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范文
时间：2023-06-08 17: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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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 trac t: This paper has introduced the situation of research on the concep t culturalmarket" in China， and pointed out the differ ences in its categories， inherent character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is paper attemp ts to give a definition of constructive concep t "culturalmarket" in a specific classification， with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tific app roach，and suggest the research change from the" concep tualized" dialectical to the " operational" emp irical.
文化营销作为营销策略中的一种营销方式，已被广泛运用在具体的营销实践中。自文化营销概念提出至今，其概念的界定一直困扰着研究者，数百篇的相关文献在文化营销的类别归属、本质特征和文化内涵方面出现较大的分歧，未能统一认识。对文化营销概念作出更为科学的界定对深入探讨文化营销的功能作用、实施策略以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在对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营销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对文化营销概念界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综述，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方法，将文化营销确定为特殊类概念———构念(即研究者依据研究的需要所仔细建构或“发明”的一种概念) ，重新对文化营销构念作出了文义性定义，并建议对该课题的研究应从“概念化”逐步过渡到“操作化”，以便对文化营销作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更好地提高其实用性价值。
一、“文化营销”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文化营销”理论在国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中叶，伴随着品牌形象概念( Symbolism andlife Cycle)的诞生，美国学者利维( Sidney levy)首次提出文化因素在品牌形象塑造中具有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作用。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经典名著《营销管理》中进一步强调:“品牌能表达出六层意思: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使用者。”[ 1 ]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 R Smith)也在其市场细分理论中提及文化因素对市场细分的影响作用。杰罗姆·麦卡锡(McCarthy)于1960 年在其《基础营销》(BasicMarketing)一书中创建4Ps营销理论，再一次明确了文化因素在营销中的巨大作用。随后出现的买方行为理论将文化因素列为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之首。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企业文化研究热潮，推出一种崭新的理论观点，即把企业价值观作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并将其确定为影响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文化营销的思想在市场营销理论中已初露端倪。[ 2 ]然而，国外营销学界并未就文化营销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更未对文化营销这一新的营销现象作出理论上的建构，只是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跨文化的营销研究，阐述文化的区域性对营销的影响，尤其是区域性文化对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等营销组合的影响作用以及所应采取的相应策略。
(二)文化营销在国内的发展历程
市场营销理论于20世纪70 年代传入我国。国内各高校陆续开设了市场营销专业课程。随着教学与科研的推进，一大批营销学教材、论文及专著相继问世。由此，我国的营销学理论在借鉴西方营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市场营销实践，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
自张志华在《上海商业》1995年第4期上发表的《从商业营销到文化营销》中首次提出“文化营销”概念至今， [ 3 ]已有400余篇有关文化营销的论文问世。“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理论贡献奖”获得者王方华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营销学的研究。他与伏宝会、肖志兵于1998年合著出版的《文化营销》，标志着文化营销理论在我国市场营销领域真正确立。该书是第一部系统性研究文化营销的理论专著，作者主张在企业的营销理念中注入文化因素， 以更好地实现市场营销的个性化和差异化。[ 4 ] 2005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本存的《文化与市场营销》，进一步论述了文化与市场营销的关系。[ 5 ]同时，一批卓有成就的硕士、博士也对文化营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400余篇有关文化营销的论文及专著，从最初尝试性地提出“文化营销”这一概念，到进一步探讨文化营销的功能意义、文化营销策略及文化营销的应用性研究，这一过程的推进，使得文化营销的概念渐趋明晰，文化营销理论逐渐被建构，进一步充实并完善着市场营销学理论。
二、我国关于“文化营销”概念研究的现状
(一)对“文化营销”概念界定的代表性观点
国外营销学界虽然对文化与营销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尚未明确提出文化营销这一概念，更未对此进行专题研究。国内对此也没有较统一的界定。目前在国内营销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较具代表性并被人们引用较多的定义有如下几个:
1、文化营销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营销方式。1998年，王方华教授等提出“文化营销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的一种营销方式”。[ 6 ]
2、文化营销是“企业(组织)经营者通过对表层文化(文化载体) 、深层文化(文化规则)和核心层文化(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将文化的因素渗透到营销的整个过程中，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增强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市场交换的一种营销方式”。[ 7 ]
3、文化营销是一种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的营销方式。它是在营销活动中，企业运用文化造势，建立起一种新的产品———文化需求联系。从产品开发到商标命名、广告宣传等渗入浓郁的文化气息。让消费者在获得产品实体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更注重它们的情感性、审美性、象征性、符号性等文化价值。[ 8 ]
4、文化营销是一种协调营销活动中文化冲突的方式。它是“针对企业面临的目标市场的文化环境采取一系列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减少或防止营销与文化、异域文化的冲突，进而使营销活动适应和融合于当地文化的一种营销方式”。[ 9 ]
以上四种观点将文化营销概念归属同一类别，即营销策略中的一种营销方式，但在各自定义的界定项中对文化营销特征的述及却各有不同。第一种观点体现了时代性(“发现”) 、区域性(“甄别”) 、导向性(“培养”) 、独特性(“创造”)特征，但将文化单纯界定为核心价值观而忽略了文化与消费者、文化与产品、文化与营销的辩证关系。第二种观点涉及文化有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作用，但单纯地强调营销者的主观性，遗漏了文化的时代性、区域性特征，未能突出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与以盈利性顾客为核心的营销理念产生了冲突。第三、四种观点抓住了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的核心和协调文化冲突的特征，但定义显得单一而不够全面。
5、第二类观点认为文化营销是一种营销活动。“是指企业在市场营销中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和运用某种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念为手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一种战略性营销活动”。[ 10 ]将文化营销划入“营销活动”类别显得宽泛而不具体。定义中涉及文化营销的一些特征，但同样忽略了文化与产品的关系及对文化内涵的界定，有失偏颇。
6、第三类观点认为文化营销是企业文化的营销，是一种先进的营销理念。“核心是借助于塑造一种全体企业人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来推动企业营销的成功”。[ 11 ]该类观点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市场营销学角度来界定文化营销概念。
(二)对“文化营销”概念界定的主要分歧
对“文化营销”概念的已有定义可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将“文化营销”归入“营销方式”，在这一类别下又有不同的特征说明，如“构建核心价值观”、“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等;第二类是将“文化营销”归入“营销活动”，特征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和运用某种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念为手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 第三类是将“文化营销”归入“营销理念”，特征是“以文明取胜的竞争意识作为指导思想，以企业文化为传播手段来沟通消费者”。这些定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文化营销”概念的类别归属及其本质特征方面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文化营销”概念类别归属的分歧主要在于:“文化营销”在市场营销学的理论体系中究竟如何归类? 是一种营销理念，还是一种传播方式? 是一种营销活动，还是一种营销方式?
“文化营销”特征方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一是文化营销的“文化”含义，是指企业内部的价值观、道德、习俗、思维方式，还是指与外部消费者价值观、道德、习俗、思维方式等的沟通? 二是文化的作用问题。它是一种营销的工具手段，还是作为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价值构建活动? 三是文化营销作为一种营销方式，它仅仅是满足一种文化需求还是应具有更高的价值取向? 四是现已归纳出的特征，如时代性、区域性、导向性、独特性等几个方面是否已包含“文化营销”概念的全部属性? 等等。造成“文化营销”概念的认识分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营销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市场营销”的概念本身也处于不断地修订与完善之中;
二是“文化”概念尚无定论，分歧较大，有影响的“文化”定义就有200多个;三是“文化营销”与“营销文化”出现概念混淆，造成认识误区;四是“文化营销”在市场营销学理论体系中的归属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未能达成一致性的认识;五是“文化营销”的适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等。如果造成“文化营销”出现认识分歧的上述原因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要想对“文化营销”作出科学的定义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三)对“文化营销”构念的文义性定义
“文化营销”是一种社会现象，涉及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属社会及行为科学范畴，学科归属为管理学。社会及行为科学主要探讨个人或组织在社会或其它情境中所表现的行为及行为的结果，即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的行为及行为的结果为宗旨。根据社会及行为科学关于概念分类的理论，“文化营销”属于概念类别中的关系概念，反映着“文化”、“营销”及其属性之间的关系，也是科学研究者依据研究的需要所仔细建构或“发明”的一种概念，即构念( construct) 。每一个构念都是一个概念，但是一个概念却未必是一个构念。与概念相比，构念在科学研究中常常具有更大的用途和意义:
( 1)要能用做科学研究上的概念，构念的界定必须以能加以测量为原则。例如，研究者可用顾客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测验文化营销的功能作用。
(2)为了进行更有效的科学研究，人们往往将构念放入某种理论架构，以探索其与架构中其它构念的关系。[ 12 ] 如，研究者可以探索文化营销与销售业绩的关系，而得知前者是否为后者的决定因素。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用一个词来代表。语意学理论认为，定义是指有关所用之词的认知意义( cogni2tive meaning)解释，即对该词的用法解释。定义有很多种分类，如约定性定义( stipulated definition) 、真实性定义( real definition) ; [ 13 ]也有文义性定义( literary definition) 、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等。[ 14 ]科学的构念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文义性定义的特点是在定义中直接述及被界定项所指事物的性质或特征(有时可能是假想的) 。由此推断:现有关于文化营销概念的定义多属文义性定义，即直指文化营销的性质或特征。综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文化营销”的特征可归纳为时代性、区域性、导向性、独特性等几个方面。笔者认为，将“区域性”特征改为“对应性”特征更合适些。理由是:“对应性”特征既包含“区域性”特征(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存在文化需求差异) ，也包含层次性特征(相同区域的消费者同样存在文化需求的层次差异) ，这样更能体现现代营销理念所倡导的“顾客中心论”思想。
笔者认为，在对现有相关文献和具体案例的分析、理解和推断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理论，对“文化营销”构念可作如下文义性定义:是营销者(个人或组织)有意识地发现、甄别和培养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将相应的文化因素渗透至营销过程，以提升产品及服务的附加值，更好地实现市场交换的一种营销方式。
这个定义包含了前述四个本质特征:“发现”，体现了“时代性”特征，因为发现的对象就是当时代的消费者，其文化需求必然体现其时代性特征;“甄别”，体现了“对应性”特征，不同区域的顾客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需求，相同区域的消费者同样存在文化需求的层次差异，甄别其需求并采取相应的文化营销策略，就可避免细分市场时出现文化冲突与摩擦，从而正确确定相应的目标顾客;“培养”，体现了“导向性”特征，文化营销的导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用文化理念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二是对某种文化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的引导与培养，达到影响消费者文化消费观念，改变其消费行为以及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的目的;营销主体“个人或组织”，体现了“独特性”特征，营销者属多元变量概念，无论个人或组织在“有意识”地运用文化营销策略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分析、判断及实施行为，这些行为由于营销者的个体差异性必然会形成差异化的结果，具体体现为不同的企业文化品牌、产品文化特征所表现出的产品品牌等表征。
文义性定义将“文化营销”这一构念放入市场营销学的理论架构中，归入“市场营销策略”，其“种概念”属“营销方式”类别。企业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包含着下列四个互相联系的步骤:分析市场机会———选择目标市场———确定市场营销策略———市场营销活动管理。策略是用于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市场营销策略就是用于实现营销目标(即交换目标)的方案集合。这里的“集合”是一个复数，由多个单数构成，文化营销只是这个“集合”中的一种。其它诸如概念营销、服务营销、情感营销、教育营销等都应归入这个“集合”种概念之中。从营销的操作方式来看，营销早已不再是单一的传统营销方式，而是当代各种营销方式的高度融洽，如时下流行的网络营销、媒介营销、电话营销等。这些营销方式，作为企业一般都会与传统营销方式有机结合灵活地选择出最适合的营销方式。总之，文义性定义首先将“文化营销”确定为科学研究者依据研究的需要所仔细建构或“发明”的一种构念( construct) ，归入“营销方式”种概念，其表现为时代性、对应性、导向性、独特性特征。主要功能为增值作用，即通过文化因素的渗透来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以实现更好的营销目标。概念形成的理论基础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理论、现代营销之“顾客需求中心”理论，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促成了生产和营销过程中的文化渗透，使二者实现互动共融、各取所需、物我所欲的交换目标。
三、“文化营销”构念研究的发展趋势
迄今为止，对“文化营销”构念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是对“文化营销”的本质特征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文化营销”专题研究的成果丰富并完善着市场营销学理论，同时也说明“文化营销”这一社会现象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与研究。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对营销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学者们从众多具体的文化营销实践案例中归纳抽离出一些共同属性，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营销”这一科学构念，并定位在市场营销学的理论架构中。
“文化营销”这一社会现象萌芽于营销实践，在实际运用中被发现、总结并逐步归纳上升到理论研究领域。由于“文化营销”是一新兴的社会现象，从发现其功能作用、尝试性的运用到理论研究至今，只有短短10 余年时间。“文化营销”的理论研究可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尚需继续拓展和深入，尤其是“文化营销”的类别归属、本质特征、“文化”内涵等问题的研究应逐步取得一致认同。市场营销学属应用性学科。
在对应用性学科的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所处理的主要是实证性的概念。而一个概念是否为实证性者，视此概念是否具有操作性定义(opera2tional definition)而定。不同于文义性的定义，操作性定义在界定一个概念时，并不直接描述被界定项所指事项的性质或特征，而是根据可观察、可测量、可操作的特征来界定变量含义的方法。在实证性研究中，操作性定义尤为重要，用它来界定一个名词或概念的最大优点是具有明确而客观的标准，可避免不必要的歧义和争论，它是研究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前提。文化营销这一类概念不属于物体概念和事件概念，而是属于关系概念类别。这类关系概念的品质并不是可以快速被观察到的“事实”。更确切地说，如果要研究它们，就必须把它们变成可操作的项目，就是把它们变成具体的和可测量的形式。
所有的实证性研究都必须有测量，并且所有的测量都必须把一般的抽象概念变为具体的行为指标。“文化营销”属市场营销学这门应用性学科中的一个多元变量，对其概念的研究应从“概念化”逐步过渡到“操作化”，让文化营销来之于实践，上升到理论建构，再用建构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尽管操作性定义如此重要，但在科学研究中，文义性定义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当一新概念或变量出现时，文义性定义能起到帮助人们了解所研究的变量或事项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以便更好地明确其操作性定义的方向。因此，对于文化营销这种新概念，在目前的研究初始阶段采取文义性定义来探讨其本质特征是与实证性研究的要求相吻合的。
众所周知，概念是人类对一个复杂的过程或事物的理解，人们对于特定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即科学概念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无条件的，而是多方面的、有条件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发展的过程或是原有概念的内容逐步递加和累进，或是新旧概念的更替和变革。文化营销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补充的发展的概念。对于它的理解和认识也应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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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志华. 从商业营销到文化营销[ J ]. 上海商业， 1995(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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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论文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为内容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中央关于在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以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创新发展。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是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提出了用科学研究和方法代替纯粹的个人经验的科学管理原理，即通常所说的“泰罗制”，开创了管理理论研究的先河，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泰罗因此被人们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于是在其推行过程中，很快便暴露出了诸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紧张，工人抵触情绪严重等种种缺陷，最后其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行为科学所取代。
行为科学是通过把握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变化规律，来提高对其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及行为预测、引导、控制能力，及时协调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和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传统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相反，行为科学强调重视人这一因素的作用。它认识到一切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一切物的生产都要靠人去实现，一切组织目标都需要人创造。因而强调应当把管理的重点放在人及其行为的管理上。行为科学研究了人的各种各样不同层级的需要，提出必须针对人的需要和需要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激励和引导，由此间接达到对事和物的有效控制，从而实现管理的预期目标。行为科学在管理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口号，带来了管理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西方管理哲学的人本主义基础。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最著名的还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说是世界人口思想史上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种人口思想。这种争议和分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人口科学在人口管理理念上的真正跨越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行为科学和现代经济学影响下而产生的微观人口学。
微观人口学是以个人或家庭的人口行为为研究对象，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4年和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列宾斯坦分别发表了《经济一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人口增长》两本著作，首开从微观角度对家庭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作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先河，实际上是引用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家庭生育决策作经济学模拟。他将父母为生养孩子所花费的种种费用及为其牺牲的时间、机会等，都视为孩子的成本，而将孩子为父母带来的感情满足，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贡献等视为孩子效用，然后像对产品进行成本效用边际分析那样，以家庭模型，即父母对孩子取舍作模拟分析，从而建立了生育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和著名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成为最先进行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为人口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1960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发表《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一文，在吸收列宾斯坦有关微观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有关消费行为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考察孩子的边际家庭效用及其数量质量替代关系，创建了著名的“孩子数量质量替论”，贝克尔以新视角考察研究家庭收入和父母行为对生育子女数目的影响，阐释了家庭规模与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后来微观人口理论的研究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贝克尔本人也因其突出的研究成果，成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列宾斯坦和贝克尔的影响下，又有各种新的微观人口理论，包括“劳动一闲暇时间分配理论”、“家庭效益化和合理选择理论”等纷纷问世。微观人口经济分析，特别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分析在60年代兴盛一时。
微观人口学可被看作是从人口行为发生机制的角度来对人口管理科学进行的探索。它在人口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从技术上研究了人口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信息传导机制和博弈反应机制，而且在于它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将人口管理的目光从“国家”、“社会”的需要转移到“家庭”和“母亲”的需要，把人口管理科学放置到了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因而它是人口管理科学的一个巨大进步。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中国学者也对人口管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大量人口管理学研究成果以外，根据《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一书所作的检索，人口管理学的学科名称其实还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过建立人口管理学，抑或计划生育学的讨论，当时有几种主张：一是主张建立一门计划生育学。如史成礼、余亦之的论文《关于建立计划生育学之我见》就主张建立计划生育学。之后，在1984年，杨德清主编的《计划生育学》就出版了。二是主张建立人口管理学。如曹占泉的论文《对建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设想》中写道：“人口管理学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动态人口为对象，用计划的方法来组织管理人口的科学，人口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根据人口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通过国家确立的管理机构，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使人口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从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的实践活动中逐步总结和完善人口管理的具体内容，为国家管理人口提供科学论据。”三是主张建立人口生育管理学。如向洪、邓明主编的《人口管理实用辞典》中写道：“人口生育管理学是研究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及其方法的学科。人口目标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计划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信息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决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政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等，都是人口生育管理学应该研究的对象。通过这些研究，揭示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确立人口生育管理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人口生育管理学的研究体系。”除了上述三种主张以外，还有主张把学科定名为“计划生育组织与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
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角度看，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不应把人口管理狭隘地理解为人口计划实施，而应理解为包括对人口行为发生环境、发生机制、控制机制等内容的全部人口行为的干预活动。二是其学科定义，还普遍带有很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要用于指导我们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实现新的思维跨越。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的竹下让(Takeshita)教授曾经这样描述现代化的人口管理：生育动机(或生育意愿)取决于两种变量的权衡轻重：一是行为者的生育观，生育态度；一是行为者对群体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的感知以及对遵循这些规范的评价。如果前一变量起主要作用即主观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失范生育行为；反之，后一变量作用大即群体性社会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合理的生育行为即规范性生育行为。竹下让认为，人的生育行为就是主观生育观、生育态度，客观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两股力量在社会支持和自信心的影响下较量斗争的结果，这就是人们生育行为的内在动作过程。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竹下让的观点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的人本主义追求，而这恰恰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正在进行的实践。
新机制深刻理解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育需要，充分尊重群众的生育意愿，在追求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管理目标时，不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控制生育行为的做法，而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提供各种生殖卫生、医疗保健等“优质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同时辅以各种政策宣传，文化引导，在群众对社会生育规范和原则充分感知和评价认同基础上，将个体生育观、生育意向纳入群体社会生育规范之中。这完全符合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对人口行为的人本管理原则。
2．在政策内容上，新机制提出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不仅体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政原则，而且从人口管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正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将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的要求。所谓“依法管理”，是既要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同时要求这种约束必须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在充分尊重管理客体法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上，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措施将个体人口行为纳入社会制度规范之中，而绝不能以行政压迫和简单随意的方式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强制规范。所谓“村(居)民自治”，是既要注重村(居)民的组织角色，又注重其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充分肯定其自组织、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将对个人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转换到树立村(居)民整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上，通过共同价值的认同，实现村(居)民的自我约束。所谓“优质服务”，则是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人本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多考虑的是贯彻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要求，而较少考虑为生育群众的个体需要提供服务；在工作方式上，更多注重的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监控管理，而较少关注生育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都与执政为民的理政原则不符，也与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不符。“优质服务”就是要对此作出纠正。而“政策推动”则是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的基础上再辅以政策来发挥引导调控功能，从而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把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计划生育是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当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成为大家的共识，各部门从多个角度共同为生育群众提供服务，解决群众的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新机制就落到了实处，计划生育工作就进入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全新境界。
篇3
关键词：管理会计研究；功能至上；范式
中图分类号：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2-0042-07
围绕社会科学路径开展会计研究，在英国等国家的一些会计学会或组织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学者以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杂志为载体，表现出应用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倾向。本文依据对社会科学研究有重大影响的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作为分类的框架展开讨论，探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方法。
一、管理会计研究的基本类型
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类型是以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为主流，此外则是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国内主要的几种研究类型有：
1.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传统的管理会计按成本性态进行分类，区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并分别对成本性态下的成本结构重新进行计量，从而有了与完全成本法下收益计算不同的基于间接成本(变动成本法下)的收益计量。为了提高管理会计学科的精密性，20世纪60～70年代管理会计领域开始大量引入数学方法，并将数学模型应用于管理会计研究之中，尤其是运筹学的应用更为普遍，使这种计量结构的研究方法达到。国外一些代表性的管理会计教材中常用的计量基础有微积分、数学规划、矩阵代数、投入－产出模型等。尽管这种倾向在后续的研究中有所减弱，但以数学为基础的计量方法仍然占据一定的学术地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管理会计研究中，许多成果仍然是以计量方法的合理设定及其模型化为重要手段的，这类课题有预算管理、业绩评价、作业成本法(ABC)与平衡计分卡(BSC)的应用等。在预算管理中，将预算以科学、客观的设计理念为前提，强调预算编制的战略性，并通过零基预算、作业预算等加以改进，在预算设定的结构上合理借鉴超越预算的思想，进而达到完善传统预算管理的目的。如针对实务界直面的预算管理“计划不如变化快”的局限，学术界借助于计量模型的设计调整预算结构，提出了较为实用的有关预算基数的“真实诱导预算法”等方法。此外，适应制造过程间接费用增加这一现状的要求，借助于计量手段改进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是计量结构学派惯用的做法之一。如对作业成本法(ABC)进行增值与否的作业划分，调整作业的动因结构(如区分为结构性动因与执行性动因等)，并对不同情况下的作业成本采用不同的计量手段加以核算等。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路径，主要是指依据信息经济学、理论等新古典经济学开展的研究。多年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和管理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经济学、人理论、行为科学、相关成本真实信息体系的引入，使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一些管理会计假设发生了动摇。如“决策者获取的所有信息资料不需花费任何成本代价”、“决策者具有很强的分析和处理信息资料的能力”，以及“管理决策者是企业所有者或必须承担所有者经营目标”等。
管理会计研究中经常用到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市场的机制。市场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对各种产权和在产权界定下的人们提供各种行为，旨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并在各种规则下予以运行。当然，市场的作用主要还是依靠价格机制。(2)人的经济学假设。即仍然假定人是理性的，但同时认为，市场上的交易和其他经济行为已不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追求效用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即它是根据各种制度安排(约束)作出的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和偏好的选择过程。(3)交易成本。要理解市场上的交易是一个“过程”，就必须肯定并研究为达成交易所花费的时间、人力和其他资源，它们构成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权的界定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围绕竞争的市场，产权本身或内部结构会经常进行变更和重新安排，从而使人们在更低的交易成本环境下实现经济行为的便捷、高效，使经济得到逐步的增长(即资源可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
3.行为科学的路径，即应用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等路径展开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IT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深入，学术界深切地感受到：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及其最新成果去加强“物”的管理，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这就迫使人们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转向对“人”这个因素的研究。在当前加强企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的研究过程中，行为科学路径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会计道德为例，会计道德体系是会计行为的道德标准，不对会计行为作深入的研究，怎能建立起约束、引导会计行为的道德规范(毛伯林，2002)。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代就产生了《周易》著作，春秋战国时期更呈现出思想活跃和学术繁荣，在几千年文化遗产中，不乏“行为”研究方面的珍品。继承前人成果，开展管理会计创新研究是我国会计界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从管理会计内部来看，在责任会计的责任预算编制过程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求每一个责任中心都根据企业的总预算编制责任预算，即在编制预算时，让职工参与预算的编制过程。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员工的智慧为实现企业的目标服务；另一方面，还会使他们感受到企业的重视和信任，从而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不遗余力地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服务。
4.经验实证的路径，即对管理会计与组织相关的“微观层次的属性”，通过采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路径。自上个世纪末实证方法引入我国以来，该方法在会计学术界有逐渐形成研究主流之势。尽管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领域，然而，管理会计领域也有扩大运用这种方法的倾向。对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孰优孰劣，目前国内学术界尚存在争议。由于经验实证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资本市场，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历史比较短，因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其计量模型、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以及研究手段等在我国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样，将实证研究套用在实用性很强的管理会计研究中，面对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其数据的来源更是存在严重的问题，从而使这类研究的应用价值大打折扣。
以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因素检验法在ABC中的
应用为例，其目的在于开发成功应用ABC的可进行统计检验因素的理论方法，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试图对ABC应用中涉及的因素加以简化。因素研究法的问题之一是，对已经报告的过去信息采用因素检验研究，有时不会产生更多的新内容；另一个问题是，影响应用的有关因素的数量本质上可能是无限的，需要确立某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还有就是这些解释不能抓住因素与参与会计实践的人们的动机和愿望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影响了管理会计系统稳定性的确立和相应对策的制定。
此外，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中，以自然科学为特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是一种“功能至上”的研究类型，下面对这一范式进行分析。
二、功能至上的范式
管理会计必须对决策有用。“功能至上”是围绕整体优化思想，根据包含某一要素的整体所产生的贡献，以及对其内在规律的把握，从相互关联的理论或模式出发加以考察的研究路径。功能至上的范式，就是对每一研究对象采用预先准备好的“处理框架”，以普遍的、客观的尺度对其加以分析的行为过程，它主要从外部着眼，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可能会脱离企业面临的社会现象，难以体现人的行为主体作用。尽管许多学者致力于完善这种理论，但根本的缺陷仍然难以克服。譬如，虽然Burrell andMorgan(1979)针对构成功能至上范式的具体内容，从客观主义和社会系统理论加以了细化，但是脱离现实的现象依然存在。
1.客观主义。客观主义提出，可以将社会世界犹如自然世界那样加以处理，并将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采用类似于物理现象那样的操作方法加以客观的考察。对于人类活动，假定其是被外在的规则全面地加以规定或限制，研究只不过是对外部条件的一定反映。这种类型的研究方法有实验法、模拟法等。
事实上，客观主义仍然难以体现人类活动的规律，无法对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管理会计活动作出解释和预测。因此，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思维”方式相对应，人文、社会科学所采用的应该是“艺术思维”的研究方法。管理会计主要就是在这种艺术思维下形成的“经济文化”。文化的意义是历史赋予的，不同的时间跨度、不同的观者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象。今日的文化热点，明日或上高头讲章，或下茅厕沤粪，朝为中郎将，暮为田舍翁。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界。管理会计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通过客观主义的手段，采用诸如实验室的研究方法等观察管理会计对象是难以真正反映出管理会计的客观现实的。
2.社会系统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存在无视行为主体的情况，即它将社会看作是“机械”或者“生物”的模式化路径。在社会系统理论中，包含开放系统理论、控制论，以及我国应用的经验实证理论，这些都是为了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而构建的单纯“模型”。
三、管理会计研究的定位
在现有的管理会计研究范式中，由于产生的背景及各自国家或地区环境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均有自身的优缺点。认识这一点，并在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中明确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是管理会计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1.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诚然，它在推进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这门学科具有自身特色，且以更精密的特性融入到现代管理科学之中去。但是，在这种计量结构方法的运用中，也产生了一些片面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这种以计量结构为特征的方法研究过于偏好复杂数学方法及模型的应用，使管理会计的决策相关性减弱。现阶段的一些管理会计研究在定位上过于考虑它的精密性和成熟性，错误地认为只有建立在严密数学分析基础上的硬科学，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科学。
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则表现为片面强调管理会计的技术功能，并认为以计量为手段的管理会计技术与方法才是组织管理的“唯一最完善的方法”，这种思想也体现在管理会计教科书的编写之中。在一般的管理会计教材中普遍认为，即便在考虑了组织关联性的前提下，也能够依据这种计量结构对管理会计对象加以还原，如变动成本法的成本计算可以还原为完全成本法的成本核算。事实上，这种认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它没有对社会现象作出客观的分析，只是以特定环境下的会计问题代替复杂社会条件的会计现象，无法体现人类主体方面所具有的“客观主义”精神。计量结构与方法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不能片面地提升这种方法。换言之，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可以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数学只是自然科学的语言，而不是一切学科的语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发挥计量结构与方法研究在管理会计中的积极作用。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路径。在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派思想开展研究的国内文献中，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理论等展开研究，并由此产生出一批较为丰硕的成果。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管理会计研究，对于丰富管理会计学术，帮助企业管理当局制定方案，开展决策，尤其是对制定管理会计制度具有积极的贡献。从上个世纪管理会计的研究状况分析，尽管理论的应用在其中占据了极大份额，但在应用理论研究管理会计的现实问题时，往往缺乏合理性和应用的可行性。这种研究存在无视管理会计主体的现象，并且常常是“基于主体行为能够‘进行经济学变量的还原”’这一假定而开展的客观主义研究，如管理会计“人说”，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这样，按照人说的观点，权责划分是确定转移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若没有相应的激励制度配套，相关责任中心的经理们就不可能具有履行权责的动力。因此，欲使“人说”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发挥更大的贡献，必须结合社会现象，充分考虑管理会计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合理定位委托理论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此外，综合应用各种经济学方法，关注信息不对称及不确定性环境等因素，这是提高管理会计科学性的重要手段。
3.行为科学的路径。基于行为科学的研究促使管理会计产生了行为会计这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它对于构建会计道德体系，促进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行为科学作为针对“人”的研究，它有别于“物”的研究，在管理会计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有相当的难度，如基于社会心理学路径，普遍认为预算编制的“全员参与”与“员工的工作效率”具有正相关，而实际上，这种研究对象将预算编制过程中组织成员的“主体方面”给忽视了，即员工愿意参加吗?这种命题，从研究者角度讲是设定“假设”来处理的，即假定员工都愿意参与，这是以一般统计意义上的“客观主义”为思维前提的。
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职能是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而有用性实际上是说管理会计信息能够用来激励和影响人的行为。因此，现代管理会计的职能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职能，它将激励人的行
为力量贯穿于激励职能的全过程。重视“人的行为”方面，是现代管理会计的一个基本方向。
4.经验实证研究的路径。经验研究方法以研究者自己的经验或研究者观察到的经验以及别人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如档案数据资料)为依据，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归纳，或用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证据来验证已有的理论。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是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没区别，可以相互混用；二是实证研究包含经验研究；三是经验研究包含实证研究。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这种经验实证的研究路径也存在片面性，如企业预算目标是否成立，往往假定为由“组织的变量”来左右。这种研究使用独立变量与从属变量构成一种单纯的“模型”，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考虑不足。可以说，这是应用机械模式开展研究的一种“社会系统理论”。在这样的经验实证理论中，假定会计受到单纯的组织结构及环境所支配，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人类主体自主性的一面，把人类限定在规定的“结构”这一焦点之中，使这些研究不能够恰当地对会计与组织状态间的关系作出“理论说明”。
总之，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中，许多是属于“功能至上”的范式。并且，该范式研究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存在着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征，即将单纯的理论及模式、假设演绎的路径强行地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从而表现出“研究对象缺乏生命力的物质现象”，或者体现为“因非现实性而过于单纯化”等的倾向。此外，以传统的社会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说是以“结构”或“主体”的某一方面为重点的理论架构，“功能至上范式”的界限仅仅以“结构”为焦点，而对行为主体创造社会价值这一方面则被置之度外。
四、管理会计研究范式的变迁
通过对上述管理会计研究范式的探讨，我们感受到了“功能至上范式”的影响力，面对这种范式存在的种种不足，今后如何有效地应用社会科学的路径，并从哪些方面加以改进，这是管理会计研究范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一)基于IT技术，创新管理会计系统
全球性的激烈竞争，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外币汇率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要求管理会计系统提供相关成本的真实信息。一套完善的管理会计系统，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企业在经营上获得成功。然而，管理会计如果提供的是虚假的信息，管理者却信以为真，那可真是败事有余了。经营上的成败，取决于产品是否符合顾客的需要，以及生产和销售系统的工作是否卓有成效。
IT技术在生产控制系统中的应用，使生产业绩能迅速地用数字反映并记录在电脑之中，生产中的消耗数字也能够便捷地取得，成本控制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过去20多年的电脑革命使收集信息、计算成本的工作大大简化了，从而有可能设计并推行一套有效的管理会计系统。100年以前，在科学管理运动刚起动之时就产生了一种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将会在今天再现于那些有创见的经营人员和学术界研究人员的身上，他们担负起开发新理念的责任，并且将设计出与企业管理相关联的创新的管理会计系统。
(二)转变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以复杂的现实现象为研究对象。一直以来，人们应用各种不同的路径开展研究，将这些多样的社会科学范式加以比较，在以社会学为中心的学术研究领域，给会计界带来较大冲击的研究成果是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模式，他们依据图1中的二个坐标轴对社会科学的范式作出了分类，其中横轴表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是“整体的、总括的”路径，从中可以发现与社会相关的“普遍性法则”；主观主义则是“局部的、个别的”的路径，是社会原有状况的记述。纵轴表示“激进式变革”与“渐进式变革”，渐进式变革体现了“现状、稳定”特征，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为什么社会需要作为一种现实而加以维系；激进式变革将焦点集中在“变动”、“纠纷”、“矛盾”这些方面，它所关心的是将阻碍人们的各种结构予以解放，从而实现突变。
Burrell and Morgan(1979)依据这两大轴划分了四大范式，并且指出这些范式不可能同时实现。即通过这些范式相互替代、排它，获得各种研究形态，使各种不同的范式能够解释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本文在这一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借鉴英国等学者对会计研究分类的结果，提出五种范式，即功能至上、解释的路径、结构关联性理论、主体与结构的综合理论、激进的理论。下面，从其性质和其依据的路径对管理会计研究作一探讨。
1.功能至上。在图1中表现为渐进理论和客观主义相交的象限，依据所具有的普遍性法则来说明各种现象，作为方法论应用的是“假设演绎”法(演绎法)和“观察归纳”法(归纳法)。这种范式也具有自然科学的路径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也同样重要。
2.解释的路径。图1的渐进性变革与主观主义相交的象限是解释的路径，社会是行为者们作为媒介意义构成的象征世界，必须将会计现象通过行为者的观点，从行为者的立场传导给该场合中的人们，并借助于相互沟通等活动作出具体的分析，并由此得到相应的认识。它属于基于社会学的表征性活动、现象学中的社会学、民族及文化学等范式。该范式重视“主体”并指向“具体的、特殊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则使用“意思解释”。
该范式的研究没有使用功能至上那样的理论及模式，而是将研究对象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是科学活动之前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范式涉及会计学之类的社会现象领域，表现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情况。客观现实中，方法是帮助人们对这些现象作出正确思考、加深理解的手段，若没有科学活动之前的解释，直接采用某种技术或管理会计工具，这在管理会计应用中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这是因为，一些技术方法难以有效推行，其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变化而是伴随技术革新的人的变化，人们不拒绝技术变化而拒绝社会变化。为保障有益的、成功的会计系统变化，仅关注技术问题甚至一般的组织问题(如确保管理支持)是不够的。因此，这种范式表明，与前面看到的脱离现实的功能至上的研究相比，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
3.结构关联性。结构关联性是一种将某一现象与其他现象所具有的依存关系，通过其与现实的相关性进行考察的一种方法。所谓“结构”，即是一种“关系网络”，该范式的研究围绕会计的各种现象，可以看作是会计与社会背景在这种不可视的“结构”、关系的网络中的初次确立。并且，这种“结构”一旦崩溃，会计实践也会崩溃或者变迁。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
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
这种范式在重视“结构”这点上，虽类似于“功能至上”，但其侧重于记述，与“功能至上范式”中的经验实证理论似是而非。我国应用的经验实证理论被假定为“会计依据外在环境单方面的影响”而构建的一种“模型”，该路径是“将会计与其背景构成一种构造、形态的描述”。结构关联性理论对于时间经过的过程，与作为记述相比可能更侧重于结构，与所谓的历史研究相对立，也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传统的管理会计历史研究是以“会计应有姿态向前发展”这种假设为基础进行的突出编年史为中心的研究。作为该范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即由傅科提出的“考古学”、“系谱学”)，结合会计研究是一种以“变化是完全特定的内容，以及面向完全特殊的问题及特定课题解决”情况为前提的“非连续的历史观”。
4.主体与结构的综合理论。它是将重视“结构”的理论与重视前述的“主体”理论综合的路径，是一种以这种综合为导向的总括理论的框架。即在会计研究中应用结构性理论束缚会计主体行为结构的同时，依据主体的行为将会计作为媒体对结构再造这种现象进行能动的分析。Bums和Scapens认为，吉登斯的结构性理论虽然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但对解释变化的过程帮助不大，它没有与历史时期相结合，而他们所开发的框架能够弥补这些不足。Bums和Scapenst的框架是在对Barley和Tolbert(1997)所提出模型修改的基础上建立的，起于结构化理论。Barley和Tolbert研究了随时间推移行为和结构间的关系，并总结了一个描述制度化过程的框架，该框架借鉴了Goffman(1983)的工作，将“脚本(script)”的概念由Giddens的更抽象的概念“模式(modalities)”替代。Bums和Seapens认为它等同于结构理论中的规则和路径。规则与路径是不同的(见表1)，规则是对方法作形式上的规范，路径则是被实际使用着的方法，这是它们两者主要区别。
5.激进理论。激进理论是支持激进性变革的理论基础，它将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批判来应用，除了采用别的范式那样理解社会，还将“变革”作为一种目的。激进理论认为，人们的思考是社会的产物，当具有超越客观知识界限时，来自该时代的影响力必须要求其变革。因此，社会科学不像其他范式那样是“中立的、客观的”。并且认为，不应该像功能至上那样将“事实(经验法则)”与“价值判断(道德)”分离，对于社会应该采取“批判”的姿态。
在该范式中，“观念形态”这种概念成为一种分析框架。所谓“观念形态”，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具有的错误意识”、“社会作用及制度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有关会计研究或者会计观念形态的性质，若遭遇社会成员可能的错误意识，可以考虑从社会作用及制度合理化工具这一侧面展开分析，以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积极的变革。从这种范式来看，现有的“功能至上范式”是将学术认识以“法规确立的科学”的一元观来考察社会现状，试图促使现有的社会观念形态进行再造。这种激进性变革往往将管理会计对象理解为是受“技术支配力的扩张”影响，并且“从社会强制力中得到解放”，这种观点正受到来自实务界的强烈批判。换言之，基于功能至上的管理会计研究，与其说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不如说是受到经营管理上的观念形态的支配而展开的研究活动。
总之，上述管理会计研究中的五种社会科学范式各具特色，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研究主要集中在图1中的客观主义与渐进式变革的象限。我们并不否定功能至上研究范式的有用性，而是对过于倚重此研究提出善意的忠告。
篇4
（秦皇岛市抚宁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河北 抚宁 066300）
摘 要：管理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门艺术，随着科学经济的发展，管理学学派呈现出丛林式的发展趋势。如古典管理学学派、组织行为科学管理学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目标管理学派等等。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与挑战。本文将简要的介绍一下管理学的发展现状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探究其将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管理学；现状；问题；趋势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4-0089-02
收稿日期：2014-11-10
作者简介：陈海涛（1975-），男，河北抚宁人，党支部书记，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路经济。
一、管理学的研究现状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管理学现状概述
18世纪到19世纪末，是管理学产生的萌芽时期，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和劳动价值论，强调社会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巴贝奇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按照分工来支付工资，即劳动分工不同，支付的工资也不同，这些都是宏观层面上的管理的研究。在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了管理运动，形成了以泰罗的科学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开启了管理从微观角度来研究的热潮。当然，管理并没有放弃对系统、过程和社会关系等宏观方面的管理研究。古典管理理论至今都是管理学学习中的必修课，其对管理的主要过程以及管理的职能和管理所需技能进行研究，是第一次把管理纳入到科学领域进行研究。之后很多专家学者在其基础之上进行研究和拓展，使管理的丛林不断延伸，如之后的新古典管理理论、组织行为科学理论学派、决策学派、系统管理理论、管理科学学派、目标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等。无论管理理论有多少学派，其研究方法和工具差异有多大，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在管理实践中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为组织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一定的贡献。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对于组织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现代的管理学理论研究往往采用系统而综合的多层次研究方法。
在管理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关键因素，那便是“人”。传统的管理理论假设人是理性的，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事”和“物”上。当然，传统管理理论不是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像泰罗、吉尔布雷斯等人还是将人的平等、物质需求和价值纳入了研究的范畴。行为科学理论进一步将人的因素放在了首位，并融合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相关理论成果。提出了“复杂人”、“社会人”和“有限理性人”等假设，更加重视对人的情感、欲望和做事动机的研究。但并不是说，行为科学就是完美的，它对人的感情与社会方面过于强调，而忽视了理性、经济方面因素和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人的行为在组织中的评价，各学派各有说辞，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各家都接受的方案，但是在人的行为的本质方面，包括个人与组织、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关系上的研究，各管理学派基本上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从某种层次上说，各学派之间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其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这使学派主张分立的状况归于统一成为现实。
（二）我国管理学的现状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老子的无为而治时代、孔子的儒家思想时期。但把管理学真正的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系统的管理与研究，倒是解放后的事情。党的确立了社会经济建设的中心战略轨道，确认了管理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使更多的学者接触到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开启了国内研究国外先进管理科学的热潮。国家也将管理学列为了工程与技术科学的一个一级学科，并在其学科下设了11个二级学科和48个三级学科。国家还设立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基金，鼓励专家学者对管理的实践调研与理论发展研究，其中1995年12月《管理科学》调研报告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调研报告初步提出了管理科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也反映了我国管理学研究的现状。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不过几十年，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问题，有不少问题已解决，但目前还是有些突出表现出来的问题，值得现代的管理工作者和研究者思考和探究。突出表现出来的便是在我国高校，绝大多数管理研究者往往过多的注重对西方已有管理理论的研究，而忽视了其与中国现状的结合。很多高校学术工作者，迫于学术压力，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发表高级别的国际性杂志期刊上。很多学术工作者缺乏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对科学目的的正确理解，缺乏对情境因素的重视，不能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创出适用于中国发展的管理理论架构。另外，我国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凭借着自己的管理经验来管理企业，缺乏对管理理论素养的培养。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少国外留学者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引进国内，并运用到实践中，但他们过于按部就班，因而总是不能起到在国外一样的经验效果。对于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在吸取国外先进经验与理论的同时，更要开辟适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羊肠小道，否则一味的模仿，只会起到东施效颦的效果。
二、管理学的发展趋势探究
（一）管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其高度也在不断提高
管理是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现在各大高校都开设有管理学史，管理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运营管理、创新管理等特色鲜明的课程。管理学在高校和实际中的高度也在不断提高。管理科学呈现出理论化和哲学化的发展趋势。从管理的发展史可以观察到，管理是从管理实践活动发展到管理学，由管理学发展到管理学原理，再从管理学原理发展到管理哲学。管理学的理论化趋势，表现在对各类管理之共同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并对这些规律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与抽象。有不少学者指出，一个科学的发展，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哲学的高度，将哲学与管理融合，一般管理学才得以完整的确立。
（二）管理丛林进一步延伸
管理丛林的延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越进步其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特征与个体性特征就越明显。社会经济活动结构的不断变革，管理研究中涉及到的课题也越来越多，不少全新的问题摆在了研究工作者的面前。如知识经济、信息化的建设与管理，新型的组织结构演变、人力资本管理的创新等，目前不少高校开设创业管理、创新管理、星系管理、虚拟企业管理等课程。新兴的管理学分支将为管理丛林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另外，管理学已不是孤单的前行，管理学将与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经济学等学科紧密结合发展。管理学可以说是一门艺术性学科，其与不少其他学科有交叉，因此，其他相近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都对管理学科的发展有推进作用。将来的管理学在管理工具与方法上将更多地借鉴其他相近学科发展的成果。
（三）理论与实践将更加紧密的结合
无论管理学丛林多么纷繁复杂，其都是希望能从理论上找到管理实践的支撑依据。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将为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不少的研究对象，再加上管理活动的创新，新的管理学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丰富了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经验管理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提高管理工作效率、避免管理中失误的需求。更多的管理工作者将其管理工作置于管理学科理论的指导之下。而现实中丰富的管理研究案例将吸引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的兴趣。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吸引，极大的推动了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发展趋势。
三、结语
总之，管理学是一门不断与时俱进的学科，它不仅要有理论的更新，更重要的是，进化的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发挥其效用，能够为组织的管理做出一定的贡献。中国的管理学的发展在吸收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要根据我国国情，开创出适合我国组织发展的带有自己特色的管理理论，这才是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周三多.管理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5
关键词：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201-02
目前我国医学院校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引起了学术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文精神的缺失在传统的医学教育中体现为过分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以及医学科学理性的培养，忽视道德追求和价值判断，把医学生设置为对象化的客体，从而剥夺了其主体性。实现人文精神的归复无疑成为传统医学教育改革无法避开的话题，而在医学院校中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医学人文精神的复归无疑起到关键的作用；本人就人文社会科学在医学院校中的定位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高等教育担负着国民素质教育的重任
众所周知，高等学校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心，大学教育不仅仅传授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更需要传播科学精神、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社会对于大学的需求，除了经济的市场的需求外，还有更加广泛的文化精神需求、价值需求和理想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妄的消费时尚、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喧嚣躁动的物质欲望破坏了大学校园内纯洁的求知氛围，更使年轻学子们无暇静心阅读理解人类那些古老的智慧与思想。在此情形下，大学应以自己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文化品格对其加以引导提升，从而使大学所担负的传播科学文化、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理想的职责更具有一种特殊而广泛的现实意义。
高等学校要发挥自身的精神文化功能，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赋予大学教育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蕴涵。从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文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来看，一般都不会任由市场原则与赢利原则的自发力量来左右人文科学教育事业。这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总是会与市场、与社会物质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独立性，否则，将会对人文科学教育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政府和教育部门必须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研究给予专门的扶持与保护，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医学教育
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医学教育应该成为高等医学院校的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医学教育是基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一个理想引导。医学生接受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目的不是将来从事专业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也不是为了用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与工具，而是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培养自身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塑造完善的人格和健全的个性，通过人文素养的内化过程，学会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关爱与宽容，学会从一个更富有人性意义的层面上来理解医学的意义，学会承担自己的人生责任和社会责任，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一个厚实的文化精神底蕴，在未来的人生实践中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人生境界。医学生接受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在医学领域中重塑人文精神，医学人文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对生命及其人的存在的根本态度,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宗旨的彰显。医学领域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焦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医学领域中重塑人文精神以促使医生个体理性与价值的和谐统一,这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彰显医生个体“存在者之为存在者”[1]的意义,这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医生个体的“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积极扬弃,这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从而实现医生个体的本质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据研究，目前我国医学教育中对医学人文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方法单一，人文学科建设滞后,学科力量单薄，导致“医学生毕业后有良好的医学技能基础,却缺乏必要的人文素质和底蕴,反映在临床上即面对病人时,习惯单纯用生物医学的眼光和思维模式去审视疾病,对病人冷漠,对复杂状况无法应对,甚至出现医学生进入临床“变坏” 的现象,医患之间不信任情绪加深” [2]。因此，一个出色的医生不仅要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高尚的品质和素养，这种全面素质的培养呼唤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如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雷格里诺所说：“医学的人文学科教育，不仅仅只是教授一种绅士的品质，也不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教养，而是临床医生在制定谨慎和正确决策中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如同作为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一样。”
三、国内外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科学教育
基于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对于医疗从业者的重要性，国外医学院校都很重视在医学教育中开展对医学生的人文科学教育。通过开设医学人文教育课程、搭建医学人文素养实践平台等途径，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推进人文教育改革，强化了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196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首次开设了医学人文课程，到1995年美国几乎所有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课程，并得到了联邦基金支持。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则直接体现了美国医学院校中人文精神的复兴，“生命伦理学是当代美国医学人文思想的主要实践载体之一,它承袭了人文思想的核心,即对人的尊重、对人类价值的关爱。这种直面问题的学科态度,解决问题时的多学科的或跨学科的融合,俨然已经成为生命伦理学学科的本质属性之一” [3]。
近些年来，西方多个国家的医学院逐渐形成了以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优势为依托、围绕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医学人文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宗教、人类学、伦理学以及法律等人文课程，作为必修及选修课贯穿于临床前期及临床实践的整个教学过程中。美国的SanJuan Bauti sta医学院，通过教育改革把人文课程设置为一项长达四年的基础学科，课程设置中包括一系列与医学道德、公众健康、合法行医和医学历史等相关的内容，通过课堂传授、小组讨论、互动的讲座、案例分析、习作能力训练、阅读思考文献等方式，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大陆教育界围绕人文医学展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各医学院校也陆续兴起。来自医学史、自然辩证法、医学伦理学以及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研究人员，在承担传统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的同时，也开设了一些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1990年代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建设医学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性，各地分别召开过医学人文的学术研讨会，相关杂志也有呼吁和讨论医学人文的文章，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也开始关注医学人文的问题，研究医学人文教育的相关机构有了一定发展。这些举措表明国内对医学人文教育的建设有了一定共识。
2008年，我国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标准中明确规定课程计划中必须安排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伦理学课程，还要安排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标准》还专门注释：行为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通常包括心理学、社会医学、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卫生经济学、卫生法学、卫生事业管理等学科的内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通常包括文学艺术类、医学史等知识内容。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在教育理念上，没有完全认同人文科学应该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目标设定上，没有明确将人文素质列入其中；在教学体系设置上，相关学科分散在医学之外，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医学－人文学科体系、教材和课程设置等；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形成课程教学和第二课堂教育相得益彰的环境和架构；在教学评价体系中，缺乏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评价指标。
四、人文社会科学在医学院校的发展定位
医学院校应该把培养既有医学等专业技术知识又具有人文科学素养的全面人才作为追求的目标，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理解大学教育理念，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渗透到学校所有专业和学科的教学之中，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教育思想和教育过程中的互渗互补。毋庸讳言，目前我国医学院校过分倚重医学类学科、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倾向非常明显。由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存空间日渐闭塞，其存在合理性似乎已成为一个问题。时代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院校更加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但是，医学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竟其成，需要全校广大教师长期不懈的努力。本人认为探索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应当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识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如文艺、艺术、政治、经济方面的课程，作为学生的常识性基础；二是为医学生提供理解医学的复杂性和洞察病人个人体验的人文精神的实践养成。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哲医生所说的那样：“一位伟大的医生一定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以他高超的技艺和人格力量在救助病人于困厄，同时他也在职业生涯中吸取着、享受着无穷的快乐和幸福”。
参考文献:
[1]戈文鲁. 论医学领域中重塑人文精神的意义―――基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维度[J].医学与哲学，2010,（6）:22.
篇6
关键词：刑罚；幸福感；刑期；罚金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39-02
本文将关于人类幸福感的行为心理学研究中的新发现应用于法律领域里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当一个国家决定如何惩罚犯罪人时，至少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所施加的惩罚会产生多大程度的痛。现行的刑罚体系主要通过调整罚金的数额及刑期的长度来达到罪刑相适应，但是关于人们适应性的新发现动摇了现行体系所依赖的根基。尤其是，人们很好地适应了财富减少的消极变化，甚至适应了监狱生活的许多特点，而相反地，不能适应出监狱后的生活，比如失业，疾病，社会关系的丧失。其结果是，调整罚金的数额或者刑期的长度不能相应地改变刑罚所施加的痛苦程度。
一、惩罚的合理限度
对犯罪分子施加惩罚意味着施加痛苦，但对所施加痛苦的类型及程度应该有个合法性的限度，因此有必要了解受到刑罚处罚的人实际上遭受的痛苦。在多大程度上罚金及监禁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答案看上去可能是明显的，但是正如我们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所表示的，最近行为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证明是相反的。实证研究显示货币罚款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很小，金钱的减少最初会使人们的幸福感减少，但是这种状况很快会反弹。即使是很大笔的罚款也可能只对罚款人的幸福感产生很小的影响，因为人们很容易适应新的财务状况。人们的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罚款的惩罚性效果。
监禁对幸福感的影响更为复杂。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人们适应了监狱中的生活。一开始进入监狱时幸福感下降并保持低谷状态，但是当他们适应新环境时，这种感觉开始上升。另一种情况，事实上监禁刑的任何阶段，不管多短的刑期，其结果都会影响犯罪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抵制适应监狱的生活，甚至是在被释放之后。服刑人员经常遭到配偶或者朋友的离弃，很难找到工作，也可能在服刑期间感染不可治愈的疾病。因此，服刑的时间本身可能并不是很难以忍受的，但是服刑期间产生的影响却可能是无期限的存在着并减少了他们的幸福感。
这些结论区别于根据刑罚政策及哲学思想所推断出的刑罚的普遍效果。所有关于惩罚的解释都关注比例性原则：越严重的犯罪惩罚越重，或者是为了达到更大的威慑力的目的，或者是报复犯罪人的不法行为，或者传达社会的谴责，或者是几种目的的结合。但是，由于人们对各种困难环境的不同的适应能力，现行的刑罚政策的迟钝性导致不能达到罪刑相适应的目的。
调整罚金的数量或者刑期的长短不能相应的调整刑罚给犯罪人带来的痛苦。犯罪人使自己适应在监狱中生活或者愿意支付更多的罚款。出现的结果是，数量不同的罚金仅仅给犯罪人带来短暂的伤害。另一方面，监禁刑的刑期不论长短，如果引起了失业，疾病，社会关系的脱离，都会产生大的持续性的伤害。但是较长刑期和较短刑期所带来的痛苦的差别比推断的更小，服刑的开始会产生很严重的伤害，服刑后遭受持续的伤害。这些事实使得，在既有的刑罚结构里，更难准确把握罪刑相适应原则。犯罪人不同的适应性除了破坏了比例性刑罚的原则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影响。削弱了罚金刑产生的痛苦但没有削弱罚金刑防止犯罪的能力，因为试图犯罪的人会错误地认为较大数额的罚金会从实质上降低其生活的幸福感。监禁刑也同样，但是这种现象产生相反的目的，出现的事实是犯罪人服刑后的生活比许多理论学家，立法者们预想的更差。在刑罚体系的设计上，学者们和政策的制定者们需要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刑罚机制应该反应刑罚的实效。这对功利主义和报应主义都适用。
二、犯罪人主观上对刑罚的感知程度
刑事惩罚的所有主要理论应该与犯罪人在主观上对惩罚的感知相关。然而，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人们对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刑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尤其是最近的几年里，许多跨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评估刑罚带来的主观痛苦的新方法，包括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
这项关于刑罚的主观感受的研究是社会科学致力于研究人们主观幸福感的衡量和决定因素中的一部分。出于这样一种信仰，个人自我报告是最好地幸福测量方法，快乐心理学或者享乐论是行为科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发现与刑罚的研究密切相关：（1）许多生活中的事件，积极地或者消极地，很少对个人的幸福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人们很快地适应了生活。（2）人们没有意识到或者不记得他们自己如何快速地适应，因此过低地预测了未来事件会带来的快乐影响。研究已经发现，不管人们经历多大程度的消极影响后，起初幸福感会下降，但是很快会回升（至少到有意义的程度），从种消极影响小到包括得知自己在某个测试中得分很低，大到包括变成瘫痪。
本部分探寻证明犯罪人对两种形式的刑罚：罚金及监禁刑，心理适应的证据。
A．对监禁刑的适应。在美国，罚金刑经常被作为对犯罪的惩罚，但是监禁刑还是最主要的刑罚，了解监禁刑对犯罪人的影响是关键的。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犯罪人对监禁刑的反应始于20世纪50年代，克莱默的监狱化理论，预言经过服刑的这段期间，犯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会逐渐衰退。然而，最近这些研究成果受到了挑战，有证据证明犯罪人很快适应了监狱的生活。与其他领域得出的适应性证据一致，监禁刑在犯罪人入狱时似乎会导致心理上的悲痛，但是随着刑期的推进，心理就会随之好转。
早期横向研究比较了被判长期徒刑的犯罪人在服刑一年之后与服刑十年之后的不同。刚服刑一年的犯罪人明显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焦虑，沮丧，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失调。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被判长期监禁刑的犯罪人来说，服刑的早期阶段压力特别大，因为他们必须完成从以前的生活向监狱生活的转变。没有证据证明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的心理会恶化，相反地，服刑越久越适应监狱地生活。监禁刑的痛苦是短暂的，随着刑期的推近，这种痛苦会逐渐削弱。
B．监狱生活对幸福健康的长期影响。监狱生活给犯罪人带来的痛苦可能比预测的少，因为犯罪人适应了监狱生活的一些特征。相反地，任何长度的刑期给犯罪人带来的痛苦可能比预测的更严重，因为监狱生活给出狱后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难以适应的。已经有研究证明任何长度的监禁刑都会产生类似的情况：出狱后将会遭遇各种类型的伤害包括健康问题，经济问题，及社会关系的丧失等负面的结果，这些尤其使他们很难适应。
直到最近，人们还广泛地认为监禁刑对出狱后的犯人的健康，职业及家庭不会产生直接地因果关系影响。任何认为监禁与健康及工作等有相互关系的想法都是选择性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监狱里的人或多或少地本来就存在着身体健康问题或者职业机会问题。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者们将用来研究幸福感的相同的纵向调查方法来追踪犯罪人在入狱前后的变化，从而将在监狱服刑这段期间的影响分离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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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说：“今天已无须证明，在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概念中，对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没有哪一个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会科学门类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范畴之广泛，为各社会学科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在人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日益发展，各种基于文化的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区思想、习俗、制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对不同学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文化是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探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涉及生计、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特别是涉及知识、思想、信仰、态度、行为和精神文化的关系。
2.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采用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因此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拥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文化人类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亲身融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在饮食、交流、娱乐等日常行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
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是通过发掘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对远古人类文化进行研究[4]。考古人类学家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把文化遗迹进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关注的重点，而并非简单的对远古社会进行描述或者分类。语言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语言的结构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的沟通系统进行研究；此外，不同语言是如何演化发展、如何分布；语言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年龄、性别、族群本质及社会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信仰与价值观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什么影响等都受到关注。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从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学主要研究现存文化的种类及其演化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是民族学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达到对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进行描述和记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须相互结合。
（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进入心理学家的视野，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文化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文化进化和发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进化程度或不同等级，这也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客观的，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
2.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既有实证方法，也有解释学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5-6]。
（1）主位与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员的行为[7]。主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者亲身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体会他们的习俗、观念，这强调了调查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调查对象更生动、更富有意义，使得研究更为客观。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与对象的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方法强调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概念、捕获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整理分类，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做假设检验，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对心理及行为特征变量的影响[8]。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个心理变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变量得分。跨文化验证研究虽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应用广泛，但此研究对于考察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出的心理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适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测量变量差异产生的原因变量。“文化”在通常意义下被认为是非具体化变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将以某些更具体化的变量的形式出现，以便于能在统计意义上解释文化差异的程度。这些更具体的变量被称作背景变量，背景变量的统计差异就解释了文化差异，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得到解释，研究将会不断引入新的背景变量。
（4）生态学水平研究。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态学水平研究将假设检验研究的分析单元从个体被试转向了国家，文化得分则是个体被试的得分总和或均值。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生态水平研究反映的是总体水平的关系，而并不反映个体水平的关系。
（5）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研究指研究者从客位角度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特性进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观察与实地工作，可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与所研究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获得该文化群体的习俗、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并将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另一种文化进行对比。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文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文学、文化性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9]。
2.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传播学主要分为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别在于传播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欧洲的批判学派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坚持人文主义，而美国经验学派更倾向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着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者则更愿意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性的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主要分两类：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个体访谈、集体访谈、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中的具体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上运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琼林认为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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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保佑等认为信息社会学虽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但因其更多地涉及社会学的内容，又主要以信息与社会的关系相互相影响为研究对象，所以在学科的大类划分中，信息社会学应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6]。谢俊贵认为信息社会学是一门信息时代的社会学，它是对工业时代社会学的一种全面超越和整体发展。尽管信息学知识是信息社会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内容，但信息社会学的母体学科应当是社会学[5]。符福峘认为信息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是在已有分支学科的基础上，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是信息科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的交汇点，属于社会学科体系，信息社会学属于应用社会学的范畴[7]。魏秋玲则认为从目前科学的多元整合趋势来看，信息社会学可归属信息科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范畴。信息社会学是工业时代社会学向信息时代社会学转变的前导，信息社会学承担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不管”地带的大量课题[8]。信息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已经较为明确，虽然这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但众多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其还是应该归属于社会学的范畴。
2关于研究意义
谢俊贵认为信息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只是研究某种关系、某种特征，还需要研究信息社会的社会规划、社会规范和社会管理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研究，信息社会学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而只能成为一项课题或一个问题[5]。胡昌平[3]认为信息社会学的研究必将丰富信息、情报科学的研究内容，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正作用于社会学及信息、情报科学领域；从发展观点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成果本身的价值。赵保佑等人则认为研究情报社会学的理论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则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二则为情报学研究的深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情报社会学的实践意义表现在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面，对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研究情报社会学的教育意义在于情报是一种重要的智力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6]。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信息学角度来进行信息社会学的研究，对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对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近况的了解和研究，也不难发现一些诸如在研究方面更注重理论而轻实践、内容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等问题。这些都是信息社会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信息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1信息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1.1信息社会学的发展速度加快
网络环境下，信息向社会的传播是全方位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已连接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府以至私人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以公布、获取和传播信息，网上信息资源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信息社会化的理论研究将得到普及，社会信息意识普遍提高，从而把信息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推动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且这一浪潮还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3.1.2信息社会学理论体系走向完善和成熟
信息社会的实质是高新技术社会，它的发展和成熟需要各个领域高新技术的协同支持。因此，信息技术革命将把全球高新技术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引发一场巨大的产业革命，有力地推动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目前信息社会学正在总结社会信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不断升华为理性认识，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
3.1.3信息社会学研究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科学研究取得成效的基本方式。信息社会学理论作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网络化环境下，信息社会实践正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从而确保信息社会实践的科学性和方向性，不断地推进信息社会学理论向着更加完善、系统和成熟的方向迈进，为人类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3.2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进展
3.2.1研究主体趋于成熟
目前，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存在着研究主体成分单一、结构松散、兴趣不够专一等缺憾。这些情况明显制约着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在下一阶段必将受到我国信息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信息社会学研究主体在多方面推力的作用下，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并具有研究主体成分齐备化、研究主体单位组织化、研究主体成员逐步专业化等特点。
3.2.2研究内容趋于深化
尽管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取得了重要发展，但目前的研究内容仍不够深入，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信息社会学尚处于初建阶段，且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对象尚不成熟。下一阶段，我国信息社会学必将其研究内容的深化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深化和务实研究将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经过10多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信息社会学研究已经有了深化发展的可能，务实性、具体性、实用性的研究将迅速增多。
3.2.3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
通过分析过去10多年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实践发现，信息社会学研究方法不无缺憾。这些缺憾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者多，实地研究者少；定性研究者多，定量研究者少；主观理解者多，客观解释者少。这些缺憾必然严重影响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下一阶段必将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届时，各种信息社会学基本方法将结合使用。
3.2.4研究进展趋于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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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金融学科建设；“大金融”战略；学科团队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5-0062-03
一、“大金融”战略对金融学科建设的新要求
金融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金融人才，因此金融学科建设要在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服务经济发展，顺应市场需求，不断调整金融学科定位，优化教学资源，并把金融学科建设与学校整体建设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金融学科建设之路。
（一）“大金融”战略对金融学科定位的新认识
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学科对于研究范围与研究重点的定位都有所不同。
传统的金融学科以“货币经济学”为其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货币理论、利率理论、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等。金融学教育采取“经济学院模式”，培养的学生多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研究，体现出金融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20世纪70年代，以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极大地促进了微观金融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技术方法研究微观金融问题， 金融学逐渐数学化、 模型化和微观化。金融学科的研究对象转向金融市场，研究内容包括金融工具及其创新、风险度量和管理等。金融学与管理学相融合的“商学院”模式培养出的人才多从事市场化的金融应用工作。
然而， 将金融学科划分为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并无益于金融学科的发展，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就暴露了这种两分法的弊端。 要准确理解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寻找可行的治理与防范措施，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具备“大金融”意识，不仅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市场等在内的微观金融学知识，也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思考金融危机的本质。“大金融”概念， 最早是由我国知名金融学家黄达先生于本世纪初提出的（黄达，2003），主张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有机结合，这一概念经陈雨露等的秉承和创新 [2-5] ，如今已非常清晰。所谓“大金融”，具有三方面的基本内涵： 一是在金融学理论上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整合， 二是在金融理念上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 三是在金融实践上强调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这一概念体现出现代金融是一个高度复杂、高度综合、高度开放的系统，同时也使金融学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数学、信息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交融而呈现出“学科群”特征，金融学科建设需要有“大金融”意识和“大金融”战略 [2] 。
（二）“大金融”战略对金融学科建设的新要求
“大金融”战略对金融学科建设提出了以下四点新要求：
1. 高校金融学科建设要契合自身办学目标。“大金融”战略固然给金融学科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求金融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用立意高远的战略眼光，对其进行准确定位，但切忌求大求全，金融学科建设的定位须与自身办学目标相一致。首先应明确办学目标，考虑是把自身定位为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还是定位为富有地区、行业特色的学校。其次要确定学科性质的定位，财经类、师范类、综合类或其他性质的院校，在学科建设目标、方向和重点上都会有所不同。最后需确立人才培养目标，本科、硕士、博士各层次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需要不同的金融学科建设方案来支持。
2. 以建设金融优势特色学科为目标，优化课程体系。首先，课程设置中必须强化专业主干课程，突出一组高质量的统帅课程，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可依据自身优势特色、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设置富有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以自身的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出优势特色学科。其次，在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上，要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对金融学科发展的需求，积极开发反映学科发展的新课程，探索以能力培养为主的教学方法，通过研究型、反思性、合作性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质疑、交流、对话与合作。最后，应特别注重加强金融实践教学。注意产学研结合，吸收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通过举办金融情景教学、金融学沙龙等学术型社团，活化学生的金融理论知识；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和实习实训活动，拓宽实践教学渠道。
3. 加强科学研究和学科队伍建设。一方面，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是否有优势、有特色的重要衡量标志。“大金融”战略下的金融学科建设，应坚持金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全面发展，高校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竞争条件，建立高效的科研管理机制，努力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学术自由发展和教学相长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加强学科梯队建设是提高科研水平的关键。需根据金融学科的建设需要，建立一支以学科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及科研能力强、结构合理的学科队伍。
4. 认识现代金融学科的“学科群”特征，重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整合，发掘金融学科建设新亮点。现代金融的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性，例如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需要从金融活动的视角研究法律问题，或者以法律的方式考察金融问题；又如行为金融学将心理学、 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纳入金融投资行为分析； 再如计算机技术推动金融朝着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金融学科建设必须顺应“大金融”的发展趋势，高校应在学科交叉和空白地带挖掘金融学科建设的新亮点。
二、金融学科建设现状与未来着力点：以河北金融学院为例
河北金融学院金融学科始建于1952年，拥有60 多年的办学历史， 在河北省同类学科中始终处于教学、科研、金融服务地方经济的领先地位，现为河北省重点学科、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该学科在建设过程中秉持的目标是： 以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心，充分发挥金融学科建设的牵引和辐射作用，为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在国内、 外金融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合作方面形成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金融学科建设现状
在上述建设目标的指导下， 河北金融学院积极加强金融学科师资队伍建设， 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努力提高办学层次，促进对外交流与合作， 在学科方向凝练、 科研平台构筑、 专业人才培养和国内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学科团队不断凝练研究方向， 紧紧围绕农村金融、金融创新、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开展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员取得了一定的原始数据资料和一些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丰富了金融学科的内涵，推动了金融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为促进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学科团队主要采取的措施有：（1）鼓励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提高其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2）完善科研项目配套制度和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大力支持建设成效显著的研究方向；（3）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邀请国内外有名望的专家、教授来校进行学术交流， 积极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有关学术会议；（4）组建农村金融科研基础团队， 营造良好的科研学术环境。
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各专业逐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紧紧围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面向行业需要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团队教师大力开展教学改革，完成多项教改课题。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专业学生在河北省、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新创业、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英语演讲比赛、数学建模等各项赛事中均有奖项斩获。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在金融系统内的就业率达70%以上。此外，金融学科为河北省金融系统员工提供业务培训近万人次，发挥了为地方金融服务的功能。
学校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了长期合作关系，并且与部分国外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不仅建立了稳固的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探索与行业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同时还能及时掌握国内外金融业实务及发展动态、学科前沿，促进了学科科研工作的快速发展。
虽然该校在金融学科建设中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大金融”战略指导下，学科方向需要进一步凝练；二是学科带头人和高层次创新团队人才缺乏，学科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三是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进一步改革教学和人才培养方式；四是学科团队的学术水平及科研能力有待提升。
（二）金融学科建设的着力点
1. 凝练学科方向。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需进一步梳理、凝练学科研究方向，明确各研究方向建设目标和措施，使学科建设规划更趋合理。在保证专业课程体系完整性的基础上，把专业教育和特色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现有的“金融+X”多专业交叉与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形成金融经济学、金融统计与数量分析、金融会计与审计、金融营销、金融信息与计算科学、金融英语、金融法等一批具有金融特色的新领域和生长点。
2. 加快学科团队建设。 现代学科发展越来越显现出交叉、融合、综合性特征，不同学科学者之间需要合作、协作，共同完成一项科研工作，特别在应用研究领域。科研成果是团队合作的综合产物，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科研队伍建设要统筹规划，进一步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和中青年教师培养力度，通过培养与引进相结合，以特色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以项目研究为纽带，建设一支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中坚力量的研究团队。
3. 改革教学与人才培养方式。一方面，优化课程设置， 构建宏微观并举、 理论和应用并重的课程体系。学校可根据教学需要和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优势，设计并开设一些紧扣金融学前沿或富有地方、 行业特色的选修课。 （1）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开设课程，如网络金融等课程；（2）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设能够发挥学校属地优势的课程，如“京津冀地区循环经济融资方式专题”、“地方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等，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并加深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与理解， 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另一方面， 加强与金融行业的友好合作，深入开展人才培养调研及各种实践活动，不断优化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适应AFP、CFP职业能力要求的，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4. 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增强服务社会能力。首先，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如加强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提高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建立院系二级科研管理体制，降低管理重心，整合科研资源。其次，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为科学研究工作创造良好条件。继续推动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 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信息服务平台等科研平台建设， 努力申报省级研究基地和研究团队。最后，建立行校合作的产学研长效机制。 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因此，通过科研项目实现与行业需求对接， 不仅能够实现行校双方资源共享， 而且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做到真正与实践接轨， 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陈长民. 对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的几点认识[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3）.
[2]陈雨露. 中国需要“大金融”战略[N]. 环球时报，2013-05-25.
[3]陈雨露. 走向核心国家：中国大金融战略与发展路径[R]. 2013-05-25.
[4]陈雨露. 大金融战略的内涵和实践路径[J]. 中国金融，2013（12）.
[5]陈雨露，马勇. 大金融论纲——一个全球性的命题[J]. 环球财经，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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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多种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一门统一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其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要把个的和社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的探讨整合起来的呼呈，建立整合的科学大一统的整合社会心理学。人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多种学科之间形成的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社会行为心理学的提出和构建妆衰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势在必行，总的设想是将社会行为的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整合起来，从丰富多彩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切入，着力研究聚群行为心理的优化整合。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G.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W.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