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监管协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营监管协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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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作为特殊的医疗产品，与药品一样，在疾病或损伤的预防、诊治、监护、康复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产、经营及使用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危害。为了进一步规范医疗器械市场秩序，建立健全医疗器械市场监管体系，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用械安全有效，我结合实际工作，对全市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研，对全市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现状有了更深地了解，对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地认识，并提出了相应的监管对策。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全市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345家。

1、地域分布情况

各县（市、区）涉械企业分布如下：

稽查支队辖区138家（生产企业2家，经营企业136家）

嘉荫县辖区 15家（为经营企业）

一分局辖区29家（生产企业1家，经营企业28家）

二分局辖区43家（为经营企业）

三分局辖区27家（为经营企业）

铁力市辖区98家（生产企业1家、经营企业96家）

2、生产、经营规模

我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年产值均在10万元以下。医疗器械经营企业销售额1—10万元的有119家，1万元以下的有226家。

3、生产、经营类别及品种

从类别上看，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经营的二类产品较多，其次为一类，三类最少。

从品种上看，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经营的三类产品多是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经营的二类产品品种较多，以病房护理和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为主；经营的一类产品多是基础外科手术器械和口腔科器械。

二、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全市医疗器械市场平稳、有序，但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绝大部分是兼营企业，给日常监管造成一定困难。我市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大多都与药店一起经营，经营产品单一，数量较少，并缺少医疗器械专用库房，多与药品同库存放。

2、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虽然我市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数量不少,但规模普遍偏小,经营品种单一。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经营的医疗器械中无菌器械品种少、数量多，而其他品种如血糖仪和试纸、血压计等型号和规格较多，监管中往往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逐批检查，效率不高。

3、制度保障措施不到位。部分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未建立真实完整的产品购销记录、进货检查验收记录，大部分经营企业未按要求对包装破损、超过有效期的无菌器械进行集中销毁并建立销毁记录。

4、部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硬件设施不齐全。大部分企业都没有设置医疗器械专用库房（储存区域），且在上述场所中没有防尘、防污染、防虫鼠和防异物混入等设施。

5、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经营状况欠佳。我市绝大部分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均已停产。原有5户生产企业，现已停产4户。

三、监管对策

从全市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现状及存在问题可以看出，我们对医疗器械的监管职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今后的监管任务还相当繁重。如何转变全市目前的医疗器械监管局面，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监管到位，值得深思。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1、发挥媒体作用，强化舆论监督。当前新闻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舆论监督已成为行政监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只有充分发挥媒体作用，才能在医疗器械政策法规宣传、违法行为曝光等方面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为此，我们要积极加强与市内各类媒体的联系，及时把医疗器械法律法规、监管信息、规章制度等及时主动通报给相关媒体来宣传。

2、勤抓法规培训，强化教育引导。要强化医疗器械监管，就必须将规范与整顿并重，加强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负责人和从业人员进行医疗器械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训，定期对他们进行采购、验收、养护、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并实施持证上岗制度，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

3、强化现场监督，确保监管到位。随着器械监管工作的逐步深入，要使器械监管真正到位，还需加强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现场的监督。

4、积极开展诚信示范体系建设。积极倡导并推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诚信示范体系建设，搭建诚信示范体系建设的信息平台，为每家涉械企业建立基本信息档案和监管信用档案，将日常监管信息和有关不良行为信息“登记入册”，定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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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无定法。文稿起草无固定模式，但其关键问题应注意把握，主要是“高、新、实、精”四个字：

高——就是立意要高。立意，是机关文稿特别是讲话稿的灵魂，立意高低与讲话者及写稿人的站位、视野、水平等有很大关系。立意要高，就是要站在战略的、全局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分析情况、提出措施、作出部署，具体应把握好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对上级精神的把握，确保文稿的观点、内容和提法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保持一致；二是对领导意图的把握，真正做到“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三是对县情特点的把握，跳出一地看一地，跳出一域看一域，避免固化在本地区本部门小圈子里。

新——就是观点要新。只有观点创新，才能打动听众、发人深省，也才能更好地传达意旨，尤其是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的贯彻落实。创新观点，重点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摆脱常规思维束缚，在调查研究和分析材料基础上独辟蹊径；二是更加注重结合，把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方针政策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相结合，与促进各项决策部署落实相结合；三是牢牢抓住关键，紧跟领导思维节奏，紧跟重大决策进程，以新思路、新观点及新的内容和文字“参”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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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 银行 混合行业 经营 影响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业发展国际化的快速发展，银行混业经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巴塞尔协议对于我国银行混业经营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银行监督和检查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一、新巴塞尔协议和银行混业经营

经济全球化要求下的金融全球化在世界广泛传播，因此，新兴产业在金融合作中不断发展和进步，在这些产业发展中需要与之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约束和政策管理，因此，新的协议就会随之而生。银行混业经营和新巴塞尔协议就是这一事实的体现。

（一）新巴塞尔协议的含义与特征

新巴塞尔协议(New Basel Accord)，是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简称，是由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促成的，内容针对1988年的旧巴塞尔资本协定做了大幅修改，以期标准化国际上的风险控管制度，提升国际金融服务的风险控管能力，主要包括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对资本充足比率提出最低要求；监察审理程序，和市场制约机能。

新巴塞尔协议突破了传统银行业限制，又涵盖了证券化资产和银行持有证券的资本要求，推广了经典的最低资本比例的适用范围；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则更加灵活、更加动态化，允许银行实行内部评级方法，使新的监管规则有一定的灵活性，鼓励银行在具备充分数据的条件下，采用高级的内部评级方法；新巴塞尔协议重视定性和定量的结合，定量的方面更加精细化，将定量和定性方面进行结合，采用多变量计算，将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引入到风险测量之中，更加符合实际，促进了银行混业经营和资产证券化等新型业务的发展，使银行朝向多服务、精确化发展。

（二）混业经营的含义及其作用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金融自由化的高速发展，金融服务的项目相互交融，产生了很多新型服务，在这些服务中混业经营则占据着关键性的优势，并且逐步在全球内产生了剧烈的影响，所谓混业经营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存款合法放贷款）与投资银行业务（发行，包销，销售和兑换公司证券、自营或经纪证券、交易和企业重组等）的结合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之间业务的交叉和融合。

混业经营对于发展商业性银行具有重大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混业经营有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混业经营可以协调银行中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和收支关系。具体地说，在某一个商业性银行中若有某个部门亏损后，可以用其他部门的收入补偿这一部门的损失。第二，混业经营可以增强银行的竞争力。银行可以在市场调节中不断地转变自身的发展方式，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完全迎合市场的需求，这样可以增加银行的自主经营和自主管理。同时，还可以为顾客提供更加全面和周到的服务，为客户的储蓄、理财和生活等方面提供便捷服务，从而也可以通过这种调整推出一些优惠服务，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塑造企业文化，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第三，混业经营可以建立良好的客户管理网络，规范客户的使用细则，促使消费者健康消费，从而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风险。

二、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混业经营的影响

混业经营在推动银行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提高了金融体系风险，加大了银行业的监管难度，削弱了银行业监管的力度。但是新巴塞尔协议对于加强银行业的监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新巴塞尔协议使银行混业经营处于较为公开的经营环境中，降低了监管难度

新巴塞尔协议可以采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模型法和操作风险高级度量法等方法对银行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风险和利率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这些分析需要很多充分的证据进行论证，并且需要向有关部门进行公开。这些举动都就大大降低了银行业监管的难度，同时也使投资者对于行业中的行情具有一定的了解，加入监管队伍中去。

（二）新巴塞尔协议促进我国金融业不断与国际趋于一致

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金融行业的发展直接制约着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尤其是在金融立法方面的成效越来越显著。在我国，新巴塞尔协议对金融业的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在于风险问题、风险权重问题、监管对象的单一性问题等等。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督和管理制度，同时还要健全法律制度、加大执法体系的建设，不断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不断促使我国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向国际水平发展，与国际中的发达国家一致。从而促进我国的金融行业的发展。

（三）利用新巴塞尔协议，发展我国的银行混业经营发展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银行混业经营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但是需要我国的相关部门能够逐步建立其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制度和实施措施，最为关键的还是监管部门的权力问题。新巴塞尔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上约定的具有法律效率的文件，这对于我国进行银行业监管具有指导作用。因此，我国法律部门应该根据相关的精神制定出与我国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行业规范。在新巴塞尔协议中就明确指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对各国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具体要求，允许银行实行内部评级方法，鼓励银行运用内部模型来全面衡量风险。这对于监管当局来说就扩大了自，同时降低了利率风险的管理难度，体现出了监管机构的责任和风险。这就要求监管机构要加大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和防范，不断创新出新的解决方案和革新解决方法。

总之，通过新巴塞尔协议作为国际上较为权威的银行监管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对于提高我国银行控制各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也是这一协议的核心内容。将这一协议作为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指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还是促进我国不断与世界金融和银行业接轨的重要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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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雪竹.新巴赛尔协议下银行信用卡业务的风险点及风险管理工具[J].辽宁经济,2007(11):47.

[3]刘世平,申爱华,田凤.基于新巴赛尔协议的内部评级体系建设[J].金融电子化,2006(12):97-100.

[4]吕思颖.现代信贷风险度量模型的比较及实用性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30(5):177-180.

[5]彭莉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的操作风险管理[J].商业时代,2006,(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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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意味着我国服务市场的全面开放。我国将由目前有限范围和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由开放,转变为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①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协议,我国将开放现有的投资,新开、扩大开放领域。同时,我国在中美双边协定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也作出了如下具体承诺:我国在加入WTO后,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使外国银行获得充分的市场准入。(1)正式加入时,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区或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2)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在入世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3)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在入世后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在入世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4)入世时,允许已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经过审批可向其他已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地区的客户办理人民币业务;(5)发放经营许可证应坚持审慎原则,入世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6)在汽车消费信贷方面,允许设立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消费信贷业务,并可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外资银行可在入世后5年内向中国居民提供汽车信贷业务。②

根据WTO的有关规则要求,成员方将决定开放的服务部门、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条件、资格和限制等都列入各自的承诺表中。而这些承诺表是通过GATS成员之间的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的,经过谈判成达的承诺表附在总协定之后作为其整体的一部分。因而,中美双边协议也将成为WTO规则的一部分。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中国入世后,该协议所规定的中国对美方所承诺的具体开放业务,也将无条件的适用于世贸组织的任何其他成员。因此,中美协议很具代表性。该协议一经生效,它所规定的中国应承担的具体法律义务,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加入WTO应承担的法律义务。

中国政府的承诺,和中美协议给中国逐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提出了要求和期限,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全面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银行业必将遵循国际银行经营管理的“游戏规则”,根据以《巴塞尔协议》为准则的国际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原则及标准和方法进行经营管理。因此,研究WTO的相关规则,检讨我国现行立法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二、对我国现行银行立法的检讨

(一)我国现行银行法对中资银行的业务管制过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影响和制约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也不适应金融市场开放及自由化的需要。

1.现行银行法对中资银行及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过严,一般规定在传统的狭小的业务空间,很难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需要。如现行《商业银行法》第三条所列举的业务范围,都仅限于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而对现行商业银行的新兴金融业务,如资产重组、投资理财、衍生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信息咨询、消费信贷等都缺乏相应的规定。因而,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金融产品主要都是基础产品,业务大部分是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大量的中间业务开展不足,金融衍生产品基本没涉及。但是入世后,随着具有雄厚资本实力和管理经验的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将会对我国内资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外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经营的许多金融产品相对国内而言都是新产品,他们在新产品的开发上有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在这方面,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机构有很大的差距,我国西部的银行机构差距更大。继续实施过严的管制政策,会使中资银行在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而且也不利于其业务的创新和发展。如果在过渡期内不做相应的制度调整,中资银行在金融创新领域的业务及市场份额也会丢失。有学者预计在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和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分别上升到15%和10%左右;外资银行的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份额将达到15%;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预计在入世后十年,整体上,外资银行将占有1/3左右的银行市场份额③。

2.我国现行法律确定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相对滞后。《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保险法第104条,《证券法》第6条的规定,奠定了我国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法律基础。截止1998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经济实体彻底脱钩;中央银行也不再承担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职能,将证券机构的监管移交给证券监管委员会单独监管,“保险业则由1998年11月成立的保险监管委员会专门监管。”由此,法律制度上和实践上都确立了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分业经营制度是在总结计划体制下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教训,适应现阶段不规范的金融市场和不完善的金融体制下的一种客观选择;在资本市场和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的条件下,实行这一制度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入世后,这一制度的弊端将日趋明显。在分业制下,银行业的经营范围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国际国内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其经营传统业务的边际利润越来越低。生存空间和经营规范很难适应不断兼并、合并、重组而形成的大规模企业发展的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勤教授将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称为“美国银行体系的悲哀”。④从当前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看,“金融业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是大趋势”,⑤“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80年代以来,在迅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都重新审视银行业的混业经营问题。90年代以来,这种混业经营的趋势更加明显,以往采取金融分业制度的国家纷纷向综合化方向转变和发展。如美国国会1999年11月4日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又称《Gramm-leach-bliley法》),该法案废除了在美国实行了50多年,标志着现代商业银行分业格局形成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界经营,从而使美国金融业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日本1996年11月开始的“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放宽金融管制,取消分业经营限制和金融市场准入壁垒,允许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相互准入⑥。

(二)现行银行立法对我国海外银行机构的管理制度,已不适应我国银行业向海外拓展业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根据WTO互惠原则,在允许大量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同时,中资银行开展海外业务也将较少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这就为国内经营状况良好、实力强劲的商业银行在海外国际金融市场从事竞争创造了条件。

但是,我国目前境外银行的立法一是位阶层次太低,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如我国这方面的立法有1990年4月人民银行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1995年8月《关于加强对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管理的通知》以及1996年10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管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最高层次的立法不过是部门规章。二是监管制度不健全,缺乏完整的监管体系,及国际通行的先进监管原则和有效监管措施。

(三)我国还缺乏统一的《外资银行法》,存在立法层次低,缺乏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的系统立法。相关法律对外资银行的管制表现为“综合采取了保护主义原则,单方优惠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⑦这种立法监管模式与定位的模糊及监管方法和内容上的缺陷,显然不利于规范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业务活动。

首先,在监管方式上,现行立法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实行多头管理,(目前参与管理的有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稽核局、外汇管理局、国务院的有关机构,各省计划单列市的分行和分局等)。导致监管机构的分工不明,关系不协调,监管手段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缺乏先进的定性与定量分析考核体系,监管水平不高;只注重以央行为主的外部监管,内部约束如行业自律性监管体系缺乏。此外,对外资银行定期稽查与评价制度尚未有效建立,有关外资银行的税收、接管、破产制度未做出深层次规定,缺乏监管的有效国际合作及相关立法的明确规定。与外资银行母国间的信息交流制度未能有效建立,以及一些规定过于笼统不利操作,对外资银行违法行为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等。

其次,是监管的具体内容也存在缺陷。如,从市场准入监管上看,对于风险程度迥异的分行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的规定条件没有严格区分。因为不同的组织形式意味着存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从监管角度看,外资银行(广义)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分行。“因为依据巴塞尔文件所确定的跨国银行监管的母国并表监管原则”“分行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国的有效监管”。⑧当外国银行通过分行经营时,东道国更多的依赖于外国银行的母国监管水平,分行只是外国银行在东道国的延伸,它不是独立的法人,外国银行的倒闭会直接导致东道国分行的倒闭。但是,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形式的监管中,对于风险程度迥已的分行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几乎没有严格区分。这种监管显然不利于有效地实现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金融安全的维护。

再次,从业务范围的监管看,一方面,现有法规对外资银行在业务种类,服务对象、业务领域等实施严格的限制。在很长的时间里,外资银行只能经营外汇业务,不准涉足人民币业务。不过随着银行开放的发展,目前一些外资银行已获准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但其客户对象限为外国人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存贷款以及其他部分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人民币负债不能超过其外汇总负债的35%。按照中美协议,现有法规关于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差距很大。另一方面,有关的法规又在某些领域对外资银行管制较为宽松而对中资银行限制严格。如在外币业务上,在利率、费率、外汇、汇率、开户和现金管理上,国内银行具有诸多限制条件,而外资银行都没有这些限制。前一种情况,即对外资银行业务的限制被外方指责为“歧视待遇”,即低国民待遇。后一种情况,则造成我国银行在竞争中束手束脚处于劣势地位。入世后,我国应根据作出的具体义务承诺及承担的其他国际义务,对这些规定,作出调整和修正。

最后,税收方面的不平等,超国民待遇和低国民待遇问题依然存在。现阶段,外资银行所得税税率为15%~30%,实际上,由于各特区的优惠政策,缴付的所得税税率仅为15%,而且起初的2年内,还可享受免税或减税待遇,而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税率早期为55%,其他金融机构为33%,现在均为33%。这种对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虽有利于吸引外资,但在入世后进一步开放银行服务业的条件下,这种内外资的不平等待遇做法就会导致我国民族银行业处于更为不利的竞争地位。

三、我国银行立法的重构及完善

结合WTO规则对我国逐渐开放银行业的要求及我国银行法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既要考虑适应入世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主动适应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积极修订和完善我国的现行银行立法。又要发挥逆向思维,充分利用WTO规则中的保留条款、例外规定,在过渡期内,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稳妥地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透明度、效率和民族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在银行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充分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

第一,修改现行银行立法及公司法调整和拓宽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完善银行治理机构,鼓励银行突破传统业务范围,开发现代金融业务的新领域和实现业务的多样化,并指导其适当增加中间业务与表外业务的比重,以分散银行风险,增强内资银行同外资银行竞争的能力。同时,为了适应世界金融业一体化、大型化、全能化、电子化的发展趋势,在立法上对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应有所松动,确定银行混业经营的长期目标,争取逐步实现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鼓励构建“金融超市”以提高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当然,这一目标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成熟的条件和一系列的改革与调整。因而,在现行短期内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条件下,国内银行应扬长避短,在自己所较为熟悉的业务领域集中投入,发挥优势,以增强在特定金融业务领域内的竞争力。

第二,完善关于银行境外机构的立法应着眼于鼓励我国银行向海外拓展业务,参与海外的市场竞争以及加强对它的有效监管。具体措施包括,提升有关立法的法律效力的层次,增强其法律权威,特别是运用《巴塞尔核心原则》提出的有效银行监管体系所必备的监管原则对我国境外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并表监管;进一步建立健全全球性并表监管的规章制度,加强母国银行对其境外分支机构的控制,加大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

第三,完善外资银行立法体系,制定统一的《外资银行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增强外资银行立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透明度。

1.外资银行监管的原则上,根据GATS及其所属的《有关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和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金融市场与外资银行的具体发展状况和进程,我国应采取对等的国民待遇原则并辅之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我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原则,力争实现兼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安全的双重政策目标。

2.强化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在监管体制方面,应在相关法律中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责、分工及协调合作;明确中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权,而且这种监管权利体现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谨慎经营及市场退出的全过程。除此之外,还应明确监管机关的处罚权和处罚措施,对外资银行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以及制定和健全我国监管主体与外资银行母国之间信息交换与分享的有关规范,切实实行有效监管。

3.加强对外资银行准入方面的审慎性监管,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根据中美双边协议,我国将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方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⑨但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仍要经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的严格审批,并把审慎原则作为发放经营许可证的标准。我们要做出既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又确保监管效力和金融安全。市场准入被称为是金融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火墙”,在相关立法条文中明确规定市场准入的条件,包括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管理者的素质和水平,业务范围,经营前景,市场需求和竞争状况等,以便相关法律在运用时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有关法规,针对外资银行不同的进入形式,有区别的设定不同的审批条件。引进外资银行应当鼓励中外合资方式。实践证明在引进外资银行的众多方式中(独资、合资、分行、代表处)以合资方式最有利:(1)有利于中方银行通过外方银行了解国际银行业的发展情况和金融创新情况。(2)有利于中方银行通过控股掌握经营决策权。(3)有利于防止外方转移利润,逃避税收。(4)也有利于中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

4.通过监管,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扩张速度。通过对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和经营业绩等方面提出要求,进而实行有效监管,这也是西方国家通常采用的措施。如:加拿大的银行法规定,所有外国银行总资产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比率不得超过8%,或总资产的数量不得超过110亿加元。在对外资银行机构的监管上,美国《国际银行法》要求,在美国联邦注册的外国银行分行和处须将一定数量的资金以现金和合格证券的方式存放在指定的银行,该资金须不少于分行或处负债的5%,或于当地联合注册的银行等同的资本金。香港等许多国家及地区都采用银行经营牌照制度,通过设置各类等级的牌照来控制从事不同业务经营范围的外资银行的数量和规模等等。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借鉴。⑩

5.在准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之后,为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需要对其活动内容实施有效的监管。为此,我们就要引入、借鉴《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外资业务经营范围的监管,比如,应明确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条件和限制;在监管内容上,使市场风险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对外资银行实施以风险管理与监控为重点的审慎监管制度;在监管的目标体系方面,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可操作性,将监管目标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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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租赁；融资租赁；巴塞尔协议Ⅲ；风险管理；盈利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8-0043-05

按银监会要求，我国将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监管标准，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类，流动性要求、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损失准备要求等多项要求将分别于2013年至2016年陆续达标。这表明，金融租赁公司参与实施新监管标准已是箭在弦上，从明年(2012年)起的两到三年时间将成为各家金融租赁公司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关键阶段。

一、巴塞尔协议Ⅲ对金融租赁业的影响

驱动金融租赁业未来转型与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新的监管法规标准。巴塞尔协议Ⅲ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模式，大幅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致力于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动性监管量化标准，将对银行业的经营模式、银行体系稳健性乃至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金融租赁公司作为商业银行的全资或合资子公司，也将受到协议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多个方面。

1、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扩张时代一去不返。

自2008年银监会恢复审批金融租赁公司以来，三年时间里，我国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规模走过了几何级的扩张路径。截至2011年一季度末，金融租赁公司租赁资产规模已逾3500亿元，三年间增长10倍以上，若干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已经接近监管允许的最低水平(8％)，更多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在10％上下徘徊。由于接近杠杆率扩张极限，在考量大单租赁业务时已现首尾不能兼顾。考察近年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冲业务规模、占市场份额、争行业话语权，成为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展模式。

巴塞尔协议Ⅲ自2012年起施行，将逐步为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扩张的时代划上句号。新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需要与股东银行风险和财务并表的金融租赁公司，将按股东要求按此执行。举例而言，如果某一家新成立的由大型银行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实收资本20亿元，按现行杠杆要求，理论上可扩张租赁业务，把规模做到约250亿元；而按新标准，只能扩张到约173亿元；如不补充资本金，业务规模需压缩77亿元；如维持原规模，要补充资本金9亿元。无疑，无论哪一种方案，在财务上均会对公司构成可观的压力。因此，原一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侧重外延式规模扩张、轻视内涵式提升盈利能力的增长模式在新标准下行不通了，金融租赁公司的增长方式将迎来转折。

2、租赁业“类信贷”业务模式将会无利可图。

过去两到三年中，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之所以能实现高杠杆率条件下的高速扩张，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类信贷”租赁业务提供的支撑。根据有关数据保守估计，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中，经营性租赁合同额约占10％，融资性租赁约占90％；在融资性租赁业务中，直租赁业务不足10％，回租赁业务占90％以上。经营租赁和直租比例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租赁市场中的相应比例，而这些占比比较低的业务又是收益率比较高的品种。我国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回租业务中，又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类信贷”租赁业务构成的。即租赁交易仅构成完成融资交易所需的结构性要素，真实交易的担保手段、定价水平和风险管理均接近于抵押贷款。金融租赁业近年的高杠杆扩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因袭了“类信贷”、“二银行”的业务模式。

金融租赁公司之所以能对“类信贷”租赁业务提供的高杠杆乐此不疲，部分因素在于在目前的监管规定下此类模式仍有利可图。这之中关键一点在于目前正常类资产的拨备率为1％，对金融租赁公司的定价水平压力有限。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建立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监管新标准：贷款拨备率(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的比例)不低于2.5％，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占不良贷款的比例)不低于150％，并且两者将按孰高的原则执行。这意味着，如果继续侧重“类信贷”业务，维持“类信贷”租赁业务定价水平，走外延式扩张的道路，这一类金融租赁公司将会无利可图，以至进入财务亏损。

3、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将受更多抑制。

如以上两点分析，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一方面办理了大量的“类信贷”租赁业务，另一方面又能在银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态势下，以高杠杆率基本达到市场出清的业务规模，这意味着此类金融租赁公司提供的金融产品与传统银行信贷产品之间仍存在差异化。但是，这种差异化未必是正面的，即并不意味着金融租赁公司所提供的差异化租赁业务服务全是由于其体现了融资租赁业务配置金融资源更有效率的一个侧面，如减轻信息不对称性、降低非必要交易成本、改善财务报表、提供税务优化、以融物形式达成融资等等融资租赁的优势方面。不可忽视的是，一部分由金融租赁公司提供的差异化服务源于其相对于受到更严密监管的传统商业银行更易于进行监管套利，利用交易结构绕过行业、产业、业务种类等种种政策限制。例如，对于一项水泥生产企业项目，或一项地方政府平台融资项目，或一项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在由于监管政策限制难以从银行系统获得足够贷款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通过金融租赁公司“曲线运作”，把某种设备包装成为可以售后回租的资产，为企业提供类信贷租赁，通过监管套利获取具有较高风险的收益。今年(2011年)以来，随着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的规范管理，“规模”渐渐成为资金市场上的稀缺资源，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行为又平添了“绕规模”因素。

针对此类监管套利，巴塞尔新标准要求，监管将进一步提升现场检查能力。督促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防止和纠正不安全、不稳健的经营行为；并建立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监管部门将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的不同，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这些举措意味着未来监管当局将致力于发展对于各类违规经营行为的打击力量，通过差别化的监管手段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全面提高银行业经营稳健性，金融租赁企业的监管套利冲动也将随之受到抑制。

4、金融租赁公司将更多贯彻股东银行设定的风险偏好。

要有效抑制金融租赁公司内在的监管套利冲动。

只有监管当局自身的努力仍是不足的。对此，股东银行要承担起责无旁贷的责任。当金融租赁公司从母行(以董事会决议形式)取得的经营目标仅仅是租赁业务规模、市场占有率、业务增长率、资产回报率、资本报酬率、利润总量、人均利润等指标时，金融租赁公司内部的高管层与决策部门就会以是否完成这些指标为标尺，有可能忽视子公司的风险偏好是否与集团整体保持一致，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自身是否符合风险控制机制的预设条件。因此，如果股东银行忽视风险层面的并表管理，仅仅运用下任务、定指标的手段管理，有可能助长租赁公司“类信贷”租赁或是监管套利行为。

针对此类现象，巴塞尔协议Ⅲ高度重视银行业集团层面的并表风险治理监管标准，包括集团层面的风险偏好设定、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集团内部交易等。新标准还将强化持续监管，赋予监管人员更广泛的权力，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监管，尽早识别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丰富和扩展非现场监管体系，完善风险监管评估框架，及时预警、有效识别并快速处置风险。这一制度安排下，股东银行将会连同业务指标，把集团风险偏好贯彻到下设金融租赁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在风险并表和风险偏好层面，对下设金融租赁公司的风险状态做到了如指掌，从机制和技术层面打消或约束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

5、金融租赁公司有条件或可从股东银行融资。

要让金融租赁公司充分贯彻股东银行设定的风险偏好，除了“控”之外，还要“扶”。一方面，股东银行通过组织、机制、技术等层面严格管理子公司，另一方面，须从经营上扶助租赁子公司，创造贯彻股东意志的必要条件。在监管要求上，我国金融租赁公司(即“银行系租赁公司”)与国外银行系租赁公司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差别：我国金融租赁公司不得吸收银行股东的存款。然而，从母行获取资金支持恰是国外银行系租赁公司与非银行系租赁公司相比的一个重要优势。可以有力地促进金融租赁公司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

巴塞尔协议Ⅲ对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高度重视，要求成员国建立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和监测指标体系，建立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流动性比例等多个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指标，其中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均不得低于100％。虽然是非存款机构，但这些指标的核心部分对于一家大中型的金融租赁公司同样适用。

租赁公司的租赁期限基本上都在五年以上，负债绝大部分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是金融租赁业持续的课题。与从同业市场拆借相比，从母行获得的资金不仅仅价格更为优惠，而且价格稳定、可预期性强，可以有力分散流动性风险。从我国金融租赁公司业务经营中的资金需要及母体银行可提供的帮助来看，逐步放开要求、有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试点从股东银行融资，将成为提升金融租赁公司风险偏好贯彻能力、降低行业流动性风险的一项积极举措。

6、金融租赁公司吃“监管大锅饭”的时代结束。

目前，各家金融租赁公司面对的是基本相同的监管要求：相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相同的融资渠道要求，相同的数据上报频率和颗粒度要求，可以称之是吃“监管大锅饭”。在新标准推动下，这一状态也将一去不复返。新标准要求，监管资源作为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要进行最优配置和使用，发挥最佳效力。

巴塞尔协议Ⅲ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理念高度重视“分门别类”监管，未来的监管形式有可能如同“中医坐堂”，对各家机构真正“对症下药”。新标准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设立了三个层次：系统重要性银行要面临增加的附加资本要求，中国银监会暂定其为1％。因此，将来金融租赁公司将按股东银行性质，分为“系统重要性银行下属金融租赁公司”及其他，按不同的并表要求，执行不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新标准明确了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并且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到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凡此种种，监管当局都有充分的可操作空间，对不同机构施行不同要求。此外，监管当局对于其他监管核心指标的要求也会同样视各家金融租赁公司情况量体裁衣。不再一刀切，例如根据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适度调整贷款损失准备要求。

除监管指标不同要求外，监管当局对于数据上报的频率、范围和颗粒度等方面也都可针对金融租赁公司的不同情况提出政策和要求，把各公司划分为三六九等，根据口味轻重“分灶吃饭”。

二、金融租赁业应对新标准的策略

在巴塞尔协议Ⅲ细密绵长的药效下，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时代结束、“类信贷”业务无利可图、监管套利冲动受到抑制。同时又要贯彻股东银行的风险偏好，并在“明察秋毫”的监管层和股东面前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应对策略何在?答案恐怕还是在于要发挥融资租赁业的行业特色与自身优势，从业务模式、市场领域、人才建设和信息系统等多个方面着力，走出一条真正有租赁业特色的发展之路。

1、内涵：业务模式从“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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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租赁作为商业银行重要的产品线，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只要业务更贴近于专业化租赁，就会有盈利空间。金融租赁公司在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面迈出步，就可以在盈利能力和资本回报方面收获更多。随着巴塞尔协议Ⅲ在我国的稳步推进，各家金融租赁公司将从“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的企业逐步转型，从而收获高于资金收益的服务收益。由于资产金融市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家公司难以精通和涵盖所有市场领域，必须有所选择。因而，金融租赁公司需要在未来数年在融资租赁市场中加速明确细分市场，建立在子市场中有较强盈利能力的拳头租赁产品。

2、协同：依托股东银行在客户资源、管理手段上的优势。

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相比，金融租赁公司能利用母行在客户资源、管理能力上的巨大资源。面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关联交易风险等风险因素，需达到不低于传统银行或融资租赁同业的盈利能力。金融租赁公司在市场开拓和管理手段等方面均面临诸多挑战。金融租赁公司依托并加强与母体银行的合作，符合巴塞尔协议Ⅲ的意见。在跨业监管合作方面，按照新标准，针对金融租赁公司，银监会表示将加强与中央银行的协调配合，改进对有关业务的风险评估，构建“无缝式”金融监管体系。因此，加强与母行的融合与协作，充分利用母行的资源，在风控与经营中通力合作，在不断优化自身发展的同时，融入母行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和有益的探索，已成为金融租赁公司借力发展的最优选择之一。

3、团队：组建复合型、专业化的金融租赁人力资源队伍。

2010年末，我国金融租赁公司有从业人员约1200人，外资和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有从业人员

约2000余人，两者合计仅3000余人，融资租赁市场上专业人才匮乏现象十分突出：业务所需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法律、会计、税务，及复合型人才不足；这在航空、船舶、机械设备等领域尤为突出。

专业化人才短缺，也加剧了金融租赁公司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专业创新能力不足。按监管层要求，金融租赁公司要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强化风险管理基础设施，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完善风险治理组织架构，进一步明确董事会、高管层、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部门和相关业务条线的角色和职能，而这些都离不开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和执行团队来担任或承担。按新标准要求，金融租赁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应改进并完善激励考核机制，建立风险与收益平衡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吸引并留住金融租赁专业人才。

4、工具：加大对核心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的建设投入。

巴塞尔协议Ⅲ高度重视业务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对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的作用。对此，监管层有明确的要求：金融机构要强化数据基础，通过新监管标准实施切实解决金融机构数据缺失、质量不高问题；积极开发并推广运用新型风险计量工具，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计量准确性；强化IT系统建设，为风险政策制定和实施、风险计量工具运用及优化奠定基础。

新标准要求，金融租赁公司要努力实现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采用产品分析、模型验证、压力测试、同业评估等监管手段，保证监管技术能够适应业务和组织机构日益复杂化的趋势：金融机构要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危机管理计划，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此外，金融租赁公司所需的多情景、多方法、多币种和多时间跨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控体系也离不开核心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的支持。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满足上述内部和外部风险管理要求，金融租赁公司加大对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投入已是势在必行。

5、视野：随中资企业走向更广阔的蓝海市场。

有数据表明，欧洲银行业比北美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更为严峻。这意味着，新标准施行后，欧美金融机构将面临或设法补充资本金，或压缩业务增长的困境，因而欧美银行系租赁公司也将会被殃及，在一段时间内面临比较困难的整体市场环境，可获得的业务机会更为有限。

从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看，我国主体银行(无论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达标，因而在补充资本金方面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小，金融租赁公司会受到的波及也就有限。可以预期，随着新标准的施行，我国金融租赁业在全球融资租赁行业的占有率将有所增长或发力上升。从国际市场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向全球，金融租赁公司也将随之走向蓝海市场，在全球融资租赁的舞台展现中资租赁公司的特色业务。

6、紧迫：新标准要求不达标银行“退出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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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协议 风险管理审计 改革方法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1、协议的确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协议在广泛的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次修改,最后于2004年6月公布正式稿,委员会规定从2006年底开始在成员国开始推行。新协议由三大主题组成,分别从资金管理人和风险管理人角度、监管人角度以及投资人角度对银行风险的内涵、计量方法以及风险防范方式等,作出了建议和规范方法的要求。

2、协议中的三大主题含义:

第一主题: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资金管理者和风险管理者角度)。新协议将银行风险的进行了划分,确定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方面,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多种备选方案。

第二主题: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监管者角度)。这部分内容是第一次纳入协议框架。新协议认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适应,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所面对市场的性质、收益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应对市场风险的要求,在商业银行的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进行必要的干预。

第三主题:市场约束(投资者角度)。它是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体现,其作用在于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和促进银行体系运作中的安全与稳固。新协议明确了市场有迫使银行合理地分配资金及控制风险的作用,市场中的盈亏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

二、风险管理审计的概念及现实意义

1、概念

风险管理审计是指: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采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估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风险识别、分析、评价、管理和处理能力等内容的内部审核活。风险管理审计作用是,通过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控制及监督过程进行评价,进而提高经营过程的效率。

2、实施风险管理审计在银行中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风险管理审计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帮助风险监管者防范风险。风险监管部门的任务是根据实际要求,制定防范风险发生的制度和监管执行这些制度。银行内部审计实施的风险管理审计,是要求审计从第三方的角度,对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进行重新审核,客观地评价风险防范系统的正确性,使风险因素得到有效的控制和防范,这弥补了风险监管者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2)风险管理审计可以增强防范制度的执行力度。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制和监管、稽核制度执行彻底,是形成经营风险的一个因素。风险管理审计可以评价和检查风险应对方法的执行情况,通过审计风险防范实施的过程,确定制度、措施是否被执行,执行的力度如何等,从而起到加强防范风险措施执行的目的。

(3)风险管理审计通过“干预性”方式减少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体现“增值”功能。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的独立防线,它并不直接参与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和执行,而是对已有风险管理实施再监督,它完全可以促进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另外对操作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协调、管理,提出控制风险的有效建议,是风险管理增值的另一体现。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风险管理审计应当采取以下措施来更好的为银行服务

1、以协议为基础,根据自身的情况完善相应的风险管理审计部门和制度。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要正确认识风险管理审计,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审计部门。针对新巴塞尔协议中提出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和范围,制定适应自身的风险管理审计方向。经营中,每个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点不同,其经营中面对的风险也就不同,所以各个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也不尽相同,内部审计部门要能够从自身出发制定符合自己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办法和制度。

2、完善风险管理审计的具体实施标准、方法。完善评价标准体系,可以利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基础,参考借鉴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教训,研究调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标准。建立风险管理审计方法要本着“衔接”、“配套”、“务实”的原则,既要注意与风险管理相结合,也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3、工作中做好风险管理审计的新方法研究和探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新审计技术和方法,是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商业银行,应鼓励内部审计人员以新协议中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为基础,结合自己银行的情况,创新审计技术方法并加以实施。另外,在完善风险管理审计方法时,特别要注重探索完善审计抽样、内控测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实施等方面的方法和技术产。增强审计人员与风险管理人员的沟通,以增强审计方法的实用性、指导性和前瞻性。

四、总结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确立说明全世界的金融也在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在金融行业中,商业银行的地位比较特殊,它是金融的基础,它处在金融行业的最前端。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作为风险管理的监督者,风险管理审计体系又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补充。

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应当在实施中:结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把握世界金融风险管理方向;结合自身风险管理特点,因地制宜的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审计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使审计为风险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1]李红侠.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博士后征文,2009(1)

[2]王云端. 银行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关系分析[J].现代商业,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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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中国银行业 资本监管

一、引言

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投行雷曼兄弟在其资本充足率为11%，即最低监管要求的三倍情况下，仍走向破产之路。该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开始对银行资本是否能在危机中发挥应有的缓冲作用产生疑问，进而开始质疑巴塞尔协议Ⅱ。基于这样的压力背景下，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银行体系监管的改革方案――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银行资本要求。在这新一轮全球银行资本监管改革的趋势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难免会受其影响，因此，基于巴塞尔协议Ⅲ，考察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趋势方向是具有研究意义的。

二、《巴塞尔协议Ⅲ》关于资本监管方面的核心内容

相比起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在资本监管方面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其主要变化在于四个方面：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引入杠杆率。

（一）提高最低核心资本充足率

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普通股最低标准由2%提高到4.5%。对于非股份制银行将建立合理的标准确保其资产质量，不再符合一级资本金要求的金融工具将自2013年开始以每年10%的速度退出。

（二）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

在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Ⅲ首次提出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银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资本留存缓冲是由扣除递延税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目的在于使银行在危机时仍持有缓冲资金以确保“吸收”损失。逆周期资本缓冲则是作为资本留存缓冲的补充，目的在于防备由于信贷增速过快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积累的情况。

（三）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

全球银行缺乏流动性监管和统一的流动性监管标准是新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巴塞尔协议Ⅲ将流动性监管加入监管的目标体系中，并建立两个新指标来衡量。一是流动性覆盖率，用于衡量机构抵御短期流动性风险的能力。短期流动性风险诸如公共信用评级大幅下调、存款部分流失、无担保融资渠道干涸等严重情况的爆发突然性强，优质的流动性资产可以确保银行机构能坚持运营一个月。二是净稳定资金比率，通过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其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以衡量银行机构在长期内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四）引入杠杆率

高杠杆倍数是最广为诟病的引起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因为在高杠杆倍数的情况下银行仍能保持符合监管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掩盖了杠杆倍数过高带来的风险。因此，巴塞尔协议Ⅲ提出引入对杠杆比率的监管作为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要求各成员国在同一时期对3%的一级杠杆率进行平行测试，基于测试结果，于2017年进行最终调整，并纳入巴塞尔协议Ⅲ第一支柱部分。

（五）其他相关内容

除了上述4个内容外，巴塞尔协议Ⅲ为防止银行将大量高风险资产转移到表外业务逃避监管，规定了更为严格的高风险资产风险加权计算方法，将银行表外资产和资产证券化产品按照一定的系数换算成等价信贷产品。此外，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系统重要性银行”概念，将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会对整个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定义为系统重要性银行。相较于所有的标准，更为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标准，以确保其抗风险能力，降低因系统重要性银行暴露问题而引发的大规模性金融危机的概率。另外，巴塞尔协议Ⅲ还建立应急资本机制，比如应急可转债等，确保当银行濒临倒闭时，可以通过债权人参与共同承担损失，使银行得以继续经营。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后，2010年底中国银监会跟进巴塞尔协议Ⅲ推出四大监管工具，包括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要求四大方面。随后中国证监会于2011年8月15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划分资本监管为四个层次，即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并以此将银行分为四类，分别对其进行监管，就此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

（一）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影响

目前，虽然中国证监会要求最低资本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6%和8%。但一般情况下，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底线为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10.5%，核心资本充足率底线为7%。根据有相关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各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在12%以上，核心资本充足率在7%以上，这可以看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结构较好。而且就整个银行系统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2%，大于10.5%，远大于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8%，因此新的资本要求短期内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影响不大。

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商业的经营业务主要以信贷为主，以利差收入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可以定性为资本消耗型的银行业务模式。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上行期，对信贷的需求会持续增大，由于银行的收益和利差与资本规模成正比，这使得中国银行业整体面临资本短缺的困境。此外，受限于国内资本市场的约束，银行补充资本的速度必然赶不上业务的扩张需求，加上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银行业带来资本补充压力，约束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另一方面，为追上信贷需求，银行需求大规模的资本补充，虽然这在经济上行期对整个经济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资本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导致坏账增加。

（二）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影响

目前，我国对银行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不足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2.5%。未来若依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这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提出更高的要求，且由于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是由普通股和其他高质量的资产构成，通过财务杠杆的调节，资本留存缓冲会在中长期降低银行盈利的波动，但是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提高会对银行利润分配有所限制，并且再融资的时间间隔会缩短以及难度加大。

（三）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中规定，初步要求银行杠杆率不得低于3%，我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杠杆率要求不得低于4%。目前我国银行业杠杆率普遍在4.5%以上，这个指标短期内不会对银行有太大的影响。在流动性方面，我国银行业将在“十二五”期间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两个指标，进一步增强了银行维护流动性的能力。

从长期来看，中国金融市场中金融衍生品几乎没有发展起来，银行并不存在巨额的表外业务，杠杆率相比起西方国家商业银行较高。但是随着信贷规模扩张、表外业务发展的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将长期面临资本补充的压力，在现有资本规模下，杠杆率必然降低。而此时再提高杠杆率的标准，对我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无形中增加了压力。再者从流动性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存款来获取融资，如果金融危机爆发，银行很难从同业处融资。因此流动性要求的提高，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是一种挑战。但是新的流动性管理理念会提高银行对负债稳定性的重视，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四）系统重要性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的影响

由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国有化程度高，因此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国家银行体系乃至是金融体系的影响都大于西方国家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通过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可以使系统重要性银行在面临重大风险或经营失败时，通过额外资金或启用应急资本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风险或是辅助经营，使银行恢复稳健状态。因此，系统性重要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的建立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

四、《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启示

巴塞尔协议Ⅲ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吸取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更为严格的银行监管规定，其将是今后全球商业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演变、改革方向。由于我国银行系统业经营模式是以信贷规模扩张的消耗性模式，银行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因此在短时期内让我国银行资本管理参照巴塞尔协议Ⅲ执行，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过于硬性的转化，是弊大于利的。所以，应建立过渡期，依照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地改革我国银行资本管理体系，以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规定。以下，将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在今后的改革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建立长效合理的多渠道资本补充机制

短时期内，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满足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是，从理论上来看，在以上论述的巴塞尔协议Ⅲ关于资本监管的核心内容中的各项指标，都会增加了银行的融资成本，扩大资金的需求量；此外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因为顺应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商业银行在这两年都放出了大量信贷业务，并且伴随着我国经济处于上行期的基本情况，信贷业务在今后将更加扩张，这一资本消耗性业务的增加，从长期来看，将会使我国银行业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针对这种资金供应量不足、资金需求量扩张的情况，我国银行业需要建立长效健全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以补充资本的缺口。本文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鼓励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中间业务，走资本节约型盈利模式。如在银行加强资本规划和管理体系时，积极开拓其他业务，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的托管、投行等新兴业务和表外业务；发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债券承销、代客投资理财业务；通过调整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将普通股资本补充方式同内部资本积累补充方式相协调，以实现高资本补充低成本；还可通过开发金融创新混合资本工具以增加银行资本等。

（二）主动调整银行经营业务模式，加强资本规划和管理体系的建设

资本存在缺口的关键是我国银行经营业务的模式是资本消耗型，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要切实改变过去偏重靠规模扩张的信贷经营理念，转而建立节约资本的银行经营业务模式。此外，还需注重在有限资本规模下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以实现“资本、风险、收益”的有效匹配。再者，除了实现节约资本，还需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建立一个以资本规划、资本补充、资本使用和分配、资本监控和考核、资本使用评估、资本规划修订为循环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三）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

经济周期转变时，银行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系统性风险。这是由于在经济上行期，信贷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张，信用风险也随之产生，但隐藏于银行内部，当经济下行期来临，信用风险随之暴露出来。若按照现在的资本监管方法，经济上行期资本要求下降，经济下行期资本要求上升，这将会扩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因此，应在银行资本管理体系中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以平滑信贷供给的长期波动，维护银行体系长期信贷供给能力，从而降低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

参考文献

[1]崔宏.“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的中国银行持续发展之路[J].银行家，2010（10）.

[2]游春，张绪新.《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影响[J].金融管理与研究，2011（06）.

篇8

2010年9月12日，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通过，中国银监会又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这一意见的实施，对当前陷入经营困境的地方商业银行来说究竟是枷锁还是机遇？是会进一步地阻碍地方商业银行的发展，还是会促使地方商业银行改革创新，走出当前的经营困境？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一、地方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

从2011年年报来看，我国地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5.3%，高于国内商业银行整体的12.7%和大型商业银行的12.8%；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3.7%，高于商业银行整体的10.2%和大型商业银行的10%。基本满足了“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因此，从短期来看，“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对地方商业银行资本的影响不大。

但是从长远来讲，我国国内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为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2011年的年报来看，地方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9.98万亿元，较去年增长21.7%，负债总额为9.32万亿元，较去年增长26.5%；存款和贷款都保持着高速增长。我国地方商业银行贷款总额超过4万亿元，较去年增长约34%；存款总额超过7万亿元，较去年增长约28%。面对近年来资本金约束的强大压力，地方商业银行主要是通过发行次级债、利润留存以及增资扩股来补充资本金。严格的新资本充足率标准正在逐渐引导地方商业银行从过去的规模扩张型外延式发展模式走向质量扩张型内涵式增长之路，从而促进地方商业银行更多地去调整业务结构、强化管理、创新服务。地方商业银行今后也不得不在控制贷款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资本的内生性补充。

尽管近年来地方商业银行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地方银行在四大商业银行高度垄断、外资银行入驻我国、地方政府介入干预的背景下，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不少地方银行只能在夹缝中谋生存。归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先天资本不足

大部分地方商业银行是由原来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改制重组而成，历史包袱沉重使其难以满足《巴塞尔协议Ⅲ》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根据银监会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应于2016年年底前达标，满足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这对于部分地方商业银行来说，可能会面临兼并或倒闭的风险。

（二）资产质量较差

由于大多数地方商业银行是由以前的城市信用社重组构成， 这也使得地方商业银行承接了城市信用社在过去不规范经营时期所积累下来的大量不良资产。近年来，尽管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着以往的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已经结束。从2011年四季度末数据来看，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由2010年四季度末的0.9%降至0.8%，低于国内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0%；其中，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不良贷款比率均为0.2%。不良贷款余额连续下降的趋势于2011年一季度结束，2011年一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为333亿元，较2010年四季度末增长7亿元；2011年四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为339亿元，较2010年四季度末增长13亿元[1]。这部分不良贷款， 大多数地方商业银行也只能通过自身利润冲销和地方政府资产置换这两种方式来处置。而部分地方商业银行连年亏损，根本没有核销不良贷款的能力。

（三）缺乏正确的市场定位

地方商业银行处于四大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夹缝中间，在资产质量、科技人才、盈利水平、营业网点以及金融创新等方面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大多数地方商业银行在客户、产品、经营区域的定位上也与国有银行相趋同，并没有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

（四）风险管理机制欠缺

许多地方商业银行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招聘的人才也仅在于满足其粗放型的拉存款放贷款业务上，缺乏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专业人员。地方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缺失，特别是在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方面缺乏对各类风险的认识和科学的管理手段使得地方商业银行难以吸引到优质客户资源，从而陷入了恶性经营循环。

（五）经营模式单一

大多数地方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局限于所在的城市，缺乏向外拓展的眼光。地域的限制使得地方商业银行在资金使用上过分地集中于当地企业，这种对当地客户过于依赖的现象，显然不利于地方商业银行分散风险。

二、中国版巴塞尔协议对地方商业银行的影响

金融危机过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加快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2011年2月银监会推出四大监管工具，制定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被业内称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通过仔细研究“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可以发现其在借鉴了《巴塞尔Ⅱ协议》的风险分类和监管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明显改进，这些对当前地方商业银行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细化核心一级资本要求，实施差别监管

“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意图大幅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整体质量，尤其提高一级资本中除普通股以外的其他资本工具的质量。通过建立统一的资本计算方法与口径，改变原有的较为混乱的计算方法。这就要求当前的地方商业银行要真正地优化核心资本，通过增资扩股、灵活进行转股、发行资本工具、利用利润留存等多渠道来补充资本金，以增强地方商业银行在应对风险时的吸收风险损失的能力。

（二）引入了杠杆率要求、预防表内外杠杆率的过度累积

《巴塞尔协议Ⅲ》对地方商业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缓冲的要求上，即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目前，地方商业银行距离2.5%的资本留存缓冲要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大多数地方商业银行是非上市银行，以存贷款为主要融资来源，在杠杆率的限制下经营将比较困难。总体来看，短期内银行的信贷扩张会受到限制，利差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盈利增长将会放缓，但从长期来看，这会进一步促使我国银行业从传统信贷业务向多元化的综合经营模式转变，有助于增强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2]。

（三）下调了零售类、微小企业贷款资产的风险权重

在坚持审慎监管原则的同时，“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对零售类、微小企业贷款资产的风险权重进行了下调。这将促进地方商业银行在选择客户时更多地向零售业、微小企业倾斜，有利于地方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作出一些改变。

（四）对流动性的进一步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从短期和长期两种期限的压力情景考虑设置了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两个动态的指标，对资本监管要求作出有效的补充[2]。我国商业银行的融资以吸取存款为主，这两个指标的推行将对银行业带来较大的冲击，尤其在风险管理控制上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而地方商业银行相对于四大银行来说吸收存款能力显然处于劣势地位，其所受的冲击将会更大。地方商业银行为了生存，必将通过纠正银行自身期限错配问题来改变当前的负债融资结构。

三、对地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对于地方商业银行的发展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场挑战。为此，我们提出了几点关于地方商业银行发展方向的建议：

（一）多渠道补充资本

新资本协议的意味着众多地方商业银行为了生存必然要通过多渠道的融资方式来进行补充。如上市、提留资本公积、发行次级债券等方式丰富资本的补充来源。

随着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日益推进，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不失为一种补充资本的好方法。甘小丰应用随机前沿方法（SFA）分析了近年来地方商业银行通过引入外资银行来改善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差、资本缺乏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明显提高了银行的效率[3]。地方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先进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拓展视野，提升品牌价值。

（二）设立村镇银行 推进跨区域发展

跨区域经营不仅有利于风险控制，而且可以在原来的发展基础上稳步推进，形成区域辐射。然而由于地方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开展时间较短，缺乏相应的经验，难以将本地市场的地缘、人脉优势迁移到新的市场，因此无论通过开设分支机构的跨区域经营还是通过收购其他金融机构来扩大经营范围，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样，跨区域经营更隐藏着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在当前地方商业银行跨省筹建分行搁浅的背景下，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也不失为一种方法[1]。在当前国内促进城镇化建设的道路上，通过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不仅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跨区域发展，更可以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挖掘更多的客户市场，从而改善经营业绩。

（三）服务中小、服务地方

从客户选择上来讲，地方商业银行仍应以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的定位方向。中小企业是一个极富有商业价值的群体，中小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因此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地方商业银行自身的特点来讲，地方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能够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更容易监督、跟踪贷款使用情况，减少信贷风险。另外，地方商业银行决策机制相对灵活，更适合中小企业“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4]。

（四）创新产品与服务

当今的金融环境日新月异，地方商业银行之前定位的“三个服务”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地方商业银行应该积极适应金融环境的变化，密切关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要求，加强业务创新，积极发展表外业务，成为发展区域经济和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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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协议III；商业银行；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0-0096-02

作者简介：陈磊（1984-），女，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经济师，研究方向：金融管理。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一）提高资本充足率比例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从现行的4%提高至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普通股及永久优先股）从现行的2%提高至4.5%，而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维持不变。新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规定将分阶段逐步执行，至2013年初，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达到3.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5%；至2015年初，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

（二）设立资本留存缓冲金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设立总额不低于风险资产2.5%的资本留存缓冲金，其构成是扣减递延税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设立资本留存缓冲金的目的是保证商业银行在面临危机时有足够的资金承担亏损，缓冲资本金压力，同时，资本留存缓冲金也将限制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未达到监管要求时回购股份，发放红利、奖金等行为。

（三）提出反周期缓冲金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为保证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是基于银行所处的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反周期缓冲金要求，各国监管机构将根据对经济运行及银行经营情况的判断，要求商业银行增加0～2.5%的缓冲金，持有形式为普通股等一级核心资本。

（四）引入杠杆比率监管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引入简单、透明、不基于风险的杠杆比率作为对基于风险的资本比率要求的可靠补充，并要求各国商业银行从2013年1月至2017年1月测试暂定为3%的一级资本杠杆比率的有效性，依据测试结果将进行调整，于2018年正式纳入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框架。

（五）加强流动性监管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需要监管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融资率（NSFR）两个流动性指标。流动性覆盖率的要求旨在保证商业银行在监管者设定的流动性压力下，拥有足够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以满足短期（30个日历日）的流动性需求，流动性覆盖率应不低于100%；净稳定融资率的要求是根据商业银行一年以上资产的流动性特征设定一个最低的可接受的稳定融资金额，以进一步促进商业银行进行中、长期融资，净稳定融资率应大于100%。

（六）对于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额外资本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对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1%～2.5%附加资本要求，降低此类业务规模大、复杂度高的银行发生严重事件或经营失败给整个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及有效控制这些银行“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评估指标包括全球活跃度、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等五项。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已在全球范围内选定12个国家29家系统性重要银行，对其实施重点监管。中国银行是目前我国唯一入选系统性重要银行的商业银行，同时也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中唯一入选的银行。

二、《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

（一）《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要求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不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监管机构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不断增强。目前，中国银监会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11.5%，对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10.5%。根据中国银监会2011年年报，截至2011年底，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71%，同比上升了0.5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24%，同比上升0.16个百分点，39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银监会于2012年6月8日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与现行监管要求保持一致。综合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较高，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短期内该要求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不大。

（二）《巴塞尔协议Ⅲ》缓冲金要求将挤压商业银行利润同时促进其稳定经营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设立总额不低于风险资产2.5%的资本留存缓冲金以及0～2.5%的反周期缓冲金。目前，我国监管机构没有明确提出缓冲金要求，未来，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将需要提取这两种缓冲金，利润也将相应地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与此同时，提取缓冲金将提升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促使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风险相对较低的环境中持续、稳定经营。

（三）《巴塞尔协议Ⅲ》将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方式转变产生影响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用于支持资产业务发展的资金必然相对减少。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尽快改变单纯追求业务规模及利润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细分市场和客户，争取以有限的资本投入获取较高的回报；加强产品研究与创新，进一步提高轻资本占用的中间业务收入在利润中的占比；以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为综合效益的考核指标，增加对风险因素的考量等。总之，《巴塞尔协议Ⅲ》将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方式转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巴塞尔协议Ⅲ将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理能力

巴塞尔协议Ⅲ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从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监管、流动性监管、缓冲金要求以及风险治理架构等方面提出一揽子监管改革方案，并要求成员国在两年内制定相关指引，2013年1月1日开始具体实施，2019年1月1日全面达到标准。中国银监会也积极在国内推进并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新标准，于2011年4月《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指出将提高资本充足率、杠杆比率、流动性等方面的监管标准，建立了更具前瞻性的、有机统一的审慎监管制度安排，要求2012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分别于2013年底和2016年底前达到新标准。总体来看，巴塞尔协议Ⅲ以及我国银监会相应提出的实施指导意见给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监管合规带来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也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和精细化程度，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专业化水平，强化风险管理转型和策略型管理理念，实现风险管理的系统性和一体化，全面提升整体风险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EB/OL]..

[3]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OL]，200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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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制度，建设，北京

作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北京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已经进入崭新的阶段。随着《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的颁布实施，研究考察已经实施的特许经营项目，客观评价所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将有助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为我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北京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进展与成效

（一）进程及特点

1.制度构建方面。北京市真正意义的特许经营是从2000年开始起步的。2000年市发改委出台《关于对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实行回报补偿的意见》，规定国有、集体、私营及外商企业均可以参加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标。2003年颁布的《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是北京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一个里程碑，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许经营项目规范化运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关于深化本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确立了在增量经营性基础设施中实行特许经营制度的思路；《关于本市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确立了以“增量改革、存量试点”为原则，开始启动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改革。2005年，《北京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从地方政府规章提升为地方法规。至此，北京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2.项目实施方面。20世纪90年代是北京市基础设施行业改革的探索阶段，总体运作不够规范，项目实施缓慢而艰难。2000以后，随着多项政策法规的出台，北京市特许经营项目建设进度也开始加速。2000年以BOT经营模式成功运作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肖家河两个污水处理厂项目。2002年北京市政府选择第十水厂项目进行了规范化运作试点。特别是随着134号令的颁布，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项目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到2005年底，共有十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累积吸引境内外各类社会资金100多亿元，特许经营项目已经覆盖了水务、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和燃气行业等多个领域。

3．运作特点方面。北京市特许经营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特许经营者的选择以公开竞标方式为主；特许经营的实施与监督管理主要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特许经营项目主要涉及增量部分，存量改革比较谨慎，而且各行业实施速度和程度不同；特许经营模式主要以BOT为主，同时结合项目自身特点，灵活运用其它经营模式。

（二）主要成效

1.规章制度更加完善，市场化改革取向确立。首先，与134号令相比，《条例》对推进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进程，规范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活动，维护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其次，随着多项法规制度的相继出台，基本取消了外资和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行业的制度障碍，确立了基础设施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取向。

2.投资主体逐步多元化，财政压力得到一定缓解。从目前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情况看，北京市基础设施行业，尤其是污水处理领域，已基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资金的广泛参与逐渐改变了原来政府财政单一投资的僵化模式，使当前基础设施行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减轻了财政投入和补贴压力，尤其是减轻了2008年奥运前面临的巨大投资压力。

3.竞争经营体制开始形成，服务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北京市基础设施行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原有的行政垄断局面开始打破，竞争性经营格局将逐渐形成。虽然尚未改变国有垄断的现状，但由于竞争压力的存在，将迫使特许经营者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项目经营的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竞争将有利于提高定价效率，发挥价格机制在公用事业中的作用。

4．支持经营方式创新，社会资金参与积极性提高。除了采用BOT经营模式外，北京市积极尝试了一些新的经营模式。如地铁奥运支线以BT方式建设，缓解了当期财政支出压力；而地铁四号线的PPP经营模式则是对非经营性项目市场化经营的一次积极探索；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的BOO经营模式，是对由私人完全负责经营管理模式的一种尝试。这些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使社会资本的参与像地铁这样初始投资巨大的项目成为现实，适应企业各自的特长，提高了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和可行性。

5.规范项目运作，政府信誉进一步提高。通过第十水厂项目试点，逐步推广规范化运作的成功经验；借鉴北京大岳咨询公司、工程咨询公司等中介专业优势，帮助政府决策；不断完善各项法律制度，规范参与各方行为，成为北京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三条成功经验。它们不仅规范了特许经营项目的运作，同时更规范了政府自身的行为，提高了政府信誉。

6.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监管能力增强，风险不断降低。特许经营的实施，加快了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职能的减少和角色的转换两个方面，即政府逐渐转变为规章制度制定者，这从根源上防止了政企合一的行政性垄断的再现。同时，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北京市加强了行业监管职能，在燃气、污水处理等行业方面的监管能力明显提高。另外，与传统体制下政府承担无限风险相比，社会资本的参与，经营风险得到有效分担。

7.拓展项目实施范围，加快了奥运项目建设。首先，随着市场准入限制的消除以及大量特许经营项目的成功运作，为拓展特许经营实施范围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验基础。其次，奥运建设资金的巨大需求为拓展特许经营实施范围提供了现实动力。目前，已通过招标等方式，对奥运会主要场馆及相关设施项目法人进行了选择，吸引了社会资金的参与，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为奥运会的顺利举行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北京市基础设施的改革实践和创新，改变了过去政府独家投资、独家建设和独家经营管理的旧体制，逐步形成了在政府统一规划和管理下，多元化投资、多模式运作和社会广泛参与的新体制。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实施程序方面的问题

1.非国有资本的进入障碍问题。目前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在法律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主要障碍来自观念上认识不足。政府对市场化后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服务质量不好或出现安全事故、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很担心，从而在特许经营项目准入、审批，及银行贷款、土地政策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国有资本优先倾向。

2.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政府级次与项目实施范围问题。《条例》规定，市、区、县级政府对属于本级的特许经营项目拥有特许经营权授予权。这种特许经营项目审批权与特许经营权授予权的下放，可能会出现区、县级政府为了自身的经济、政绩利益，而忽视北京市总体规划，滥用特许经营权力问题。而且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管网类行业，只有足够的市场和范围才能实现规模效益。如果特许经营被过分分散，将大大提高服务提供的成本，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3.特许经营权授予形式问题。《条例》明确规定特许经营采取BOT、TOT等模式，以招标等方式授予。但特许经营并不等于BOT，也不局限用招标方式。例如，在我国对已有项目而言，与TOT这种国际上通用的方式相比，直接委托、引进合资股东等方式目前可能更适合。一律采取招标，虽然引入了公开竞争，但往往会导致较高的社会成本和新的不确定因素。

4.特许经营审批程序中的问题。现行的特许经营项目从立项到开始建设涉及到两次审批。第一次审批是立项与实施方案审批；第二次是特许经营协议签订后由特许经营者办理的审批。由于在特许协议签订前，除了负责与企业签订协议的单位，其他审批单位或者没有介入项目，或者介入程度不够。这样，一方面使第二次审批常常重复第一次审批内容，拖延项目时间，增加企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有关审批单位的前期介入不足，可能对特许协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意见不一致，势必增加二次审批的不确定性，致使签订协议的企业并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已经获得特许经营权，不仅影响了特许经营协议的严肃法律地位，也有损政府自身的诚信形象。

5.项目建设各主要环节实行强制性招投标问题。北京市特许经营项目的各主要环节全面推行了招标制。尽管这将有助于防范暗箱操作和腐败，但这种强制性招标的要求并不合理。首先，从法理上来说，特许经营者一旦被授予了特许权，它就有权决定以何种方式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再受招标法或采购法的约束。其次，在招投标实践中，政府允许投标方往往以联合体的形式存在。联合体中常常包括了设计、施工、生产设备供应等专业公司。成立联合体的意义在于投标时增强整体的竞争力，一旦中标后又可以发挥专业公司的优势。如果中标之后中标方采用公开招标，也就没有必要在当初成立联合体。此外，公开招标费用费力费财，在所有主要环节都采用这种方式，大大增加特许经营者负担。

（二）特许经营协议方面的问题

1.价格问题。一是定价机制问题。在目前的定价方式下，价格主要取决于成本与投资回报率。就成本而言，政府预测的成本不够科学合理，容易造成价格失真。如高安屯医疗废物处理项目以很低的价格中标，导致运营困难。就投资回报率而言，由于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律地位没有充分体现，政策不确定性较大，使得特许经营企业对项目风险贴水要求很高。二是调价机制问题。特许项目经营期内往往会因物价水平上涨、管制技术标准的提高等原因，造成设备、人工、原材料等成本的上升。高安屯医疗废物处理项目就出现了由于环保标准在签订特许协议后提高，导致经营成本上升的问题，但由于调价机制没有细化，缺乏跟踪研究和可操作性，导致价格调整机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2.政府承诺与规划问题。政府承诺难以兑现与政府规划的法治性、科学性、连续性不强密切相关。一是政府规划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不够，从而影响到特许经营项目的实施。如首都机场扩建占用第十水厂管线路由。二是政府规划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致使项目和规划发生冲突。如市发改委希望规范交通设施项目的运作，但行业管理部门要执行市政府加快发展的要求，使操作的规范性与速度相矛盾。三是政府换届、拆迁困难等因素导致规划变更，从而使特许经营项目的进展受阻。如定福庄污水处理厂项目，项目地址变更拖延了项目的实施。

3.防范恶意退出问题。有的投资者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动机比较复杂，为了达到获利目的可能中途恶意退出，影响基础设施服务供给的稳定性、连续性、安全性。如亦庄燃气项目，项目公司在收集开口费后，主要人员全部撤离，股东也发生变化，导致天然气供应一度中止。

4.特许经营权使用费问题。政府收取特许经营权使用费缺乏明确的经济和法律依据。首先，从合同法律上看，特许经营权使用费表明一种以特许经营权为标的的买卖关系，而特许经营权来源于政府的行政管辖权，行政权利不能买卖出售。其次，从具体操作来看，由于特许经营权的市场价格难以确定，容易变成政府的主观评价，导致暗箱操作。再次，从经济学角度看，特许经营者会将这部分成本转移到产品或服务价格当中，让公众承担。如果公众拒绝涨价，最终结果还得政府补贴。

5.政府部门间职能分工与协调问题。政府职能分工不清，导致特许经营实施中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出现似乎哪个部门都可管，但又都没有足够的权限加以解决的局面。如在高安屯医疗废物处理项目中，由于政府职责界定不清且难以协调，导致供电等配套未能及时提供、土地证至今不能正常办理。另外，政府职责界定不清、分工不明确，使得投资者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三）外部环境与政策方面的问题

1.土地政策问题。一是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存在随意性。目前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应以何种方式授予特许经营者，法律法规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二是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带来的障碍。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对特许经营项目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如京承高速二期项目的建设成本就因此而大幅上升，导致拆迁难度加大，建设时间延长。

2.项目融资方式受限问题。特许权抵押与质押的融资方式的相关法规法律不健全，金融机构对这两种方式也比较谨慎，给特许经营项目的融资带来了困难。如东坝河、垡头两个污水处理项目，第一中标人就因这种限制而遇到了融资的困难。在质押与抵押的贷款融资方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项目公司只好借助股东贷款的融资方式，但这种方式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如项目公司的股东的资金紧缺、资金链断裂，其风险可能会传导给项目公司，导致特许经营项目的运营受到影响。

3.垄断经营体制问题。一是垄断经营体制对特许经营的实施造成了比较明显的障碍。如顺义区燃气公司在购进价方面受到北京燃气集团的挤压，导致公司经营状况不佳，顺义区天然气实行特许经营的条件丧失。二是国有垄断经营体制还对特许经营的监管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监管部门很难在人力、财力、物力、权限有限的条件下，对价格与成本、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实施有效监管。

三、几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在推进基础设施市场化过程中，尽管世界各国具体情况和背景有所不同,但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却是共同的。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基础设施资金供给不足。二是政府投资和运营管理为基础设施经营企业提供了垄断市场，降低了企业活性和服务质量。基于这两种考虑，欧美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并积累了一系列的成功经验。

1．清晰界定政府职能。欧美国家在特许经营过程中，根据特许协议或合同，严格限定了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政府保留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的控制权，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开发、依法运营、自担风险。一旦签订合约,政府就不能对企业内部经营活动进行干涉。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既是合作关系，又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2．设立专门的特许经营管理机构。尽管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背景和现实状况，特许经营的方式、过程可能因此而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建立独立的特许经营管理机构。无论是美国的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英国的分业管制，还是德国公法企业下的管理机构，皆是如此。

3．灵活多样地选择特许经营模式。特许经营无非是谁拥有、谁经营的问题，哪种特许经营方式能够更加有效利用资源、能够提高公用产品的性价比，最大限度地发掘政府和私营投资的资源优势，就选择那种经营，关键要因时、因地制宜。例如，德国推崇“公法企业”，英国采用彻底的“民营化”，法国则发展了特色的“委托经营”，虽各具特色，但都运营良好。

4．科学规范的特许经营程序。从项目立项、招标、到最后的建设、运营、移交等，整个特许经营流程都规范、具体。每一步骤的政府和企业行为、注意事项已经约定俗成，成为一个规范体系。

5．用法律有效规范特许经营市场。首先，颁布国家级法规。如法国、巴西、菲律宾、韩国、英国、美国等都制定了专门的特许经营法规。其次，根据项目或特许行业需要，可进行特别立法，如我国香港的《（中区）越港隧道条例》、《东区海底隧道条例》等等。另外，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特许招标制度、特许经营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等。

6．较为完备的监管体系。一是对市场准入、服务质量和价格管理等政府监管的主要内容，制定严格的监管标准，由责任明确的监管机构实施动态监控。二是通过听证会、各级各类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特许经营企业内设置公众代表等方式，扩大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7．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特许经营时间长、涉及面广，实施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争端。为了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都重视采用仲裁方式，建立特许经营争端解决机制。如英国垄断与兼并委员会是专门负责争议仲裁的机构，法国和尼泊尔的特许经营争端则往往采用双方推举仲裁员的方式解决。

8．明确对特许经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实施良好的特许经营项目，会使企业盈利、公众受益、政府减负，达到“三赢”的结果。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西方国家比较注重对特许企业的扶持。首先，政府注重加强配套体系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且给予特许经营企业部分特殊权利以及一定的资金担保。其次，为鼓励企业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对特许经营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和土地优惠等优惠政策。

归纳起来讲，无论从各国立法、运营模式选择，以及监管等方面的做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寻找既能够确保有效竞争又能规范秩序的平衡点。为此，我们在进行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过程中，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立足实际、保证其精华的“本土化”。

四、政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切实保证北京市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和高效运营，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适时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制定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中长期规划

为减少“重引资、轻规划；重单个项目突进，轻整体协调推进”等问题的发生，建议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和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特别是其中的“市政基础设施”部分，尽快制定北京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中长期规划。第一，进一步明确北京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保证基础设施行业的改革与城市总体规划的一致性。第二，科学测算在未来5-15年内北京市基础设施的供需状况，从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规划优先实施特许经营的领域、项目和规模。第三，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在特许经营中的职责，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第四，明确各项配套政策和相关措施，为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五，提前做好研究准备，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后奥运低谷”效应。

（二）成立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领导小组

为增进政府部门间的相互支持和协调一致，减少推诿扯皮问题，建议成立北京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领导小组。组长由北京市分管市政工作的副市长担任，成员由各个职能部门的主管副局长（主任）和各个区县的主管副区长组成。领导小组的基本职责包括：负责特许经营中长期规划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对特许经营项目流程中重点环节进行原则性指导；协调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工作，解决由于职责不清导致的项目拖延或受阻问题；解决与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有关的战略性、宏观性和配套性政策措施等问题。

（三）分行业制定监管细则和特许经营协议范本

《条例》的出台为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依据，但不同行业间的差异很大，造成《条例》在实施中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建议分行业制定特许经营实施细则，对具体行业的进入标准、质量或服务标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并在分行业监管细则的基础上，出台分行业特许经营协议范本，增强特许经营实施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四）分类管理特许经营项目

由于项目结构不同，运作模式也不同，例如BOT的管理流程就不适用于TOT项目。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建议采取分类方法管理特许经营项目，制定专门的特许经营管理流程。根据项目的特定结构，选择不同的管理流程，在国内法律框架内，可初步分BOT、BOO、DBFO、ROT、TOT五种基本的公私合作模式，实行特许经营分类管理，建立以行业为横轴，以流程为纵轴的科学管理矩阵。

（五）改造审批流程，防止对特许经营企业过度干预

特许经营具有公私合作性质，但不同于政府直接投资，不应按照政府直接投资项目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基础设施一旦确定按BOT等结构化模式运营，就应依照特许经营条例细则进行监管，尽量简化政府审批程序，防止对特许经营企业过度干预。当前的重点为：一是强化政府部门在特许经营实施中的行政服务职能，印制项目审批流程指南，切实增加审批的透明度。二是简化二次审批程序。在特许经营协议签订前，其他审批单位就介入项目，确保负责与企业签订协议的部门与其他审批单位在特许经营协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达成一致，避免两次审批间的实质冲突，使审批手续尽量简化。三是区别对待特许经营投资与一般政府投资，注重加强项目实施标准与结果控制，逐步放松对特许项目的强制招标规定。

（六）调整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中的土地政策

针对目前北京市特许经营中的两类比较突出的土地问题，建议：第一，确保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项目用地享有比一般商业用地更优惠的待遇。针对《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148号文）和北京市民政局41号文件，专门就特许经营用地问题出台补充规定。第二，对不同所有制特许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土地政策。国土资源部《划拨用地目录》规定，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属于行政划拨方式供应范畴。当然，针对不同的基础设施领域，可以实施不同的土地政策，如对污水处理和交通项目采取不同的政策，但对同一领域、不同性质企业应该一视同仁。第三，切实履行征地拆迁责任，坚决维护政府诚信形象。在实施特许经营过程中，要做到既加强不同级次政府间和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协作，又防止有关政府部门在土地问题上过度承诺，协议一旦签订，除非遇到不可抗拒的特殊情况，必须严格执行。

（七）进一步加强对特许经营企业的支持

通过特许经营将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交给了特许经营企业，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退出该领域或仅仅进行必要的监管。根据国际经验，为确保项目的成功运行，使公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证，政府往往给予特许经营企业一定的支持和优惠，甚至通过某种方式分担投资人无法独立承担的部分风险。除土地优惠、税收减免、备用贷款等方式以外，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给予特许经营企业以支持。第一，建立项目发展贷款担保基金。为降低融资难度，建议北京市成立“行业项目建设专项基金”，用以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第二，发展“准市政债券”。可以通过发行项目建设债券，来确保政府部分的投入资金。第三，设立公用基础设施运营风险补贴制度。为了确保基础设施的高效供给，可以根据产品实际价格和企业正常运营价格之间的差异，安排一定的财政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