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金融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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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监管模式；国际合作协调

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概念界定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机构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对其之监管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稳定有莫大助益，对于“系统重要性”的定义，金融稳定委员会给出这样的解释：“由于规模、复杂度与系统相关度，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金融体系及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金融机构。”然而不同的国家的理解具有一定差别，一些监管当局关注的是对金融体系的冲击，而另一些监管当局关注的则是对实体经济的最终影响，由于各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构建的完善度不尽相同，[1]因此对于何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着本土化的理解。在200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国际清算银行认为所谓的“系统重要性”是指当金融服务流或者业务流中断时导致：（1）全部或者部分金融系统瘫痪；（2）对实体经济有严重的潜在负面影响。[1]这样的制度配置，显然是综合考虑了各个监管当局的不同关注点，形成了广泛之概念认识，较之前的认识更进一步，显得更为合理。

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际金融监管模式

1.美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即是金融发达国家的次贷危机，可见其对金融机构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的不足，但美国在危机后进行了监管措施的改革，先后出台了多部金融监管改革文件和法案，[2]构建了一个“高度重视系统性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模式，主要包括：（1）高度重视系统性风险，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2）改革对问题机构的救助和处置机制。（3）扩大美联储权力，同时加强对美联储的审计，将美联储纳入国会的家督之下。[3]

2.欧盟。欧盟的成立试图在该区域内部形成金融合作、经济合作的高度统一化，这样的目的亦可看作是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大面积爆发与扩散，减轻世界性或国际性金融危机的波及效应，然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之中，欧盟的实体经济遭受了最大之重创，其严重不亚于美国的程度，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因此欧盟在危机之后也同美国监管当局一样颁发了诸多有关金融机构的监管法案，尤其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之构建

从世界范围内已经公布的各项研究成果以及出台的各项监管政策来看，构建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的监管模式和规则或者主要措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类型，即：

1.事前规避。事前规避是指通过推行简约金融模式，从根本上不免“大而不能倒”、“太重要而不能倒”、“太关联而不能倒”的问题的发生，例如美国监管当局采取的 “沃克规则”，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那些吸收联邦担保的储蓄或有权从美联储借贷的商业银行将禁止拥有、投资或资助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进行只为银行自身盈利的高风险行为；其二是对银行的规模做出限制。构建事前规避之模式必须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规模及业务复杂度，因为控制金融机构规模及业务复杂度，推动金融机构简化内部结构，是防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的基础环节，防止过大、过于复杂的金融机构的出现与膨胀，从而达到对金融机构的事前监督。

2.事中防范。在构建了事前规避的监管模式后，在现有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务或者金融活动的范围内，提高机构的存续状态下稳健经营的概率，降低其破产可能性。在事中防范监管模式中，采取监管措施减少对手方关系产生的相互联系、金融市场即机构的风险关联度，证券及衍生产品激增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该产品急剧扩散增强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导致“太大而不能倒”、“太关联而不能倒”局面的出现，因此可以附加资本要求，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关于银行监管的资本要求等。

3.事后补救。金融危机是难以避免的，需要的是防范及降低其危害范围与力度，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出现困境存在两种可行方案：一是进入传统公司破产程序；二是一夕之间对濒临破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采取大型的政府救助避免其实际破产。[4]然而这两种的方案都不符合金融市场发展，前者过于死板，机制不够灵活、关注视角过于狭隘，存在对破产第三方影响关注不足等缺陷，而后者财务成本和政治成本都较高，因此有必要建立有序的处置机构，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潜在破产风险，例如暂时维持机构核心业务，进行市场锁定、实现资产抛售最小化以及安抚股东、进行管理权转移等等。

4.国际协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让金融活动的影响力超越了国边界，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可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大面积受灾，因此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并非是一个国家或一片地区可以独立完成，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般都是跨国公司或组织，其影响力也是全球性的，故而在当前金融危机的频繁的时代，国际间有效合作协调是极其必要的，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分区域的金融监管合作体系。

参考文献：

[1] 陈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的构建[J].西部金融，2012（1）：69-74.

[2] 李扬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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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气候问题和生态问题，这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求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尽量做到节能减排。而碳金融市场的理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所谓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泛指全部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我国建立碳金融市场的时间较短，还存在较多的不足，因此要适应当前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必须要循序渐进地完善碳金融市场，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体系体制，大力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建立碳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分析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我国建立碳金融市场的必要性：

（一）建立碳金融市场有利于完善我国节能减排的法律制度，促进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清洁能源的开发

从我国的碳排放量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不合理的经济发展形式导致了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节能减排刻不容缓。根据调查研究显示，从2007年到2016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从60亿吨上升到1464亿吨，增加了1404亿吨，占世界排放量的21%，毅然成为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可以看出我国的减排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必须要建立碳金融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我国产业机构的改革，从而促进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二）建立碳金融市场有利于有效达到减排的效果，减轻政府减排的压力

当前我国的减排方式存在不合理之处，我国主要的减排方式为行政方式，过度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给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碳金融市场来缓解当前的减排压力，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升社会责任。

（三）建立碳金融市场有利于实现经济转型

我国一直提倡要实现低碳经济，但是由于碳金融市场的缺失，导致我国低碳经济转型无法有效实施，因此建立碳金融交易市场，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现状

经数据调查结果可得：截止到2014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有39个国家和23个地区已经规划并且实行碳排放交易系统，碳税等定价工具。并且全球的排放权交易系统价值约300亿美元，其中中国已开始布局全球第二大碳金融市场，覆盖了11.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参与和建立碳金融市场中，我国也取得了不少的实际成绩。在“十一五”期间，同2005年相比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1%，实现节能6.3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14.6亿吨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年）》要求，到2015年石油、化工行?I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年分别降低了18%、17%。”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目前仍然处于发展中的我国在技术、成本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劣势，因此，导致我国建立碳金融市场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一）碳金融市场政策不够明确

就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创建来看，其主要依据的是两部国际法律公约，即《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因此国际公约的规定是碳金融市场将来的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碳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稳定性。《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开始实施，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当前国际碳金融市场分隔的情况，但是各国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而碳金融市场政策不够明确，导致各国在市场分割方面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就我国而言，市场分割的情况仍然严峻。我国是自愿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相对于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完备程度，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只能够在外围进行协商参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较少，因而我国碳金融市场中的碳金融交易存在统一规则缺乏、零散以及分割等情况，没有真正形成碳金融市场，自然无法施展碳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从而降低碳金融交易的有效性。

（二）定价权缺失

就当前我国碳排放量交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没有设置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也没有建立完善的碳金融交易制度，因此我国的碳排放资源地位和排放交易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的出现对我国在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中的地位存在较大的不利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国的碳金融交易价格趋于弱势地位。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在中国建立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先几年的排放许可价格少于5美元/吨，2014年国内的碳排放交易价格也只是在9欧元上下摆动。而国际碳排放交易价格至少为我国碳排放交易价格的两倍或以上。对比来看，我国在定价方面存在很大的劣势，而如果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出现了更大的波动，我国碳排放交易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跌，甚至有可能出现交易风险，对我国碳排放市场的建立、推动我国经济的有序发展十分不利。

（三）交易成本高

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建立不仅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而且碳金融交易成本价格高，给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我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现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在经济实力上较为落后，加上碳金融市场的建立需要大量依赖信息技术，导致我国在碳金融市场参与中不得不在项目报批、技术以及人才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最终导致交易成本高，增加我国经济负担。

（四）碳权模糊

我国是根据《京都议定书》中的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

nism），也就是清洁发展机制来建立碳金融市场的，而该机制明确指出，要保证碳交易机制的有效行程必须要求能够明确碳权。只有明确碳权，才能够通过规定排放权的上限来形成排放主体成本收益的预期和博弈，才能够达到约束排放行为的作用，从而减少碳的排放量。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碳权意识模糊，由于在节能减排中会增加额外成本，因此企业缺乏自觉性，偷工减料时有发生。

四、中国建立碳金融市场的对策探析

（一）加强政府的扶持

要建立碳金融市场必须要求政府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并且要求政府能够充分运用其行政职能，帮助建立更加有序的碳金融市场，推动碳金融交易的更好更快发展。市场虽然可以对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要建立有序的碳金融市场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因此在碳金融市场的建立上，政府必须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应当要加强对市场的指导取向作用。不少企业的碳权意识较为薄弱，在减排方面的自觉性还存在较多的不足，政府需要从企业的这两方面着手。第一，加强对企业碳权意识和排放量知识的宣传，帮助提升企业的减排意识，调动企业减排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政府需要制定完善的碳交易机制，帮助碳交易价格标准、碳排放量上限标准以及惩罚机制等，约束企业的排碳行为；第三，政府应该要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如制定浮动基准线对行业减排的碳市场价格和规模实施调控和监管，建立产业技术进步资金激励制度，建立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等，帮助推动碳金融市场的建立。

（二）争取在碳金融市场中的定价权

中国要想在碳金融市场上拥有话语权，就要全方位的进行战略方面的谋略，使人民币成为碳金融交易定价的主要结算货币是争取定价权的关键。我国是碳减排的主要提供方，为此，将人民币与碳排放权捆绑在一起，在CDM项目交易中加强人民币的使用，在全球碳金融市场的价值链分工中抢占制高点。

（三）建立健全完善的中介机构

第一，建立健全完善的碳金融交易平台，培养和扶植参与碳金融交易的咨询、会计、评估等中介机构。第二，商业银行应该积极与国内外碳金融中介机构协作，在取得CDM项目的风险评估等服务的同时，也可以从合作中汲取经验。第三，在碳金融交易中，应让专业的中介机构参与进来，可以在交涉、评估、融资、签订合同时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

（四）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市场

国家应该制定相关的激励奖惩政策，鼓励企业踊跃参与碳金融市场，对不符合碳排放标准的企业进行相应的惩罚。首先，要求能够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重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同发展；其次，要求采用有效的激励保障制度和启动支持制度来鼓励企业自觉参与碳金融市场。碳金融交易项目的开发容易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不少的经营和成本风险，而要鼓励企业自觉参与其中就必?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降低这部分风险。因此，政府可以采用激励保障制度和启动支持制度，通过减免税费、加强财政贴息等方式来鼓励企业开发碳金融交易项目，进行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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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办高职；国际金融；教学现状；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2）10-0102-02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整体素质不高，学习自主能力较弱，而且学院的教学侧重于实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所以，《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对象、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与普通本科院校都不同。目前，各高校广泛适用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等几乎都不适用于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笔者拟根据民办院校的实际特点，以钟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就民办高职院校《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课程性质

《国际金融》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基础课程，是一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时代特点突出的应用理论课程。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国际金融》课程是国际贸易实务和国际商务两个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课程，总学时为32学时，共计2学分，在高等数学、西方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实务等相关课程的基础上开设。课程以外贸业务岗位的实际要求为标准设计教学目标，以外贸业务流程为主线安排教学内容。本着“必需，够用”的教育理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能够掌握国际收支、外汇与汇率等基本理论；掌握进出口报价、汇率换算、出口收汇、结汇、外汇风险防范等实际操作知识；掌握国际贸易融资、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的基本技能以及防范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的技巧。

教学现状

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但数学、经济学基础薄弱 由于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国内的电视、广播、网站、报刊杂志都会报道一些与国际金融有关的信息，学生对于国际金融事件都能达到耳熟能详的地步，所以，当课程中碰到相关理论和事件的时候，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比较高。但是，钟山学院这类民办高职院校学生本身又存在学习主动性、自觉性较差，学习方法不得当，学习的持久性、耐性弱等特质。特别是在《国际金融》的前导课程高等数学和西方经济学掌握状况较差的前提下，遇到要运用前导知识理解存在困难时，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学习兴趣就会立刻丧失殆尽。而且，国际金融本身又是一门难度较大，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就形成了越是困难就越是不想学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教学目的和要求偏离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作为民办高职院校，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强调的是应用型人才。虽然在现有教学中所采用的教材明确指出是高职高专的适用教材，但是这些教材往往都是普通本科教材的压缩，仍然强调并突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没有特别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技能特点，没有根据外贸业务岗位的实际能力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虽然现有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中强调了像进出口报价、外汇风险防范这类实践内容的教学，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目前的教材大部分都是偏重于理论，没有系统的实践应用能力的指导，加上学生理解方面的困难和教师本身实践缺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国际金融》的教学过程中往往还是侧重于理论教学。

理论与实践脱节 在现有的课堂教学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学会了基本理论，但是不会分析现实的金融问题；学生学会了基本理论，但是不会具体操作。很简单的基础理论知识，在课堂上都能听明白，但是到了实际运用的时候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更别提综合运用了。这是因为在日常的教学中基本上是纯理论教学，缺乏实践环节，导致学生课堂学习的知识与实际的工作环境和岗位要求相距甚远。我们既没有能够与相关商业银行合作安排学生的现场实习，也没有校内的仿真模拟实验室。即使在课堂上教师通过多媒体手段等方法模拟金融交易环境，学生由于对前期知识掌握较差，理解存在困难，导致配合度低，效果不好。

教师缺乏实践经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落后 现有的《国际金融》教师都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教学岗位的，既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到实际工作岗位挂职锻炼的培训，缺乏实践经验。加上课堂教学又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往往就形成了教师是绝对的主体，学生只能处于静静听的被动地位。教师在课堂上讲外汇汇率、进出口报价、外汇交易和外汇风险的防范这类知识时也都基本上是纸上谈兵，没有实践为基础，讲不出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调动不起学生的积极性。即使是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也仅仅是教师陈述案例的内容，在对学生进行启发时，学生的配合度低，很少有学生能够深入思考。即使在教学中广泛采用了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但也基本上是将书本上的内容重新翻版，并没有能够通过声音、视频的形式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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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产品；金融要素；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中心；丫字型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2-0066-03

综观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除了必须具备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系统健全发达、法律制度基础完善灵活、资金流动自由化程度较高及其他支持业等基本条件之外，对机遇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一、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对机遇的把握

1．伦敦。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强大的国力支撑、健全灵活的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等之外，也与伦敦抓住了多次机遇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机遇是在全球银行业初创时期，英国率先设立了被世界一致公认为中央银行始祖的英格兰银行，使18世纪末伦敦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因一战而遭到严重挫折时，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扶持政策，如1917年通过了包括降低银行准备金比率、取消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允许银行自行确定存放款利率等条款的《竞争和信用管理条例》等，使伦敦继续傲立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之首。

第三次机遇是欧洲货币(主要是欧洲美元)业务的兴起，由于英国政府加强了使用英镑范围的管制以稳定英镑币值，促使了英国商行大量而广泛地使用美元；此时西欧一些国家陆续恢复了货币的对外可兑换性，使得美元在欧洲地区可自由买卖；相反，美国因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造成资金大量外流而被迫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这使得其他国家将获得顺差的大量剩余美元投入欧洲美元市场。这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即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四次机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融革命”席卷全球的时期，伦敦领先世界金融创新的潮流，先后创造了公募债券、欧洲债券、多种金融衍生品与掉期业务、国有企业重组与上市概念、企业民营化后的管理体制的建立、国际存托凭证的发明等全球金融领域内的多项第一，金融创新保持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伦敦目前仍旧是全球的货币市场中心、外汇市场中心、黄金市场中心和保险市场中心。

2．纽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抓住了三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随着美国国力的剧升，纽约逐渐成为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二战至20世纪五十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凭借着超强的国力、特权的美元、发达的科技和强大的军事，纽约一度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三次机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融创新期，1981年12月，美国联邦储备局被迫批准美国境内的银行、储蓄机构设立“国际银行业务设施”在国内从事“欧洲货币”业务。国际银行业务设施的建立，实际上开辟了美国境内的离岸金融市场，使美国银行不必利用境外离岸金融中心，就能在一种大致相似的条件下与非居民进行欧洲货币交易，从而将大量的欧洲美元吸引回美国国内，大大地提高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纽约目前是全球资本市场中心、美元清算中心。

3．东京。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抓着了金融自由化的机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金融市场国际化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由于日本的国际贸易收支出现的大量顺差，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造成了日本的国际资本流动剧增和开放金融市场的巨大压力。1985年，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压力和国内开放金融市场的呼声下，日本实施了金融自由化，依靠高速发展的经济、巨额外汇储备等后发优势，一跃成为当时惟一能与欧洲发达国家金融中心相抗衡的亚洲金融中心。

4．香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抓住了两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抓住了其特殊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由此形成的贸易款与华侨汇入款构成了香港重要的资金源；另外又依托香港英格兰银行的坚强后盾，逐渐发展成为离岸金融中心。

第二次机遇是跟上了金融自由化的潮流，在1965年至1978年间，香港政府还没有撤消外币利息税和发放外资银行执照，1978年，香港政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新加坡迅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香港的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指大陆)的改革开放使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香港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广泛的金融服务。于是，香港政府采取了诸如取消外币存款税、放宽银行执照限制等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措施，巩固和促进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正式确立了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5．新加坡。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抓着了发行亚洲货币单位(ACU)的机遇。1968年10月美洲银行拟在香港发行亚洲货币单位遭拒，新加坡当局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准许该行新加坡分行发行亚洲货币单位，一举获得成功，从此，新加坡依托亚元市场，成为亚洲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了配合金融中心的长期稳定发展，新加坡当局严格限制外国银行的经营范围，只允许其从事离岸银行业务，以便与开放经济小国的国情相适应。目前，新加坡是亚洲最大的美元市场中心，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

二、国际金融中心机遇把握对上海的启示

上述五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尽管都与其各自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它们是处于不同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所把握的机遇(包括选择的路径和模式等)也各不相同，但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抓住国力长期持续上升的机遇。强大的国力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实基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先于英国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完全凭借其经济实力。

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建立在现实经济基础之上，包括国内经济、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不仅仅是金融业的发展战略，而应当是本地经济与国家、区域经济依存度的提高。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越是能把自身的运行建立在更广阔的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基础之上，那么其发展也就越有现实的基础。

祖国大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前所未有的提升。2005年，GDP达到165150亿人民币元，年均增长率为9．4％，在全球名列前茅，我国外汇储备已突破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据世行预测中国经济还将高速增长20年，而中国经济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以至世界经济将更趋融合，这必定为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坚实的基础。

2．抓住金融市场要素完善的机遇。完善的金融市场要素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金融市场要素按性质可分为金融市场主体(指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金融市场客体(指金融交易工具)、金融市场媒体(指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运行和监管等机制)，其中金融市场主体和客体最为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决定了金融市场的规模，而且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层次，还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弹性度。从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来看，一些全国性的金融市场相继在上海建立，包括全国性外汇交易市场、证券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票

据市场、黄金市场等，此外四大商业银行和一些大的保险公司也相继把各自的资金营运中心和信用卡中心迁到上海，上海作为一个金融市场中心已经初具规模。同时，上海要抓紧完善各类金融要素和金融市场：建立新的金融要素市场，如衍生品市场；扩大金融交易品种，如期货、期权衍生品等金融产品；推动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石油期货等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各种金融手段的创新。

3．抓住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之都的机遇。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外汇市场成交额，这与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进程和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开发有着密切关系。上海目前亟待做的并且能够做的是构建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首先上海已基本建成了以金融市场为特征的国内金融中心，通过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体系基本形成；其次人民币目前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硬通货，人民币债券和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的需求日渐旺盛，急需一个统一的市场；再次国际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首先都是本币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心，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人民币作为外汇在全球交易，可以吸纳各国在上海设立席位，集聚人民币交易。

4．积极利用和把握政府扶持政策的机遇。历史经验表明，各国金融中心的形成，都离不开政策的扶持，有力的政策扶持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孵化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央早在1992年就确定的国家战略；2005年6月，浦东新区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综合改革试点区；2005年7、8月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和人民币衍生产品的推出，也为上海成为人民币交易、定价中心提供了前提；2005年8月，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为上海打造金融中心所提供的相关服务以及对市场监控的功能得以大大加强，从根本上改善了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其在金融方面的集聚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令人遗憾的是，上海未能把握这次难得的机遇，错失良机，只能等待来年。

5．抓住科技创新的机遇。通讯技术的发展及运用对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和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具有关键意义，从而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及其地位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重要。如果说电报和跨越海底电缆的发明及运用，对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网络的广泛运用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必备的技术条件，上海完全可以利用后发形成的优势，把握全球金融创新需要技术支持的机遇，全力开拓网络金融交易，为日后成为金融中心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干杏娣．解读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定位［J］.当代金融家，2006；1

［2］王兆星主编．金融市场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3］陈彪如．国际金融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许伟刚．新加坡的资产管理之路（国际金融中心经验谈）.国际金融报，200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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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先债权人资格”及信用支持保障资产整体质量国际金融组织发放的贷款一般都享受“优先债权人资格（PreferredCreditorStatus）”，即不参与债务重组，也不受资本账户管制的限制②，当出现违约的极端情形，贷款可以获得优先偿还，安全性更高③。例如，在2012年希腊债务重组中，欧洲投资银行（EIB）对希腊的风险敞口达到149亿欧元，是国际金融组织中风险暴露最高的发行体，但由于享受优先债权人资格，EIB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并未参加希腊债务重组。此外，由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主要面对公共部门，享有信用支撑，贷款质量好于私人部门贷款。截至2011年底，国际金融组织不良贷款率一般维持在0％－3％的较低水平，一些机构自成立以来从未在贷款上遭受过损失，如ADB、COE、EUROFIMA及IADB。2．私人部门业务上升及贷款集中度过高风险值得关注一是近年来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不断加大对私人部门的支持力度，由于私人部门业务并不享受“优先债权人资格”，因此在经济周期中贷款质量波动性高，并拖累国际金融组织的信用状况。二是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集中度普遍很高，前五大贷款国占比一般高达50％以上，且部分银行主要向低评级欠发达国家放贷，不利于风险分散化。

从发行体看，国际金融公司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私人部门业务占比最高，分别达到100％和77％，两家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也表现较差，其中，IFC的不良贷款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是最高的（5．33％），EBRD的不良贷款额在2011年创新高，但由于新发放贷款大幅增加，不良贷款率反而比2010年略有下降。此外，一些机构计划逐步提高私人部门业务比重，例如，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非业务审批额占比为15．5％，其“2020战略”规划指出，未来50％的业务需支持私人部门发展。

非洲开发银行也计划在2011－2013年间每年用三分之一的资金支持私人部门发展。国际金融组织中贷款集中度最高的是亚洲开发银行，前五大贷款国头寸占比高达86．7％，最低的是北欧投资银行，前十大贷款国头寸占比为21％。最值得关注的是非洲开发银行（非行），非行的信用风险主要源于经营环境导致的资产质量隐忧。在非行所能运营的53个非洲国家以及所能发放贷款的16个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包括博茨瓦纳A2、毛里求斯Baa2、南非A3和突尼斯Baa3）的信用评级为投资级。同时，2010年底其前5大贷款国贷款占比为63％，而且北非国家在贷款组合中占主要地位，2010年3月底非行在北非国家的头寸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56．2％，2011年新发放贷款有21．78％流向突尼斯，15．21％流向摩洛哥。由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非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遭受冲击。历史上非行的不良贷款率曾在2004年达到20％，但到2011年底下降到3．09％，在国际金融组织中仍处于较高水平。3．“优先债权人资格”缺乏法理基础，并不等同于零风险贷款的“优先债权人资格”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仅是约定俗成的市场惯例。同时，“优先债权人资格”并不等同于零风险，例如，非洲开发银行曾遭受过数次贷款违约，不是因为借款人缺乏还款意愿，而是因为缺乏还款能力。此外，在重债穷国倡议的安排下，一些国际金融组织注销了这些国家的部分贷款。私人部门贷款违约适用的是各国的破产法律。

（二）整体资本实力稳健，但资本质量有待提高

一是强大的股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的股东多为发达经济体，信用评级较高，以欧资背景的几家机构为例，来自投资级的国家的通知即缴资本占比高达90％左右。此外，大多数机构在危机后都进行了增资。从历史上看，国际金融组织从未出现资本亏空，也从未发出过任何补缴资本通知，即使是在金融市场极度紧张的时期，例如2001－2002年的南美危机以及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市场普遍认为，考虑到国际金融组织的超脱地位及重要性，即使股东国政府在困难时期救助能力大幅减弱，其支持这些机构的意愿仍很强烈。二是实缴资本占比较低，削弱机构资本质量，且部分机构杠杆率过高。资本结构中通知即缴资本的占比很高，往往是实缴资本的数倍，而且近年来在增资中通知即缴资本的占比有上升的趋势。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通知即缴资本能否有效、及时地转化为真实资本面临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在危机时部分股东出资能力下降以及一些股东国需要提请议会就补缴资本进行表决④。实缴资本及准备占总资产比重最高的是国际金融公司（占比为29．6％），最低的是欧洲铁路车辆设备融资公司（3．7％）。国际金融公司全部认缴资本都是实缴资本，原因是其业务主要面向私人部门，风险较高。杠杆率最高的是欧洲铁路车辆设备融资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96．3％。三是违约的传染效应值得关注。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各国际金融组织扮演了逆周期稳定器的重要角色，在过去几年扩大了资产负债表，对风险的暴露进一步上升。由于众多机构拥有共同出资国，一旦某一成员国不履行对某一机构的出资义务（信用担保违约），往往也不会履行对其他机构的出资义务，并可能给其他成员国带来示范效应。

（三）国际金融组织盈利水平普遍较低

由于国际金融组织一般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总体资产收益率很低，一般不超过2．5％。受全球低利率环境影响，近几年各家机构的资产收益率呈下降趋势。从发行体看，IFC由于业务主要面向私人部门，风险溢价较高，因此资产收益率水平在各家机构中相对较高。泛美开发银行2011年出现亏损，如不尽快扭亏为盈，有可能侵蚀股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8年和2009年均出现亏损，且盈利水平波动较大。

（四）整体流动性充足，但个别机构对流动性管理的要求偏低

大多数国际金融组织都制定了较为审慎的内部流动性管理制度，规定流动性资产必须能覆盖至少未来12个月的流动性需求，同时，所有机构的实际流动性头寸都远远高于其内部规定的最低要求（详见表8）。对流动性要求最低的机构是欧洲投资银行，规定流动性比率（国债投资净值／未来1年的净现金流出）保持在25％以上即可，但2011年底该比率是58．2％。2012年5月，欧洲投资银行计算了在没有新融资的情况下，现有流动性能支撑其运作的时间，结论是：在按计划放贷的情况下可以维持11个月；在停止放贷的情况下可以维持15个月。此外，EIB还可从欧央行获得融资。

（五）结论

篇6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日前一次有关G20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中国自担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旨在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

“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央行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中国的金融治理经验源于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极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先进性，“中国路径”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结合G20其他成员国经验形成的金融治理框架，有条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

金融新秩序 2016年7月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部分与会代表。

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在巴黎联合举办的第二次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就为G20峰会完善金融架构的讨论进行了预热。周小川行长在该会上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由法国、韩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各方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包括防范资本外逃、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更广泛的使用等内容。

“经历了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形成了一系列文件。”前述央行人士说，其中包括《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下称《议程》）。

《议程》从扩大SDR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纵观G20历史，制定此《议程》实属不易。

G20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各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深度讨论机制，随后又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切实解决问题并谋求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议题上，并不顺利。

2008年，各国形成共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设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但不久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直到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该工作组才得以重启。

追溯至2008年华盛顿峰会上，G20承诺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弥补导致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但直到今年，全球主要股市仍大幅下跌，市场情绪一度很悲观。加之6月底，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再次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完善各国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更加迫在眉睫。

今年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周小川认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G20此前尚未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前述央行人士看来，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尝试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联合共治，新兴国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还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及扩大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全球金融机构追加可用资金等方式，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其二，健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协调各国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发展和促进有效管制、监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实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其三，承诺通过改善全球经济，努力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富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系统稳定。

“任重道远，但中国此次开了个好头。”受访专家说。

五大金融议题

目前各方的共识在于，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G20杭州峰会聚焦于至少五大金融议题：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动下，2016年1月IMF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份额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可谓是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与IMF改革可谓一脉相承。2015年11月底，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篮子货币。由此，SDR的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改善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也都是在G20层面构造起应对短期风险的风火墙。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资本大进大出，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汇市、股市的波动。

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还会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风险点，也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负担。

其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提高国际社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为各国提供更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可用干预资金，从而达到危机预防和危机救助的目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地区金融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和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

“G20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除继续完善各层次金融安全网的自身建设外，还研究如何加强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前述人士介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认为，近几年G20峰会、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给予了关注，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推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改革。今年的G20框架下，中国与G20各方、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关注宏观审慎政策，提炼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要素和良好实践，为各国政策制定提供指引。

结合8月25日的《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内容，当前G20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仍然存在三方面主要问题：

一是尽管美国国会已于2015年12月通过了2010年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但实质上并未根本解决IMF投票权分配和内部治理中的所有问题;

二是作为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改革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Ⅲ》，由于各国具体的金融结构、法律体系、银行业特征及运行现状、银行监管等实际情况不同，影响了落实的同步性;

三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地位在短期内难以动摇，美元汇率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特别是2015年以来多种货币对美元贬值，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并避免市场过度波动，成为各国货币当局普遍面临的难题。

重要步伐

“中国未来将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他看来，中国会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在更高层次并更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一是会加快推进我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实力和经营能力，同时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对接，实现我国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蜕变。

二是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在亚洲地区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平台开展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担任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的有利时机，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促进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包括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提高在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开展增量改革，发展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四是会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建设，积极承担新兴经济体大国家的责任，通过“一带一路”共建、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大国协调等模式和途径，努力推动形成以G20为全球治理主导机制的共识。

五是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力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跨国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对象的中长期资本跨境流动，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管制，充分利用自身作为 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角色，积极影响和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构建，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G20杭州峰会显然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

篇7

摘 要： 可处置性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大而不能倒”问题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 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与启示 国际组织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及启示 分析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法律制度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及规则的构建 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与创新发展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的确立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趋势浅析 论金融机构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及对策 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系列评论之三》:如何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际金融监管模式与规则的建构 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研究综述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及在我国的应用 【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系列评论之二】大型金融机构危机挑战传统观点 亚投行：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新发展 试论科技查新对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从网红经济看创新发展对企业的重要性 图书馆导读岗位工作的重要性与创新发展 对金融机构信贷调查报告中非财务分析重要性的阐述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存在与发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Guidance on Identification of Critical Fu-nctions and Critical Shared Services[J/OL].FSB，2013，（16） [2013-08-20].http：///publica-tions/r_130716a.htm.

[5]Guidance on Developing Effective Res-olution Strategies[J/OL].FSB，2013，（16）[2013-08-20].http：///publications/r_130716b.pdf .

[6]Guidance on Recovery Triggers and Str-ess Scenarios：Survey Results and Areas forFuture Focus[J/OL].FSB 2012，（16） [2013- 08-20].http：//financial publications/r_130716c.pdf.htm.

篇8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著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主要货币均进入颓势，疲软不振。而人民币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姿态。这对人民币保持全球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发挥我国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必须步步为营，先实现金融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好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发挥的工具。上海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的开展，将充分利用人民币的适度区域化和国际化，利用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只有人民币在区域站稳了脚跟，我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问题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国际金融中心的效应也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3拉动内需、区域开发过程中上海金融的发挥

我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仅为6.8％，进出口和内需同时出现萎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为拉动内需和进行中西部开发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等；同时还将取消民间借贷的限制，推动民间借贷在银行资金短缺地区和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了政府有效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必将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扮演融资中心的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全国经济的引导力和促进力。

(三)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要求我国金融业特别是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当先行者和导向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以及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运行市场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的应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贸易、会计、法律人才，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试点打破分业监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复监管对微观金融主体的束缚，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将盲区产生机制予以消灭。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一，完善货币市场。以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为契机，在可监管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逐步扩大人民币业务，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恢复重建大额存单市场，并逐步拓展二级市场；大力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实现票据承兑和贴现公司的专业化，资金清算流程化与便利化；放宽同业拆借市场的币种限制，以上海为中心构建全国同业拆借网络。第二，完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B股二级市场的外资证券公司必须由在我国的机构申请特别席位这一规定，改变投资人及其人无权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现状，通过保障外国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润的增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在全国率先试点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市场效率。通过货币和资本两个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3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参与力和抗风险能力

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这一大的宏观背景，积极并且审慎推进上海金融的深化和广化；利用全球金融业不景气的机会，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机构并购，寻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有利地位和投资扩股机会；选择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组成联合体进行国际市场的扩张和深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全球参与力。沉着应对国际宏观经济变化对房价、通货膨胀等带来的影响，构建住房金融保障机构，防范危机的传导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化解和转化机制，避免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利用其给上海金融业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对全国九个具有区域优势的大城市进行了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结论；并结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际，对上海的优劣势进行相关分析，提出了其发展战略和对策。

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 系统性风险 宏观审慎监管 逆周期政策

一、引言

2008年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事实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逝。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使国际金融界达成了共识：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监管缺口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为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必须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其实，“宏观审慎”一词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被提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提到，如果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的风险监管，就会失去确保金融稳定层面的监管任务，因而要从金融体系整体进行监管。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从巴塞尔协议Ⅲ到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方案的推出，使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2011年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理机制。但受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长久性等因素的影响，建立适于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还需要长期的探索。

二、现阶段中国面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目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政府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总指挥，其政策和制度风险是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也是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顺周期性风险的关键因素。现阶段我国面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机构为地方政府服务，使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由于我国财政体制尚不完善，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有限，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使地方政府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为缓解资金压力，地方政府诉诸商业银行的大量信贷资金支持，不断扩大负债，带来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高负债将偿债风险转嫁给金融体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以各级地方政府以土地、股权、国债等资产为担保，吸收外来资金支持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而创设的资本流动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不断加大，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偿债风险也为金融体系埋下了隐患。

第三，现行汇率制度影响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促使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导致顺差加速积累，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面临“双顺差”的压力。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中央银行需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以购买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致使货币市场失去平衡，通货膨胀持续升温。

第四，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扭曲，对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可能会加大长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长期以来，为维持高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控制土地、资源、能源的低价格水平，使得资源要素的价格远远偏离市场价格决定机制的真实水平。随着对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的推进，资源的稀缺性日渐反映到成本价格的提升上，加大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尤其是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投资需求不断加大，受土地资源供给的限制，房地产价格一度呈现大幅上涨趋势。地方政府以抬高土地出让金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飙升。房地产投资的高杠杆性和泡沫化势必会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阻碍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中国宏观审慎监管

（一）我国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探索和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认识到宏观审慎监管在防范和治理金融系统性风险上的重要性。顺应国际宏观审慎监管的潮流，我国也开始走上了探索如何建立适于我国实际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新道路。

首先，在对宏观审慎的分析和评估方面，各个监管机构采取一系列经济分析方法，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评估。例如，从2005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定期《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体系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银监会也从2006年起按季度向金融机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增强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2007年12月，银监会了《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以此判断高风险行业的风险状况。

其次，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中国不仅要着重考虑对“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的保护问题，还要顾及对小企业和劣势金融机构的扶持和救助。但是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正如2005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的，中国金融稳定不追求金融机构的“零倒闭”，而是要建立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优胜劣汰机制。近几年，中国监管部门着重于对金融机构的资本数量和质量进行监控。监管部门要求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其核心资本要达到一定规模，次级债也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最后，在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监管方面，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包括实施动态损失拨备制度、制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及动态贷款价格比率等。动态损失拨备制度作为一种未雨绸缪的机制，可以弥补经济危机时期的损失，弱化经济周期的冲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达到278.1%。逆周期的资本缓冲也是缓解经济下行周期资本困境的一项有力措施，2008年金融监管机构要求所有银行提取2%的留存资本缓冲。到2009年，又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再次增加0.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二）当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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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模式；风险防范；监管主体

1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于规模、复杂度与系统相关度，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公司。由于它们的规模、市场重要性和全球关联性，其陷入困境或倒闭将会导致全球金融系统出现严重混乱，造成重大不利经济影响，金融稳定委员会将这类金融机构定义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判断某一金融机构是否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主要有四个：1.该金融机构的规模，主要根据其资产进行判断；2.复杂度，用于衡量机构的整体复杂性，包括金融产品、自营业务等；3.关联性，用于衡量该金融机构破产而致使其他相关机构破产的风险；4.可替代性，是指金融机构倒闭之后，其他金融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的服务。

2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监管模式

2.1 美国模式

美国颁布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法案旨在加强对大型、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该法案把监管触角伸到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以通过对美国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来清除产生危机的各种系统性风险。

如何有效的防范系统风险，破解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难题，同时避免金融危机再度发生，是新法案着力关注的焦点。新法案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由原来的分散性监管模式转变为集中监管模式，目的在于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根据新法案，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由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组成，其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美国这种由局部到整体，由分散到集中的监管模式也较好地适应美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并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2 欧盟模式

欧洲议会于2010年通过了金融监管新法案，对欧洲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欧盟通过建立四个新的机构，分别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对欧洲的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宏观层面的监管由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负责，对整个欧盟金融体系进行审慎监管。其主要负责识别、评估和监控整个欧盟金融体系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在出现重大风险之前及时发出预警并在必要情况下向欧盟提出政策建议。[1]

2.3 英国模式

为加强系统风险防范，提高监管效率、避免监管真空，英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侧重于中央银行作用的发挥。金融监管权由英格兰银行掌握，对金融市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审慎监管。具体说来，单独成立金融政策委员会通过宏观政策以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

通过以上对国外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做法和经验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都侧重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于从全局的角度，宏观及微观的层面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3 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选择及规则构建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民生联系紧密，且涉及面广，关联性强，一旦出现重大风险，必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出于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考虑，有必要建立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单独监管制度，实行不同于一般金融机构的差别化监管。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规则的构建应做到以下几点：

3.1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确认

在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规则时，首先应该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界定标准。在认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时可参考标准规模、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四个条件， 同时还应考虑金融体系结构、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以便对其进行综合考量。在借鉴国际社会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国内实际情况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

同时，由于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仅限于商业银行，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2]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应仅限于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还应包括大型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组织结构复杂、业务多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基金公司等。

3.2 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

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基础，银行、证券、保险三家专业监管部门以防范本行业和单个机构风险为目标，侧重于本行业安全稳定，对相互关联可能引发的跨行业、跨市场风险着眼较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乏统一明确的监管规则和标准。[3]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仿效欧美国家做法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务院牵头设立，成员应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如此，由一个机构集中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可以有效避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所带来的监管效力低下，监管不到位等弊端。

3.3 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双管齐下

宏观审慎管理是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微观审慎过于注重防范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忽视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系统乃至整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忽视了金融传染和风险溢出效应的巨大破坏力。[4]因此应将自下而上的文官审慎监管和自上而下的宏观审慎监管二者有机结合，将微观层面的监管机制纳入宏观管理框架内，才能有效地防范大型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3.4 加强国际间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由于其极具复杂性，尤其是全球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其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想象，仅仅依靠单个国家的监管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国际监管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和对世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我国监管部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强化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妥善解决跨国监管争端，为大型金融企业积极参与跨境交易和提供全球争夺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潘林伟，吴娅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南方金融，2011，（5）.

[2]郭宏宇.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与启示[J].银行家，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