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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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广泛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任何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因此，需要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威廉・维克里和詹姆斯・米尔利斯在对该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引入 “激励相容”的概念，从而建立了委托理论。委托理论认为：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人，其目的都是追求约束条件下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由于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人可能做出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的行为，而委托人受不对称信息的制约，无法进行有效监督与约束，从而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在面对人问题的情况下，委托人需要做的是如何根据能够观测到的不完全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此时，委托人面临着人的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即委托人提供给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能低于后者不接受合同时的水平，也就是说，只有人“做”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不做”的期望效用，人才会“做”；二是激励相容约束，即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人的私人信息，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人所采取的行动，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人“这么做”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不这么做”的期望效用，人才会“这么做”。

委托―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情形的存在。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可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一方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即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另一方可能做出令自己利益受损的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因此，资源配置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需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

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监管者（监管当局）与被监管者（金融机构）之间始终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监管当局不可能及时、全面地了解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同样存在人问题。因此，需要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安排来实施有效监管，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目标融合进监管目标中，在实施监管行动时融合银行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充分发挥这两者的作用，使监管者的目标函数与被监管者的目标函数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实现监管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相容。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历史沿革

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由行政命令式监管―――标准化方法监管―――现行采用的内部模型法监管的历程。（1）传统的银行监管是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被监管银行的业务范围，即对于特定的银行，政府规定其可以经营哪些业务，不可以经营哪些业务；如果银行违背了政府的规定，将受到处罚。（2）标准化方法监管则沿袭了行政命令方法的一般原理，并进一步将资产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级别，对不同风险级别的资产确定不同的固定资本要求。（3）上述这两种监管模式是比较粗放的，没有考虑银行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评价经验的不对称问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方法来替代以前的标准方法；内部模型法允许各银行采用自己设计的风险评价模型，以决定其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因此解决了经验不对称问题；但是它规定了银行所采用的内部模型的有关的参数标准，这可能诱使银行为了符合监管程序而不是为了更精确的确定自身的风险水平而设计自身的风险评价模型，因而制约了风险管理模型的技术创新，同时在监管者和银行之间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从本质上讲，仍然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价值一致。因此，内部模型方法仍然需要改进，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激励相容的监管方案，即事先承诺方法。

事先承诺制本是激励机制理论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它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做出承诺后，原先在没有承诺情况下的一些最优选择在事后变得不再是最优，这就使当事人自己在事后的选择余地减少，而剔除事先最优的某些选择，也迫使对手重新考虑你的策略，从而使做出承诺的一方得到利益。将其运用到银行监管中，就是指银行或金融机构对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事先向监管者承诺，承诺在一定时期内的累积损失不超过一个最大限额，从而依据事先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留有充足的资本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在事先承诺制下，银行的最佳选择是如实告知监管者他对未来最大损失的真实估计，因为，如果他低估了损失，他就冒着违背事先承诺而经常被惩罚的风险，这样做的成本很大，而且会使监管机构干涉自身的业务；而高估损失则意味着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性要求。这对银行同样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这样就满足了激励制度的激励相容要求。同时，由于规制合同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风险控制状况主动向规制者提交的，其所得效用也必然大于其保留效用和机会收益。因此，监管者只需设计或选择出一种合适的激励惩罚机制来涵盖监管对象任一水平的风险暴露，分析问题机构风险损失的起因（是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造成损失的发生还是由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整个行业都面临损失的风险），对于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和整个行业面临的风险导致的损失给予惩罚（区别对待），对于执行规制合同较好的机构给予奖励。应用这种方法，银行会受到改进内部控制制度的激励。

关于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措施安排，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有若干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及时校正措施”（PCA,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就是其中之一，它设计的初衷是从外部力量的角度出发，制定一些措施能够使得金融机构在风险加大或资产质量变差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压力尽快加以纠正。Fg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已于2004年6月正式公布并将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强调有条件的大银行建立内部风险评估体系（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es,简称IRB），倡导国际活跃银行基于内部数据和管理标准，建立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的两维评价体系，以增强银行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敏感性和标准化。

三、激励相容理念下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进的初步分析：制度环境的建设与具体措施的安排

西方国家关于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制度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确有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但是也要看到，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环境背景下运行成功的制度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一种制度安排是否能够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该制度本身，同时取决于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条件或者说该制度实施的初始条件；不具备初始条件，金融监管的约束目标就会发生错位，就不能产生预期的监管效率。

就金融监管的国际趋势而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被西方国家监管当局认为是成本最小的金融监管制度。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金融环境和金融机构成熟程度之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即便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也未必都能满足该执行条件，更不用说处于金融制度转轨中的我国商业银行。应该说，我国原金融监管体系尽管是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兼收并蓄、双“管”齐下，但它在亚洲国家或地区陷入严重金融危机时依然能够保持金融稳定（虽然不乏其它因素的贡献），说明该种方式的金融监管制度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金融稳定运行具有监管方面的独到之处。问题是：在新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及金融混业经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WTO,2006年后要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外资金融机构的全面进入必对我国金融业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对原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以适应金融业务的演变趋势和新的金融业存在格局是必然的选择。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一）加紧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能够有风险约束和资本约束的成熟的市场微观主体

目前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定位不清，治理与管理一身二任，外派监事会制度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与约束；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样缺乏良好公司治理的基本素质，董事会因问题不可能形成保护股东权益的激励。因此，要以产权变革为先导，重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制度。通过股份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落实股权多元化结构，建立起明晰的金融产权结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形成责权明确、相互制衡的约束机制，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产状况良好并且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

（二）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重视银行信息披露尤其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增强社会公众和市场对金融机构及监管者的监督

只有金融机构进行良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监管当局才能准确了解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运行情况，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成为有效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首先，要规范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内容。其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评价体系，培育市场化的专业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级，减少金融机构与社会公众、监管当局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监督。第三，建立以内部控制信息为核心的公开信息披露制度。

（三）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建立合理的监管制度安排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实现金融监管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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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金融监管功能匮乏和不到位

美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在宏观审慎方面，不管是分业监管模式还是统一监管模式都存在不到位的缺点。拿发生危机的美国来说，对于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品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管，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在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发放抵押贷款给贷款人时，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并没有对贷款人的信用、还款能力、收入高低等进行严格的审查，不考虑由此带来的后果，只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停的为贷款人发放贷款。此时，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宏观上并没有对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给次级贷款人发放贷款的行为进行制止，没有对其实施适当有效的监管。当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时，会有评级机构对特殊目的公司SPV发行的债券进行评级，因为评级机构是商业性质的，况且美国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对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因此评级机构对发行的债券基本上评级在当时良好的经济条件下的评级都是优等级的，这样投资者会认为这种债券的风险很低，从而放心购买。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之所以能够广泛流通，还有信用增级机构对发行债券的机构进行信用担保，如果一旦住房贷款人没有办法偿还住房贷款时，投资者购买的债券就会因此跌价，而此时信用增级机构就会对投资者进行补偿。因此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认为这种债券还是值得购买的。但是评级机构以及信用增级机构在美国并没有机会对其进行严格的金融监管，因此美国的分业监管模式出现了空白，造成了宏观金融监管的不到位。

二、金融衍生品过度创新增加系统性风险

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行业越来越趋向于融合更趋于一体化，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强。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金融创新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样也不容忽视。我们知道从住房抵押贷款发展成为住房抵押贷款债券MBS，再后来衍生出来的资产支持债券ABS，由MBS和ABS发展而来的担保债券凭证CDO，再到后来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从这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产品创新越具有规模。规模越来越大，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一方面就会增加金融机构本身的操作风险，同时产生了增加了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在2001年到2007年期间，全球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务担保凭证CDO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的规模分别扩大了2.4倍、98倍和300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发展是不断增长的，规模也壮大了很多，但也无限增加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许多这些金融衍生品是由少数几个大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的，使机构的风险集中在少数这些大机构，这又进一步的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三、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

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资本充足率及以上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计算，金融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将在经济繁荣时期放松，在资本充足率体现上面，繁荣时资本充足率的制定会相对低点，银行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进行信贷方面等有所作为，而银行投资扩大行为和信贷供给扩大行为又会进一步拉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无形中又放大了经济的波动，使得经济更趋向于繁荣；反之，经济衰退时就提高资本充足率，就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衰退。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还体现在公允价值会计上面：具体可以表现为，当金融机构所拥有的资产价格在市场上的价格下跌时，而作为公允价值会计方面，就会引起这个金融机构的整个市场价值也跟着下跌，对于投资这个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来说，投资者就会抛售持有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股票，而投资者的大量抛售行为又会进一步使得股票的价格下跌，同样在公允价值会计上面，又会进一步使得资产的价格更进一步下跌，如此一来就会形成恶性的循环，造成经济的大波动；反之当金融机构持有的某项资产价格上涨时，公允价值会计也会使得金融机构的整个市场价值上涨，同时也会形成良性的循环，经济的波动在无形中被放大。此外，我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信用评级问题、定价模型等制度也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这些具有顺周期性的金融监管制度与资本充足率和公允价值会计计算一起扩大了经济和金融的原有的波动性。从这个方面来看，在表面看来非常繁荣的美国经济来说，因为存在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所以在金融监管方面过于放松。

四、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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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EPA；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法律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认为CEPA金融领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审慎性的一面，但随着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经验可以成为CEPA金融融合进程的借鉴；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考虑“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区域金融融合的独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继续推进，促成了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时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构筑了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国两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等。规定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与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需求的制度基础。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相互”开放的双边框架。尽管学者对CEPA的性质意见并不统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特征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主体文件中，如同GATS一样，CEPA亦先就金融服务领域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概述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义务，而将双方金融服务领域的具体开放承诺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确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签订，并同样以附件3的形式对金融服务承诺予以修订。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签订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贸易组织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对市场准入金融监管法律、成员方国内审慎监管法律等的协调，沿用GATS模式的CEPA进程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潜在需求。

其三，两地金融主管当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对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关系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成为两地金融融合的具体指导，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实践可能。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在“英伦银行研讨会”上，在阐释“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概括为：“一个国家内，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两种货币、两个货币制度以及两个全融当局之间的关系。”①并进一步提出处理两地金融关系的“七项原则”。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九周年‘认识一国，体现两制’研讨会”进一步就“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金融自进行了阐释。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内地银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就加强双方监管合作、信息交流进行初步规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协议，其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作用仅在于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的领域，如市场准入监管法律方面，对于准入之后的持续性监管法律制度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务领域同样更多的关注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局限性使得持续性监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签署备忘录的层次上，未能与CEPA实施区域金融进一步融合的目标相适应。

2．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S处理多边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基于推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多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现实考虑，两项原则及其例外规定是适当的。但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外一致”，最惠国待遇强调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协调消除合作国家间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对于区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异的金融监管法律仍然会阻碍合作目标的实现。如欧盟金融融合实践中，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颁布前，采用的即是国民待遇的作法，该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实现银行业“设立提供服务的自由”。因为“即使每个成员国能非歧视地适用法律，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性并没有消除，从而共同体内市场的分离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员国就有多少市场，而这与建立欧共体内共同金融市场的目标是相违背的”。③

3．处理多边关系的GATS模式是多边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固然可成为处理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参照。但多边关系中的讨价还价，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与难与调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约束承诺的作出并未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而仅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讨价还价”。④因此多边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实的区域金融融合及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对于香港与内地而言，一国两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邻及其天然的亲缘关系等等。

显然，CEPA下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的模式并非尽善尽美，随着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日益成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时，CEPA进一步促进金融融合的目标、手段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区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欧盟，其借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推进金融融合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四、欧盟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欧盟在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通过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一内部市场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银行监管法律协调为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指令，对资本充足、并表监管、大额暴露等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协调。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欧盟金融融合建设进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内部单一市场的建设不断拓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另一方面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又促进了单一市场的建设。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植根于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设计了良好的协调保障机制。

(一)欧盟基础条约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石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由欧盟基础条约予以保证。首先，《欧共体条约》①对四大自由的规定，尤其是对设立与提供服务自由的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来单一内部市场目标的约束下，对有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进行协调，是协调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欧共体条约》第二编第三章对法律近似化专章予以规定，特别是第94条依据共同市场的要求明确“理事会应根据委员会的提案以全体一致同意通过指令，以使各成员国的对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转发生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的各项规定趋于接近”，从而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良好的依据。《欧共体条约》第3条亦明确规定，为了达到本条约所确立的目标，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共同体的活动应包括“在共同市场运行所需限度内，使成员法律近似化”。将法律近似化作为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活动之一。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以目标指引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并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机制保证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在于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精巧设计。欧盟金融(银行)监管法律协调最初采用“全面协调”的原则，追求的是“通过对各成员国银行业法规的‘完全的统一’来实现共同体银行业一体化”。这一协调原则集中体现在欧盟银行业法律协调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国银行业法律的差异，追求“完全的统一”式的全面协调，并未能很好地推进欧盟金融融合的建设。1985年《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在描绘欧洲单一市场蓝图，列举建立单一市场所必需的指令时，摒弃了“完全统一”的一体化主张，确认了在关键领域，如金融监管等方面，运用“相互承认”、“最低限度协调”二项原则来促进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1989年的《第二银行指令》在银行业法律协调中确认以上两项原则，并成为了欧盟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以尊重成员国法律为前提，每个东道国把其他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视同于本国的规定，从而避免了东道国通过适用本国法的不同规定而限制成员国、信贷机构的准入，扩大了银行业的开放。单一银行执照和母国监管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具体体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对银行业的“重要规则(essentiall rules)”进行协调。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以单一执照、母国控制原则为具体体现，辅之以欧盟立法的两项基本原则――附从原则(subsidarity)与适当原则(proportionality)，构筑了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完整体系。自《第二银行指令》以来，欧盟依托精巧的协调原则，客观上降低了对成员国国内法的协调需求，从而加速了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

(三)欧盟的区域立法工具体系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工具保证

欧盟的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基本渊源和派生渊源。基本渊源由欧盟的基础条约及后续条约组成，如《罗马条约》等。派生渊源由条例、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构成。条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员国中直接使用，无需经各成员国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转换程序或批准方式使其成为其国内法。指令对特定成员国有约束力，要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程序转换成为本国国内法。建议和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上，尤其是欧共体立法程序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对其指明的对象有约束力，既可以对成员国作出，也可以对公民或个人作出。欧盟基础条约提供协调的总体框架与目标指引，作为基本法律渊源，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前述)，欧盟的派生渊源，则以其完善的、多样化的工具体系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主导作用。与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结合，指令最终成了实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的首选。根据《欧共同体条约》第249条第3款规定：指令对与其所指称的成员国，就其所欲达到的目标具有约束力，但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达到指令目标则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种体现“软法”“软法（soft law）是用来指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实际影响的规则，是与“硬法（hard law）”相对的一个概念。本处用来表示欧盟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中协调效力架构及注重灵活性的考虑。方式的协调，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与成员国间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及利益所在。以银行业为例，欧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设立和经营业务、资本充足与清偿比率、并表监管等多方面，通过该指令确立了银行监管法律协调。

(四)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组织保障

莱姆法路西框架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新系统，是以亚历山大・莱姆法路西为首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哲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导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协调立法框架推广至银行、保险业监管立法协调的成果，是对原有协调机构的整合、改造与突破。莱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个层次的协调机构，第一层次包括欧洲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欧洲议会(EP)、欧洲委员会(EC)，主要是进行框架原则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议。第二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委员会、欧洲证券委员会、欧洲金融集团委员会，委员会由成员国财政部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确定、建议和决定有关对第一层次指令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三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监管者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者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各监管当局、欧盟相关机构等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加强成员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保证统一实施第一、二层次立法。第四层次即执行层次，为各成员国包括成员国监管者具体实施欧盟指令、条例，欧洲委员会也担当监督、促进实施的责任。

莱姆法路西框架四个层次的架构，奠定了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的莱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层决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层进行框架性立法，协调立法原则，第二层次关注技术性问题，制定第一层次协调立法的实施细则，第三层主要是“在准备实施欧盟指令的技术性措施，及准备促进欧盟监管合作和监管趋同的措施中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专家意见”。第四层次由欧洲委员会协同成员国、成员国监管当局等实施欧盟立法。四层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欧洲理事会或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颁布指令的方式进行协调立法。

(五)欧洲法院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司法保障

欧洲法院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重要作用，在欧盟基础条约对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作初步规定后，欧洲法院不仅在实施中起到了统一解释、促进实施的作用，而且通过法院的判例，进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原则。如欧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阐述了欧盟法直接效力的含义，而相互承认原则即源自于欧洲法院1979年对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决。①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阐释与发展是由其自成体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欧共体条约》第230条规定的合法性之诉，第232条规定的不作为之诉以及第234条规定的预先裁决程序等等。由欧洲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的基本精神，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解决欧盟法与欧盟成员国法两种法律制度冲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则，以及部分调和了欧盟成员国法之间的冲突，从而扫除了共同体法直接适用于成员的障碍，为法律协调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既是作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体化的客体之一，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特征了是明显的。欧盟以基础条约规定的建立欧盟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目标为指引，以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约束，借助良好设计的协调原则，以超国家性的欧盟次级立法为主要协调工具，辅之以协调机构、程序的优化及其司法保障体系的构建构筑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推进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成功作用。欧盟的成功经验值得CEPA进程中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一体化)的借鉴。

五、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一)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

其一，欧盟成功经验的保证在于欧盟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规定的效力上。欧盟基础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成员国创设了国际条约上的义务。这是欧盟成功协调的源泉所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应该选择怎样的“基础条约”，显然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一。

其二，《基本法》为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是否是对此基本制度的侵蚀。即如何处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一国两制”的基本关系，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二。

以上两点难点，其实质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深化的基础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构筑的基本框架，从国内法、“国际法”的层面规定了两主体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主体地位及政治、经济、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尽管CEPA国际法层面的意义仍有异议，但内地与香港同为W'TO成员，其遵循WTO原则规定是符合逻辑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双重保证。源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一体化)需求强烈，建立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的共同市场，是一个国家内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其完善

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选择的约束。因此，以《基本法》构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为依据，考虑如何以CEPA阐释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独特性，以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促进共同市场建设，应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基础条约”之所在。显然，从CEPA的原则规定可以看出CEPA考虑到了这种独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进程中存在局限性。考虑内地与香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应着重考虑的是以下五个方面的改进加强：

其一，考虑CEPA目标的扩展，将金融融合或建设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列为其目标之一。诚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标仅限于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虑到同为一国家、地域、文化等毗邻及天然亲缘下，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广泛的适当的目标不仅是指导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依据，而且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建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CEPA的目标，以便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①金融融合的一种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结合GATS模式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构筑适合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逐步推进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一国两制”是实施最低限度协调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天然基石，是一个之下构筑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的需要。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的最低协调可以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的监管规则为考虑的基础之一，适当考虑内地与香港的特殊性。在诸如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等金融监管法律中首先实现最低限度的协调与相互承认。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较大的领域，可暂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香港金融监管法律较为完善，内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监管规则的借鉴日益加速。内地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将会促进内地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虑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比较正式的，能就两地实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事项进行裁决，享有一定司法裁决权的争端机构，确保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施。当前至少可以考虑参照WTO争端解决机制，完善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的地位、职能、组成程序、所作决定的效力等等。争端解决机构应仅就涉及两地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实施的有关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在人员组成上确保公平。参照WTO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强调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处理“两制”的适当性，而非仅仅是“一国”下的行政命令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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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准则；金融监督；关系；协调发展；会计监督

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其实是维持市场竞争公平和有序化的两个方面，但是又有所交叉。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中，为了促进市场经济运转的有序性，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促进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有机结合起来，让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管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会计准则概述

会计准则是规范会计帐目核算、会计报告的一套文件。它的目的在于把会计处理建立在公允、合理的基础之上，并使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之间的会计结果的比较成为可能。按其使用单位的经营性质，会计准则可分为营利组织的会计准则和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准则。我国相关部门在会计准则上于2006年颁发出台了新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施行，并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新会计准则是对旧会计准则的完善和改革，对旧会计准则中的很多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更加明确系统的规定，比如说在资产减值的完善上，新会计准则提出了更多具体的资产减值计量方法。新会计准则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下，已经实现了新旧转换和平稳实施，目前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主要规范和准则。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会计准则将会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市场环境，将会不断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二、金融监管概述

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金融监管是为了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监管是为了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防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三、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分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发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波及全球范围的几次大型金融危机中就可以看出，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能够有效的发现和防范金融风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1）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金融监管者需要利用会计准则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将会不断发展壮大，金融市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者必须借助会计准则来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上，仅仅依靠金融监管是不够的，是需要会计准则来约束企业的金融活动的，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金融监管内容的制定是依靠会计准则来进行的，因为是先有会计准则，接着才有金融监督和管理。所以说，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2）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工具之一。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一种工具，比如说会计准则有对金融资产减值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企业金融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计提都有着详细的规定，那么企业在会计准则的要求下做好金融资产的减值计提，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大量的减值准备，以抵御在经济衰退时资产价值降低带来的损失，缓解金融风险。（3）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相似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虽然有着不同的目标，有着不同的监管层次和内容，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产生的背景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带来的市场混乱，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正常运作，就需要对市场上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就应运而生了。其次，二者都有着政府管制的强制性，这两者是以一定的法律规范而存在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再次，它们的最终目的是相似的，虽然说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促进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是市场经济健康运作的重要工具，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快，并且能够快速的发现金融风险，并采取一定的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1）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结合起来，不是说要将二者合二为一，而是让两者协调发展。首先就要充分肯定会计准则的地位，肯定会计准则在金融市场上的监管地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是独立存在的。会计准则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它具有专业独立性。所以说，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在企业的发展各个环节力求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它是具有独立性的。（2）发挥会计准则对金融监督的基石作用。从前文中可知，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制定的理论依据，金融监管是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监管的，所以说，要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需要会计准则发挥基石作用，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金融监管，务必做到对金融市场上每一个细节的监督和管理，让金融监管能够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方面。在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性时要将所有涉及到的内容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制定出来，能够将企业的经营活动都纳入到一定的监管体制中来。会计准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需要在市场经济中与时俱进的，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所以说，要看到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进行会计准则的更正完善。（3）积极完善金融监督。会计准则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监管也是如此，金融监管需要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主要是从以下一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制度，逐渐提高信息的透明度；第二，将金融监管与外部审计结合起来，让外部审计对金融监管进行监督，促进金融监管实施的到位和有效性；第三，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市场经济的日新月异使得金融监管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并没有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兼顾，所以需要及时的完善和创新。（4）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督加强合作。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要加强合作，从不同的方面实现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又有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所以有合作的基础，两者从不同的方面逐渐提高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加强对市场的约束力，使得市场运转更加审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既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又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根据市场发展的情况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促进自身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促进市场的和平稳定，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资产的合理流动，逐渐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马飞.会计准则国际化对银行监管的影响[J].南方金融.2005（10）

[2]甘文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关系问题探讨[J].河北金融.2012（（9）

[3]徐琤.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监管的新困惑[J].探索与争鸣.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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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监管 现状 金融效率

1. 我国金融监管影响金融效率的现状

金融监管目标是根据金融监管制度设置原则而订立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也在不断作适应性的发展变化。金融稳定是金融效率的基础，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在于金融稳定本身，而在于金融稳定基础上的金融效率，是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面对全球金融业的激烈竞争和金融全球化的不可逆转趋势，只有秉承效率与安全齐兼顾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的金融监管才能在保持金融秩序安全稳定的基础上，提高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实现金融监管的现代化。

从我国的金融监管来看，我国对银行的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管制。在开业资本方面，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资本。由此导致的后果只能是限制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使我国银行组织形式显得过于呆板。央行对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使我国银行市场呈现出局部垄断或完全垄断的市场特征，垄断造成了竞争不充分，使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社会效率受到损失。同时银行经营资产的选择渠道相对狭小，而大多数资金都用于发放贷款，所以，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必然形成不良资产。

为了保护本国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发展，有关立法对外国实体的进入及其业务活动范围都规定了一定的禁止性或限制性措施。银行危机只是监管者考虑的其中一个目标，金融监管的另外一个目标是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即将资金用在最具有潜力的项目中。资本管制主要是一个国家对国际资金的移动或外汇的进出加以管制，因此又称为金融管制或外汇管制。一国如果发生大量的资本流出可能导致投资下降和济衰退，这时可对资金的流出加以限制以减少国际收支逆差的扩大;反之如果大量的资本流入，就可能带来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以及难以为继的经常项赤字，这时对资金的流入加以限制可以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我国是一个行资本管制的国家，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资己逐渐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资本管制有所放松，但整体而言，我国对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仍然是比较严格的。

2. 我国金融监管偏离金融效率的原因分析

2.1缺乏效率型金融监管目标。

在金融监管目标取向上，我国金融监管目标的价值取向更强调金融稳定，而较少顾及到金融效率。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放在合规性监管，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巨大的金融效率为代价的。

2.2缺乏强有力的市场约束机制。

市场约束是金融业监管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信息披露是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重要环节，因为金融业的信息充分、准确、及时、连续的披露出来，便于投资者在信息真实、可比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也就是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选择，这无疑有利于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以及市场各参与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

2.3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由于缺乏一套监管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使被监管对象有机可乘，违法违规现象屡屡出现，这增大了金融风险，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导致金融秩序混乱。首先，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如有些金融机构违规超范围开展某些金融业务，由于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致使对一些违规行为处于想管而不能管或管不了的被动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监管措施无法落到实处，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其次，监管主体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缺乏协调。由于我国的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缺乏科学的、规范的评价体系，这不仅使金融机构在对付监管当局时有机可乘，而且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严重滞后，可能使金融风险进一步蔓延和扩散。再次，监管机构内部各监管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横向协调。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并不少见，又因为是政出多门，彼此不沟通信息，造成检查缺少可比性和连续性，效果经常很差，也往往使被监管机构疲于应付和无所适从。

3. 基于金融效率的金融监管对策建议

3.1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金融监管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金融监管机构设置，而最主要的是机构设置是否合理，高效。其标准应该是，一方面能够全面有效地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使监管领域不会出现监管“真空”，对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业务能够做到全面和动态的监控;另一方面应该能够以高效、精干的原则配备监管人员，以最少的监管人员来达到最佳的监管效益。

3.2建立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中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监管激励冲突的基本原因，监管透明度提高是形成监管激励的基础。透明度相对较高的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不良贷款比率最低;透明度较低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而不良贷款比率最高。因而解决监管激励冲突的关键是要通过监管当局及金融机构客观公正地向社会充分披露能够反映金融风险水平及其控制。

3.3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我国金融业各监管主体之间因职责界定不清晰、监管标准不统一，沟通协调不畅通，指标诊释不一致，数据信息不共享，在市场准入、业务规范、现场检查、行政处罚等方面存在真空、重复或监管意见不一致。各家金融机构需要研究、理解、满足不同监管机构甚至是同一监管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的监管意图和要求，开发不同的信息系统，将各自的信息通过不同的途径向多个监管机构报送。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金融监管框架的演变趋势与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9(1):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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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支持体系

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发生，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金融体系的运行安全，保护资产所有者的利益。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要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作条件，而这个条件能否具备则依赖于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

我国虽然已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只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有着严格的规定，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存在着严重的法律缺位。当金融机构监管的某一环节处于法律的真空状态，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时，央行的监管无法可依，只能借助强制性行政干预来解除金融风险，1997年海口城市信用社因挤兑出现支付困难时强制由海南发展银行托管乃至兼并一案仍历历在目。要改变这一局面我们现阶段必须加强监管的法制化建设，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支持体系。

1、尽快完善主体法律。要抓紧修改、整理和完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证券法》等金融法规；尽早出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监管法规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破产）法规，包括《金融机构接管法》、《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机构临时性支付风险管理法》、《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管理办法》等；制定《信贷资产保全法》和《外资金融机构法》，按国际资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从而为制度化、规范化的监管提供法律基础。

2、尽快制订金融法律实施细则。主体法是纲目式的，对于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主体来说，更需要一套较为完整的并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也要对原颁布的有关法规、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还要对立法环境尚不成熟、近期不宜立法的有关金融业，先制定一个过渡性的暂行规定。

3、尽快建立独立的金融执法机制。目前银行对大量的金融违法违规行为无能为力，如果依法收贷只能是“赢了官司赔了钱”；更甚的是对于银行起诉，许多地方是“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裁决、裁决不执行”，这种现象助长了企业、个人不守信用，直接恶化了信用环境。为此，有必要尽快组建执法机构，专门受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诉讼案件，重塑我国公正、公开、公平的金融司法秩序。

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

1999年11月，随着处于世界金融垄断地位的美国《金融服务化法案》的正式签署生效，标志着美国放弃维持近70年的“分业”经营模式，进入混业经营新纪元。与此相适应，目前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而我国尚处在分业监管落实阶段，必须加快构建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随着混业经营趋势加强和中国入世，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将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金融监管难度加大，二是存在监管不到位或监管真空，三是存在各监管机构互相争夺权利或发生事故时互相推卸责任的可能。

因此，在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过渡中，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改革应分两步走：

第一步，考虑到国内的信用评级和外部审计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等还跟不上，现阶段仍应坚持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重点是改善金融监管的基础条件，以实现综合监管。当前可建立金融监管合作制度：一是加强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的合作，增强监管当局的政策协调性和对部分机构业务并表监管的有效性。二是加强保监会与行的合作，增强行监管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三是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当局与国际及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与交流，以此提供与获取对跨国金融机构并表监管的必要信息，同时和借鉴外国金融监管的经验，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

第二步，根据国际金融新趋势，结合我国加入W TO后金融业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新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应逐步走向“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向“混业”模式的过渡中，待条件成熟时，可将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将人民银行的监管部门、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管，监管当局可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负责对辖内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督管理。

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

监管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中央银行信息优势的不足、识别风险能力的有限，并外在决定着监管的滞后。而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持续性监管的基础，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

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状态。

一是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分割，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

二是监管信息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的收集效率很低；

三是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使得金融监管信息失真。

我国现阶段在信息披露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缺乏透明度，除深发展与浦发两家银行作为上市公司受《证券法》约束有着较为规范的信息披露外，其他银行均未上市。而中央银行又尚未制订完善的信息披露的“游戏规则”，致使市场投资者缺乏了解银行资产质量、经营状况的渠道。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管制也过多，特别是利率的管制，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市场投资者不能通过有限的信息———利率识别银行的潜在风险。

银行发行的金融工具种类也有限，价格信号过少，不足以成为市场投资者评价银行风险的依据。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金融监管提供连续、系统、动态的信息服务；通过信息共享制度，节省各监管部门监管信息的搜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主要为整体或宏观风险的控制服务，它不仅能对一国的金融运行实施有效的监测，而且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

借鉴世界各国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实情，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从宏观层面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建立。

一是建立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系统。可由国务院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各大金融机构共同参加，按照统一领导、统一指标体系、分级监控的原则，组建国家宏观金融预警组织系统。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并对全国各区域、各地区预警系统进行组织和指导。同时，负责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及时传输到政府各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

二是建立区域金融预警系统。由人行跨省区分行、区域内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和辖内各大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及时将各种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传送到辖内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金融机构中去。

三是建立地区金融预警系统。可由人行中心支行或县支行与设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主要负责辖区内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将各种警情信息及时输送到辖内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中去。

预警依赖于监测，监测离不开指标。指标的经济金融就是经济金融过程中的数量特征及经济金融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应具有全面性、灵敏性、代表性等特点，笔者认为，我国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应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国家经济系统中实体部门运行出现偏差而导致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率，股票价格指数，资金利税率等；2、政策性金融风险及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公共债务指标，国内存款真实利率之差，货币发行增长率，国内储蓄率，穆迪的主权信用评级等等；3、金融体系的风险预警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资本／总资产比率指标，不良贷款比率，备付金比例，流动性比率，存贷比率，拆入资金比率，各项资金损失率，自有资金比率等等；4、国际收支部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包括真实汇率偏离度，外汇储备占短期债务的百分比，对外债务率，债务期限结构指标，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量月份数，外债负债率，对短期性资本的依赖程度，出口额增长率，外汇储备等等。至于各个指标值的安全波动范围，我们应该参照国际标准，在此不予多述。在预定预警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确定预警指标的“阀值”和权重，危机发生的概率，预警级别并根据危机发生的概率值来估计可能发生危机的较为准确的时间，以便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四位一体”的监管方式体系

1、央行监管。人民银行监管是我国监管方式体系的核心，其包括：（1）人民银行内部各层次、各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纵横结合的合力监管组织体系；（2）过程连续、衔接有序、运作规范、的现代化金融监管操作体系；（3）内容可靠、传递及时、部门共享、目标明确的金融监管信息体系；（4）预警超前、处置快捷、灵敏有效的系统化风险防范控制体系；（5）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指标体系。，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根据本辖区情况，建立和健全分行、中心支行和支行三级监管体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监管、部门落实、责任到人”的工作制度；建立以金融监管职能部门为主、其他职能部门为辅的职责明确、部门联动的合力监管工作体系；要探索建立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和工作协调会议制度，促进部门间的协调，使之形成监管合力；积极探索建立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再监管机制；要建立监管业绩考核制度；建立金融监管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健全对监管人员的举报制度。建立和完善系统连续、衔接有序的全过程监管操作流程，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化。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监管数据库，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在风险预警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方法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持续性、计划性、超前性。

2、自我约束（自律）。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要求也更加严密。现阶段我们要着重于：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各金融机构都要建立与本系统业务相适应的内部审计部门或稽核部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超脱性和权威性。可选择在系统内部设立跨地区的监管分局、稽核中心或特派员办事处，消除或减少被查单位对检查部门及其人员的行为制约。二是充实改善内控设施。金融机构建立内控系统和相对集中的数据处理中心，一方面改善内部控制的非现场监测条件，运用系统网络观测各经营机构的财务、资产等业务指标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或减少基层行乱调账、乱改账等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目前要尽快建立对金融机构内控监测制度和备案制度，建立对有内控和金融违规问题机构的上级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核通报制度，建立金融机构违规责任人处分建议制度。金融机构自我约束机制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方式体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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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社会诚信基础、监管信息系统、监管重点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根据国情构建中国特色有效银行监管框架，从而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一、西方银行监管模式不断发展，促进了金触全球化银行监管发展

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在最近的二十年内，其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体系和市场约束降低了风险并抑制危机的蔓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西方银行监管模式和体系建立在社会诚信基础上，强调银行监管的法治，金融监管是在一系列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之内，同时西方银行监管都是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支撑，拥有先进、高效、安全和功能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而且系统内不同部门之间收集信息数据互补性很高，并采用各种复杂数学模型及其统计方法对金融监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诚信基础薄弱

目前我国监管部门所采用的尖端手段要发挥效力，潜在的假设基础是:被监管机构提供的会计数据、原始凭证和有关资料是准确无误的，真实地反映了被监管机构的经营业务活动。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社会的诚信基础薄弱，财务信息真实的前提条件远未充分具备，使银行监管机制效力在实践上很有限。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杜绝严重的会计作假和信息失真，实际上监管当局也是默然的被动的接受这一前提条件。

(二)监管信息系统存在的严重问题

1.缺乏总体规划。我国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发展由于没有总体规划，使得已有的各系统孤立存在，使用的技术手段参差不齐，开发的平台各种各样，因此很难使得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形成了一个个监管信息孤立，无法有效的实现整个系统的集成。

2.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差，真实性得不到有效保证。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数据采集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谁使用谁采集。由于信息是多头采集，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沟通，因此使得数据在口径、报送时间不一致使得各系统的信息无法共享，这也很难保证真实性。

3.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目前正在运行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进行简单的分析处理功能，无法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价，使得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无法通过系统发现，金融监管仍停留在监管人员自身素质和直觉判断。

(三)监管重点不突出

1.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我国银行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人监管，而风险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足。对当前银行业普遍开展的“银证通”、“一柜通”等金融创新如何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如何与其它监管部门协调配合，都缺乏深人研究并形成有效的监管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几乎是空白。如，中农信、海发行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最终都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实现的，这不仅弱化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乘数效应，削弱了市场惩戒约束机制，而且容易形成道德风险，最终会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使得金融机构觉得“大而不倒”，无法确保监管当局监管的有效性。

2.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当前管理当局侧重于商业银行执行法规政策所实施的监管，但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侧重于合规性的监管的缺点就不断暴露，由于这种方法市场灵敏度较低无法全面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而在风险性监管上存在着风险识别严重滞后，无法准确度量银行风险等问题。随着我国加人了WTO融人了全球金融的一体化，银行的业务多样化，监管的难度急剧扩大，监管部门在对风险、危机的认识和处置严重滞后，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程序以提高监管质量，以尽早地识别银行财务状况的恶化和有问题的银行。只有以全面提高监管当局人员的监管水平为前提，结合中国的国情，银行监管应以风险监管为主，合规监管为辅。

3.重外部监管，轻内部控制。我国商业银行一级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行政机关色彩浓厚，机构层次过多，从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分理处直到储蓄所，网点布及全国各地，法人治理半径小而管理纵深，管理模型呈现垂直型。董事会、监事会无法有效控制下面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商业银行内控机制有待完善，商业银行账务信息管理和账务处理过于分散，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会计报表生成过于下延。内部稽核机制在现有的技术手段和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体系下无法确保系统内部经营和财务信息准确无误。商业银行内部稽核是整个监管机制的基础。商业银行不能自律，作为外部监管部门，银监局对商业银行监管机制要发挥效力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客观前提条件。

三、构建中国特色有效银行监管框架

(一)加快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积极推进改革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产权制度为改革突破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根本上说，只有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国有商业银行才能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只有改革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才能真正实现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活动。如果商业银行的机制不改变，实施银行有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也只是一句空话。

(二)以法人监管为基础，改革银行监管运作模式，提高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的重心和准则就是对存款人负责，预防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这里的基本准则就是法人监管，其他的监管均为法人监管服务，所有信息都是为法人监管而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也有利于节省人、物、财力。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目前体制下，唯有组建存款保险公司，实施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平等的条件和大型金融机构展开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四)监管手段的改进与完善:存款利率控制和强化市场纪律

一是将存款利率控制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辅助监管手段。二是强化市场约束，解决信息不对称性，保证信息的可靠性、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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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社会诚信基础、监管信息系统、监管重点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根据国情构建中国特色有效银行监管框架，从而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一、西方银行监管模式不断发展，促进了金触全球化银行监管发展

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在最近的二十年内，其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体系和市场约束降低了风险并抑制危机的蔓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西方银行监管模式和体系建立在社会诚信基础上，强调银行监管的法治，金融监管是在一系列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之内，同时西方银行监管都是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支撑，拥有先进、高效、安全和功能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而且系统内不同部门之间收集信息数据互补性很高，并采用各种复杂数学模型及其统计方法对金融监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诚信基础薄弱

目前我国监管部门所采用的尖端手段要发挥效力，潜在的假设基础是:被监管机构提供的会计数据、原始凭证和有关资料是准确无误的，真实地反映了被监管机构的经营业务活动。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社会的诚信基础薄弱，财务信息真实的前提条件远未充分具备，使银行监管机制效力在实践上很有限。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杜绝严重的会计作假和信息失真，实际上监管当局也是默然的被动的接受这一前提条件。

(二)监管信息系统存在的严重问题

1.缺乏总体规划。我国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发展由于没有总体规划，使得已有的各系统孤立存在，使用的技术手段参差不齐，开发的平台各种各样，因此很难使得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形成了一个个监管信息孤立，无法有效的实现整个系统的集成。

2.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差，真实性得不到有效保证。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数据采集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谁使用谁采集。由于信息是多头采集，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沟通，因此使得数据在口径、报送时间不一致使得各系统的信息无法共享，这也很难保证真实性。

3.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目前正在运行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进行简单的分析处理功能，无法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价，使得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无法通过系统发现，金融监管仍停留在监管人员自身素质和直觉判断。

(三)监管重点不突出

1.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我国银行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人监管，而风险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足。对当前银行业普遍开展的“银证通”、“一柜通”等金融创新如何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如何与其它监管部门协调配合，都缺乏深人研究并形成有效的监管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几乎是空白。如，中农信、海发行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最终都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实现的，这不仅弱化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乘数效应，削弱了市场惩戒约束机制，而且容易形成道德风险，最终会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使得金融机构觉得“大而不倒”，无法确保监管当局监管的有效性。

2.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当前管理当局侧重于商业银行执行法规政策所实施的监管，但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侧重于合规性的监管的缺点就不断暴露，由于这种方法市场灵敏度较低无法全面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而在风险性监管上存在着风险识别严重滞后，无法准确度量银行风险等问题。随着我国加人了WTO融人了全球金融的一体化，银行的业务多样化，监管的难度急剧扩大，监管部门在对风险、危机的认识和处置严重滞后，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程序以提高监管质量，以尽早地识别银行财务状况的恶化和有问题的银行。只有以全面提高监管当局人员的监管水平为前提，结合中国的国情，银行监管应以风险监管为主，合规监管为辅。

3.重外部监管，轻内部控制。我国商业银行一级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行政机关色彩浓厚，机构层次过多，从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分理处直到储蓄所，网点布及全国各地，法人治理半径小而管理纵深，管理模型呈现垂直型。董事会、监事会无法有效控制下面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商业银行内控机制有待完善，商业银行账务信息管理和账务处理过于分散，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会计报表生成过于下延。内部稽核机制在现有的技术手段和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体系下无法确保系统内部经营和财务信息准确无误。商业银行内部稽核是整个监管机制的基础。商业银行不能自律，作为外部监管部门，银监局对商业银行监管机制要发挥效力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客观前提条件。

三、构建中国特色有效银行监管框架

(一)加快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积极推进改革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产权制度为改革突破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努力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根本上说，只有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国有商业银行才能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只有改革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才能真正实现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活动。如果商业银行的机制不改变，实施银行有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也只是一句空话。

(二)以法人监管为基础，改革银行监管运作模式，提高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的重心和准则就是对存款人负责，预防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这里的基本准则就是法人监管，其他的监管均为法人监管服务，所有信息都是为法人监管而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也有利于节省人、物、财力。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目前体制下，唯有组建存款保险公司，实施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平等的条件和大型金融机构展开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四)监管手段的改进与完善:存款利率控制和强化市场纪律

一是将存款利率控制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辅助监管手段。二是强化市场约束，解决信息不对称性，保证信息的可靠性、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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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决定一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主要因素是该国的金融体制和监管的具体目标，这将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监管体系的运作、监管权力的行使、监管政策的传导、监管方式方法的采用以及监管效果的维护等谙多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我国也不例外，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各项金融监管工作刚刚起步，监管力度和效果还不够明显，表现为应急救火的多，提前预防的少；单项检查的多，综合考评的少；孤军奋战的多，协同配合的少；区域监管标准多样且随意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监管思路缺乏多维性、科学性、超前性，监管格局也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初合理性，这与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业要求，同国际惯例及通行作法尚有差距，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将走向世界，推向市场，这种的必然客观要求我国的金融运作和监管，必须按国际规则来办事。为此，现阶段如何找到有效的合力监管同盟，构建一套新形势下适合国情的高效、规范的监管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比较与借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遵循国际惯例和监管准则、拟可采取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于中国国情，选择好监管模式，建立一元化、分层次、独立运作的监管组织体系，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确立科学的监管指标体系、权威的法规体系、规范的操作体系、可靠的信息体系和配套的外部运作环境，量化监管内容，规范监管程序，寓监管于服务，以监管促发展，构筑规范化的监管模式。具体可作如下分析：

1、从监管主体来讲，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金融监管的主体是指由谁来担当监管职责。，我国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已形成，对银行业监管的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但由于监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不可能由一个主体全部承担，为适应加入WTO后强化监管之需要，就要在不断加强和完善主体自身建设上下功夫，一是改进完善现有监管主体的层次及权责制度，塑造具有真正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摆脱其他部门的干预；二是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借助银行机构内控和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促进法定监管主体进一步完善，并制约和防范其滥用权力。此外，为保证法定监管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应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机构及社会舆论监督的补充作用。

2、从监管定位来讲，应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并重。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政府控制下的封闭型金融市场而构筑，监管视野局限于国内。加入WTO后，必须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完全的市场进入许可和国民待遇，并公布通过具体措施对金融放松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的时间表，这就促成我国金融监管要走放松管制之路。但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特别是针对外资进入的监管还远未达到GATS及FSA的一般要求，加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成了现有监管不力、效率低下、该管的尚未管起来等问题，倘若将此置于放松监管的背景下，势必导致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为此，处理好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的关系甚为关键。应该明确，强化监管是以放松管制为基础的，并不是把放松了的管制又管起来或管得更严，而是强化那些不应放松和本应管而尚未管的监管，同时要突出重点，顺应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需要，在监管的手段、措施等方面下功夫，以保证监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3、从监管目标来讲，应定好位，划分清楚，明确而不模糊。一个完善的监管体制首先应明确监管目标体系函数中包含的变量，由于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日益突出，金融监管还没有完全独立于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这一客观形势。为此，监管目标的设计和定位仍应以此为中心，并为之服务，形成以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为主，保护存款人利益，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监管目标。

4、从监管方式方法来讲，应突出多元化、化，促使传统监管与现代化监管手段相结合，以提高监管的整体效率和水平。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为艰巨，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发展。我国传统的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现场检查等方法的运用，坦对于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监管、信息披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加入WTO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将成为监管主体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监不仅必须注意金融监管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发展，而且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创新监管手段，以提高监管工作的适应性和整体效率。目前，监管方向应是由现场监管转移到非现场与现场相结合上束，由侧重于手工操作转移到运用计算机初其他现代化工具上来，从而逐步提高金融监管的科学性和快捷性。

5、从监管来讲，根据国际监管惯例和准则的要求，金融监管的内容应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稳定为中心，以合规性监管为基础，风险性监管为重点来设计，同时由于金融改革不均质性的特征，针对不同监管对象应各有侧重。对国有商业银行仍以合规性为主，并逐步过渡到风险性监管；对新办金融机构应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合规性监管为辅；对外资金融机构应遵循与国际接轨的原则，依照国际统一准则实施监管；另外，在具体的监管内容设计上力求做到全面、、实用且具可操作性。

6、从监管制度和标准来讲，金融监管的实施必须依法进行，市场是法制经济，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的保证，其作为的规范构成了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是金融业监管的“尚方宝剑”。监管制度是监管主体运作各种监管行为的法律依据。依法监管不仅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各国金融监管通行的惯例。我国陆续颁布了各种金融法律、法规近干件，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但关键的在于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规范而灵活、权威而超脱。一般而言，健全的金融法律基础和一套公认的准则是监管的必要条件，监管标准应依法规为准绳。因此，当务之急是作好金融法的调整规范和废、改、立工作，提高金融法的司法性和透明度。

篇10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杨有振.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