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监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借贷的监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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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借贷危机 法律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制度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我国民营经济平稳运行的强大后盾，是我国经济制度平稳转轨的剂。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连续多年保持高位经济增长率，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日益旺盛，而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受很多客观条件限制，很大程度上满足不了经济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而民间借贷先天与民营经济联系在一起，具有灵活高效等正规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优势，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

我国民间借贷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小企业越发依赖民间资本得以生存和发展。当前我国民间借贷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民间借贷规模和用途区域性差异明显。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我国不同地区民间借贷资本的规模和用途也有很大差异：北京、上海等正规金融体系健全的一线大城市，民间借贷相对不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不明显；新疆、、宁夏、甘肃等西部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规模较小，且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家庭消费；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占半壁江山，以生产经营性借贷为主的民间借贷已达到相当规模；另外，一些地区随着民营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投资渠道的不断拓宽，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开始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其中尤以温州最具代表性，在温州可以说全民借贷。

民间借贷形式灵活多样，中介机构数量急速攀升。经历了悠久的历史演化发展到现在，我国民间借贷以灵活多样名目众多的形式存在着，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一是民间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没有金融中介的介入；二是以一定组织形式存在的各种金融合会，有聚会、摇会、标会、抬会等，这些合会组织是以社会网络中的个人信用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在成立之初大多以互助互利为目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趋利性愈发明显；三是通过一定中介机构进行的融资形式，也是目前在民间借贷发达地区最为普遍的形式，如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基金会、私人钱庄等。

随着民间借贷形式的不断发展创新，民间借贷已由最初无需中介机构的单纯的友情借贷发展到通过各式各样中介机构关系更为复杂的民间借贷，尤其是民间借贷活动狂热进行的一些地区，如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参与民间借贷的中介组织更是随处可见，由于民间借贷监管处于真空状态，中介机构虽数目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也不乏一些空手套白狼的中介组织，无挂牌无自有资金，民间借贷中介系统内潜藏着极大的信用风险。

民间借贷利率偏离理性范围，已处于历史高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适当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但不得超过其4倍，也就是说，超出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民间借贷也就超出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然而在现实中，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完全实行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借贷利率受供求关系影响明显，近几年由于民间资本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且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民间资本供不应求的缺口更加严重，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已普遍超出法律保护范围，逐渐偏离理性范围，不断爆出新高。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从12%到96%不等，且多数超出30%，维持在30%～60%之间，有极少数甚至高于100%，达到180%，高利贷性质昭然若揭。在鄂尔多斯、广州等民间借贷活动活跃的地区，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也都远超法律保护的利率上限，各个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都屡创新高，居于历史高位。

我国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诱因

民间借贷所具有的内在稳定机制尽管保障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久稳定的演化和发展，但由于内在稳定机制本身并不具备绝对的稳定性，在外在因素的大力冲击下难免有被破坏的可能，从而造成民间借贷风波甚至大规模危机的爆发。

民间借贷资本供求的疯狂式增长为危机埋下隐患。近几年来，尤其是2010年以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不良影响的减弱，我国经济迅速回暖，房地产、股市等投资领域出现资产泡沫，我国政府开始改变之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连续采取的大力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更大力度的银根紧缩和信贷控制，从而控制投资领域过剩的流动性。然而，宏观调控在调节过热的投资领域的同时，也催生了异常活跃的民间借贷活动，大量中小企业及个体商户的资金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纷纷转向民间借贷领域，旺盛的需求促进了借贷利率的不断走高，其利率水平早已超出正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的法律保护范围，变为实际意义上的高利贷，从而吸引更多的闲置民间资本加入进来，加之楼市、股市等投资领域的低迷，民间借贷资本供给变得愈加疯狂和不理性，故而民间借贷井喷般繁盛起来。

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俨然由十年前享誉中外的制造之都转型成为借贷之城、炒钱之乡，打着担保公司等旗号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放高利贷的行当已如同其十年前发达的制造业一样成为极为普遍的经济现象，而没有经营执照的更是数不胜数。其民间借贷利率也已超出历史最高水平，一般月息从2%到6%，有的甚至高达15%，年利率高达180%，民间借贷利率持续走高，这样高额度的借贷利率所蕴藏的风险自然不言而喻。

民间借贷资本链条大规模断裂诱致危机酿成。民间借贷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两个隐含条件是高利润行业的平稳运行和信用环境的成熟稳定，除去极少数恶意的信贷诈骗，高利润行业的平稳运行决定了民间借贷资本链条的接连不断，也就决定了民间借贷活动的健康进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为保证经济不陷入衰退，采取了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纷纷以各种优惠政策向中小企业慷慨劝贷，许多企业取得贷款后除了用于优化原有企业经营外，四处寻找投资项目，将资金投入房地产、新能源、金融衍生品等领域，贷款被迅速消化到各种投资项目中。不幸的是，当大多数企业仍处于投资周期中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从2011年1月开始，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开始了新一轮大力度的紧缩货币政策，银行纷纷收回贷款，本来资金实力就不够雄厚的中小企业更面临着资金链紧张、资本周转不开的窘境，为了经营下去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巨大的利息压力更使得中小企业举步维艰，如此就陷入了资金链紧张的恶性循环。

由于货币政策具有滞后性，其发挥作用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当大量民间借贷资本投向房地产行业后，房产调控的效果开始显现，房价出现松动，且消费者普遍持观望态度，房地产市场由热转冷，很多人将借来的资金投进了房地产，不但没有预期的高利润回报，还面临着转手困难及亏损的困境，一些运作大规模民间借贷资金投资房地产的组织和团体更是亏损严重，无力偿还借贷本息。高利润行业的支撑是借款者能够还本付息的前提，没有高利润行业，人们就丧失了参与民间借贷活动的动力，而高利润行业的突然变故，则会使得民间借贷资本循环不能正常运转，导致大规模的民间借贷资本链条中断，引发大规模借贷风波及严重的信用危机。

信用恶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危机不断蔓延。自2011年4月温州出现涉高利贷老板出逃事件以来，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之势便一发不可收拾地铺天盖地而来，一批信誉好的甚至是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也陷入了“倒闭潮”，老板纷纷跑路，使整个温州沉浸在人心惶惶的不安气氛中。温州“跑路潮”蔓延之势尚未削减，鄂尔多斯民间借贷也传来噩耗，鄂尔多斯房地产老板因不堪高利贷追逼而自杀，此后民间借贷资金崩盘的消息屡屡传来。

民间借贷生存于信息相对对称的熟人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传遍整个圈子。民间借贷风波使这些地区长期精心培育起来的信用环境受到重创，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急剧恶化，而信用的恶化又进一步引发大规模挤兑，民间借贷资金的出借者纷纷撤回资金，更加剧了借款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使得原本相对安全的企业也无法进行正常有序的资本循环，陷入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中，于是信用恶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危机的雪球越滚越大。

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根源

尽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与此次民间借贷危机脱不了干系，变幻莫测的货币政策破坏了民间借贷的内在稳定机制，引发了危机浪潮，但单纯看宏观调控和内在稳定机制，二者都没有错，归根结底有错的则是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和法律监管这一制度层面的缺陷。

二元金融体系和利率双轨制成为民间借贷发展的根本制度阻碍。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并发展至今的，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仍是国有金融机构一尊独大民间金融市场夹缝生存、体制内金融与体制外金融格格不入的二元金融体系结构。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国有大型垄断企业，而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则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我国金融机构的发起与设立都实行严格管制，使得我国金融领域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

与二元金融结构体系对应的则是双轨制利率体制，即我国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和受管制的存贷款利率这两种利率体系并存，这就导致资金体现出双重价格，即管制的体制内价格和不受管制的体制外价格。基于这一双轨制体系，大型垄断企业享受着低利率的融资优势，中小企业在融资难的情况下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则要处于高利率的融资劣势下。

由此，二元金融体系和利率双轨制严重背离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初衷，不仅扭曲了资金配置资源的机制，更扭曲了我国的经济体制，造成了民营企业做实业的生存困境。这样的制度安排逼出了民间借贷的疯狂发展，逼出了房地产投资脱离理性的狂热，逼出了资产泡沫的无限膨胀，更注定会逼出一场民间借贷危机。

政府监管缺失使民间借贷缺乏法律保障。尽管民间借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且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民间借贷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但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律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法律监管体系，央行起草并准备多年的《放贷人条例》一直未能出台。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只是零星出现在《刑法》、《合同法》、《民法通则》、《担保法》等法律以及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且有些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行为的管制规定立法不清晰，甚至出现不一致相互矛盾的地方，造成了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法律监管的障碍。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对民间借贷发展采取以行政管理为主、刑罚为辅的基本管理思路，监管主要以事后监管为主，缺乏有效的事前和事中监管。

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指导性意见构成了我国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体系，与规范正规金融业的法律体系相比较，它的不完备和滞后严重影响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使得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始终没有一个合法阳光的身份，游离于法律和宏观调控之外，同时民间借贷市场长期处于监管混乱的灰色地带，民间借贷风险也很难得到有效及时的控制和化解，从而难免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很大威胁。

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法制路径选择

事实表明，尽管民间借贷有着自身的内在稳定机制，但它处于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却也有着自身的脆弱性，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做到始终在安全的轨道上平稳运行，所以不论是事前避免危机的发生还是事后应对危机的破坏都需要政府的作为。从法制角度而言，政府应该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现有监管体系。

我国的民间借贷由于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备的监管体系而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长期以来不仅地位尴尬，而且管理困难问题棘手。发展民间借贷急需制度保障，而制度建设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制度建设应以明确的目标为导向，以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可控化为基本目标展开制度细则的制定。

阳光化，即在法律上明确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是制度建设首先要坚持不动摇的立场取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民间借贷的支持，与其让其一直在夹缝中生存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并成为经济动荡的隐患，还不如利用此契机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化，以便将其正式纳入政府完善的监管体系中。将民间借贷阳光化不仅要给出合法民间借贷活动的精确内涵，还要明确非法集资等非法民间融资活动的判断标准，从而使正常民间融资活动阳光化的同时严厉打击非法融资行为，从法律层面上彻底规范民间金融市场。

规范化，即建立一整套严格严密的制度作保障，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引导阳光化的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必须做到面面俱到，方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规范化的制度规定应贯穿在民营金融组织运作的整个流程，要建立民营金融组织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从贷款额度、期限、利息、担保、登记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彻底改变民间融资市场混乱无序的局面。

可控化，即建立起规避风险的相关制度安排及配套的法律监管体系。建立规避风险的相关制度也是事前监管的重要方面，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还可以使监管事半功倍，民营金融组织不妨借鉴正规金融组织规避风险的一些制度，如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使民间金融组织公开其资本规模、业务范围、经营细则等，从而保障民间金融市场信息的相对对称，进而降低风险。监管方面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条文，使监管部门有明确清晰的法律依据，其次要针对监管对象指定明确的监管部门，使银监会、央行、地方政府等部门权责明晰，防止出现权责不明的灰色监管地带，要彻底改变以前主要依靠事后监管的被动局面，使监管贯穿在民间融资行为的始终，而且尤其要重视事前和事中监管，并加大对事后监管中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保证民间金融市场良好的秩序。

综上，要想从根本上保证民间借贷市场的平稳运行，政府则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监管创造稳定的外在稳定机制，同时要从制度根源上彻底切断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民间借贷才能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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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借贷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基于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为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的需要，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考察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管法律的缺位、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至此，我国民间借贷的应有思路因从适度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运行的阳光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 民间借贷 管制 监管

作者简介：胡承伟，安徽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69-02

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在利用自身优势弥补正规金融服务不足的同时，由于监管机制的缺失而威胁到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其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浙江吴英案”、“温州跑路潮事件”、“包头金利斌自焚事件”等三个典型的民间借贷事件，凸显了民间借贷的复杂性和问题症结。由此出发，传统上对于民间借贷持严厉压制的态度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放松规制的前提下，加强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不失为解决民间借贷监管问题的一个较优方案。

 

一、民间借贷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游离于金融体系外，监管方面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然而这不表示民间借贷就不需要监管。结合民间借贷在现实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结果或违法，或犯罪，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实施一定的法律监管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活动处于合法化边缘，由于监管依据等法律规定的空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进行监管，加上民间借贷机构存在组织涣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金融风险在所难免。“主体、借据、担保、利率、用途”等五大风险交叉出现在民间借贷的交易活动中。同时，民间借贷也在冲击着金融秩序。借贷双方自由地约定利率，易形成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是不利的，实质上扰乱了金融秩序。

 

（二）稳定社会秩序

建立在债务人信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丧失信用时，债权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尤其在债务人携款潜逃时，债权人更是无所适从。实践中常见的是，在债务人未提供担保时，民间合会携款潜逃的倒会事件会经常发生，给金融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同时，高利贷行为因借款人急需借款而发生，当贷款人无法从借款人处获得本金和利息时，贷款人诉诸于私力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债务纠纷，纠纷性质迅速发生转变，矛盾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甚重的是，民间借贷常常成为金融犯罪的工具。

 

（三）保证金融信息真实性，从而便于国家宏观调控

民间借贷的隐蔽性，易造成金融信息的失真，导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大为削弱。民间借贷的资金在体外运作，不便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资金运作整体进行全面的把握，从更深层次上来说，难以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局部经济过热的现象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

 

二、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的缺陷

民间借贷的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社会主体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借贷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双面影响。试通过完善的监管制度来克服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平衡民间金融自由和金融秩序的关系。现阶段，我国虽已开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但监管过程中显露的缺陷却一直未得到弥补，这值得我们思考。

 

（一）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创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民间借贷作为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兴事物，之所以被社会争论的沸沸扬扬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尚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立法界、司法界及普通大众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层面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如何监管等问题作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对民间借贷作出简单规定法律规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最高院司法解释，其他甚至三部被称为狭义上的银行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没有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趋势有增无减。民间借贷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的缺失、监管措施的单一，导致监管实践依然落后甚至停滞不前。监管当局面对民间借贷的复杂情形，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只能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任其发展，或者直接取缔。实际上，民间借贷监管法律涉及到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定位之界定。居于何种范围的民间借贷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如果合法的民间借贷逾越合法边界而转向非法时的行为该如何认定等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统一而详细的规定。简单的规定会产生法律冲突甚或打架的现象，即使是通过法律解释也很难对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疑问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业务经营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遗憾的是，在这些内容中，民间借贷却因无“法”而得不到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的监管。

 

（二）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

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并没有阻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步伐。依托于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则表现为在严格管制态度的驱动下，压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完全不顾及市场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之义，于整个金融市场而言，其不能容忍如此之严厉的管制手段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势头不相匹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管制过严，限制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融资的结构，增加了银行信贷的风险。”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管制过严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不仅封杀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能性，阻碍了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的道路，还使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得不到根本上的满足。同时由于民间借贷合法性被排斥，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模式呈现过重且多样责任并存的结构，民间借贷监管的固有严管态度在此又得以体现。

三、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

通过对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缺陷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是：结合外国的监管经验，从适度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的运行。

 

（一）适度放松管制，使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道路

政府对民间借贷过严管制不仅使得民间借贷得不到健康的发展，还可能滋生民间借贷的畸形。过严管制在短时间内奏效明显，但不是长久之计。金融秩序可以通过过严管制在一段时间内

得到巩固，然而从长远看来，持巨额闲置资金的资金供求者与急需资金的资金需求者在正规金融渠道不能给予他们充足的金融服务时，唯有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实现对民间资金的使用。久而久之，这将直接导致多年来民间借贷活动并未因过严管制而日益减少，相反却是愈演愈烈。基于金融抑制理念的严格管制做法切实应该得到调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适度放松对民间借贷的管制，充分尊重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使民间借贷主体能够与正规金融机构一起参与到竞争，能实现优势互补，保证社会资金市场价值的最大化。适度的“度”在哪里，该如何把握这个“度”，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台湾地区对各种民间借贷形式，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1）打击、取缔地下投资公司等带黑社会犯罪性质的地下融资；（2）对地下银行、合会、标会等互较强或规范化的民间借贷组织，则采取了整顿、改造并制定法律法规给予合法化，加强监管。如在1999年《民法债编》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合会的法律地位，对会头会脚的责任与义务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总体上来，台湾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借贷管制，即使对大部分被定为非法的、未造成明显不公的民间融资行为，除非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否则一般不予以打压或取缔。我国可以参照这种做法，对民间借贷的管制采区别对待、分类进行的原则。如对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予以保护；对金融中间机构的借贷活动，各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引导和监督，要求这些机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严查超越经营范围的违法经营活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活动，要严厉打击。当然，降低民间借贷准入金融市场的门槛，使民间借贷进入国家金融体系中，确保民间借贷主体与正规金融机构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实现金融市场资源最优配置，可以满足各主体的融资需求，促使民间借贷“阳光化”道路畅通无阻。

 

（二）建立和完善对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使民间借贷走上规范化道路

对民间借贷适度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可任由民间借贷随意发展。民间借贷自开始至结束的潜在风险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要求我们借用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监管。也就是说，在管制的前提下，利用法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是民间借贷规范化运作手段的必然选择。具体措施上，首先，针对监管法律空缺状况，我们首先得通过立法来弥补。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对象、监管原则等都可通过法律加以规定，保证民间借贷行为“有法可依”。关于监管主体，考虑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地方实际情况可设立地方监管主体，具体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保证监管效果。关于监管内容，可对民间借贷的范围、内容、用途尤其是利率作出细化规定。例如利率的规定可参考美国、香港等地区的做法，设定合理的利率上限，并针对违反不同利率层次限制的借贷主体规定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关于监管对象，要重点关注主要的民间借贷对象，如合会、地下钱庄、典当、小额贷款等，对于其他民间借贷形式仅进行违法性监管。有学者提出我国民间借贷以营利性为标准可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基于此种划分，民间借贷监管对象当有所区别。关于监管原则，金融秩序与金融正义原则应当首先被纳入到监管法律中，因为只有同时兼顾这两个原则，民间借贷扰乱金融秩序与保证金融主体融资需求的矛盾才能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本着金融资源配置正义的原则，才能给予民间借贷在我国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利用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监管原则还应当包括可控发展原则。可控发展是要使民间借贷在科学的监控之下有序的发展，以保证民间借贷的安全，进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在可控原则的指导下构建法律体系，监测预警系统，随时掌握民间借贷的活动信息，以此对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其他不公正现象进行控制管理。

 

参考文献：

[1]李智，程娟娟.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1）.

[2]刘燕.发现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对孙大午案件的一个点评.法学家.2004（3）.

[3]曾纪胜.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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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借贷危机；民间资本；正规借贷资本

一、引言

前一段时期，爆发在温州、鄂尔多斯、深圳、武汉等地的民间借贷危机进入人们的视野。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直接融资方式，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且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即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民间借贷往往建立在亲朋好友的基础之上，多为信用贷款，手续多不健全，亦不会有抵押物、质押物的保障，相对于正规的金融机构而言，民间资本是不规范的“风险、利息”双高的资本。因此，我认为可以合理、充分地利用流通在社会上过剩的民间资本，引导其转化为正规的金融资本，进入银行业、及非银行融资机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打造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格局。

二、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的现状与问题

政府政策加大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力度，出台系列政策为民间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提供了制度与政策的保障。比如，2011年2月银监会相关部门通告，“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没有任何歧视性的条例，也不存在政策障碍”；在国务院颁布的“新三十六条” 中，为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提供多种途径与支持，包括鼓励和引导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又如，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非银行的中小金融机构，新兴的以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因而近年来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发展非常迅猛，2011年中信证券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民间借贷市场总规模超过4万亿元，约为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20%。此外，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多元化的特征日趋明显，非国有性质的法人股东，如民营企业和外来资本逐年增多，我国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普通股中，民间资本达到了20%，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普通股中，民间资本占比达到45%。

经研究分析，在民间资本向正规借贷资本转化过程中，仍存在出现以下问题：

1.民间的“个人投资者”进入正规借贷资本市场仍受限制

商业银行国有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并且单个股东资本进入商业银行的条件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对于个人投资者股权比重的约束规定已不能适应我国现今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与民间个人资本的迅速膨胀的现状。比如，城市商业银行是吸纳最多民间资本的是商业银行，在其有关规定中明确指出，个人持有股权不得超过其总股本的5%，而相对于机构投资者（包括战略投资者）的出资比例15%而言少了很多；农村商业银行单个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5‰，而法人机构投资者比例限制为10%，远高于个人投资者的比例限制。

2.民营商业银行的资本没有做到真正“民营化”

我国在10年前就开始筹备、发展商业银行的民营化，但到目前为止发现，政府股东更愿意将民营资本当做是解决困境的“善款”，而不是将其看作是真正的参与银行治理的股东，即使在股权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仍不愿意放弃对地方金融资源的支配权，个人股东在民营银行中没有实质的经营权、表决权，这会打消个人股东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若希望商业银行引入的民营资本做到真正“民营化”，就必须同步建立有利于规范民营资本运行、保护并支持民营资本的利益的制度环境，建立新型民营商业银行。

3.民间资本及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非银行融资机构缺乏有效监管

一方面，根据央行的研究报告数据，经分析温州的民间借贷资金流向相关数据，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资金仅占35%，而大部分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用于房地产项目或集资炒房的资金约占60%，其他虚拟经济如股市占5%；此外，截至2011年9月，温州民间借贷年化利率达40%以上，远超过法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这种无严格管束的脱离实体经济现象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另一方面，非银行融资借贷中介的确立和发展被认为是民间借贷发展到一定时期和规模的产物，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并未纳入银监会或人民银行系统的监管，其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由地方政府负责，在中央层面无人负责，监管制度缺陷明显，并且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在没有实施有效地监控与管理的条件下，极易形成“高利贷”等非法吸收存款的活动。

三、鼓励民间借贷资本转化为正规借贷资本的原因

民间借贷市场是金融体制固有弊端的集中爆发，在近年来的迅速膨胀过程中一步步扭曲，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行为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这是鼓励民间借贷资本转化为正规借贷资本的原因之一。高利贷在我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被持续的哄抬，会威胁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引发区域经济的动荡，本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并且民间资金流动带来的高经济收益，极易诱发“影子银行”、“非法集资”等社会现象。此外，民间借贷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较高，危害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经营实业获得利润较低，而高利贷与房地产两大“炒钱”领域回报率极高，因而造成大量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并非实体经济。

经过分析民间资本向正规资本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归纳其原因如下：

1.股权结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的发展

首先，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民营企业和外来资本逐年增多，但国有股（含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仍然占相对大的比重，容易造成股权虚置的现象，造成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低下，缺乏与时俱进的活力。其次，由于单个股东的持股比例仍然受到严格限制，部分单个股东的自有资本无法被充分地利用；并且单一股东即使入股也无法参与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造成股东失去投资的动力，致使闲置的资本外流出银行业领域。伴随着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家地位与财富的提升，社会上一少部分个人的资本积累与日俱增，合理地利用闲置的个人资本来提高民间资本利用率，可以丰富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形式，吸引更多高素质的股东管理人才。

2.新型民营商业银行才是真正的“民营化”

新型民营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是民间资本，真正代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益，股权民营化使商业银行在资金使用问题上具有独立性与趋利性，更了解中小企业及个人经营者的情况，更能站在民间企业客户的融资立场，解决民营客户的实际问题，不会只看重“大客户”的融资需求，提高获得贷款的能力和资金运作的效率。此外，根据市场竞争机制原理，民营商业银行的建立将增强我国银行业体系的竞争力，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民营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各司其职，平衡不同规模的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需求，使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均能得到各自所需的融资数量。

3.加强监管民间资本与非银行金融借贷机构的意义重大

民间资本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融资服务可以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熟悉本地客户的资信与经营状况，根据本地客户的特点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同时，加强对民间资本及非银行金融借贷机构的监管，有利于民间资本规范化的发展，打造多层次的金融格局，充分利用闲置资金，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四、将民间借贷资本转化为正规借贷资本的途径

面对中小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和政府关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政策，针对我国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的现状，应切实整改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资本的需要，并建立起真正维护民间资本权益的环境。

1.鼓励引入个人参股制度

关于个人参股商业银行的问题的探讨，首先应明确其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银行，个人参股不同于个人控股。第一，适当扩大民间资本的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并增设个人股东表决权：综合考虑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股本规模的结构、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区综合情况，可以合理地引入非政府资本，增加个人投资的比重；也可以适当采用国有股权部分转让给个人的办法，适当的缩小国有股的持股比例；鼓励出资多、资本金雄厚、专业性强、管理能力高的个人投资者参与到银行的日常管理当中，增设个人股东经营管理的表决权，使个人股东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充分利用个人闲余资金为银行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方向。第二，鼓励合格的中小商业银行上市，加快推进中小商业银行的上市进程，通过新股发行与增发，使更多的个人投资者参股上市中小银行，实现投资股东多元化，引入新的经营管理机制与内部治理结构，充分利用社会上的游资，将其转变为金融资本。

2.鼓励发起设立新型的民营商业银行

应以政府相关法规、政策和市场准入规则为依据，由民营资本出资，自行发起，经申请核准后广泛建立合格的、新型的民营商业银行，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目标市场，而是有一定自主性、目的性的企业法人，并且与目前仍受地方政府股东牵制的民营商业银行区别开来，确保其不再是地方政府附属的金融资源。具体来说：第一，根据民营资本银行与国有银行的政策差异进行市场分割，民营资本建立的银行资本规模有限，并受国家法规政策约束，因而有效地市场分割能更准确的把握当地的经济环境特色，民营资本建立的商业银行应以地区范围内的中小企业为目标市场；第二，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业绩考核增设指标，使新型民营银行的监测与评级自成体系，其业绩的评定标准应区别于国有银行，具体包括：面向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总额的比率，民营资本的运作效率、内部结构比重、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第三，鼓励通过中小民营商业银行实现区域内及跨区域的兼并、联合与收购的方式，但这其中要注意银行之间规模效益的差距，以及股权稀释的问题。

3.进一步加强对民间资本进入非银行融资机构的支持与监管

虽然近两年来民间资本占非银行融资机构资本总额的大部分比重，但其制度体系、风险管理、行业规范等方面仍需完善。具体如下：第一，为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类似“保荐机构”的专业化的指导与评级体系，对民间资本进入中小融资机构进行服务与指导，类似“保荐”的机构可以由银监会特定部门、指定的商业银行来担任，以加强对民间资本介入的融资机构的资质审查，规范准入条件与制度环境；第二，鼓励银行机构加强与非银行融资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并依据中小融资机构的资本、信用及业绩等实际状况来确定合作的广度、深度；第三，加强地方银监机构对非银行融资机构的经营运作、风险防范、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监管，规范中小融资机构之间关联担保的行为，增强机构运作的安全性；第四，鼓励民营资本以联合控股的方式来建立贷款公司，例如拥有不同注册资本金的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可以在相应的资金限度范围内合作，共同建立新的小额贷款公司，降低企业进入小额贷款公司领域的门槛，扩大资金来源，广泛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五、后记

随着民间借贷危机的发生，民间资本的利用问题引人深思。民间借贷有利的一方面是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填补因正规金融不愿涉足或供给不足而形成的资金缺口，充分利用闲置资金转化为实体经济；不利的一方面是正规的民间借贷体制尚未健全，没有全面有力的法律、法规的保障，不规范的利用民间资本，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并扰乱地区经济的安全。本文基于在城市范围内，将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资本转化为正规借贷资本，融入到正规金融体系当中，并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提出了鼓励建立新型民营商业银行、引入个人参股制度、加大支持与监管非银行融资机构的力度等一些列办法，为闲置的、过剩的民间资本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对解决我国现在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资金利用效率低、民间市场高利贷无管制等问题的改善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大庆.经济危机环境下民间资本进入信贷行业的思考[J]财金之窗，2010，5.

[2]李耘.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8（7）.

[3]黄谦，王蓉.民间借贷危机的研究与化解[N].期货日报，2011-11-16（004）.

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 监测工作 高利贷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长期以来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对居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短缺进行了有利调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迅速膨胀，并呈现出新动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一、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原因分析

一是借贷主体多元化。从调查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主体情况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而且涉及较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私营企业由于资金需求大、获取银行贷款支持难，只好选择民间借贷这一融资方式.并且日益发展成为民间借贷市场的主角。二是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过去民间借贷一般以口头约定为主，现在大多数要签订书面协议，协议条款包括担保、保证、借款额、归还期、违约金等。有的协议借贷金额条款将本金与利息合二为一，使人难辨利率高低。三是借贷手续规范化。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在借贷行为上更为谨慎，借贷手续更为规范。大多数借贷行为有正式的字据凭证，有的还要求有中间人作为担保.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借贷双方担保的经济人。四是发展势头呈现职业化。一些个体工商户进入食利阶层。由从事生产经营转为仅从事资金借贷，逐步形成“私人钱庄”，使风险更集中。五是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年息一般在15%至30%之间，比同期银行利率高出2至4倍，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当前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并呈现出的上述新动向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快捷。据调查，借贷双方一般为本乡或邻乡甚至是本村人。贷方对借方情况相对熟悉。借方如需要资金，通过中介人担保向贷方说明资金用途、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及利息，即可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得到所需要的资金。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借贷形式比较灵活，符合农户季节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二是部分农民理财意识发生转化。在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较窄等情况下，部分农户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并且，随着人们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民间借贷行为更趋理智化、规范化，从出借到归还.都采用书面协议这一合规方式进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执，出借方的收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三是农村个体营业户资金需求增大。据调查，某地区部分边远乡镇一般的种养殖、运输专业户，经营成本在2万元左右，其周转资金约为5000元。而农村金融部门对这些专业户的贷款额度较小。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期限较短，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经营所需。因而多数农村专业户只好进行民间借贷。四是银行贷款复杂，条件要求较高。从某乡部分农户那里了解到，农民向信用社贷款，先要由信用社信贷员对其家庭收入、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调查取证。再找有偿还能力的中介人作担保，最后出具担保人、贷款人的身份证、印鉴，签订借款合同，方才能办理一笔贷款。相对严格的贷款程序，使部分资金需求者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五是金融机构集中收缩、信贷权限全面上收，造成金融融资功能萎缩，促使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二、民间借贷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之外，借贷行为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小，随意性特征明显。因此民间借贷存在着大量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性风险。县域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较差、财务体制不健全、信用等级低等问题。同时，县域大部分民营企业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这就注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效能相对低下，赢利能力差。这也是正规金融信贷难以注入资金的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张，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从而资金的风险系数增高，经营性风险因素也呈上升趋势。二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资金成本风险。目前，县域民间融资的利率大多呈高升趋势，有的利率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借款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获取利润的空间被压缩或亏损;但对于资金的供给方来说，利率高，能够为其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然而过分追求资金的效益性，却忽视资金的安全性，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三是民间融资的程序简化导致了道德性风险。民间融资方式程序简单，且极不规范，决定了道德性风险的存在。民间借贷之所以被推崇，主要是受资金需求方无可供抵押或担保的标的物所致。同时，民间融资的供资方并没有一套类似于银行业机构的信贷管理办法，对资金的借人方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一旦借入方以此来诈骗钱财，将给资金供给方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四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民间融资缺乏法律保障，存在制度性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还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如果公民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贷款方就无权收取利息。而当借款人决定不归还借款时，出借人往往也不依靠法律手段去解决。他们习惯于雇佣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这种行为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导致借款人死亡的情况。

三、民间借贷的规范建议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有效的规范其发展，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我国有关经济法规的规定，人民银行对全国的金融业有监管的职责。而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是基层人民银行的职责所在。当前对民间借贷监测存在的问题是，借钱者认为“借钱不光荣”，不愿意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信贷投入，而县域各国有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几乎没有发生，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后资金也非常紧张，因此只好转向民间借贷，但在实际选监测点进行监测时，监测到的户数极少。再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日渐突出，在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也加入到民间融资的行列来，而且资金额比个人借贷更大。但在深入企业调查时，明知企业有民间融资行为，企业却不予承认，所以也就无法统计。同时，债权人也坚持“财不外露”的思想，不愿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实际监测大多采用侧面打听的方式，加大了监测的难度。对此，基层人民银行一方面应该耐心宣传国家政策，讲明监测与个人财产和借贷行为无关，并对个人资料严格保密。另一方面让群众明确在什么情况下民间借贷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且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部门应妥善处理好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当借款人不能返还借款的时候，出借人会把目光盯向这些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而在逼迫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发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因此，政府部门应尽力对这部分青年人做好就业安置工作。

第三，制定适应民问借贷行为发展的法律规范。明确民间借贷出借金额、管理机构.规定只要是有利息收入的，必须到管理机构进行登记，纳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接待也呈现生机。如果规范得当，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方式会更加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规范不当，则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1]王可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探索与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2.

篇5

一、温州民营企业风险现状分析

（一）企业经营风险现状分析 经营风险是指企业未使用债务时经营的内在风险，是企业经营上的原因给全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息税前利润）带来的不确定性。

影响企业经营风险的因素很多，包括：产品需求、产品售价、产品成本、企业调整价格的能力和固定成本的比重等。产品需求、产品售价和产品成本越稳定，企业调整价格的能力越强，固定成本的比重越小，经营风险就越小；反之，经营风险就越大。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通常很高，是普通实业无法支撑的。相关民营企业大多把民间贷款投资（或投机）于具有更高收益的行业。第一，投资房地产、煤矿（包括小煤窑）、石油、水电站、电厂等行业。他们预期相关产品价格快速上涨，从而获得相应的高收益。而这样的价格上涨不可能持续。一是因为长期来看，高利润率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该行业，使供给增加；二是因为这些行业大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控制领域。因此，相关产品价格增长放慢或下降的风险很大。一旦如此，该项目的收益便会低于预期甚至出现巨大损失。第二，以更高的利率进行转贷，以此赚取利差。此时，若其直接后手出现借贷危机，它们便会遭受相应的损失。其经营风险与直接后手的企业总风险正相关。实际中，借贷链条由后向前，转贷者都因直接后手总风险过大而形成很大的经营风险。相关民营企业通常低风险的普通实体经营已占很小比例或已放弃，高风险项目已占企业经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这就造成了这些企业整体经营风险很大。

（二）企业财务风险现状分析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由于运用了债务筹资方式而产生的丧失偿付能力的风险。对于股份公司来说，这种风险最终由普通股股东承担。由于原理相同，下面分析时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其他企业把所有者权益分为一股普通股即可（实际上分为多少股结论都相同）。在影响财务风险的因素中，债务利息和优先股股利这类固定性融资成本是基本因素。当息税前利润增加时，单位利润所负担的固定性融资成本就会减少，可供股东分配的部分会相应增加，普通股每股收益的增长率将大于营业利润的增长率。反之，普通股每股收益的下降率将大于营业利润的下降率。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率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之间的比率称为财务杠杆系数。它是企业财务风险的一种测度。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财务风险越大；反之，财务风险就越小。

依据定义可以推导出如下财务杠杆系数的计算公式：

式中：DFL——财务杠杆系数；EBIT——变动前的息税前利润；I——债务利息；PD ——优先股股利；T——所得税税率。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财务杠杆系数是由息税前利润与固定性融资成本之间的相对水平决定的。通常固定性融资成本所占息税前利润比重越大，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财务风险就越大；反之，财务风险就越小。

相关民营企业在进行高收益项目投资需要大量资金时，通常要进行大量负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利率通常很高，这就使企业要承担很高的债务利息。虽然企业预期息税前利润较高，但债务利息仍占其很大比例，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很高，造成财务风险很大。

（三）企业总风险现状分析 企业总风险是指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共同作用使普通股每股收益大幅度波动而造成的风险。企业总风险与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成正比。

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受该企业预期总收益与总风险的共同影响，与企业预期总收益正相关，与企业总风险负相关。因此，经营风险较小的企业应适当增加财务杠杆系数，以获得较高的财务杠杆利益；反之则需适当降低财务杠杆系数，从而减小财务风险。对于一个投资项目，企业应根据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来决定是否进行。在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相关民营企业通常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都很大，导致企业总风险过大。很多投资项目不但没有提高企业价值，反而降低了企业价值。总风险过大最终造成了借贷危机。

二、民营企业总风险过大的原因

（一）企业所有者忽视风险 企业所有者通常是企业的最终决策者和总体控制着，对企业运营起决定作用。因此，相关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忽视风险是造成企业总风险过大的根本原因。他们往往缺乏专业知识，财务管理水平低，片面追求高收益，缺乏对风险的控制。这就造成了企业整体存在缺陷，从而引发了各方面的问题，使企业对风险的控制严重不足。

（二）企业缺乏先进的管理模式 主要表现在：（1）企业制度落后。企业普遍实行家族制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容易导致领导者集权、个人独断、任人唯亲，决策不民主。而企业所有者及其家族成员常常不具备足够的财务管理能力，导致企业财务管理低效。这也加剧了下面两个问题。（2）企业财务管理机制存在问题。一是机制设置不合理。财务管理机构不健全，人员职责不明确，管理混乱，没有科学的决策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民主管理机制。二是机制不能良好运行。管理者常常不按制度办事，或是只遵守其形式，越权行事及不尽其职现象严重；决策不按制度，随意进行。（3）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低。很多企业对财务管理人员的能力要求缺乏认识，没有聘用专业人员进行财务管理，也不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因此企业财务管理者往往缺乏专业知识，对风险认识不足，能力低下，不能胜任其工作。以上问题导致企业决策严重缺乏科学性，很容易出现失误，忽视风险。

（三）企业缺乏合理的风险管理系统 企业运营中存在风险是必然的，为控制风险，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必不可少。相关民营企业大部分没有设置风险管理系统。个别企业虽已设置了该系统，但也往往结构不合理，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知识，系统流于形式，无法正常运行。风险管理系统的缺乏导致企业风险控制薄弱。

（四）企业决策中忽视风险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企业决策常常出现失误，只注重收益，忽视风险。这是造成相关民营企业总风险过大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缺乏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不顾客观条件和自身能力，片面追求“热门”产业，从而增加了企业风险。二是对项目投资缺乏科学论证。一旦国家收紧银行信贷，建设资金不能如期到位，企业就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得不向民间借贷，增大了企业风险。三是企业不顾风险、不计后果地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一旦被担保企业出现借贷危机，担保者便会遭受相应的损失。

三、民营企业应获得的警示

（一）企业所有者加强对风险的控制 民营企业所有者应加强财务管理知识学习，充分认识影响企业风险的因素，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地制定企业战略决策，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时充分考虑风险，避免投机行为。做好企业整体的财务管理工作，严格控制企业总风险，防止企业在高风险区运行。

（二）改善企业管理模式 具体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行先进的企业制度。从家族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建立新型民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聘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形成以非家族成员为主的企业管理体系，进一步强化企业民主管理。二是建立良好的企业财务管理机制。要设置合理的机制。健全组织结构，做到管理人员设置合理、职责分明，管理民主、科学有效，决策制度规范、合理。要保障机制的良好运行。要设置合理的监控机制，使管理者按制度办事、各司其职，决策严格按规则进行。三是提高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业务水平。要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选拔优秀的专业人员进行财务管理；适时地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与风险相关的知识，从而提高其业务水平；是聘用外部专家参与企业重大决策。

（三）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 民营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为其设计合理的模式，配备专业人员，杜绝形式主义，保证其良好运行，从而加强对企业风险的控制。例如：建立财务预警系统，以企业信息化为基础，对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潜在的风险进行实时监控，从而防止企业风险过大；建立风险应急机制，事先提存风险基金，以备风险发生时使用，从而控制企业总风险。

（四）加强决策中的风险控制 企业应努力做好上述工作，从而在决策时严格控制风险。具体做到：一是有明确的、经过科学论证的企业发展方向，不片面追求“热门”产业。二是对项目的投资规模、资金结构、建设周期以及资金来源等有可靠的预测和明确的筹划与部署，杜绝投资的盲目性。三是慎重地为其他公司提供担保，充分认识其中的风险，切忌盲目和随意。

篇6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民政局、劳动局《关于安置城镇待业社残人员就业，扶持保护区街福利生产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目前，我市城镇中仍有一部分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盲、聋、哑、残青年尚未得到安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对福利生产加以扶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使这部分社残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关于安置城镇待业社残人员就业，扶持保护区街福利生产的意见

市人民政府：

据调查，我市城镇人口中，盲、聋、哑、残人员约有一万四千九百余人，其中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约有八千二百余人。近年来，各区街和各级民政、劳动部门安置以及个体开业等多种渠道，相继安置就业五千四百余人，目前尚有两千八百余人待业。为了尽快安置城镇社残人员就业，切实扶持保护区、街福利生产，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90号《批转民政部〈关于保护和扶持社会福利生产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和民政部、劳动人事部民〔83〕城120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待业的盲、聋、哑、残青年就业安置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意见：

一、根据“三结合”的劳动就业方针，对城镇中社残人员的就业问题，继续采取多种渠道，积极加以解决。

1．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工厂，要采取措施，挖掘潜力，力争多安排一部分城镇中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盲、聋、哑人。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举办盲、聋、哑人的职业训练班，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

2．各区、街要发动、依靠社会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福利生产、生活服务单位。同时，还要发动街道集体生产单位、商业网点，因人制宜，就地就近安置社残人员。这是今后安置社残人员的主要渠道。对有条件从事个体经营的社残人员，要给予鼓励和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予以扶持。

3．各级劳动、民政部门，要协同有关部门，积极做好这项工作。在招工中，对具有专业技能、工种对口、残情较轻的待业青年，在经德智体考核合格后，用人单位应予以照顾录用。各企、事业单位，在组织本系统职工家属和待业青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时，对待业的伤残子女应当统筹考虑，积极吸收。也可以同区、街联合举办集体福利厂、店，予以安置。

安置社残人员所需劳动指标，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在国家下达的计划内解决。属于集体所有制的，由市劳动局统一解决。社会福利工厂职工的调动使用，应和其他工业部门的职工一样对待；其劳动保险福利，应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参照当地同所有制、同行业、同工种企业职工的标准执行。

二、遵照社会问题社会解决的原则，各有关单位对区、街福利生产和生活服务事业，要积极扶持，大力保护，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经委、计委、建委、市场委、城市集体经济办公室和有关工业部门，对区街福利生产，在活（货）源安排、产品调整、计划归口、物资供应等方面，都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给予扶持、保护。各厂的生产原料、基建指标、维修物料计划，由民政部门汇总上报，由有关部门列入计划，切实予以解决。各厂需要的大工业的边角余料，可由福利厂与国营企业自行挂钩，直接供应。

2．福利生产、生活服务单位所需的场地和房屋，各区人民政府应统筹考虑，适当安排。一时难以安排的，也应在规划集体网点，或新建、改建住宅区时，做出相应的安排。

3．对区街福利生产单位安置的待业社残青年，由劳动局从城镇青年就业补助费中，按每人二百五十元标准，一次性拨给民政局，作为待业社残安置补助经费，对分散安置社残青年、区街福利生产单位安置的非社残待业青年所需的经费，按市财政局、劳动局津劳服字〔1983〕370号文件规定办理。

4．税务部门要从减免税方面鼓励区、街生产厂、店安置社残人员。对集体社会福利生产单位，社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35％以上的，免交所得税；社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的比例超过10％，但未达35％的，减半交纳所得税；社残人员在生产人员总数中占不到10％的，照章纳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单位，经市、区主管部门审查，税务部门核准，给予适当减免照顾。

5．人民银行对区、街福利生产、生活服务单位的兴办和发展应积极扶持，发放低息贷款。即在两年内优惠40％，按月利率三厘六计算；两年后优惠20％，按月利率四厘八计算。

篇7

关键词：农村民间借贷 正规金融 法律规制

一、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的特点

一是地下性和非组织性，我国农村目前的民间借贷在运行方式上处于一种无组织的分散状态，借贷在个人之间直接进行，没有固定场所和程序，没有统一的规范化管理制度；二是道德约束的基础性，由于在我国农村民间借贷大多发生在乡邻、亲朋和熟人之间，很多都只是口头约定，并没有采取书面形式来加以约定，受到法律保护程度很弱。从信用融资角度出发，约束因素也只有道德这一条了；三是运行范围的“局限性”，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借贷主要依靠道德约束，所以融资范围也仅限于双方在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借贷，从而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仅局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四是借贷规模上的小额性和期限上的短期性，在我国农村地区，民间借款主要是个人和民营企业，所需资金量都比较小，贷款人贷出的资金也主要是自有资金，从而决定了规模上资金供给的小额有限性；由于农户固有的意识，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借款，而且民间借贷利率较高，借款后也会早日偿还。

二、我国农村民间借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现存的问题

（一）当前农村民间借贷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于农村民间借贷长期脱离政府的金融监管，其自身缺陷也是不能忽视的。一是民间借贷资金的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形成高风险的投资交易，客观上形成非法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二是农村民间金融自由发展可能会与政府设定的对货币金融目标相悖，造成了相关的负面效应；三是在民间借贷缺少相应的监督管理控制机制，其运作程序与正规金融管理程序要求格格不入，由于人本身的盲目性和趋利性，使得大量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干扰了中央银行对信用总量的监管和测量，客观上对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也产生不利影响。

（二）我国农村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首先，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混乱，保障金融机构安定有序的有效机制是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其次，农村民间借贷主体资格有待完善。我国农村民间借贷主体混杂，民间借贷参与主体包括普通农村，乡镇中小企业，合作经营组织，甚至还有公务员。再次，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现行利率形成欠规范。在缺乏监管制度层面上，民间借贷本身有很多缺陷，立法上面又有很多不足，这使得利率这个主要问题很快凸显出来。这一问题表现为：国家对于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实现严格控制，即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即为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而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又直高不下，借贷双方的利益都得不到有效保障。第四，金融风险防范措施缺失。近些年来，我国民间借贷组织活跃在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但由于缺乏管理，风险性很大。最后，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不明确与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单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中央掌握着全国的金融监管权，地方没有独立的权利。而目前，我国在针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和体系还尚未建立，农村民间借贷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出现了很多问题。

三、完善我国农村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放松对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

利率市场化不仅包括民间借贷市场中利率的市场化，而且也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的市场中的变化。利率市场化，有助于资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也有助于提高整个金融业的资金运行效率。在实现方式上讲，民间借贷市场应当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条件，首先应当放松对民间借贷的利率监管，将利率的决定权大大下放到市场中去。

（二）放宽对民间放贷业务的市场准入限制

在以鼓励和引导等方式使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领域的时侯，还要放松对民间借贷的监控，首先承认民间借贷它的合法性。民间借贷毕竟有它自身的优劣势，在发展到正规金融形式上也有一个过程，作为不同经济形态组织当然可以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的差异需求，以美国这样金融业发达的国家为例，民间借贷组织也在迅速发展过程中。而从民间借贷市场目前来看，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进一步加速放宽对借贷业务的准入门槛，在法律上给予它合法地位。从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门槛来说，使对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需求逐渐减少，从放宽对民间放贷业务的准入限制这个角度出发，十分有利于扩大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供给量需求，并促进其向专业化、阳光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减少交易不稳定性和成本重复使用程度。

（三）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管主体与公开化监管平台

建立民间借贷监管体系，要将权责、原则和基本方式实现有机结合，并真正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律的控制范围内和保障体制中。政府的外部监管而言，首先可以主要由金融监管当局的地方机构对各地方的民间借贷市场进行管理，其职责是在法规保护的范畴内使民间借贷活动有效开展，为借贷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并积极调查在民间借贷中是否存在违法活动如洗钱、非法集资等行为，最主要的是要及时、准确地发现民间借贷过程中潜藏风险，及时进行预防调控。

（四）建立最低限的风险监管措施

对民间借贷的管制监管，应当坚持把握最小伤害原则。在最低监管这个问题上，各学者看法不一。有的学者着重在信用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关联交易监管等几个方面做文章。信用风险管理主要强调在对民间借贷机构的贷款业务范畴和贷款在发放、管理和回收的时候形成完整性的规范。

参考文献：

[1]廖鹤琳，彭育贤.关于完善民间融资法律体系的思考.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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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监管

哲学告诉我们事物具有两面性，民间借贷也是如此，一方面它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效果，可能加重企业负担，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借贷的规范就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正如2012年3月温总理在“两会”时讲的那样，“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

一、制定规范性的法律

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以持续营利性为目的来看，民间借贷行为可以划分为经营行为和民事行为。在其中一般性民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于民事行为，属于现行法律保护的范畴；而对于具有持续营利性质的经营性民间借贷，如若未通过法定机关批准登记，则属于非法进行的金融行为。民间借贷行为兼具民事行为和经营行为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在现有的探索中，我国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区在推进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方面，相继推出了地方版的改革措施。其中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的《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值得借鉴，它采用了由相关主体法律、普通法律、专门立法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着重于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且专门从事借贷经营业务的法人或自然人所进行的经营性借贷行为。对经营性的放贷主体进行规定，设置准入条件，对资金来源、借贷利率、借贷行为等进行明确规定，通过立法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为了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秩序，目前建立了以行政管理为主、以刑罚为辅的管控模式，采取了多部法律严格管制民间借贷的方式，如《商业银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借贷活动。但随着现代金融业的蓬勃发展，面对很多企业的资金需求日益增长的不能满足，部分企业拆借资金予以援手。一般来说，这些放贷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主体，普遍存在于关联企业或业务往来企业。那么针对这种不能等同于经营性的民间借贷，能否以宽容的对待这部分民间借贷，不像对待经营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高门槛，充分给予引导，放松管制。放松不等同于完全开放，要明确企业之间的自有资金的调剂、企业经营生产刚需、供应链上企业合法的临时借款等行为，进一步予以放活。当然，完全放开是不可行的，这样必然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应该充分运用法律制度加以引导，规范企业之间借贷，使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断推动经济的更好发展。

三、完善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

从现有的行政监管来看，监管主体的分工、监管主体的职责还不明晰，管理交叉复杂，多部门的协调性还不够，政出多门，这些问题都将影响民间借贷的发展。还有面对雨后春笋般涌出的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严重不足，P2P网贷的倒闭潮曾一度成了行业热议话题。银监会也专门对P2P网贷行业发出风险提示，提示了主要存在“影响宏观调控效、业务风险难以控制、信用风险偏高、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清”等问题和风险。

首先，逐步完善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是重中之重，目前温州等地的摸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样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待时机成熟可在其他地区进一步推广，逐步构建全国性质的登记服务平台。其次，明晰监管主体，针对监管主体不明的问题，国务院在年初已经明确了，由银监会牵头来承担对P2P的监管，但针对普通的民间借贷监管主体还未加明确，仍由地方政府主导，那么民间借贷未来立法重点不能忽视的就是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职责。再次，针对P2P网贷倒闭或者潜逃的情况，要尽快予以规范，加快国内征信体系的完善，对恶意骗贷的加大惩罚力度，银监会、央行等部门要联手予以管制。

四、界定相关法律概念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民间借贷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之间的并不存在很清晰的界限，很容易混淆，从此罪到彼罪，存在巨大的操纵空间。“如果挥霍数额超过集资总额的一半，则定集资诈骗，如果不到一半，大都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因此必须明确界定民间借贷和相关概念之间的界限。

从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可见，只要是向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无论用于何处，即使是入股和生产经营也构罪。此处公开的向公众吸收资金是关键，那么“公众”的内涵是如何释义的呢？我国现行立法的解释将“公众”界定为“社会不特定对象”。而目前对于“社会不特定对象”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有学者指出“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应当是指行为人所熟悉的人员以外的人，不能包括亲朋好友在内。所以，民间借贷中向亲友、职工等处募集资金，这些出资人到底是否属于“不特定对象”有待明确。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对“社会不特定对象”的标准予以明确，具体包括借贷双方的关系、集资的方式、资金的用途等要素。再者就是最高院司法解释中第四条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出的解释仍有扩大空间，民间借贷是基于自愿的基础上借款，借款人使用何种方法及对资金的用途就决定了是否触犯了刑罚，以“肆意挥霍骗取资金”就能推断借款人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不够严谨的，无法避免引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因此在立法上还需进一步明确。

参考文献

[1] 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J].中国法学， 2011（5）.

[2] 周德文.对民间借贷立法问题的理性思考[J].嘉兴学院学报，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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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出现问题的原因

第一，由于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分散的活动，缺乏正确的引导，特别是借贷双方欠缺必要的法律知识，导致不少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合法、不规范，从而导致了经济纠纷的发生。（1）合同内容不明确。民间借贷合同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借贷数额、利率、用途、期限及还款方式。其中在利率的问题上最容易发生纠纷，主要原因是借贷合同中没有明确的利率约定。（2）未订立书面协议。在民间借贷中，多数人仅凭口头协议就发生借贷关系，而且没有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见证或是录音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借款方一旦毁约，贷方无法提供事实根据，很难通过法律渠道讨回应有权利。（3）缺乏有效的担保。民间借贷很多情况下是没有担保物的，即使有担保物也不见得是规范的。比如民间借贷中，债务方通常以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作为抵押担保，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等都是不能成为抵押物和质物的，从而导致很多种担保情况均无法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来进行维权，这就有可能造成债权的落空。第二，市场化运作，利率必然推高，进而使得民间借贷演变为非法的高利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会向利益最高方流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相对于企业需求来说是有限的，所以资金必然会流向利率最高的方向以获取最大利益，再加上现在民间借贷大多经过层层放贷者之手，进而利率不断被抬高，民间借贷由此逐步走向高利贷。而成为高利贷之后，民间借贷的混乱程度就会大大增加，不管是道德风险还是法律风险都很高，这样就导致了民间借贷问题频发。第三、企业进入借贷市场，空壳套取银行贷款。这种情况在温州尤为典型，企业发现从事民间借贷获取利益远高于本身业务的利润，干脆放弃其主营业务，以其企业空壳做抵押，大量套取银行贷款资金，投入借贷市场之中，获取利息差，本来本分的实业公司变成了“金融”企业。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仅影响本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而且严重威胁资本市场安全，大量资金涌入却没有应有的实业做后盾，在民间借贷链条断裂后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首先是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根据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和监管体制框架，民间借贷没有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既没有监管的权利，也没有监管的动力。地方政府有监管的压力却没有监管的权力和手段，因为没有法律授予其监管的职责，金融监管是中央政府保留的权力，因此，对于民间借贷出现了无人监管的状态。一旦出现了问题，只能采取“临时性”措施，而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次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保护也不健全，或者说到底该如何保护、保护怎样的民间借贷，国家也没有很好的解释清楚。在我国，民间借贷一直游走于政策法律的边缘，我国禁止非法集资行为，但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差别在哪里，到底该如何界定非法集资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我国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对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我国采用默许的方式，即作为正常债权加以保护。但对于高于限定利率水平的民间借贷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高利贷行为则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畴。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受法律保护力度的不够，一直处于地下运行的灰色地带，加上民间借贷与银行储蓄之间存在较大利差，因此有相当部分民间资本选择了民间借贷的投资方式，导致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步增大，但由于缺乏正式监管，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程度较差，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民间借贷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民间借贷乱象百出，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的存在有其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很容易理解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正规金融机构存在着偏好公有制经济，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决策模式。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没有自身的道理。正规金融机构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思维模式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政府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中具有明显的所有制倾向，大部分的金融资源集中到了国有经济中，只有很少部分的资金流向非公有制经济，这样就导致了非公有制经济所能得到的资金支持严重不足。近些年，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的支持，这需要企业从资本市场来获得。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然而这两个市场对于中小企业的需求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服务对象更多的集中在国有经济这个范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的资本日益膨胀，加上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民间资本的流动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如此充裕的资本积累在民间，必须要寻求增值保值的机会。但是分析一下投资渠道可以发现，首先银行储蓄的利率相对于通货膨胀因素来说就成了负利率，资金只要是存在银行就等于是在贬值；股票市场虽然可能赚钱，但是风险太大，而且对于知识水平要求较高，很多人不敢尝试；债券市场在我国主要是国债，然而额度也很有限，利率也不是很高，所以也满足不了这么多资金的投资。而民间借贷的收益相对来说就高得多了，以民间借贷十分活跃的温州为例，农村民间私人自由借贷的利率平均大约为月息千分之二十五，最高可达到千分之三十；企业在民间的借款利息率平均大约为月息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二十六。因此，正是在缺乏现资工具和民间借贷高收益的驱动下，民间资本充裕者纷纷把资本投向民间借贷。

本文作者：金叔阁工作单位：盐城市军分区后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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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调查

一、A市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

（一）银行仍然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主力军

在调查的20户小微企业中，2015年三季度通过银行、民间借贷及其他渠道发生的企业融资金额累计达16620万元。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5520万元，较上季度减少2305万元，下降12.93%；民间融资余额1100万元，较上季度减少1600万元，下降59.26%。民间融资占比继续缩小，为融资总额的6.62%，较上季度下降6.53个百分点。辖区企业没有通过互联网金融公司借入或借出资金的情况。

（二）民间融资利率略有下降，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全为短期融资

2015年三季度，民间融资利率略有下降，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平均月利率为14.25‰，较上季度下降0.82个千分点。其中，工业类企业民间融资成本为月利率17‰，较上季度上升0.1个千分点，融资成本仍高于平均值。所有融资皆为短期借款，融资期限有延长的趋势。累计发生融资5笔，其中，2笔借款期限在1个月以内，3笔借款期限为1～6个月。借入渠道更加分散，依次主要从“民间融资中介”、“股东或内部”、“其他个人”和“其他民间融资”获得借款，占比分别为40%、20%、20%和20%。全用于“过桥资金”和“流动资金”所需，分别占60%和40%。

（三）民间借入资金协议形式、担保方式分别以借据、合同和财产、第三方保证为主

从民间融资的协议形式来看，主要为正式合同和借据。调查显示，2015年三季度民间融资协议形式为正式合同、借据、口头约定的笔数占比分别为60%、20%和20%，各协议融资量占比分别为29.17%、58.33%和12.5%。从民间融资的担保形式来看，主要为财产担保和第三方保证，本季度民间融资担保形式为“第三方保证”、“财产担保”和“无担保，仅凭信用”，分别占比40%、40%和20%。

（四）民间融资偿还情况与上季度不变，还款潜在风险上升

从企业民间融资还款情况来看，辖区企业民间融资40%的能够“全部按期偿还”，20%的为“尚未到期等其他情况”，20%的为“有过延期情况，但大多能按期偿还”，20%的为“大多不能按期偿还”。总体还款情况与上季度基本不变。因多数民间融资企业当前经营状况不佳，加上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成本承受力下降，且经营困境短期内不会改变，民间融资还款潜在风险有上升趋势。再因企业融资过桥资金所需居多，且辖区已有个别投融资公司出现不能按约支付民间融资本、息的情况，密切防范一旦资金链吃紧企业还贷风险和融资偿还风险加倍显现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二、当前A市民间借贷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具有独特的融资优势，诸如借贷方式简便、借贷条款约定比较灵活、民间借贷利率的高收益集聚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使资金需求者向社会寻求资金支持成为可能。但是，民间借贷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加以规范。

（一）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快速递增

随着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诉讼案件发案数量快速递增。民间借贷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借款合同多采用普通借条、口头协定的方式，借贷合同规范性不强，加之利息较高，还款压力较大，一旦借款人信用意识不够强，极易产生民间借贷纠纷。我们在A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抽取了2013年的26个民事裁判文书作为样本，发现26起民事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6起，占民事案件的23%。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诉讼案件所占民事案件的比重较大。

（二）易导致非法集资活动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出银行贷款利率2-3倍，有的甚至超出4倍。由于缺乏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范，高额的利息收入促使很多人假借融资之名，进行非法集资。由于非法集资的手续不规范，且涉及人员较多，金额较大，一旦不能到期偿付，容易引发突发性，极大地危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今年以来，A市陆续收到有关单位的情况报告，同时从舆情监测中了解到多则可疑信息，并就此开展了融资担保公司全面的风险排查和专项整治，目前正在处置“中盛投资”事件。

（三）外部监管难度加大

一是资金监测难度较大。民间借贷活动的当事人，如农户、个体工商户、企业、典当行和投资公司，一般都不愿意向外界透露民间借贷数量和方式。农户和个体工商户是不想透露自己的隐私，企业是怕影响和银行之间的信贷关系，典当行和投资公司则是为了逃避监管，从而导致监管部门难以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二是监管措施有待完善。调查显示，A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尚未出台涉及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与阳光化运作的规范性文件和重大措施，尚未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民间融资服务中心和及类似组织，因此，有关部门往往只能被动地处理违约事件，难以及时、有效地发现、控制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

关于民间融资，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加以规制。《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以及一些司法解释都有涉及，较为零散而不成体系。因此，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主体、资金来源、最高限额、利率、监管部门、法律责任等内容，使赋予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清晰界定合法活动的范围界限，使其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发展；同时，严厉打击非法融资和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证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有序引导民间资金“脱虚入实”

民间借贷风险的积聚，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拟经济的过渡膨胀。从长远来看，民间借贷“正能量”的有效释放，关键在于“脱虚入实”，在实体经济中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出台，相关行业和领域相继对民间资本放开了限制。建议下阶段人民银行加强与地方政府经济、金融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发展，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目前正在暴露风险的民间借贷资金转化为有益的产业资本。

（三）切实完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与民间借贷问题的交织重叠，导致了民间借贷风险的进一步加剧。负债率高的中小微企业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就很可能成为民间借贷的典型案例。因此，对于众多亟需资金支持的中小微企业而言，一方面坚持在信贷资源配置上继续给予适度倾斜，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其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直接融资业务发展，促进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的有效对接。

（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外部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