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监管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物监管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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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文物出境鉴定是指对申报出境的文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及国家规定的文物出口界限和鉴定标准，进行鉴定、查验，决定其能否出境。

第三条：凡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和外国制作、生产或出版的陶瓷器、金银器、铜器及其它金属器、玉石器、漆器，玻璃器皿、各种质料的雕刻品，雕塑品、邮票、货币、器具、工艺美术品等；一九四九年以后，我国已故近、现代著名书画家、工艺美术家的作品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化石，都必须进行文物出境鉴定。

第四条：文物出境鉴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文物出境鉴定组负责办理。

第五条：出境文物包括：销售单位申报出境的文物；私人所有并携运出境的旧存文物；暂时进出境的文物。

第二章销售单位申报出境的文物鉴定

第六条：销售单位系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报国家文物局批准经营文物的单位。

第七条：销售单位申报出境的文物鉴定，必须在销售前进行。文物出境鉴定组须在得到销售单位造具的清册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允许销售的批准文件后，按清册对照文物进行鉴定。鉴定进行完毕后，该清册由文物出境鉴定组收存。

第八条：经鉴定允许出境的文物，应按规定位置钤盖允许出境的标识。

第九条：凡经鉴定不准出境的珍贵文物，文物出境鉴定组应登记拍照，备案存查。属一级文物的，须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国家可以对经鉴定不准出境的文物予以征购。

第十条：特许文物的出境鉴定按国务院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批转的《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办理。

第三章私人所有并携运出境的旧存文物鉴定

第十一条：私人所有并携运出境的旧存文物，系指我国公民、港澳台同胞、华侨和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所有的传世文物以及通过购买、交换、赠送已为私人所有并准备携带、托运、邮寄出境的文物。

第十二条：私人携带、托运或邮寄旧存文物出境，仅限于向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和国家文物局指定的省、自治区文物出境鉴定组办理文物出境鉴定，经鉴定允许出境的文物，钤盖火漆标识，发予文物持有者《文物出境许可证》，由海关查验放行。

第十三条：经鉴定不准携带、托运或邮寄出境的旧存文物，由文物出境鉴定组登记发还或价购，必要时可以征购。

第十四条：私人所有并携运出境的旧存文物的放行标准按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在鉴定过程中，对涉嫌以盗掘、盗窃、掠夺等非法手段攫取的文物应予扣留，并依法通报有关机关审查处理。

第四章暂时进出境文物的鉴定

第十六条：暂时进出境文物指暂时出境并复带进境的文物和暂时进境并复带出境的文物，其中包括：国家批准的对外文化交流、出国展览、合作研究等项目或其它需由我国驻外机构人员、出访人员携带、托运或邮寄的暂时出境文物；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驻华机构人员以及其他来华外国人携带、托运或邮寄的暂时进境的文物。

第十七条：暂时出境并复带进境的文物，在文物出境前，由当地文物出境鉴定组根据批准文件和文物清单、照片查验无误后出具出境证明。未设置鉴定组的省、自治区可由国家文物局指定的鉴定组会同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协同海关办理。复带文物进境时，须根据清单、照片进行复验。

第十八条：暂时进境并复带出境的文物，文物出境鉴定组根据海关的要求，必要时可配合其进行鉴定或复验。

第五章火漆印章和文物出境许可证

第十九条：文物出境鉴定火漆标识是文物出境的主要凭证之一。火漆印章由国家文物局统一制作。颁发或委托给指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掌管使用。国家文物局可根据情况，决定停止使用或吊销火漆印章。

第二十条：文物出境鉴定火漆印章的适用范围，限定于销售单位申报允许出境的文物和私人所有并携运出境的旧存文物。

第二十一条：火漆印章应由专人封存保管。开封和使用火漆印章必须经主管人员批准，由鉴定人员两人以上签名、登记。火漆印章除文物出境组外，其它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使用。火漆印章在开封后的使用过程中要严加管理，不得失控。如发现丢失或损坏，要立即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第二十二条：文物出境鉴定，必须有两名以上的鉴定组成员参加方可进行。在鉴定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或难于定论的文物，暂时留存。经鉴定允许出境的文物，应按规定位置钤盖火漆标识，只准在本辖区内销售。文物钤盖火漆标识后任何销售部门或个人不得擅自剥除、更换、挪用。如发现违反以上规定的情况，文物出境鉴定应立即停止鉴定。

第二十三条：《文物出境许可证》也是文物出境的主要凭证，要按国家文物局规定的统一格式印制和填写仅适用于私人所有并携运出境的旧存文物。

第二十四条：办理文物出境鉴定，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手续费。

第六章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

第二十五条：文物出境鉴定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建，报国家文物局核准。

第二十六条文物出境鉴定组是代表国家进行文物出境鉴定的专门机构，由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并接受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组建的文物出境鉴定组应配备七至十二名以上的专职人员。文物出境鉴定组的责任鉴定人员必须是具有较高鉴定水平并取得中高级职称或是经过考核证明具有某一文物品类鉴定专长的鉴定人员，文物出境鉴定组根据需要可聘请非销售部门的专业人员参加鉴定工作。文物出境鉴定组责任鉴定人员的调动，必须在三个月前征求国家文物局的意见，事后向国家文物局备案。

第二十八条：负责办理私人携带、托运或邮寄文物出境鉴定人员和经常协助海关监管文物出境的鉴定组的人员，享受涉外人员待遇。

第二十九条：文物出境鉴定组的专职人员的职称按《文物博物馆专业职务试行条例》有关规定评定。

第三十条：文物出境鉴定所收取的鉴定手续费，可用于鉴定组的设备购置、人员学习培训、编辑资料等项开支。

第三十一条：文物出境鉴定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执行《文物工作人员守则》和《涉外人员守则》。对文物出境鉴定人员的奖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它有关奖励和处罚的规定执行。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各地文物出境鉴定组对国家文物局规定的文物出境鉴定统计项目，必须每半年向国家文物局上报一次，上报日期须在每年一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以前。

第三十三条：各地文物出境鉴定组，可根据本办法并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工作细则，报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送国家文物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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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财务监管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必要性

（一）财务监督管理是现代企业内部约束机制和管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之一，是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强化产权约束，依靠产权制度自身运转的内在机制，构建企业内部决策、执行和约束职能相统一的有机体制，从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财务监管方面自动地防范和避免背离所有者利益的行为，从而实现对资产运营过程中的产权控制，硬化产权监督。财务监管制度是构成现代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有机部分，在内部约束机制运行中发挥财务监督职能。这种监督具有及时性、有效性、经常性、自觉性特点。可以说，其作用于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监督是企业外部任何监督所无法取代的。

（二）强化财务监管制度是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需要。在一人企业或小型私营企业，所有者往往是经营者，财务收支完全是由自己决定，显然财务监管是可有可无。但是，一个按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下的企业集团或上市公司中，投资者无力，也根本无法事必躬亲地实施经营与管理。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和企业规范运转，需要在组织上和机制上采取对经营者及其经营活动和财务收支采取有效的财务监管。

（三）有效的财务监管体系有助于提升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完善、有效的财务监督控制体系，可以规范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使企业各项财务管理活动围绕企业的经营目标有序进行，达到科学合理配置资金，依法有效组织业务收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约业务成本开支；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强化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及时、准确反映现代企业财务状况，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预测、控制和监督。从而通过规范的财务监控和财务管理活动，确保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四）财务监管可以强化现代企业风险控制。财务风险是现代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条件下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加强企业财务监管，完善财务预警尤其必要。而加强财务监管不仅是企业外部投资者及监管部门的需要，更是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效的财务监管有助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督促企业坚持合规经营，有效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章经营，赢得投资者及监管部门的信赖，避免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树立规范经营的社会形象。

二、强化财务监管的原则性

有效的财务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统一协调、综合平衡。要充分调动各级财务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做到层次分明、责任明确。

（一）全程监控原则。财务监管活动应渗透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贯穿于企业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资产管理、会计核算等各个环节。只有做到对企业经济业务全过程和财务管理各个环节的监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监管。

（二）分级监控原则。为确保财务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笔者认为应针对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财务活动，由适当的财务监管主体进行监控，实现管理界面清晰、层级分明。达到既要维护投资人权利，对财务监管的权限适度集中，尤其对重大财务事项的监控，也要维护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

（三）制度化原则。为有效加强财务监管工作，必须将财务监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制定科学的财务监督管理制度体系，规范财务监管程序。

（四）内外监管结合原则。由于财务人员知识结构和内部利益的影响，内部财务监管对部分不规范的现象可能忽视。结合外部监管，可弥补内部财务体系的疏漏，同时可以帮助企业完善财务监督管理体系，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管理水平。

三、强化现代企业财务监管的策略性

（一）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企业自我约束，规范经营的保障，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为投资者监督经营管理提供体制框架，为经营管理者施展才能搭建平台。而企业的财务监管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建立在这种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机制上，从而确保企业规范经营。

（二）健全财务监管组织架构。在企业设立财务监管机构配备总会计师，实行财务委派制应当是现阶段强化企业财务监管的有效组织架构。财务监管机构专门监督企业各级单位内部控制机构的设立、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以及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总会计师重点监控所属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的重大经营计划及预算的执行情况，确保资产经营考核指标和其他重大经济事项的全面完成，参与重大的经营和资金运作工作；实行财务委派制有利于对企业的财务实行垂直领导，避免因利益关系而受制于本企业的领导，减少财务违纪违规现象的出现。

（三）完善财务监管制度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财务监管办法，完善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财务监管制度化的重要措施。加强财务制度建设，财务监管应体现法律监督、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原则。内部控制制度是实施财务监管的有效手段。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系统，使财务监管程序化、制度化、科学化，加强对企业经营活动实施全方位控制，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报告等措施，全面防范和化解企业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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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赣州；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权责发生制；财政预算收支

由于预算会计所导致的产物就是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其基础是权责发生制，这可以将有助于评价与分析政府的受托业绩与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财务信息提供给社会公众，根据所提供的这些财务信息，信息使用者就能够专门针对性提出相应的决策。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政府财政报告就是架起一座特别重要的信息沟通桥梁在社会公众和政府两者之间，其发挥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从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分析，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构成部分为政府财政经济状况、政府财务报表、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情况、政府财务报表附注等。

一、当前赣州政府财务报告的现状分析

根据对赣州政府如今所采用的政府财务报告的模式进行分析，这依然是延续着我国传统的在1997年所确立的预算会计报告。从其内容上来看，当前赣州政府部门所采用的政府财务报告主要划分为事业单位、行政单位、总预算单位这三种财务报告。这些报告的主要形式是财务报表，将政府的财务信息提供给报告使用者，其中的报表主要可以区分成部门决算报表与财政总决算报表这两种报表。可是通过对这些报表进行分析，这并不能将一个政府的每个负债、资产以及费用情况进行全面反映，这就不能为政府做出重大经济决策的决定提供便利，仅仅只是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情况进行简单反映。将其具体话，那么当前赣州政府财务报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预算会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范围相对显得过于狭窄，内容显得并不完整。赣州政府与我国别的地方政府部门一样，尚未能够对发行国债自行决定，也并不需要相应的信用等级评定，这就导致外部信息使用者针对政府财务报告的需求意识比较弱，也尚未提升到相应的重视程度，从而让我国财务报告提供相对显得过于狭窄的信息范围，只是局限在有关预算资金活动提供过于狭窄的信息范围，也只是局限在有关预算资金活动。二是预算会计报告体系显得并不完整。如今赣州所使用的预算会计报告体系其中主要体现的内容有会计报表说明书、收入支出表及附表、资产负债表。即便当前赣州拥有着覆盖上百万预算单位与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的预算会计体系，加上层层汇总上报的会计报表制度，可是基于总体上进行分析，依然还是存在着相对比较单一的预算报告体系。预算会计报告体系中对系统性的财务报表与分析性的预算执行报表缺乏，除此之外，也并不存在分析性、解释性、注释性的附注说明，这就导致对政府受托责任当中的相关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比较难实施全面揭示。三是政府财务状况并不能全面反映。受到不实施资产重估、不计提折旧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存在着沿着背离价值的现象。尚未做到对政府受托管理国有企业收益权与产权的信息进行客观反映，导致存在不明的管理、使用以及占用状况，使得长期以来流失国有资产。也并不具备完整记录与确认负债方面，其中未将包含着公共部门雇员养老金等在内的相当多的跨年度义务确认成负债，或者是不予记录负债、确认或者是借助于其他方式进行公开披露。还没有将社会保障及其他政府债务全面反映。并没有将完整的绩效信息提供给信息使用者，还没有提供评估财政绩效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尤其是那些信息专门针对服务成本方面。汇总合并使得不全面的信息，也不可以将政府的业绩预受托责任进行真实反映。

二、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意义

赣州通过对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进行编制，这就能够对于赣州全部的负债、资产、费用情况做出全面反映，从而能够提供给有用的信息给领导进行宏观决策。

一是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可以对政府债务进行全面反映。将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在赣州的推广实施，就能够将雇员养老金、社会保险等这些政府长期承诺所形成的负债进行有效揭示，这就可与将藏而不露的隐性负债问题避免。机构的相关管理者比较难将其自身应该承担的当期成本难以转嫁给继任者，这就为政府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利的条件，政府防范财务风险能力提升。政府也没有全面的揭示负债情况，这不仅可以为今后运算决定提供有利条件，还有利于政府对正确融资决策制定。二是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可以有利管理国有资产。基于权责发生制会计条件下，能够借助于计提折旧与摊销资产来对资产状况与更新要求进行反映。在管理资产与资产使用效率评价上这些信息显得特别重要。收付实现对集中管理资产在是否在新的资产进行投资。政府在权责发生制背景下管理资产并不是局限于资产增购问题，还应该对怎样改良、养护现有资产与适应年限延长更为重视，尤为关键的就是对于那些比较长的使用年限基础设施。三是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可以将政府部门运行成本进行完整的反映。立足于配比基础上，权责发生制方法在对服务或者产品的成本进行确定，这样的成本不仅存在期间可比性，还能够比较外部竞争者，这为竞争产生有利的鼓励作用，还可以为决定服务项目的定价与收费产生助力。而且在这一过程当中，立足于真实成本的基础，那么在所实行的管理层面还应该要去公共不明通过经营成果或者是产量来对其工作绩效进行衡量，这就为政府部门对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提升产生有利的作用。

总而言之，如今赣州政府通过全面推行改革政府会计的积累经验与探索路子，这有利于充分暴露出推行政府会计改革所存在的困难与问题。通过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真实性有效提升，对于其相关性充分强调，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确定的质量标志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还具体体现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要求。在整个会计准则概念框架当中，其所处的地位显得比较重要。如今从我国的范围来看，由于所实施的是阳光财政，那么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就能够将财政的透明度提升，受到公众和政府这个特别受托责任主体驱使作用的发挥。应该充分认识到不同之处在政府这个实体和企业之间，其具备特别性质的责任委托方，其公众群体拥有最广泛意义。基于当前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情况，肯定高要求这个重要信息来源。而且具备高度综合性的财务活动，政府及其活动的其他方面往往会对财务方面造成影响，并且最终反映在财务报告当中。受到这一特殊性制约，政府使得不能与企业那样拥有比较高程度的对各种利益群体的要求满足。即便拥有日益多样化的信息渠道，可是相当一部分的公众也仅仅拿到政府财政报告，在某些情况甚至局限于政府财务报表。在针对这样的情况，基于公众的角度来看，公众当成委托方实施评价委托方业绩的唯一重要来源就是将政府财务报告。在当前逐步深入的财政体制改革背景下，如今暴露出现行预算会计报告模式弊端，这对于经济形势发展的需求越来越不适应，势在必行推行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

参考文献：

［1］ 孙江灵.浅议政府会计核算及发展趋势［J］.现代经济信息，

2011（06）.

［2］ 梁红霞.新《医院会计制度》出台对事业单位会计改革的意义

［J］.财会月刊，2011（17）.

［3］ 刘瑜.对我国政府会计核算基础改革的新思考［J］.经济论坛，

201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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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法制化存在缺陷

我国税务脱胎于税务行政,发展初期一度隶属、挂靠于税务机关，这种过度依赖导致法制化进程中难以消除行政因素的影响。根据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职业资格必须经过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认可, 而我国税务行业的立法基本上是行政规章制度，如《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等属于行政规章，如果不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认可“注册税务师”资格,该资格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无效的。同时以上相关制度的操作都是以“试行办法”、“暂行规定”的形式出现,且相应的实施细则也不具体,操作性差，对业务范围的规定不够明确。这导致注册税务师在执业过程中无法“依法”执业，其业务来源受主管税务机关的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受到影响。

二、行政干预影响行业正常发展

税务机构是在税务机关监督下承办税务业务的独立法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按规定纳税。它介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 起着协调作用, 按理它和任何一方都不存在隶属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利用职权干预税务机构的日常业务, 甚至垄断税务业务的现象仍然存在，严重影响了税务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税务机构也凭借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争取客户,造成不正当竞争。这必然使机构为了稳定其业务和利益收入，把精力集中于巩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而不是想方设法地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导致了税务行业的不健康发展。

三、税务行政监督与行业自律监督制度不健全

我国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只设在省一级,对分散各地的税务机构缺乏完善的日常管理规定，而省级以下税务机关又未专门的授权来监督税务机构的工作，导致税务机关对税务的监管存在着“明脱暗不脱”和“不愿管”、“不想管”两种极端现象,使得对税务机构的监督、管理流于形式。同时尽管我国已建立税务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但行业自律管理却面临着机制不顺、管理乏力的局面。各地注册税务师协会在实际工作中并未真正起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自律成了一句空话。且代表税务机关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与作为自律性行业机构的注册税务师协会甚至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使得管理和监督形同虚设。

四、税务服务质量、服务层次有待提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税务机构近4千多家,从业人员8万余人,其中执业的仅2万多人。税务提供的中介服务范围相对较广，从业人员应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这直接关系到服务质量的优劣。但目前还有大量从业人员在专业技术操作方面尚达不到执业标准，这直接影响到纳税人对税务机构的信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新的需求不断增加,新的业务也应当随之产生。然而我国目前税务行业业务比较单一,尚停留在较浅层次的项目上,加上每年都有很多税务机关指定的业务,如所得税汇算清缴、税务执法检查等,所以目前税务行业的业务种类还很少。尽管也有一些业务项目如税务筹划、税务咨询等在逐步开发，但这些服务要求从业人员精通税收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知识，具备较强的语言沟通、文字表述等能力。我国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不能与此相适应,虽然许多事务所都打出了这样较高层次的服务项目,但客观地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需不断完善和补充。

五、税务外部发展环境有待优化

税务作为中介行业，具备中介服务组织的行业特点，应接受中介行业的规范管理。近年来我国中介组织发展迅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缺乏诚信度、规范度和集中度；受利益驱动，不按规章制度办理手续、经营不规范、违规乱收费、不正当手段取得中介业务、排斥同行、服务水平低劣等等。且高层次的技术、资本类中介组织比较少，低层次的和小作坊式的中介组织比较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规模小而分散、综合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我国中介组织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涉及面广，这客观上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加上政府部门对中介组织管理不规范，重审批轻管理，导致现有中介市场环境不够健康、有序，亟需抓紧制定和健全中介组织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中介组织管理有法、活动有规、运作有序、监督有据。同时税务行业必须实行相对自律,即实行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明确分工、相辅相成,才能促进税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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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保证上市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连续性，维护注册会计师的合法地位，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公正执业，现就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公司应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二、公司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应当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指定或强迫公司聘用其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

三、经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享有下列权力：

（一）随时查阅公司的帐簿、记录和凭证，并有权要求公司的董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有关的资料和说明；

（二）要求公司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提供其子公司必要的资料和说明；

（三）列席股东大会，得到股东大会的通知或者与股东大会有关的其它信息，在股东大会上就涉及其作为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的事宜发言。

四、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并在有关的报刊上予以披露，必要时说明更换原因，并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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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民法理论不承认无因管理的报酬请求权，但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无因管理的报酬请求权。究其缘由，主要是中国民法以一种固定的人性预设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而欧洲国家是通过适当的权利义务配置，去激励当事人从事社会所期许的行为。中国民法理论必须克服传统思维中模式化的“义利之辨”，以一种更加现实的态度去设计民法制度。

一、引言

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涉及的是一个很具体的制度，但却包含有丰富的学理内涵。不同国家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突显出不同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问题的做法上的发展，折射出不同时代道德观念的变化。本文利用比较法上的资料，分析欧美主要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方案，将他们的做法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试图揭示导致其差别的原因。透过对这一问题的剖析，对民法规范设计中的“人性预设”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路。

二、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拒绝与承认

中国民法的主流理论和实践长期以来否认无因管理人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1]80这样的观点，到现在仍然处于通说的地位。对此我们可以援引由权威民法学者参与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债权总则编》的相关内容。wwW..COM该草案第670条规定：“管理人对本人不享有因从事无因管理而收取任何报酬之权利。但本人自愿支付报酬的除外。”在解释该条立法理由的时候，学者是这样说明的：“我国现行法对于管理人是否可以收取报酬没有规定，鉴于无因管理本为社会善良行为，法律鼓励社会成员从事无因管理，但不鼓励社会成员通过无因管理为自己谋取利益。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而收取报酬，与无因管理制度为他人利益而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合。”[2]34由于把无因管理行为看作是一种体现了利他主义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举动，所以它无法与利益挂钩。如果允许无因管理人请求报酬，无异于允许“先学雷锋再收费”，这被认为与无因管理制度的本旨相违背。

与中国的上述做法不同的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往往得到部分的承认。助人为乐与获取报酬，在不少西方国家的实践中，似乎并不必然相互排斥。

首先来看德国的做法。《德国民法典》第683条(关于无因管理中发生的费用的偿还问题的规定)中援引了委托的相关规定。根据《德国民法典》关于委托的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委托是无偿的，受委托人不得请求报酬，只是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是有偿的。由于在无因管理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事先的关于支付报酬的约定，所以援引关于委托的规定，不可能支持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但德国的判例和学说认为，如果无因管理行为处于管理人的职业或营业的目的之内，可以要求报酬。在德国法上，获得这样的结果，是通过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835条第3款来实现的。第1835条是关于监护人从事监护时可以获得的费用偿还的规定。在费用的偿还上，该条准用委托中的相关条款(也就是第670条：受委托人以执行委托为目的而支出其可根据情况认为必要的费用的，委托人负有偿还义务)。[3]264在这一条的框架下，存在着一个对何为“必要的费用”的解释问题。对此，第1835条第3款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别规定：“监护人或监护监督人的属于其营业或职业的劳务，也视为费用。”[3]554将属于营业或职业范围内的劳务也视为一种需要偿还的费用，这其实是对“费用”的含义的一种扩张，把劳务报酬也计算在费用之中，从而在实质上就认可了特定情况下，监护人或监护监督人对于其从事的监护工作，可以获得报酬。德国的民法理论认为，第1835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无因管理的情形。当无因管理人从事的管理行为，属于其营业或职业范围内的劳务，也可以获得通常情况下，付出该劳务时可以获得的报酬（德国法上的相关资料，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注释3。）。

德国的做法承认职业人士从事的职业范围内的管理行为，或者从事营业活动的人，从事的无因管理行为属于其营业范围内的活动的时候，可以获得报酬。这是对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的一种有限的承认。根据欧洲学者提供的资料，德国的这种做法在欧洲国家有不少效仿者。葡萄牙也承认当管理人在职业活动过程中从事无因管理行为时，可以主张报酬，而当无因管理人是非专业人士的时候，无权要求获得报酬。希腊的学说和判例，基本上采取了与德国相同的思路（see principles ofeuropean lawby von bar， 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 anothers, affairs， chapter iii， article 3： 102， notes， i， 2.）。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虽然在法律条文的层面上不承认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通过各种方法，间接地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无因管理人可以主张报酬。不过，其采用的技术与德国法上的类推适用技术稍有不同。例如，《奥地利普通私法法典》(abgb)在条文中不认可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但在最近的学说和判例中则认为，管理人因为从事管理行为而失去的时间，可以看作是一种损失，从而要求获得补偿。当然，这种性质的补偿只限于管理人是在从事营业或职业活动的过程中进行的无因管理行为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获得。[9]272

奥地利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原则上看，无因管理人不能主张报酬，即使是职业人士进行的无因管理行为，也不能获得报酬，而只能获得相关费用的补偿。但对于从事职业活动的专业人士而言，因为从事无因管理行为，而花费了时间，导致自己收入的减少，这可以认为是因为从事无因管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可以获得补偿。通过这种方法，虽然没有承认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但却通过对“因从事无因管理行为而遭受损失”的扩大解释，在实质上部分地承认了无因管理人获取报酬的权利。

在意大利民法理论中，原则上也不认可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10]680但是在一个案件中，当被管理人批准了他人的无因管理行为之后，法庭授予了管理人以报酬请求权（see cfi firenze 31 may 1948， mon. tr.i 1949， 90， citationfrom chritian von. bar， 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 anothers, affairs， op.cit.， p. 27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因为根据无因管理的通常的学说，管理事务经过被管理人批准之后，适用委托的规定，这并不意味着无因管理行为就因此而转变为受委托而从事的行为。除了关于费用偿还方面的规定可以适用委托中的相关规定之外，法律上关于委托的规定(尤其是报酬方面的规定)并没有适用的余地。[5]216意大利法庭的做法，是对无因管理人不得获取报酬的传统原则的突破。

法国法处理这一问题的思路比较独特。《法国民法典》第1375条确定的原则是，管理人只能要求获得因从事管理活动而支出费用的补偿，而不能要求其他的报酬和费用。并且，法国在实践中，对于因无因管理而发生的费用，必须证明其的确存在，实际发生过，因此试图通过授予无因管理人一个实际上超出其实际支出的费用的数量的补偿款，以此来达到给予其报酬的目的，这是被禁止的。但法国的民法学说和判例上发展出一种所谓的“获益性的事务管理”(gestion d’affaires in-teressee)，如果属于这种类型的无因管理，那么管理人是可以获得报酬的（see principles ofeuropean lawby von bar， 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 anothers, affairs， chapter iii， article 3： 102， notes， i， 5.）。这种所谓的获益性的事务管理，指的就是管理人从事事务管理，既有为了他人管理的目的，也有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法国法上，是否赋予无因管理人以报酬请求权，取决于对管理人是否具有为自己获益的意思的解释。这样的意思解释，必须要结合无因管理人的身份和无因管理行为发生时的场景。职业人士在职业活动过程中进行的无因管理行为，更可能被认为具有为自己谋利的意图。虽然路径不同，但从实际效果看，法国的做法与德国的做法，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深受欧洲大陆民法理论学说影响的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也认为，当无因管理人从事管理的事务，属于管理人之职业范畴时，如医师救助遭遇车祸之人，应该肯定其有报酬请求权。[4]272

欧洲大陆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也影响到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了法典编纂或者法典重编的国家，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荷兰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与《巴西新民法典》。

《荷兰民法典》第200条第2款规定：“管理人在营业或执业过程中实施事务管理的，可在合理的范围内，根据管理期间此类活动通常可收取的费用获得进一步补偿的权利。”（该条文位于《荷兰民法典》第6编“债法总则”，第4章“侵权行为与合同以外的债”，第1节“无因管理”(第200条第2款)。汉语译本参见《荷兰民法典》，王卫国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这一规定直接地、明确地认可了无因管理人在特定情况下的报酬请求权，并且进一步规定了确定相关报酬的基准。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在关于无因管理的章节中处理了为他人利益实施行为的报酬问题。该法典第985条规定：“如果法律、与利害关系人的协议或者交易习惯对获取报酬的权利有规定，则为他人利益实施行为的人，在其行为对利害关系人带来有益结果时，有权获取报酬”。[6]338这一规定在明确无因管理人可以获取报酬的前提之下，为报酬的获取设立了限制性的条件，要求管理行为对被管理人带来有益结果，并且交易习惯认可获取报酬的权利。

《巴西新民法典》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比较特殊。该法典第873条规定：“事务所有人单纯追认的效力回溯至开始管理之日，并产生委托的所有效力。”[7]121根据这一条的表述，在巴西民法上，被管理人的追认行为，将导致无因管理产生委托的所有效力，而不局限于费用返还方面的法律效果。这就等于将无因管理完全转化为委托，无因管理人也就转变为受托人。在这种情况下，无因管理人是否能够获得报酬，取决于该民法典中关于受托人报酬的相关规定。对此，《巴西新民法典》第658条规定：“委托未约定报酬的，推定为无偿，但受托人将委托的事务作为营业或营利性的职业的事务的，不在此限”。[7]93由此可见，如果无因管理人从事事务属于其营业，或者无因管理人具有一种营利性的职业身份，那么将有权获得报酬。从实际效果来看，《巴西新民法典》的这种做法与《荷兰民法典》的做法殊途同归。

如果我们把这三部新近编纂的民法典在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问题上的规定，与较早编纂的欧洲国家的相关做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晚近时期编纂的民法典往往倾向于更加直截了当地承认无因管理人在特定情况下的报酬请求权。相比之下，先前时代编纂的民法典，往往要通过比较复杂的类推适用或法律解释技术来达到这一目的。

考察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上的相关做法，可以发现一个趋势，也就是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各有不同：有的通过司法判例的发展来逐渐认可；有的通过扩大解释无因管理人的“费用”来实现；有的通过扩大解释无因管理人因从事无因管理行为而受到的“损失”的范围来实现；有的通过类推适用监护制度或委托制度来实现。在新近编纂民法典的国家，往往趋向于在条文的层面上直接认可无因管理人在特定情况下享有报酬请求权。

在普通法国家，报酬请求权要么建立在合同约定的基础之上，要么建立在不当得利返还的基础之上，因此无因管理人获取报酬的主张，在通常情况下得不到支持。但如果管理行为对本人产生了利益，而且管理人有义务移交该利益的时候，基于衡平(equity)的要求，当管理人从事管理行为时，投入了相当的劳动和技巧，并且这样的投入显著地超过了普通社会成员对于通常的社会义务的履行的时候，要求获得报酬则是符合衡平的，这时其主张可以得到支持（see principles ofeuropean law/ von bar， 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 anothers, affairs， chapter iii， article 3： 102， notes， i， 12.）。普通法的这一做法，虽然建立在“衡平”的基础上，但从实际效果看，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别无二致。

基于欧美大多数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近乎相同的态度，由欧洲学者起草的，作为未来的欧洲民法典编纂之蓝本的《欧洲法原则》关于“无因管理”(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 anothers, affairs)的“统一法草案”中，第3： 102条以“报酬请求权”(right toremuneration)为题，明确规定了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see principles ofeuropean law/ von bar， 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 anothers, affairs， chapter iii， article 3： 102.）：“1·当管理行为是合理的，并且是在管理人的职业或营业过程中进行的，管理人有权获取报酬。2·应该支付的报酬是在管理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为了获得管理行为的执行，通常要支付的合理的数额。”《欧洲法原则》的做法总结了欧美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通行做法，以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

通过比较法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欧洲国家在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问题上的做法，存在重大差别。由此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差别缘何而生，它的存在是否合理？三、承认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的理由中国民法理论上否认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其主要理由是认为获取报酬与无因管理制度的宗旨不相吻合。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承认无因管理人可以获取报酬，就一定与无因管理制度的宗旨不吻合？这样的不吻合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欧洲国家的民法理论和实践没有认为有这样的不吻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到民法基本理论的层面上进行考察。我国有学者把是否允许无因管理人取得报酬，看作是民法中典型的“人性论条款”，它反映了立法者的人性论选择。[8]17-18笔者认为，中国法上对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的否认，的确与民法制度设计中的“人性预设”问题相关。

根据这种“人性预设”的思路，虽然民法制度不可能在一般性的层面上要求每个人都去遵循利他主义的原则行事，但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例如某人在没有受到委托的情况下，为了他人的利益，进行管理行为——当行为人自主自愿地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特征时，法律制度对有关行为的调整，也应该贯穿以利他主义的人性预设，否认其存在追求利益的意图。换言之，法律不强制你去“学雷锋”，但是你一旦自己决定开始“学雷锋”了，那么法律就要以一个“雷锋”的标准来要求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好事却要报酬，这与“雷锋”的标准当然是不吻合的。从表面上看，这里的逻辑并没有错，甚至相当严密。但如果把欧洲国家支持无因管理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的理由，与此进行对比，我们的思路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就显露无遗。

欧洲国家之所以承认，当无因管理发生于职业人士从事的职业活动或者在营业活动中发生时，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是基于以下这些角度来进行论证的。首先，职业人士从事无因管理行为的时候，其管理的质量通常比一个非职业人士更有保障，并且，在判断无因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是否“适当”的时候，如果管理人是职业人士，那么要承担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承认作为职业人士的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那么就不符合权利义务均衡的原则。其次，从制度建构的总体效益看，承认作为职业人士的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制度建构。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赋予职业人士进行无因管理时的报酬请求权，为职业人士进行有益于他人的管理行为，提供了激励因素，这样可以减少那些迫切需要他人帮助的人因为无人出手帮助，从而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失的概率。对于需要帮助的被管理人来说，虽然他要承担支付报酬的义务，但他已经获得了专业化的帮助，从总体而言，其利益得到切实的、有水准的保障。对于进行无因管理的职业人士而言，他们在从事无因管理行为中的权利与义务，因为报酬请求权的存在，实现了均衡，避免了其可能会遭遇的两难选择——如果不出手帮助，违背自己的良心，但如果出手帮助，法律上对自己的义务的设定又相当苛刻。

那么，认可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是否存在中国学者所担忧的，与无因管理制度本身的宗旨不相吻合的问题呢？欧洲国家的理论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无因管理行为，欧洲国家的理论所关注的是：是否属于在没有法定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某人为了他人的利益，主动进行了管理。如果符合这样的条件，那么就构成无因管理。至于说，管理人在进行了管理行为之后，开出账单，这一后来的事实并不改变其行为的无因管理的性质。事实上，在开始管理行为的时候，管理人并不是以期待获得对待给付为主要目的而从事行为，而是以帮助他人为目的开始行为。换言之，某人如果从一开始，介入他人事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符合无因管理的特征。之所以不符合无因管理的特征，并非是因为存在报酬，而是因为行为人“以获得报酬为目的去介入他人事务的管理”。[9]268既然如此，为什么欧洲国家不承认由普通人进行的无因管理行为也能获得报酬请求权？这样的区别对待有什么实质理由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出于法律制度建构中的权利义务的均衡。不赋予普通人进行的无因管理行为以报酬请求权，从欧洲国家的理论看来，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承认报酬请求权而与无因管理制度的宗旨相矛盾，而是考虑到在通常情况下，普通人能够合理进行的无因管理行为，通常是日常生活中相对简单，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要求和时间投入的互惠帮助行为。例如，对普通人来说，他对于患有急病的人的救助，因为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的因素，往往也就限于将患者送医。这与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医生，出于无因管理的目的对病人进行救助时，通常所要进行的复杂的诊疗和救治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赋予那些进行无因管理的普通人以报酬请求权，从权利义务配置的角度看，更加合理一些（瑞典的学说可以看作是这一论点的佐证。瑞典的法学著作通常认为，对于无因管理而言，管理人获得报酬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是，他从事的行为不是一种纯粹而且简单的行为，或者是单纯的情谊行为，而是涉及需要采取复杂的措施。see principles ofeuropean lawbyvon bar， benevolent intervention inanother’saffairs， chapter iii， article3： 102， notes， i， 11.）。

对比中国与欧洲国家的民法学理在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问题上的差别，可以发现，中国的学理往往倾向于从一个抽象的伦理道德判断来出发，将其作为制度建构的基点。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学理，则从一种现实的、更多地考虑行为人的具体情境的角度来进行制度设计。这样的差别就导致中国法上关于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个自我预设的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法律制度试图鼓励人们进行助人为乐的无因管理行为，但在具体的制度建构的层面上，其实际效果却恰恰会阻碍人们，特别是那些最有能力去有效地帮助他人的人，进行无因管理行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人性预设”问题有关。正是由于坚持了某种抽象的人性预设，使得我国民法理论上认为，进行无因管理的人是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而行事，因此无因管理者是一个以“义”为根本取向的人，面对着这样一个高尚的人，如果还去谈论“利”——也就是报酬的问题，不啻是对无因管理者崇高人格的贬损。而在欧洲国家的理论中，恰恰不存在这样的人性预设。在具体的制度建构的层面上，欧洲国家的民法理论考虑的重点是通过合理的权利义务配置，为当事人提供恰当的行为激励，以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事实上，任何一个在社会层面上合理的、可欲的结果的获取，从来都不应该建立在一个抽象的人性预设的基础之上，而是应该建立在对普通人的行为模式的恰当把握和预测的基础之上。

四、民法中的“人性预设”问题的解决之道

通过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问题的分析，笔者试图阐述这样一个论点：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必须从具体的问题出发，考虑制度设计所要追求的核心目的，通过妥当的权利义务配置，来激励当事人表现出那些立法者试图去激励的行为模式。在这一问题上，如果立法者执着于某些预设的人性预设，对于问题的恰当解决，并没有积极的效果。

反观我国民法，可以发现，除了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制度，也存在类似问题。其中遗失物的拾得人的赏金请求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承认遗失物拾得人的一定限度内的赏金请求权的做法（参见《德国民法典》第971条、《意大利民法典》第930条、《荷兰民法典》第5编第10条以及《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29条。）所不同的是，我国《物权法》上不认可拾得人的法定的赏金请求权，只是在遗失人发出了悬赏的情况下，拾得人才可以获得悬赏广告中承诺的赏金（参见我国《物权法》第112条。）。理论上认为，与西方国家做法不同，我国《物权法》上的这一规定体现了拾金不昧的道德要求。这种认识完全是对西方国家通行做法的误解。事实上，关于遗失物的问题上，任何立法者都试图倡导拾得者拾金不昧，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但问题并不在于立法者是否应该“要求”人们去拾金不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去“激励”人们拾金不昧，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把拾金不昧“预设”为拾得人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应该说，赋予拾得人以一定的赏金请求权，同时配以“拾得人违反通知义务，或在被询问时隐瞒拾得的，不享有该请求权”之类的规定，可以起到更好地激励拾得人拾金不昧的行为的效果。相比之下，我国的做法是让拾得人在“昧”与“不昧”这两个极端之间抉择，并没有为拾金不昧行为的出现提供恰当的诱因。这与我国民法在无因管理制度上，逼迫人们在“冷漠的旁观者”与“忘我的帮助者”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何其相似！这在实践中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难预料。

无论如何，在针对一些典型的社会情境的法律调整中，如果立法者以一种固定的“人性预设”贯穿到制度建构中，试图让行为人依据立法者预设的行为标准而行动，这样做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甚至会适得其反，使得法律制度本身，成为达致立法者试图追求的社会效果的最大障碍！要克服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超越一种模式化的、二元对立的“义利之辨”。中国古代以来的传统道德观念，对“义”与“利”的关系，至少在形式上，喜欢做一种二元对立的把握，孔子在《论语·里仁篇》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达的就是这一层含义。这样的概念显然也影响了我国的立法者。但现代社会的立法者，应该做的恰恰是认识到法律规范的功能，是为当事人提供恰当的行为激励，因此，立法者不应该从诸如“小人”、“君子”、“好人”、“坏人”、“自私自利”、“大公无私”之类抽象的道德范畴出发去设计法律规范，而是应该考虑哪种权利义务的配置模式，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效果。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在一些制度设计中，虽然行为人的道德形象，因为与“利”相挂钩，似乎显得有些“卑之无甚高论”，但这并不会让相关的行为人感觉受到了贬损。法律永远是在一种底线伦理意义上运行。当法律认可作为职业人士的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的时候，它并不妨碍那些对自己的行为有着更高要求的人，去放弃这样的权利。这就恰如承认遗失物的拾得人的赏金请求权，并不意味着拾得人一定要去主张该权利一样。

在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的问题上，欧洲国家区分职业人士与非职业人士，区分营业活动与非营业活动，采取不同做法，这提醒我们注意，在设计民法制度的时候，不能对民法中的人的行为模式，进行一种过于单一、过于笼统的情境设想。尤其是针对行为人是否可以“获利”，行为是“有偿”还是“无偿”的问题上，必须依据行为人的活动的“社会典型性特征”来加以设定。只有这样，法律制度对行为人提出的要求才是合理的，对行为的调整才是有针对性的。强调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尤其重要。过于抽象地强调“民商合一”理论，使得我国民法学界容易忽视通过区分行为的“民事”/“商事”背景，来实现对相关当事人利益格局的精确配置（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参见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无因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乃是这方面的又一个例证。

五、结论

我国民法理论不承认无因管理的报酬请求权，这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存在区别。在后者，往往通过各种立法技术来承认职业人士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的无因管理行为的报酬请求权。我国民法上之所以采取否认的态度，主要的原因是以一种固定的人性预设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这与欧洲国家通过妥当的权利义务配置，去激励当事人从事社会所期许的行为不同。我国民法理论必须克服传统思维中模式化的“义利之辨”，以一种更加现实的态度去设计民法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区分民事活动与商事活动，对于突破“义利之辨”的局限是一个有益的视角。

注释:

[1]张广兴.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2]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债权总则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德国民法典(第二版)[m].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4]王泽鉴.债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合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6]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全译本)[m].黄道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巴西新民法典[m].齐云，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8]徐国栋.人性论与市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篇7

一、案情

2000年10月19日10时40分许，张怡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入境签证和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的CA945航班机票，在首都机场出港海关监管区内准备登机时，首都机场海关旅检处值机科的工作人员对其携带的帆布包进行查验，起初张怡拒绝，不予合作。后经工作人员开包查验，发现包内装有八只猎隼，其中四只已死亡。经鉴定，猎隼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怡违反海关法规和野生动物保护法，逃避海关监管，非法携带禁止出口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猎隼出境，情节严重，其行为侵犯了国家海关监管制度及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制度，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罪，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1条第2款、第52条、第53条、第6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3款第（1）项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张怡犯走私珍贵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宣判后，张怡以 “没有走私猎隼”为由，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张怡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张怡上诉称其“没有走私猎隼”的理由，不能成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1）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意见

为了保护珍贵动物，修订后的刑法吸收了《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2条的规定，增设了走私珍贵动物罪。虽然在目前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涉及该类犯罪的案件并不多见，但是该类犯罪危害严重，有必要总结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经验，以更好地打击犯罪，严格执法。

篇8

关键词：公园；产权；公共物品；定价策略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162.02

1产品属性分析

公共经济学上用三个不同特征区别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第一，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产品或服务是为整个社会所有的成员提供的，共同享用，不可分割。第二，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该产品的消费者不会减少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即其边际成本为零。第三，非排他性，是指某个社会成员在使用该产品时无法排除其他人也同时消费使用该产品。同时具备以上全部特征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同时具有以上全部特征，更为常见的是具备其中两个特征，或不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或者不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不同时具有以上全部特征的公共物品，我们称之为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正确认识公园的基本属性，是分析门票价格问题和公园维护管理问题的基础与前提。事实上公园的状态不是永恒不变的，公园的门票定价经历了低票价时期、票价递增时期和部分公园免费开放时期，同时游客数量增幅也出现相应变化，由此决定了需要根据公园的不同状态进行动态的分析和预测。

学术界公认公园是一种公共产品。当公园资源充足，游客数量适当时，公园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它们主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承载着历史文化，包涵着丰富的物质资源，代表着一种道德精神，也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园以其公共产品的特征，连同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效用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它的公共产品性质。

有些学者认为公园是一种“公共池塘资源”。美国著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2009）《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说：资源系统是一个储存变量，在有利的条件下能使流量最大化而又不损伤储存量或资源系统本身，例如牧场、鱼塘、地下水流域等均属此类；而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源系统占用和使用的量。一个资源系统可以同时由多个占用者同时使用，然而资源单位却不能同时使用或占用。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在这种资源环境中，理性的个人的问题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向题。因此“公共池塘资源”就是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当公园面积有限而游客众多，一个游客在享用公园资源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他游客对公园的享用。游客过多，政府或企业对景区的过度开发，都会影响到公园的有效管理和维护，增加管养成本。一旦负面影响超出了公园的承受能力，还会导致共有资源状况的恶化。因此公园是具有竞争性的，由此也使人们想出了收取门票等对策。

笔者认为公园还可以称作为“俱乐部资源”。“俱乐部资源”是指同时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就像俱乐部一样，每个俱乐部会员对俱乐部内提供资源的使用不会影响其他会员（假设俱乐部对所有会员一视同仁），同时在一定时刻，俱乐部的资源规模会限制会员的人数，于是对于非会员就具有排他性了，这样的一种资源就叫做“俱乐部资源”。同理而言，对于游客来说，公园具有非竞争性，每个游客对它的游览不会影响其他游客的游览。同时在某一具体时刻，由于人数的限制，那些不能进入到公园而言是被排除在外的。

2门票定价分析

2.1理论定价分析

理论上，对公园进行单一定价主要有三种方式。

（1）按边际成本定价，此时进人公园的人数达到最大，满足了效率目标。但是提供公园产品的部门处于亏损状态，这一亏损虽然可以通过财政渠道用一般性税收以补贴的形式来弥补，但会给财政带来一定的压力，间接导致效率的损失，长此以往，也很难保证公园的质量。

（2）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定价，提供公园产品的部门将获得利润，但此时进入公园的人数将远小于该公园容纳量，这意味着公园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居民对公园的需求也未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既不符合效率的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的原则。

（3）按平均成本定价，提供公园产品的部门损益持平。这一定价方式综合了前两种方式，使提供公园产品的部门回收了全部成本，实现了财务目标，但此时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使公园资源的使用率低于有效率的水平。

2.2分类定价分析

实际公园定价时，以公园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为例分析，定价时应更多地考虑其公益性。但是公园的组成复杂，即使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也要考虑到我国财政能力，因此公园定价问题不能“一刀切”，应该分类来对待。综合考虑公园的功能与性质，我们将公园分为以下四类来定价：

（1）城市公园，包括综合性公园和动物园、植物园等。这类公园以观赏、休闲为主要功能，属于居民日常休闲、文化活动的场所，主要为市民提供服务，应逐步实行免票。

（2）城市绿地，包括社区公园、带状公园、街旁绿地。这些最贴近老百姓居住的城市公园绿地，属于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收费显然是不合适的。

（3）风景名胜区，包括风景名胜公园和历史名园。这类公园以文物古迹为主，更多地担负旅游功能，要通过门票收费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自然遗产，限制游客过多而带来对资源的损耗和破坏。同时，风景名胜区属于准公共产品，对游客具有教育、熏陶作用，定价应充分体现其社会公益性质，不应以赢利为主要目的。

（4）商业性公园，包括儿童公园、游乐公园等。这类公园具有私人性质，实行商业性经营，需要得到正常的投资回报和利润，定价应以市场规律为主，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3国外公园定价现状

在国外，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公园门票价格日益重视社会效益，淡化经济效益。各国公园门票的共性是价格低廉，而且越是涉及国民素质教育类型的旅游参观点，收费价格愈低廉。众多公园更是以免费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以达到国民素质教育、陶冶情操、丰富历史地理知识，提高国民精神文化素养的目标。

如在美国华盛顿各类旅游景点有300多处，一律免收门票，甚至连总统官邸、国会大厦、五角大楼等，也免费向游人开放。在法国，只要冠以“公园”的名号，公众就可在开放时间自由进出，一年四季免费开放。意大利的各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很低廉，罗马斗兽场只需6欧元，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英国的伦敦大英博物馆，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以及几乎所有的公园都免费开放，就连英国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海滨度假胜地、世界文化保护区也一律向游客免费开放。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享有世界声誉的墨西哥城国家人类学博物馆门票约合3.45美元，大致相当于墨西哥普通职工平均月工资的1%。日本众多的旅游景点是不收费的，即使部分历史文物古迹和世界文化遗产等景点实行收费制，但与日本人的收入相比，完全是象征性的。

其次，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表现方式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制定不同门票价格，如法国大多数人文景观都对记者、教室、档案员、未成年人、残疾人、失业者等社会特殊群体免费开放。国外景区门票价格监管制度也非常完备，在对待景区价格上涨方面，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比如在美国，各公园每年可以向国家公园管理局申请对门票价格进行微调，但是必须出具足够的理由，价格调整后必须一年之后才能执行。

4国内公园定价现状

国内城市公园的门票均价在20-30元左右，大致可以接受。但是风景名胜区价格整体偏高，近年来更是涨价之风盛行，多数游客表示门票价格较高，难以接受。2012年3月28号，南方日报记者对全国（不含港澳台）130家5A级景区门票价格（非淡季全票）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我国近半数5A景区门票价格超过百元。如曲阜“三孔”景区联票价格为每人185元；布达拉宫旺季200元，淡季100元；九寨沟旺季220元，淡季80元；黄山旺季230元，淡季150元；张家界225元；横店影视城联票255元，统票420元；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普通门票270元/人，套票680元/人（含游船）；兵马俑110元；井冈山旺季190元，淡季160元。

我国风景名胜区一张门票的平均价格接近我国人均GDP的1%，这一比例至少是其他国家的10倍以上，不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更违背了风景名胜区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有些景区的门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严重不符，甚至没有仔细考虑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而盲目定价。

2012年3月22号，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休闲旅游客户需求趋势研究报告》调查显示，从国内游客看，景点门票、交通花费最多，分别占21.92%、20.92%，其次是购物、餐饮、住宿、文化娱乐。国内游客旅游花费中门票所占比例最大，然而最令游客郁闷的是景区门票价格上涨，服务水平却不见提高，难免有价超所值之感。

在我国，对于国家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的制定，也有专门的价格听证制度。但是就目前国内的旅游价格听证会而言，存在着诸多缺陷。制度没有明确具体需要听证的事项及其他细节，使得我国景区门票价格甚至出现了“逢听必涨”的怪事。

5国内公园定价现存问题

我国对公园的财政补贴非常有限，而公园的属地化管理模式使地方政府拥有绝大多数的资源处置权，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增加公园财政补贴，于是门票收入成为很多公园的主要经济来源。随着门票价格的不断提高，游客数量随之下降，也就暴露出了以下问题：

（1）对风景名胜区的门票定价时，过分注重其经济效益，未能充分体现其社会公益性质。最主要的一点是对于风景名胜区的认知错误：国家风景名胜区是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除了具有经济上的功能外，更多的是要承载社会福利、科研教育等方面的非教育功能。

（2）公园门票价格管理较为混乱，定价机制不合理、缺乏灵活性，在公园的后期维护和监管制度上也存在很多弊端和漏洞，如公园产品结构单一，多数公园以门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国内旅游价格听证会制度流于形式，甚至出现“逢听必涨”的怪事，公园在门票涨价之后风景、服务品质却没有任何改善。

（3）公园开放与管养方式与经验在地区之间生搬硬套，没有注重与本地特色与实际相结合。相关专业管理人才缺乏，不能科学有效地推出创新管理方法。

6问题的对策

为了尽快规范公园管理，使公园得以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更加便民、利民，改革措施势在必行。

首先要科学、合理地设置门票，加大政府投入，不仅要体现经济效益，还应充分体现其社会公益性质。

其次，加强完善旅游价格听证会制度和其他监管制度，公园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透明化。

另外要进行管理体制创新，主管部门应针对各个公园的具体情况灵活制定。政府可以聘请专业管理人员，也可以将公园承包给某个企业或组织，实现经营所有权多元化，确保公园维护运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2]杨灏.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问题分析[J].经济师，2007，（10）：11.12.

[3]张捷雷.对中国景区门票价格制定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2005，（8）：93.96.

[4]李黎.谁为公园付费？——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公园的供给和收费[J].当代财经，2003，（11）：37.40.

[5]陈殿阁.国内外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比较研究[J].市场营销导刊，2006，（2）：54.57.

篇9

2011年，我局进一步以农村和城市社区为重点，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3924个20户已通电自然村广播电视村村通、1046个农家书屋、59乡镇综合文化站等3项文化民生工程建设，截至11月全面完成目标任务，并顺利通过省检查组验收。

在三项工程建设上，我局主要采取四方面措施：一是加强领导。调整充实市局领导联系文化民生工程建设点，建立了市局领导联系县区工作的长效机制。二是扩大宣传。分别于4月和10月组织开展两次“集中宣传月活动”，并注重拓展宣传方式和渠道，以连环画、送戏下乡、动漫宣传、电视专题片、与农村电影放映结合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有效地提高了文化民生工程的群众知晓率。三是加强业务培训。举办全市第三期文化民生工程业务培训班。参加省乡镇综合文化站等级评定工作。四是加强督查。一方面，开展全面自查、重点抽查和验收工作，及时总结、通报情况、整改落实；另一方面，组织开展评选表彰工作，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五是建立工作机制。包括与文化建设考评相结合，建立责任机制；与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基层文化设施相结合，统筹运营管理机制，努力实现“共建共享”；与农村文化活动相结合，不断丰富书屋内涵，拓宽服务范围。

自评不扣分。

二、参加各项文艺赛事，组织开展系列文化活动,积极推进免费开放工作。

围绕建党90周年和重大节日开展艺术创作和文化活动。一是成功举办了市首届文化艺术节，历时三个多月，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展览展示活动，其中，专场演出10余场，覆盖县区和部分乡镇。二是联合举办了市第八届少儿艺术节，参加各项比赛的儿童近千人，规模超过历届艺术节。同时积极组织优秀节目参加省少儿文艺调演，并荣获2个奖项。三是举办了第二届大别山民歌展示会和第十四届、淮南、亳州和安庆四市京剧票友演唱会。四是组织开展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建党90周年歌咏比赛、唱起红色经典献礼90周年庐剧现代戏《杜鹃啼血》巡演活动的首场演出、建党九十周年歌曲戏剧小品等优秀作品征集评奖、优秀广播影视剧展映展播和优秀影片放映；同时，积极组织参加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合肥经济圈纪念建党9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全省庆祝建党90周年群文系列活动。五是组织了庆“八一”、文化扶贫、文化三下乡、文化交流等活动，老年舞蹈《留住青春》赴韩国首尔参加“木槿花奖”音乐舞蹈大赛获“最高奖”。全年创作戏剧、曲艺、音乐等作品达200余个（首），其中，大别山民歌情景剧《八月桂花遍地开》、大型古装戏《皋陶》策划方案已基本完成，剧目已在创作修改中。全年开展各类公益性和服务性演出600多场次，观众100多万人次，其中，开展民生工程文艺演出100多场次，放映电影350场次。6月28日，全市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场所，全部实行免费开放。

自评不扣分。

三、加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市场监管

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意见》，此项工作受到省厅局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市场网站专门介绍我市的做法。建立出版物鉴定工作机制、依法行政工作长效机制、文化市场联席会议制度、市场执法联动四种工作机制；完善了包括举报、暗访、督查、案卷评查的四项监管制度，并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和案卷评查等活动。

加强网吧监管，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抓好六项专项行动。一是开展纪念建党90周年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市场安全保障行动，举行了“2011年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非法电视台设备集中销毁活动”。二是扎实开展文化市场“双打”专项行动。三是开展文化市场“暑期整治行动”。四是组织开展秋季教材教辅读物市场专项治理行动。五是认真开展低俗音像制品市场整治行动。六是开展防范和查处非法电视台（点）工作。全市共取缔非法电视台（点）31个，收缴了非法发射设备及相关播放资料，“确保打尽，一个不剩”的目标，得到省防范和查处非法电视台工作小组的肯定。

自评不扣分。

四、强化文化遗产保护

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文件，促进文物保护事业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强王陵区保护，成立了专门机构，配备了人员，部署安排推进王陵保护规划等重点工作。第三次文物普查顺利完成。组织申报第六批（4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二批（4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县（区）政府相继公布了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经济开发区境内抢救发掘古墓葬400余座，出土文物500余件。其中，战国双墓发掘取得重要发现，战国六山镜为全国之最。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工程全面启动。开展了寿县古城墙、霍邱李氏庄园、汉代王陵墓地、经济开发区古墓葬群等大型遗址的保护和规划工作。王陵区保护“四项工作”见成效：一是王陵墓地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文本经专家论证原则通过；二是一号汉墓“黄肠题凑”文物保护设计与施工方案获专家评审通过；三是积极申报汉代王陵墓地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四是推动王陵区建设和科技保护工作。全市大遗址保护的安全防范能力不断提升。以汉代王陵墓地安防体系建设作为切入点，提高野外文化遗产预防风险的等级及能力。加强文物执法队伍和市、县、乡、村四级文物保护网络建设，不断加大对田野文物犯罪的打击力度。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功举办2011年法祖皋陶祭祀、省第六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启动仪式和“鉴宝江淮行走进”等活动，组织2011年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组织大别山民歌资料征集。筹措重排皖西庐剧精品剧目，准备出版发行《皖西庐剧精品集萃》，组织编撰《皖西庐剧发展史》。完成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申报工作。组织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加省第二届民俗文化艺术节活动。

自评不扣分。

五、加快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

篇10

一、二者的法律功能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经贸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我国的技术进出口工作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从1959年到1979年，该阶段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中央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管理，技术进出口的管理集中于中央政府。

其二，1979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及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技术进出口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陆续颁布了系列有关的法律法规。技术进出口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在对合同的管理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技术引进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为了规范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从1994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以《对外贸易法》为主体，以《海关法》、《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为补充的完整的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货物进出口法律体制也因此而建立。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以灌水调节为中心的海关监管制度；以非关税调节为特色的许可和配额管理制度、外汇管理和商品检验制度；以外贸经营权为核心的对外贸易经营者许可制度；为防止和消除外来不正当竞争而建立的反倾销反补贴制度[高华，试论如何完善我国国际技术贸易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年第9期]。就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渊源而言，目前根本大法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这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技术进出口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二、二者的不同

1、限制、禁止的条款规定不同

《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规定：为建立国内特定产业和保护农、牧、渔产品以及为保证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限制进口的。对国内供应短缺和可能用竭的资源以及因宫外市场容量有限的，需要限制进口。因维护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为履行国家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的，需要限制进口或出口。其中对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为保护人的生命或健康或为履行国家参加国际条约协定的；对国家文物、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等货物和物品，需要进出口。

技术贸易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和高新技术含量的成套设备贸易等。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商标和服务标记，包括国内普遍采用的国际名牌加工生产等贸易形式，以及版权（包括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等贸易形式，均应包括在知识产权贸易范围之内。根据《技术进出了管理条例》的规定，属于禁止进口的技术或禁止出口的技术，不能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的，不能进出口；属于自由进出口的，实行合同登记管理。对限制进出口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第一要对该限制进出口技术是否许可进出口进行审查。技术进出口申请经批准的，经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技术进出口许可意向书，获得许可意向书之后，可以对外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

也就是说货物和进出口的都有限制于禁止进出口的条款限定，但是技术进出口的条款相对来说比较严谨，其采用合同管理的模式来规范当前的技术进出口，而货物进出口明令限制、禁止进出口的没有合同条款、合同登记来约束，根据《对外贸易法》的相关条款来进行。

2、征收税率不同

面对国外日益增多的对华反倾销诉讼和国内进口商品的不正当竞争的内外交困之境，我国参考WTO《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于1997年制定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标志着我国反倾销反补贴领域正在走向法制化，正在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刘文莉,王学军, 加入WTO与我国货物进出口法律制度的变革,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1月第15卷第1期(总第61期),25]。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方面，我国的现行做法显然超过了它们应该有的功能，也就是增加了财政收入及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我国目前的关税平均税率为15％，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也高于目前发展中国家13％的平均税率。目前各地海关在估价及征税过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估价及征税缺乏一致性。

货物的进口征税、进口退税是国际上一条通行的税收规则，关税总协定第三天和第六条规定：一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的时候，不应该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一缔约方领土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的时候，不得因其免税相同产品在原产地或输出国用于消费时所需要缴纳的税捐或这种税捐已经退税，就对它征收反倾销税或是反补贴税。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税法对进口产品征收国内税，但其税赋不得高于同类产品的税负。同样的，一个大家可以本国的出口产品退还或免征国内税，别国不得因此对该国产品施加报复措施。

技术进出口在当前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农业实用技术与尖端科技并举的科研体系和产生体系，已经拥有大量成熟的工业化技术，其中不少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拥有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资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技术出口能力。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就是各国用技术标准构筑起的贸易障碍。许多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制订较高的产品标准，通过一些苛刻的标准要求来达到禁止或限量进口某种商品的目的，有些技术标准要求高于国际通用标准，致使其他国家的产品在质量不难于达到进口国的技术标准而无法进入该国市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种类多、变化大，往往使出口国难于适应。相对来说，技术进出口的贸易壁垒显得比较隐蔽，技术壁垒限制着技术贸易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