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
时间：2023-06-12 16:39:0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实体经济金融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受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国内短期需求收缩和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因素影响，近期我国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呈回落态势，实体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明显感到，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的企业的生产经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一定影响。其具体表现为：
（一）要素市场全面紧张
被调研地区均出现了用工荒、用地荒、用电荒、用钱荒、用水荒和用煤荒，并呈蔓延趋势。台州市81.5%的企业将生产用电列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首要因素，29.5%的小微企业用工短缺；67.2%的企业资金紧张，同比上升44.1%。宁波市75%的企业有资金压力，三分之二的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由于土地指标紧张，一些投资项目无法实施。
（二）企业成本大幅攀升
目前企业不仅要支付职工工资，交纳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而且还要承担“五险一金”、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税金、水利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负担进一步加重。同时，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攀升。2011年12月台州市人民币贷款加权贷款平均利率为8.77%，较年初提高88个基点；民间借款加权综合利率为21.07%，较年初上升372个基点。企业普遍反映，实际借款利率已上涨到“一分五”，远超出企业6—7%的盈利能力。难以承受的经营和融资成本迫使一些企业从实体经济抽逃资金。
（三）产业转型升级缓慢
由于融资成本高、市场竞争加剧等原因，企业虽有转型升级的愿望，但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左右为难，认为不及时转型升级是等死，转型升级是找死。更有部分制造业企业过分追求“短平快”项目，倾资涉足房地产业、矿产资源业和民间金融业。温州市2011年“百强民营企业”中，38%的民营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涉足房地产业，出现“大企业开发房地产”、“小企业炒房地产”现象。
（四）企业家信心不足
受银行惜贷和企业家观望徘徊、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2011年台州市新设立民营企业9639户，虽较上年增长4.5%，但增幅回落8.8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新设立注册资本金同比下降4.28%，首次出现负增长。
（五）银行不良贷款上升
温州市银监局数据显示，2012年2月末，原为全国不良贷款率最低的温州市，其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已连续8个月上升，比2011年6月末最低时的0.37%，飙涨3.70倍。
（六）投资和贸易增幅下降
2012年1—2月，杭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4%，但同比下降15.3%。受订单减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012年温州市进出口贸易两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3.3%；2月份进出口总额为7.51亿美元，同比下降17.4%，其中出口下降30.9%，创2009年以来新低。
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工作是当务之急。针对温州借贷危机，中央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实施定向宽松金融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等，缓解了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从长远看，解决融资难、融资贵，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还有待于切实解决金融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法规体系有待健全
1995年以来，我国以商业银行法为标志，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随着各类金融机构的大量设立和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发展，这些法律法规已落后于金融实践，无法对相关金融行为提供相应的司法解释和法律保障。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金融改革创新的主要障碍之一。
（二）金融改革有待深化
由于金融垄断，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迟缓，目前我国资金市场更多地表现为卖方市场，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据中国人民银行某中心支行典型调查分析，在卖方市场下，企业贷款时不仅要承担贷款合同中写明的名义贷款利率、以货币形式支付贷款费用，而且还要通过支付贷款贴息、存贷挂钩等方式满足银行的存款回报要求，导致企业财务成本大幅增加。从典型调查看，2006年企业融资的“财务费用”与实际“利息支出”之比为1.03，2011年三季度则为1.36，企业为获取资金所付出的利息外费用大幅增加。
（三）金融创新有待引导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显著进展，但粗放式经营、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创新的情况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金融业片面追求以规模、机构、利润等为核心指标的自我创新发展，出现了“转型就收费，贷款就搭售（理财产品）”、“一切向钱看”的现象。许多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不仅没有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反而加重企业负担，严重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
（四）组织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滞后、金融机构的规模结构与企业规模结构严重失衡是导致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小银行还比较缺乏。一般而言，大银行比较偏好大企业、大项目、大城市贷款，而很难向小企业和农村发放贷款。随着各地陆续设立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这方面的矛盾有所缓解，但问题依然存在。2011年，台州市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银行贷款占比已达63.9%，但与该市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和贡献90%的GDP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五）体制外金融有待规范
多年来，人们往往轻视以至否定体制外金融，即民间借贷。事实上，我国民间借贷一直存在并高效运转着，其规模之大远超出人们的想象。2011年，温州市民间融资余额规模已达1200亿元，约占该市同期银行贷款的20%。目前一些地方“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问题十分突出。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应正视和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近期我国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民间借贷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因此，应对民间借贷加强引导和规范。
（六）小型金融机构有待扶持
小型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发展，适应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有银行机构退出造成的市场空白，为推动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限制了小型金融机构自身发展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由于政策规定“只贷不存”，这类机构只能依靠自有资本金维持经营。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只能占到其资本金的50%以下；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小额贷款公司再融资机会，推售信托基金和理财产品，变相提高其再融资成本。因此，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拓宽其稳定的后续资金来源渠道，促进其发展。
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的政策建议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向外界传递出国家进一步试水金融改革诸多政策信号，对温州经济和金融发展至关重要。如何在此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全国范围的金融改革，我们认为还需重点把握和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必须牢牢把握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大方向
一是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利共赢关系。应摈弃损害实体经济利益、片面追求金融自身发展的经营理念和做法。二是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应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投放到重点建设工程、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促进实体经济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发展。三是改进服务。围绕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降低营运成本，大力开展产品创新、网点调整和渠道建设，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快捷度。四是规范收费。建立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收费制度，严禁一切违规收费。五是建立科学的评估制度和激励机制。对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估，探索绩效考核和评估信息面向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渠道、形式和范围。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绩效突出的金融机构，进行表彰和奖励。
（二）努力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一是加强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保持金融平稳运行，防止信贷和货币政策大起大落、资金供求失衡和流动性变化无常冲击和影响实体经济。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防范利率长期“双轨”和“倒挂”导致资金“脱实向虚”、金融“脱媒”现象的大量发生。应通过适当缩小银行存贷款利差方式，使金融还利于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引导资金回归体制内金融。三是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汇率水平的调整要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四是实施差异化的金融和监管政策。通过有松有紧、张弛有度的差异化金融和监管措施，加强政策引导，促使各金融机构有保有压，倾斜资源。五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六是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机构建设。
（三）大力拓展实体经济融资渠道
一是打破国有资本对金融的垄断。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消除各种“玻璃门”、“弹簧墙”和“天花板”对民间资本投资金融的阻碍和限制。通过金融适度竞争，降低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二是减少金融管制。进一步开放股票和债券一级市场。建议股票债券发行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登记制”，并将“发行”与“上市”分开。证监部门应加强对证券发行、交易全过程的监管，并依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按照“国有主导，大、中、小共生”原则，大力发展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就近服务、特色服务，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四是开拓创新。应借鉴国外一些社区银行的成功经验，试办“主银行制度”下的中小企业银行，组建我国政策性的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大力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金融机构”建设，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专业化分类金融服务。五是大力发展金融中介组织。通过组建民营资本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担保公司和评级机构等各类中介组织，为实体经济筹集资金。六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四）切实加强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一是尽快出台《放款人条例》、《商业银行法（社区银行补充条例）》和《社区再投资法》，为相关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二是规范市场准入。对相关金融主体的资质、设立条件、注册资本等做出严格规定，防范泛金融化倾向的大量发生。三是规范经营行为。严格规定相关自然人和法人机构的经营地域、市场定位、业务范围、经营规模、资金投向等，促其依法经营。四是加强金融监管。相关法人机构对存款人或者其它客户造成损失的，要依据损失的不同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管。五是建立退出机制。金融机构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对其实行接管，以保护存款人利益，恢复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能力。必要时，人民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给予相应救助。六是建立银行业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
（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
篇2
关键词：京津冀金融一体化 金融业 发展水平 存贷差
金融业发展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志，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在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的背景下，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本文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与比较，发现与京津地区比较，河北省的金融业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并基于河北省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国家和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使河北省更好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河北省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与评价
我国的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其他金融活动。笔者对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银行业又分别从银行业规模、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以及金融机构存贷差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评价。
（一）河北省银行业发展现状
1.河北省银行业规模。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52 816亿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11.9%。河北省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较天津地区有一定的优势，但与北京相比，仅为北京市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32%（见表1）。河北省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是北京的2.45倍，是天津的3.67倍，其中北京市2014年法人机构有81家，河北省法人机构有262家，河北省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占据明显优势。但是，计算每家营业网点的资产总额可知，河北省每家营业网点的平均资产总额仅为4.8亿元，而北京市和天津市分别为河北省的7.6倍、3.1倍。因此，对于河北省来说，一方面要继续扩大金融机构的覆盖面积，进而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扩大金融机构业务和服务范围，进而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2.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银行业存款是衡量一个地区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0.8%，增速比2013年低4.5%，较上年增长4 319.6亿元。截至2014年末，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7%，短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4%。
从表2可以看出，2014年末，河北省各金融机存贷款余额为43 764.02亿元，其中，储蓄存款占比58.86%，单位存款占比36.58%，由此可以看出，河北省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储蓄存款。而北京、天津两市的存款组成结构基本相似，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单位存款，其中单位存款占比分别为60.0%、55.0%。
由下页表3可以看出，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28 052.2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占比为39.21%，中长期贷款占比为53.89%，表明河北省的贷款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北京、天津两市的贷款情况，也均以中长期贷款为主，且均超过50%。不同的是，北京市、天津市还有一定比例的票据融资与融资租赁，其中天津市融资租赁占比相对较大。
3.金融机构存贷差。存贷差是指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与贷款总额的差额部分，存贷差反映金融机构的资金充裕程度，存差增长过快则表明储蓄向投资转化出现阻碍，表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08―2014年金融机构存贷差见表4和图1。
由表4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均为存差，北京的存贷基数较大，相对于天津市、河北省来说，存贷差较大。从图1可以看出，天津市的存贷差最为平稳，甚至在2011年与2014年存在一个下降的趋势，而北京市的存贷差逐年上升。河北省的存贷差居于相对平稳的趋势，但是也有一个小幅度上升的趋势。因此，应当使河北省金融机构存贷差维持在一个平稳的趋势，充分提高河北省金融机构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河北省证券业发展现状
2014年，北京市的1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5 261亿元，有37家资产评估事务所，22家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共有法人证券公司1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1家，证券分公司8家，较上年增加3家，增长率为60%。证券营业部199家，较上年增加20家，增长率为11.17%。累计营业收入24.74亿元，同比增长41.05%；累计净利润11.38亿元，同比增长81.21%；托管市值2 074.59亿元，同比增长64%。
河北省的证券公司在规模、数量、净利润、业务种类上与北京市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对河北省的证券业务、产品、规模进行推广、改进和发展。
（三）河北省保险业发展现状
河北省保险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保险业总资产为2 172.31亿元，同比增长6.02%，总资产位居全国第八位。河北省有4 241家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比上年增加69家。与河北省相比，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共有保险法人机构59家、保险分公司94家、专业中介法人机构387家，保险行业总资产4 802.8亿元，增加792.8亿元。2014年，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为12.5万户（次）农户提供了241.9亿元的风险保障。
河北省在保险行业总资产、保险公司法人机构、业务类型、业务范围上与北京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河北省的保险业在发展时，要充分学习北京市的保险业务类型的扩展，增加对农业等其他方面的投资，更好地发挥河北省保险业的功能。
二、河北省金融业发展存在的不足及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优势，但与北京市、天津市相比，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河北省应抓住金融业发展的机遇，与京津地区更好地协同发展。
（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十三五”规划提出，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同时也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河北省应当在发展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干预之间的关系。加快推进国有金融机构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更好地满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展需求。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对金融业发展中的风险进行监控，进而有效地防范风险和应对风险。
（二）完善金融配套设施建设
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相关金融配套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为此，应当构建具有河北省特色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设立专项资金，鼓励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加强金融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基础环境。促进河北省金融数据平台的建设、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升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河北省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三）扩大金融机构的覆盖面积，加强同京津两地的金融合作沟通
金融业规模的增长能够向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河北省的综合发展都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从金融需求上看，大到农业、工业，小到农业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农民合作社、中小企业等都是金融的需求主体。因此，应当扩大金融机构的覆盖面积，对其他产业进行支持，与其他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京津两地是金融资源的聚集地，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应当加强与京津两地金融层面的沟通与合作，以便更好地推进京津冀的金融一体化发展。
（四）拓展金融工具种类，丰富金融产品创新
河北省应当结合自身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发展目标与定位，提升自身金融实力。要拓展金融工具的种类、丰富创新金融产品，如创新和开发证券产品，丰富保险业务范围，形成多样化的证券产品与丰富的保险业务范围，使金融业具有活力，进而提升市场交易活跃程度，提升河北省的金融发展实力，吸引京津两地的投资，增强辐射效应与辐射范围，进而促进河北省金融业的健康全面发展。
（五）提高金融相关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升金融行业的管理效率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河北省金融业要把握这次发展机遇，这对金融业领域的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北省要建立优秀金融人才培育与发展的机制；注重培养和引进国内外金融高端、优秀管理人员；建立科学合理、适用的金融人员激励机制；充分利用紧邻北京市、天津市的地理优势，加强同这两地金融人才的沟通交流，要适时注入金融业的新鲜力量，提高金融领域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使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始终保持创新、新鲜的动力，进而提高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效率。
三、小结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发展背景下，京津冀的治理、劳动者素质、综合发展水平不同，金融业的发展存在不均衡的现状。河北省发展金融业应当充分意R到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差距，立足自身实际，从多个层面，采取相关措施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河北省的全面发展，促进京津冀金融一体化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1]赵长城，刘茜.全国视角下的河北省金融业发展水平比较分析[J].经济论坛，2011，（08）：43-46.
篇3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之下，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任何差错都会涉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即所谓的“伙伴风险”在不断增大。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风波接连不断，如1992年席卷欧共体各成员国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日本出现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巨额不良资产危机，1994年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7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断显示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伙伴风险”以及有效监管的失控和乏力。1998年、2000年又相继爆发了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各国的金融波动，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一个超国家性的组织从全球范围内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
由此看来，为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化解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效应，应提到IMF的议事日程上。
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亦与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尤其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相关。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7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各种金融工具推陈出新，如欧洲票据，浮动利率债券等。据统计，至今为止，国际金融市场衍生工具多达12000多种，衍生工具合约正以每年40%的速度膨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从事投机交易，如此宠大的交易规模，使“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际的运行，并使得市场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而金融市场上的杠杆效应，进一步使金融交易量膨胀，如美国的LTCM公司，其自有资本不过50多亿美元，而1999年9月从事的交易量未交割的曾经多达1.25万亿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度普遍实施，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愈来愈明显，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一体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衍生商品的出现，一方面为规避风险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累积不断增加，为国际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与条件，他们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益，甚至一天之内数千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任何单一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难以抵挡。衍生工具的发展，逐渐从避险的工具演变为加大风险的工具，加上市场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市场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波动，而且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操纵。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2年为8200亿美元，1995年为11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亿美元。2003年上升到约2万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外汇储备量的两倍，其中85%是属于投机易。巨额的游资的无序流动，在金融衍生工具杠杆效应的影响之下，使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的差距越来越远，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但各国甚至IMF这样的国际性大机构，也缺乏对游资的监管，缺乏对投机行为的监管。同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中，由于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不一，金融规模不一，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牵涉到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同集团的利益，这又反过来影响IMF的监管态度。成员国的矛盾与冲突，也必然影响IMF本来已经不足的监管能力。
六、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IMF治理危机的方略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金融紧密联为一体，因此金融危机的传染率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初，IMF主要关注三类国家：非洲极度贫困的国家；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和深受外债问题困挠的拉美国家，而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关注不够。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爆发以后，IMF对此反应比较缓慢，在控制货币危机至关重要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却只向泰国派遣了两个专家组，协助泰国中央银行处理泰铢浮动技术性问题。直到1997年8月11日，由IMF主持的援助泰国会议才在东京举行。由于IMF决策的失误，致使泰国货币危机迅速变为东南亚货币危机，并进一步发展为东南亚金融危机。
由于国际资金流动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资金的结构和资金在国际间的配置越来越难以平衡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发病种类越来越多。然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IMF采取的还是以前对付拉丁美洲结构性通胀的老办法，采取休克式改革措施，这个不仅没有使各个受援国迅速摆脱危机，反而给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因而IMF的“诊病开方”的能力遭到怀疑和批评。当一国金融危机向地区性金融危机转化，甚至向全球性金融危机转化时，IMF这个“最后贷款者”在自身资金量有限的情况下，将越来越难以应付。因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已不可与IMF成立之时的1946年同日而语，而IMF的份额虽经9次调整，到1992年总计不过是1420.203亿SDR，约合1700亿美元。
另一方面，IMF的“药方”暴露出其局限性。几次危机后，受援国一方面将贷款收入囊中，一方面又频频指责IMF的态度“简单”、“粗暴”，近似于“休克疗法”，在韩国，甚至将1997年12月2日接受IMF贷款日定为“国耻日”。IMF的药方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低经济增长率；二是按照市场信号进行汇率浮动；三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革的经济政策。在1997年韩国政府接受IMF的援助之时，要求韩国政府必须接受如下安排：将1998年经济增长率由原定的8%下调到3%；将经常项目赤字限制在GDP的1%以内；提高利率，稳定汇率，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采取多种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对其进行必要的破产和合并，并允许本地或外国金融机构进行收购；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成立合资或附属机构及经纪行；向外国开放短期债券市场；将外商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调高到50%，1998年进一步提高到55%。
在IMF的高压之下，韩国做出了如下金融市场开放的承诺：
第一，放松对有价证券投资最高限额的限制，允许组建所有形式的信用卡附属机构及金融租赁公司，允许外方在国内银行参股； 第二，放松对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市场的限制，允许直接开设分行，取消设立代表处的核准规定，取消对外资的歧视性资本要求，放松外国人参股的最高限额规定；第三，外国银行可开设分行和代表处，但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全球最大500家银行、符合有关外汇管理的具体规定、向中小企业的强制性贷款）。允许外资参股现有国内银行，其中个人持股额最高为4%（道一级银行为15%），保证无条件实行国民待遇。除对费率和信用卡放款最高限度加以限制外，信用卡公司可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包括设立分支机构），并享受非歧视性待遇。金融租赁公司享有完全的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的承诺。投资咨询公司可开设分支机构。允许收购现有国内投资咨询公司，但累计总额不得超过50%；第四，符合一定条件下，外国证券公司可建立合资企业（其条件是：外资参股为40%至50%，至少有一个股东应持有20%以上的股份，最低缴纳资本为500亿韩元），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允许收购现有国内公司，但累计总额不得超过50%。证券信托投资公司可建立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
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使受援国出现高利率、高税收、高失业率，以国内经济衰退为代价,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动荡，且使受援国逐渐失去经济的自。这当然为西方一些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收购韩国的企业与金融机构打开了方便之门。到时，在IMF药方的治理之下，饱受危机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之日，恐怕也是经济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之时了。这是一种强权政治新的对外掠夺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看，IMF紧缩药方要发挥效用，使受援国真正走出困境，摆脱危机，还有待于受援国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知识经济，促使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等方面的努力。IMF的表现，哈佛大学的萨克斯（Jeffery Sachs）教授称IMF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财政部的‘橡皮图章’”[1]。
七、世界金融一体化所要求的合作挑战IMF决策的垄断性
IMF成立之初，就受到众多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代表少数国家的利益，以不同的声音说话。可以说，IMF实际上是一个以繁荣世界金融为宗旨的特殊股份公司，其投票与表决权取决于各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份额的性质相当于股份公司缴纳的股金，应缴份额的大小，按会员国的国民收入、黄金外汇储备、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率和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变量所构成的公式计算得出，份额越多，投票权与表决权越大。
各成员国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构成该组织的资金来源，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发生困难时可以动用自己的份额，并可从基金组织借用相当于份额一定倍数的资金。同时，份额还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相应义务。目前，西方七国IMF中各占据近46.24%的份额，拥有45.34的投票权（参见表5-2-1）。
表5-2-1 西方七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
1982年6月30日
2003年4月7日
份额
投票权
份额
投票权
数额（百万SDR）
比重（%）
票数
比重（%）
数额（百万SDR）
比重（%）
票数
比重（%）
加拿大
2035.5
3.33
20650
3.18
6369.2
2.99
63942
2.94
法国
2878.50
4.171
29035
4.49
10738.5
5.05
107635
4.95
德国*
3234.00
5.30
32590
5.04
13008.2
6.11
130332
6.00
意大利
1860.00
3.05
18850
2.91
7055.5
3.32
70805
3.26
日本
2488.50
4.08
25135
3.88
13312.8
6.26
133378
6.14
英国
4387.50
7.19
44125
6.82
10738.5
5.05
107635
4.95
美国
12607.50
20.65
126325
19.52
37149.3
17.46
371743
17.10
合计
47.771
45.84
46.24
45.34
资料来源：梅育新：《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416页。
虽然2001年，IMF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该年2月5日，IMF理事会投票通过了关于中国特别增资的决议，将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由原来的46.87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61亿美元），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3亿美元），从而使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位次由原来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增资后，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与加拿大并列第8位，位居前7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沙特阿伯。
但整体来看，这一“特殊股份公司”的股东凭借股份持有额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向、重要决策，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操作也就在所难免了。从建立之初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争，到1983年年会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贷款额的失败，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IMF果断及时有效的援助与1997年东南亚危机中，IMF的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可以看出IMF始终是发达国家之间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争斗的论坛，始终以维护“大股东”利益为主，兼顾甚至不顾“小股东”的利益。
篇4
此次获奖的规划设计方案是天津海河办通过国际招标,由美国易道公司为主设计的,该方案在充分尊重保留天津历史和传统文化特点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设计理念，其创作的景观规划设计――慈海桥至北安桥左右岸4km长的景观效果，得到了各方人士的高度评价。
在方案中，设计人员充分尊重并认真考虑了天津市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城市，无论是当地富有特色的民俗风貌，还是若干年来与国外通商交往而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并将其加以提炼,使其精髓能够在新的规划设计中加以反映和体现；同时结合现代化城市设计的思路,以形成一个能够适应天津未来发展的远景规划。
易道公司做的第一期工程设计,主要是从三岔河口到北安桥之间。4km长范围内从水岸到河岸边道路的红线。这个设计离不开原来的城市风格和文化背景,因为过去天津最好的文化历史街区都在这一个范围内。在这4km范围中,设计了多个重要的开敞性城市空间及城市广场，其中的文化广场在解放桥附近，设计了城市主题雕塑，同时以桥为背景,更加强调了环境的整体风格。海河上的桥这时已经不是单单的一座桥，而成了公园的一部分，成为城市大环境中的一部分，使桥同时融入了城市之中。
方案设计中,每一个开放空间都强调了与附近现有建筑之间的关系，如文化广场与附近的古文化街相融在一起,有着更浓烈的文化氛围，但在设计中是用新的手法表现出来,从而实现用景观设计将城市的历史文化继续发扬。创新。
方案设计中强调了人与水的亲近，一年中有320天的时间,人是可以走近水旁边的,设计中加强了人与水。人与河、人与城市的亲情关系。对设计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城市设计的作用可以对人的生活有好的帮助,水滨建筑的尺度应适宜人与环境。与自然的亲近，这是非常重要的。
海河是天津城市的中心,与天津的城市发展紧密相连，而发展是整体的。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城市交通很重要,有许多城市水系设计，将交通要道挨着水，从而也就将人与水给隔开了。新的设计中，对此提出了很好的方案和设想。城市地铁是今后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功能,设计中,人们从地铁站出站后最多走700m就可以到海河边，从而拉近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更加体现出亲情。和平路是天津有名的商业街，其繁荣程度如同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设计中强调了和平路与海河的关系，人们在商业街购物完后，能够到海河边上来走一走，看一看,同时也是加强了商业与旅游的沟通。这也就是在设计中,分别从土地功能和街景的功能出发,为城市发展打好基础,由此带动城市经济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
消费可以有静有动,可以有不同的层次,海河可以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发展打好基础。如果做不好，就要影响城市的整体发展和未来。现在加强海河的开发建设。特别是景观环境的建设，就是要保证将这个架构的基础做好。景观如同水、电，是城市的基础，非常重要，可以说城市发展不能缺少景观建设,没有景观就不可能将城市建设好。建筑与景观应一同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从宏观上进行统一协调,同时也强调了整体的关系。海河规划设计不是单个的景观设计，而是一个整体,包括环境、绿化。景观、交通。应是各个方面互动的关系将天津的优势连在一起才能做成功。这里强调的规划设计应是整体,而不是某一个局部。
方案设计中仍然使用传统的材料施工，以及手法和工艺，从而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更好地体现传统的历史风貌,使传统在现代化建设中得以发展和创新。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经济与金融的交融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经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内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现象。经济金融化，从本质上而言，指的是：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分析与总结。在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形势下，金融业的资本过度膨胀，非金融业资本也逐渐呈现金融化特征，金融资本积累方式成为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这些特征反映了发达国家内资本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与经济全面扩张的特征。
一、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分析
（一）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过程
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过程主要体现在其结构调整上。首先，非金融企业中的资本不断上升，其发展趋势甚至超过了产业资本的发展趋势。非金融企业要获得资金不再只是通过产业化发展获得资本，而是更多的依赖于金融资产上。比如，美国的非金融企业中金融资本在总资产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到了41%，甚至非金融业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0%。其次，非金融企业发展所获得利润更多的来源于金融资本的扩张和发展中，而产业资本的利润则有所下降。非金融企业通过对金融资本的优化配置，能够通过红利、股息等方式获得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的持续增加，使得每年非金融企业利润也出现了高增加值，一度提升了将近3倍的水平。另外，非金融企业的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已经成为GE大幅增长的动力。
（二）金融业发展日益壮大
发生于上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技术革命，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得资本向金融业大量倾斜，金融业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大产业。美国金融资产总量不断增加，在1975年时金融资产总量仅仅有7.48万亿，发展到2007年时已达到147.07万亿。快速发展的金融也已经成为美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其能够为GDP提供超过制造业贡献率2.75倍的经济价值。不管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总量还是与制造业资本量的比较上看，美国的金融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超过非金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并成为美国的主要产业部门。
（三）金融业利润比重上升
金融业利润在整个经济的利润总量不断增加，并逐渐超过了非金融企业利润，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态势。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美国工业部门的生产利用率不断下降，到本世纪初时已经由80年代83%下降到77%，呈现出发展低迷的现象。但是同时期金融业却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出台了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这为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大量有利条件，使得金融业的利润总额由1985年的15.7%发展到2007年的25.4%，在实体经济萎缩的情况下，金融业却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经济利润。
二、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大量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经济重心转向金融服务
金融业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企业将自身的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中，消费者通过金融产品参与到资本的繁殖及分配过程中。资产价格的提升使得金融产品所附带的利润更加丰厚，经济发展的中心也向着金融领域倾斜。许多资产的价格大幅上升，在国内市场上，较为突出的资产价格上升现象，主要见于房地产及其相关领域。例如，我国的134家中央企业参与到房地产竞争中。另外，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到金融行业中，大量资金为了寻找利润，投入到金融产品中，并将金融产品作为保值和增值的手段。这些资本的投入并没有转化为生产产品的动力，而成为推动金融交易数量及种类扩张的动力，这也导致资产的泡沫化发展，加剧了资本分配的不均衡性。
（二）虚拟资本比重加大，刺激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虚拟资本也得到了空前的增长。经济的金融化使得大量纸质的所有权凭证在市场经济中流通，且经由股市的操作，大量的所有权凭证以超过其本身价值的资本数量进入到市场经济中，但是这些资本价值却并不一定转化为生产资本，因此虚拟资本的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金融化不断加速，且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比例越来越高，货币资本和银行资产所占据的比例不断下降。例如，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化程度不断增强，甚至成为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影响性因素，但是过高的金融化程度使得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甚至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社会债务大量增加，社会分配更加不公
经济金融化导致大量的社会债务产生，其主要反映在居民的住房贷款及地方政府债务两个方面。随着地价的不断上升，地方政府控制地价的欲望也逐渐加强，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融资，因此抬升地价，推动债务的不断上升。另外，由于住房的居住功能减弱而投资功能增强，居民对住房的金融化需求与居民的住房需求融合在一起，成为居民或者家庭债务的主要原因。而经济金融化发展，使得企业对生产活动的依赖性呈现出不断降低趋势，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降低，但对资本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甚至被资本所支配。这就使得占有资本较少的居民获得的财富分配比例下降，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
三、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一）合理分配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防止过度金融化
要推动我国金融资本的发展，就必须要认识到金融资本的特征。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金融资本必须立足于实体资本之上，其本身并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倘若金融资本的发展，完全摆脱了实体经济的限制，那么就容易引发经济虚假繁荣状况，并引起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形成泡沫经济。这样的发展不仅不能为实体经济带来资本支撑，甚至会腐蚀实体经济的根基，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利益。因此，必须要认识到金融资本的特征，并合理分配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既要发挥在实体资本的基础之上金融资本的价值，又要限制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使金融资本为实体资本服务。国家要采取措施，调整经济发展格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降低不合理的收费征收政策，使金融资本主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二）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监管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金融体系，通过严格的市场监管激发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同时抑制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以现代化金融体系限制金融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政府可以通过强化管制，控制短期交易，鼓励长期投资，利用征收资本所得税的方式克制投机行为，减少资本的获利空间。同时政府要强化信贷管理，防止信用的过度膨胀，导致货币价格的不断上升，利用控制信贷供应的方式提升资本持有者的成本，从而降低财富效应的不断扩张。
（三）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合理推进金融开放
我国应积极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通过加入国际性组织的途径，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并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防止美国金融霸权的侵蚀。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应逐步推进金融开放，既不能忽视金融资本的价值，又要控制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同时以现代化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制度的创新与改革，控制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警惕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金融掠夺。另外，政府必须要控制投资方向，降低投资比率，要给民间资本以发展的空间，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优化。
篇6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产业结构；实证研究
一、影响分析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互促的两个结构，金融作为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起着很关键的作用。[1]金融的发展是以增强资金投入的整体水平以及资金合理配备的效率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升级的。对此，产业结构调整的频率和效果反应了金融发展的水平。在社会资产和金额总数同等的情况下，金融单位和金融个体之间掠夺市场的行为越强，民间资本就向那些投资成本低、回收时间短的板块和区域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产业机构的优化。就我们高中生所理解掌握知识层次来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也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程度。首先，资料投入拉动经济繁荣。通过国家宏观调整控度加大，各类生产资料的大力投入，也为下游企业创造了生产生存空间，带动下游经济发展。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刺激民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就业广度，提升了工资水平，有力推进了消费能力的增长，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加大民众投资意向。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前期国家经济发展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不断加大对一二产业的发展，造成生产资源的激费，环境严重破坏。当前国家重视第三产业发展，这种基础性好、低能耗、高就业率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得到高度重视，也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从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就需要银行、信贷、保险、中介等机构的快速发展，支撑产业结构变化后的经济需求，从而刺激金融业开始繁荣。对此可以看出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也是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两大法宝。
二、主要结论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站在高中生的角度，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推动产业结构向更加合理地方实施[2]。金融因素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的有力支持。而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就必须加快各级各部门之间步调一致化发展，将社会要素更加合理地分工到各部门和单位，实现各类产品价值和单位价值共同体现。
（二）推动产业机构向更高级迈进。我国虽然经过长期快速发展，但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不成正比，一些比如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落后。当前，实现国家低端发展向高端迈进的关键性措施就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要突出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在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上不够的问题。从国家层面上，应该综合施策，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同步发展的策略，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在不同地域进行落地，为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发展打好基础。
（三）着力改善金融市场大环境。要重点减少投机性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与金融市场想配套的金融监管体系，并加大监管力度，杜绝各类影响金融发展的投机行为，促进金融行业的稳定性。特别是应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金融法律法规，指导金融从业人员合理趋利避害，努力规避金融风险，实现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另外，还要加大人文环境的构建，特别是各类金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必须跟进，才能保证金融工作有人管、有人协调。
（四）注重实体经济发展。当前，虚拟经济的发展加大社会投机行为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还是社会上各个团体，都必须要转变这个思路和认知，要将实体经济放在更加关键的地位。虽然实体经济的发展比虚拟经济更为困难和漫长，但实体经济从根子上就构建了一个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平台。因此，实体经济发展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才会更有力度，各类风险的控制才会更加有效。
三、结束语
我们高中生通过浅层次的对金融化分析，认为金融化和产业结构是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只有明确二者的关系，分析互相促进的着力点，从结构合理、产业高级、环境改善、长远发展等各个角度进行努力，采取更加有效地工作措施，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齐兰,陈晓雨.中国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5,37(5):75-80.
篇7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对于其形成机制，现有的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解释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化，而基于“行为”的分析思路需要具体阐释行为转变背后的动因。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利润率动态、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分析了其实现机制。作为多因素危机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不仅能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解释，也设定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企业行为转变的经济背景。对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的测算表明，利润率下降危机发生后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长期未得到有效恢复;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兴起，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放松，并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行为，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然而，美国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关键在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它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由金融膨胀所支撑的经济，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
关键词:
金融化;利润率下降;新自由主义;美元霸权
一、引言
过去三十多年，美国经济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金融部门兴起，取得了相对于产业部门的优势。一方面，金融资产的数量和金融交易量急剧增加，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另一方面，金融渗透到了产业部门，产业部门日益卷入了金融扩张过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者用“金融化”描述上述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金融化倾向，但只有美国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要深刻理解这一转变过程，需要结合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进行分析。虽然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金融化倾向，只有美国在美元霸权的支撑下形成了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模式。目前学界对金融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做了不同的阐释，包括资本积累模式角度、垄断资本角度、阶级关系角度、金融地位角度、新自由主义重构角度、资本主义长波角度、公司治理角度和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角度等。克里普纳(2008)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资本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
［1］以斯威齐、巴兰(1977)［2］和福斯特为代表的“每月评论”派基于垄断资本理论阐述了金融化兴起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生产力进步与垄断的存在，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经济剩余，巨大的剩余无法得到吸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而金融资本的扩张是对过剩资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对生产停滞的反应;福斯特(2007)［3］沿袭了斯威齐的分析传统，用“垄断金融资本”形容金融化阶段的垄断资本。杜梅尼尔和列维(2011)［4］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认为金融阶级的上层一直在谋求建立自己的统治，并且它们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增强自身力量，以谋取更多利益;金融化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结构危机背景下金融阶层权利的恢复与扩张，是金融霸权的复兴;它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仅获得对工人阶级的压倒性力量，而且取得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统治地位。爱泼斯坦(2005)［5］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地位的角度定义了金融化，认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人与金融机构地位的日益上升。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2007)［6］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下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推动的一系列重构带来的，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的重构。具体说来，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改变了金融市场的结构与运行，取得了相对于实体部门的力量优势;理论反映了金融部门的利益，推动了公司行为的变化，经理利益与股东利益日益结合在了一起;在经济政策方面，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促成了一个政策框架———新自由主义盒子，它由四面组成:全球化、小政府、灵活的劳动市场和抛弃充分就业目标。阿瑞基(2011)［7］将金融化放在了一个资本主义跨越百年的长周期中考察，认为资本主义存在所谓的“体系积累周期”，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跨越百年，由一个核心大国主导;历史上先后有热那亚、荷兰、英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在周期的末尾，物质扩张停止，霸权国家积累的财富投入金融领域，成为靠食利维持的国家并最终衰落;此次金融化不过是美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的衰落。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2000)［8］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将金融化看作是公司治理的转变，即公司治理中股东价值上升，公司开始面向金融市场经营。拉帕维查斯(2013)［9］认为成熟资本主义已经金融化了，应该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转变中探寻金融化的根源。过去三十多年，非金融企业日益摆脱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独自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集中于在公开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赚取费用，并为家庭提供金融服务以赚取利润;个人和家庭则日益依赖金融市场获取关键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等。
然而，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各学派对金融化的阐释存在很大差异。以斯威齐为代表的美国新者，将金融化看作实体经济停滞的后果，这一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下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已经转变为剩余过剩规律，并用这一规律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趋势，从而没有看到利润率下降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利润率下降危机为金融化兴起的背景。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认为金融不稳定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凯恩斯主义的违背。因而通过抛弃新自由主义、实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促进投资社会化和让食利者安乐死等凯恩斯主义政策，就可以挽救资本主义。帕利的缺陷是没有看到金融化的兴起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也没有看到他所主张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不可能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危机周期性形成的过程，但是“他却没有考察金融的长期增长问题，实际的经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因此，他未能发展可称为经济‘金融化’的理论，即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他也没有考察经济停滞问题，即居于体系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增长”(福斯特和迈克切斯尼，2010［10］)。正如拉帕维查斯(2011)［11］指出的，金融积累与实际积累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逻辑关系，金融与生产的关系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复杂的多，二者之间存在中介过程。目前许多非主流学者的金融化文献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解释清楚这个中介过程，简单地将生产停滞与金融膨胀归结为直接因果关系。此外，拉帕维查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食利者阶层，将金融体系与资本家阶级中的食利者部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金融机构首先是将社会闲散资金调动起来的中介者，而非一个食利者社会阶层———虽然其在当代的掠夺性日益增强。拉帕维查斯的解决方法是从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变化出发，建立了金融化转变的“行为”机制。然而，行为的变化只是结果，是由背后的目的和动机驱动的。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转变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从行为转变出发分析金融化的形成机制仍有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嫌疑。
拉帕维查斯集中于“行为”的方法克服了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的缺点，但是我们需要解释驱动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的具体因素。资本主义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企业，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动机和行为反映了资本的内在要求———寻求增殖。因此，对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实际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仍在发挥着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生利润率下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复，金融化就是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谋而合，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放松，并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行为，为金融化转变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此外，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障碍这个“推力”，以及食利者复兴、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拉力”，却往往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美元霸权的关键作用。本文试图结合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问题、制度条件、公司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对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机制进行阐释。对金融化的分析，不能脱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不能单纯分析金融膨胀过程，而是应该在利润率下降规律基础上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有些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化转型，而另一些学者只专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如果金融化只是描述一种变化趋势，那么无疑除美国之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倾向。如果金融化特指资本积累方式的彻底转变，那么只有美国发生了这种彻底的转型。因为正如本文所论证的，美元的地位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金融化的积累模式，这是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本文提到的金融化为后者，即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转型。
二、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1945－2013
(一)利润率下降危机二战后，美国形成的福特主义生产组织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它以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和大批量、标准化的消费为特征，国家对经济整体进行管理和控制，在微观上倡导经济自由的同时，实施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对金融实行监管，使之服务于生产资本。这一体制促进了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资本主义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加速，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开始充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欧洲、日本和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第三世界国家较低的国民收入和沉重的外债制约了其购买力。生产能力扩大与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造成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最终引发了一场利润率下降危机(谢富胜，2007［12］)。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成因一直有很大争议，因为并不存在一个一致的危机理论。危机每次发生之后，消费不足危机论者、比例失调危机论者、利润挤压危机论者和利润率下降危机论者都会从自己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释。然而，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生的经济危机，者普遍认为危机之前利润率下降有经验证据。谢克(2014)［13］认为资本主义积累有其内在的节奏，由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与特殊的历史事件共同调制，特定历史阶段的积累模式从根本上都是由利润驱动的，利润是商业行为的核心调控者。因此，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需要综合考察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作为多因素危机理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能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综合起来(谢富胜等，2010［14］)。利润率动态不仅能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解释，也设定了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企业行为转变的经济背景。尽管学者普遍认为利润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对于利润率的测算方法依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所涉及的企业范围和如何计算资本存量与利润流量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应该扣除利润税，并用重置成本测算资本存量;于松则将公司部门利润与业主收入都纳入进来，从而使用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利润概念———包括税收、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门的利润;与二者不同，克里曼主张用历史成本测算固定资产价值，从而需要校正通货膨胀因素(周思成，2011［15］)。文章采用杜梅尼尔和列维(2004)［16］的方法计算了1945－2013年美国非金融公司税前利润率。利润率公式的分母为非金融企业的非金融资产(按现行成本计算，包括建筑物、设备和存货等)，分子为净利息支出与企业税前利润(包含存货价值调整和资本耗费调整)之和。如图1所示，1965年之前美国非金融公司的税前利润率虽有波动，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利润率从1965年开始下降，整个七十年代在较低的水平上波动，始终没有恢复到1965年前的水平。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利润率降到了谷底。资本主义世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陷入了危机之中，表现为经济停滞、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和企业大量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二)恢复盈利的努力对于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危机，20世纪60年代还能起效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失去了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克服。第一种方式是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使亚洲和拉丁美洲兴起了一批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使过剩资本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但这并无助于全球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解决，反而最终会加剧这一问题，因为生产能力在这些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了。第二种方式是将资本转移到金融部门。这是资本盈利的要求对实体经济利润率低的自然反应，“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高峰，2010［17］)。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转移，还是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资本都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资本的国际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显然不利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同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实施的年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金融实行了必要的管制，不利于资本的自由逐利活动。要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问题，需要抛弃过去的监管框架，为资本的自由逐利活动扫清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满足了这一要求。
三、新自由主义兴起———金融化的制度条件与微观基础
(一)新自由主义兴起与金融监管的放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已破产的凯恩斯主义的替代品，新自由主义渐渐兴起，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即对企业实行私有化，削弱工会，削减社会保障，减少政府的作用，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让自由市场原则调节经济运行。在国际层面，它主张扫除一切对资本国际流动施加的障碍，促进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谋而合，它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对金融的管制，为金融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支持。科茨(2011)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了金融化兴起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发生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成为最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它是一种社会积累结构，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恢复与增长，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框架。对于究竟是新自由主义带来了金融化还是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科茨认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而并非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18］。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取得了统治地位，关于国家干预是坏的而自由市场调节是好的信条已经深入人心。在英国和美国，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启了自由化改革。为了能够自由地追逐利润，金融部门积极推动了对自己监管的放松。美国1980年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了《吸收存款机构法》，1987年通过了《公平竞争银行法》。这些法律逐渐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放松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打破对金融业务范围的限制，鼓励金融机构竞争和并购等。特别是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代之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打破了银行分业经营格局，为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和涉足房地产行业铺平了道路。据福斯特估计，美国总金融利润直到1989年才开始超过1970年左右达到的20%的水平，即大约对金融业放松监管八年之后，金融业利润才出现快速增长(福斯特，2010［19］)。如图2所示，金融去监管化与金融部门的实际工资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战后金融监管的加强抑制了金融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去监管化使金融部门的实际相对工资急剧攀升。不言而喻，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为金融化开辟了道路。金融化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如监管的放松、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等，新自由主义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条件。
(二)股东价值运动除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外，新自由主义还以另一种方式推动了金融化，即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公司高管行为。新古典金融学家提出了“人理论”，它主张通过股票市场实现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使企业面向金融市场经营。这是与金融阶层的利益相符的。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公司的看法，公司日益被视为是一种资产组合，可以出售效率不高的部分以推动股价上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恶意兼并狂潮，侵蚀了企业组织的团结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股东价值运动最深刻的变化在于改变了企业的行为，企业由过去的保留利润与再投资，转为为股东分配利润，为了维持股价上涨而大量回购股票。克罗蒂认为股东价值运动使非金融企业管理者和金融投资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将股价上升的压力内化为非金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己的努力目标而实现的。对于这种压力，非金融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理由抵制，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主要的非金融企业高管的收入主要是由股价决定的。从1979年到八十年代后期，股票期权收入占前100名首席执行官收入的平均份额从22%上升到了50%。一方面，金融投资家们要求非金融企业能够推动股价不断上涨，以满足他们客户的要求。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的高管们也迫切需要企业股票价格上涨，否则他们手里的股票期权就会贬值，为此他们将利润的很大比例用于了股票回购(克罗蒂，2009［20］)。海因和特瑞克(2010)［21］在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模型中引入股东价值增强影响经济的三种渠道———偏好渠道、融资渠道和分配渠道，阐释了企业层面上股东价值增强与劳动者压力增加、牺牲工资的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及其对产能利用率、利润和资本积累造成的宏观经济影响。具体说来，偏好渠道是指基于短期盈利和金融市场结果的激励机制弱化了管理者对增长的偏好，从而影响了对资本存量的长期投资;融资渠道是指股东迫使企业分配很大份额的利润，企业被迫减少了新股发行(会降低股价)并进行股票回购，从而减少了内部融资来源和实际投资;在中期和长期，股东价值倾向通过分配渠道使收入再分配牺牲了劳动份额。概括起来，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股东力量增强会通过偏好渠道对产能利用率、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融资渠道则同时产生了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利息、股息支付既抑制了企业投资，也提高了食利者的收入和消费;同样，取决于利润份额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大小，分配渠道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四、美元霸权———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可能性
在实体经济盈利受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对金融业监管的放松，股东价值运动重塑了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二者共同促进了金融部门的扩张。然而，除了实际资本积累遇到障碍这个“推力”，以及食利者复兴、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拉力”之外，美国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还需要一个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关键条件———美元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一)“石油美元”的确立1971年美国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元有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危险。但是美元与石油这种战略性资源的重新挂钩挽救了美元的地位，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石油美元体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1972年到1974年间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并成立了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将来欧佩克的石油销售只用美元来计价。石油美元的确立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因为石油的计价和购买都用美元进行，其他国家为购买石油而储备货币。事实上，石油美元取代了之前的黄金美元本位制。这一制度重新恢复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为美国带来了双重的好处，“一方面，美国可以制定国际石油贸易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元的价值上升，而且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束缚。石油美元体系制造了对美元的需求，需求决定了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国不必放弃其他商品和服务，只需印制美元购买石油就可以了”(格卡伊和惠特曼，2011［22］)。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与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形成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支撑其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为美国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使美国可以用资本项目盈余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同时，大量资本流入到金融部门，推动了一轮轮的资产投机泡沫高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日本、中国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出现了长期的经常项目盈余，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美元霸权的结果，美国能够用其资本项目盈余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购买了大量美国金融资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充足的流动性，助长了美国国内的金融膨胀。第二，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支撑了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根据美国2008年的财政报告，美国政府的债务累计总量已经达到了65．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并超过了当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而美国政府的净价值是－59．3万亿美元。试想一下，换做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如此负债的话可能早已破产了。美国却可以利用美元的准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债务让全世界为他融资，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向全世界的扩张。第三，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成为美国将国内经济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的工具。每当美国国内出现经济问题，发生增长减速或股市下跌时，美联储就开动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大肆注入流动性，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出现了问题，道琼斯指数一日之内下跌了22．6%，美联储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70亿美元。这一做法成为了美国应对国内金融危机的标准做法。
五、总结
篇8
一引言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良性循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当金融资本成为主导的资本形态，产业资本在价值链中丧失了主导权时，就都逃不过衰落或者被掌控的命运
回顾17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兴衰更替历程，都曾经历了工业制造业的辉煌，位居世界巅峰地位后，金融疯狂投机，最后导致经济衰退，国力衰落的悲剧。。过度金融化意味着金融体系自身运转方式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国家会变得“富有而脆弱”。发达国家的经历反复证明，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化和金融化，是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1]。当产业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活动即金融资本相对独立膨胀时，新价值创造的基础被削弱，资本通过狂热投资虚拟经济领域只能导致实体经济的衰落，加剧经济危机。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环境日益严峻，普遍面临需求萎缩、产能过剩、成本上升、技术创新不足、行业利润率大幅下滑等矛盾
制造业利润率税后投资回报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15%以上，下降到5%左右。中小企业利润率下滑到3%以下。多达21个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钢铁21%，汽车12%，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光伏95%，玻璃93%。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下。。正如图1所示，中国的制造业收益水平日益低下，而且呈现较为严重的波动性。泾渭分明的是，金融业发展迅猛，金融投资利润丰厚
银监会数据显示，即使在宏观经济减速的 2011年，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6.3%，银行净资产收益率（ROE）超过20%。，制造业的金融投资收益维持在主营业务收益的3倍左右。随着金融投资利润高涨和实体经济利润的下滑，中国制造业不断突破主业而试水金融投资，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金融投资（投机）膨胀成为制造业扩张、增加盈利的重要来源，由此越来越严重影响企业的主业投资行为。虽然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投资比例目前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20%～30%的水平，但是金融化发展的趋势已经值得高度关注。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在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渐消失，普遍面临技术瓶颈、市场瓶颈的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制造业金融化进程可能产生企业收益增长的短期效应，但这种短期繁荣是以牺牲长期增长为代价的[2]。制造业过度金融化将加速资金流向非实体经济部门，削弱制造业发展能力，加剧经济运行风险。发达国家正在反思金融化模式的负面影响，矫正“去工业化”进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振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研究驱动制造业金融化投资行为，对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虽然制造业金融化的现象和问题已经被关注但未引起足够重视，深入分析驱动制造业金融化投资行为及因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成果鲜见，现有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于产业资本金融化的功能与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制造业金融化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以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对驱动我国制造业金融化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以下内容的逻辑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第三部分实证结果及分析；第四部分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一）资本运动与产业资本金融化
资本的本性具有典型的趋利性，资本的形态及运动遵从资本趋利规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强化和金融的深化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化过程。马克思最早开启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关系的理论研究。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以生息资本的形式与产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并参与社会平均利润的分配，为当代产业资本金融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乔万尼?阿里基从经济发展的积累周期出发，研究了金融扩张和实体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资本扩张包括两个相互交替进行的阶段：物质资本扩张阶段（M―C）和金融资本扩张阶段（C―M'）。当物质资本扩张阶段中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超出了一定规模的时候，投资报酬递减，资本利润率下降，物质资本的扩张开始向金融资本的扩张阶段演进[3]。
随着金融化进程的推进，金融运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广泛而又深远地影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运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扩张的均衡逐渐被打破。一方面，金融资本不再依附于产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博弈分享产业利润。金融化进程促使金融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MM的货币资金自我循环的运动过程，“钱生钱”的运动过程逐渐主导了资本利润水平和利润分配方式
这是实体经济主导的马克思时代难以预见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加速了金融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信用和股份公司成为催化金融资本产生的有力杠杆[4]，金融资本的快速扩张推动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相互渗透，金融资本不再仅仅是以借贷资本形式，而是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影响甚至是控制产业资本，同样的，资本市场也发挥着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重要作用[5]
目前中国产业资本主要通过对银行或证券公司控股、企业集团创设财务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及商业性债转股、商业银行阶段性持有贷款企业股权或实物资产以及企业参股新兴商业银行五种方式进入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换的门槛被削弱。
（二）创新发展能力与制造业金融化
创新与发展能力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和盈利模式。制造业发展普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技术创新滞后的双重困扰：一方面，制造业投资持续扩大将加剧资本深化和工业重化趋势，导致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最终引起资本边际投资收益下降。创新能力则是企业转型升级最关键的因素[6]，也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制造业盈利能力不足及盈利预期消极将抑制企业创新投资的意愿与能力，企业投资行为将倾向于短期化。因为，创新是一个累积的、集体的和不确定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相应的资源配置具有开发性、组织性和战略性[7]。制造业主营业务利润下降，企业发展能力弱化，过剩的实体资本具有日益强烈的寻求新的投资与盈利渠道。因此，创新发展能力弱化刺激制造业金融化投资发展，抽离产业资本的意愿增强。
资本市场及金融深化为制造业金融化投资提供了机会和诱惑。与普通制造业相比较，金融化背景下的金融创新成本低、速度快；更为重要的是，与实体商品的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区别的是，金融资产是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8]，金融投资可以创造“资产价格”和“资产需求”。在产业资本持续流向金融部门的过程中，短期内金融资产和金融投资收益被推高，进一步强化对企业金融投资的诱导。大量实证数据表明，制造业金融化趋势的出现往往显现出企业利润下降和金融投资收益持续增长的明显反差[9]。Dumenil&Levy[10]，Crotty[11]等学者也认为，相比工业利润的下降，金融资产收益的爆发式增长能够更好地解释企业金融化过程。在制造业企业利润普遍下降的过程中，金融投资不仅能为企业改善短期盈利创造条件，并且能够在市场意外地陷入低迷时为企业提供缓冲余地[12]。因此，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激励的弱化将不断削弱其发展基础和能力，刺激产业资本金融化投资行为。而现代资本市场的繁荣，以及金融投资工具的不断创新，更为产业资本金融化投资提供了机会和诱惑，进一步强化其金融投资偏好。
（三）公司治理结构与金融投资行为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核心目标之一。公司治理结构显著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及经营行为。在金融市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大股东已成为庞大金融资源的管理者，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相当影响力。公司管理者的独立性不断被削弱，投资者、监管机构等外部群体的偏好经常影响企业的决策，逐渐打破了传统的银企关系，削弱了银行监督企业经营的功能，拉升企业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13]。企业金融化牺牲了生产性资本的自主性原则，企业的投资决策越来越服从于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大多数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追逐短期财务利润最大化。因此，金融化对企业的短视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融化背景下的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甚至改变了企业的激励机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约束并迫使企业放弃长期经营战略而转向对短期财务利润的追求。金融化不但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断改变着企业的规则和道德标准。企业员工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薪酬愈发与其长期绩效脱钩，相反与股票的短期价格波动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14]。如股票期权的授予直接促使了高层管理人员通过回购股份抬高公司股价，这些行为导致了金融交易和投机之风盛行。此外，随着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利润支配权的加强，企业股息分配比例和金融费用支出持续上升[15]。伴随企业利润以股份回购等形式向食利阶层集聚，向实体经济投资的积极性不断弱化，致使企业的资本积累率趋于下降[16]。
三实证设计与分析
（一）研究设计
基于理论与文献分析，本文将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收益水平（BP）、投资收益水平指标（IP）、企业创新能力（INO）、融资能力（DR）、机构投资者控制强度（S）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研究这些因素对制造业金融投资水平（FIN）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驱动制造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并不局限于本文讨论的变量范围，因此，在模型设定中，遗漏变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使我们的研究集中在所关注的问题上，我们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来弱化遗漏变量的影响。同时，本文还考虑了模型设定中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利用非参数逐点回归的结果作为参照来验证线性参数回归的合理性。此外，为了充分说明各种因素对制造业金融投资作用的普遍性，本文基于政府控制和行业划分两个重要特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BP、IP变量的滞后项来反映主营业务利润预期和投资收益预期，因而有必要对模型设定中最优滞后期进行检验。AIC准则的检验结果支持以上模型设定的推断。鉴于此，我们设定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二）变量定义
1.金融投资水平（FIN）
本文借鉴Orhangazi [17]、Demir[12]的做法，以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表示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有别于Stockhammer[2]、Crotty[11]、Epstein[9]以企业利润分配比例、金融费用支出、金融投资收益等数据构建的指标，该指标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制造业企业经营环节的金融化行为。基于此，我们定义FIN=金融资产/总资产，其中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持有至到期投资、投资性房地产。
2.主营业务收益指标（BP）
主流研究认为，非金融企业的利润下降是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重要诱因[9][18]。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都拘泥于描述性统计和经验判断，忽略了企业经营绩效与金融化行为之间作用渠道的分析。本文认为，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下降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推动作用是通过影响企业的经营预期实现的。基于这一判断，在实证研究中我们考虑了适应性预期的因素，借鉴阳小晓、包群等[19]的做法，引入滞后一期项反映适应性预期过程。在数据处理上，由于部分上市公司并未直接统计主营业务利润率，对于这一部分数据本文根据已披露的有关信息，以主营业务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表示主营业务利润率。
3.投资收益水平指标（IP）
虽然金融投资收益刺激企业金融化的观点得到了大量描述性统计数据的支撑。然而，在实证分析中却鲜有文献直接采用投资收益率这一指标。其原因在于，企业投资收益的构成具有复杂性，各项投资对应的收益来源难以从总量中分离，因此一般采用近似计算方法，如Stockhammer[2]以利息和股息收入与企业产出的比值来衡量投资收益水平。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我国上市公司的各类报表均未报告投资收益率指标，为此本文以投资收益与滞后一期金融资产的比例来估算投资收益率，这一做法可以从整体上近似衡量企业金融资产的收益水平。
4.企业创新水平指标（INO）
已有研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做了共性的选择，即通过R&D投入来反映企业的创新能力。然而，正如鞠晓生等[20]指出的，R&D投入仅仅是企业创新投入的一部分，相比R&D指标，无形资产增长更加直观地反映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结果。尤其是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R&D投入的相关数据可得性较差。而从本文研究的对象来看，制造业企业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等。因此，无形资产包含了更多的企业创新活动的信息。借鉴鞠晓生等[20]的做法，我们认为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以无形资产增量作为创新投入的变量是合理的。鉴于此，我们定义INO=无形资产增量/总资产。
5.机构投资者控制强度指标（S）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并未采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表示机构投资者控制强度。Lazonick&O’Sullivan[21]、Crotty[11]等认为机构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强了投资者与实际企业控制人之间的制衡能力，同时机构投资者的股东积极主义使企业管理者与投资者的利益趋同。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强调机构投资者与控股股东和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目标不一致，机构投资者倾向于短期盈利，而控股股东和管理者倾向于长期经营目标。因此，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控制强度的增加推动了企业经营目标的短期化。然而，在以A股市场为对象的研究中，直接采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反映大股东与控股股东的制衡并不合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个人投资者仍然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基于这一事实，如果采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能低估非机构投资者的影响。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S指标（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来反映机构投资者的控制强度。显然，这里所指的机构投资者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包括了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持股比例较高的个人投资者。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国有企业股权分置的长期存在，一般投资者持有股份的性质局限在流通股的部分，然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保持数据的平稳性，我们剔除了股权分置对流通股的影响。
6.融资能力指标（DR）
除了以上变量，本文在模型设定中考虑了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融资约束。与成熟资本市场多渠道融资相比，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债务融资，因此本文主要考虑了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借鉴方明月[22]的做法，本文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指标来度量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2003～2011年期间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交易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在所有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的基础上剔除了由于公司重组、停牌、退市等导致数据非连续的样本和统计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同时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变量取值在最小和最大5%区间内的样本采用了winsorize处理。进行以上处理后，符合要求的研究样本数为543个。本文的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金融经济信息》数据库。表1报告了样本的统计特征。与Demir[12]对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的考察相比，本文样本的FIN指标均值水平略高于上述发展中国家，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如Dumenil&Levy[10]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等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普遍高于20%。，说明我国制造业处于金融化的初期阶段。全部样本上市公司的平均利润率仅为4.32%，远低于IP变量均值12.07%，证明金融投资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具有较大吸引力。INO变量的均值为-1.12%，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呈下降趋势。从其他变量最小值和最大值的波动幅度来看，样本的个体差异十分明显。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样本为短面板数据，考虑到自相关的影响，在估计方法上我们采用了稳健的聚类标准差。虽然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但由于剔除了较多不满足条件的样本后，本文研究样本的选择具有了随机抽样的性质。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我们同时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以及非参数逐点回归的变量系数均值（见表2）。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3中非参数回归的系数符号与模型1和模型2一致，说明以线性关系来刻画变量之间关系是合理的。虽然模型2中BP变量未能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总体上主营业务利润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水平是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的两个重要因素。从作用方向来看，主营业务利润率与金融化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企业对盈利预期的负面判断会刺激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IP、IP_1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投资收益的增长推动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行为。此外，从显著性水平来看，短期盈利状况的改善对抑制金融化的作用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投资收益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诱导作用明显强于企业盈利能力对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利润和投资收益存在鲜明反差造成的，如2003～2011年间本文样本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平均利润率仅为4%左右，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普遍亏损，而投资收益则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制造业利润的持续下滑固化了主营业务利润进一步下行的预期，而制造业利润和投资收益差距的不断加剧则可能弱化了短期经营状况改善对金融投资的影响。以资产负债率体现的企业融资能力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表明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受到融资能力的制约。由于银行融资是上市公司主要融资渠道，因此这一结论说明，越容易从银行融资的上市公司越容易出现金融资产的过度投资[23]。S变量的回归结果揭示出现阶段我国机构投资者并没有发挥促使上市公司改善经营实质的积极作用，反而加大了上市公司经营行为的短期化[24]，进一步证明了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大股东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更多地扮演着“投机者”的角色[25]。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金融化水平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通过创新投入抑制金融化趋势扩大的渠道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结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本文以无形资产增量与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创新活动，该变量样本均值为负说明创新投入对金融投资的挤占并不明显；另一方面，技术引进和FDI的依赖对我国制造业自主技术创新产生了替代或挤出效应[26]，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处于较低水平[27]，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盈利水平的能力有限。
四稳健性检验
基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将样本数据划分为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两类；基于制造业工业属性区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两组，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报告了分组检验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总体上看，表3中各变量的显著性与模型1和模型2基本一致。除了机构投资者控制强度变量外，各变量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投资水平的作用并不具有典型差异。在分组回归中创新投入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进一步降低，而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重工业行业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控制强度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强度明显减弱。这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制衡中政府机制发挥的作用明显，政府干预对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稳健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主要结论和启示
篇9
金融市场乱象是实体经济扭曲的放大，而金融市场中的种种问题又加剧了实体经济的低效率和低回报。欲突破上述种种尴尬，人们需要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同时入手进行纠偏，既化解金融风险，又使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进而实现虚实相济，共生共荣。
这中间的一个可行的突破点是提高优质金融产品的供给规模和效率。日前北大国发院教授黄益平指出，中国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大、多产品的高效资产市场――它可以“吸洪”，遏制泛滥的流动性，从而抑制风险隐患的苗头。为此，人们需要提升市场的规模、增加金融产品的种类，同时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当然，一个规模足够大、产品足够丰富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蓄洪防险，更能通过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来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
但若要推出好的金融产品，首先要解决底层资产的问题，没有优质的底层资产，所谓的金融创新和市场的规模及产品丰富性都是无根之萍。而这反过来首先又直指作为底层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贷资产的质量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融资方式问题。
众所周知，目前有相当部分的银行理财产品对应的底层资产是地方债和问题公司贷款，定价机制不甚透明，回报率也缺乏坚实可持续的基础。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虽历经多年市场化改革，但始终无法“摆脱”银政合作的压力和诱惑，需要为地方政府融资发挥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贷款融资，而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要看担保和抵押，这就造成拥有有形资产做抵押的重工业和有国家担保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这些此前看似有着政治加持的信贷资产便呈现出种种变态，从而难以成为优质底层资产。
接下来的悖论是，那些正在成为新增长点的有望提供优质底层资产的部门却因难以获得融资而被束缚住了发展的手脚。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教授日前指出，因为投资过多地进入重资产的企业，使得轻资产的企业（往往是偏消费品的、服务性的、创新型的，以及运用更多人力资本的企业）较难获得资金，发展较慢。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与中国金融体系能不能很好地为轻资产的企业融资有关，而监管层应该为轻资产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开拓更多的通道和拓宽现有的渠道，已成为业界的共识。有效的融资需要好的金融产品相配合，而成长型轻资产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必然会为金融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底层资产，从而为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的推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让市场更多发挥选择权和定价权，不仅要改变政府有形之手伸得太长、总想主导融资方式和信贷资金配置走向的习惯，还要解决金融产品创新与监管的平衡问题。此外，在去杠杆和市场出清的过程中要避免过多的行政化干预，这不仅不利于释放风险，还不利于形成良好的资产定价机制，更不利于优质的底层资产形成。
除了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之外，人们还应该放宽眼界盘活更多的存量资产，从而为更多金融产品的推出创造条件。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的金融深化都伴随着各种资产的进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创造了很多财富，也沉淀了很多资产，如何盘活，如何加以有效的金融产品化，也是创造一个繁荣丰富的金融市场、集聚和创造民间财富以支撑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如果中国的企业和居民能够碛懈多的流动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则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篇10
【关键词】产融结合；监管模式；制度创新
一、引言
虽然产融结合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诸多好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产融结合”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在“产融结合”的过程中，极易导致部分大企业形成垄断，这些企业的生死存亡直接关系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从而出现“大而不能倒”的困境。因此，应尽快建立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明确退出机制。本文试图解决中国“产融结合”监管存在的问题，构建起符合目前中国国情的“产融结合”监管模式。
二、产融结合方式分析
目前，我国比较常见的“产融结合”模式主要是 “由融到产”和“由产到融”这两种，具体的结合方式如图1所示：
图1产融结合的具体方式
（一）“由融到产”的产融结合方式
“由融到产”广义上不仅包括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股权控制，还包含了金融对实体企业的服务与支持。狭义上一般是特指金融资本对实体企业的股权控制。
1.金融资本[1注：此处应该用“金融化资本”而非“金融资本”，但在日常表达中，已经习惯了用“金融资本”来表示“金融化资本”的内涵，故此处也不在对两概念过多纠结，亦采用“金融资本”概念。]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实体经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金融资本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是金融产生和创新，而通过金融活动可以加速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金融市场的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影响实体经济。
2.金融企业控股或参股非金融企业
由于自身利益的需求，通常金融企业会采取对非金融企业的参股或者控股的方式来获取高额的利润。通过这一方式对非金融企业来说既能满足现在的资金需求，同时也可以借助控股或参股股东在金融市场的优势顺利实现未来的再融资活动。但在此过程中，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均会随之增加。
（二）“由产到融”的“产融结合”方式
目前，在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过程中，“由融到产”的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使得 “由产到融”这一模式渐渐成为了最主要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常常伴随着非金融企业通过控股或者收购金融企业，如中石油的“昆仑银行”等。
我国非金融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可供选择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租赁公司、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担保典当、汽车金融，以及小额贷款等，产业资本通常以参股或控股的形式进入金融机构。
三、我国产融结合监管中的问题分析
“产融结合”能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潜藏的风险，因此加强“产融结合”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我国目前在产融监管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官方”监管主体缺位且重复
1.金融监管主体多元导致重复监管
随着金融业的混业发展，目前我国的“一行三会”监管结构，很容易出现难以协调而导致的重复监管和行政资源浪费的现象。另外，金融类国企还受到财政部的管理。除了传统的“一行三会”，财政部也作为金融业的监管主体之一，导致各主体之间在协调监管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非金融业监管主体的监管作用未充分发挥
国有实体企业往往由国资委负责管理，而民营企业则缺乏明确且专门的监管部门。因此，当非金融企业涉足金融行业时，这些监管主体作用的发挥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3.“产融结合”缺乏统一的监管主体
“产融结合”缺乏统一监管主体主要表现在金融监管主体与非金融业监管主体之间没有达成一致的监管。缺乏统一监管主体给产融结合带来的问题在于监管效率较低且监管资源浪费。
（二）其他监管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
1.行业自律监管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的行业自律监管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一方面，行业自律组织未针对我“产融结合”所出现的新的特点创新监管。另一方面，对于非金融企业通过控股或者收购等方式控制金融企业做出明确的规定。行业自律组织在“产融结合”过程中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挥。
2.企业内部监管作用有限
通常而言，企业本身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风险最为了解。就具体情况而言，我国大多进行“产融结合”的企业为上市公司。其监事会作为企业的主要监管机构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许多上市公司在公司面临重大风险时由于监事会的独立性往往受到管理层或者董事会的干扰而没能及时做出应有的预警最终导致风险的实际出现。
3.媒体和民众的监管意识薄弱
虽然媒体为我国“产融结合”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媒体常常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难以做出独立公正的监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不是和自身相关往往难以主动进行监督。
四、主要政策建议
在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企业的发展面临普遍困难，“产融结合”是企业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但是产融结合需要适当有度，要从一开始就防止出现寡头垄断的局面，因此政策把控和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建立统一的监管主体才是中国“产融结合”监管走出困境的根本所在。
因此，针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格局和国有资产监管格局，本文试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国资委下设“产融监管部”，与“一行三会”共同构建监管体系；同时考虑到我国金融业正在走向混业经营，若“一行三会”改组为“金融国资委”，则建议下设“融产监管部”，并由国资委下设“产融监管部”与“金融国资委”下设“融产监管部”共同构建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丛红媛，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资产关系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2]姜军和胡尔纲，2010，《中移动与浦发混业融合》，《公司金融》第7期29-35
[3]宋家生，2010，《产融结合趋势下风险监管分析――以宜昌市为例》，《今日财富 （金融发展与监管）》第5期17页。
[4]孙晋，2009，《我国产融结合领域反垄断法律规制初探》，《法学评论》第6期123-130页。。
[5]谈佳隆，2010，《中移动联姻浦发悬疑 或成“产融结合”范例》，《中国经济周刊》第14期3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