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的监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私募基金的监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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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募基金监管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尚处初级阶段，私募基金本身的发展具有较强中国特色，并使监管工作面临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与中国其他的融资方式自上而下的变革不同，中国私募基金却完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 目前我国的私募基金是市场各参与主体博弈后，最大限度符合各方利益的结果。然而，除开市场化的因素，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的私募基金仍然需要更多的法律支持和政府监管：比如，需要对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完全确立，在证券法中给私募基金留下空间等等。

在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具体国情下，市场监管当局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也面临着种种挑战私募基金作为投资基金的一种运作方式，其相关利益人关系确定从本质来说是一种信托制度安排，是投资信托行为。私募基金涉及到各种主体的切身利益，要对其进行规范。银行、证券公司、私募基金投资人和中小投资者有着极不相同的要求。除此之外，现有信托投资公司的代客理财业务，基金管理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保险公司投资连结保险业务，尚待研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国家计委的产业和创业投资业务，按业务性质分基本上都属于信托范畴，但却分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负责，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政策信号不统一的问题。此外，这些不同主体对私募基金的立法要求，既有利益冲突，也有立法和执法上的技术困难，需要理论界、政府、社会各界共同提高认识，去加以解决。而在法律制定之后，在涉及各自的部门利益时出现容易相互矛盾的监管措施，并容易出现监管重复或监管真空。

国外可供借鉴的相关法律较少 纵观国外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一部成文的专门针对基金的法律，更不用说专门的私募基金法律。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只是存在于其它法律法规中的有限的几个补充条例，而规范私募基金运作的法律有一个系列，按照这些法律执行基金监管也有多个政府主管机构。在国外，私募基金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很难由单个的政府部门完成全面的监管，也很难用单个的法律对之作出全面的规定。因此，我国想借鉴国外的现成的监管立法的可行性并不高。

我国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国外的经验借鉴只能起到有限的外部推动作用，而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监管而言，真正的困难还在于我国各种相关的法律存在缺陷并且缺乏一个完整的、社会性的个人信用档案制度。建立符合基金监管要求的个人信用档案制度，需要规定个人所得必须全部如实申报，并且全部记入个人的信用历史档案；会计法和公司法对会计标准和公司责任作出严格具体的定义和规定，对作假行为严厉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等等。这些法律规范的实现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系列法律的全面修订，并会牵扯到很多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有可能导致在一时间内难以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

从长远监管的角度来讲，制定《投资基金法》对私募基金进行监管，使其走向合法化和制度化，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全面修订，促进诸多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其真正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我国私募基金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靠新生事物的成长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因此不能扼杀私募基金的存在；但对于其不良倾向也要及时加以阻止，以保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法制建设应受到高度重视，存在的困难也应想办法逐步加以解决。

完善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的

基本原则

通常而言，一项规则的取舍或制度的演进，均应有其合理的解释和基本的出发点。通过上文对我国私募基金面临监管困难的论述，未来对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当明确以下基本原则。

监管的正当性与适度性原则 一方面，监管法规应当依信托法构建，不违犯法律规定的私募基金理应受到监管机构的承认。另一方面，在监管过程中，应当尊重私募基金合约的效力，出台私募基金的相关规范对其进行风险指引，同时保持开放性，使得监管政策完全吸收市场参与者自发创新中的合理因子，从而使监管框架更加市场化。

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原则 私募基金监管的核心是注册豁免，注册豁免无疑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融资便利。注册豁免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基于私募基金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募集等特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私募基金产生伊始便是以效率为先的，只有追求效率，才能保证投资者可能获得的利益不被无谓浪费；同时，还需通过反欺诈条款以及间接监管等措施以求公平。

循序渐进原则 从目前看，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并不成熟，理论界对它的认识也不统一，而相关的实践也还在试点阶段，在这一阶段，监管的推进还需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必须在统一监管理念的基础上，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一边规范一边发展。随着私募基金逐渐规范地发展和壮大、管理层经验不断积累，国家出台相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也就水到渠成了，这也有利于为以后不确定的新型产品的法律适用提供确定预期，从而为投资衍生性金融产品保驾护航。

区别监管原则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对私募基金的监管要求与公募基金应当区别对待。对公募基金一般采取行政、法律、经济三种手段对其市场准入、运作的具体方式、信息披露等内容进行监管。而私募基金主要受信托契约或公司章程等内在规则的约束，政府监管是为了使内在机制能够发挥其应起的作用，促进内在规则能更好的实施。为了对私募基金进行更有效的监管，有必要将私募基金的监管与公募基金的监管区别开来，实施更适合私募基金的监管形式。

推进我国私募基金的行业自律

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私募基金由于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信息披露的不公开性等特点，严格的行业自律对私募基金的发展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的自律性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自律是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现状看，一方面私募基金快速兴起，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私募基金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另一方面，适用于私募基金的法制及监管却相对落后。在这种环境下，私募基金行业自律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私募基金的市场认可度。现阶段强调私募基金的自律，有利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规范、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运行，有利于优化市场环境，为社会公众资金开拓新的理财渠道，最终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

从相关行业的发展经验看，行业自律可以提高产品服务质量、维护企业平等权益、约束企业的非理性和盲目性等，进而促进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私募基金有一定的外部性，如果做得不太好会影响公众的利益，将会影响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这就对私募基金的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律是监管的有效补充 从国外经验来看，私募基金监管主要采取的是行业自律的形式，基金的发起和运作由《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规约束。但在我国当前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明确监管部门，对于促进行业健康和发展很有必要。退一步来说，即使我国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行业自律组织也是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长期缺乏“阳光”的生存环境，让很多私募机构在法律的灰色边缘长期行走，行业中的很多人都想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推动私募基金业的健康、规范、快速发展。此时，一个能够代表行业整体利益的行业组织出面协调，进行行业自律式管理，建立行业公认的行规，维护行业整体形象，净化行业空气，同时研究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可行途径，这个组织的形成是私募基金目前发展的迫切需求。

在自律过程中私募基金的操作模式需要进行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应当在良好的机制与做法中建立规范的运作方式，使其有正常的信息披露渠道，使其得到委托人的信任。在实际操作中，私募基金更多是靠其自身的组合和理念来取得长期的发展。这种操作模式对操作者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市场里面的投资组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才能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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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客观角度分析，私募基金本身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合理产物，如果以非自由化经济的本位出发去认识这一事物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偏差。换言之，如果我国经济体制对私募基金的接纳与融合存在问题，那么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环境中某些内在机制（例如产权结构）的不适应作用，而不是直接源于私募基金自身的缺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证券市场管理高层、投资者抑或学者都很少基于这一前提来评价私募基金，结果是有意无意地导致在私募基金的界定、运作模式、立法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探讨缺乏客观性。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较少信息披露的特征使其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隐秘状态。如果没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出风头以及后来1998年发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崩溃事件，恐怕世人现时所津津乐道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s）也会继续处于韬光养晦的面纱之下。因此，目前世界上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和了解仍旧是不完整的，这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运作及监管研究无形中形成了另一障碍。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大部分是与涉及商业机密有关），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特别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尽管这一体系不时仍爆出了一些意外的危机），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如果还不能把它们称为私募基金的话）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主要是人大立法委“投资基金法”工作小组）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

（1）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

（2）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

（3）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4）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

（5）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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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私募股权基金

一、前言

在国内外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中，基金筹集问题、基金治理问题、基金风险控制问题、基金监管问题等都属于这一研究的热点，但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国内外关于基金监管问题的探讨少有突破，介于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研究现状，为了寻找更为有效且适合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正是本文就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进行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所谓私募股权基金，笔者结合国际证监会在私募股权研究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将其定义为“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资本提供操作、管理或提供咨询服务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本身具备着企业的行为使其很难被清晰定义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参与者，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能完全受到其国内证券监管者的监督的特点。在私募股权基金近些年的发展中，其逐渐出现了资本募集方式转变威胁投资者利益、信息不对称加剧项目风险、资本投资及退出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威胁市场稳定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类全球私募股权基金在自身和运作中都存在各种风险和新趋向，这才使得全球范围内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如火如荼，而当下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使用法律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监管，这样才能够保证私募股权基金的健康有序发展[1]。

三、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论

结合上文中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的前要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投资以及退出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与风险，而这种问题与风险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已经不能够较为妥善的予以解决，而政府干预的方式起到的作用也较为有限，为此寻求一种就能够较好保证私募股权基金活力、又能够保护市场稳定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为了能够逐步实现这一构想，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理论。

（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论概述。监管指的是对某一对象的监督与管理，其在市场中的应用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想要维护监管的公正、平等与自愿，就必须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出面，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就能够实现这一监管的顺利进行。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市场失灵问题中，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方式的转变，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基金运作中的委托风险，项目投资风险，资本退出风险等问题都是这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而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也存在着合伙企业法、信托法、投资法以及行业规范指引、行业自治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结合上述内容，我们就可以将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定义为具备监管主体、监管对象、行业自律的监管方式、控制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的监管目标、充分尊重市场调节的适度监管原则的监管[2]。

（二）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原则。在刚刚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定义中我们提到，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目标为控制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而这里我们对其进行细化，就能够得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完整性、降低市场风险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具体目标，而这一目标还包含着保证这三者在市场中平衡的任务。由于私募股权基金本身属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所以对其进行的监管才需要注重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完整性、降低市场风险三者的平衡，也只有保证这种平衡才能够实现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恰当的市场调节[3]。

（三）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了想要较好的实现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就必须确立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两个监管主体。在具体的政府机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这一监管可以分为依法监管与合理监管两个部分，这里的依法监管指的是依法进行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的确立、权力的行使、责任的承担，而合理监督则指的是政府私募股权基金监管部门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这样才能够较好的完成这一监管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机构在进行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必须遵循政府有限原则，这样才能够保证政府只负责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等只有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这样最大程度上保证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在行业协会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中，这一监管主要仰仗的是商业的长期发展和商业习惯、商业管理的形成，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商业规律或是行业自律，这种监管具备着灵活性、专业性、效率性等较强的优点，这就使得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业自律监管非常重要[4]。

四、私募股权基金的国际监管模式比较

在对私募股权基金国际监管模式的比较中，笔者就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与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进行了比较。具体来说，在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中，这一监管主要由准入监管和运作监管两方面进行，而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奥巴马政府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这一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方案，这一方案的出台使得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监管力度开始增强；而在英国的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中，这一监管模式主要由金融服务局、英国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是英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主管机构和自律组织。相较于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具备着更加强调行业协会监管作用的特点，而其行业协会在监管中主要通过业务培训、政策游说、行业研究和关系协调等方式完成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工作。在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中，监管委员会主要负责保证风险投资协会成员与外部监管环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层面处理监管问题确保风险投资协会成员的利益[5]。

在笔者对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与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进行的具体比较中发现，作为全球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国家，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具备着较强的实用性、先进性与成熟性。具体来说，在两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理念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模式经历了“完全自由”向“从严监管”的过程，而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念的发展就使得美国开始逐步实现“去监管化”，而英国在金融危机过后对自身模式的修改较小；而在监管权力划分问题，美国模式也具备着更为细致的优势，由此我们就能够看出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所具备的优势，而本文所进行的基于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研究也将主要借鉴美国模式[6]。

五、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制度构建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当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工作中，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财政部、税务、工商、科技等部门都具备或多或少的管理职能，这一管理机构的复杂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就造成了我国当下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不全面、相关监管法律之间协调尚待加强、监管主体、监管主体之间的职责尚不明确、自律组织的建设尚待继续推进等问题的出现，只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就能够得到较为长足的发展[7]。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为了能够切实推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发展，笔者结合美国较为成熟的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参考了我国当下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实际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四点关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对策建议，即建立以证监会为主导，与行业自律协会监管相结合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完善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监管，建立严格科学的合格投资人标准，严格规范资本募集方式，规范基金管理人注册制度；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监管，完善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信息披露及被投资项目信息披露；加强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监管，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具体来说，在第一点提到的监管模式建设中，这一监管模式需要以证监会为王导、与行业协会自律相结合，这里我们需要参考美国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协会的建设经验，与我国当下已经成立的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共同实现这一监管模式的建设；而在第二点的严格规范资本募集方式中，我国应从法律从层面制定严格的认定合格投资者的标准、严格区分非法集资与私募股权基金，控制资金来源，反对洗钱行为、并建立有层次有重点的投资顾问豁免制度，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能够较好的维护我国金融稳定；而在第三点中，我们必须格外重视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信息披露与私募管基金被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这样才能够避免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的双重委托风险问题的出现；而在第四点中，我们需要建立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相结合的资本退出市场，降低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成本，以此实现资本市场的完善，再通过完善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规则及法律法规、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风险的方式，就能够有效提高我国对金融系统风险的预防能力，真正降低我国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风险，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8]。

六、结论

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日益发展的今天，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业界人士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由于我国近年来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法律也开始日渐成熟，这就使得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问题开始受到广泛重视，本文结合美国较为成熟的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提出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相关建议，希望能够以此推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庞跃华，曾令华.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05：48-51.

[2] 宋征.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管体制的思考[J].证券市场导报，2010，11：30-35.

[3] 刘志阳，赵隆隆.私募股权基金最新国际动向及其监管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0：18-20.

[4] 张锋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分析[J/OL].河北法学，2013（06）.

[5] 安国俊，李飞.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态势及我国的路径选择[J].国际金融，2011，03：59-62.

[6] 张波.银行系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规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对策[J].金融论坛，2011，11：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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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轨道交通；建设资金；财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F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1

一、我国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资金管理的现状及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部分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群之间客流量呈现大幅增长，对城市间的交通发展提出了更迫切、更高的要求。而城际轨道交通项目以其独特的经济、环保、安全、快捷及运量大等优势，成为了我国大部分城市群之间交通建设首选的项目，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环勃海湾、长株潭、海峡西岸等等省会城市群已建成或正在建城际轨道交通项目。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未来10年的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规模将达到2万亿元以上，因此加强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在近些年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不断涌现出的各种问题也十分值得思考：

（一）城际轨道交通项目股东出资问题

目前我国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主体主要包括中央财政、省级财政、沿线市级财政和极少数社会资本，因此在出资形式上主要由各级政府进行财政拨款。而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经济效益低和投资周期长等特点，政府在项目出资上难免会出现未按照投资方案及时拨付资本金的情况，或建设资金常常被挤占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项目建设的进度和连续性，导致不能及时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债务性融资问题

由于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经济效益低和成本回收周期长等特点，项目本身有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筹资难度非常大。金融机构对资金投向是有选择性的。首先是债务性比例问题，金融机构要求建设项目的债务性贷款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其次是金融机构更愿意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等利润高的行业。

（三）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资金管理问题

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中首先需要做好的就是项目的概、预算工作，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由于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工期长、环境复杂，预算编制的难度极大。在建设资金投入使用中，由于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建设资金浪费或损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四）财务监督体系问题

由于城际轨道交通项目涉及的资金量巨大、投资环节众多，导致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以及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时有发生。

二、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资金管理问题的探讨与对策

（一）严格督促股东及时按比例出资

由于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可以减少出行时间、提升国民生产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各级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提高对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再者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线网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信息共享，为地方政府制定年度财政预算提供依据；最后要建立城际轨道交通项目专项基金，成立专项基金领导小组，督促各股东及时的出资。

广东省人民政府对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采取了相关的措施，确保建设资金及时到位：首先对城际轨道交通项目沿线出资困难的地方政府，要求省级出资人采用统筹贷款的办法予以解决；其次制定《关于完善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沿线土地综合开发机制的意见》，对城际轨道交通项目沿线站场采用TOD土地开发模式，将土地开发的净收益全部用于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及运营补亏。这种做法是全国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的先例。

（二）多方面拓宽筹资融资渠道

1.股权式融资。在融资模式上，目前国际上运用较为成熟的有TOT、BOT等模式。TOT模式是指将已完成的其他基础建设项目进行产权转让，交付给资本市场其他投资者进行经营管理，从而获得一部分未来收益，支持目前的轨道交通项目建设。BOT模式则是通过特许经营的模式将一定期限内的经营权移交到项目建设公司，从而实现投资主体与建设主体共担建设成本。

目前，广东省正在考虑将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一个项目（一条线），采用BOT模式，对社会资本开放，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向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

2.债务性融资。由于城际轨道交通项目投资额大，50%的建设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建设单位应及早启动债务性融资工作，确定项目债务性融资的牵头银行，由其组建银团，当贷款方案未获银团各方最高层批准前，牵头行应提供短期信用额度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有条件的单位还可以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形式，筹集项目建设资金。

（三）做好项目规划与财务预算编制，加强对建设资金使用过程的有效监控

1.按照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的整体规划，编制各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确定建设资金的需求。

2.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根据年度投资计划，编制年度财务预算报告，严控预算外支出，提高建设资金的使用率。

3.加强建设资金使用过程的有效监督，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政策和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按照签订的合同条款，拨付项目工程款，同时严格执行国家“三重一大”的决策制度，对大额资金支付实行联签制度或集体讨论通过的原则执行，确保建设资金安全。

（四）杜绝建设资金挪用情况的出现

1.加强对项目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与施工单位及其开户银行三方签订项目建设资金监管协议，明确监管责任，防止建设资金被挪用，禁止施工单位上级部门归集建设资金。

2.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施工单位进行建设资金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进行处罚。

同时要求开立农民工存款账户，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护经济的发展。

三、未来与展望

在未来的20年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将投入到交通体系的构建中来，对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体系，提升财务管理能力，特别是加强对建设资金的管理和监控，对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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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2004年私募基金规模发展以来，监管层首次在相关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将研究规范私募基金的制度安排。业内人士普遍猜测，国内庞大的私募基金在2011年有望迎来实质性的“阳光化”。

私募潜行

长期以来，在公募基金由于政策支持而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情况下，私募基金却一直处于“灰色”地段――不公开的报表、飘忽不定的投资风格、灵活的操盘手法，以及远超公募基金的高额收益率。

虽然身份模糊，但并没有影响到私募基金发展的突飞猛进。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国内通过信托平台发行的证券投资类私募基金已达614只；私募管理公司的数目为242家；私募基金公司的从业人员已超过了3000人；阳光私募的资产管理总规模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2010年国内股市表现疲弱不振，但私募证券基金的业绩表现却可圈可点。数据显示，具有持续业绩记录的587个私募证券信托产品2010年全年平均收益率为6.4%，跑赢市场18.91%，也跑赢股票型公募基金3.39%。

目前，国内的私募资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辽宁和江苏等地，以私募股权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主。“在各省会城市，公开的阳光私募基金只有一两家，但私下的民间私募基金却至少有十来家。”一位在华东某二线城市从事私募基金投资的人士说。而江浙、广东一带还囤积了大量的游资，在行情渐起之时“重出江湖”，形成了目前私募基金“南强北弱”的格局。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模式大致有四种。

承诺保底，即基金将保底资金交给出资人，相应地设定底线，如果跌破底线，自动终止操作，保底资金不退回。严格意义来讲，承诺保底不是真正的私募基金。

接收账号，即客户只要把账号给私募基金即可，如果跌破10%，客户可自动终止约定，对于盈利达10%以上部分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这种类型大多针对熟悉的客户，或者大型企业单位。一般属于地下私募基金，不受法律保护。

第三种是投资人以股权的方式成立投资公司，聘请基金经理进行投资。自20007年6月《合伙企业法》生效后，这种类型的基金开始发展。

还有一种是信托基金，2005年在深圳开始出现“阳光私募”，即通过信托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进行托管，通过私募基金公司运作的投资基金。是目前唯一合法的私募基金类型。

信托账户掣肘

国内私募基金目前主要以阳光私募为主，其2000亿元的规模已经成为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2009年7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突然暂停信托公司新开设证券账户，至今仍未有重新启动迹象。“现在私募想要发行只能采取购买信托账户的方式，目前信托空账户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此前开设的多余的老账户，二是阳光私募到期清盘后闲置的账户。”一位私募基金公司的人士说。

虽然各种类型的阳光私募发行量在2010年再次创了一个新高，但现存的为数不多的信托账户已经成为掣肘国内私募基金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老账户日益稀少，信托账户的叫价越来越高，发行产品的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对信托产品规模成立与投资顾问公司资历的要求等问题，导致部分私募基金公司的新产品发行计划被延期或者搁置。

私募排排网研究中心调查显示，53.33%私募表示停开信托证券账户对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对公司规模的扩大有比较大的限制。

“有限合伙模式因能解决目前账户问题，而一度成为业内焦点，但由于其高税收、进出问题等因素，有限合伙并未能如大家期盼的那般快速而大量的为阳光私募业注入新的血液。”私募排排网研究员田密表示，“修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可能将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畴，对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监管要求、合格投资者等做出切实规定。届时，信托平台可能将不再是私募实现合法化的唯一渠道。”

业内人士指出，在信托账户停开的限制下，私募产品数量仍然快速增长，反映出私募行业的市场潜力巨大。若《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后将私募行业纳入，私募发展将会更迅猛。同时，如果具体监管措施出台，庞大的地下私募可能会逐步走向阳光化，私募行业发展或将迎来井喷行情。

适度监管成共识

长久以来，国内关于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原则都比较模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规范和明确的司法解释，导致大量的私募基金在合法与不合法的边缘上游走。虽然在《证券法》第11条中有一个相关的原则性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诱劝和变相公开方式”。但与日益壮大的私募基金力量相比，这些规定仍显得相当单薄。

目前，以信托产品形式募集的阳光私募基金在投资头寸、资金监管等方面的监管权在银监会，而私募股权基金虽无明确监管部门，但多数均寻求在发改委备案。

《证券投资基金法》编立之初，监管机构曾考虑将私募、PE等形式的投资基金纳入其中，但最终仅涵盖了公募基金，在原定的法规名称《投资基金法》前也加上了“证券”二字。事后来看，私募基金监管的重要性不断彰显。

“私募基金这几年来主要是借助于信托公司的合作把它变成阳光化了，但这不是制度化。我一直主张私募基金要纳入监管体系、纳入立法体系。”君泽君律师所管理合伙人周小明表示。

2010年12月4日，在第一届“上证法治论坛”上，尚福林表示，证监会将配合立法机关全面修订基金法，特别是要适应私募基金发展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按照统一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的原则，建立适当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为资产管理业务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近两年来，管理层对券商理财、基金一对多、一对一专户理财逐步放开。券商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私募性质。只是发起人属于国有性质，同时操盘的团队也是获得证监会相关资质的证券从业人员，这些属于监管范围的理财产品，其运作方式和私募基金并无太大区别。

“种种迹象表明，管理层对理财方式的探索已经逐渐拓宽，私募基金真正意义上的阳光化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次管理层提及的建立适当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则是私募阳光化的一个前提。”一位接近证监会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私募排排网近期对68家私募基金公司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11%的私募机构认为阳光私募要纳入法律监管范围。这些私募基金公司的看法是，阳光私募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而被纳入法律监管，能使私募基金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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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客观角度分析，私募基金本身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合理产物，如果以非自由化经济的本位出发去认识这一事物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偏差。换言之，如果我国经济体制对私募基金的接纳与融合存在问题，那么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环境中某些内在机制（例如产权结构）的不适应作用，而不是直接源于私募基金自身的缺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证券市场管理高层、投资者抑或学者都很少基于这一前提来评价私募基金，结果是有意无意地导致在私募基金的界定、运作模式、立法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探讨缺乏客观性。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较少信息披露的特征使其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隐秘状态。如果没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出风头以及后来1998年发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崩溃事件，恐怕世人现时所津津乐道的对冲基金（HedgeFunds）也会继续处于韬光养晦的面纱之下。因此，目前世界上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和了解仍旧是不完整的，这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运作及监管研究无形中形成了另一障碍。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大部分是与涉及商业机密有关），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特别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尽管这一体系不时仍爆出了一些意外的危机），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如果还不能把它们称为私募基金的话）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主要是人大立法委“投资基金法”工作小组）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

（1）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

（2）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

（3）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4）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

（5）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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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客观角度分析，私募基金本身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合理产物，如果以非自由化经济的本位出发去认识这一事物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偏差。换言之，如果我国经济体制对私募基金的接纳与融合存在问题，那么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环境中某些内在机制（例如产权结构）的不适应作用，而不是直接源于私募基金自身的缺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证券市场管理高层、投资者抑或学者都很少基于这一前提来评价私募基金，结果是有意无意地导致在私募基金的界定、运作模式、立法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探讨缺乏客观性。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较少信息披露的特征使其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隐秘状态。如果没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出风头以及后来1998年发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崩溃事件，恐怕世人现时所津津乐道的对冲基金（HedgeFunds）也会继续处于韬光养晦的面纱之下。因此，目前世界上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和了解仍旧是不完整的，这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运作及监管研究无形中形成了另一障碍。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大部分是与涉及商业机密有关），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特别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尽管这一体系不时仍爆出了一些意外的危机），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如果还不能把它们称为私募基金的话）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主要是人大立法委“投资基金法”工作小组）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

（1）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

（2）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

（3）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4）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

（5）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篇8

生存素描

在美国的法律中，也未对私募作明确定义，只是在《投资公司法》中，根据相关条款，将其界定为“可以豁免登记的基金”。这类基金主要有：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投资者俱乐部、私募股权投资，及一些结构性投资工具，最主要的形式是风险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

美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不大，多在1亿～10亿美元，而私募股权基金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KKR新筹集了一个161亿美元的基金，凯雷新筹集了一个150亿－200亿美元的基金，贝恩资本、APAX、银湖、THL等新筹划的基金，至少是其以往基金规模的两倍。美国的养老金也将其分配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份额，从4％提高到接近6％。Sarbanes－Oxley法案的颁布，大大拓宽了私募股权基金的业务范围。据英国调查机构Dealogic统计，2006年有1010家上市公司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购，并成功实现退市。

在并购领域，美国的私募基金也是举足轻重。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美国2006年前11个月涉及本土企业的收购兼并(M&A)规模为13万亿美元，而私募股权支持的并购，就占了所有并购交易量的35％。

在英国，私募基金主要指那些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并明确不向英国的普通公众发行。其资金来源广泛，包括个人投资者、基金，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英国的私募占整个欧洲市场总数的40％，规模仅次于美国。日本明确禁止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但对于非主要投资于证券的集合投资基金，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日本法律并未予以禁止。

组织形态

国际私募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公司式、契约式和有限合伙制等。

公司式私募属于股份制投资公司，由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组成，设有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投资者购买基金股份，即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享有相应的参与权、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等。美国早期的私募，一般都以公司型为主，巴菲特的伯克夏哈撒韦公司即属此类。公司式私募基金的最大缺点，在于双重征税，既要缴纳各种公司税费，也要缴纳分红个人所得税。

契约式私募，也称为信托式私募，是一种投资制度，根据某种信托契约关系建立，其通过发行收益凭证来募集资金，反映资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托关系。相对于公司型私募，契约式私募基金可以避免双重征税。该类基金在日本、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比较盛行。

合伙公司尤其是有限合伙公司型私募，已逐步成为美国私募基金的主流。有限合伙制私募的发起人通常为基金管理人，其作为一般合伙人，负责基金的运作，并对合伙基金负无限责任。所有的投资者都是有限合伙人，只对出资部分承担责任。根据美国的法律，这类私募可以同时享有有限责任制(只对有限合伙人)和合伙人制的税收优惠。

由于基金管理人承担无限责任，就对管理台伙人构成了强责任约束，使之真正对运作履行诚信义务，包括限制公司向外举债等。在美国的私募实践中，这种方式取得了极大成功，其他国家也开始仿效。在日本，这种方式被称为投资事业组合。由于英国对合伙基金不征收公司税，且有限合伙基金的组建与运作相对简单，英国的私募基金多采用这种方式。

私募监管

美国对私募的规范，也没有专门的法律。美国的《投资公司法》涵盖了各种公众集合投资方式，对其提出了许多规范性要求(如信息披露义务)。私募基金通常根据《投资公司法》的豁免条款设立，筹资对象便限定于非公众的合格投资者。不过，美国的证券法对私募的投资者，作了严格的规定，如个人投资者的年收入至少要在20万美元以上，或者包括配偶在内的收入高于30万美元，同时要拥有5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而机构投资者的门槛是净资产要在100万美元以上。除此之外，私募通常还会根据《证券法》和《投资顾问法》的豁免条款来规避监管。因此，私募基金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美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主要是对投资者的规范，包括对投资者人数及投资者资格的规定；对私募基金的发行与广告，也有专门的规定。养老金法案(ERISA)确立了“谨慎投资者原则”，多数私募都接受养老金的投资，也受该法案管辖。为合理规避监管，不少私募基金将ERISA监管的投资者单列为一类，为之设置专门投资结构。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则将银行控股公司对单一私募基金的投资比例，限制在25％以下(可行使投票权的份额须低于5％)。

篇9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 法律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已经对我国的实业投资，以及资本市场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可是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方面的法律保护监管制度还很欠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较多，涉及到的立法问题也较多，本文就从私募股权基金的基本特征进行阐述，通过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现状，对基金运作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再对基金的监管问题和监管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立法的合理的、科学的以及实用的建议和立法思路。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基本法律特征

（1）私募股权基金是面向少数特定合格投资人而设立的基金。由于私募资金股权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要求具有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具有风险判断能力的机构或者富有的个人才能成为少数的特定合格投资人;私募资金还限制最低的投资额，并且要求较高;私募股权基金中的投资人，不是面向公众提供的理财服务，在法律法规中也有规定，只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参与者主要包括基金投资人，基金募集的中介机构，基金的管理者以及基金的保管者。其中他们在该运作中的任务分别有：基金的投资人为基金投入资金。负责基金的投资以及管理的是基金的管理者。基金的保管者要对资金的使用，以及资金的安全进行保护，主要是以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协议条款为依据;

（3）私募股权基金与公募不同，其本质的特征就在于是私募，所以为了不让风险承担能力较轻的投资人参与到基金的募集中来，私募股权基金是采用的非公开宣传方式进行募集的，而且要求只能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向特定投资人进行沟通，任何发行人不能利用任何宣传手段进行宣传;

（4）私募股权基金一般情况下有这样几种组织形式：一种是由共同的投资人来投资入股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成立股份公司，以公司制来募集投资基金;另外一种是一信托原理、信托法为依据来讲当事人集合在一起，进行的资金集合投资的信托制投资;

（5）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较为灵活，而且投资的范围较广，并且隐蔽性较强，为了获取最高的利益回报，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像股票，金融，外汇以及债券等衍生品领域的投资。另外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管理者通常在私募运作过程中得到很大的报酬激励方式，比如其基金管理费用一般都在私募资金中收取基金收益的20%作为业绩报酬，并抽取大约2%的基金管理费用;

（6）政府的监管在私募股权基金过程中的监管一般来说都是不严格的，同时私募股权基金在信息披露这一方面也没有较高的要求。这是因为私募资金的投资人都具备承担投资风险的能力，而且投资人数也较少，所以在国家政府的主管机构都没有设立相关的审核批准。置于信息的披露方面，由于私募资金是以非公开形式进行运行的，所以其中的私募信息仅仅在投资人以及监管机构之间进行交流，没有义务向公众披露信息。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环境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市场化。在2008年12月出台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章程，是由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这部法律文献里面提出，要落实船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要加以完善和促进其发展，另外还要在合适的时间将进行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创业板的推出，以及拓宽民间投资领域。之后，针对北京市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及外资、内资股权投资基金能够在财政以及税收方面有优惠政策，北京市金融办于2009年1月份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意见》。接着在2009年3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出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文件的出台，说明了中国创业板的真实隆重出场。紧接着在2010年9月5日，保监会又公布了《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以及《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为了向业内进行广泛的意见征求，在2011年1月《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该草案将监管的范围向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拓展。中国政府为了促进私募股权基金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并努力将其进行完善化，使其走上规范的法制化轨道，在新修订的《证券法》，《民法》以及《公司法》和《信托法》，还有《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以及与外商投资的法律对私募股权基金业的法律保护和监管，几乎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在私募股权基金相关的立法空白以及立法局限，对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仍然有所负面影响。

三、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法律制度

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过程中，为了防止私募股权基金对公众的误导性，而出现不能承担的基金投资风险，一般来讲都对募集投资人人数以及募集宣传方式，还有合格投资人有相当严格的资格限定。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人数的相关法律

1、投资人人数计算的制度

当前，我国在私募股权基金方面，对投资人人数偶的要求相对较为简单，在笔者阅读了大量的外国私募股权基金方面的资料，总结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相关的投资人人数计算方面较为重要的几点观点。

在私募股权基金中出现专门为其设计的实体的时候，其实是对其他受益人的不公平计算，就应该刺破投资人的工具，以全体受益人进行单独的计算体制;另外就是对于专业机构投资人，不将其计入投资人总数内，不对机构投资人进行具体的限制，因为这部分人往往都是具有较高的风险掌握能力，以及具备丰富的投资经验，以及较高的风险抵御能力的;对于具有本质相似性的基金管理人员，以及不同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具有紧密关系的基金投资人，建立合并计算制度，另外对于发行人在进行多次的私募股权基金发行的时候，也可将投资人的人数进行整合计算;投资人数的限制，还要建立一个投资人数计算的时间，私募股权基金发行时的投资人人数计算标准既可以成为投资人人数的限制，而基金发行时，既可以成为投资人数计算时间的标准，当然也会有客观因素造成投资人人数的限制情况，像夫妻死亡或者不自愿等情况，则不属于违法投资人人数的制度。

（四）私募股权基金的宣传方式的确定

在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宣传方式方面，一般来讲，都要尽量避免一般性的劝诱方式以及公开的广告形式，所以在宣传方式方面，应该规定由发行，或者发行人本人向特定的对象进行募集宣传，在宣传的时候，要禁止公开劝诱的宣传方式的出现，但可以在有浏览限制和浏览程序的前提条件下，在私募股权基金运作的相关网站上上传像募集业绩信息，以及募集备忘录等私募股权基金的信息。

（五）监管模式的构建

当前，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由于私募股权基金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规范成熟的市场，而私募股权基金自身注重的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运转，为了不干扰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运作灵活性，政府不应该有太多的监管干涉，所以在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中应该你得到程序上的简化，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募股权基金市场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存在投资者的欠缺、市场机制不完善，所以在进行募股权基金的设立与发行的时候，都应该向监管机制进行备案，避免风险过高，无法得到控制的现象发生。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企业仍然没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也没有确定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管，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体系应该得到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为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有法可依的健康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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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谭建生.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对策[J].开放导报，2011，（6）：39-43

[8]甘甜.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者准入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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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ang Hongxin. USA legal system of Limited Partnership Private Equity Fund of [D].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2

篇10

关键词：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

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领跑者,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增长潜力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在全球私募股权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从2005年开始,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新募集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呈现出持续强劲增长的态势(包括PE和VC)。2007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新募集基金58支,比2006年增长41.5%;新募集基金规模为84.31亿美元,比去年增长89.8%。2007年新募集基金数量和规模大幅增长表明,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日趋成熟,投资中国高成长企业的机会增多,创投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正在积极布局中国市场的投资战略。同期,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数量为298个,比2006年增加7.2%。自2005年开始,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数量平均每年新增21个。2007年可投资于中国私募股权资本总量为280.23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39.8%。

与此同时,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投资规模也持续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逐步完善,中国企业的高成长性对股权投资者的吸引力持续增强。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投资规模连续3年增长。2007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案例数量为415个,比2006年增长了14.6%;投资金额为35.89亿美元,比去年增长64.5%。

2007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平均单笔投资金额比2006年增长了43.4%,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投资领域方面,连锁经营、传媒娱乐、能源和IT等行业平均单笔投资金额大幅增长,平均单笔投资金额均超过1000万美元。二是在投资阶段方面,PE和VC重点投资处于发展期和扩张期企业,其单笔投资金额远大于投资早期企业。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

1.法律法规建设有待加强

虽然《公司法》、《企业法》、《信托法》三大法律已经对私募股权基金方式有了基本法律约束,但至今没有一部法律对私募资金做出全面、具体的规定,各监管部门为了促进本部门所管辖的机构进入PE市场,纷纷出台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使得理财市场、QDII监管上的不统一现象,延伸到PE市场。以机构监管为主的分业监管,已成为PE进一步发展的挑战。

2.监管体制有待理顺

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属于新生事物,国家尚未有针对性的统一的法律法规,而市场又有大量需求,各监管机构为了促进本部门所管辖的机构进入私募基金市场,根据各自特点和需要,纷纷出台了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使得理财市场、QDII监管上的不统一现象延伸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为此,今后需要统一监管机构,统一监管标准。

3.市场退出机制有待畅通

私募股权基金运作的基本特性是“以退为进,为卖而买”,资产的流动性对基金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外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企业上市(IPO)、柜台交易、产权交易、并购市场、资产证券化和内部市场等多层次无缝链接的资本市场,为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提供了发达健全的退出渠道,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而国内目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不够,缺乏风险投资基金的有效退出渠道,企业上市门槛难、通道狭窄,产权交易不活跃、其他退出渠道还在起步阶段,制约了国内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

4.专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要高水平的机构和团队进行专业化管理,才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投资者赚取较高的回报。但是目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既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又具有较高管理技能的综合性人才十分缺乏,很多目标企业内的中高管理层管理水平不足,市场眼光不够,对企业未来发展缺乏明确定位,从而使得一些小型私募股权基金在投资后无法保证可持续发展。

三、关于发展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几点建议

1.加快相关法制建设进程

我国政府应尽快明确私募股权基金的地位和发展思路,在法律和政策层面,明确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者等各方主体的进入门槛,扫清制约私募股权基金健康发展的法律障碍;指定主管部门,明确各部门责任,确立监管原则;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让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有法可依,并在实践中时刻总结经验与教训;适当降低各种形式私募股权基金的税率,鼓励本土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企业与投资人是企业投融资体制与制度创新中的主体,政府监管的目标是减少外部性,保护公共利益,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市场效率,因此在监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市场自身的约束,逐步取消行政审批式的市场准入机制。

2.拓宽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渠道,形成顺畅的退出机制

私募股权投资的健康发展要进入良性循环,就必须有畅通的退出渠道,否则就无法获取高增长阶段的高利润。因此要加快建立健全多层次的产权交易市场,使各类产权都能够找到交易成本低、流动性高的流通市场。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以及一般产权交易将共同构筑中国的多层次产权交易市场,使得不同质量、规模、风险度的创业企业都能以合适的方式实现产权流通,并为创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升级或者降级的阶梯,不进则退的机制促使创业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完善产权交易体系,为私募股权基金建立顺畅的退出通路。

3.培养专业化的管理队伍

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特点决定了对其成功经营需要相关投资知识功底非常扎实的专业人士。如对企业项目的评估,对企业资产负债现金流分析等,如果缺乏专业知识而盲目投资,很可能反而加剧了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一方面要加大基金管理人员培养力度,建设一批高素质的基金管理团队,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化管理机构,同时积极引进境外优秀基金管理机构参与PE管理,以全面提高基金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对基金管理人的主体资格要有严格限制,如将注册资本门槛提高等,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在当前我们较缺乏相关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合资方式学习境外管理人的技术,培育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同时逐步形成职业基金管理人市场,建立行业自律组织。

参考文献:

[1]吴晓灵.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金融,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