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种植扶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种植扶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新时期中国农村的贫困现状

1978年以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总量约为2.5亿人。经过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能力培育扶贫战略，中国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8000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人，中国农村贫困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变化趋势，见下图1和图2。

根据2005年绝对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为低于683元)和低收入人口(低收入人口的标准为低于944元)的计算标准，2005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2365万人，比上年减少245万人，减少9.5％，贫困发生率为2.5％，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数量为4067万人，比上年减少了910万人，减少18.3％。农村低收入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4.3％，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从农村绝对贫困的发生率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比重来看，这两方面的数据虽然已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农村总人口的基数较大，因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从中国政府在农村反贫困的成效来看，图1和图2中国农村贫困整体变化趋势和贫困发生率的下降趋势呈明显的水平状态，说明中国政府反贫困政策成效呈递减的趋势，以及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些情况表明，中国政府在农村反贫困方面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二、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指导下，农村贫困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但是，随着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尤其近年来中国政府反贫困所取得的成效呈递减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与新时期农村呈现的贫困特征具有密切联系。

(一)从宏观视角上分析，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呈总体分散性和局部集中性并存

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虽然降到较低水平，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发生率仍高达7.1％，而低收入人口比重高达10.8％。农村贫困人口及低收人人口在全国和重点贫困县分布情况(表1)。

从上表1分析，可以发现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重点县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以上，如2004年和2005年重点县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1.8％和60.6％，而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9倍和1.8倍，可见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国家重点贫困县。从农村贫困人口空间分布上来看，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中国农村东、中、西的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及贫困人口呈明显的递增趋势(表2)。

从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从东到西呈递增的趋势，贫困发生率也呈现出西部最为严重，尤其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所占比重超过50％。很明显，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从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所处的地势、地形来看，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山区和边缘地带。2005年底，山区贫困人口1228万，贫困发生率为5.5％，占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51.9％。从贫困人口的省际分布看，西部省份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其中，青海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内蒙古、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7个省区贫困发生率在5％―10％之间。因此，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呈明显的集中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征。

(二)从中观视角上分析，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呈单一性特征

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体系具有三个特征：产业结构单一。第一产业比重高达90％以上，而且种植业约占第一产业的70％。其中，粮食作物约占65％的比重；生产投资结构不合理。一是生产投资资本不足，人均投资少；二是投资构成不合理，长期投资少；三是产业投资结构不平衡，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占85％以上；投入产出的低效率。由于贫困地区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也决定了其收入结构的相对单一。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第一产业，尤其是种植业。据2005年统计数据，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中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比重分别为6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因此，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单一性特征，说明农村反贫困的长期性与脱贫的不稳定性并存。

(三)从微观视角上分析，贫困人口家庭负担重和劳动力素质低并存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可(2005)调查发现：农村贫困及低收入人口的每个劳动力负担人数为1.6人，高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同时，农村贫困和低收入农户中家庭结构为“一对夫妇及三个以上孩子”和“三代同堂”的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劳动力素质上，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5年和6.8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年和1.2年；文盲发生率分别为16.8％和14.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9个和7.6个百分点。由于贫困人口的家庭负担重和劳动力素质低，进而导致了贫困人口收入与其他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人口收入上限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差距从2001年的1：3.6上升到2005年的1：4.8。用五等份分布法，2005年农村居民最高收入的20％占全部农村纯收入的43.6％，而最低收入的20％只占全部收入的

6.3％。这些说明，从微观视角上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户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发展性贫困(或者相对贫困)特征凸显。

三、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机制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农村贫困呈现的特征说明，农村扶贫工作具有综合性、复杂化和难度性加大等特征，由此也暴露出了政府在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和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从宏观运行机制上看，农村扶贫开发管理体制和瞄准机制不完善

首先，从农村扶贫开发目标上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目标不一致。中央政府目标是实现既定脱贫目标，而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实际上，二者在贫困资金使用方面构成了委托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来使用扶贫资金。因而，出现中央政府扶贫资金常被地方政府挪作他用，如发展县办工业、乡镇企业，导致扶贫开发战略偏离了既定方向。学者黄承伟(2001)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目标偏差，但我国扶贫战略却忽视了这一点。

其次，从农村扶贫资金的管理体制上，中央政府的扶贫信贷资金(贴息贷款)管理权隶属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商业机构有自身的商业利益诉求，对扶贫贷款和扶贫项目选择往往会从银行利益出发，但扶贫项目的选择权却在各级扶贫办。这必然带来资金管理权与资金使用选择权以及目标主体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会导致扶贫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削弱了政府扶贫资金的运作效率。从扶贫资金使用来看，中国扶贫资金支出包括三大项：一是用于生产性项目投资的扶贫贷款；二是用于改善生产条件项目的以工代赈资金；三是用于提供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发展基金。国家审计署(2001)通过对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中央财政资金使用审计表明：地方财政部门用于发工资或其他支出4.4亿元，用于主管部门行政经费、建房购车、公款私存等6.6亿元，用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所占比例较少，严重影响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效率。

再次，从农村扶贫目标瞄准机制上，由于扶贫管理体制诸多问题以及以县为单位扶贫开发，实际上造成扶贫资金不能有效惠及贫困人口，而是一部分非贫困人口享受了信贷扶贫资金的好处，这是因为32％的信贷资金以项目形式下达，而且要求抵押或担保，而贫困农户无法满足担保或抵押条件，从而使扶贫瞄准机制上出现了较大偏差。

(二)从中观运行机制上看，农村区域性开发扶贫模式有待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扶贫战略和区域性开发式扶贫模式，极大缓解和减少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但是，区域开发式扶贫模式始终不能很好解决瞄准机制的问题。长期以来，区域性瞄准的基本单位都是贫困县。每年中央政府都向这些贫困县拨付扶贫资金，以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贫困县的选择过程将直接影响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Park等人(2002)研究表明，一些非经济因素使得贫困县的选择不甚合理。同时，处于贫困县以外的贫困人口，也会因为项目只瞄准贫困县而得不到帮助。从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强调瞄准到村，甚至到户，确定了14.8万贫困村，覆盖了大约83％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4)。但由于县一级政府是决定扶贫资金分配的基本单位。因此，县域经济差异贫困标准仍然是贫困瞄准偏差的重要原因。

(三)从微观运行机制上看，农村贫困人口民主参与机制没有建立

政府扶贫可以看作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行为，但这种行为必须建立在公共物品需求者的参与机制上，否则，容易造成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低效率，甚至提供的公共物品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或者贫困者所需要的。农村扶贫的决策和规划程序自上而下，缺乏贫困人口的参与，往往也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扶贫项目不符合贫困户的需求，致使贫困户无法参与或者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扶贫资源排斥了真正的贫困人口和家庭；二是项目虽然符合贫困户的需求，但是项目的实施方式不适合农户，最终导致扶贫规划缺乏可持续性；三是信贷扶贫资金的获取需要抵押或担保，排斥了真正需要信贷资金的贫闲农户。农村扶贫决策和规划没有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造成在扶贫项目的选择、资金分配、投资机制等缺乏贫困人口自身的声音，从而导致参与主体积极性、主动性无法发挥，极大影响了农村扶贫项目和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四、新时期中国农村扶贫政策调整的对策建议

在国外的扶贫实践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一方面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政府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开发，另一方面建立福利制度(如社会保险制度和救助制度)保障每个人基本生活条件，如美国对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开发政策；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采取经济增长――直接进攻战略的轨迹来进行反贫困的。国内学者于洋、戴篷军(2004)认为，政府应制定一个综合性的反贫困战略体系以消除贫困。唐海英(2000)认为，农村扶贫机制是一个由社会保险机制、社会服务机制、生态保护机制和心理培育机制等组成的有机系统。借鉴国内外扶贫开发实践和国内专家学者的观点，新时期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和机制。

(一)从宏观层面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

国内外反贫困实践证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角色和职能不仅会影响到扶贫绩效，而且会影响到以贫困人口为主体的持久反贫困机制的形成。因而，从宏观层面上，首先必须转变政府在扶贫中的角色和职能，把以政府为主体的反贫困机制转变为政府引导下的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反贫困机制。政府在反贫困中的主要职能体现在：制定贫困线标准，准确识别贫困目标群体，并进行贫困监测；制定反贫困战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实现财政转移支付；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并对贫困人口进行培训等等。

其次，完善扶贫资金管理体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应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各省、自治区贫困人口数量、贫困状况和资金使用效益，统一协调和统筹安排，合理确定资金使用的目标、范围、用途。然后，由省、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国家扶贫攻坚总规划、贫困人口分布状况和资源优势，按区域、按产业，统一规划项目并确定扶贫开发项目的优先顺序，分期分批的开发实施。

再次，就扶贫政策的设计来说，应根据不同的贫困群体特征，设计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对于具有自然资源开发优势的地区，应采用利用自然资源优势进行合理开发的扶贫策略；而对于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地区应采用鼓励劳务输出的扶贫政策；对于缺乏自然资源优势和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应采用异地搬迁或者异地开发式扶贫政策。

最后，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新时期农村贫困的性质和特征说明，过去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扶贫方式已经不再适应边缘化的贫困人口，区域性开发式扶贫的效果也呈递减趋势。因此，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反贫困实践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安全网，它是新时期农村扶贫机制创新的重要着力方向。

(二)从中观层面上，调整和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

从农村贫困地区的调查资料来看，贫困地区的单一产业结构是导致农户收入低下和无法脱贫的重要原因。要实现贫困人口的真正脱贫，必须改变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快贫困地区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进程，拓宽贫困人口的增收渠道。在政府财政、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扶持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建设区域性的龙头产业，用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产业稳定增长、增收、增资自我良性循环的脱贫机制。

篇2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要求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面开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的“两项制度衔接”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保障范围并整合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资源，以更高效地推进反贫困工作。随着核查工作的开展以及低保年保障标准的逐步提高，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两线合一”在执行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因此客观分析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提出相应对策和改进路径，对最终实现中央提出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存在问题

11档案数据尚不完善

贫困人口的识别及分类是进行衔接工作的第一步和关键所在。当前黔西南政府根据国家政策进行了低保户和贫困户的识别工作，但在实践过程中依然暴露了档案数据尚不完善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我国精准扶贫和低保制度发展时间较短，档案资料不完善的现象在社保覆盖较晚的农村尤为显著。黔西南州2014年开始实行低保户 “一户一档”和贫困户“建档立卡”制度，规定从申请到审批诸多环节的各类材料包括申请人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申请表、家庭经济收入调查表等装入档案袋；2015年又将低保对象基本情况录入“贵州省低保信息系统”，实行信息化管理。而黔西南州两项制度衔接工作也是始于2015年，所以衔接制度的工作数据来源就是前一年开始的低保对象存档和“建档立卡”。由于到目前为止建档工作仅仅实行两年，数据的真实性未得到充分核实，因此衔接工作的有效性尚需核查工作的检验。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标准和扶贫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贵州省的农村低保标准由省民政厅、省扶贫开发办、省财政厅共同制定，一般上年末制定，下年初开始执行；而扶贫标准则由国家定期，再由地方政府酌情调整，出台时间与低保标准的出台时间不同步，导致黔西南州在开展核查的过程中低保使用今年的标准而扶贫使用去年的标准。时间差则造成了农村低保与扶贫标准对象识别上的标准一直存在差异，增加了实现“两线合一”的困难。

12农村扶贫标准增长缓慢

根据《黔西南州推进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州扶领〔2015〕3号）要求，全州精准扶贫对象的评定标准是一致的，都以国家统计调查部门公布的贫困线即上一年度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为标准。如2014年全州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时，是以农村居民家庭2013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相当于2010年2300元不变）为标准，2015年以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884元为贫困线标准，2016年则以2015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68元为贫困线标准①，以此类推。而反观农村低保标准，黔西南州民政局门户网站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黔西南州全州农村低保年人均保障标准为1988元；2015年农村低保年保障标准为：兴义市、义龙试验区 2640元，兴仁县、普安县等县2580元②；2016年全州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提高到3076元/年③，平均增幅达1861%。由此可见，低保线在短短三年内超越了贫困线，且有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考虑到要完成贵州省2020年扶贫标准达到6200元的要求，扶贫标准的增幅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

13人为因素影响衔接工作的有效性

在精准扶贫识别对象工作中，客观和主观两方面人为因素的掺杂影响了衔接工作的有效性。一方面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按照 “规模控制”的原则，扶贫名额是自上而下层层分配的，因而下级必须依照上级分配的名额开展精准扶贫各项工作。具体到村就是由每个村干部领回精准扶贫的“名额”，当村干部针对名额进行分配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因为往往不是名额多了，就是名额少了，导致名额的分配成为一项棘手的工作。客观名额与实际情况的差异导致认定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另一方面，根据《贵州省城乡低保减量提标方案》的要求，要通过对低保“减量提标”以最终实现“两线合一”，主观上一些基层政府在扶贫与低保核查工作中为了尽快完成减量提标任务，存在通过下达指标指令性削减农村低保对象人数的情况，特别是大幅度削减低保对象中的一般保障户。这不仅与农村低保“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应退则退”的工作原则背道而驰，还造成应保未保、应保漏保的现象。

14农村基层人力资源不足影响工作开展

目前在农村地区，由于需要识别和帮扶的农村人口?盗烤薮螅?基层民政部门在人力配备上往往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数量不足、素质不高两个方面。

具体到黔西南州乡镇各级政府，是人力资源的数量匮乏。首先体现在乡镇机构人力资源未得到针对性的加强。近几年民政和扶贫工作业务量增加，而黔西南州乡镇民政机构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被裁撤合并；而工作人员也没有增加，所以现有民政工作人员兼职情况严重，除要承担民政业务外，还要承担计划生育、征地拆迁等工作，一心多用。其次是工作人员自身的能力问题。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暴露了一些干部素质不高、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工作质量。最后是客观上低保和精准扶贫程序多、要求严、工作量大，放大了基层人力资源不足的缺陷。

15农村基层管理监管工作不当

低保制度和精准扶贫制度在运行的多个环节上都缺乏必要的监管，间接影响衔接工作的有效性。首先，在贫困标准的制定上，几乎没有农民参与的声音；其次，在精准识别等扶贫的具?w程序上没有贫困群体的参与环节和听证、论证环节；最后，在评估和验收阶段，缺乏具体的民意收集及反馈措施。在黔西南州脱贫攻坚指挥部相关文件中，有关民意调查的部分仅仅是笼统地一笔带过，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说明。纵观整个扶贫流程，基本属于政府操作下的非透明状态，这样的模式显然无法实现贫困群体和其他农村居民的监督。

2对策

2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充分的资金支持是实现“两线合一”工作的首要前提，解决资金问题无疑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而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通过相应的机制，将“地主”的钱通过相应制度发放给贫困人口，以促进社会公平以及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当前黔西南州扶贫标准过低等一系列问题与扶贫资金不足有很大的关系。要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国家财政对贫困地区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为衔接工作夯实财政基础。

22合理规划衔接工作进程

在保障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如何规划好扶贫标准和低保标准的衔接工作进程是能否实现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扶贫标准、低保标准的制定除了参考国家层面的规定以外，还需要地方政府必要的规划和测算才能如期实现两项制度的平稳衔接并避免现实中两项标准差距逐渐增加的情况出现。由于低保是保障贫困群众最基本的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扶贫是致力让贫困群众脱离贫困的工作，因而在标准制定上，扶贫线要高于低保线。近几年的低保线与扶贫线数据显示，黔西南州农村出现扶贫标准低于低保标准且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建议扶贫部门能按年度及时调整标准，实现农村低保标准与精准扶贫标准同步演进。

23完善数据衔接工作

在衔接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能否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而实现数据衔接决定了衔接工作的准确性程度。一方面，可以考虑依靠定期核查工作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将低保对象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种类型，再根据不同类别开展不同的精准扶贫工作，对有劳动能力的中短期低保对象可以通过生产项目帮扶鼓励支持进行生产自救、劳动自救，对长期的低保对象要落实低保兜底，从而实现扶贫对象认定精准；低保对象核查精准；低保对象分类精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衔接完善识别机制和退出机制。两部门通过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共享，对不在扶贫对象中的低保对象部分，由民政部门进行全面兜底；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纳入扶贫范围进行帮扶；对经过帮扶后脱贫的贫困户，及时完成退保；对今后因病或因灾等原因返贫的且符合认定条件的，可以再次纳入低保范围。

24健全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的有效与否是能否保证反贫困工作公开、透明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坚持内外部监督相统一。一方面，在对贫困户和低保户的公示过程中，不仅要将符合条件者的收入和家庭基本情况等信息公示，还要把收入计算的公式和流程一并公示出来，以保证有据可查；另一方面，也要将各村低保户、贫困户数量及计算公式一并上传到网站，接受社会大众的外部监督，降低工作中主观人为因素的干扰。

25对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提供培训

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态度是影响衔接工作能否落实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培训对象上来看，不仅要对驻村的扶贫办工作人员提供针对性培训，还要对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实施者和辅助工作者都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培训内容上看，不仅要涉及衔接工作的概念和性质等理论内容，还要涵盖工作的基本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等实践内容，以保证操作流程的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

3结论

低保扶贫衔接工作旨在实现两项制度的统筹――通过低保制度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托底性生活保障并通过扶贫开发帮助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两线合一”是确保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目标的重大举措。

尽管黔东南州在“两项制度衔接”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尚不完善的识别机制，政府财政投入有限，农村基层人力资源不足，缺乏贫困群体参与的贫困户监督机制等原因的掣肘，制约了反贫困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要解决出现的问题应该结合不同的工作阶段对症下药，在准备阶段，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资金的充足；而在执行过程中，首先在识别阶段要做好扶贫和低保数据衔接工作，在执行阶段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提供能力培训，在公示阶段健全监督机制。

反贫困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对低保制度和扶贫制度进行衔接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实现反贫困效益的最大化，在今后的衔接工作中，黔西南政府要继续克服困难扎实推进衔接工作，让国家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农民，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2016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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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资源，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聚合效应

该市在推进城区农村开发过程中，坚持按照《规划》要求，把专项扶贫政策与部门政策、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各类资金，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资金整合格局，使各类资金向片区集中倾斜，充分发挥资金的聚合效应，有效地保证了片区开发的资金需求。一是市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扶贫资金1000万元，区级财政按比例进行配套，专项用于城区农村扶贫开发，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贴息补助等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运用市场手段扩展社会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二是把涉农部门项目与扶贫开发有机整合，坚持由区级政府在申报项目时对下一年度项目统一把关，明确要求以区级政府总牵头，区直各部门围绕片区开发申报项目，落实各部门项目计划，把水、电、路、广播电视、卫生、种植养殖业及生态建设项目通盘考虑，实现先期捆绑后一并申报；三是严把资金整合关，责任落实到位。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各记其功”的原则，将国家、省、市安排的扶贫资金与其他部门资金“打捆”下达、“捆绑”使用。要求以区级为单位，各部门的项目围绕扶贫开发统一规划去实施，使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只要扶贫开发的重点定在哪里，部门的专项资金就跟着投向哪里。通过资金的有效整合，基本解决了过去资金分散，整体效果差的问题，充分发挥了资金使用的叠加放大效应，取得了政府、部门和农民三满意的良好效果。2010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28522.1万元用于城区农村扶贫开发，其中市本级财政专项投入3000万元，两区财政配套投入698.5万元，部门专项投入9925.7万元，群众自筹14897.9万元。张湾区在城区专项扶贫资金投入449万元的基础上，整合各类资金8754万元用于西沟片区建设，连片开发的投入总量相当于过去五年的总和，使西沟乡的贫困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二、理顺思路，坚持把农民增收作为扶贫开发的首要目标

该市经过第一期城区农村扶贫开发规划的实施，城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善，过去以项目建设为主要方式，通过项目建设查缺补漏、填补城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的方式已明显不适应城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形势。对此通过认真调研，在制定第二期城区农村扶贫开发规划时，明确提出把连片开发作为城区新一轮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通过连片开发，整体解决片区贫困群众生活遇到的突出问题，提高规模效益和建设水平，为实现“城乡通开、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创造条件、打牢基础。通过新一轮城区农村扶贫开发，农民收入稳步增加，贫困人口不断减少。截至到2011年，城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31元，比2009年增加1013元，累计解决城区农村贫困人口5200人，城区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三年来，通过扶贫片区和重点村建设，引导部门专项资金投入城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区农村基本实现了“村通水泥路、组通砂石路、户饮洁净水”的目标；社会事业稳步推进，城区农村收视难、通信难、就医难、入学难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村村通电视、电话，电视入户率达到85.8%；村村有卫生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9%。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升。

三、明确重点，坚持把连片开发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途径

扶贫连片开发，连在哪里？该市通过反复调研，认为扶贫连片开发最关键的是要连在产业上，通过连片发展特色产业，形成规模相对集中的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在推进扶贫连片开发时，该市明确了城区农村以菜、茶、药、果四大产业为主的发展格局，根据各片区实际，合理确定扶持项目和扶持标准。一是做大做强产业基础。茅箭区大川片区把发展中药材作为片区主导产业，2011年以来，新发展金银花1600亩，总面积达到2500亩，并依托该市武当生物药业公司开展金银花加工，发展金银花茶、金银花露等，卡子村、唐家村成为金银花种植专业村。二是立足城区实际，大力扶持专业合作社。城区农村土地稀少，人均耕地不足0.4亩，缺乏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在此情况下，该市提出把专业合作社当作龙头企业，走一村一品专业化发展的路子，先后扶持了白马山财神有机茶叶专业合作社、斤坪蔬菜专业合作社、停舟山果品专业合作社等一批专业合作社，成为连结农民和市场的纽带，取得显著成效。张湾区白马山村全村169户665人，耕地只有197亩，是个典型的贫困村。实施片区开发以来，在财政、扶贫部门的扶持下，白马山村在过去产业发展基础上，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全村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200亩，户均达到6亩，并成立了白马山财神有机茶叶专业合作社，全村所有农户都成为合作社员，由合作社引导农民统一种植、加工、销售，全村茶叶总产值达到2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以白马山、凤凰山为龙头，一条由柏林镇扩展到西沟乡的万亩茶叶带初见雏形。通过扶贫连片开发的推进，该市城区农村产业扶贫初见成效。三年来，城区农村共新建和改造以茶叶、蔬菜、干鲜果为主的特色产业基地13750亩，其中新建茶园面积8500亩，蔬菜2500亩；新发展特色养殖山羊24200只、牛2360头；新培植特色农家乐92家，以张湾区白马山村、斤坪村、水堤沟村、茅箭区廖家村、大沟村、唐家村为代表的一批特色产业专业村逐步形成。

四、严格管理，确保扶贫资金的安全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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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XX村位于XX镇XX方向，东与XX村接壤，南与

XX村接界，西与XX村毗邻，北与XX县接界，全村辖14个村民小组，农户1020户，人口3557人，耕地面积3414. 02亩，山林面积11967亩，党员74人，在家党员36人.区域面积11平方公里。

2.有贫困户19户53人，其中因病致贫3户，因残致贫12户，因其他原因致贫4户。低保户有45户74人，分散供养五保户6户8人。2014年脱贫4户12 人;2016年脱贫2户7人;2017年脱贫5户12人，2018年脱贫2户7人，2019年脱贫5户14人，2020年计划脱贫1户2人.

二、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1.产业扶贫方面。瓜蒌种植是 村的主导产业，建设有150亩瓜蒌种植基地，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切实让普惠制政策全面到位。通过结对帮扶干部的努力，结合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村贫困户发展了水稻种植、油茶种植、瓜蒌种植、

生猪养殖等家庭式发展产业。

2.教育扶贫方面。村共有贫困学生18人，无辍学人员。

2019年享受“圆梦助学”奖学金19750元。

3.就业扶贫方面。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劳动力9人，

其中在本村担任保洁员2人，月平均工资约为1200元。

4.安居扶贫。建有安居房1栋. 2户危房改造，1户房屋维修，按照“十有”规定配齐设施，

5.新农村建设项目建设情况。2019年完成7个自然村13个点新农村建设，村级卫生室改造工程等项目，投入项目资金约670万元。

6.农村环境整治情况。2019 年全村14个村小组均已完成村庄整治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1500亩，农田水利设施覆盖全村，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达98%以上，无辍学适龄学生。

7.驻村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区森林公安局把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作为“一号工程”，主动服务、细致帮扶、措施到位，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 是局领导高度重视，他们率先垂范，经常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扶贫工作，带头深入走访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村民生产、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诉求，仔细记录“民情”，逐一排查落实;二是驻村小分队近年来共下拨帮扶资金25万元，其中:2016年至今下拨帮扶资金25万元，用于村基础设施建设、贫困户“十有”建设、水渠、水坝、桥梁的修缮、走访贫困群众困难党员、资助贫困学生、灾后建设等。

三、下一步打算

1.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要求，切实落实结对帮扶措施，明确脱贫攻坚工作主体责任，为每一户贫困户谋划具体脱贫方式，有针对性的落实脱贫措施，确保贫困户在2020年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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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任务

为加快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发展，实现新居村“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各谐农村、实现富民强村”总体目标，将集中精力、整合资源，在对贫困户进行逐一上门上户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因户因贫施策，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扶贫，确保到2019年底完成36户贫困户、148人全部脱贫的任务。加快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步伐，努力把新居建设成为“经济发展、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工作措施

1、落实干部结对帮扶。落实县委政法委、公溪镇、新居村三级干部对36户贫困户进行结对帮扶，帮扶人要逐一上户认真摸清所帮扶人的家庭、人口、收入来源、致贫原因等情况，按照一户一策，逐户建立档案。同时，帮扶人员要积极帮助所帮扶贫困户协调各方关系，保障享受应有政策，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帮助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寻找致富门路，助其早日实现脱贫。重点抓好“五个一”：帮助每户贫困户建立一个贫困档案、帮助每户贫困户制定一份脱贫计划、帮助每户贫困户送上一套扶贫政策、帮助每户贫困户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帮助每户贫困户掌握一门实用技术。

2、重点发展蔬菜烟叶种植。新居村大部分村民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但是都是分散经营，未形成规模化种植。在多次征求公溪镇党委、政府意见的基础上，村党支部会议和村小组长会议讨论决定，新居村重点发展蔬菜种植，总种植面积达到200余亩。抓好烟叶试点种植，做好村民动员、调整田块、技术培训等工作，坚持维护烟农的正当利益、提高烟叶质量、走规模化种植烟叶之路，把烟叶产业做大、做强，拓宽村民的经济收入来源渠道。

3、扩大水产禽畜养殖规模。通过新居现有的养殖专业户带动其他农户发展水产禽畜养殖产业，扩大养殖数量，慢慢走上规模化养殖。针对一些农户因担心增加养殖数量技术不够，组织有意向的村民到县其他村参观学习，请县农业部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多措增加低保户、贫困户经济来源，努力使村级养殖业慢慢由零散向规模化转变。

4、引导村民进驻园区务工。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逐渐提高，剩余劳力逐年增多，人均耕地的逐年减少，而外出务工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捷径，而县工业园区、厚发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就在本地，可以积极引导和鼓励村里富余劳动力就近在本地工业园区务工，做到不出远门也可增加收入，又能照顾农活。近年来，新居村外出务工人员都在350人左右，以人均月纯收入1500元计算，每年总收入都在630万元左右，远远超过在家务农的收入。务工人员的增多，也为土地的合理流转、种植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条件。

5、成立农民专业协会组织。目前，新居村已建立光伏合作社、竹鼠养殖合作社，今后将着手帮助成立蔬菜、烟叶2个专业合作社，培养新型农村市场主体，优化农民组织机构，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与市场对接，提高农业和养殖业的效益和整体竞争力，积极引导推广大棚蔬菜、烟叶和油茶种植。

6、加强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新居村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重点加强“二桥三路建设”、5个自然村的新农村建设和村庄环境整治，其中包括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村组道路硬化、桥梁维修和抗旱引水工程等急需改善的民生基础设施工程。积极与市、县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着力解决建设所需的资金，使新居村的面貌有一个大的提升。

三、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县委政法委、公溪镇、新居村三级帮扶干部要切实增强群众观念和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自觉性，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深入基层、融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疾苦，了解社情民意，实实在在地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转变作风，特别是解决好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让群众看到结对帮扶活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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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我区农村实际，以发展避灾、节水、高效、设施农业为主要方向，不断深化农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

一是立足城郊优势，适应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绿色、有机蔬菜种植业。按照集中连片、规模发展的原则，以香岛、绿丰苑、绿丰达等企业为龙头，通过整合政府、企业、农户各方资金，共投资3000多万元，在讨思浩、古路板、野马图等村新建温室大棚350栋，新增蔬菜保护地320亩，新增蔬菜产量3100吨。其中，香岛生态农庄投资1500万元，完善了基础设施；绿丰苑农业产业化示范园，100亩蔬菜基地和17个蔬菜品种通过了国家有机农产品质量体系认证。全区蔬菜种植业初步形成了规模化、标准化的良好发展格局。

二、生态建设稳步推进，经济林开发初见成效

三、农业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道路建设成效显著

四、旅游业开发力度不断加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按照加快大青山“一带三线”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对全区旅游业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编制了保合少旅游集镇和盘龙山旅游景区规划。加快了旅游项目建设进度，巨华葡萄酒庄园酒厂开工建设；奥淳原生态酒庄园酒厂峻工投产，并新建了酒道馆；投入200余万元，启动了面铺窑农家乐旅游项目，建成农家四合院6套；尚水居画院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蒙锡玏马术俱乐部完成了项目规划和征地工作。华盛休闲体检中心等旅游项目正在加紧办理相关手续。**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增加了配套设施。小井沟生态园、绿野山村被市旅游局评为“呼和浩特市农家乐旅游点”。成功举办首届**区冰雪旅游节暨冰雪趣味运动会。旅游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对全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开始逐步显现。

五、各项惠农政策全面落实，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全区发放粮食种植补贴50万元、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349万元、农机补贴8.3万元。扎实开展扶贫工作，修订了《**区2009—2012年扶贫规划》；实施了生盖营、恼包、大窑、面铺窑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和野马图、甲兰板产业扶贫项目；争取到了扶贫贴息贷款等新的扶贫项目；加大了社会扶贫力度，筹集资金410万元，切实帮助贫困村解决了一些生产生活实际问题，涌现出了以区委组织部为代表的一批社会扶贫先进集体，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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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精准扶贫；水满乡；立体式扶贫

一、水满乡的现状

（一）地理位置

水满乡座落在五指山脚下，位于海南省五指山市东北部，介于北纬18°41′～18°52′，东经109°28′～109°37′之间，东与琼中县毗邻，南与保亭县和五指山市南圣镇交接，西与冲山镇、毛阳镇相依，北靠琼中县，距五指山市区34公里，距海输中线33公里。

（二）基础设施滞后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制约，水满乡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基础差、底子簿，群众自给自足观念根深蒂固，生活水平低，特别是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着水满乡经济调控体系 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三）青壮年劳动力缺失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 老年人和部分幼龄儿童留守乡村。留守在农村的人口多为劳动能力欠缺的老弱， 这部分人群缺乏创造财富的能力， 并且身体状况相对较差， 容易出现 “因病致贫” 或“因病返贫”的现象。

二、政府精准扶贫的举措

（一）茶为媒旅开道――茶叶+旅游 实现“农旅融合”

五指山市出台了《五指山市全域旅游建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抓好牙胡梯田、水满毛纳村、南圣新民村、初保原始村落、水满新村苗寨等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政府通过将扶贫纳入地方旅游整体规划，将贫困地区打造成“乡村度假基地”，将脱贫产业建成旅游产业，将贫困人口发展成为旅游从业者，实现旅游与农业、旅游与扶贫的有机融合。一个以茶产业为基础，以农业和旅游为双核，以现代茶叶生产、山地休闲、乡村文化体验、乡村养生度假等四大功能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的精准扶贫示范区正在五指山悄然崛起。

近年来，种植在热带雨林里的茶树，更是吸引了不少团队游客前来参观、采摘，村民们借此机会开办农家乐、民宿，销售农副产品，这个小村庄慢慢富了起来。随着旅游项目的不断推进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水满乡旅游接待能力增强，游客旅游体验舒适度也得到提升。在旅游的带动下，景区景点、餐饮、住所等旅游相关产业为水满乡人们就业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培训助推精准扶贫――只有开对“药方”，才能拔掉“穷根”

五指山是海南著名的茶乡，但苦于没有技术创新，村民一直没有发展茶叶种植的合适机会。五指山市政府请来了专家对村民进行培训，茶叶专家结合水满乡实际，为少数民族贫困户及茶农深入浅出地讲解茶叶品种选择与苗木调运、茶园园地选择与规划，着重讲解了种植规格与种前整地施肥、茶叶种植、苗期管理和移栽、采摘和初加工、病虫害防控等环节的技术要领，并就如何进行有效的病虫害防治，如何科学灌溉、基肥，如何保障茶叶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解析。通过培训学习，使少数民族贫困户及种植户进一步了解了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的要领，增加了少数民族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培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既增长了见识，又拓宽了思路，将努力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去，让茶叶产业成为自己增收致富的“摇钱树”，早日鼓起“钱袋子”，摘掉“穷帽子”，实现脱贫致富。

（三）种植山栏稻125亩，精准扶贫促进黎族农民增收

山栏稻是一种旱稻，是黎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筛选出来适宜在干旱地带种植的稻种。近年来，因其产量不高且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山栏稻的种植规模已经逐渐缩减。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将山栏稻从山地种植转变成水田种植，其规模已达上百亩。此举措既保护了生态环境，也让山栏稻这种传统稻种的传承得到了延续。

水满乡为了实施精准扶贫，促进少数民族农民增收，利用产业发展进一步整合资源，大力发挥规模效应，积极培育和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去年，为了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该乡毛纳村黎族村民积极整合村中土地资源，自发成立了五指山毛纳村有机农业合作社。农户通过加入该合作社不仅可以获得地租收入、务工收入，还可以按照持有的股份获得利润分红。为保证山栏米的销售渠道和经济利益，合作社采取订单式农业模式，与收购公司签订了购销协议。据悉，2017年合作社共育秧700斤，亩产量预计达到300斤上下，稻谷的售价也暂定在12元/斤。

三、助力精准扶贫的几点建议

（一）智力扶贫：扶贫扶智方长久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教育是最根本的扶贫。要实现精准扶贫需积极开展农业生产生活技术传授、培训等，帮助村民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开展助学活动，帮助贫困家庭子女读书，提高教育质量、提升人口素质，真正让村民变被动为主动，变“输血”为“造血”。同时，还需深入群众生产基地，结合实际，为村民传授种植、养殖等技术方面的知识，并深入考察贫困户的养殖基地，进行技术指导。

（二）重视党建教育，思想先行

政府应重视对扶贫点的党建工作，政府派党支部进行党建共建，结对帮扶。驻村第一书记召开党员会议，讲党课，通过开展“三严三实”、“两学一做”活动；同时，积极组织水满乡党员干部、贫困户、致富带头人到三亚校区、三亚吉阳区中廖文明生态村、天涯区槟榔河文明生态村等地进行考察学习，开拓了党员干部群众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党建共建工作。

（三）“一粢徊摺敝力精准扶贫

根据水满乡的水利设施、交通道路、农业生产等情况，政府应派驻村干部到该帮扶的贫困户家中，仔细查看他们的住房环境、生活条件等。填写扶贫手册，详细了解每个帮扶对象的家庭成员、生产生活和家庭收入等基本情况、询问致贫原因、具体发展愿望以及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并详细分析发展水满乡目前发展所遇问题，探讨“一户一策”的脱贫致富方案。

（四）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尽快推动水满供水工程、污水处理厂、集镇广场改造、毛水路至郑海度假村市政道路、方龙北路等项目开工建设，在不断完善水满各项基础设施的基础上，逐步打造一批特色旅游目，一步一脚印，丰富水满的特色旅游资源，积极发展全域旅游，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

（五）积极探索“立体式扶贫”新思路

要从平面、分散式扶贫转向综合、聚力式扶贫。将产业扶贫、教育扶贫、资金帮扶、科技扶贫、就业扶贫、卫生扶贫、基础设施扶贫等统筹协调起来，全方位、多渠道、多角度帮扶贫困户，实施“立体式精准帮扶战略”。同时，强化结对帮扶工作，与贫困户结对子的学校干部和驻村干部要深入群众，做好困难户摸排，搞好民情调研，建立工作台帐，切实把握水满乡及帮扶对象的实际情况，做到知民情、了民意，做到对每个帮扶联系对象底子清、情况明，切实解决帮扶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同时，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一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让老百姓真正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找准扶贫突破口，推进“一村一品”建设，将扶贫工作做细做实做出成效；二要发挥学校智力资源优势，开展农业生产生活技术传授、培训等，帮助村民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开展助学活动，帮助贫困家庭子女读书，进行智力扶贫；三要因地制宜，制定扶贫工作长效机制，狠抓落实，探索出多维立体的精准扶贫开发模式，实现从民生帮扶到产业帮扶，再到智力帮扶，带动水满乡脱贫致富。

四、总结

扶贫工作任重道远，要推进五指山市水满乡脱贫致富，政府除了现有的因地制宜推行茶叶+旅游 实现“农旅融合”、培训茶农种植茶叶知识、种植特色山栏稻外，还需从智力上扶贫，重视党建教育，建立一户一策档案，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积极探索“立体式扶贫”新思路，实现精准扶贫。

参考文献：

[1]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2014（06）.

[2]马尚云.精准扶贫的困难与对策[J].学习月刊，2014（19）.

[3]武国定，方齐云，李思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04）.

[4]郑万军.通过主体培育推进农村精准扶贫[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2-17.

篇8

作为贵阳市的新兴城区，扶贫工作是观山湖区发展过程中必须扛起的重任。2014年，观山湖区有3700名贫困人口。三年后，观山湖区贫困人口人均收入超过3028元，完成绝对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任务，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扶贫工作成绩单，在全省率先消除绝对贫困。

因地制宜出实招，对症下药见真效，是观山湖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两大法宝。该区以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两线合一”的方式，深入实施产业帮扶、项目帮扶、教育帮扶、医疗帮扶、金融帮扶和社会帮扶“六大工程”，大力抓好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工作。

产业帮项目带

找准扶贫“发力点”

“去年11月底赵官村到郝官村的通村路建成后，带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观山湖区朱昌镇赵官村村民钟代贵说，家里的货车终于可以开到家门口，村民们种植的蔬菜也可以轻松运到城区及清镇职教城等地销售。

发展产业是脱贫致富最有效的途径，结合实际推进项目让观山湖区扶贫工作有了着力点。赵官村是朱昌镇较为偏远的村落，过去进村道路十分狭窄，很多车辆都无法进入，村民们种植的蔬菜无法及时运送出去，有些直接坏在田地里。

“要致富先修路。”赵官村村支书杨丰雁介绍，在区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去年村里修通了宽敞的进村公路，不仅让村民们种植的蔬菜能及时运出去销售，还解决了学生上学难的问题，群众乐开了怀。

在百花湖乡扶贫示范村哪嘎村，投入40万元修建的食用菌a业基地正在积极建设中，基地将新建大棚20个，种植菌棒15万个。通过利益联结机制，该村15户低收入困难户可参与基地年底分红，还能在这里务工增加收入。

推进教育医疗

打造小康“保障点”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越是偏远困难的地方，保障孩子的学习教育越是显得格外重要。“以前上学要从家里带午饭，现在每天都可以在学校吃热乎乎的营养午餐。”朱昌中学初一学生王富利高兴地说，她家住在离学校十多公里远的赵官村，现在出门就可以坐上新开通的观郊2路公交车到学校，中午也有营养丰富的热饭吃，感觉太幸福了。

截至目前，观山湖区共投入1700余万元，实现三个乡镇26所农村中小学9299名农村学生营养餐全覆盖，积极落实“两助三免（补）”“两助一免（补）”补助政策，2015-2016学年度共计发放教育精准扶贫资助金1.596万元。

“感谢党和政府的帮助支持，让我的日子有了盼头。”家住百花湖乡谷腊村的57岁村民窦元伦说，去年底，他的孙子因为生病住院花去两万多元，让他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感觉喘不过气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观山湖区党委、政府立即行动，在慰问帮扶之余，还补贴3600元资金帮助老人养猪，并安排老人在村里打扫卫生，每月领取工资。

为减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的发生，观山湖区专门出台方案，用好新农合、城镇医保和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等政策，进一步统筹卫生计生、民政等部门相关救助资金。去年以来，该区173名救助对象合规医疗总费用约111万元，新农合、大病保险、计生扶助、民政救助共报销97万余元。同时，为确保每一户低收入困难户都能参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今年观山湖区农水局还投入10.8万元为全区低收入困难人口缴纳2017年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窦元伦老人也是受益者之一。

金融社会帮扶齐开展

拓展收入“增长点”

作为贵州金融城的所在地，观山湖区有着得天独厚的金融发展优势。为了给低收入困难群众提供更多的收入“增长点”，该区计划成立区级扶贫融资平台，设立扶贫产业发展基金；依托贵州金融城的有利资源，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降低低收入户贷款的利息负担；落实精准扶贫“特惠贷”，出台观山湖区金融扶贫实施方案，为低收入困难农户提供免担保免抵押、低利率、财政贴息补助的小额信用贷款，解决低收入困难群众投资兴业的实际困难。

“这个培训太有用了，我们村很多养殖户都赞不绝口。”百花湖乡谷腊村村支书杨信友说，去年，贵阳新希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两次到村里开展秋冬季节生猪管理和常见疾病防治培训，还带来了价值约10万元的乳猪浓缩饲料，帮助村民提高了养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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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2014年，全镇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农村工作全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千方百计确保粮食安全，多措并举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主要目标是：实现粮食总产量0.75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800元。

二、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一）稳定粮食生产。

（二）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一是发展水果干果产业。在2013年发展核1000亩的基础上，今年将积极争取，在发展核桃种植2000亩，在稻香、两村发展脆红李1000亩；二是继续发展烤烟种植。全年计划种植烤烟1700亩，主要在种植基础较好的、两村发展，切实提高种植水平。三是发展中药材种植。在、天堂两村各发展赶黄草种植500亩，继续在狮龙发展金银花种植，面积扩大至800亩。

（三）大力发展养殖业。加强以村为中心的肉牛养殖基地建设，扶持村肉牛专业合作社，推行以“专合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实现年出栏肉牛2000头，发展生猪养殖和土鸡养殖，实现年出栏生猪3.5万头，土鸡8万只。

（四）加快扶贫攻坚步伐。抢抓政策机遇，争取实施村整村推进扶贫工程，加强灌溉水池、生产便道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落实产业发展。积极争取以工代赈工程项目，实施稻香、、、村叙大铁路29户拆拆迁户异地扶贫搬迁及其配套泥结碎石路建设。

（五）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建设通村水泥路四条，分别是通村公路，春灌之前，全面完成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并争创优质工程，争取狮龙村提灌站建设。加快村和村安置点扫尾工程建设，完善路面硬化和外观装饰。加强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和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六）实施农村惠民工程。开展有针对性的劳务培训，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五保和被征地农民基本保障等制度。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服务事业加快发展。

（七）稳步推进农村改革。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和引导农户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按照县上部署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巩固扩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落实林业所有人的管护责任，加强森林防火的机制建设，确保森林安全。

（八）加强农产品安全监管。加强蔬果农药残留、生猪“瘦肉精”及兽药残留监管，提升质量安全水平。强化动植物疫病防控，确保不发生重大动植物疫情。

三、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镇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谋划，分工负责，确保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在农业、农村工作上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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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这样的阐述：“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就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家“穷”的实质就是民穷，整个国家物质基础薄弱，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难改善。

为此，政府曾实行过计划经济，将有限的资源有计划、有控制地提供给庞大的人口群体去消费，同时还要留存一些为经济发展蓄力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一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土地多寡是衡量一个农村家庭是否贫困的主要依据，整个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

这是压制消费需求的特定时期，也是一个全国各族上下团结起来共同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国家的每项投资，每项政策，每个决定，都可以看成初步的扶贫行动。对于每个人来说，扶贫的机会都是相对均等的。送钱发物的救济式扶贫成为人们对于扶贫的第一印象，这也被看成是政府开始扶贫工作的标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东部沿海地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人们获得财富的圣地。大量百姓手中的资金逐步向一些敢于先吃螃蟹的人手中集聚，这一地区与以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为主要财富获取方式的内地经济差距开始拉大，群体性的贫富差距也开始显现。1978年，全国仍有1/3以上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况，但富人已经开始成倍增长。

198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全国性农村扶贫开发计划，从中央建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到省市县甚至乡镇都建立了扶贫开发办公室，机构的组建也意味着以往分散在民政、农业等部门的救济、扶贫职能统一到了一起。政府明确扶贫开发办公室就是要在全国贫困地区实施开发式扶贫。

扶贫机构的组建也意味着扶贫开发将是对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实施的特定工作，就是为了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完成脱贫致富和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划一条农民的收入线和政府的财政收入线作为目标线，线下的享受扶贫政策，线上的不仅无缘，实力雄厚的还要“匀”一部分过来支持其他地区的扶贫开发。

1993年，按照当时的贫困人口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8000万。199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和具体任务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目标到2000年基本解决剩余的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龟与兔赛跑的开始，追赶是一种趋势，完成时限定在了七年。

但众所周知，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七年后的2000年，得益于改革开放助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不可同日而语。而贫困地区虽然经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但与东部居民的收入差距依旧明显，政府如果固守旧有的扶贫标准只能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绝对贫困数字的缩减完全掩盖不了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

长久以来，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要想使其脱贫致富，农业是能选择的最大切口，从种植到养殖，从畜牧到渔业，从旱地作物到水田种植，瞄准农业开展扶贫开发已经成为一些地区的思维定式。

中国农耕文明已经走过数千年，真正通过农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的时期屈指可数。贫困地区想光靠农业实现脱贫，显然不行。扶贫应该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001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纲要里制定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关键的扶贫开发措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即帮助政府确定的贫困村整体脱贫；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即帮助贫困地区的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当地贫困农户建立联系，来帮助贫困农户更好地获取外部信息，更好地与市场对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问题；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目的是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劳动力，让他们经过培训后可以到外面打工，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易地扶贫搬迁，将那些生活在不具备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在政府的帮助下迁移到其他地区发展。

十年间，扶贫开发逐步深入人心，多项扶贫措施的出台，更刺激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时期，一些原本穷得出名的地区一跃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西海固，1972年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定义为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这里黄土割裂，干旱少雨，却人口众多，缺乏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在其《大陆与情感》一书的《离别西海固》章节中这样写到：“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

水的缺乏和地表的破碎让这里的贫困触目惊心。2001年的西海固地区，财政收入仅为1.6亿元，而财政支出高达1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78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3.8%。在产业结构上，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产量低而不稳。

为此，扶贫部门将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作为西海固扶贫开发的利刃，因地制宜打造出劳务、马铃薯、草畜、苗木等一批特色优势产业。2011年，仅有155万余人口的固原市，就有30余万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务工收入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44%。

在西吉，马铃薯也称土豆，过去是“救命粮”，如今被叫“金豆豆”，种植面积超过125万亩，土豆收入占当地农民纯收入的1/3。西芹号称“金杆杆”，2011年全县产量超过30万吨，种西芹的农民年收入6000多元，比其他农民高出2000多元。

贵州毕节，四川大小凉山，江西赣南，湖南湘西……这些在中国旅游地图上都是令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但在中国扶贫地图上，他们是一块块贫困地区的中心。这些地区，代表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也督促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脚步加快、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