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利与弊范文

时间:2023-06-12 16:40:0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的利与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法律的利与弊

篇1

1.如今法治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步强化,多数民众都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相比之下,医护人员的维权意识并不是很强,还需要很大的提升。护理管理工作,除了发扬救死扶伤的岗位精神,做好本职工作,承担所属的社会责任,还应维护好自己的各种合法权益。医患关系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患者各不相同,一旦发生纠纷,护理人员应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但由于法律知识的匿乏,护理管理人员往往不知如何正确运用法律,以致于损失惨重。

2.原因分析护理管理人员缺乏法律意识的原因涉及很多方面,首先是护理教育体系不够完善,在专业的护理教育中,往往更注重专业护理知识,而法学课程的开设极其有限。据有关资料显示,本科教育中,法学占了全部课程的1%左右;大中专则占有约2%一3%;除时间不够外,法律课堂内容好也相当缺乏,大多只是一些基础的知识,而与护理专业有关系的内容则少之又少;以致于护理人员与法律接触少,学习途径也较为单一,多是通过电视、杂志等获得,由于没有系统学习,掌握的知识比较零碎,很不全面。再加上工作环境较为封闭,缺少相关培训,都最终导致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十分薄弱。

其次,护理管理人员自身对法律教育有所忽视。实际中的临床护理存在着很多问题,人力资源短缺就是其中一项。由于护理管理人员有限,护理人员工作量增多,责任和压力也不断扩大,为保证护理工作能够正常运行,多数护理人员都将精力放在了如何熟悉临床业务知识、如何提升临床操作水平和速度等方面,无暇顾及法律教育,对法律意识自然就有所忽视。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护理管理人员对本职工作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即缺乏与护理相关的法律知识,认为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才应该担负应有的法律责任,护理人员只是起辅助医生的作用,负责照顾患者,工作不出差错即可。即使有纠纷,也是医院进行调解,无需自己承担。这种错误观念使得护理管理人员对法律很淡漠,除应付责任外,也不利于自我保护。

二、如何做好护理管理人员的法律教育工作

1.转变教学理念一般而言,护理管理人员在正式上岗之前都有过专业的学习或培训,在这一阶段,就应该开始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对于那些旧的教学观念应作一番改革,包括内容、方法等方面,将法律教育的地位提高。需根据医疗市场的变化,确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加大力度进行法制教育。法律内容除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应将重点放在与护理相关的法律方面,如《医疗护理法》等,这样才能使其上岗之后有所保障。

2.重视实际应用在学习阶段,护理管理人员学的大都只是理论知识,到医疗机构上岗后还应继续学习,并和实际联系在一起。所以,继续教育除了护理学、行政管理,还应包括法律教育。日常工作中,既要进行专业护理培训,也应督促护理人员学法懂法,熟悉相关法律知识。

3.提高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护理管理人员和患者接触时间较长,对其病情转变有着莫大关系,因此,必须严格按照护理规范行事,做好为患者服务的工作,尽量保证患者能够尽早康复。学习法律、了解法律,能够让护理管理人员更加深刻地明白自身所该承担的责任,从而强化法治观念,认真对待护理工作,认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从事护理服务。此外,在满足了患者需求的同时,护理管理人员还应加强维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除了医院的普法宣传和相关培训,护理人员也需在闲暇时间加强自主学习,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使双方利益同时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篇2

亚里士多德通过区别公民与非公民解释人的平等与不平等。他认为公民与非公民之间是不平等的, 而公民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 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 其进而通过血统论( 自然公民) 和法权论( 法定公民) 界定享有平等地位的公民范围。血统论认为, 公民就是父母双方都是公民所生的儿子, 单是父亲或母亲为公民, 即其子不得称为公民。法权论致力于解决规划人籍者的地位问题。 在变革后凡已经获得这些法权的人们, 实际上就须称为公民了。 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公民地位平等的同时反对趋同, 主张差异化, 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却必须是品类相异的人们, 各以所能和所得, 通工易事, 互相补益, 这才能使全邦的人过渡到比较高级的生活。管仲的职业世袭制解释了他对于人的地位的观点, 与亚里士多德的血统论和差异论有很大的相似性。管仲认为,士子之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 职业世袭制尽管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便于统治者管理。但反映了人的不平等思想, 并且阻断了社会阶级流动的通道。

二、社会组织的形成

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的政治性和社会目的论解释社会组织的形成。 人类自然地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 其目的总是为完成某些善业。 他认为社会组织出现是由人的本性以及对共同价值目标的追求决定的, 进而通过城邦的形成过程佐证上述观点。由于男女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 首先就组成家庭。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成的初级形式 村坊。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成城邦, 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管仲认为世界最初存在 原初状态 , 智者贤人创造有序的社会。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 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 以力相争。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 而暴人止。是故道术德行, 出于贤人。 这一观点强调贤者( 君主)作用,为人治观奠定基础, 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基石。

三、品德

亚里士多德将公民与统治者进行区分, 指出各自应当具备的品德。作为统治者, 应具备专有品德明哲 , 即治理自由人的能力; 作为被统治者应具备专有品德 信从 ,即必须知道如何接受他人的统治。其强调贤明君主的作用,进而认为中庸是最佳品德。 节制和中庸通常是最好的品德, 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够顺从理性。管仲认为, 爱之、生之、养之、成之, 天下亲之, 曰德 , 以无为之谓道, 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 故言之者不别也。 道也者, 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上之人务德, 而下之人守节。 管仲认为德和道并没有太大区别。德就是爱等基本伦理要求, 并且提出君主可以引导人民的德。此处一方面强调贤明君主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其提出了治国要求。

篇3

Abstract:In this paper, a few cases proceed from our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honorable management and non-relevance, and by comparing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at 93 and 109 pairs of honorable persons of a different scope of the claim and concluded: no basis for the Court by management, are generally not supported the request for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 109 applies generally to support the request for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 Therefore, the parties may, depending on the basis of claims made more favorable to their request, opt-in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section 93 or section 109.

关键词:见义勇为 无因管理 损害救济制度 选择适用

Key words: Honorable; not because of management; damage relief system; choice of the applicable

作者简介:唐楠栋: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07级民商法硕士研究生;蒋昆玲: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07级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5-0022-01

一、 问题的提出:

2001年12月20日中国法院网公布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索赔案《杨国新与徐月仙等人无因管理纠纷上诉案》,依据无因管理(民法通则第93条的规定)处理;《法制世界》2002年11期《英雄离去之后》中的救助他人生命案,依据民法通则109条规定处理。两案同样是救助了他人生命,为何适用法律却不同?

见义勇为立法主要是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周全的民法救济和保护。但是,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中,对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无因管理之债的认定上存在分歧。

如何适用《民法通则》第93条或《民法通则》第109条?下文分析当事人面临选择。

二、见义勇为的性质与无因管理的关系辨析:对三种主张的评述

(一)无因管理之债说――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层次的无因管理

该说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属性上应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但由于见义勇为通常在危难情况下做出,且行为者一般要冒着一定的危险,故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

(二)制止侵害行为说――缩小了无因管理的适用范围

该说把见义勇为行为称为“制止侵害行为”,认为其性质上属于无因管理,但只是无因管理性质特殊的一种情形,需要用专门的条文对其加以特别的规范和调整。该说表面上遵从了无因管理制度的内在机理,但其意在无因管理制度之外寻求独立的理论空间,致使其最终丧失了合理的解释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把见义勇为排除在无因管理之外,这也不符合《民法通则》第93条对无因管理构成要件的基本规定,缩小了该法条的适用范围。

(三)综合说――见义勇为可能产生无因管理之债

综合说认为,见义勇为具有多面向的民法属性,即在不同的主体或对象之间,见义勇为的民法属性是多样化的。

三、损害救济规则:适用民法通则109条或93条对管理人(见义勇为者)的求偿范围有何不同?

司法实践,法院适用93条无因管理的规定一般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如果适用109条则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可见,适用民法通则109条或93条对管理人(见义勇为者)的求偿范围不同主要表现在:是否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实例如下:

第一,反对精神损害赔偿。如:在全国首例见义勇为索赔案《杨国新与徐月仙等人无因管理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将不属由管理而支付的作为精神慰抚金的死亡补偿费62800元……列入实际损失的范围,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第二,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如:峡江县人民法院在《谭亚辉见义勇为致伤残请求赔偿案》中判决受益人赔偿原告医疗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共七万元。

四、结论

如何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寻求对见义有为者(管理人)更大限度的救济是法律适用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法院依据无因管理,则一般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适用109条则一般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所以,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提出对自己更有利的请求,选择适用《民法通则》第93条或第109条。即在无精神损害的时候依据《民法通则》第93条提讼;在有精神损害的时候依据《民法通则》第109条等类似条款提讼。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债权编》,法律出版社2003版。

[2] 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释义》,法律出版社2004版。

[4] 参见曾大鹏:《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以第109条为中心》,《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

[5] 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民商法学》,2000第8期。

[6] 自蔡松:《作为法律制度的无因管理》,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篇4

关键词: 罗马法 《唐律疏议》 婚姻 成立要件

罗马法学家莫特斯丁称“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终身结合,神事和人事的共同关系”。[2]罗马早期实行有夫权婚姻,妻子完全被丈夫的特权所支配和统治,婚姻以承祭祀和继血统为目的。后来,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提道:“婚姻或夫妻关系是男女的结合,它包括不能分开的生活的亲密交往。”[3]这不仅把婚姻中的神学因素排除了,还排除了同性婚姻。

唐代的婚姻关系在《唐律疏议》中规定是:“一夫一妇,不刊之制。”[4]在封建礼教下的传统婚姻,女子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丈夫“从一而终”的。同时婚姻的功能较为明显是传宗接代,延续血脉,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爱情、为自由而结婚的几率较少。

罗马法与《唐律疏议》中的婚姻制度虽因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而有相异之处,但总的来说,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两处的婚姻的成立要件在差异中也蕴含着相似之处。

结婚是人生大事,不是随便便就解决的,结婚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年龄

罗马法中对于适婚年龄没有明确的字面要求,“男性确实适婚,而女性具有结婚的自然能力”。[5]在此处的注释中,译注是:“这种自然能力指达到发身年龄或适婚年龄者为适婚人,男性满14岁,女性满12岁,即为适婚人。”而译者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中说道:“男14岁,女12岁,为罗马在元首制早期确定的适婚年龄……但这只是不完全适婚年龄(相当于最低婚龄),完全适婚年龄是男18岁,女14岁。”

在唐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颁布诏令:昔周公治定制礼,垂裕后昆,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嫣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靖,令其好合……”,[6]就是说男子结婚的法定年龄是20岁,女子结婚法定年龄是15岁。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颁布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7]

虽然地域不同,环境不同,但两地的适婚年龄都是较为接近的,同时也由于不同的时代而稍有修改。

二、身份

达到法定适婚年龄的男子、女子也不是能随意结合的,其各自的身份等级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罗马法规定:“合法的婚姻在这样的人之间缔结:他们是罗马市民……”[8]这个要件的实际上是“以市民身份为基础的通婚权的要件”,[9]它把外邦人、野蛮人和奴隶排除在罗马法保护的婚姻之外。

在唐代,用“门当户对”来形容婚姻的前提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唐律疏议》中就明确规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10]这也说明法律对夫妻双方的结合是有极其森严的等级要求的,简而言之,就是“当色婚嫁”。[11]归根到底,这也是时代性质所作用的,封建社会,即等级森严的社会,再加上封建礼教这个附件,婚姻自然而然也披上了等级的外衣。

身份不一样,不能结为连理枝,感情不自由,缘于身份的“相配”。

三、取得父母(尊亲)的同意

罗马法中,“根据法律的规定结合,不论他们是家父还是家子,但在家子之情形,他们需要得到他们处于权力下的尊亲的同意。事实上,不论是市民法的规则还是自然法的规则,都劝说应该作战这一程式,因此,尊亲的命令应是前提条件”。[12]意思就是说,婚姻的确定需要取得尊亲的同意,尊亲主要指父亲、母亲、祖父、曾祖父等辈分高的人,这是考虑到结婚当事人年龄较小,需要长者的忠告和批准,但这也剥夺了结婚当事人的部分选择自由。

在唐代,法律也是保护父母对子女的择偶权的“干涉”的。“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13]在一定程度上说,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是有完全的控制权的,毋庸置疑,子女对自己的婚姻是没有话事权的。

四、无禁婚事由

罗马法对婚姻的结合是很严格的。在禁婚规定上,就有直系血亲间、养亲间、旁系二等亲以内、旁系三等亲和第四等亲、旁系尊亲、姻亲间等的规定。具体如下。

第一,具有一定血缘关系而禁婚。直系血亲间的规定是:“在那些在他们间有尊亲属和卑亲属地位的人之间,如父亲和女儿、祖父和孙女、母亲和儿子、祖母和孙子,以此无限类推,不能合法地缔结婚姻。”[14]因为这样的结合,会被说成是缔结了“不道德和的婚姻”。旁系二等亲以内的禁婚规定:“兄弟与姐妹之间,无论他们是同父同母所生,还是出自父母的一方,他们被禁止结婚。但如果某女通过收养开始成为你的姐妹,确实,只要收养关系存在,在你与她之间当然不能安排婚姻。”[15]如果收养关系结束,他们便可以通婚的。因为解放子女是解除收养的方式之一,所以,“如果某人希望收养女婿,他应先解放其女儿。如果某人希望收养儿媳,他应先解放其儿子”。[16]第四亲等的旁系血亲在以下的情况是可以相互结婚的:“两兄弟的或两姐妹的子女,或兄弟的和姐妹的子女,可以结合。”[17]以及继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可以结婚的:“丈夫的出自另一妻子的儿子与妻子的出自另一丈夫的女儿,或相反的情况,可以正当地缔结婚姻。”[18]第二,因具有姻亲关系而禁婚。第三,因既存的合法婚姻。“因为同一个她不能被两个人娶走。”或者“乃是因为不许你同时有两个妻子。”[19]第四,寡妇。“寡妇于其丈夫死亡10月内不得与他们结婚,否则受不名誉制裁。”[20]

对于婚姻,涉及的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是社会问题,而且是个人的生理问题。除了要顾及伦理关系的和谐外,还要为婚姻的结晶――我们的后代着想,故《唐律疏议》中也有相关的规定。禁止同姓结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21]意思就是说,同宗共性皆不得娶妻纳妾,违者,各徒二年。同时也规定:“外姻有服属者,及娶同母异父姐妹,若妻前夫之女者,谓妻所生者。余条称前夫之女者,准此。亦各以奸论。”[22]总之,“同姓为婚”的相关婚姻,即使会得到赦免,也要离婚。同时,也规定了不能娶“犯罪逃亡之人”:“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23]

综上所述,婚姻的结合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婚姻大事,终身大事。在结婚的各个要件方面,都可看出――婚姻是人生大事,并不可以马马虎虎作决定,要遵循法律,适婚年龄都较为接近,且较小;身份等级上,都是要求“门当户对”的;且对禁婚事由均有详细的说明,如直系血亲、旁系血亲等的阐述,寡妇要在一定期限之后才能再嫁;要有父母尊亲的同意。通过对比得知,罗马法和《唐律疏议》尽管受时间、空间的不同的影响,但关于婚姻的要件的很多描写都是相似的,对于婚姻的建立都较为严格要求。

参考文献:

[1]姜晓强.唐代婚姻制度及婚姻类型探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法学教材编辑部《罗马法》编写组.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98.

[3][古罗马]优士丁尼著.徐国栋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9,I.1.9.1.

[4][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卷第十三.户婚:256.

[5][8][12]同[3]:39-41,I.1.10pr.

[6][7]《唐会要》卷83《嫁娶》,转引自姜晓强.唐代婚姻制度及婚姻类型探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9]徐国柱.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9.

[10][11][13][21][22][23]同[4]1983,卷第十四.户婚:270,270,267,262,263,265.

[14]同[3],I.1.10.1.

[15]同[3],I.1.10.2.

[16]同上.

[17]同[3],I.1.10.4.

[18]同[3],I.1.10.8.

篇5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金融市场;风险;LIBOR利率;ARCH模型

一、研究的背景

20世纪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欧洲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已经不可能发挥作用了。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一旦出现了波动,就会通过LIBOR、TIBOR或是HIBOR等同业拆借利率扩散开来,这会为金融投机家提供了投机的手段与场所,对于国际化货币发行国和使用国际化货币国家的金融市场而言,产生了金融风险,带来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货币的国际化是金融创新的一种具体形式,它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种新兴的事物。货币的国际化推进了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国际货币运行模式越有效,就越能限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数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李建军,2009)[1],让离岸金融市场、跨国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衍生金融工具等得到了很好的推广。由于国际化货币的出现,各个金融机构之间、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相互依赖加深。

但是,这也意味着货币流通的任何环节出了漏洞都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伙伴风险”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国际金融市场“伙伴风险”传递的过程中,欧洲货币市场的同业拆借利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利率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基准利率。一般而言,基准利率的形成,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于建忠、刘湘成,2009)[2]。一方面,同业拆借市场中的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利率水平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形成了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和利率市场化的机制。

另一方面,同业拆借期限虽短,但对维持银行资金周转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同业拆借全凭信誉,无需提供抵押品,交易较为方便,存款和放款都是通过电话、电传联系。每笔交易少则几十万英镑,多则高达几百万英镑。所以说,虽然货币国际化的金融创新带来了财富效应、金融市场的业务效应和金融市场的福利效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创新也通过同业拆借市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般来说,货币国际化以后,金融监管的重点领域,应当是国际化货币流通的国际金融市场。货币金融市场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通过金融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而同业拆借利率是货币的流通场所和空间的基础,研究同业拆借利率的自身波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同业拆借利率波动为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影响了货币国际化的推进。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同业拆放利率有四种: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东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TIBOR)、新加坡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IBOR)和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HIBOR)。而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规模最大的同业拆借市场。

关于LIBOR市场波动率的研究,PhilipInyeobJi,FrancisIn(2010)通过对2006年3月1日—2008年11月11日澳洲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美国美元每天波动的汇率值研究,发现LIBOR利率正在加深对其他国家货币币值波动的影响,特别是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LIBOR利率的波动更为频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带来了较大的风险。

[3]

Shin-ichiFukuda(2011)通过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市场LIBOR利率和TIBOR利率变化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增加了国家金融市场或区域金融市场贴现率的波动程度,带来了金融风险。由于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中重要的工具货币,欧洲美元市场中的LIBOR利率通过以美元计价、结算和储备的金融产品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交易信用风险和资产流动风险。

[4]

另外,如果把影响LIBOR利率的因素联系进来,LIBOR利率的波动就显得更为频繁了,比如陈玮光等(2009)认为当通货膨胀率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增长率增加时,美元LIBOR的所有利率都上升;联邦基金利率增加时,利率的水平值增加,但长期利率增加幅度小于短期利率的增加幅度。

[5]

可见,波动率在某些时段上较低,说明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保持稳定,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而波动率在某些时段上较高,往往意味着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一方面,这会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一般而言,一个稳定、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载体,它可以吸引国际借贷者和证券发行者在本国融资,可以培育丰富的金融产品,增强产品的流动性,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平台(杨雪峰,2009)。

[6]

另一方面,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银行业国际金融业务对货币国际地位具有直接的影响(元惠萍,2011)[7]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会不利于发达银行业的发展。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货币国际化带来了金融市场创新,而这个创新也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价格的波动,而是否会出现价格波动率聚集的现象,即大幅度波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而小幅度波动聚集在另一段时间上,这是中外学者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前人的研究并没有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协调推进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没有对金融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大胆的探讨,特别是实证研究较少。这也说明本文研究LIBOR利率波动对于稳定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协调推进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波动率的模型估计通过这一小节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货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欧洲货币市场中LIBOR利率的波动,会对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金融产品造成冲击,产生投资的风险。本文试图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协调推进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

(一)ARCH模型简述

在金融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广泛运用的一种特殊非线性模型就是ARCH模型(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lyHeteroskedasticity),最早由Engle于1982年提出。该模型主要的思想是,某一特定时刻t的随机误差方差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自己以前的方差。对于通常的回归模型:yt=x\'tβ+εt(1)如果随机误差项的平方ε2t服从AR(q)过程,即:ε2t=α0+α1ε2t-1+α2ε2t-2+…+αqε2t-q+ηt,t=1,2,…(2)其中,ηt独立同分布,并满足E(ηt)=0,D(ηt)=λ2。则称模型(2)是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简称ARCH模型。

对于任意时刻t,εt的条件期望为:E(εt|εt-1,…)=槡ht·E(vt)=0(3)条件方差为:E(ε2t|ε2t-1,…)=ht·E(v2t)=ht(4)通过(4)式,可以看出序列条件方差具备随时间而变化的性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让ARCH模型的解释能力更为完善,不断有学者对ARCH模型进行完善和扩展,出现了多种变异的ARCH模型,形成了一个ARCH模型族(黄宗远,沈小燕,2007)[8],包括GARCH模型、ARCH-M模型、非对称ARCH模型、幂ARCH模型、成分ARCH模型等等。由于ARCH模型族可以很好的发现引起波动状态的因素,非常适合于描述金融市场时间序列的波动特征,所以,本文在这一小节中通过ARCH模型展开货币国际化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波动率的模型估计。

(二)数据的说明

货币国际化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的波动,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随着欧元的诞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继续得到了巩固,并形成了以美元为核心、欧元、日元、英镑等为补充的国际货币体系。同业拆借的利率种类较多,期限较长,关于同业拆借市场中的数据,本文在英国同业拆借市场中选取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个季度的数据在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间的数据,共103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欧洲中央银行数据库,为了减缓序列的波动程度,本文选择对这两个时间序列的变化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即djpyt=LN(LJPYt/LJPYt-1)和dusdt=LN(LUSDt/LUSDt-1),LJPYt表示欧洲日元在t时刻的LIBOR利率,而LUSDt表示欧洲美元在t时刻的LIBOR利率。

(三)LIBOR利率的数据统计特征分析为了对LIBOR利率进行ARCH模型分析,也为了达到较好的模型解释能力,首先需要对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展开分析,以观察原始数据是否具有尖峰的分布特征,便于对下文展开分析。从图1中可以看出,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的Sk=-0.404207,其结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现出左偏态。而从峰度来看,K=9.844914,远远大于3,表明更多的变换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围,同时部分变化率又远离均值。与标准正态分布(Sk=0,K=3)相比,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呈现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统计量为201.9021,P值接近于0,说明该时间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为正态分布的假设。

从图2中可以看出,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的Sk=-1.315755,其结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现出左偏态。而从峰度来看,K=8.209290,远远大于3,表明更多的变换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围,同时部分变化率又远离均值。与标准正态分布(Sk=0,K=3)相比,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呈现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统计量为144.7616,P值接近于0,说明该时间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为正态分布的假设。可见,欧洲日元市场与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呈现出尖峰的分布特征,可以在下文中对这两个序列进行ARCH模型分析。

(四)LIBOR利率波动率模型的建立1.LIBOR利率数据的平稳性分析和序列相关分析一般而言,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时,首要的问题是判断它的平稳性。如果样本呈现出非平稳的现象,那么往往会导致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这样,样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意义的关系,对样本进行回归也会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本文选择的变量数据是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间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个季度公布的数据,这是明显的时间序列,所以本文首先利用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有的变量进行ADF检验。对于LJPY和LUSD时间序列而言,其ADF数值都小于1%、5%和10%临界值,因此,可以拒绝样本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时间序列的数值是平稳的,可以继续进行数据分析。

同时,对LJPY和LUSD时间序列展开相关性分析。通过对LJPY相关系数的分析可以知道,滞后1阶、4阶和6阶的自相关系数较大(取绝对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JPY时间序列建立一个滞后1阶、4阶和6阶的模型。

而LUSD滞后1阶、2阶和12阶的自相关系数较大(取绝对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USD时间序列建立一个滞后1阶、2阶和12阶的模型。

2.LIBOR利率分布滞后模型的OLS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只有LUSD(-2)的系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其他系数均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其他拟合的整体效果似乎不错。

接下来,本文对残差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运用p=1阶的序列自相关LM检验展开分析,显示结果如表2、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均小于5%,可以知道F和LM的值都在临界值的右边,可以知道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存在ARCH(1)效应,也就是该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详见表4。

3.ARCH(1)模型的拟合结果及分析对比前文OLS的分析结果,LJPY模型回归的参数变得更大了,而且z统计量也变得较为显著了,除了常数项以外,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同时,ARCH(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变小了,说明模型比OLS回归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选择ARCH(1)模型是合适的。

而对于LUSD模型,虽然回归的参数LUSD(-2)和LUSD(-12)的z统计量变得不显著了,但是,ARCH(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变小了,说明模型比OLS回归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选择ARCH(1)模型是合适的。

另外,从图3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很好的拟合了LJPY序列,残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0.4—0.4之间。

从图4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基本拟合了LUSD序列,残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2-2之间。

接下来,再对ARCH模型进行异方差ARCHLM检验,得到结果(详见表5、表6):可见,对于LJPY序列,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958和0.1918,均大于5%,而对于LUSD序列,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5089和0.5034,均大于5%,所以说,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残差序列不存在ARCH效应,也就是模型ARCH(1)消除了随机游走残差序列的条件异方差性。

ARCH(1)模型拟合的LJPY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图5中可以看出,LJPY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在1994年—2009年大幅震荡,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0.4的水平,特别是2000年前后波动加剧,最大时甚至达到了2.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动都较为平缓,基本上在0.2的水平。

从ARCH(1)模型拟合的LUSD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图6中可以看出,LUSD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在2000年以后开始大幅波动,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0.4的水平,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波动幅度甚至超过了0.8,最大时已经接近到了1.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动都较为平缓,基本上在0.1的水平。这与近年来,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缓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降息、刺激消费者开支等诸多措施来拯救银行系统是有关系的(陈敏强,2010)。

[9]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欧洲货币市场中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价格的波动,会出现价格波动率聚集的现象,即大幅度波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而小幅度波动聚集在另一段时间上。欧洲货币市场中日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前,以及美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2007年波动率较低,说明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保持稳定,对欧洲货币市场中以美元、日元计价、结算、储备和投资的金融产品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者对以美元或是日元计价、结算的金融产品购买,必然会较好地促进美元与日元的国际化。

但是,欧洲货币市场中日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后,以及美元的同业拆借利率自2008年以来波动率较高,意味着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这必然不利于美元、日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货币国际化正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本文的这个实证分析结果已经拓展了前文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果,所以说,金融市场中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会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稳定,这必然影响了美元或是日元货币国际化的深入。同时,本文认为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协调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引入以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为目标的监管思路,这样可以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为目标来设计金融市场监管的步骤。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ARCH(1)模型分析,可以大致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离岸金融市场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和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时间序列具有随机游走的趋势,而且波动的程度还在不断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为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带来风险。

第二,从ARCH模型拟合的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时间序列中可以看出,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值具有群集性特点,国际金融市场中的LIBOR利率存在ARCH效应。

第三,同业拆借市场中价格的波动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是发行国际化货币国家和使用国际化货币国家决策者和监管当局需要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个风险会影响到货币国际化进程地深入。而关于货币国际化后离岸金融市场中风险的监管模式,本文认为可以引入以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为目标得监管思路,也就是基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目标来设计监管的体系和步骤。这样,通过有效确定国际化货币的金融市场监管目标,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加强对同业拆借利率地监控,并且准确无误地把监管目标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以在极大程度上避免货币国际化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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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宽容人性: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根基

(一)基于人性剖析: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根据基督教的观点可知,人是由上帝用泥土所造成的,并继承了始祖亚当、夏娃的原始罪状,具有本性卑劣、迷恋物质的享受与欲望的满足、地位低微等特点。因此,只有消除人性的所有欲望,才能够达到“神”的境界,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宗教的人性理论。基于这种人性理论,对于人类来说很难实现,强质实行起来使宗教成为刑法的主宰,而人在宗教权威面前就显得十分渺小,不值一提,为了能够有效消除一切背叛宗教的因素,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价值的,因为只有消除一切人类的邪恶杂念,才能有效断绝人性的原始罪状。正是基于这种观点的认知,使刑法在任何地方都点燃着不宽容的火把。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使宗教理论受到了很大的批判。人性的自然本性得到思想家们的认可与肯定,人们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与快乐,主要是源于感官欲望满足。这种满足来自于人自身的真实感受,不仅体现出自然赋予人的最基本权利,而且也赋予了人精神力量,因此,也可以说,从人的自然本性来说,人既不恶也不善。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比,思想家们倡导的启蒙时代表现出人性的另一方面,即人的社会性。人的自然本性体现出人的生物性特征,而人的社会性则体现出人的聚集形态特征。而人的社会性是由人的自然本性逐渐演变而来的,但与人的自然本性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由于人的自然性特征只是单纯的体现出人的生物种群的意义;而人的社会性则体现出人类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社会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反过来,人类也受到社会文化的约束。因此人如果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就会像动物一样失去了人类的本质特征,体现出人类与社会的真正联系就是人的本质。人作为道德的实体,可以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向往幸福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其他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因此人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可以使别人得到幸福的生活,或者是不打扰、破坏别人的幸福生活。而人作为肉体实体的同时,又具有肉体感受的特征,这种特征使人产生一种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谋取个人利益的自爱、自卫等的本能反映。人的道德实体与肉体感受体现出人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生活在社会当中,同时也具有性的特征。由于人的社会性两种对立本性的相互矛盾,仅仅依靠人类的自然本性是很难进行调整的,需要借助外力的力量有效解决,而刑法也就因此而产生。(二)基于人性宽容: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由于人性的本性回归,使思想家们意识到人是自然的产物,受大自然法则的约束与支配,而人的本性善是自然所赋予的基本权利,但在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本性善可以转化成一种美德,也可以转化为罪恶。因此,对于人的自然本性来说,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正确的引导与合理的限制,从而有效促使人朝着善良的一面发展。理性、道德、法律作为人类自然本性的引导与限制的有效途径,其中理性与道德体现在人性的内在引导与限制,而法律则体现出人性的外在的强制引导与限制。而人类的美德体现在公共利益的原则上,同时也是法律实施的基础。作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当刨除一切的情感因素,例如亲情、友情、爱情等。法律的责任与使命就是有效制止人类作恶的欲望,并引导人类朝着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基于人性宽容的角度看待人生,在追求人性中利己的欲望时,也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只有真正做到这样,才能真正认可、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特征,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平衡,有效实现人的精神与肉体、身与心的平衡发展,有效避免人类由于受到道德的斗争,或者是陷入欲望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这不仅仅体现出人类道德的基础,也体现出刑法现代化所具备的伦理精神。

二、基于利益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考量

由于不同的人在社会中所追求的人望不同,导致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个人欲望冲突现象,由此而产生了社会矛盾,而犯罪是人类在追求欲望时所采用最极的表现形式。法律的责任与使命是有效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从而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由此可以看出,根据利益平衡的原则,从观念、制度、运行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刑法进行全面的改革,这是实现中国刑法现代化伦理的有效途径。(一)变革刑法的基础观念在建立刑法时,应以科学、理性的犯罪观作为基础。台湾学者张甘妹说过:刑法的建立要想达到有效预防犯罪的目的,就必须对掌握与了解各种犯罪现象、犯罪事实,就像医生一样,想要治好病,就要对症下药。因此在对于犯罪者承认所犯罪行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候,所犯罪行是无法进行消除的,各国刑法学界应该意识到,无论是在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不同种类与数量的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犯罪的本质是由于人的欲望而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因此也可以说,有人存在的地方,就可能发生犯罪行为。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实施犯罪的人与没有犯罪的人都属于正常人。对于实施犯罪的人,不仅要给予一定的惩罚,驱除邪恶,还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二)有效调整犯罪构成结构法律作为一种系统的限制,可以效限制人类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做出危害社会利益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制定法律、刑法的过程中,应以一种警惕的态度进行仔细审查与斟酌,有效避免由于法律扩张到所管辖的范围外,使法律、刑法的人性基础受的损失。所以需要对犯罪构成,根据刑法制定的范围进行有效的调整。犯罪构成结构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提出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种产物,体现出当代处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对封建罪刑擅断的不满与憎恨。罪刑法定原则从其制定之日起,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责任与使命,对国家刑罚权的使用进行有效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体现了入罪的原则,也体出了出罪的原则。而犯罪构成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种产物,不仅要体现出入罪的原则性,还要体现出出罪的原则性。换名话说,入罪的原则与出罪的原则的有机结合构形成了犯罪构成。无论是入罪还是出罪,又或者是肯定犯罪与否定犯罪,其实质都是同一个问题,要想肯定某一行为不构成犯罪,就必须从犯罪性质的角度对这一行为进行否定,其实质如同,任何事情都有利与弊的两面性一样,对某一行为来说,入罪与出罪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利与弊两个方面,虽然两者的目标一样,但思维方向、实现的手段以及所借助的工具却大不相同。入罪更多的体现出某一行为是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出罪则体现出某一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由于犯罪要件的构成取决由人类有限的智慧与多变性的社会生活,因此,无论是入罪还是出罪,都体现出个人的行为,而非一人身兼二职,所以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由一人承担入罪与出罪的双重责任。就如同抛硬币一样,不同正面就是反面。同样,在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首先将这种行为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之中,然后在积极构成要件与消极构成要件的相互并存、相互不矛盾的条件下,才能可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不仅能够严格入罪,还可以通畅出罪,有利于保卫社会的和谐与人权的保障。通过法律的控制可以有效将人类在追求人个利益时,消除或者抑制人的自然性特征朝着邪恶方面发展,这是人类的道德本质,也是人类最低水平的道德水平。最高的水平道德是人类自然性特征的朝着“善”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实现的重要内容。(本文来自于《法制与社会》杂志。《法制与社会》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黄雨健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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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消费;经济学解析;风险调控

一、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经济学原理与风险分析

经济学十大原理中曾经提到过“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好”,这句话用在大学生网络消费中的解释是:大学生通过网络进行消费,都想通过最低的价格来得到最好的商品,此时,网络消费则比实体店消费要经济实惠得多,但是与此同时,商家也会存在通过最低的成本来达到最大经济效益的目的。因此,在大学生网络消费中,可以做出如下经济学原理解释:

1.“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网络商品主要包括虚拟商品以及与现实生活中相同的商品两种类型, 对于第一种虚拟商品,大学生只能通过网络来购买,而对于第二种与现实生活中相同的商品,由于网络商品相比于实体店商品少了很多成本,导致商品的价格非常低,这样会吸引很多大学生进行网络消费。此外,与现实生活中的商品相比,网络中的商品不仅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性,同时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商品吸引了大学生的兴趣。在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条件下,大学生可以在网络上随意选择喜欢的商品。

2.“政府有时候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商家销售的新平台。若是没有政府的干预,则很容易出现黑心的网络商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通过不平等、不成文的规定来制约大学生消费者的权益,或是通过劣质的商品来获得更多经济效益,这样的结果只能为大学生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困扰。面对上述情况,政府有一定的权力来控制商家多方面的行为,防止出现欺骗、敲诈等违法现象的出现。

通过上述解释可以知道,“政府有时候可以改善市场结果”这一经济原理的实用性。其能够为大学生消费者带来平等的权益,保证在消费过程中的安全性。但是目前网络消费相关制度还不完善,导致很多商家都会钻法律的空子,对大学生消费者的网络消费带来一定弊端。

二、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经济学风险调控

1.正确引导大学生网络消费

第一,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网络的发展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但是并不能代表网络可以支配一切现实活动。大学生在选择网络消费的同时要清楚地认识到网络消费的利与弊,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待网络消费,做到不盲目、不跟从、不攀比,将网络消费视为消费的一种途径,而不是视为消费的主要方式。

第二,提高网络消费自律能力。网络商品丰富多样,大学生很容易由于好奇心理而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造成财力的损失。为了能够让消费更加贴切实际,大学生应努力提升消费自律能力,逐渐增强对网络消费的正确认识,从专业的角度衡量消费的必要性,以便能够在多样化的消费中找到正确的消费观。

第三,注重网络消费的文明教育。主要是指对大学生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教育。这就需要发挥学校社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开展合适的文明教育活动来培养大学生健康的网络消费理念,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另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工具来引导学生正确网络消费,逐渐提高学生的网络消费能力。

2.政府的有效调控

经济学认为,市场情况决定了政府必须要干预经济活动,同时,经济活动中的风险也需要政府来干预。因此,针对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现状,政府部门应当给予适当的手段进行干预,以便促进大学生理性的网络消费。经过不断的调查和统计,笔者认为,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宏观调控:

第一,建立完善的商家管理制度。商家管理制度,主要是对网络商家进行严格的管理,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对网络商品的研发商进行严格管理,并呼吁广大商家进行“绿色”网络商品销售,这样才能够对后续的工作建立良好的开端不断满足大学生的健康网络消费。其次,要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主要是对商品的供应商进行监管,从商品的质量、商品消息的宣传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假的商品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切实维护大学生消费的利益。最后,要建立相关的惩治法律,对违法的行为加以严惩,为大学生网络消费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二,提高相关法律的实用性。从目前的经济体制来看,相关维护权益的法律还不成熟,对于网络消费行为的规范还处在基础阶段,对大学生网络消费过程中的利益维护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提高法律的实用性,需要政府和商家共同来履行相关法律要求。政府需要不断完善各种网络商品的产权保护,以防止在交易的过程中发生经济纠纷事件,切实保护交易双方的经济利益。而商家则需要在销售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不做违法违规的事情。因此,为了能够维护大学生理性消费,必须要提高相关法律在网络消费行为中的实用性,以便保护大学生健康的网络消费。

三、结束语

总之,目前我国大学生网络消费存在着一定风险,但是也不能因为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全盘否定。相关政府部门必须要清晰的意识到,在大学生的网络消费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称消费现象,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得大学生网络消费不能健康发展,政府必须要不断研究相关法律,正确引导大学生网络消费,使网络消费的模式能够健康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梁梅明. 网络消费中的数字鸿沟[D].兰州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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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学生,或者说一名法律实践者对属于我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真正的内涵的研究却仍然处于一种被忽视和落后的状态。在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法治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维方式更突显其重要性。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现拟从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的模式形态、法律思维方式的内在的独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望能引起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进而达到大家对法律思维方式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它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法律思维视野包括时间视野和空间视野两个方面。法律思维视野在时间上的特征表现为回溯性,“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决定法律思维在时间上回溯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推动法律思维起动的法律问题的过去性。一个具体的思维活动的发生是由于出现了有待于解决的复杂的涉法问题,这些问题是在过去发生的,要解决它,就必须在法律上“再现”过去发生的问题。第二,思考涉法问题的依据即法律规则的既定性。法律思维只能从既定的规则或从存在的先例中寻求法律理由,规则和先例都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形成并适用未来问题的。第三,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表现为,一方面经过程序而做出的决定被赋予既定力,除非经过法定的高级审级程序才可被修改。尤其是“先例机制迫使决策机关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碰到同类问题必须按同样方式解决,造成同样结果。”另一方面,程序开始之际,事实已经发生,但决定胜负的结局是未定的。这给国家留下了政策考虑的余地,给个人留下了获得新的过去的机会。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虽可以重新解释,但不能撤回。一切程序参加者都受自己的陈述与判断的约束。事后的抗辩和反悔一般都无济于事。法律思维在视野空间上的特征表现为有限性。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是由法律思维的空间维度造成的。一般来说,一个具体的法律思维活动如法律推理活动是在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和法律程序所构成的框架内展开的。(1)法律规则的适用是有空间范围的,即它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有效,国内法一般在国家所及的领域内生效,国际法律规则也只在缔约国家适用。法律规则空间范围的有限性必然使得法律思维主体养成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和特定的理论空间思考的习惯。(2)法律事实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要再现、查清这一事实必须以当时的时空为界限,这就限定了思维的空间范围。(3)法律程序的框架是既定的,法律活动必须在程序所允许的空间维度内进行,例如诉讼法关于与受理的空间范围的规定是不能违反的。另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也是与法律和政治的密切关联分不开的。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法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割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权性质渗透于法律之中造成法律的巨大差异性,同时也影响不同国家法学理论界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本国领域。另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法律思维主体往往以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思维成果。语言的空间范围的局限性即不同空间语言交流的障碍也是造成思维空间有限性的一个原因。

三、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法律思维方式也不例外。近年来,人们对法律思维方式问题的关注缘于法治观念的兴起。正是法治建设呼唤法律思维方式。我国目前正逐步走入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时代的强音。许多人尤其是法律人对法治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尽管人们对法治的理解还不完全一样,但关于法律的大量信息标志着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律。法律思维对法治发展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意义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技术性的,即法律思维以观念和方法形态为法治开辟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对法律生活发生影响。具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下述三个渠道发生:(1)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为社会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人们的理性思维,增强人们抵御野蛮和专制的能力,推进人们行为的理性化。野蛮行为和专制思想是随着法学知识的增长而节节败退的。这可以说是法学家对法治的最大贡献。(2)当法律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会引发人们对行为合法性的日常考究。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规定性预设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当法律思维成为思维定式,人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以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如此,法治精神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3)法律思维方式蕴含着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发生很大影响。在传统观念中,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人也把法律当成工具,就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投入到法律职业(包括法学研究)之中。正是由于法律人把拓展法律知识、研究法律方法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中的其他人,才使得法律的生命有了载体,有了其发展的原动力,也才有了所谓的法律人生。

参考文献:

[1]郑成良:《法治理念和法律思维论纲》,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4月。

[2]张维真:《现代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陈金钊:《法律思维及其对法治的意义》,载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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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教材,挖掘法制因素,适时进行法制教育

教师的任务是既教书又育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学生的实际状况,通过各科教学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尤显重要,这就需要教师课前认真备课,分析教材内容,捕捉教材中的法制因素,在课堂教学中适时有效地进行法制教育。如我在教八年级思想品德上册“难报三春晖”这节课时,当学生通过课文学习,了解了子女应当如何孝敬父母后,根据学情分析,我利用多媒体展示了一个案例,儿子不孝,不对父母尽赡养的义务,父亲把儿子告上法庭,依照法律对其儿子进行了法律制裁。案例分析后,我又在电视屏幕上把相关的法律条文呈现给学生,这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尊严,自然也提高了学生对法律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他们孝敬父母的责任心,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二、创设教学情境,渗透法制教育,激发学习兴趣

根据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在学科渗透时要做到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让学生通过对法制渗透的感知、理解、探索而获得成功,进而产生满足感,不断激发他们对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如我在七年级思想品德下册第八课“法律护我成长”第1课时的教学中,首先以小品情境导入,有三个学生分别扮演父亲、儿子、民警三个角色,小品内容是,由于儿子考试不及格,于是父亲暴打儿子,民警劝说,父亲非但不听而且还说:“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谁也管不了。”民警给这位父亲讲述了相关法律知识,并把他的行为定性为违法行为,最后父亲服了输。父亲的行为真的违法了吗?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通过创设优美的教学环境渗透法律知识,使学生在上课初就沉浸在法制教育的氛围中,产生学习的欲望。将学生思想和情绪立即转移到课堂教学浓郁的氛围之中,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三、渗透法制教育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根据青少年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单靠空洞的说教是不够的,必须将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达到学以致用。如我在讲九年级思想品德第九课“保护自我”时,首先以诉说侵害为话题,让学生说出自己在生活中受侵害的事例。学生在讲述过程中,流露出自己伤心、痛恨的情感,为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的主动性,我抓住时机,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受到伤害的往往是我们未成年人?让小组展开讨论,组长做好笔记总结。各小组发言后,我向学生说明,受侵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还很差,为了让我们能过上健康安全的生活,我们必须做知法守法用法的人。国家特别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为保护我们,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专门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然后,通过多媒体链接相关的法律条文让学生了解法律知识并结合自己受侵的实例,分析实施侵害者违反了哪些法律,告诉学生,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善于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紧密结合学生问题运用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案例,深入浅出,以案说法,提高了学生的法律意识。教学中开展“模拟法庭”教育,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让青少年自己扮演“法官和当事人”,在法制实践中提高青少年素养。帮助青少年,时刻提醒青少年,树立正气,改掉恶习,分清“真、善、美”,提高思想认识,在直观现实的法制娱乐中得到教育,受到启发,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形式要多样化

心理学家研究显示,在简单重复的对象刺激下,人的注意力往往会迟钝起来,难以产生心理反应,而新颖、奇特的对象则会使人脑神经系统兴奋,激发强烈的注意力。因而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时,要注意课堂教学形式的多样化,不能给学生“老一套“的感觉,否则就会削弱学生的注意力,甚至产生厌烦情绪,久而久之,原有的兴趣也会丧失贻尽。教学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来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如我在给学生讲完七年级思想品德上册“身边的诱惑”之后,设置课堂练习时,形式采用辩论赛,对有争议的诱惑进行辩论,并设立奖项,学生参与热情非常高,培养了学生鉴别是非的能力,而且通过活动提高了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教师要力求每堂课里形成不同的教学方法,这样一来,学生觉得每堂课都有新鲜感,兴趣自然也就来了。

五、渗透法制教育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现在的中学生思想活跃、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及表现欲望较强,渴望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肯定。因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就应正确处理好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关系。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学生充当教学活动的“主角”。在教学实践中,我力求每节课都拿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如在教八年级思想品德“网络上的人际关系”时,在上课开始前五分钟让学生结合自己上网的体会,相互交流网络交往的利与弊,课中我要么留出时间让学生参与问题的讨论,要么师生进行对话,也可以是学生之间的辩论,要么由学生充当教师进行课文讲解或总结,要么将富有启发性的题目采取小组抢答等形式来完成。这样,法制教育课堂不仅成了施展才华的竞技场,也成了学生学习的乐园。

六、教师要提升法律素养,当好学生表率

学校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阵地,而课堂是教育的主要途径。教师是直接面对学生的教育者,是学生尊敬、信赖甚至崇拜的偶像,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也向学生灌输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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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于其还处在尝试阶段,目前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没有规定或规定仍有不合理之处。还存在一些法律问题:设立门槛高、监管主体不明确、风险控制能力低等。这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为了推动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出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建议: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明确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等。

2005年,小额贷款公司在内蒙古、山西、陕西、贵州、四川五省启动。2008年5月中国银监会、央行联合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以试点的形式迅速发展。2009年4月,中国银监会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截至2010年10月底全国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2348家。经历了几年的实践工作,小额贷款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小额贷款公司的现状

1.1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与结构

小额信贷,是指专门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股东对其资产享有收益权,并享有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小额贷款公司应执行国家的金融方针和金融政策,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业务,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其合法的经营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

1.2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意义

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解决一些小额、分散、短期的资金需求,是专门面向农村和中小企业开展贷款业务的公司。其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额贷款公司具有机制灵活、手续简便、无需抵押、无需担保、放贷速度快等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更好地为农村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贷款服务,解决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融资难的问题。第二,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有利于疏导、吸引民间资本,解决民间信贷混乱的状况,实现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过渡。第三,有利于加大扶贫力度,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

2.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近年来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是目前我国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力量。但在其经营中也存在一定法律问题。

2.1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存在法律漏洞

银监会和央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从形式上说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资格批准属于一项行政许可。结合《意见》的规定,使这一行政许可缺少了法律依据。因为依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设立行政许可的主体,应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若以上主体都没有规定,确需要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设立临时性行政许可。小额贷款公司仅由《意见》来确定行政许可是缺少法律依据的。

另外,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门槛偏高。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盈利且利润总额在1500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600万元)以上”,上述规定保证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但让很多投资中介望而却步。这就导致许多投资中介无形中向地下钱庄方向转化了,这将不利于我国金融的稳定发展。

2.2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不明确

《意见》称“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城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即小额贷款公司是由省政府指定的省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并承担可能出现的试点失败的损失,但以上主体都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在实践过程中,“相关机构”到底是指哪些机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监管缺乏统一的科学标准,各地对监管主体到底从哪些方面进行监管没有统一口径。上述诸多问题、造成了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多头监管或监管空白,使监管在操作上失去了可操作性,流于形式。一个新兴事物一旦监管出现了混乱,就会使竞争无序化,甚至导致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来说,阻碍了其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随着试点的运行逐步走向轨道,这种监管模式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修改。

2.3小额贷款制度存在风险

2.3.1小额贷款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方面小额贷款资金管理的难度大,贷款发放面向千家万户,资金数额较小,并存在任意信贷和人情信贷的问题。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农户把小额信贷资金随意挪作他用,甚至当作无偿的扶贫款,对如何利用小额信贷资金却缺乏技术上的支持和信心。

2.3.2小额贷款资金的回笼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小额贷款资金的回收情况,取决于农户的收益。由于对项目的了解不够深入,项目无法按照原来的设想实施,或者遭遇自然灾害,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损失,农户就没有办法如期偿还贷款,小额信贷资金的回笼也就难以保证。

2.3.3小额贷款的运作缺少有效的补偿机制。在我国小额贷款的利率受到严格的限制,该利率通常低于正常商业贷款的利率,这与小额贷款公司较高的管理成本和呆坏帐成本相互矛盾,所以小额信贷运作难以有效的补偿。要想使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持续发展,还需政府提供补偿金予以支持。

另外,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是三农产业和小企业,服务对象的规模偏小,他们大都信用等级差,资质不佳。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小额贷款公司自身规章不健全,管理不规范,工作人员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在面对农村整体信用制度不健全的大环境下,使原本就存在高风险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显得更加单薄了。

3.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建议

3.1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具体性质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已经有5年,小额信贷机构的试点办法公布也已3年。但是社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认识到仍未形成共识。到目前为止,小额贷款公司还不作为金融机构,所以,不能享有国家农村金融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例如,同样做农村金融,如果是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会得到包括减免营业税等等,但是小额贷款公司,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说没有这样的优惠。据业内人士透露,有部分小贷公司包括营业税、所得税等等,税率高达33%。而社会和政府又期望小额贷款机构承担起担子不轻的社会责任。性质不明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的第一大风险。所以,需要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机构的性质。

3.2为小额贷款公司专门立法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法律还很不完善,这就要求社会各方面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加快《小额贷款公司法》的出台。

目前央行、银监会联合的《意见》和银监会制定的《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方案,但二者的法律位阶过低,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随着试点的运行,国家应视情况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法》等高位阶的专门法律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在立法中应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规范设立制度,确定具体主管机关。并且,在出台专门法的同时,国家应注意各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对其规定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3.3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

第一,必须确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管监管主体。由法律授权的主管部门主体,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公司运行及退出的全部运作过程进行监管。目前,试点中各地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机构大至有以下几种:一是由金融办负责监管;二是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三是新设立独立的机构负责监管;四是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管。随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经验逐渐丰富,政府应衡量各种监管主体监管的利与弊,以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第二,加强行业自律。政府监管虽然重要,但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的逐渐成熟、经验的积累,政府应该弱化其监管的力度,能够起到宏观调控作用即可。而行业监管则应逐渐成为监管的主要方式。2011年初,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成立,其是由全国小额信贷机构自发建立的公益性自律组织机构。它的成立,有利于我国小额信贷行业的规范和可持续发展。今后应当以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作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监管主体,使其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

第三,强化合作银行监管和社会监督。合作银行也掌握小额贷款公司资金往来运作的全部信息,各地在选择合作银行时,同时确定合作银行具有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的责任。同时加强社会监督。即地方政府可建立有奖举报的制度,对于存在非法集资、暴力催债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有奖举报,调动社会监督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