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典型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商法典型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我国现实和未来都是民商合一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民法和商法教学应紧密衔接，教师应具备整体性思维，避免人为割裂二者的密切联系，这在合同法教学中尤为显著。现代社会，商法逐渐扩张，商法教学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针对我国缺乏成熟的商法总论情况下，借鉴外来的交易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诊所教育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商法思维和技能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小班上课使得这些措施的推行成为可能。自然，教材改革也成为必然。

关键词：民商合一；合同法；整体性思维；商法技术；商法理念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7-0055-02

收稿日期：2014-11-13

作者简介：王立兵（1973—），男，辽宁建平人，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基金项目：哈尔滨理工大学2013年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民商合一背景下的民商法课程改革研究”（B201300034）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与商法均为教育部确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在司法考试中更有“得民商者得天下”之谓。民法和商法关系密切，学科上将二者合称为“民商法学”。然而，一方面，民商法教学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存在过于偏重民法而轻商法的事实；另一方面，商法与民法教学基本上处于割裂状态。而事实上，我国基本上属于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以合同法为著例。无论讲授民法还是商法都不可能越过合同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部分由于商法思维不够的原因，合同法被当成了纯民法的范围，而商法则被限定在公司、破产、证券、票据、保险、海商等制度范围内。这样做的后果是，未来的法律人在合同法司法实践中往往缺少商法思维，并可能导致法律适用错误。

因此，基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现实，民商法学教学工作者应寻求民法和商法教学的无缝衔接，即民商法学整体教学观，并适度增加商法课程教学比重，同时调整既有的商法教学计划，最终达到培养具有商法思维，熟谙商事规则，适应社会需要的法科学生的目的。

二、民商合一背景下的合同法教学

（一）合同法的商法属性

1.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合同法形式上没有区分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统一适用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且不论其营利与否。如借款合同既适用于自然人之间借款，也适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借款；保管他人之物既有保管合同也有仓储合同。因此，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

2.合同法整体上是商法。尽管就形式而言，合同法是民商合一的典型，但究其实质，整体上是商法。换句话说，合同法是以商法为基调的。但是，合同法的商法属性学界则很少提及[1]，相当的合同法主讲教师也未注意到。

就立法沿革来看，合同法是商法。《合同法》于1999年通过，它是在此前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分基础上整合而成。在该法出台初期，习惯上称之为“统一合同法”。既然《合同法》与此前的三个合同法是承继关系，则后者必然在《合同法》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无论是从立法名称，还是适用范围，此前的三个合同法都明显属于理论上的商法。进一步的佐证是，《合同法》借鉴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许多规则，其商事化程度更加惹人注目[2]。

就合同法适用主体范围而言，合同法是商法。《合同法》第2条是关于合同定义与合同法适用范围的规定，共两款。第1款：“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2款：“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前款看似不分主体，不论营利性与否，既适用于民法，也适用于商法，然而由于第二款明确排除了身份性协议这类纯民法协议，因此该条最终确立了商品交易规则的基调。毫无疑问，商品交易的规则主要是商法的领域。

根据《合同法》第9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权利能力”显然针对法人而言，因为自然人权利能力平等，无需单独强调。此点与《民法通则》区别判然若揭。可见立法本意是突出合同法商法属性，或者说是以商事合同为基调的。

就合同法内容安排而言，合同法以商事合同为主。格式条款规则、融资租赁、仓储、运输、行纪以及间接等是商事营业的著例。不仅如此，即便在那些既适用于民事合同也适用于商事合同的场合，商事合同为基调的安排也至为明显。《合同法》第12章“借款合同”共16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规定仅有两条零一句话，且安排在最后。立法显然是为凸显合同法商法的属性，自然人借款合同仅作为例外性规定而已。

（二）合同法教学应主动传播商法理念

以此为背景，教师应该在学生尚未接触商法前，利用合同法教学这一宝贵的时机适时播下商法理念的种子，为其民法和商法学习的衔接打好基础。

商法理念集中体现在商法的基本原则，如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追求交易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通过表见、表见代表规则发现“外观主义”，以初步理解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引导学生通过买卖合同中的质量异议期、试用买卖中沉默规则、间接中委托人的介入权等制度的学习，初步理解交易效率原则；引导学生通过“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与附随义务规则等的学习，进一步理解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在显失公平规则学习中，通过统计分析，引导学生该规则在实践中较少运用，从而推知商法的技术性，而较少伦理性。

按照这一思路，在合同法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积极研讨相关规定的合理性。比如，委托人任意解除权问题，其实宜限定为民事合同领域，而不适用于商事合同领域；又如，格式条款规则也应限缩解释为适用于消费合同，侧重于弱势主体保护，但对于平等的商人之间，则因其都具有相当的经营经验及知识，有足够的注意能力和交涉能力，无政策倾斜保护的必要[3]，否则有违商事诚信原则。再如，作为合同的保证，在商法中以连带责任为典型，但在担保法中却不分具体情况，凡约定不明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民事保证未见妥当。此外，关于民间借款利息计算的限度问题也可以重新评价。民间借款既有日常偶然的生活小额借款，也有商人间生产性较大数额借款，对于后者不应严格限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

这个传播和培养商法思维的过程，也使得学生逐渐认识到：尽管民商合一是一个趋势，但是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或者特定领域，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色，不可能完全同一。

三、商法教学侧重商法理念和技术

商法的技术性特点决定了商法教学培养目标应定位于职业训练，但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商法思维，后者是商法理念的载体。

在英美法系，由于缺少系统的成文法典，注重经验主义和实用哲学，商法比重较大，且涉猎广泛，内容庞杂，在以案例教学法和诊所教育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指导下，学生浸染其中，对商法理念、技巧掌握效果显著。自1984年吉尔森教授在《耶律大学法学杂志》上《商业律师的价值创造：法律技能与资产定价》，首次提出交易教学法的概念框架以来，交易教学法日益受到重视。这篇论文是哥伦比亚大学交易课程指定的必读文献。在哥伦比亚大学，每学期有超过150位学生竞争交易课程的50个名额。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交易教学法的实施主要通过交易课程以及交易工作坊两个层次展开。不同于诊所教育模式，交易教学法更侧重商事非讼业务，还原了商事活动的综合体，因而更有助于职业训练。

大陆法系民、商法关系上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模式。尽管民商合一是历史趋势，但主流的民商法教学仍将民法和商法分别开来。这对于民商分立的国家一般不存在问题，因为民商分立的国家存在着商法典，其中的商法总则是理论的抽象，相应地，商法教学首先就是对商法总则的理论进行讲授；民商合一的国家没有商法典以及相应的商法总则，讲授商法对教师的知识水平和讲授技术性安排都提出了较高要求。笔者的理解是，教师应具有大民商的整体性思维，即民法教师应关注商法的发展，反之亦然，不可固步自封。整体性思维的形成赖于扎实的体系教育以及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而教师在民法和商法教学中适当进行轮换则是必要路径。

我国虽立法坚持民商合一的思路，但在民商法教学中却坚持将商法学作为一门核心课程进行讲授。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商法的学习自然不能缺少商法总论，但由于没有民商分立前提下的商法总则为依据，故在商法教学过程中，理论和立法实践严重脱节。特别是商法总论先于商法分论的学习，对于缺乏感性认识的的初学者而言，其接受程度大打折扣。从国内各种法学专业的商法教材体例看，其均或多或少地含有商法总论的内容，基本都是介绍或评价国外的立法例。由于总论脱离了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而分论则与立法和司法实践紧密相联，故商法总论未能指导商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非常明显。

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和社会阅历决定了他们对简单的实践更感兴趣。笔者所在单位，诊所教育开展得较有特色，学生参与度较高。当然目前的诊所教育受制于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还主要局限于简单的民事诉讼和民间纠纷调解；也有个别教师对类似于交易工作坊式的教育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指导学生亲历公司设立和章程设计。目前，普遍实行小班上课的作法也给难以融入我国教学的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有益的探索表明英美法系的商法教学模式更适合我国的现实需要。当然，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商法教材整体上需要转型，注重技术层面，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使学生从实践中让感受商法的魅力，并由此点滴培养其商法理念。

参考文献：

[1]黄积虹.完善我国合同法之商法内容的思考[J].东南学术，2013，（5）.

篇2

商法是全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一般在大学本科二、三年级开设。从教学方面看，1999年商法才被教育部列入法学专业核心课程，①因此商法是法学专业领域中非常年轻的一门学科。相较于民法、刑法等成熟学科而言，商法目前无论是在教材的编撰方面还是在教学内容的确定、课程设置的安排方面都存在着较多问题。目前各高校对于商法教学课程的设置和安排做法都不尽统一，这是由新兴学科研究范围和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包容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所决定的。在法学的核心课程中，商法学是一门结构极为独特、体系极为庞大、内容极为丰富，同时又存在突出问题的课程。

1 商法教材编写体例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教材选择上的困惑与思考

目前商法教材的编写体例大概分为两种，一种包括总分论两部分内容，②另一种只有总论内容。③总体而言，总分论内容形式的教材较为常见，编写体例、教材内容都比较固定，各教材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教材质量水平较为统一。而仅以商法总论为内容的教材还比较少，此类教材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教材之间内容差异巨大，无论是在编写体例方面还是教材内容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总论教材在编写质量上也良莠不齐，明显逊于总分论内容形式的教材。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第一，从国内方面看，商法总论部分主要讲述商法理论，但学术界对商法理论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其中许多问题在学者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无法达成共识。不同的学者在编写教材时都倾向于表达自己支持的本文由收集整理观点，并运用这些观点去解释商法理论问题，结果形成了对同一个理论问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第二，从国外方面看，商法理论问题争议颇多的现象并不是我国所独有。这些问题在商法理论发源地的大陆法系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是因为商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不同国家的商法发展历程都明显地带有本民族的烙印，因此各国的商法理论都会体现出本国的特色而对同一商法理论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商法总论课程的教材存在着较多的问题，由此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教材质量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教师在面对同一个商法理论问题时会因教材之间对此表述的差异过大而不知所措，面对学生的提问而难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因同一问题的不确定性而满腹狐疑，悬而未决的问题越积越多会挫伤学生对商法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笔者认为，教材编写质量的高低只有在开设课程并使用过后才能予以评定，即使教师能将使用教材的意见反馈给出版社并且编者也予以接纳的话，教材的修订也要等到再版时才可能实现。因此教材质量的提高和改善绝无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选择合适的商法总论教材的问题更多要依靠教师的筛选，同时在讲授过程中必须对教材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和梳理，力争使问题的轮廓完整化、解决问题的思路清晰化、并能引导学生在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中作出合理选择。这就要求任课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通过对比、钻研不同版本教材的内容最终作出适合本专业发展要求的选择。同时应尽量选择各校公认的优秀教材，在教材编写质量的源头上进行把关。

2 商法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上的困惑与思考

在课程的设置安排上，民法通常是商法的先修课程，主要原因在于民商法皆为私法且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的理论基础对于商法而言必不可少。商法的后续课程通常是单行商事法，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破产法等，这些单行商法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在本科二年级或三年级开设。

首先谈谈商法课程的设置问题。课程设置与教材的选择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把商法课程分为总论与分论两大部分，则开设商法总论课程时必须选择商法总论方面的教材，分论部分的课程再根据需要选择证券法、保险法、公司法等教材。如果商法课程是总分论合二为一的话，教材的选择上就不必分开。总分论课程分别设置的好处是课时较为充裕，能够保证授课效果以及知识的拓展与深化，缺点是受到法学专业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总论与分论课程很难全部都开设。如果总分论课程合二为一，最大的好处是总论原理得以在分论具体制度的规定中得到诠释和说明从而不再晦涩艰深。同时总分论合一式的课程设置将商法浓缩为一门课程，不过多占用课程门数，总体上能使法学专业的课程种类更加丰富和充实。但其最大的缺陷是课时过于紧张，有限的课时难以容纳商法学庞杂的知识体系，教学效果难以得到保障。

其次是商法课程的学时和必修选修课程的安排问题。据有关数据统计，商法课时总量差异甚大，政法类院校的课时量大大多于其他类学校。商法课程总课时最多的达180学时，最少的只有30多个学时。按单行法所设课程的学时安排亦差异巨大，以公司法为例，学时最多的设到72学时，最少的只有30学时。④以笔者所在院系为例，商法类课程总共138学时，其中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各为32学时。课时安排上的差异性实际反映了不同的院校对商法课程理解和重视程度的不同，有时也与各院校的办学特色有关。商法学体系庞大，本科阶段几乎不可能开设全部的总分论课程。笔者认为，商法学应开设哪些必修选修课程、每一门课程的课时多少可以根据以下标准进行权衡：

首先，可以参考国家司法考试商法部分分值比重较大的课程进行选择设置。司法部每年都会出版当年国家司法考试的大纲，大纲会对各科目考试范围及复习掌握的程度提出要求。由于司法考试有统一的考核标准，对非政法类院校而言可将司考中分数权重较大的内容设为必修课，权重较小的设为选修课，以此作为筛选标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统一性，便于操作。当然该标准可能不是最科学的课程设置参照系，但有标准可以参照执行总归还是要好一些。该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随着商法学科成熟度的不断提高进行相应修订和调整。

其次，可以该部门法与日常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作为选修必修课的判断标准。眼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将手中的闲置资金投入证券市场，如何保障资金安全、如何维护自己作为投资者的权益就成为人们了解证券法的源动力。另一方面，随着人们风险意识的不断提高，不少人开始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为自己添加一份安全保障。如果不了解保险法，我们在与具有明显专业优势的保险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将会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可见，保险法、证券法较破产法、票据法、海商法而言，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联度更高，从而将其纳入商法选修课程之中更合理。

3 商法总论中基础理论的把握与教学体系问题方面的困惑与思考

商法总论是商法学中统冠全部内容的基础性、一般性原理，是整个商法课程中理论性最强的部分，也是商法研究中争议较多、分歧较大的内容。我国商法课程是在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典、甚至没有一部统一的商法通则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诸如商事主体、商事行为等关于商法的一般制度均以介绍、分析、比较国外立法制度为主，许多内容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缺乏实证的法律依据加以支持。理论体系建设的滞后直接影响到商法总论教学内容的统一。不同的学校在讲授商法总论课程时内容差异巨大，本身就说明商法课程还远未成为一门成熟、定型的课程。有专家认为，商法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教学体系的基础。商法可以没有立法体系，但不能没有理论体系。商事立法往往分散于各个单行法，如果没有理论体系，不把分散的商事立法整合成严密的逻辑体系，就很难建立教学体系和完整的教学课程。”⑤

笔者认为，商法总论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熟悉商法学的主要理论体系，在结合特定案例的基础上明确商法学科的主要特点，培养和树立学生的商事思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围绕以下方面来进行：

（1）必须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商法区别于民法的基本理念和特点，关于商法的原则、精神、价值、理念是商法理论性最强的部分。如在法律精神方面商法以有偿性与营利性为原则，在法律责任归属上采取严格责任等。教师必须选取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案例来揭示商法的基本特点，案例选取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学生对商法理念的认同和接受。笔者在讲授商法以有偿性和营利性为原则时，选择“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作为案例，分别从民法和商法的角度对比分析该案的处理结果。从民法角度看，李杏英往超市免费储物柜存包的行为是借用合同关系而非保管合同关系，因此超市对其财物丢失不负责任；但从商法的角度看，超市首先是一个商主体，其次超市免费提供储物柜的行为属于辅助商行为，尽管没有收取对价，也具有营利性和有偿性，只是其有偿性是通过基本商行为即商场的营业行为体现出来的。因此商场同样应该承担严格的注意义务，应对财物丢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学生非常自然地认同并理解了商法的营利性、有偿性等重要特点并对商法的价值理念获得了直观形象的感受。

（2）在确定商法总论基础理论内容时，可以参考学者们提出的《商法通则》草案和现行已有的商事总则立法文件。目前，学术界已有苗延波和樊涛两位学者先后系统地提出了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通则》草案建议稿。⑥如苗延波草拟的《商法通则》共分七章，依次为总则、商主体、商行为、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事责任、附则。此外现有的地方性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其结构共分八章，依次为总则、商人、商事登记、商人的名称与营业转让、商业账簿、商业雇员、商、附则。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立法文件具有较强的体系性和研究对象的相对完整性，从中我们可以选取总则、商主体、商行为、商业名称、商事登记、营业转让这几个相对成熟和固定的部分，作为商法总则的固定性教学内容。

（3）商法总则中无法详细规定的内容可以选择性地放弃。如商业账簿的内容，一是有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等进行全面规范；二是该内容在商法总论中只能作极其简单的一般性规定，主要原因在于商业账簿内容非常庞杂且极具专业性，商法总则言简意赅的总括性特点决定了总则无法容纳商业账簿的全部内容，总则的规定仅起到一种宣示的作用而在法律适用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选择性地放弃该内容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

商法学作为法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目前商法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这既与商法是新兴学科其发展不够完备有关，也与学界和教育界对商法教学的忽视不无关系。认真总结商法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疑难问题，思考对策办法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全国高校商法教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未来商法教学和课程建设的发展必定会有实质性的飞跃。

注释

① 周林彬.商法与企业经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② 如范健.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朱弈锟.商法学——原理·图解·实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③ 如范健，王建文著.商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王宝树著.商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④ 赵旭东.商法课程的历史、现状.中国大学教学，2009（9）.

篇3

[关键词]股权继承；股权；遗产股权

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有自然人股东的公司不断发生股权继承问题。虽然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对股权继承问题做了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较为笼统，加上股权继承本身的复杂性，这使得股权继承在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部门都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需要澄清。本文通过分析股权的可继承性入手，在参考域外股权继承立法例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试提出了完善我国股权继承制度的设想。

一、股权的可继承性分析

何为股权？学者有许多不同观点,德日学者基于公司属于社团法人，通说认为股权为社员权的一种，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持此观点。该说认为股权是股东作为公司（社团法人）的成员而享有的财产权利和非财产权利的总称。[1]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股权为兼具财产权和人身非财产权的一种特殊的权利。[2]有的学者认为股权是股东基于股东资格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而在公司中享有的以财产为中心的权利。[3]而我国对股权较为普遍接受的定义为股权是股东基于其出资行为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权利的总称。[4]究其实质，股权是一种与物权、债权并列的新型财产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它有以下特性：

第一，股权是股东基于其出资行为而取得的特定民事权利，股东享有的与出资行为无关的民事权利不属于股权。它是股东向公司缴付出资之后享有的一种权利，而非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股东对自己权利的不行使不会损害到他人之利益。股东享有股权，并不意味着他不负担义务。如股东负有遵守公司章程的义务，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义务，不得退股的义务等，但股东的这些义务可以看作是股东享有股权的对价，它们本身并不属于股权，而是由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负有的义务或是股东之间因契约而承担的义务。

第二，财产性是股权的最基本属性，股东因其出资行为，以实物或金钱为载体，将其出资转化为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是股东财产性权利的集合体，股权在变价时又可以金钱形式量化，因此股权具有典型的财产性。

第三，股权的内容具有多样性。我国通说认为股权包括公益权和自益权两项权能，股东的自益权是指股东基于自身利益单独行使的权利，如股权转让请求权，股息红利分配请求权等财产性权利。股东的共益权是指股东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全体股东共同的利益，通过共同行使的方式，来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的权利，它包括出席股东会的表决权，任免公司董事和公司管理人员的请求权等非财产性权利。财产性权利和非财产性权利二者契合在一起构成股权完整的权利体系。其中财产性权利内容是股权的基本方面，收益是股东对公司投资的主要预期利益，是股东向公司投资的基本动机所在，也就是说收益是股东的终极目的；非财产性权利是确保股东获得财产利益的手段，是次要方面，但这不是说其不重要，它仍是围绕财产性权利这一核心而设，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财产权益，是财产性权利的体现和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如股东会的召集请求权，宣告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请求权，这样的权利股东可以单独行使，但它的行使受一定条件限制，并且它行使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股东自身的利益，这样的权利既可以看作是自益权，也可以看作是共益权。

第四，股权具有可分割性。股东在转让自己所持有的股权时，可以全部转让，也可部分转让。在股东部分转让股权时，原有的股东与新加入的股东各自享有独立的股权。

第五，股权具有可转让性。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只是在转让对象上受其他股东意思限制而已，并非不可转让；对股份有限公司，只是对有特殊身份的股东，对其持股时间有一定限制，它也是可转让的。

由于股东何时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一种法律事件。但股东遗留在公司中的股权不因股东的死亡而必然消灭，股权的财产性、分割性及可转让性等特性都决定了股权可以作为遗产由死亡股东的合法继承人来继承。这已为我国公司法及继承法所规定。[5]

二、域外股权继承的立法例及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德国关于股权继承问题的规定

德国法律明确规定公司股权具有可继承性。有限责任公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份是可以继承的。根据该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如果公司章程没有对股份分割进行规定，那么继承股份时对股份的分割必须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为防止因为继承而无限制增加公司股东人数，该法第十七条经四款规定，公司章程中也可以禁止对公司股份进行分割。如果公司章程没有特别规定，无论是法定继承还是有任意指定的遗产继承顺序，公司股东去世后，其股份依法转让给遗产继承者；若有多个继承人，则股份归他们共同继承；可根据有限责任公司法第十五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对股份进行分割。

一个股份为几个继承人共同继承，他们必须共同行使该股份的权利。对该股份所欠的支付责任，所有继承者必须承担连带责任。继承者对继承股份所欠的债务承担无条件的清偿责任，这些债务包括尚未缴纳的股金、追加出资、差额责任或遗留补缴责任等。如果公司股份被遗赠给某一继承人或第三者，则受赠者可以根据一般的法律规定向其他遗产继承者提出转让要求。要求必须符合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要求规定的形式要件。如果公司章程根据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规定对转让作了限制，则还必须满足有关转让的其他前提条件。如果无论是遗产继承者还是受赠者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因为公司拒绝同意转让，则遗赠可能无法实现。

为阻止不受欢迎的遗产继承者成为公司股东，公司可以在章程中规定：股东去世后，由公司回收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法对此予以认可，公司还可以在事后作出补充规定。章程可以对继承进行限制，比如股份不得由股东的成庭成员继承，或者不得转让给其家庭成员。公司章程可以规定一个较低的补偿价格，如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进行转让（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公司资本的外流而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同时可以简化利益冲突）。公司可以对遗产继承者发出无需特殊形式的通知进行回收。公司也必须在适当的期限内行使其回收权。公章章程中也可以对股份回收不作规定，相反却规定股东或第三者的加入权利（加入条款），或者规定股份继承者必须将其继承的股份转让给某个确定或尚待确定的人（转让条款）。

如果遗赠者的遗嘱安排涉及其所有遗产，那么这种安排也同样涉及其持有的股份。但是遗嘱的执行可只局限于公司的股份。遗嘱执行者所享有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义务必须以民法典及遗嘱的规定为准。公司法并不反对遗嘱执行者行使股权，如参加股东大会，行使其查询权和投票权，因为这不是对股权的分割，而只是行使其作为执行者的职权。[6]

（二）法国关于股权继承问题的规定

法国商事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公司股权通过继承方式或在夫妻之间清算共同财产时自由转移，并在夫妻之间和直系尊亲属和直系卑亲属之间自由转让。但是，章程可以规定，配偶、继承人、直系尊亲属和直系卑亲属只有在按章程规定的条件获得同意后，才可能成为股东。第四十五条规定，只有在争得至少四分之三公司股份的多数股东的同意后，公司股份才可转让给与公司无关的第三者。根据法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下列选择权：一是公司仅在健在的股东之间继续存在，即公司要回购死亡股东的股份，如果对股份作价达不成协议，则应当由鉴定人进行评估作价；二是准许已去世股东的所有继承人加入公司，公司继续存在；或者仅有某些继承人加入公司，公司继续存在；三是立即解散公司。由于法国法律规定两合公司的股东必须具有商人资格，而死亡股东的继承人可能因尚未成年或其他原因，没有成为商人的能力。在1966年7月24日法律第21条规定，在有一名或数名股东的继承人尚未成年时公司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这些未成年人对公司负债仅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度承担责任。在这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优先于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该条文还补充规定，公司应当在一年期限内转型成为两合公司，让未成年人在转型后的两合公司中成为仅负有限责任的股东。这样无能力人也就享有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度承担公司负债之利益。如果公司没有转型，那就应当解散，而不能采取事后补正手续的做法。[7]

英美公司法也有类似法国的规定，原则上承认死亡股东的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的权利，但公司章程如果授权董事有决定是否对新股东进行登记的自由裁量权，则董事有权拒绝登记，只要这种拒绝是出于善意。[8]

（三）日本关于股权继承问题的规定

《日本有限公司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将其股份之全部或一部转让与非股东时，应经股东权会承认。”第（六）款规定：“非股东者取得股份时，可以向公司提出记载取得出资股数的书面，请求公司于不承认其取得时指定可以收购该股份者。于此情形，准用前二款的规定。”按照第24条规定，《商法典》第210条之三第一款也适用于有限公司，即：如果公司章程规定了转让股份应经董事会承认条款时，公司可以在继承开始后一年内，从股东的继承人处收购其因继承所得股份而取得自己股份。[9]可见，继承人要想取得股东资格，须经股东会同意，并受章程限制。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款（两合公司）也规定，有限责任股东死亡时，其出资归其继承人。

可见，域外这些法律法规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对于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的限制程序。

（四）我国关于股权继承问题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款规定，企业投资者破产、解散、被撤销、被吊销或死亡，其继承人、债权人或其他受益人依法取得该投资者股权；第（六）款规定，企业投资者合并或者分立，其合并或分立后的承继者依法承继原投资者的股权；《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于本规定第二条（五）、（六）项的规定导致企业投资者变更的，如果企业其他投资者不同意继续经营，可向原审批机关申请终止原企业合同、章程。原企业合同、章程终止后，股权获得人有权参加清算委员会并分配清算后的企业剩余财产；如果股权获得人不同意继续经营，经企业其他投资者一致同意，可依照本规定将其股权转让给企业其他投资者或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三、完善我国股权继承制度的设想

虽然我国只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类型，公司股东都只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是股权继承涉及的问题仍较一般股权转让复杂得多。我国股权继承制度应紧紧围绕一方面保护死亡股东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特征，保护其他股东及公司健康发展的整体利益的原则，充分尊重公司章程及股东的意思表示，在股东没有约定及章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依照公司法、继承法等相关规定来设计。具体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股权继承问题研究

（一）股权继承应符合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记载公司组织规范及其行动准则的书面文件。公司章程可以委托其中一个股东制作，但最后必须经其他股东或发起人同意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公司章程才能生效。而且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即在不损害股东利益、不损害债权人利益、不妨害公司法人的一致性原则下，先由董事会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建议，再将修改公司章程的建议通知其他股东，并召开股东（大）会，然后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才生效。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内部规章，被称为公司内部的小宪法，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因此，如果公司章程对股东死亡后其股权应如何继承有规定的，在股东死亡后其股权继承应严格按照章程的规定来办理。这已为公司法七十六条所认可。章程可以规定死亡股东的继承人不须经任何程序或须经其他严格程序才能成为公司股东；也可以规定股东死亡后其生前持有的股权由其他尚健在的股东购买，然后由死亡股东的继承人继承股权的财产利益，公司在健在股东之间继续存在或规定死亡股东的；也可以规定公司在某一个特定股东或任何一个股东去世后公司解散等内容。公司解散后，股权继承人有权参加清算委员会并分配清算后的企业剩余财产。

（二）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

股东去世之前与其他股东对公司股权如何继承有约定的。对这种约定，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只要没有明显的违法现象存在，就应认可其法律效力，即使公司法给出了某种解决方式，也应允许公司的股东通过事前的约定加以排除。这样，就可以很好避免将来发生纠纷，影响公司的稳定经营，也更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和各股东的利益。

（三）尊重继承人与公司原股东的意思表示

股东之间事先没有约定，但去世股东的继承人与其他股东就股权继承达成协议，对该协议，由于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应该按该协议履行，但应以不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为限。

（四）参照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继承股权

当股东之间事先没有约定，事后也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于各继承人原来并不是公司股东，虽然按公司法的规定他们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各继承人要想取得股东资格成为公司股东，应由他们向公司提出申请，由公司在合理期限内召开股东大会或股东会，由尚健在的股东表决，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他们入股的，他们才可以成为公司股东。否则，他们不可以成为公司股东，不同意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的股东，应优先购买继承人本应继承的股份，再由继承人继承财产利益，如果不购买即视为其同意继承人成为股东。

这里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公司股权不同于有形财产，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以及产品赢利能力和人员素质等。只有经过评估机构专门评估后，公司股权的价值才能体现或接近客观真实。[10]同时，死亡股东的遗产还包括一些财产性债务，这些债务包括尚未缴纳的股金、追加出资、差额责任或遗留补缴责任等。对该股份所欠的支付责任，所有继承者都必须承担无条件的连带清偿责任。

由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和股份有限公司特定身份的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对股权的继承可能会导致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种为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已为我修订后的公司法所认可，本文不再赘述；一种为人数超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50个股东的最高数额，对此要具体分析。

第一、公司法对公司人数的限制，笔者理解仅是对设立公司时的人数限制，不是公司存续时的人数限制。对于公司股权因继承、析产或者赠与、被强制执行而导致的人数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则不应受此限制。

第二、如果没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仅因股权继承转让而导致公司股东超过公司法规定股东人数的情形，并不当然导致公司无效。因继承转让行为本身并不违法，至于转让结果，只要在合理期限内通过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吸纳新股东，也就不再存在违反公司法有关规定的情形了。[11]对人数超过公司法规定的，可以考虑由原有股东收购新加入股东的股权来减少股东人数或由数个新加入的股东仍然共同共有一个股权来解决。上文已论述了公司股权可以数人共同共有，在此不赘述。

第三、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特定身份的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主要是针对公司发起人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转让股权的限制，应当从公司法的立法本意出发，来理解此种限制的性质。

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是指股东通过与他人合意，以契约的方式出让自己的股权，由受让人取得股权和股东资格的行为。公司法对特定身份的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在共有股权的情况下，由于共有人某一方的死亡并不以股东单方的意志为转移，此种情况下对股权的分割所引起的股东姓名变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行为，且此种情况下对股权的分割继承通常不会危及到公司利益或者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在共有股权一方去世时，对共有股权的分割继承不受公司法关于特定身份的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

[参考文献]

[1]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2]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68页。

[3]王亦平、马强、王轶：《公司法理与购并运作》，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第1版，第60页。

[4]唐广良、房绍坤、郭明瑞：《民商法原理（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版，第75页。

[5]郭明瑞、房绍坤：《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94页。

[6]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版，第235页。

[7][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单晓光、刘晓海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06-509页。

[8][法]伊夫。居莱：《法国商法》，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79页。

[9]张贤钰：《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14页。

[10]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77页。

注释：

[1]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4页。

[2]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68页。

[3]王亦平、马强、王轶：《公司法理与购并运作》，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第1版，第60页。

[4]唐广良、房绍坤、郭明瑞：《民商法原理（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版，第75页。

[5]我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的公民可以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中应包括被继承人在公司中股权等财产性权利。详见郭明瑞、房绍坤：《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94页。

[6][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单晓光、刘晓海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06-509页。

[7][法]伊夫。居莱：《法国商法》，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79页。

[8]张明蹰编：《英国公司法典型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9]王书江、殷建平译：《日本商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篇4

在我国银行国际业务实务中，进口押汇是银行为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提供的一种短期融资。在信用证项下单到经审核无误后，开证申请人因资金周转关系，无法及时向银行提供对外赎单的款项时，可以向银行申请进口押汇。客户申请办理进口押汇，一般须向银行出具押汇申请书和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同时还须提供保证人；有的银行还要求客户与之签订《总质押书》，然后银行将提单等货权凭证交给客户，并代客户付款。

从上述办理进口押汇的程序来看，银行的风险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因为客户不仅要提供保证人，还要签订《总质押书》，将货权凭证质押给银行。对于银行来讲，这种“双保”的业务风险是很小的。但是，进口押汇的特殊之处在于，虽然货权凭证质押给了银行，但银行毕竟不是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进口商（也即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才是货物的真正需求人，他必须取得并处理货物。于是，在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纸法律文件。通过信托收据，进口商将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银行，银行再将货物信托给进口商处理。这时，法律风险就出现了，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根本没有信托收据这个概念；而且，货权凭证既然已经通过《总质押书》质押给了银行，那么又根据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银行，银行拥有的到底是质权还是所有权呢？很显然，这些同时存在的法律文件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是有冲突的。可以说，目前在我国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托收据”完全是个舶来品，是一种借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践的做法，在我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制度规定。因此一旦出现纠纷诉诸法律的话，银行的资金安全并不必然能够得到确实的保障。通过下文的有关案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中的症结所在。

A银行应B公司申请开出不可撤销信用证，金额为80万元。在收到受益人寄来的单据时，B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遂向A银行申请进口押汇资金80万元。为降低押汇风险，A银行要求B公司向其出具了一份《贸易融资总质押书》，B公司承诺将信用证项下有关的提单、运单和货运收据等物权凭证质押给银行，作为押汇款的担保。同时，B公司还向A银行出具一份信托收据，约定信用证项下货物的货权归A银行所有，B公司只是代表A银行处理这些货物的运输、保管、保险以及出售。B公司保证将该货物出售后所有敕．项专户存储，一次或分次归还A银行，在A银行的款项未获偿付前，有关货物的销售款将由B公司代表A银行持有，并随时可为A银行取得。为确保债权的实现，在A银行的要求下，C公司向A银行出具了一份担保书，承诺对B公司因申请押汇而欠A银行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且保证范围不因A银行持有任何其他担保、保证、抵押、质押和留置而受影响。

在落实了上述担保措施后，A银行为B公司办理了进口押汇，将货款付出，同时将货权凭证交给B公司，由B公司提货并销售。然而B公司销货后，没有偿还A银行的押汇款，A银行在向B公司及担保人C公司追讨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B公司偿还押汇款及相关利息、罚息，C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这是一个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案例类型，案情很简单。在对于B公司应该承担还款责任这一点上，一般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C公司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法院的判决却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会出现两种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一：法院认为，C公司为B公司出具了担保，原本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A银行把质物交给了B公司处理，对质物失去了控制，其行为是放弃物的担保。我国《担保法》第28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因此，C公司对于80万元的货款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而只对债务中超出80万元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注：参见中国工商银行福田支行诉三佳公司一案，载于经贸资讯网2001年8月1日。）。

判决结果二：法院认为，《总质押书》和担保书都是合法有效的，在担保书中，C公司明确承诺对B公司因押汇而形成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且该连带责任不受A银行持有的其他担保的影响。该承诺与《担保法》第28条规定虽有不同之处，但该项规定实质上是赋予保证人一项权利，而保证人明确放弃该权利，即放弃当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时的先诉抗辩权，是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虽然A银行放弃了物的担保，C公司作出的保证仍然有效，应对B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注：详见1997年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罗湖支行与深圳宏通公司、昌喜公司信用证纠纷案，载于《深圳特区报》网站。）。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在我国都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在我国实践中，作出第一种判决的情况比较多，而这也是银行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从这两种判决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我国法院都回避了正面论及“信托收据”的问题。他们只认定了银行将货权凭证等质物交给了债务人处理这一事实，但却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认定，银行根据信托收据将质物交给债务人是以设定信托的方式交付的，银行还享有货物所有权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法院没有对信托收据的性质和内容进行认定。

从上述案例及判决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我国进口押汇业务中普遍使用的这些银行自认为比较保险的操作方式，并不必然能够防范银行面临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法律问题实际就是担保问题。

二、进口押汇业务中担保方式与类似担保方式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进口押汇业务的了解，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与普通的担保方式有些不同，而且还一定程度地超出了我国担保法律内容的框架，从而法院无法对这种担保方式作出全面的认定；如果要找到实践中的对策，那么我们不妨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业务实践，对进口押汇中担保方式的特点和性质先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从传统理论上讲，质权的设定因转移占有而生效力，质权人不能让出质人代自己占有质物。我国《担保法》第63条就规定：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这种传统担保物权制度，虽因债权人直接占有担保物或控制担保物之担保价值等长处而具有极高的安全系数，但其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诸多缺陷，例如难以协调经纪人融资需求与占有用益担保物要求之间的冲突，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减低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的要求。[2]这一点从我国进口押汇实务中就可略见一斑：银行若占有提单等物权凭证，固然有助于保障债权的实现，但是债务人却无法实现其在国际贸易合同中的预期利益。商业实践的发展促使当事人选择的担保方式不再拘泥于原来的传统，而是逐渐开创新的动产担保途径。

我国进口押汇业务中，债务人将提单等货权凭证质押给银行后，又根据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银行作为信托人，再将货物交给债务人处理，债务人以受托人的身份占有并处分货物，然后用销售款归还银行债务（注：在进口押汇中，债务人的身份复杂。他既是基础贸易合同下的买方，即进口商，又是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同时还是质押关系中的出质人，信托收据下的受收人。）。这种担保方式的特点就在于，债权人（也是质权人）并不占有动产（质物），而是以所有人的身份将动产信托给债务人处置。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随时撤销信托并占有该动产或等值货款。从性质上来看，这是一种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其实，这种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早已存在，并且已经反映在成文法或判例法中。这些担保方式虽然不是传统典型的担保类型，但却都是商业实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一）德国和日本的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制度

《德国民法典》中对质权的规定，必须以转移占有为要件。但是，为满足担保债权的需要，德国在实务上发展出现了两种重要的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制度，即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3]这两种制度没有在德国成文法中进行规定，但却已经成为德国担保实务中被利用得非常旺盛的担保方式，并且被法院以判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日本和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这两种担保制度在日本民法典上也并不存在，但在实际的金融担保中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这些担保方式也被逐渐予以承认。[4]

所谓所有权保留，就是指动产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约定在买方清偿全部价款之前，买卖的标的物（即该动产）虽已交付给买方，但是卖方仍然保留其所有权（注：原文为：“所谓保留所有权，指动产买卖契约的当事人约定在买受人全部价金清偿前，买卖标的物虽已交付，出卖人仍保留其所有权。”见参考文献[5]。）。在这种担保形式中，与占有相脱离的标的物所有权，被作为一种手段，用于保证价金余额的清偿。

所谓让与担保，是指以担保债权为目的，债务人不转移占有，而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债务履行后，所有权返还给债务人，如果债务人未能清偿其债务，债权人（即被担保人）可以以这些权利受偿（注：“所谓让与担保，即以担保为目的，而依信托约款，将标的物所有权让与债权人，而于债务履行时，返还于债务人，如不履行时，则就该标的物受偿。”见参考文献[5]。）。可以说，让与担保是一种为了担保而进行的“买卖”。[6]但这种所有权的转移只是作为一种担保，不是彻底地让与。换句话说，只有出现了担保所旨在防止的事由，比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让与才真实地发生，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被担保人才可以行使这种被让与的权利。

很显然，所有权保留与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虽然都是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但是仍有诸多不同之处。第一，适用对象不同。所有权保留一般适用于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进口押汇中银行与债务人之间并没有买卖合同。第二，担保标的物不同。所有权保留这种担保方式中，担保标的物是动产的所有权，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一致的；在进口押汇中，主合同是贷款融资合同，其标的物是货币，而担保标的物是信用证项下代表货物的货权凭证，二者是不同的。第三，担保的消灭不同。所有权保留中，买方偿清全部价款后，即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而进口押汇中，债务人偿还银行贷款后，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消灭，不存在再返还信用证项下货物所有权的问题。

比较而言，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与让与担保更为类似一些。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担保的手段相同，都是以担保债权为目的，在不转移担保标的物占有的情况下，债务人将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但二者仍有不同之处：在让与担保中，双方当事人是直接签订让与担保的书面合同，约定这种不转移占有的担保方式；而在进口押汇中，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直接约定不符合我国担保法律规定的担保方式，所以先签订质押担保合同，然后债务人向银行出具信托收据以转移质物所有权，再由银行将质物信托给债务人处置，以期达到不转移质物占有而照样进行质押担保的结果。另外，同样在债务人履行债务后，让与担保中还必须进行所有权的再次让与，返还给债务人；而在进口押汇中则不存在货物所有权的再次转移。

显而易见，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是特殊的非传统的新型担保方式，如果一定要用传统的担保概念来解释的话，这两种方式可以说是对动产的所有权进行质押，而非对动产本身进行质押，因为被转移占有的不是动产，而是动产的所有权。所以，对于债权人（即担保权人）而言，他既有质物的担保权，又有质物的所有权，在传统担保理论上，这当然是一种悖论。但是这些“悖论型”的担保方式却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原来动产质押的典型性担保形式反倒变成“只有文化欣赏的意义”了。[7]当然，对于德国这样立法风格严谨的国家，不会在成文法中作出自相矛盾的规定，但是却不能否认实践的需求，所以德国法容忍了现实中这样非典型的担保方式，并通过判例发展了这种担保形式，在理论上也一直在进行有益的探讨（注：德国法学界对此一直在进行探讨，而且争论长达百年，这在关于德国法的各种论著中均可了解到，例如罗伯特·霍恩等著的《德国民商法导论》，沈达明编著的《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法国、德国担保法》，孙宪忠的《德国当代物权法》等。）。

（二）美国和英国的信托收据做法

在美国和英国，信托收据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代表一定动产担保权益的书面文件，以这种文件来保障在不转移动产占有时债权人的担保权益。针对传统担保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美国立法者走在了前列，曾经先后制定《统一动产抵押法》、《统一附条件买卖法》和《统一信托收据法》。后来，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于1952年提出制定《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于第九篇规定担保交易(Secured Transaction)，建立了统一的动产担保制度。[8]根据法典的规定，在动产上设定担保权益，既可以转移动产的占有，也可以不转移其占有，其中就包括通过信托收据设定的担保权益。信托收据(Trust Receipt)是由借款人向贷款人出具的，表示他是以贷款人的受托人的身份代贷款人保管货物，承认货物的所有权属于贷款人，并承诺货物出售所得应交给贷款人的一种书面文件。美国的进口商，汽车、器材的经销商，往往使用这种融资方式。[9]

英国法律上，物的担保可分为三类：占有担保、产权担保以及其他负担和非占有性留置。其中，产权担保的客体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10]允许债务人保留占有并允许他自由使用担保物，但债务人将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有限财产权益授予给债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如果债务人不偿还债务的话，债权人就有权去占有并出售担保物，或者由他自己保留它归其所有，从而免去债务人承担的债务。目前的英国法律下，针对信用证进口贸易中银行和开证申请人之间的融资担保关系，采用的措施就是信托收据。[11]根据英国历史上Kxpatre Hubbard一案的判决，信托收据不是独立的担保合同，银行的质权在存放提货单和其他所有权文件时已经完全得到。这些信托书只是这些事情的纪录：银行授予公司接受的权力，说明出质人接受权利代受质人变卖货物的条款。银行的质权和它作为受质人的权利根本不是根据这些文件所产生的，而是根据原来的质权所产生的。[12]

可以看出，我国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借用了英美的信托收据这一名称和做法。稍有不同的就是，在英国，信用证开证银行在向提交单据的议付行付款赎单，取得提货单和其他有关物权凭证时，就被默认得到质权；而在我国，开证申请人往往还和开证银行再另行签订一份《总质权书》，明确确定开证银行享有质权。但相同的是，信托收据都不是独立的担保合同，而只是整个动态的担保中的一部分，它所约定的内容就是将质物交还给出质人处置及其相关条件。

（三）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动产担保方法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都分别通过立法和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仿效了英国的信托收据的做法。

台湾在立法上一直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但是在动产担保这个问题上，借鉴采纳的不是德日的让与担保制度，而是美国的相关做法。台湾1965年施行的《动产担保交易法》“制定于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60年代，突破传统民法体系，继受美国法，在比较法上尚属罕见，具有特色，有助于了解如何创设一种新的担保制度，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13]《动产担保交易法》参照美国法创设了动产抵押、附条件买卖和信托占有三种制度。该法第32条规定，称信托占有者，谓信托人供给受托人资金或信用，并以原供信托之动产标的物所有权为债权之担保，而受托人依信托收据占有处分标的物之交易。

可以看出，在台湾，信托占有是一种动产担保制度，其本身就包括了担保和信托的内容。而在香港和我国内地，信托收据还不是一种制度，其内容也仅局限于信托，需要与之前的已经确认的担保物权一起构成一种动产的担保。而正是由于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在台湾，动产的担保交易必须登记加以公示。《动产担保交易法》第5条明确规定：“动产担保交易，应以书面订立契约，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在香港，信托收据由于不是独立的担保合同，所以无需登记。

三、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法律风险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方式，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固然有其先进性和适应性，但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其理论构建还不够完善。因此仍然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德日的让与担保制度、英美的信托收据做法和我国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莫不如此。因为作为担保物的动产不转移占有，债权人无法直接控制担保物，那么在债务人破产而又将担保物处置（出售或者再次进行担保等）给第三人的情况下，债权人如何才能实现担保，以确保债权的落实呢？这就是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风险。

面临这样的困境，大陆法系目前似乎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在实务中发展起来的让与担保制度无须登记，没有解决公示问题，但却发展长达百年，并成为庞大复杂的制度，堪称一奇。但也正是因为公示问题未能解决，一贯沿袭大陆法系传统的台湾地区才没有采纳这种担保制度。[14]

在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中，动产担保是一种担保物权，而物权是一种对世权，物权的设定和转移必须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来完成。这种公示方法一般于不动产而言是登记，对于动产则是交付占有。也就是说，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和根据动产的占有，我们可以推断出物的正确权利人。而让与担保中，由于担保物不转移占有，也不进行登记，所以权利的变动及其存在的负担，对第三人而言都处于不透明的状态，因此让与担保很容易诱发无权处分行为和违约行为，损害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并危及交易安全。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担保物已被第三人占有时，债权人很难以让与担保合同来加以抗辩。所以，进行公示是理论上完善让与担保制度的一个办法，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让与担保的担保动产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采纳怎样的公示方法较为合理，也同样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英美的信托收据做法能够一定程度地保障银行作为债权人的担保权益。根据信托收据，银行拥有该信托的货物以及货物出售后收取款项的权利。所以银行可以根据衡平法上的原则追及货物以及货款，即使该货款已经进入混合账户。[15]由于信托财产与受托人自己的财产是必须分开的，因此即使受托人破产，银行仍然可以根据信托法要求将信托财产从破产财产中分离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债务人破产或者将货物出售后不返还贷款时，信托收据可以帮助银行向债务人追及信托财产，落实债权和担保权益。

我国《信托法》第22条还规定，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的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根据这条规定，在我国信托人有撤销权，不仅可以向债务人追及信托财产，对于非善意第三人，即使其支付了对价，也可以要求返还信托财产或进行赔偿，极大地保护了信托人的利益。

因此，相比较而言，我国进口押汇中采纳的信托收据的做法在我国《信托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能够较好地保护银行的利益。但是，由于信托收据并不进行登记，从而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如果进口商将货物处置，善意第三人不知道该货物是信托财产，支付对价并接受货物以后，银行无法向善意第三人追及货物及货款。在我国台湾地区，这个问题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动产担保交易，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样，对于标的物价值重大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办理登记，第三人可借登记明了标的物的权属状态，从而保护交易安全。

四、完善我国进口押汇中担保方式的思路和对策

进口押汇中的担保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这种新的非典型担保方式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新的担保方式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并至少已在立法或司法上予以确认，而这种担保方式在我国却尚未得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认可（注：我国在立法传统上也更多地体现了大陆法系的特征，《合同法》和《民法典》起草人之一、法学教授费宗棉先生在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谈到，在我国正在起草的《物权法》中，学者们对于是否将让与担保列入也在进行着探讨。）。所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理论和实践对这个问题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防范这种担保方式本身存在的法律风险，但是在我国，实践中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更好地保护进口押汇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的利益。

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案例中，银行与债务人签订了《总质押书》，同时还与保证人签订了保证合同，并约定该保证不因银行持有任何其他担保方式而受影响。银行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一旦出现债务人将货物出售后不返还贷款、无法实现质押权的情况，银行可以向保证人主张连带保证责任。在银行看来，信托收据并不表示银行放弃质权，相反，在既要把货物交给进口商处置以使其获得资金来归还贷款，又要保护银行在货物上的质权的两难境地里，信托收据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法院却认为银行这样做就是放弃了质权。即使是在我国目前立法不承认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样的判决也是值得商榷的。我国《担保法》第64条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根据这些规定，法院只能认定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质押合同无效，而并不能直接认定银行放弃了质权。这两种看来似乎差不多的认定却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果认定质押合同无效，那么物的担保不成立，保证人就应该在全部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认定是银行放弃了质权，那么根据《担保法》第28条的规定，保证人则在银行放弃权利的范围内不承担保证责任。虽然有的法院认为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已经声明该保证不受其他担保的影响，因而应该承担全部债务的保证责任（本文案例中的第二种判决结果），但实践中这种判决是少数的，而且很多情况下，保证人并不一定会作出这样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