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金融调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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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金融；能力效应；市场参与

Competence effect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Micro-Data

Wu Weixing Xu Qian Wang Gong

(Research Center of Applied Financ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househol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ousehold wealth, illiquid assets and other objective factors,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Based on survey micro-data of households, this paper defines two indicators by the self-assess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 and investors’ own perceived ability.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household behaviors about market participation. It implies that the investors with higher 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stock investment. It is also found that investors’ subjective perceived competence is mainly affected by education level, household income and health status.

Key words: Household finance; Competence effect; Market participation

能力效应与金融市场参与: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摘要：除了居民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财富水平和非流动资产等客观因素之外，投资者主观能力感受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也有显著影响。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根据家庭户主对市场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以及能力水平感受构建指标，发现居民家庭主观能力感受对居民家庭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如果投资者如果在自我感知的能力方面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则更有可能参与股票市场。同时研究也发现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健康状况等均会显著影响居民家庭的主观能力感受。

关键词：家庭金融；能力效应；市场参与

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在最为一般的假设下证明经济人的最优资产配置是持有一定比例的风险资产和一定比例的无风险资产，并且风险资产的权重是不变的。但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居民家庭即使是非常富有的家庭都有很大比例没有参与股票等风险类资产的投资，这似乎并不符合经典理论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市场参与之谜”。那么，在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导致投资组合异质性的原因呢？大量的研究已经对居民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财富水平和非流动资产等客观因素与家庭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投资者主观能力感受与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能力感受的因素。

一、 相关研究综述

1.1居民家庭投资组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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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微观家庭金融数据匮乏的现状，2010年4月，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强强联手，整合高校与政府机构优势资源，成立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心是迄今国内最为权威的研究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问题的机构之一。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问世，共历时3年，历经前期筹备、中期调研、后期数据整理、报告撰写4个阶段。32个调查小组、343人次，经过对全国25个省、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8438份有效样本的科学分析形成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调查显示：

——家庭储蓄。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 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中国政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増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

——住房资产。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世界平均的60%。其中，城市家庭为85.39%。城市家庭拥有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占19.07%。城市家庭第1套住房价值平均为84.10万，成本价格平均19.10万，市价—成本比为4.4；城市家庭第2套住房价值平均为95.67万，成本价格平均为39.33万，市价—成本比为2.43。因此，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住房贷款。非农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28.39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47%；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12.22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32%。住房贷款总额远远大于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11倍多。

——股票投资。调查中，盈利的家庭占22.27%；盈亏平衡的家庭占21.82%；亏损的家庭比例达56.01%。高达77%的炒股家庭没有从股市赚钱。随着年龄的增加，炒股赚钱的比例呈增加的态势。

——衍生品及债券市场。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为0.05%；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为1.10%。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家庭资产。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为6.37万元，占总资产8.76%，非金融资产为66.40万元，占91.24%。

——家庭负债。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10.08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65万元。中国家庭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城市家庭为4.08%，农村家庭为9.81%，农村家庭负债较重。

——家庭财富。中国家庭财富净值平均为115.54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37.52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2.20万元。

——养老保障。中国居民中44.2%无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障，仅有54.8%的人有养老保障。退休后养老金收入：总体月平均753.95 元；城市月平均1557.67 元；农村月平均188.67 元。

——家庭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考扩招效果明显，“80后”有初中以下比例仅为7.5%，而大学毕业比例则高达并稳定在19%。大学教育及硕士生教育回报显著。本科学历收入是大专或高职学历的1.75倍，硕士学历收入则为本科学历的1.73倍，而博士学历收入则只有硕士学历的70%。另外，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公民重要选择之一。中国家庭中9.78%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留学海外。在有15岁以下小孩家庭中，8.31%打算送小孩出国，29.43%看情况决定是否送小孩出国。中国高等教育已经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还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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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排斥 农村家庭 收入水平

一、引言

金融排斥是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Chan，2004）。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并强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从中可见，金融排斥研究的重要性突显出来。

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起于Leyshon and Thrift（1995）基于地理排斥视角的理论研究。其后在国外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而中国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多集中在2005年之后。一部分缘由联合国在2005年明确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作为普惠金融研究极度相关的研究――“金融排斥”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衍生出了许多金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徐少君、金雪军，2008）；其中有很多问题与国外的金融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金融排斥等（金雪军等，2004；武巍等，2005）。在此之后，中国学者对国内存在的诸多金融排斥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理论及经验证据。但是目前国内对金融排除研究的综合论述还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论文量入手，对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进展进行相对全面的综述，试图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探讨存在的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文献回顾及变量说明

（一）文献回顾

在已有文献中，从个体与家庭层面，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Elwin（2004）、Rosen and Wu（2004）、Guiso et al.（2008）、Christiansen，et al.（2009）分别研究了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认为这些影响可能通过认知能力、收入和财富能力等途径起间接影响作用。而其他人口W特征如性别（Christiansen，et al.，2009）、政治面貌（Liu，2003）可能通过风险态度、家庭收入等来间接影响金融排斥。对于民族的影响，Devlin（2005）通过对英国家庭数据的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易受到金融排斥。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在2010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项目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调查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共采访约14960户家庭、42590个人。通过数据处理之后共获得了6399个家庭/户主观测值。考虑到家庭户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重大作用，其中人口社会学特征使用户主的相关数据。

（三）变量模型说明

本文主要关注在农村家庭（居民）各项特征对遭受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

模型方法上，考虑到因变量为0-1变量，借鉴李涛（2010），用Probit回归模型，即

P■=1 if P■■=α'X■+δ'W■+ε■>0P■=0 其他

其中借鉴李涛等（2010），被解释变量用家庭是否在某金融服务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如储蓄、贷款、基金等，表征家庭是否受到金融排斥。该变量为0-1虚拟变量，若存在金融排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主要解释变量用居民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是否加入社会组织、收入水平等表征，并用Xi表示。控制变量考虑到户主所处行业、及身份对家庭决策影响较大，借鉴王修，马柯，王翔（2009），用户主（居民）是否从事金融业、户主是否为管理者以及樊纲市场化进程指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用Wi在公式中表示。

三、实证分析

本节汇报并讨论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和相应的实证研究发现。

表1 城乡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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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报告了城镇和农村两个样本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对比发现，样本居民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金融排斥状况，其中农村受到更为严重的储蓄排斥和保险排斥。表2中，在户主性别方面农村有更多的男性户主。城镇中的户主有更高比例加入组织。家庭资产上，城镇是从农村的三倍之多。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农村要比城镇第一个等级。在家庭年均收入上，城镇是农村的2倍之多。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能够明显地从收入和财产上发现农村经济的滞后。

表2 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状况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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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括号内数值为稳健的Z统计量（Robust z-statistics）；②***、**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

表2报告了农村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等因素对储蓄排斥、贷款排斥、保险排斥等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的三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对家庭受到储蓄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影响；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教育程度、健康、管理者呈显著负向影响；人均收入呈U型影响；市场化进程指数呈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贷款排斥的影响上家庭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家庭户主加入组织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户主的健康程度在农村家庭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倒U型影响；农村家庭中户主的事业心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保险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性影响；户主加入组织、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且稳健的负向影响；健康程度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U型影响；

四、结论

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中国家庭为例，本文实证研究了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特征对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年均收入对金融排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家庭要获取金融服务更多的以教育、健康、收入水平为辅助条件。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中国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依旧严峻，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形势下，要根植农村基础状况，加大教育和健康医疗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同样有助于农村家庭金融困局的解决。

参考文献

[1]Leyshorn A.and N.Thrift.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5，20（3）：312～341.

[2]李涛，王志芳，王海港，谭松涛.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J].经济研究，2010（7）：15～30.

[3]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排斥：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10）：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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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金融素养教育应以培养兴趣能力为重点

《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17）》中认为，金融素养包括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态度、行为和技能，能够帮助消费者作出适当的金融决策，降低系统偏差，提高金融市场参与度并降低金融风险。然而，对于初等、中等教育对象的学生而言，他们还谈不上是金融消费者，金融对这一群体来说是遥远的，高度抽象的。在初等、中等教育课程设置中，尽管有与社会相关的通识课程，但很少涉及金融。在笔者所做的调查中，72%的初中学生不认为自己所学课程中包含有金融知识，还有一部分学生不能很好地分辨金融知识和一般经济知识。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当问及是否了解金融时，有近半的学生认为自己了解，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能够说出一些诸如储蓄卡、银行卡、保险、股票、基金、黄金等金融产品的功能。在调查中发现，学生们的这些知识并不是来自课本，也不完全是来自家庭教育，只有6%的学生认为家长会时常给他们讲一些相关内容。那么，这些学生了解金融的主要渠道是什么呢？有超过70%的学生的回答是互联网和手机，还有超过50%的学生是通过电视了解。这也说明，在目前金融社会大环境下，即便学校教育不涉及金融，学生也会通过各种开放的渠道被动地接触了解，这一方面是好现象，通过社会层面自发地了解金融，同时，另一方面也是令人担忧的，在没有经过系统的讲解和正确引导下，片面地根据金融产品宣传吸收金融知识，反而会使学生只看到金融产品的消费功能，而忽略了背后隐含的其他基础性原理和风险意识。如何对这个年纪、不具备金融消费能力的学生做好金融教育同样是值得探索的，有意思的是，初中阶段的学生却对学习金融知识有高度的热情，高达94%的学生希望自己能够学习金融知识，76%的学生认为学习金融知识可以帮助自己将来增加收益、积累财富，超过50%的学生认为金融可以帮助自己合理安排规划，提高生活质量。关于学习内容，有82%的学生希望能学习到与生活相关的金融小技巧，42%的学生希望通过生动活泼的金融故事来了解金融知识，对于学习形式，超过60%的学生希望通过电子渠道、专题讲座和课外活动来学习，可见，如何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来激发学习乐趣是早期金融教育的根本所在。

以切合中学教育特点的方式将金融教育贯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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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深化加速并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户家庭信贷需求也发生深刻的变化,生产经营的多元化导致农户开始转向农业之外的生产与投资,其信贷资金需求也愈加强烈。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显示,1986~2009年间农户年内累计借入款金额年均增长9•74%,农户生活性借款总额大于生产性借款总额,其占比保持在55%~65%之间,农户信贷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来满足,正规金融机构能力有限(肖海霞,2004),农信社难以承担全部的供给任务(朱守银,2003),农村金融市场二元性特征明显(迈因特,1978)。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与繁荣是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一种结果(史清华和卓建伟,2003),两者并存的二元化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朱信凯,2009)。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离不开对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探究影响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因素,从农村金融需求角度设计出金融服务“三农”的最佳路径和最优模式,无疑对农村金融理论发展乃至我国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涉及全国12个省市的农村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一、相关文献评述

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因信息不对称而在筛选、监督和合约实施成本等方面的差异(Hoff和Stiglitz,1990)。Kochar(1997)、Mohieldin等(2000)分别对印度和埃及农村的研究证实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经验上存在的合理性。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金融结构中,非正规金融已经成为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而且对农户经济福利的改善发挥着重要作用。Bell(1993)的研究表明,尽管印度政府尽力通过官方渠道去拓展农村信贷,但村庄放贷者仍然占有24•3%的市场份额。在尼日利亚,只有7•5%的贷款来自正规金融部门(Udry,1990)。在我国,1995~1999年间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在农户借款总额中占20%~25%,私人借款占到70%左右(曹力群,2000),这与李锐和李宁辉(2004)研究发现农户借款数额中有72•8%来自各种非正规渠道以及韩俊(2007)研究发现非正规借款占农户所有借款的60%以上的结论相一致。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农户贷款覆盖面偏低等客观条件对农户信贷需求的约束仍然比较严重,并制约了农户家庭的生产(Khandker和Faruqee,2001)和人力资本投资(Carneiro和Heckman,2002),削弱了其平抑收入风险和消费波动的能力(朱信凯,2005)。这进一步验证了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资源供给不足而导致非正规金融成为农户获取贷款资源的重要替代途径(叶敬忠等,2004)。

发展中国家农村的二元金融结构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很少有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下的农户分层信贷渠道的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而实际上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特征下,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农户对融资渠道的偏好(Komicha,2007)、农户个体信息(Kochar,1997)、农户的声誉(赵丙奇,2008)以及农户借款用途等(Duong和Izu-mida,2002),同时,非正规金融渠道的交易成本优势使之具有较强的竞争力(Kochar,1997;Mushinski,1999)。在我国,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保险性需求以及利率水平等是农户偏好于非正规金融渠道的主要因素(马晓青等,2010),农户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其信贷渠道选择的特殊性。叶敬忠等(2004)从社会学视角对农户金融需求与农村地区金融供给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资源主要流向了那些相对富裕的或者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及其优越的社会网络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而普通农户,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人力资本不足的农户则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朱守银(2003)研究发现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选择借款渠道有一定影响。尽管总体上说农户借贷资金大多数都来源于亲友邻居,但调查显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向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和高息借款者借款的比例要高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而向亲友邻居借款的比例则要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收入越高,这一趋势就越明显。张新民等(2001)还研究了农户借贷渠道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渠道借款与投资有明显正相关关系(1996~1997年,相关系数达到0•7左右),而非正式渠道借款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则相对较弱,相关系数即使在最高的年份也不过0•3,而且呈现越来越低的态势。上述成果为理解中国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但是,这些针对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研究不够全面,尤其是使用大规模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更为少见。鉴于农户信贷行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进行的涉及全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实地抽样调查获得数据,通过Probit模型考察二元金融结构下的农户分层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通过分析高收入与低收入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农户居住地的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我们希望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高收入与低收入农户家庭哪个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渠道或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除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这些变量,我们还将考察金融生态环境能否对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模型设定

农户对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信贷选择行为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信贷参与的过程,即农户家庭只有两种选择,借款还是不借款。由于因变量“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是一个离散变量,如果建立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就会产生异方差性的现象,所以本文利用二元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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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禀赋；农户借贷途径；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

一、引言

资本的累积性增长促进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对国家和地区而言，获得金融资本可以促进地域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对家庭而言，获得金融资本可以增进家庭财富积累和改善生活水平。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由资本增长所影响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家庭总资产均值为72.8万元，城市家庭总资产均值为156.9万元，而农村家庭总资产均值仅为15.4万元。农村家庭总资产均值大大低于全国家庭平均值，更是远低于城市家庭平均值。在区域分布方面，中部家庭户均资产仅为东部家庭户均资产的14.2%，而西部家庭户均资产更是仅为东部家庭户均资产的12.1%。从数据反映出中国家庭资产的分布严重不均衡，不同地区之间家庭资产分布差异也非常大，而农村家庭无论是与全国家庭还是与城市家庭相比，都尤为明显。绝大部分农村家庭处于资产均值以下水平的现象，这将导致其在面临扩大再生产或者平滑消费时需要寻求外部借贷。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但金融体系发展仍相对滞后。长期以来，银行贷款成为市场资金融通的最主要渠道，银行扮演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民间资本的快速发展，银行贷款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中国人民银行的《2013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02年社会融资总量中仅人民币贷款所占的比重就高达91.9%，2008年下降为70.3%，2013年已经下降至51.3%。伴随着以银行借贷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比重的下降，包括向亲朋好友借款在内的民间借贷比重日益增加。农村地区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域，无论是村域还是农户个体都需要大量资金进行生产与消费。在此种背景下，当农户自有资金无法满足生产或消费时，如何解决家庭资金的需求或农户借贷的需要，通过扩大再生产或者平滑消费来提高农户收入与生活水平，最终促进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将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农户借贷的研究起步较早，关于农户借贷途径的研究也较为广泛、深入。比如在农户借贷途径的表现上，Pischke等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农户的正规借贷进行研究发现，亚洲、拉丁美洲的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渠道获得贷款的比例仅为15%，而非洲更是只有5%。麦金农通过对智利农户借贷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70%的农户是通过非正规借贷获得借款的。Kellee s.Tsai也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农户借贷进行研究，发现农户的主要借贷渠道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并且占绝大数比例。Ghate同样认为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相比，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借贷方式获得借贷要普遍得多。

在农户借贷途径的影响上，Pal通过对印度农村家庭的借贷途径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耕地价值以及信用评级对家庭正规借贷具有重要影响。Ho.G研究发现。信贷约束对农户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显著性影响。因此，为避免被信贷约束，Bell认为借款者倾向于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机构保持必要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备不时之需，Aleem指出，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作出是否放贷决策时往往也是通过与借款者的长期合作关系来筛选对象，合作时间越久，关系越紧密的借款者将是优先考虑对象。另外，有关农户借贷途径的其他研究，比如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民间借贷之间的替代性问题，Kochar认为民间借贷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具备市场化特性，其可以通过两者之间存在的竞争性来影响与平衡金融市场，因此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民间借贷之间具有完全替代性。但是，Hoff和Stiglitz等提出相反的论点，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民间借贷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性，原因在于两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可以利用低信息成本、紧密的社会网络优势，降低交易风险，其在农户借贷中更具优势。

国内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农户借贷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关于农户借贷途径的表现研究，史清华等通过对农村家庭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农户借贷多为“亲朋好友”关系的民间借贷，并且贫困农户对民间借贷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同时，高利贷现象在农户借贷中较为普遍。韩俊等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户借贷渠道的比例不一样，无论是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还是民间借贷，其比例均高于均略高于中东部地区。而周宗安通过对山东省地区的农户借贷调查发现省内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借贷渠道的比例基本持平，也即是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民间借贷之间的比例相当。

关于农户借贷途径的影响因素，汪三贵以贫困县的446个农户为调查对象，调查发现优质土地面积、村干部身份、耐用消费品价值以及信用社人均借贷资金等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正面影响，财富与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借贷有重要影响。方文豪研究发现，农户对信贷政策的认知程度同时正向作用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颜志杰研究指出，上学子女的个数、老人的个数越多，该农户越难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同时老人个数越多的农户也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冯旭芳认为，耕地面积、固定资产价值、金融资产指标等反向作用于非正规金融借贷，正向作用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曾学文等对全国十二个省市的农户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农户收入、借贷利率、借贷期限以及地理位置对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重要影响。贺莎莎对农户借贷途径进行研究，发现劳动力水平正向作用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与非正规金融借贷。金烨、李宏彬认为，农户家庭总收入、家庭资产、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主要因素，而农户家庭的劳动力人数以及家长是否为女性主要作用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

但现有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农户借贷途径的主要影响因素考虑不够全面。在甄选家庭内部因素时，大多都能考虑到从家庭劳动力、经济收入、社会网络以及耕地等方面进行研究，但这些作为家庭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被零散地加入到研究中，现有的研究中还尚未系统地将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进行综合考虑来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

2.在对变量的选取上，出现内生性问题。比如有些文献将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作为农户借贷的影响变量，而这很容易导致内生性问题。

三、数据、方法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2年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该调查旨在通过对我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的全国性动态追踪调查，系统地监测村/居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个体的变化与相互影响。在具体抽样上，该调查采用多层次、多阶段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问卷包括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劳动力个体问卷。本文使用的数据为其中的家庭问卷样本数据，剔除城市家庭样本后，共得到6892个有效农村家庭样本。

（二）变量选取与测量

家庭禀赋是家庭各种资源的综合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家庭的偿债能力。因此，无论是正规金融机构、民间借贷组织还是亲朋好友，都会将借款方的家庭禀赋作为是否出借资金的重要考量以减少风险。在进行测量时，由于样本中所包含的家庭禀赋数据存在不同量纲，因此本研究采用z标准化方法来处理。首先根据各个指标的不同影响程度进行权重赋值，然后将各个指标的得分与相应权重结合计算每个指标的综合得分，进而得出家庭禀赋中四种资本的数值。

人力资本。本文对家庭人力资本的测量选取了三个指标，分别是生产能力、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生产能力是劳动的基本要素，用家庭劳动力人口总数来反映。知识能力是相对于生产能力更高的一种劳动要素，用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来反映。综合素质弥补了生产能力、知识能力局限于家庭劳动力人口的缺点，将非劳动力人口或丧失劳动力人口综合考虑进来，因为一个家庭如果非劳动力人口或丧失劳动力人口较多就会增加家庭的抚养或赡养成本从而降低家庭偿债能力。在此通过家庭成员的年龄和职业的综合情况进行赋值，随后进行加总得到家庭综合素质综合得分（见表1）。在计算人力资本综合得分时，分别为生产能力、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赋予0.3、0.3、0.4的权重。

经济资本。本文对家庭经济资本的测量同样选取了三个指标，分别为物质财富积累、住房状况和工资性收入。物质财富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避免了借贷与之形成反向因果关系，这里的物质财富积累值利用家庭的生产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来测量。住房状况是家庭经济资本的重要体现，因本研究所使用数据中住房相关数据的大量缺失，再加上家庭有可能将所获得借贷用于改善住房状况，故本文利用“家庭社会地位自评”这一变量进行测量。家庭社会地位也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偶然的借贷行为可以促成的，同样避免了反向因果关系的出现。家庭经济资本的第三个指标是工资性收入，指的是家庭所有工作人口的工资总和。按照石智雷和杨云彦的研究中对家庭经济资本的测量，其中的一个要素一般是家庭总收入，但因本研究的特殊性，利用总收入这一变量有可能因为家庭利用借贷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内生性。因此，本文利用家庭工资性总收入进行测量。物质财富积累、家庭社会地位和工资性收入三个指标分别赋予0.4、0.3、O.3的权重，家庭经济资本的综合得分为三个指标的加权求和。

社会资本。在注重“关系”的中国，社会网络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农村地区。本文对农户社会资本的测量有两个指标，分别是礼品、礼金的年支出和主事者的政治面貌。礼品、礼金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重要媒介，反映了家庭社会网络的综合状况，这也得到许多现有研究成果的支持。杨云彦和石智雷将主事者的政治面貌视作家庭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以“是否为党员”进行测量。除了主事者的政治面貌会给家庭社会资本带来一定影响之外，主事者的职业也会影响家庭的社会资本，但前文中已将主事者的职业情况结合年龄考虑到综合素质中，故在社会资本中不再重复测量。社会资本的两个指标分别赋予0.6、0.4的比重，并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家庭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

自然资本。本文所指自然资本包括耕地、林地、果园、草场、池塘和菜地的面积总和，这是农户重要的生活保障，是可资长期使用的重要生产料源。对于拥有充足土地资源的农户，很有可能通过借贷进行扩大再生产。同时，如果家庭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价值较高，土地流转也能为家庭获得借贷有一定帮助。

在考虑家庭禀赋的同时，本文也将家庭类型考虑进来，家庭类型不同，意味着有较强支付能力（也即偿债能力）的成员构成不同。类似的做法有胡枫和陈玉宇将家庭人口总数作为反映家庭规模来研究对农户借贷的影响。这种做法考虑了偿债能力的“量”，却忽视了偿债能力的“质”，因为家庭人口总数越多，并不代表有偿债能力的成员越多，而家庭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偿债能力的人口数量和质量。本文家庭类型分为四类，分别是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联合家庭和其他家庭，其中其他家庭包括隔代家庭与独身。

对于农户的借贷行为，除了家庭禀赋以及家庭类型对其有重要影响外，户主的个人特征也不可忽视。Jianakoplos等认为户主的性别会影响农户借贷的偏好，女性户主较男性户主更趋于保守，男性户主在金融决策上更加激进。年龄方面，胡枫和陈玉宇认为中年户主更容易获得借贷，因为中年户主正处于事业的高峰期，还贷能力较强。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户主进行农户借贷的影响因素，一般受教育程度高的户主收入水平较高，偿债能力强，也更熟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程序，因此在农户借贷途径上有所偏好。在我国，家庭中男性作为户主比较普遍（丧偶、独身等原因导致户主为女性的情况除外），过去的传统家庭中户主在家庭中具有最高决策权。然而，近年来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家庭中女性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大，甚至大过作为户主的男性。此外，具有决策权的成年子女（没有脱离原户口）可能比拥有户主身份的父母亲更具有话语权。因此，在农户借贷中，我们不考虑户主的个人特征，而以主事者的个人特征替代，包括主事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最后，中观层面上的区域，也将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其中。

（三）描述性统计

有关自变量的统计显示（见表2），家庭类型上，核心家庭的比例最大，占55.6%，其次是主干家庭，占17.3%，最少的是联合家庭，仅为1.7%；另外，包括隔代家庭在内的其他家庭占25.4%。从以上数据可知，核心家庭仍是我国家庭结构的主体，这与王跃生对我国2010年家庭结构研究的结果一致。主事者个人特征上，男性主事者占82.6%，女性主事者占17.4%，说明尽管女性主事者的比例已经已有小幅上升，但主事者仍以男性为主。主事者年龄方面，30～59岁的中年人占绝对比例，高达68.3%，60岁及以上主事者占22.9%，最少的是青年主事者，仅为6.4%。主事者受教育程度方面，未读过书、初中和小学所占比例最大，分别为36.7%、31.2%、30.5%。区域上，东部占44.4%，中部占27.0%，西部占28.6%。

农户借贷途径的选择是融资决策的结果，不同的农户会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不同的借贷途径，一般来说包括银行、信用社、民间借贷组织或个人、亲友等途径。图1（a）显示，所有农户中通过银行、信用社等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借贷的占24.35%，通过民间借贷组织或个人进行借贷的占8.67%，通过亲戚、朋友之间进行借贷的占85.87%。这说明尽管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且农村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但在农村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仍是农户借贷的主要途径，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还不是很普及，这与金烨、杨汝岱、Turvey等的研究结臬一致。

另外，图1（b）显示，仅通过一种途径获得借贷的农户有2121户，其中仅通过银行、信用社等获得借贷的农户有282户，仅通过民间借贷组织或个人获得借贷的农户有52户，仅通过亲戚、朋友之间获得借贷的农户有1787户。同时通过两种途径获得借贷的农户有303户，其中通过银行、民间借贷的农户有13户，通过银行、亲朋借贷的农户有228户，通过民间借贷组织、亲朋之间获得借贷的农户有62户。同时通过银行、民间借贷组织、亲朋三种途径获得借贷的农户有92户。从图1（b）中可以看出，农户以单种途径获得借贷的居多，可见农户借贷途径十分单一。

本研究意在考察家庭禀赋对农户借贷途径的影响。关于家庭禀赋对农户借贷途径的影响将使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考察，并利用Bipm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的模型简化如下：

Y=aX1+bx2+c

式中：Y是因变量，为农户借贷途径的选择结果；变量x，为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表示样本数据中的家庭禀赋（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变量x2包含家庭类型、主事者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教育）以及区域等相关信息。

（五）实证结果

由于民间借贷组织或个人的借贷样本相对较少，所以本文将其与亲友借贷归为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而银行、信用社等的借贷归为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从表3的分析结果来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经济资本的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正规金融机构作为理性“经济人”，是非常看重农户偿贷能力的，在获得一定利润的基础上，正规金融机构会尽可能降低放贷的风险。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正向作用，原因在于“人脉”作为一种资源，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信息对称的同时也降低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风险，因此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户，越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自然资本丰富的农户，可以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的方式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同时国家对农村（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农户）小额贷款的倾斜政策，降低了农户获得借贷的门槛。家庭禀赋对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对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资本对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前者，人力资本的丰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偿贷的能力，所以人力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对于经济资本消极作用于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原因可能是经济资本丰富的农户对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需求较少。另外，如果是小额借贷，经济资本丰富的农户以自身的经济水平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而大额借贷一般的亲戚、朋友难以满足其需求，继而走正规金融机构渠道进行借贷成为最终的借款方式。

家庭类型方面，主干家庭相对于核心家庭更容易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其他家庭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相对于核心家庭来说较难。对于前者，主干家庭常常表现为父母或父母的一方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而核心家庭主要以夫妻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为主，主干家庭中如果父母仍具有劳动能力，其偿贷能力相对于核心家庭来说更强，即使主干家庭中父母不再具有劳动力，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仍在，依然可以提高该农户借贷的可能性。本文中其他家庭主要是以隔代家庭、独居等形式存在的家庭，无论是从劳动能力上讲还是社会网络关系上讲，都不如核心家庭，因此其偿贷能力也弱于核心家庭，进而降低了该类家庭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可能性。在主事者年龄上，无论是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还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年龄越大的主事者家庭更难获得借贷，也即是中青年主事者的家庭比老年主事者的家庭更容易获得借贷，因为中青年相对于老年来说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也就意味着具有稳定的收入，因而其偿贷能力也相对更强。在主事者受教育程度上，主事者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与主事者的风险态度有关，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待风险的态度越谨慎。地域方面，东、中部地区的农户在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上相对于西部地区农户较为困难，并且东部地区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也比西部地区农户困难。对于前者，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农村传统的社会网络关系保存完好，而东部地区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冲淡了农村原有的紧密网络关系，进而变得更加商业化、利益化。因此，传统的靠社会网络关系进行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在东、西部之间具有显著差异。对于后者，这可能与东、西部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国家的政策有关。东部由于金融市场的完善，融资行为进入饱和状态，对于借贷条款具有更高的要求，西部处于欠发达地区，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地区，因此在金融市场政策上，放宽了对西部农户借贷的要求。

图1（b）显示，部分农户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借贷，即使本文分为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也有13.18%的农户同时通过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进行借贷。如果只是简单地通过以上二元logistics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对研究家庭禀赋如何影响农户借贷途径产生一定偏误。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对此本文接下来采用Biprobit模型进行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户借贷途径的影响，以及验证上文中采用二元1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表4的Bipm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两者之间误差项的相关系数达到O.328，并且显著。可见，通过二元logstics回归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户借贷途径影响的结果确实存在一定偏误。与表3相比，表4在考虑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偏误的基础上，其相关变量系数变小，但其影响方向及显著性程度都与表3完全一致。可见，通过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户借贷途径影响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讨论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禀赋不同要素对农户借贷途径呈现多样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一）人力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本文中的人力资本的丰富与否并不仅仅表现在劳动力人口的多少，更表现在劳动力人口的职业是否优质，同时对家庭人力的年龄与健康做了一定考虑。因此，人力资本丰富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多，职业优质，年龄偏向于中青年，并且体质好。而具备这些人力特点的农户，很大程度上可以给家庭带来较多的收入，无形之中给未来的偿还贷款提供了有利保障。国家与政府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上需要加大保障力度，营造良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

（二）经济资本丰富的农户，其融资需求很难被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满足，从而转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研究结果显示，经济资本对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产生负向影响，而正向作用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可能的原因是，以亲友之间的借贷为大多数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其资金的供给量往往较小，对于大额的借贷需求很难满足，而经济资本丰富的农户，其融资需求一般也较大，如果融资需求较小，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当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无法满足其需求时，经济资本丰富的农户更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其实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经济资本不太丰富的农户较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因此，加大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布局，降低农户借贷准入门槛成为较好的解决办法。同时，应该促进民间资本的合法化，将微型金融作为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主力军。

篇7

保险覆盖率极低

报告显示，我国90%以上家庭未购买商业保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吴卫星在接受《投资与理财》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的保险产品不是特别丰富，比如城市居民保险、农村一些基本保险，一般来说功能比较单一，而且覆盖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开发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可能会更容易让投资者进入。”

此外，中国的保险市场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而且中国市场上消费者对于保险的认知水平不高，因此很难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尤其在理赔、条款设计的合理性方面，消费者的满意度最低。

初高中学历人群成主力

不少人以为，学历越高的人，购买商业保险的意识就越强。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就保险消费者的教育特征而言，初高中学历的群体是商业保险消费的主力，占比47.58%；博士学历和没上过学的人群占比较低，分别为2.3%和1.9%；本科学历人群占比则为14.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学历最低和最高的人群，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很小，而学历中等的人，总体来说更愿意持有商业保险。

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持有商业保险

看看和商业保险相关的其他数据，记者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持有商业保险，其中女性占比50.78%，男性占比为49.22%。

篇8

关键词：农地；农户；贷款需求；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5-0078-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5.15

一、引言

当前“三农”问题己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问题，而资金作为现代农业投入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来源是我们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资金不但包括国家投入的支农资金，也包括农民自己投入的资金，对于农民而言，资金的一般来源或是农民自有资金的积累，或是来源于借贷资金。借贷资金包括了民间的私人借贷和向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借贷。一般来说，农民自有资金积累非常有限，因此大多数资金短缺的农户不得不求助于伴有高额利息的私人借贷，这无疑会让农民的担子加重，同时会阻碍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1]。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农民没有可以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保证或是抵押品，而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则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能够彻底打破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2]。以土地为切入点，着手与农村金融相结合，既可以顺利解决“三农”的资金问题又可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这对研究我国农村土地金融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意愿是影响其开展的根本因素，因而对影响农户参与农地金融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作者于2015年10-12月在山东省东明县进行实地调研，调研主要采取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并依据所取得的调研结果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本次调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240份问卷，样本分布在东明县的东明集镇、刘楼镇、三春集镇、小井镇、菜园集镇、沙窝乡、陆圈镇、马头镇、武胜桥乡、大屯镇、焦园镇、长兴集乡等十二个乡镇，每个乡镇发放二十份，收回有效问卷211份，问卷回收率为87.9%。调查样本分布见表1[4]。

在本次有效样本的随机选取中，男性159人，占75.4%；女性52人，占24.6%；样本年龄皆大于20岁，大都分布于30-60周岁，占76%；家庭人数多为4-5人，占62.1%；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以下为主，占到94.7%；调查中发现，少数人有过贷款经历，占比约为36%；家庭平均年收入大都分布在2-4万元之间，其中农业收入约为1万元，占总收入的35%左右，收入主要来源为外出打工，由于劳动力人数和技能的差距，每个家庭的打工收入差距较大，占到总收入60%的居多；同时根据结果我们也发现，75.8%的被调查者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不够了解。

（二）数据描述与分析

1.农户家庭收入与借贷情况。在被调查的家庭中，农户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外出务工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工资性收入等，其中以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农户最多，占到52.1%，以种植业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次之，占到28.4%。农户借贷水平比较高，借贷现象普遍，一个年度内借款2万以上的有73户，占到34.6%，其中将贷款用在为子女建房购房和婚丧嫁娶的有46户，占63%。对农户借贷渠道的调查中发现借贷途径主要有两种：向亲戚朋友借款和高利贷，仅有36户农民曾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占比约为26.5%。

2.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意愿。根据收回的的有效问卷，农户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将农地抵押出去获得贷款时，仅有104名调查对象愿意接受，占总数的49.3%；107名农户不愿意抵押土地，影响其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最主要原因主要包括手续复杂、利息高、怕失去土地、对政策不够了解等方面，分布如表2所示。

3.农户关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的受宣传程度[5]。根据获得的调研数据，相当一部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知之甚少，有的农户甚至从来没听说过农地金融制度，对该政策非常熟悉的是少数家里有学历高、做生意或者是干部的家庭，了解方式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当地政府的宣传得知，而来自当地金融机构的主动宣传却很少，说明金融机构对农村的金融扶持有待加强。

（二）变量的选取和基本假设

本文首先选择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同时把自变量分为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变量、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外部环境特征变量三个方面。结合走访调查结果和相关理论研究，把影响农户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因素汇总于表3，主要包括变量的定义、描述和影响效果等方面。

1.被调查对象个人特征

（1）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根据调查数据可以发现，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大都分布于30-60周岁，向两端递减，大致符合正态分布。同时也可得出，不同年龄段的农户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也会不同，通常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的投资意愿逐渐降低，对抵押土地进行贷款的途径也比较抵触。因此本文假设，年龄越大的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抵款的意愿越低。（2）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直接关系着他的眼界、知识面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因此我们假定，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投资意愿和管理风险的能力越强，进而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有更强烈的需求。

2.农户家庭特征

（1）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规模。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人均收入也就越高，对贷款的需求相应降低；相反，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所需要的资金相应增加，进而会对土地抵押贷款的需求上升。（2）人均收入。一般来讲，农村地区消费水平差距不大，这种情况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农户需要的额外资金相应降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农户对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制度的意愿与人均收入呈负相关。（3）耕地规模。一个家庭的耕地规模越大，耕地的边际效用越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会随着耕地的增加而降低，进而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会降低，所以会更倾向于将土地进行抵押。（4）借贷经历。这里的借贷经历主要是指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经历，如果一个家庭曾有过贷款经历，那么他对新兴的融资渠道会更容易接受，对抵押贷款的意愿也会相对强烈[6]。

3.外部环境特征

本文调查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贷款的优惠力度、政府的扶持政策以及关于农地抵押贷款政策的宣传力度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优惠力度越大，农户从中取得的收益越多，进而投资意愿越强烈，最终导致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更大；通常情况下，政府的政策直接关系农户的决定，农户相信政府，一项政策从政府得到的扶持越多，农民对该项政策的信任度会越高，因而我们假设，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与政府的扶持力度呈正相关；一般来讲，如果一项政策的宣传力度越大，越有可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进而被目标群体熟悉进而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同样假设政策宣传和抵押贷款意愿呈正相关；通常，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低，农户就越敢把这项沉睡的资产流动出去，进行土地抵押获得贷款[7]。

（三）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了SPSS19.0对211个样本数据进行了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4。从模型结果可以得出，所选模型取得了的良好的整体拟合效果，检验基本可行。影响农户土地承保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主要因素如下：

1.被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对农户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首先，从表4可以看出，性别的wald量的显著水平sig=0.714>0.05，说明模型无法拟合数据，因此性别变量对我们采用的模型没有显著性意义，所以应该剔除。年龄的回归系数为-0.625，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对抵押土地来获得贷款的需求呈现降低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年龄大的农户通常具有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差、风险规避倾向性强、投资意愿弱等特点，进而造成贷款需求低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往往对60岁以上的借贷者比较谨慎，所以导致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与年龄因素呈负相关，并且sig=0.0000.05，说明文化程度因素数据的拟合效果不好，对模型贡献没有显著性意义，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农村教育落后，以致于被调查者绝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和知识去了解和接触到有关土地金融方面的事物，进而造成文化程度不能显著影响农户贷款需求的局面。外出务工经历因素的回归系数B=0.712，并且wald的显著水平sig=0.001

2.农户家庭特征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从表4中可以看出，劳动力人数、家庭规模、耕地规模和借贷经历的统计量Wald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

3.外部环境特征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从表4中可以看出，农户对政策宣传满意度和农户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满意度的统计量Wald的显著水平sig均为0.000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东明县13个乡镇的211户农户的样本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得到了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的年龄、外出务工经历、耕地规模、劳动力人数、家庭规模、借贷经历、年人均收入、政策宣传、贷款优惠程度、政府扶持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同时，通过本次实地调查和模型结果分析发现，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面临着潜在需求低、农户认知少以及农户恋土情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可作为一种重要的旨在解放农村生产力、打破资金瓶颈的金融创新途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已是大势所趋，故根据该次调查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研究发现，虽然相当数量的农户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日趋下降，农业收入来源也日趋多元化，但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农户对土地的精神依赖程度却没有降低，他们把土地当做保障其基本生活来源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对土地抵押贷款业务保持谨慎态度。因此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让农民脱离靠地保障生活的现状，使“沉睡”的土地资产流动起来[8]。

（二）加大政策扶持和宣传力度

首先，金融机构应该加强对农村中低收入农户提供土地抵押贷款服务，提高这部分人群参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积极性[9]；其次，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实行财政补贴、降低营业税等措施来使农户享受到切身利益，进而推进土地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最后，应该经常性的在农村开展专题讲座、发放手册等活动，尤其加大对没有外出务工经验、年龄较大农户的宣传力度，使其转变观念，尽可能提高政策认知度。

（三）开展农地抵押贷款试点

在我国开展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是适应未来趋势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必经之路，通过在试点地区实行政策优惠，加大扶持力度，解决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来推进当地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以点带面，提高其他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积极性，最后在各地有序推进农地金融业务的开展[10]。

参考文献：

[1]者贵昌，朱霁.关于构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探讨―

―基于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思考[J].农村经济，2011（9）：24-28.

[2]刘奇.农地抵押贷款的困境[J].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2014（5）：19-21.

[3]刘婷婷，刘钟欣，吴东丽，于丽红.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37个样本农户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3（2）：38-41.

[4]赵帅，董继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调查数据[J].农村金融研究，2014（7）：18-22.

[5]惠献波.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潜在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四个试点县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2）：9-15.

[6]靳聿轩，王志彬，张雷刚，朱杰亮，任章成.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4（10）：411-413.

[7]吴洁敏，乔宇.为何农民对农地金融不感兴趣――来自大连、绍兴两地的专项调查[J].中国土地，2010（4）：41-44.

[8]惠献波.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建构：动因、制约及路径选择[J].农村金融研究，2013（7）：71-74.

篇9

诸城市农村社区金融服务站简介

诸城金融服务站是由政府主导、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金融机构设立在社区一级的代办非标准化金融服务的金融咨询机构，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咨询、征信建设、非现金支付结算、国债知识宣传、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知识宣传等业务的办公场所，其目的是满足农民对存、贷、汇、支付结算、中介、理财咨询等金融服务的需求。目前，诸城市的208个农村社区已全部开通金融服务窗口，实现了金融服务在社区范围内的全覆盖。

当地政府和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建立主服务银行制度和运行、报告、交流及奖惩等基本制度来保证金融服务站的运行。其中主服务银行制度即是将最早选定并在该社区开展业务的银行作为该社区的主服务行，由其负责建立该社区的金融服务站，并在该社区全面开展金融服务工作，在金融服务覆盖全部社区之前，其他银行不得将该社区作为其主服务行，但可在此开展业务。由政府金融办和人民银行共同组成“社区金融服务协调小组”，各相关银行定期对服务站的金融服务基本情况、贷款发放情况、自助设备业务情况、金融咨询服务情况等向其汇报（见图1）。此外，政府对银行通过服务站新增的贷款，每年按增加额的0.5%予以风险补偿，人民银行对相关银行提供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的支持。

贷款是基础金融服务中最复杂的一项，图2所示是社区农户资金需求反馈流程。农户将资金需求情况反映至金融服务站或者社区服务中心，协理员或客户经理会到农户进行审核，然后将情况反馈到相关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会根据上报情况做出是否放贷的决策，并将决策结果信息反馈至农户和社区征信系统。其他咨询、业务大都也遵循这样的流程，区别在于社区的客户经理或协理员大都能解决农户的这些需求，不需要再到银行网点办理这些相对简单的非现金业务，在社区范围内就能解决。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诸城市农村合作银行针对金融服务站作为非正式的金融机构不能办理现金业务的限制，开发了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来办理小额存取业务。农民可以利用农合行安装在支农协理员家里或者社区金融服务中心的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实现包括基于信通卡、一本通存折或活期存折的小额现金存款、转账、定活期互转、查询、补登存折、口头挂失、自助缴费、信息等常见业务，也可以办理新农保缴费、中间业务缴费、惠农补贴的支取，公共信息的查询等业务。截至目前，诸城市农村合作银行在社区共计有243台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极大程度上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基础金融服务需求。

金融服务站公共物品属性分析

本文在诸城市选取了枳沟和百尺河两个镇为调查地点，随机调查了40户农户，针对其基础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需求程度、供给评价等方面展开进行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并对当地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潍坊银行等相关机构负责人和所到乡镇党委办公室和社区服务站负责人员以及客户经理和支农协理员进行了深度访谈。

本文以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出发点，认为基础金融服务具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性，故借鉴基本公共服务具有的基础性、迫切性、广泛性和可行性四个标准为框架，结合SMART原则以及PM&E方法制定出的金融服务站公共物品属性分析指标（见表1）。其中，基础性指对生存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生活所必须；迫切性指服务项目关乎目标群体最直接、最现实和最紧急迫切的利益；广泛性是指项目会影响到相应社会范围内的每个家庭及个体；可行性指服务的供给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即财政能够承担。

基础性

金融服务站提供的基础金融服务对于农户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准公共物品。首先，关于基础金融服务重要性排序的实地调研结果表明，有子女在外地读书和有成员在外地务工或经商的家庭将汇兑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家庭则将贷款放在了第一位；而大多数以务农为主的家庭则将存款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基础金融服务都是生活中所必需的。其次，从表2农户对基础金融服务的需求情况和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来看，37%以上的调查对象表示很需要各类基础金融服务，其中存款服务的需求达74.5%，占第一位，这是由农村基本社会保障缺失，农民将储蓄作为防范风险的手段决定的。农户使用最多的基础金融服务是存款和汇兑服务，这与农村的经济发展情况相一致，贷款和业务使用的相对较少也说明了农民面临着金融排斥。最后，从表3也可以看出，基础金融服务至少对86%以上的居民生活会产生影响。从总的调查结果来看，很少有人表示完全不需要基础金融服务，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使用过基础金融服务并且基础金融服务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都表明了金融服务站为农户提供的服务具有基础性。

篇10

关键词：融资渠道；农户；借贷行为；CFPS

基金项目：湖南师范大学2016年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编号：2016151）

一、引言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重要攻坚点，政府应引领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在推动农户增收与精准扶贫的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农户借贷行为不仅有助于弥补日常消费资金缺口，还能满足生产发展需求，从而实现农户增收脱贫，减少贫富差距。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属于二元金融供给结构，农户主要融资渠道包含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正规金融和以亲戚朋友、民间借贷机构为主的非正规金融。

广大农户不同融资渠道下的借贷行为成为农村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众多研究：金烨、李宏彬（2009）利用8省农户家庭贷款数据，得出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人口特征均会对信贷需求及其融资渠道偏好产生影响。胡枫（2012）认为，社会网络对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影响比非正规金融渠道更大。王霞研究发现，耕地面积、家用电器价值、家庭年总收入、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农户信用水平，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也有明显差异。吕德宏通过研究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下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贷款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等层面19个指标对农户融资行为影响及其差异，发现两类贷款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各不一致，且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

上述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均具有参考意义，但学者多以农户贷款总额为研究对象，或是针对某类农户借贷行为进行研究，尚未将主要融资渠道下农户借贷行为的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本文从社会网络、从业类型、经济收支、家庭特征选取变量对农户借贷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再进行不同融资渠道的横向比较。这有助于发现不同渠道下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差异，满足不同特征农户的融资需求，促进农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以下简称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0年开展访问的全国性质跟踪调查。本文所使用数据为2010年初访家庭问卷数据库，包含14798户农村家庭的O钊牖У鞑槭据，样本覆盖除、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25个省、市、自治区。

（二）变量选取

为探究不同融资渠道下农户借贷额度的影响因素，选取了18个特征变量，研究其对农户各类借贷额的影响机制，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因农户借贷额中包含大量零值，为了保证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估计的无偏性，不能简单地使用整个样本或直接去除非借贷农户的观测值，应将未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也纳入样本，对非借贷农户观测值进行审查。本文使用Tobit模型来研究分析各融资渠道下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用公式表示如下：

[Yn=Yn*=α+β1X1+β2X2+β3X3+β4X4+ε Yn*>0 0 Yn*=0]

因变量Yn*为农户经由各渠道的借贷金额，解释变量X1、X2、X3、X4表示农户社会网络、从业类型、经济收支、家庭特征相关指标。

三、实证分析

本文以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亲戚朋友、民间借贷机构三类渠道所获的借贷金额为因变量，选取农户社会网络、从业类型、家庭收支等18个变量对其影响进行Tob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一）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额

社会网络对农户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亲戚朋友借款有显著影响，对民间借贷无明显影响。其中春节来访的朋友户数对二者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社会关系的黏度越高，不仅有助于亲戚朋友借贷的实现，还会增大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送出礼物、礼金份数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成正比，与亲戚朋友借款额成反比。这是因为农户送出礼物、礼金份数也可作为衡量农户资金运转状况的因素，数值越高说明其偿债能力越强，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更大额度的贷款。相反，人情往来所展现出的良好经济状况会减少亲戚朋友的借款资助。

注：估计系数上的****、***、**、*分别表示在1‰、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二）从业类型与农户借贷额

从事经营农业、非农产业均与农户各类借贷额呈显著正相关，但经营非农产业的系数明显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系数。这是因为与从事农业生产对比，经营非农产业会为农户带来更高的收入，有助于农户信用的提升。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会对民间借贷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原因是外出打工会增大坏账的可能性，民间借贷索偿款项的能力相对较弱，因而会减少向外出务工农户的贷款。

（三）经济收支与农户借贷额

从家庭支出来看，农户家庭总支出与借贷额均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支出越高，其融资需求越大，借贷金额也越大。商业保险类支出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额、民间借贷额均呈显著正向关系，与亲戚朋友借款额无明显关系。这说明商业保险类支出不作为亲戚朋友提供借贷时的考虑因素，而对于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组织而言，商业保险类支出为农户偿还借贷额提供保障。在家庭收入方面，家庭总收入与非农经营收入均通过了前两类借贷额的显著性检验，但与民间借贷无关。亲戚朋友会倾向于借款给存款少、农业经营成本高的农户。

（四）家庭特征与农户借贷额

家庭规模、家庭最大年纪通过了三类融资渠道下农户借贷额的显著性检验。家庭规模越大，财富创造能力更强，农户信用越高，所获得的借贷金额越大。反观家庭最大年纪与农户借贷金额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家庭最大年纪越高，会加重农户家庭负担，不利于农户信用评级，会减少农户的借贷额度。受访者智力水平仅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额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访者智力水平较低的农户家庭本身对于外源融资渠道的认识具有局限性，同时正规金融机构也会更倾向于贷款给家庭成员智力水平高的农户。

现住房市价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额呈显著正相关，与亲戚朋友借款额呈显著负相关。住房市价低的农户经济状况也相对较差，较少发生不符经济条件的支出，其融资需求偏小。其次，住房作为农户抵押物之一，市价越高，正规金融机构会授予更高的信用等级，提供更多的贷款金额。亲戚朋友则会倾向于借款给住房条件较差的，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农户。赴商业中心所需时间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民间借贷的系稻为正。这是因为商业中心的远程距离会使得农户日常融通资金次数降低，因而借贷额会相应提升，但对亲戚朋友借款无明显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一）社会网络能够充当抵押品，对农户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具有推动作用，甚至超过对亲戚朋友借款的影响力度。这说明社会网络丰富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与亲戚朋友的借贷款，其中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大于亲戚朋友借贷额。

（二）相较于从事农业生产而言，经营非农产业能为农户带来更高的借贷额度，按正规金融机构、亲戚朋友、民间借贷组织的顺序，借贷金额增量逐渐增大。外出务工农户通过民间借贷进行资金融通的可能性更小。

（三）存款少，现住房市价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高的农户更易获得亲戚朋友的借款。家庭收入、抵押物价值、智力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农户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无论选择何种融资渠道，家庭规模、家庭总支出与农户借贷金额均呈正向变动，家中老人年龄越大，所能获得的借贷资金越少。

上述结论表明，单一融资方式不能满足农户多样化信贷需求，应实现各融资渠道、分工互补。首先，在正规金融渠道方面，应结合农户特征有针对性地调整与创新信贷产品，满足更多农户多样化的借贷需求。其次，因农村金融体系仍不健全，非正规金融仍未农户借贷主要渠道，促进农村地区村镇银行、小额信贷企业等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加强政府部门监督管控。最后，应加强正规金融渠道与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合作，充分利用非正规金融信息优势，发展农户联保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将农村社会网络信用应用于商业信用中。这有利于帮助农户增收脱贫，完善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体系，最终实现农村金融市场健康、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金烨，李宏彬.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借贷行为[J].金融研究，2009（04）：6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