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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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分析；社会科学；价值中立；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3文献标识码：A

行为分析方法发端于生物学、心理学等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行为分析认为，研究人的行为是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而人的行为又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描述、实验、分析而获得规律性的可靠认识。在我国，一些社会学科存在着身份危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科研究方法的缺乏，考究行为分析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行为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应用和发展。尽管行为主义有着自身的内在缺陷，但我们只要坚持以辨证的眼光看待它，认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学成分，行为分析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行为分析方法的要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分析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价值中立”论。行为分析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有关价值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拒绝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提出应当完全摒弃意识形态，排除所有的价值判断，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严格防范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介入研究过程，反对把科学和道德、伦理问题混在一起，主张完全“价值中立”，以使各门学科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纯科学”。这集中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者和研究目的应当“价值中立”。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传统科学研究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受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和感情特点影响之深，妨碍了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对于行为分析来说，“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为了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不仅研究者要自觉约束自己，克服个人偏见、主观好恶，而且还要对研究方法进行革命，改变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第二，行为分析提出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具体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强调必须不断地探究人类行为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变量，以此来使各门学科研究真正成为一门解释和预测的科学；二是强调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因此科学研究要建立在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借助现存的理论体系和学者们的思维加工，提出有关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或假设，用经验材料验证假说；三是强调科学研究的资料应当量化，并主张只有量化才能发现规律及各种内在的关系。按照达尔的观点，定量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大大方便了因果分析，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进行比定性资料更有效地分析，从而检验命题是否成立；四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破除学科间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巧、技术和概念，建立跨学科的方法联合。

二、行为分析方法的分析框架

行为分析方法以人类的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行为的内在机制，旨在找到行为规律，从而引导人的行为。其主要的研究思路以描述――解释――预测――导向四个阶段为分析框架来进行。描述是逻辑起点，该阶段是要对行为的状况进行客观的、准确的描述，还行为以本来面貌，从多角度刻画行为的复杂性，从而把握行为的本质。解释就是要探究行为发生的原因，研究行为的发生机制，把握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找到行为的规律。这是四个阶段最重要的阶段，反映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行为分析最复杂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行为生成的原因有多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本质的和一般的原因等等，需要把握本质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预测则是在认识行为规律后对行为未来的发生和变化进行预测，是从已知到未知，从现在到将来的一种推理和猜测。这是一种基于客观规律认识基础上的、合理的、科学的对未来的预测。导向阶段则是在对未来的预测前提下对人的行为形成一种影响，引导人们的行为朝着实现组织的目标发展，克服影响主体行为的消

极因素，充分发挥主体的行为积极性。行为分析方法可以说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三、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首先，行为分析方法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发展。一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促进作用。行为分析方法运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提供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如先进观察、资料收集、个案分析、统计分析等为分析提供量化根据，以量化资料去说明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从而避免了主观臆断及浮于空泛的定性议论，也加深了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科学性；二是假设法。假设方法主要是预定一套严格的理论假设、概念，然后依据已经确定的理论假设、概念开展研究，使每个理论假设、概念都可以用实验资料予以检验和证明。这是自然科学指导原则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三是操作方法。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一样也要通过操作程序，不能进行操作的概念则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增加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克服了神秘性弊端，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化进程。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行为分析方法还是众多交叉学科和新理论的催生器。行为分析方法对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科学”的口号下，行为分析综合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物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行为。如在政治学研究中，行为分析方法认为政治行为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要研究政治行为必须要研究人类的其他行为，并研究其他与之有关的学科。这种多学科性研究催生了政治人类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地理学、生物社会科学等众多学科，从而

扩大了其研究领域。

四、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启示

由于行为分析的内在缺陷，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社会科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进行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倡议。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批评了价值中立论及哲学基础，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不可分；批评了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忽视了某些紧迫问题的解决，主张社会科学的政治化；批评了行为主义对社会科学传统研究方法作用的贬低，重新肯定了政治哲学及其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地位；批评了行为主义热衷于以技术手段做定量分析而使方法超过了研究本身。因此，我们在进行行为分析的同时，必须避免和预防行为分析的这些内在缺陷，使行为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建设性作用。

其一，社会科学要把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社会科学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学科科学化建设，不断探索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律；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价值的追求，要重视规范研究。做到科学与艺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完美结合。

其二，社会科学既要有宏观视野，也要有微观聚焦。一方面要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要有现实感、时代感，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要有宏观视野，要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长远、根本的发展有战略思考。

其三，社会科学要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社会科学既要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也要大力倡导实证研究。理论研究要走出书斋，实证研究也要丰富理论的发展，要使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理论指导实证，实证发展理论，形成良性循环。

其四，社会科学要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拓展自身学科研究途径。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充实、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学科间的相对独立性，要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不能使社会科学内各门学科成为其他学科的仆人或与其他学科混为一迹，失去本学科的独立身份和资格。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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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这些新的发展形势，都为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渗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是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增进了文化传播和东西方文化相互了解的机会，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社会特色社会科学文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的渗透，一些西方国家抱有敌视和冷战的思维，对我国输入不良文化和歪曲的意识形态，宣扬西方霸权主义，并通过不同途径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渗透，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侵蚀。

2.我国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一方面，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不断推进，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深入，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面临一些矛盾。例如：城乡差距扩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体制有待完善、现象抬头等；另外，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也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3.计算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飞速改写着人类历史，对人民的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供了网络宣传的途径，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网络途径的普及化、个性化、共享性极大的便利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网络途径的发展也给网络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内容良莠不齐，要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加强对网络的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

4.社会科学普及经费途径有待拓宽。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对人类发展同等重要的作用，但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立法相对滞后，经费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尚未得到社会公众的充分重视。因此，目前我国社会科学普及经费相对不足，未能真正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例如：目前福建南安市乐峰镇科协的自然科学普及经费按照每年0.5元/人的标准纳入财政预算，但社会科学普及经费却需要专项报告，且能够申请到的经费有限，很多活动经费难以依托单位，而需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通过其它途径自筹。

二、新形势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发展对策

针对上文进行的新的发展形势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建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发展和进步的新局面。

1.拓宽社会科学重要性的宣传途径。加大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宣传力度，拓宽宣传途径，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社会科学发展，关注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局面。只有人民大众从思想上真正意识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才能从根本上推进社会科学发展。例如：福建南安市乐峰镇科协有效利用网络、广播、展板、讲座等传播形式，通过图片、文字、声音等传播途径，来宣传社会科学的有关知识，让人民群众认识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从生活和学习中参与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上，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2.扩大社会科学普及内容的涵盖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知识和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社会大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所以，应该扩大社会科学普及内容的涵盖面，紧跟时事热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应该注重紧抓社会热点，紧跟社会步骤，有针对性的开展社会科学知识宣传，进行最新理论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另一方面，还应“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体现，使得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普及性。例如，之前中央电视台成功推广的《百家讲坛》等节目，就成功的起到了推广社会科学，弘扬民族文化的良好效果，掀起了社会学习热潮。

3.创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品味的提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也应该及时创新工作思路，坚持与时俱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如：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方法来建立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提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此外，还可以有效利用网络资源，让计算机信息技术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好的服务，可以通过利用社会科学普及的相关网站、网页等方法和手段，来普及独具特色的网络社会科学文化，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宣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例如，福建南安市乐峰镇科协在宣传“全民创业”思想和观念时，在政府网开设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网页，设立“领导讲话”、“文件选登”、“媒体聚焦”、“图片集锦”、“创业人物”、“群众论坛”等版面，起到了良好效果。

4.拓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渠道。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保障，针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来源紧张，筹款困难的现状，应建立多渠道、来源稳定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保障机制。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入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其次，要制定相应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捐助科普事业，建设为社会服务的科普公益设施，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科普投入机制。此外，还应转变观念，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探索科普活动的新路子。因为公众需要社会科学知识，这种需求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形成市场，形成购买力。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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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科学范式　知识连续体　学术品格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174-07

社会科学范式呈现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集群现象，涉及的是为某个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所遵循的一组由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范例与理论硬核、研究视角等结构性要素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知识连续体。这些结构性要素相互链接，共同制约着一群社会科学家观察和认识人类经验世界的基本视角和立场。在同一范式主导下从事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必将分享着共有的价值信念、理论命题和概念系统，遵循着相同的方法论假设。具体说，作为一个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客观性与自主性、群体性与公共性等学术品格。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科学范式是各种社会理论生成的前提，更是不同理论论战的基础。任何理论论战都必将以范式论战为前提，并最终上升至范式论战层面。各种理论的论战不仅涉及学术观点和命题的争论，而且其中还隐藏着不同范式在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的分歧。

当前学界在对待社会科学范式问题时，将其作为一个不加分析的概念运用，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等同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等同于某种理论观点的争论，这显然无从彰显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种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格。本文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视为知识连续体的整体性联动，从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对社会科学范式进行系统研究，这必将克服当前学界对社会科学范式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呈现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格。同时，对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的认识，不仅能使人们理解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新旧知识的交替过程，把握社会科学的理论逻辑和理论之树的脉络，重要的是让人们明了不同理论观点论战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论和方法论语境，为新的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一、库恩关于范式问题的开创性研究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是第一位对范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在库恩看来，公共性是科学知识的基本属性。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创造是一种集体行为，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主导下的解谜活动，它“像语言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团体的共同财产。”而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信守某种范式就是要信守某种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概念、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它们构成了一张牢固的网络，成为了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因此，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抛弃了范式，就等于终止了范式所规定的科学实践活动。”对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说，范式将科学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为该群体提供世界观及方法论的指导。而一个科学共同体就是分享着共同的信念、具有相似的学术研究旨趣、关注着共同的学术研究假设的人，它是“连接个别科学家与整个社会结构的桥梁。”个别科学家的发现，必须经过科学共同体才能与其他社会团体产生互动。因此，科学活动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离开了群体，个人的认识无法进行，这正是科学知识公共性的体现。

库恩从两个层面界定范式的内涵。一方面，范式“指谓着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另一方面，“范式是共有的范例”，亦即，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分享着共有的理论和知识规则。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研究共识是形成某种理论范式的基础。这些知识源于科学实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默会知识，“一套科学习惯。”这些习惯可以是知识的、语言的、行为的，或技术层面的。由一群学者信守的理论范式犹如“一株演化树……一条线自树干直至树梢尖端，沿树向上决不折转回头，循此可找出一连串有亲缘关系的理论。”范式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囊括了共同体成员围绕特定学科或研究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

库恩将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转换称为科学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意味着“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这种范式转换始于科学实践中的意外发现和反常现象，这种现象无法被已有范式所解释，并使之陷入了危机中，引发科学革命。意外发现、反常和危机，成为了指向非常规科学、建立新范式的路标。在不同范式主导下的科学共同体之间展开了辩论和竞争，双方都试图取代对方，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论原则和价值信念。相继范式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对宇宙的构成要素及其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当范式发生变化后，解答问题的方式和正当性标准都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家将采用不同的视角，怀着不同的期望和信念来面对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范式之间是一种竞争与选择的关系，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它们之间的裂痕是难以弥合的。库恩所描述的理论范式的转化可以用下述图式加以表述：

依据库恩观点，范式是属于某一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共同体的公共活动，具有公共性的品格。它为该群体提供了基本的问题假设、方法论原则和价值信念。库恩的范式理论包含了如下要点：其一，范式具有群体性特征，是由一群学术研究共同体共同遵守的约定；其二，范式具有一种科学直觉的特征，是隐藏在一群科学团体心灵深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是科学思维逻辑中的无形之手，科学革命的本质在于科学直觉和科学思维的转换，是一种信念的变化；其三，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与选择、相互取代的关系，故而多种范式之间是不可并存的；第四，科学进步没有统一标准，科学不是追求客观性与真理的活动，科学知识是相对的，科学的发展不受客观知识的支配，而取决于科学家的心理转换。

二、拉卡托斯对库恩的批判及关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阐述

在库恩笔下，社会科学由一种追求客观性、追求真理的实践活动变为了追求主观性、相对性、突出科学直觉的群体心理活动。因此，库恩的范式成为了“科学家的一组信念，一种信仰，一种成功的形而上学思辨。”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学史学家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卡托斯。拉卡托斯一方面承认科学家的主观心理和思维方式对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科学理论的发展涉及到科学理性问题，涉及到科学进步的客观标准。他指出，在库恩笔下，科学革命只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这种变化完全不受理性规则的支配。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没有区别，科学进步缺乏诚实性标准，库恩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思维逻辑之中，“认为科学革命是突发的、非理性的视觉变化，这是错误的”。

拉卡托斯指出，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某个孤立的理论假说，而是相互连续的理论系列即研究纲领。每个研究纲领都由一组被科学家群体所接受的“硬核”、保护该硬核不遭受反驳的巨大的辅助假说

“保护带”、方法论原则即“正面启发法”与“反面启发法”等结构性要素所构成。硬核是研究纲领的基础，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改变。一旦硬核遭到反驳和否定，整个研究纲领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保护带是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假说和命题的集合，它由很多辅助假说所构成，其功能是保护硬核，将经验反驳的矛头从硬核引向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导致了进步的问题转换，发现了新颖的事实并预见了经验增长，且反常只在内核的即保护带上发生变化，内核并未受到任何反驳和动摇，那么这个纲领就是进步的；反之，如果未预见新颖的事实，理论增长落后于经验增长，则其硬核将被放弃，该纲领也必将崩溃。反面启示法又称为消极性诱导，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禁止性规定，它禁止我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硬核。正面启示法又被称为积极性诱导，它限定问题，草拟辅助假说保护带的建立，预见反常并成功地将其转化为例证。它由提示及暗示构成。这些提示和暗示是科学家事先想好的研究方向、问题、方针和步骤，本质上是一种积极性的规定，能使科学家建立复杂的模型或结构来形塑和模拟现实，而不被大量反常和实际的反例所困惑，因为“在有力的研究纲领内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哪些问题，是由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决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发愁的反常决定的。”正面启示法允许新的变体存在，并由此产生了理论科学的相对自主性。

拉卡托斯指出，如果一个研究纲领比它的竞争对手包含更多的真理内容，即不仅进步地预测了其竞争对手真实地预测到的东西，而且还能预测其竞争对手未能预测到的某些东西，这个纲领就取代了其竞争纲领。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不是库恩所说的竞争和取代的关系，各种范式是可以共融和并存的，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是多元而开放的，“永远也不要让一个纲领成为一种世界观，或一种科学的清规戒律……理论多元论要优于理论一元论。”因此，不能因为一个年轻的纲领没有超过其强大的对手便抛弃它，理论范式之间应当具有相互包容的胸怀。只要该研究纲领能够产生新的事实，带来新的问题转换，就应当对其加以保护。

总之，在拉卡托斯看来，应当将科学理解为研究纲领的战场而不是单个理论的战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科学的连续性、理论的坚韧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独断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大部分科学知识的范例都是像‘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孤立理论，互无联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纲领中，那么我们对科学增长的理解便寥寥无几。”成熟的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在研究纲领内，不仅预见了新颖事实，而且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还预测了新颖的辅助理论。

三、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

如何评价拉卡托斯对库恩的批判和超越，如何看待范式理论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呢?这两位学者的理论立场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天体物理学的分析之上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中是否也存在他们所说的理论范式和科学纲领呢?答案是肯定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是长期以来对真实的人类社会经验进行研究和积累的结果。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态性使得社会科学所形成的理论范式同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相比，其表现形态更为复杂。在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范式或研究纲领向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化中，应当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合理借鉴、修正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命题。具体说，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体现在：

首先，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间不是竞争和取代的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范式之间是可以包容和共存的。各种理论范式正是在差异中相互借鉴、修正和争论，才带来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理解。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理论之间的争论本身就是推动经验研究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带来了知识的繁荣，逐渐积累了宝贵的知识财富，为人们理解人类经验世界提供了多维视角。

其次，社会科学知识既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这些理论知识既来自于现实的经验世界和社会实践，又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科学家的烙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如果说自然科学知识是一元的，那么社会科学知识则具有二元性，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因此，库恩所说的科学直觉、科学家的默会知识与拉卡托斯所说的客观知识、科学的客观标准即新颖事实是一致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而非神学或宗教，根本原因在于它直接面向经验世界，立足经验事实。但同时，在研究过程中，社会科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理论预设、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想象力去观察世界，“分析者的价值取向、偏好、假设等不可避免地进入分析过程中”，从而使所形成的理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与客观、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特征。同时，人类社会经验世界具有感性与理性、情感与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属性，具有多样性，以此为研究基础的社会科学知识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库恩强调科学直觉与科学思维、强调科学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拉卡托斯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基础、强调新颖的经验事实和客观知识对科学知识增长的意义，两者之间是相容的，反映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双重特性。可以说，拉卡托斯赋予了库恩的理论范式某种社会基础，而库恩则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赋予了价值原则。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相对性都是社会科学范式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元素。

第三，社会科学家的行为是一种集体行为，具有公共性的品质。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群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对人类社会经验进行长期积累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对社会的思考，它是人类集体的创造，在明确的结构之内以期达到明确的目的。”库恩将在某个领域中分享一定的研究假设、信守一定的科学信念、具有相同的科学直觉、坚持相同的方法论原则的群体视为科学共同体，将在某种范式主导下形成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比喻为“一株演化树”。当我们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转向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时，应当看到在某种范式主导下各种理论视角、社会科学家之间知识与思想的连续性，应当将这些理论知识和方法论原则视为一个连续体，探寻该范式共同体成员之间知识发现的逻辑和内在联系。因此，将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视为一种群体而非个人行为，必将引导我们去探究科学知识的发现逻辑及理论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四，社会科学范式中，同一范式的成员必将分享着一组基本的理论原则、方法论假设、价值信念。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其区别于其他范式，并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与其他范式展开论辩，促进社会科学知识的繁荣。库恩将一个范式中科学家所信守的共识、科学直觉、方法论原则和科学信念视为理论范式的基本元素。拉卡托斯则将共同体成员发现的新颖事实、信守的理论硬核和辅助假说即保护带、坚持的方法论原则视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的基本要素。这说明，无论是从方法论层面、研究问题倾向、还是从价值信念与研究共识层面，社会科学的范式本身是由一组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思维连续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指出：“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研究共同体中关于研究问题的基本意向。它限定了什么问题应当研究，在研究中应当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质疑。它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

则来解释我们所获得的经验材料。范式是某一研究领域中一个群体所获得的最广泛共识的基本单位，我们可以用它来对不同的研究共同体进行区分。它能够将存在于某一学科领域中的范例、理论、方法和工具进行归纳、定义，并将这些要素联系起来。”

四、作为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及结构要素

为更好地体现社会科学范式的特征和学术品格，我们可以用下述图式来表述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结构、理论要素和内在逻辑。

这一图式首先表明，社会科学本身是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充满价值争论的知识形式。每个社会科学家就经验世界和社会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取决于其兴趣的指向，并最终取决于其价值信念，“正是价值观念和兴趣指向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全部概念框架。”在进入经验世界的研究领域中，社会科学家必然会将自己的价值信念隐藏于其理论表述与经验描述中，带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在看待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时，社会科学家群体的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元素。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了社会科学中两种主要的价值取向，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思想基础。亚历山大分别称其为形式意志论与实质意志论。持个人主义的学者主张社会行动是基于个人相互关系基础上造成的，社会运作依赖于个体仃为，个体司以自由地追逐自己设定的旨趣，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成为了理论分析的起点。因此，个人主义者强调将“个人看作目的”，指出“人不仅仅是一块肉――一个肉体。人还有更多的东西，有神圣的闪光和理性；以及对真理、仁慈、人道的热爱，对美和善的热爱。这就是使人生活有价值之所在。”在研究路径上，这些社会科学家的出发点是个体行为。并从个体出发逐步推演到集体行动乃至宏观的社会体系。集体主义者则强调社会群体、社会规范与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主张个体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他们往往从群体与社会层面来理解个体行为，强调个体行为是一种社会化与制度化的过程。

学理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信念同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追求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信仰是两种具有明确区别的概念。前者系指研究者观察和认识经验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认知态度。学术研究中，个人主义中的“个人”往往是系统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个体”，是社会科学家按照一定的理论模式建构起来的“理念人”。这些个体不是经验世界中的真实个人，而是社会科学家所建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同样，集体主义中的“集体”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统化的产物，他们所表述的“社群”、“社会”、“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同真实的人类社会现实本身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产物。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人们所信仰的一种价值追求，并由此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因此，从学术上说，学者所持有的价值信念与国家及其社会生活中人们信守的价值观念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能将两者混为一团。

其次，社会科学范式中，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要素，它直接决定了社会科学家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信守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研究者往往从理性个体出发，并依据个体行动的目的、意义和主观心理来解释个体行为及群体、社会的关系，主张“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制度的运行，应当永远被理解为产生于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亦即，“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这个设定可以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这种个人主义立场看，个体成为了社会的真正实体，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社会现象被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在个人主义眼里，个人成为了一个超越历史的、不变的、离散的、自主的个人，社会是这种个人的自由的组合体，社会现象只能通过个人行动来解释，而个体行动则无须通过社会来解释。而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群体往往会从群体、组织、社会与制度的层面，来思考和认识个体行为。它认为，社会整体不仅是其构成元素即个体的总和，更重要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比这个总和具有更多的属性，即社会的结构属性。这种结构属性既不是来源于个体本身，也不是个体的属性所能解释的。社会整体、社会制度或宏观社会现象具有一种超越于个体的属性。方法论整体观强调，社会整体是不同于个体集合的真实存在，虽然社会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但社会也不能还原为个体。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相反，这种社会结构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重要力量。研究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应该是个人，而应该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的社会现象。亦即，个人现象只能在社会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是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力量。

尤为重要的是，一定的价值信念是方法论存在的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价值信念，就会有什么的方法论假设。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论战，实际上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因此，方法论和价值观本身具有很强的亲和性。故而，在社会科学范式的连续体中，我们将方法论放置在范例与理论硬核之前，以便更好地彰显方法论和价值信念之间的情缘关系。

第四，范例与理论硬核是构成某种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要素。这一基本要素是一群社会科学家进行长期思考和凝炼的结果，是区别于其他范式的关键要素。在范式系统中，理论原则与概念体系则是理论硬核的表述方式。不同范式之间的论战，往往针对不同的理论原则和命题展开。正是在这种思想交锋中，社会科学的知识得以积淀，同一范式主导下的理论之树得以成长。因此，在认识社会科学的范式时，范例与理论硬核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它们成为了学术思想与理论汇聚的焦点，成为了学术争论的中心。

第五，在不同的知识形态、价值信念和方法论原则下，往往会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经验事实展开研究。信守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家，更习惯于对人的行为建立某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模型，强调理性计算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学者，往往习惯于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典型个案与拓展个案研究方法、历史与区域比较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强调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比较只是相对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经验中，研究方法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交叉性，这正是社会科学范式相对开放和包容的体现。

最终，社会科学将面对经验事实，并对人类社会关系与行为作出解释。从现实的社会经验世界中发现新颖的社会事实并对其作出解释，成为了社会科学的理论着落点。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争论必须立足于人类真实的社会生活经验，面向新颖的经验事实。若是缺失了经验事实的支撑，不同范式的论战往往会蜕变为一种抽象的逻辑思辨，很难真正增进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类社会经验的理解。因此，面向真实的经验世界，成为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的知识之本，成为了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之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指出，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它“必须建立在对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经验到的或‘常识’所了解的社会实在的分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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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与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体现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差异。我国理工农医类高校现行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基本上是对自然科学学术评价制度的简单模仿，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之间的学科差异，存在着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裁量、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现象。其后果是造成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从属于自然科学，丧失自己的学科特色。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本土性以及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及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都要求我们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时予以尊重。

其次，建立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同行评价制度。当代学术研究中，与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并存的趋势使学科分化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插上嘴说两句，但事实上，只有同行才能作出真正科学、客观的评价。在进行研究项目的评审时，也只有同行才能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如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意义的大小等等。尽管同行评价可能受到个人学识水平、主观倾向或学术成见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利益关系而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并非无懈可击，但相对于行政评价和量化评价，其优势也是明显的。近年来学术界所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批评几乎都指向量化法，因为量化法重量而不重质，将学术研究等同于工厂里的流水线，是根本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行政评价体现的是行政思维而不是学术思维，行政思维凭借行政力量会极大地妨碍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而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学术自由几乎就等于学术生命。同行评价虽然并非无懈可击，但其弊端的出现是非本质性的，可以通过单盲法、双盲法、公开式、交互式、集体法等多种方法来尽量保证评审的客观性。只不过同行评价程序的复杂性需要增加评价的成本投入，延长评价的时间，这需要得到高校领导和管理层的理解和支持。

再次，建立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校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还要求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部差异。哲学社会科学或通常所称的文科各学科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小。以哲学和社会科学为例，以前我国学术界、教育界普遍不承认二者之间的差异，而统称之为社会科学。近年来，尽管哲学不属于科学，自然也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观念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在学术评价制度上没有相应的体现。我们现在将所有的学术研究统称为“科学研究”或“科研”，而哲学并不属于科学，对它的研究应不应该属于“科研”呢？如果不是，我们每年申报那么多的科研项目，填写科研成果，是否名不副实？不仅哲学，其他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史学、历史学等能否称之为科学也一直存在争议，这个争议不仅仅是名义之争，更本质的是学科研究方法之争。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并向其借鉴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成果的可量化和可重复性，而这些特征不可能在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中体现出来。理工农医类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师资力量薄弱，往往难以独立组建院、系、所等二级单位，某些理工类高校的人文学院或社会科学学院因此成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都差异很大的学科的杂烩。这一特点反映到学术评价制度上就是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往往只根据某个强势学科的特点来制定学术评价标准，并对其他学科进行评价。而这些强势学科往往是实用性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它们的学科研究方法已经完全自然科学化，讲求实证、定量分析、模型分析等，与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相比，差异巨大。用这些学科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评价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会造科的研究成果因为无法“科学化”、“实用化”而遭到忽视甚至歧视的状况。

三、尊重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校教师的贡献，为他们潜心学术提供必要的保障

基本的物质利益是保障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如果研究者整天要为稻粱而发愁，是不可能沉下心来做学术研究的。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普遍偏低，尽管其总体收入水平居于社会各行业中等偏上的位置，但与其他行业的同等学历人员相比，高校

转贴于

教师薪酬明显偏低，而且增长速度缓慢。王勇明等人对我国40所高校教师所作的一份薪酬满意度调查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教师中对于薪酬“较满意”和“很满意”的仅仅只有14.84%，而表示“较不满意”和 “很不满意”的却占到被调查教师总数的41.01%，另有44.15%认为“一般”[8]。2010年10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直言不讳地指出，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9]。目前高校教师的收入之所以还算体面，主要是建立在“创收”和“项目提成”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是每个学科都能够有足够的“创收”机会，因为不同的学科和研究方向决定了与市场需求联系的紧密程度。一些应用学科因为天然地紧跟市场需求，更易产生经济效益；某些传统的基础学科如文史哲等则很难通过市场获得“创收”。但这些教师同样面临住房、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经济压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他们可能就会“潜心创收”而非“潜心学术”，或者急功近利，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学术资源和研究经费，从而引发学术道德失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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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为发展目标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构成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与最直接的现实世界。“都市化”进程不仅在范围上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超出了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也深刻地影响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乃至于审美趣味等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与精神问题，不仅直接促使了人类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型，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文学学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生，不仅有都市化进程这个重要的全球化背景，同时也有其自身独特的学科渊源与学术谱系，这是我们应予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在中国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到西方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开辟出的新方向。其好的一面是使都市文化的重要性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而其问题则在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空间等方面，对其文化结构与人文精神层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即使偶然有注意到文化要素，但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实证本性，一般也仅停留在文化产业、文化创意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都市文化深层的价值结构基本上束之高阁。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不同，人文学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审美外观”或“都市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城市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了都市的“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只能抽象地炮制一堆又一堆的“泡沫”与“幻像”，所以也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去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进一步说，它们只是一种关于都市的“时尚化了的通俗知识生产机制”，与一门严格的人文学科的学理标准与学科形态并无太大的关系。只有在两者――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与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之间找到一座桥梁，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存在的各种障碍，才能为当代人认识、解释与超越他们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工具。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看，中国文学学科中的文艺学、美学等，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文艺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粹学术研究”，它的一个具有基础本体论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始终是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这种文艺学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郁的社会科学的属性与功能。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文学是人学”这一基本命题中，由于“文学”的“文”在当下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的“人”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摇身一变为与传统“农夫”、“小家碧玉”等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论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是不存在任何学理问题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上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被看作“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的桥梁。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逻辑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框架中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领域中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价值问题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以文艺学、美学为理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促进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三者的良性循环与学术互动，就完全可以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这既可以直接满足当代人认识、阐释、批判都市文化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文艺学、美学介入都市文化研究领域的合法性根据所在。

由此可以得出，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发生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中国文学学科的当代形态之中。这既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基本理论与科学体系的经验基础，同时还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都市文化研究与建设提供一种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理论形态与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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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算思维；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模型

计算机基础教学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新形势下，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内涵在快速提升和不断丰富，进一步推进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适应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是国家创新战略对计算机教学提出的重大要求。九校联盟（C9）计算机基础课程研讨会上达成共识：要旗帜鲜明地把“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为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核心任务[1]。

一、计算思维、计算透镜、计算社会科学

2006年3月，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周以真（Jeannette M. Wing）教授提出了“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2，3]，认为：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以及人类行为理解的思维活动。 她在2010年给出了计算思维的正式定义[4]：计算思维是与形式化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相关的一个思维过程，其解决问题的表示形式应该能有效地被信息处理执行。

李廉教授指出：计算思维是人类科学思维固有的组成部分，以可行和构造为特征。计算思维表达构造和操作，因为对于人的集体行为，需要一个群体的共同理解，因此要具有以下的特征，有限性（可表述性）、确定性（无歧义性）、机械性（不因人而异）[5]。

Richard M. Karp教授提出的“计算透镜”（Computational Lens）理念也提出要将计算作为一种通用的思维方式[6]，通过这种广义的计算（涉及信息处理、执行算法、关注复杂度）来描述各类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从而解决各个学科的问题。这一理念试图将计算机科学由最初的数值计算工具、仿真与可视化技术以及后来基于网络、面向多学科的e-Science平台，变成普遍适用于自然和社会领域的通用思维模式。计算科学是一门正在兴起的综合性学科，它依赖于先进的计算机及计算技术对理论科学、大型实验、观测数据、应用科学、国防以及社会科学进行模型化、模拟与仿真、计算等。特别是对极复杂系统进行模型与程序化，然后利用计算机给出严格理论及实验无法达到的过程数据或者直接模拟出整个复杂过程的演变或者预测过程的发展趋势。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国防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等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科学作用与经济效益。Karp的计算透镜是对计算机科学及计算思维的重要拓展。

目前人们普遍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方式生活在各种网络中。人们频繁地收发电子邮件和使用搜索引擎，随时随地拨打移动电话和发送短信，每天刷卡乘坐交通工具，经常使用信用卡购物，写博客，发微博，通过SNS来维护人际关系……以上的种种事情都留下了人们的数字印记。海量的数字印记汇聚起来就成为一幅复杂的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图景，这些都是对现实社会的人及组织行为的映射，网络数据可用来分析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模式，从而深化人们对生活、组织和社会的理解。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不断普及与深入，社会动态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已经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也迫切地希望利用海量数字印记掌握社会变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将计算科学应用于社会科学便自然而然提出了计算社会科学，其主要特点是让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向基于数据驱动和定量分析的道路。2009年Lazer等在Science杂志上提出了计算社会科学概念[7]，指出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涉及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人们的交互方式、社会群体网络的形态及其演化规律。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解答很多社会问题。计算社会科学是计算思维在推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典型示范。

计算思维、计算透镜、计算社会科学等概念的提出对计算机教学工作提出了挑战，并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要从计算思维、计算透镜、计算社会科学获取新颖和丰富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要从计算机学科的本质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学科特点出发组织教学。理解好计算思维，围绕计算思维改进计算机基础教学，是解决上述两方面的根本。笔者认为可以将计算思维从算法思维角度简化成“合理抽象、高效算法”，从工程思维角度简化为“合理建模、高效实施”。通过这样的简化可加深对计算思维的理解，增强在学习及教学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二、国外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与计算思维

国外著名高校已经对计算思维的培养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行动。斯坦福大学在“下个十年计算机课程开设情况”方案中提出了新的核心课程体系，包括计算机数学基础、计算机科学中的概率论、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理论核心课程，以及包括抽象思维和编程方法、计算机系统与组成、计算机系统和网络原理在内的系统核心课程。强调将计算理论和计算思维的培养纳入课程全过程。

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院也正在计划对其入门课程系列进行大的修订[8]，这不仅会影响计算机专业学生，也会影响到全校范围内选修计算机科学相关课程其他学生。修订包括：为计算机专业和非计算机专业开设的入门课程要推广计算思维的原理；针对软件的高可靠性加强高可信软件开发及方法的学习；考虑到未来程序主要利用并行计算实现高性能，着力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

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课程体系中，其入门课程共有3门，分别是15-110、15-122、15-150，如下图所示。这3门课程要围绕着计算思维进行调整。15-110 计算机科学原理作为大学第一门计算机课程，是其他计算机相关课程的基础。计算机科学原理以培养计算思维为主，不要求过多的计算机专业背景或是编程经验，计算机和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修。15-110已于2011年秋季开出。

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课程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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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体育运动实践的推动和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之下，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首先，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自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张岩等编著的该学科的第一本专著(体育经济学》，中国己出版了10多部体育经济学的专著。以《体育科学》等为代表的刊物发表了众多的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己发表的体育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有近万篇。第二，体育经济学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从学科、专业及课程设进行了调整，突出了体育经济学的位置。20世纪80代末体育经济学己列入许多体育学院的教学计划，规定为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已将体育经济学列为体育科学所述的12个二级学科之一。目前，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体育经济学与经济学整体联系不断増强。

2.体育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理论体系不明确，教材多，专著少

由于我国体育经济学学科建制较晚，受西方体育经济思想的影响和制约，这些研究文章和著作缺乏对体育经济深层次的研究，而且学科的细化和内化程度不够，造成教材不少，但真正的具有中国体育经济特征的专著并不多的现象。因此，我们应树立体育经济学学科意识，对体育经济学学科领域进行全面筹划、全方位决策和根本性指导，在借鉴西方体育经济学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探究、梳理、内化，然后形成文章和著作，形成一种不断追踪学科前沿，跟踪国际体育经济发展动态，不断思考更新研究领域的学术氛围。

2.2缺乏研究环境，规范研究多，实证研究少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体育经济学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科学研究，使其整体发展受到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不仅缺少高度完善的基础理论体系作为支持，而且缺乏学科战略意识和学术研究环境与氛围。研究者们过多注重的是规范研究，而涉及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则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研究所需的基础设施薄弱，制约了体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典型的如体育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不完善和体育经济统计数据资料的匮乏，己成为体育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瓶颈制约。

3.体育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对策

要发展中国的体育经济学，需要对学科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体育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体育科学，尤其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共生群落的协调发展和整体推进。体育经济学本身就是学科交融化的产物，加上现代体育运动和体育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涉及的学科门类越来越多，其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科发展的制约，其他学科如体育社会经济统计发展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了体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应大力发展与体育经济学密切相关、对体育经济学研究颇具影响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主要包括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营销学、体育统计学、体育政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文化学、体育人类学、比较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等学科，通过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共茂，为体育经济学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体育经济学学科内部结构还需进一步细分化和完善化，任何学科的发展进程，都必不可少地伴随着研究对象由整体到局部、由笼统到具体的分割细化过程。体育经济学是一个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年轻学科，随着研究对象的细分化，体育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细分化趋势，其内部亚学科会渐次増多“（1）从内容看，可细分为体育消费经济学、体育投资经济学、体育组织经济学、体育产业经济学、民族体育经济学等；（2)从体育活动的性质看，则包括观赏体育经济学和参与体育经济学；（3)从具体的体育产业活动看，包括体育赞助经济学、体育电视转播经济学、大型赛事经济学等。

体育经济学已列为体育科学所述的12个二级学科之一。目前，成都体育学院等一些体育高等院校也已经设置经济学本科专业（体育经济方向），但数量不多，北京体育大学2004年全国统招本科生专业招生简章中就没有设置该专业，而有社会体育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体育经济学受到的重视不够。根据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体育学科下设4个专业，即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同样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人文社会学专业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方案中，下设的研究方向都没有包括体育经济学，这种专业设置与中国目前体育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和培养体育经济人才的紧迫任务是极不相称的。

最后，是充分发挥政府和学校的支持作用，体育经济学及其所属的体育社会科学为体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是体育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和学校应充分发挥作用，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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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法论个体主义 诠释 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al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anal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著名批评者金凯（Harold Kincaid）说：“方法论个体主义在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中被广泛接受，但这一学说本身却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实上许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个体主义的名目之下”。[1]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说：“我不认为个体主义是一个简单或明晰的题目。我以为，广义地说，一个个体主义者是把分析的优先性赋予单个（或他们的状态）的人。这种优先性可以是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伦理的，政治的或社会的。”[2]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诠释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作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作为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透过这三种诠释，我们可以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问题乃至一般方法论的合理性给出一种特定的理解。

一、作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方法论个体主义，国内由英文词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翻译而来。 关于这一术语的来源，马克布劳格指出：“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3]布劳格的这一说明以马克卢普的论述为根据，后者曾引证说：“熊彼特是进行这种区分的第一个人，或者至少创造了这样一个必要的词来表达这种区分，因为他说过，是他提出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名字”。[4]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通过‘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对比分析阐明了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模式：

所谓‘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我们是指经济政策问题上的自由放任态度。这种态度在德国被谑称为‘斯密主义’或‘曼彻斯特主义’。无论哪个经济学家，只要他根据有关单个家庭和企业行为的假设来建立其理论结构，就会被怀疑在颂扬他所描述的个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结果。

所谓‘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纪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自我控制的个人构成社会科学的基本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可分解成为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而对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不必也不可能用超个人的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这种观点就其隐含有一种社会过程的理论而言，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许从个人特定的行为着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不可。我们可以分析家庭主妇在市场上的行为，而不研究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会学科的分工的不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关于‘社会’和‘个人’的理论。由此我们便谈到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那么，这个概念是怎样应用于那个时代的一般经济学的实际过程的呢？

可以证明，在主要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有关经济机制的逻辑性的问题的范围内，那个时期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加以辩护，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实质上并没有受到这种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损害。[5]

熊彼特这段话表明了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方法论个体主义不同于政治上的个体主义；

第二，方法论个体主义不同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个体主义；

第三，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家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

熊彼特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体主义的区分，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赞许。他们认为这两者常常被混淆起来，而实际上“前者是从诸如自由对于人类进步和公共福利的贡献比其它任何东西都多的前提出发，得出一系列实用的断言；后者不做这类事情，不断言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前提。它仅仅意味着在一定的经济过程的描述中，一个人最好从个体的行为开始”。(Das Wesen， P.90， 1908)马克卢普认为，由于熊彼特对这一概念的区分，“经济学理论可以运用坚固的个体主义的或‘原子主义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担自由放任这样的政治纲领的负担”。[6]

熊彼特把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区分开来，是他为保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而设置的第二道防线。他认为，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内含社会与个人的一般关系，但它又主张只从个体出发去研究社会问题，因而是站不住的。与它不同，方法论个体主义不涉及社会与个体的一般关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学科，属于特定范围内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说的这种分析模式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时所用的方法。当时，边际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构造了比较完整的微观经济理论。熊彼特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场革命。关于这场革命的方法论特征，门格尔作了如下的概括：经济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个体利益的动机，必须从这样的一般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理，从而说明价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这样的概括，认为“1900年前后虽然尚未出现统一的经济科学，但已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处是相同的”。基于这一点，可以认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所传授的，实质上是相同的学说”。[7]

熊彼特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进一步说明该方法的特点，其基本要点是：

1、对个体的描述是分析的出发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过正常商业生活的人”，他的行动会使满足或利润最大化；[8]人们“不同的需求给货物（Goods）这个概念下了定义，并可以按一确定的（主观）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随着我们所获得的每种货物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对每增加一‘单位’的欲望的强度则不断下降，直到达到零点”。

2、从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为了从任何一能满足不同欲望的货物（包括劳动或金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一个人（或家庭）必须这样分配该货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相等”。进而推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一通用变换系数的特殊形式，经济现象的全部逻辑即从这个系数导出”。成本、生产、分配理论是“将边际效用原理的应用范围延伸到生产与‘分配’的整个领域。”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通过边际效用达到的新水平，边际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还有难解之处，那么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就更加简洁：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达个体的偏好性质和程度，使它具有逻辑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确定的约束条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这些个体需求的总和视为市场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达到了供给量与需求量的均衡点，形成市场价格。

上述分析的共同特征是：从个体的单子性质出发，逻辑地推出微观经济学的整个理论。

熊彼特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已被证明是最有用的经济分析模式；其次，它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抽象分析和演绎方法。尽管它“不否认对个体的行为存在着强烈的社会影响，不否认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社会实体对于社会学分析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分析获得了合理的立足点，所以可以不考虑上述因素。也因为此，它认定方法论集体主义“没有可以感知的优点”，“在经济分析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分析还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结果不仅是立足于个体的分析线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经济学视野。这是熊彼特视方法论个体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认为立足于一定的学科领域的研究，比较接近于自然科学的那种分科研究，也比较能够方便地运用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逻辑，其结果也比较容易得到辩护。这也是他回避将分析模式推广到社会科学的一般领域，也回避作价值辩护的一个原因。

虽然熊彼特认为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有他所说的这些长处，但体现为长处的地方往往也是短处之所在。作为一种方法论，把它限制于经济学领域无疑显得狭窄，而且人为地给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时，排斥价值性的内容，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科学表述限于知识逻辑的范围，这一“观点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先驱者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响”。[12]为了获取纯粹的科学性而回避价值性的内容，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社会科学与价值有没有确定的联系？如果有联系，那又如何对它进行刻画？这些问题摆在方法论个体主义面前，也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后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二、作为社会科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实际上，方法论个体主义很快就跨越了它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的分界线，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分析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这种情况：“‘方法论个人主义’一词最早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词意指正统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规则。自从那以来它已经更为一般地被视为这样的学说：社会现象必须根据个体行为而解释。”[13]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种扩展来自两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经济学本身的膨胀。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认为，经济学家有一种学科性的“帝国主义式的野心”，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分析模式扩展到其它研究领域。同时，由于经济学分析模式立足于对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着扩展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到20世纪30年代由莱昂内尔罗宾斯作总结时，其基本任务已经变成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规定并没有把经济学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经济现象。恰恰相反，按照这一定义，经济学应当被运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芝加哥经济学家盖里贝克对此描述说（1976， p.8）：

“的确，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位置，在这里经济学方法是应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广泛性方法，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性的或不经常的决定，感情的或机械的终端，富人或穷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聪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临床医生，企业家或政治家，教师或学生。

“所以，‘经济学方法’不仅是一种精确的、通常也是稀缺资源配置的技术性研究，而且也是潜在的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生活的范畴。如果后者显示了狂热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时间、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资源。我们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对它们进行投资以获得最好的回报。如果我们所有的选择都具有一种广泛的投资效益结构，那么所有人类行为都可能让它的秘密服从于‘经济的’分析。”[14]

另一方面的努力来自经济学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的影响。这种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传统，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够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霍布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现象能够化解为个人的行为，它必须根据支配个人行为的动机来分析。[15]到了穆勒这里，他将其表述为“社会科学中的化学的，或者实验的方法”：“社会现象的法则只不过是，也能够不过是社会状态中联结到一起的人类的行为和热情的法则。然而，在社会状态中的人们仍然是人；他们的行为和热情是服从于个人天性法则的。…社会中的人类所具有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原来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个人的天性法则”。[16]

尽管熊彼特对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提出了批评，但它作为一种传统仍然影响不衰。在社会学领域，韦伯说：“就社会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会承认存在一种其‘行为’如同集合个性那样的东西。当我们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支‘军队’或其它类似的集合体时，我们所指的仅仅是单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为的某种扩展”。“集合体必须唯一地被视为单个人特定行为的组合和组合方式。”[17]韦伯以此观点说明社会现象，强调社会科学家应当首先厘定历史的成分，在这些成分之间划出因果线条，使具体的结果归之于具体的原因。后来他又坚持“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可应用的理论系统，为此提出理想类型的使用类似于演绎经济学中的模型”。[18]这两个提法的逻辑模型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脚于个体的解释。

沙文等人对理性选择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实。他们指出，理性选择概念最早应用于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在这本书里，霍布斯把国家机构看作理性个体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危险而协议建立的。这种立足于个体选择的“社会契约”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约翰罗尔斯。沙文特别强调，这一传统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经济学在发展。耶利米边沁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贡献超过了亚当斯密。[19]

上述两股力量推动方法论个体主义从经济学的分析模式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这种推动本身当然存在某种差别。来自经济学方向的，是经济学分析模式向经济学以外领域的扩张，其演绎性的模式并无变化；源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传统的扩张，既有应用领域的扩张，同时也有分析模式的扩展，它可能是演绎性的分析，也可能仅仅是因果性的分析。但是，它们的共同结果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很难再独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经济学闺房。从1930年到1955年间，先是理性个体选择的形式公理理论，接着是博弈论，然后是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分析理论实际走出了经济学的疆域。与此相一致，人们也更多地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定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比如，波普说：“社会科学的任务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论的词句来审慎地建构和分析社会学的模型；那就是说，是以个人的以及个人的态度、期望和关系等等的词句来进行的——这个公设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20]哈耶克也有类似的定义：“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21]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种扩展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能够在社会科学领域被使用的。同时，这种扩展也产生了新的特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分析模式从纯粹演绎性的分析扩展到演绎和因果分析并举，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武器库有所扩充，而扩充的同时，逻辑性质也有一定的变化。不过，它也面临着实际的问题：这种扩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是合理的？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推广，与下面的一元论预设相联系：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普适的、唯一的科学方法论。根据这一预设，方法论个体主义就是普适的、唯一的科学方法论，它应该也能够面对和说明社会领域的所有现象。这一结论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会和个体的一般关系，因而受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挑战。方法论整体主义从相反的方向研究问题，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适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第二，社会生活始终包含着价值，如果方法论个体主义能够面对社会领域的所有现象，那它必须把价值纳入自己的视野而不是排除在外。这就必须确定作为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价值是怎样的联系，以及在这样的联系中方法论个体主义将会有什么样的新特征。

三、作为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波普和哈耶克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其显著特点是确认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价值辩护的联系，把对自由的辩护纳入论题的范围。布劳格对此所作的批评反映了这种情形，他说：“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22]

实际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逻辑与布劳格的逻辑不属于同一类逻辑。他们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既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又具有价值辩护的性质和功能，是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论。他们有两个主要的论证：一个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殊性，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另一个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学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第一个论证通过以下逻辑展开：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的认识基础和理论来源，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批评和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维护，也就是对自由的维护；同时，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一种类比性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体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个体自由为有机性所消解，因此反对这种有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维护方法论个体主义，也就是维护个体自由的存在。

波普认为，方法论整体主义坚持认识事物和历史能够也必须从整体出发，这个整体是“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尤其它那各个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23]正因为此，方法论整体主义获得了认识总体的绝对真理权，因而能够“从总体上重新设计社会”和“重建社会”。[24]由此，社会和人没有一个选择和道德决定的问题，自由在此没有应有的地位。同时，这种观点“强调社会集体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认为“社会学像一切‘生物’科学，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体的科学一样”，[25]把社会集体解释为生物的有机体，个体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有机性的关系，从而使个体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之相反，它不奢望对整体的绝对认识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认识和社会运作的全能。同时，它不认为个体之间是有机体的关系，而坚持个体是一种独立体和价值源，一种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从而保证了自由的本体性存在。

第二个论证认为，经济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出现，不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它们的方法论，也是如此。哈耶克说：“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原因的单纯智力好奇心的产物，而是一种强烈要求重建一个引起了人们深刻不满的世界的结果。”[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话说明纯粹理性与价值选择的关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种念头，让我们的探索热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这一点就表现了一种与学术研究相称的心灵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现出来的无数问题之中，要选择出那些其解答对于人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却只有智慧才能有此优点了。”[27]这里，智慧包含着价值判断。

波普认为，科学的社会获得和表达不是独断性的，而应当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学的规定性，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以此为条件。他反对“社会科学的任务必然是做出社会的即历史的预测”[28]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没有给人的自由留下地盘，是“对科学方法的严重误解”。[29]科学所依据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无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间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适当结合，科学的发展才有可能。哈耶克从本体基础的角度进行说明：“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30]

上面的论证都是力图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既是对个体自由属性的科学分析和抽象，又是对个体自由的确认和辩护。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价值学说，但它打破了分析模式与价值学说两立的局面，确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从而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特定的意义上不是价值无涉的。这一扩展改变了实证主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限定，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代的某种倾向。同时，这些论证也是对方法论个体主义更加全面的辩护。它强调，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不仅是认识上的（分析线路），也是价值上的（维护自由），而且还是认识与价值联系之中的（科学与自由的内在关联）。

然而，新的辩护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个体主义确立了它的绝对合理性。实际上，波普的论证本身不具有完备性。他所批评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只是一种绝对的、有机的整体主义。这种极端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与自由的关系可能是对立的。但是，非极端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却不一定与自由处于对立的状态。对这些方法论整体主义，不能排除它们也可以与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关联。换言之，在方法论领域方法论个体主义仍然面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挑战，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证明自己是社会科学领域唯一合理的方法论。所以，问题可能转变为两个方面：或者方法论个体主义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论证，或者这一论断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法论。马尔科姆卢瑟福近期的研究试图表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既不完全属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也不完全属于方法论整体主义，而是两者某些内容的结合或两者的互补。[31]方法论个体主义本身也存在着与此相呼应的调整，阿伽西的弱方法论个体主义已经承认和接纳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

实际上，从科学与价值的二元联结中把握方法论个体主义，不管论证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看法已多少冲击了社会科学是绝对一元参照系的观点。社会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本身是简单性科学的结果，它的出现可能有助于认识社会科学的某些特征。但它把与价值的联系、把科学方法的多样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会科学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扩展，客观上是对简单性的扬弃，包含着对自身的某种超越。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可能都需要从认识和价值两个方面重新审视自己的前提，确定自己的地位以及与对方的关系。

总的来看，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三种诠释，从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到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再到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的结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脚于个体的分析优先性或优越性。这一特征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某种合理性的注脚，它体现为独特的分析线路和解释功能，体现为与自由价值的特定关联。但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上述的演变也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又体现为对已有形态和特定局限的超越，体现为它与其它方法论的互动互补关系。这两种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是相悖的，但它却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真实境遇。它说明，方法论的合理性范畴不是一个绝对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内在张力的互补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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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存在问题 对策

一、我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1.人文教育理念缺乏。

首先,在教学中重专业知识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过于强调过窄的专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而忽略人文素质培养,医学教育也不例外,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人文素质较差等问题。其次,教育实践中注重技能培训忽视人文精神。在医学教育中,临床实习是其中关键的环节,医院是临床实习的基地,进入医院后,带教老师传授给他们的是丰富的知识、娴熟的技巧和成熟的经验,很少有人给他们讲解本学科思想观念的演化历史、价值遗产和医学理论的渊源。因此,学生也只顾追求纯粹的知识与技术的提升,而对于医学本身具有的社会意义,医术之外的文化、伦理特征过问较少。

2.人文课程设置不合理。

首先,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薄弱。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8%左右。人文课程设置缺乏系统设计。课程的开设呈现随意性、散在性,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人文课程的教学安排集中在低年级,课程设置缺乏全程化和系统性。这种简单地堆砌人文课程而非真正从整个医学课程体系出发,不能与医学专业素质协调发展,自然限制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其次,教育内容理论性强,实效性差,缺乏医学关联性。我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的探讨,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力求知识的完备,而非以让学生学会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为重点。一些课程内容陈旧老化,未能及时反映当代科技和医学科学发展的要求,缺乏与医疗实际的联系,实效性差。并且人文内容孤立,未能与医学有机地结合,人文社科知识与医学专业知识间缺乏相互联系与渗透,缺乏整体优化和灵活性。

3.人文素质教育评价标准单一。

我国人文课程的评价方法以理论考核为主要评价标准。医学生的人文知识考试成绩代替人文素质评价,粉饰教育的效果,产生学生考试成绩优秀则人文素质教育措施得力、学生人文素质高的错觉。这种评价方式达不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同时也容易把人文素质教育引到应试教育的岔路上去。

4.医学教育的方法单一。

我们现有的医学教育方式因受社会就业、竞争的压力等影响,基本上沿用了中学生的应试教育方式,教学中往往是偏重名词概念的解释、基本原理的灌输,而忽略了展示逻辑推理思维的能力,缺少对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的教育,达不到应有的人文素质教育结果。同时医学院校的专业教师多是在实验医学模式下教育培养出来的,其知识结构中存在人文素质内容缺失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忽略对医学生进行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自然很难做到在传播医学科学知识的同时,自觉地渗透医学人文精神的内容。而担任文科教学的教师又由于缺乏医学科学基本知识,在授课过程中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医学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渗透教育。

二、我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策分析

1.更新人文教育理念。

面对医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普遍偏低和传统医学教育对人文精神的忽视的现实,只有人们认识到了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会真正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根据高等医学教育的现状,在现阶段,尤其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力度,并且要注重医学生的人文知识向人文精神层面的提升。要花大力气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使教育环境中的每一位师生员工,包括教学医院和实习基地的带教老师,深刻领会人文素质教育对于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意义,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融入每位老师的教学实践。更新观念,将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纳入整个医学教育学科体系之中,形成自然科学基础、工程技术科学基础、医学保健科学基础和人文社会医学基础并重的新教育体制。各类学校应根据自身的情况,建立相应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以保证人文社会医学教学的有效实施。

2.完善人文教育课程设置。

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加强人文学科课程建设,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构成。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内容应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以学科构建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主要有:文、史、哲、音、美、心理学、“两课”等;第二层,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课程,主要有: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卫生法学等;第三层,由多学科融合后形成的综合课程,主要有:社区卫生保健、医院管理、人口学、运筹学等。三个层面课程相互联系。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应保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讲授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应更多分析和研究医学领域的人文社会现实问题,并让学生参加研究和讨论,避免单纯解释理论和定义的纯理论式教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学要重视学生能力的训练,加强医学生研究分析并解决医学领域的人文社会问题的能力。

3.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

从事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教学,不仅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需要一定的医学知识。中国的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由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承担,有的学校由包含哲学、历史、经济学、德育、自然辩证法、管理、心理咨询等社会医学和科教研单位的人文社科系承担。目前从事医学人文科学教学的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现象还普遍存在,无论是学历层次,还是知识结构,水平参差不齐,学人文的往往医学知识欠缺,而学医学的又往往人文知识不足,师资水平也成为制约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目前这种状况,可以让更多医学专业教师兼职参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工作,同时,培养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学位人才,毕业后可同时从事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建设具有合理知识结构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队伍提供根本保证。

4.在医学实践中培养人文素质。

医学的实践性特点,要求在医学教育的见习、实习阶段,尤其应注重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联系医学生见习、实习时所接触的典型实例,进行医学人文专题讲座和案例分析,将医学人文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使医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法律、政治等不同角度去解决医疗问题。医学生的实习阶段不仅仅是对医学知识技能的实习,还是对医学人文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的实习。临床实习期一般是一年,但是这一年对于医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生的,必须把握住这样一个关键时机,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医学生与社会、病人的接触,培育学生关爱病人和生命的情感,为他们以后成为不仅具有过硬的医学素质,而且具有高度的人文素质的高水平医师打下基础。

5.改革课堂教学,培养人文素养。

为提高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教学效果,必须利用一切促进学生创造能力发展的现代教学方法。第一,互动式教学。即主张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互相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倾听、接纳、坦诚的基础上,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如举例法、案例分析法、讨论辩论法等,注重自学与辅导、提问与讨论的结合,强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人文素质的内化,可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是实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方法。第二,体验式教学。教师应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体验”的活动情境,采取体验式教学方法。如采用情境教学法,通过媒体展示或同学表演,再现一定的情境,如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烦、大处方、医生冷面孔以及优劣不同的医德和医术给病人生命和健康带来的不同影响等,调动学生切身的感受,引发学生学习和运用知识的渴望。第三,自主式教学。即学生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指导,借助教材和其它工具书、文献资料,结合临床,自主学习。特别要加强对选修课的自主学习。教学内容以学生自学为主,带教老师帮助学生巩固知识,以加深理解。教学组织形式由过去单一大班课形式改革为以小组课、床边教学和病例讨论为主体,讲座、科研训练等为补充。学生边当“医生”边学习,由理论到实践或由实践到理论,充分利用临床条件,自主学习,接触社会,提高素质。

三、结语

总之,医学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使医学生明白:医学是怎样产生的,医疗实践是怎样组织和发展的,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和日常的社会活动中对自然、对社会、对别人、对自己应该有什么态度。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劣,什么应该捍卫,什么应该摈弃,等等。总之,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可以使医学生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了解人对社会的责任,了解医学对社会的责任,了解自己的医疗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对于培养真正合格的当代医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郝希山.融人文精神于医学教育之中[J].医学与哲学.2003,24,(3).

[2]张金钟.医学教育的人文底蕴[J].医学教育,2003,(3).

篇10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制保护；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110—03

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也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的关照对象。本文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法律问题，以期对国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意识的变革有所裨益。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本文所指的保护是指通过知识产权法制保护知识产权。法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上层建筑的各个因素所组成的系统，从其构成看，起码包括法、法律实践以及指导法和法律实践的法律意识。①依此含义理解，从其构成看，知识产权法制大体包括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律实践和指导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律实践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知识产权法制不仅仅是静态意义上的，更是动态意义上的、“活的”、“行动中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本文所述经济分析中的经济，既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即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知识产权法制保护问题；也从作为经济基础的、与政治和文化等相对应而存在的“经济”意义上理解，即通过对保护知识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战略重要性的分析以期提升甚至变革国人（包括立法者、守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法律监督者等）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

二、经济分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正当性

20世纪60年代，以科斯、波斯纳为首的美国学者将经济分析引入法律领域，给法律花园带来了一缕清新隽永的风。但是，当我们面对日渐汹涌的法律经济分析热潮，当这一频频出现的研究方法已使我们习以为常时，有学者开始反思这一既存现象的合理性，并深深地质疑：法律的经济分析究竟是包治百病的良药，还是一种引入歧途的误导，经济分析法律的本意是想挖掘出法律背后深层次的经济原因，还是仅仅在学术内部标新立异。②

笔者以为，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句法律格言产生于一个非法治的国度，以至于其说服力被大打折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照对象，比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以便探索出这个问题的“全部的道理”。所以，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法律问题，对于客观、全面理解法律现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天，经济研究领域业已囊括了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③法律行为当然在人类行为之列，所以对法律问题进行经济分析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这也已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成果所证明。

知识产权依其对象（创造成果和工商业标记）的不同可分为著作权和工业产权，这里的工业应从最广义的角度理解，包括工业、商业、农业、服务业等。知识产权的对象和分类显性地告诉我们，知识产权和市场行为密切相关，所以，对知识产权这一法律问题更有必要进行经济分析。

三、对知识产权法制保护进行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

法律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古典主义经济学，它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定为基础。即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个人意向和行为研究、考察的基础之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并由此假定集体行为是其中个人选择的结果。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反对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考察政治、法律等社会行为的分析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将国家不仅看成一个超人的单位，而且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看作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而存在的东西，进而“将国家看成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唯一决策单位”。布坎南指出，人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为了去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

（二）最大化原则

最大化原则与理性人、经济人假设密切相关，即个人是其自身行为的最佳判断者，个人将永不满足并竭力追求净收益（效用或利润，后者对商人而言，前者对其他人而言）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

（三）社会成本理论

权利配置有多种可能结构，各种结构不仅都需要社会成本（市场的和非市场的），而且其社会成本各有差异，这就产生了权利配置的社会选择过程和社会成本最低化问题。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

（四）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意谓由于将资源使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时所放弃的收益。

（五）效率和正义理论

如何解决正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最终取决于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如果推进正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更多的正义而牺牲一些效率还是有必要的。④

（六）博弈论

博弈论主要研究当人们知道其行为相互影响而且每个人都考虑这些影响时，理性个体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⑤

四、 知识产权法制保护的经济分析

（一）从经济意义上分析知识产权法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