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范文
时间：2023-06-12 16: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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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发展面临着学生大量外流、学校大量撤并等诸多挑战，如何保障乡村儿童就近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是乡村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
1.1治理价值取向的偏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逐渐走向了衰落，乡村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逐渐沦为了城市教育的翻版，出现了“乡村教育城市化论”的价值倾向。该观点认为，伴随着“新派”教师充实到乡村教育中，城市取向的教育理念、“现代化”的教学设计和方法使得传统的乡村教育逐渐丧失了乡土本色；大量乡村学校、教学点的撤并，使得乡村学校存在的空间场域发生了位移，随着大量乡村学校向城镇的集中，乡村学校存在的本土之根和文化场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伴随着现代性知识对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的控制和侵占，城市取向的知识选择机制导致在教学知识体系中，乡土知识被无情地淹没和遗忘。因而，无论是知识体系、课程设置、教学过程，还是整个校园环境都与城市教育别无二致。乡村教育的城市化论取向以“城市教育是现代的，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乡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着力改造的对象”为前提假设，本身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忽视了乡村教育的历史基础、乡村社会的客观事实以及乡村教育的本体价值。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滋生了破坏性的后果。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觊觎，人类主体性的丧失、精神世界的荒芜等使得人类开始反思现代文明的价值，并在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中寻找治愈现代性后果的处方。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乡村文明的独特价值和文化底蕴，以及乡村教育之于乡村社会乃至人类世界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乡村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中，出现了“乡村教育特色论”的价值取向，即认为城乡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背景是不同的，乡村教育具有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天然资源和独特优势，乡村儿童的生长空间和个体经验也不同于城市儿童，因而乡村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发展必须以坚守传统乡村文化为前提，审慎利用现代文明和技术。
1.2治理主体的单一化
一方面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是教育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缺乏让教师、学生和家长参与、商议和合作的意识，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群体并未进入管理者的视野，遑论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作为乡村教育的真正实施者、受教育者以及利益直接相关者，教师、学生和家长亦没有作为真正的主体参与乡村教育治理，这不仅缘于其缺乏一定的治理能力和支持条件，更在于其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教育主体地位，也尚未萌生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主体意识。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单一化管理和垂直式管理成为了乡村教育治理的客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有助于相关政策的传达和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下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有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主体的单一化，势必造成视域的狭窄和思维的封闭，导致对现状的掌握和问题的剖析不够全面和深刻，从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面的后果。
1.3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1乡村教育治理力量条块分割，较为分散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乡村教育管理和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制定、监督和评估，各类乡村学校则是在制度框架范围内，按照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乡村社会组织很少参与到乡村教育活动中，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则成了乡村教育治理的现实“他者”，远离乡村教育治理实践。因此，由于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缺位，导致了乡村教育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2乡村教育治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持续性
乡村教育治理不仅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完整的框架体系，而且要求相关政策的执行具有衔接性和连续性。然而，由于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导致在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现象和问题导向的线性思维，缺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性考量和系统化设计。
1.3.3乡村教育缺乏协同、商议与合作
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导致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各类教育主体的视域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仅仅关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类学校组织则将重心放在教育教学活动和日常管理上，社区机构则几乎不参与乡村教育治理。此外，在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过程中，由于各类教育主体缺乏协同和互动，导致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如撤点并校运动之后，大量村小和教学点被停办，留下了大量闲置的教育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乡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是，由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级管理机构的分割和教育组织的封闭，导致这些闲置资源并未获得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突破路向
2.1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
（1）乡村教育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理念是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的前提和基础。一切乡村教育治理必须遵循国家宪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促进法治和德治的有机融合，发挥法、理、情的整体功能。
（2）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元治”理念，主张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减少对乡村教育治理和改革的过多干预，为乡村教育治理创造更多自主的空间。同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需要积极发挥“元治”作用，对乡村教育治理及其未来发展作出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引领乡村教育治理方向；协调乡村教育主体之间的利益和冲突，实现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化；加强对乡村教育治理的宏观监测和评估，提升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质量。
（3）多元主体的“共治”理念旨在突破过去单一的政府控制理念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通过发挥政府、学校、社会组织、教师、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的协同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治理力量；借助多元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互动，优化乡村教育治理方式，增强乡村教育治理效果。
（4）乡村学校的“自治”理念，旨在强调乡村学校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主张给予乡村学校充分的自，“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凸显学校的主体性，增进学校办学的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
（5）专业组织的“他治”理念，重在突出在乡村教育治理中，适当地引入第三方机构，借鉴其专业的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教育治理效果。由于第三方组织不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备专业化的能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真实性。
2.2乡村教育治理目标现代化
（1）角色定位目标。只有正确的角色定位才能形成合理的角色认同。乡村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村落教育和乡镇教育。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承担着共同的责任、享有平等的权利。基于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角色目标在于城乡教育的平等、均衡与公平发展。尽管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教育治理过程中，应该正视乡村教育治理的角色，尊重乡村教育治理规律，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
（2）时展目标。当前，我国乡村教育治理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现实场境。在此基础上，乡村教育治理的时代目标在于抓住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契机，以西方发达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的经验为借鉴，充分利用现代文明技术，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再次是价值定位目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有助于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一是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乡村教育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促进乡村儿童健康发展；二是通过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交流、互动和资源共享，推进城乡教育均衡与公平发展；三是通过乡村文化进学校、进课堂等形式，传承、传播和创生乡村文化；四是疏通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通过二者的有效互动，促进文明乡村社会、新型城镇化以及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在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治理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需要构建符合乡村教育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在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中彰显乡村教育的战略意义，提高乡村教育在国家教育发展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使之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在政策上为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3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现代化
（1）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包括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领导者、设计者和决策者的作用，旨在通过对乡村教育发展现状的评估和对乡村教育发展趋势的研判，制定乡村教育发展政策，监测乡村教育发展质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担当着乡村教育“元治理”的角色，重在对乡村教育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把握。
（2）乡村学校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政策执行者和效果展现者。乡村学校认真领会相关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依据有关教育政策和实施纲要对学校的发展做出具体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乡村学校健康发展。
（3）广大教师和学生是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教育的活力所在，是乡村教育治理最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实施者，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教师，相关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教师的亲力亲为。学生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受益者，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精神成长。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广大师生的现实状况、利益诉求，发挥师生的积极能动作用，促进相关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4）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家长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由于广大家长具备不同的素养和能力，因而是乡村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力量。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家长的积极作用，如组建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通过家校合作，增强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力量。
（5）社会组织因其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因而是乡村教育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如通过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对乡村教育治理效果进行评估，有助于更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乡村教育治理的效果，诊断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
3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把乡村教育问题摆在一定的战略高度加以设计和谋划，乡村学校的规模可以小，但乡村学校的水平不应该差；乡村学生的数量可以减少，但乡村学生的发展不可以忽视。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面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保证乡村学生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为乡村学校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不断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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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低保 乡村治理 社会和谐 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2-0006-01
1.农村低保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
1.1什么是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运用于乡村研究中产生的一个新的分析概念。徐勇教授认为乡村治理就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亦即使，乡村政府和其他性质不同的村级组织向乡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自主发展。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具体我国乡村治理的情况主要表现为：首先是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主体的治理结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为核心内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共同管理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群体，这种“面对面”的人情制约和“人言可畏”的压力对农村社会具有很大的控制力，使得长久积累的村规民约也成为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另外，还有保障乡村社会的安全与秩序，组织建设乡村社会的教育、医疗等事业，以及引导农民建立生产和互助组织等综合性的治理活动。
1.2农村低保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是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的农村困难群众，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差额补助的制度。该制度作为一种扶贫路径的新创新，在农村特困群众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农村居民。农村低保的建立主要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实行属地管理，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在实际践行中，农村低保制度作为―种配置型资源，使村组干部可变通式地将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转化为一种新治理手段纳入乡政府的治理范围。农村低保在保障贫困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困难群众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不致因为无法谋生而出现行为越轨，缓解了社会压力。温饱问题的解决也为迈向小康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确立建立了平台。从法律意义上看，通过保障陷入困难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等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农村低保实施的问题分析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农村低保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当前，我国农民仍占大多数，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和补差额f，示准远远落后于城市，与相对成熟的城市低保相比仍处于扩大覆盖范围的阶段。这些有待完善的问题阻碍了农村低保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村低保工作管理失范。在实施中行政性强、效率低下、缺乏监督、管理粗放、工作透明度有待提高。乡村治理仍然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乡镇政府并不能了解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低保名额的确定主要由熟悉乡村情况的村委干部来完成，而村级干部在具体执行中受乡镇政府约束少，农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信息不对称，因而容易发生主体越位的现象。当前，我国县级以下的民政部门只设立了少量的低保科，办公手段滞后，缺乏专门部门和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农民的一些实际实物收入不易货币化，且农作物等受外界影响较大，且一些困难群众外出务工的临时收入也难以评定，村干部在衡量时具有很大的随意陛。另外，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民也没能被覆盖在保障范围之内。其次，低保制度方面缺乏统一立法和专门性的规范农村低保工作的文件，只有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建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各地具体执行和出台的政策又缺乏权威性和法律依据。这是执行程序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
3.政策建议与农村低保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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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eform and open and modernization promot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ccelerat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is large number, large scale, complicated structure, and diversified cause, which brings about serious governance predicament in countryside such as unstable population, hollowing out population structure, de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low integratio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nalyzing carefully and obj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m is buil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ecurity system in countryside, stepping up effort to invest in countryside,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tructing the flow mechanism of l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ort to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ntensifying the endogenous variables of rural management, ect.
关键词： 社会转型；农村；人口流动；治理困境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untryside; floating population; governance predicament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5-0328-02
1农村人口流动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波动比较明显的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人口流动波涛汹涌，令人关注。
1.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流动现状
1.1.1 流动规模大、速度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不仅数量大而且速度快。进入本世纪后，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增。各地流入人口数量除极个别地区略有下降外，其余都在剧增；另一方面，各地区本县、市内的流动人口数量仍在大幅上升。
1.1.2 流动者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流向上仍旧是从农村涌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已经超过1.5亿人，部分乡村由于精英流出太多，以致在家乡务农的人主要成为“603861”部队，即老人、妇女和儿童。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亦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从流向上呈现以下特征：①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体；②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③主要从乡村向城镇流动。
1.1.3 流动者素质、技能水平并无明显提高，从事的基本上仍是“3D”职业“3D”是英文单词“Danger、Difficult、Dirty”的缩写。所谓“3D”职业即指危险性大、做起来比较困难、对城市人来说相对肮脏的职业。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后的主要职业大多是城市人或国有企业的人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工作。他们外出只是从原来的乡村换到另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而已，而且由于职业的性质，他们自成“圈子”或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很难与城市人融合。因此流动人口的素质的技能并没有在高频的流动中得到提高。
1.2 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1.2.1 社会全面转型是人口流动的总背景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转变，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及其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从社会形态变迁上看：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速度日益加快，数量越来越大。
1.2.2 国家有关政策的放宽和城市门槛降低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前提条件政策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历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人口流动来说，政策的威力是强大的。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影响，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了人为的限制。改革开放从政策上为城乡人口流动开了绿灯。
1.2.3 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和在农村的普遍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渐突出。以四川省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亩，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全省4500多万劳动力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没活干。同时，全国农村中每年还有大批青年男女陆续进入流动年龄。1978年以来，农村新增劳动力平均每年在900万人以上。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排斥力”逼迫他们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
1.2.4 城市建设或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农村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八十年代中期，城市经济改革与发展全面展开，城市开发建设的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出台。按照1978年的价格口径，从1980年到1987年的七年间，城市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为17.30%。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逐年递增，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从而造成城镇建设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到1988年，建筑业人数中农村劳动者达总数的60.39%。在新增劳动者中，来自农村的达86.46%。
1.2.5 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路子窄，经济利益诱惑、外出打工赚钱成为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杜鹰、白南生等曾在《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中即充分论证了“农民工外出的动机绝大多数是赚钱”。
2农村人口流动造成的新时期乡村治理性困境及其表现
人口流动意味着人力、资金、技术以及需求等资源的再配置，因此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近代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乡又离土”。而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以后就不想再回去了，这样就造成了乡村发展的相对“空心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2.1 高频人口流动使乡村稳定备受挑战首先，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主要动机是挣钱，但是他们不一定都能够寻找到正当的挣钱的机会，其预期目的与现实会产生差距。其次，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农村流动人口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对待，甚至处于被歧视的地位，从而激起内心的不满。第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做法律允许做一切事情的权利，自由必须守法。但从乡土社会的角度看，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制约。农村流动人口作为挣脱了土地束缚的“自由人”，对现代自由的真谛理解很少。第四，传统乡村较稳定，是建立在有劳有得，欲望不高的基础上。他们进城后，发现城市人并不比他们劳累，生活却比他们好得多，城乡差距使他们的心理失衡；城市的繁华生活使他们的欲望急剧膨胀，而他们的消费能力十分有限，从而加剧心理失衡。第五，由于城市管理规则的不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甚至经常上当受骗，他们往往只能寻求最原始的方式――暴力来处理各种纠纷。只要稍加分析，我么就能看到，在现有体制下，进城农民真正“进城”的是其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医疗、教育、住房、培训等社会权利却被拒之“城”外。绝大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而是作为“边缘人群”处于有流动无规则的态势。当许多人被迫回流于乡村后，他们把传统乡土秩序已经遗弃，而现代城市文明规则和秩序却尚未内化。因此，他们作为特殊群体，便严重冲击着乡村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2.2 大量人口流动使乡村人口结构“空心化”趋向严重所谓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不可否认，在农村人口流动中，一些农民精英往往寓资金、技术、知识和人才于一身，并对城市文明形成强大的亲和力。他们与农村的联系仅仅是户籍和身份证，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他们与原住地的联系会完全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结构日益趋向“空心化”，留守农民中就出现了“603861”部队，即老人、妇女和儿童，从而严重制约乡村的发展。
2.3 土地经营分散化和使用权的绝对化大大限制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人口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的“规模化”。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民工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农村土地通过规模经营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实践表明，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仍旧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流动并未带来土地流动。造成如此窘境，原因主要是国情所致。我国一直呈现人多地少的紧张局面，人地关系“剪刀差”式的发展趋势直接造成我国耕地资源结构的严重失衡。在人口压力下，土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造成的土地撂荒、抛荒等现象，直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2.4 人口流动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层，社会整合程度降低，治理难度加大流动加速了农民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而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层，这种贫富差距带给留守农民更大的“失衡感”。而流动使农民的现代性提升传统性下降，诚如周晓虹所说：“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国内外学者的实地调查研究也表明，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
3多措并举，共同架设走出乡村治理困境的桥梁
在构建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尽快走出农村的治理的困境。
3.1 加快建立健全乡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乡村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也逐步“土地化”。高频的农村人口流动改变着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伴随着乡村精英阶层的外流，长久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已一步步趋向老龄化、妇女化和儿童化。因此，政府应加快乡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尽快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和出台制定社会资金回流乡村的导向性政策。全面保证政府对乡村财政投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3.2 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前农村农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金缺乏，科技落后，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力度，建立健全农村的公共卫生设施，教给他们资金运作和赚钱的方法，加大对农村各项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同时辅以科技扶持，引导农民在技术创新上走出发家致富路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3 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差距，促使社会资源有序流动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乡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应当以积极发展小城市为主，走小城镇化之路。为此，各级政府就应该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那些有经济实力但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聚集到小城镇。通过小城镇建设促使社会资源有序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3.4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建立在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经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面对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部分土地无人经营、管理的现象，政府应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从根本上促进土地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解决流动人口面对土地的困境。
3.5 加强乡村教育资源开发力度，塑造现代农民，强化乡村治理的内生变量乡村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乡村治理的成败。加强乡村教育资源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已成为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只有改造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才能改变农民的地位，实现农民的解放，才能释放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在此基础上由传统农民过渡到现代农民。目前就是要大力推进农民的教育培训，逐渐消除农村的文盲半文盲现象，培养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明法律的农业劳动者。并通过教育破除各种陈规陋习、等级观念、封建残余，树立民主、法治、平等的现念，全面造就具有现代商品市场意识的新型农民。使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真正主宰。
总之，乡村治理不能离开农民来进行，而不改变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落后观念和行为方式，不仅难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谈不上乡村的现代化。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是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乡村治理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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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晓红.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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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权：改革开放以来，铜陵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市统计局的资料，2012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生产总值由2.1亿元增至621.3亿元，年均增长12.6%；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65元增至9847元，年均增长12.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有记录以来的1990年的1359元增至2012年的24685元，年均增长13.4%。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来之不易的。
但与此同时，铜陵作为一个依矿设市的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新兴产业相对滞后，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欠账较多，在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比如说，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均收入水平不协调、工业化率与工业化水平不协调、城市化率与城市功能不协调、市场要素和市场秩序不协调、生态条件和环境质量不协调，正是在思索、摸索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坚定了转型发展的决心。
众所周知，资源型城市的根本出路就是转型发展，这方面有不少深刻的教训。举个例子，曾是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底特律，全市财政收入的80%依靠汽车产业。可是近年来美国汽车市场不景气，于是底特律人口流失、税收萎缩，最终沦落到破产。可见，如果一个城市产业单一又不能转型发展，风险是很大的。
《决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铜陵作为老工业城市，转型的压力不仅来自于经济，也来自于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铜陵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转型之路，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宋国权：2013年11月，国务院公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种，而铜陵就被划分为衰退型城市。可以说，资源枯竭的压力也在倒逼铜陵加快转型。
对于铜陵来说，加快转型发展必须坚持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处理好总量与质量、存量与增量、产业与城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系统思维谋划转型。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快修编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启动编制产城一体、节能环保、化工新材料、PCB产业发展等专项规划，以科学规划引领转型。其次要深入推进千亿产业引领、百亿企业服务、中小企业希望和民营经济促进“四大工程”，进一步完善促进园区、民营经济、现代农业加快转型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政策措施促进转型。再次要深入落实“项目建设年”活动，着力加快开发园区、现代城市和美好乡村建设，以项目和平台建设支撑转型。
铜陵的转型只有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把握阶段性特征，找准发展与转型的“黄金平衡点”，加快产城一体、城乡一体、港城一体化进程，才能最终走出一条具有铜陵特色的集约化、内涵式、追赶型转型发展的路子，从而真正实现铜陵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决策》：如您所说，铜陵转型发展的基础是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铜陵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宋国权：铜陵的比较优势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去把握。第一，作为工业城市的铜陵，产业基础比较厚实，市场发育比较充分，特别是铜产业特色鲜明。所以铜陵要坚持工业强市战略，大力改造提升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城一体发展。
第二，作为山水城市的铜陵，生态资源丰富、城市化率较高，是全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以铜陵要坚持城乡统筹战略，加快建设美好乡村、深化配套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发展，切实将铜陵打造为“中国古铜都·生态山水城”。
第三，作为港口城市的铜陵，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是万吨级海轮进江终点港。所以铜陵要积极对接上海自贸区和长江经济带，深入谋划“港口经济”、“高铁经济”，加快推进“跨江发展”，实现港城一体发展。
最后作为文化城市的铜陵，市民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并且思想解放、包容性强，对铜陵的发展有信心、有期待，我认为这也是铜陵转型发展的优势所在。总之，铜陵的转型就是要做到在城乡一体上“先行先试”、在产城一体上“先人一步”、在港城一体上“后来居上”，最终在转型发展上“当好示范”。
《决策》：既然转型发展的路线已经指明，那么铜陵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怎样的目标？
宋国权：2014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16年铜陵将迎来建市60周年。未来三年可以说是铜陵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铜陵的总体目标就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包括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和居民收入水平，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这个总体目标也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构筑世界铜都、建设幸福铜陵和提升皖中南中心城市地位。
构筑世界铜都，是将铜产业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充分释放，在“十二五”末基本形成以铜冶炼为基础、铜加工为主体，铜贸易体系完善、科技研发实力较强的世界级现代化铜产业基地。同时，二产三产双轮驱动、融合发展，经济规模和主导产业规模跨上千亿元台阶，初步将铜陵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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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选择理论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公共管理组织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体制及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乡村两级公共组织为各自利益进行博弈，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过度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失范的主要原因。完善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培育自治性组织和提高乡村人员素质是治理乡村关系失范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公共选择乡村关系治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人治观念、，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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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学通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J]行政与法2003（10）
[4]宋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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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大叔早早就对苗年开始期待，还和邻居们讨论到底会有多少游客来到寨子一起吃长桌宴。他家的民宿从春天路边野花盛开，一直忙到国庆稻米收割，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到过龙塘。
穿过山中薄雾进村，吃过龙塘鱼酱的人，都说“龙塘不错”。
龙塘是融创中国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案例之一。2018年融创中国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进驻帮扶，2019年全村脱贫成效检查通过，2020年帮扶成果移交，2021年融创宣布继续支持龙塘乡村振兴工作。曾经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壮年流失到广东、福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败、年关冷清的百年老寨，复活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图景实现。
融创中国之前积极参与了13省21村的帮扶工作，2021年又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并从龙塘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总结经验，在重庆中益乡、延安万庄等大量帮扶项目开展中进行补充迭代，归纳了基于企业责任和自身资源的融创乡村振兴模式：通过文旅切入，实现“四推动、五振兴”，切实助力乡村在产业、组织、文化、人才、生态维度上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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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旅带动一产、二产，打牢产业基础，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穷，是因为产业弱。据统计，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偏高水平，意味着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产业差距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农户为了保障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削弱了乡村的产业基础，尤其是在偏僻地区。
建立合理的产业体系，成为改变乡村现状，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之一。融创在龙塘村的帮扶过程中发现，此前因为交通闭塞，龙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资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风貌和苗族的人文环境，具备做文旅乡村的基础。
而融创自身在文旅产业方面有技术优势和运营基因。因此，“文旅切入”成为龙塘乡村振兴的第一落点。融创依据龙塘自然人文资源，定制了观光游+苗乡生活方式深度体验的多层次文旅产品体系。
常年在雷山县城打工、老房闲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贫困户的房子被融创与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整体翻修，改造成荷塘雅苑、粮仓楼，做成了示范民宿。并因此带动了村里15户村民相继自发改造了自家老房子，开起民宿和商店。
融创又联合知名设计师孟凡浩建造了“龙塘山房”这一高端民宿IP，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产品错落搭配。大体量民宿形成配套，龙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设施也得到规划、修整和升级，龙塘也具备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条件。
改造好“硬件”，经过企业自身资源和平台导流，大量游客涌进龙塘和村民们一起过上苗年、鱼冻节。预计2021年全年，龙塘接待游客数量将突破万人，为龙塘带来三百万元左右的收入。有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产业建立之后部分青壮年回归，龙塘的产业被真正激活。
在此基础上，融创联合友成基金会又对龙塘村产业进行了调优升级。一方面，支持龙塘的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协助龙塘打造“龙塘好物”自有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打通推广渠道，带动龙塘村合作社销售本地鱼酱酸、茶叶、玫瑰花等产品的市场化运转，形成可持续模式。
农村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的“博物馆”，像龙塘这样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不仅具有数百年历史，还保有有自己独特的技艺和文化习俗。因此，融创在龙塘挖掘苗乡非遗文化，通过技艺、技能培训打造“绣娘团”和扎染、苗绣等文化特色产品，搭建文化产业，增加龙塘产业体系的立体性和体验感。
建立产业体系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抓手。通过文旅切入带动一产、二产，龙塘形成了旅、农、文乡村“新三产”的跨界深度融合，用产业化思维推动了龙塘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产业带动，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并打造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多样化增收体系；另一方面，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安居乐业的乡村新生活方式；此外，还通过产业化运作，增加了公益触点，拓展了公益场景，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乡村振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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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推动可持续运营
2018年12月，龙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前在外打工、夏天才回村的文远胜看到村里的新变化之后，决定留在村里，加入合作社。文远胜的父母强烈反对，但他自己则异常坚定。
合作社组织开展了生态稻米种植和销售试点工作，文远胜和另外6名村民积极响应。今年他们种植的 6.9亩红米，5.4亩香米，预计产值可达11.7万余元。除了村里的经营性收入，种地的收入也提高了，又可以陪着家人孩子，文远胜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组织村民开展生态稻的种植和销售试点，推动农业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之外，融创和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还以合作社为基础，带动成立了非遗发展小组、社区应急响应队、导赏员小组、民宿发展管理小组等，通过一个人带动一批人，通过一批人影响一村人。
非遗工坊成立的时候，在外打工的潘晓芬也和丈夫回到了龙塘。她很快成为非遗工坊第一批参加培训的“绣娘团”成员。她们的蜡染、苗绣产品，现在已经成了村里的特色旅游产品。潘晓芬自己在今年也成了非遗工坊的负责人，开始培训更多年轻女性成为“绣娘”。
没有产业引不来“金凤凰”、留不住“能人”是以前乡村的痛点。现在的龙塘有了产业体系，人才能不能跟上、有没有成长空间、愿不愿意留下来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龙塘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在融创和友成基金会的指导下成立，之后又以合作社为示范，引导村民自发组织了各类经济、技能培训、文娱、公益小组。帮扶项目组还展开了一系列培训，这些培训包括了餐厅和民宿的运营管理、蜡染和苗绣的技艺技能学习、非遗文化和非遗产品的市场推广、生态农产品的种植技术，以及合作社等小组的管理知识和龙塘旅游产业发展的各项机制等等，逐步培养提升龙塘村民的运营和市场开拓能力，达到“授之以渔”的效果。
合作社资金互助小组也在融创与友成基金会的推动下成立。通过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村民在生产经营和生活提升方面碰到的资金问题，同时又将利息收入归还于龙塘，用于敬老社员的生活改善。
龙塘的生产、管理方面有了组织协作体系，过去农户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状况被改变，村民之间再也不是“小散”关系。通过生产经营管理培训、职业技能培养、资金互助，龙塘的村庄治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民也可以在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发挥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就感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在中益乡，融创捐赠建设初心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开展党建引领、组织振兴工作。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重庆石柱远程教学站、清华大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在初心学院挂牌，面向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举办高层次教育培训，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治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以初心学院探索“党建引领”，不仅让中益乡实现了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教学基地的模式也搭建了中益乡和校企资源的长期联结路径，形成了开放性的人才培养体系。
融创认为，乡村振兴模式中，产业是实现目标的路径，人则是一切的基础和源点，通过人才培养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和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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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居环境，复活风俗风貌，推动人文宜居生态
乡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体现在现代化程度上，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性，大量民风民俗和建筑风貌还带有文化的传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重，这是融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原则性前提。
例如，龙塘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至今保留了大量传统建筑。全村285户中有苗寨吊脚楼200余座，其中一百年以上的传统建筑就有9座。村里还有大量古树和一口古龙井，每逢新年和嫁娶，龙塘人都会去古井挑水取一个好的寓意。
位于石柱县武陵山区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的中益乡，是土家文化的传承地。融创联合清华大学设立了非遗研培点，启动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针对本地百姓和相关爱好者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文化是乡村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内容和身份认同。融创认为，尊重乡村风俗风貌，才能达成乡村振兴的真正意义，实现乡村和城市的融合发展。
因此，融创在乡村振兴模式中，会先对乡村的资源和文化进行摸底和系统梳理，做因地制宜的文化激活，不搞标准化设计，不建“欧洲村”，不盲目推进现代化，重点做人居改造和历史人文特色景观带的打造。
在被帮扶之前，龙塘村委会主任文冲有一个心愿：改造之后的龙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态，不走过于商业化道路，而是做成一个苗家生态核心博物馆。”
龙塘帮扶建设期完成并运营迄今的一年内，文冲的愿望实现了。龙塘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苗年、鱼冻节、吃新节等重要节日比以前更加热闹，游客们来到龙塘和村民一起跳芦笙、抓鱼、斗鸟、拔河、赛苗歌、斗牛，还喝上了村民自酿的米酒。住吊脚楼、深度体验龙塘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最吸引游客们的旅游项目。
在重庆中益乡，融创根据村里的生态和历史文化，捐赠打造初心学院、毕兹卡里、中华蜜 蜂谷、伴乡原宿四大项目，带来了中益乡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一套绵延 6 公里的景观谷地在“乡村地文化渲染+旅游产业唤醒”理念中，复原了中益乡的土家文化和乡村文化，同时融入红色主题游，打造旅游体验和文化教育复合功能空间，让它成为了被激活的中国传统村落人文宜居新样本。
通过乡村振兴复活传统村落和文化，提供一个区别于城市的美好生活样本，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看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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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教育帮扶，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推动下一代看见美好
乡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乡村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的差距却显而易见。因此，教育帮扶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融创将英苗培养计划带进大山，用教育的力量让龙塘的未来焕发生机，嫁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资源，打造“一进+一出+全面探访”的助学模式，更深度、长线地为龙塘等乡村的孩子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
针对乡村学校教育设施、教学器材等硬件和课程落后、信息“软资源”鸿沟两大方面的不足，融创一方面通过捐赠教学器材、改善学校设施，提升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募集网上名校精品课程，搭建英苗书屋，邀请部分师生代表走出大山体验外面的世界，开拓师生视野，建立信息获取渠道和意识；此外，融创还通过教育基金方式给具备特定条件的学校、学生提供更多维度支持。
通过教育帮扶，让乡村的孩子亲身体会到爱心的温暖，发现更美好的世界，对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的一点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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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选择 乡村关系 治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主权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官僚主义、人治观念、以权谋私,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主权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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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敬本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28
篇8
【关键词】 拉美地区 过度城市化 城市问题 启示
20世纪30到70年代，拉丁美洲地区ISI进程迅速推进，引起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疯狂涌入，城市化加速发展。尽管拉美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越欧洲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与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脱节，并且不匹配，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20世纪以来拉美城市化的进程
关于拉美城市化的进程，国内外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并且自有其道理。其中，我比较同意程洪学者的看法。他的看法是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造就的一种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与现象。因此，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必须放在现代化进程的视域内进行。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现代化，结束于20实际末。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拉美城市化的起步时期：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
拉美城市化的辉煌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
拉美城市化的新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
二、拉美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化程度显著地超过了经济水平，招致过度城市化，以及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给拉美社会带来了诸多重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1.住房问题
随着乡村人口大批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建设正规住宅速度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多贫困家庭采取非法手段强占公用土地，自行搭建住宅，贫困人口利用此手段来解决住房问题，但同时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非正规住宅逐步形成了大规模的贫民窟，缺乏自来水、电、公共卫生设施、垃圾回收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е缕睹窨呋肪扯窳樱成为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2.失业问题
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问题就逼迫人们不得不从事非正规经济，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非正规经济为拉美的失业人口提供了大批就业机会。非正规部门虽然为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又导致更多的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加剧了城市化。同时，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权利无法保障，工作条件低下，劳动者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收入水平也无法保证。
3.贫困化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
拉美地区贫困化问题十分严重，贫困率高。由于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但是工作条件无法保障，也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同时，人炸导致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财务能力实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大批人没有被社会保障制度辐射到。
4.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过大
由于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时期，土地主要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土地分配不公平，财产分配也自然就不平衡。经过世世代代的发展，收入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同时也是贫困化加剧的重要原因。
5.社会治安差
过度城市化导致了非正规住宅的数量增加，出现了很多的贫民窟。人们的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得不到保障，人口密度很大，卫生环境差，居住于此的居民多是缺乏教育。从事非正规部门的工作，经常发生暴力事件，或者成为贩毒的藏污纳垢之地，社会治安条件很差。社会治安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同时，拉美地区的暴力问题也层出不穷，难以遏制，暴力依然很严重。
三.拉美城市化问题的治理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应该借鉴拉美地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出现拉美国家犯过的错误，对于其采取的正确措施可以加以借鉴，根据我国国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许多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打工，寻找工作机会，但是逢年过节又回到家乡，我国城市人口流动性比较大。为了防止出现拉美国家的问题，我国需要协调城市化发展和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这才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道路。同时，行政力量要和市场力量共同施加，不能一味的使用行政力量，比如拆迁问题。应该根据各个地区的特殊情况来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不能脱离实际。
要统筹城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幸福感。避免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而农间耕地无人耕种的情况。同时，要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加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大力解决交通拥堵等问题。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加强环境保护，要实行可持续发展。大力建设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共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而使我国的城市化能够健康协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莱斯利・贝塞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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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水土流失及水源污染已经成为城镇一体化、农村环境改善、乡村经济振兴的关键阻滞因素。据人民网2020年8月16日消息，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271.0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28.73%。虽然相对于上一年度而言我国重点生态保护及修复区水土流失状况持续好转，但我国水土流失分布呈现由西向东逐步降低特征，水土流失治理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水土流失问题依然严峻，制约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为此，需要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土保持为核心目标，遵循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提升农村水环境承载力，从而为新农村建设、乡村经济发展奠定坚实有力的生态环境基础。
1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基本概念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指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提升水环境承载力、恢复自然水环境为核心，同时兼顾人工修复及自然恢复的现代化、综合性水问题治理理念与技术方法。我国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6%，但我国人口基数较大，截至2020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944m3/人，略高于中度缺水线（2000m3/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排在世界第82位，是联合国认定的缺水国家[1]。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问题严重会导致农业生产力不足，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愈发严峻的水污染问题也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威胁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为构建“生态防线”，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对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恢复水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
2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要点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环境为核心目标，按照农村地区小流域水土流失现状、新农村建设需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农业现展基本内容等对小流域农、林、水、草、田等水土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进行统筹规划，紧抓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地构建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其实施要点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2.1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修复防线
生态修复防线建立在农村地区坡度超过25°，或土层厚度低于25cm的区域。通过在林草破坏严重、植被覆盖率较低区域周边设置禁止出入警示牌、防护栏等，对该区域目的树种进行补种等方式避免该区域受到人为干扰，以生态环境自然恢复为核心保持水土、减少污染。
2.2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治理防线
生态治理防线建立在农业种植区等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人类活动对周边生态及水环境造成干扰，导致此类区域生活垃圾堆放多，加之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导致水环境十分脆弱。此类区域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水土保持林及经果林，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及土质特征种植栽培适应性强、附加价值高的果树，既可以作为生态屏障防线，又能扩大经济效益；修建水利工程，以综合治理理念为导向，保证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水资源调配及利用、农业生产与生活等相协调，发挥水利工程防洪减灾、水源调度、农田灌溉等综合功能，解决用水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建设，采用农业高效生产技术，以科学灌溉、田间管理强化农作物长势及病虫害防御能力，减少农药化肥用量，修复被破坏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2]。
2.3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保护防线
在水库周边、河道两岸、主要沟道等区域进行护岸护坡、河道清理并建设绿色景观，形成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生态保护防线，可以解决湿地萎缩问题、减少水体污染。
3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1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打造农村宜居空间
打造宜居空间是新农村建设的生态环保目标之一。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水土流失和水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坚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价值导向，从生态环保角度审视农村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致力于解决农村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饮水质量偏低、生活垃圾难处理等问题，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3.2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发展是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作用之一。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以水资源保护为核心，采取多元化及有效性措施恢复遭到破坏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在推行相关政策方针时注重调动农业生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认识到农业与水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通过完善农田灌溉基础设施、水资源调蓄工程、建设水土保持林等保护农业现代化发展所依存的水土资源、水土环境，避免水土流失、水环境污染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振兴乡村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大有裨益[3]。
3.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是对农村水土资源保护性开发与合理利用的统筹规划与细致安排，其治理范围包括农村的林、田、湖、草及相关产业，坚持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为主，因地制宜采取造地适树、植树种草、因害设防等治理措施，实行“山顶戴帽，果树缠山腰，山下养殖，护坡种草”等政策方针，在保护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遵循治用并举的基本原则，对水资源及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开发，优化其利用结构，将宝贵的水土资源应用于高附加值、低成本高回报的有机、绿色农产品生产之中，通过科学配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措施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显著提升农民收入，践行新农村建设的“农民增收”基本要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4.1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在新农村建设中若想发挥积极作用需率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通过整理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了解新农村规划建设宏观战略、小流域综合治理需求、水土流失治理情况，在此基础上协调好生态保护与水土治理之间的关系、小流域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治理效益与村民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多层次利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实现统一治理、综合规划、全面发展的目标。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小流域水土保持实况科学确定新农村生产发展方向，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出发点合理安排牧用、林用、农用土地的比例与位置，积极建设高标准农田，实现农田优产高产目标，加大陡坡退耕力度，为林草种植提供有力条件。为了使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能助推新农村经济建设需将水土保持与新农村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关联在一起，同治沟措施、治坡措施、农耕等措施相结合。在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开展前需考虑人畜饮水、粮食高产等实际问题，以提高新农村建设实效性为导向合理规设治理方案，保障小流域综合治理能事半功倍。
4.2从实际出发推行技术措施，落实小流域综合治理目标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措施主要有3个：一是农业耕作措施；二是林草措施；三是工程措施。其中，工程措施指的是通过修建梯田、涝池、水窖、山坡截沟、拦沙坝、泥石流排导等工程达到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目的。实践证明，山丘区水土保持需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为了使技术措施可以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中发挥作用，需专职部门立足农村当地深入调查分析，了解小流域组成要素及经济系统，将动植物、土壤、水体等要素视为时空分布探究的着力点，同时调查分析农村当地的生产资料、人口、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明确小流域的人口承载力。以土地资源科学利用为主合理规划治理方案，从宏观上讲，科学规划农村生产用地，使小流域生态能在农村经济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微观上讲，根据农村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灵活实施技术措施，规设详尽的实施计划，使小流域治理能高效展开。不同地区所采取的规划治理手段存在差异，以黄土高原为例，在治理初期采用了多目标规划法、线性规划法、经验规划法、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使小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得以贯彻落实。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基础为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合理，基本单元为小流域，从实际出发合理使用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农业技术措施，建成具有综合性的防治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实施上述技术措施的同时需明确治理目标，以农业措施为例，需加强土壤抗蚀力、追加植被覆盖率，达到改良土壤、保肥、保土、保水的目的，继而充分发挥多种技术措施的小流域综合治理优势。
4.3注重监督反馈，持续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平
相关部门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治理问题，注重监督反馈，定期归纳总结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立足实际，不断调整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措施。新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平的条件之一，利用数字技术亦可提高治理效果监督反馈质量。例如，在推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时可引用BIM技术，立足坡面蓄水、泥石流排导等工程的全生命周期规设5D模型，增强相关工程监督反馈的可视性，同时各部门要基于BIM系统进行高效协调联动，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形成合力，有效落实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再如，利用大数据及时更新基础数据，大数据具有持续膨胀的特点，可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发挥数据搜集等作用，为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开发、管理提供参考。
5结束语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加大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力度，能够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推进农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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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 政治参与 乡村治理 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042-03
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领域，学者邓大才认为，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种：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理论。这些研究成果纷繁，但并没有重视农民个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认为从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乡村治理，从农民视角出发，沿着“文化――心理”这个研究路线，将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并探讨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内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最早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界定的学者是坎贝尔，他认为，“所谓政治功效感，意指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必定有或者能够有所影响的感觉，亦即个人认为履行公民责任是值得的。”继坎贝尔之后，学者们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内涵逐渐丰富与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众对自我政治能力和对政治客体回应自身需求的主观感知。
将这一概念置于乡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作用于乡村公共事务，会对治理过程产生影响，并且认为村民委员会、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对村民的诉求有所回应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能力判断。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与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认为自己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相信自己能够对村委会、政府官员、乡村政治事务及政府行为施加影响。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指村民对村委会、政府部门以及相应的政治活动对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重视并有所回应的主观感知。
2.乡村治理的内涵。本文将乡村治理定义为党和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广大村民、其他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在平等参与、协商合作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协商管理的过程，最终保障村民合法权益，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这一概念是对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是一种理想状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配置的多元性、过程的自主化均为治理的核心要义，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谈判、协商与合作管理是理想状态的乡村治理的关键词。
（二）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广泛的主体――村民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维度感呈现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对政府、村委会以及政治事务的认知和情感，因此运用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一面向来审视我国几十年来乡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
1.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作为村民参与基础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首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中，村民作为最广泛、最重要的主体，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乡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基础，同时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会在正常的参与过程中得到明显提升。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这一改变过程与强化理论非常相似。根据强化理论的作用机制，如果村民在协商过程中，能够参与到对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够影响决策结果，那他们便增强了自身参与到农村公共事务的信心，这种正强化过程使得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协商过程中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得不到重视，那他们的挫败感就会增强。所以，通过对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国这么多年乡村治理的状态。
2.乡村治理权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体系必须对村民的诉求予以回应，这将导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终至内、外在政治效能感达到均衡状态。
治理理论提出了权力的多元化配置。乡村治理理论的权力配置多元化承认了乡村社会的私权力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国家权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权力的运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呈现出上下互动的双向运行过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以影响村委会和政府的决策进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视与回应，村委会和政府对于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回应，在互动中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现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
3.乡村治理过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将导致村民更为熟悉村级地方政治环境，因而村民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乡村治理的正常体现。
根据阿尔蒙德的理论，不同政治层级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即相对于接触较少或比较陌生的国家层次环境，在地方层次的政治环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层次划分，根据我国村民政治环境背景，分为“村级”政治层级和“政府级”政治层级（村级以上的政治环境层次均认为是“政府级”）。同时，在更为熟悉的村级地方环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应表现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为了全面反映农村乡村治理的基本状况，文章从山西省北、中、南部选择了7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这7个村庄有些是传统型农村，有些是现代化新农村，有些处于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庄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后，通过随机选择，在保证男女比例相当、家庭收入与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匀的前提下，进入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和访谈，最后共获得802份有效问卷。基于已获得的调查数据，通过运用spss软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总体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体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4589（<2.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据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关理论，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为合适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国村民政治效能感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为剖析乡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村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95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108（>2.5），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现“内低外高”特征。
这说明村民对政治系统的了解不多，认为自己对政治系统影响力不足，但同时又表现出对政府、村委会极高的信任和极强的依赖，期望他们重视并回应自身的需求。
从表3中可以发现，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较低，村民“影响型”政治效能感（2.3974）与“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通常情况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知识储备库，是村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动力基础，数据调查的结果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规章制度、选举程序、村委会运作方式不甚了解，对乡村公共事务不甚关注。
“影响型”的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效能感，体现行为意向的特征，会直接导致村民政治行为的发生。而表中数据表明村民对影响政府、村委会干部的主观感知也不甚强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从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较高。村民“重视型”（2.5787）明显高于“回应型”（2.3918）。
这说明村民认为政府及村委会比较重视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对于有事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在访谈中就会发现，很多村民认为政府出台各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当具体到政府或者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时，很多村民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质疑。
（三）村民政府级、村级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村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591，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406，政府级的明显高于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
这说明村民对于政府级的环境层次的主观感知更为强烈一些，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这说明以“乡政”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已经深入农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不利于农村农民社会的发育和乡村治理的真正实现。
在表6中，从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进行比较，仍然是政府级高于村级。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特征，与我国目前“行政化”和“空壳化”的村委会密不可分。这些在社会流动很弱的乡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内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对政府级更为熟悉，更易感知，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所形成的“乡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政治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乡村治理毕竟还处在发展阶段，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个角度出发，审视乡村治理在主体、内容、性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主体：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
我国乡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广大村民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其政治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们认为无力作用于治理过程，自己的利益诉求也不会得到重视与回应，那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村民来说，只是个与自己无关的、形同虚设的制度。其次，“乡政村治”模式中，“乡政”与“村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政府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应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权力运行方向不一致，在乡政村治的具体运行中，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不断博弈，以期达到协商合作，合力共赢的状态，最终实现乡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村治”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体偏低，认为参与“乡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对一大主体的缺失，那乡村要实现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远。
（二）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内容：内容失衡
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现“内低外高”的特征。较低的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政治的认知能力和影响能力不足，那么，他们就无法很好地参与到村民自治中，必将影响村民自治的强度和持久性;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对政府以及村委会干部的信任和依赖，这虽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村庄的自治性。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性质：偏离治理性质
乡村治理强调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强调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国的乡村治理以“乡政村治”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与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据阿尔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级地方政治环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应该更高。在农村，无论是作为自然村的熟人社会还是行政村的半数人社会，村民对于村委会和村干部还是比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认为，相比于包括“乡政”在内的政府级的政治环境，村民对于“村治”更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村民在村级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级的。那么，数据统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的乡村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有违治理的本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已获得的802份有效问卷的量化分析，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审视乡村治理，发现目前乡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村民政治效能感整体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内低外高”的特征表明乡村治理内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级上的表现，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浓厚，偏离治理性质。总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复杂的内在结构和不同的测试维度为我们展现出目前乡村治理的全貌，从中折射出我国30多年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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