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
时间：2023-06-08 17: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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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接受美学；翻译研究；综述
一、接受美学概述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理论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百年中，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理论转折：19世纪风行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后，它经历了以作者的创新为理解作品的根本依据的作者中心论范式时期，以文本自身的语言结构为理解文学意义的根本依据的文本中心论范式时期，和以读者的阅读、反映、创造性理解为文学意义生成的主要依据的读者中心论范式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德国的接受美学就是读者中心范式的一种理论观点，本文就主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首先，读者阅读的主体性。20世纪60年代，聚集德国康士坦茨的五位年轻学者鉴于对社会现实与传统的文艺理论和方法的不满，开始探寻文学研究的新突破口。几经寻觅，最终他们选择“走向读者”这一道路。走向读者，意味着文学研究在文学与社会、美学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阅读的创造性，强调接受的主体性。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其接受过程又是如何？认为离开了读者，就没有了文学。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姚斯认为，文学文本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作品的意义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意义的实现要靠读者通过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许多“空白”或“未定点”加以填充，从而使文学作品得以实现。伊瑟尔则关注研究文学阅读的具体过程。他认为文本和读者的会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文学作品不是作者独家生产的，而是读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的积极参与是解读文本潜在意义的重要因素。接受美学还十分重视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审美教育，认为培养读者的知解力和想象力尤为重要，读者的期待视野提高了，才能促使作者创造出更好的文学文本。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是指参与了作品存在甚至决定作品存在的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读者。“文学作品赖以出现的历史情境，并不是一种把观赏者排除在外的，事实上独立存在的事件系列。”文学作品“仅仅为它的读者才成为文学事件。”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并非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能动的参与过程，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读者。姚斯主张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获得现实的存在与生命，否则，只是一堆死的文学符号的纸张而已。
其次，文学的历史性。文本时历史的文本，所以研究文学理论也就是研究文学史。把文学史看成是文学效果的历史。姚斯说：“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post festum（过去神圣的）“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毋宁说取决于由读者原先对文学作品的经验，具体说，它是靠读者的审美期待视界及其改变这个中心概念来描述作为接受和效果的历史的文学史，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期待视野。”文学作品在历史中的连续性正是连接文学的产生、再现与接受维度的桥梁，即文学史研究中连接历史和美学的桥梁。姚斯提出，文学作品只能作为连续几代读者的集体阐释而存在。每一代观众或读者都是通过特殊的期待视野的透镜对文学作品做出反应。对姚斯发生深刻影响的是哲学解释系统，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著作，伽达默尔认为，阅读是试图在过去与现在的空隙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当下的阅读无法避免我们的文化成见，但可以在这个历史局限性之内达到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终究会对旧的文本新的解释。文学的历史发展并非完全由它本身决定，而是由作家、作品、读者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决定的。读者每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与他以前读过的作品相对比，调节现时的接受。每一次具体的阅读都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有意识的调节。
再次，文本意义的未定性。接受美学反拨以“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在接受美学中，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的概念包含两级：一是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一是经由读者阅读后的具体化文本。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本文，也不同于本文的实现，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Iser，1978：274）。姚斯（1982）则提出本文的历史本质，即本文存在与文学视野中，存在于时间系列中视野的不断交替演化中；文本不过是文学效应中永无止境的显现。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融合，才能谈得上接受和理解。
二、结语
篇2
关于“空”之中国美学片断
老子最看重什么——恒,反,抑或其他
《易经》在越南的流传、翻译与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再解读
《金瓶梅》翻译史略
略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元宵叙写
柏林皇家图书馆所藏第一部《红楼梦》的来龙去脉
三国之间:翻译巨匠与中、英、日跨国文化关系
《红楼梦》霍克思英译的言语风格动态对等
改编乎?抄袭乎?——评王国振《红楼梦》英文改编本
《红楼梦》版本研究的思考
金启孮先生为周汝昌先生题写女真文“红学旗帜”发微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悲美”之纲要
目的论视角下的英文电影片名汉译
他乡琴奏故国曲——法国华裔作家山飒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英译中的陌生化策略
《虞美人草》在中国的传播
契丹语的元音长度——兼论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
21世纪以来国内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述略
《钦定辽史语解》中的唐古特语
木卡和绵虒羌语格标记对比分析
论苏美尔语校园文学《学校之日》中的教工
汶川县绵虒镇羌族语言生活使用状况调查报告
儒家典籍“四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19世纪《教务杂志》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
雷慕沙与《道德经》的译介
从符号学角度的文字分类看彝文的性质
从纳西东巴经看纳西东巴文形声字形符与声符的关系
古壮字的发生与壮族原始图画及刻符
东巴文合文与会意字、形声字的异同
巴尔福《庄子》英译本中的人名翻译探析
儒家典籍“四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为何科学,如何科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科学主义审查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论维特与自然的微妙关系
人性扭曲的病理标本:《连城诀》中的人性分析
基于谓语语义范畴的日语ニ格语义分类之考察
中日两国“性向词汇”的比较研究
试论汉语和日语中“素”/「素的意义用法
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共现的汉语限定词短语研究
日语汉字的音读与汉语读音的辅音对应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研究员访谈录
再论刘勰与classicism——兼及王和达教授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26篇)《神思》汉译法及其思考
妙手译文心——评陈蜀玉《〈文心雕龙〉法译及其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的尝试:《文心雕龙》法译述评——以陈蜀玉译本为例
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
道家、禅宗对中国古代绘画和当代非具象绘画的影响
篇3
关键词： 李渔诗词风格 格式塔理论 风格
一、引言
提起李渔，人们会想起他的《风筝误》等十种曲，以及他的精辟戏剧理论。其实，李渔多才多艺，他还擅长于诗词。他的诗词与他的戏曲一样，大胆泼辣，意趣生动，彰显李渔的独特个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李渔诗词大都收集在《李渔全集》第二卷里。包括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和耐歌（词）等凡一千余首。从内容上看，或反映他的农耕生活，或游乐于山水之间，叙事抒情，放浪恣意，特别他反映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百姓生活坎坷，这是他的诗歌精华部分。总之，李渔一生坑坷经历皆俯仰悲欢，见之于吟咏之间。与诗相比较，李渔的词不仅在数量上或者结体上稍弱，其词的风格上也近于曲，这也许与他善于戏曲有关。
诗词曲三者，在李渔看来，既不同，又相通。他在《窥词管见》中云：“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诗为贵，词为次，曲为下。但他又说：“有学问的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诗词的作法是相同的。所以他说：“考其体段，按其声律，则又俨然一诗。”
李渔说，写诗作词要“三忌字涩”，所以他的诗词明白无障，如《续刻梧桐诗》：
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针头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人长亦奚怪。好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与“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等这样的文字风格相近，老孺皆能读懂。
如《闺人送别・生查子》：
郎去莫回头，妾亦将身背。一顾一心酸，再顾须回辔。回辔不长留，越使肝肠碎。早授别离方，睁眼何如闭。
这是一首描写恋人别离的词，感情真切细腻，没有什么“忌字”，读之自然明白。
二、文献综述
李渔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戏曲家,同时他还擅长诗词。李渔诗词别具一格，意趣生动。随着对李渔研究的深入，李渔诗词翻译愈发凸显其重要性。现阶段，对李渔诗词英译研究仍较缺乏。因而，研究现状述评，将侧重与本课题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翻译理论成果。
古典诗词的翻译研究方面，2003年卓振英教授《汉诗英译论要》的出版是古诗词英译理论构建的第一次尝试。（卢军羽，2009：102）卓教授从汉诗英译的标准、原则、方法、心理过程、评价体系、译者的素质等方面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诗词英译理论框架。（卢军羽，2009：102）
许渊冲教授的古诗词英译理论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较严密的“中国学派的古典诗词翻译理论”。（卢军羽，2009：102）
这两个理论体系，正如卢军羽所指出的：“一个（卓振英）侧重微观，一个（许渊冲）长于宏观，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卢军羽，2009：102）
吴如与姜秋霞从美学角度对翻译进行了解读。吴如分析了诗词曲赋作为翻译审美客体的主客观审美构成（客观系统：语音审美、文字审美、语法审美和修辞审美；主观系统：意境,具体表现为意象、虚白和禅境）和译者作为翻译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针对这些审美特征提出相应的翻译原则及对译者的要求。
姜秋霞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她通过文学翻译实践，以及对他人文学翻译的理论分析，建立了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首先，文学文本作为艺术客体具有其相对独立的整体性，即格式塔质，它不是语言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言、象、意及其结构的高度整合，具有艺术作品的完形性特征。（姜秋霞，2002）其次，译者对文本客体的审美体验也具有其完形趋向性。（姜秋霞，2002）译者在转换过程中体现的不是词语或句式的对应，而是整体意义和意象的再现，即用译文语言建构整体概念。（姜秋霞，2002）
三、李渔诗词特色及其风格再现
“奇巧”为李渔诗词一大特色，李渔诗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颇具新意。李渔的诗词中之“奇巧”表现在其创新上。李渔把词中之新分为“意新”、“语新”及“字句之新”三种。（张晶，1998：126）
“意新”较易理解，即指立意之新颖。（张晶，1998：127）“语新”当指整体性的语言范式。（张晶，1998：127）用李渔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腔调”。（张晶，1998：127）“字句之新”则是词的创作中具体的字、词的运用。（张晶，1998：127）李渔诗词的“三新”紧密相关，是由内及外、由整体到部分的三个层面。
运用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有助于把握“语新”，再现李渔诗词风格及意境。根据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只有将文本视为整体而非孤立的个体，源语的意象才能在翻译中得以完整再现。
李渔的诗词艺术感染力很强，究其原因，他的诗继承了明末的公安派的创新精神。“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万历年间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理论主张,也是李渔的主张。他解释说：“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另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在《窥词管见》中，他更进一步提出：“文字莫不贵新，而词尤为先。不新不可作，意新为上，语新之，字句之新又次之。”
如《暑夜闻砧・相思引》：
何处砧声弄晚晴？询来知是寄。时方挥汗，先虑涉层冰。?摇 若使秋来方动忤，几时将得到边城？忤敲暑夜，才是断肠声。
这首词写的是女子暑夜给在守边关的丈夫洗衣。这类题材在古代诗词中并不少见，在一般人看起来，这类题材已经写绝了。但是，李渔从另一角度，把这类别题材写出新意来，实在是高明。
又如七绝《伊园十二宜・宜春》：
方塘未敢拟西湖，桃柳曾栽百十株。
只少楼船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
该词表面咏的是自家门前的方塘，实则描写西湖。我认为，从古至今，描写西湖的诗不在千首之下，用这样的衬托方法咏西湖之风光的，实为罕见。
《伊园杂咏》九首是李渔经过战乱以后回到故乡兰溪夏李村写的。当初，李渔18岁离开客地如皋回到金华谋生。不久，金华寓所在战火中被焚，他只得在江上舟中安身，之后，无奈回到老家，在亲戚朋友的援助下，在夏李村伊山头旁边用草蓬搭起草堂小筑，叫伊山别业。这九首诗是他住在草堂做“识字农”的“见景见情”。“桥从户外斜，影向波间浩”，写出他经过动乱之后淡定的农村生活心情；“移住月轮日，足踏群花影”，农村生活虽艰苦，但自然的山水、四季的缤纷还是很让人满足的。品读《伊园杂咏》，可感受其诗之奇巧。在格式塔理论观照下，翻译时应力图完整再现李渔诗词这一风格。
参考文献：
［1］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李渔.李渔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卢军羽.汉语古诗词英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外语学刊，2009，（2）.102.
［4］吴如.中国古典诗词曲赋英译的翻译美学思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4）：111-116.
［5］张晶.词的本体特征：李渔词论的焦点［J］.社会科学战线，1998，（6）：126-127.
篇4
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现代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研究——以秦皇岛市为例
提升辽西地区新农村建设整体水平的对策研究
葫芦岛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思考
公文筐测验探析
论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及其主要特点
试论马克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思想对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几点启示
中英文字历史文化隐义探寻
重构语言学理论的象牙之塔——评《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
论英语语言中的性别差异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旅游文本英译研究误区初探
状语省略与汉语文学作品日译中的误译
工人底层叙事——工业题材小说的另一条道路
激情年代的爱情之殇──王蒙小说创作初期的爱情叙写探析
解析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中的反乌托邦主题
论锦州民间美术造型理念的传承与进新向度
锦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评述
构建基于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大学生科技竞赛机制
高校网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干预
科学发展观——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形式
论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
股份制债权人权益弱化问题的解决途径
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辽宁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
辽宁外贸企业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对策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路径——基于浙江宁波的调查与分析
“后改革时代”农民工问题的深化
循环经济中外部性控制的保障制度研究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潜在客户开发研究
辽西化石旅游开发探析
我国转基因水稻争议述论及主体责任分析
解读“李约瑟难题”应有的理论视野
李昂小说在大陆的研究综述
试论广播黄金时期的新闻评论类节目
浅议流行歌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从《坏男孩》看后现代主义绘画
论色彩在VI设计中的作用
水景设计地域性研究——北方水体景观设计
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践行正义——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新视域
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
试论推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意义和有效途径
科技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
黄静案与鉴定冲突
自主创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
高校后勤改革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浅谈导师的遴选和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工科院校学历留学生工作
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培训工作创新
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外语教师培训
禁忌语的语用理据分析
列维翻译理论的词汇、句法、美学审视——以英汉诗歌互译文本分析为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
关联理论下汉英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篇5
创意产业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通货膨胀压力下人民币升值的思考
新经济时代中小企业营销创新策略探讨
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优化探究
论电力工程设计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论管理创新视域中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高校科研经费财务管理制度建设研究
高校内部审计理念探索
“创先争优”背景下提升高校后勤管理水平的思考
会计制度改革下的公务接待刍议
论秘书与领导之间关系的“度”
居家养老心理关爱服务的困境与思考——以南京市鼓楼区大方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例
论多极化老龄服务保障体系的构建
论化妆仪式:阿尔莫多瓦电影中的身份和性别表演
文学创作中作家性别与儿童视角研究
十年回眸:高职院校学报的生存与发展——以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为例
“四个合作”应成为高职院校学报办刊的出发点
职业教育理念在教学改革中的实践及应用——以加拿大乔治亚学院为例
构建大学生“特殊群体”援助体系的思考
农产品物流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
加强外汇储备动态管理的对策研究
开放条件下商业银行人才储备与竞争战略
企业集团财务集中管理的思考
论我国会计的国际趋同
高校原始凭证的审核
浅析信用证软条款及其风险防范
金融危机下提升我国外贸企业竞争力的思考
中小房地产企业成长的困境与突破
旅游的美学意义: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漓江旅游开发战略分析
佛教伦理与明清以来江南工商文化精神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条件与价值创造机理分析
农业承包制与工业承包制的比较研究
高职院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展服务的思考
简析18世纪德国人赴法文化之旅的类型与内容
浅析英文标识语中的词义交叉现象
再谈“虚伪”笼罩下周朴园的悲剧人生
高职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基于学分制的高职导师制、学长制研究
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路径——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中小银行营销环境SWOT分析
中国银行奥运促销策略研究
企业财务管理的计算机辅助评价方法探讨
汽车4S店网络销售力增进模式研究
近年楼市需求对房价的影响
推进泉州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对策思考
南京市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策分析
试论和谐视野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建设和谐校园需正确处理的关系探讨
新时期高校外事工作探析
高职院校特色优势专业图书馆建设
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色、局限与现代走向
从翻译哲学观探析商务英语中隐喻的翻译
制约大学生就业的原因和应对策略
我国广告教育的调研报告
江苏省高职院校学生体育态度分析
“2+1”模式下的课程与评价方法改革探索
篇6
1.从计算到数据新闻:计算机辅助报道的起源、发展、现状
2.大数据与新闻报道
3.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模式
4.著作权法中不受保护的“时事新闻”
5.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
6.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
7.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8.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
9.“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10.作为开放新闻的数据新闻——英国《卫报》的数据新闻实践
11.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运用及其影响因素:一项针对上海青年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研究
12.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理念变革、产品创新与流程再造
13.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
14.搜索类新闻聚合APP的侵权认定分析
15.新闻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
16.微信公众平台:新闻传播变革的又一个机遇——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账号为例
17.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
18.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
19.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
20.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技术:新闻传播的新范式——“大数据与新闻传播创新”研讨会综述
21.从出现到扩散:社会实践视角下的数据新闻
22.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可视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23.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
24.数据新闻:“讲一个好故事”?——数据新闻对传统新闻的继承与变革
25.中国新闻类APP的市场竞争格局及其盈利模式探讨
26.新闻漫画多模态隐喻表征方式研究——模态配置的类型、特点及理据
27.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的兴起与传统新闻业的转向
28.实践新闻专业性 实现新闻公共性——基于新闻观的视角
29.试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新闻评论的话语方式
30.一种基于特征演变的新闻话题演化挖掘方法
31.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可能选择:发展新闻专业主义
32.数据新闻:一个亟待确立专业规范的领域——基于国内五个数据新闻栏目的定量研究
33.语言语境与新闻理解——英语硬新闻语篇评价策略解读
34.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财经新闻汉译本的词汇特征研究
35.众筹新闻:变革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
36.基于增强现实媒介的新闻叙事创新策略探索
37.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探索
38.新闻业的未来:网络新闻
39.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基于18所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
40.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考察
41.“共”时代的开创——试论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
42.数据新闻:价值与局限
43.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
44.自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反思
45.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传播特征与规律研究——以新浪微博和新浪新闻平台为例
46.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的核心竞争力
47.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
48.“大数据”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新震荡
49.“数据新闻学”的发展路径与前景
50.创新与坚守:美国经验与新环境下国内新闻教育路径探索
51.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52.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生产:现状、影响与反思
5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理念与路径
54.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聚合的著作权法规制——以网络商业模式的创新为视角
55 .移动新闻推荐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56.财经新闻报道中数据的功用——以彭博新闻社财经报道为例
57.“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
58.大数据对于新闻业态重构的革命性改变
59.新闻话语表征的形式、功能和意识形态
60.201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61.记者为什么成了不可爱的人?——兼论网络时代新闻生产者、使用者的“冲突”
62.大数据与新闻理念创新——以全球首届“数据新闻奖”为例
63.大数据方法与新闻传播创新:从理论定义到操作路线
64.移动化、智能化技术趋势下新闻生产的再定义
65.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
66.“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
67.“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概念之辨——兼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68.伪新闻:虚假新闻的“隐存者”
69.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
70.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报道——以英国《卫报》为例
71.未来新闻的知识形态
72.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
73.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
74.新媒体时代时政新闻如何突围——也谈澎湃新闻的竞争策略
75.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电视新闻的嬗变与发展
76.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
77.澎湃新闻,能否成为新闻客户端的标杆?——对澎湃新闻的几点思考
78.《新闻联播》简史:中国电视新闻与政治的交互影响(1978-2013)
79.“再叙事”视阈下的英汉新闻编译
80.浅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
81.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
82.面向Web新闻的事件多要素检索方法
83.重建新闻的公共性共识是否可能?——从近期的传媒伦理争议谈起
84.一种中文微博新闻话题检测的方法
85.网络新闻“标题党”的现状与叙述策略——对8家网站新闻排行榜的定量分析
86.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困境与革新
87.《新闻联播》:从信息媒介到政治仪式的回归
88.新闻客户端:信息聚合或信息挖掘——从“澎湃新闻”、《纽约客》的实践说起
89.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闻法”——反思我国新闻传播立法研究
90.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一
91.翻译中的超文本成分:以新闻翻译为例
92.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认知转变与职业转型
93.数据新闻学的发展现状与功能
94.学术文献的文体特征及其检索意义——计算机科学文献与相关新闻报道文体的比较研究
95.众筹新闻:网络时代美国新闻业的创新及启示
96.新闻编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探索
97.新闻工作者微博应用的困境及其根源
98.职业理念够了吗: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另面
篇7
第一步、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
内容要求：
明确提出论文所要解决的具体学术问题，也就是论文拟定的创新点。
明确指出国内外文献就这一问题已经提出的观点、结论、解决方法、阶段性成果……
评述上述文献研究成果的不足。
提出你的论文准备论证的观点或解决方法，简述初步理由。
撰写方法：
你的观点或方法正是需要通过论文研究撰写所要论证的核心内容，提出和论证它是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因而并不是定论，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结果。开题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请专家帮助判断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你准备论证的观点方法是否能够研究出来。
一般提出3或4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大问题下的几个子问题，也可以是几个并行的相关问题。
第二步、国内外研究现状
内容要求：列举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部分内容重复。
撰写方法：只简单评述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其他相关文献评述则在文献综述中评述。
第三步、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内容要求：
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简单阐述如果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术上的推进或作用。
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所重复。
第四步、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容要求：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2 考虑要素
① 研究的目标。
只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才能保证具体的研究方向，才能排除研究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干扰。
② 研究的内容。
要根据研究目标来确定具体的研究内容，要求全面、详实、周密，研究内容笼统、模糊，甚至把研究目的、意义当作内容，往往使研究进程陷于被动。
③ 研究的方法。
选题确立后，最重要的莫过于方法。假如对牛弹琴，不看对象地应用方法，错误便在所难免，相反，即便是已研究过的课题，只要采取一个新的视角，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常能得出创新的结论。
④创新点。
要突出重点，突出所选课题与同类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
3 开题报告写作要点
第一、要写什么
这个重点要进行已有文献综述把有关的题目方面的已经有的国内外研究认真介绍一下先客观介绍情况要如实陈述别人的观点然后进行评述后主观议论加以评估说已有研究有什么不足说有了这些研究但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其中要包括选题将要探讨的问题。由于研究不足所以你要研究。你的论文要写什么是根据文献综述得出来的，而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不做综述很可能你的选题早被别人做得很深了。
第二、为什么要写这个
这个主要是说明你这个选题的意义。可以说在理论上？你发现别人有什么不足和研究空白？所以你去做？就有理论价值了。那么你要说清楚你从文献综述中选出来的这个题目在整个相关研究领域占什么地位。这就是理论价值。 然后你还可以从实际价值去谈。就是这个题目可能对现实有什么意义可能在实际中派什么用场等等。
第三、怎么写
在开题报告里你还应当说清楚你选了这个题目之后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了问题你准备怎么去找答案。要说一下你大致的思路、同时重点阐述你要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如文献分析法、访谈法、问卷法、定量研究、实验研究、理论分析、模型检验等等。
在上述三个方面中间文献综述是重点。没有文献综述你就无法找到自己的题目也不知道这个题目别人已经做得怎么样了所以你要认真进行综述。当然综述的目的还是引出你自己的话题所以不能忘记评述。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一）我校《在网络环境下基本教育模式的研究》课题，是重庆市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十五”专项科研课题（课题批准号：02－DT－10）。经领导批准，今天开题，我代表课题研究组，将本课题的有关情况向各位领导、专家和老师们汇报如下：
一、本课题选题的依据
在现代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建设为素质教育服务的、现代化的、功能完善的教育教学资源系统，拓展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中学教育必须研究的课题。
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我们的教育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网络化教育将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探索、研究并构建适宜于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模式，是教育界亟待解决的课题，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在网络教育时代，不仅需要有先进科学的教学手段、高效互动的教学方式，更需要有丰富实用的教学资源、完备的教学体系。在网络化教育的大环境下，教师应该成为网络教育的主导力量。而目前，我们的教师对信息技术、网络教育尚不熟悉，利用网络实施教育教学尚有距离，尤其是建立“在网络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新模式”还有待起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
二、本课题研究的条件
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以下有利条件：
背景条件：国家教育部大力推进信息技术教育，虚拟学校、远程教育等应运而生；重庆市教委大力普及信息技术教育，通过评选信息技术示范校加大力度；渝中区率先建立局域网，并通过已经实施了三年的“双创课题”研究，使教师的教学理念有了极大改观；随着课改的进一步深入，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基础条件：我校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信息技术无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软件上：我校初步建成了具有求精特色的 “教育信息资源库”，包括《K12学科资源库》、《数字图书馆》（近两万册电子书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电子期刊等大型教育数据库、试题库、资料库，涵盖国情教育、心理咨询、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升学指南、教育法规等教育信息库，能充分满足现代教育管理和一线教学的需要。
人员上：我校成立了信息技术中心，配备了专业人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相当造诣。信息技术中心，对全校教职员工进行了信息技术素质修养和实际操作的培训，全校教职员工基本掌握信息技术教育，能满足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教育教学的需要。
三、本课题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1、观念问题：有了好的硬件环境，如果观念不更新，只是“换汤不换药”，那就失去了研究价值。本课题必须着力解决教师教育观念更新的问题。
2、理论问题：目前网络教育缺乏科学、系统的教育理论作指导，本课题应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应用现有的理论，不断探索、总结、归纳、概括，形成适用于网络教育的理念、原则、策略。
3、技术问题：信息技术，顾名思义，技术性是很强的。如何使教师技术精湛，使精湛技术与优质教育紧密结合，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人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本课题希望在这方面能作出一点贡献。
4、实践问题：网络是一个新环境，如何在这个平台上，创造出符合自己实际的教育教学模式，需要从实践中不断总结，不切实际地模仿别人，拷贝别人，是不可取的。本课题倡导教师努力进行实践。
四、本课题研究的目标、内容和创新之处
1、本课题研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网络平台的符合当代教育理念、具有现代教育特色、综合教育效益很高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
2、本课题研究的内容是：
①在网络环境中教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实施教育教学。
②在网络环境中，教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再教育模式接受终身教育以保持新鲜活力，促成教育教学可持续发展。
③适应现代教育的新趋势——网络教育，对教师素质到底有哪些新的要求。
（2）21世纪的学生应该思考自己的学习问题：
①在网络环境中，如何变更传统学习模式，建立新的学习方式。
②在网络环境中，如何学会学习。
③在网络环境中，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3）21世纪的学校应该思考建设新型师资队伍，培养新型学生的关键途径；加强资源库的建设，为网络教育提供坚实保障等问题：
①如何进行资源库结构的建设。
②如何强化教师和学生的网络意识。
③合理地充分地使用资源库，实现新的教育教学目标。
3、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是：
（1）选题富有挑战性。本选题基于信息化大发展，传统教育与新型教育大更替的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2）大胆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课题研究中，必须以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采用生动活泼的网络课堂教学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育教学实践。
（3）手段先进。利用校园网络和个人主页资料，给学生一个充分自主的学习空间和积极思维的素材，强化培养学生“自我”意识的目的性。
五、本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
六、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力论、现代教育学、现代心理学和科学研究方法论等。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文献索引法、行动研究法。以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作为研究手段，采用观察、文卷调查、经验总结、实验、对比分析等方法和手段，进行多个轮回的研究。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二）论《三国演义》的“三复情节”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中国古代小说一些叙事作品写人物做一件事要经历三次才算完成的情节设计，杜贵晨先生提出了“三复情节”理论。
“三复情节”从不自觉运用到有意为之，已发展成了一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它的运用使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上升到了理性层面，很客观地反映出了民族的心理特征，折射出了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哲学观、神学观及审美观。虽然人们已关注与研究了多部作品中的“三复情节”，但是，对《三国演义》中“三复情节”研究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在构织情节时大量使用了“三复”模式，且技巧娴熟，灵活多变，因此，对《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细腻而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较为深入地领略中国小说的艺术魅力。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国演义》中“三复情节”的运用已臻成熟。由于其运用构成了独特的结构美学效果，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在一些专著中有所提及。
就国内研究状况来说，杜贵晨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中提出了“三复情节”理论，重点剖析了中国古代数字“三”的观念，阐述了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探讨了《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并归纳出了67部通俗小说中含有的97次“三复情节”，其中便列出了《三国演义》中的一部分“三复情节”，还有一些遗漏。郑铁生的《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提到了“以三为法”的叙事结构，另外，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对“三复情节”也有关注。
就国外研究状况而言，美国的浦安迪在其所著的《中国叙事学》中提到《三国演义》有一个突出的次结构特点是经常运用定数序列事件，其数字序列的基础经常是“三”，实际上他的这种说法类似“三复情节”，只是没有细究罢了。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也提到不少三国戏和说书段落都以某一件事三次发生为基本图式——如“三让徐州”、“三勘吉平”、“三顾茅庐”、“三气周瑜”等——显然都仰仗于研究民间传说和通俗文化的学者们观察所得的常见“三重效果”。
总的讲来，中西皆有涉猎，但浅尝辄止，缺乏系统性。
三、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
引言：
“三复情节”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种耐人寻味的模式，一个突出的美学现象。《三国演义》中“三复情节”的创造多是有意为之，较之以前的小说，《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运用也更为娴熟。
“三复情节”的关键在于一个“三”字，这个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的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认为“三”是自热之始祖，万殊之大宗。司马迁在《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孔颖达疏引王肃云：“礼以三成。”总的说来，“三复情节”的渊源脱离不了“三”最初代表的哲学意义与文化意义。中国人“礼以三为成”的观念或者说是文化传统是“三复情节”诞生与发展的基础。
文章主体：
（一）何为“三复情节”
“三复”取自《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即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三”被解释为“多次，经常”，也可解释成“一日三次”。本文的“三复”取“三次重复”之义。情节是指事件的形成系列或语义系列。“三复情节” 指“叙事作品写人物做一件事经三次重复才能完成的情节设计。其特点为：同一施动人向同一对象作三次重复的动作，取得预期效果；每一重复都是情节的层进，从而整个过程表现为起——中——结的形态。”
（二）《三国演义》中的“三复情节”分类研究
从总体上看，《三国演义》中的“三复情节”主要表现在“明写”与“暗藏”两个方面，即下文所提到的“置于明处”与“隐于暗中”。
（1）“明写”型“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主要是直接出现于回目，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来。《三国演义》中明写“三复情节”的地方不少，而且方式各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连写”式
连写是序列事件结构组织形式的一种，它主要表现为写一个事件从头至尾，一连写去而不间断，其特点是情节紧凑，一气呵成，扣人心弦。
最妙的莫过于写“刘玄德三顾茅庐”了。司马徽荐名士诸葛亮，刘备便同关羽、张飞同去隆中，首次，二次，三次，一气呵成，时间跨越度为“天寒——隆冬——新春”，几个月内三访贤才，一连写去，情节显得十分紧凑。
②“断续”式
断续即断写，也是序列事件结构组织形式的一种，它主要是把一个事件在文本中的位置切割开来，在这个事件中还插有其他的情节。其特点是情节张驰有度，有调节叙事节奏的功用。
最妙的乃是“孔明三气周公瑾”，从回目安排来看，一气在第五十一回，二气在第五十五回，三气在第五十六回，有长度，有跨度；从情节设置来看，用不在一起的三回书来写一个事件，并在这三回中间插入其他的几回来叙事，起到了调节叙事节奏的作用，使得故事情节看起来张弛有度。
（2）“暗写”型“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主要隐藏在文中而不是直接出现在回目处，一般不太明显，仔细读来便可发觉。
《三国演义》暗写“三复情节”的手法是多样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以淡化数字痕迹来叙写“三复情节”
作者不用一、二、三标明所重复的次数，而是用其他的言语来代替。如刘备三次向水镜先生问求贤才，水镜先生三次笑曰“好，好！”左慈三次戏弄曹操；周泰三番冲杀两救孙权；黄忠三射关云长，等等，都没有用显的数字来计数。
②以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表现“三复情节”
主要是用时间的先后顺序，或者说是时间序列，来发展故事情节。如：早上如何，中午如何，晚上又如何。
黄忠首日战关羽，不分胜负；次日再战，黄忠被马掀于地，云长释之；次日天晓，黄忠先是虚射两次，第三次射中云长盔缨，算是报恩。韩玄用“前日、昨日、今日”三个日期来责问之。
③以数字“三”总括一件事完成的状态的“三复情节”
这是一种特殊的“三复情节”。它只用数字“三”来总括一件事完成的状态。如“操先令许褚、曹仁、典韦领三百骑，于傕阵中冲突三遭，方才布阵。”这是一种省略了过程描写的“三复情节”，第一遭，第二遭，第三遭是如何冲突的，是一个悬念，我们可以大胆想象，而无碍大局。如果换一种说法，“三突傕阵”，铺写开来，也未尝不可。
同样在《三国演义》中，如“水军寨中发擂三通”、“五斗道教辖境内有犯法者，必恕三次”、“曹操假意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等等，皆属此类。
（三）《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成因
（1）表层原因：源自三国史书、平话小说及“三国戏”
①史书：《蜀书。诸葛亮传》载有“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是“三顾茅庐”的源头。戏曲 《三顾孔明》则是“三顾茅庐”的另一种说法，也是“三复情节”的一个版本。
②著述：葛洪《神仙传》载有左慈戏曹操的故事，其中便具体描写了三次戏弄。
③平话：《三国志平话》写“三复”的地方更多，有“张飞三出小沛”、“曹操三勘吉平”等等。
④“三国戏”：元杂剧对《三国演义》审美生命形式有很大的影响。现今存留的元杂剧“三国戏”剧本多达50多种（其中包含了一些仅存剧目的“三国戏”），如戴善甫的《关大王三捉红衣怪》、花李郎的《相府院曹公勘吉平》、无名氏的《张翼德三出小沛》、仅存剧目的《老陶谦三让徐州》等。
（2）深层原因：源于中国先民对数字“三”的特殊认识
主要是对“三”最初代表的哲学与文化意义的理解，其内涵渐次发展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礼”的规范，进而在文本中反映了出来，形成了一种“礼以三为成”的文化传统和“三复”的思维定式与习惯观念。
（四）《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美学内涵
（1）以数字“三”为情节的结构手段，保证了情节的繁简适中
也就是说，“三复情节”合乎美的比例和尺度。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要求。
（2）重复中的反重复手法使得“三复情节”更具艺术魅力
三次重复不是单一的重复，而是于重复中寓有变化发展。如此一来也就避免了因重复而带来的单调乏味。
（3）“三复情节”中的螺旋式上升形态强化了叙事艺术的美感
一些“三复情节”的发展表现为“进展阻塞－进展阻塞－进展完成”的三段式形态。从接受美学看，这是一种运用悬念来延缓叙述进程的收益效果。
四、工作进度
4.20xx年5月下旬 论文答辩阶段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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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音乐美学学科于1920年由欧洲传人中国，最初来自和萧友梅等人的介绍。笔者曾发表过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综述，涉及源流，在此不赘述。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与教学现状是：基本上沿用从西方引介来的“音乐美学”，而“中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各教材中的章节和举例，只占小比例。现有的音乐美学教材（包括本人的《音乐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音乐美学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概要”一节中。、显然，西方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完全空缺。据陈自明教授介绍，印度的音乐美学思想很丰富，但混杂在其舞论中。笔者曾经打算和印度驻华教师高兴（中国名）一道翻译相关文献，但是至今未能付诸行动。几次参加世界民族音乐研讨会或学院的世界音乐周活动，获取了一些音乐信息，但其中的音乐美学内容尚需揣摩。从研究人员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者不占多数，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美学研究者几乎没有。就现有综合情况或条件而言，我们首先应该加强本土音乐美学研究。蔡仲德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从音乐实践中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是因为他本人的研究主要以文字史料为对象。这样，一方面中国音乐美学内容少，另一方面这些内容又多为文字史料的梳理和阐释。从音乐实践人手的研究，目前虽然尚未取得像从理论人手的研究那样丰富甚至系统化的成果，但是也出现了重要进展，例如对古琴“表演美学”的研究等。从实践角度对既有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例如对“大音希声”、“天人合一”等的体悟结果（今人关于这些体悟结果的表述很少）。也许这些成果还不足以构建出“中国音乐美学”，但是它们已经与西方的感性论、人本主义的“审美主体一对象”有所区别（这些成效放在后文再述）。显而易见，音乐美学研究与教学跟音乐实践密切相关，因此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看。
从整个学界和教育界看，西方音乐理论无论新旧都是我国音乐创作、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训练的是适应西方大小调体系的耳朵；“音乐”以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纯音乐作为典型，因此才出现“自律”“他律”、“存在方式”等的种种争论和话题；欧洲作曲“四大件”成了创作和分析的几乎唯一的工具。总之音乐技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离开了西方技术和理论，国人几乎无法作曲和分析音乐，甚至无法言说音乐。郭文景曾经立誓创作一首不受西方影响的作品，经过努力终于放弃；陈其钢也曾呼吁“走出西方现代传统”，但是至今似乎没有产生足够广泛的影响。整个社会仍然处于后殖民状态：音乐厅上演的曲目、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教育采用的学科知识，多数还是西方的内容，尽管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呼吁建构“中华乐派”（有些地区也提出以区域命名的乐派，如“草原乐派”、“福建乐派”等），但是从寥寥无几的理论成果看，仍然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参照；这些难得的努力，不仅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反而惹来不少微词。当然，其做法确实存在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学派”究竟应该在出现瞩目成果之后被社会“赐封”，还是先打出旗号再下功夫出成果？中国音乐体系是否要参照西方技术和理论体系来建构？等等。在现代思潮中，还有一股强大力量，即“科学派”。科学派强调客观认识方法和客观知识的获取，典型者如音乐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借助现代设备来测量音乐影响下的人体反应，获取这种反应的数据，如脑电波、心律、呼吸、皮肤电的数据等。但是同一套数据可能对应两种甚至更多种心理现象，这样一来实验采集的数据有何意义便成了问题。这就引发了相关的思考：精神领域或艺术领域的“科学”应该怎样定义，其尺度应该如何确立？在全球认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的语境中，人文科学的尺度或音乐文化的科学尺度为何、何以成立？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
从学术活动看，近年来“多元音乐美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讨逐渐升温。2009年10月17―19日，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音乐美学笔会就以“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审美价值”为主题。2012年12月2日由华南师大音乐学院承办的音乐美学笔会，议题包括中国音乐美学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资源发掘和个案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年会，至少从第7届（2005）开始，每届都设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专题。2008年11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第8届年会，第3个议题为“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问题”。2011年11月25―27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了第9届年会，以“现代性进程，多元化语境，跨学科策略与当代中国音乐美学”、“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与相关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及于润洋、赵宋光、蔡仲德、茅原、王宁一、张前等著名音乐美学家学术思想”为主题。仅2014年，就有三次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专题的全国会议。2014年5月10―1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暨蔡仲德十年祭”学术研讨会，主题有四方面：中国传统音乐文献的美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美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研究；蔡仲德学术思想研讨。2014年3月30日由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和居庸书苑主办的“《溪山琴况》的当代阐释研讨会”在京举行。2014年9月27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可思的声音世界――罗艺峰教授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高端论坛”。这些会议都集中探讨了中国音乐美学问题。
中国音乐美学史教学，其内容有赖于该领域的科研成果。如上所述，蔡仲德在文献梳理和注释上做了大量基础、体系化的工作，还有很多个人研究成果。蔡仲德身后，学者们继续前行。在理论方面，大家尽力拓展蔡先生未及或未选择的范畴，例如“佛家音乐美学”、“天”“气（牛”等核心概念，以及新文献史料的研究，如《文子》、帛书《老子》等。罗艺峰近期出版的《中国音乐思想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中就有许多新文献史料的发掘，还开掘了新范畴如“音乐占候术”等。蔡仲德先生曾经跟笔者交谈，指出《乐记》“乐本篇”的逻辑链条“物―心―声―音―乐”之前还有一个带括号的“天”，意指“天”在古人那里是第一位的。笔者因此撰文《从知声、知音到知乐》（《福建艺术》2005年第2期），在这个链条前加上了括号的“天”。罗艺峰的专著对“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些成果都逐步进入课堂教学。还有一些学者、出版社的科研项目与此相关。如王耀华、方宝川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由国家图书馆陆续出版（第一辑14册出版于2011年6月）；叶明春负责的《蔡仲德文论全集》基本完成，《音乐美学通识教材》和《中国音乐美学史简明教程》的编写也已初见成效；上海音乐学院洛秦主持立项、王小盾担任主编的《中国乐论》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代及现代8卷，其整理和集注工程浩大，正在完成中；新近王次葜鞒值墓家科研项目“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正在进行中；人民音乐出版社等也有新的相关出版计划。这些成果将陆续被纳入教学，成为教学和科研中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人才培养上，迄今已有多所高校设立了音乐美学专业，每年都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并都有毕业生走向社会，在各地各单位发挥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作用，这些都有目共睹无须赘言。中央音乐学院本科音乐美学课程有3门，即音乐美学基础、西方音乐美学史和中国音乐美学史，至少各上1个学期，音乐美学基础曾要求上1个学年。研究生有一门“音乐学历史与现状”，其中有“音乐美学的历史与现状”，上4周课。这些大课之外，由导师指导学生学习。笔者本人在一对一专业课中，按照学院要求和每位新生一道确定阅读书目，除了音乐美学经典之外，还要求学生研读新出版的文献。在中国音乐美学教学方面，继蔡仲德之后，李起敏、苗建华等接力从事大课和专业课教学，招收硕士、博士生，现在又有新博士留校担任这方面的教学；王次熠身为院长，除了担任本科音乐美学基础课教学之外，也招收传统音乐美学研究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有的毕业分配到其他院校或研究机构工作。外校担任或兼任中国音乐美学教学和导师工作的有罗艺峰、修海林、叶明春、刘承华等，不一而足。有些不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在指导学位论文时，也鼓励学生做传统音乐美学方面的选题，这些学位论文将不断出现在学术界，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前文已经涉及音乐美学研究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此进一步集中概括和分析几个重要问题。
其一，关于感性学。1750年鲍姆嘉通提出“感性论”，在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时期是难得的，尽管他把感性论定为“低级认识论”。从实践上看，理性处于中心地位的时期，感性活动尤其是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活动一直很繁荣，客观上满足了西方人的感性需要，也平衡着理性统治的世界。但是自1920年传入中国以来，在被翻译成“美学”、“音乐美学”的同时，“感性”被削弱甚至丢弃。这一方面跟几千年乐教传统有关，另一方面跟战乱时期政治家推行文艺“工具论”有关。
至今，在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和教学领域，感性论依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以认识方式来讨论审美和进行审美教育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其原因依然跟国家意识形态、东欧美学思想有关。后者坚持音乐反映现实的“反映论”美学思想；从音乐特殊性出发，提出“间接反映论”，即音乐通过表现社会人的情感来反映现实（需要注意的是，同其他文论一样，作者的论述往往被“中国化”，突出了其中的某些“可用”的东西）。因此，他律论的“情感论”美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情感论并非仅中国音乐学界和音乐教育界强调，西方音乐哲学美学界也如此。即便是20世纪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美学重要流派如符号学、分析美学等，也从不同角度竭力探讨音乐和情感的关系。符号学将音乐视为抽象情感的符号，分析美学中某些学者如戴维斯，认为音乐表现了情感外观。事实上很多音乐确实是表现思想情感的，很多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也如此。问题是，那些自律论的作曲家和作品在中国不被正视，只在音乐史和作曲技术教学、学术论文中出现，其成果占很小比例。
从欧洲到中国，从感性论到美学，从工具论到反映论和情感论，这些转变背后，有很深的历史、社会原因，到了今天，原来社会语境中的话语，变成了学术话语。“民族性”如此，情感论也如此。问题在于，情感论将聆听音乐导向了音乐认知，也即用认识方式代替审美方式――听音乐是为了把握其中表现的情感，而把握情感则需要了解历史背景、作曲家生平和创作意图等等。在中国音乐学术领域，“感性”往往被等同于“感官”。因此，强调感性往往被当作追求“感官愉悦”，被视为“肤浅”。在感性问题上，第二代音乐美学家如韩锺恩、邢维凯、周海宏等，都从学理上作过很多辨析和维护。在笔者的研究和教学中，也把感性作为美学的门槛，指出只有抓住感性才能抓住美学要旨。笔者认为，感性和理性一样属于精神范畴；感性活动和理性活动一样属于精神活动；感性活动的特点在于感官参与，但却不是感官活动；从艺术创造看，感性更能反映人性（动物也有理性，只不过没有人类发达，但性质一样）。心理学研究成果完全支持这些论断，例如最基础的刺激一反应模式，心理学指出刺激需要经过大脑的作用才使人产生反应，不赘述。因此，音乐美学要真正在中国建立，首先要还原它的感性论性质。
进一步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作为感性学分支的音乐美学的任务。在笔者看来，过去是有美无学，现在则是有学无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美学学科，却有关于音乐美的论述。引进了美学之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音乐美学真正开始学术研究，重心却不在美与审美规律的探讨上，而是纠缠在音乐与情感、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上。笔者在音乐美学课堂上经常提出一个问题：音乐是否表现情感与是否美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是否表现思想情感的音乐一定是美的？为了表现思想情感，音乐一定要美吗？反过来，美的音乐一定是表现思想情感的吗？诸如此类。在审美的感性与理性关系的问题上，一直以来困扰着学界。以往的审美理论大都按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规律来论述，强调聆听音乐的最终任务是在情感体验之后的哲理反思，获得某种认识。多年前笔者就将这种“审美”目的论比作让音乐不在审美领域当巨人而在哲学领域作矮子的“馊主意”。情感论加认识论，而不是感性论加愉悦论，目前这样的情况还很普遍。审美愉悦，生命的一种高峰体验，是人类长期身心进化结果的表现，却被当作低级感官享受受到贬斥，至今如此。
其二，感性学的范围。笔者在《音乐美学基础》教材的“序论”最后部分指出，音乐美学学科发展问题集中在“音乐”和“美学”两个方面。前者即什么“音乐”的美学，问题在于自音乐美学从西方传人至今，“音乐”指的是西方概念的“纯音乐”或“绝对音乐”，即器乐。正因如此才有“自律”、“他律”及各种相关问题。而“美学”中概括的各种“规律”，也是这种以纯音乐为对象的静态聆听方式的“美与审美”规律。在这样的审美关系中，音乐是审美对象，人是审美主体。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是西方人本主义语境和范畴的“囊中之物”。显然，音乐美学中的“音乐”尚未涵盖全球范围（这本来就一直如此）；我们的“音乐美学”一直处于中西关系的思维格局之中。这意味着迄今为止的音乐美学，其中概括的“基本规律”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肯定和否定的回答都无法证明。因为这种判断必须由全知者来进行，但是没有人通晓世界上所有文化中的音乐。按照英国分析美学家斯克鲁顿的看法，音乐是“第三物性”的事物，即文化属性的事物，而不是第一物性（物理属性）和第二物性（感知属性）的事物，文化差异造成多元音乐现象，要了解一种文化中的音乐，就必须深入其中。笔者认为对某种音乐的“知”，包括亲历的“知”和学理的“知”，前者尤为重要。显然，对每种音乐文化的了解，需要耗费相当时间。例如印度人所承认的了解他们的传统音乐的西方音乐家，都曾在印度生活十几二十年。即便是印度本土的孩子，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练习才能为人表演。人个体寿命有限，无法做到对世界所有音乐文化的全知。西方人概括的是西方器乐审美规律，我们似乎也这样做过。笔者认为，现在我们的音乐美学可以解释西方概念的三种艺术音乐，即美的、不美的和反美的。其中，美与反美是国际学界通用词，而“不美”则是笔者的命名，指理性设计有序而无法感受到的类型，例如序列主义特别是整体序列主义的音乐。但是，我们的美学没有研究西方民间传统音乐，也没有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更没有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传统音乐。这里有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民族传统音乐并非以审美为主要功能。但是据了解，所有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都有专供审美的音乐，或者说有专事音乐审美的活动；几乎所有音乐都不同程度具有审美性质，即便是完全属于实用的音乐。康德式的审美与实用的划分，对今天依然有影响。此外，艺术学关于“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原始艺术”只有经过加工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以此尺度来衡量，原生态民族传统音乐便比不上艺术音乐，审美含量不高。当然，目前这种看法正在改变，民族传统音乐越来越多地被搬上音乐审美的餐桌。
其三，关于音乐美学课程标准。迄今，各级音乐美学教学尚未严格论证课程标准。2l世纪教育部开始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普通学校教育改革，设置课程标准，从实验稿到定稿，从实验基地到全国中小学校，可谓轰轰烈烈。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主次熘主持的“专业音乐院校教育改革”重大项目也已顺利结项。由于目前该成果尚未正式发表，因此笔者在此只谈个人看法。据了解，迄今各院校的音乐美学教学，大都限于现有的音乐美学教材，而各位导师布置的阅读书目，各有不同。在各校音乐美学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学生一样，被要求修满学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音乐类和非音乐类等课程。就中央音乐学院而言，音乐美学学生的专业课由导师教授，内容自定；必修课和选修课都是公共课。必修和选修课的设定，通常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即根据既有教师开课。记得十年前，在一次音乐美学教研室开会时，新老院长和书记都在场，笔者曾经“捅娄子”说了上述那些话，现场突然鸦雀无声，后来还是书记打破静默，问身边的张前教授是否如此，张老师点头。事隔多年，情况并没有变化。当然，笔者相信各位导师的能力，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能有今天的成就，说明多年积累具备了良好知识结构；这些成长的经验，加上后来的日积月累，必然给学生提供一个样板。不过，从教育学角度看，课程标准的设置具有基础意义，也是学校教育的规范性的要求。当然，从全然实用角度看，课程标准提供方向、思路和具体教学做法，对学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说来，音乐美学学士、硕士、博士应该具有什么知识结构，具备哪些能力，是需要论证的；根据论证结果，该开设哪些课程就开设哪些课程，而不是能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或只开什么课。
三、关于研究与培养人才的思路
2007年11月，第7届全国音乐美学年会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期间的一个夜晚，星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安排了一个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见面会，议题是导师想向研究生们说的话。笔者在那里提出了音乐学治学和学习的“四大件”――体验、阅读、思考、写作。从此我经常向学生提这个“四大件”。现在，笔者想在此用书写正式阐述它们，作为包括音乐美学学科在内的音乐学各学科的建设、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的思路。以下仅围绕音乐美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话题来阐述这四个方面。重要的是，这些方面直接涉及于润洋教授音乐学治学精神的“六关系”，即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思想、本门知识与相关知识、经典知识与前沿知识、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前三者是于润洋教授一贯奉行的，后二三者是后来加上的。我做了一些概括。
其一，体验。包括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田野等所有跟音乐有关的实践活动的体验。只有深入实践体验，获得尽可能丰富的感受经验，才能搞好包括音乐美学在内的音乐学研究。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题中之意。在《实践论》里谈到这一点。目前我们的学生从小是琴童，有单项乐器的表演实践，个别有两项乐器的实践，很少有多样乐器的实践。听赏方面多接触西方古典浪漫的作品，很少接触早期和现代作品，这跟音乐的音像出版物少有关；本国音乐中，多接触的是新音乐，少接触传统音乐和新潮音乐；全球音乐中，多接触的是流行音乐，少接触世界民族音乐。出于个人审美需要，当然只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但是作为音乐美学的学生，好听不好听都应该听。就前者而言，笔者特别关心沉醉的体验。中央音乐学院入学考试笔者时常爱问考生：有你最喜欢听的音乐吗？如果一生都在搞音乐美学，却从没有或很少音乐沉醉的体验，只记住了书本上的东西，或者只具有高超的作品分析课和视唱练耳课训练出来的音乐结构分辨能力，那么能期待这样的“研究者”写出怎样的论文呢？此外，笔者认为他们最缺音乐创作实践，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不同程度存在着“没有音乐的音乐学”现象。作曲家反映不爱看这样的文章，是有道理的。其实，学者们受限于条件，也很少接触世界民族音乐。就本土传统音乐而言，除了民族音乐学学者，音乐美学学者也接触不多，更少有对其做深入研究。笔者曾提出“自身田野”的命名，指研究者对自身经历的研究。即便如此，多数音乐美学学者也没有多少传统音乐方面的经历。学生们绝大多数从学校到学校，更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如果要研究多元音乐的美学问题，就需要深入田野去获得各种相关体验。目前有一种体验很难获得却又不得不去体验的，那就是“天人合一”。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特别是文人音乐美学、“佛教音乐美学”之类，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恐怕难以有效阐释古人的相关言论。
其二，阅读。很多学者特别是海归学者都指出，中国学生阅读量太小了。这里除了数量之外，还涉及阅读范围。通常音乐学者和学子多读本学科的文论，少读大文化类的文论。为此于润洋教授提出两个关系的处理，一是本门知识和相关知识，一是既有知识和新知识。前者关系到一位学者或学子的知识结构，后者关系到他们的知识更新。旅澳学者杨沐几乎每次回国都要谈到知识更新问题，并且不断给国内音乐界带来新的国际学术信息。留学西方或者香港回来的学者或学子都对学习期间大量阅读深有感触。大量阅读至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学习知识、扩大知识面，产生宽阔而深厚的知识结构；一个是了解学术动态，从而把握学术创新方向。在于润洋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笔者通过主编“十一五”规划的国家级教材《西方现代音乐美学》，联合几位年轻学者一道工作，梳理了一些新出现的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包括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美学方法论（达尔豪斯）、音乐教育哲学中的美学、音乐批评中的美学、现代音乐表演美学等。还有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暂时没有充足的音乐方面的内容，未纳入新教材中。但是，笔者指导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做“音乐审美环境”研究，相信今后环境美学等也能纳入音乐美学领域。近年来新音乐学引入国门，受到较为普遍的关注。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音乐美学、社会性别或酷儿理论视角的音乐美学研究等，已经成为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这些新知识都已纳入专业课教学中，当然，也许尚未普遍如此。笔者对学生提倡读书采取“同心圆”模式，即以本门知识为核心，按照疏密关系选择阅读资料来研究。以音乐美学为核心，可以这样建立同心圆阅读资料，依次为音乐学相关学科、普通美学和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声学等、哲学/自然科学哲学。如果再扩展，还可以纳入更多的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在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开始了具体的有目的的同绕选题的研读。这时候尤其要注意最新学术成果的信息。
其三，思考。没有思考，阅读的信息就不能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没有思考，就不会有学术创新。思考不能“无米之炊”。以往所有体验和阅读的积累，都是思考的材料。最令导师们伤脑筋的是学生不具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表现在不会选题。笔者本人就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从许多答辩情况看，笔者往往能从学生的论文选题中看到导师的影子，即被时间所迫，导师不得不从提醒、启发到直接提供选题。这也许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问题就在于学生缺乏思考，缺乏长期关注学术动向，缺乏独立科研的能力。笔者建议学生在阅读的时候就要积极思考：首先要真正了解作者文论所表达的东西，同时要具有批判意识，随时提出疑问，然后及时把问题记在本子上。笔者本人学习期间一直习惯作读书笔记，并因此受益良多。有些阅读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东西，如果没有及时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记。这是很多学者都有的经验。关于批判意识，许多导师都有这样的要求。例如蔡仲德教授，他寄语年轻学子的三句话是：要有独立人格、要有批判意识、要有创造能力。周海宏教授也经常对学生提出要保持批判意识的要求：无论作者多有名气，阅读他们的文论始终要有批判意识；他人的观点需要审察，不能直接用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重要的是，思考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结合的原则。应该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如果不顾历史，只从逻辑上思考问题，往往会陷入逻辑游戏或语言游戏之中，难以提出有真知灼见的观点或看法。而如果不顾逻辑，只在历史的海洋中“捞”细节，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难以跳出来抓住实质问题。在一些学位论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知识梳理很细致，但是缺乏思想。蔡仲德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对笔者说：现在培养的主要是掌握知识的学生，而不是能产生思想的学者。要改变这一点，就要培养勤思考的习惯。
其四，写作。笔者个人的体会是，体验、阅读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再动笔，就能写出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音乐美学基础问题和理论应用（如评论）的写作上，涉及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这个最大的难题。常话说，语言终止之处就是音乐的开始。事实上所有感性、超感性或非理性的体验如审美体验、宗教体验、情感体验等，都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这是常识。西方传人的感性学，研究对象是音乐美与审美的规律，或者是以听觉为核心的感性需要和满足的规律；音乐实践中的美学问题，如音乐创作、表演、美育、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美学问题；相关历史，即音乐美学学科历史、自古以来个民族文化中关于音乐美和审美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感性学研究成果的表达，常常涉及两个方面的文字书写，一个是描述音乐，一个是描述音乐感受。显然，没有这些描述的专业术语系统。于是，人们不同程度地“无奈”地采用了隐喻方式，也就是文学方式。而“文学性描述”又受到不专业的否定和排斥，甚至严厉批评。其实那样的描述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用“运动”、“欢快”、“哀伤”之类的隐喻，也只能用“运动感”、“欢”、“哀伤感”之类的描述，后者表明那些描述词语的所指并非音乐本身具有的东西，而是听者的感受，属于“唤起理论”。这正是分析美学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戴维斯在《音乐的意义与表现》一书中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音乐本身是隐喻的，还是描述音乐的语言是隐喻的？作者排除了前者。就后者而言，作者认为情感术语的隐喻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在批判了自律论、符号学、表现理论和唤起理论之后指出，音乐本身具有音乐的外观。国内音乐学界有四种分析模式，即作品结构分析、社会历史分析、音乐学分析（于润洋）和音乐学写作（韩锺恩）。它们都用到技术术语、认知术语和情感术语，但比例不同。结构分析多用技术术语，社会历史分析多用认知术语，音乐学分析均用各术语，音乐学写作多用情感术语和文学描述。四者都用到隐喻。所谓“音乐学写作”，是韩锺恩教授提出的“音乐审美分析”。他指出，音乐美学的分析，应该有别于其他分析，应该是对感性的分析，否则就没有学科存在的理由。由此提出了第四种分析模式，并借于润洋《悲情肖邦》出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两个音乐学系学生交流之际，带领后者的学生亮相音乐学写作模式。但是结果被当作回到了非学术的文学描述时代，迄今未见新的举措。笔者并没有新良方，但是认为感性分析是音乐美学写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分析哲学美学成果可以借鉴。
篇9
关键词：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译者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4-0092-04
Abstract：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there has been introspection of and heated discussion on who should undertake the task of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major translator model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n from linguist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levels it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joint translator model of western sinologists and native Chinese translators as well as the excellent overseas Chinese translator model are ideal translator models. Finally， it expresses the expectation that more and more such translators can disseminate grea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so that the world will better know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Chinese literary works； dissemination； translator model
进入21世纪，为了增强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而且，随着莫言作品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学界更为关注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译介效果，并对由谁来翻译这些作品从而达到理想的译介效果进行了反思与热议。本文欲就目前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中出现的几种主要译者模式进行评析，并指出其中较为理想的译者模式，希望为今后的实践与研究提供借鉴。
一、主要译者模式综述
目前，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模式主要有四种：中国本土译者模式、西方汉学家模式、西方汉学家及中国本土译者合译模式（以下简称“中西译者合译模式”）、海外华人译者模式。
（一）中国本土译者模式
在近些年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史上，有一些中国本土译者以个人翻译方式主动担当起将中国文学瑰宝译介至国外的重任，如许渊冲、汪榕培、张培基、刘士聪等人，他们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此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国家机构主持的两个重大对外翻译项目――《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工程――也主要由中国本土译者担任翻译工作[1]，[2]55。赞成这一译者模式的一位代表人物是潘文国教授，他认为外籍译者很难全面、公正、深刻地理解非母语的语言及文化，因此应由中国本土译者在夯实中外语言及文化修养的基础上，从事汉籍外译工作[3]。
（二） 西方汉学家模式
这一模式在中国文学外译史上并不少见，这些西方汉学家通常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热爱，自发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如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美国汉学家、翻译家伯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赛珍珠（Pearl S. Buck），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一模式有如下优势：这是译者将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相对于中国本土译者，他们更了解本族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和微妙的审美品位”[4]5。
（三）中西译者合译模式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西译者合译的例子越来越多，如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妻子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or）合译了多部中国历史名著。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其妻子林丽君合译了多部现当代中文小说。还有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其中包括英译《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它所采取的译介策略就是中外合作翻译和出版[5]，这是国家机构搭建桥梁、组织中外合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伟大尝试。此外，2011年《人民文学》杂志推出英文版《PATHLIGHT》试刊号，组织了20多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来自英、美、澳等国的汉学家及中国学者翻译中国文学界的新作品、好作品，希望既能使译文符合目标人群的阅读习惯，又能使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推介作品。胡安江教授认为这种合译模式是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佳译者模式，因为它保障了译前文本的选择、理解与翻译决策和译后的出版、传播等环节，能够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2]57。
（四）海外华人译者模式
旅居海外的华人译者，是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又一大群体。如翻译过《道德经》等中国经典哲学著作的美籍华裔译者陈荣捷，翻译过《红楼梦》的三位美籍华裔译者王良志、王际真、袁家骅，最早翻译过鲁迅作品《阿Q正传》的美籍华裔译者梁社乾，还有翻译木心小说的美籍华裔译者童明（原名刘军）等。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优秀的海外华人，他们精通双语（外语水平相当于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使用者水平），具备较强的翻译能力且熟悉东西方文化，并以文化传播为己任。卢巧丹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学跨文化译介的理想人选[6]76。
笔者认为，在这四种译者模式中，总体说来，中西译者合译模式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是较为理想的译者模式，下面将从语言层面、文学层面和文化层面论述这两种译者模式的合理性。
二、两种译者模式的合理性
（一）语言层面
从语言层面看，翻译可被看作语码的转换，涉及到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中西合译模式中合译者可以利用各自的母语优势确保较为准确地理解原作的意义以及产生通顺、自然、地道的译文。优秀海外华人译者也具备相似的理解及表达能力。而单纯的西方汉学家或中国本土译者在理解或表达中可能会出现困难或错误。
如在理解方面，一些西方汉学家如韦利、赛珍珠、霍克斯等曾对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误读，继而出现了误译。下面以韦利英译陶渊明的诗《责子》为例，分析其中的误读误译现象。其原诗为：
白发被两鬓 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 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 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 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 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十龄 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 且进杯中物[7]152
阿瑟・韦利的英译为：
White hairs cover my temple，
I am wrinkled and gnarled beyond repair，
And though I have got five sons，
They all hate paper and brush.
A-shu is eighteen：
For laziness there is none like him.
A-hsuan does his best，
But really loathes the Fine Arts.
Yung and Tuan are thirteen，
But do not know “six” from “seven”.
Tung-tzu in his ninth year，
Is only concerned with things to eat.
If Heaven treats me like this，
What can I do but fill my cup？[7]152-153
我们将译作与原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译者将“肌肤不复实”、“二八”、“行志学”、“文术”理解错了。在这首诗里，“肌肤不复实”应指“肌肤已经松弛、不再紧实”的意思，并非“I am wrinkled and gnarled beyond repair（皮肤有了皱纹、变得粗糙）”的意思。虽然原文和译文都是形容人上了年纪，但笔者认为，原文描述的角度比较特别，是该诗比较出彩的地方之一，所以译文应把这种较为独到的描述保留下来；“二八”是古汉语里一种表达年龄的方法，意指十六岁，而非十八岁；“行志学”出自《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句话，因此“行志学”在这首诗里应暗指阿宣即将十五岁，而不是“try one’s best（尽某人最大努力）”的意思； “文术”在这里应指“文章写作技巧”，而不是“the Fine Arts（尤指绘画、雕塑方面的艺术） ”的意思。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在理解上有时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也举过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中文水平已经很高的美国人的例子。这位美国人将“被打得死去活来”翻译为“一批被打死了，活着的一批又来了”[8]。 像“死去活来”这样的成语还有其它一些诸如中国的俗语、俚语、谚语、方言等着实会给西方译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在表达方面，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A.C. Graham）在他的译作“Poems of the Late Tang”（《晚唐诗选》）的序言中曾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几乎不能将汉英诗歌翻译交给中国人去做，因为按照规律，翻译最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鲜有例外” [9]37。序言中他还以中国译者黄雯所译的两首诗为例，认为译文“不自然”，“更像中文诗歌，而不像英语”[9]24。经笔者查，这两首诗是卢纶所作的《塞下曲・其二》及《塞下曲・其三》，原文为：
《塞下曲・其二》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塞下曲・其三》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黄雯将这两首诗译为：
Grass rustle through dim woods，
Warrior shoots into night，
Dawn finds arrow-plume
Lost in rocky heights.
Black moon geese fly high，
Tartars flee the dark；
Light horses pursue，
Sword and bow snow-marked. [9]25
笔者认为，这两篇译文在表达上主要有以下的问题：首先，“rustle” 这个词的主语是“grass”，因此应改为“rustles”；“夜引弓”指的是“在晚上拉弓”，而“shoots into night”这种表达形式并不符合“shoot”这个词的用法，更谈不上表达“在晚上拉弓”这个意义；“石棱”指“石头的棱角”，因此“没在石棱中”表示箭深入石，暗含将军的箭射得有力道，入石三分的意思，而“rocky heights”的意义是“岩石的高处”，完全没有了原文的隐含意义；此外，译文中“Black moon geese fly high”这个句子有两个名词处在主语的位置，但没有任何连词连接，这既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也使该句的意义变得十分模糊不清； “单于夜遁逃”指的是“敌人趁着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地逃走了”，而“flee the dark”是“逃离黑暗”的意义，与原文也不符。对于这两篇译文格雷厄姆评价道，“比起标准的英语译文来说，这两篇译文没有完全按照原文意思去翻译，还存在过分简单化的问题”[9]24。
格雷厄姆在黄雯的译作下给出了自己的译文：
Woods dim， grass startled by the wind：
In the night the general draws his bow.
At dawn they seek the white feather
Lost among the corners of the stones.
Moon black， geese fly high：
The Khan flees in the night.
As they lead out the light horse in pursuit
Heavy snow covers bow and sword.
我们可以感受到，格雷厄姆的译文无论从语法还是措辞上来看，都要更准确一些，虽然黄雯的翻译水平不能代表所有中国本土译者水平，但是从整体上我们必须承认以目标语为母语（或相当于母语）的译者在表达上的优势。
因此，从语言层面看，在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中，中西合译模式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是较为合适的译者模式。
（二）文学层面
1. 美的再现。在一部文学作品里，它的意境、语言、形象、风格当中的美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美学系统[10]。要对这部文学作品进行好的翻译，需要对这一美学系统有所认识。即，译者首先只有认识到这些美，才能在译作中再现各种美的成分。在这些成分中，最难认识准确的是意境美。文学作品里的意境是隐性的，它要求译者能够透过语言表象，深刻理解与把握作者在创作作品时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认识、理解与评价。要做到这一点，译者不仅要精通原作的语言，还要充分了解作者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因此，在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意境美方面，中国本土译者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是占有优势的。在再现美的方面，以再现语言美和风格美较为不易。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美不仅包括言辞美，还包括形式美、音韵美，译者要在译作中再现这种语言美，就要对目标语言有着很深的造诣。再说到风格美。一位作家的写作风格，不管是简约的还是繁丰的，明快的还是含蓄的，庄重的还是幽默的，等等，要想在译作中再现这些风格特点，就要在措辞上甚为考究，这也要求译者对目标语言的掌握程度相当深厚。所以，在再现中国文学作品语言美和风格美方面，以目标语为母语或相当于母语的西方汉学家或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更具优势。
2. 诗学。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诗学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一些文学要素，包括主题、情节、人物、文学手段、象征等；另一个是观念，它指的是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到的作用，或应起到的作用。这个观念对文学作品主题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所选择的主题必须符合某个社会系统，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受到青睐和重视[11]。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都会选择某些类型的诗学。实际上，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我们希望中国文学能够“走出去”是一种将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传播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主动或一厢情愿地向他国译介自己的文学作品，对方也许没有强烈的要求[4]7。在这种文化不平衡的环境下，为了取悦目的语读者，译者需要选取在目的语文化中受欢迎的题材的作品进行翻译，有时要以目的语文化的诗学来改写原文。而这样的译者就需要了解、熟悉目的语文化的诗学（即当时目的语文化中受欢迎的主题和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写作手段），因此在这一方面西方汉学家或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是很有优势的。首先，西方汉学家或优秀海外华人译者和他们身后的西方出版商会更了解什么样的主题符合他们的社会系统，以使所译的作品受到欢迎和重视。一个好的例子是英国企鹅出版公司于2008年出版的《狼图腾》英译本。企鹅集团亚洲区总裁皮特・费尔德曾表示，《狼图腾》是一个没有文化差异的动物故事，其中的一些话题都是全世界正在关注的话题，如人与动物应该如何相处、如何解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如何对接等，所以这样的题材非常适合海外读者[12]77。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英国企鹅出版公司于2005年以10万美元的预付款，10%的版税买下了它的英译版权，这创下了我国图书输出的史上之最[12]80。我们了解到，《狼图腾》英译本在海外受到了欢迎，这也可以说明企鹅出版公司和《狼图腾》英译本的译者葛浩文对于所译作品题材的选择是正确的。其次，西方汉学家或优秀海外华人译者会更了解他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写作手段。我们注意到，葛浩文的许多译作就对原文的内容做了很多改动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包括加译者序、索引、文末词汇注释表以及调整小说的结构等方式。
因此，从文学层面看，中西合译模式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较为理想的译者模式。
（三） 文化层面
实际上，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是以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目的的。从文化传播这一更大的视角来看，选择恰当的文本和文化翻译策略是实现上述目的的两个关键因素。
1.文本选择。译者选择什么样的文学文本进行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所塑造的国家文化形象。西方汉学家在选择中国文学作品译介时会根据自己的研究视野和个人喜好，因此，中国译者（中国本土译者以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也应承担起“把他者文化的译者不易觉察的本族精华提供给国际社会”[13]的重任，让世界全面、公正、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及文学。
2. 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认为“归化”的翻译策略所追求的是使译文读起来通顺流畅而不像译文，因此这对原文语言文化的篡改甚至歪曲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会掩盖文化之间的差异[14]；而“异化”策略有助于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差异，防止主流文化国家通过翻译对外国文本进行文化侵吞[15]。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理想的译作应在保持中华文化和译语文化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根据语境的需要，灵活运用“归化”、“异化”策略。这就要求译者既富有强烈的推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不屈于同化的压力，又对双语文化有着深刻体悟。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中西合译模式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是较为理想的模式。如葛浩文和林丽君合译的译作中用“异化”策略再现了许多源语文化信息，同时又能为译语文化所理解与接受。还有前文提到的翻译木心作品的海外华人译者童明，在编辑要求他删除或改变一些文化信息以迎合目的语读者时，他认为不能因为他的文化太“异域”而放弃文化差异，这样会使译文丧失民族性，而好的译作应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最终其具有民族性、优美地道的译文被誉为“极具文学性的译文”，成功地完成了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之旅[6]79。
因此，从文化层面看，中西合译模式及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也是中国文学外译较为理想的译者模式。
三、结语
本文从语言层面、文学层面和文化层面论述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理想的译者模式，即中西合译模式和优秀海外华人译者模式。笔者希望更多的国家机构、民间组织和个人能够搭建平台，使越来越多的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有机会一同携手将中国文学的精髓真正传播出去；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海外华人译者以传播中华文化和文学为己任，主动地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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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安江. 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以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 （4）：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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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raham A. Poems of the Late T’ang [M].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8.
[10] 侯向群. 美的认识与美的再现――谈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审美标准 [J]. 外语研究，1995（2）：47.
[11]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62-163.
[12] 陈燕. 中国图书“走出去”成功案例选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3] 毛凌滢.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与译者汉语文化能力的培养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 （1）：66.
篇10
关键词：穆旦；中西融合；诗学思想；独特性
在20世纪的诗歌创作中，穆旦以其独特的诗歌经验、审美方式和书写艺术为现代汉诗的创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样态。“穆旦”是一个“完成”，即完成了现代诗的本土化问题，他把李金发、戴望舒的现代命题继续探讨下去，改变了现代诗的肌质――中国肌质。[1]作为诗人，穆旦综合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一直站在“四十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前列”（袁可嘉语），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2]，被誉为新诗现代化的旗手，为新诗的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经验；而作为翻译家，穆旦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出版的大量诗歌译作使得后人在谈及中国译诗的杰出译者时，“名单上少不了他”（王佐良语）。
穆旦成为“穆旦”，归结于他的“非中国的”气质和个性及“非中国的”诗歌和美学，但这并不是说穆旦身上没有或缺乏中国诗人和中国文化的品质，而是说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诗歌美学中，还没有穆旦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情绪、经验和美学的，穆旦以一种最个性化且最“无知”的方式扭曲、拉长、变形、激活现代人的感觉。这样来理解“非中国的”“穆旦”可能更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成长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从中西融合的跨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穆旦诗学思想的嬗变。
一、忧国忧民传统的羁绊
从根本上说，实用理性指的是一种执著于现实生活经验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不同于西方的思辨理性，它是以探求彼岸的抽象真理为己任，以此岸的具体经验为准则，随时调整自己的理性趋向。李泽厚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中把它界定为“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实用理性精神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在《论语》中孔子的一系列言行有着鲜明的实用理性的特征。按照孔子的仁德理想，“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显然，管仲这样一个不知礼数、不懂节俭的臣子本应是大加鞭挞的对象，但是当管仲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时，孔子却又认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种双重评价标准正是基于现世人生的具体经验而产生的。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实用理性精神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主要表现为：将所信奉的理想和主义转换为利国利民。而忧国忧民这一传统在穆旦身上同样有着深刻的体现。
穆旦早年是以诗人的身份著Q，他读诗，写诗，发表诗歌，出版诗集。然而1953年回国之后，他却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而是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教学和翻译。从穆旦的诗歌选择来看，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早期受浪漫主义影响较为明显，创作了《 春》《诗八章》等。20世纪50年代初，穆旦自美国回到天津，经历一系列现实遭遇后，创作风格完成向现实主义转型，敢于直面现实苦难，书写社会良知。晚年时期的穆旦，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和向浪漫主义的回归，创作了《理想》《冥想》等诗作，“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对于生活它做不出总结，面对绝望它提不出希望。”对“理想”“信念”的歌颂，成为他这段时期的歌颂主题。终其一生，穆旦虽然作为充满个性钟情于浪漫主义的诗人，但却又无法摆脱对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关注，究其原因，是离不开儒家精神影响的结果。
儒家文化对穆旦的塑造还表现在深刻的感时忧国精神。这种精神影响了他的创作选择，并明显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其在南开时期的《哀国难》，目睹日寇入侵，发出“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你良善的子孙们哟，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的疾呼。联大初期的《合唱二章》《不幸的人们》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旦作为一个抒情主体的背后总有一个古老的中国为背景，尽管穆旦诗歌的西化色彩较为浓厚，但他的身躯里却包裹一颗滚烫的炎黄赤子之心。所以，他的艺术热情是以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将民族的苦难力透纸背地呈现在他的诗歌中的。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感化
穆旦对现实一直在不停的追问和探寻，但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法找到安宁，只能转而从自然中寻求慰藉。他陶醉在自然的梦中，希望自己成为蓝天之漫游者，海的恋人，这种理想到了晚年更为明显。显然，穆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希望实现与自然的合一，回归自然。穆旦与西方诗人不同，因为中国的独特土壤，使得他在对现实绝望时，无法把宗教中的上帝视作归宿。他只能渴望回到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把“自然”视作西方现代派诗人眼中的上帝，视作摆脱现代都市文明和物质压迫的精神港湾。用作品讴歌自然，表达对自然的向往，由此成为穆旦孜孜不倦的追求。比如其在1939年2月创作的《合唱二章》中，作者尽情的歌唱“帕米尔的荒原”、“野性的海洋”等，表达对自然的纯粹爱慕。在其根据1938年联大时期经历创作的《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中，作者用“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来表达对城市文明的厌恶。最有代表性的是创作于1941年12月的《黄昏》，其从紧闭的物质文明中回归“突立的树和高山，淡蓝的空气和炊烟，是上帝的建筑在刹那中显现”，去享受“当太阳，月亮，星星，伏在燃烧的窗外，在无边的夜空等我们一块儿旋转”时的安宁。
“天人合一”思想对穆旦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自然”是一种摆脱现实困境的精神安慰，也体现在他对世界超越态度的塑造上。在其1945年9月创作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中，他直面战争，思考生命和死亡。“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死亡、战争、贪欲，在原始森林中被淡化，生命来源于自然，最终又在自然中终结；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化作另一种形式在自然中得到永生，“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不幸的人们》《甘地之死》《诗八首》等作品中的“海”、“东风”、“根”等意象，都可看作自然的化身。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以不同方式、时刻影响着穆旦的创作。
三、古典文学艺术的浸染
穆旦的诗歌受西方诗歌传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其诗歌的欧化色彩非常鲜明，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反对和摒弃是也是自觉的。他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独特的不同形式，都应与当时的生活保持密切关联。而旧诗，由于其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恰当表达当代人的情感。另外，旧诗的形象陈旧。穆旦所说的旧诗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既然中国古典诗歌不能符合穆旦的诗歌，那么“别求新声于异邦”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所以，在他的诗歌里没有“牧歌的情绪”和“自然的风景”，也看不到古典的和谐与统一，有的只是现代生存的矛盾与痛楚。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割裂穆旦诗歌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中国文学传统有其独特的感染力和丰富的生命力，其自身具备相对完整的系统，构成了引力巨大的磁场。熟知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诗人穆旦，在心理深层仍积淀着民族集体无意识，这种民族文化积淀已深入骨髓，使得他试图完成对其超越时面临着无法逾越的苦难，也必然在其新诗创造中有所体现。
除了前文已经叙述过的“忧国忧民”，抒发传统文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种古典文学传统抒情方式之外，古典意象在穆旦的作品中也获得了新生，比如其1940年创作的《玫瑰之歌・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中，“落絮飞扬”作为古典意象，意喻生命短促，营造出传统诗美意境，不似古典诗歌抽象地抒写诗意，而是具体清晰的写出繁复的诗境。穆旦笔下的诸如黑夜、流水等古典意象，也都被寄予了现代情感生命。此外，古典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诗歌的“形式感”上，即长期浸染古诗词造成的对形式和语感的注重。比如其1945年创作的《流吧，长江的水》中对反复和叠音词的运用，构建了如同古典诗歌般一唱三叹之美，再如《玫瑰之歌》的形式整齐、《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的押韵语调等[3]。可见，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始终像一位守护神注视着穆旦现代诗的发展，使其能融合中西，更显稳健和成熟。
参考文I：
[1]高秀芹，徐立钱著.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6：9.
[2]陈林.穆旦研究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2）：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