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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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进一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经济发展格局,开放型经济已进入新阶段。
(一)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85倍,年均增长超过17%,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l倍。我国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2.9%上升到7%左右,进出口贸易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提升至第3位。进出口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口比例达5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约占30%。
(二)利用外资稳步发展
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利用外资约110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约7050亿美元,以股票等方式的外商其他投资约1200亿美元,中长期国外贷款约2700亿美元。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我国积极有效地大规模使用国外贷款,重点支持了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做出了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成功抓住全球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初步成为世界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促进了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家用电器及通用机电产品等一批初具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形成。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
截至2006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733.3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2500亿美元,“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协调的格局逐步改善。境外投资的方向和重点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结合得更为紧密。
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近30年经济对外开放的历程,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即使在发生重大事件、国际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我国仍然保持了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二是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开放方式。我国的对外经济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开放、稳定、发展四者的关系。三是必须不断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只有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才能为对外经济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国际经济通行规则更好地衔接。四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发展对外经济必须始终保持对国内经济的主导权,绝不受任何国家或组织的控制和摆布。五是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坚持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取长补短。更好更快发展。
二、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外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较好的国内外环境和诸多机遇。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化,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企业对外投资能力还不强,针对我国的经济摩擦增多。根据十七大的方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主要做好以下4方面工作:
(一)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一是优化出口结构。立足以质取胜,加强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体系建设。二是抓住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加快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三是积极调整进口结构。清理各项限制进口政策,与资源输出国建立长期稳定的采购关系,逐步增加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储备;敦促美欧等发达国家放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四是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加强与主要资源消耗大国的协调,共同维护资源进口国利益。
(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一是引导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统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低水平的外资项目进入。二是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稳步推进金融、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的对外开放。三是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三大战略实施。完善内外联动,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创新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采用多种合作形式,提高内资企业管理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五是提高利用国外贷款的质量和效益,重点支持农业发展、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项目的支持。
(三)推动对外投资互利合作
一是扩大境外资源合作开发,进一步加强境外油气资源和铁、铜、销、镍、铬、钾等重点矿产资源的投资开发力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将初级加工放在境外。鼓励企业进行境外农业综合开发,可持续地开发境外林木、渔业资源。二是积极引导企业在市场机制完善、技术和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和领域开展投资合作,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长期竞争优势。三是推动服务业“走出去”。鼓励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物流、贸易分销、旅游、信息服务等,有序扩大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对外投资。四是拓展对外工程承包,加强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重点推进与周边资源丰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篇2
相对于经济力而言,文化力包含了精神因素、智力因素和娱乐因素等几方面。精神因素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规范、道德情操和审美追求等;智力因素包括科学和技术、教育、信息、知识和制度等;娱乐和健身因素包括体育、保健和休闲等等。经济力则主要指自然资源、市场机制、经济资本、物质利益等物质性因素。张德江同志在谈到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时曾深刻指出:“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文化与经济互动,构成了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
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日益趋同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文化生产的本质就是精神生产。当代的社会生产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纯粹的物质生产,哪些是纯粹的精神生产,两者叠加的部分越来越大,而且精神生产所占份额明显加大。从当代社会发展态势看,经济和社会发展愈向纵深演化,人的需求层次就愈高,相应也愈需要在生产过程、企业管理和物质产品中融入更多的文化要素,增加精神资源的成分,文化因素更多地参与到物质生产活动之中去,从而推动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出现趋同的态势。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推动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互动,用文化要素增加物质生产以及经营、管理、服务过程中的人文内涵,是提高企业素质和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永不衰竭的动力。而把文化因素注入经济活动之中,既可以提升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含量和档次,减少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消耗、提高企业素质和调动员工积极性,还可以通过激活文化因素,增加物质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使创新成为生产的永恒追求。
文化力与经济力融合构成新的生产方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大发展,文化力和经济力的融合正在孕育和产生人类新的生产方式。在我国,随着全方位开放态势的形成,文化优势已经逐步取代政策、地缘优势,成为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和重要指标。文化力与经济力结合而成的文化产业,以其崭新的生产形态和市场优势,已经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国内许多省市更是把文化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显示出文化自身的经济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开发,文化力与经济力一起构成了新的生产方式。通过文化力与经济力的互动,用文化资源开辟新的产业群,不仅可以扩大经济发展总量,创造新的财富源泉,还能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张和辐射,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带动物质生产领域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物质生产部门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趋向统一
这是文化与经济互动在消费领域的必然反映。千百年来,人类的消费始终由物质生产所决定,而且物质消费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当代,随着精神产品所创价值逐步超过物质产品所创价值,人们的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亦渐趋平衡且呈递增态势。学习和教育业更是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导方式。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尤显突出。文化消费日益成为投资的主要选择领地,从而催生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在广东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开始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化,高新科技产品和包括娱乐、教育、服务、健身、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开始形成新的消费潮流,家庭消费结构中教育、服务、娱乐等包含享受和发展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对物质产品的文化内涵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消费已不仅仅是产品使用功能的消费,还包括了产品文化品味的消费,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趋向统一。
篇3
一、“过度理由效应”的存在会在教学管理中产生许多负面影响
1、会使教师高尚而自觉的行为降低为以赢得分数为目的的行为
教师绩效工资考核是运用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将教师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用数值来表示,并根据数量统计结果得出评价结论的一种管理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将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分成若干项,每一项都提出相应的要求,赋予相应的分值,教师每完成一项,就得到相应的分数,学期结束时将本学期所得分数相加,就是本学期教师的终结性评价。获得好的评价是每一位教师的共同愿望,而要获得好的评价就必须赢得分数。久而久之赢得分数就会成为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当理由。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由原来对事业的追求、对学生的责任心、对所教学科的热爱等内在兴趣所推动,逐渐为赢得分数而取代。一旦某项教育教学活动不再记分,活动的正当理由就会消失,该教师也就失去了参加此项活动的热情和动力。这样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便完全由外在力量――分数来控制和调节,使教师的行为调控降低到他律水平,原来自觉高尚的行为变成以赢得分数为主要目的的行为。干了一丁点额外的工作就要求加工作量,出了一丁点成绩就要求物质奖励,在考核量化的时候斤斤计较,时间长了必然会把教师引导到还未干工作就先考虑加几个工作量、还未出成绩就先讲好如何进行奖励的路上去,这不能不说是管理上的失败。
2、影响教师教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
教师绩效工资考核涉及教师工作的各个方面,细而零碎,分值划分集体而固定,缺乏弹性。由于指标全面具体,致使教师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力保每一项都不失分,这样面面俱到,疲于应付,平均用力,使教师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坐下来学习进修、思考问题、总结得失、发展特色。加上分值缺乏弹性,某一项活动完成得再好,也只能得到固定有限的分数,如若想“学有专长,教有特色”,可能就会与“好教师”失之交臂。所以全面而具体的量化管理,客观上起到阻碍教师教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长此以往,教师就会千人一面,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无所谓特色,也无所谓优劣。
3、容易使教学管理陷入两难的境地
教师绩效工资考核是以通过对教师教育教学行为进行考核量化,合理拉开教师收入差距,从而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为目的而实施的,大量的实例说明,学校对教师工作的评价如果长期过分地依赖量化的方法,就可能使教学管理陷入两难的境地,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被动应付、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比如课外活动,如果奖分或扣分,教师就会被动应付,出工而不出力。如果既不奖分也不扣分,可能就没有一个教师会想到要去组织课外活动。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教师在一定时期表现出某种行为,不做出某种行为,并不一定是基于某种认识基础上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更多的是立足于赢得分数的被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从行为量化分值看得分可能很高,但这样的教师绝不能说一定是一位好教师。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外在奖励都会引起“过度理由效应”。换句话说,教师工作量化评估中的“过度理由效应”并不一定必然发生。
二、避免“过度理由效应”的措施
1、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激发教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内在兴趣
心理学家研究证明,人们要在心理上维持认知的平衡,需要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任何行为都需要一个理由支持,这个理由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履行职务职责、参加各种活动,这是维护学校正常运转的前提。在这当中,教师的任何一种行为都要有一个理由作支持。所以在实施教师绩效工资量化评估前,学校特别是教学管理部门应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积极引导教师的内在需要,激发教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让教师产生“我要这样做”的思想。在行动过程中,始终让“我乐意这样做”的理由占主导,使教师的每一种行为都变成强烈的责任心、责任感和内在兴趣推动下的自觉行为。
2、教师绩效工资量化评估指标的确定应有利于教师教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
量化评估指标是量化管理的前提。如前所述,过于具体细致的量化指标会限制教师教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所以量化指标体系的制定,只需要粗线条地反应教师工作量化内容。如把教师工作大体分为教育、教学、教学科研等几个大的方面,每一方面只规定达到或提高到一个层次记多少分,不规定最高分值。这样既可兼顾对教师的一般要求,又可给教师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使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坐下来学习进修、思考问题、总结得失、发展特色。
3、量化评估重在激励
篇4
关键词:体育旅游;国民经济;体育产业
一、体育旅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体育旅游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产生的新兴行业,并在人们旺盛的需求中逐渐发展为丰富人们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或者手段。体育旅游能有效地为国家的外汇收入、国际收支的平衡、缓解就业压力、引进国外投资做出贡献。
(一)体育旅游有效增加外汇收入、平衡国际收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一般是以货物作为中介进行的。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直接标志着该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这也为其在国际贸易的交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地开辟创收的新渠道,通过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发展自身的经济。国际支付能力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是关键的因素。体育旅游作为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在经济的发展势头上有着良好的表现力,与贸易创收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
第一,发展体育旅游成本较低。目前,国际上的经济竞争较为激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较低,导致了在出口产品上的竞争力较低,产品本身的技术含量较低,高新技术产品更是短板,在对外贸易这一方面属于低端。而体育旅游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各种体育旅游资源和质量较高的商业服务来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通过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大多数的游客都可以便捷地在旅游景点获得想要的服务,进行满足自身需求的消费。而这种消费模式并不需要对能源产生太大的消耗,而通过商业服务即可获得周转资金,能够有效地实现贸易保护、弥补贸易逆差。以巴西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举办2016年奥运会时吸引了千万游客前往,在观赏比赛的同时也对巴西各个地方进行游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巴西的旅游业贡献了力量,相应的巴西的经济也会有所增长。
第二,体育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不受贸易保护的限制,这就有利于弥补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体育旅游的过程中一般来说旅游者会有自己的消费需求,无论是去某个国家参加体育活动或者观赏体育比赛,通常不会受到关税的影响。这样的优势在于体育旅游者在消费的过程中不受限制,能够一直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因此体育旅游也逐渐变成了无形贸易的最佳场地。根据世界旅游委员会的相关数据表明,西班牙作为全球旅游热门景点,人口却只有3,840万人左右,商品贸易在世界属逆差国家。而在注重发展旅游产业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来西班牙的游客达到了5,600万人,而这之中体育旅游者人数就占据了六成。体育旅游主要是通过商业服务来获取大量的利润,而在旅游业发展成熟的国家,体育旅游的服务指标甚至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体育旅游中提供的行业服务的附加值比较高,比如健身、保健、医疗等。
(二)体育旅游有利于回笼货币、平衡国内供求。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相关数据显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外的旅游者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体育旅游主要是通过商业服务来获取大量的利润,而在旅游业发展成熟的国家,体育旅游的服务指标甚至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体育旅游中提供的行业服务的附加值比较高,比如健身、保健、医疗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缓解了当今蔓延全球的就业压力。当前,全球的旅游行业都在不停的制造就业岗位。而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虽然势如破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在体育旅游不断发展的今天,我国旅游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直接为就业解决了不少难题,为我国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开辟了新的道路。以北京奥运会为例,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很多当时建设的场馆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三)体育旅游有利于环境的改善和资源共享。在体育旅游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不仅有体育专业的学者、体育专家,也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才,在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提供了最新的科技信息。通过他们提供的各种信息和资源,我们能把握一个大致的体育旅游发展的正确方向。此外,外国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体育旅游来了解中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有利于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比官方政府的方案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进步。
二、体育旅游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一)体育旅游能促进国民身心发展和改善生活质量。体育旅游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进步,不仅显示了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也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体育旅游的重要作用在于这一活动的外部条件和活动内容本身,其旅游资源尤其是自然旅游资源是人们参与体育旅游活动的重要因素,也是和一般旅游资源相区别的因素。体育旅游资源比如大山名川、江河湖海、草原、森林、海滨沙滩、天然温泉等都有利于人们健身强体。这种自然环境中进行体育活动,能很好地振奋精神、锻炼意志、培养情操。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体育旅游有利于满足人民的身体和精神需求,体现了其重要价值。
(二)体育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和国际友好关系。在体育旅游不断发展的今天,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人们相互交流沟通,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交往,通过体育旅游的发展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和历史,在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奥运会是这一作用的典型代表,体育旅游在奥林匹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了全球人民沟通的工具和手段,让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不分种族与肤色,不分贫富与大小,不分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在没有任何歧视、相互尊重的和平、友谊、进步的宗旨下,聚会在一起进行竞赛,从而使人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现代的体育旅游是世界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拉近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外交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三)体育旅游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先天条件的差异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民族文化。体育旅游作为体育文化现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凭借民族传统文化所具的吸引力,来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的。通过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大大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事业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产业,体育旅游这一新兴行业的出现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举例来说,中国的武术、气功、龙舟竞渡、摔跤、围棋、舞龙、风筝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是通过体育旅游这一载体传播出去的。
三、结语
体育旅游产生的目的在于将体育和旅游的特征完美结合,以充分满足民众对于休闲娱乐的需求。体育旅游综合了商业化的运行模式和人们的生活需求,为旅游者提供了便捷的服务。体育旅游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和跑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贡献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伴随着全球经济化的经常加快,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在市场竞争中提升经济效益。体育旅游是旅游业和体育业交叉融合的新行业,对于旅游业和体育行业都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要善于利用其优势,在适当的发展时机促进国民经济更上一级台阶,在全球化中占据领先位置。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常麟,工肃.简论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2.
[2]司宏言.瑞士体育旅游收入增加[J].国外体育动态,2017.43.
篇5
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是改善国有企业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有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制度中,过分注重精神激励、付出与回报不符等问题,从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创造、完善绩效考核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绩效考核制度建立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国有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对策
绩效考核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有效手段,是评价和激励员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对企业的发展和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很多企业都将绩效考核制度,当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一直在进行改革,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不断的进行探索,导致国有企业改革,存在一些问题,企业的效益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国的学者从多个方面寻找原因,提出了相应的问题和对策,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力资源的管理。
一、国有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的现状
国有企业的前身是国营企业,是指政府经营、全民所有,但是政府无法直接经营企业,只能通过委托的方式,雇佣或任命企业如执行董事等高管,使得国有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实现政府规定的盈利目标,并为企业的发展埋下坚实的基础。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应该是民营企业具有同等地位,而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股东的特殊性导致了其经营管理者的特殊地位。现实中很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被当做国家的干部,而不是作为独立利益的经营者。经营者更多的注重其政治地位,并且鉴于股东的公有性,经营者往往拿着政企分开的幌子免于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一旦出现问题,又以公司的社会公共性为借口寻求股东的支援,最终损害的股东的利益。
二、国有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属于委托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企业所有者的政府,显然更加强势,因此很多经营者会采用欺瞒等方式,满足个人的效用,近些年我国一直在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但国有企业的资本依然比较封闭,如采用股份制的企业中,国家是唯一或者最大的股东。国有企业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性较强,这意味着政府部门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经营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加上我国市场经济不够完善,很多国有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竞争的方式发展,不能做到盈亏自负,这是国有企业绩效考核制度中的根本性问题。
国有企业效益考核单一化、短期化问题较为严重。考核部门对其考核主要以财务利润指标作为业绩指标。先不说财务利润指标的人为性,从利润指标局限性来看也不能作为考核业绩的主要指标。当前,国有企业考核指标及其量化是一大问题,如好多企业为了博得领导的好感,争的企业一时的业绩,不顾企业资金承受能力,拼命的借贷,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有的高达90%以,而银行,作为国有企业,也同样,反正考虑国家买单的,也会对国有企业往开一面。所以当前,在国家财政债务控紧的前提下,国有企业债务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资金链的一大隐患。同时,国有企业经营业务政府化与考核体系市场化现象较为严重。由于其自身的政治性,使得经营者依懒于政府,从事政府项目为生,俨然已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而这样的公司所取得业绩是否真的能与经营者的能力及贡献相匹配呢?上百亿资产,上亿利润,是公司通过市场取得还是依靠政府取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当前的国有公司,实际所经营的内容及生存模式,远离了“公司”字样所赋予的内涵,对此,对公司经营者的绩效考核也因有与之相匹配的体系。可当前,“国有企业”有机结合的四个字被分割成“国有“”企业“,当从事经营业务时及享受政府补贴时,是”国有“;当组织考核及决定报酬时,是”企业“。
三、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绩效考核制度的对策
要想完善国企经营者的绩效考核制度,首先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产品的成败能够直接反应在企业的收益中,企业的信息报告等材料,可以反应出经营者的管理能力和工作状态等,这样市场可以长期的对经营者进行评价、监督,同时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最大限度的交给经营者,最终让企业享有民事权利,打破传统国有企业的结构和社会负担,使其摆脱政策性的盈亏,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其次构建多元化的年薪报酬制度。基本收入主要反应日常经营管理劳动的报酬,根据企业的规模、行业总体水平和经营者自身素质等情况,进行综合性的评定,为经营者提供生活上的保障,而年薪等效益收入,主要根据国有企业的业绩确定,打破传统的薪酬封顶以及人去酬清制度,只要经营者能够为企业创造足够的经济效益,就可以获得相应份额的报酬。再次构建多元化考核体系。国有公司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考核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时,要着眼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不能光从企业利润为衡量标准。如从企业资产结构、社会环境、公司经营业务等多角度建立多元化考核体系。如纯经营性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可以合理自主决定,如社会性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参照行政部门执行等。最后要建立业绩保证金制度。如果经营者为企业创造了较大的利益,企业如预期的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在管理者离职后,在规定的年限内返回其扣留在公司的那部份报酬,同时,这样也可以避免人才流失的问题,使得国有企业可以更好的发展。
四、结语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绩效考核,必须着眼于未来,采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使企业管理者获得的收益与付出相符,根据国有企业自身情况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绩效考核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加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使得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付国庆.试述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J].甘肃农业,2006(11):186187
篇6
【关键词】 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制度创新;对策及建议
建立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总理强调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在中央企业全面实行年度经营业绩责任制和任期经营责任制,各地也都要对所监管的国有企业实行严格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可见,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出资企业实行经营业绩考核,是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必然措施。建立健全科学的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开创性,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
一、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出发,加快建立健全科学的经营业绩考核体系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加快建立健全科学的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国有企业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发展速度、结构、效益的统一,既要有持续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又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肩负着经营好国有资产、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任,要自觉当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表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不适应的问题。比如,部分企业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结构调整缓慢,应对市场变化能力不强,发展中存在大起大落现象;少数企业亏损严重,部分企业能耗、物耗过高,成本费用增长过快;少数企业管理薄弱,决策程序不规范,盲目投资,资产负债率过高等等。为此,必须进一步发挥业绩考核的导向作用,促进国有企业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提高企业管理和资源配置水平,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本质安全型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二)加快建立健全科学的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是促进国有企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保障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形成更为有利的保障。加快建立健全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搞好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无论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是对企业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具有良好的导向和约束作用。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考核方法,优化指标体系,健全考核制度,形成重业绩、讲回报、强激励、硬约束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业绩考核对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经营方向和企业经营行为的导向功能。概括起来,业绩考核有“五个导向”作用:一是对国有资本有保值增值导向作用;二是要把企业引导到加强战略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上来;三是要把企业引导到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上来;四是要把企业引导到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来;五是要把企业引导到节约能源资源和提高增长质量上来。发挥好了业绩考核工作的上述导向作用,业绩考核工作就能够较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能够成为国有企业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助推器,也就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激励、约束作用。这样从制度上为国有企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提供重要保障。
(三)加快建立健全科学的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是引导和激励国有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树立正确业绩观,在追求效益最佳化、股东回报最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企业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加注重科技投入、自主创新、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促进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和加强内部管理,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职工的可承受程度有机统一起来,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是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和出资企业共同肩负的神圣职责。要做好保值增值的事,管好保值增值的人,关键是加强监督和管理。没有考核,就谈不上监管。过去,企业负责人“任命没有任期、任期没有目标、目标缺乏考核、考核和奖惩不挂钩”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国有资产经营责任不落实、经营质量和效益不高。实践充分表明,建立健全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做好业绩考核工作是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不仅能够有效增强企业负责人的利润和资本回报意识,形成责任落实和压力传递机制,而且有助于提高企业资产经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促进业绩考核与收入分配挂钩,实现激励和约束同步,更好地体现效率和公平,为企业的科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当前经营业绩考核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一)关于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值的确定问题
目前大多数采用的是目标考核办法,考核目标值主要是根据企业现有的业绩基础,结合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加以确定的,重在纵向比较,企业的业绩主要是看企业超额完成考核目标值的程度,容易导致企业在上报考核目标建议值时留有较大的余地。在确定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值时,总体上要求企业“自树目标,自加压力”,上报的目标值原则上要符合“两个不低于”的要求,即不低于前三年实际完成值的平均值,不低于上一年实际完成值。大多数企业上报的目标值能够满足上述条件,但是随着企业近几年由于整个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环境较好,企业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之后,按照上述原则来确定考核目标值的难度在逐年增大。如何与监管企业博弈确定合理的考核目标值,是一项十分艰巨、困难的工作。
(二)关于如何更多关注企业价值创造的问题
目前,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都比较注重利润指标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的考核,大都使用了两项基本指标,即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应当说,在现阶段强调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很重要,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利润指标并非至善至美,也存在一些缺陷。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财务专家和企业管理专家认为,在传统会计制度下利润为正的企业并不一定真正创造价值,换句话说,利润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资本经营的效率和价值创造。如国务院国资委在2006年组织了一个EVA
专门小组,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全部央企2005年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测算。结果发现,在测算的183家中央企业中,2003年净利润为正的企业有156家,亏损的有27家,但EVA为正的企业只有49家,为负的企业占到134家。
(三)关于经营业绩考核与战略规划如何有机衔接的问题
考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考核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企业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水平,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为了避免企业负责人短期行为的产生,要在实施年度考核的同时,更要实施任期考核,把企业战略规划和任期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但与国外跨国公司相比,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省属企业,战略管理都相对薄弱。以中央企业为例,在2005年之前,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有较为完整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根本没有制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其余三分之一的企业介于这二者之间。
(四)关于中长期激励约束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从经营业绩考核实践看,目前考核的激励手段主要偏重于短期激励,中长期激励措施还未真正实施。只有少数省份在这方面研究了一些制度和办法,大多数还处于前期学习和调研阶段。
(五)关于考核方式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相衔接的问题
这几年地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绝大部分已改制为多元化持股企业,集团公司本部的改革改制也在不断加快。如何适应这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依照《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合理做好国有控股及参股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对企业业绩考核的职权划分,研究出台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的考核办法,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六)如何正确对待经营业绩考核结果
一是正确认识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的关系。由于国有企业行业分布宽,规模大小不一,基础条件不一,要切实引导企业负责人树立正确业绩观,认真履行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结果固然重要,正确对待和运用考核结果更为重要。年度考核是任期考核的重要基础,但又不是决定性的。年度业绩考核结果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那就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完成或超额完成任期考核目标。二是要正确对待兄弟企业的考核结果。国有企业大都分布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处于不同行业,行业内部客观上也有较大差异,加强与国内外同行业标杆企业的对标,多看、多学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切实提高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创造更加良好的业绩。三要正确对待自身存在的差距。业绩考核制度的建立,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更高的业绩目标和工作要求。要求处理好纵向比和横向比的关系,进一步开阔视野,着眼于国内、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查找自身管理的薄弱环节和差距,深入开展对标挖潜,取长补短,不断做强做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业绩观为指导,加快建立健全经营业绩考核体系的对策
(一)积极稳妥处理好几个关系,提高经营业绩考核的质量
提高国有企业业绩考核的质量,核心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业绩观为指导,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企业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系。要求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一定的增长,至少要保持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水平。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的体制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以及国外资源等有利条件和因素,推动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是处理好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关系。要求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的考核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存在历史包袱多、企业办社会负担重、潜亏挂账数额大等问题,通过深化改革、主辅分离、改制分流、分离办社会职能、清产核资等措施,近几年的增长质量有所提高,但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在考核时,消化的历史包袱和潜亏挂账部分,在经过审核批准的基础上,可考虑视同当期业绩利润。
三是处理好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经济效益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没有利润的增加,就谈不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但核心竞争力的内容,除利润的增加外,还包括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市场开拓能力、资源占有和配置能力、价值创造能力等更为丰富的内容。从出资人的角度,不可能对所有的指标都进行考核,只能选择出资人最关心的指标。但作为企业,一定要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统筹考虑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将涉及到核心竞争力的主要目标分解落实到各个职能部门和下属企业,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奖罚分明。
四是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国有企业所处的地位决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都要做出积极贡献。但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所监管的企业资产都是经营性资产,是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成本、讲回报,在创造企业效益的同时,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构建股东满意、社会放心、企业发展、职工高兴的和谐企业。目前存在着一些片面性的倾向:有的企业偏重于社会效益,放松了对资产效益、资本效率的追求,个别企业甚至提出“最好不要考核企业的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有的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这些倾向都是偏颇的,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正确业绩观,必须加以纠正。
(二)加快完善考核体系,切实发挥业绩考核的导向和激励约束作用
围绕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十一五”规划要求,进一步完善业绩考核的指标体系、组织体系、方法体系、激励约束体系和信息管理体系。具体为完善“五个体系”,实现“五个结合”。
一是抓紧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把坚持完善基本指标与优化改进分类指标相结合。要牢牢把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抓住主要矛盾,突出关键绩效指标,抓住出资人最关心、对企业当前和长远发展最重要的指标进行考核,下功夫引导和促进企业加强战略管理,改善薄弱环节,加大科技投入,注重资源节约,提高综合竞争能力。考核指标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切忌“把考核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要进一步完善目标值的确定方法,确定的目标既要使企业能够达到,又要具有挑战性。要在坚持“同一行业、同一尺度”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对标工作,掌握并运用好国际、国内同行业最好水平这“两把尺子”,推动企业追求卓越,创造国际、国内一流水平。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企业内部的情况也很不一致,健全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要从实际出发。
二是抓紧完善考核组织体系,把业绩考核与强化经营责任制相结合。要自上而下层层建立业绩考核的组织机构,健全工作制度,形成自上而下的“目标层层分解、压力层层传递、责任层层落实、激励层层链接”的组织体系,形成国资监管机构被监管企业下属企业基层岗位的责任链条,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层层传递好、落实好。
三是抓紧完善考核方法体系,把继承完善与借鉴创新相结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企业内部的情况也很不一致。继承完善考核方法要从企业实际出发,加强分类指导,积极推行能够体现行业特点和战略方向的“精准”考核,尽可能把考核的共性要求和企业的个性特点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分类考核和分类指导的水平。要在保持考核办法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考核理念和方法,大胆探索和创新,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具有特色的成功道路。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把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等绩效管理方法引入业绩考核体系,积极研究把上市公司市值纳入考核的方法,不断增强企业负责人的股东回报意识和资本成本意识,不断增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如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都比较注重利润指标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的考核,大都使用了两项基本指标,即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利润指标并非至善至美,也存在一些缺陷,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资本经营的效率和价值创造。
四是抓紧完善考核激励约束体系,把业绩考核与奖惩任免相结合。重点在规范,关键在考核。要坚持年度业绩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紧密挂钩,任期业绩考核结果与奖惩任免紧密挂钩,逐步建立起短期激励和中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体系。对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业绩优秀的企业负责人,给予和贡献相称的薪酬和奖励;对超额完成个性化指标的企业负责人,给予单项特别奖励;对困难企业实现大幅减亏、扭亏为盈的企业负责人,给予特别奖励和重用。
五是抓紧完善考核信息管理体系,把业绩考核与动态监控相结合。要认真做好经济运行动态分析工作,抓紧建立健全财务信息、风险防范的监测体系,依法加强财务监督,确保企业财务信息真实,为提高考核质量和水平畅通信息渠道。要推动建立会计、审计、统计“三计”协调统一、有机衔接的出资人财务监管机制,实行事前控制、事中约束、事后整改的全过程监控。
(三)完善业绩考核工作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配套各项制度,建立健全业绩考核工作的监督制度,维护考核工作的严肃性
一是要扎实做好年度和任期考核目标值的确定和报送工作。当前,国有企业要围绕“十一五”规划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年度目标,也是第二个任期考核期间。要求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建立“三个三”的业绩考核工作体系,即在考核主体上建立决策、咨询、操作三层架构,在考核目标确定上抓好事前摸底、指标选择、目标值确定三个环节,在执行过程中坚持季度分析、情况通报和跟踪督导三项制度,把业绩考核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国有企业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深入分析本行业本企业面临的利好条件和不利因素,未雨绸缪,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更加科学、准确、合理地确定年度及任期考核目标,按照规定时间和要求报送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核确认。
二是要切实加强业绩考核动态监控。搞好动态监控,对确保企业圆满完成年度和任期考核目标都至关重要。要把经济运行监测和业绩考核动态监控结合起来,注重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的紧密结合,切实加强对企业经营业绩责任书执行情况的跟踪,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指导、督促企业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和任期考核目标。
三是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业绩考核工作。要深入总结推广业绩考核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边实践,边总结,深交流,广借鉴,以更好地指导和推动业绩考核工作的深入开展。在第二个任期考核时,紧密结合企业战略规划完善目标确定机制、分类考核机制、价值创造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快与董事会评价办法和其他制度的配套衔接,建立健全经营业绩考核谈话制度,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实施精准考核,引导国有企业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重业绩、讲回报、强激励、硬约束”的工作机制。
四是建立业绩考核工作的监督制度,维护考核工作的严肃性。在加强激励的同时,也要加强约束和惩罚。对因重大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资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完不成考核目标的要降低薪酬收入,对不胜任岗位要求的要予以调整。有功必奖,有过必罚,进一步树立业绩考核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首个任期考核(2004-2006年度共3年的任期考核)结束,严格经营业绩考核契约管理,维护考核工作的严肃性,共有15位央企负责人任期考核不称职而被免职。
五是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业绩考核队伍,是高质量、高水平地做好考核工作的重要保证。
六是出资人经济责任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国有资产损失责任制度。在第二个任期考核周期中,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将与董事会的评价办法、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和其他制度相衔接,实施精准考核。
总之,建立健全科学的业绩考核体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政策性强,要求高,难度大。需要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业绩观为指导,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断改革创新,开拓进取,提高业绩考核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脚踏实地,不断探索实践,尽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业绩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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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各区、县劳动局、财政局、税务局,市财政各分局,各企业主管局、总公司:
北京市财政局、税务局、劳动局印发《关于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发放办法》的通知(即京财预〔1988〕504号文)等下发后,一些单位反映,我市发给企业职工的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补贴是否作为计提统筹退休基金的工资总额基数问题,需要有关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以便于企业执行。为不影响企业统筹退休基金的提取,保证全市企业职工退休基金统筹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凡参加我市企业职工退休基金统筹的国营企业,区、县、局、总公司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计提统筹退休基金时,要将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计入工资总额作为提取统筹退休基金的基数。但原定财务列支渠道不变。
2.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后,未将此项补贴作为计提统筹退休基金基数的,应从1988年5月起进行补缴。
3.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精神不相符的,一律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篇8
为保证广安大街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做好拆迁居民安置工作,经市政府同意,将部分开发企业现有的拆迁房源作为广安大街拆迁专项用房(以下简称专项用房),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专项用房享受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扶持政策,即土地行政划拨,2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征收。
二、专项用房专项提供给广安大街市政工程被拆迁居民选购。被拆迁居民如要享受本市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可购买专项用房或经市政府批准上市的经济适用住房,并凭所在区政府出具的证明到开发企业购房。
三、专项用房价格由市物价局会同市建委按经济适用住房定价原则审定。开发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变相提高价格。
四、市建委、计委、规划委、国土房管局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对专项用房的工程质量、审批手续等项内容进行审核,并督促有关开发建设单位按要求完善。崇文区政府和宣武区政府根据审核结果,对专项用房的价格、质量、配套情况等项内容进行认定,满足拆迁居民入住条件的房源,由区政府分期分批公布。
五、被拆迁居民凡购买区政府公布的专项用房,具有经济适用住房产权。产权发证部门依据购房合同和购房人付款凭证,在30日内颁发产权证。开发企业负责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六、广安大街拆迁工作完成后,开发企业将购房人证明和销售合同报区政府核准汇总,开发企业凭区政府出具的证明,统一按照经济适用住房政策办理土地划拨及有关费用的减半征收手续,并可按京财税(99)1201号《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享受有关财税减免政策。开发企业购买的拆迁房源专项用于广安大街拆迁的,按照被拆迁居民实际购房面积免收开发企业购买房源发生的有关税费。
七、对于部分房屋已交纳的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由征收管理部门退还或在开发单位后续建设项目中抵减,已享受返还或免收政策的开发项目,不再抵减。
八、专项用房的物业管理费用执行市京价(房)字〔2000〕163号《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办法(试行)》规定的经济适用住房物业管理收费标准,并按规定的期限收取。任何单位不得以拆迁安置为由,一次收取长期的物业管理费和供暖费等费用。
篇9
一、民间投资增速、比重和贡献率变化态势
(一)国内民间投资增幅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增幅,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
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投资领域以连续发行国债拉动整个投资需求的增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高于前两年的增幅。同时,由于国债投资集中体现了政府公共投资的意图,主要受益者是国有经济,人们一直担心民间投资被挤出或增势减弱。事实上,除1998年国有经济的投资增幅显著高于民间投资和全社会投资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别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其中“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连续两年高达28%以上(见表1)。在各类经济成份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亿元增加到5663.49亿元,5年平均增速高达32.5%;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从2893.08亿元增加到2998.69亿元,平均增幅仅为0.7%。
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不仅高于国有经济,也高于全社会投资的增幅。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已从17.4%逐年回落为3.8%、3.5%和6.7%,而全部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别高达20.4%、11.8%、22.7%和20.3%,与国有投资增幅放缓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
(二)国内民间投资比重接近国有投资,股份制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逐年下降,全社会投资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近几年,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则逐年下降。1997~2001年,国有投资、国内民间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三者比重分别由52.5%、35.9%和11.6%变为
表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投资增长速度(%)
注: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47.3%、44.6%和8.1%,目前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已经接近国有经济。
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以较大幅度持续下降,2001年与1994年相比,这一比重降低了9.1个百分点。同期,集体经济投资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下降3.1个百分点;而个体经济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3个和11.4个百分点。国家注入大量国债投资以来,尽管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总的看仍呈下降趋势,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国内民间投资比重的变化中,集体经济投资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经济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见表2)。这表明,在国债投资集中投向国有经济领域的同时,国内民间投资也渐趋活跃,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活力最为强劲,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过对比近几年政府直接投资与全社会投资的态势,也可以看出投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的趋势。1999~2001年,国债投资(包括国债资金和全部配套资金完成的投资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为8.1%、8.8%、6.5%;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率也逐步下降,依次为54.7%、13.9%、13.2%;而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则逐步上升,依次为5.1%、10.3%、13%。这表明,由于国内民
表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注:《2002年中国统计摘要》将2001年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合为一项(这样其增幅和比重分别高达26%和70%以上),尚未来得及分开统计(2002年一季度、上半年的统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忽略了这一点,直接用来论证目前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大,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过高,而民间投资增长不快。表1和表2已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对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做了区分,可以准确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间投资成长势头逐步加强,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接近国有经济投资的贡献率
由于近年来整个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们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9%,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52个百分点,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仅为2.05、1.83和2.49个百分点。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6.17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1.85个百分点,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上升为1.9和3.12个百分点。在其他经济中,股份制经济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得最为明显,由1998年的0.96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1.98个百分点;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则由1.46个百分点下降为1.05个百分点;而联营经济等投资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0.08个百分点(见表3)。个体经济投资的贡献率已经略大于集体经济。按照2001年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联营经济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合计贡献率,由1998年的4.92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5.81个百分点,正在接近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6.17个百分点的贡献率。这与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贡献率分别下降的趋势也形成鲜明对照。
表3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百分点)
注:某种经济类型贡献率=全社会投资增幅×该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四)东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主力军,中西部民间投资增长快于东部
分地区看,民间投资在东中西三大地区都有很大增长,在本地区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4)。
1993~1997年,东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3%,民间投资占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民间投资年均增长32%,所占
表4三大地区民间投资在本地区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西部包括12个省区市,1993年不包含重庆市数字。
比重则由31.7%上升到44.6%,上升12.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7%,比重由23.5%上升到32.4%,上升8.9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和全社会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当高,因此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民间投资增长势头也很猛,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增幅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势头都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1997~2000年,东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0%,在本地区全部投资中的比重由53.6%增加到56%,上升了2.4个百分点;2000年东部地区有5个省的这一比重超过本省56%的平均水平,分别是福建(63.4%)、浙江(62.7%)、广东(59.9%)、海南(58.2%)、天津(58.2%)。中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1%,所占比重由44.6%增加为45.9%,上升1.3个百分点。西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9%,所占比重由32.4%增加到37.5%,上升5.1个百分点。这一时期由于亚洲金融危影响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三大地区民间投资的增长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均有所放缓,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刺激下,民间投资在不同地区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尤其是西部民间投资的增幅明显大于东部和中部。同时,在东部一些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民间投资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发挥了对本地区全部投资的主要拉动作用。
二、民间投资增长加快的主要促进因素
(一)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的推进,扩大了民间投资的成长空间
1998~2001年,股份制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分别高达40.4%、27.3%、63.9%和39.4%,在整个民间投资中的增长是最快的;股份制经济投资在增势迅猛的“其他经济”投资中占有主要份额(由1997年的30.4%上升到2001年的63.6%),整个民间投资的加速成长实际上是股份制经济投资拉动的。目前民间投资已经遍及国民经济十六大行业,个体经济投资主要分布在农业和住宅方面;集体、私营、联营、股份制经济投资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1993~1997年,民间投资在十六大行业中的投资额及占本行业全部投资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农林牧渔业,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15.69、12.55和11.71个百分点(中经网)。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间投资主体特别是股份制经济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近几年,一些国有经济垄断的基础设施领域逐步向民间投资开放,对民间投资的产业进入限制有所放宽,民间投资主体在这些领域也日益显示着增长潜力和竞争活力。
(二)法律环境的改善激发了非公有经济投资的积极性
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宪法正式确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假集体企业纷纷摘掉了“红帽子”,恢复了其私营企业的本来面目。据有关部门对2000多家民营企业进行的随机调查,70%的民营企业准备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进行联营或股份制改造,愿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1999年生效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实施细则,不再对个人独资企业的雇工人数、注册资金设置最低限制。关于非公有经济的法规正在逐步制定,为此类投资主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西部大开发对各地区民间投资的活跃产生催化作用
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投资环境逐步改善,为本地各类企业包括民间投资主体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体制条件。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东、中部各类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到西部投资,促进了生产要素流动和区际贸易的扩大。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11月的调查,东、中部地区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已经参与或打算参与西部大开发,生产要素加快流入西部的途径正在逐步拓宽。这不仅为西部民间投资主体带来专门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产要素,还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东、中部地区的各类企业也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扩大了配置资源的市场空间。
(四)预算内资金包括国债投资为激活民间投资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近几年的巨额国债投资正在改善不少地区的基础设施,起到间接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预算内资金对民间投资主体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1997~2000年,预算内资金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8%上升到6.4%,用于民间投资的比重由12.1%上升到18.5%(见表5)。当然,同期,在全社会投资的各项资金来源中,用于民间投资的主要是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但是预算内资金对民间投资项目的直接支持也是不能忽视的。
表5全社会投资各项资金来源用于民间投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三、民间投资面临的制约因素
需要指出,从增长态势看,尽管近两年国内民间投资增幅已经明显回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投资的拉动;从全社会投资构成看,国有投资比重仍然偏高。2001年,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44.6%)仍然低于国有经济(47.3%),股份制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各自所占比重更是远远低于国有经济。2000年,中部、西部民间投资总体比重分别仅为45.9%和37.5%,当地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仍然明显偏高(分别为54.1%和62.5%)。
无论是考虑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趋势,还是鉴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民间投资的发展仍然不足。民间投资主体面临不少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一)市场准入门槛仍然过高,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广度和深度
目前产业准入政策在不同经济类型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据调查,非公有投资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面临着实际上的“限进”障碍。主要原因是:其一,原有的无形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尽管国家计委去年12月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使民间投资与外商投资享有同等待遇;但是,部门、行业垄断和歧视性的准入政策仍然存在,如银行、保险、证券、通信、石化、电力、轿车等行业,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其二,有些领域虽然允许民间资本涉足,但体制导致明显的不公平竞争。如基础设施项目往往由特许公司发起,没有实行招标制度,有资质的私企被排除在外。即使私营资本能够参与项目,但其股份比例必须由特许公司决定,双方地位不平等。其三,前置审批环节繁多,准入条件苛刻。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相比,非公有经济在投资、生产和经营诸方面,面临更多的前置审批,手续杂、关卡多、效率低、费时长,在参与竞争的资格、条件和机会上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二)税负不公,抑制非公有企业的投资扩张
一是双重征税。非公有企业除了缴纳税率为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缴纳税率为20%的个人所得税,投资收益大大削减。二是“低国民待遇”。外资企业利润转增资本金或另行投资,均可按投资额的40%得到所得税返还;国有企业享受技术改造贴息;国有、集体和股份制企业技术开发费以及技术改造投资购买国产设备可以部分抵扣所得税,等等,这些优惠政策都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三是税收优惠打折扣。如所得税减免政策,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对私营企业则从开办期起,而企业在开办初期往往没有利润或者获利甚微。
(三)融资渠道不畅,金融体制不适应民间投资发展需要
无论是直接融资或是间接融资,对民间资本特别是非公有企业开放程度都很低。据国家计委宏观院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已形成股票类、贷款类、债券类、基金类、项目融资类、财政支持类六大融资方式,国内外融资渠道多达数十条。但是,对非公有经济仅仅开放了短期信贷和大企业股票融资的渠道,远远满足不了各类非公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因而,它们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筹或其他投资来源。据笔者计算,从全社会投资的资金来源看,1997~2000年,整个民间投资占国内贷款的比重,仅从37.1%上升到38.2%;而占自筹投资的比重则从50.3%上升到56.7%,占其他投资来源的比重从42%上升到59%。绝大部分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主要依靠非正规、小范围的借债集资或股权融资,此类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四)民间投资的法律保障不力,服务体系很不健全
目前,非公有企业在兼并国有企业、保护土地使用权和知识产权、明晰财产权等方面,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非法剥夺、损害、侵占非公有企业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问题尤为严重(据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调查,截至2001年底,仅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的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共计313项,其中涉及企业负担的有242项。如果加上地方收费,企业负担的各种名目收费高达数百项),投资者信心和积极性受到挫伤。对非公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多达20多个部门和单位,但在项目投资方面却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服务机构和管理办法。投资者在履行程序、选择投资方向、争取技术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务,往往造成投资的盲目性和经济损失。
(五)自身素质较低,制约着民间资本的成长
许多非公有企业存在着管理水平低、信息不灵、人才缺乏等突出弱点,导致投资决策失误;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和扩大开放的形势,即使一些产业准入限制已经放宽,也难以拓展其经营领域和规模;一些非公有企业存在“小富即安”、甚至挥霍性消费、缺乏投资冲动的倾向,从而限制了扩大投资。中小非公有企业资信等级较低,普遍存在财会制度不规范、信用观念淡薄、借改制之名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欺诈频出等问题;大部分中小非公有企业尚未建立起银行信用档案,再加上缺乏可变现抵押资产,致使其难以运用银行贷款扩大投资。
五、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限制,降低准入门槛。根据“十五”计划和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切实清理现行投资准入政策,在明确划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类政策时,应当体现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原则,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凡允许外商投资和国有经济进入的领域,都应当允许其他任何经济类型的企业进入(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在持股比例上也不应人为设限。国家应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转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在改制企业一般不要控股。
第二,加快改革投资体制,拓宽民间投资进入渠道。改革前置审批办法,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加强对民间投资的产业引导。根据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产业的不同行业特点,采取符合市场经济惯例的多样化的项目组织形式和投融资形式,例如公开招标、特许经营、知识产权入股和产业投资基金等等,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无论采取何种进入方式,都要确保各类投资主体之间的契约自由和公开、平等竞争,并且形成利益和风险相对应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
第三,加大财税政策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和支持力度。预算内资金(包括必要的国债发行)应当继续支持民间投资,以参股或补偿形式投入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项目;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益性事业,要通过收费补偿机制或财政补贴,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技改贴息应当对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清理不公平税负,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对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民间投资项目,在投资的税收抵扣和减免、成本摊提等方面应实行与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相同的优惠。对个体和私营企业要避免重复征收所得税。对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应当给予必要的减免税支持。同时,严格治理“三乱”,解除民营企业的不合理负担。
篇10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势,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赖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