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诊所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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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诊所式法律教育；医事法学；实践教学

医事法学是一个新兴的法学教育门类，目前大多设置于医学院校，以培养精法懂医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为目标，使学生能够利用医学专业知识解决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各种法律纠纷。相对于传统法学专业，医事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决定了其特色更加鲜明、实践性更强。诊所式法律教育起源于美国，它效仿医学院校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学生的形式来培养法学生，倡导在实战中学习法律职业技能，通过设置“法律诊所”，将学生置于“诊所”内，在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下，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诊断”案情并开具“处方”[1]。诊所式法律教育正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并逐步成为当今世界法学教育体制改革趋势。本文主要探讨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医事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1在医事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进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1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必要性

1.1.1培养医事法学人才的必然要求医学和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事法学专业旨在培养精法懂医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以解决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各类法律问题。这一目标仅靠课堂讲授是无法完成的，学生必须开展大量的实践活动。诊所式法律教育促使学生将掌握的医学法学知识应用到医事法律实务中，加深对枯燥的医事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通过实战训练，锻炼调查取证、医患沟通、书写医法融合的法律文书等方面的能力，从而为培养高素质的医法兼通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保证。1.1.2丰富医事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内容目前，各医学院校医事法学专业都有固定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医学见习、法学实习、假期实践、案例式教学、模拟法庭、观摩审判等，但实践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存在医学见习程序化、法学实习和假期实践形式化、案例教学简单化、模拟法庭虚置化、观摩审判非对口化等问题[2]。诊所式法律教育可丰富医事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将医事法律诊所与医学见习、法学实习相融合，丰富实践教学手段，增加教学趣味性。此外，诊所式法律教育既能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又能在实践中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与自信心，提高就业竞争力，使其能够尽早融入社会。1.1.3维系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之间缺乏信任，伤医事件层出不穷。医事法学诊所式教育可避免一般法律人才医学知识欠缺的弊端，有利于公正合理地解决医患纠纷。同时，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向医疗机构提出医疗服务合理化建议、为医患双方进行医疗公证等，提前介入医疗服务，有利于改善医疗环境，预防医患纠纷，从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1.2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可行性

1.2.1诊所式法律教育与医学教育理念的天然适应性诊所式法律教育旨在使学生掌握法律职业技能，与医学教育理念相契合，可将其应用于医学院医事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另外，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国被很多法学院采纳，纽约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更是设立了专门的医事法律诊所，并在诊所运行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医学院校医事法学专业都天然地适应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3]。1.2.2国内外经验已较为成熟目前，美国95%的法学院积极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4]。如前所述，诊所式法律教育已在全球推广开来，中欧和东欧一些国家甚至用其完全代替法学毕业实习。国内多年的运作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日趋合理。1.2.3医学院校具备丰富的教学资源医学院校实习资源丰富，以滨州医学院为例，我校在省内外拥有八十多所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由于医院业务量较大，因此为诊所式法律教育提供了可靠的案源保障。同时，医学院校具备丰富的医学、法学人才资源，在学校统筹安排下，完全可以为学生提供双重专业指导，从而培养出医法兼备的应用型人才。

2诊所式法律教育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针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移植后的困境，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集中于案源不足、经费有限、诊所地位不明确、学生多而教师、诊所建设投入不足等方面[5]。此外，笔者认为，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旦移植到医事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

2.1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教育理念的差异

就两大法系而言，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以判例为主，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所以前者的法学教育以案例为主，注重对具体案例的解读，后者的法学教育以法条为主，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两大法系在法学教育理念上存在差异，英美法系强调精英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更加适合这种法律文化传统；而大陆法系强调大众教育和通识教育，侧重对法学理论知识的讲授和法条的解读，忽视对职业技能的锻炼与培养。因此，如果要在医事法学专业中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必然要进行本土化改造。

2.2医事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的关系需要厘清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法学院的法律诊所对外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义务，此举既可以为诊所增加案源，为学生搭建广阔的实践平台，又可为急需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而医事法律诊所对医疗弱势群体的援助意义更大。但医事法律诊所毕竟不是官方援助机构，其法律地位有待明确，学生以何种身份和形式在医疗纠纷中开展援助？医事法律诊所的责任承担机制如何确定？医事法律诊所与其他援助组织的关系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都亟待厘清。

2.3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内在驱动力不足

传统法律诊所的成员多是大三学生，他们承担着就业、考研、考公务员和司法考试压力。相比法学专业学生而言，医事法学专业学生还承担着较大的课程压力，大学四年既要学习法学课程，又要学习医学课程和医法交叉课程，还要参加医学见习与法学实习，面对当事人不信任的目光和社会现实的丑陋，他们经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考验。与传统法律诊所一样，医事法律诊所也面临师资缺乏问题，尤其是缺乏医法兼备、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高校的职称晋升、奖励、荣誉等都与科研成果挂钩，而诊所式法律教育需要耗费指导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教师更愿意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而不愿费时费力地开展实践教学研究。

3解决途径

3.1协调法律文化冲突，积极转变医事法学教育理念

在我国群众总体法治水平不高的国情下，强调大众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传统法学教育理念有其存在的社会根基，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我国现有法学教育应相互衔接，取长补短，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6]。传统法学教育应融入新的职业教育理念。医事法学专业旨在培养医法兼备的能够处理医疗领域各类法律问题的复合型人才，应用性和实践性强，有必要转变观念，树立医事法学教育职业化和实践化理念，应用诊所式法律教育，培养出一批既精通理论又擅长实务的医事法律精英。

3.2转变思路，明确学生在案件处理中的地位

一直以来，学生因不具备律师身份而无法行使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会见犯罪嫌疑人等权利，这也是很多高校不开设刑事类法律诊所，仅开设民事类法律诊所的原因。医事法律诊所的学生以公民身份担任民事诉讼人，从而开展医事法律援助工作，帮助弱势群体出庭应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5年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学生作为人出庭已无可能。我们改变学生处理案件的方式，学生可不必独立完成刑事辩护、民事出庭应诉等重要工作，而是作为指导教师的助手，通过调查取证、查阅卷宗、准备出庭材料等工作发挥辅助作用，这样一来，刑事类法律诊所工作的开展也不成问题。此举既符合学生实际能力水平，又能确保教师全程指导，取得诊所式法律教育效果。

3.3调动师生参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积极性

如前所述，诊所式法律教育需要指导教师和学生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师生的参与积极性直接决定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成败。但现实情况是医事法学专业学生课程压力大，医法兼备的指导教师数量少、积极性不高。因此，为保证诊所式法律教育顺利开展，可采取多种激励措施。例如，针对学生，可采取减少医事法学专业课时、融合课程内容、给予参加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学生一定的学分和奖励、把医学见习安排在假期进行、用诊所式法律教育替代法学实习、拿出一部分办案经费作为学生的劳务补贴、与当事人签订案件风险协议降低学生的诉讼风险等；针对指导教师，可采取改革教师评价体系、将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工作量折算成教学课时、减少科研工作量、与职称评定和业绩考核挂钩、从诊所收入中提成作为教师奖励、外聘专家以缓解教师压力等。

参考文献：

[1]甄贞.方兴未艾的中国诊所法律教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马韶青.卫生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析[J].卫生职业教育，2011，29（18）：72-74.

[3]张靖.卫生法教学方式改革与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引进[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15（9）：172-175.

[4]王竹青.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演进[J].比较法研究，2012（2）：45-55.

[5]毛清芳.诊所法律教育在卫生职业教育中的运用[J].卫生职业教育，2009，27（1）：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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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事法学；实践教学；诊所式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296-02

一、医事法学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医事法学专业是中国法学专业教育的新门类，自1996年东南大学创建医事法学专业伊始，迄今中国已经有4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医事法学专业。相较传统法学教育，医事法学专业教育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品格。这与医事法学的教育目标相关。该专业主要以培养适应中国医疗卫生法制化进程需要的，能够解决实践中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各类法律问题的医、法兼修的复合型专门法律人才为目标。然而，与此定位存有一定差距的是，医事法学的实践教学状况仍需改善。中国医事法学实践教学现状中存有如下问题：

1.教育计划存有偏差。医事法学专业教学计划中，一般以医法并重作为学科特色。这符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但在实践教学的安排上便自然存在医学和法学如何分配比例的问题。在目前医法并重的教学模式下，大多数医事法学专业只能设置于有医学教育背景的医学院校或综合性大学。长于实践性教学的医学教育的习惯性优势较大，一般有专门的实践性课程或环节，相对而言，法学教育的实践性色彩并没有在教学计划中得以充分体现。大部分院校没有开设专门的医事法学实践课程和实践环节，仅以实习的方式予以简单覆盖。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和校园建设等方面，医事法学专业都应当强调以法为主的特点[1]，而“法律的生命是经验”（霍姆斯语），因此，增加法学教育的实践性环节是非常必要的。

2.实践教学资源短缺。作为医事法学专业设置主要教学机构的医学类院校在法学实践教学资源上较为短缺。从物质资源层面，一般缺乏一般政法类院校或法学院所必备的模拟法庭、法学实习基地等实践教学资源。在后期的教学资源投入上，囿于教学资源的重点分布，院校也一般不会轻易在医事法学实践教学设施上投入过多的成本。从人力资源层面，医事法学专业教师水平参差不齐，除法学院校毕业的法学专业教师外，不乏从其他教学岗位转来从事医事法学专业教育的非法律专业教师，也有从事医疗法律实践但缺乏实践教学经验和能力的实务型人才，这些状况直接影响了实践教学效果。

3.实践教学手段流于形式。在目前的医事法学教学中其实并不是没有实践性环节，如实习、案例教学、观摩审判、模拟法庭等，但效果未尽如人意。作为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的实习本来是学生掌握实践工作技能、提高理论应用于实践能力的较好手段，但基于就业压力，大多数学生选择敷衍实习，积极准备考研或就业单位的一些考试，甚至奔波于求职之途；在课堂教学中的案例教学一般注重法律逻辑的推演和法条内容的阐释，缺乏现实鲜活性，尤其是匮乏对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非法条解释的实践问题的解释；基于教学资源问题，观摩审判、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方式缺乏延续性。因此，上述实践教学手段往往流于形式。

二、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在医事法学实践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

诊所式法律教育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对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缺陷的一种反思。它借鉴了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倡导在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和律师的执业经验及基本技能。最为理想的就是通过在真实案件中真实的客户进行学习。“这种法学教学模式之所以被称作‘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即医学院的学生通过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而获得有关治疗病人的医学知识。”[2]

诊所式教育模式最大限度地开发了法学教育的实践功能。法律诊所式教育模式在医事法学实践教育中的可行性在于：

1.定位恰当——医事法学专业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教育目标契合。正如前文所述，应用型人才是医事法学专业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而法律应用的实践教育与提前进入职业化思维、职业化状态紧密联系。从诊所式教育的基本要求来看，对学生职业能力训练具有极强功能。通过诊所式教育课程的开设，学生可以在各类型法律诊所中切实操作案件，这样既可以克服案例教学易被理论化的课堂教学缺陷，也比模拟法庭等虚拟实践更生动具体，还可克服实习走马观花、形式化等弊端。

2.经验成熟——法学教育累积的诊所式教育的经验已经较为成熟。在中国的法学实践教育环节中，诊所式教育环节被大量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和专门政法院校所采用。“中国各院校一般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设置为专业选修课：3～6个学分，在大学三年级开设。课程分为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两部分。课堂教学内容包括如何会见当事人，如何进行调查、调解和谈判，咨询、诉讼的技巧等，教学的方式有角色扮演、模拟训练等。课外教学部分则是由学生在法律诊所亲自接受当事人的咨询，会见当事人，法律文书和当事人参加诉讼。而学生这些活动都是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3]这些比较成熟且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的经验和举措完全可以直接为医事法学的实践教育所吸纳。

3.特色鲜明——与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实践教育的方式易形成共鸣和呼应。医事法学是具备鲜明特色的新兴法学专业教育，大多设置于更易获取卫生资源以便学习的医学类院校。学校对实践教育的政策支撑和理解是开展医事法学实践教育的基本前提。一个现实性问题是医学院校对法学实践教育的支持力度有所欠缺，而诊所式教育其实借鉴了医学实践教育的模式，更易为医学院校的教育政策所理解，形成共鸣和呼应。这也形成医事法学教育独特的实践模式，从而发挥其优势特色。

三、以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为核心提高医事法学实践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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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法制教育功能

诊所法律教育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一种新的改革与尝试，也日益成为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进行法制教育的一支重要的辅助力量。

（一）法制宣传教育功能法制宣传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体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提升现代公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效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诊所法律教育致力于用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教育学生，同时又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与援助，将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实行有机结合。诊所学生在接待当事人和有关案件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对案件当事人或法律咨询者的法律认知和体会。在这些活动过程当中，法律诊所充当了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场所，法律诊所教育扮演了官方普法活动等渠道之外的法制宣传教育角色。在诊所老师指导下和监督下，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法学专业的学生既是法学的受教育者，同时又成为了对需要给予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者进行法律知识、程序和法律条文解惑释疑的法制宣传教育者。这种宣传教育更形象、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随着我国高等院校众多法学院不断加入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以及社会各领域的逐步认可和重视，诊所法律教育将会成为我国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又一个重要渠道。

（二）法律认知深化功能法律认知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法律文化、法律规范制度、法律现象本质的一种整体上的感受和知觉。让社会主体具有一定的科学法律知识是法制教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公民法治观念生成、法律信仰意识初步形成的知识基础。法治观念和法律信仰是在法律理性的基础之上逐渐萌发和产生的，只有基于对法律科学认知、通过有效的法制教育使社会主体的法治观念和法律信仰之维萌生，才具有现实的基础和可能。大体说来，与职业法官、律师、法学院的教师及学生相比，一般的普通民众更多地不是从法律条文，而是从亲历亲为的司法实践和教育活动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和至上性，去生发法治的意识，去树立法律的信仰。普通法传统认为，法律是一种艺术，一种实践理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法律的认知。在西方，诊所教育最初的教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为穷困当事人服务的责任，传授如何投身于这种服务，传授法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的知识。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法律认知深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诊所学生通过亲自办案，逐步认识到在实践中应用法律与书本上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并不一样，发现自己所学的法律理论在办理真实案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挑战，即使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在适用时还要考虑到许多其他的因素。二是当事人在与诊所学生信函交往、电话或到法律诊所咨询相关法律知识以及诊所学生在协助当事人调查取证、起草文书、在承办民间调解、庭外和解、劳动仲裁等非诉讼案件时，给予当事人法律建议和具体指导，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相对于普法形式来讲，诊所法律教育模式更能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体对法律实体、程序的认知。

（三）法律观念导向功能当前，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即刑的观念根深蒂固，刑法合一，刑法不分造就人们畸形的法观念。自秦汉以来，权力中心和等级伦理秩序观念与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渲染，使人们“厌讼”、“恶讼”、“畏讼”谈法而色变，加之十年砸烂“公检法”造成了对法制的严重践踏，“进法院的没好人，进法院没好事”自然无法形成普遍的强烈持久的正确法治观念。而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消除“人治”的观念、官本位的观念、权大于法的观念、义务本位的观念，建立公民现代法律至上的观念、法律信任的观念、强化权利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公民观念等法治观念，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功能。促进社会正义是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之一，诊所必须培养有社会正义感的学生，并直接为接近正义运动添砖加瓦。法律诊所老师和学生在面对社会某些领域司法腐败，面对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一种法律援助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支撑着诊所学生和老师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帮助，为当事人挽回了经济损失，依法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法治观念最大限度的传播到社会大众之中。法律诊所这种追求和彰显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也鼓舞和激励了当事人及与之相关的人，从而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使现代公民树立现代化的公民意识，特别是民主与法律意识，充当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四）法治精神激励功能“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法律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的与意义是在于追求人类社会的合理秩序、公平与正义，表征着法律意义体系的精神家园。法治的公平与正义从古至今激励着人们愿意为之献身，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吴宏庙之死，就是对法律和规约的一种信仰，一种献身。正如在刘燕文在状告北京大学案中，原告人何兵之的发言：“一切在变，一切在流淌，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那就是对正义的追求；一切在变，一切在流淌，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那就是对司法的信仰。”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不仅是对传统法学教育的改革，也应然地蕴涵着追求和彰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这种法治精神的激励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诊所老师和学生的激励，在诊所老师和学生在为当事人调查取证办案过程中，通过发现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感受到法律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体会到法律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差距，激励其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思考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努力促进正义公平与道德、促进法治的发展、促进人权的保障和人类社会的和谐。二是对相关案件当事人的激励，当事人通过亲身的法律实践，逐步知晓法律对自身的重要意义，从而积极努力学法、守法、用法和护法。三是诊所案件本身的胜诉或败诉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其他民众的激励。

（五）社会调解稳定功能到法律诊所寻求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一般是经受了极大的委屈与不公正的待遇。诊所面对的基本上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接待当事人或来访者诊所一般会热情接待，耐心倾听当事人的陈述，并对案件中所涉及到的法律疑难给予当场解答，倾注人文关怀，对当事人起到了心理调适作用。法律诊所通过每天接待咨询来访者，解疑释惑，直接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或组织到社区进行义务法律咨询活动，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与法律帮助。在办案过程中，调节调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寻求调解仲裁非诉讼处理，更有利于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缓和社会矛盾，促进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法律诊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弘扬了人间正气，引导人们追求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必将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

二、进一步优化和提升诊所法律教育模式法制教育功能的途径

(一)扩大资金筹措渠道，完善诊所教育设施诊所“常常因缺乏教师或财政原因而失败”，高校本来就缺乏国家财政的足够支撑，也缺乏民间社会力量的资助，仅仅依赖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是不够的，因而经费问题成为制约诊所法律教育进一步开展的瓶颈，这也制约了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法制教育功能发挥与提升。一是要从多方面扩大资金筹措渠道，从学校、法学院、社会和政府获得经费资助。二是要加大新闻媒介宣传力度，强化诊所法律教育品牌形象，争取社会资金的支持。三是法律允许法律诊所教师律师在办理非援助案件时，与律师事务所一样收取适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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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诊所教学的目的应该体现通过法律实践来巩固法律基本知识、达到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效果，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因为“法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实践性的准则”［2］。所以，以实践为导向是法律诊所对法学教育的最大启发，也没有离开法学教育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这一根本目标。

二、法律诊所创新法学教育模式的功能

法律诊所教学，突破传统的法学教育教学模式，增强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众所周知，法律诊所采取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与传统的理论教学不同，是典型的实践性教学。法律诊所模式是法学教育的一种创新，而创新是提高质量的灵魂。所以，法律诊所的开展关系法学教育质量的提升。根据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在协同创新方面，鼓励高等学校通过多种形式自觉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推动高等学校服务方式转变，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战略咨询服务。而法律诊所教育正是协同创新的一个良好体现，是高等教育与经济、文化有机结合的一个平台。有学者指出：模拟法律诊所课程应作为法律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在本科和法律硕士生教学中设置［3］。法律诊所的运行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良好的制度规则。因为诊所教育过程中，学生完全参与进来的，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教师是指导者和引导者，而学生在诊所教育中始终积极参与且处于一个核心地位。通过教师对典型案例的介绍，更多的是让学生们分析、学生们讨论等方式进行理论授课，再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教师带领学生进社区的方式指导学生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进行法律服务，内容包括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文书、进行公民等活动。这样的教学方式教师就不再是教学内容的讲授者，而也与学生同为参与者之一，让学生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避免流于形式，使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有了很大提升。

三、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下教师的定位

法律诊所教学能充分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不断增强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法学应用型人才，是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而高校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但事实是，我国大多数高校教师的实践能力普遍偏低，需要进一步改善。高校法学院系教师通过法律所教育，可以增强实践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增加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这也是法学教育社会效果的一个真实反映。法学教育中，传统的教师教学是以法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为中心的，侧重于理论教学。这样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学生们通过课堂学习后，虽然可以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但是法学实践能力偏弱，而直接的体现是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也不足、教学效果不理想。通过法律诊所的案例演绎的实践教学、带领学生进社区进行普法宣传、积极提供法律援助等多种形式，使教师本身也在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法律知识运用的能力，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由此，法律诊所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以往单一讲授的特点，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法学实践的认知，也提高了教师的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所以，法律诊所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四、法律诊所对法学教育的深层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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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法律诊所；送法下乡；实践教学；教育功能

作者简介：阮丽娟（1981-），女，湖南隆回人，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田开友（1975-），男，湖南邵阳人，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南 吉首 416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2JSUJGA21）、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湘教通[2013]223号）、吉首大学2012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G2012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8-0157-03

19世纪70年代，美国律师纷纷成立法律援助协会为贫民提供法律服务。此现象的产生，使得法学教育开始审视如何将法学教育与对弱者的法律援助合理衔接。如今在努力实现法学教育目的的同时促进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亦成为全球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

一、传统法学教育功能的偏离

2009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据统计，2007年法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开始列文科毕业生倒数第一，但我国西部地区竟然闹起了“法官荒”。蓝皮书进一步指出，研究人员和法学教师大多终生从事该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较少关注法治实践，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亦脱离实际需求。

1.传统法学教育功能偏离职业需求

目前，困扰我国法学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的严重脱节。法学院更多注重的是对法学家或法学大师的培养，体现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灌输和对知识的强制记忆，不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法学大师的产生仅仅依靠法学院的教育是难以实现的，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必须不断的从实践中汲取养分。

当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不能合理衔接，法律技能教育被千呼万唤，当80%的应试人员在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中面对阐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涵一题茫然不知所措时，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法学教育应向何处去。有学者提出：“当下以及未来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功能定位就是要培养信仰法治、忠诚于正义的法律人，由他们去守护正义，凭借着他们的智慧与理性、良知与勇气，搭建社会的正义之梯，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登临正义的高地”。[1]

如何填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间的鸿沟，美国给出了很好的答案。美国的法学教育通常被认为是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报考法学院的学生要求已获得学士学位，也就是说应具备学习法律知识和技能所必需的社会知识与基础知识。美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环环相扣，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像律师一样的思考。美国最初的法学教育是学徒制，学生通过观摩庭审现场或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学习法律，后因面对为数众多的判例法和成文法，学徒制不能满足需要，而被法学院里的案例教学、法律诊所以及学生编辑法学期刊等教育方式所替代。学生必须经过法学院的教育取得“法律专业学位”（J.D.）才能参加某一州或州际律师资格考试，只有通过律师资格的人才能从事法律职业。美国的法学教育采取的是学校和社会互动的模式，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而法院或社会负责训练学生的工作能力。美国法学学生理论素养的形成是实践教学的结果，亦是值得我国深思和借鉴的地方。

2.传统法学教育功能偏离农村需求

因我国长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分立”，法学教育服务功能的发挥亦局限于城市，忽略了农村的法律服务需求。学者关注较多的是“秋菊的困惑”里所呈现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问题，即在“送法下乡”图景中，农民只是法律的“他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被迫应付法律、逃避法律，甚至对抗法律。[2]可较少关注农民能否获知法律知识及法律意识如何产生，能否获取“法律服务”来“接近正义”。因为司法的高成本使穷困的农民对通过司法来“实现正义”常常望而生畏。法律援助制度常因经费紧张和人员短缺而难成气候，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数仅为25.3万件，而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全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且现在开展法律援助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县级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十分有限。[3]如上所述，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农村对法律援助需求量最大，而高校法学院的法律援助恰恰最不重视甚至是直接忽略了这些地方。

帮助农民提高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都应该为之有所贡献的一项重任，大学的法学院理应有所作为。为了适应农村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一些大学依托法律诊所形式为“三农”服务。目前，国内成立的专门以“三农”为教学和援助对象的法律诊所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北大——迁西法律诊所”、西北政法大学的“农村法律诊所”、华中科技大学的“农村与农民法律诊所”、武汉大学的“农村司法法律诊所”等。[4]但仅依凭几个大学提供的法律服务并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法律需求，必须推而广之，将此任务赋予中国的法学教育。

二、法学实践教学实效的欠缺

在中国，大学体制本身弥漫着浓厚的行政化气息，教学计划制定和专业课程设计均需层层审批，大学教育则是在戴着镣铐跳舞。现行中国法学的实践教学可谓蓬勃发展，尤以诊所式教育和案例教学为甚。可纵观当下各种实践教学，亦存有诸多不足。

1.法学实践教学设计偏离目的

如果将法律教育的阶段做简单的划分，大致有三个阶段：“满堂灌”式的传统教学阶段；“案例”教学阶段；诊所法律教学阶段。而就本质的变革而言，实质有两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和诊所法律教学阶段，因为案例教学实质乃是传统教学的一种辅助方式。案例教学的最大弊端在于对“案例”的“裁割”，无论是转述书本上的案例，还是教学者亲历的案例，实际上都有一个“讲述者”对案例进行“裁割”的问题，亦即根据讲述的需要，把复杂生动的案例删减成只有讲述者所需要的“主干”部分，让学生失去了“筛选”的条件和机会。因为只有在繁复、交错和真伪并存的个案材料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和抽取其中的材料，才能使案例教学变的有意义。为克服此弊病，法律诊所式教学应运而生。

法律诊所被引进中国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课堂理论教学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为了让学生在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以克服法学教育中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突出现象。但目前我国法律诊所教育的运作，基本上是将诊所法律课当做一门课堂上的“课”来上，在方式上通过拟制案例或真实案例的再度模拟以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其实，这种做法在实现诊所法律教学的目的上助益不大，它不仅模糊了诊所法律教学与案例教学的边界，还模糊了与模拟法庭训练的边界。将诊所法律教育从课堂上“解救”出来，让它回到实践中来，真正的、大部分的诊所课应当在真实的个案中通过学生的思与做，让教师“以案说法”。即在真实的个案中，在学生参与的每一个环节中加以指导和讲授，去掉诊所课堂的“拟制”案例，去掉诊所课堂的“模拟”与再现，将课堂上的诊所“回归到实践”中去，将课程与实务合二为一。

2.法学实践教学范围、场所狭窄

以上所讲的实践教学手段，尤其是诊所法律教育面向的学生非常有限。几乎所有高校法学院的法律诊所开课并非面向全体学生，而必须通过“面试”从广大学生中“择优录取”，所以落选的学生就受不到诊所教育“光芒”的普照。这其实关涉了诊所教育是普化的实务教育还是精英化教育的问题，如果把诊所教育定位为一门加强学生实务技能训练的课程，就应该由全体法学院的学生必修。法学实践教学尤其是诊所法律教学面向范围狭窄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经费支持不足、教师配备不齐及案件来源非常有限是主要原因。

除了实践教学面向的对象狭窄外，依然存在实践场所的狭窄问题。我国的法学实践教学场所绝大部分固定在城市，比如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或法学院的诊所办公室。诊所法律教学所解决的纠纷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城市人之间。在我国农村社区，尽管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2/3，但很难成为各高校诊所法律教学的实践场所，在农村或针对农民的法学实践教学基本上是缺位的。这就使得法学实践教学手段单一、场所狭窄，同时法学教育在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服务功能上大打折扣。必须寻求一种新的路径，使得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学教育功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较好的衔接。

三、送法下乡：纠正法学教育功能偏离的实践教学之途

送法下乡不仅可纠正法学教育功能的偏离，亦可拯救农民对国家法知之甚少之现状 ，也可丰富法学实践教学途径。

1.送法下乡的传统解读

自等在1996年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蓬勃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三下乡”活动。高校法学院亦积极发挥着自己的能量，广泛开展了送法下乡活动。一方面可以尝试变革法学教育的法学理论“满堂灌”现象，另一方面可以服务农村。但传统意义上的送法下乡局限性较多：一是送法下乡的“法”仅仅是国家法，尤指国家制定法的条文，一味强调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征服，国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村民社区除了乖乖服从外别无选择，如此冷冰冰的“高姿态”招致村民社区的反抗，送法下乡的效果不理想，往往演变成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形式。二是传统送法下乡只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送法下乡的形式更多的是普法宣传，甚至比较少有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几乎忽视了对村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使“送法下乡”永远停留在村民社区被动接受的局面，很难主动“迎法下乡”。

2.送法下乡的新形式：农村法律诊所的建立

社区法律诊所是美国法学院最初创建的诊所形式之一，它是在穷人（或称弱者）多而律师力量不足的地方，将法律诊所的援助资源投入于此而开展的诊所类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民始终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以农民为法律服务对象成为社区法律诊所教学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法律诊所教育不断深入地推动下，一些国家的法律诊所教育进一步发展出专门为农民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农村法律诊所”。[5]在我国，农村法律诊所在具体运行中一定要注意如下问题方可实现其促进法学实践教学与教育功能契合的初衷。

首先，农村法律诊所应该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思维模式。那种抱着居高临下“帮助”的观念，实质上失去了援助的价值，所以必须尊重农村社区原有的治理方式，平等地与农村社区就其存在的制度问题、规范问题、法律纠纷等进行对话，不能认为完全按照法律诊所的教学设计运作或无偿提供的法律服务才有意义，而那些被农村社区已经长期运用并赋予其规范作用的“土政策”、“土办法”等经验的典范却被忽视了。法律诊所应该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思维模式，注重从农村社区挖掘、抢救、整理农村自我组织、建设、发展的经验。

其次，农村法律诊所的教学模式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农村法律诊所课堂教学活动通过Seminar形式展开，Seminar可译作讨论会、讲习会，是在欧美大学课堂中流行的一种交互式教学路径。“其核心是充分挖掘课程参与者的学理潜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互动，从而深化对某一主题的认识，实现学生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达到‘学有所获、教学相长、日学日进’的教育目的”。[6]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提供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的材料，创设出情景，学生据此发现并提出问题。农村法律诊所的实践教学，是让学生带着特定社会角色和任务去实践。这些特定的角色就是在不同场所，以社会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参与，这些任务是在教学计划中预设的，也是在课程结束后学生必须自我评价和教师需要检验的专业技能，一般具体包括学生在选取的村点或其他法律援助站点提供法律咨询；特定人群的诉讼、非诉讼案件；农村法律问题调研；模拟法庭等。布鲁纳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却不同于经验，“知识是我们构造出来的一种模式，它使得经验里的规律性具有了意义和结构。任何组织知识体系的观念都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使经验更经济、更连贯”。[7]

最后，农村法律诊所的评估具有特殊性。农村法律诊所的评估具有评估方式的多样性和评估指标的不绝对性。评估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反馈、综合能力自我评价、书面总结、课堂模拟、专家考核和定期的结项会活动等。传统教学评估中的指标大多是指数、规格或标准的硬性规定，从而造成评估结果往往是为了迎合“指标”而含有虚假的成分，使教学评估成为了“走过场”。农村法律诊所教学评估本着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的宗旨，将教学评估作为改善教师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服务于农村和农民的一种教学方法。因此，农村法律诊所的教学评估除了考勤有明确的规定外，大多数指标只是一个相对的范围，评估中会依据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而不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硬性规定。

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必须从通识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型，转型的最佳选择便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加强法学实践教学。建立农村法律诊所是丰富法学实践教学方式，促进法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徐显明.法学教育的责任[N].中国改革报，2007-06-21.

[2]应星.“迎法入乡”与“接近正义”——对中国乡村“赤脚律师”的个案研究[J].政法论丛，2007，（1）.

[3]王宇.中国法律援助现状调查[EB/OL].[2006-08-31].http：//.cn/o/2006-08-31/08309897305s.shtml.

[4]薛少峰.农村法律诊所教学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傅郁林.农村基层法律服务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篇6

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1969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2000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2016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郭声琨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ESMilstein.Clinic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篇7

作为一种实践教学方法，诊所法律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而言，诊所法律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1．主体的特定性

法律诊所一般涉及三方主体：法学院的学生、指导教师和当事人。其中，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诊所教学要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精神。诊所教师需要既有法学理论知识，又有律师实务或法律工作经历。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拓展学生的视野，诊所还会聘请一些专业人士，如法官、检察官、律师、妇联、残联和青少年联合会等社会团体中的法律工作者作为特邀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的责任是指导、监督学生学习律师技巧和办理具体案件，提高其综合能力。当事人是诊所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当事人与法律诊所是委托关系，在假期来临或其他影响学生办案的情况出现时，诊所对于妥善交接案件、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负有义务。

2．受理案件的局限性

与法律援助案件不同的是，诊所受理的案件具有局限性，诊所往往需要确定某一类特殊群体作为援助对象，办理同一类别的案件。这是诊所永远无法也不可能取代法律援助机构的地方。由于指导教师的专业不同，不同地域、人群法律援助的社会需求量不同，诊所更趋向于专业化。对于诊所法律教育而言，基于教学所需，结合诊所学生的实际能力，有选择地受理教师熟悉的领域，学生力所能及案件的做法是现实、明智的，也是负责任的。同时，应注意将案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一方面能使学生能力得到有效锻炼；另一方面又能使当事人利益得到切实保障，达到法律教育与社会需求双赢的效果。

3．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法律诊所在授课形式上，分为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类。课堂教学，包括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单独辅导等部分，采用案例分析、角色模拟、模拟法庭、录像分析和诊所游戏等方式。实践教学，包括回复信件、法律咨询、非诉讼、诉讼等活动。两类教学方式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在“学”与“教”的互动之中，在“学”与“做”的实践当中，在书本与社会的矛盾之中，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之中，激发学生思考的能力，达到诊所教学的最终目的。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优势

实践证明，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法学院学生获得法律经验、培养实务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其突出的实践性特色具有单纯的课堂教育无可比拟的优势。

1．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诊所法律教育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法科学生的综合素质。首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和书面表达的能力。法律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良好的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而诊所法律教育可以很好地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如通过模拟法庭辩论，准备词、答辩状和辩护词等，学生这方面的能力都可以得到培养与锻炼。其次，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推理的能力。传统的教学活动往往片面强调教师的主导性，偏重于对法学理论、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的解析，而忽视了对社会生活本身的关注，这不利于学生独立判断和分析推理能力的培养。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需要自己面对各种复杂问题，如麻烦的委托人、复杂的案情、其他领域的知识等等，这促使他们必须耐心地对待、仔细地分析、认真地思考，最终找到解决之道。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法律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归根结底是为了设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则，并对逾越规则的行为划分责任。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教学中存在着毕业生实务操作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无法适应法律实践的要求，由此形成了法律教学活动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法科毕业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但他们更需要具备较强的实战能力，即分析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在诊所法律教育的模式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为委托人提供服务，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法律实务能力，从而为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3．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在当今社会，一些法律人功利心很重，有的怠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有的甚至以身试法，究其原因在于其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诊所法律教育以弱势群体为法律援助的主要对象，学生在法律服务中，亲身体会弱势群体的诉求，根据法律规定为其争取权利，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法律理念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4．有利于促进学生对法律职业的理解

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法学专业的学生并不是基于对法学专业或者是法律职业了解与热爱才选择研修法律。他们或是因为父母的要求，或是基于社会舆论或功利性的考量等，都缺乏对法律职业本身及社会责任的正确认识。法律不仅是比较完美的理论性学科，更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学科。通过诊所法律教育，学生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法律职业的真正意义，从而投身到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事业中去。

三、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法律教育的目标是知识传授还是思维训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目标明确，我们才能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笔者以为，在我国目前的教育背景下，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固然重要，但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尤为必要，因为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才是法律职业教育的精髓所在。因此，为了训练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诊所式法律教育应该成为我们的首选。如何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笔者认为可以选择以下的途径：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在课堂教学中，诊所教师可以利用讲授诊所课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崇尚法律的能力。如可以利用上课时间每次抽出三分钟给学生出一道题，起初的题目类似于“小鸡为什么过马路？”一类的问题，学生可能会给出若干种答案，但只要有一位学生指出“由于法律规定”，我们也是很欣喜的。随着学习进程的深入，后来的许多问题学生回答得都与法律规范相结合，如我们熟知的“母亲和女朋友都掉进了河里，你先救谁？”学生如条件反射般地回答“法律规定救谁就救谁”。总之，通过这种反射性、强制性地训练，学生可以形成法律思维的第一个能力就是崇法性思维。随着不断的积累，当讨论到“恶法是否是法”这一古老命题时，学生虽然可以从自然法观念的角度认识到恶法的局限，但仍然基于以往的训练提出“恶法只要未被废除，仍然要遵守”的法律人的答案。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在实践教学中，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参加法庭审判活动，活动结束后要求学生写出庭审报告，在报告中重点要求学生必须对庭审中法官的提问、诉讼人辩论的内容以“三段论”的形式展示。要求学生能够学会用“三段论”的方式将辩论对方的内容快速分解，然后指出对方观点中存在的大前提错误或小前提错误，最后给出总结性结论。如此反复训练，学生的辩论能力以及法律思维能力必然大大提高。此外，以具备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律职业人为培养对象的法律教育不必是通才教育，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制定教学大纲时，应该选择对学生来讲最急需、对实践来讲最实用的课程，虽然这可能会被一些人批评为急功近利，但法律教学的目的决定只能如此。

四、结束语

篇8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教育改革；实践性法律教学；法律职业素养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沿革

法律诊所教育，也称临床法学教育，或诊所式法律教育制度，是美国法学院效仿医学院临床实习制度而产生的一种实践教育方式 ①。在法学院建立法律诊所，由教师指导学生在法律诊所中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法律对策，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在司法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法律实务技能。

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②，起源于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法学院。经过40 多年的发展，美国近130 个法学院中的绝大部分都设立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自2000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等七所法学院校率先开设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以来，法律诊所教育已经引起了中国法学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二、开展法律诊所的现实价值

法律诊所的魅力就在于其不同于传统法学教育的独特作用和意义。

其一，通过诊所活动为社会提供法律援助，使教学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参与者接触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受援者和他们的法律问题，亲身感受自己的专业给受援人群带去的帮助，近距离的感悟能提高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使之加深自己未来将在社会之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的理解。

其二，法律诊所能够较好地弥补传统教育模式忽视职业道德操守及伦理意识培养的缺陷。参与者在法律诊所的活动中能够体会法律职业的真正价值，从而更好的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感悟职业道德的必要性。同时，通过价值培养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职业规划。

其三，参与者接受多样化的职业训练，为未来的职业生涯进行了良好准备。法律诊所活动为参与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职业准备训练，例如参与者通过参与诊所活动能初步掌握了会见当事人之时的言谈沟通技巧、法律综合问题的解决能力等。

当前我国法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麦可思研究院（My-COSInstitute）独家撰写的《2010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调查的数据显示，2009 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大类是法学（82.3%）；高职高专就业率最低的是法律大类（73.2%）③。传统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毕业生知识构成和司法实践需求之间的脱节以及学生职业素养和现实工作需求之间的脱节深受诟病，而法律诊所教学不同于传统法学教育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却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三、云南工商学院开展法律诊所教学的尝试

2012年以来笔者开始在云南工商学院法律专业试点法律诊所教学的引入，以期强化学生司法职业素养的培养，改善毕业生就业情况。法律诊所教学课程设置的成功经验，设立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嵌入式。法律诊所附设于法律院系内，学生在本法律院系的指导教师的具体引导下，为有关的当事人直接提供法律服务，直至完成一件案件的全部工作。2.外置式。将学生安排在法律院系之外的特定机构中，在非教师身份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指导下，直接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直至完成具体案件的。3.模拟式。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法律实务技能模拟训练，学生在一个模拟的环境中学习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④ 鉴于教学资源的实际情况，笔者选择了外置式和模拟式结合的课程设置模式，将常用法规训练课程与学生假期实习结合起来开展法律诊所教学。

具体来说，第一阶段我们在常用法规训练课程中大量引入案例教学、模拟法庭训练。学生与指导教师就案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话讨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以对谈式教学⑤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性，并且通过对谈拉近同学与指导老师间的距离使得同学更愿意与导师交流。在模拟法庭训练中采用模拟训练法⑥，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种方式，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件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教师给出的典型民事、刑事案例材料背景下，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收案、庭审、调解等一系列完整流程，然后由授课教师当场进行评价，通过模拟法庭教学，使学生独立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提高了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阶段，联系实习单位为学生创造实际参与司法实践的机会，利用假期时间分批选派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并安排专任指导教师进行全程跟进辅导。在接待当事人过程学生的沟通、判断和谈判能力得到了锻炼，在实际案件的跟进过程中又进一步的强化、巩固了课堂上学到的司法职业技能并训练了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司法职业素养，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深受市中级法院等单位的好评。

四、成果与展望

法律诊所教学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更重要的是全新的教育理念，它向我们展示了法学教育的全新境界#，让我们看到了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一年多以来，我院开展法律诊所教学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作为我院开展法律诊所教学的第一批学生，2011级法律事务专业的同学将在明年6月毕业，目前部分学生尚未毕业就赢得了招聘单位的青睐，如来自贵州的一位同学已经在宜宾的基层法院获得了书记员的工作，而云南的两位同学毕业后将进入当地检察院，还有几名同学将入职律所。

法律诊所教学引入高职院校的可行性已经得到了验证，其对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下一步我院将把工作重心将放到建立固定的法律援助平台上来，继续深入开展法律诊所教学，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和探索，以期对高等院校法律教育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①唐浪，云南工商学院

②潘尤迪，《美国法律诊所的沿革、发展及现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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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障碍

诊所式法学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最早的法学教育就是诊所式，即学徒制，让未来的律师在执业律师的办公室“阅读法律”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是从英国一种给有经验的执业律师做书记员的做法上发展而来的。但在法学院设立诊所则是在2O世纪6O年代才兴起于美国。所谓诊所式法学教育，就是通过法律诊所的教师指导学生参和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及其转轨变型,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和发展，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亦不例外并已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还处于边缘地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法学教育怎样界定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并将其正式纳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即完成“本土化”过程，这是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不得不面对和思索的新问题。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法理基础

一项没有理论支撑的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势必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走向消亡，法律发展的整个过程已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制度的出台首先要经得起理论的反复推敲。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模式，对于该法律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摘要：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引进体现了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的关系。

对于移植的概念，从生物学上讲，是“将身体的某一器官或某一部分移置到同一个体（自体移植）或另一个体（异体移植）的特定部位而使其继续生活的手术。一般是为了修补机体的某一缺陷”［1］，“来自同种动物另一个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除非采取非凡办法来控制排斥，否则这种移植物一般均被排斥”［2］。可见，同种异体移植尚且被受体物所排斥，那么，异种异体移植只能更甚之。就现阶段我国所正在进行的法律改革和发展来看，法律移植恰恰属于一种“异体移植”，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重力的重点放在具有较高生产力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西方法治社会的法律资源之上，而审阅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传统和社会目前状况，而且有介于同种异体移植和异种异体移植的趋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偏重于后者。”［3］因此势必增加法律移植的难度。所谓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4］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假如说在古代，法律移植受地理因素、交通工具的限制，只能局限于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或民族之间，那么在当代，法律移植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全球性现象。在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移植现象，法律移植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一种最直接、最明显、最有力的途径。所谓“本土化”，意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和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对于“体现人类法律文明前进方向的外域法律文化的有益因素，无疑应当加以吸收和采纳，以便使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和全球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只能导致法律文明进步张力的丧失”［5］。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和建设新问题，亦是如此。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可行性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实践证实，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给身陷困境的中国法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任何法律都不是非背景化的普适制度，［6］法律教育也不例外。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主要是对于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的某些缺陷的一种反应。这种法学教育的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即医学院的学生通过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而获得有关护理治疗病人的医学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强调从实践中学习，最为理想的就是学生在诊所老师的指导下，参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而从办案中学到大量的重要的其无法仅仅从抽象的课堂案例分析中学到的重要技巧和法律思维。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的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非凡是20世纪9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中国部分高校教师在经过充分的探索、探究和论证后，自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十余所高校在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截至2006年5月，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单位47个。尽管在现阶段在中国大量的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尚有非常大的困难，如传统课堂教学思想的束缚，运转资金的来源有限等等困难，但这种新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体制中的运用和推广是有着可行性的，理由如下摘要：

(一)从诊所法律教育的自身价值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从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价值来看——拓宽学生视野，加深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而这种价值恰恰体现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教育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互动式教学、模拟教学等方式，以及在指导教师的监督下独立办案等，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所学的专业知识，理解法律、事实和证据三者之间在实践中的关系，并学习如何将他们联系起来。在案件的过程中，学生们发现理论对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但仅把握理论是不够的，还需发现事实，将事实转变为可获得承认的证据，并对事实进行法律分析和法律评价，使法律准确地适用于案件事实。同时通过办案，加强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评价和熟悉，促使学生了解社会，提高对复杂事物的判定能力。

2.从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价值来看——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这种价值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方略的实现。在法律诊所中，学生的一般是法律援助案件，为社会弱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有助于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说摘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若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法律诊所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最终维护了他们的权利，久而久之，受助者就会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崇高，因为法律是自己权利的守护神，心中对法律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样便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二)从我国引进和推广诊所法律教育的现实需求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要从保护弱势群体做起。［7］法律援助和诊所法律教育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可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仍有许多案件需要经过法律援助来解决，可是能通过法律援助来解决的却只有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8万余件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办理，其中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可是按每位律师每年办理1至2件案件来计算，现有的10多万位律师只能办理10多万件此类案件，缺口很大，这为诊所法律教育留下了用武之地。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推进，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法律援助，都有助于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现在，中国正需要发展法律援助事业，使更多的贫困人士能得到法律援助，得到法律救济，实现社会公平，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是克服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弊端的需求。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学院校及法学在校生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在实践中，传统法学教育存在仍存在不足之处摘要：中国传统法学教育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单方面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应用法律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等，由此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造成国家财产的智力性浪费。而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是具体案件的承办人，所有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和技能的转换和提高而设置的，教师只是指导者，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由此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判定能力。

三、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和其本土化的推进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

尽管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对于改革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功能，但是，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引进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相反，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应和传统的教育模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即便是在其发源地美国，诊所式教育也没有取论性的教学和案例教学，而是被用来开发学生的思维和法律逻辑能力，使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况且，作为一种舶来品，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和发展必须经过认真地整合和规范，“本土化”后诊所式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地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服务。从目前我国部分法学院的诊所课程实践来看，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的不适症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摘要：

1.观念障碍

我国法律自清末师承日、德后，法学教育模式更是受到大陆法文化环境的影响。大陆法系教育习惯采用讲座式的教学模式，一开始就强调法律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而法典也为这种教育模式提供了形成的材料。［8］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也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轻视解决实例的法律分析方法，认为只要把握了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知识，碰到现实的案例就能迎刃而解。观念上的这种熟悉，将导致学校管理层不愿意投入经费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其他法律实践教育，教师也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被认为惟有操作性，没有理论价值的职业练习上。

法律诊所教育自诞生时起，就是培养律师执业技巧的，这和美国的法官都来源于执业律师的制度有关，美国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一般是从律师做起，法学院只需练习学生的律师职业技巧。我国法学院(系)主要是是为公、检、法、司等部门培养法律人才，法科学生有很大一部分要进以上机关工作，而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也不是从律师队伍中产生，从事律师的仅是部分法科学生的选择。所以，以练习律师的职业技能，培养律师思维、律师职业道德为宗旨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开展，可能得不到法学院(系)领导和教师的应有重视。

2.经费障碍。

美国目前的诊所式课程是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开展的，在我国由于诊所法律教育项目是舶来品，而且是首先基于外来基金资助在我国启动，因此，来自国内大学本身的经费支持还相当有限，甚至短缺。和传统法学课程不同，诊所法律课程除了需要通常上课的教室之外，还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需要雇请管理人员运作整个法律诊所的所有行政事务，这些都在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开展经费之内。“法律诊所”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是法律援助案件，是没有费收入的，相反，学生每一个案件，需花费交通、通讯、文印、餐饮等费用约数百元。因此，一旦外国基金的支持减少或撤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将受到局限。

3.师生障碍

从诊所课程的地位来看，我国的诊所课程基本上属于一种探索性的实验课，学生参加该课程和其学分并没有多大的联系，教师教授该课程属于一种非正式的专业教学。然而，学生在参和该课程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其在传统课堂学习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可能影响其所谓的必修课的学习。诊所教师和传统的法学教学教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诊所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系统的法学知识，还要有热练、老道的法律职业技能和乐于献身法律的法律职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从我国目前的高校教师来看，大多教师是直接从高校到高校，能够把握和熟练操作法律职业技能的教师是比较少的，至于完全符合诊所教师要求的教师则更少。因此，我国高校现有的教师要适用诊所式教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预备课程、联系案件，指导和练习学生，这必然会影响其科研和相关的职称评定。

4.案源障碍

从诊所的法律地位来看，美国的法律诊所可以直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它既不是律师事务所也不是法律援助机构，因此，只能以公民的名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这对于接受更多的案件来提供给学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将导致诊所案源不足的情况．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完善和推进

作为一种舶来的形式，如何更好地吸收诊所法律教育方法的优点来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添砖加瓦，这是一个艰难的本土化的过程。其在我国目前遭遇的种种障碍，仅仅是继受和整合过程产生的不适应症。在法律职业教育观念普及法治社会需求大增长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找准症结，循序解决，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一定会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贡献力量。笔者认为完善和推进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有以下办法摘要：

1.转变观念。

转变法学教育观念，进行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法治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需要。明确我国的法律教育重在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人才，而且是具有法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的实用人才。中国的法学教育的缺陷不在于基础知识教育，而是在于能力教育和法律技能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给法律实践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法律诊所教育重在培养律师职业技能，但在法律职业中没有比律师职业更为复杂多变的了，可以说，律师职业技能包容了其他类型的法律职业技能，所以，法律诊所作为法律职业技能的练习平台，作为法律实践的场所最合适不过。只要教育管理层和教师的法律教育观念转变了，法律诊所建立的困难和障碍就轻易克服得多，诊所式法律教育就可以在全国法学院(系)得以普遍实施。

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管理部门和司法管理部门的协调，要尽快明确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即明确法律诊所作为一种法定的法律援助机构之一。这样可以明确学生案件的身份，明确其作为人的责任，同时也明确学生和诊所案件中的责任，这也有助于提高当事人对法律诊所的信赖，从而解决了案源不足的新问题。

2.多渠道汇集经费。

经费新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稳定的经费来源对于保证法律诊所的持久性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学校管理层应从有限的教育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支持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采取办法鼓励教师参和诊所教学。其次，通过政策将法律诊所定性为一种法律援助机构，明确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提供义务，即使是部分的资金提供义务，这对于解决校园法律诊所经费不足的困难是有很大的帮助。再次，应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源的资助。诸如法律诊所和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密切联系和合作，发挥舆论的力量，宣传法律诊所教育目的，让社会熟悉、知悉法律诊所，一可增加案源，二可接受社会捐赠，筹措诊所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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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责任和职业技能，鼓励和支持学生在法律实践中学习法律，在法律实践中获得法律的创造性思维，最终造就既具备法律理论素养、社会责任感，又具备法律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法律人才。[4]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围绕其价值构造而展开。具体言之，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其内在价值是以实践使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同学之间建立起良好关系，积累经验教训，并且在法律实务中激发新视角、新观点，这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诊所法律教育以人为本、以公众利益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必然效果；[5]其外在价值主要是促使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促使法律教育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随着法学教育的国际交流，诊所法律教育迅速对外传播。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研讨会，会后福特基金会向全国高校发出《关于参加福特基金会召开的拟在中国法律院系中开展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会议的报告》。[6]2000年，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等国内7所高等院校开始引入诊所法律教育[7]，标志着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拉开了序幕。随着上海交通大学在2012年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在我国共有145所高校法学院开设了法律诊所项目。[8]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在中国稳步发展，并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其实践与研究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诊所法律教育，其教学成果也逐步被得到肯定，诊所法律教育已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同。中国诊所法律教育虽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如何在中国的高校中富有成效地推广，如何使该项目获得更高程度和更广泛认同的，如何筹建项目建设的经费等一系列问题到目前还是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是，我们相信这一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学教育方法的生命力，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重要性以及教育现状

（一）法律职业伦理概念要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有必要先阐述职业伦理之界定。职业伦理，也可以称为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是某种职业或专业的从业人员以伦理自然律为基础，根据本行业的专业知识，经过逻辑推演而形成的。有职业的产生，就必然有职业伦理的要求。职业伦理是随着职业的出现而产生和逐步发展的，是社会道德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法国著名伦理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对职业道德有过如下论述：“职业道德的每个分支都是职业群体的产物，那么它们必然带有群体的性质。一般而言，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群体的结构越牢固，适用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就越多，群体统摄其成员的权威就越大。群体越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个体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越频繁，这些联系越频繁、越亲密，观念和情感的交流就越多，舆论也越容易扩散并覆盖更多的事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职业道德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9]恩格斯也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10]，其所指的各个行业的道德也就是各行业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亦是法律这一职业与一般的伦理道德相结合的产物。简言之，法律职业伦理指从事法律职业活动的主体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的总和。[11]换句话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在其职务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2]（二）法律职业伦理之重要性法律职业伦理对于法律职业的形成和法律职业的良性发展乃至一国的法治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必要条件孙笑侠教授将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论述的西方法律传统10个特征与一般职业的特征及法律职业的要求相结合，概括出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标志:（1）法律职业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取；（2）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传承法律职业伦理，从而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3）法律职业或法律家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4）加入这个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考查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如律师资格的取得。[13]从法律职业发展史来看，是否存在法律职业伦理被认为是法律职业产生、存在与否的标志之一。因而，可以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必要条件。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才的要件早在民国时期，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法律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14]“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要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做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流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亦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具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15]“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大。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16]3.法律职业伦理对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维护起重要作用对一个法治国家而言，仅仅有法律是远远不够，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圣经》也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的运用它。”也即是依法治国必须具备一大批献身法律的法律人。而法律一方面是法律人的要件，另一方面能更好的指导法律人正确的运用法律。（三）我国法学教育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一直为我国的法律教育所忽视，我们只是依赖于一般的政治和德育教育。现阶段，我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与法学知识性教育的成效相比形成极大反差。当今中国法学教育中最缺乏的不是一般法学知识的教育，而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教育。[17]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法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其现实表现为：第一，法学教学目标缺少职业道德要求；第二，法律职业道德学科地位不明确；第三，师资力量极度薄弱；第四，教学方法单一。[18]有学者分析指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9]，一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节，二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态度或情感教育的独特性使得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难以有效地开展。

诊所法律教育下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理

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在《法律教育》中论述道：“所以关于法律伦理的科目，是法律学校课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对于学法律的学生，倘再不顾到他们道德的修养，那无异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所以对这一点应特别注意。”[20]法学教育要注重职业技能及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法律职业伦理在法律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学界形成了上述共识，但时至今日，在中国法学教育实践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随着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的开展以及本土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看到了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新希望。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法律职业伦理息息相关。一方面，法律诊所教育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原针对学院式的法律教育对律师职业道德教育的无能为力。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律师协会的法学教育与律师资格审核部门要求，必须在所有由该协会批准的法学院中展开职业责任教育，正是借着这一势头，法律诊所教育在美国法学院中逐渐普及。另一方面职业伦理培养又是法律诊所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价值所在。法律诊所教育下有其独特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理。美国学者波顿格尔认为，法律诊所教育中“职业责任问题是其核心内容。”[21]（一）法律职业主体的可塑性与法律职业伦理的相对稳定性法律职业伦理是否可教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观点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或者智慧，知识可教，故美德可教。”[22]而英国哲学家赖尔则认为美德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学习，其核心内容是态度的学习。在这里我借鉴我国学者房文翠老师的观点，法学教育之于法律职业伦理意义方面，法学教育不应只传授知识和专门的技术，还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悉尼•辛普森认为，仅仅向学生传授律师业的传统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他含蓄地指出，现代学徒制度并不能教授良好的道德作风。“如果法律人就是一项职业的话，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向学生灌输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是一种职业的精髓。”[23]应当说：“重塑道德感的希望主要在于法学院。”[24]这是因为法律职业主体的法学院教育是其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准备，而法律职业伦理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承前自后的阶段，其发展状况，直接受到其以前人生阶段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他们成年和老年时期的发展，影响到今后的成才过程。当法律职业主体还处在大学时期，也即当他们还是青年时期，这时候也是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其认知水平提高，自主意识增强，可塑性较强，良好的引导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职业伦理属于道德范畴，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征，这将对法律职业主体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二）诊所法律教育之法律援助与道德情操培养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与法律援助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促进诊所法学教育发展的原因之一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贫民法律援助活动。[25]美国法学院学生进行公益服务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参加以课程为基础的诊所项目；另一种是参加独立项目。两者中，与教学相配套的法律援助诊所形式更为常见。[26]中国从美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以后，也与法律援助结合在一起。我国高校法律援助起步早于诊所法律教育，但在引进诊所法律教育后，法律援助在诊所法律教育多元价值体系中又占据了枢纽地位。[27]法律援助的对象是需要采用法律救济，但又无力支付诉讼费和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简言之就是困难群体。诊所教育下，法学院学生通过参与法律援助，在帮助困难群体上对其职业伦理培养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将同情作为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28]由此可以知，诊所法律教育下，法科学生对困难群体的援助所体现出的同情触及到了道德世界的最深处。同时，他还论述道：“无论是心灵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都是比愉快更具有刺激性的感情。虽然我们对痛苦的同情远远不如受难者自然感受到的痛苦强烈，但是它同我们对快乐的同情相比，通常更为生动鲜明……后者更接近于天生的、原始的快乐之情。”[29]而法律诊所教育下，学生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正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实际介入案件，这种同情远比学习案例或者看卷宗等经院式学习强烈的多。这可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法律职业的价值。同时为弱势群体办案和伸张正义，可以激发学生的社会正义感、为社会负责的责任感，从而塑造高尚情操。以此为基石而发展的道德情操将会是一种持久的，内化的，也即由此产生的法律职业伦理体验最为持久。（三）知行合一，人心升华法律职业伦理作为道德范畴，不应是虚幻的说辞，而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体现和证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有效的实践，法律人的品格和境界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当然，某些法律职业人在其学习期间，也许终其一生都还不一定知道：法不仅是生活之需，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法律学术，不仅是一门手艺，而且也是一种陶冶价值；不能说这是对立的：严肃者，法术，轻快者，艺术；也有些法律学术，它们本身也是轻快的艺术，是法学经典作家所写的法律节日(庆典)之书，人们读这些书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陶冶身心。”[30]人本法律观告诉我们，人心至贵，法律必然关心人心。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即人心之道。人不能没有心，要想有一颗正义之心、权利之心、强国之心、治国之心，就必须通过实践将所习得的法科知识、理念切实转化为法律行动、制度，没有这种实践化的环节支撑，想得再美再好法科教育都会最终失败。[31]实践是衡测人心的科学标尺，也是升华人心的有效器具。[32]经院式法学院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岸上学习游泳的阶段。但若不到真实的案件中像律师那样操作和演练，是不可能真正领悟和掌握法律职业的真经。诊所式的课程是把真实案件中的法律、事实、人际、经济、政策、道德、传统等各种问题摆到学生的面前，这对于学生真正理解社会正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33]诊所法律教育则通过努力寻求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接受实践教育的机会，让学生能切身感受司法系统的实务工作及其所需要进行的改革，从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服务社会的热情。

诊所法律教育中职业伦理教育建议

因为道德具有抽象性和多元化的特征，道德教育无疑是比较难上的一课。加之中国法学院教育轻视职业伦理教育的传统，法律职业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对此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学者提出要从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规范法律职业者的从业资格，提高从业门槛；提升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加强社会法治文化的普及和渗透；强化对法律职业者的执业监督，建立违反职业伦理的矫正机制等方面来解决我国法律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35]这些策略无疑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到诊所法律教育中，要改善我国职业伦理缺失的问题，有如下几点建议。（一）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纵观中国的法学教育，一直以来以“经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对法学院学生的培养，往往只重视“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即使在法律诊所教育引进以后，也往往只重视职业能力而漠视职业伦理。职业能力要求和伦理要求要做到两条腿走路，不偏废其一，就得改变目前这种局面。对于职业伦理教育，不能仅仅依靠德育教育来代替，也不能仅仅采用独立的、集中的课堂教学法来完成。要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将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要从根本上重视伦理教育。落实到诊所教育，就是要将职业伦理教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教育院校应该开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并规定相应的学分和考察制度。要在诊所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有意识的安排职业伦理方面的内容，要明确职业伦理在法律诊所教育中的权重，这样就可以将法律职业伦理融入各个不同的部门法中。同时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使学生亲身体会到了法律职业中不同角色的道德要求，有利于其道德认知的内化，即法律职业情感和态度的养成。将职业伦理以外在的形式注入法律诊所教育是诊所教育中职业伦理教育的第一步，而在我国，这也是重要的一步。（二）有德之师的有心之教道德行为学习不仅强调从直接经验中学习，从亲身体验中学习，也重视从观察模仿中学习，从情境摹拟中学习。父母、老师、位高者或公众人物等权威性群体也是对个体产生巨大影响的潜在榜样。一定程度上，儿童将父母和老师看作是“道德发挥约束力的社会化人”[36]，他们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把父母、老师的言行视为社会道德的标准，这种权威性成为他们遵守道德规范的力量源泉。在青年时期，虽然其自主性前所未有的增强，相应的这种模仿学习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道德发展的重要方式。同时，自我与社会角色认同上的矛盾极易把青年推入一个尴尬期，这时候的道德发展需要得到积极的引导。作为法学院职业伦理教育的引导者，法学院的老师对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影响不可谓不大。发达国家法学院的教师都具有突出的社会地位，他们除了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外，一般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道德人品上更是堪称社会楷模。我国大部分的法学教师直接从学生中来，讲授纯粹的理论架构游刃有余，但因本身甚少涉足实践领域，缺乏实践经验，由他们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注重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实在是勉为其难。更有甚者，有老师在课堂传授一些明显违背法律职业伦理的知识。因此，法律诊所教育选择老师之时，必须是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老师，具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另外，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别注重职业伦理的教育。诊所老师要充当“领路人”角色，通过言传身教的符合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将法律技巧、职业伦理等，潜移默化而非灌输到学生心里。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是全方位的、持续性的，教师本身即是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对象和目标，因此老师的选择不得不慎重，老师的引导不得不尽责。另外，诊所教师的师资应该多元化，适当的聘请有专长的教师临时授课，以及聘请法官、检察官等讲座或授课，其所授内容职业伦理部分应该占有相当的比重。（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教育，其考评结果对教育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法律伦理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内涵，在考核方式，评价指标上不能简单的用试卷测试，用分数来衡量。这就容易导致难以掌握学生的法律伦理的培养状况。而且，一个人的职业伦理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熏陶和修炼，这个考核是历时性的、连续性的，不依赖于特定时间点上的成绩，也不依赖于个案的成败得失，而是看重学生的进步和提高。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学生在这方面的收获多少、品质优劣也就比较难以判断。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能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培养起导向作用，能有效促进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向有序、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在诊所法律教育职业伦理评估体系构建中要明确评估指标，制定科学的评估程序。职业伦理教育评估内容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过程评估；二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效果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