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环境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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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联合国 全球治理 自主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从联合国自身发展情况看，1945年世界各国签署的《联合国》并未包含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相关内容，环境问题并不在联合国议程范围之内。除了一些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环境问题的研究之外，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关于环境问题的多边计划。然而，这种情况自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环境问题此后在联合国体系范围内日益重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等专门机构相继建立，联合国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逐渐形成。本文主要关注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行为的自主性和局限性。

一、 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行为的自主性

所谓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了以联合国为主导，各国政府参与、全球市民社会广泛予以关注的全球环境治理网络；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为代表的环境立法机制；以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会议、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为代表的全球环境会议机制。联合国并非最早、也非唯一关注全球环境治理的机构，众多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运动（Green Peace）、地球之友国际（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对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各类非政府组织就在污染、核试验、捕鲸等环境问题上游说相关政府，但收效甚微。只有联合国能够汇聚国际社会的预期，形成共同的偏好。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提出了《行动计划》，建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问题才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自然科学议题转变为国际政治议题。

那么，环境治理中的联合国如何体现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呢？按照委托—模式的解释，国际组织具有集中性、独立性等特征，能够保证成员国获得通过其他方式难以获得的收益。因此，成员国会授权给国际组织来执行各种政策任务。但由于国际组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机构，其内部的职员关心组织的存在、希望获得更多的预算、更多的组织机构以及更多的执行机会。所以国际组织具有自身的机构利益。由于成员国在监控国际组织上存在巨大的成本问题，因此，国际组织能够产生自主性的行为。

委托—模式能够解释联合国为什么是具有自主行为的国际组织，但很难解释联合国为什么通过自身的自主行为建构了环境治理这个议题。这种解释模式将国际组织自主性的根源归因于国际组织具有自身的结构利益，这并不符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全球环境治理的现实。1972年后，联合国发起和主持的旨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会议超过1000多次，促使成员国缔结了众多的环境公约，主要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缔约方的《京都议定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的概念、原则和规范。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对环境问题治理的思考。可以说，正是联合国的自主，建构了国际社会全球环境治理的议题。联合国的这种自主很难界定在仅仅是国际组织自身的结构利益上面。因此委托—模式与其说能够有效地解释联合国的自主行为，不如说仅仅赋予了国际组织一种行为自主的身份。

迈克尔·巴特尼和玛莎·芬尼莫尔将国际组织作为官僚机构加以考察，在他们看来，国际组织作为一种官僚机构，被赋予了理性—合法的权威。然而国际组组织也从授权过程、道德诉求和专业知识中获取权威，这些方面联合起来给予了国际组织行动的权威，并且提供了自主性的基础。正是由于国际组织在创建时被授予的理性—合法权威以及具有的授予性权威、道德性权威和专业性权威，使得国际组织能够运用权威以及知识和规则来管制（regulate）和构建（construct）世界。豍国际组织的自主主要通过三种相关机制来进行：对世界加以分类，把问题、行为体和行动分成不同的范畴；确定社会性世界中的意义；表述和传播新的规范和规则。豎

作为一种官僚机构，联合国先天具有理性—合法的权威，这种权威的获得来自各成员国的授权。1972年113个国家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和推进联合国环境计划的目标。联合国拥有环境治理的整套机构和工作人员，有来自成员国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授权。此外，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还具有道德性权威和专业性权威。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联合国通过协调与成员国政府、其他国际组织、市民社会的行动和合作来推广历次全球环境会议通过的各项原则和规范，提出了不少环境治理的创新性概念，如代际权利（intergenerational rights）、“第三代”环境人权、“共同空间”等。在确保环境的过程中平衡国家的与国际社会的矛盾。如《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 国家拥有开发与它们环境相一致的资源的至高权利”，但是附加了限制，即必须“与它们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责任相符合”。因此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具有的道德权威是其行为自主性的来源之一。此外，联合国还具有专业性的权威。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策者在环境治理中不得不求助于相关专家。科学知识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提出了通过“认知共同体”豏来进行环境治理的理念，而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国性的特点，联合国在协调各国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构建“认知共同体”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中海行动计划》和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及《蒙特利尔议定书》便是联合国推行“认知共同体”进行全球环境治理的成功典范。此外，联合国通过对全球环境信息和环境状况的搜集、解释和评估，掌握了大量单独国家难以掌握的专业信息和知识。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环境规划署建立了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涉及人口和陆界环境、越界资源问题和自然灾害等领域，在针对新的环境议题和新近出现的环境威胁作出早期预警方面作出了贡献。豐

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采取的自主包括：（1）完成了对发展和环境的概念界定，提出了《行动计划》这一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文件，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讨论了为环境质量而规划和管理人类居住地，自然资源管理的环境问题、对污染物及其危害的辨别和控制、环境问题的教育、信息、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问题，发展与环境等与环境治理紧密相关的内容。（2）建立了新的机制框架。新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负责协调各成员国和联合国内部系统内环境问题的机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规划署每年发表的《世界环境状况》年度报告明确了国际社会目前的环境状况以及如何采取行动。（3）促进了大量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对环境保护起到宪法作用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环境立法都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和实施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环境会议。除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外，联合国主持召开的重要的国际环境会议还包括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发现，联合国主要通过管制和构建两种方式来实现行为自主的。联合国通过建立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并对这些信息加以公布，使成员国遵守相应的环境公约。此外，联合国通过环境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建立渠道、提供场所来管制成员国的行为，通过经济措施、资金援助、技术转让、建立信息知识网络、监督评价等约束各行为体的行为，引导国家的行为和偏好与现存的规则和授权一致。由于联合国在全球环境领域中具有的多样性权威，对构建全球环境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联合国通过全球环境会议和各种环境规约所确立的原则、规范，构建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社会现实。

二、 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行为的局限性

从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视角分析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行为，有助于我们理解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意义。毋庸置疑，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无可替代。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增强了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提高了人们的意识，促进了国际社会在环境治理上协调立场，达成规约，为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全球环境问题的善治奠定了基础。

然而，国际组织的自主行为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并非总是积极的，联合国在实现全球环境善治目标的道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的。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陷入了僵局，以美国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谈判最终度仅达成无约束力的协议并为取得预期的成果为主要代表，国际社会在反思之余，要求改革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处于全球环境治理中心的联合国在治理中的局限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首先，国际组织的系统失灵和功能紊乱制约着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行为自主性的发挥。

坚持国际组织中心视角的学者也认识到国际组织发挥行为自主性的局限，迈克尔·巴特尼和玛莎·芬尼莫尔在论著中专门分析了国际组织功能紊乱的行为，将其称作“国际组织的病症”。豑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吉乌利奥·加拉罗蒂在《国际组织的局限性：国际关系管理中的系统失灵》一文中论述了国际组织系统失灵的状况。豒指出同经济学中存在“市场失灵”和管理学中存你在“政府失败”一样，国际组织也会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产生系统失灵。加拉罗蒂认为国际组织自身存在着四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系统失灵，即管理复杂的、紧密耦合的体系、不良的替代效应、争端激化和道德风险。国际组织系统失灵的存在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或不稳定的影响。巴特尼和芬尼莫尔则更加关注引起国际组织功能紊乱的内部文化上，指出常规性（routinization）与官僚机构的专门化和部门化石导致国际组织病态行为的构成性特征。前者可能导致整体的使命和更大规模的社会目标模糊起来，后者则能够限制官僚们的视野，官僚机构对规则、专门化和部门化的强调，在很多方面产生了病态行为。主要包括理性化的非理性、普遍主义、越轨行为的正常化、组织隔离和文化争执。

在全球还击概念治理机制中，联合国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国际组织，存在着系统失灵和功能紊乱的危险。联合国自身的机构、计划与众多的委员会之间，专门机构之间以及他们与联合国之间缺乏协调，以至于帕特里西·波妮感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像其创立的那样能够成功地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协调环境计划的想法很早就被抛弃了”。如何降低联合国的系统失灵和减少功能紊乱，成为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进行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

其次，联合国内部环境治理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也制约着联合国行为自主性的发挥。

在联合国内部存在着环境问题多头治理的现象。作为联合国进行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成立以来在环境领域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除了环境规划署外，联合国其他的部门性专门机构也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如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拥有在环境领域进行治理的广泛权力。甚至一些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在提供资金援助方面的特殊地位，近年来也不断强化对环境治理的权力。这一方面说明了全球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广、难度之大，需要跨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另一方面也表明联合国内部机构在环境治理领域存在着功能重叠、冗员等现象。由于联合国在设定目标和环境规划时必须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构成了影响环境治理的制度障碍，进而对联合国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行为形成了局限。

最后，国际社会政治结构的现实也制约了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自主行为。

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危机及由其引发的国际环境治理使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传统国家受到制约并相对弱化。豓这种观点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国家按权力分配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构仍然是制约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行为自主性的最大制约因素。即使在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密切联系的生态环境领域，权力斗争的阴影依然存在。一些发达国家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当作权力斗争的武器和场所，以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为例，发达国家在会上极力否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要求废除《京都议定书》，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甚至分化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导致气候变化会议陷入僵局。这表明权力斗争的阴影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依然存在，制约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深入发展，也影响了联合国在环境治理中，行为自主性的发挥。

三、结论

联合国对当今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提高了全人类对全球环境保护的意识，建立和完善了国际社会和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的原则、规范、立法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在多边主义下协调环境治理的立场、付诸行动，为人类社会实现全球环境“善治”的目标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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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赠款；增量成本

Abstract:Beginning from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problems. The first is whether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as an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providing grant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truly done justice to China. The second is what role China plays in this organization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The third is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role of China in the organization.

Key words: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China; grant; increment cost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一章开头引用了1963年蕾切尔卡逊谈论“环境污染”问题时的一段话：回首历史，我发现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情景。请诸位回想一下查尔斯达尔文在发表进化论之后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人类起源于先前生存的生物这一观点，被当时社会愤怒地拒绝了，而这种拒绝不仅来自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公众，而且也来自与达尔文同在科学领域工作的同行们。许多年之后，《物种起源》所阐述的观点才得以确立。如今，知识界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生物进化的事实了。然而我们当中却有许多人拒不承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即影响着与人类具有进化渊源的成千上万物种的环境，也同样在影响着人类。［1］

在卡逊的时代的确有许多人拒不承认这一推论。但是，在已经步入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还有人否认这一推论，那么他将被看作是异类。同样是后知后觉，但影响却相去甚远。前一种后知后觉，也就是对于抵触达尔文进化论的人而言，其影响仅仅是晚了些年头认识到猴子是人类的近亲；但是后一种后知后觉，也就是对于拒绝生态理论的人而言，其影响却是从1963年至今①的四十五个年头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以几何级逐年增加！也就是说，那些曾经拒绝生态理论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残害着全人类②。既然全人类在面对环境污染威胁时是不分民族、肤色、国籍、贫富的，那么这种环境面前“人人有责”③就构成了全人类共同治理环境污染的动力。因此，在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理论的大方向指引下，各种各样的环境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国际舞台上，其中，较为特别的就是全球环境基金（GEF）。说它特别，是因为全球环境基金（GEF）是为各主权国家提供环境治理经费的国际组织。它是以改善全球环境为目标的国际金融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赠款，帮助其开展有益于全球环境的活动。［2］1那么，全球环境基金的赠款是否是对发展中国家真正的赠与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国际环境组织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未来，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又会走向何方呢？笔者尝试着从解析全球环境基金的几个专有名词入手，回答上述问题。

一、全球环境基金专用名词的概念解析

想要全面了解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关系就必须先了解环境全球基金对发展中国家的赠款到底是否像字面上理解的那样轻松。

（一）赠款（grant）

“赠款”一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听起来是一种不需要偿甚至是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款项。单从字面来看，全球环境基金似乎是一个国际慈善机构，一味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环境的资金而不求回报。但事实上，在全球环境基金中同时存在着贷款、赠款、信贷、直接投资等多种截然不同的融资类型。全球环境基金工作的10项业务原则中的第二条是这样陈述的：“GEF将提供新的、额外的赠款和优惠资金，以满足为实现公认的全球环境效益而采取措施的议定的额外成本。”［2］6也就是说，只有“额外成本”或者叫做“增量成本”才能够获得赠款。这种定位，一方面使得获得赠款的资格审查甚为严格，另一方面也使得赠款的金额大幅缩水，因此，这种赠款并非像听起来那样慷慨。

（二）增量成本

试图全面解析“赠款”就必须解释“增量成本”这个全球环境基金的核心概念。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各国首先在国家层面上开展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这符合各国自身的利益。但是，对许多危害全球环境的问题，如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国际水域污染等等，仅靠在各国自身发展需要的层面上开展活动，还不能满足在全球范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采取一个国家自身发展所需之外的更多行动。这种附加行动可以产生全球都能分享的附加效益。而实施这种附加行动的成本，往往超出了一个国家为实现其自身发展目标所需的成本。GEF把这种附加行动的成本叫增量成本。GEF为其各业务领域仅提供增量成本部分的资金支持。”［2］137可见，增量成本是一个差值，而不是全部的项目资金。这个差值等于全部项目资金减去只能达到本国一国利益目标的替代方案的成本。这也就是对一个国家选择全球利益方案、而不仅仅是本国自身利益进行环境治理的一种补贴和鼓励的资金。

（三）项目基线

对应于“增量”概念，则存在于GEF项目“基线”的概念。所谓基线，就是一些已经确定要进行的工作或活动，归属或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优先内容，并构成设计和实施GEF项目的基础。通过实施GEF项目，项目的“基线”工作或活动可以产生和扩展环境效益。［2］7鉴于各个国家的各种基线是动态的和演进的，因此，对于更复杂的情形，GEF一般采用为总体发展目标制定的基线，而不是为估算一项个别的GEF额外成本而特地形成的基线。［2］274这样做既可以减少估算基线的人力物力，也可以使基线的建立更加透明可信。

（四）融资

全球环境基金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其资金的来源必然备受关注。GEF对项目融资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融资是由GEF各机构或者其他非GEF机构所承诺的项目资金，这些资金对于实现GEF项目目标非常关键。GEF项目融资的来源包括：（1）来自GEF的执行机构和实施机构自身的融资；（2）受援国政府以配套资金方式提供的融资，例如用于基线活动或基础活动的资金，这些活动是项目工作必需的，或者没有这些活动项目就无法实施；（3）为同一项目从其他机构带动的资金，这些机构包括其他的多边机构、双边发展合作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以及受益方。［2］9-10

二、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中具有双重角色：受援国和捐款国。除此之外，中国还是全球环境基金的成员国。

（一）举足轻重的成员国

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这个国际组织中活力四射。首先，自1990年11月以来，中国作为25个创始国之一，参与了全球环境基金的建立；其次，中国和几个大的GEF捐款国（如美国、日本、德国等）一样，一直拥有一个独立的理事席位；再次，GEF的第二次成员国大会①于2002年10月在中国北京召开。 

另外，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资金分配框架（Resource Allocation Framework， RAF）的模式选择这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中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终，中国与欧盟提供的“筛选模式”②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在事实上压倒了美国坚持采用的“单个国家分配模式”③。

（二）受资助最多的受援国

中国是获得GEF资助最多的国家。截至2006年12月，中国GEF项目（指国家项目）获得的GEF赠款和赠款承诺已经达5.3亿美元。表1显示了中国获得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各业务领域资金的分布情况和资金资助各业务领域的项目数量。［2］104-105

（三）发展中国家中捐资最多的捐款国

中国从GEF试运行期开始就一直对GEF增资捐款，是少数几个对GEF捐款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是发展中国家中捐款数额最大的国家。中国对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GEF信托基金的捐款数额分别为560万美元、820万美元、951万美元和951万美元。［2］105增资变化曲线见图1。

三、全球环境基金中的中国将何去何从

由此可见，现阶段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那么，未来的中国将会在全球环境基金这一国际政府间组织中何去何从呢？

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支出，对于人口严重超载的中国来说的确是个沉重的包袱，因而国际上能够提供给中国的帮助是越多越好。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经费到底能有多大帮助呢？一方面，中国每年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总投入从2001年的1 106.6亿元人民币，逐年增加提高到2006年的2 567.8亿元人民币（图2）。另一方面，截至2006年12月，中国从全球环境基金所获得的赠款和赠款承诺为5.3亿美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这样巨大的数字差距在图2中可以更直观地表现出来。

这种巨大的数字差距足以表明全球环境基金对中国的赠款在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所占比重并不大。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全球环境基金的援助并不是非常重要或者不可缺少的。

然而，中国更应重视全球环境基金作为一个跨国治理主体和国际机制的作用。凯瑟琳斯金克和马格里特E凯克认为，跨国治理是一种发展趋势，而且在环境领域显得尤为突出。［3］在这种跨国治理中，治理主体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也包括新兴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根据共同的利益，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以其构建了共同的制度。［4］因此，全球环境基金既可被看作一个跨国治理主体，同时也可被认为是一个国际机制。在全球环境基金中，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员国身份对该组织以及参与其中的其他国家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同时中国也可以参与该组织的规则制定。就像笔者在第二部分中提到的“资金分配框架的模式选择”例子一样，中国可以在这一国际机制中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提案并在讨论环节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磋商达成最后共识。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不仅能够以符合国际规则的方式达到自身的期许和目的，同时也可以塑造绿色的国际形象并以此替代（或减轻）“异质国家”这一传统的不良国际形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全球环境基金确实对发展中国家赠款，但是建立在“增量成本”和“项目基线”等概念的严格界定之上的，这不仅使得获得赠款的资格审查甚为严格，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赠款的金额大幅缩水；第二，中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中的作用可被概括为举足轻重的成员国、受资助最多的受援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中捐资最多的捐款国；第三，虽然援助并非不可缺少但国际机制作用对中国而言更加重要，中国未来将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其中，并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

［2］朱光耀.全球环境基金与中国可持续发展［M］.1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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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环境污染宣战――环境服务产业的机遇和挑战

姜鹏明

（中关村科技企业家协会会长、北京绿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目前，我国整个资源状况相当不乐观，甚至是一种危机状态。2013年的雾霾，让104个城市深陷其中。2014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决向污染宣战。

生态环境的恶化到现在已经大概四十年了。前二十年，大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改革开放以后，特点是由点源到面源的排放污染的入侵。我们用了20年时间，首先打破了自然环境的自净容量，又用了20年时间，以社会生产方式和工业结构造成的一种大规模的全面的环境资源的破坏。现在的环境污染已经不仅仅是点源和面源的问题了。我们还要用40―60年时间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它的投入和牺牲将是巨大的。

我们要用20―30年时间建立起适应自然的生态体系，才能真正长久地适应这种发展。但是要完成这两条，得有三个前提：第一是举国一致的抗战决心，光靠政府、民间下决心还不行；第二是要树立正确的理念，遵守生态法则；第三是技术路线要适当，技术安排要先进。

举国一致的抗战决心很重要。近三四十年来，我们受够了污染，面对严峻的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5月4日公布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号称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这表明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决心。这次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由损害者担责，而不仅仅是污染者担责的问题。北京最近开出了一张历史上最高的罚单，这是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决心体现。

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汇，未来城镇的发展趋势，经济模式从工业经济转向生态经济，社会结构变成人权主导。绿色产业应该成为一种人类的选择。

从国际视角看环境服务产业的机遇和挑战

李丽平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所副所长）

从整体来看，现阶段环境服务产业的发展处于较快的增速状态。目前，全球环境服务业约占环境产业的一半。其中，废物处置服务和污水处理服务2010年的产值占全球环境服务市场的74%，其中废物处置服务占45%，污水处理服务占29%。

此外，环境服务贸易自由化，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成为了环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全国有60多个成员对环境服务作出具体承诺，各分项目承诺总体较平均。

目前，国际上对环境服务的概念及范围已经有了共识，但是对环境服务边界的判定仍比较模糊。比如饮用水、工业废水处理的边界。

全球环境问题主要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危险物越境转移，以及企业国际环境公约所针对的全球环境问题。这些国际公约的签署和实施也将为全球环境服务提供很大的机遇。例如，节能和奇特温室气体控制方面的环境服务进出口；为削减影响臭氧层的ODS（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物质的无氟碳化物的环境服务贸易；实施《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有关的环境服务进出口等等。

未来，环境服务谈判的模式和管理方式都将发生很大变化。对中国而言，目前潜在的市场空间进一步增大，给我们更多、更大的市场空间。所以，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同时也存在很多挑战，比如对环境服务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但我们仍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服务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很多壁垒将进一步消除。目前，中国很多的环保企业有实力，也有能力和机会走出去。未来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道路将会更加平坦。

环境污染形势的严峻，也带来了更多的需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和机遇。因此，中国应建立官、产、学、研的机制，更好地服务企业本身。在国内，要积极地制定相关环境服务业的政策。国际上，要赢得更多的主动权，更多的参与或者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不管是政府部门、研究机构，还是企业，都应该积极地抓住环境服务业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挑战，共同为环境服务业的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环境产业的服务业转型

傅涛

（中国水网总编、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全联环境商会执行副会长）

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企业承担的风险也加大。环保服务要求的提高呼吁专业化的分工。这种分工必然催生产业之间的合作。服务综合化的时代会有很多细分公司形成战略合作的关系，环境产业应该是以战略合作为主线的市场。

现在环境市场上的合作不仅仅是项目合作，更是企业合作，是在产业链上进行的深入合作，行业也因此从项目时代进入公司时代。企业并购和合作的重心也不再是项目，而是公司间并购和企业间的战略合作。

时代在变化，外部环境在变化，产业自身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化，从业者应该思考新的变化对产业发展。2014年的两会，让环境产业从业者倍感振奋。总理的讲话将环境治理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对于环境产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是一个好现象，政府对环境治理考核从效果性取代指标性，政府正在重视与社会和民众的沟通，以民众的感知调整政府行为。环境治理，不是说减排多少指标就达标的事情，而是以民众的感知为标准。也许数据达标，但老百姓也许会觉得污染严重。民众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客户，做服务需要有客户思维。

各界的关注，势必促使环境监管从严。这些，不仅释放了环境服务业的市场空间，强化的公共服务采购和监督会促使环境保护更严格、环境服务更专业，对企业的专业能力要求会更高。

中国环境产业目前已正式进入了以专业化为基础的战略合作时代。之前，大家以占领市场为主，能干不能干，先拿下了项目再说。当专业化需求和专业化分工加强，这样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做餐厨处理的公司收购垃圾焚烧厂在这个时代可能就不再具有竞争优势，只有做深做专做强才会得到更多认可。

资源化市场是进一步的服务延伸，是技术先导型的。如果强调资源化，一定会引发行业技术革命。如何在废里淘金，需要很高的技术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型公司的发展也许会超越资本型公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成为市场主流，引领市场发展。

未来环境产业市场的发展，主要在于两个方向：做深和做宽。宽与深的组合，将成为中国数万亿环境产业市场的未来。

探讨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机遇、问题与对策

徐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博士、中关村国际环保产业促进中心主任）

近年来，我国遭遇了雾霾天气的反复侵袭，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本身环境差，加上省内工业占GDP的高比重，钢铁、建材、水泥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默许，污染治理措施的不完善等，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安全保护如何协同并进已经迫在眉睫。

中关村国际环保产业促进中心是中关村科技园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平台。2010年，总书记到中关村视察时讲过，中关村的发展关键是整合好资源，搭建好平台。比如环境工程、能源工程、智慧环保系统工程、国际合作、政府事务，还有一些管 理。我们中心目前有六大联盟，2003年成立项目污水处理厂，非典高峰期，我们成立清洁空气产业联盟，很短时间内向社会供应了相关产品。

中关村的企业有2万多家，节能环保企业大概1500家。为什么要搞环境服务业？单向应用很难解决，一个园区，一个政府的行政区，或者环境功能区，一定要综合的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把中关村优秀的技术展示出来了。它是当今世界展馆里使用节能环保技术最多、最系统的展馆，也是当今世界展馆里节能减排效果最好的展馆。去年拿到了建设部的奖励。讲过，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我们应该做的是将有限的财力集中用于关键性技术的攻关和突破，用于重大产业化复制，充分发挥科技在生态文明与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的引领作用，让科技真正支撑起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通过科学的进步，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物质、能量最大化利用和废物最小排放，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健康、低污染、低耗能的生态产业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环境的污染，将经济与环境的对立面转化为同一面，实现经济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向环境污染宣战要有四种思维

宋洁尘

（中关村核心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认为环保服务产业的挑战与机遇，要树立四种思维。

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环保法》刚刚修订完，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新《环保法》明确提出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责，污染物总量的制度，特别是黑名单制度，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严的环保法。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有《环境保护法》，那个法出来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如果政府不重视，还在以发展为主，还在走原来说的先污染，后治理，哪怕边污染边治理，这个都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法治思维，要把问题统筹考虑，倒逼机制。

其次要树立市场思维，推动产业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明确规定，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海淀区长期以来对节能环保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等环保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下一步，海淀区政府将进一步打破市场准入方面的体制、机制的障碍，建立开放市场，培育市场，引导和规范市场。让掌握最新污染防止技术的各类企业有大显身手的机会，解决环境污染同时又有获得利益的合理的回报，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篇4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危害，开始着手解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涉及全体人类的共同福祉，与每个国家都利害相关；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需求和利益又不同，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上会引发较大的矛盾。为了平衡这些矛盾，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颁布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中公约第四条提出了一条原则，成为了后来《京都议定书》等实施的基础，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实际上是在讲解决共同环境问题时具体的责任分担问题。所有人都会在环境治理中得利，因此所有人都应该为此做出努力，限制自己的行为。可是谁应当更多地、带头承担责任呢？必须要制定一条能够体现根本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发达国家较早实现工业化，据统计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到上世纪50年代，在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工业化，虽然像中国等快速工业化国家当前排放量很大，但应当适当照顾其发展的需求。因此，先排放者要比后排放者以及尚未大量排放者承担更多责任、受到更多限制，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所体现的公平原则。

可以说，没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这一公平原则的建立，就没有后来的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和政策发展。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具体体现了这一原则，得到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落实。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激烈争论，就是为了捍卫“共同但有区别责任”这一原则。最终会议颁布的《哥本哈根协议》仍然体现了这一原则。

那么从国际气候治理和国外类似环保政策发展经验来看，中国在空气治理方面有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呢？

首先是应该明确建立体现广泛社会共识的公平原则，作为各地方和行业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例如，如果科学确认汽车的尾气排放是空气雾霾的重要诱因，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合理限制小汽车的使用，那么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让使用小汽车多、使用时间长、排放量大的人群承担更多的责任，给没有小汽车、之前并没有造成污染的人合理的引导，并尊重其提高生活质量、购买使用代步工具的个人发展空间。国内环境政策制定和全球气候治理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全球环境治理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来强制实施，必须通过公平原则才能凝聚各国共识。而国内政策制定具有强制力，实施不当则更容易积压社会矛盾，损害政策的合法性，出现大量“主动违法”和钻政策漏洞的现象，还会扭曲人们对环保政策效果的过高预期，最终反过来冲击环保政策的长期效果和发展。

篇5

序言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焦点问题之一。其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是，环境问题的动态和演化特征；三是，环境问题结果的不确定性；四是，环境问题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即其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环境质量的变化，也体现出对区域关系、国家关系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主权、经济、社会发展、原有的国家优势和在新的环境状况变迁之下的优势变化的影响。

一、全球化使环境问题越来越复杂

第一个特点是，环境问题出现跨疆界特征。一是，目前的环境问题或与环境变迁相关的问题，已经从单纯的环境受到影响或破坏，转化为由于环境的变迁而导致的对经济社会发展、人体健康的影响，即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是以自然和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二是，环境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支持和支撑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支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就遇到了大问题。三是，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过去的“小范围”概念，不是个别群体受影响，“受影响者众”这个特征使得它变成了一个安全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更是全球性的安全问题，由此就提升到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层面。

第二个特点是，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特征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相互交织。之所以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是因为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资本和资金的流动带来了技术、劳动力和产品与服务的流动——哪怕你只生产一种产品，只要你被纳入全球性的流动过程，它都具有全球性的效应。

第三个特点是，诸如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气候变化、沙漠化等环境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跨疆界的特征。而且不管这些问题本身是否是跨疆界的，它们均随全球物资、能量、包括价值的流动而来。

第四个特点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环境压力的增加如果不能得到遏止，将会使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如果没有恰当的政府干预和正确的市场价格信号，就会穷者越穷，富者越富，“马太效应”将越来越强化，会比我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反映的两极分化问题更加严重，由此导致社会利益冲突加剧，包括环境难民的现象，都有可能出现。如果这种态势不能控制，人们没有理由不担心发生各类冲突，包括国内的利益集团冲突、以资源掠夺或资源争夺为特征的国家间冲突、区域性冲突等。

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现代外交工作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外交最重要的起始点，人们比较认同的是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环境大会。环境外交包括双边的、多边的、区域的，当它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就意味着全球对环境问题势必会采取一种在一定层面之上多个国家都能认同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治理模式，或者说是国际环境治理模式。这就对所有国家提出了一个挑战，因为一旦形成全球共同治理模式，就一定会有相应的目标，而各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认同这个目标，并且采取协同或协调的行动来完成目标，这就具有了类似于国际环境法或国际规范的某种强制性的含义。在这种模式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会变得更加紧密，不仅仅是财政、金融方面，还将包括政治方面。

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环境一体化之间相互影响。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过程，包括产业迁移、产品贸易过程，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可持续性进出口问题，它跟传统的经济类商品进出口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国，实际上我们在用高耗能的产业为别的国家生产产品：我们通过出售产品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同时，我们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没有体现在价格中的环境成本，向其他国家输出了可持续性。第二，绿色贸易壁垒。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将对各个国家产生影响。而在目前的国际贸易规则、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条件下，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原因在于，环境问题作为全球性的公益问题，使得一些主权国家有可能打破世贸组织所规定的国民待遇的条款，来特别针对环境问题实施特定的惩罚性条款。比如，像欧盟、美国、日本对中国某些产品实行贸易限制，都是与绿色壁垒有关的。第三，一体化过程中，我们看到技术在全球流动，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只是利用了转让过来的技术。那么，后发展的国家能不能在全球竞争当中找到后发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跟着别人走原来的技术路径，只能是在它后面发展，因为你的研发投入不比它强。后发优势如果有的话，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跨越式的发展：如果你寻求一种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就有可能超越。具体到中国，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进行大的调整，而决定这种调整方向和力度的，是政府的政治意愿以及相应的政策导向。

三、环境外交要寻求能够双赢的空间

中国一直在努力地承担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应承担的环境责任，我们对本国环境问题所做的努力，一是使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这本身就具有全球性效应；二是解决了这么多人口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这本身也是一个贡献。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但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把这种努力对区域及全球环境的伴生效应以及国际压力等问题理清楚，因此也就不能排除我们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包括路径选择问题以及环境外交的定位问题等。

我一直认为，中国在全球环境合作中应该也能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的，那就是实现局地的空气污染减排。这种举措可以同时服务于抑制全球的气候变暖趋势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就中国的企业而言，在目前这种全球环境压力之下，会遭遇很多的问题和挑战，但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面向10年或20年以后的市场或者国际形势，中国的企业或许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抓住一个特定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研发技术，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技术，就可能建立自己的技术储备，从而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中具有自己的技术和竞争优势。说到企业，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海外企业的环境行为。中国目前有很多海外投资，国际社会对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行为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其中不乏批评。如果中国在向海外投资的过程中，能够宣扬和实施环境友好的理念，将不仅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将对消除国际上的中国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要承担责任，企业要承担责任，消费者、公众也要对环境负责，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在于，或许我们的生产模式可以不仿效其他国家，但是我们的消费模式能否摆脱物质社会的影响？公众消费方式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需要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作为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改变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将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和生产模式；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将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而影响到国家的政策以及政府对改善环境的政治意愿，进而对中国整体的环境治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公众对公共事业的热心和参与，中国将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最有效的影响。

四、在履行臭氧层保护公约中尝试产业升级

到目前为止，臭氧层保护公约是在全球范围内履行最为成功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实际上，《蒙特利尔议定书》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首次在国际环境协议中实实在在地落实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的公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之下设立了一个多边基金，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条款：发达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发展中国家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资所必需的资金，以及以最优惠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在《维也纳公约》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订和实施过程中，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在议定书重要条款的修改当中，包括多边基金的建立，以及发展中国家集团的集体行动方面，中国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很少在其他场合看到中国人在国际环境舞台上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这是非常积极的。恰好就是这种积极主动，可能让中国能以非常正面的方式去直接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在各种压力之下寻求发展空间和发展潜能。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订上取得成功？其实有几个保障机制在里面：一是，中国政府有比较强烈的参与愿望，这种政治承诺永远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中国政府以及主管部门一直能够获得持续性的决策支持，特别是科学研究和政策分析以及影响分析的决策支持，使得中国在一开始就能够很好地去判断签不签约，以及各个条款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与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决策研究的支持，你在外交上的谈判就是无源之水。

中国在决策支持和政策研究的基础之上，真正开始推动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在中国的实践。从生产到消费到淘汰，到替代品的生产、技术的研发，都被作为整个履约全过程的一环来看。这种全过程的视角和全过程的分析，使得中国有可能在即便是加速淘汰的时候，也能够保障同类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同时，通过利用多边基金的支持，实现了产业的升级换代，使得中国的产品能够打入国际市场并占有较大的份额。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还尝试了很多有创新意义的管理措施和政策手段，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和政策都是很有效的，它既保障了中国的履行承诺，也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而且制度创新还带来了履约成本的节约。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鉴于以项目为基础的履约机制的低效率特征，1995年的时候，北大开展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履约机制研究，在设计这个机制的时候就把有效的政策手段考虑在内了。这个行业机制被中国政府作为《议定书》《公约》的履约和资金支持的重要机制。世界银行在给行业机制评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评价：中国因为行业机制的实施大约节约了27%的履约成本。第二个例子或创新性的政策，就是“可交易的ODS生产配额许可证”，实际上有一点像现在的碳排放贸易。通过这个政策，一方面，保障了履约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因为采取了灵活性的履约目标达成政策，同时让企业以投标、竞拍的方式来获取多边基金，这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体现了市场优胜劣汰的特点。第三个例子是，中国在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实现了履约的目标要求，而且因为中国能够通过多边基金获得一定的支持，从而实现了产业升级。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电冰箱生产线都是进口国外二手的或者七八十年代的旧产品，借助《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支持，中国实现了工业产业的升级，使原来相对落后的产业，一下子发展到处于国际领先的行业地位。

结语

篇6

一、概念逻辑

对环境变化中的城市责任探索，源于城市的环境影响机制，而环境影响机制要走向深入，必须概念化。生物学家保罗·厄尔利克（Paul Ehrlich）和能源科学家约翰（John Holden）提出环境压力方程：I=PAT，其中I是人类活动总体环境负荷，而P是人口、A是财富、T是技术或者制度能力。该方程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凸显环境变化影响因子，虽然方程影响因子权重有待争论而每一项值在不同国家、地区差异也甚大，但通过统计技术和非线性回归方程仍可大体计算出环境负荷。环境压力方程有助于理解损害地球资源和生命保障系统的动力学机制，但忽视了将人口、财富和技术有效集聚的平台——城市。城市是人类以技术编织出来的体系，其维持既需设计、建设和管理，也需要能源、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输入输出和相应生态承载力。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是这种技术体系的基础部分，不仅创造绝大多数财富、激发需求，而且其形态对能源、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输入输出几乎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瑞吉斯坦将I=PAT计算公式改为I=PLAT（其中L代表着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全球化和工业化使城市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出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Elliott等人认为城市政府、土地开发商、金融机构相互协作构造出一台极为有效的“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James R. Elliott，2011)，既有力驱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也对健康、安全、可持续与自然的价值造成损害，由此学术界先后开发出多种概念和指标，如生态承载能力、生态足迹、基础设施生态效率、绿色账户、生命周期分析，对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积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城市化是多维过程，包涵人口增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社会变革等诸多方面，但最直观的依然是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扩张。由于资本、人口和生产要素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的边际递减，扩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分为起步阶段、起飞阶段、维持阶段、更新阶段，不同阶段衍生出不同的环境问题。1992年世界银行在总结大量案例基础上，将环境问题分成贫困主导型、生产主导型和消费主导型三种类型。后来白雪梅和井村延续这种分析框架，认为三类环境问题有着时间上的承接性，而三类环境问题之后便是生态城市阶段，环境负荷也随着这几个阶段呈现恶化、减缓、再次恶化、再次减缓的波浪形。发达国家城市化已大致完成，从而使得全球环境负荷增量和发展中大国城市化的相关性尤为突出。不仅表现在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持续增长，也表现在他们未完成工业化就出现的高消费、高污染的消费型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朝着复合化、全球化、深度化方向演变，根据波士顿咨询机构（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报告，全球新兴市场城市基础设施未来20年将达到30—40万亿美元之巨，这些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同时，资源拮据、环境负荷、气候变化，生态承载底线将会一再受到冲击。

二、治理逻辑

城市化、经济增长造成诸多环境后果，而这种后果又主要由城市居民来承担，从而为城市环境责任奠定了道德基础。从道德基础向治理绩效的传导由思想基础、动力结构和政策工具三个环节链接而成。

篇7

【关键词】灰色理论；外商直接投资；生态效应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和频繁，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国际间资本流动与生态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中国多年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FDI的进入，1979年至201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10483.81亿美元①，这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污染密集型产业，给当地的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带来较大负面影响。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环境污染治理压力日益增大，自2004年以来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其中，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②。

如何处理好引资与生态的关系，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关联度分析法，通过对外商在这些省份投资情况与生态环境若干变量之间的关联分析，确定FDI的区位配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重点关注FDI与生态环境的哪些变量之间具有更强的关联度，并通过趋势分析，研究FDI区位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变化。

二、文献综述

篇8

【关键词】工业；工业废气；污染；治理

当前工业废气污染已经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其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当前国家加大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而治理工业废气污染成为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对成熟的治理技术。本文笔者分析了当前工业废气污染存在的危害性，并对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应用和发展的意义进行探讨，同时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对近年来在治理工业废气污染方面所采用的技术进行研究。

一、工业废气污染的危害

1、工业废气污染对人体造成伤害。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不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大气中，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其中最主要的体现是，人体吸入工业废气会造成呼吸道疾病与生理性能停滞，甚至会出现致癌或者眼睛失明等现象。

2、工业废气污染对植物造成危害。工业废气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尤其是尤其是二氧化硫、氟化物等，这些会对植物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不仅会造成植物叶枝脱落，还会造成植物尤其的农作物的减产。此外，会影响到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也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

3、工业废气污染会对全球气候环境造成影响。工业废气污染作为大气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它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已经超越了国界，危害已经遍及全球。工业废气污染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速全球臭氧层的破坏；二是工业废气污染会形成酸雨，造成农作物减产，建筑物等腐蚀；三是工业废气污染会使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雪融化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二、研究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的意义。

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生产活动中排放的废气越来越多，已经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研究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一方面可以为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改善提供帮助，更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降低企业的能耗和环保投入资金，实现政府、社会以及企业之间多赢的局面。

三、当前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探讨

工业废气一般分为固体颗粒粉尘污染物和气体污染物，因而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也要针对污染物的不同而不同。当前比较成熟的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吸附法。吸附法主要是利用某些具有较强吸附能力的固体吸附剂（譬如活性炭、分子筛、硅胶等）吸附工业废气中的有害成分而达到消除有害污染的目的。这种方法具有设备简单、应用范围广、净化效率高的特点，是一种传统的废气治理技术，也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治理技术，但是该技术存在投资后运行费用较高且有产生二次污染的缺陷。

2、吸收法。吸收法是利用某种特定的化学液体来对工业废气进行吸收，再利用有机分子和吸收剂物理性质的差异进行分离的废气污染物控制技术。但是该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适用于浓度较高、温度较低和压力较高情况下废气污染物的处理。同时这种方法的回收率太低，由于前期投资及运行成本都很高，导致经济效益不明显。

3、催化燃烧法。催化燃烧法主要是借助某种催化剂来分解或者使工业废气燃烧后变成无害气体。这种方法使用设备简单，投资少，见效快，基本上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缺点是不能对废气中的有机物质进行回收，只有投入，而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4、生物法。生物法起初主要应用于脱臭。近年来随着对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该法也逐步应用于有机废气污染物治理。这种方法与先前的常规治理技术相比，具有设备简单，投资运行费用低，无二次污染等优点，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方法只能在处理低浓度、易生物降解的有机废气污染物时才具其经济性，也就是说此方法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5、光分解法。光分解法主要是在光照环境下，借助催化剂（如TiO2）介质材料产生正负电子荷，将空气分解为氢氧根离子，从而产生分解还原作用.因此可以将各种有害化学物质、恶臭物质分解或无害化处理达到净化空气、抗污除臭的作用。光分解废气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特定波长的光直接照射，使废气直接分解；另一种是在光照条件下，借助催化剂的作用对气体进行分解。这种方法主要是一些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研究效果比较突出，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开拓。

四、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展望。

工业废气污染治理在环保治理工程领域开展时间不是很长，目前虽然各种治理技术复杂多样，但是由于某些工艺还不够成熟，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随着环保技术的不断发展，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将会朝着多样化、低成本、低能耗、管理维护简单等方向发展。

五、结语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废气污染日益严峻，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采用了一些废气污染治理技术，但是由于我国工业废气治理、净化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不高，持续研究开发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工业废气治理水平，我们要加快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创新及应用水平，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快速市场化。

参考文献

[1]徐磊，黄学敏，曹晓强.生物法在处理有机废气中的研究现状及展望[J].山西建筑，2007，33（11）：364-365.

[2]贺文力.试论工业废气的危害及其主要防治方法[J].科技与创新，2014年11期.

[3]韩明远.试析治理工业废气污染技术的有效应用[J].民营科技，2015年08期.

[4]祝洪芬.工业废气污染治理的相关技术[J].中国科技信息，2015年02期.

篇9

一、环境问题与我国的环境形势

全球环境问题源于西方的工业化，工业发展消耗了巨额的自然资源，排放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变得越来越脆弱。时至今日，环境问题依然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联合国最新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30年中，虽然国际社会在环保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全球整体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在大气和江海污染加剧、大面积土地退化、森林面积急剧减少、淡水资源日益短缺、大气层臭氧空洞扩大、生物多样化受到威胁等多方面。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在全球环境状况趋于恶化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形势也十分严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环境污染依然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重要河流湖泊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工业危险废物、城市垃圾的数量在增加，噪声扰民相当严重。（2）生态破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森林质量不高，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3）生物资源破坏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遗传资源大量丧失。（4）未来面临的环境压力加大。工业化进程中造纸、酿造、电力、化工等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得不到安全处置；沿海地区高强度的开发加大近岸海域的环境压力；农业面源和农村环境污染加剧；社会消费转型中，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将对环境和健康可能带来潜在风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加重。

二、正确认识我国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尽管说环境问题源于工业化，但工业发展是否就一定意味着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呢？我国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真的就无法调和吗？

（一）我国工业发展确实给环境带来了很大危害。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对环境的污染上。在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污染给环境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尽管环境污染不完全都是由工业生产造成的，但工业污染的“贡献率”也不会低。（表1、表2）

（二）工业污染只是导致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原因之一。然而，工业并非是破坏生态环境的唯一主体，除了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之外，还有农业生产和生活消费引起的严重环境恶化。近年来，生活污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都要高于工业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也就是说，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中一半以上来自生活排放，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工业排放。另外，农业面源污染也成为我国的污染大户，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污水灌溉造成土地大面积污染，中东部地区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已占灌溉面积的20%；全国畜禽养殖污染物产生量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倍多。由此可见，不能把环境恶化都归罪于工业，从而片面地夸大工业发展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粗放型的工业增长方式是环境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伴随着工业发展而出现的环境状况恶化问题，主要原因不在于工业发展本身，而在于粗放型的工业增长方式。粗放型的工业增长方式带来的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但这不是要不要发展工业的问题，而是由于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没有实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所引起的。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业还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要在大力发展工业中改善和保护环境，就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转变工业增长方式把能耗和污染降到最低。

（四）大力发展工业最终有利于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在传统发展模式和观念下，人们总把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认为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一定会带来高能耗、高污染等种种环境问题。事实上，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恰恰是要对环境能源进行保护和维系。因为工业发展必然伴随着技术进步，只有装备工业发展了，环保技术取得突破了，才能为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创造条件。同时，工业发展有利于国家财力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投资于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从而改善环境恶化状况。

三、解决我国工业发展中环境问题的建议

工业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工业的发展中加以解决。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硬道理，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没有发展的环境保护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工业发展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工业的发展始终保持在生态环境系统可承载的范围内。

（一）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要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这是解决我国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的必然选择。今后15～20年依然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依然很大，唯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企业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我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大力促进工业增长方式转变。由于伴随工业发展而出现的环境恶化问题主要是由于粗放型的工业增长方式造成的。为此，加快工业企业产业转型步伐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要把工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放在医药、化工、建材、冶金、电子、纺织、煤炭、汽车等重点行业上，对各产业部门提出更加明确、更加具有强制性的资源和环境保护要求。

（三）加大环保技术创新和环保产业发展力度。环保技术的突破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对解决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意义重大。环保技术创新能够提高资源效率、减少能耗、实现工业生产的低污染低排放，能够有效突破环保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技术瓶颈约束，从而促进环境状况的改善和环保产业的发展。为此，要建立有利于环保技术开发与创新的投资机制，除了政府增加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坚持“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通过引进外资、设立开放式的环保产业发展基金、发行企业债券、允许环境污染治理专业化企业上市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环保产业发展和技术研究、开发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在此基础之上加强政府部门、科技界和企业界的合作，促进环保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与推广。

篇10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环境会计 

 

环境会计是现代会计的新兴分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它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开展的会计核算，运用会计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属性，反映、报告和考核各会计主体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其维护、发展和补偿，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以期达到合理配置资源、改善环境状况的目的。它在我国的研究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日益加剧，而在环境管理方面却未能同步赶上，致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是企业忽视环境管理所造成的。由于传统会计没有把环境支出和收益纳入其核算体系，没有提供企业生态效益方面的信息，环境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加强环境会计核算，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揭示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环境污染的治理情况，是消除严峻环境形势的必然要求。 

 

一、加快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建设的必要性 

 

从环境会计实务方面来看，我国政府、企业和会计实务界对环境会计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或相关规定，在企业会计制度及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中也很少涉及环境问题。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只是在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一招股说明书》中有两处涉及环保问题：一是在规定应说明的政策性风险时提到“环保政策的限制或变化等可能引致的风险”；二是在规定“募股资金运用”时，对属于直接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要求发行人可视实际情况并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投资项目可能存在的环保问题及采取的措施”。但是对于上市公司的年报却没有关于环境问题的具体披露要求。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要求，企业在环境问题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方面的做法不一，存在很大差异，以致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另外，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中也没有关于环境问题的专门准则或具体规定。 　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国家已经颁布了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并一再强调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尽快加强环境会计建设。 

我国人均资源短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于资源耗费，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直面l临着非常紧迫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针对目前我国环境资源现状，如何合理、高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认真治理环境污染已经刻不容缓。环境会计作为现代会计学的一个新兴分支，从资源、环境的整体出发，对企业各相关的环境资源进行反映和核算，这将促使企业认真履行自身相应的环境责任，改变过去对环境资源“无偿使用”的错误观念。因此，目前我国环境资源现状也要求尽快建立环境会计。 　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绿色消费的兴起，许多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也作出了很多的努力，认真履行自身的环境保护责任。中国加入WTO后，许多企业为参与国际竞争，到国外投资或出口产品都积极建立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国际环境管理标准IS014000的认证，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并对环境成本与负债进行核算。因此，基于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和国际化趋势也要求我国环境会计的建立。 

 

二、制约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企业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细胞，承载着诸多社会责任。然而，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不强，“重经济轻环境”思想和“先污染后治理”等行为较为普遍，企业往往只顾眼前利益，环境保护观念淡薄，对环境会计建设重视不够。 

 

(二)企业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仍不成熟 　在环境会计理论方面，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于环境会计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特别是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从会计实务方面看，我国企业还没有建立完整的环境会计信息系统，企业环境报告、信息披露严重不足，且缺乏可比性和可靠性。 

 

(三)还未形成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或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或相关规定，在企业会计制度及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中，也很少涉及环境问题。在会计实务中，还没有系统的环境会计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和规范。由于缺乏强制性的准则规范，企业各方利益关系者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要求还不是很强烈，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也刚刚起步，缺乏规范。 

 

(四)与环境成本核算相配套的会计核算体系尚未建立 

在环境会计中，环境成本的核算是难点和重点之一，可以说，解决环境成本计算的具体方法是深化环境会计研究与推广应用环境会计的关键。但是，在我国目前尚无环境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企业内部也尚未建立与环境成本核算相配套的会计核算体系，大部分企业只是将排污费列作管理费用。这样作操作虽然简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企业很少单独核算环境成本，不能获得环境成本的相关信息，这样就会模糊环境成本发生的动因，不利于企业挖掘潜力，降低成本，也不利于环境成本控制。第二，环境成本费用与企业各项成本费用混合在一起，缺乏合理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上述问题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第一，应列入产品制造成本的环境成本未列入，使得成本补偿严重不足，不利于企业合理确定产品价格。第二，投资人不能获得企业在履行环境责任时的成本信息，难以对经营者的环保绩效和企业的环保风险进行评价。第三，经营者不能获得环境成本信息，不利于环境管理和环境控制。 

 

三、加快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建设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