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的范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安全的范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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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安全是法的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安全是民法和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目标。本文通过对经济法与民法中关于经济安全理念的比较，以期对安全价值理念的研究方面提供新的思路。

在法学界，大多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而安全价值的地位却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人们一般只是把安全视为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但事实上，安全始终是法律价值体系中不可缺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

一、安全价值与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

（一）安全价值的界定

“安全”由“安”和“全”两个语素构成，“安全”一般有三层意思，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安全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指外界的现状；主观方面指人们的心态。所以，安全是一种状态，是指一种主、客观一致的状态。应看到在这两方面中客观方面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只有客观方面的安全是可以通过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是法律可以真正发挥其价值的。

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安全是一切法的首要价值和基础价值，其他基本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安全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需求和保障，只有人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使法的其他价值得到实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安全仅是被当作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法的安全价值有着与其他价值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实现意义。

（二）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

经济安全已成为现代国家追求的一种基本秩序与正义，并上升为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对经济安全含义的界定，在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及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度及其受损害的可能性。”第二，认为“剩余权与经济安全权是经济法的特有范畴。宏观经济法的核心是对人们共同需要的经济安全权作出规定。”第三，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外因和国际威胁的一种状态。”

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安全的范围，本人同意第一种观点，即包括国家经济的基本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关保障；第二，经济安全的内容，主要是保障经济秩序与经济活动主体免受威胁、危险或危害的客观状态；第三，经济安全的范畴，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的、实质的经济安全，需要所有相关的部门法共同作用进行维护和保障。而在各部门法中，最能直接、有效的保障经济安全的应当是民法和经济法，二者在宏观和微观对不同的经济安全的利益进行维护和保障，在经济安全方面处于核心地位。

二、民法和经济法安全理念的联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安全的主体需要的是对其利益全面的、多层次的、直接有效的维护和保障，仅通过单个的部门法是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和效果的。而且，经济安全的保障范围包括国家的经济基本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关保障，所以需要与社会经济关系联系最为密切的民法和经济法的共同作用。

在保障经济安全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民法和经济法，对经济安全的保障体现为一种互补的关系。从调整范围上来说，由于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不同，因此民法主要是维护个体经济安全，而经济法通过其具体的法律规范为国家的经济基本经济秩序实现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从调整手段来看，民法由于其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主要通过意思自治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但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仅靠市场的自发调整已经不能起到作用时，就需要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安全进行维护和保障。

三、民法和经济法安全理念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关于经济安全理念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两者的区别，才使两者的互补成为可能。 转贴于

（一）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原因上不同

由于民事主体的自利本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使得主体采取非理性、非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利益。而民法保障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通过民法维护各个体经济安全就变得尤为必要。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一个社会不仅存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而且在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使民法的调整显得苍白无力，使传统的部门法体系出现了调整的“缺位”。因此，为了保障国家的基本经济秩序，需要经济法进行调整。

（二）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内容上不同

郑玉波先生曾将民法的安全分为静态的安全和动态的安全，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称为“享有的安全”；后者主要着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称为“交易的安全”。而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安全是国家整体经济秩序的经济安全，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意义上，表现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在消极意义上，表现为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经济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具有维护和保障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功能。

（三）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实现方式上不同

保障经济安全的实现方面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民法与经济法的性质不同而导致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主要的价值理念是个人本位，设立的交易安全保障制度实际上是为具体的私人个体服务的。而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介入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的价值理念是社会本位，经济法保障的经济安全不仅涉及到私人个体，还涉及社会的整体安全。所以，经济法的经济安全的实现方式仅通过制度设计、当事人防范以及司法救济是不够的，还应通过国家的适度干预来实现其经济安全。

民法和经济法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法和经济法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空白点，只有民法和经济法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经济安全和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2]薛克鹏．经济法定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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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开放 金融安全 影响

金融开放、金融安全概述

金融开放也称为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是经济开放的主要内容，经济开放主要包含外贸自由化、国内金融体系自由化、减少财政赤字、汇率自由化以及外汇自由化这五个方面，金融开放与金融抑制是相对应的。在金融开放政策下，主要有以下几点措施：金融管理当局减少对国内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并逐步降低银行等准入门槛；逐步建立健全多样化的金融机制和现代金融市场，深化金融市场；放松对利率的监管，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并在确保实际利率为正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取消信贷额度管制，通过市场完成信贷配置；放松对汇率的监管，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防止汇率扭曲僵化等。

对金融安全的理解，各个学者的认识有所差别。一般可以将金融安全理解为货币资金融通上的安全可靠性，只要是跟货币流通、信用等直接相关联的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到金融安全的范围之内。另外，也有学者对金融安全做过较为全面的范畴上的界定，认为安全属于国际关系学概念范畴，因而金融安全则是从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引申来的。在国际关系学中，国家安全一般指维护国家核心价值，包括保护国家、内外经济秩序正常、制度不受外来干扰，以及社会对国家维护该状态的信息及感受等。金融安全则是维护国家金融核心价值，既包含了维护该价值的能力，又包括社会公众对此能力的信心。金融核心价值首先表现为国家金融财富的安全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制度正常维持并正常运行。并将金融安全是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切实掌握本国的金融，掌控控制本国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本国金融正常运行及发展的控制等。

依据金融安全的内在含义，金融安全讲的是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活动具有稳定性，金融能够稳定地支持实体经济的运行、宏观政策能够有效落实，而且金融完整、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充满信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安全对于经济安全以至于国家安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确保金融安全，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外资本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冲击，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健康持续增长。

总的来讲，金融安全指的是国家低于国际资本冲击，并保持本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健康有序运行发展，或者即使受到冲击也能避免本国金融体系发生重大损失、波动，保证本国金融财务流失、维持本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维护该种能力以及对保持该能力的主观信心，以此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关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逐步实现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金融开放在增强国家金融收益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金融风险，面临着金融安全的考量。回顾最近几十年世界金融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一系列危机的背后都隐含着金融安全的风险因素。

上世纪80年代起，全球经济进入一体化时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全球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不少国家都加快了本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逐渐放宽甚至取消对国际资本的流动限制，金融自由化已成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大量的国际货币资金，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另一方面，金融开放政策也会造成金融危机，引发金融风险，造成国家经济动荡、混乱，威胁金融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加快了金融改革和经济开放步伐，并于1994年允许有条件地兑换经常性项目，于1996年实现自由兑换经常性项目。在2001年加入世界货币组织之后，我国更是加快了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金融开放，并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

金融开放过程中，对金融安全的考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内金融开放会将之前隐藏于经济体中的潜在金融风险释放出来，并引发新的风险，由此产生的新的金融交易活动以及新的金融工具会导致剧烈的投机活动，增强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其次，金融开放会进一步积聚经济中的微观风险，引起资本外逃、外债剧增、经常性项目逆差加大等风险，进而导致外资投机活动加剧。再次，导致其他风险转移至金融领域，引发金融风险。金融开放会引起经济泡沫形成并不断膨胀，泡沫是金融风险的主要载体，泡沫的膨胀说明风险正不断变大，泡沫破灭则表明风险已向明确的损失转化或者风险减少。加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不到位，更是为金融风险的膨胀提供了沃土，为泡沫的产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进而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债务领域、货币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等各个方面都形成泡沫，引发风险。最后，金融开放会促使金融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导致实体经济对金融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弱，并使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尽管经济泡沫会膨胀，但受制于资金供应量等因素的制约，经济泡沫不会无限制膨胀，一旦资金供应无法跟进，大众心理预期下降，就会导致泡沫收缩，使得经济逐步回归正常水平，甚至会引起进一步的价格下跌，造成资产价值远低于实际价值，形成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正是造成金融安全问题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危害金融安全的最主要途径，金融开放为金融安全危害因素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危害金融安全的危机常常会表现出普遍性、突发性、综合性等表征。金融开放引发的经济泡沫常会突然破灭，而且金融开放所产生的不安全因素几乎在所有的金融开放国际地区中都普遍存在，所产生的危害也常是多种不安全因素综合造成的，这都是基于金融链条的复杂性及安全阀门的缺失。

金融开放过程中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

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包含着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既包括微观方面也包括宏观方面。如金融市场的各个参与者所面临的汇率、违约、利率、技术等风险因素，或者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制度性风险、资本外逃、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这些风险因素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讲，只要有金融活动，必然就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即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对金融安全具有反作用，两者存在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存在金融风险并不一定意味着金融安全受到威胁，只要金融风险没有影响到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金融安全就不受到威胁。金融安全只是说的那些能够威胁到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的金融风险，并不是针对一切金融风险。对于金融风险，要敢于面对，承认其客观性，针对不同的风险研究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遵循金融运行的潜在规律，避免人为干扰金融的正常秩序，保证金融正常运行。

金融危机对金融安全具有直接的威胁。尤其是面对那些突发性的、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安全常会受到严重危害。严重的金融危机会通过以下途径来损害金融安全：剧烈冲击国家金融体制，是国家金融制度无法正常运行，扰乱国家经济生活；导致资本外流，极大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国家财富外流致使经济实力降低，国家长期利益得不到保障；影响信息、资金的流动，干扰货币供应过程，影响就业和生产，抬高物价，影响社会再分配，激化社会矛盾。金融危机跟金融安全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国家经济逐步放开过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安全越发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处于开放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应当积极树立金融安全意识，从战略高度来加以处理，确保国家金融安全、金融稳定。

金融开放产生的金融安全问题影响

（一）影响到本国的资本流动

如果不考虑本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金融结构改革，一般认为在资本逐渐由管制到自由化放开的过程中，资本的流动跟国内外利率的高低有密切关系。在本国利率高于国外利率的情况下，资本会向国内流入；本国利率低于国外利率时候，则会出现资本外流现象。金融开放应当与国家的金融结构改革步调相一致，但是也不能形成公式化的理念。依据巴切塔模型，金融开放与国内外的资本流动之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能将国内的利率水平作为资本流动方向的绝对依据。在自由化的社会经济中，仅仅开放金融并不一定会致使资本外流，如果本国的资本边际产出不变或者下降较少，本国的投资机会较多，可能就不会出现资本的急剧外流。金融开放对于本国的金融资本的流动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本国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安全，应该看到资本的过渡流动会扭曲国家金融结构，威胁到金融安全。

（二）会影响到本国汇率及利率的稳定性

金融开放政策实施之后，金融资产的转移更方便快捷，因此可以显著影响到本国的汇率，同时也会对利率产生影响。首先，依据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见图1）假设在货币需求量Md一定的情况下，货币的供应量Ms是根据外汇储备R以及国内信贷差额构成，并且货币乘数为Y，有：

Md=Ms=YD+YR=Y（D+R） （1）

式（1）可变成：

R=Ms/Y-D （2）

通过公式（2）可以发现，在保持货币需求和供给稳定的前提下，国内信贷如果增加则会引起外汇储备减少。

如果本国金融放开，资本开放，一国政府依靠加大货币的发行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导致该国的外汇贬值压力增大，为了维持本国的货币汇率的稳定性，会进一步消耗掉本国的外汇储备，并因此遭受国际资本的投机性攻击，进而引发本国固定汇率的稳定性，威胁到本国金融安全。在汇率超调模型下，剧烈的资本流动往往伴随着过度的波动汇率，而且对于商品市场，在金融市场上波动表现的更加迅速，进而导致汇率产生偏离。

（三）会影响到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

银行资产一般都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的主体，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体系不稳定常会影响到本国的金融安全以致经济安全。金融开放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冲击。金融开放之后，大量外资会进入本国银行体系之中，使得银行可贷资金增加，造成银行信贷膨胀，造成不良信贷增多。短时间内银行的信贷急剧增加，会导致银行管理滞后于形势，对风险评估失误，造成风险管理的失控。而且，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得银行的特许价值降低，致使银行利润下降。银行特许价值，就是依照未来的银行预期利润贴现得到的现值。银行门槛越高，则意味着其垄断利润就越多，特许价值越大。伴随着银行的门槛降低，外资银行介入，原先的特许价值大大降低，垄断利润也大大缩水。这就造成本土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大不如前，极易造成高不良贷款率，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1.姜波克，朱云高.资本帐户开放研究：一种基于内外均衡的框架[J].国际金融研究，2004（4）

2.张幼文，周建明.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M].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4.王方华，肖林.金融贸易全球化战略协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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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法学；创新型法学体系；创新发展；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F413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3.03

[HS（3][HTH]一、创新型法学体系的提出

[HTSS][HS）]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对“创新发展”的表述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通过“创新”推动“发展”，通过“发展”引领“创新”。“治国方略论”“人民主体论”“宪法权威论”“良法善治论”“依法治权论”“保障人权论”“公平正义论”“法治系统论”“党法关系论”等九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创新发展[1]。我国正在构建创新型国家，而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崭新理念，还应当成榉ㄑа芯康恼感吕砟睿从而构建创新型法学体系。

传统法学体系具有滞后性、狭隘性、封闭性等弊端，具体如下：基本原理过于强调固有原理和思维模式，缺乏对新兴法律现象的探索、升华，具有滞后性；核心范畴过于强调私法学与公法学之分，缺乏对新兴法学范畴的包容、吸纳，具有狭隘性；学科建设过于强调本学科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缺乏对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借鉴、引进，具有封闭性。创新型法学体系旨在突破传统法学体系的滞后性、狭隘性、封闭性，从而推动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具体而言，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强调理论基础的跨领域拓展、学科地位的夯实、价值取向的多元，体现前瞻性；核心范畴的创新发展强调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行为、责任及其救济的创新，体现包容性；学科建设的创新发展强调学科体系的呼应联动、研究队伍的跨界互动，体现开放性。

中国粮食法学是对粮食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经济法学、农业法学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发展规律：其一，中国粮食法学具有丰富的基本原理，迎合新兴法律现象的发展潮流，既非“早产儿”又非“畸形儿”，需要创新发展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价值体系，体现前瞻性特征；其二，中国粮食法学需要突破传统私法学与公法学的明确划界，创新发展对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行为、责任等的理解，体现包容性特征；其三，中国粮食法学具有完整的学科建设规划和新兴的研究队伍，不断吸纳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老中青、本硕博为一体的跨学科学派体系，在中国法学界应当有一席之地，体现开放性特征。

我国《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在创新发展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体制机制、产业体系、经营业态等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粮食法》立法进程”，“初步形成与国情、粮情相适应的粮食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体系”。从《粮食法（送审稿）》来看，“发展”一词作为促进意义使用出现了10次，“创新”一词出现了2次（即第8条“粮食科技创新体系”、第14条“种业科技创新”），初步体现了其对创新发展理念的重视。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粮食法》的制定是中国粮食立法史上的浓墨一笔。随着《粮食法》的制定，亟须发展粮食法学，加强对粮食立法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推动未来《粮食法》的有效实施。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中国粮食法学应当彰显创新发展理念，从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三个层面进行创新发展，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法学体系。

[HS（3][HTH]二、基本原理之创新发展：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前瞻性

[HTSS][HS）]

一个学科的构建，都是从基本原理开始的。“创新型法学体系”有必要加强基本原理研究，体现前瞻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型法学体系”并非具体法学学科的特定研究领域，而是整个法学体系创新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把握。相应地，粮食法学的基本原理要体现创新发展的前瞻性，具体如下：必须具备强大的理论支撑，如唯物辩证观、“软法”革命、系统工程论；必须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必须彰显自由、公平、效率、安全的价值取向，体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理论基础之跨学科引入

一个学科的沉淀，需要不断深化理论基础，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唯物辩证观。粮食产业是靠天吃饭的，对自然因素（如耕地、气候、水资源）的依赖性很高[2]。从唯物观看，粮食法学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例如，考虑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必须重视最大多数人的粮食供给，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粮食权益；考虑中国耕地资源有限的实际，必须制定最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考虑沿海和内陆自然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必须制定大城市粮食供给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粮食危机应急体系等。从辩证观看，粮食法学要充分考虑自然因素、农业技术、经济管理、制度因素等的内在联系机理，体现普遍联系的思维；粮食法学要在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创新发展，体现发展思维；粮食法学要全面分析矛盾，客观看待粮食法的优点和缺陷，防止片面性，体现矛盾思维。

第二，软法革命与制度变迁。粮食制度包括粮食硬法与粮食“软法”，粮食硬法即通常所言之粮食法律制度，粮食软法则包括粮食政策、粮食标准、粮食行业自治规则、粮食交易习惯、国际粮食非正式规范等。粮食政策作为基本的粮食软法，具有灵活性、具体性、效率性等优点，但也存在干预性、功利性、波动性等缺陷。相比之下，法律具有粮食政策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如强制性、严谨性、稳定性，尤其是《粮食法》的制定可以从基本法层面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因此，应当形成以粮食硬法为主导、粮食软法为辅助的制度架构。当然，粮食软法与粮食硬法并非截然分开，粮食软法经过实践检验可以上升为粮食硬法，粮食硬法也可以通过粮食软法加以具体实施。

第三，系统工程论。系统工程理论是自然科学中的传统理论，逐步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影响粮食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我们日益重视制度因素，但不能贬低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经管因素等对粮食产业的作用，尤其是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始终起着基础性作用[3]。我们强调的是，诸多因素要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在制度层面，法律也并非灵丹妙药，存在抽象、单一、滞后等不足，需要粮食软法加以协助，共同构筑粮食法治系统工程。粮食法治系统工程应当充分考虑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经管因素、制度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从中凸显法律因素的研究价值。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系统工程。粮食法治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粮食产业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二）学科地位之独立性

粮食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粮食法及其发展规律。粮食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即粮食经济关系。具体体现为：其一，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平等关系，可以自由交易，体现意思自治。其二，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与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对粮食生产经营者施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产业促进，而粮食生产经营者又可以对粮食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监督。其三，粮食行业组织与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行业组织可以对粮食生产经营者施以行业自律、行业惩治，而粮食生产经营者同样可以对粮食行业组织进行监督。其四，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与粮食行业组织之间。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对粮食行业组织进行监管，而粮食行业组织对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又可以进行监督。其五，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粮食行政管理可能存在“九龙治水”的情况，需要构建独立、权威的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其六，粮食行业组织之间。粮食行业组织是多元化的、不同层级的，彼此之间既是平等交流关系，又存在互相监督问题。

粮食法学与其他相邻学科有明确区分，可以成为独立学科。粮食法学与农业法学是有区别的。农业法学是新兴的法学分支学科，研究范围涵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而且是全产业链的研究。粮食生产属于种植业，但粮食法学还要研究粮食政治化（即国家安全价值）、粮食金融化（如“粮食银行”以及粮食期货）、粮食能源化（如玉米能源）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农业法学不甚涵括却又非常重要的。如将粮食法纳入社会法的范畴，则同时体现“自发调节”和“国家干预”的双重特征[4]。本文认为，粮食法学应属于经济法学。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粮食法的调整对象――“粮食经济关系”――恰好是上述“经济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监管法，而粮食法学同样聚焦粮食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监管，因此，粮食法学是经济法学的独立分支学科。

（三）价值取向之多元化

粮食法学的价值取向是粮食立法的宗旨倡导、目标追求，需要多元化发展，不宜单一独断，试析如下：其一，自由价值。自由价值是基础性价值，在确立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要推进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重点解决粮食产业化、粮食国企改革、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粮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法律问题。其二，公平价值。公平价值是保障性价值，要充分保障粮农的合法权益（如土地权益、粮食收成、国家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权益），实现权利公平、义务公平、责任公平，为粮农提供粮食公益诉讼等救济机制。其三，效率价值。效率价值是动力性价值，要鼓励粮农进入粮食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引导大宗粮食生产，提升粮食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加快粮食市场的发展。其四，安全价值。“粮食安全主旨化”应当成为粮食法的基本原则[5]。安全价值是底线性价值，也是崭新的价值形态。要彰显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耕地红线，基本依靠国内粮食供给，严格监管粮食质量安全，慎重对待转基因粮食。与此同时，要坚守粮食定价权，防范由国际粮价波动引发的系统性危机。

多元价值整体上是可以协调统一的，但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也容易产生冲突，例如，创新发展的“创新”需要自由的市场环境，但强调自由价值亦不是放任自由发展，否则会出现不安全因素，危及安全价值。创新发展不是放弃安全价值，而是强调在安全基础上的发展。与安全价值相对接的还有公平价值，既包括程序公平，又包括实体公平。强调安全就必须强调公平，尊重粮农的劳动成果，保障城乡弱势群体的粮食权，实现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才能最终实现粮食安全。当然，过分强调安全价值、公平价值，又会人为制造禁锢、扼杀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最终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在保障安全、实现公平的基础上，关键还是要发展，而且必须辩证对待立法现状，破除制度禁锢，实现创新发展。因此，必须强化自由价值、效率价值，加强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体现市场决定性地位的发展趋势，才是粮食法学应有的社会担当。

[HS（3][HTH]三、核心范畴之创新发展：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包容性

[HTSS][HS）]

“创新型法学体系”比较宏观、抽象，核心范畴必须涵括不同具体法学学科的概念范畴，才能探索法学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体现包容性特征。相应地，粮食法学的核心范畴要体现创新发展的包容性，具体如下：必须创新发展粮食私权利主体、粮食公权力主体和粮食行业协会，实现公共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统一；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权利义务，深入研究粮食权这一新兴权利范畴；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客体，在拓展主粮的同时慎重对待转基因粮食；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行为，推动粮食法律行为国际化；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责任及其诉讼救济，促进粮食公益诉讼的推广。

篇4

关键词： 国家安全;新安全观;厉害共同体;战略通道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应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核心,在新安全观的理念指导下,创立和发展国际利害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同时下决心维护陆地和海洋利益,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并积极扩展战略通道。

    国家安全观念的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中,安全是任何国家战略目标的首要乃至最高的诉求。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1]“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仍然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切实感受。自助、结盟、集体安全等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径。[2]但是,与以往不同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关系日益多极化、制度化和有序化;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增强,并逐步得到应有的重视;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表现在安全问题上,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非此即彼”的零合(Zero-Sum)博弈模式在减少;出现国际缓和与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双赢博弈越来越普遍。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国家安全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合作安全、全球安全等新的认识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3]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而且使得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成为安全利益的新内容。[4]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共同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终目标。过去,中国最担心的是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现在,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崛起是否会带来威胁充满疑虑。正是这种内外互动,促使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付诸实践,并将延伸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之中。新安全观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它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变革(如扩大到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军事领域),也扩大到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等国内安全,体现了将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综合考虑的高度。新安全观体现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代表着中国在安全问题与国际认同的深化、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化,[5]成为构建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石。

    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国家战略利益在拓展,国家安全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在逐渐扩展,如加强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的维护,强调人类安全的重要意义等。鉴于此,中国国际战略应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在实践上,中国应主要采取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安全模式,强调加强区域安全机制建设的积极性;在军事战略层面,秉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要求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军队建设上,要由数量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转变。中国国家安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这是国家利益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能否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标尺。当然,随着安全综合性的进一步深入,通过国际合作,通过国际战略的实施维护国家安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途径。

    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安全概念可谓无所不包,而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也变得多样了,当然其难度无疑也在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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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安全的含义

 

所谓的食品安全有广义以及狭义的区别，在狭义方面主要是指对食品依照其用户在进行食用以及制作的过程中对消费者的一种安保，主要是在食品的消费以及生产过程中没有有害物质以及因素的加入，从而能够使得消费者的安全不会受到危害，这样的危害主要包括对摄入者自身及其后代的影响;对于广义的食品安全来说，还有因为食品中的某一种必须的营养成分却是而造成的比例失调，消费者如果长期如此就会出现健康上的问题。

 

我国在食品相关法规中对食品安全进行了定义，必须要满足无毒以及无害的要求，同时还应当符合食品所应当具有的营养要求，对消费者以及食品摄入者不会带来慢性的或者是急性的危害。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将原有的食品卫生用食品安全替代了，这样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我国食品安全在制度方面的进步，当前国际上针对食品安全也基本上有了共识，所谓的食品安全主要就是指食物在养殖、包装、加工、销售、运输等活动中应当符合国家的要求以及标准。

 

二、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状况

 

(一)调整范围比较窄

 

对于刑法来说，其直接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因为受到传统历史背景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以及立法过程中比较重视“惩罚犯罪”作用，但是却没有真正意识到“预防犯罪”自身所具有的价值。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惩防并重”已经成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可是在当前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主要是体现出传统的刑法在事后的惩罚色彩，并没有突出预防的方针，在对风险的预防上不够重视。

 

第一，从相关性的直接罪名层面来看，其惩罚范围主要是在销售以及生产环节，但是对原材料供应环节却没有相应的措施加以制裁，预防的效果也不够显著。第二，我国的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罪名，主要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以及引起社会争议之后才对其进行惩处。有些行政处罚的力度还不够，甚至没有将其一些严重的威胁行为归入到犯罪范畴之中。第三，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没有将犯罪主体不作为的这一行为归入到犯罪的范畴之中，这样就很难进行量刑。第四，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中预备行为没有相应的刑法规制。比如准备有害有毒材料、建设有害有毒工厂等，应当在从源头封堵，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犯罪萌芽扼杀。

 

(二)严重食品犯罪行为的归类不当

 

笔者认为将销售和生产并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罪名归入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罪名范畴之中并不妥。对于这两个罪名来说，其客体都是相对复杂的，也就是卫生管理制度以及大部分人自身的生命健康。因此就应当对其进行区分，这主要是因为犯罪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体决定的。从这一层面而言，以上两种罪名的客体并不一致。

 

(三)没有充分利用财产刑

 

当前刑法的有关规定更加倾向对罚金的适用，突出了罚金自身所具有的作用，这样就会使得没收财产这样的刑法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者是容易被忽视。所谓的没收财产就是将犯罪分子个人的所有财产一部分或者是全部没收，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再次犯罪的能力剥夺，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众心中的伤痛得到安抚，增强大众对法律的认同度，对于那些想要实施食品犯罪的人来说，这样的刑法更具有威慑力，能够有效打消其犯罪的意图。就像有的刑法学者所说，对企业犯罪或者是经济犯罪进行抑制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对其进行迅速的形式追究，同时还应当向企业犯罪这样的犯罪形式，让国家将犯罪分子所得的不法收益进行没收和剥夺。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的策略

 

(一)调整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的保护观念

 

在当前刑法中，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还无法满足当前的公众诉求，其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前社会食品安全的制度体现的一些理念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对食品安全的相关刑法体系进行逐步完善的时候，也应当对这样的新理念进行吸收，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新的诉求有更完善的回应。具体来说，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应当体现以下几个理念：

 

一方面，应当有预防风险的理念。风险刑法也被称之为安全刑法，其主要特征就是提前将刑法介入的时间，继而使得犯罪圈进一步扩大，实现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预防，这样就需要对风险衣预防的相关理念进行吸收和借鉴，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过失食品安全犯罪，从犯罪预备的相关行为进行处罚。

 

另一方面，应当有全面预防的理念。当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管理经验显示，只有贯彻和实施全面监管的模式才能真正将食品安全的风险堵住，对于销售以及生产之外的环节中存有的不法行为进行放纵都会对食品安全埋下隐患，继而使得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出现失控的状况。对于刑法来说，应当对这样全面的监管进行回应，对销售以及生产之前的采购、销售以及加工等多种环节中所出现的犯罪行为和预备犯罪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对食品销售以及生产之间的采购、种植以及加工等多个环节中有可能存在刑事类风险做到提前预防，对销售以及生产过程之后的制裁、监督以及召回等环节中的犯罪行为进行严惩。

 

(二)增设并完善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罪名

 

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保护在实践上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食品安全罪的主要客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健康，因此应当将这样的犯罪行为归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并对其进行调整，此外，我国对一些经常出现的食品安全罪大部分是通过销售生产不符合标准的食品罪进行相应的处罚，对别的附属行为在刑法之中没能找到相应的罪名进行处罚，所以说，对刑法中有关食品犯罪的相应罪名范围进行扩大，进一步加大打击的力度，是一项抑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手段。

 

首先，应当在刑法之中增加爱危害食品安全的罪名，并对其进行规范，从而真正形成相对有效的保护体系，依据主观与客观的相统一的原则，在对于那些明知道销售有毒食品而向其他人进行原料供应的行为或者是在养殖、种植以及包装加工等多个环节中违背我国食品标准，能够对人的健康带来危害的种种行为可以使用这样的罪名进行定罪并处罚，这样也是对我国现有食品安全刑法的一种完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流入市场中的食品具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从而保障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

 

其次，在那些婴幼儿所食用的食物中，可以单独就食品安全罪做出相关规定，对从而有效强制食品的生产者以及销售者在生产销售关于婴幼儿食品的时候能够对国家的有关食品标准加以执行，继而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婴幼儿的保护，使得法律的争议以及公平能够得到有效地落实。

 

再次，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对问题食品的许可证以及找回等制度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我国的刑法可以针对规定不予执行的生产销售者设定相应罪名，从而使得食品的生产者以及经营者能够有效履行相关义务，尽量减少问题食品对使用者所带来的危害，对于那些滥用许可证的行为可以使用扩大对非法经营的罪名范围对其进行惩治。

 

(三)进一步调整危害食品犯罪的刑罚

 

一方面，应当将财产刑当成是主刑进行单独适用，提升财产刑的使用空间，继而使得没收财产在食品安全犯罪惩处中的地位，对一些危害比较小的食品安全行为或者是食品链前段的、预备的食品安全犯罪应当将财产刑当成是主刑，对于经济性的惩罚不应当涉及到人身性，应当给予犯罪者足够的机会加以改过自新，同时对犯罪者进行心理威慑，在执行的时候也能够做到简便易行，遵守相关原则，从而起到良好地效果。

 

另一方面，我国的刑法当中很难对相关的食品安全相关的经济犯罪进行惩处，有一些只会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中才得以被适用。对于犯罪主体来说，主要就是因为去具有合法的能力以及资格，剥夺其从事和犯罪行为相关的职务资格以及职业资格等一系列的措施实施进行完善之后上升到刑罚的高度，或者是吸取国外的经验，对我国食品犯罪中的资格刑运用方面进行不断的完善，使得资格刑的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挥，使得我国食品安全的犯罪现象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违法行为经常出现，给人类的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的有序发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为了能够使得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得以消除，我国在食品安全以及立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目前依旧存有大量问题，只有对理念进行不断创新，对国外的先进经验加以吸取，才能使得我国食品安全保护法的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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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安全的范畴

一般情况下，我们所理解的校园安全是静态的、显性的安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校园治安安全和学生的人身安全。实际上，校园安全问题的应该是一个包含了多种因素和多个层面的问题，对它的范畴应该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对校园安全的认识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静态安全。静态安全主要是从校园大环境安全的角度来考察的。这种安全的责任主要靠学校相关的管理机构落实。它主要包含学校正常学习活动的安全；校园内治安安全；学校各种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在校教师和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的内容。静态安全具有较高的可操控性和明显的可预见性，只要学校领导充分重视，有相关的制度保证和机构设置，措施得力，方法得当，校园静态风险一般而言是可以预防和规避的。

2、动态安全。动态安全主要把学校放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来考察。校园动态安全问题主要指社会环境变化或学生自身行为所导致的安全问题。一般情况下，动态安全问题造成的损失影响面大，学校难以对其进行控制，具有突发性、重大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动态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疫病的大规模爆发、自然灾害、人为破坏、学生频繁的空间移动、学生的群体暴力活动等所造成的不确定安全问题。比如非典、洪水、地震、恐怖活动、学生的旅游活动、学生内部的群殴事件等，都给学校的安全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

3、功能安全。功能安全主要从学校设施安全性能的角度来考察。校园功能安全指校园内各种教育、教学系统及其支持系统的安全问题。功能安全是校园安全的硬性指标部分，其安全性能大多可以有量化的标准，具有可度量性和可评估性。包括了校园建筑安全、校园设施安全、校园餐饮安全、校园商品服务安全等。校园功能安全问题涉及到各种系统功能设计的科学性问题，也涉及到学校的投入问题。

4、心理安全。心理安全主要从学生成长的角度来考察。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与社会的接触与交流日益深入。而学生与社会的互动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比如，社会现实与学生理想的落差往往会造成学生的心理失衡；一些社会的不良风气也会对学生心理产生冲击等等。由于学生的心理安全是隐性的，平时不容易表现出来，所以很少受到特别的关注。但学生的心理健康会对校园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二、校园安全的隐患

明确了校园安全的范畴，我们就能更清晰地认识目前校园安全存在的种种隐患和问题。这些隐患或是一些现实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或是一些隐性的精神状态的存在，无论属于哪一种形式，都对校园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些隐患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校园安全的防控机构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员支持。许多学校的保安形同虚设，根本无力对校园的安全进行全面的监管。比如，不少大学内盗贼猖獗，对校园内的暴力事件不能及时制止，以至酿成大祸，对于这种情况，媒体报道也屡见不鲜。这与学校保安机构的弱小不无联系。

2、校园周边环境的恶化。围绕校园这个大的经济体，形成了不少行业，其中不乏对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有不发影响的行业。虽然它们并不在校园内，但一样会对校园安全造成破坏。比如一些网吧、台球厅、歌舞厅、录像厅、廉价出租屋、非法书店等。这些行业像一个个毒瘤或隐或现地依附在学校周围，构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3、学校的基础设施缺乏安全论证。校园功能安全得不到保证，同样会造成安全事故，比如经常发生的学生踩踏事故、校园内触电事故、校园内游泳溺水事故等，都属于基础设施设计问题。更有甚者，还有因基础设施质量不过关而导致的安全事故，比如房舍的倒塌事故、一些运动设施的断裂造成伤亡等。

4、学生缺乏安全教育，安全意识淡薄。学生由于本身的特点，缺乏对危险的判断和识别能力。因此，这就需要社会和学校大力宣传安全教育知识，防患于未然。但事实正好相反，许多学校对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学生没有机会全面系统地接受安全教育，没有机会进行一些安全方面的实践和训练。

5、学校管理者对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安全工作作为学校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新的形势下应有新的举措和新的思路，要有应对复杂问题的准备和能力，这就需要学校管理者的充分重视，不能仅仅搞几个活动了事，要居安思危，常抓不懈。

三、校园安全的管理

针对以上隐患，笔者认为，对校园安全工作的管理应是全面的、系统的和科学的管理。既需要社会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又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观能动性；既要重视硬环境的治理，又要重视软环境的改善；既要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又要加强思想教育的力度。具体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从社会方面来讲，各有关部门应下大功夫整治校园的周边环境，清除一些非法的行业，对违规经营人员进行坚决处理。从重从快处理校园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击黑恶势力的团伙对学生的渗透。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的校园安全法规，因此，应加快校园安全立法的进程，用法律武器来捍卫校园安全。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安全建设的投入和宣传力度，建立更加高效的安全防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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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外资并购 经济安全

一、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利用外资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具体来说，它是指各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及其相关的生产要素跨国间自由流动的过程。 日本学者金子胜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没有冷战的霸权主义”。 经济全球化很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资本的跨国流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显著的发展势头、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等优势，一直是外资的青睐对象。尤其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加入WTO之后，外资更取得了长足迅猛发展。另外，为了开展对外贸易，促进国际投资，我国逐步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对外贸易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等。为了配合WTO项下法律文件的实施，并继续贯彻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我国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颁布了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及其附件。新《目录》明显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然而，随着我国外贸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外贸立法的相关缺陷也开始暴露出来了。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当前相关法律体系存在的“短腿”现象，即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促进外商投资尤其是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了，可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如此，在外资大举进军国内市场的状况下，未免会仓促应战。这在下文阐述的外资并购中，开始显现出来。

二、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威胁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政府意义上的国家其经济管理职能上的稳定而没危险的状态。特指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政府意义上的国家履行其经济职能时，克服来自国际层面的危机，以保证发展为目标的一种稳定而有序的状态。

（一）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威胁的具体表现

首先，打压国内企业遏制民族工业的发展。外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的方式主要是间接并购和直接并购，而直接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更大。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收购，热衷于控制市场影响力高的龙头企业和著名商标。将这些企业控制住的目的，往往是获得其核心技术以提高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利用自身巨大的品牌优势、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对我国其他企业开始进攻，抢占市场份额，进而遏制民族工业的发展。

其次，控制民族品牌赶杀同行竞争者。民族品牌不仅对我国市场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民族凝聚力。民族品牌尤其是电信、能源等，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更是经济安全的脊梁。其他民族品牌，诸如饮食卫生等则关系着民众的身体素质。外资并购使不少民族品牌消失，如“洁花”被“海飞丝”、“飘柔”取代，“美加净”被美国“庄臣”取代。 民族品牌往往具有良好的知名度、成熟的购销渠道、先进的核心技术与强大的创新能力。民族品牌的丢失，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更是失去丢失市场竞争的主动权，进而威胁到国家相关行业的发展进程，损害国家经济安全。

再次，进行市场和行业垄断。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在于控制我国市场，取得行业垄断地位。近年来随着外资进入速度加快我国局部领域已经形成了外资相对或绝对垄断的趋势。

（二）外资并购威胁我国经济安全的具体原因

首先，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公司法》、《反垄断法》等涉及外资并购与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然而，随着并购之风愈演愈烈，我国关于安全审查的法律法规却发展滞后了。主要表现在：规定过于原则化、立法层次低等问题。

其次，地方政府保护国有资产的意识淡薄。当前，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国有资产的保护意识还不够。很多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对吸引外资很上心，并积极制定地方规章来给予外资企业以优惠，将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垄断资源和规模经济的大型国有企业列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地方政府除了在土地、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竞相攀比外。甚至动用行政手段为外资收购敞开大门。然而政府容易忽略对企业品牌的估价和对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的合理评估。因此，外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时，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未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这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

最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在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最根本的是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存在很多不足，集中表现在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三、我国安全审查的现状、问题

（一）我国外资并购领域的国家安全审查现状

我国在安全审查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首先，明确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受理机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将我国的审查机构定为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其次，提出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反垄断调查标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51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应就所涉情形向商务部和国家行政管理总局报告：（1）并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2）一年内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累计超过10个；（3）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4）并购导致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最后，规定了相应的审查程序。《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52条对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和期限均作出了规定。

（二）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存在的缺陷

（1）规定过于原则化。《反垄断法》只有第31条原则性地提到了国家安全审查，并未规定具体如何操作。《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外资并购中只规定了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情形。另外，也没有对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部门和工作程序做出规定。（2）立法层次普遍低。关于国家安全审查方面的规定多出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低，权威性不够。比如，《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中虽然明确提出了外资并购须经审批的情形及审批机构商务部但此规定由国务院部委权威性不够。再次，相关法律的用语也不一致。《反垄断法》中使用的是国家安全审查，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中使用的是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首先需要统一。（3）审查标准过于模糊。不管是国家安全还是国家经济安全，我国的法律法规都没有给出定义或范畴。虽然大多数国家借如美国，都故意对“国家安全”不作出明确定义，以便赋予本国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本国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来判断一项并购交易是否需要适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这些国家大都会给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将“国家安全”或“国家经济安全”归结为“重大的”、“根本的”“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或“国家安全利益”，并相应给出审查时的考虑因素。

四、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建议

（一）审查主体

按照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外资并购的审查主体是商务部但涉及金融并购的离不开财政部和银监会涉及国企并购的离不开国资委涉及上市公司的离不开证监会。实际上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处于多头管理阶段。因此如何协调审批效率与审批事项的多样性是我们确定审查主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鉴于中国目前多部门监管外资的客观现实，建议成立统一的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负责对重大外资并购项目进行审查。在这一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一些相关经验。例如，成立的用于专门负责反垄断工作的国家反垄断委员会。首先，由于该机构地位高权威高，能够保证国家整体利益优先原则，避免地方干扰。其次，因为该机构需要鉴别以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是否会危害到国家安全，还需要多部门密切合作，由其需要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的密切沟通与合作。

（二）审查标准

首先要明确对外资并购进行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安全审查；其次审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我国应建立外资安全审查机制。我们要在立法中明确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标准。虽然各国对国家安全没有一致的标准，但外资并购的对象是形成各个产业的单位——企业，我们可从被并购企业的角度来设定标准。可以赋予我国政府以合理的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的情况向有必要的灵活度，以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三）审查程序

我国可以将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分为申报、通报、初审、调查和总理决定等部分。我国应要求涉及国家安全的并购的中外各方主动地向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机构进行申报，如果没有申报，审查机构的各组成部门也可以主动要求委员会对并购进行审查。经审查，如认为有必要，则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调查结束后，委员会向总理提出报告和建议。同时，整个审查程序要有明确的期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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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安全观；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4－0026－06

一、引言

一般而言，安全从客观意义上讲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从主观上讲是因这种客观状态的存在而排除心理上的恐惧。安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术语，一旦与政治产生关联，便立即成为政府权威部门优先处理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涉及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是执政者不可回避的首要责任。

传统的观点把安全等同于以国家为对象的军事安全，或者把安全界定为保卫国家免受外来的颠覆和攻击，其内容是维护国家领土和完整。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安全的问题领域和范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就是逐渐突破了国家中心和军事政治领域，并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推移。如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安全研究的外延。纵向上，将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发展到个人、次国家集团、地区及全球体系。横向上，将安全的议题领域由军事政治安全扩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的问题视角开始聚焦到“人的安全”上，这无疑是最具道德说服力的，同时也是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概念。如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2](p.24)。虽然“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观念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如忽视了国家层次的安全认同，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还比如把所涵盖的七类问题都提升到安全层面，容易导致“人的安全”概念的泛化，等等。但对“人的安全”的这些批判并不妨碍这一概念被联合国大力倡导，并在现代社会日益涌现的威胁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得到众多不同政治背景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接受度。

作为“人的安全”的核心内容，政治安全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随着传统安全观念中军事－政治安全比重的相对下降，政治安全相对于以军事防御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而言，其内涵和外延获得空前的拓展，在国家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的指引下，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逐渐脱离狭隘的国家间安全体系的零和博弈思维，从而获得更加宽广的研究路径。

二、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政治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安全”这个概念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因素，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3](pp.3237)。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

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笔者对近12年来（截至2012年4月）两大数据库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以“政治安全”作为题名的学术论文不足200篇，远远低于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详见表1）。因此对政治安全的内涵、体系构建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极具理论价值。

对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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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公共产品;生产力;资源配置

    轨道交通由于具有快速、环保、运能大等特点,已成为各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优先考虑的项目。据统计,我国现有20多个城市正在建设或规划建设地铁等轨道交通项目,在建线路总长度超过390公里,有1500公里线路正在规划建设中。轨道交通在给人们带来便捷舒适的同时,也面临着由于人、车辆、机电以及社会灾害等因素而导致的安全问题。

    轨道交通的安全性,对城市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对轨道交通安全问题作出一些思考。

    1轨道交通安全的“公共产品”特性思考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非竞争性是指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就是同一单位的公共产品可以供许多人共同消费,某些人对该产品的享用,并不影响他人的享用;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提供给公众,不论何人都可以享用,任何人不得加以排斥。

    安全属于社会秩序的范畴,是对人、对财产、对环境保护类的无形产品。轨道交通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特性”,表现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不会因一些人的“消费”而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但是,会因某个人或某一些人的不安全行为而导致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隐性短缺或显性短缺。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在没有形成事故以前,个人是“免费”消费着他人所制造的“安全”这一产品。但若个别人不遵守安全规程甚至违法犯罪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将会危及无辜,不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同时会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今年7月份英国伦敦地铁爆炸;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毒气;2003年2月韩国大邱地铁纵火;2004年2月莫斯科地铁爆炸、大火等案件,伤亡惨重,损失、影响巨大。

    地铁公司作为企业,其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地承担这类公共安全的社会责任。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发展和繁荣已被实践证明,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市场失灵,使政府调节成为必要。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共交通安全问题,单个企业无力承担起全部义务,政府应当作为公共产品来供给。

    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公共产品是指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轨道交通的投资与建设可由政府部门负责,授权地铁运营公司以经营权,并将基础设施以租赁形式租赁给地铁运营公司,象征性地收取租赁费。由于轨道交通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关任务。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家比任何个人更有全局观念,更关注社会的均衡发展与民众的利益,能够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相对而言,非国有市场主体往往更注重经济效益,不愿意为承担社会责任而承受利益损失。因此,从轨道交通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出发,经营轨道交通产业一般仍应以国有经济为主,有条件地允许一部分非国有经济的介入。

    广义的公共产品除了基础设施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反恐防暴、公共政策、各项制度安排等。针对地铁运营中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故,需要政府向社会提供防治这些社会性灾害的公共产品。为保证轨道交通运行的安全,越来越需要政府提供如公共政策、政府规制等广义的公共产品。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调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可以为轨道交通各经营主体提供行为规范、基本准则和行动指南,并为广大乘客制定安全乘车的行为依据。政府规制作为政府的一种治理工具,意味着政府通过制定特定规则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也就是要约束因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的过分膨胀而导致他人与社会公众安全利益受损。

    在保证轨道交通安全问题上,政府的作用应当进一步加强,要根据需要和可能不断推进政策创新,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安全性。

    2轨道交通安全的生产力特性思考

    安全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物态和条件,还是一种具有经济效益的活动,是通过对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合理组织、控制和调整,以减少事故和降低事故损失,达到人、技术、环境的最佳结合,间接促进了经济增值的一种活动。安全活动既具有自然属性,又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还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因此,安全具有生产力的特性。

    生产力是生产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用物品的能力。轨道交通安全具有生产力特性,一方面是指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属性,由于轨道交通安全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已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安全状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一定程度上讲,轨道交通安全程度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生产力是由人的要素和一系列物的要素结合而成的有机体系,轨道交通安全也是受到人、车辆、机电等人的和物的因素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轨道交通事故分析证明,这些因素是导致轨道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人的因素看,既有因乘客未遵守安全乘车规则所导致的事故,也有因为工作人员职责疏忽而引发的险性事故。从物的因素看,车辆、轨道、供电、信号等故障都可导致事故的发生。

    生产力反映的是人类的劳动能力,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是人类科学知识、实践经验、操作技能和社会结合能力不断累积和提高的结果,因而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

    统计表明,几乎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与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有关,所以抓运行安全首先要抓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包括法制教育,技术教育,安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工作人员牢记“安全第一”的运营准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心存侥幸和麻痹大意。

    迅速的反应和正确的措施是处理紧急事故和灾害的关键,只有增强员工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才能把事故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了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除了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思想教育,还必须进行事故应急处理模拟演练,逐步提高各有关专业和工种工作人员的应变能力、协同配合能力和对事故的综合救援能力,

    达到锻炼员工队伍的目的。

    为了提高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和运输效能,提高生产力水平,还必须抓住其他车辆、轨道、供电、信号设备等一系列物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都直接关联到列车的安全运行,必须引起建设和运营企业的高度重视,采取相应对策。

    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能力的发展,而人的能力的发展又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通过革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扩展新的劳动对象、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管理的科学化等多种途径,被运用于生产过程,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取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的作用渗透于轨道交通安全的每一个要素,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安全运营就不可能得到强有力的保证。首先要用科学技术促进人员素质提高,用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思想观念教育广大员工,使他们掌握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掌握岗位所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其次要提高车辆等装备的科技含量,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运营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其中采用自动化程度高、安全性能好的系统设备,是提高运营系统安全性的重要基础。现代城市中,地铁是人流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之一,其可靠运行是地铁安全运营的前提条件。把这些机电设备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的管理,通过自动化系统对这些设备进行科学高效的监控管理,是确保地铁内安全的关键因素。

    3轨道交通安全的资源配置特性思考

    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可分为“自由物品”和“经济物品”。“自由物品”是指人类无需通过努力就能取用的物品,如阳光、空气等,它的数量是无限的;“经济物品”是指人类必须付出代价方可得到的物品,即必须借助生产资源通过人类加工出来的物品。相对于人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源是不足的,稀缺的。从经济资源稀缺性的事实出发,就产生了资源配置的问题。

    轨道交通安全属于“经济物品”,它是通过政府、企业、乘客和车辆、轨道、控制系统等一系列因素相结合而生产出来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对安全的投入受到客观经济水平的限制,它的数量不是无限的,如何在有限的安全投入下,获得最大的安全效益?这使轨道交通安全具有了资源配置的特性,即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增进轨道交通的安全,实现最优化。

    安全资源配置是安全活动与安全产品生产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和安全活动各环节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问题。可以这样认为,轨道交通的设计和建设属于安全产品的生产,而轨道交通的运营则属于安全活动。

    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可控资源是一定的,这些资源一部分配置在产品生产上,另一部分配置在安全活动上。产品生产与安全活动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决定着生产与安全之间能否协调统一,决定着轨道交通安全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在安全资源配置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安全资源配置问题首先要解决多少资源配置在产品生产上、多少配置在安全活动上,安全资源配置应该以最优化作为配置效率的标准,以实现安全产品生产与安全活动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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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基于此定义，可以设计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条件。国内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混淆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等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而且政治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第一，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第一级评价体系的指标少，可以采用主观赋值法特别是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内源性风险大于外源性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大于内源性风险。因此，俄罗斯1996年10月公布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时，由于既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深深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中，因此，24个指标中只有6个是外源性风险指标，其余都是内源性风险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