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监管意识形态工作，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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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强化广告导向监管，维护风清气正的广告市场环境

1.确保广告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全县各项重点工作、重要会议活动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特别对政治敏感性问题以及庸俗、低俗、媚俗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违背社会良好风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广告，加大监管监测和查处力度，确保广告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2.加强教育引导，增强自律意识。教育引导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强化诚信意识、责任意识、政治意识、社会意识推动行业自律，依法依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觉遵循弘扬社会道德、引领社会良好风尚，自觉抵制不良、虚假等违法广告行为，使“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成为广告活动的基本遵循。

二、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切实维护良好广告市场环境

3.全面落实广告属地监管责任制。牢固树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意识，对本辖区的违法广告活动严格履行好属地监管责任。

4.加大广告市场整治力度。积极开展移动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广告，药品、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配方食品、医疗器械及专利广告、房地产、金融投资理财等事关人民群众健康财产安全的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活动。持续保持对虚假违法广告监管的高压态势，加大违法违规广告的查处力度，集中曝光典型违法广告案件，形成强大震慑作用。

5.提升互联网广告监管水平和互联网违法广告整治力度。进一步总结互联网监管执法工作经验，积极研究探索互联网广告监管的思路、办法和措施，不断提升互联网广告监管能力，实现互联网广告监管执法新突破；开展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与互联网金融广告专项整治活动；规范移动端互联网广告，加大重点平台、重点媒介监测监管力度，坚决遏制移动APP、自媒体账号等虚假违法广告多发、易发态势。

6.强化广告协同监管。深化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健全、完善信息共享、执法联动、联合检查、工作会商等工作机制；加大部门间联合行政约谈、联合督查工作力度，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形成监管合力。

7.强化广告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全面推进实施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现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一次抽查、全面体检”；及时将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列入失信名单，推动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广告信用监管格局。

8.全面加强广告监测工作。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广告监测体系，完善广告监测制度，提升监测效能；严格落实属地广告监测职责，建立广告监测系统，各所（分局）负责辖区内各类媒体的广告监测工作。每月20日形成广告监测统计月报表，半年报表6月20日前、年报11月20日前形成广告监测数据统计汇总表及分析报告并上报县局市场股。

9.加大案件线索管理力度。加强广告案件线索管理，完善线索归集、审核、分流、跟踪等各个环节，使线索管理更加科学、快速、高效；加强对广告线索办理工作的指导督办力度，及时办结县局交办的涉嫌违法广告案件线索。

10.加强对广告行业工作的指导。指导广告行业按照国家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注重发挥广告行业的桥梁作用，引导广告经营户加强行业自律，自觉抵制虚假违法广告，守法诚信经营。引导和组织广告经营户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制作公益广告，传递社会正能量。

三、科学指导、优化服务，推动广告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11.积极推进公益广告发展。积极履行促进公益广告发展职责，指导广告企业和媒体积极参与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活动，制作优良的公益广告，弘扬红色精神、倡导生态文明、宣扬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鼓励支持各级各类媒体，以本地特产、特色旅游等为内容的“扶贫”公益公告宣传和展播活动，助力扶贫攻坚。

12.切实加强广告产业数据统计工作。积极开展对广告产业统计工作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统计工作制度，不断提升统计质量和水平。认真做好广告业县、所（分局）二级数据的搜集、汇总、上报工作，为广告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13.全面开展广告业市场主体摸底排查工作。各所（分局）对广告行业主体进行梳理完善，摸清本辖区内广告经营单位底数。特别是对新兴互联网媒体进行摸底排查，如：微信公众号、app、网站、自媒体账号等，摸底排查统计工作于6月10日前完成并及时上报县局市场股。

四、夯实广告监管基础，提升广告监管效能，推动全年工作取得实效

14.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理论学习与广告监管中心工作的结合，真正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广告监管工作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广告监管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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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区，由于历史、地理、地质气候等原因，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商业流通发展缓慢。本文在对西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有几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即商业流通与民族团结、城乡商业发展差距、特种商品供给、市场监管、生态脆弱区、农牧民商品交换意识培养、保留富人消费群体等，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西部地区 少数民族 贫困地区 商业流通

本文中提到的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是指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内蒙等省或自治区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省的“三州”地区，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陕西、重庆和贵州部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地质、气候等原因，这些地区整体经济落后，形成了特殊的贫困地区。要想改变现状，拉动经济增长，就必须繁荣市场，加快商业流通发展。

而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流通业必须关注以下七大问题。

商业流通与民族团结

发展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商业流通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一般原则，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地区特殊性。

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交通条件不便，地质和自然灾害相对较多，容易造成商业流通受阻或中断，从而影响该区人民生活，进而影响民族地区团结，影响地区社会经济稳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

因此，这些地区的流通业首先应考虑保障本地区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特别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食用盐、边销茶和衣服等重要生活用品供给，建立基本物资储备制度。另外，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而言，往往地广人稀，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农牧民商品意识薄弱，流通市场运行成本高，短时期内民营商业流通主体很难进入广大农牧区，致使地区商业流通发展滞后，农牧民进行商品交换困难。因此，在国有商业流通企业改制中，要注意国有经济成分在地区稳定中发挥的功能，不能一刀切。民族贫困地区商业流通发展一定要具有务实性，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发展流通业。建议这些地区发展流通业过程中，利用中央和省（自治区）对流通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建立一些国有流通网点，或者利用国家或省（自治区）提供的资金，支持一部分民营企业介入贫困农牧区流通市场，承担起农牧区商品供给和基本物资储备保障功能。

商业流通与城乡商业发展差距

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地广人稀，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思想保守，制约了本地区经济发展，往往具有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扶贫难度大的特征。广大农牧区还有很大部分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线或居于668-924元之间的相对贫困线，其消费水准极低。相比之下，城镇收入、消费明显高于农牧区。以四川省甘孜州为例，有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甘孜州城镇居民月人均收入569.72元，月人均消费支出413.39元，而农牧区月人均收入只有119.66元，月人均消费支出77.82元。城市月人均收入是农村的4.76倍，月人均消费城市则是农村的5.31倍，而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拉大。

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商业发展的差距更为突出。由于国家经济转型和国有经济成分退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商业繁荣，乡村商业萎缩现象。计划经济年代，民贸企业、供销社等国有商业企业网点深入到乡镇，国有商业流通纵深渗透，形成了庞大的商业流通网络。老百姓能比较方便的购买到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绝大多数商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抓大放小改革措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许多国有商业流通企业在改制中从流通领域退出，或者改制后退缩到县级城市以上，乡村流通实体缺位。据调查发现，除了部分发达地区乡镇级商业网点还丰富外，其他各县国有商业网点已基本退缩到县城，在较大的乡镇仅保留着少数民营商业网点。而一些小的乡镇几乎没有上一定规模的商店。

商业流通与特种商品供给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活消费习俗等差异，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商业流通问题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这些地区商业流通首先要解决的往往不是高档商品、奢侈品的供给，而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用品的保障供给，特别是食用盐、边销茶、药品等特种商品供给。调查发现，由于特殊的自然气候条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地区饮食习惯和文化，食用盐和边销茶是人和牲畜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两种商品消耗量极高。

对于食用盐，实行的是专管专营，限价销售，政府补贴的办法，这种方法成效显著，基本能满足该区人畜生活需求。食用盐问题，关键还在保障供给方面。正常情况基本能满足，但如果一旦遇上大的地质、自然灾害，如山体滑坡、雪压、雪崩时，交通阻断，地方仓储不足，就可能造成供给不足问题。因此，建议有关专营单位根据历年自然灾害情况和当地日平均需求量，测算出最低保障仓储量，根据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不同，一般测算不少于10天的储量，确保大灾无大患。

对于边销茶问题，是调查中反映最突出问题之一。主要在于边销茶质量问题：产区茶园面积减少，原材料收购量下降，质差的老叶和剪下的枝条叶用以生产边销茶；边销茶生产企业盲目发展，严重影响国家定点生产企业的规模化生产，致使一些定点生产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无序竞争，不能充分体现优质优价的原则，边销茶质量普遍下降，含氟、含铅量高，茶梗超量，加工工序不够，水分超标，杂物严重，霉烂变质的低质产品流入市场；流通环节没有规范边销茶市场，致使经营企业泛滥，经营秩序较为混乱，恶性竞争，多头进货，价格不一，质量不保，以次充优，蒙骗消费者，直接影响藏区农牧民身心健康，给广大农牧民的饮食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为了让广大农牧民群众能吃上“放心茶”，加强边销茶管理势在必行。建议加强生产管理，继续推行重点生产制度，把住源头关。确定生产边销茶的标准和定点资格，打破终身制，实行竞标方式，不定期检查生产企业是否按规范和标准生产。加强流通管理，掐住流通关。建议将边销茶的销售纳入专营专卖管理范畴，实行专营专卖制度。主要采取管住批发，放开零售，管住入口。边销茶关系民族地区每个人身心健康，建议把边销茶纳入民族自治条例，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另外，对于生活中所需要的其他商品，如药品、民爆物品、烟草、成品油等也要保障供给，特别是关系人民身心健康的药品，一定要切实保证。

商业流通与市场监管

调研发现，目前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市场管理水平较低，管理难度较大，监管力度不够。具体表现为：市场监管机构设置不健全，监管职能难于发挥。据有关人士反映，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均存在市场管理机构设置不健全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许多原来执行市场监管职能部门纷纷拆除，部分职能合并，市场监管缺失。正如有些人所言，“上面多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多个部门安排任务都汇集下面一个部门统一执行，但由于人员配备问题，有时监管很难到位。市场监管技术手段落后。这些地区内，大多数技术监督部门缺乏现代化的检测手段，有些地方连传统检测设备都不具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除了核发执照，质量监测部门偶尔检查是否有霉烂变质外，很少能发挥其他监管职能，整个市场处于缺乏管理状态。假冒伪劣商品、低质产品大量涌入市场。据有关人士透露，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市场存在大量低质、伪劣商品，部分地区低质、伪劣商品高达60%以上。市场竞争无序，秩序混乱，缺乏市场引导。乡镇级流通市场监管严重不到位。

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是建设健康、繁荣的流通市场的重要保证。对于这些地区，加强市场监管，首先必须解决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加强盐、酒、烟、边销茶等专营产品管理，维持好市场秩序，对生猪屠宰、民爆器材、废旧金属收购、废旧汽车报废处理、典当、餐饮、美容美发等行业整顿，对日用商品质量、计量、价格等方面监控。建议各地商务部门牵头，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物价部门等联合执法。商务部门从整体上负责本地区流通管理，培养一批综合服务监管人员，负责本县包括各乡镇的综合流通管理和服务，遇到问题联合相关部门一同解决。

商业流通与生态脆弱区

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大江、大河上游区。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开发利用不当，过度放牧或垦荒，滥砍滥伐，加上草原鼠害，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生态重建和恢复难度大。

从全国区域经济分工来看，本区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关系到长江流域水质水体变化，甚至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生存和发展，重在为国家提供生态公共产品；从本区产业布局看，由于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往往是这些地区的首选产业。

因此，在发展流通业时，必须建立适应生态脆弱区、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商业流通形式、业态及网点。具体理解为，提倡环保消费观念，建立环保型流通形式，提供环保型旅游商品，包括各种便携旅游食品、日常用品。在包装这些商品时，一定要选用那些容易降解的材料；开发旅游商品时，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商业流通与农牧民基本商品交换意识

由于解放后，这些地区大多直接从农奴社会过度到社会主义社会，很多农牧民意识形态难于转变，农牧民商品意识较弱，大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整个农牧区商品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建议商务部门会同政府其他部门有意识的引导、培养当地农牧民的商品意识，让他们走进商品经济大舞台，感受商品交换带来的好处。特别是首先让一部分村干部带头，把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通过示范效应，让他们从交易中把储藏财富变为现实财富。商务部门应组织建立农村集贸市场，特别是建立起农牧产品交易市场，让老百姓方便进入市场。这样有利于增加农牧民积极性，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同时也丰富了市场产品供给。

商业流通与保留富人消费群体

调研中发现，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消费外流情况十分突出。这主要体现在教育、住房、高档耐用消费品及高档服装消费等方面，还有大的节假日，如春节、元旦、五一、十一等集体性出外消费，而在本地区的消费则是相对低廉。比如四川省甘孜州，仅每年春节，康定就有2亿多元资金流出。

要发展地区商业流通，对这种现象就不容忽视。对于教育消费，应加强对教师人才引进和培养，引入先进教育理念，提高教学水平，有效留住教育消费。对于住房、高档消费等，建议这些地区利用良好的自然文化环境，在城市规划建设时适当考虑修建一些高档住宅小区，配套现代商业业态，尽量留住地区内富人消费，同时也吸引区外富人在区内置房、消费，从而促进本地区消费升级。

参考文献：

1.万光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我国的民族政策.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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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制度逻辑；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4-0014-05

当前，校企合作在职业教育领域得以广泛开展，但因校企属于不同组织领域，其核心利益及价值取向不同，企业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不稳定与不深入的情况非常普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和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含于整个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当中。非正式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和定位，其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在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的内涵

明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的内涵，首先必须厘清制度以及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确立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的建构逻辑与方法。

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制度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也可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出来的。无论是哪种制度形式，其核心在于约束。制度主要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方式构成。其中，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包括法律、规则等；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并构成历代相传的文化中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

社会学家理查德・斯科特将制度解释为“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1]，并指出“一个稳定的规则系统，不管它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如果得到了监督或奖惩权力的支持，并且这种权力又伴随着畏惧、内疚感，或者清白无愧、高尚、廉正、坚定等情感，那么就是一种流行的、起支配作用的制度”[2]。总体看，社会学视域下制度的内涵包含了规范规则、价值观、认知文化、情感标准、道德规范等。尤其是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组织研究的新制度学派，对制度的研究更接近于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即都承认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成分，又包括非正式制度成分，规范、规则、情感、信念、习惯、认知等构成了制度的要素。

尽管考察制度的定义并不仅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视域，但从整个社会科学发展情况来看，这两个视域下研究者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和普适性。因此，本文将制度界定为“型塑行为主体互动关系或活动关系的规制性、规范性和信念性要素，以及相关的组织、活动、资源与实施方式”。基于制度的分析框架，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界定为：将校企合作作为主要任务，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本质或核心，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提高职业院校和企业双方积极性及合作育人的效率，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认真履行各自职责、保障学生成长成才权益为基本要求，由政府或相关组织制定的型塑校企合作行为主体互动关系或活动关系的规制性、规范性和信念性要素，以及相关的组织、活动、资源与实施方式的总和。概括来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由三部分构成：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

在整个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框架当中，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非正式制度是指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促进或制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价值信念、文化传统、伦理规范、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包含一系列文化认知性要素。在这些非正式制度要素中，意识形态是核心要素。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3]。信念是构成意识形态的要素，健康、坚定的信念表现为积极的意识形态，通常会产生非正式的、巨大的制度性力量，这也可以称为文化的力量。

对于校企合作来说，只有当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等多方达成对于校企合作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对其价值和意义的深度认同，才能形成一种应然的合作惯例。然而，政府、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属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各自在很大程度上受其长期形成的信念体系和文化框架制约，对于校企合作情景是什么及校企合作情景应是什么会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文化信念的差异性极易导致校企合作行为的瓦解。[4]因此，增进文化理解、形成育人共识便成为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构建的基础。

二、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缺乏的表现

意识形态和信念系统不会凭空产生或发生转变，需要通过符号性、情景性的中介来传递和流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建设得到加强，各部门采取多种举措推动行业企业及职业院校转变观念，凝聚共识，营造合作氛围。但总体看，与正式制度相比，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明显缺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部分企业缺乏责任意识与育人意识。企业发展对于职业教育的依附力并不是很强，加之长期形成的以市场化手段方法解决发展问题的传统，使得企业在意识形态上就排斥参与职业教育，更没有将实践育人作为自身的一种责任。对于企业来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惯性使企业及其员工在进入企业实践或实习的学生面前拥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优越感。这种心理优越感使企业对学生普遍抱有一种负面的看法，特别是认为这些学生“干扰了企业生产秩序，不利于企业信息安全”，甚至连整个企业管理体制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是防范、警惕和排拒。

第二，部分地方政府对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态度模糊。虽然近几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重视职业教育，出台多种措施增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维持或扩大职业教育规模，但总体上对于职业教育内涵建设重视不足，尤其是对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缺乏深刻认识，很多管理者囿于校企分开管理的惯性思维及对企业发展尽量不干预的思维观念，相对于国家频繁出台各种校企合作促进政策，这些地区政策不跟进、不配套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育人文化尚未形成。校企合作的本质目标是育人，只有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生发自内心的赞同和参与，对校企合作目标、合作形式达成共识，才能真正促进校企合作并取得成效。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自由自觉的校企合作育人文化，这不仅体现为校企合作的外显行为不足，更体现在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学校、学生等不同利益主体对于校企合作的价值期许不同，进而产生理解及行为上的冲突和矛盾。

三、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缺乏的原因

对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来说，政府、学校、企业和学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四个主体只有达成共识，协同推动，形成合力，制度变迁才有可能成功。从现实看，地方政府、企业、学生三个主体的制度变迁动力均不足，影响了非正式制度整体建构和完善。

（一）地方政府参与动力不足且存在有限理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各级政府应然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依然重GDP增长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仍会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出发，而过多地关注能带来直接收益的项目，对于见效慢、负担大、有风险的项目，自然不愿意投入更多精力、财力和物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建设是一种既需要政府下大力气统筹、又需要政府以削减财税收入为代价或给予专项财政投入的项目，而且人才培养具有周期长、效果显现滞后的特点，再加上实习实践中不可控的风险性、人才的跨区域流动性，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建设与创新的动力与信念。

此外，政府作为一个组织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管理体制、文化习惯、民众意识等多种具有影响力的因素的限制，政府也存在有限理性，主要表现为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和政府决策的有限性。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而社会利益通常不能达到一致。校企合作涉及到政府组织的内部及外部等多个不同的个体及群体，并且不同个体和群体的想法、目标和利益是各不相同的。根据有限理性，政府组织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到所有个体及群体，即使政府有整合各种力量、全纳各种利益的意愿，也很难实现有效控制。

（二）企业参与动力不足且存在有限理性

企业的积极有效参与是校企合作制度取得成效的基本前提，没有企业参与，便无合作之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不足，其原因主要在于企业逐利性的本质和外部劳动力供给的易获得性。此外，不同类型企业对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动机、态度、目标需求是存在差异的，这是考察企业参与动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企业的本质是逐利性。企业即使是出于自身对专业化劳动力的需求参与人才培养，也会为防止其他企业“搭便车”行为而拒绝投入更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由于技能具有可以转移性，因此企业不愿为一般培训支付费用，除非存在能够限制流动的明确或隐性的契约。如果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随意获得，或者所需要的智力支持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而不仅仅是依靠校企合作，那么企业也就不愿意主动投入于职业教育。

很多研究者指出，企业缺乏参与校企合作动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激励制度或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无法从中获得更多收益，因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动力不足。这种分析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得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透过企业和市场看其运作的本质，则可得出另一个结论：企业的本质是商业性和交易性，尽管企业期望以理性的方式行动，但企业的知识、预见、精力和视野、时间都是有限的，“很多企业对政府一些政策缺乏了解和领会，有的时候享受不到政府给予的激励政策”[5]，即使激励制度和机制能够吸引其参与校企合作，那么其参与的方向、参与的深度如何，企业能够做什么、又能够做好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来达成政府和学校所期望的目标，企业对此的认识和行为很多时候是模糊的。因为这一系列行为都是在市场和教育两种不同的环境下转换、发生的，同时，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企业也无法预知未来合作过程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并做好有效应对。

（三）学生参与动力不足且存在有限理性

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主要有三个：一是参与校企合作是获得毕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必要条件；二是有半年以上企业实践经历成为入职的门槛；三是与企业签订订单培养合同，在合作企业实习或实践表现合格就可以直接就业。前两个动力源于硬性规定，但如果考核或管理不严格，极容易流于形式，校企合作育人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在政策法规层面尚没有这两项规定。对于第三个方面，很多企业在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方面的吸引力还很有限，学生主观上参与意愿不强，而且极容易单方面违约。

我国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人口的主体，且多为私营企业。由于诸多限制性因素，中小企业有参与职业教育意愿却得不到职业院校的认可，同时学生也不愿意去中小企业实践或就业，因为中小企业在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实习岗位、学徒岗位方面的吸引力还很有限。

学生主观上参与意愿不强，其深层原因既有相关保障制度层面吸引力不够，也包括学生对就业和升学问题理解有限。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初中毕业生全部选择了普通高中，但能进入高等院校的升学比例是不会随着家长的意愿而扩大的，这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教育过度和教育资源浪费都是不可取的，而那些没有升入高校、又无任何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普高毕业生最终还是要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此时他们没有任何就业优势和专业优势。现实中，囿于多种因素影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此的了解和认识还不深透。同时，学生的心理不成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均未形成，学生对专业认识的有限性、学生对自我职业发展认识的有限性，都会给学生带来心理压力和不可预期性，学生的偏好倾向、愿望期待、价值标准，以及为了解除认知失调而进行的各种自我辩解，都会使学生在校企合作当中无意间产生认知和行为的偏差。

四、推进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建设的路径

（一）在正式制度中明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性质与边界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正式制度是一种以明确、显性、稳定的形式存在的，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包括法律法规、政策、部门规章等。政府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正式制度的重要建构者，校企合作正式制度既反映着政府对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态度和决心，也是规制和指导校企合作行为主体意识和行为的重要工具。政府只有努力构建校企合作多方利益主体的文化信念，通过遵守共同的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才能使校企合作获得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是一种“最深层次”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合法性依赖于前意识的、被视为当然而接受的各种理解或认知框架”[6]。因此，在政府建构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正式制度中，必须明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性质与边界，以正式制度确立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基础。

性质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有明确性质，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经典作家在相关论述中都谈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或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强有力手段。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人才培养是其以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实现改造社会的根本形式。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目标亦是塑造全面发展的人，并通过全面的人改造社会。在校企合作正式制度建设中，必须明确校企合作首先是一种教育行为的合作，其本质目标是育人，合作育人需要划分育人边界，即在育人当中学校能提供什么、能做好什么、如何来做好，行业企业能提供什么、能做好什么、如何来做好，政府及职能部门能提供什么、能做好什么、如何来做好，等等，只有明确边界，才能确立各自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责任，防止互相推诿，提高育人效益。

（二）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文化理解与宣传机制

理解是认识事物本质并形成共识的基础。要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社会职业分工的意义及其对自身生活的影响，进而心生对职业的崇尚之心。同时，要让企业在校企合作实践中体验到人力资本所承载的知识、信息、技术因交流、分享、移植、应用所创造的价值，从而对校企合作育人产生深度认同。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文化理解机制，具体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如，在中小学建立职业理解课程、职业体验课程，安排学生进入各类职业场所认识职业、体验职业。二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企业实践的价值。从学生需求出发，向学生解读企业实践的政策、实践内容、实践形式，让学生以充分的自我成长意识去理解校企合作的真正意涵，从而坚定企业实践信念。三是加强校企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建立双方表达育人与用人诉求的渠道，加强文化观念的互动。同时，学校和企业要理解和尊重学生个体价值观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要创造条件和空间，帮助学生逐步实现从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到职业认同。

宣传是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合法性建构，这是由宣传和校企合作制度的特点共同决定的。校企合作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即价值认同、法律认同和行动认同；而宣传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与意志扩散的过程，兼具包容性和灵活性，其包容性体现在将法律、行动和意识形态包含在内，其灵活性体现在能够在意识、法律与行动之间实现自由转换。宣传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的重要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宣传机制，营造和谐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氛围，便成为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内容。

校企合作宣传既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也包括校企合作价值理念、校企合作立法和执法中相关信息、校企合作活动的宣传。校企合作宣传的对象极具广泛性，既包括显性的学校、企业、行业组织、在读学生及其家长，又包括正在逐步成长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未进入职业教育系统的潜在学习者和社会公众。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宣传工作的目的是，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校企合作价值理念，普及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提高全社会对校企合作的认知度、认同度。

在宣传工作中，确定由谁宣传、宣传什么、怎么宣传是能否取得宣传成效的关键环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宣传是职业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宣传管理必须由专门的机构承担。要结合实际，从校企合作政策宣传、校企合作案例宣传两个内容维度，从政府宣传、学校宣传、企业宣传三个主体维度，从学校、企业、学生及家长三个受众维度，构建全程化、立体化、多层次、多向度的系统化宣传格局。如，要从学生需求出发，向学生宣传和解决企业实践政策、实践内容、实践形式，让学生以充分的自我成长意识去理解校企合作的真正意含，从而坚定企业实践信念；要注重面向企业主体开展好专项校企合作政策宣讲活动，使企业端正对参与职业教育、深入开展校企合作的认识。在宣传形式上，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当今尤其要注重借助便利快捷的手机、网络、电视等平台，扩大宣传广度，增强宣传效果。

（三）优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外部制度环境

从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现实看，迫切需要加强“路径依赖”中的正向力量，消解“路径依赖”中的负向力量，通过优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外部制度环境，形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对个人和企业的直接引力和间接引力[7]。完善外部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完善高技能人才保障制度。首先，建立高技能人才权益保障制度。政府履行监管职责，严查各职能部门和企业对于高技能人才福利待遇的不落实行为，并给予相应处罚。其次，建立高技能人才权益申诉制度。建立渠道，规范程序，做到权益申诉透明化、公开化、制度化。最后，将高技能人才保障制度实施情况纳入政府职责考核范围。这对于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建立技术技能累积制度至关重要。

二是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公告制度。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反馈平台，定期企业社会责任公告，大力宣传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先进模范，给予履责企业以积极正面的肯定，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得到民众信服和社会认同，从而营造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承担社会公益事业的文化氛围。

三是建立与技术技能匹配的工资制度。建立职业教育与技能识别体系，对于持有不同国家职业资格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要给予相应级别的工资激励，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

四是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府绩效问责制度。向地方政府问责，主要考察在利益博弈中政府能否很好地落实并创新国家校企合作政策，是否切实地维护学生权益需求。要明确“谁来问责”、“向谁问责”、“问责什么”三个要素。人大是问责主体，政府是问责客体，问责内容根据政策背景、现实需求及政府的职责来定，主要包括校企合作法规政策配套情况、专项经费执行情况、政策落实情况、企业参与情况、公众知晓情况、学生满意度情况、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情况、经费投入保障情况、学生合法权益保障情况、学生就业情况等。通过问责和绩效评估，直接拉动政府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观能动性。

参 考 文 献

[1][2][6]W・理查德・斯科特，著.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第3版.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6. 63-65.142.

[3]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韦森，译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5.

[4]周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的区域实践及理论反思[J].职业技术教育，2014（1）：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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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班级管理学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255-3

一、加强个体经营者伦理道德的必要性

（一）伦理道德和个体经济的定义

伦理，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如：“天地君亲师”为五天伦；又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为五人伦。道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产生的一个名词。它是我国现阶段除了公有制经济形式以外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形式。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个体经济，是由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从事个体劳动和经济的所有制形式。它是以劳动者自己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直接归劳动者所有和支配。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种重要的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个体经济在经济行为中失去诚信的原因

人的伦理道德是有个底线的，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很多人会丧失人性中的某些部分良知，为了金钱和利益，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甚至是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1.很多经济形势让个体经济者有机可乘。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目的和手段方面，并不完全合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加之，我国市场经济管理方法和制度还不成熟；以及党风、政风不正等原因，在市场经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非道德现象。在生产领域，表现为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粗制滥造、效率低下；在交换领域，表现为期蒙瞒骗、哄抬物价、行贿受贿、投机倒把；在分配领域，表现为偷税漏税、截留税款、巧立名目，乱罚乱收；在消费领域，表现为用公款请客送礼、公款消费、破坏资源，挥霍浪费，等等。

于是，个体经济在这样的环境里就如鱼得水，有一个有利的生存空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全部归自己所有，个体经济者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采取非正常竞争的手段，通过向私营企业或集体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相关管理者（比如经理和采购）行贿等手段，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的质量可能稍微不合格，但因为自己做了私人的工作，采购者从中收了回扣，个体经营者从中得到很大的利益，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产品的市场就有可能紊乱。

2.个体经济机动灵活，工商等政府部门很难管到他们。个体经济者的商铺的名字的改动有随意性，他们把这个产品的东西卖完后，但消费者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上当后，个体经营者已经把商铺改头换面，经营自家的别的商品了。还有的个体经济者，他们在这个地方租个商铺，卖完一些质量不好的产品后，就到另外的地方继续卖自家生产的质量不好的产品。这个给政府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也是个体经营者丧失诚信，屡屡得手的原因。

3.个体经济者太多，产品不好鉴别。由于个体经济者人数众多，生产和出售的产品也相当繁多，他们的产房和出售的地方往往有一段距离，买者看不到他们加工、生产的过程，有时，即使政府管理者也对他们的产品很难鉴别真假。比如食品和衣服、鞋子的个体经营者。

4.政府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市场监管和城市监管没有配合好。在城市里，管理个体经营者的在市场之外的街头摆摊的，属于城管管理，城管只是负责管他们的位置对不对，是不是影响交通，是不是会污染城市环境，而对产品的质量很少过问。在市场之外，市场监察就管不了这些个体经营者了，这就让在市场外的个体经营者有机可乘。而在市场里呢，市场监察者很少去鉴别产品的牌子和材料，他们关心的是是不是食品有毒，是不是短斤缺两，衣服、鞋子是不是会对人体造成危害，而对于是不是冒牌产品并不在意，食品只要无毒，干不干净也不会放在心上。于是市场外和市场内的个体经营者都在打法规的球，自己赚了很多钱，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三）抵制一些错误的认识

用法制的手段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保持在伦理道德范围之内，不去触犯法律，但这并不能完全、彻底地杜绝获个体经营者非法获取暴利的念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强伦理道德工作，对规范个体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也起着长远的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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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国初期

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建设形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有关部门配合，首抓恢复和发展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争创经济财政状态的好转，并没收官僚资本、清查私营企业中的敌伪财产，进行爱国主义、守法经营教育，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经营企业的特权，扶持濒临困境的工商业恢复经营，组织举办城乡市场物资交流，打击取缔投机倒把，平抑稳定市场物价，在恢复经济发展、壮大国民经济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在促进国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登记管理，扶植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并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神，逐步地、全面地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2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这一时期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仅局限于保障和维护计划经济的发展，管理为数极少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农村集市贸易与打击投机倒把等方面，部分人员和职能被并入商业部，形成了"管工管不了,管商被商管”的局面。

1.3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时期

这一阶段，工商行政管理职能逐步形成了传统的“六管一打”：即集市贸易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注册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和广告管理、打击投机倒把。

1.4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从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建立到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按照党和政府的统一部署，重新定位，国家法律法规不断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新的职能，如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工商行政管理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革，实现了监管领域由集贸市场到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过渡，主要职能由打击和查处各种违反国家计划的商品交易行为转变为对市场主体的准入、退出、交易和竞争行为进行综合性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

2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简述

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作为国家市场监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活动方向与实质的具体体现，，从管理的内容来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从恢复之初传统执法到形成了特色鲜明、目标统一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范围不断拓宽，职能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集贸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培育和监督管理，逐渐转变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1市场主体准入与监管

市场主体准入，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职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登记管理的职能部门，另一类是负责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有限资源开发利用等重要行业、特定经营事项审批的部门。工商部门作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管理机关，承担着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重要职能，是市场主体准入的主要职能部门。

2.2市场秩序的维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由于市场主体的趋利性及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和固有的缺陷，市场秩序的有序化、规范化并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通过制定并执行相关的法律制度，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最基本职能之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有关工作，将国家有关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交易行为、竞争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付诸实施，以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环境中运行。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全过程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

2.3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主要行政执法机关，通过加强对商品、服务和食品经营行为、质量的监督管理，依法受理、处理消费者对商品、服务和食品经营行为、质量的申诉举报，及时制止和惩处经营者在对商品、服务和食品经营中的违法行为，依法退市不合格商品和不安全食品等措施，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倒逼企业加强自律，诚信经营、守法经营。

2.4商标注册与专用权的保护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商标保护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如立法过于强调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商标权利主体和客体需要扩充，商标侵权假冒活动獗,查处手段和力度不足等。通过对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商标印刷行为和商标行为的监督管理，对地理标志、商标、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保护，有力地保护商标专有权人的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2.5广告监督管理

对广告监督管理有直接意义的是商业广告和非商业广告的划分，受工商行政管理规范的主要指商业广告，其基本功能是传递商业信息，促进商品交换，这是它的自然属性，虚假、违法广告对社会危害严重，侵犯的客体涵盖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秩序，依法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有效发挥了社会管理作用。此外，广告的传播性质又决定了其兼有影响意识形态的社会属性，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促进规范广告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广告的传播过程中，加强指导，注重引导广告的传播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3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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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中经济伦理的“脱嵌”

从后果是否可预期性这个维度来看，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后果无法预期的，例如转基因食品，这种技术创新到底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目前下结论还尚早，因而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后果可以说非预期的;另一类属于后果是可预期的。我国近期所发生的大量有毒或者指标超标食品安全事件大都属于后者。与非预期的食品安全事件相比，所谓可预期的食品安全事件，意即作为食品的生产商以及相关的责任单位(如技术鉴定单位、监管部门等)能够预期到这种不安全的食品投放到市场之后的后果，但是仍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或者是出于利益、政绩等因素而放松监管，让问题食品流向市场，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值得关注的是，表面上看，企业、商家为了牟取利益，通过使用不合格原料、添加不宜的防腐剂等方式最终让问题食品流向市场，但是我们知道这和市场上充斥的一般的假冒伪劣产品不同，一般的问题商品往往会造成消费者经济上的损失，而问题食品除了给消费者带来经济损失外，还意味着对消费者健康权利甚至生命权的侵害和剥夺。如果商家以及相关的责任单位能意识到上述后果，并站在潜在受害的消费者角度换位思考的话，在考虑相关的“成本－收益”之外，还应该自觉引入伦理的考虑，即他们应该意识到生产食品的目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还是一种伦理行为，即作为食品企业应该提供健康和安全的食品，这是必须遵循的道义行为，也是必须恪守的一种底线伦理，而生产和提供不健康和有毒食品显然有悖于这种伦理底线。经济行为中的伦理考量显然正是经济伦理学的重要议题，阿玛蒂亚•森曾一般化地提出“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认为这尽管并不能随意消除社会成就评价中的随意性缺陷，但是它可以使社会成就的评价更具富伦理性，而且必须使用更广泛的论点和观点来判断什么是对“个人有益的东西。”［2］(P10)市场本身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是不讲道德的，不会具有伦理偏好的，“帕累托最佳值只能定义经济学的最佳值，但却不能定义社会的或伦理学的最佳值”［3］(P35);“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和工作的伦理，作为经济协调的形式，它自己本身是不能创造和保持这种伦理的，”［3］(P60)但是不讲法治和伦理的市场是经不起重复博弈的，也无法建立起可持续的市场交易秩序。事实上，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制度，除了具备相应的法治条件，还应该需要相应的伦理基础。正如美国伦理学家R．T．诺兰在《伦理学与现实生活》一书中曾指出的:“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4］(P324)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尽管并不完美，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是一种高效运转的制度，并且总体上并没有失范，这应该归功于市场经济背后的伦理基础和法治条件，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来自希腊的理性精神、希伯莱的宗教情怀以及古罗马法律文化的注入，才导致西方的市场经济仍然有序运行。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伦理相比于法律，是更为基础性的东西，因为如果只强调法律的外在监督，而忽视经济伦理的内在理念的培育，“这种基于计算的信任和依靠外在监督的法律会最终导致了商业机会主义盛行”［5］(P281)。一种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是诺斯所谓的“意识形态”，和法律的强制性措施不同，经济伦理必须是“对相互权利的尊重，是一种内在监督，通过它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内在约束，以便防止各种损人利己行为的发生”［5］(P283)。法律的外在约束固然能具有一定的制约性，但“本身不可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价值系统，伦理这一外在的价值体系却可以通过价值内化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系统，从而使人们在遵从行为规范的同时懂得它的价值或意义”［5］(P288－289)。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一定的伦理基础，也需要众多利益共同体达成伦理共识。一种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意义上的节约交易成本，而且是市场经济制度健康运行的基础性秩序。在论述经济伦理和资本主义的亲和性关系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伟大之处，“在于冲破了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信仰共同体与一种共同的生活伦理，它优越于血缘共同体，甚至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相对立”［6］(P266)，按照韦伯的阐释，正是这种具备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才生成了资本主义，而市场经济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当然，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仅仅只有新教伦理能充当伦理基础，而只是说，市场经济制度离不开经济伦理的支持，从事实上来看，西方市场经济制度运行有序的国家，除了宗教伦理的传统，还有来自无神论基础上形成的伦理共识。而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恰恰透露出来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尚未形成一种适应市场体制的普遍主义经济伦理，出现了经济伦理的“脱嵌”现象。“脱嵌”概念来自于波兰尼［7］。在波兰尼看来，市场以及经济系统都是从社会、文化系统中孕育而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高度“嵌入”于社会中的，“(市场)在社会和文化标准中被置入的程度，社会和文化的副条件(价格系统就在这些条件下运行)的规模，在传统社会中均高于现代社会。”［3］(P8)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经济才从社会中不断分离出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嵌”现象，而经济伦理的缺失显然是这种“脱嵌”症状的表征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并不缺乏诸如“诚信经营、童叟无欺”这样的经济伦理，但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历史传统上重农抑商，并没有形成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另一方面，这种经济伦理长期对应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在引进市场经济之后，对于急剧变革的市场转型和社会流动，传统熟人社会结构中孕育出来的经济伦理无法与之匹配，导致舶来的市场经济缺乏了伦理共识和伦理基础，转型以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正是与此有关。

经济伦理缺失的微观视角:从企业到政府

近期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安全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当前食品安全形势的看法”这一题项中选择“问题太多，令人失望”的达51．36%，在“造成目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题项中，选择“不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个人利欲熏心”的占29．91%，选择“对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不够”的占30．22%，选择“执法部门监管力度不够”的则占34．62%。［8］(P10)上述调研数据一方面反映出消费者对于当前食品安全的不满意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消费者认为造成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和相关的监管部门，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仍然有这么多的企业供给问题食品?相关的责任部门为什么监管乏力?事实上经济伦理的缺失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企业责任伦理以及相关的监管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这两个视角进一步加以剖析。首先食品企业缺乏对消费者健康和安全权益尊重的责任伦理。食品安全问题是在中国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甚至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仍然频繁发生，愈益凸显出经济转轨中的伦理紧张。具体而言，经济伦理并不是抽象的，而且发生在具体的实践中，在食品安全的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企业缺少责任伦理，企业实施机会主义，越过法律底线乃至伦理底线，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企业如果是通过技术改进等方式来降低成本、追逐利益，这本无可非议，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环境和社会，会带来双赢和多赢的局面。问题在于，很多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通过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方式来提高收益。偶发性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诉诸于个别企业或者商人的个体道德品质问题，普遍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已折射出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出现了经济伦理的缺失现象，这种缺失首先表征为企业责任伦理的缺失，正如理查德•狄乔治所注意到的:“自由企业的恶，随资本到中国也会发生”［9］(P1)。其次还表现为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一般意义上，行政伦理作为行政管理领域中的一种角色伦理，主要是人们关于行政活动对错的判断过程以及判断的理由，涉及行政主体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一种判断，即领导决策执行等行政管理活动的合法性问题。行政伦理和广义上的经济伦理是一种交叉关系，政府以及一些执法部门在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时也需要一定的伦理判断，这不仅涉及到行政伦理，也和经济伦理相关。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涌现，除了食品企业没有履行相应的伦理责任，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鹿事件中，我们能看到地方政府及相关的职能部门不仅放松了日常的市场监管，而且在事发之后仍然考虑的GDP优先原则和地方、部门利益，丧失了公共部门应有的伦理判断，更没有履行起相应的职责。应该说，这种行政伦理的缺失有着深刻的背景。在中国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政府及监管部门受到经济理性的裹挟，一味追求GDP，在日常管理中放松对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的警惕，不再担当公众利益的保护人，而往往成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庇护者。而按照公共经济学的解释，政府部门其实也是“经济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只不过在选举制国家，政府官员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必须要考虑到公众利益，所以在日常行动和行政决策中不能违背基本的行政伦理。而在我国当前，我们看到是另一种情形。消费者投诉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卫生部门借口各种理由，如以质监部门正在调查加以搪塞、加以推诿，“出了问题之后，这些部门互相扯皮，推卸责任，……一碰到有利益的事情这些部门都要管，一碰到没有利益的就会把问题踢来踢去。”［10］正是由于在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一味追求GDP，形成了“逐利化”倾向，同时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又缺乏一定行政伦理以及经济伦理的制约，以至于这些部门并没有结成一道道防护阀，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难以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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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银行海外扩张的原因

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国内银行业面临全面开放。在外资银行迅速抢占中国市场的时刻，中资银行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进军海外。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尽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市场仍将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但在来势汹汹的外资银行面前，中资行需要变被动防守成主动进攻，通过海外扩张发展壮大自己以应对挑战。当前，国际银行业跨国经营的趋势不可阻挡。以法国银行业为例，今年以来法国各大银行用于海外并购的资金已接近252亿欧元，达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仅巴黎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海外并购资金就达到了100亿欧元。从长期看，国际银行业的跨国经营使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相对降低，给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的银行业应该顺应国际银行的发展趋势，推出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计划，增强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也日趋显著。在这种背景下，各国银行业只有加入这个国际化的金融体系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资银行也不例外。而海外拓展正是中资银行参与全球金融活动的有效途径。

其次，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还能够为本国企业的跨国发展“保驾护航”。中资银行在为本国企业提供服务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企业多是中资银行的客户，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开户行为自己办理业务；中资银行由于已经掌握企业的详细信息，无需再作繁琐、消耗成本的调查以了解企业的资信状况、所处行业状况等。并且在一致的文化背景下，本土的企业与银行的沟通自然更加有效。因此，为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投行业务会成为中资银行在海外扩张的一个市场机会。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资银行选择海外扩张也是应对市场考验的必然选择。海外扩张还能通过资产在各地区的配置实现风险的配置，有效降低总体风险。以汇率风险为例，随着三家国有大型银行陆续在海外上市，它们募集的巨额外汇资金在人民币连续升值的环境下正面临贬值风险。而通过海外扩张把外币进行投资无疑是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各大上市银行普遍资本充足率较高，手中资金充裕，同时流动性过剩使得银行的国内业务扩张受到抑制，因此，海外扩张是银行业务拓展现实可行的策略。而且，也有利于实现政府“藏汇于民”的政策，具有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缓解流动性过剩等宏观经济效应。

中资银行海外扩张的关键点

如果海外扩张是中资银行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那么目标市场的确定、扩张方式的选择以及海外部门与母公司的整合就成为决定中资银行成败与否的关键点。

目标市场的确定

从目前形势来看，亚洲市场在未来几年内将成为中资银行海外扩张浪潮的主战场。相比于欧美严格的金融市场监管环境、高昂的并购成本和不明朗的市场机会，亚洲市场作为一个新型的金融市场，既存在巨大的利润机会，同时并购成本又较低。而且我国与亚洲各国文化趋同性较强，在经济贸易方面有长期的区域性合作经验。这些有利条件均表明亚洲地区十分适合在海外扩张方面尚处于“蹒跚学步”阶段的中资银行“试水”。

扩张方式的选择

一般来讲，扩张方式主要有参股、并购、抑或直接设立分支机构。参股主要是银行的一种投资方式，通过参股可以获得股票的溢价收入，可通过参股进行银行间业务合作，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结算等相关业务。但是参股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中资银行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被参股银行的经营主导权。相比于参股，并购和直接设立分支机构两种方式都能够迅速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海外业务。但是，直接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对企业的海外管理经验要求较高，而且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加强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直接设立海外分支机构难免会遇到某些进入壁垒。

银行并购则可以免去这些麻烦。它能够突破国外对外资银行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监管，利用并购目标既有的业务网络和客户基础，省去向当局申请开行、选址、招聘人员、拓展市场等一系列成本，迅速占领海外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还可以获取声誉、品牌、战略位置、营销渠道、市场力量等特殊资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

并购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可以成为中资银行进军其他行业的一条捷径。由于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因此，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最为缺乏的是综合经营的经验和能力。中资银行在国际上并购非银行机构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从国际市场来看，主要国际金融机构都实行综合化经营，各主要业务之间存在着协同效应，并且各种业务具有不同的周期，综合化经营削平了收益的波动，有利于保持稳定的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并购专业化程度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中资银行提高综合经营能力的一个良好途径和手段，应该受到重视。

但是，并购方式对于资金和企业管理能力的要求都很高，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对并购的最终结果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上三种扩张方式都有各自的长处，也都有各自的弱点。银行管理者需要综合考虑进入壁垒、文化差异、资金储备、海外经营经验等多项因素之后再作出决策。

海外部门与母公司的整合

当前国内银行大多选择并购方式进行海外扩张。那么，银行并购中亟需重视的一点就是被并购公司与原公司的整合问题。

美国企业管理机构科尔尼公司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球并购市场存在“20∶80”法则：只有20%的并购在事后被证实是成功的，实现了并购活动的预期目标，而其余80%的并购都以失败告终。根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Bain & Company）的一项关于并购失败的调查研究表明：80%左右的国际并购失败案例直接或间接源于企业并购之后的整合，而只有20%左右的失败案例出现在并购的前期交易阶段。可见，企业并购交易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并购的成功，相反表明企业开始进入真正的并购关键期。

具体到中资银行而言，整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被并购银行的人员、业务和企业文化与原公司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实现整体的高速顺畅运转。中资银行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首先，中资银行必须将整合工作放到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的位置，切不可将并购活动仅仅视为是财务或资产上的简单拼凑。其次，在寻找并购目标企业和开展尽职调查时，中资银行必须将目标企业与本企业的各方面差异作为衡量并购优劣势以及裁断是否进行并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并购交易中，应该将未来的整合作为双方交易谈判的一个重点，例如，如何对待原企业中的职工，如果安排原企业中的管理层，如何设计新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新企业的工作方式、内部纪律、薪酬机制等。最后，中资银行必须对具体并购行为的整合制定周密的方案，决不可随意而为。要选用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管理并购目标，制定周密的计划，稳步推行母公司的文化和战略，不要奢望“毕其功于一役”，要把资源整合到位后再推行新的市场策略。

结语

篇8

一是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的地方领导对发展文化产业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把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和重要增长点,作为一种产业来谋划,未能象抓经济那样来抓文化产业。文化消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还没有成为消费的热点。

二是文化产业基础薄弱、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规模小、层次低、松散型的状况仍比较明显,经济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资源整合不够,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较差,适应市场、开拓市场能力较弱,特别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长春市的印刷业最为典型,数量多达上千家,但普遍规模小,设备落后,单色印刷严重过剩,而高档次的包装装潢能力低下,每年收入流失5亿元以上。我省发展文化产业的历史资源、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并不缺乏,但对这些文化资源的认识、挖掘、开发、包装、宣传、利用还远远不够,致使大量文化资源闲置和浪费。

三是管理体制不顺,相关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目前,我省文化产业实行的是由省委宣传部牵头,政府及有关方面参加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困难和问题,现行体制很难适应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如鼓励企业吸收引进人才、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完全落实。同时,资金问题始终是制约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难点,文化产业吸纳外资、民资的能力不强,目前尚未形成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的投资融资机制。很多文化企业没有完全脱离对政府的依赖,自我发展闯市场的能力较差。大多数文化企业在用人制度、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旧体制还没有完全打破,阻碍着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缺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四是人才不足,优秀领军人物比较少且流失严重。缺乏懂营销、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缺少优秀的领军人物,难以做好文化产业的大文章。由于工作生活条件、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原因,不仅造成一批中青年骨干人才流失,更无法吸纳高端人才。从文化产业的创意、策划,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包装以及市场的拓展、营销等各个环节都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和拔尖人才。

针对我省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思路。目前制约和影响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还是思想观念问题,要彻底摆脱单纯把文化作为宣传工具、重视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忽视其经济属性和产品属性的传统思维定势的束缚。要紧紧抓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借鉴美、日、韩等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乘势快上。要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加深认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树立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理念,不断提升文化建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地位,真正使我省的文化“软实力”硬起来,成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建议省政府制定出台一整套的支持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各个方面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增加全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扶持发展具有示范性、导向性、开创性的文化产业项目。运用政策和资金推动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不断提升我省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二)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要总结、借鉴和推广长影集团、出版集团、吉歌集团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现有文化资源进一步进行整合,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努力激活公益性文化单位的活力,积极培育文化产业发展主体,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三)进一步发挥政府部门的宏观指导作用,保持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属于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朝阳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完全符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要立足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统筹文化产业发展,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精心培育,作为一个支柱产业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加以扶持。政府职能部门要注意提高政策引导、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前瞻性研究,既要提高对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认识,又要注意避免盲目发展。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或与文化事业有密切关联的产业,要坚持分类指导,采取不同政策,分别提出要求。应建立文化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文化产业的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以及重大项目、资金使用等进行论证提出意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智囊和参谋作用。

(四)突出我省特色,加大主导产业和文化品牌的培育力度。要依托我省的黑土地文化、长白山文化等自然优势,把我省的影视剧制作业、出版印刷业、动漫游戏业、文艺演出业、艺术培训业、报刊业、文化旅游业做大做强,发挥龙头产业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引导文化企业不断树立品牌意识,采取措施积极保护和发展自己企业的文化品牌。要善于打造精品,逐步形成一批知名的、持久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品牌。要有世界眼光,引导和支持文化企业在开发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使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能够走向世界,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五)逐步延长产业链,推动文化企业集团化发展。文化产业集团化、文化基地集聚化、文化产业集群化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要围绕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兼并、重组,培育和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同时要注意避免“拉郎配”,坚持企业唱主角与政府推动相结合,避免文化资源配置的过度行政化而造成的大而不强的局面。

篇9

【关键词】高校食堂民主管理现状分析改进建议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后勤服务的能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适应了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但是,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社会、经济环境都发生着许多重大转变,市场物价持续波动上扬。高校后勤食堂具有公益特性,承担着稳定校园和社会的重大责任,服务对象群体特殊,食堂供应价格需相对稳定。由于食品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和用工成本的不断增加,当前高校食堂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样一种压力下,如何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办好让学生、家长、领导满意的伙食成为高校食堂必须认真研讨的问题。我认为进一步丰富高校学生伙食民主管理的形式,深化学生伙食民主管理的内涵,创新学生伙食民主管理的途径,将是高校伙食面对新形势下巨大压力的有力举措之一。

1高校学生伙食实施民主管理的重要意义

1.1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作为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高校伙食的管理和服务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规律要求,融入社会经济运行轨道,走专业化、市场化发展道路。建设高校伙食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高校伙食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师生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食堂要自觉接受师生监督,向师生公开食堂定价程序,让师生了解并参与食堂管理和服务过程,知晓食堂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了解高校食堂伙食特点和供应情况,使食堂管理、服务让师生理解。

1.2这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中央要求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速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了保证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就必须有效解决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高校后勤。而在高校后勤中具有基础性产业地位的高校伙食,无疑必须顺应这种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国内大多数高校后勤现都已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实体,在理论上完全被市场所牵引,面临着被取代、被重新选择的局面。同时,由于服务对象和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它又必须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坚持公益性原则。在这种市场完全竞争情况下,高校伙食必须建立以师生需求为导向的经营管理服务体系,适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必须真正实施学生伙食民主管理制度,通过制度的实施,不断赢得师生,稳定市场。

1.3这是保持高校和谐稳定的需要。

高校伙食的卫生安全工作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也关系到高校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从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根本目的来讲,是为了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后勤保障和服务,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所以,高校伙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市场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之间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通过师生参与伙食民主管理,规范伙食运营行为,保证高校伙食实体运作的公益性方向,从而保证高校平安和谐稳定。

1.4这是高校伙食规范化发展的需要。

企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发展壮大,并确立自己的地位,市场是企业不断追求发展的永恒推动力。高校伙食面对着市场竞争,面对着师生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只有不断改进服务,才能巩固市场地位。师生参与高校伙食的民主管理,正可以起到这样一种推动力的作用,通过民主参与,通过其对服务对象信息的不断反馈,高校伙食才能进一步明确师生需求,才能把握师生消费规律,才能清醒认识自身存在的不足,才能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才能不断推动和促进高校伙食的规范化管理。

2当前高校伙食学生民主管理形式及其不足

多年来,高校伙食在学生民主管理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探索,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我们浙江工商大学采取的主要做法如下:

(1)坚持常年实行服务承诺制度,设立服务、监督、投诉热线电话,及时向师生通报后勤工作动态,促进师生对后勤的了解,努力提高各种服务的及时性和质量。

(2)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工作小组,指导各种面向学生的互动活动。校团委定期组织召开阳光生活会,与学生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直接了解学生对于食堂服务的想法、建议,传递餐饮服务的相关动态。

(3)在食堂主要入口处设立大堂副理,面对面接受学生对餐饮服务和食堂就餐时遇到的建议和意见。

(4)设立勤工助学岗位,主要集中于窗口供应、面点制作和收餐服务岗位,让学生参与食堂大堂日常用餐服务工作,真正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5)聘请学生代表成立义务监督员队伍,全面监督餐饮管理的各项服务。聘请热心学生成为食堂信息员,邀请他们参加食堂的各项服务活动,通过他们的纸笔,抒发他们参与活动获得的感受,提高同学的对的认食堂的认识。

(6)定期举办“后勤优质服务月活动”、“美食文化节”、厨艺比赛、服务微笑之星评比等;每年组织“走进食堂”参观活动、“我与食堂”征文活动、“我看食堂”摄影比赛活动、“食堂主任与师生面对面交流”等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增进与师生的沟通交流。

(7)重视做好信息宣传,加强与师生沟通。专门开设后勤网站,编印《后勤报》,通过校报、校园网,积极宣传后勤餐饮管理服务信息、服务举措等,增加和扩大餐饮管理服务信息,让师生了解、理解、支持餐饮管理服务。

然而,随着师生用餐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当前高校学生伙食民主管理形式的内容、广度、深度等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和不适应性,具体表现在:

1)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着形式化趋势。

经过10多年的社会化改革后,从某种角度来讲,有的院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后勤的事”是“后勤自己的事”,这样一种认识偏差。对于学生伙食民主管理组织,如学生伙食管理委员会、膳食管理委员会、学生权益部等组织形式,基本由学生组成,后勤饮食服务部门负责人主导与组织的协调等,校方一般不参与,在学生、后勤、学校三方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和信息传递渠道。

而像在食堂设立勤工助学、大堂副理等岗位,不少同学往往又简单的理解成只是为了解决贫困同学切身经济困难,对岗位在促进伙食部门与同学之间交流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对参与工作的热情不高,如不少学校普遍存在的“大堂副理”一岗,坐堂的学生副理往往只是机械的在规定时间坐在岗位上,被动的接受投诉,对于投诉是否合理、是否可以马上答复;投诉的处理结果如何、反馈的情况又怎样等等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就会使学生民主管理成为一种形式,起不到沟通桥梁的作用,得不到学生和后勤双方的认可。

2)沟通互动方式相对单一。

当代大学生都是九十年代出生,基本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成长在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没有遭受过什么困苦,由于优越的生活环境,他们幸福、独立、自我,“明确直接主动的表达”已经构成这一代最典型的特征。当代大学生的种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心理特性决定为之服务的伙食部门必须顺应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的研究在当前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对服务对象心理特征的把握不足,当前民主管理的种种形式,从实际效果角度来探讨,还停留在浅层,学生民主管理组织参与热情不高,参与的学生又多以学生干部为主,而学生往往只是这些系列活动或座谈会的一个被动“受众”,被动的参加活动,被动的“接收”后勤的信息,被动的表达主办方希望得到的认可、赞同。同时,由于“受众”的范围基本固定,参与比例较小,信息传递存在失真,自然就出现沟通互动的范围不大,影响有限,反响不深的局面。

由此可见,高校伙食服务无论从高校后勤“三服务两育人”的服务宗旨出发,还是从经济实体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经营管理方针着眼,都必须深入分析各阶段、特定服务对象的心理,掌握其心理特征,才能有的放矢,分析不足,指导实践,进行有效创新。

3加强高校学生伙食民主管理的途径

3.1要进一步提高对高校学生伙食民主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原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在第四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对今后的后勤工作不是不管了,而是管的方式变了。后勤系统从高校行政体系众规范分离出来后,虽然高校与原后勤系统变成了甲乙方关系,但学校作为甲方,要切实履行甲方管理、监督的责任与权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虽然改变了学生食堂的运行机制,但并没有改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的管理、监督责任。

学校和后勤要从国家、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高度重视高校学生伙食民主管理,要采取积极介入的态势,从学校行政、学工等阵线派出一定数量人员参与伙食民主管理组织,加强对组织和学生的思政工作,正确引导意识形态的方向。这样一个组织的建立有助于形成合力,强化对伙食部门的监督和对学生的宣传、引导。组织可对伙食部门的餐饮服务标准、伙食品种价格、食品卫生安全和成本核算等诸方面提出规范要求,建立价格听证、服务听证制度,扩大学生知情权,增加理解支持度。伙食部门要积极认识民主管理的积极作用,要认识到只有服务对象的不断监督,才能明白需求所在,才能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只有服务对象的满意,才能巩固市场地位,才能实现品牌认同。

3.2要重视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不断加强民主管理

后勤服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后勤服务永无止境。高校伙食要从浅层服务向纵深发展,最终实现超期望服务,以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的需求。

高校伙食可以完善座谈会、服务质量调查、大堂副理、勤工助学等沟通形式的内涵,调动学生伙食民主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和工作热情,由其主动召集学生召开座谈会、主导大堂副理的招聘、管理、考核等工作。做好调研反馈,以起到很好的沟通桥梁作用。

高校伙食部门还可以按照企业化运作的一系列制度要求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帮助学生民主管理组织建立各项工作表单,如《意见征询表》、《服务投诉处理表》等,真实准确记录师生的各项意见和建议,防止信息传递失真,有利于监督投诉的整改落实情况。要重视对组织成员的培训,针对学生反映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组织他们通过参观等,熟悉食堂内部操作流程,熟悉高校伙食运作规律,掌握高校伙食特点,并共同探讨学生反映问题的答复方式方法、解决手段等等。

高校伙食要本着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服务于广大师生员工的服务宗旨,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求真务实态度,认真对待学生提出的各项问题,避免思维定势;要注重学生的参与程度,通过价格听证、服务听证等形式,及时有关社会市场物价动态,公布后勤食堂实际运行状况及物价上涨导致的困难,取得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师生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3.3要重视通过积极宣传,正确引导学生民主管理意识

高校伙食要充分运用市场理念,通过报刊、广播、网站等校内媒介,及时宣传伙食工作动态,传播伙食服务理念,传递市场物价动态、服务动态,解答服务对象提出的共性问题。以价格听证、服务听证等形式,公开相关信息、增强数据的说服力,让师生充分了解伙食工作,提高学生的理解和信任程度。

3.4要自觉实践“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的目标

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到市场参与采购,深入食堂共同劳动、体验生活,让学生体验了解食堂采购、配送、生产加工操作等一系列工作流程,了解伙食工作的艰辛劳苦。通过对市场菜价的调查,菜肴的成本核算,让师生充分感受食堂原材料市场和供应价格之间的压力和后勤伙食部门的努力。通过他们的现场说法,增强对后勤理解的同时,增强育人责任,提高他们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抗挫折的能力、心理,实现高校后勤“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目标。

总之,高校食堂学生伙食民主管理工作不仅对学校平安和谐稳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加强伙食管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学生伙食民主管理的积极作用,重视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切实把高校学生伙食办好,让领导省心、家长放心、师生满意。

参考文献

[1]秦国华,尤玉军.关于高校学生餐饮管理体制的构想.探索——中国高伙食社会化改革理论与实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1.

[2]孔宇.试论构建和谐高校伙食.探索——中国高校伙食社会化改革理论与实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1.

篇10

以“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显著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搞活国有企业、搞好国有经济、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面对世纪之交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要彻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要想彻底转换机制，必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的各种配套改革，解决好划清产权界限，把产权同行政权利、政治权利分开，使产权能自由交易、资本能自由流动。在这些问题当中，出资者所有权的问题是最关键的，出资者所有权不理顺，由其派生的法人财产关系必然会出现种种扭曲的现象。

在推进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还应同步推进以下几方面与此配套的改革。

1、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各类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制定管理规则制度和办法，并从总量上监控国有资产的运行状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具有多方面的带动性。

2、强化管理，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发展是硬道理，管理是硬工夫。只有严格管理，才能出好产品，高效益。企业必须转变思想、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合理配置生产要素；要加强现场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实行管理科学化、系统化，使市场竞争的压力变为加强和改善管理的动力。搞好再就业，转变下岗职工的择业观念，拓宽就业门路，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

3、完善市场执法监督体系。运用多种手段，执行各类市场规则，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4、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主体，必须具有法人地位。它应成为追求赢利机会、独立承担经营风险、自负盈亏的真正的金融企业。

5、加大国有企业的重组力度，促进存量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调整企业结构和产业结构。

6、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进一步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二、调整结构，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

调整经济结构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关键，也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条块分割，经济体制不顺，增长方式粗放，经营机制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失调、产业趋同、低水平重复，使企业患上了“市场不适应症”，经济效益低下。面对这种状况，如果不抓紧进行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竞争力，就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产品被迫退出国内外市场，那么国民经济也就无法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格局。

首先，我们必须打破条块分割体制，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和重组。其次，应集中财力、物力和精力抓好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高精尖和信息产业等领域。再次，要加大科技投入，加速技术进步和创新，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最后，要实行“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努力创造出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的主导产业和名优产品，为整个经济社会安全、稳定、持续、高效地发展提供保证。

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应注重以下三方面：一是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和加快优胜劣汰与资产重组的步伐；二是对“新的增长点”如住房、汽车、教育，应从改善消费环境、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入手，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三是在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投资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有效的宏观体系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彻底转变职能，改变过去的经济管理方式。政府应把属于企业经济管理的职能放给企业；把资源配置的职能转移给市场；把属于社会中介监督、服务的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从而使政府管理的职能切实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使政府从行政性的直接管理转向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政府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应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同时，还应尽快清理思路，排除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以及既得利益等方面的种种障碍，在制度创新上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结构调整和机制转换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

目前我国经济尚处于经济紧缩时期，由于总需求不足，产生了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对此政府部门虽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利率，在二级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券等措施。但是，由于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健全，使得有的措施收效甚微。因此，必须深化计划、财政、金融等体制改革，建立起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使国民经济摆脱忽而经济膨胀、忽而经济紧缩的状态，从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市场是连接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由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三大类别组成。实践证明：单一商品市场不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建立和健全生产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谓生产要素是指用于生产中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其中，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们只有进入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才能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现有就业人口的素质普遍较低，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存在大量低素质劳动而难以采用高新技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由于人力资本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十分有限。因此，加大人为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使要素价格市场化，会对经济增长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市场是实现资金融通的场所。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应该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这些市场应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银行业及其信用制度都还不很发达，对金融市场的管理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条件下，健全利率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资金市场，逐步完善长期资金市场，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等至关重要，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高效率金融体系。使我国金融市场能高效率地聚集、分配资金，有效地调节社会资金的配置，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在商品市场中，放开价格管制，充分发挥价格的市场机制作用，使企业真正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考验，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这样，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企业根据市场行情作出抉择，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

总而言之，要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并用下，使我国经济增长富有活力和效率，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预定目标。

「参考文献

[1]管理世界，1994，（4）。

[2]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1999，（8）。

[3]梁小民等。西方经济学必读手册［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