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 生产过剩 资本金融化 资产证券化

一、引言

在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经济经历了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期。西方学者们乐观的认为,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可以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资本主义制度再次焕发了活力。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使投资不再受到资金流通情况的制约,消费也不会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信贷也不会完全枯竭,即使收入骤减,也可以凭借信用贷款继续消费,这样就打破了“收入和消费之间僵化的关系”。这样的改革确实达到了短期内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目标,但最终却没能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基于此次危机的教训,西方学界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罪于金融信用领域。有“金融期货之父”之称的梅拉梅德认为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在08年“中美金融高峰论坛”上,经济学者将灾难归因于资产证券化所导致的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创新。而格林斯潘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的高速扩张导致投资者过分乐观,低估了风险。这些问题只是引发经济危机的表面原因的解决只能缓解、延迟危机的爆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能力有所增强,但它却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

二、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制度决定的劳动者贫困化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就能支配生产过程并占有生产成果,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个人消费品的性质。因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必然使分配方式有利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有产者。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未必会被劳动者享用,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美国从1996年至2007年,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实际GDP的增长迅速,达到每年3.3%的水平。与此相对应的是个人收入的增长却低于GDP的增速,而且作为个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工资收入的真实值在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分别是-0.48%、-0.81%。

经济发展了,国民收入增长了,以上的数据却表明劳动者分享的经济发展成果的份额在不断的降低。在美国,过去的二十年中最贫困的40%的人的人均财富下降了59%,同时,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收入增长总额的33%;处于金字塔顶端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着34.3%的家庭净资产,最富有的10%的人掌握着将近71%的国民家庭资产,而处于金字塔底层最贫困的80%的美国家庭仅占总资产的15.3%,而处于最底层的40%的家庭只占有0.2%。

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资本主义通过促进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

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实现,内在的要求消费需求相应比例的增加,而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制度导致劳动者由于贫困化而消费萎缩,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表现为生产的起点与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这一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脱离了社会需要而呈现出无限扩张的态势。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需求却相对萎缩。加速扩张的生产规模最终在狭窄的市场中无法获得市场实现,不得不面临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一个与需求相对的潜在生产过剩问题。

在美国,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致使生产能力过剩,表现为实际工业产出始终低于潜在工业产出。美国工业能力利用率从94年的峰值80%逐年下降,直到01-02年的低谷63%,虽然工业能力利用率在04年伴随着固定投资的迅猛增长回升到了70%,但仍然低于90年代平均76%的历史记录。为满足生产无限扩张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促成消费在绝对数量上的增加来缓解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GDP中消费占到了2/3,消费是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十年中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始终高于投资、进出口和政府支出。网络泡沫的破灭造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停滞,2001年GDP增速只有0.8%,其中一季度和三季度出现负增长,分别是-0.5%和-1.4%。与以往经济出现停滞或衰退不同的是:消费支出并没有随之大幅下降,反而增长了2.5%;在当年投资与进出口均出现下滑的情况下,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74个百分点。2002年,消费支出增长了2.7%,贡献率1.9个百分点,高于GDP实际增长率。2003年消费支出增加2.9%,略高于2.7%的GDP增速,它为增长贡献了2.05个百分点,占全部经济增长的76%。消费成为阻止美国经济下滑和推动之后又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借贷消费的现实根源是:劳动者维持艰难的劳动力再生产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应该是以收入的增长为前提的。从此次经济危机发生前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个人收入在1999和2005年增幅明显小于GDP,消费支出的增速在这几年始终高于个人收入增速。同时,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呈下降趋势,且出现负储蓄率。2002年个人收入仅增长了0.2%,但是消费支出却增加了2.7%;2005年个人收入增长了2.2%,消费支出增加了3.0%。

在收入增长缓慢,且呈现“零储蓄”的情况下, 对消费支出和个人收入的解释,只能到家庭债务中去寻找答案。从2000年开始,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上升到12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截至2007年底,居民债务(不包括房地产贷款)总额达2.9万亿美元。其中37%为信用卡,63%为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住房贷款余额在2007年已超过13万亿美元,与GDP规模相匹敌。加上房地产贷款,居民债务总额将达到16万亿美元之巨,平均美国每个公民要担负50000多美元的债务,而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7年调查显示,美国中等家庭的年收入为50233美元。虽然各种形式债务的快速增加在短期内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难以维系的。债务的不断增加不仅会加剧金融信用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使金融信用机构因不良贷款增加而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

五、信用制度的发展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

金融信用体系的基本职能是动员社会闲散资金用于企业的积累扩大。而在当代,由于对产业性投资进行充分融资的机会减少,导致消费信贷和住宅融资的重新启动,以劳动大众为融资对象的贷款得到扩大。在具有广泛分工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大。金融机构纷纷利用资产证券化来分散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提高非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创造了种类繁多的信用衍生品。

金融机构在将原始的金融产品分割、打包、组合开发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原始的金融产品被变形为高出自身价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金融衍生品。从这些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投资的风险,而是将风险分化转移,而且风险在分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隐蔽。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推出,金融交易链条也在不断拉长,由于信用杠杆的作用,不但使金融产品的价格成倍上涨,而且也使面临的风险成倍增加。至2006年,美国的金融票据和证券规模已经达到129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9.7倍,其中债券占28万亿美元,住房按揭贷款占12万亿美元,消费贷款占2.5万亿美元。而且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信贷违约掉期市场的估值已达到60万亿美元。至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余额为1.5万亿美元,在按揭贷款市场所占份额从2001年的2.6%增加到15%,连同中间级贷款,非优质贷款所占份额已达到46%。次贷余额通过杠杆作用产生的影响也超过了10万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贷款利益链条,一旦借款人违约,则风险将沿着利益链条逐步蔓延,其后果不堪设想。

2004年至2006年7月,为对抗通胀,美联储通过17次提高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上升至5.25%。利率的升高、房价的下跌,使次贷借款人越来越难以承受房贷的负担,至2007年,次贷拖欠60天的比率超过15%,是2005年同期的3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截止08年10月,美国17家大型信用卡托管机构逾期30天未还款的违约账户已经激增26%,信用卡坏账率上升18%。信用贷款机构的坏账激增与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紧缺已经使美国5大投行以及12家商业银行倒闭,金融危机爆发了。

六、金融危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纵观过去这一百年资本主义体系下发生的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是由股票、外汇、债券等金融市场发生,并最终导致了以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企业大规模倒闭为标志的经济危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危机的根源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金融领域。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金融领域里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在最近二十年推进的以金融深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本的自由配置,其实质就是要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干预。而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和干预的缺失必然会导致市场的过度投机,过度的投机必然使金融泡沫迅速膨胀。但是当泡沫破裂,经济学家又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归因于市场的过度投机和政府的监管缺失。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这些背弃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始终无法找到现代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

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的当代,金融深化所造就的具有吸引力的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提高了其吸收这些资本的能力。金融深化一方面为资本开拓了增殖的空间和市场,另一方面也使资本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从金融市场中获得资金。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信用已经深入到了整个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以前以工业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经济贴上了金融经济的标签。“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虽然危机发生在金融信用领域,但是其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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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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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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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篇4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篇5

[摘要]在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遇到的困难的性质与世界各国一样，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和积累规律导致两极分化带来的不治之症。但中国之所以能在危机中表现不俗，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原因在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保持了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关键词]经济危机　内需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实质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我们不能仅仅从体制运作层面来寻找危机的原因，而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层面，寻找它的深刻根源。这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本质上同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这次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除了发达国家自身一些产品如房屋、汽车等生产过剩，还包括流通领域各种金融产品的过剩，形成虚假的购买力，刺激了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生产过剩。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经济体受到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的目的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矛盾，所以理论上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那时候苏联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不少，主要是以资源换取装备和技术，以此来进行五年计划的建设，蓬蓬勃勃地发展经济，并没有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很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社会经济规律的支配。所以社会主义的苏联没有被卷入上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被卷进去了，受到危机严重冲击。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第四季度降幅为同比6.8％，使我国的经济遭受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与前苏联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时遇到的情况全然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正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涨阶段的长周期相适应。此时中国经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初段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产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越来越大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GDP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40％的空前高度，致使我国经济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发生了周期性危机，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就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损害。这不能不说是这次我国经济急剧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只是造成我国经济困难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内部的因素，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投资消费比例的扭曲，房市股市的周期波动等影响外，在经济体制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对下降，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对削弱等等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卷进去。

中国遇到困难　但表现不俗

中国这次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其性质其实是与世界各国基本一样的，就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中国因“内需”不足，多余的生产能力要靠外需出口；一旦外需出口遇阻下滑，就要回过头来找内需补上。但是“内需”有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些年来，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快，消费上升得慢，这种趋势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投资最后的产出供应能力，要靠最终消费需求来消化。这次扩大内需，仍主要是靠投资需求，但是如果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上不去，单靠投资需求，补不了外需出口的下降，内需不足问题还是难以解决。所谓“内需不足”，换一个角度说就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和积累规律导致两极分化以及人民大众有支持能力的需求不足带来的不治之症，被迫周期性地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

我国这些年来过度追求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和鼓励私人逐利，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的0.28，近年上升到0.47，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所以，中国的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实质上是类似的，就是人民大众有购买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所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其实过去中国并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是“卖方市场”，科尔耐称之为“短缺经济”。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缺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校正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的现象，使我国经济逐渐转变为供给略大于需求(差额为储备和机动)的有限“买方市场”，这当然是在国家计划调控下，才有可能做到的。当初设定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买方市场目标，决不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表现。

现在，中国虽然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受到严重的损失，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轻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欧、日本经济增长率变为负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比中国都大，只有中国还在2008年保持了9％的增长速度，可说是一枝独秀。外国有不少人也相信中国经济可以率先复苏，甚至于期望“中国救世界”，“中国救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在危机中中国能有这样的业绩?

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作用巨大

篇6

关键词经济危机 公允价值计价历史成本计价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

1 公允价值计价是否“危机元凶”

在经济危机触发根源的讨论中,公允价值计价一度被推向风口浪尖。公允价值计价遭到质疑的原因在于,这一条款的设置是基于正常、活跃、有序的市场,而在危机出现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已经无法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采用模型估值又带有极大的主观判断成分,资产价值的准确性难以保证。当前,美国一些金融界人士和国会议员建议取消银行按市值为资产定价,使危机自然消退。这种言论只是在掩盖危机而非解决之道。

公允价值计价导致的信号传递对市场确有影响,集中表现在公允价值计价的“顺周期效应”――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或负债(尤其是金融资产)的价值要随市价变动而调整。当市价上升时,资产按市价调高其账面价值,当市价下降时则调低其账面价值。尤其是危机出现时,以公允价值反映的资产价值被严重压低,使得投资者大失所望,大量抛售持有的“贬值资产”,这又导致资产价值被进一步压低,如此恶性循环下去,金融机构面临的只能是严重亏损或破产的结果。“顺周期效应”使得公允价值信息在市场存在泡沫时传达“利好消息”,在市场存在危机时放大市场状况的严重程度,但“放大反映”仍旧只是反映,而不是决定作用。分析可知,公允价值计价下的信息特征决定了它并不是危机元凶,但却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这也是它受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2 公允价值计价的“是与非”

相对于历史成本计价,公允价值计价在相关性方面确有其优势所在。财务会计的目的在于“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客户提供有用的信息”,正是财务会计目标对于“决策有用”的追求,使得公允价值计价应运而生。与历史成本相比,公允价值计价的闪光点在于“它最真实地反映了交易的实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其价值在于它关注现在、关注未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因而更具有相关性。

然而,从可靠性方面来看,公允价值信息存在一些问题。可靠性是指信息要可验证并客观地反映交易事实。公允价值的确认方法是这样的:某项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市场时,以市场交易价格作为公允价值;若此交易价格不是在公允情况下达成的,则以类似资产或负债的交易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若不存在活跃市场,要依靠评估技术为公允价值定价。可见,公允价值的确认难免存在主观估计和判断的成份,这便无法保证其客观性。此外,公允价值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验证起来困难较大。这是从理论方面进行的考虑。

从现实情况看,公允价值计价导致的经济后果令人难以理解。此次危机中,美国的金融业遭受重创,雷曼兄弟、房利美等金融大亨都未能逃过此劫,不可否认,这些公司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和员工、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可在公允价值计价下,其数亿资产便顷刻间化为乌有,这令人难以接受和理解。对于这样的信息,也许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发现危机背后的真实状况。

3 公允价值计价“何处去”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两种计价方法的博弈中,公允价值在相关性方面占有优势,而历史成本在可靠性方面更胜一筹。

鉴于公允价值计价的“加速器”效应,许多人士呼吁取消按市价计价的会计准则,但这只是在自欺欺人和逃避现实。摒弃公允价值只能使危机从账面上消失,而其实质上仍然存在,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根本的解决方案。

披露,是目前普遍接受的一种方案。在理想情况下,一家公司应该同时出具两份报表,一份反映历史,用历史成本计价;一份反映未来,用公允价值计价。这固然是个可取的解决方法,但会加大报表编制的工作量,花费投资者大量的阅读和分析时间。可行的方案是:在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价时,鉴于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各有优势,考虑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即同时披露,既保证报表的可靠性,又保证报表的相关性。至于谁主谁辅,可视具体情况而定。若某项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公允价值能够准确可靠地取得时,应首选公允价值计价,在以公允价值计价的同时,强调计价要“见底”,即披露该资产或负债以历史成本计量时的价值,这样可以防止公允价值计价的“顺周期效应”给投资者带来的认识上的误区。

当前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漩涡,公允价值计量在现阶段还存在大量主观判断的因素,因此,2009年上市公司财报数据的真实性仍值得关注。此次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又一次将公允价值计价的改革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使公允价值更可靠、更相关、更具操作性,不仅是SEC等机构努力解决的课题,也应成为我们共同的研究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汪建熙,王鲁兵.公允价值会计的多角度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9.5.

篇7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市场的无效性 政府职能

1 引言

由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的次贷危机迅速席卷全球,不仅造成美国本土经济的急剧衰退,也已演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挽救这个低迷的局面,各国纷纷出台了各种拯救经济危机的政策和措施。在商业信用崩溃的时候,号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规模地运用国家信用,把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国有化。而与之对比的是,一直以来颇被资本主义国家所病诟的高度国家集权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其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健康,这与狼狈应战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在经济学领域再次引发了对自由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的一系列的争议。虽然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刚建立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但在当前新经济情况下,对市场和政府的职能的再次论证具有时代的意义。

2 市场的无效性

这场来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让人们对市场的有效性和自由经济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重新认识政府作用的呼声此起彼伏。此次金融危机也标志着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破灭。新自由经济理论主要推广三大理论:第一,自由是效率的前提,所有的规则制度的限制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私有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三,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反对政府干预 。但这次的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1)无限制的自由给予了金融投机商与信用机构可操作的机会;(2)虽然市场通过人性的自利行为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商业信用、民间信用、银行信用、国际信用等失去可信赖的基础,这个时候的自利就意味着必须牺牲集体或国家的利益,如果每个人在经济危机的时刻只顾及自己的利益那必然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恶化;(3)如果这个时候依旧提倡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那只会导致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对经济体的破坏。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部论著中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进行了精彩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危机的根源,还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矛盾是无法调节,而且危机的规模和破坏性将一次比一次更加扩大和加深。大范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市场是处于无效的状态,它对资源的配置已经不起作用,甚至会提供虚假或扭曲的信息。这时必须依靠政府出面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制止混乱的扩大,政府在危机时刻的稳定作用和暂时性的“国有化”措施能对经济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美国巨额的救市计划,以及对实体经济的优惠政策,都表明当市场无效时候,政府这个无形的手正在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

3 政府职能的双重性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职能与作用也备受关注,新的经济环境对政府的职能提出新的要求。正常的政府的职能可以归结为主要的两点:管理和服务。管理是管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使得整个国家各个机构能够安全有序的运作。而服务是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提高公众的福利而工作。周春明在2003年就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最基本职能是为企业和公民、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有效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制度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的公共需要。”[1]为社会提供有效的管理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政府最基本的两项职能。围绕着这次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应对方案,许多人看到政府的职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这里笔者对政府的职能进行了重新的定位,政府职能具有双重性:正常性和应急性。正常性是指在国家内部环境或者国际环境正常安全的时候,政府履行正常的对国家的管理和服务;而应急性,指的是在国家处于特殊状况下(比如战争、自然灾难、经济危机等)一个政府为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对政治经济所采取短期的特殊的措施。

与当前的经济危机结合起来,这场经济危机可以归结为主要的两点:市场无效和政府不力。在这场危机中,金融经济缺乏政府的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过度自由导致了投机的泛滥,使得金融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经济泡沫急剧膨胀,进而导致市场无效,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处于无序的状态。从应对市场无效性而言,西方政府的职能具有双重的性质,先从应急的管理角度看,把银行国有化,或者出巨资救助实体经济。虽然这些行为是违反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原则,但政府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阻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加大应急管理的力度,形成危机状态下特殊的市场秩序[2]。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都意识到金融监管的不力,也意识到国际金融组织的规定和各国的经济制度的规定存在着矛盾,于是许多国家呼吁改善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规则,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虽然这些应急的措施是偏离政府的规范作用的,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希望通过市场的自发调整来解决这个矛盾,无疑是艰难的。因为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公民信心的建立是市场无法给予的,而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的这个最高的信用能够稳定社会,这种短期应急的措施只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政府的长期的正常职能。世界银行总结各个国家的改革经营,得出结论:“现代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做好基础性工作,具体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等。”[1]

政府面对危机时候的各项救市措施虽然干预了市场的运作,但实质上是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保护社会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这亦是具有正常性质: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和谐的内外部环境。 但同时,政府也应该界定这种应急状态的时间和范围,当经济恢复常态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做好正常的管理,提高管理的有效性,维持市场的正常职能。政府的职能具有双重的性质,政府在危机时刻所采取的稳定措施和暂时的“国有化措施”只是一个短暂的状态,是应急性的体现,当经济恢复常态和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的时候,资本主义政府会非常果断地把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让位给市场,这是政府职能正常性的体现。政府的作用是做好管理和公共服务事业,而不是成为一个盈利的机构。政府通过向企业征收税收,可以获得稳定的安全的收入,如果政府参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那必然增加政府的负担,同时,也增加政府的风险。这次资本主义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不是现在才有,在以前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西方的政府同样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把已经处于崩溃或者濒临破产的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企业收购回来;当经济恢复正常,而企业能够独立经营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企业卖出去。政府的职能所具有的双重性,在每次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或重大的自然灾难发生的时候,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体现。

市场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必须通过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修正和恢复自身的机能[3]。但是,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进步。从这场经济危机中,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是否已经走向末路。而是,我们要思考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必须要避免极端的思想。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取得一定的进步,政府,企业,个人和市场的关系也在走向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大国来说,要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过渡,政府的职能要从侧重于行政管理向侧重于公共服务转变。但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是否定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双重性,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或政府缺位的领域,强化政府的应急性,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应注重政府职能的正常性,从实体经济的竞争中退出来,不参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使政府真正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变为监督者,从社会经济活动的划桨者变为掌舵者” [1]。

4 结论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很难取得一个普遍认可的标准来划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只要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所采用的政策是以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都是值得认可的[3]。中国的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能够在这次危机中经受住考验,得益于中国的金融管制,但同时也源于中国的金融行业还处于发展阶段,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充分,所以也成功逃避了这次衍生金融工具的泛滥的危机。然而不管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我国自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职能的变更和不断完善,认真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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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学技术 经济危机 产业转移 虚拟经济

一、主要文献回顾

国际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及产业转移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特别是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就开始使用了。今天，随着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更是在巨大规模上按照这一原则展开。此次全球范围发生的危机和衰退，乃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内在缺陷长期没有得到弥补的结果。在此，本文回顾一些学者所做的研究。

产业转移理论由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utsu，1935）较早提出。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当时如日本一样的后发国家，雁行模式是此理论归纳的产业转移模式。这个模式从理论上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后期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变化过程。但该理论未触及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问题，因此具有片面性。二十世纪末期东亚经济体发展出现的新变化，减弱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77）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研究了产业转移的机制问题。刘易斯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期的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不足，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使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促使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今天审视刘易斯的理论，可知它是不完整的。因为刘易斯没有涉及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而只解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相比而言，弗农（Ver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有更强的说服力。他从发达国家视角，阐述了产业如何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依据产品周期理论，某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的“崭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三个阶段。一般来说，产品和技术的标准化阶段开始产业转移。技术发明国由于受到技术模仿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和其他成本优势的挑战，就会选择产业的大规模国际转移。这种国际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企业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也决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国际产业转移的类型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开始，进而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地区转移到次发达的国家、地区，再由次发达国家、地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际产业转移的完成一般都是从加工装配开始，经过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的积累，最终过渡到零配件和原材料的本地化；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水平通常都是进入标准化产业阶段的水平。此时产品的技术趋于稳定，成本优势成为竞争力的主要制约因素。

由此可见，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并不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引导的结果，也不是某些企业的一时之举，而是受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个规律自主地发挥作用，并没有受西方发达国家的随意支配。决定这个过程的根本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多数经济学家只注意到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了这个过程背后起着决定作用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这一因素。

二、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及科学技术革命

1、科学和技术的内涵

科学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主体对客体进行的一系列特定的理性认识活动及作为认识成果的客观知识体系。科学作为一项认识活动，首先是一种理性活动，它的特点在于用特定的理论方法对我们周围的客观世界提供的感性材料加以归纳、分析和抽象整理，以发现材料和现象背后隐藏的客观运动规律。作为知识体系，科学以知识的客观性为本质特征，以其特定的形态，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它一般由以下几个组成部分构成：第一，实验事实，它构成了理论和知识发生的出发点；第二，基本概念，这是理论构成的基本元素，它是在实验事实基础上，对现象和规律的某个侧面深刻抽象形成的一种本质描述；第三，原理和定律，这是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用以表述概念之间的关系，反映着客体运行的规律，是整个知识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第四，是运用原理和定律对客体进行逻辑运算得出具体的结论。

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出现的历史并不很远，技术的产生要比科学久远的多。技术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活动和获取物质资料活动的能力与水平。如果说科学是人的认识活动和这类活动的思想结晶，那么技术就是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中采取的物质手段及方式、方法的总和。既然技术标志着人类改造客观对象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随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深化和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自身也必然处在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过程中。因此，越是到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高级阶段或人类生产的近现代阶段，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就愈益紧密，这既是科学发展的特征，也是技术发展的特征，更是社会生产实践发展的特征。

2、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

科学和技术二者属于既联系紧密可又具有不同涵义的两类范畴。关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很多学者进行了论述：如我国科学家邹承鲁先生曾指出：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美国著名的技术专家哈维·布鲁克斯在其所著的《技术和生态危机》一书中，给技术下了这样的定义：“技术就是运用科学知识以可复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促使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产生，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并使其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英国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则更加形象生动地说道：“科学发展与具体技术发展之间总是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它们相依为命，互不可缺，因为要是科学不发展，技术就会老化，变成传统的工艺，要是没有技术的刺激作用，科学就会再度变成单纯卖弄学问了。”同时，社会物质生产的需要，把科学和技术两者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它们结合的深度、广度和发展速度，无一不是由社会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如果把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这个概念用经济增长需要来代换，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就成了三位一体的一个结合紧密的有机系统。技术进步直接与经济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而科学则通过对技术创新发挥作用，从而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3、科学技术革命

科学技术革命包含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两重含义，这也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新现象。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程来看，虽然科学和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有着不同的内涵。科学革命一般是指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质的飞跃，它常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诞生；技术革命则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新飞跃，表现为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方面的重大变革，它一般以科学革命作为基础，并成为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先导。而科技革命则是指科学知识或理论加速转化为技术变革，进而引起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由于科学和技术联系非常密切，使得任何科学的进展都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持，而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必须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技术的重大突破已经完全依赖于科学理论的发展。所以，对于科学和技术的重大而全面的进步促使的全社会技术体系的变革，我们可以概括成科学技术革命。这同时也说明，以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基础的技术变革其规模和广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因此，人们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造成的社会生产条件发生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开发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等的运用称为新技术革命。

三、全球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体系存在内在缺陷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有五年。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应对措施，以延缓经济的衰退，但效果仍有很大差别，尤其是西方国家成效不佳。其原因在于，这次全球范围发生的经济危机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内在缺陷长期发展的结果。探索此次危机产生的根源，分析此次危机的实质，必须要考虑从上世纪初、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科技革命和进步对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

整个二十世纪，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以电力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产业与技术革命，为生产的垄断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也为全球范围内爆发的资本主义列强为瓜分世界而引发的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其结果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蔓延，为凯恩斯主义实施以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了舞台，资本主义国家由此逐渐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在生产自动化程度迅速提高的基础上，以企业生产管理的泰勒制和生产技术上的福特流水线被广泛采纳为标志，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福特制社会生产体制逐渐形成。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战后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福特制开始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开始消失，这个阶段的技术创新也走入低谷，新的产业部门很少出现，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投资机会减少，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却双双上升，经济出现了“滞胀”，资本主义发展再次出现了停滞局面。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之后，借助于科学技术革命提供的契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信息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广泛兴起使资本主义开始重新焕发活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兴起，经济领域的主导产业迅速转向了通讯、计算机、生物医药和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等服务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市场存在的诸种壁垒逐渐被打破，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空前，从而使服务业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产业，服务业创造的价值占GDP总量的比例达到了70%以上。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牢牢占据了科学技术研发的龙头地位，垄断了高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并通过这种技术垄断在国际间获取大量垄断利润。这种通过发展服务业、保留核心装备制造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垄断高技术的创新以获取技术贸易的垄断利润等一系列做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迅速实现了转型，经济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从这种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获利。与此相对应，在这场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方面存在的比较优势，承接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能源耗费高、污染重、生产附加值低的制造产业。这种状况造成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链和价值链中处于末端地位。

国际产业转移应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逐步提高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因此，继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后，产业调整的方向会逐步向第三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国际产业转移的这种规律性变化，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可逆转地向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这个过程是由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趋势。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在制造业等领域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并导致经济不断向虚拟化方向发展。

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近年来，全球虚拟资本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作为虚拟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房地产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近年来增长最快的行业。据资料统计，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已经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它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的核心经济。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1980—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上升到140万亿美元，增长了1166%；金融资产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00%上升到2008年的325%。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值也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50多万亿美元的10多倍。美国是金融创新最活跃的国家，这些金融衍生品的一半以上（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

近十年来，引起虚拟经济急剧膨胀的两个重要成因是：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其国内制造业的“产业空心化”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第二，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为了维持经济的繁荣，美联储采用频繁降息的方法导致的房地产等行业的高度泡沫化。以上述因素为主，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面对这种情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只能依靠其全球范围的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霸权力量，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优势地位，对外以不平等贸易结构获取垄断利润，对内以制造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延缓危机的到来。这些举措，掩盖了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比例的严重失调，维持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延缓了经济泡沫的破裂。而次贷危机的发生，其实质就在于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使实体经济难以支撑，最终使美联储这些年来精心打造的金融与经济泡沫破裂。这种状况也说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若出现严重失衡，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掉入“产业转移陷阱”。

对于2007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学者们虽然从不同角度归结出许多的诱致因素，比如有的专家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提出国际金融体系因缺乏监管造成了金融体系大的波动；有的学者则认为新型经济体的产能过剩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等等。但是归根到底，这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产生的终极原因，还需要从科学技术创新导致的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上来寻找。资本主义无法抑止自身对利润的追求，就要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市场，转移产业，而这个过程却恰恰把资本主义拖入了泥潭。这次全球范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会是今后资本主义世界类似危机最大的一次，它也无法通过自身调整来根本改变这一趋势和消除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除非科学技术创新在近期有大的突破，从而导致新的产业部门的大量出现和新的主导产业的形成，否则，资本主义将持续衰落下去。

四、结论

2007年以来发生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面上看是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造成的，但实质上是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有关。可以说，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体系的内在缺陷促成了这次危机的发生。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而产业分工则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在全世界展开，使得产业的国际转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必然造成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软化”和制造业的“空心化”，于是发展虚拟经济成了发达国家的唯一的选择。这也就明确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畸形发展将是长期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难题。

（注：基金项目：长江大学2010年教研项目（JY2010001）。）

【参考文献】

[1] 孙烽、尹补舜：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新危机：经济学视角的思索[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1（5）.

[2] 许红梅、杨继国：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J].生产力研究，2010（12）.

[3] 肖炼：世界金融危机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2009（5）.

[4] 余金成：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实践选择[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3）．

篇9

从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度员工罢工事件可以看出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中国员工对雇主的期望正在逐渐提高,对待遇的要求也日渐增加。无论这些期待切实与否,中国人才市场表现出的这种新趋势将会给用人单位带来新的挑战和启示,如何与员工进行有效的沟通成为用人单位需要考虑和解决的新问题。

近些年来,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和管理员工方面遇到了挑战。这些挑战,究其根源,无外乎与中国的“‘我’本主义的一代”有关。他们是充满自信、雄心勃勃的年轻一代,在成长中目睹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希望自己在职业生涯中也能够迅速提升。同时,他们习惯于被人欣赏,也会不断地搜寻新的机会。因此,不断的跳槽成了正常现象,人才流失成了许多公司头疼的问题。

那么,到底有哪些因素在左右着中国“‘我’本主义的一代”的职业选择呢?翰威特2009年中国最佳雇主研究表明,决定中国员工就业选择的三个主要因素是:职业抱负、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机会。这份研究结果固然在意料之内,但同时也传达出一个有意思的信息:这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实质上代表了中国员工非常看重的发展轨迹,即个人发展、物质回报与提升空间。

而当下正肆虐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则是中国人才市场未曾遭遇过的新形势。许多公司冻结了招聘计划,并对加薪采取观望态度。于是,员工不得不将注意力从跳槽、晋升和短期回报方面转移到保住饭碗、有效处理工作压力和着眼于长期利益上来。这无疑为用人单位提供了进行员工沟通管理的绝好机会,通过有效沟通为企业留住优秀人才。就企业如何在员工沟通管理方面达到高质高效,笔者有以下思路与大家分享:

对中层管理者进行培训,并赋予更多的权力。经济危机期间,公司高管与员工的交流固然重要,但更加关键的是赋予中层管理人员足够的权力并尽快帮助他们掌握沟通技巧,使他们能与普通员工进行坦诚有益的交流。与其他信息来源相比,许多员工都更信任他们的直接主管,更倾向于相信主管所提供的有关工作和公司的信息,因此,一线管理人员必须掌握与员工进行有效沟通的技巧。

管理层要主动与员工展开一对一深层次的交流。许多中国员工不习惯主动找自己的领导和上级谈话,因此中层和高层管理者应该定期主动与员工展开一对一交流。谈话中,领导要认真倾听员工在职业发展中的目标和希望,并且及时提供客观而具体的反馈,这些反馈意见应该实事求是,既有正面的需要肯定的方面,也应适时为员工提出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与员工分享“全局”情况。如今,中国员工希望对公司的长期目标和战略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之下,员工希望了解公司目前的总体发展情况,知晓公司做出战略决策的依据和思考,希望知道“为什么”,同时也希望领导层能够尽量坦诚地告诉自己公司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因此,告诉员工“为什么”,是有效沟通的关键原则,也决定了员工的个人感受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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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会计准则 国际化 发展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了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此状况下，公允价值计量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在危机中备受谴责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指责其为危机加剧的根源之一，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导致金融机构确认巨额的未实现、没有现金流的账面损失，引发投资者的恐慌，使得大多数投资者非理性地大量抛售次贷产品金融机构的股票，使危机加剧。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从根源上与会计无关。但在如此巨大的全球性经济问题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会计准则的不足之处。除公允价值计量外，不足之处还反应在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等方面。而这些不足之处的改进需要国际合作交流。

二、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积极推动因素

1.跨国公司的壮大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初期，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甚微，各自的会计准则针对自己的特殊情况而定无可厚非。然而经济发展至今，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高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带来的了国际商业格局的重大变革。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必须借助会计信息，因此跨国经营者迫切需要一个双方或多方共同认可的会计方法或会计准则可以遵循，进而更好的扩大跨国经营。

2.资本全球流动的加剧

经济一体化从最初的资源流动到产品全球化，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资本全球化流动的局面。资本全球化流动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而全面真实透明并且可比的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能否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在金融市场上的体现是不言而喻的。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多元化、全球化，会计准则国际化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前提和最大需求。

3.各组织团体的促进

(1) 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设立了跨国公司委员会和跨国公司中心，并在1979年5月，任命成立了“关于会计和报告国际准则政府间专家特别工作小组”。尽管小组未能就联合国对会计领域的将来工作提出一致的建议，但我们可以看出，联合国对会计国际统一的关注和努力。

(2) 民间组织，如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在其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正式协定中，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支持和认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指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并通过相应的“国际审计指南”确保其执行与实施。

三、会计准则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1.制定过程中的困难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规定了会计发展的基本格局。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会计的诸多方面都必须能够体现这些制度的基本要求。

(1)政治因素。任何国际化的全球合作过程都要求各国之间相互妥协、合作。合作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必然希望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也必然存在大量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正如FASB早期一位委员David Mosso所说，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中存在着讨价还价和互相让步，事实上是一种权力游戏。

(2)经济因素。会计国际统一背后的实质是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转换与分配。这种经济利益转换不仅对于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有影响，政府、职工和社会公众等各个方面也都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影响，任何国家都不会愿意退让。当英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占支配地位时，必然要保持英国在国际会计界的主导地位，当美国介入之后，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是显而易见的。

(3)文化冲突。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是一种印有地区特色的文化，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必将产生一种排他情绪从而阻挠国际协调一致。

(4)准则制定方缺乏强制性。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包括FASB和IASB都是会计职业界的民间组织，不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由这样的机构互相之间协调后产生一个国际通用准则并被各国所接受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

2.使用过程中的困难

(1)会计使用目标的差别。上市公司、大公司会计目标主要是提供信息给信息决策者或在证券市场上市筹资等，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会计准则更多的是服务于资本市场。而中小企业使用会计信息，更倾向于为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信息以供经营管理，或是为了纳税目的。资本市场需求和税务管理需要必然存在很大差异。这样一来，在不同使用目标之下，统一会计准则很难确保所有会计信息都能被充分披露或高质量有用。

(2)会计从业人员的差别。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规模的会计人员的执业素质高低差异很大，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会计人员普遍执业能力较低。短时期内要求所有会计从业人员掌握高度复杂的诸如上市公司的一系列会计准则是很困难的，同时整个社会也会为此付出高昂的教育成本，这显然违背了成本效益原则。

四、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前景

到目前为止，FASB与IASB的趋同还不能等同于完全合并，更多的应该是合作并取长补短，尽力在制定准则时少发生冲突，使会计从业者应用会计准则更加清晰，指导性更强。尽管FASB考虑到了向IASB趋同的必要性，但其在短时期内，似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ASB与IASB的趋同状况。可以说，作为两个应用范围最广的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FASB与IASB的动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发展。同时，促进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