大量的涉嫌侵害虚拟角色的情况存在。面对现代社会中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方式,强化行政机构对商业的监督执法,是重要的监督管理措施。在日常经济商业活动中,市场监督部门(尤其是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负有监督知识产权合理利用的职责。在我国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语境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强化市场管理监督最重要的是形成完善的法治市场思维模式。知识产权管理监督机构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综合利用商标权、著作权以及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等综合执法手段,对市场上出现的滥用著作权中虚拟角色的行为予以干预,保护虚拟角色的商品化权利以及作者的著作权。

篇4

关键词:微商思维;高职;市场营销教学;策略探讨

引言:

高职院校是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人才的培养计划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出具体的调整,更何况市场营销所面向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在教学的时候,更应该立足于经济社会所出现的新变化新形势,插入新的教学内容。微商是一种新型的电子商务模式,同时在市场上所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加强这方面的教学是有利于学生在毕业之后快速的融入职场社会。本篇文章先分析了微商的概念,随后探讨了在市场营销教学当中融入微商思维的策略。

一、微商的相关概念

微商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势,相对于传统的实体经济活动而言,它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让人们随时随地的购物。一般而言,微商都是由个体所经营的,是通过网络渠道进行销售,通过电子手段完成交易的,而交易的平台主要是微信。但是并不是所有在微信上进行商业活动的都属于微商,早期的微商活动者主要是通过朋友圈进行销售的,但是随着微信使用人群的进一步增加,才开始呈现商业化发展,才形成了微商这个市场。

二、在高职市场营销教学当中培养微商思维的策略

(一)正确的认识微商

要想更好的在市场营销教学当中融入微商思维教学,教师首先要正确的认识微商,要了解微商的整个发展历程,找到微商当中市场营销的策略,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微商是在网络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而网络具备最大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虚拟化,所以在微商营销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信任关系,当消费者信任商户之后才能够放心消费。同时,微商的发展规模之所以可以得到扩大,是在互联网强大的沟通共享功能支持之下所实现的,而这两种就是一种营销手段,微商将朋友圈和网络充分的结合在了一起,创新商业信息传播的渠道。而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在充分认识到了微商这种商业思维的时候,在对自身的市场营销教学活动进行具体的调整,结合当前的教材以及教学目标进行具体的改革,建立一个三位一体的市场营销教学模式。而这种教学模式是需要遵循以下两方面的原则,一方面,必须要根据高职生在这一时期的心理特点,了解高职生的学习需求,从而展开针对性的教学;另一方面,带领学生深入到微商的营销模式当中,让学生了解微商的一个运转情况,是如何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展开销售工作的。

(二)做好教學案例的选择工作

在市场营销教学活动当中,要向学生形成微商思维,还是需要具体的教学活动作为载体,需要教师做好教学案例的选择工作,让案例更加贴近学生生活,从而让学生获得更为直观的感受。在选择案例的时候,教师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选择案例的时候要选择比较典型的案例,选择学生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的事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教师应该将案例和具体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能让案例来充实理论,并通过理论来阐述案例的可实施性。另外必须要选择可操作性比较强的案例,可以让学生进行一定的模拟实践,提高学生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构建良好的课堂氛围

课堂氛围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在市场营销教学当中,如何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手段,极其容易让学生产生排斥心理,因此教师要改变学生这种被动学习的状态,在课堂上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多开展一些实践性活动。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立足于微商发展的基础,利用微信开展教学活动。教师可以将传统的课堂转移到微信上,建立微信课堂,将学生放置在一个微信群当中,并在微信朋友圈当中实时的一些信息,这样学生可以通过访问朋友圈的形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既创新了学习的方式,又让学生了解到微信的基本运转,相对于传统的课堂而言,这种教学手段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四)强化校企合作环节

市场营销当中仅凭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而要想微商思维真正落实到实处,还是需要一定的实践活动加以辅助,而这些实践活动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开展,这样学生才可以在实践当中将微商思维真正的运用起来,才可以发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市场营销能力。一方面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特色,在校园内建立起一个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实训基地当中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创业,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同时也可以积极的和一些大型的网络平系起来,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渠道,让学生了解当前市场的运行模式以及整体的社会环境,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营销水平。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微商思维在高职市场营销教学当中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培养项目,而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教学任务,针对这方面教师应该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手段,将微商思维和理论教学以及实践教学充分的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案例选择的科学性,建立更为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高学生的营销水平。

参考文献:

[1]陈怀芳.微商思维在高职市场营销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商业故事,2018(10).

[2]申燕妮.微商思维在高职市场营销教学中的应用[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8(4):185-185.

[3]杨梦露,张彩利.高职市场营销教学中微商思维的实践[J].智富时代,2018,000(06X):P.32-32.

篇5

一、案例教学的由来

案例教学在大学中的使用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哈佛法学院[4,5],后在20世纪20年代被其毕业生、时任哈佛商学院院长WallaceP.Donham引入该校商学院的教学中[6]。案例教学初次引入我国始于1980年中美合作的“中美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班”,但受传统思想影响,教学方面并未突破“课堂讲授法”的界限[7]。传统的讲授法授课模式强调教师对知识的传授、引导,在传授系统性知识方面效率较高,但它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案例教学法是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判断力,锻炼学生的问题解决技能,尤其是分析技能与决策技能,使之在复杂的环境中主动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应对和处理现实中的复杂问题[8]。虽然案例教学法在工商管理教学中的应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它也存在着一些实施方面的不足[5],例如不利于向学习者系统地传授某一领域的知识和理论、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案例的编写质量等(缺少适合本土国情的案例、企业数据采集方面的困难是两大主因)[9]。

二、案例教学优势分析及对本科教学的重要性

虽然在实施上尚存不足,但相对于其它工商管理教学方法而言,案例教学的优势颇为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

其一,适用于各种学习者。具有不同从业经验、不同专业领域的学习者通过案例的学习,可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案例,并借鉴自身的相关经历与知识在研学过程中获益。

其二,适用各类管理问题。案例教学法广泛的运用于工商管理的各学科和专业中,哈佛大学MBA学生在两年内要学习400至600个案例,其内容涵盖了市场营销、财务分析、组织变革、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管理等诸多方面。

其三,适用于多种教学目标。案例教学不但可以提高学习者的管理能力、改善其管理技巧,也可以补充或完善其在相关的管理领域内的知识,还有助于改进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模式。在工商管理教学体系中,应用导向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目的,重点之一是提高学习者的实际能力和素质[10]。此外,由于学习者将来所面对的商业活动具有实践性、动态性等基本特征,所以教学活动就要考虑让学习者参与到具有这些特点的活动中去,在教学中应受到工商管理活动的基本训练。与MBA、EMBA的情况不同,工商管理本科专业的学生一般不具有完整、系统的商业活动从业经历,无法象MBA、EMBA等具备数年工作实践经验的学习者那样,在案例学习过程中借鉴自身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在特定的管理情境设定中完成分析和讨论等工作。另一方面,大学之间盲目竞争与就业市场的饱和又令许多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大学毕业生难以为用人单位接受,无法顺利就业[11]。

为顺利贯彻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并将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培养成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善于分析和解决商业活动中实际问题的合格人才,一方面应当在整个培养过程中适度适量的引入案例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必须依照本科层次学习者的特点来实施相关的案例教学任务。此外,国内学者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研究表明,对本科生的培养要以教学、应用和面向地方为主[12],这便向教师们使用案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用型师资短缺和本土案例缺乏是两个大问题,这使授课教师在实践案例教学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增加)。

因此,对于工商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教育实践来说,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在于:一是案例教学可与专业课程的理论讲授相辅相成,对系统的理论进行补缺和完善;二是案例教学令学习者处于一种“虚拟商业现实”的活动中,有利于培养其实战能力,及早了解行业知识,为日后进入相关行业领域打下部分基础。国内学者何志毅进行的相关调查分析中有关案例教学优点的数据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以上观点[9]。

三、案例教学实践

以讲授市场营销课程时使用的案例(AqualisaQuartz:SimplyaBetterShower)为例,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学习过程模型探讨案例教学的作用。根据ClaytonM.Christensen的观点[13],以案例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围绕着以下三步展开,分别是观测阶段、分类阶段、关联阶段,通过该三个阶段的共同努力与互动,学习者在案例的学习过程中将对相关理论有进一步的认识与掌握。

第一个阶段,学习者主要通过对现象的观测、描述与测量了解案例的背景资料。所讲授的案例中分别介绍了英国的热水器市场、市售热水器的类型、热水器产品存在的主要产品质量问题、市场细分等相关知识。

第二个阶段,学习者将观测到的相关属性挑出并进行归类。在上述案例中,学习者可将热水器按价格进行分类,也可按销售渠道进行分类,或者按功能及使用难易度进行分类。

在第三阶段,学习者尝试在属性类别与观测结果之间建立联系,形成理论构建中的归纳过程。继而,若将此关联结论置于不同情境下获得了预期的观测结果,将完成描述性理论的构建过程。在上述案例中,学习者通过案例中对AqualisaQuartz热水器的属性(价格、技术先进性、安装简便性、安全性等)描述可知这是一款高质量且功能先进的产品,然而最终这款热水器产品在市场上却销售疲软,未达到预期效果。这时异例(anomaly)便发生了,即用一般理论无法解释结论,导致关联表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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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业意识商业意识,即指导商业活动更好开展的意识。商业活动是企业向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利润以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活动。在竞争环境中,企业一定要能比竞争对手更快更好更高效的为客户提供高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这样企业要实现良好发展,这离不开商业意识的指导。商业意识主要包括客户意识、竞争意识、营销意识、品牌意识、沟通谈判意识等。

1.2广告活动广告是企业营销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通过广告活动来改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和态度,从而来吸引消费者尽可能多的购买本企业产品或服务。广告活动是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平台,企业冀希望通过广告活动尽可能的将产品或服务与竞争对手区隔开,同时传递本企业产品或服务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上特有的价值。不难看出,广告活动是带着枷锁跳舞的活动,广告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对企业、产品、竞争、消费者及市场环境的良好洞察,广告活动深深打印着商业意识的烙印。

2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

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是广告行业未来发展的新鲜血液,毕业生主要在广告公司、企业市场部、专业设计公司等机构从事广告设计工作,主要在商业意识指导下通过广告设计作品创造商业价值。在占有高等教育近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中,广告设计专业设置于该类院校的艺术设计类专业中,而且开设比例很高。但是受制于师资、地域专、业建设理念等不同因素的影响,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2.1在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商业意识的专业基础课程欠缺或薄弱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是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前提。广告设计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广告设计工作,广告设计工作是在明确的商业意识指导下进行的作品创作工作。因此关乎商业意识培养的课程必不可少。可现实情况是,许多学校在课程体系中没有设置培养学生商业意识的专业基础课程,诸如市场营销、消费心理学、作品方案提报等类的课程。这对学生良好商业意识的培养造成负面影响,这从学生作品中可反映出来,学生作品往往很美、很高大上,但从市场角度看可实施性很低。

2.2教师的商业意识薄弱,一线实践能力亟需提升专业教师在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上起着关键作用,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专业教师除较少外聘教师外,大部分教师主要来自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这是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的转变。这导致广告专业教师先天性的行业从业实践经验缺失。教师进入教学岗位后能实现角色迅速转化,但他们不具备丰富的广告行业经验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另外高职院校教学任务普遍繁重,教师到专业公司进行锻炼的时间很少,这导致一个严重问题——教师一线广告设计能力不足,经验缺失,商业意识薄弱。在此窘境下,教师虽然努力提高教学方法,认真钻研教学活动,精心选择广告案例,并能指导学生取得一些竞赛奖励,可往往不能完成客户委托的实际项目,出现较多碰壁情况。

2.3地域局限导致实际广告设计项目训练欠缺,学生的商业意识薄弱广告行业是服务业的重要部分,广告业的发达程度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因此服务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的广告业发展较好。许多高职院校处于不发达地域,学校的广告专业面临着地域广告发展程度低,广告环境差的尴尬现实。地域局限导致广告设计项目较少,学生真实实践训练不足,学生大都通过模拟项目来完成广告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因为缺乏客户的介入,对消费者也做不到深入研究,学生的商业意识薄弱,作品往往美观,但经不起商业检验。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出现的问题,与隐含其中的商业意识薄弱有密切关系。作为培养广告设计核心能力的专业,需要牢固贯穿商业意识,突破地域局限,以前沿眼光提升人才专业建设。

3商业意识视角下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探析

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主要涉及“培养什么样的广告设计人才”、“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两个基本命题。就第一个命题来看,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应培养“具有强烈商业意识的、较高广告创意水平的能熟练创作各类型广告作品的高等技术技能型人才”。广告活动是典型的商业活动,因此广告设计人才必须具备强烈商业意识。就第二个命题来看,高职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在课程体系设置、师资建设、教学实践环节、毕业实习环节等方面牢固贯穿商业意识,以使培养的学生能力无缝对接行业的广告设计岗位。具体建议如下:

3.1课程体系设置环节课程体系设置主要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展开,课程体系设置应遵循科学的程序,即首先开展行业人才供需调查,接下来召开行业专家座谈会确定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目标,之后以依此为依据设置具体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一般包括公共课程、专业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实习实训课程等。对高职广告设计专业而言,商业意识的培养应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并且越早越好。大一阶段学生主要进行公共课、一定比例的专业课程学习,因此建议在大一课程学习环节设置培养学生商业意识的课程,一是课程体系中各课程关系衔接的需要,二是商业意识应及早培养。根据“够用”的课程设计原则,建议设置《市场营销》、《消费心理学》2门课程。在大三阶段,学生出于作品设计完成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议设置《作品提报》课程,以培养沟通谈判的商业意识。

3.2师资建设环节高职教育对师资强调“双师型教师”,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有格外要求。在师资建设上以“内培外引、内助外辅”来进行师资建设,注重校内专职教师商业意识的提高,注重通过实际项目训练教师实践能力。具体建议有:(1)比拟广告公司的创意部,引入竞争机制,教师根据专业组合为不同的工作室,通过实际项目进行竞争,以提升教师竞争意识、客户意识及实战能力。(2)引导激励教师分批次到大型专业广告公司进行较长时间的项目实践,以此全面提升教师的商业意识、全方位能力。

3.3教学实践环节项目教学是适合广告设计专业的较好教学方式,在项目化教学中,通过解决具体项目,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师生商业意识,提高设计作品的实用性。在此提出,在引进项目上,专业老师应该主动融入行业、寻找市场客户,让客户将真实的项目带进课堂,这样学生的设计过程将更有针对性,设计的作品及时得到客户反馈,得到市场检验,从而提升学生设计兴趣、设计能力,培养学生的商业设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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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设计;实践

艺术设计专业具有体验式、感悟式、印证式、创新式等特点,正如“实践”的哲学内涵所体现的,意义、价值观的生成不在于训导和灌输,而需要通过真正的判断、践行来提高与完善。艺术和设计都需要艺术家和设计者深入社会,了解新科技、新材料、新理念、新发明,掌握关于设计创造有形无形的资源和信息,了解现代企业的商业化运作,培养更敏锐的商业嗅觉,推动学生从设计师和艺术家到兼具企业战略眼光和艺术设计管理技能综合性人才的角色转变[1]。而现阶段各高校在此类专业的课程设计实际当中,依然遵循目标模式的课程设计结构,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所适从,而且统一的模块结构使得专业课所占比例本来就较少,而实践课在专业课中所占比例就更少,况且实践课也没有真正去做项目,这就使得学生缺失了对实践的参与感,从而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差,当真正拿到设计项目时,不是胸有成竹,而是忐忑不安、无处下手。因此,加强艺术设计专业的实践课程教学设计是课程设计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迫切问题。

一、课程设计模式的选择

我国以往的课程设计体制以集中统一为主,所设计的课程往往不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需要。课程设计的参与面较窄,以学科专家为主,导致课程的设计呈现学科主义的倾向。目前高校本科教学所面临的情况是:四年总学时必须控制在2600学时左右,扣除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等,能够真正用于专业实践课的学时较少。根据相关调研,从部分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计划来看,其实践课程课时占总学时的15%左右,其中还包括军训、公益劳动、毕业论文等,真正的实践课时只占到总课时的7%左右,在短暂的课时里要求学生掌握具有较强的专业领域的实践能力是相当困难的。

新的课程设计理论针对不同的专业取向提出了不同的设计模式,即目标模式、过程模式、集体审议模式、自然设计模式,其中最经典的当属目标模式,其意义在于,在规划课程时,必须回答四个问题,即学校追求的教育目标、应该提供那些教育经验才能达到目标、这些经验如何组织、如何确定目标已经实现,由此可看出,目标受到了高度重视,目标起着统领和指导的作用,一切以目标为核心,使得课程各要素共同发挥整体的效能。这种模式适用于侧重基本知识、简单技能学习的科目或内容,一般高校基本都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设计的。而艺术设计专业是实践性极强的专业,经过对四种模式的适用性比较,笔者认为集体审议模式更适合于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设计。

集体审议模式的课程设计是一种实践取向的课程设计,它在吸纳教师参与的基础上,针对要解决的问题,以实践为衡量的标准,对各种方案加以取舍,主张课程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要用实践的方法加以解决,当然也绝不因此而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教师的参与能够增强课程的适应性,集体审议过程是相互教育的过程,而且使理论与实践在课程设计中达到更有效的结合。

二、实践课程的内容及学时比例

艺术设计教育实践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使设计人才胜任设计岗位、恪守设计伦理、承担设计使命,服务社会并引领生活。因此,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应占到总课时的25%左右,而不是现阶段的15%还不到。经过多方查阅资料并进行比对,笔者认为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及学时比例分配如下:

1.课程实践教学,占比20%。课堂实践教学是以课程结构和内容为主体,围绕相应课程中的知识吸收、技法训练、思维引导等开展的具有实践意义的教学。

2.创作实践教学,占比25%。创作实践教学不拘泥于具体的课程内容,以创作为核心,在实践性情境中培养设计意识,激发创造潜能,培养创新思维。创作实践可以是融合在课程之中的,也可以是独立于课程之外,单独设计的训练项目。 转贴于

3.项目实践教学,占比30%。项目实践教学是教学空间的拓展,目的是通过实务的、实际的项目,全面培养、锻炼从实际调研、目标规划、创意设计、创作制作到营销及管理分析等整个流程的素质和能力,提升整体素养。

4.行业实践教学,占比15%。进一步深入实际,在现实的行业运作中直接锻炼并检验职业素养、从业能力。行业实践教学具有较为突出的商业特色,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5.社会实践教学,占比10%。社会实践教学就是在最广阔的空间中全面培养包括设计自律意识、社会责任感等伦理观、价值观的全面生成、培育过程[1]。

三、创设实践方式

由于艺术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笔者认为在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做到:在保留必要的理论知识基础上,突出艺术设计专业的实用性,可以适当删减那些纯理论研究性的教学内容,并针对艺术类学生的特点进行适当调整。实现实践教学,需要从每一门课程开始,更需要从每一位任课教师开始。即,在课堂教学中,构建实践教学环节,创设实践教学情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1.案例教学

正所谓“纸上谈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没有参加设计实践,即使理论再扎实都是空谈。理论课对学生来说是比较枯燥乏味的课程,如果不能加以实践环节和案例教学,就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理论与实践并重,在课程教学中始终贯穿与突出设计主线,围绕设计来组织教学。教学中教师应该努力寻找和积累各种相关的设计案例,增加教材和参考书上没有的实际案例讲解,使教学的组织与编排实现从“理论讲解为中心”的教学到以“案例分析为中心”。通过案例把枯燥费解的理论内容进行分析讲解,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同时大量优秀的设计案例也能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分析、评价及应用能力。譬如手机的翻盖和滑盖设计,这两种类型的手机在外型上看,都是有两部分装配而成。从运动关系上分析,翻盖手机允许有一个旋转的运动关系,且旋转运动有一定的限度,手机盖关闭后,要求有适中的自压紧状态;滑盖手机允许有一个移动的运动关系,且移动位移有一定的限度,手机盖关闭后,要求有很好的回位状态。通过分析,可以马上给学生引出几个工学方面的概念,“自由度”、“限位”、“自压紧”、“回位”等。如果这些概念硬生生地提出来讲解,可能会给学生讲的一头雾水,但是通过实际产品的应用,学生们就会马上有所联系,进而理解这些概念,并且领会处理的办法[2]。

2.虚拟化设计

课堂教学中创设实践教学环节——进行课程实践、创作实践和项目实践,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过程,每一个循环,如果创设的情境符合人对知识的认知规律,学生积极主动配合,就有可能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例如在《景观设计》、《广告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等一些设计类课程中,老师可以充分利用实验室,采用“虚拟化”设计模式,指导学生在实验室中完成创作活动,将课程的理论知识融合在学生的创作实践中,进行课程设计实践活动,通过控制学生设计创作活动的各个环节,达到训练学生创新创意思维能力和方法。还可以请在社会实践一线的设计公司设计师来授课,组织学生进入实习实践教学基地进行认知实习和现场教学。这些环节的创设,一方面可以把实践引入教学,目的是把抽象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理论,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可视的形象来说明;另一方面,学生通过与专家、学者、设计师的互动,增强对行业的了解,提高创业的信心,激发创业的热情。

3.成立教师工作室。艺术设计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艺术,设计的好坏需要社会、大众去评定。所以,课堂向社会延伸,是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应该说,教师设计工作室的模式,是课堂延伸社会空间的最佳模式。教师把外面各种各样的设计项目揽回到学校来,带领学生进行设计项目的实践,既在市场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又增加了自己专业知识的社会价值,学生通过参与项目而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实现在干中学、学中干,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教学、参与讨论,锻炼学生自主完成设计任务的能力,达到了课程教学内容的认知,这种课堂上的教师为主转化为学生为主的方法,使学生得到锻炼。

4.参与教学基地商业活动。教师的工作是帮助和引导学生发现与解决设计中所出现的问题,提醒学生如何讨论和解决课题的策略;针对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并作解释,让学生的设计作品能真正做到可行性,具有实际效应。教师也要经常走出去接受新的观念、新的事物,培养多方面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接受和领会知识,横向培养学生的知识、联系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系统概括知识能力与创造能力。实习实践基地不仅为学生学习创设条件,教师既要参与实习实践教学活动,也可以参与与设计相关的商业活动,为实习实践基地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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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势变更 情势 商业风险

一、明确情势变更中“情势”的范围

明确“情势”的范围对于情势变更的适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情势变更与当事人的相关性角度理解:一是情势变更仅与合同当事人密切相关,不会涉及到社会全体或局部。即因合同当事人自身的原因导致当初订立合同的基础或目的发生重大变化使得合同履行障碍。另一种是由于战争、政策、金融危机等对于全体不特定人都有影响的情势变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继续履行对一方显著不公平。王利明教授认为所谓情势,是指合同成立后出现的不可预见的情况,即“必须是影响基于社会全体或局部之情事,并不考虑原来法律关系成立时,‘为其基础或环境之事情’”。韩世远教授主张情势变更的“情势”涉及到“当时存在的法秩序、经济秩序、货币的特定购买力、通常的交易条件等特定的一般关系(环境)。”最高院在对合同法指导案例进行点评时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领域,情势变更中“情势”都是指影响社会全体或局部的情事。

例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桩房屋买卖纠纷。案中被告陈甲提出解除合同的主要理由是在签订《购房意向某某》后,其母亲生病,故丧失购房资金的来源,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法院认为所谓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陈甲上述解除合同的理由仅与其自身相关,并不是影响到社会全体或局部的情事。在这一案件中陈甲的母亲重病不可以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确实导致了陈甲无法履行合同,但杭州中院认为其并不属于情势变更,这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

二、当事人对于情势变更导致合同履行障碍存在过错的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但是情势变更导致合同基础动摇或丧失,导致合同继续履行显失公平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却是由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的,则不应适用于情势变更原则。例如,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一则案件中,原告与某一广告公司就一歌星的演唱会签订总冠名协议,因时逢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发生,该演唱会因此不得泉州市公安局批准而未能如期举行,导致原告已投入的广告费用及6000元宣传费损失。另查,丰格公司筹办该次演唱会并未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根据文化部《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需要经过审批的演出活动,应当办理完审批手续后方可进行新闻宣传、出售门票等。被告作为专门的广告公司有义务对于演唱会进行申报,被告对于该案中的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不利结果存在过错。法院认为该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9·11”恐怖事件的发生导致演唱会不获批准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况,该变更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均无关系。但是如果被告积极的履行自己的申报义务,原告不会与其订立合同,情势变更就不会给原告造成损失。因此,对于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是可以归咎于当事人的过错的,此处不适用于情势变更原则,由过错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三、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

情势变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难点之一就是与商业风险区分。人民法院要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人民法院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其中可预见性最为重要,不仅包括预见风险的类型,也要衡量变故的剧烈程度。如果涨幅不大则仍然属于当事人订约时应预见的范围,属于正常商业风险。

2011年最高院审理的一宗买卖合同纠纷中,原被告签订合同订购阴极铜板,后因国际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引得铜的市场价格大幅下跌,被告拒绝继续履行余下的付款提货义务。最高院认为本处为商业风险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市场主体应当对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参照上海期货市场铜2004年至2011年价格走势图,该价格波动非为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风险,应当属于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远东公司与同在公司约定参照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合约卖盘报价进行定价,双方均应当预见也有能力预见到有色金属这种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存在投资风险。故本案要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四、结语

情势变更作为现代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它旨在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贯彻民法的公平原则,兼顾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受到诸多限制,法官对相应案件的处理,在把握认定尺度的严谨性上值得商榷。要正确把握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妥善分配情势变更适用的法律后果,单靠理论研究是不够的,适当的引入判例制度,借鉴国内外已经裁判的权威案例,加强指导性案例的引导作用。从司法实践中总结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规律,对多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明确情势变更原则的裁判标准。完善情势变更原则,更好的对情势变更引起的纠纷进行审判。

参考文献:

[1]姜作利.英美法中“合同落空”原则[J].政治与法律,1998(3).

[2]谭抒戎.原则与例外——浅析“条约必须遵守”与“情势变迁”之间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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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践性教学 案例教学 案例适用 编写原则

【Abstract】The major feature of excellent talents cultivation pla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prominent practical education. Prac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nerally thought to exist in the experiments, practice, training and social practice teaching process, classroom teaching seems irrelevant. In fac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ase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superior talent should have the type of knowledge structure, discusses case teach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cope, and case preparation of the basic requirements.

【Key Words】Practical teaching Case teaching Applicable of the case Writing principles

近年来,教育部推出“卓越人才培养计划”,这是高等教育领域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就业能力而实施的重大计划。

一、卓越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

关于知识,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它是主客观相互统一的产物,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注:“所谓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在其《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中,将知识区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是可以通过阅读和查询数据库获得,因而容易被学习掌握;后者则是事物所固有的,很难用语言表述和交流的那种更加含蓄的知识。野中进一步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不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他认为,知识是一种被确认的信念,通过知识持有者和接收者的信念模式和约束来创造、组织和传递。显然,野中郁次郎特别强调了知识与社会实践、环境信息的关系。

1998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关于知识经济与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研究报告》中做出如下定义和列举:知识是“经过人的思维整理过的信息、数据、形象、意象、价值标准以及社会的其它符号产物,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知识中最重要的部分,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商业活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经验和知识,人们获取、运用和创造知识的知识,以及面临问题做出判断和提出解决方法的知识。”与我国传统的知识观念相比,“人们获取、运用和创造知识的知识,以及面临问题做出判断和提出解决方法的知识”是知识的一个新概念范畴。

综上所述,“知识”的内涵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商业活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经验;获取、运用和创造知识的知识;对问题的感悟、判断和应变的知识,等等。这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的划分并无本质冲突,其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等可以通过一定形式(编码)表现出来,可以储存、传送和复制;其余知识则是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无法传达的意会知识。

今天的大众教育就是培养为区域经济或行业经济服务的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的培养目标,就是基础理论适度、专业知识牢固、动手能力突出。对这类“动手能力”突出的应用型人才,必须特别重视培养他们具有新知识观念体系下的“知识”。具体到能力结构方面,卓越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当包括获取知识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和创新知识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教学。

二、案例教学属于实践性教学环节

高等学校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可以分校内部分和校外部分:校外部分有社会调研、实习实训、毕业设计和行业性竞技竞赛等等;而校内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一般认为是只有在实验室和校办工厂才能完成,把凡是课堂上的教学都看着是理论教学。其实不然,譬如案例教学,就可以纳入校内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因为案例提所提供的是一种高度仿真的两难情境,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背景条件,会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案例设计的目的就在于激励学员分析、思辨,提出不同条件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多种备选办法。所以,好的案例,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可以使得学员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遇到类似问题感到似曾经历,也就能够从容应对。因此,案例教学虽然也在课堂上完成,但可有实践意义的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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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对权利内容的规定一般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即从正面肯定权利人对相关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及从反面明确权利人对某些具体行为的“禁止权”。从现有法律条文看,版权和专利权的相关规定相对详细,比如《著作权法》不仅详细地划分了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权项,还列举了若干具体形式的侵权行为;《专利法》也具体规定了“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权利内容,以及权利人对未经自己许可而实施这些行为的禁止权。比较而言,《商标法》法律条文中通篇采用了“使用”一词,充分体现了“使用”是商标权的核心内容,但却找不到对商标专用权含义、表现形式或具体内容的任何阐述。事实上,这并不是我国《商标法》独有的问题,世界各国商标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即使是秉承成文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也很少对“使用”的具体方式作明文规定。究其原因,应当是商标之“使用”于商业活动中的样态从来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准确划定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并做出他人是否侵权的判断,是一项需要综合诸多因素考量而非仅生搬硬套法律条款的高难度法律适用工作。

定牌加工,俗称“贴牌生产”,是指加工方根据约定,为委托方加工使用特定商标的产品并将该产品交付给委托方、根据约定向委托方收取加工费的贸易方式。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定牌加工业务在我国的外贸领域有着相当的比重。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我国内地的定牌加工企业遭遇的商标权纠纷屡见不鲜,海关查获的出口侵权货物很多正是定牌加工生产的。因此,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在国内学术界和司法、执法实践中引起广泛关注。现实中,定牌加工引起的商标侵权争议是:由于商标权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类同产品上的类同商标在国内外完全可以分属不同的权利人;国内定牌加工企业接到国外合法商标权人的委托订单后进行生产加工、并将所有成品全部运回委托方所在国的行为是否侵犯国内同一商标权利人的商标专用权?

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之一认为,“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侵犯了注册商标专用权;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商标法和本条例所称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仅从字面上看,这两条规定毫无疑问地将定牌加工过程中必定包含的将商标标记贴附于产品之上的行为纳入了商标专用权的范围,这也是我国近年来一些法院判定定牌加工企业侵权的主要依据。最典型的是“两个耐克”案,法院认为被告没有尽到审查的义务,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使用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从而直接构成侵权。在沿海外贸加工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广东、浙江等地都出现过定牌加工企业被追究商标侵权法律责任的案例,而法院的意见基本上倾向于认定侵权。但在实际上,司法机关内部至今也未达成如何判断商标侵权的共识。在“两个耐克”案之后的2004 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在其制定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 “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是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定牌加工是基于有权使用商标的人的明确委托,并且受委托定牌加工的商品不在中国境内销售,不可能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不应当认定构成侵权。”遗憾的是,这一解释在2006年3月7日废止了;而作为法律适用中最有参考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一直没有关于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的内容。“混淆”理论是否成为我国商标侵权判断基础还处于探讨阶段,这必然影响人们对定牌加工与商标权的保护问题的认识。

笔者认为,尽管《商标法》第五十二条没有明确规定构成混淆是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但据此孤立地将法律解释为“所有的将商标附着于产品的行为都可认定为侵权”的看法是值得探讨的。笔者认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其一,是否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范畴。商标法上的“使用”概念,应当是商业活动中的正常使用。商业活动必定包括营销的环节,即商家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过程,无任何贩卖意图、无流通与交换的单纯制造行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商业活动。因此,制造产品并将商标贴附于产品之上、但并没有向市场提供商品的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商标法所称的“商标的使用”;常见的依照委托合同进行的贴牌加工活动即是如此。尤其在我国,许多涉外定牌加工企业只负责按照合同生产制造,连出口环节都未参与,这种情形之下认为其生产行为是商业活动、从而侵犯了国内商标权人的权利是不公平的。

其二,是否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从商标的主要作用看,其基本功能是识别,即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换言之,商标侵权的实质是混淆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因此,是否造成商品或服务来源混淆、误导公众是认定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必备条件。事实上,从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混淆原则在侵权判定过程中起到基本的指导作用;我国目前关于商标法修订的讨论中,法律应否明确商标侵权“混淆的可能性”也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世界贸易组织(WTO)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也暗含了商标侵权判断的“造成混淆的可能”之标准。判定是否造成混淆、误认,首先必然要划定市场地域及相关公众的范围,这一点在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是比较明确的。显然,基于对商标权地域性的正确理解,是否侵犯国内商标权人的权利,首要的是看是否在中国市场上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

其三,是否尽到审查义务。定牌加工企业的审查义务是什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推定这种审查义务是值得商榷的。尽管有人认为比较保险的做法是,企业在拿到订单时不仅要对方出示合法的商标注册证书,还要对方保证该商标在中国没有其他权利人。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天真而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对绝大多数承揽定牌加工业务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根本没有要求委托方出具商标在中国权利状况证明的底气,所谓“”的义务只能由加工方自己承担(一般要花费2―3千元)。笔者认为,定牌加工企业只要做到切实审查核实了委托方的商标权证明文件,且在合同中明确自己仅仅进行制造行为、所加工的产品将全部回销回委托方享有权利的地域,则已经履行了审查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认为的定牌加工企业不构成商标侵权的情形仅限于产品全部返销到委托方享有商标权的所在国。至于其它一些常见行为,如加工方未审查核实委托方的商标权状况(尤其在多层转手的委托中)而生产了侵犯国内商标权人专用权的产品、加工方明知或应知产品将在国内销售、加工方将加工数量中超额部分或因质量不合格被委托方退货部分擅自销售从而侵犯国内同一商标权人的专用权,等等。换句话说,定牌加工企业侵犯商标权的避风港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是:审查核实委托方的商标注册证书或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只生产不销售、产品全部回销。一旦定牌生产的产品进入到国内流通领域,无论加工方主观过错如何,都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或间接侵权而承担法律责任(不等于赔偿责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包括了进出口知识产权监管,而这一高水平的保护又不可能一下子降下来,根据此《条例》许多定牌加工企业的产品在出口时都因已有国内商标权人的备案而遭到扣押。鉴于前述条件下的定牌加工行为并不构成商标侵权的理由,海关知识产权监管也应当将上述不构成商标侵权情形下的加工生产并出口的货物排除在外。当然,这就需要通过《条例》作出相应的规定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