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类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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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 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着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 [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 [7];谢平、陆磊(2003) 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 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 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 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 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 *=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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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改革；分业监管；混业监管

一、金融监管的概念与类型

（一）金融监管的概念。金融监管是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为实现宏观经济和财务目标，按照国家法律和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监督管理条例而进行监管。目的在于作为金融体系市场失灵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从本质上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财务决策的经济发展来权衡的，决定着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系统的有效与否，关键是它可以确保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和能力的该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

（二）金融监管体制的具体类型。金融监管体制按照不同的依据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照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划分金融监管体制可以分为统一监管体制、分业监管体制、不完全集中监管体制。①统一监管体制：只设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业务进行全面的监管。代表国家有英国、日本、韩国等。②分业监管体制：由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一般银行业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证券业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保险业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各监管机构既分工负责，又协调配合，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③不完全监管体制：不完全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可以分为“牵头式”和“双峰式”两类监管体制。④“牵头式”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机构之上设置一个牵头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够工作。巴西是典型的“牵头式”监管体制。

二、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正在显著加快，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创新，网络化，数字化，提高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挑战。

1、金融市场继续深化部门分离监管体系的挑战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的金融机构，市场改革深化资本市场，尤其是在市场利率，加快汇率弹性的过程，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市场，资本账户也逐步开放，金融崛起互联网，在金融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金融联动市场与实体经济不断增长，金融体系和跨市场效应的顺周期波动显著增加传染的风险，现有部门的分割监管体制也将迎来新的挑战。

2、在混合财务管理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分业监管模式面临挑战。凭借金融产品的逐渐多元，影子银行、金融、基金、投资，跨入资产管理时代之间的相互渗透的迅速崛起，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出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涉及多种业务领域；不同的股票，债券，外汇和期货市场之间的联系显著上升，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的金融风险的复杂性也日益暴露监管漏洞，延迟和失败的问题，不再符合当代金融的发展需要。

3、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立足监管挑战的机制。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为基础的金融创新的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和驱动无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金融”出现越来越多的跨行业，跨区域，跨快速扩大市场，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和网上银行传统形式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混业经营。网上银行和影子银行等金融创新，加强金融行业的各个子行业和交叉传导的风险，目前的监管方法的机构和监管协调的对象已经与新兴金融的提升渐行渐远。

（二）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已火烧眉毛。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风险不断增长，也逐渐显示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近几年，包括：在全社会中，债务水平上升过快，特别是在企业部门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全球的列表，僵尸企业贷款有上升趋势；从目前的脱节分业监管模式混合分离逐渐转向财政运营商；监管的标尺不统一，导致一些新的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等等。

三、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与说明

一是确定监管职能，完善监管理念。金融监管的核心目标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此外，没有其他。这通常是通过在实践中的其他目标，如稳定增长，发展或部门利益等。在监管理念方面，央行近期提出了加强在原有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系统的概念的基础上，与危机后的全球化监督管理改革的大体目标和我国现如今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将改革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落实。

其次，监管机构的改革。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一方面形成监管真空，另一方面造成部分多种监管或监管五龙治水的现象。推进监管机构改革，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同时落实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重要制度性保证。

二是要进行对原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改革。目前开发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和现在的金融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一方面是形成监管缺失漏洞，另一方面造成一些部分更多的监管的现象。推进监管机制的改革，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而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确保重要机构的全面实用性。

三是要统一监管标准，加强力度，广度和深度的监督。在银行业为例，这相当于提高监管标准（如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要求），加大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的频率，对于系统关键性银行要预先设计好危机应对计划，加强对影子银行等新的监管企业的监管。对于新产品，新的业务目前正处于监管盲区，我们需要明确其相应的管理机构和职责。

四是要制定和完善监管人员的信息培养。任何一种机制，监管的最终实现需要各个人员的落实。敬业精神和监管机构的业务能力直接影响到调控效果。特别是，整个金融改革推进过程中，随着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直接融资体系，促进发展的各个方面，提高了相应的人才储备和专业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在信息中，除了信息共享，提高微观监管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监管当局之间，以及信息处理判断能力（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和判断）迫切需要加强。

在最近的金融监管改革方面需要做好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监管安排，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作为全球最佳模式条款。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英国和其他国家在制定监管机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调整，而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尤其是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作用显著变化得到提高。例如，大多数的英国金融监管放回央行，并将金融稳定委员会平行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

其次，虽然分业监管模式会带来协调方面的问题，但统一监管模式也将带来过度集中的监管后的风险。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大监管模式也将消失。

最后，如果当下监管机构的改革，主要采取手术方案，选择从点上看可能是最糟糕的。大手术方案是在危机后的合适的最小阻力时间点，或在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健康的时刻下。在金融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已经发展到必须尽快解决的阶段。一旦在短期内将消耗太多的时间和资源可能会给团队带来一些不可控因素，大手术方案的实施，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取得进展等各方面的延误，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上升，甚至发生失控的状态。

（作者单位：1.安徽财经大学；2.黄山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晓桐.浅析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问题与对策[J].消费导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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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7年次美国贷危机的影响已经从局部扩散到全球，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均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各国开始反思金融监管模式的恰当与否，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时也不例外。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问题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在阐述金融监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金融监管的演变过程，并结合当前金融业发展状况和有效金融监管模式，针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统一监管模式的构建，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关键词 金融监管 监管模式 分业 混业

一、金融监管模式的定义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复合词。金融监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约束、管制，使它们依法稳健运行的行为总称。广义的金融监管是指除主管当局的监管之外，还包括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督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等。金融监管模式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以强力颁布的一系列行为规则，是多数行为主体经过博弈之后的制度安排，从广义上来说，这种制度安排包括：金融监管法规体系、金融监管主体组织结构、金融监管主体的行为方式等。如按监管机构的设立划分，可分为由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独家行驶金融监管职责的单一监管体制及由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职责的多元监管体制；如按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划分，又可分为集中监管体制和分业监管体制和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

二、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历史沿革

（一）建国后至1978年的金融监管情况

1950年11月，经政务院批准的《监管当局试行组织条例》明确规定，监管当局受政务院领导，与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主管全国货币金融事宜。从1952年至1969年，我国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管理体制，实行单一的监管当局制度。“”时期，明文宣布废除金融法规和把监管当局同财政部合并，更是谈不上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监管问题。

（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时期（1979年―1992年）

1979―1984年为恢复调整阶段：党的以后，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配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2月，先后独立出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1985―1992年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金融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成立了近10家集团公司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2家住房储蓄银行；各类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期货公司、信用卡公司、典当行以及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和交易中心、证券登记公司、融资中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也登上了金融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监管当局的职能得到了强化，金融监管机制日趋完善，监管力度日益加大。

（三）现行分业监管模式的建立及完善（1993年至今为完善阶段）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监管当局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1993年至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相继挂牌，初步形成了我国现行的金融组织体系。

1995年分业监管的体制不断完善，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共同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的体制。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和健全“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将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责全部移交证监会，真正形成了银行与证券的分业监管。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的成立，使保险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独立出来。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成立，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真正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

三、我国金融监管的现有构架分析

曾经在监管上一统天下的央行十几年来经历了3次大的分离：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能从央行剥离；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对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也离开央行；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成立，对银行的监管职能再从央行独立出来。至此，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犹如三辆独行的马车，行驶在各自的跑道上。2003年国务院对于三者进行了分工：银监会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

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金融监管历史相比，我国的金融监管起步晚、历时短。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自运行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不断加强、监管水平也大有提高。但是，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飞速变化，尤其是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这一监管模式也暴露出许多弊端：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业务的趋同性和可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无法保证金融监管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过于重视政府监管，对行业自律和社会外部监管重视不够；处罚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不够等等。

四、建立全国统一监管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个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既要尊重历史，又要符合现实国情，还要考虑未来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来设计本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而且，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应该选择不同的监管模式。结合我国金融业的运营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追求的长远目标。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模式应该是：按照功能性金融监管的思路，通过立法设立一个覆盖所有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对整个金融市场和各类型金融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为保证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切实保护金融领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一监管机构要能够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集中收集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通盘考虑和制定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同时，在这一监管机构内部，应该设立综合监管部、银行监管部、证券监管部、保险监管部、信托监管部等多个专业化部门，对于类似金融控股公司性质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可以由综合监管部负责监管，其他按照金融业务来确定监管部门进行监管。这样，监管的一体化和专业化都能得到很好体现。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应该在原有监管模式的基础上，借鉴美国“伞形+功能”型的金融监管模式，尽快建立一个监管机构专门负责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1）完善现行分业监管模式的协调监管。做好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监管工作，不断提高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监管效率；进一步加强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机制，定期、不定期就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加强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重视央行与三大监管机构的业务分工与协调；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与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国家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保持密切配合，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此外，被监管部门也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

（2）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从中国金融近几年的实践来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事实上已成为从分业经营走向综合经营的中间平台，也会成为我国下一步综合经营的重点。因此，对金融控股公司能否进行有效监管是能否最终过渡到集中监管模式的关键。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3）完善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法律法规。如前面分析，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仍是我国实现综合化经营的一个较为可取的模式。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在市场准入机制、监管机制、风险控制等方面可参考国外立法体例并针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的情况做出相应规定，建立起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法律制度，使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有法可依，并以此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和发展。

（4）引入先进的监管理念，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在目前的监管中需要引入激励监管的理念，尊重并鼓励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引入监管成本、收益理念，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对所采取的监管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实施那些监管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措施，力避监管过度或监管不到位；监管当局要努力实现由原来的合规性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

（5）建立一支高素质金融监管队伍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必要保证。现阶段，急需建立一批既精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等金融理论知识，又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的懂管理、廉洁的金融监管人才。而这一类型人才的获得，需要进行专门培养，所以建立金融监管人才培养机制应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周道许.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谢平.金融经营模式及监管体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李成.金融监管学.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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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 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 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 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 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 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4. 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不同。德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非政府力量来监管银行，而较少使用政府直接监管措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当局放宽了对资金来源渠道、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而同时从总体、宏观方面对金融业加强了监管。实现了从常规性监管到风险性监管的转变，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目标。而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一般有三类，一是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最主要的监管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稽核管理；二是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委托监管，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内部的稽核监管，也可以是委托外部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咨询评估机构；三是行业自律管理，建立银行业同业协会进行行业协调和监管。针对上述不同的监管形式，形成三种不同的监管手段，即法律或法规的监管手段、行政监管手段和自律监管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订了以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银行法规，但是由于长期行政化管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银行监管手段依然主要是行政监管手段。这种行政监管手段，主要体现在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分业监管等方面，其核心是行政审批制和行政管制。

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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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金融业竞争尤为激烈，混业经营已经是国际大趋势，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尚未完善的金融监管领域问题频发，金融监管模式的不确定性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本文提出当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和具体做法，为我国金融监管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混业经营；监管模式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在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郭亮（2013）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研究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制度。曹凤岐（2009）在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的建议。吴利军、方庆（2012）指出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高田甜、陈晨（2013）对危机过后的英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出介绍和评价，提出应妥善处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冲突，加强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目前监管现状和国际主流监管模式。

在金融混业经营下，混业监管本就应该是常态之事。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影响，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刚刚拉开，在金融监管领域上，分业监管仍然是目前的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重复监管、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机构间协调性欠缺等问题逐渐的暴露客观上要求我国对既有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和转换。最近几年的事例有以下几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使得9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监管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和银监会不协调。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也是由于央行和银监会同业业务存在不协调。最为严重的2015年6月股灾，更是集中暴露了现行监管体制的显著弊端，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备受诟病。6月中旬，A股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在救市政策出炉后不久才企稳。然而，8月18日之后，A股再次下跌，沪指一路跌到了8月26日的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沪指近乎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大跌中，众多个股一度连续无量跌停，市场流动性缺失。业内人士认为，股灾背后反映了银行、证券乃至其他金融主体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即彼此通过各种通道实现资金流动以及通过创新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从而带来金融风险。由此看来，混业经营不再是争论焦点所在，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才是目前重中之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才能更好地为金融市场保驾护航。我国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2013年8月初，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强调这一制度“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前述银行人士认为，这种淡化行政色彩的做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实质权利，对事实上的监管改革没有太多的帮助。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有四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在这里美国是一个例外，不属于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但是又兼具了四种的一些特征。机构监管也称分业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我国就是典型的机构监管国家，但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下，机构监管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功能监管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规定某一类金融业务由某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论这种业务是由何种性质来从事的。这比较能够有效地解决机构监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漏洞，当然成本增加，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导致的倾向性监管也是弊端。综合监管是指金融系统中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活动都由同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一监管者既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负责所有金融服务的行为监管。其能有效地解决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形成的监管重复或真空问题，但是效率难以保证。双峰监管又叫目标监管，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通过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审慎监管机构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行为监管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双峰监管能够保证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的一致性而避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制约关系。但是，一个金融机构会受好几个监管机构监管，从而出现管理成本上升，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功能性监管相似。从以上综合比较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监管模式，各种模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论之。在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现状下，当务之急应该是打通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渠道，尽早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监管框架。在监管模式的设计中，风险与效率的权衡是关键，而风险与效率的权衡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金融业在这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监管模式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功能监管，借鉴双峰监管的一些优点。

（二）微观领域的金融监管。

笔者认为应该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三家纳入其中，该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微观审慎监管。这样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大配合力度。在信息交流和信息协作上，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实际上减少信息缺失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当前热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的金融集团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独立于“三会”之外，更好地对交叉领域或空白领域进行监管。另外，在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操作流程。例如，《金融控股公司法》应该被首先制定，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监管主体，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们应该明确央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三）宏观领域的金融监管。

在宏观背景下，央行仍然要发挥其作为唯一货币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还要注意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改革进程中，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央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可以根据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是否引发系统性危机来选择用何种金融工具对其进行援助。这也为具体监管机构找出具体成因，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时间。

作者：张天赐 张良彬 何鹏辉 赵飞 王长庆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郭亮.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2］高田甜，陈晨.金融监管体制：国际比较、发展趋势与中国选择［J］.上海金融，2013.10.

篇6

监管体制基本特征

次贷危机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双层多元监管体制，也是“机构型监管”和“功能型监管”相互结合的体制。

机构性监管方面，在最基本的管辖权属上，美国联邦分业监管结构如下：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证监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美国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期货机构及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信用合作社监管局(NCUA)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储蓄信贷会监管局(OTS)负责对储贷会的监管。表1列示了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情况。

在三家银行监管机构的分权上，除银行进入的审批权由货币监理署独享外，在信息报送、兼并收购、破产银行的接管和行政救济等方面，三家机构行使大体一致的监管权。但在资本充足率标准、现场检查权方面，则有较大的差别。

美国证监会与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分权相对明晰，前者对证券机构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拥有排他性的监管权，后者对商品期货的交易机构和产品拥有排他性监管权。但是，在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方面，两者存在交叉和冲突。

功能性监管方面，主要体现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上。美国所有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均由相应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例如，银行控股公司的证券子公司由证监会监管。另外，行业内的控股公司也由各自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因此，银行控股公司(BHC)、储贷会控股公司(THC)与证券控股公司(SIBHC)分别由联储、储贷会监管局和证监会进行监管。

对于拥有跨行业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按照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母公司的监管实行伞形监管与联合监管共存的制度。美联储对所有金融控股公司拥有监管权，即所谓伞形监管，如图1所示。但是，在伞形监管条件下，对拥有其他行业大型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行业监管者也可以作为联合监管者实施监管。例如，传统银行控股公司在收购证券子公司后，或者传统证券控股公司在收购银行后，证监会有权作为其“联合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储贷会监管局。

此外，美国的州政府拥有多方面的金融监管权力，其中最完整的体现在保险行业。美国联邦层面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州政府包办了对保险机构的全部监管权。州政府在商业银行、储贷会与信用合作社三个行业也享有较大的权力，其权属划分以“谁审批、谁监管”为原则，即由联邦机构颁发牌照的由联邦进行监管，由州政府颁发牌照的由州政府进行监管。

不可否认，美国的这套金融监管体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变化，复杂的、创新型金融工具作用越来越大，表外交易模式占比日益增大，而且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渠道公司（ABCP Conduits）、结构性投资工具公司（SIVs）、对冲基金等新的市场参与者几乎不受监管或仅受较少监管，这造成金融体系透明度降低，并潜藏流动性风险。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美国并没有顺应全球协调、统一监管标准的潮流和行动而采取根本性变革。次贷危机所暴露的是美国监管方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又没有法规明确授权，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使得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演变成一种劣势。

未来改革趋势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未来改革趋势尚存争议，本文认为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

第一，金融监管将从宽松的监管周期向从严监管周期转变。考察全球金融监管发展历史，金融监管的严格与宽松程度呈周期性变动，当市场的竞争压力加大，各国将会推动金融自由化进程，放松监管；当金融风险加大，甚至金融危机来临时，各国将会以此为契机展开金融监管改革，从而推动宽松的监管周期向从严的监管周期转变。

上一个全球金融监管放松周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日本以及美国为代表。全球金融监管的放松潮流在促进全球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聚了金融风险，并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而金融危机往往会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严格金融监管周期随之来临。危机促使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提速，美国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虽然没有结束美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但涉及广泛的改革条例，将推动美国回归从严的金融监管周期。但仍然可以预计，当下一个繁荣周期来临，市场竞争压力加剧，美国金融监管仍无法回避从加强监管到放松管制的回归。

第二，金融监管框架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仍将面临种种挑战，未来3～5年，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落地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出台只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改革方案到具体实施的进程不仅是观念的交锋，也将展开新一轮利益的博弈。

在美国，谁来监管权力过大的美联储、央行的独立性问题、消费者金融保护与金融机构盈利空间之间的权衡、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等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使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落地充满变数。美国金融监管法案后续大量建制立章的工作或将绵延数年，尤其是在未来，美国各个监管部门将集中进入法规制订阶段，各相关部门将制订各类法规243项、专项研究67项。实际上，这些细则的制订过程才会真正决定新法律将如何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相关集团的游说也将影响监管细则的制订。金融监管改革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最终使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成为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政党之间利益调和的牺牲品，从而使美国金融监管最终丧失一次结构性调整的最佳时机。

第三，金融监管套利的机会依然存在。由于各国金融体制和监管措施的不同，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法规和准则，不同国家之间仍将存在监管差异，金融监管套利仍将存在。美国通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管门槛仍然较低，客观上为“监管套利”创造了可能。

美国的金融监管一向比欧洲严格，对银行业限制更多，这次改革则对银行业又施加了更多限制。尽管美国政府期望其他国家监管机构采取和美国相似的行动改革监管，但可以预计，其他市场不太可能追随美国制订相似法规，例如禁止银行业自营交易、限制衍生交易等。相反，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可能非常具体地针对美国的新法规制订相应法规和战略对策，从事新的监管套利，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扩展市场份额。

美国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衍生品投资的新限制，将迫使美国银行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减少有关投资，并且有可能使银行的相关投资向监管相对宽松的地区迁移。未来，香港地区、新加坡有可能成为监管套利的“洼地”。由于香港地区实行低税率，成立基金的成本较低且不限制卖空，而且拥有紧邻我国大陆市场的优势，对对冲基金形成了独特的吸引力。根据另类投资管理协会（AIMA）的数据，2009年底，在香港地区注册的对冲基金共有542只，是2004年的五倍。此外，对冲基金研究机构（HFR）的报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全球对冲基金共有约677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资产总规模达1.67万亿美元，而同期亚洲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达770亿美元。预计未来两年，亚洲（除日本外）的基金资产规模将增长70%，超过全球50%的增速。当前，在人民币汇改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背景下，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范围的扩大和人民币在境外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因素可能加剧国际资本利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与全球金融监管的差异进行套利，热钱流动更加频繁，从而对金融市场及资产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美欧金融监管合作取得进展，但仍存在困难。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成立以来公布了金融监管改进报告、薪酬管理原则、30家金融巨头跨境监管等一系列方案，这表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已经跨出了历史性第一步。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或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已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威胁。为加强跨境和跨职能监管，减少不必要的差异，克服对具有全球和地区重要性公司的监管障碍，采取更协调的早期补救行动，母国将努力加强与东道国的合作，以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

欧美尽管都认同制定统一规则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措施的考虑上又都表现出“单边主义”倾向。欧美之间的利益分歧将注定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的进程仍将存在摩擦，这主要体现为：（1）薪酬方面。法英德三国将从2011年开始征收银行税，美国并未最终要求银行将其高管的薪酬与银行业绩挂钩，此外，其他国家的大银行高管薪酬仍未与银行业绩挂钩。（2）对冲基金方面。美国不同意欧盟对美国对冲基金的限制措施，公开对欧盟拟议中的对大型投资基金的新管理措施表示反对，认为欧盟对私营证券和对冲基金的限制措施，将构成对美国企业的歧视，实际上是将其赶出欧洲市场。（3）资本金方面。美欧在补充银行资本金方面的执行力度差异较大。（4）伦敦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竞争方面。虽然美欧竞相推出看似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但在如何维护本国或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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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监管体制；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已经成了国家发展的核心，近些年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正在迎接着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跨国企业越来越多，不断冲击着传统的金融规则与秩序。就此看来，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监管模式似乎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一、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现状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为主，以银证保三者为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金融监管体制。而金融监管体制的主体则是国务院，国务院委托监管三大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体制只有通过国务院才能发挥其监管职能，所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明确指出，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要对国家的证券市场采取统一管理、统一监督的措施，来维护市场秩序，以保障市场正常的运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虽然管理比较集中，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过于集中的管理模式，才导致了监管体制之间缺少合作与交流，形式比较单一，与国际的交流少。而这种现状已经显然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

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危机主要是通过贸易来对中国进行影响的。我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增长的缓慢，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业务。在2007年年初汇丰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有60%出口的物资输到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占了28%。2009年、2010年以来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不大，但不良贷款风险存在的条件下，房产等投资出现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停滞。此外，中国企业销售的账款回收风险进一步提高。间接上造成银行业效益增长停滞，银行不良贷款出现反弹。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随着世界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金融行业正在进行不断地发展变革。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总理曾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必须要处理好金融开放、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加强管理与监测跨境资本的流动，维护金融行业的安全与稳定。金融创新是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应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谨慎创新，避免因金融创新而造成的十分严重的后果，使创新成为中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业一直在不断创新，不断走向更高的阶段。但中国的金融创新无论是在制度、产品还是手段上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初级阶段的金融创新，导致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缺乏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过高，竞争程度不高，缺少新型金融机构。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结合自身国情，密切地联系金融市场，防止业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化，密切关注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监管程度，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金融监管的前瞻性、全局性与有效性。

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

（1）向合作化发展。金融危机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特点也使金融危机的危险性扩大，波及范围也扩大，以至于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甚至是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行业。我国的银行、保险和证券金融行业，特别是发达地区的行业，已经导致许多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一些沿海地区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内地的金融行业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承受住金融危机的打击。为了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处于不败之地，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必须丰富起来，最好是能够采用灵活、多变、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广泛协调、合作团结的监管体制，向合作化发展。

（2）向混合化发展。金融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激烈的竞争背景下，金融业已经开始了创新和变革，新的金融产品也层出不穷，比如说由金融衍生出来的产品交易，受网络环境的影响，网上银行交易等创新业务也相继而来，我们只有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管理体制，鼓励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开展多种类型的金融业务，为行业提供新鲜的服务和产品。监管的方式也应该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以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适应混合化经营的需要，推动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开始逐渐向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发展。

（3）向国际化发展。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很多金融活动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界限。但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不一致，导致许多跨国企业利用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来逃避国家的金融监管，钻国家的法律漏洞，从事高风险暴利的非法经营活动，导致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散。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要以国际为标准，将国家内部的监管法律法规与国际保持一致，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强化联合监管，使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也趋于一致，走向国际化。参考文献：

[1] 张颖蕾.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监管的思考[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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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缺陷；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49-02

一、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有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由于中国目前采用的监管模式主要是针对分业经营，因此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缺陷：

（一）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

依据《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的监管原则：如果想促使一个银行监管的有效执行，不仅必须要具有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性，还必须具有保护机制的系统性等基本条件。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既要让参与的银行机构具有明确的责任与清晰的目标，同时还必须具有执行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监管体系上来看，虽然和之前相比更加独立，但是从总体上讲，还远远不够。它主要还是依靠于较少独立性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体系的中央银行，很难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制定政策与履行责任上有时还要听从财政部门的指令。而且央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又负责金融监管，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金融监管服从货币政策，从而较大地影响了金融监管的独立性。

（二）金融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性

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构成上看，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个部门来承担。因为主要是针对分业经营的监管，因此这四个部门之间还没有一套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金融监管的各个部门自称体系，缺少部门之间的联动协调机制，这样必然造成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适应差，影响到监管效率，在分业经营的业务交叉处产生监管真空，给被监管对象提供可乘之机。

二、未来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监管体制实际上也就是由行业监管转向综合监管。近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管理体制，对显露专业监管优势以及提升监管效率具有明显效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分业监管体制更偏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审批。这就会导致各监管之间的监管标准出现异同，这样既会重复监管，使严格更严格；也会出现监管纰漏，让松懈更松懈；更易导致员工争权夺势抑或推诿扯皮。例如，目前越来越多需要多家金融部门协调监管却始终统一不起来的“表外业务”，以及无法综合评估整个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机构等等。

随着中国金融机构混合业经营态势的发展，交叉、跨业的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日渐增多，各大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也日益密切。混业经营不但削弱了分业监管，更对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连同分析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必须将分业监管转变成统一监管，走金融统一或综合监管的道路。例如有人所说的合三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一个监管机构，并在此基础上设立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或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后便由此机构统一规划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并且监管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

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实现，应以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逐步完善监管体制，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以便更好地促使金融业蓬勃向上发展。

（二）完善金融监管模式：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把专业监管转换成行为监管。传统分业监管体制中主要采取按照不同金融机构类型来划分金融监管对象的机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在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中较为有效，但对如今的功能一体化，业务界限日渐模糊，金融机构便需要转换为功能监管。即依据体系的基本功能划分。从这种角度监管，不但可以涵盖所有金融产品及活动，还能够有效解决混业经营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监管归属问题。金融监管对象从机构转为业务不但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效率，适应金融的创新需要，还能及时处理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中国正由分业经营到混合经营，因而可以现有的“三驾马车式”的金融监管基本组织架构为基础，科学界定和划分含金融创新产品的金融业务。以功能监管为原则来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与监管的范围，从而达到功能性监管覆盖金融经营。为更好适应新的混业经营形式，银监会可转换为银监会监管银行和信托业务，保监会监管保险业务，证监会管证券业务。

（三）完善监管工作方式：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

完善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由行政审批转向过程控制。长期以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和现场监管较受重视，但已经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金融市场和繁多的金融创新产品。因此，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是实现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并重的现代监管方式转变的重要步骤。

在中国，金融监管主要是行政审批，控制市场的准入。而风险性监管既不够完善，也缺乏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正常机制。因此，金融监管重点在于跟上金融机构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否则，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大规模地爆发危机。

分析中国金融发展特点之后，我们认为应把风险监管方面作为工作重心，为化解和减少各种金融风险，还应协调监管制度，改变手段与方法，并且完善风险预警、风险评价、风险化解及风险隔离等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金融市场的风险，达到预期目标。

为更好地处理可能出现的危机，避免因个别突发事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各监管部分之间要建立健全灵活有效的沟通机制，加强合作与交流。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各部门要侧重非现场监管，因此健全和完善非现场监管网络、增加非现场监管的方法，加强对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还要大力加强建设金融诚信档案，全面系统地了解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以便排除隐患。我们还需完整完善风险指标的体系，多维分析非现场的监管数据，以此提高预警风险的能力水平。

三、结语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终结，全球经济复苏，金融市场必将更加活跃。加强中国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动性则需更多的扩展国际业务。因此，为使中国监管体制的完善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现有监管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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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信彦.浅谈新形势下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J].决策与信息，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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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金融有客户量大、资产规模小等特点，因此需要采取特别的监管措施。为了解监管机构的选择、监管目标体系的设计等内容应如何设定，本文比较了国际上几个国家的微型金融监管框架。从比较情况看，各国根据其国内具体情况在监管方式的设定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基本原则是相同的：既进行充分的监管以保护储户利益，同时又不能太过于规范以至于挫伤扶贫的积极性。

关键词:

微型金融；监管；国际比较

一、引言

微型金融机构在帮助穷人获得收入和资产、解决贫困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这些机构的发展，一个用以促进行业发展、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就变得至关重要。微型金融机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他们拥有大量的客户，但是他们的总资产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非常小。标准的银行监管，如果不加修改就运用在微型金融机构身上，往往会失效且过于繁重。本文研究了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秘鲁、菲律宾、坦桑尼亚、利比里亚等国家的监管案例，基于他们的经验，希望能找到对于特定发展水平上的微型金融机构而言最好的监管方法。

二、微型金融的机构类别

了解微型金融监管首先应该明确微型金融机构是多种形式存在的组织。

(一)正式机构主要是指那些受到审慎监管或者专门监管的正式微型金融机构。如：尼日利亚的商业银行提供微型金融产品来参与微型金融市场；菲律宾的农村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都涉及小额贷款业务。

(二)半正式机构半正式微型金融机构通常没有专门的立法，但可以在现有的法案下注册。非政府组织是最普遍的半正式机构。比如印尼的乡村信贷组织、农村信贷基金组织、合作社和信用社；埃塞俄比亚的不受监管的储蓄和信用公司被认为是半正式机构。

(三)非正式机构非正式微型金融机构则是既不受监管也没有注册的。比如尼日利亚的微型金融银行和机构的行业协会，以及一些国家的自助团体。

三、微型金融监管方式比较分析

(一)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类别

正如前面提到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多样性表明对它们的监管也具有类似的多样性。包括：

1、自我监管。

自我监管主要是微型金融机构为确保健康发展而设立一系列行为指导准则以规范其运营。如，尼日利亚就要求微型金融银行进行自我监管，达到良好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

2、银行法监管。

银行法监管是另一个极端，主要是指正式的微型金融机构受到审慎监管。大多数国家，比如秘鲁、菲律宾、坦桑尼亚等都有完备的银行法存在，立法者只是简单的把银行法的约束力延伸到微型金融的监管中。

3、专门法监管。

最后一种选择是制定专门的法律对微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比如，埃塞俄比亚根据不同的机构类型了不同的法案：《微型金融公司和小型信贷活动管理条例》、《金融合作社管理条例》、《存款和信贷合作社管理条例》；在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依照专门的“乡村银行条例1983年”运营。每种监管方法都各有利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正确的选择将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各自困难、监管能力和知识上的缺陷，以及适应监管环境的时间和能力。

(二)被监管者与监管者的选择

1、被监管者的选择。

对于哪些机构应该受到监管，普遍认为，为了避免扼杀在最低层面上的金融创新，非正式的、小规模的组织最好排除在监管系统之外。甚至有学者认为，不吸收存款的机构都没必要进行监管。但是，很多国家事实上已经开始监管那些只开展贷款业务的机构。比较一致的做法有：为了鼓励创新和节约监管资源，对那些只有少量成员存款，不吸收非成员存款的微型金融机构只采用最低要求，比如只要求注册登记并定期向中央银行发送报表、遵守非金融管理要求、遵守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要求。开展存款和类似存款业务的机构应该进行更细致的管理。比如在加纳，该国的《金融机构法》为微型金融提供了一种非金融机构模式，主要是指储蓄机构和各类金融公司。该国的非金融机构大致可分为三类：吸收零售型存款的机构、吸收批发型存款的机构、不吸收存款的机构。吸收存款的机构和只开展贷款业务的机构都要受到监管，但是对于前者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审慎监管。

2、监管者的选择。

与定义受监管机构密切相关的是指定监管机构。微型金融机构审慎监管主要由中央银行、财政部或银行监管部门进行。对于那些不适用全面审慎监管的机构，替代方法有：由非政府机构根据官方管理条例来监管微型金融机构的混合式监管；由非政府实体进行独立监管；以及由微型金融行业协会进行“自我监管”。我们对比的样本国家包含了多种微型金融监管者，包括中央银行、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这些监管者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直接受中央银行等部门审慎监管的；二、受其他政府机构或行业协会监管的。受中央银行等部门审慎监管的机构可分为半正式机构和正式机构，尽管前者只要求注册，但是它在服务规模和范围方面非常重要，使得中央银行会对规模较大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管。比如在孟加拉国，中央银行的一个指导委员会“微型金融研究和借鉴部门”被任命为临时的非政府组织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者，专门监管较大规模的半正式的微型金融机构。根据前面的分析，正式机构就是指那些提供微型金融的且受审慎监管的正规机构，如商业银行，他们本来就受中央银行监管。如在菲律宾，中央银行对当地所有的农村和储蓄银行进行监管，同时还为这些机构的微型金融贷款提供再贴现服务。小微型非政府组织等半正式微型金融机构主要受其他政府机构或行业协会监管。如在巴基斯坦，一个微型金融行业组织——巴基斯坦扶贫基金(PPAF)对一些小型微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在印尼，印尼中央银行则授权印尼人民银行通过在其分支和区域审计办事处配备工作人员对提供微型金融的地方银行系统进行监管；对第二层次的机构——小农户信贷银行的监管则授权给省级发展银行。

四、微型金融监管框架的一般内容

对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必须考虑微型金融机构这一群体与现有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为微型金融量身定做的监管框架。

(一)监管的目标

微型金融有其自身特点，设立微型金融监管框架时需将这些特点考虑在内：为那些少有其他金融服务选择的客户提供银行服务；微型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较为单一，而且有时不稳定；微型金融机构的储蓄和信贷交易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不容易引起广泛的系统性不稳定问题；当微型金融机构(特别是规模较大的机构)没有恰当管理和监控时，微型金融行业内部会形成市场风险。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其对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目标包括以下几点：保护小额储户；确保微型金融部门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促进金融机构的高效经营。

(二)稳妥性要求

1、资本充足率。

很多国家都对微型金融机构提出了专门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多数国家对微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都高于普通商业银行。如秘鲁是9.1%；阿尔巴尼亚是10%；乌干达对于微型金融机构设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甚至高达15%。

2、最低资本要求。

考虑到一些微型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权利，因此就需要对其设置一个最低资本要求。一是确保实现微型金融的功能，二是达到监管者的审慎监管要求。如阿尔巴尼亚对开展微型金融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最低资本要求是120万美元；坦桑尼亚根据金融企业是否设立全国性的分支机构分别设置了8亿和2亿的坦桑尼亚元的核心资本要求。

3、贷款准备金要求。

审慎监管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报告制度和贷款准备金制度来控制微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如埃塞俄比亚，对总存款大于或等于100万比尔的微型金融机构的要求是：分别提取25%的标准贷款准备金、50%的可疑贷款准备金和100%的损失准备金；对总存款在100万以下的微型金融机构的要求是：提取50%的可疑贷款准备金和100%的损失准备金。

4、流动性比例要求。

流动性要求的目的是保证微型金融机构保持一个充足的流动性水平，以满足所有能预测和不能预测的债务。有的国家要求较松，而有的国家的较严。如阿尔巴尼亚，对信用联盟的流动资产比率要求是10%，低于世界信用社理事会的建议值是15%；而埃塞俄比亚对流动储蓄超过100万比尔的微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比率要求是20%，比商业银行15%的标准要高。

(三)报告和非现场监管制度

在微型金融监管方面，报告和非现场监管制度更为重要。考虑到微型金融贷款组合的单一性和容易迅速恶化的潜在风险，一个相对严格的报告制度有利于监管者获得有用、及时的信息。例如，秘鲁要求微型金融机构每天、每周以及每月都要提交财务报告和其他事项；在埃塞俄比亚，微型金融机构则只需上报季度报告。

(四)对准入、运营、退出(升级)的监管

1、行业准入和退出要求。

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关于其准入和退出要求。一是明确批准机构。大多数国家对微型金融机构的许可权都在中央银行手中。比如在利比里亚的金融法案中就明确规定，微型金融机构的许可权在利比里亚的中央银行。二是规定了一些准入要求。除了上文提到的资本金要求外，对机构形式和治理要求等也提出了相关要求。

2、运营监管。

运营监管主要是对日常操作的几个方面进行监管，限制要求有：高利贷法律和利率上限、贷款记录要求和一些业务方面的限制，如开设分支机构、营业时间等。事实显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强制执行这些限制规则在短期内为微型金融机构创造了生存空间，但同时也带来倒闭风险。如尼日利亚，完善的内控制度降低了该国微型金融机构风险；秘鲁，微型金融机构倒闭的原因之一是内部控制系统没能发现贷款业务的不规范和恶化。

(五)一些鼓励措施

金融机构要遵守一系列的监管要求，不仅是资本充足率、合理的管理等核心审慎要求。同时，政策制定者要设计适应微型贷款现实情况的非审慎标准，以促进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如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在阿尔巴尼亚，针对不同类型微型金融机构采用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储蓄和信用协会及其联盟由于他们的非盈利的本质而免税，但商业银行涉及到微型金融的部分要对其盈利收取10%的税。另外还有资金鼓励。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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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制度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3―0042―03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12

[作者简介]王继权(1973-)，安徽合肥人，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汤斌(1969-)，安徽旌德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博士后科研人员。

一、已有的关于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和制度架构的讨论

(一)关于金融稳定政策工具的讨论

中央银行成立之初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防止金融不稳定的发生(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的目标定位证实了这一点)，其手段则是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和向金融市场或特定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有西方学者较早明确地将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作为金融稳定政策工具进行讨论。Frydl＆Quinty(2000)认为，中央银行在确认银行危机的系统性特征之前，就对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这种融资通常蕴涵着高风险。Powell(2001)、John Chant(2003)从政府公共政策的视角将一国金融稳定的政策措施划分为危机预防、危机管理政策，或者更具体的预防性政策、遏制性政策和纠正性政策。

欧洲央行Tommaso Padoa―schioppa(2003)从广泛的视角，将中央银行及相关金融部门的政策工具加以梳理，概括出一套有利于促进金融稳定的政策工具体系(如表一)。

IMF专家Aerdt Houben Jan Kakes&Garry Schinasi(2004)在系统探讨金融稳定框架构建时，主张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类型有三种，分别是预防型、援救型和处置型政策。每种政策类型须采用不同弹性和力度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搭配(如表二)：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指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部门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政治保障；利率、汇率、流动性支持、资本账户管理、舆论引导或道义劝告等工具；支付体系支持、法治支持、审慎监管、投资者保护制度、监管协调机制等制度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部门密切合作，利用这些政策、工具和制度，共同维护金融稳定。

(二)关于金融稳定制度构架的讨论

国外关于金融稳定制度构架的讨论，主要侧重从宏观层面对金融稳定进行制度分析，或日探讨制度视角的金融稳定框架。在外延上，包括了金融稳定的管理构架、金融体系规则和标准、金融监管框架和效率、金融结构和公司治理等。

Litan(1997)认为，应摒弃“预防―安全网”制度模式，而实行“竞争―遏制型”制度模式。该制度模式更多地关注于鼓励竞争，同时也有赖于及时校正行为、消除支付清算系统的时滞现象，建设性地运用市场力量或近似市场的方法以预防和阻止金融危机发生。Das、Quintyn和Chenard(2004)等选取了有关宏观经济环境、银行体系结构、制度和治理环境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监管治理与金融体系稳定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Llewellyn(2001)认为，要着眼从整体角度考虑金融稳定制度框架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他提出的金融稳定制度框架包括6个方面：制定规则；监测和管理；激励机制；市场约束；政府干预；公司治理。Oosterloo和De Haan(2003)也概括了金融稳定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金融稳定风险评估；目标和评估不一致时使用的政策工具；金融稳定的决策程序；负责维护金融稳定机构的责任。

二、金融稳定政策工具组合

本文侧重探讨金融稳定政策工具体系(与各种政策类型相对应的工具组合)及其应用。参考有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笔者将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分为以下几类：

(一)独立性工具

这种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主要使用的、基本不需借助其他部门协助就可实施的政策工具体系，主要包括：

1．宏观审慎分析。宏观审慎分析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发展而来的，主要用于监测全局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种宏观层面的分析方法。中央银行肩负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具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审慎分析手段来度量整体风险及风险冲击影响的能力。利用宏观审慎分析，可以识别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关键风险点、脆弱性和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在具体的工具运用方面，中央银行要引入前瞻性的宏观审慎分析手段如压力测试、事先预防以及全周期风险评估等技术，来提高度量整体风险的能力。

2．金融风险预警。通过设计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预警方法，对收集的宏观经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数据信息进行分析、预测，获得量化结果及相应的稳定性评估结论，并以适当形式向有关金融机构或社会公众进行风险提示，最大限度地减少系统性风险的危害。

3．监测支付清算系统。各国中央银行把支付结算系统的安全性与高效性放在维护金融稳定的首要位置，力求使中央银行对支付结算系统的监测管理涵盖与大额资金交易有关的各个领域。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中央银行需要重点监测：主要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充足状况；各类创新支付手段及银行卡类业务的资金交易风险监测；加强监测大额、可疑支付交易及其他异常支付交易活动。

4．紧急流动性援助。最后贷款人融资可能是中央银行用于处置金融不稳定的最传统的工具。它包括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对整个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和对个别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当显示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存在不足时，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一定量的基础货币，缓解市场整体的流动性压力；

个别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支持主要针对缺乏流动性、具有偿付能力并且其倒闭可能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机构。

5．征信管理。中央银行通过征信管理，及时监测企业和个人的各类违约情况，防范银行信贷集中度和不良信贷过高所隐含的风险，进行风险提示或实行其他风险矫正措施，直接为金融风险监测、防范和化解服务。

(二)辅工具

辅政策工具，是维护金融稳定辅助使用的政策工具。大多属于在实现其他政策目标、主要是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有利于促进金融稳定的、辅的政策工具。大致包括：

1．货币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恰当履行货币调节职能，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而宽松的货币环境，是从宏观、整体角度保障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重要方面。货币政策最核心的是保持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而金融稳定又以保持币值稳定为重要前提，因此，金融稳定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兼容性。这意味着，当出现重大的外生冲击导致货币环境恶化时，中央银行要及时进行对冲操作；或者当观察到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着某种自身无法修正的扭曲时，中央银行可采取先发性(Preemptive Policies)的政策操作，消除风险隐患对经济和金融体系长期运行的影响。

2．短期利率。短期利率反应当期的资金市场价格。它主要受物价水平和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是反应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重要经济变量之一。一定时期内保持利率的相对稳定，对维护金融稳定有重要意义。应以短期利率为市场风向标，综合调整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体系，达到稳定币值的政策目标。

3．公开市场操作。作为中央银行主要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对整个货币市场资金供求有直接的影响。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是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最有效手段。公开市场操作还直接影响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扩张性或收缩性影响。

4．道义劝告和窗口指导。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补充性政策工具。它本质上是中央银行运用行政手段间接影响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能力。从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当金融风险苗头出现时，中央银行通过实行窗口指导、道义劝告、舆论引导等，公开或非公开地与投资者、金融机构及有关各方及时沟通，传达政策意图。

5．汇率。无论在固定汇率制、还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中央银行为保持汇率相对稳定，或有意识地操纵汇率的变动以服务于某种经济政策目的，都会对外汇市场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制定稳健的、前瞻性的汇率政策，采取适度的直接干预措施，可以确保汇率和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

(三)协调性工具

协调性工具是中央银行需要与其他部门协调使用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

1．信息交流和共享。由于职责定位不同，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信息收集的范围、标准及侧重点有所不同，对金融风险的关注点也不尽一致。因此，应建立中央银行与其他各职能部门(主要是各行业金融监管机构、财政部、存款保险机构等)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通过定期的信息交流和互换，定期举行座谈会和进行工作磋商，以及对金融重大、紧急、突发性风险事件进行通报，来交换对金融稳定状况和政策取向的看法。

2．协调管理。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往往归属不同的政策主体，各行政主体关注的政策重点又有所不同，因此各职能机构对金融稳定形势的判断难免存在差异，所推行的政策可能有交叉重叠或相互干扰。金融稳定政策协调管理的目的，在于消除不同职能部门间的分歧，从而在使用相关政策工具时，各方既明确自身分工、承担相应的职责，同时兼顾与其他职能部门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

3．风险协同处置。中央银行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应与相关部门建立金融风险协同处置机制。一方面使金融机构在风险加大或资产质量变差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压力尽快得以纠正；另一方面，当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爆发时，中央银行与相关管理部门协同对高风险金融机构采取接(托)管经营，资产、负债或机构重组，对于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进行市场清算退出等处置。

(四)补充性工具

补充性工具是中央银行以外的其他相关部门使用的、有利于促进金融稳定的政策工具。主要有：

1．审慎管制和审慎监管。金融审慎管制和审慎监管(Prudential Regulation&Supervision)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金融运行不协调和低效率的一种调整。金融审慎管制和审慎监管通过设定市场准入门槛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限定业务范围，设置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偿债能力以及银行信贷集中度等监管标准，或者通过设计风险监测预警模型，对金融机构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进行预警和提示，防范和及时遏制金融机构风险。立足于防范单个金融机构风险的金融管制和监管措施，有利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防，从而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2．风险补偿机制。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等风险补偿制度，在形成规范有效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减轻政府救助负担、抑制个别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既有利于防止金融挤兑风险的蔓延，在正常金融机构和有问题金融机构间建立一道隔离墙，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约束的力量，防范金融机构的高风险经营行为。

三、健全金融稳定制度体系

本文侧重讨论狭义的金融稳定制度体系。它是指与金融稳定法规政策相对应的、用于规范金融体系运行并具有金融基础设施性质的一系列规章及规则体系，在外延上大致包括金融监管框架、支付结算规则、公司治理准则、会计和审计标准、信息披露体制、社会信用制度等；而法律法规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广义的制度范畴，在此不作具体探讨。

1．金融监管框架。金融监管框架基本涵盖两方面核心内容，一是金融监管体制安排，二是金融监管标准厘定。关于金融监管体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加剧，混业经营所具有的综合竞争能力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金融监管也显示从机构型监管向功能型监管的转变，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金融监管标准是决定金融监管成效的重要标杆。IMF等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对各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评估，按照IMF等国际组织的观点，金融监管标准的核心原则包括：(1)监管治理；(2)监管实践；(3)审慎框架；(4)金融操守和安全网。

2．支付规则。支付规则是确保支付结算体系安全、高效运转的基础性制度设施。十国集团中央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颁布的《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提出了安全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统应遵循的原则，包括法律基础、支付系统的制度和规则、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及时最终结算、多边轧差等内容。

3．公司治理准则。经济合作与发展国家(OECD)制定的《公司治理准则》已成为各国评估和改进公司治理的国际标准。该准则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公司治理框架应当保护股东权利；应当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包括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应当承认利益相关者的法定权利，鼓励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在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维持企业良好的财务状况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应当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所有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所有权和治理状况；应当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董事会应当向公司与股东负责。

4．会计和审计标准。国际会计和审计准则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s)、《国际会计准则》(IASs)等构成，由36条有效的IAS-IFRS准则、11个解释公告以及解释具体条例的指引组成，为披露财务报表信息提供了完整框架。该框架定义了编制财务报表的目标，突出定性特征使得报表信息更加有用，规范财务报表的基本要素(如资产、负债、收入)以利于确认和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