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文化的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来到尧治河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条幅：过去靠精神，现在靠发展，未来靠文化。固然，条幅中的有些提法还可以商榷，但其透露出的文化意识、弘扬的文化情怀、彰显的文化态度，是令人钦佩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世界性的发展潮流，那就是文化地位和作用在全球的凸显。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效诠释了尧治河村之所以能够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原因――既保留了绿水青山，又赚得了金山银山，成为大山里幸福村的典范。在尧治河村的参观考察中，我们被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尧文化在尧治河村的保护、传承和复兴所深深折服，被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价值所打动。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人们越发意识到“我是谁”的重要。在尧治河村参观“农耕博物馆”时，我们对其所展示的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对其所彰显的地方文化自豪感所感动，深刻体会到尧治河人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重视和弘扬。事实上，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眷顾，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成为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大众的文化认同基础，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现代中国人的底色。近年来，有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新农村，有着青山绿水的新农村，不仅留住了“乡愁”，使“美丽中国”染上中华文化特有的色彩，还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根脉。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只有历经时代风云的激荡锤炼和文化洗礼的精神凝聚，才能托起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高地。环顾全球，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则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还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扬，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事实上，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既坚守本根又与时俱进，从而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并通过一系列无愧于历史和世界的辉煌的文化经典展示出来，更经由百姓日常的点滴细节得以传承。如传统节日氛围的营造，家风的传承和家谱的续写，以及乡贤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等。

当然，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文化传承要讲究方法。所谓“古为今用”，这需要眼光和视野及其高远的洞察力，更需要所倡导的基于现代立场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尧治河村的发展实践再次表明。传统文化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弘扬，在尧治河村的“中国梦”的实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并未成为“过去”，它也不是静态的“博物馆”式存在，而是日渐成为我们健全机体的灵魂和血肉，从而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地基，不断丰富着中国当代文化的内涵。

篇2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强劲发展，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方式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融合的范围也逐步扩大。旅游业与会展业同属于新兴产业，其性质相近，都具有周边产业带动性强等特点，因此，旅游产业与会展业相结合，自然而然就衍生出种类丰富的旅游节事产品。其中有一些乡村地区以具有农业特色的瓜果蔬菜为依托，通过举办乡村节事活动来充分展示乡村地方特色与产业特色。乡村节事活动依托农村产业文化，不断优化和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结构和竞争力，成为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相比于大型节事活动，乡村节事活动种类繁多，大多在偏离城市的郊区附近举行，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游客的参与，增强举办地的品牌影响力。然而，乡村节事活动的现实状况却与发展预期相距甚远。

（一）我国乡村的节事活动种类和数量繁多，同质化现象严重。

（二）成都及周边区市县呈现出“月月有活动，县县（市）有节庆”的景象，但是其知名度不高，缺乏品牌效应。

（三）产品主题单一，缺少当地文化内涵。

归根结底，造成这一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是节事组织者或者举办者对生产导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市场导向，因此节事组织者往往会忽略潜在游客的需求与欲望。这通常导致的结果就是节事产品与游客的期望不相匹配，游客对节事活动的感知难以达到相应的预期。这也说明，抓住市场导向是决胜节事活动的关键因素，所以深入探究游客的期望、感知价值及其内在联系是尤为必要的。本文以都江堰猕猴桃节为例，基于游客感知与期望的视角，对游客的感知价值和期望价值进行深入探究。

二、相关研究概述

（一）节庆活动以及乡村节庆活动

节事（节庆）活动是节日、特殊事件的统称，含有“文化庆典、文艺娱乐、体育赛事、产品展销、会议交流”等多方面的含义。国外学者对节事活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对节事概念的定义、发展的历程、节事活动的影响及评价研究等方面。国内有关节事活动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简直令人惊奇”。学者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节事产业与管理”和“节事旅游”这两大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对某城市具体的节事活动案例分析基础之上的，研究方法从单一化慢慢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让有关节事活动的理论框架体系和学术内涵也逐渐丰富起来。张涛，贾华生通过方差分析、结构方程模式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节事消费者感知价值对顾客满意的影响机制。

与大型的城市节事相比，乡村活动节事有着举办历史悠久、举办主题集中的特点，但是对于理论体系相对成熟的城市节事研究相比，乡村节事研究开展较晚。国内对乡村节事活动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发展态势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影响研究等。戴林琳选取城市节事研究为参照与乡村节事进行比较分析，阐述了乡村节事的发展态势以及发展动因。朴松爱、袁瓷等对乡村节事活动现状进行分析，归纳出当前乡村旅游节事活动中出现的主题雷同、缺少文化内涵、基础建设滞后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戴林琳、盖世杰采取节事对居民影响的感知数据来阐述乡村节事及节事旅游对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影响差异。

（二）基于游客感知价值的节庆活动

近年来，运用于服务质量、旅游体验等研究领域中的感知价值理论逐渐运用在节事活动中。Gursoy提出了获取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顾客二维体验价值量表，通过实证分析节庆旅游者的体验并验证了价值量表适用于节庆旅游者。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基于游客的角度将感知价值运用在节事活动中以此来发掘游客的需求、满意度、忠诚度与感知价值之间的联系。赵现红将感知价值分为五个维度，以游客体验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总结出节事旅游者的感知价值最终可分为享乐价值和实用价值两个层面，其中享乐价值与总体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成正相关，都有积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用价值与满意度成正相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重游意愿无显著影响。张涛，贾生华通过构建节事感知价值的形成式测度量表发现节事旅游者感知价值具有六个维度：便利价值、服务价值、感知价格、美感价值、玩乐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感知价格为负向维度，与感知价值成负相关，其余均为正向维度，正向维度越高则感知价值越高。马凌和保继刚通过对国外感知价值理论的修正界定出本土化的感知价值维度并发现不同的感知价值维度都对游客满意度有一定影响。因相关的感知价值量表主要是根据西方的理论与文化背景开发的，根据文化的差异以及理解内涵的不一致，有必要切合实际环境进行改善。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节事活动的研究类型呈多样化发展，研究方法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小型节事活动受关注的程度普遍较低，关于游客对乡村节事活动的期望与感知的定量研究比较少。而探究当地游客对乡村节事活动的期望、感知价值以及其内在联系有助于提升乡村节事活动的举办质量，达到预期效果。结合以上三点发现，本文以都江堰猕猴桃节为案例，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顾客的期望与感知价值维度，为乡村节事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三、案例研究

（一）案例介绍

都江堰国际猕猴桃节始于2007年，活动时间从9月持续到12月，会场均设置在都江堰向峨乡、玉堂镇以及都江堰市虹口乡高原村。都江堰猕猴桃对外销售量占全国外销量的70%，销售地包括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江堰猕猴桃产业已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主导特色优势产业，峨乡2000亩猕猴桃基地更是全国第一个获得RUREPGAP和CHINAGAP“双认证”的农产品基地。都江堰猕猴桃的产业规模为发展猕猴桃节提供了基础，但就是在这种优势环境下，猕猴桃节却存在着知名度却并不大、参与人数较少、游客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它适合作为乡村节事活动研究的案例，去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同时也为发掘猕猴桃节产品价值、提升产品内涵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

1、问卷设计

本文参考马凌和保继刚在感知视角下的传统节庆旅游体验的研究，借鉴他们测量游客感知的七个测量维度，并根据本研究自身特殊性对七个测量维度的具体指标做出了一定的修改，形成适合本研究项目的测量维度。在2015年9月上旬对都江堰向峨乡和胥家镇猕猴桃基地进行了考察，做了预调研，并结合专家意见，修正了关于乡村节事活动中游客的感知价值测量量表，使问卷更加具有科学性与有效性。

问卷总体调查分为线上调查与线下调查两个部分。线上调查主要目的是测量潜在游客对都江堰猕猴桃节的期望水平。线下调查是测量在节事活动期间实地体验的游客感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游客的基本信息和主体问卷。线上的主体问卷是参考感知价值量表的7个维度对未参加都江堰猕猴桃节的潜在游客的期望进行测量。潜在游客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线下的主体问卷是借鉴修正后的感知价值量表对实地体验的游客进行感知的测量。感知价值测项包括7个维度，共计35个指标，这7个维度主要包括：文化认知价值、经济便利价值、功能价值、社交价值、服务价值、享乐价值、情景价值。而每个维度下面的测量项目又分为5个指标，所以总计35个指标。

线上与线下问卷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用1、2、3、4、5分别代表从“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同意” 5种态度积极程度等级，表示游客的期望与感知价值水平从低到高的变化程度。

2、调研方案的设计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分为线上、线下两部分进行。线上主要通过问卷星问卷，线下实地调查的调查时间主要集中在2015年8月到10月。线上主要测量游客对都江堰猕猴桃节总体期望水平。线下则主要针对节事期间游客的感知测量。为了保证抽样效果更加理想，原则上样本量应为变量的5倍，因此本次线上线下抽样均控制在160以上。

本研究运用线上问卷的方式，利用微信、微博等各种社交媒体邀请人们填写问卷。通过前期预调研，了解到参与节事活动的目标群体大多是省内本地人，其年龄阶段主要集中在青年、中年两个阶段，所以本研究有意控制线上问卷的发放对象。问卷填写对象基本控制在省内，省外的调查问卷数量较少，其中学生群体属于属青年人群，因此针对学生发放的问卷较多。自2015年8月到9月间共回收线上问卷213份，有效问卷共计184份，有效率为86.4%。线下的问卷调查集中在2015年9月19-24日进行，调查地点主要在向峨乡国际猕猴桃风情小镇特色街区、向峨乡猕猴桃基地，都江堰胥家镇猕猴桃产业基地等。线下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共有225份，回收的有效问卷有219份，有效率为97.3%，本次调查将问卷结果中的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并全部导入到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

（三）数据分析

1、信度、效度分析

对问卷的35个测量项目归类到各自的维度，利用spss22求出每个维度的KMO值分别为：文化认知价值0.92、经济便利价值0.908、功能价值0.809、社交价值0.788、服务价值0.95、享乐价值0.921、情景价值0.909。其中文化认知价值、经济便利价值、服务价值、享乐价值、情景价值的KMO值均大于0.9，学者DeVellis（1991）认为，KMO值在0.60～0.65（最好不要）；0.65～0.70（最小可接受值）；0.70～0.80（相当好）；0.80～0.90（非常好）。这说明文化认知价值、经济便利价值、功能价值、服务价值、享乐价值、情景价值具有非常好的信度。社交价值的KMO值为0.788，介于0.70～0.80，具有相当好的信度，说明可以分别对每个维度做因子分析。整体量表的KMO值为0.975大于0.9，具有非常好的信度，说明也适合做因子分析。

2、描述性统计分析

（1）期望价值样本基本情况

从期望价值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 潜在游客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年龄主要集中在20-40岁左右，占问卷总体数量的71.9%；省内游客占92.4%；游客职业分布中学生比例最大，公司员工；中等收入旅游者比例较多，旅游者学历普遍较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61%。

（2）感知价值样本基本情况

在都江堰猕猴桃节期间，从感知价值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在实地游客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年龄在20-30岁左右的居多，占问卷总体数量的37.2%，可见乡村节事活动针对的主要群体是年轻化的。从客源地分布观察中了解到，参与的游客大多数是本地人，来自省外的游客只有9.4%，因此都江堰猕猴桃节在省内或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并不是太高，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游客职业分布中农民比例最大，其次是学生。在收入方面，参与猕猴桃节的游客大部分都属于中等收入家庭，这部分群体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和多余的资金参加一些其他的休闲活动，可以以此来作为乡村节事活动中交易的价格定位的参考。

3、因子分析

通过SPSS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方差解释贡献率、碎石图来确定因子的数目，从最终因子的方差解释贡献率来看，前7个因子的累积了72.963%的贡献率。来自美国的市场营销学者Malhotra认为累积方差解释贡献率最好在60%以上，而本量表达到了72%，因此此项研究中的35个测量项目能较好地解释本研究的7个价值维度。

克朗巴哈系数是测量两标间各题项间内在一致性的常用检验方法，通过SPSS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出量表35个测量项目的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975，各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在0.8以上，说明本量表具有非常好的可靠性。通过SPSS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结果KMO的值为0.935，该值大于0.8，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最后35个测量项目较好地收敛到了对应各自的维度内，因此，该量表具有可靠的效度。

（1）期望实证研究

对七个维度期望价值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发现其KMO值为0.913，具有非常好的信度，适合做因子分析，Sig值小于0.001，说明各个维度间的期望价值差异性显著，从SPSS中解释的总方差来看，七个价值维度中，、只有第一个维度文化认知价值的特征值超过了1，其余成分都没有达到或者超过1，并且文化认知价值的累积方差达到了73%，因此可以认为文化认知价值相比于其他6个价值维度有最高的影响力，游客在乡村节事活动中更关注文化认知价值。

（2）感知实证研究

用SPSS对游客实际感知体验的七个维度做主成分因子分析，总的KMO值为0.906该值大于0.8，具有非常好的信度，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对游客的实际感知进行因子分析时，仍然是第一个文化认知价值的特征值超过了1，其余成分都没有达到或者超过1，其累积方差达到了78%，说明在实际节事活动中，游客重视文化认知价值程度很高，其他六个价值价值维度的影响并不高，这说明游客对节事活动的期望和实际感知存在较大差异，节事组织者可以主要针对文化认知价值对游客实际感知到的不足之处做出改进。

（3）期望与感知对比分析

用SPSS对七个维度的期望和感知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得出如上图结果：所有维度P值（sig）均小于显著性水平a=0.05，说明量表检测的七个维度的期望和感知差异性十分明显，即游客七个价值纬度的游前期望和实际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数据可知，游客对文化认知的关注是最高的，但其期望和感知的差异性十分显著。这表明都江堰猕猴桃节缺乏出当地特色，没有紧密结合结合当地文化、产业文化的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经研究表明发现，在乡村节事活动中，文化认知价值对游客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其余感知价值维度对游客的影响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经济便利价值、功能价值、社交价值、服务价值、享乐价值、情景价值。同时，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对期望与感知进行分析发现，在乡村节事活动中，游客对七个维度的期望与感知存在明显差异性。对于乡村节事活动的组织者而言，如何减小游客对乡村节事活动的期望与感知的差异性，从而提升其满意度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乡村节事组织者的角度对乡村节事活动提出建议。

（一）以市场为导向，深入挖掘文化特色

在乡村节事活动中，文化认知价值对游客的影响力是所有维度中最高的。文化认知价值包含了体验特别的活动与事物、独特的民俗文化、知识的丰富、好奇心的满足等五个因子。但在实际测量中，游客对体验特别的活动与事物这一因子的满意度最低，这普遍反映出游客在活动参与过程中认为活动缺乏特色。活动特色的缺失是导致乡村节事同质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农产品为主题的乡村节事活动受季节影响的特殊性，造成附近乡村同一时期举办的节事活动主题雷同，同质化严重，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这难以让游客有印象深刻的体验。乡村节事组织者在举办活动之前一定要以市场为导向，切不可追求节事数量而盲目开展节事活动。紧密结合当地的地域特色与物产特色对游客的需求进行前期的市场调查，通过调查的数据针对性地强化乡村节事活动中游客的参与和体验。

（二）重视员工培训，提升服务质量

服务价值是游客注重的维度价值之一。马凌，保继刚（2012）认为乡村节事活动作为一种吸引物和一种节庆体验。作为体验，游客自然会要求服务质量水平。从数据显示得知，游客对服务价值中的服务及时有效性这一因子并不满意，因此应加强对乡村节事活动的员工培训。员工大多为当地的村民或者农户，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所以根据人员特性应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标准以及员工的培养方案来提升员工素质，做到服务行为规范化。

（三）建立有关乡村节事活动的评价体系，增强游客情景价值感知

篇3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的纯朴日渐浸染于城市的浮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正在消失，乡村学校日趋减少。乡村消失和乡村学校减少是否意味着在乡村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乡土文化也将消逝？如何理解乡土文化在当代学校德育课程中的价值和内容？乡土德育课程的开发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乡村、乡土和乡土文化

中国的城市是在以乡村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化的形成源于乡村的社会生活。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以“家”为单位的，先有家，而后有村，村落是乡村社区的自然单位。广义上的乡村指的是自然的村落，依山而建或傍水而筑，中国文化中，乡村给人的感觉是安宁、祥和、纯朴。狭义上的乡村是最低一级的国家行政区划。乡村中生活的人是农民，自古以来，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依自然的村落而居，却常以家族为中心，形成一种由我而外的社会差序格局。“农村的集中意义是自身繁衍，农民是在内心讨生活，农民的宗教是生活宗教。”[1]农民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贯穿着乡村生活的内容。

“乡”的古义是指两人相向而坐，共享器中食物，“土”的古义是“地之吐生万物”，“乡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乡土是由乡村生长而成的，它是一种情感、一种牵挂，或者说是一种“飞黄腾达”后的感恩和眷恋，一种流离失所中的灵魂安厝。一个出生在乡土社会的人，不论走多远，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童年，不会忘记自己童年生活的乡土。如果说乡村是一道风景、一段美丽，有日出日落、缕缕炊烟，那么乡土就是一种体验、一道感怀，有淡淡的思绪、浓浓的牵挂。风景是客观的，以物的形式显现;体验是人为的，以情思的形式显现。人生活于自然中，观察它、体验它、作用它，物的风景和人的体验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关于乡土的文化。

乡土文化是民族精神与物质的交融凝结，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我们的民族和泥土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民族智慧是从厚厚的土里生长出来的。消逝了乡村、改变了乡土，却舍弃不了那一段情缘、那一种感觉、那一种思绪，这种情缘、感觉和思绪就是乡土文化。浮华之后寻求恬淡、过度人为之后返归朴素从某种意义上阐明了这个道理。长期生活于大都市里的人拥有一座庭院是奢华，庭院中有一块没有被水泥覆盖的泥土地，再在泥土地上种上几株花草更是奢华中的奢华。乡下人却不同，乡下有的是泥土地，有的是树木花草，因此，长期生活于乡下的农民多不喜欢把花草树木移到自家的庭院内，多数的农家庭院都被水泥盖得严实，因为院外尽是树木花草。需要是一种缺失，都市人和乡下人对待环境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他们的缺失不同，因而会生出不同的需要。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就会转向对自然的回归。当现代都市人穿行于钢筋水泥浇筑成的空间时，会生出对乡土生活的诗意向往。“我们对荒野自然的需要，是在于我们欣赏它的内在价值，而非它的工具价值;这正如我们需要生活中其他的一些事物，如像我们需要音乐与艺术、哲学与宗教、文学与戏剧一样。”[2]我们眷恋乡土的质朴、粗野、甚至贫瘠，是因为这种质朴、粗野、贫瘠中有我们灵魂的审美需要。日渐消逝的乡村不但不能割断人们对乡土的情感反而能够增加人们对乡土的眷恋。

从形态上看，乡土文化有物质形态的，也有非物质形态的。物质形态的乡土文化是指留存于乡村生活中的建筑、自然风光，这是文化以物的形式在乡村自然空间上的保留，它是我们先人的思想、情感、智慧的遗存，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是一套行为系统，如乡土社会的伦理规矩、风俗礼仪等。文化是一套人类的行为综合规则系统，这套系统是依赖于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的‘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3]所以说，文化是历史的，文化需要记忆来保存。在此意义上说，乡土生活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基，不论走到哪里，作为我们民族的一员都会有一份对乡土的情感。

二、乡土文化作为德育课程的价值和内容

乡土生活中形成的乡土知识和乡土情感是儿童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养料，乡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是一种内容丰富的课程资源。

乡土文化作为德育课程的价值在于让学生了解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行为方式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民族精神的基底是怎样的。乡土生活的内容是农民生活和农村图景，乡土德育课程，本质上看是研究继承中国农民生活道德的课程，然而这种研究不是简单地照着农民生活原本的样子去模仿，而是要通过农民生活原本的样子去探索我们的当代社会文明是怎样在乡土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对那些能够代表民族精粹的东西加以继承，对那些不能跟随时代脉搏的东西加以改变或抛弃。研究乡土德育课程就是要研究乡村的生活道德，从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中发现乡土的德育价值。

乡土文化作为德育课程的价值还表现在它适应时展的需要。在当下的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原本意义上的乡村生活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视界。乡村的渐远带来的结果是乡土的淡忘。一个民族对其文明的缘起快要遗忘是这个民族最危险的境遇。城市发展越快，城市文明越发达，乡土德育就越有价值。学生通过乡土德育课程的学习能够从本质的意义上理解、体验我们的传统道德，从而更好地适应我们的时代。

乡土德育课程内容可以分为物质形态的德育课程和非物质形态的德育课程。物质形态的乡土德育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乡土自然风光和乡土建筑。通过乡土自然风光课程，学生可以学会欣赏自然、热爱自然，养成良好的生态意识;通过乡土建筑课程，学生可以透过中国农民生存空间的变迁，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乡土形成直观的感性认识。非物质形态的乡土德育课程内容包括乡土礼仪、乡土艺术、乡土游戏、村名地名等。不论是物质形态的德育课程内容还是非物质形态的德育课程内容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价值。以乡土礼仪的德育价值为例：交往礼仪可以让学生了解传统的待人接物方式;婚庆嫁取礼仪让学生知道最小的社会细胞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血缘和地缘是如何相互交织的;乡土成人礼仪可以让学生理解个体的社会价值和责任担当;乡土丧礼让学生体验生命的意义，生命在世间如何来又如何去，学会如何珍爱生命;乡土祭祀礼仪让学生了解中国民族意识中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感受历史的厚重，感知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乡土德育课程的开发

乡土德育课程的开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区分乡土德育课程开发的不同层面，二是重视乡村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区分乡土德育课程开发的不同层面

乡土课程开发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乡村学校层面的乡土课程开发，二是城市学校层面的乡土课程开发，这两个层面的乡土课程开发是针对我国学校分布的实际状况提出来的，在具体的课程开发过程中，问题的焦点不同，产生的作用不同，课程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乡村学校的乡土德育课程开发。乡土文化产生于乡村，乡村学校具有得天独厚的乡土德育课程资源。乡村学校的儿童活动于乡村、学习于乡村，在泥土中游戏，熟人社会单纯朴素的人际关系在儿童心中留下了善良的种子。对于乡村学校而言，乡土德育课程存在于学校生活自身，不需要过多的人为雕饰，它需要的是社会的认同和接纳，如果乡村之外的力量不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乡村学校的儿童生活，那么他们就是幸福的。就德育课程本身而言，乡土文化自身张扬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爱与和谐。纯朴的乡土生活不需要强大的警察，爱与和谐是裁判人们行为的道德天平，从这一点来说乡土文化是现代城市文明所不及的。如果城市没有警察，城市就会失去秩序，而乡村是很难看得见警察的，乡村社会通过文化和道德维系着社会秩序。乡村学校的乡土德育课程应以隐性课程形式为主，乡土德育课程的主要矛盾不是开发的问题而是发现和提炼的问题，即如何发现乡土道德的爱与和谐。

城市学校的乡土德育课程开发。多数城市儿童对乡村是陌生的，他们与乡村接触的机会较少，较难体验到乡村的自然和谐。远离了乡村、陌生了乡土，城市学校失去了文化的根。乡下人读书是为了进城，城里人读书却不是为了回到乡村，城里的家长不愿让自己的小孩和来自农村的小孩同上一个学校，这是曾被陶行知批判过的学校教育病。因此，对城市学校来说，开发乡土德育课程是当务之急，城市儿童尤其需要亲近乡村、感受乡土，通过正式的学校课程将乡土道德的爱与和谐种在儿童的心间，城市学校的乡土德育课程应以乡土道德的爱与和谐为核心。就城市学校而言，城市学校的乡土德育课程开发需要意识的重视更需要行动的践行，与乡村学校的隐性乡土德育课程形式相比，城市学校的乡土德育课程应以显性课程形式为主。

（二）重视乡村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地位

首先，乡村教师是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他们被社会赋予美好、善良、无私、奉献的内涵，可又常与贫穷、落后、艰苦、无奈为伴。“甘于清贫，乐于奉献”成为社会赋予乡村教师的一种境界。他们长时期生活于乡村，工作于乡村，与农民、农村的山水有着紧密的联系，亲缘、地缘的纽带让他们对乡土文化具有真实的体验和理解。

其次，乡村教师专业内涵的特殊性。乡村教师专业内涵特殊性就是“乡土性”，乡土性具体表现在乡村教师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之中。乡村教师除了具有一般城市教师具有的专业理念之外，还要习惯于乡村生活，了解乡土文化，要有扎根乡土的热情和爱心。乡村教师需要有乡土情结，不论他们原来的生活环境是在乡村还是在城镇，一旦成为乡村教师就要有服务于乡土的理念。有了乡土理念，他们才能在乡村“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从上述意义上说，乡村教师需要有比一般城镇教师更高的教育境界，他们对乡村学校教育的理解不是从社会功利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文化存在与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的。

最后，乡村教师的专业责任具有不可替代性。乡村教师是乡村生活中的“文化人”，乡土文化在他们的教师职业生涯中留下印迹，这些印迹会以各种形式进入他们的课堂，进而影响学生。虽然他们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要去传授乡土文化，但乡土文化已融入他们的言行之中，他们被乡土文化熏染，成为生活在乡村的“乡土教师”，乡土教师自身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已经成为自觉的无意识。乡村教师需要具有鲜明的乡土德育课程意识，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他们要主动地将乡土文化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通过显性或隐性的课程形式传播乡土文化的核心价值。同时，乡村学校的教师还要和城市学校的教师进行平等合作，建立乡土德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为乡土德育课程开发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毕世响.乡村生活的道德文化智慧[D].南京师范大学，2002.

[2]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尔，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64.

篇4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会变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乡村旅游悄然兴起，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乡村旅游进入了发展较为快速的阶段。国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华夏城乡游”，1999年推出了“生态旅游年”，全国各地纷纷抓住机遇，形成了一股乡村旅游热。这一旅游形式和农村以及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农民生活、农村文化等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免费论文。免费论文。

一、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内在机制

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本源在于城市与乡村文化势差。文化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旅游已然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表层，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实。古老而厚重的乡村文化积聚着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历史不断冲刷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传统的乡村文化面前，中国城市文化呈现着另一番文化形态。中国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难以保存中国本身最为原真的文化面貌。两者之间出现了文化势差，这正是乡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这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的生存质量，更是一种生活时尚。这种文化势差是建立在空间势差、视觉势差、心理势差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喧嚣繁杂与乡村的宁静悠然、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村的砖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乡村的慢调节奏，这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文化势差的表层现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空前地渴求着远离城市的喧嚣，返璞归真，亲近泥土，将情感、智慧和理想纳入一片宁静平和之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客源地的城市性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宁静的乡村环境，释放心理积郁的同时，他们更深层的是在体验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乡村文化。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

乡村旅游是发展乡村旅游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加速器，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反映出了旅游动态的一个特征――流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作为乡村旅游接待者，他们开始注意到科学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放弃过去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观念，不断参与就业市场竞争，他们开始以商品经营者的身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去生产经营。乡村旅游加速了乡村人观念的转变，进而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之于乡村旅游有一个先被动后主动的过程，乡村旅游首先带动和促进了乡村社会变迁，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乡村社会又会主动改变自己以适应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社会变迁促进或影响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三、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乡村旅游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牵扯到方方面，包括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风俗文化的变迁等。当然，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和大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

1. 人口变迁

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乡村旅游需要一整套的服务设施，不仅需要导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还需要住宿、饮食、商场、交通、文化等行业，能吸收利用大量劳动力就业。根据乘数效应理论估算，旅游业每创造1个直接就业机会，将产生另外3个间接就业机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2. 经济变迁

乡村旅游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吸引力之一就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一种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资源。在人类社会早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是自然界本身提供的，并不具备经济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染日益加剧，人们对乡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风光产生强烈的需求，使乡村生态环境成了稀缺资源，具有了经济价值。乡村旅游能够使生态效益转化经济效益,成为充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这种促进反映在乡村旅游中就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势必对乡村旅游地的农民和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带动作用。表现在：

（1）乡村旅游的发展，使一大批老少边贫地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贫困地区依托本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业，是脱贫致富征途上做出的一种实事就是、因地制宜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脱贫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广。据河南省有关调查，全省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农村即达到1200多个，30万户，近百万人。据此推算，全国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脱贫致富的村庄不会少于1万个，人口不会少于300万人。这是发展旅游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同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乡村旅游的发展，为闲散的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门路。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地居民围绕着游客吃、住、游、购、娱的需要，兴办了各类企业，围绕旅游点而发展起来的餐饮业、运输业、旅馆业等比比皆是。人们通过开展各种为旅游者服务的活动，找到就业机会，有了生财之道。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减轻了各级政府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压力。

（3）发展乡村旅游缩小了城乡差别。在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县，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区位优势，其主要表现就是直接面对周末假期、民俗佳节、庆典活动等需求的稳定而庞大的城镇居民市场。在大城市发达的工业文明的辐射下，都市附近的县郊区已经进入现代化农业文明阶段。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不仅使本地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加快了大城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落差已越变越小。

3. 社会结构变迁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管理层面的全面改革，旅游产业增加了村庄管理者的业务量，促使管理者改进管理方法，使许多管理者由原来的“兼职”管理村内事务的同时，农业生产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变为“全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参与管理所得。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管理机构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原先村委会负责村内的所有事务，现在可能很大一部分事务由村民组建的“股份公司”处理，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呈现相分离的趋势。社会成员地位结构也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显著的变化。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生产致富的机会，但是由于村民们资源条件的差异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不尽相同，总有一部分人更快发财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地位影响社会地位，对于不同村民来说，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提高他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体验，这就是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的分化是由于财产关系与职业系统的变迁，出现了多样化的职业类型、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及经营形式的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当农村在集体经济之外引入了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双层经营形式，在农业劳动之外引入了其他多种职业类型之后，农民相互之间的地位差别才变得明显起来。此外，乡村旅游业很好的结合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村民职业由原来的“纯”农民转变为服务业从业者与农民的混合职业者，村民职业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4. 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乡村旅游带动了人的流动，而人的流动又带动了信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把现代文明,外部信息带进了乡村，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最强烈、最直接的冲击，促进了当地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他们转变了对待传统和变革的态度，由恪守古训，求稳怕变转变为主动迎接新时代，接受新观念；转变了传统村民知足常乐、固步自封的态度，转而积极进取，主宰命运；他们转变了怕冒风险和胆小守旧的处世态度，逐渐提高了风险意识和承担风险的承载能力；他们转变浪费时间、不讲效率的劳动态度，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他们转变了对待知识与科学的态度，更加重视对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

生活方式由价值观念所主导。农民的衣食住行不断追求品质与高效。例如中国民间饮食结构逐步由过去的主食消费向主副食相结合转变，传统的粗粮细吃、稀稠搭配也有了新的内涵。

5. 乡村文化的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发展乡村旅游使得社会文化的表现更加丰富多彩。

（1）乡村旅游本身存在的传统文化对旅游者产生的影响。旅游者（主要是城市居民）离开居住地到乡村地区旅游的最大起因就是城乡之间在自然景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因此决定了传统乡村文化在旅游产品的生产和组合中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素材和着眼点的地位。天人合一式的环境,健康、朴素、简单的生活,可以读到历史,可以看见的美德,正是这些传统乡村地区所独有的魅力,也是乡村与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活的差异成就了乡村的旅游吸引,因此可以说,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活动的最大特点。乡村旅游注重传统事物和传统价值,将旅游活动和旅游者融入乡村生活之中,为旅游者提供一个安静、自然和原原本本的乡村生活体验。免费论文。

（2）乡村旅游有助于保护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增强乡村社区的自豪感。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将对旅游地造成较大的文化冲击，破坏传统的乡村文化，同时游客的大量涌入将对旅游地的古建筑等历史遗产造成破坏。而国外的很多研究案例表明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乡村旅游开发之前，乡村社区的一些独特文化和历史传承很少为人所知，处于逐步衰微的状态，乡村旅游的开发不仅没有破坏乡村的独特文化，而且在保留历史传承、发掘乡村文化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开发乡村旅游，通过发掘、包装和宣传当地的历史传承和独特文化，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增强和复兴了乡村社区的自豪感。事实上，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当地政府总是会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在旅游业中的核心作用而加以保护开发。某些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其最好的保护方法是让它成为乡村旅游项目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蔡碧凡等.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7.6

[2] 夏林根.乡村旅游概论[M].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 2007.6

[3] 蒙睿等. 乡村生态旅游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7.6

[4] 李慧欣.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思考[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5] 邹统钎.乡村旅游的围城效应与对策[J].旅游学刊,2006（3）

篇5

关键词：滨水景观设计；旅游乡村；价值挖掘

Abstract: Water for rural tourism, is not only the resources guarantee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villagers, but also is the core elements of tourist experience village culture. Mining on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is the basis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ase, from the element refinement, design, embankment design, plant configuration, leisure content loading aspects of rural tourism of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strategy are discussed.

Keywords: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rural tourism; value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1-0020-02

在一个逐渐走向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里，生态热、休闲热、绿色热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渴求，回归自然、返朴归真成为人们的时尚追求［1］。在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等思潮影响下，都市人的休闲旅游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和深层次，需要满足“回归自然的身心需要、求新求知的需求、怀旧的需求或者对休闲旅游的复合型需要” ［2］。随着乡村旅游逐渐升温，旅游乡村内的所有资源都转化成具有经济价值的美丽产品，滨水景观作为乡村旅游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开发和设计的重点，甚至是核心要素。如何通过设计挖掘和提升旅游乡村滨水地区的价值，平衡水各种功能的利用度，满足旅游者多种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成为设计师、开发商、村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1、滨水地区的旅游价值

水体除具有交通、灌溉、水源等实际的使用功能外，还具有生态、景观、文化等附加价值，构成滨水地区旅游价值挖掘的基础。

1.1 生态价值

生态功能是指乡村水生态系统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 如保持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净化环境、分解各类污染物, 提供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等，水生态系统的功能维护构成乡村生态旅游的基石。人类必须以生态学的原则,建立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而不是过度地侵占其他生物的领域［3］。对水生态系统的保护是滨水地区旅游开发的前提，主要表现在生境营造、可再生水循环系统构建等方面。

1.2 景观价值

水与村落往往相伴而生，既是生产生活资源，也是独特的景观标志。水的声、光、影、色，滨水地区由于水与岸的冲蚀作用而形成的滩、湾、潭、岛等等特殊形态的场地，水与植物的配合，水与建筑的反衬，都构成丰富的景观。滨水地区设计中，既要注意营造景观的自然美，也要注意人水互动界面和平台的打造。

1.3 文化价值

滨水地区是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沉淀了乡村生活形态，引水灌溉、渔业生产、水运贸易等成为这一地区特有的记忆。滨水地区在维持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有性, 传统文化的传承、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灵感来源以及为都市人提供精神依托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滕头村滨水景观设计策略

2.1 资源现状

滕头村总面积5.3平方公里，南临四明路，东与肖桥头村相望，北临江口街道，西为萧王庙街道，东南是奉化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场地四周为水系所环绕，生态和景观资源丰富。规划设计以村域空间资源为基础，重点对滕头村内的水系进行了提升。

2.2 设计策略

设计提出，在场地西南角打造C型水系，通过深入生态、景观和文化价值，承载丰富的旅游服务功能，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图1 滕头村C型水系的设计平面图

策略一：以水为源——突出水作为生命之源的根本价值

这里的生命不仅仅指的是人类，而是包括了更为广泛的依赖本区域水土生存的生物群落。水景设计必须突破单纯地为人类创景这一浅显和功利的目的，而应尽量去争取为地块生物的丰富度做出努力。设计方案提出了建设浮岛、生态篱笆墙、草根英雄岛等项目。以草根英雄岛为例，是指在人工河岛上，以“草根”为主题，反映滕头人民一犁耕到头的草根英雄精神，种植向日葵、油菜花等植被，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鸟类来此栖息，建成生态鸟岛。

策略二：活水为本——以构架可循环可再生水系为原则

通过多元化植物的配置，水体流过C型水系后，起到良好的自然净化的作用，构成水体自循环的基础。设计方案对屋顶绿化和雨水回用提出了设计引导，促进低碳建筑的探索。设计也对硬质路面进行了改造，增加透水性，如提出建设生态停车场。经过水系净化过的水，还可以通过生态喷雾系统加以利用，即结合用不同功能和不同主题进行布局，类型主要水上七彩喷雾、绿色负离子喷雾、稻田养生雾、生态降温雾、水上七彩雾、生态遮阳遮雨系统等，即提高了水的回用率，又起到了降温、造景、养生等功能。

策略三：美水为魂——赋予水体自然而韵味十足的美感

滨水景观的设计要符合自然美学的规律，带给人们视觉上美的感受。除了生态驳岸、乡土植物配置等措施外，设计还策划了水上蔬果廊、十里花境、水岸花庭等景观项目，构建丰富的景观层次。以十里花境为例，提出沿着溪流营造一条花卉长廊，规划种植春、夏、秋、冬四季花卉（春季桃花、梨花；夏季荷花、薰衣草；秋季桂花、芦苇；冬季腊梅），形成四季滨水美景，不仅具有观赏、散步的功能，还起到引导游线的作用。设计还提出，在不同河段根据周边项目的设计来配套不同主题的生态桥梁，考虑到河道游船的通行，所以桥梁均采用微拱设计，营造独具特色的河道景观。

策略四：亲水为意——提供人类与水互动的空间与平台

旅游规划是为人服务的，生趣盎然的、便于使用的亲水界面的设计，是决定滨水景观设计成败的关键因素。设计结合乡村景观元素，策划了玉米码头、水稻码头、高粱码头、麦子码头等各具特色亲水平台，极具乡土气息。以玉米码头为例，提出在游客服务中心附近树立一个玉米造型的建筑，其中，玉米芯可以散开作为遮阳遮雨用。

策略五：游水为乐——提升人类对水文化的认知并升华

以水为脉，承载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和农耕文明，有利于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层次，增强吸引力。设计结合乡村生活特色，策划了诗画人文廊、古越渔民和水上集市项目。以古越渔民项目为例，主要展示古老的捕鱼方式，如用手摸鱼、“竭泽而渔”、用棍棒打鱼、用弓箭（钓具、网、鱼筌）捕鱼等，并设置店面，售卖渔具、鱼缸、鱼饰品、鱼玩具，对外承包给商户经营，景区获得出租收入。

3、小结

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要做到“ 以人为本 ”，通过充分挖掘滨水地区的生态价值、景观价值、文化价值，满足人对景观环境的多元化需求。规划还要特别注重本土化设计元素的提炼，并运用到环境营造和项目策划上，通过景观设计，实现乡土文化特色的再生。旅游乡村滨水景观设计的要义，是在不损害滨水区环境的基础上 ，继承、保护和发挥已有的景观特色，创造出生态的、特色的、有文化内涵的景观环境，实现水、人与乡村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隋春花.乡村旅游：21世纪旅游新趋势初探[J].韶关大学学报，2000（5）.

篇6

[关键词]乡村旅游；游憩价值；游客行为；延庆县；计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6）00-0000-0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6.00.000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及旅游需求的多元化，自20世纪7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乡村地区的旅游行为显著增加。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班牙等国开始出现“现代乡村旅游者”，他们并非出生在农村但喜欢乡村，环境质量和寻求原真性是两个主要动机[1]。乡村地区拥有与城市迥异的“和平的、安静的乡村环境以及保留原真的传统”，游客动机行为经常是多样化的，包括观光、休闲、度假、游乐等多种，很多游客将其作为一种以近距离、低花费、便捷的旅游方式[2]，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吸引大量游客，他们的出游行为不仅受到自身需求的影响，还受到年龄、教育、职业和经济状况以及旅行成本的影响[3]。随着世界范围内旅游业的发展，舒适性资源的游憩价值得到政府机构与学者的关注[4]，多种方法被用于多种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评估。我国乡村旅游正处于关键的转型升级时期，研究乡村地区游客偏好、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适的方法评估游憩活动的经济价值，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要，还可以发现和提升乡村地区旅游资源的价值，对于保护乡村环境与文化，引导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涉及到乡村旅游游客动机行为研究及价值评估。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发现，游客对西班牙阳光沙滩需求降低的同时，以享受自然环境为目的的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增长[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国家中，更多的城市居民选择去乡村度假，他们更期望使用景观、自然、环境和建筑资源[1]。德国南部乡村旅游主要吸引了有孩子的家庭和老年夫妇短期出游，廉价的乡村住宿设施激励了这种行为[6]。葡萄牙的研究表明主流市场是到乡村休闲的游客，还包括少量逃离惯常日程以及和家人在一起的其他游客[7]。近几年，乡村旅游行为更加多样化，Devesa等将动机分为寻求宁静与休息、接触自然、享受乡村美食以及自然、文化旅游等几类[8]。北美地区乡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差异很大，有些动机与乡村性联系密切，但有些仅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与乡村性联系不大[9]。在冈比亚的乡村旅游动机包括追求多样化的经历、寻求自然和文化遗产以及享受阳光和海滩等多种[10]。最新的法国需求调查数据表明乡村地区正在以户外活动、当地景观和美食吸引花费较高的游客[11]。我国学者也对乡村旅游的动机和行为进行过研究，上海和南京市等大城市乡村旅游者主要是为了回归自然，欣赏田园风光以及和体验乡村文化[12]。昆明和成都的研究发现亲近自然，享受乡村环境是重要的原因，而且对于乡村环境生态性和卫生条件要求越来越高[13-14]。西安地区农家乐的一般旅游者和生态旅游者动机不同，包含放松、休闲、户外活动求知、探亲访友等多种[15]。

环境游憩价值评估始于20世纪中期，在对旅游活动经济价值评估中，旅行费用法（TCM）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是最常用的技术方法，其中旅行费用法被广泛用于海滨旅游、钓鱼、采摘、观赏野生动物等特定目的旅游活动经济价值的估算[16-18]。2005年，Loomis对北美地区价值评估案例进行了总结，包括观鸟、狩猎、野营、徒步旅行等，单项乡村旅游活动在20～60美元之间[19]。Martínez De Aragón 在2011年利用旅行费用法通过计数模型回归计算出消费者剩余，从中扣除蘑菇本身的价值，评估出西班牙进行蘑菇采摘价值为每次39欧元，影响因素主要是旅行费用、目的地蘑菇种类，个人对本次旅行决策时所预期能获得的蘑菇量以及年龄[20]。Czajkowski评估了在波兰一个白鹳栖息的村庄进行观鸟的经济价值，为平均每个游客60美元[21]。Armbrecht对两个分别以音乐厅和博物馆为吸引物的乡村地区文化旅游价值进行了评估，发现总体游憩价值每年高达155 8000和505 3000欧元[22]。一些国内学者也采用旅行费用法评估了我国都市农业、农场的游憩价值，？通过个人旅行费用法评估出武汉郊区的石榴红农场游憩价值为每个游客663.7元，除旅行费用外，家庭收入、职业、每年的旅行次数等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23]；北京市通州金福艺农业园游憩价值1000元，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旅游费用、家庭收入[24]。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在游客动机之间差异程度研究较少，在价值评估方面，国外学者研究偏重于单项户外活动游憩价值评估，国内对乡村地区游憩价值关注也较少，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延庆县为例，研究了乡村地区游客出游行为决策中对目的地的偏好以及具体表现的旅游行为，并在经典旅行费用法基础上，加入对乡村自然环境与文化偏好变量建立计数模型，通过回归分析评估出乡村地区游憩活动提供的消费者剩余。

注：在调研过程中调查了游客的真实收入，并未对家庭收入进行分段，在本表中的分段通过SPSS17.0四分位数分析获得。

3.2 游客对目的地的选择行为

问卷设计了5个问题分别询问了森林覆盖率、新鲜空气与绿色食品、乡村人居环境、清洁水及游憩机会以及乡村文化对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程度，借此衡量他们对乡村旅游某方面质量的偏好及偏好程度。统计数据表明（表3），游客在对目的地选择时普遍偏好乡村环境，尤其是自然生态环境。由于北京市的空气质量较差和目前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游客最为重视目的地是否有清洁空气和绿色食品，认为很重要的比例高达94.48%，接近90%认为森林覆盖率高很重要，80%以上的游客认为清洁的河流也很重要。对于目的地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洁程度，也有高达91.32%的游客认为很重要。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表4），对森林覆盖率要求较高的游客对人居环境、新鲜空气、绿色食品同样要求较高，相关显著水平为0.01，因此，游客出游动机主要体现为亲近和享受自然，逃避惯常的城市环境，希望能够在乡村地区享受优美的景观，呼吸新鲜空气，品尝绿色食品以及游憩，同时，也要求体现乡村性以及作为接待场所的农村社区干净整洁。相对于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乡村文化在游客选择目的地时的影响较小，通过访谈得知，游客认为目前京郊地区乡村传统文化基本消失，但仍有接近六成的人有体验乡村文化的动机。当以开放性问题问及其它动机时，仅有极少数游客认为自己的主要动机是到乡村地区放松身心而和自然环境无关，还有一部分兼有探亲访友的目的。

问卷还调查了游客对乡村环境游憩价值的认知与支付意愿，有10%的受访者没有意识到乡村环境的价值，另外90%的人尽管承认乡村环境具有价值，但仅有70%愿为此额外付费，其余的则以各种理由逃避付费，这其中，许多受访者认为乡村旅游吃住价格较高已包含享受环境的费用，也有些认为这是自己应享有的福利。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对森林覆盖率更为重视的游客有更强付费倾向（表4）。

表3 乡村景点特征对游客的重要程度

Tab.3 The degree of importance of rural characters base on tourist’s recognition

表4 游客对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间的相关系数

Tab.4 Pearson relative coefficient amongst factors of tourists choose destination

注：表中对因素的表述进行了缩略，具体参见表1；表中数值为对应行、列的双因素的相关系数，右上角标记为*和**分别在0.05和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代表对应的双因素相关不显著，1表示自相关。

3.3 游客行为特征

3.3.1 游客出游行为特征

通过游客与业主访谈以及现场观察，游客出游集中在周末与假期，周末出游最为普遍，出游次数较多的游客在出行时间、停留天数上具有习惯性。一部分游客选择周五晚上到达乡村，停留一天或两天；一部分周六上午出发，当天返回或停留一晚第二天上午返回，周日下午游客已经较少。统计数据发现，高达95.1%的游客专门去乡村进行旅游活动，因其他事情顺访的很少，停留时间在0.5～7天之间，但在3天以下的游客高达96%，平均停留天数为1.5天，停留时间较长的游客可能会选择一个或多个乡村景区（点）。尽管停留时间较短，乡村旅游游客出游次数较多，一部分闲暇时间较多或经济宽裕的游客频繁出游，受其影响，出游次数均值为7.62，但大多数的游客一年内出游10次以下，4次之内的有50.3%，还有16.6%的游客仅出游一次。因游客自身条件和偏好的影响，乡村旅游的出游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但总体上以出游频次较高和停留时间短为主要特征，而且，通过访谈得知，出游频次高和停留时间长的游客逃避城市环境的动机更为强烈。

3.3.2 游客消费行为

问卷调查了过去一年中到乡村地区旅游的花费情况。游客付费有自费和公费（主要是公司的奖励旅游）两种形式，自费参加乡村旅游次数的均值也达到7.64。统计结果发现，不同游客每次乡村旅游的花费相差较大，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是10元和1000元，标准差达到179.54，而均值为249.86元。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游客既参与由雇主组织的乡村旅游，还会自发组织家庭和亲朋好友参与，大约8成游客曾经自己付费旅游。现场观察和访谈发现，一些退休老人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极低的成本去乡村享受美好的环境，自带食品去乡村进行一日游的也不少见，还有的会选择在亲戚家吃住。

问卷还调查了游客本次旅游的消费。在各项花费中，游客用于吃饭的平均费用为82.18元，只有143个游客本次选择住宿，平均花费为92.38元，而在购买门票方面，由于许多乡村景区不收费，一些游客也刻意回避收费的景点旅游，只有77名游客有门票花费，平均值为53.40元。通过个人访谈以及过去的调查统计，娱乐和购物费用通常很少。交通花费也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自驾车和公共交通，选择公共交通的共有70个人，包括团队旅行、公共汽车和城郊火车以及出租车。一般情况下，公共交通费用较低，团队含在团费中，自驾车游客主要有油耗和过路费两种花费，但每辆车乘坐人数较多，经常是一家3口或是坐满亲朋好友，有效降低了个人平均交通费用，全部游客平均交通费用为53元。

3.4 乡村地区游憩价值评估

使用Eviews 6.0计数模型对自费旅行次数、旅行平均成本、人口统计因素和个人偏好因素进行回归估计，尝试了泊松分布、正态分布和负二项分布多种估计，发现泊松分布拟最大似然估计结果最为理想。

考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发现解释变量为旅行费用单个变量、或加入家庭收入后双变量以及加入更多统计因素后多变量都可以对被解释变量进行解释，模型整体P值均小于0.01，拟合优度随变量增加而提高，旅行成本加入家庭收入变量时提高较大，再加其他因素则变化不大。仅考虑两个重要的变量旅行费用和家庭收入，可得旅行成本前系数为-0.00 0709，而多变量系数为-0.00 0580，可见增加变量对旅游费用前系数有一定影响，根据消费者剩余等于旅行成本系数相反数的倒数[18]，得出乡村地区当年游憩价值为每人每次1724.14元。

表5计数模型的个人旅行费用法回归结果

Tab.5 Output of Individual Travel Cost Method using count data model

从表5可以看出，该模型有7个解释变量Z统计量检验，根据Z统计量的绝对值大小依次为家庭月收入（对数）、对享受乡村环境的支付意愿、年龄、性别、旅行成本、常数项和职业。从系数符号来看，家庭月收入越高，旅行次数越多；对乡村环境支付意愿弱的游客会更多次的进行旅游，这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理性选择，也更能解释各种低成本去乡村享受环境的旅游行为。除此之外，个人特征对旅行次数影响较大，年龄越大的人出游次数越多，因为随年龄增加，收入增高和闲暇时间增加都为参与乡村旅游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女性比男性旅行次数要少，这主要因为女性传统上家庭责任较重，闲暇时间较少，而且一些登山、野营和垂钓等活动也很难吸引女性参加者；职业不仅决定着参与能力，而且还对兴趣有影响，管理人员和事业单位及公务员参与能力和兴趣都相对较高，但该变量显著性在0.05水平上，弱于其它因素。游客对乡村地区的生态、文化和人居环境的偏好在回归估计中都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出游次数并无明显影响。

4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知，乡村旅游游客以26～45岁的周边城镇中青年为主，性别差异不大，一般是家庭出游，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收入中等偏上，一般是公司白领或公务、事业单位人员。他们几乎大部分都选择去森林覆盖率高、空气新鲜、有绿色食品和清洁河水可供观赏和游憩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时，同时游客对作为“接待设施”的农村人居环境要求也较高，相比之下，游客对体验乡村文化（乡村耕作和活动）的重视程度低一些。游客进行乡村旅游消费以吃住为主，总体花费较低，交通多采用自驾车和团队包车，公交、火车等使用率很低。本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出行体现出高频次、短时间、仅去一个目的地的特点，部分闲暇时间较多的游客在宜游季节甚至全年每周都出游。通过旅行成本法建立模型考察游客特征对旅游次数的影响，以计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符合拟极大似然估计的泊松分布，说明旅游次数集中在较少次数，离散程度并不大。由此模型估计延庆县乡村旅游每人每次的游憩价值在1724.14元，包括享受乡村环境，吃住农家以及体验乡村文化等多种价值；旅行成本、家庭收入会影响游客出游次数，并且旅行成本和次数反方向变动而家庭收入同向变动，女性比男性旅行次数少，旅行次数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职业越倾向于管理层和公共事业服务人员，旅行次数越多；另外，本研究中并未发现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目的地自然与文化方面的偏好会影响出游次数，但发现对享受自然环境支付意愿低的游客出游次数较高。

4.2 讨论

本研究人口统计特征和西班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旅游者”基本相同[1]，与葡萄牙马德拉地区的研究结果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方面也相同，所不同的是马德拉地区有较大比例的国外游客[7]。德国带孩子的家庭也占多数，但夫妇两人旅游占到近三分之一，20～30岁的游客很少，并且还有不少居住在农村的游客[6]。在游客出游对目的地自然与文化环境的选择方面，本研究也印证了以往研究的结果[1，6-7，12，14]，但本研究将自然、人居和文化环境作了具体划分，发现游客这几个方面的偏好存在差异，但相互之间相关，说明游客对乡村旅游各个方面要求都较高。在消费行为方面，也再次验证了乡村旅游是一种较为廉价的旅游，适合追求廉价的旅游者，一般采用自驾车为主的出行方式[20，28]。本次研究中发现乡村旅游体现为高频次和低停留时间，而在欧洲德国、葡萄牙则是乡村度假的方式，停留时间在10天左右，而且还会去周边其他景点游览[6-7]，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程度与带薪休假制度的不同。

本次研究整体模型和其它研究有差异，西班牙的蘑菇采摘案例符合一般泊松模型[20]，刘鸿铭对通州农业观光园的研究发现模型更符合负二项分布[24]，而主要原因可能是是计量软件不同以及不同版本的拟合的精准程度存在差异 。本次研究游憩价值的结果大于武汉石榴红农场和北京市通州金福艺农业园[23-24]，也大于国外蘑菇采摘或观鸟价值[20-21]，因为本研究评估对象是乡村地区整体游憩价值，大于单独的农业园或单项活动比较合理。在影响因素方面，和以往研究一致的是家庭收入和旅游费用分别在正反方向影响旅游次数，也验证了性别、年龄、职业等人口统计因素也会影响旅游次数，由于各模型放入的影响因素不同，具体的影响因素也有些差异[20-24]。但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将游客对乡村旅游质量的偏好和对享受旅游环境的支付意愿放入模型，前者被证明对出行次数影响不显著，而后者则会显著影响出行次数。

根据旅行费用法计算的游憩价值为游客所获得的总效益大于总成本产生的消费者剩余，在效用方面，旅游者到乡村是为了能够亲近自然，一部分游客还要求能够体验乡村文化，说明一部分价值来自于乡村自然环境和乡村文化，结合以往的研究，以及本次研究中发现对自然和文化的偏好因素对旅游次数影响并不显著，可以推测乡村拥有良好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可能仅是吸引游客的必要条件，游客在环境中逃避惯常环境、得到身心放松、与家人朋友在一起以及可以增长见识等增加了他们的福利，产生了一部分价值；在乡村吃住是否产生额外的福利，通过访谈发现游客之间可能存在差异，部分游客认为是一种享受，对他们来说就产生了福利。旅行费用法在评估整体游憩价值具有优势，而在分项价值中并不适用[22]，因此乡村旅游具体的游憩价值构成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致谢：感谢参与调研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的研究生，感谢审稿人、编辑部老师以及浙江工商大学董雪旺博士在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Perales R M Y. Rural tourism in Spai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4）： 1101-1110.

[2] Fleischer A， Pizam A. Rural tourism in Israel[J]. Tourism Management， 1997， 18（6）： 367-372.

[3] González X A R， Roget F M. Rural tourism demand in Galicia， Spain [J]. Tourism Economics the Business & Finance of Tourism & Recreation， 2006， 12（1）： 21-31.

[4] Zhang Hongxia， Su Qin， Wang Qun. A summary of overseas research on the recreational value tourism resourse [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1）： 31-35.[张红霞， 苏勤， 王群. 国外有关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06， 21（1）： 31-35.]

[5] Anonymous. Rural tourism in Navarra：Preservation of the main tourist attraction， the environment [J]. Natour， 1994， （12）： 56-61.

[6] Oppermann M. Rural tourism in southern Germany.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95）： 86C102.

[7] Almeida A M M， Pimp?o A C A. Segmentation by benefits sought： The case of rural tourism in Madeira [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3， 17（9）： 813-831.

[8] Devesa M， Laguna M， Palacios A. The role of motivation in visitor satisfaction：Empirical evidence in rural tourism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4）： 547-552.

[9] Dong E W， Wang Y W， Morais D， et al. Segmenting the rural tourism market：The case of Potter County，Pennsylvania，USA[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13， 19（2）：181-193.

[10] Rid W，Ezeuduji I O， Proebstl-Haider U. Segmentation by motivation for rural tourism activities in The Gambi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2）： 102-116.

[11] Bessiere J， Tibere L. Traditional food and tourism： French tourist experience and food heritage in rural spaces[J].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3， 93（14）： 3420-3425.

[12] Zhang Chunhua，Lu Song，Wei Jun. Research on the urban residens’ rural tourism motivations of China――The case study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city [J]. Journal of Guilin Institute of tourism，2007， 18（5）： 703-706. [张春花， 卢松， 魏军. 中国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动机研究――以上海、南京为例[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18（5）： 703-706.]

[13] Yang Min， Luo Jingshan. Survey and research on rural ecotourism of Tuanjie Village in Kunming City [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2）：51-55. [杨敏， 骆静珊. 昆明市团结乡乡村生态旅游调查研究[J]. 旅游学刊， 2006， 21（2）： 51-55.]

[14] Zhu Zhigang. Research on Rural Tourism Consumption Motivation of San sheng hua xiang， Chengdu City [D]. Chengdu：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2. [朱治钢. 成都市三圣花乡乡村旅游消费动机研究[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15] Yang xinjun， Li Jia.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of rural ecotourists：A case study of agro-tourism in Shangwang Village of Xi’an [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2013， 45（1）： 25-32. [杨新军， 李佳. 乡村旅游客源结构分析――以西安市上王村农家乐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5（1）： 25-32.]

[16] Dharmaratne G S， Brathwaite A E. Economic Valuation of the Coastline for Tourism in Barbado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8， 37（2）： 138-144.

[17] Wang E， Li Z， Little B B， et al.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in Xinghai Park， China [J]. Tourism Economics the Business & Finance of Tourism & Recreation， 2009， 15（2）： 413-425.

[18] du Preez M，Hosking S G. The value of the trout fishery at Rhodes，North Eastern Cape，South Africa： A travel cost analysis using count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11， 54（2）： 267-282.

[19] Loomis J. Updated Outdoor Recreation Use Values on National Forests and Other Public Lands [R].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Forest Service，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2005： 3-4.

[20] Martínez De Aragón J， Riera P， Giergiczny M， et al. Value of wild mushroom picking as an environmental service [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1， 13（6）： 419-424.

[21] Czajkowski M， Giergiczny M， Kronenberg J， et al. The economic recreational value of a white stork nesting colony： A case of ‘stork village’ in Poland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2）：352-360.

[22] Armbrecht J. Use value of cultural experiences： A comparison of contingent valuation and travel cost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2（6）：141-148.

[23] Cai Yinying， Zhang Anlu. Assessment recreational value of farmland landscape using ZTCM and ITCM model [J].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08， （1）：66-71. [蔡银莺， 张安录. 应用ZTCM和ITCM两种模型评估农地景观的游憩价值[J]. 农业技术经济， 2008， （1）：66-71.]

[24] Liu Hongming， Evaluating Recreational Value Farmland Resources Surrounding City ：Taking Beijing Jinfuyi Agricultural Garden as an Example [D].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2. [刘鸿铭. 城市周边农地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以北京金福艺农农业园为例[D].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2012.]

[25] Freeman A M Ⅲ. Th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Values： Theory and Methods [M]. Zeng Xiangang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2： 527-568. [Freeman， A. M Ⅲ. 环境与资源的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 [M].曾贤刚，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27-568.]

[26] Garrod G， Willis K G. Economic Val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Methods and Case Studies [M]. Cheltenhan，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9： 55-85.

[27] Shrestha R K， Seidl A F， Moraes A S. Value of recreational fishing in the Brazilian Pantanal： A travel cost analysis using count data model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2， 42（1/2）： 289-299.

[28] Gartner W C.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US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6（3）： 151-164.

Recreational Value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ourists’ Behavior： The Example of Yanqing County

LI Yuxin1， JIN Leshan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Yantai ， 264005， China；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Due to changes in urban residents’ travel demand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leisure time， it has become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ourists’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and on the recreational value of rural areas. This is a case study on Yanqing County， Beijing Municipality， where rural area tourism is more developed. Research data was obtained from field observation，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Yanqing County tourist spots. 30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re is no distinc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visitors and male ones among the visitors heading to these rural areas. The tourists mainly come from the 6 districts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from towns surrounding Yanqing County. In addition，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people are from other districts and towns of Beijing and nearby Zhangjiakou. The visitors’ ages range from 26 to 55. They belong to various professional categories， with a majority of office employees， corporate middle and senior managers， as well as teachers and public servants. Generally speaking， most visitors are well educated， as 75% of them have at least a bachelor’s degree. Their personal and family incomes vary widely within the high， middle or low categories， but the average income of a tourists’ family i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majority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Beijing Municipality （including urban and town residents）. Factors leading to destination choice are fresh air， healthy food， high forest cover， clean water， and the villagers’ living environment.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rural culture. 70% of the tourists are willing to pay to enjoy the rural environment. Most of their expenses are spent on food and accommodation； they usually travel by their own private cars or in hired vehicles. On average， they travel 7.62 times a year and spend ?249.86 per trip， mainly at their own expense. 5% of them take special trips to rural areas. Taking the number of trips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ravel cost，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reference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 count data regression model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travel cost method （ITCM） is established. It is shown that the number of trips is mainly affected by travel cost and family income. Gender， age， occup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enjoyment are also significant elements. Tourists with a high family income， from senior age groups， or who work as managers or public servants， tend to travel more to the rural areas. Visitors who pursue low-cost travel， who are female， and who are unwilling to pay for the rural environment， tend to see their number of trips least affected by rural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s. The consumer surplus from travel costs is ?1724.14 per consumer this year， which represents recreational value by rural area， including various values. This value is superior to that found in previous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gardens or individual activity in the area.

篇7

关键词：人力资本；文化融入；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154-04

1.人力资本、文化融入度和转移偏好

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是致命的。尤其是在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今天，人力资本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同等条件下获得就业机会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通过产生准租，强大的信号机制[1]，影响追求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家对人才的预期价值以及改变劳动者等待就业机会的行为方式[2]对就业机会获取产生较大的影响。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时，会通过特有能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扩大就业空间。

但是不同民族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环境，对转移行为产生不同影响①。而国内学者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时，一般从中华民族的共性角度讨论问题，对个性所引起的特殊性没有太多关注。

居住在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的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仅形成了独特民族文化，而且把民族文化同伊斯兰教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更为独特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所体现的不同价值观，对转移偏好选择和转移行为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文化特征决定在转移之前对迁入地的特殊关注。其次，文化氛围的融入程度决定了向城市转移后城内区域分布。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通过一系列的严格假定，用弱偏好和强偏好显示来讨论消费者均衡中消费约束和收入预算线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这里，我们将把决定劳动者选择迁入地偏好的主观因素――价值观和文化融入度作为决定偏好的核心显示因素。

在法律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条件下，转移偏好是根据转移劳动者对当地社会文化融入度的判断显示出来。因此，不同民族乡村人口劳动力流动时，首先根据价值取向来判断偏好集，再根据价值观在社会文化层次的体现程度进一步显示其偏好区域。由于西北乡村人口的主体多数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群体，伊斯兰社会文化区域作为他们选择转移的主要区域方向。又由于不同民族群体对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不同，因此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融入度的次要目标为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区域。

2.文化融入度、劳动力转移动机和就业空间的内在关系

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前身是人口转移说，如最初的“推―拉”理论模式。针对性地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献有 Lewis, Fei-Ranis，Harris，Todaro和Schultz等经济巨匠的文章。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较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是转移的原因和动机，其中都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即转移即可获得一定的就业机会。但其假定即这种工作机会获取是有条件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转移成本和城市吸引力大小的问题[3]。

舒尔茨提出的成本―收益之差法强调，如个人在原地不动实现的价值低于迁出彼地到此地就业所得或迁出收益减去迁出而发生的转移成本时，此人要决定迁出。其前提是在迁入地能够找到适当的就业机会，并且该机会所提供的收入保障应高于原地的保障。换句话说，舒尔茨说明的事实是：虽然就业机会是平等的，但其就业成功率以及获得高工资的决定性因素是依附于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存量是随着人力资本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不能通过所获收入的追加投资来增加，其就业信号弱，得不到社会承认，职业和岗位不固定、就业不稳定、收入得不到保证，将成为恶性循环的牺牲品。结果迁出和迁入行为频繁，转移成本增加，又因人力资本存量低、工资率低、以技术体现的生命价值低[4]，最后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犯罪现象，影响社会稳定和快速健康地发展[5]。

2.1 以收入水平为约束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动机分析

关于劳动力转移动机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把预期收入作为出发点，进一步研究收入提高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把劳动力转移本身作为收入的函数，讨论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就业机会等的内在关系。

转移需要一定的投资，这一投资来自于转移劳动力的储蓄当中[6]。若不考虑利率因素的干扰，转移行为必须以一定的收入作为转移投资基础。因此，转移发生本身是收入的函数。

如dldhc=0，说明人力资本存量没有进一步的提升，导致收入水平也没有出现大增大落。即当dldhc=0时，hc=c，结果i=。这就说明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发生，原地不动。要是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必须考虑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即hc的提高导致i的增加，进一步导致lm发生、总量转移规模的扩大。

2.2增加文化融入度限制的就业机会和预期工资影响下的劳动力转移动机分析

但是就业机会和预期工资发生变化时，上述情况将会发生较大变化。因为根据前面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它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收入约束问题，还要考虑乡村劳动力转移中的文化融入度、城市就业岗位形成的阻力、城市就业空间和城市就业岗位适应能力。这样上述转移函数应该为如下形式：

这再次说明，人力资本量，就业机会和收入以及文化融入度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文化融入度的克服，就业歧视的减少，就业空间的扩大将会强化劳动力转移，而劳动力转移的结果是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将会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收入进一步的上升。

3.新疆乡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特征分析

2006年，新疆少数民族总人口为12 146 898人，占总人口的60.4%，其中维吾尔族为9 235 040人，占总人口的45.9%，哈萨克族为1 413 931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回族为893 455人，占总人口的4.4%。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将占5.3%。少数民族人口当中，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约占新疆总人口的59%。

3.1 新疆的乡村人口分布状况

新疆从地域分布上划分为南疆北疆地区和北疆，本文的南疆地区主要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喀什、和田；北疆地区包括，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我们将通过新疆南北疆典型农业区域的人口分布来先说明新疆人口的乡村人口规模，进一步确定转移乡村人口的地域分布及其民族成分。

通过表1可以看出，代表北疆的两个大农业区域中的乡村人口比重在北疆总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南疆地区乡村人口在南疆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少。北疆典型区域总人口规模约为577万人，乡村人口约为221万人，而城镇人口约为355万人，乡村人口比重为38.3%，城镇人口比重为61.7%。南疆典型区域乡村人口约为422万人，城镇人口约为388万人，总人口规模约为810万，乡村人口比重为52.1%，城镇人口比重为47.9%。如果分地区考虑，城镇化率最高的为昌吉州，其次为巴州，而阿克苏地区仅次于巴州。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地区为和田地区，其城镇人口比重为27.1%，排在其前位的是喀什地区，比重为33.6%，而伊犁州的情况好于这两个南疆的区域，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4.8%。这就说明新疆乡村人口转移的重点和难点应该为喀什和和田。

表2说明，阿克苏、喀什和和田的少数民族构成中维吾尔族比重占绝对优势，北疆地区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人口占明显优势。上述区域还有柯尔克孜，回族、蒙古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相当的份额。但是总人口比重而言，北疆的汉族人口分布明显高于南疆，南疆民族结构较为单一，北疆民族结构较为复杂。

综合表1和表2的数据，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新疆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布于南疆地区，且乡村人口比重较大，其中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是降低新疆城镇化水平的边际量。从新疆乡村人口的民族构成看，少数民族人口是新疆乡村人口的主力军，又是潜在的过剩劳动力根源。

3.2 新疆城市集中度和区域收入差距分析

从城市规模来看，整个南疆没有一个地级城市，北疆拥有新疆唯一的一个特大城市――乌鲁木齐市。南疆中等城市有三个，占全疆中等城市的37.5%；北疆拥有中等城市5个，占全疆中等城市数的62.5%。从城市总数来看，全疆大中小城市总共22个，南疆只有7个，占31.8%，北疆为15个，占68.2%。但是南疆人口为943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47%，城镇人口约为415万，约占新疆城镇人口的35.5%，乡村人口约为528万人，约占全疆乡村人口的66.7%。北疆地区的人口约为907万人，约占新疆总人口的46%④。从这一指标来看，南疆地区面临的城市化任务比北疆地区高；北疆城镇化程度相当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收入差距来看，南北疆收入差距较大。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南疆典型区域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为8 871元，而农村人均收入为2 737元，绝对差距近3比1的水平。而北疆典型区域的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值为3 868元，如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和昌吉等城市的平均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0 000元人民币。因此北疆城市应当成为南疆乡村劳动力积极转移的城市中心区域。

3.3 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的局部调查分析结果

根据上面的事实，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尤其是南疆劳动力的转移区域应当为收入比较高的北疆为主，但是我们考察结果同这一基本的原理有些不相符。结果进一步的说明在文化融入度作为转移偏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融入度将成为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影响因素。

①我们把新疆最大城市乌鲁木齐、中等城市克拉玛依以及库尔勒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民族价值取向和文化融入度对南北疆少数民族乡村人口的城市转移分布律、转移偏好显示程度以及转移行为产生如何影响进行横向比较调查。发现，对南疆人而言，对库尔勒市的认同感高于对北疆克拉玛依市的认同感，主要原因就是在文化融入程度上，对库尔勒的偏好高于克拉玛依。虽然克拉玛依市人均收入高于乌鲁木齐，但是由于克拉玛依城市整体价值取向同南疆少数民族所期望的价值取向不一，文化融入度阻力较大而被排在库尔勒之后。对北疆乡村劳动力而言，北疆城市的吸引力高于南疆，以民族集中度作为显示偏好的核心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我们又对少数民族在乌鲁木齐市内的居住地点选择做过仔细的考察。考察发现，民族文化和宗教色彩较浓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带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大。

②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省际转移也具有很强的文化融入度特征，无论是广州三元里还是北京魏公村或者是天津南开区，都是回族人口居住程度较高的地区。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这种流动除了用文化和价值观偏好来解释，别无很好的解释方法可用。

③我们对乌鲁木齐城市空间在十五年的扩张趋势中又发现，少数民族乡村人口的转移特征正好符合乡村劳动力转移首先以城市交界处为主的规律。从乌鲁木齐市黑夹山定居点到雅玛力克山定居点以及鸿雁池定居点无一是当时乌鲁木齐市的中心地点，而是当时的边缘区域⑤。

④如不考虑政治因素，纯粹从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融入度来考察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流动区域的国际分布和国内分布，完全说明上述分析是合理的。从国际分布来看，维吾尔族在沙特阿拉伯的人口总量达到15万人，占国际分布的30%以上，中亚各国的分布占国际分布的40%左右，而土耳其的分布人口为4万多人口，占国际流动人口的20%左右。改革开放后国际流动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主要以欧美国家，但是他们并不是原先的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形成，而是高素质劳动力对文化、价值取向进行科学调整的结果。

4.结论

对新疆而言，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新疆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低下，因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造成的就业空间进一步缩小等客观原因外，还来自于文化融入度约束下的少数民族乡村劳动力转移偏好限制。因此，不改变南疆乡村人口的偏好强度，南疆乡村人口的转移不会有迅速提升的空间。由于新疆乡村劳动力对带有宗教文化融入度具有特别偏好，在进行转移决策时特别注重示范效应，十分注重转移决策中带头人的作用。因此，对于人力资本存量低下，严重倾向于以文化融入度作为转移主要依据的新疆乡村少数民族劳动力，尤其是南疆乡村维吾尔族劳动力而言，劳动力转移中的市场导向机制作用不大。因此以政府导向来形成转移动机，弥补转移投资不足，降低信息加工、转移发生等方面的成本，形成第一次推动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新疆乡村劳动力，尤其是乡村少数民族劳动力的转移偏好，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转移偏好等众多问题融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中，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结果显示，如不改变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偏好，将会产生很大的阻力，改变这种偏好规则涉及到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习俗和民族特征相对独立性等敏感问题。上述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注 释：

①其实，这一问题在莱温斯坦所研究的推拉模型中已经得到体现。

②新疆经济已连续18年的高增长，而且大部分年份为两位数字增长，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

③典型区域仅考虑统计年鉴上能够连续反映其数据的南北疆农业大区，不包括克州、吐鲁番、哈密等州和地区。

④在这里我们同样把属于新疆东疆区域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人口没有考虑在内，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结果。

⑤黑夹山、雅玛力克山、鸿雁池定居点是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外来务工人员主要定居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Harley Frazis Human capital, Signaling, And The pattern of Returns to Education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Oxford Press volume 54 number 2 April 2002.

[2][3]苏来曼、泰来提.论人力资本、就业机会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4）.

[4] Jason FShogren, Tommy Stemland,Skill and The value of lif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110 ,April 2002.

[5] Bruce A. Weinbery And David B. Mustard,Crime Rates And local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1979-1997[j].The Review of Economicsand Statistics, MIT Press,Vol.84, issued 1, January2002

[6] Becker, Gray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j].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4.

［作者简介］苏来曼・斯拉木（1973-），男，新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新疆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篇8

休闲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态度。美国专家弗瑞戈比提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张惠娣(2004)指出“休闲文化是将休闲上升到文化的范畴，指人在闲暇时间内，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构建的一种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通过渗透、融合、凝聚、熏陶、感知等多种形式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的动力源泉。张祺等(2009)提出休闲文化在大多数农村尚处于自发萌芽状态，但农村休闲文化蕴涵着强劲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因此应重点发展农村休闲经济，其包括休闲农业、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三个方面领域。吴建华(2009)认为乡村旅游文化可以分为健康的饮食文化、特色的田园文化、民俗文化及乡村市场文化。林雪涤(2013)认为农村休闲文化主要有四种类型：民俗民乐型、休闲娱乐型、农庄采摘型、主营经济型。因此，众学者认为通过各不同的休闲方式，激发并提高人的生活热情和意志，促进身心健康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休闲文化就是人们在休闲时间所创造出的休闲观念、态度、方法和休闲方式。乡村休闲旅游能够强身健体、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农村健康稳定的发展、推动农民回乡建设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都有巨大的作用。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研究还可以从主体、客体与介体的角度来分类，从主体来看，包括旅游者休闲旅游的行为文化、消费文化、参与文化等；从客体来看，旅游产品文化、企业及经营文化、生态文化等，如浙江富阳的龙门古镇孙权故里，有老街文化、厅堂文化、弄巷文化、宗祠文化、古镇庙会、砚池文化等；从介体来看，包括民俗文化等，因此，在研究休闲旅游文化过程中，尤其是浙江省，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还有城市文化的冲击、杭派文化的熏陶、浙商文化的影响等。

二、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构成要素及特征

我们的社会正从信息时代步入智慧时代，新的应用技术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使对旅游者旅游信息与文化有更高层次的需求。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方式、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乡村旅游文化的体验都得以改变，因此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对于游客来说，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乡村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包括乡村的方言、着装特点、生产生活方式、老的建筑、特别的饮食、不同的节庆与礼仪、千奇百怪的禁忌等等，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最具的潜力的旅游资源。比如浙江桐庐的环溪村，作为三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坐落在著名的天山岗山麓，清澈的天子源和青源两条溪流汇合于村口，其素有“门对天子一秀峰，窗含双溪两清流”的风貌写照，作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古村落之一，拥有著名的爱莲堂、尚志堂、安澜桥、保安桥等众多古建筑。休闲旅游文化在智慧旅游时代将更深刻地影响着乡村休闲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而旅游文化是乡村旅游业的精髓与核心，是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强大引擎，也是乡村旅游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乡村居民和旅游者也日益感受到文化要素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乡村休闲旅游的整个过程中，无时不渗透着文化因素。旅游的宗旨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不断追求与满足，没有文化介入、没有真正参与休闲旅游活动的休闲旅游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旅游。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不再是乡村旅游的附属品，而是决定着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趋势和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对于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建设与宣传可以弘扬中华传统、传承优秀的乡村文化。

三、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宣传的重要意义

随着大众休闲旅游时代的到来，在对乡村休闲旅游需求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的潮流下，游客越来越需要更加方便快捷的信息和文化服务，更多的乡村自驾、散客、个性游客将成为潜力较大的旅游市场，旅游产业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相对密集型的产业，对信息查询和信息共享有着根本性的需求。智能移动客户终端的APP应用如客房预订、机票预订、线路预定已经十分普遍，随着现代无线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云技术、数据处理已经被运用到旅游产业的之中且越来越普遍，可见，信息技术是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智慧化发展的关键力量。随着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悉知，智慧乡村的概念也应运而生。智慧化的文化宣传不但有利于乡村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更加方便于休闲旅游地形象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对于休闲旅游地的形象产业属性定位与价值提升有着不可低估的巨大潜力。

四、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宣传平台建设

最早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率先引用数字化技术在古迹保护上，使用数字化产品，包括图片、文化场景展示、3D情景体验、互动游戏等。数字化是将各种信息转换成计算机可以读取的数字数据，这样一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变得既方便又容易，从而大大提高了数据管理效率。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数字化，不仅能够方便了行政管理部门对文化资源的管理利用、也方便学者们的挖掘与研究，最方便的是能够促进乡村文化的本土性保护与传播。信息采集过程中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为了准确地采集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信息，必须建立本地专家团队和独立专家团队，以确保休闲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对各类乡村休闲旅游文化进行归类，包括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及介体文化。遵循保护文化原始性、科学性的原则来建立休闲旅游文化资源库，同时也必须明确这些文化要素的变化规律。乡村休闲旅游文化宣传平台的建设，首先要体现在设施设备方面，各乡村旅游地要建设乡村基础网络工程，包括无线宽带网络工程、室内WIFI覆盖工程；架设气象、交通、信息等旅游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电子宣传牌。基次是在软件技术方面，各景区及所在乡镇、村要建设乡村休闲旅游门户网站、并开通官方微信微博平台，除传统户外宣传牌、指示牌，配以电子显示器、电子讲解平台。官网应主要展现乡村地方历史文化、休闲旅游设施文化、特色乡村景观文化、休闲饮食文化、休闲娱乐文化等信息，其中节庆活动影像资料应该注意原创性、真实性，而景区景点文化介绍视频与音频资料要注意科学性、应用性。核心是打造乡村旅游地形象口号标识并配以图文介绍。民俗活动项目和相关文化性旅游项目的内容建应建立专门的链接网站，并做到网页内容实时更新。设计开发乡村休闲旅游App应用，支持微博、微信等视频信息的共享，让游客都能感受到智慧旅游带来的全新休闲旅游文化体验。通过引进人才、统筹规划、科学管理、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拉动文化资源信息共享。

五、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功能

(一)休闲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休闲旅游文化保护要突出乡村特色和当地民族特色。发展智慧乡村休闲旅游，就是要协调乡村文明、城市现代文明的和谐。文化宣传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重视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同时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休闲旅游文化保护是是智慧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是休闲旅游文化利用与共享的重要前提。休闲旅游文化保护性开发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和战略措施。智慧乡村发展也要秉承“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构成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的理念。使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让人类更加理解智慧旅游能给环境和经济带来的好处，在感受高质量的休闲旅游体验同时保护后代的资源。借助智慧旅游发展的新模式，以保护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前提。智慧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减少游客对文化要素的不必要的破坏。

(二)休闲旅游乡村形象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

乡村旅游地的形象是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每一个乡村有其生命周期和发展阶段，旅游形象是向游客传达乡村品牌描述性和说服务性信息的高度概况，是用于向大众传递乡村信息和资源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所以对于在发展期、成熟期的乡村旅游地来说，有必要进行旅游地形象的定位和形象的传播，促进乡村旅游地得的发展。乡村旅游地形象是旅游者首先接触到的有关休闲旅游的信息，在目的地宣传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更是乡村营销活动组织过程中所离不开的中心。在旅游竞争日益激、旅游信息海量增长的今天，一个特色鲜明、意境优美、过目不忘的优秀乡村旅游形象，对乡村的休闲旅游发展来说有着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三)休闲旅游乡村产业属性定位与形象价值提升

篇9

关键词 文化“失根”；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文化

一、文化“失根”危机的现状与问题

城乡之间的文化断根，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使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大批在城市融不进、在农村回不去的“摇摆人”。他们根本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然而城市文化对他们又是那么遥远，造成了他们只能游离于城乡的边缘，成了真正的“文化无根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进，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也逐步消亡。在农村，代表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在慢慢消逝，这里既有传统的以民间节日、宗教仪式、戏曲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的淡出、空洞化，也包括曾经相当活跃的，与集体生产相伴随的农村公共生活形式的消逝。生活方式的转变正是文化“失根”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2.乡村社会精神文化在缺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如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尤其是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乡村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淡漠和紧张，人们的安全感丧失。在乡村，赌博、打架斗殴、暴力犯罪的现象也不少见，这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

3.传统乡间伦理价值制度解体

在现代物质社会的引领下，乡村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原来传统的伦理价值制度已经被解体。有专家表示：“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早已解体，法律根本难以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又远没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钱与利益。”一些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住在性的意识形态，它对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设定已经主宰了许多农民。于是就有了“作为文化――生命呢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的这一根本性的忧虑。

二、文化“失根”危机形成的原因

1.文化“失根”与城乡文化的不融合

文化“失根”和城乡文化的不融合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离不开教育，人文精神的塑造和文化积淀的传承同样离不开教育，而城乡文化融合也离不开城乡教育的统筹和整合。

2.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认识障碍

学术界现在对城乡教育一体化还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界定，这就使得学者及大众对它的理解有所不同。城乡教育一体化不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应该根据城乡个区域各自之间的优势与特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的双向演进过程。

3.城乡教育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进程中，不仅有认识障碍，而且还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如果没有相配套的制度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就很难去实施。

三、解决对策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而城乡文化教育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乡村文化危机和教育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按照国家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加快推进城乡教育 ，无疑已成为解决“无根化”危机的必要之举。

1.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深入推进教育规划城乡一体化

2010年8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2.加强对乡村中小学的扶持力度，深入推进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

要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合理分配问题，按标准配备教学设施、技术装备，大幅度改善乡村地区学校办学条件，不断加大对乡村教育转移支付和均衡配置的有效机制，使乡村受教育群体能够享受到同质的教育资源。

3.加大城乡教育沟通，深入推进教育文化城乡一体化

文化“失根”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各成体系，才导致他们陷入“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的尴尬境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要加大城乡之间的学校、教师、学生之间的沟通，拓展沟通多层次模式，形成沟通长效机制，增进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之间、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与城市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乡村受教育群体能够享受到协调的教育文化。

4.深化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的改革

文化“失根”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制度问题上，有很多的实践操作都是要在制度上面付诸行动的，如果制度没有改革，很多的实践措施就会难以实现。因此，制度改革更具有挑战性、风险性和艰巨性。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就很难实施，即便是实施了，也是一体化质量、水平等都会远远低于理想状态，达不到想要的目的。因此，必须继续深化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改革。

篇10

关键词：城镇化；乡愁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 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 “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 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02）.

[2]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温铁军.如何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J].山东农业，2003（03）.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