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监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市场监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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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市场；监管；成效；体制

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业监管。中国金融体系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中央和地方各管—块，不同品种证券的市场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种证券的—二级市场之间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现是：证监会是中央主管机构，地级人民银行在市场监管上颇有影响，财政部、中央银行介入市场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场所的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权利。

自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发展。

1.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体制，在分业集中监管的基础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的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作为对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监督检查所归口管理部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机构的审批，这意味着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权限在两个部门被分割开来。

在1992年以后，人民银行不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但它仍然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证券机构在审批和经营管理上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管理债券交易、投资基金。

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以及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一起管理沪、深证券交易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响其正常操作。

1.2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效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所投入的成本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监管能否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充分保证市场效率，关键在于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效率的保障。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特别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的同时存在，成为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现状，对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反映的范围不同，把市场划分为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强型效率市场。经济学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对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进行研究。以往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型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有，俞乔（1994）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股价变动的随机假设进行检验。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综合股价指数的观察值，通过对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非参量性检验，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价变动是“随机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两地股市非有效性结论[1]。

半强型有效市场检验的有：杨朝军等（1997）选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间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为样本，对各家公司股价在公告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检验市场对送配信息的反应。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经能够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说明中国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开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而笔者在对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的结论。

2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不完善，证监会效能不足

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除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的人员编制不足和缺少足够权威，导致削弱实际监管效果。很显然，在证监会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监管的现象，而监管职责在证监会和人行之间的分割，又导致某些监管领域落入夹缝之中。而对于市场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针对证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事实上缺少监管。

2.1.1证券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

证监会在名义上是主管机关，但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只是附属机构，只能起协调作用，监督的权利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现阶段市场已形成了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企业债券、基金、可转化债券同时发展的直接融资工具体系。而从目前的监管机构分工来看，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股票、基金、可转化债券；财政部主管国债的发行、兑付；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企业债券的发行。证券主管部门存在着多头化，易产生整体监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体监管效率和证券各品种之间的协调配套发展。

2.1.2证监会地方办事机构行政能力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本地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很深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证券市场运行中屡屡发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证券监管系统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国证监会的权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级的地方首长的干预，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2.1.3证监会权力制约不能有效辐射其全部管辖范围

证监会权威性的不足与监管权力分散性是相联系的，监管权力从横向看分布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亦有冲突之处，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的效率。从纵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间，多家平行机构从不同侧面，各个地方从不同范围（地域）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造成利益的冲突、责任的推卸、监管的盲点和监管力度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统一性，造成某些领域事实上的无人监管。

2.2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创新不够，市场管理者不能有效进行理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对资本市场现行问题的补救上。由于市场发展太快，政府监管部门忙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中坚作用，证券市场的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资本市场结构、运行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风险预警体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凸现的紧急问题，往往采取不顾长远的急救方法，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却为今后的监管工作带来了隐患，参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其监管部门长期行动的准则。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监管上被动地长期处于救火状态就是难免的。

2.3资本市场自律性监管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性监管机制功能

我国目前的自律组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沪深两地交易所自律组织；二是证券业协会。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问题，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的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预，因而难以真正贯彻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其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一家行业性质的民间协会不能发挥自律作用，这与目前证券市场多头管理格局有关。因此，证券市场发展至今，监管与自律仍然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2.4资本市场监管法制建设不健全，市场主体法律意识不强

国家对于上市公司退市问题存在法律盲点，难以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并且退市标准不统一，尺度难把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不够明确。由于现行法律对地方人大如何监督中央驻各地的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省人大及人大财经委难以对驻各证管办实施监督。实际上，《证券法》等于没有明确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应该由谁来监管。

3启示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如何有效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3.1构建资本市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发现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异常反映并及时进行调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灵敏的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3.2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稳定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募集资金使用和投向的监督。

3.3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机制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切身关系的一件大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迎接WTO挑战的迫切任务。

篇2

内容提要：监管与自律、自治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的主体。没有适度的监管难以自发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竞争的资本市场秩序，确保交易安全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而一个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市场交易主体缺乏活力，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场。对政府监管产生强烈依赖，以至于无法生成自律、自治环境机制的资本市场，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我国资本市场以政府为主导，管制过甚，自律、自治受到无形压制的发展模式，必须扭转、过渡到监管与自律、自治并重，二者有机统一的轨道上，才能使我国资本市场最终走向成熟。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市场必须营造一个监管与自律、自治对立统一的市场环境，才能实现法律调整对安全和效益的追求。然而，法律如何把握适度监管的领域，为各类市场主体保留适宜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空间，则是整个资本市场能否良性运转的关键。资本市场的监管应建立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尊重资本市场的规律，注重宏观调控，间接管理，多采用经济手段保持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经营权。不因监管的存在而使市场主体丧失经营的灵活性和活力，不因监管而妨碍其效益的增长。

一、监管与自律、自治在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古典自由经济学派崇尚自由经济，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完全竞争性的市场模型能够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效率配置。即个体消费者的效率最大化行为和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将通过“看不见的手”使资源的配置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任何变动若不使任何他人的境况变坏就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这一理想状态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预或公共政策，这是一个自我调节和修正的过程。最小政府理论以人类平等、自由、公正和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的价值，坚信个人的主体权力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实现能力是实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和福利的唯一途径。因此，政府只履行守夜人和交通警察的职能。政府的功能只局限于“保护所有的公民免受暴力、盗窃和欺诈，……确保合同的履行与实施。”最小的政府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随之宣告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终结。针对经济放任造成的后果，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的了大量失业和物价高涨并存的“停滞膨胀”，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经济政策陷于破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既不是放任自流的经济，也不是政府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二者缺一不可。

政府监管和调控市场经济的正当理由，首先，是因为市场的失灵。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纯公共物品与非竞争、可排他、可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权的过度消费和投资不足，使市场机制的帕累托配置效率失灵；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以及竞争性市场的其他局限性均会引起市场的失灵。其次，自由竞争的经济必然走向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反过来妨碍、排斥或限制竞争；再次，市场调节无法自动地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而且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只能通过对经济严重的破坏和巨大的资源浪费，才能恢复经济总量的再次平衡。最后，市场主体作为经济人均有追求自我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和人性恶的一面，这样，市场交易和竞争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损人利己的现象。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就曾设问“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的说明吗？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做恶者，来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资本市场作为作为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平、竞争、高效的市场秩序，对资本市场必要的管制，自不待言。例如，在股票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股票的发行人与股票的认购人之间，发行人关于自己股票的质量信息，知道的要比认购人全面的多。当投资者无法区别质量较高的股票与较低的股票时，较高质量的股票就会以低于投资者能够确知两种股票差异时的价格出售。这样，就会出现劣质股票将优质股票驱逐出市场的现象。政府监管除了具有消除资本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的防范作用外，还有积极的促进功能。第一，政府监管有助于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第二，政府的监管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平等、自由和公正交易秩序中的每一个人和企业都是自我利益实现的最佳判断者。“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具有限制个人的选择干涉别人选择程度的机制；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畅通的让所有的人都广泛参与决定私人物品和社会物品配置的制度机制；一个好的社会应尽一切可能消除天赋性的与生俱来的特权与不平等，而让人的后天努力成为处于社会网络的哪一个纽结点上的惟一决定性的因素。”在哈耶克看来，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的人按照一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指令进行生活，从而操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以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政府不应当对经济发号施令，而应当创设和执行有关财产、交换的法律，从而使人们能够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相交往。政府恰当的目标应当是保证个人能够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法律恰当的目标则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创造一个私域，使他们能按自己的意愿活动。”哈耶克进一步认为，最优的社会就是个人透过竞争性市场公平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并获得地位和物质财富的社会，而在此竞争性市场中，人们享有交换自由和私人财产，政府并不控制经济活动的细节。发达、良好的资本市场市场环境应当建立在广大市场主体主动性自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完全依赖于监管。主要靠政府监管才能维持秩序，市场主体普遍缺乏自律意识，违规操作盛行的资本市场，这种状况，只能说明资本市场远未成熟。私法自治精神仅在于“实现下述思想：即任何人均可随其所欲，订立契约，作成遗嘱，设立社团。”资本市场的各类主体，无论是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法人团体，还是在资本市场投资的个人，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法律必须确保他们能够行使自主经营权，根据自己的决策，自由地开展资本经营活动，努力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同业者为了自身的共同利益，按照自愿的原则可以依法建立自律性组织，维护团体的共同利益，协调团体与成员之间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同业者的健康发展。

资本市场的竞争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政府从事大量的活动以使其正常地运转，在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要弥补其缺陷，但是在能够创造出竞争的地方就必须依赖竞争。哈耶克认为，如果政府的管理和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进行反对，但是除此以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监管与自律、自治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的主体。没有适度的监管难以自发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竞争的资本市场秩序，确保交易安全和广大参与市场交易者的利益；而一个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市场交易主体缺乏活力，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场。对经济活动实行全面的管制就必然会排斥市场，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既不是古典自由经济学派所倡导的放任自流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的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可宏观调控，适度监管的经济。

二、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范围与自律、自治空间

资本市场不是全面管制或无缝隙监管的市场，也不是放任自流的纯粹的市场。前者，无异于对市场的取缔或对市场机制的全面扼杀；后者，则难以克服资本市场的局限性，防止资本市场失灵带来的灾难。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的知识并不能集中于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由不同的人掌握分离的知识。即便是政府也不可能掌握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中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信息，因此，对资本市场实行全面的管制，使其按照事先的计划运转，不可能造就一个良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点早已被我国计划经济的教训所证实。为了建立一个高效和公正的资本市场，我们不需要政府非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无限仁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这样，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一个发达、健全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必须是既有健全的严格监管体系和手段，又有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自治空间；同时，要建立政府监管与市场交易主体自治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协调社会公共利益、行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梁定邦先生曾经指出，空间和社会秩序是法律的两个重要因素，“没有秩序的话社会无法发展；没有空间就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积极性一个社会的积极性。”所以，法律本身一定要有它的框架，有它的规范，使得每一人都知道这条路是宽的；使得每一人去走的时候，能发挥它的替能，它才是算好的法律。关于资本市场中的监管与自律、自治的关系，就深层次而言，实际上反映了个体、团体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为社会利益着想，但仍必须重视个人利益。”我们必须考虑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整体要求和每个市场主体的单独要求，承认并保证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可以通过自身努力经营活动，去追求盈利目标的最大化。“政府最好的管理就是让人们非常自由也竭力创造他们自己的幸福。”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应以宏观管理为主，微观管理为辅。资本市场需要监管的事项应该是市场主体不能做、不愿做或做不好事，“关于公民个人知道的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国家并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他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

（一）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监管范围

关于资本市场的组织、运行，哪些事项和方面属于政府监管的领域？哪些事项和方面政府不应该插手，而应该由资本市场的参与者自治和自律？这个问题在立法上，即使不能做出详细的划分，也必须进行原则性的明确界定。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我国立法往往从规定监管机关的职责入手。我国《银行监督管理法》第三章[2]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可概括归纳为：（1）依法制定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2）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3）对发生变更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起人或持有股份达法定比例的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的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4）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的审查批准和备案；（5）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6）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3]；（7）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法律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信息。我国新《证券法》第179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权：（1）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或核准权；（2）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登记、存管、结算，进行监督管理；（3）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管理公司、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结算登记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4）依法制定从事证券业务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并监督实施；（5）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的信息公开情况；（6）依法对证券业协会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7）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8）法律、行政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证券投资基金法》第76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下列职责：（1）依法制定证券投资基金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或者核准权；（2）办理基金备案；（3）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他机构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予以公告；（4）制定基金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并监督实施；（5）监督基金的信息披露情况；（6）指导和监督基金同业协会的活动；（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从以上条款关于监督机构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职责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监督管理机构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领域十分宽泛，其确切的范围可以从横向范围和纵向范围两个方向加以把握。首先，关于资本市场监管的横向范围。资本市场受监管的对象包括各类市场主体、中介机构、行业自组织及其行为。其中应接受监管的主体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的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结算登记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以及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的证券、基金同业协会等。此外，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商事主体的监管还向内延伸至市场主体的高管人员，以及证券从业人员，向外扩张到其发起人、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主体。纳入监管的市场行为，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和经营方式；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信息披露；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起人或持有股份达法定比例的股东的变动情况。从资本市场的体系看，监管覆盖了股票市场、公司并购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等。其次，关于资本市场监管的纵向范围。从各种类市场主体的设立、变更到终止，从经营决策、执行到市场交易结果等均被纳入全过程的监管，甚至纵深到市场主体的人事安排、治理结构、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和内控机制。几乎构筑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管系统。

（二）我国资本市场主体自律和自治的空间

资本市场的自律是指市场主体的自我管理，“当私人领域的某一部分的成员承担起监督他们自己事务的责任时自律就发生了。”（8）（p395）我国资本市场主体与国外较发达的资本市场上的主体相比，无论是公司自治空间，还是自律空间均相对要狭小的多。主要表现为：（1）无论是商业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还是上市公司均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仍然无法做到政企分开，企业不能实现完全的自主决策。无限的政府监管对这些市场主体的挤压，致使它们能够拥有的自主经营权十分有限，几乎没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的能力。（2）证券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实行分业经营，其业务范围和种类必须在核定的范围开展，不能自主地拓展业务，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受到很大的限制。（3）行业自律组织除了为成员企业提供服务，基本上无法肩负起对成员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这种局面的形成在我国并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市场主体历史上缺乏自律的传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长于管制，疏于发展，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管理市场，不擅长依靠经济规律办事，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的惯性在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十多年的历程中欲罢不能，阴魂不散，致使当前国内资本市场依然盛行非市场化运作的倾向。

三、资本市场监管、自律、自治的模式

资本市场由于政府管制与自律、自治各自所占比重不同，资本市场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主体自律、自治为基础，还是实行政府管制与自律、自治有机结合将会形成不同的模式。各种模式是资本市场监管、自律和自治现实化的具体表现。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主要分为集中型管理体制、自律型管理体制和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折衷体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所采用运作模式虽然属于集中管理型，它在形式上貌似美国的监管体制，但是在实质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一）美国集中监管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集中型管理体制表现为，国家制定专门的证券管理法，设立全国性的专门证券管理机构对全国的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管理。美国有关资本市场的立法和规章分为三级：一是美国联邦立法，其中包括1933年的证券法、银行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1939年的信托法，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1949年的投资顾问法，1995年的金融竞争法，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利法案。另外，还包括证券监督委员会依照法律授予证券交易所、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证券商协会等制定规章和自治规则。美国设立了直接隶属于总统的证券集中管理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独立行使职权，对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制定补充规定。二是各州制定的证券、金融、保险和公司方面的立法。三是由自律机构如证券交券商、投资公司，以及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实施全面的监督管理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每个分区设立分区委员会，负责执行和落实管理政策与措施。美国在自由市场经济，契约自由和企业自治理念的指导下，对资本市场监管的主要方式是注重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信息的披露，解决信息不对问题，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强化董事、高级经营管理者的诚信义务和管理职责，注重发挥资本市场对资本流动的自我调节作用，较少采用行政管制手段。因此，在美国无论是立法或是政府的监管措施都给市场主体实行自律、自治留有足够的余地。

（二）英国自律型监管模式。自律性的管理体制则表现为，除了国家必要的立法外，政府较少干预证券市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主要依赖于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商协会等组织进行自律管理。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由自愿建立的行业、专业和社会组织自主监管它们带有共同利益的事务，已形成自律性传统。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职业机构和各类公司等一系列私人运作的组织，在没有法定权利和不直接向政府官员负责或报告的情况下监督资本市场的活动。《1986年的金融服务法》改变了以往的状况，使资本市场的组织和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自律”。英国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是一个私人公司而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其主席由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任命，并借此对其政策施加影响。它必须按照1986年的《金融服务法》对证券市场行使监管权，没有完全的自，当它不能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时，财政部可以取消赋予它的权力并亲自行使这些权力。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使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具有半官方和半私人公司的性质。因此，于其说1986年之后，英国证券市场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自律模式”，不如说它是一种“共同管理体制”。英国1997年10月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被授予对银行、证券、期货以及保险业广泛的监管权，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共同监管的体制。然而，英国自律的传统仍然是资本市场运作的基础，市场准入条件及资格、专业标准的确定，市场秩序的建立与维护继续掌管在自律组织手中。只有出现自律、自治不能，或者不能凑效时，政府监管部门才出面加以干预

（三）我国政府主导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我国自199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三定”方案，确定其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机关，到按照分业经营管理的原则，陆续成立了银监会和保监会，完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由多头、分散、重复、交叉管理到集中、专门、统一管理的体系构架。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公司实务和证券市场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国家花费了一百多年时间才经过的历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点，也存在诸多先天不足的问题，例如，市场体系不完整、股市二元化，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偏低，“国有股一股独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差，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由于过去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使政府擅长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而采取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经验不足，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缺乏自律和自治的传统。新《证券法》第8条规定：“在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资本市场“政府集中统一监管为主，并辅之心行业自律的运作模式”。目前，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管理依然停留在管人事、管资产、管审批、管业务的层面，资本市场的运行过度地依赖于政府的监管。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资本市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仅证券市场已废除的行政许可事项就有49项，但是继续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仍然达54项之多。资本市场往往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充分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动作的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下，集中监管”的形式，市场主体对政府监管的强烈依赖，极难生成资本市场的自治和自律机制。近来，股市交易量不断的下滑，市场缺乏可预期性，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不足，券商大面积亏损，其中有一大批成为被托管、被拯救或倒闭的对象。尽管原因复杂，但是其主要的症结不外乎出在监管的过多、过死，管理手段滞后、缺乏合理性与市场主体自律、自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上面。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如何把适当、合理的监管与企业和投资者充满活力的自律和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监管、自律、自治在资本市场中协调效用的实现

一个良性的、理想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通过必要的监管与自律、自治形成了良好的信用基础，信息公开、价格真实，市场主体可以较自由的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每一个市场主体按照自我判断以自己的经营方式去追求利润最大化，投资者利益能够获得充分的保护。为了实现理想资本市场的理念，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促进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地实施自律、自治，逐步放开管制，直至解除管制。扩大市场化的范围，把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因担心现在市场机制不够成熟而放在行政管制层面加以处理的问题，必须逐渐地交还给市场来调整。

（一）监管、自律、自治协调的法律基础

这句关于公平的格言。以新《证券法》为证，其内容依旧以强化监管为主线，无论是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是对证券市场修改后的条款均大大的扩充了监管的范围，增强了监管的力度，然而涉及自律和自治的规范依然没有改观。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市场主体的资格、市场交易、违规行为的处理基本上没有管理权，在证券市场的组织和运作过程中完全被边缘化。这样一部证券法就其精神实质和主要条款而言，早已因扭曲而沦落为一部“证券监管法”。这必然会使我国证券市场今后增强自律和自治功能带来法律资源供给上的不足。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企业自律和自治都必须具备合理性和坚实的法律基础。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资本市场实行监管，当然是为了维护资本市场的社会公共利益，实现资本的经营效益。而决不是象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干预在法理上有很强的理由，因为中国政府是所有人。“中国政府帽子转过来就是所有人，帽子转过去就是管理者”。我国资本市场运作不规范，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出在政府同时承担着社会管理者的职能和所有都的职能，二者纠缠不清。有时它以所有者身份去行使社会管理者的职责，有时它却又以社会管理的资格和地位去保护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利益。角色的错位使政府很难做到客观、公证，有些问题就是由于政府管理管出来的，如果依法由市场去调节本来就根本不存在问题。法律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法定主义调整方式，另一种是法律行为调整方式。法定主义调整方式要求当事人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概括的典型形态，否则，就属于违法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定主义调整在立法上表现为强制性、禁止性法律规范。显然，政府对资本市场监管依据的是法定主义调整方式所确定的强制性法律规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法律禁止政府部门去做的，政府不得滥用监管权。法律行为调整方式，即私法自治的调整方式，在立法上表现为任意性法律规范，即意思推定规范。当事人根据自己行为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律行为排除意思推定规则的适用，即当事人的约定优于法律的任意规定。只有当事人未作意思表示或者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才推定适用任意性法律规范。私法自治原则必然意味着“承认个人在私法的领域内，就自己生活之权利义务能为最合理‘立法者’，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之条件下，皆得基于其意思，自由创造规范，以规律自己与他人之私法律关系。”资本市场的自律和自治必须以任意性法律规范为基础，按照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法律允许做的。然而，我国关于资本市场的各项立法，就其规范体系考察由于受重监管轻自律、轻自治思想的支配，强制性法律规范与任意性法律规范的比例严重失衡，许多本应由市场调节和市场主体选择便可以有效解决的事项均被上升为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致使市场主体的自治和自律空间被极度地的压缩。殊不知，“最严厉的法律是最大的错误或不公正”。

（二）政府监管的价值必须立足于对安全和效益的合理追求

正当的法律并没有设计人们相互交往的细节，而仅仅创造其边界。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透过创造出的市场秩序，让个人可以借助浮动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分离的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的合作。在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方式上，政府应采用非现场监督和现场检查方式实施监督。监督方式对市场主体及其活动的影响，决定着是否允许市场主体自治以及自治的程度如何。若对市场主体实行现场监督，无异于对市场主体自由的剥夺；虽然是非现场监督，但是如果对市场主体进行任意的、频繁的现场检查必然会严重地干扰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检查是否必要，检查的频率必须从严、适度地掌握。政府监管应多注重宏观层面，多应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监管；监管对安全价值的追求不能妨碍市场主体对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要求的自我利益的追求。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主体外部行为的监督，不应涉及或尽可能少地涉及公司的内部事务，尤其不能妨碍其自主决策。监管应有助于强化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和高管人员的信息披露义务，防范系统风险，不代替市场交易主体作判断，个体交易风险应通过市场主体的内控机制解决。对资本市场的管理应区别管制与监督，管制是对资本市场主体和行为的事前监督，它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解决是否赋予特定市场主体某种权利，是否允许市场主体做出某种行为的市场准入问题；而监督属于事后的督促检查，它解决的是市场主体如何行为，行为的后果是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为了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动作效益，资本市场未来的趋向必须是逐步放宽管制、加强监督、扩大自律和自治，坚持资本市场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赋予资本市场主体独立的地位、拓展其自律与自治的空间

资本市场的自律组织，主要有证券交易所和各种同业协会，如银行业协会、保险协会、证券业协会、基金同业协会、会计协会和律师协会等，它们都是同业者为了同行业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促进行业的发展，根据平等、自愿、互利原则，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为了实现本行业的自我管理，在法律上必须赋予其社团法人的独立地位和权威性。中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作为政府附属物的行业协会，只能是强化政府全面管制的手段和工具，而决不可能成为促进行业成员自律发展的中间力量。新《证券法》就证券交易所而言，赋予并扩大了下列权力：（1）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上市交易的核准权；（2）证券暂停、恢复和终止上市权；（3）停牌、停市权；（4）对证券交易的实时监控权；（5）信息披露监督权；（6）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和证券从业人员规则的权利；（7）对证券违规交易的处罚权。自律、自治应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首先，必须承认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独立的权利主体，能够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资格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在公平竞争中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市场自律组织也必须是市场经营主体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为了成员企业的整体、长远利益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组建起来，既独立于其成员，也独立于政府的法人实体；其次，自律、自治意味着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和相关同业公会等自律组织必须依据法律、自治规则和公司章程自愿地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尤其，将自律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资本市场自律组织能够实现自律功能的前提是，它必须是成员自愿结合起来的，具有完全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法律实体。资本市场交易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则必须获得充分的尊重和可靠的法律保障。自律组织的自律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自我约束；（2）自我规范；（3）自我管理；（4）自我控制。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各种与资本市场有关的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除了组织成员交流信息和业务培训外，并没有真正发挥对其成员的自律监管作用。即便是证券交易所在我国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它虽然在立法规定中是独立的法律实体，但是它在实际活动中却表现出对证监会很大的依附性，在外观上犹如证监会规章、政策的下属执行部门。咎其原因就在于法律几乎把所有的监管职能均赋予了政府监管部门，根本就没有为这些社会组织留下自律空间，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权和手段，自然无法发挥作用。我国《银行监督管理法》第31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自律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章程应当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该法对银业自律组织仅有的一条规定，却没有赋予其任何权利，立法对银行自律监管的忽视，从此可见一斑。我国无法开辟场外的证券交易市场，完善证券市场的分层体系，与缺乏证券市场的自律机制不无关系。自律性组织是场外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机构是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但目前我国证券业协会根本不是监管者，且法律也未明确它的地位。场外交易的自律规则要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具备很好的职业准则和高度的自律，而目前我国并不充分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困难太大。

资本市场的交易主体实行自治是资本市场产生活力的源泉。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公司必须具有独立的意志能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约束；有自己独立的法人财产，独立的物质利益和独立的责任能力；有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高效的经营活动，积极地开展公平、有效的竞争，才能不断地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五、几点结论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为迎合世贸组织规则下世界资本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我国资本市场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辛发展后的今天，必须适时地转向监管与自律有机结合的轨道。大力培植资本市场的自律力量，提高政府适度监管的效率，增强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本市场的经济功能和法律功能。首先，必须明确划分政府监管和市场主体自律和自治的边界。凡是通过资本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但是能够通过规范、公正的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自律能够解决的，应当自律解决；即使是市场机制、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自律解决不了，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问题，也首先通过事后监督去解决。即资本市场实行行业组织自律优位，政府有限监管，市场主体充分自治。其次，在资本市场立法方面必须适当地削减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确定政府有限的监管权力，扩大任意规范的比例，并使其系统化和体系化，为培育资本市场的自律和自治机制拓展应有的空间。第三，完善资本市场主体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强化董事、监理及其他高级经营理人员诚信义务，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第四，扶持和推动市场主体、行业自治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依法保持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它们充分的自治和自律权，为资本市场发挥自治和自律功能创造条件。第五，政府应合理地处理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监督其运行的矛盾，不仅要促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快速的形成和发展，还必须通过卓有成效的监管手段的运用，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公正、有序和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另外，应该在观念上明确促进资本市场自律功能的发挥也是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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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期仅仅是风险投资。但是风险投资也很小,那么由什么来解决呢?现在有很多是通过三板挂牌。在成长期,我们可以看到PE会进入,银行可以进入,创业板可以进入。到了成熟期,可以上市,可以发展,可以贷款。中国高新技术在发展中的融资环境,已经包括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它享受到的融资的供给是不同的。把握了这一点,每一个高新企业要把握自己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相应的可以进行一个融资的配置。

要获得这些融资的配置,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必须要解决。一个就是改制,要把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要加快重组,现金增发,收购兼并;第三要形成一个三板的转板机制。

我们对三个市场可以做一个比较,作为一个高新企业,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地适应于不同的市场。所以它的初创期、成长期比较适合的是三板市场,也不排斥转板到创业板和主板,主板一般是在成熟的高新企业才能进入。

一些与资本市场距离较远的高新企业,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发展。因此,想更快发展的高新企业必须和资本市场保持密切的关联。三板市场是进入创业板和主板的跳板,中关村三板市场有很大的诱惑力,是高新企业获得尽快发展的重要平台创业在和资本市场关联过程中,要尽快安排上市的规划,尽快和证券中介机构建立联系,这样它的发展就会很快。同时因为这种技术上的安排,也更容易得到银行信任和安排。

对于高新企业来讲,围绕资本市场关键要解决对接问题,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一、一定要突出主业,确保持续经营并不断增长。这是一个进入三板,以及三板转制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好的,只有这样才有转板的可能。

二、公司治理机构要合理,运营要规范。

三、财务政策要稳健,内控机制要健全,尤其是会计准则要严格按照国家的会计准则进行财务安排。

四、不同时期的企业,处在不同阶段的高新企业,要和相对应的金融服务工具相对接,这个很关键。由于高新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它和金融服务的工具要有相匹配。

五、要尽快品请专业的中介机构,帮助企业做出一个上市的规划和转制安排,这对企业解决好资本市场的对接至关重要。

要寻找一个证券的中介机构,我们要了解中介机构投资和服务的理念。一个证券的中介机构接受企业聘请,进行必要的投资安排的时候,要理解和了解它的服务投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下几条高新企业在和资本对接过程中要清晰的把握好。

1、 证券的中介机构不会“重资产不重,轻资产不轻”。这一点要理解,轻资产高新企业往往得不到银行贷款,因为银行贷款的时候,它是从风险规避的角度,重点在重资产,这个和证券中介机构不一样。中介机构在看待高新企业的时候,其更关注高新企业的技术含量,这个和银行的角度不一样。

2、 要立足当前,着眼未来。证券中介机构在扶持一个高新企业的时候,是立足当前,更看重长远发展,而不是现在规模,而在未来的成长性。高新企业有两大最大的特点,一个是高技术,一个是成长性,所以这恰恰是一个证券中介机构所看重的。所以每一个高新企业和证券中介机构打交道的时候,看它未来发展空间有多大,这是证券的中介机构要把握的,恰恰和高新企业未来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 技术进步,前景广阔。不仅要有技术,因为高新技术本身含量很高,因为细分市场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证券中介机构对高新企业把握上,是重技术进步,看的眼界发展广阔,这是沟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4、 反对利润为王。高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没有利润,但它有愿景,我们高新企业不要怕这一点。作为证券投资机构也不以利润为好坏来评价高新企业,因为有一个发展成长性,尤其是高利润,往往会在高新企业会走向下降通道的前线。

5、 反对追求绝对规范。一个高新企业在规范过程中很难做到没有瑕疵,创业板主板上市这些企业况且有瑕疵,高新企业在它发展过程中有瑕疵没有关系,通过上市的安排,通过改制,信息的充分披露逐步规范,所以不要担心在管理上不规范,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规划和改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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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本管理；措施建议

一、设立健全的成本管理组织机构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完善的成本管理组织机构，由上至下包括成本管理委员会、成本管理办公室及基层成本管理组，这些组织机构能否高效运作决定了成本管理的效能。成本管理委员会是实施全面成本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总会计师负责，企管、计划、生产运行等经营职能科室组成，其职责是：制定成本管理的总体政策，确定成本管理目标，审议成本分析报告，进行成本重大决策；成本管理办公室具体执行成本管理委员会的任务，由各部门负责人和企业管理科组成，其职责是：制定企业成本管理的具体制度和规定，指导、审查企业各部门编制成本预算方案并编制企业的总预算，监督企业成本控制的执行，对成本控制执行结果进行考核和评价；基层成本管理组由各部门和车间的成本管理员组成，其职责是：负责本部门成本预算的编制、实施、控制和总结。健全的成本管理组织机构必须与企业组织机构相适应，与企业业务特点和规模相协调；必须明确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必须有利于提高成本管理效能，促进成本控制有效实施。

二、抓好成本考核的基础工作

抓成本管理，首先要从基础工作抓起，扎实的基础工作是顺利开展成本管理的前提。成本管理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原始记录、统计报表、技术经济情报以及数据管理和资料贮存等管理工作。企业应当加强成本管理的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的统一管理，责成企业管理部门主管这项工作，统一规定成本管理的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的格式、内容和计算方法以及填写、签署、报送和存档等管理办法。企业应当做好经济数据的收集、整理、汇总工作，根据企业成本管理的实际需要组织情报收集、明确情报重点、进行数据加工，为企业开展成本管理提供相关的经济数据。企业应当建立电子计算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对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商品销售等数据进行收集、存贮和检索，把数据变为信息。信息工作涉及企业所有科室和车间，各部门应加强审核，认真、负责地完成各项成本管理的数据记录。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企业成本管理基础工作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企业成本管理水平的高低。有些企业成本管理混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成本管理基础工作没有做好。一旦重视了这项工作，就可以很快扭转被动局面，所以有人比喻企业成本管理好像一棵大树，基础工作是树根，只有根深才能叶茂。

三、材料采购是成本管理的源头

采购成本作为企业最大费用构成部分，在整个制造成本中始终占据主要位置。可以说。采购行为提前决定了企业最终产品的成本，是成本管理的源头。业应当成立以厂长为主任，副厂长、总会计师为副主任，企管、招标、纪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采购招标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供应市场调研分析，供应商审核与选择，控制材料采购数量和质量。招标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信息询价小组，广泛收集各种材料的市场信息，综合测评材料市场产量、质量和价格，给竞标、提供采购可比价；招标委员会中还要设立材料成本分析小组，对所采购的材料成本开展分析，提出材料采购参考价，作为竞标的重要指标。企业招标委员会通过网站、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等发出招标公告，加大采购材料内容的公开力度。在公正、公开的方式下，通过现场竞争、事后评审办法，择优选用供应商。评审必须充分考虑供应商的资质、信誉和财务状况，材料的数量、质量和价格以及供货时间等因素。实践证明，企业实行材料公开竞标采购，既保证了采购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又杜绝了因回扣导致的腐败行为，可大大降低材料采购成本。

四、成本责任是成本管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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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监管者是资本市场里的最高权威，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对它的一般期望。

1.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市场（本文主要是指证券资本市场）是对资本资源进行再配置的场所，进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有着巨大的经济后果，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资源的再配置引致了其它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配置，不同的资源配置则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效率。总之，资本市场与整个国民经济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当资本市场有效率时，就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当资本市场是无效率或低效率时，则反之。问题是，怎样保持资本市场的效率？当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是以假骗市、“假行其道”时，我们又怎能奢望资本市场有效率？当公司做假，而进行经济鉴证的独立审计却又是“见利忘义”、“同流合污”时，我们又怎能奢望资本市场有效率？很显然，进行资本市场合理的监管是减少“假”出现的良好手段。通过资本市场的监管，以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维护资本市场应有的秩序，从而为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改善市场环境。

资本市场监管者维护资本市场效率或曰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打假”和惩戒违规者来实现的。亲历恭为地查处和以独立审计报告为线索是进行“打假”的两大方面。要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还在于将违规者绳之以法，以警当世和后世，通过足够的惩戒来提高违规者和潜在违规者的违规成本。显然这主要地是依赖于资本市场监管者。

2.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其实也可以体现在维护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之中，本文单独加以讨论，是在于当资本市场出现“假得以行其道”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利益侵害的便是中小投资者。在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不乏众多的“执着的”“寻租者”，所以完全地将资本市场运行交诸市场自身时，“阳光交易”的市场里可能会有太多的“黑暗”。譬如，中国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实行上市“注册制”，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中国的独立审计实际上还不够“独立”（客观、公正），还不足以胜任对资本市场的经济监督责任，而中国的（中小）投资者却又不够成熟，难以保护自己，实行“审查制”和“核准制”的本意便是为了控制上市公司的质量，防止出现公司舞弊而事务所又同流合污以侵害投资者的行为。

二、我们对独立审计赋予了什么作用？

独立审计的基本功能是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鉴证。独立审计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鉴证审计对资本市场主体进行了过滤，提高了市场主体质量。验资审计和证券市场上市前审计对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进行了审查，防止了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的不合格主体进入市场，有利于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第二，鉴证审计对市场主体的信息进行了过滤，提高了信息可靠程度，即经济鉴证作用。审计后的信息为社会投资者进行投资选择提供了决策依据，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投资者的决策选择会影响资本的流向，从而对资本市场中的资本进行了再配置，进一步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优化了社会经济资源，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第三，CPA的鉴证尤其是财务报告鉴证有利于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这主要表现在CPA的鉴证意见为政府监管机构提供了监管线索。以我国目前的年报审计为例，政府监管部门对相当部分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的惩罚，就是监管机构参考了CPA审计出具的非无保留意见，从而进一步挖掘出了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做出了相应处罚。这显然有利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整顿资本市场秩序。

三、独立审计·资本市场监管与会计信息失真

公司管理当局（经理）是否违规，进行制度违犯和对委托人的违约，即是否进行会计造假，我们可以用一个约束函数模型加以总结：N=F（p,c,e）。N代表经理的制度违犯与违约数量，p代表经理在制度违犯和违约后被发现的可能性，c代表被发现后的惩罚或经理人付出的“成本”（制度违犯成本和违约成本，姑且统称为违规成本），e代表剩余项。很显然，N主要取决于p和c，并且N是p和c的凹函数，即p越大、c越大，则N会越小。p的取值主要由独立审计来实现（当然还可以有其它方式实现，如监管部门的独立查处），c的取值在于资本市场的监管者确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违犯和违约惩处力度。总之，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的恰当配合，为公司管理当局施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在约束，减少了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会计信息粉饰的可能性。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来讨论一下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问题。

1.独立审计

当独立审计在鉴证方面，表现得独立（客观、公正）时，那么独立审计便为公司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监督经理的“武器”，投资者根据鉴证后的财务报告进行经济决策（如，是否更换经理、是否采用“用脚投票”），并且还考虑是否对经理的欺骗与欺诈行为进行诉讼惩罚，因此经理碍于独立审计的“经济警察”作用，将考虑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进行约束，是“偷懒与欺骗”，还是“努力与诚实”。

对于独立审计而言，它是决定p的主要因素，这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有着良好的执业质量。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取决于事务所的执业能力和执业的独立性，而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粉饰问题之所以未能发现，并不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能力太差了，往往是它的独立性太弱了，这表现在事务所的鉴证业务方面不能够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会计报表审计。红光事件、百文黑幕又说明了什么？以郑百文为例，正如有人说：“……它是上市造假，绩优也是造假，‘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也是蒙来的……明明是一堆‘垃圾’……”，可还是“过五关，斩六将”，在股市逍遥恁长时间；当危机爆发，黑幕掀开，却也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上市公司以造假居然可以混入资本市场，并可在资本市场混迹多年，不仅是导致资本市场的无效率、低效率，而且更是让人对资本市场的“经济警察”——注册会计师又还有多少信心？不合格的公司得以混入和混迹于资本市场，除了公司、地方政府和监管者的原因外，注册会计师是不是关键的原因所在？——为了“利”而放弃了职业道德操守，为了“利”而违背了“经济警察”独立、客观、公正的经济鉴证责任。

要提高审计质量，关键在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那么怎样增强事务所的独立性？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着手：职业道德操守、事务所的规模化和违规成本。

（1）职业道德操守职业道德操守是注册会计师的一种内在道德素质修为，当在资本市场里进行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时，显然能够增加独立审计的独立性，但由于影响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操守塑造的因素太多，主观性太强，本文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2）事务所的规模化事务所的规模化可以大大增强事务所的执业独立性我们知道，不同的审计意见带给客户管理当局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一般（有问题的）客户管理当局并不喜欢事务所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管理当局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往往要求事务所出具他们所希望的审计意见，若事务所不愿配合，便动辄以更换事务所相要挟——即“购买”审计意见，事务所这时便会遇到巨大的来自于客户管理当局的压力：是坚持公正和独立？还是为了不丧失“准租金”而顺从管理当局？事务所面临着两难选择。当事务所实现一定的规模化以后，事务所便会有更大的动机——为了维持自己的声誉而坚持独立和公正。因为当事务所是规模化经营的时候，一方面不配合某一个审计委托人而产生的租金损失将不足以对事务所构成威胁；另外一方面，顺从管理当局反而会因小失大，声誉的受损会使事务所得不偿失。

（3）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违规成本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也有自身的效用函数，进行违规的成本与效用权衡。我们可以认为事务所的违规成本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资本市场。首先“时间（或许）能够解决一切”，当初的违规最后可能会得以发现和公开，如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等其中黑幕的最终揭开将做假的事务所也暴露了出来。资本市场对违规的事务所将缺乏信任，而且资本市场和会计市场的优胜劣汰也会对违规事务所进行惩罚，如导致事务所的客户丧失、受害投资者的诉讼。其二是监管者对事务所的惩罚。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对违规事务所给予足够的惩罚，形成惩戒效应，使事务所不再（不可）轻易“犯规”、不可能再“犯规”。在此，我们有必要引用一个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小偷与守卫”来说明一下对违规事务所的惩罚可以得到的良好经济效果。我们可以把作弊的公司比做“小偷”，而将执行独立审计的事务所比做“守卫”。从“小偷与守卫”的博弈模型中，我们得到了如下其启示：加重对守卫的惩罚在短期中的效果是使守卫真正尽职，而在长期中则起到了抑制盗窃（本处可理解为公司做假）的作用。由此看来，是否给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合理的足够的惩罚对防止会计信息失真有着积极的影响。

2.资本市场的监管者

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对经理和事务所的违规与否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经理是否进行会计信息粉饰还在于实施这种行为是否会受到资本市场监管力量的惩罚，这积极地影响到经理的违规成本。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会计信息粉饰实际上是对会计制度的一种违犯，是对委托人的一种违约。为了减少经理人的制度违犯与违约，对其约束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在于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监管，若经理人进行制度违犯与违约便对其给予应有的惩罚，使制度违犯者和违约者得不偿失。很显然，让经理人提高制度违犯成本和违约成本，才能有效地防止经理存在侥幸的心理去进行制度违犯和违约。其次，资本市场监管者对事务所实施的惩罚积极地影响到独立审计的独立性，并进而影响到公司管理当局的造假行为（会计信息的失真）。

显然，资本市场的监管者要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公正严明地执行监管责任。如果上市公司和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违规操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又让人对资本市场监管者的“天下为公”有多少信心？

四、结语

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因素虽然可能很多，但总可以归类于企业内部原因（如产权因素、经理报酬契约因素等）和企业外部原因（除独立审计、资本市场监管外，还有资本市场自身的约束作用、会计制度的优化等），但就企业外部因素而言，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监管不能不说是两个非常关键而且有相互联系的因素。由于资本时市场建设的近10年来的成果还只能算是“袖珍型资本市场”或“一般资本市场”，在诸多影响会计信息失真的因素中，除独立审计与资本市场的监管外，其它大多数因素要发挥积极的作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随着我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深入发展，根据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我国资本市场也必定向“规模资本市场”迈进，而且我国目前已经开始处于向“规模化资本市场”的过渡时期。但是在我国资本市场过渡为规模资本市场之前，更注重外部监督，看来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独立审计和资本市场的监管发挥作用是最直接的和最明显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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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锡军.论证券监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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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提醒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传播更为迅速、更为广泛，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体都无法置之度外。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监测和预判市场风险的外部因素，弥补监管真空，更好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挑战，维护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是监管面临的新课题。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初级阶段，市场内在基础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依然突出，一系列新情况、新形势和新变化，都对证券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不断提出新要求、新考验。

经过近几年的治理和整顿，我国资本市场历史遗留的一些系统性风险隐患已基本排除，证券、期货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态势在不断巩固。但是，市场内外部环境在深刻变化，资本市场内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之间，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之间，相互影响在不断加深，关联互动在逐步加大。必须积极探索和加强资本市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在资本市场监管执法工作中，严格按照程序办事，既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也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做好包括程序法治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努力为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一是要抓程序完善。在现有的程序制度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进一步完善各项程序制度。

二是要抓程序执行。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各项程序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切实执行。

三是要抓公开透明。公开和透明是实现程序法治的最可靠保证。立法要公开征求意见，执法依据要及时、全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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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务重组准则；债务重组；盈余管理；监管规则

一、引言

我国债务重组准则自1998年初次制定至2006年经过两次变迁，其主要内容的变迁如下：1998年财政部初次《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重组时的非货币性资产和债务转化为股本时的股本价值，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2001年财政部对债务重组准则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准则规定禁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且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资本公积。2006年财政部对债务重组准则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再次修订后的准则主要内容恢复至1998年准则的相关规定，即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其中财政部给出的2001年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原因是1998年的准则规定债务豁免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方便了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这说明在会计准则制定者和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看来，经过2006年重组准则的再次修订，2007年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就不可避免的烙下了盈余管理的嫌疑。然而，谢海洋（2013）认为，美国的债务重组准则一直都规定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却没有发生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说明在美国债务重组和盈余管理是没有关系的。进一步说明我国会计准则的变化很可能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无关。那么债务重组准则修订后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利用了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呢？其根本动机又是什么呢？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2006年债务重组准则修订前后两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债务重组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及其根本动机。

二、文献综述

谢海洋（2013）研究了2006年和2007年发生债务重组收益的全部上市公司，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根本动机是规避证券市场的监管。樊懿芳，纪岩（2009）利用2007年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调整的Jones模型衡量公司债务重组的程度，发现发生债务重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没有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司，并进一步分析得出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重组的主要目的是避免亏损的结论。谢德仁（2011）以1999年、2001-2007年债务重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回归模型，发现影响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债务重组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因素并不是会计准则而是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则。高雷，宋顺林（2008）研究了我国2002-2004年进行债务重组的上市公司，分析盈余管理与线下项目、关联交易之间的联系，发现利用计入线下项目的关联交易是其避免亏损的主要途径。杨红娟（2005）研究了2001年实施债务重组的165家上市公司，采用多种统计方法研究，发现2001年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收益直接进行盈余管理,但一些隐性的盈余管理却更加频繁。闫露（2009）研究了2007年发生债务重组的沪深两市全部的上市公司，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发现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利用2006年重组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且总体上可能性较大的是为了满足证券监管而进行盈余管理。谷长辉（2010）利用2007-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运用特征变量配对t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债务重组与盈余管理，发现重组公司大多数都是被ST公司为了扭亏为盈通过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陆建桥（1999）以截至1999年沪市亏损的2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发现配股、扭亏等证券监管因素是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006年债务重组准则经过修订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收益从计入资本公积改为计入当期损益，由于会计盈余的增加能够帮助上市公司粉饰其财务报表，进而达到规避资本市场监管的目的，所以上市公司必然会抓住这一机会来进行盈余管理，特地将债务重组收益延迟到新准则实施之后确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H12007年上市公司债务重组收益大于2006年的债务重组收益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会计利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比如有关上市公司股票的戴帽制度，上市连续两年亏损就会被戴上ST的帽子，对公司股票进行特别处理；连续三年亏损就会被戴上*ST的帽子，对公司股票发出退市预警。这时的利润指标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这就说明，只要上市公司能够避免亏损，不管其利润来源是否是主营业务，都能够避免被戴上ST的帽子和避免被退市。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H22007年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避免亏损的可能性要大于2006年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政策有关ST公司脱帽制度规定，ST或者*ST的上市公司要想摘掉ST的帽子，净利润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必须为正。这就说明，被ST的上市公司是无法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来摘掉ST帽子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H32007年被ST的上市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来摘帽的可能性和2006年的ST公司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政策有关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利润指标要求和ST摘帽的利润指标要求相一致，即净利润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这也就说明，债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没有帮助。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H42007年债务重组的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可能性和2006年的债务重组公司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根据财政部给出的债务重组准则修订的原因来看，主要是为了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收益来操纵利润。因此本文选择的债务重组样本是作为债务人获得重组净收益的公司。此外，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与其他上司公司所要遵循的会计准则与信息披露要求不同,因此为了避免金融类上市公司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样本数据将此类公司剔除。本文以2006年和2007年沪市A股进行债务重组获得债务重组净收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经过筛选，总共获得149家样本公司，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46家和102家。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需要的债务重组的数据来源于2006年、2007年样本上市公司的年报，年报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其他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网和CSMAR财经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是MicrosoftExcel2007和SPSS22.0。

（三）变量定义

本文研究的研究目的是2006年债务重组准则修订前后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及其根本动机。所以被解释变量有四个“债务重组收益”“避免亏损”“ST摘帽”和“再融资”；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债务重组时间”；高娇（2011）研究表明，“变更会计事务所”“审计意见”“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有影响，谢德仁（2011）研究表明“上市年限”“公司规模”也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有关，所以本文将以上变量纳入控制变量。上述变量定义见表1。

（四）研究模型设计

由于被解释变量分为两种类型，由此本文设计了两种回归模型。对“债务重组”连续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对“避免亏损”“ST摘帽”“再融资”虚拟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债务重组收益和避免亏损来说，2007年的均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大于2006年，说明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对上市公司的债务重组收益和避免亏损的影响较大。对于ST摘帽和再融资来说，2007年和2006年的均值差别都不大且T检验也不显著，说明准则修订对ST摘帽和再融资没有明显影响。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从表3模型摘要中可以发现回归模型在1%的水平上显著，调整R平方为0.219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良好，残差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DW值接近2说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的显著性为0.941>0.05,说明残差不存在异方差性。从表4多重共线性检验可知容忍度TOL接近于1，且方差膨胀因子VIF也接近于1远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从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重组时间和债务重组收益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且相关系数为0.90808，这说明2007年发生的债务重组收益要比2006年发生的债务重组收益高出90.81%。因此，H1通过检验，上市公司的确利用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进行了盈余管理。

（三）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从表6对AL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H-L拟合优度卡方值的Sig值为0.998>显著性水平0.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债务重组时间与避免亏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示2007年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来避免亏损的可能性大于2006年。由此，H2通过检验。从表6对ST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H-L拟合优度卡方值的Sig值为0.805>显著性水平0.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债务重组时间虽然与ST摘帽呈正相关，但是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债务重组准则修订对ST公司摘帽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由此，H3通过检验。从表6对RF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H-L拟合优度卡方值的Sig值为0.971>显著性水平0.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债务重组时间虽然与再融资呈正相关，但是关系也不显著，同样说明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没有显著影响。由此，H4通过检验。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2006年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使得债务重组收益重新计入企业当期损益，这就给一些上市公司留下了利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所以，一些上市公司将债务重组延迟至2007年，利用债务重组收益来粉饰公司的财务报表，避免亏损。但是准则修订前后，债务重组公司脱掉ST的帽子和再融资的现象却无明显差异。以上结果的根源在于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则。如前所述，在我国现行的以会计利润为核心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的指标体系中上市公司退市政策的净利润指标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而ST摘帽和再融资的条件指标却是扣除了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所以，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准则的变化进行盈余管理后所能获得的“好处”也只能是避免报表上的亏损，以免被退市；而不能让自己达到ST摘帽和再融资的要求。所以，债务重组准则的变化只是给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方法，而不是其进行盈余管理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规避资本市场的监管，避免被ST和退市。

（二）政策建议

要想抑制一种行为，必须要弄清楚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然后“对症下药”见效才能显著。本文发现规避资本市场的监管上才是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根本动机，所以，要想抑制其盈余管理，就要从改革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则入手。从短期看，主要是改进上市公司退市政策，即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指标作为衡量上市公司是否被ST和退市的标准。但是这对那些处在经营状况不好的状态的一些公司来说无疑是一剂猛药，很有可能一些公司会因此走上破产的道路，而且这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即推进资本市场监管规则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监管规则，让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则来决定“谁去谁留”。

七、研究局限

本文所用的上市公司债务重组的数据均是手工翻阅整理得到的，由于此限制，只搜集了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并没有对深市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此外，本文只搜集了2006年和2007年的数据，并没有对2007年以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的情况进行研究，导致研究结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参考文献：

[1]谢海洋.债务重组准则变化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1):110-114.

[2]樊懿芳,纪岩.债务重组与盈余管理——基于2007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09(06):1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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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既是一个有形的资本融通平台,又是一个无形的资源配置系统,更是一种组织的、社会的资本交易关系。目前,中国学界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多集中在狭义资本市场概念层面,即指包括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在内的证券市场,这一方面突显出中国“大资本市场”客观上尚不成熟,存在结构上的不健全,另一方也体现了证券市场在广义资本市场中的绝对影响性,本文讨论的资本市场的范畴沿袭狭义资本市场概念,并将对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进行集中的考察,但其中的债券市场等也是不可忽视的讨论范畴。

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界定,传统经典理论是围绕着信息效率展开的(哈瑞·罗伯茨,1967;尤格尼·法玛,1970)。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倾向于配置效率角度,如山东大学徐涛博士的专著《中国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研究(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就专门研究了资本市场配置效率问题,凡此种种,在此不多赘述。基于以上考量,本文论述的资本市场有效性包括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与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两个层面,前者指市场本身的运作效率,包含了证券市场中股票交易的畅通程度及信息的完整性,股价能否反映股票存在的价值;后者指市场运行对社会经济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能力及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能力的大小[1]。

二、中国资本市场总体特征及其效率分析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部分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问题仍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从整体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仍尚待完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功能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用,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

1.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开始形成并逐渐发挥效用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纵深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目前资本市场的四级结构:(1)主板市场,即设立于1990年的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使得主板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境外上市的优质大型企业开始加快A股上市的步伐,截至2009年6月8日,主板市场上市公司合计1603家,上市证券2260只,总市值高达187707.7亿元。(2)中小企业板市场于200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现已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6月8日,中小企业板有273家,总市值达到9790.88亿元,而在2008年年初这一数据几近11560亿元。随着我国中小企业经营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一市场的功能将愈加明显。(3)为非上市股份公司和退市公司服务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即我们所谓的三板市场。为妥善解决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流通股的转让问题,2001年6月12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代办股份转让工作正式启动,7月16日第一家股份转让公司挂牌。为解决退市公司股份转让问题,2002年8月29日起退市公司纳入代办股份转让试点范围。截至2009年5月底,在该系统挂牌的企业共计55家。与此同时,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范围正在酝酿进一步扩大。(4)正在积极筹备,逐步启动的创业板市场,旨在为暂时无法上市的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这一市场的创建将大大推动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和机制建设。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是一个前瞻性市场,注重于公司的发展前景与增长潜力。

2.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整体性特征

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中交易进行的畅通程度高,市场信息相对完整,市场价格能够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以及交易标的内在价值;市场竞争水平高,约束机制强;市场运行有序性好,运行机制灵活度高,可控程度强。但从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运行特点来看,在诸多方面与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弱有效性。首先是市场运行信息质量差,与资本市场运行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决策信息常常处于不透明、缺乏连续性的状态,市场参与者难以以此作为“预期函数”的因子进行理性预期。其次,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和接受控制信号的反映灵敏度共同反映市场运行的可控程度,然而中国资本市场接受外部信息的灵敏度不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变动所引起的证券市场货币供求关系变化的反应时滞相对较大,反应能力有所欠缺。由于缺乏良性发展应有的自身调节与平抑价格波动的能力,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可控程度不高,价格波动剧烈。再次,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上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环境缺乏必需的规范化、条理化、完善化,市场主体对宏观调控和市场准则的接受程度和反映程度欠缺,运行秩序缺乏有序性。最后,资本市场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以企业的经营成果和成长性为依据的,但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变动往往与公司经营业绩、管理水平、信誉等指标相背离。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演变成了“非效率操纵”可以炒作的信息在定价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投资人因此只关注企业消息面的变化,而忽视了企业本身的发展,放弃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利,造成资本市场约束机制薄弱。

3.中国股票市场的高风险性

证券市场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情况,能够基本说明该证券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直接反映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间关系不显著,市场呈现高风险性,有效性不强。如李道叶(2007)采用异方差模型对我国9只较早上市的股票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股市“风险波动的特征既有明显的时变性、簇集性及共动性”[2],这意味着,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间关系不显著。而徐少华、郑建红(2003)采用中国股市更早期间的数据(1995年1月至2001年12月)进行风险收益相关度研究也得出结果:“从历史看整个市场,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当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时,并不意味着可能获得较大的收益。”[3]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长期上呈低效性。

从中美股票市场风险比较角度来看。股票市场风险水平经常用收益方差б和风险收益率来反映。在1991—1999年评估期内,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即收益率方差高达69.28%,而美国股票市场收益率方差只有12.21%。收益率方差比较结果说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水平远高于美国。为了得出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计算得出中美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与风险的比值,即风险收益率,结果是:中国为0.55%,美国为1.77%,美国风险收益率远大于中国,这也说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非常高[4]。

就中国新发股票市场初始收益率(IR)而言,我国一直存在着高初始回收益现象。刘中学、林福永(2005)以1993年至2003年上市的交易资料完整的1133只新股为研究对象,得出统计数据显示,“A股市场新股IR平均高达257.88%,约为美、英、日、德、香港等发达股市的5—10倍”。[5]而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珺通过对2006年6月到2007年12月在沪深两市发行的177只新股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也得出实证结果显示,上海市场初始回报率均值是76.9%,标准方差0.525;深圳市场初始回报率均值是1.672,标准方差1.205。两个研究结果表明,高收益率是中国股票市场的长期现象。从评估期内年度收益率数据变化看,虽然中国股票市场平均年度收益率非常高,但离差大。这说明中国股市年收益率不稳定,股市波动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股票市场的短期风险较大。

4.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的内在缺陷和结构的不合理性从根本上制约资本市场配置效率

第一,中国现行的证券发行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尽责审查基础上的核准制,尽管具体方式与原来的审批制有所不同,但股票发行中仍带有较强的计划管理色彩,证券法仍然保留了公司债券发行审批制,形成了核准制与审批制并存的制度结构。事实上确立了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二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甦研究员认为,这种二元结构严重的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运行与发展,最终反映在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二元结构加大了证券市场运行成本上[6]。而由于证券市场引进竞争和风险机制的力度不强,新股定价不能反映市场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定价的准确程度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本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信息披露程度不高。信息披露通过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形成而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信息披露的完全性是资本市场运行有效的重要条件。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内容不完全、真实程度不强,甚至出现虚假信息等等,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小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利益难以保障,并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市场的有效运行。

第三,市场退出机制缺乏规范性。实施上市公司退市机制是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妥、健康、高效运行的必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作为市场自然的新陈代谢,让劣质公司从市场退出,优质公司进入不仅减轻公司压力,而且有助于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和维护有资者利益。中国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的出台严重滞后于资本市场的发展,2001年才实施的退出机制对上市公司又宽容有余。这样,退出机制缺乏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化,成为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制约。

第四,资本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缺陷。资本市场监管机制是维护资本市场正常、高效、有序运行的有效手段,但中国资本市场在监管机制上存在诸多不足,如监管部门在资本市场政策取向和落脚点的大幅度转变经常打乱人们对市场的预期,基层部门无所适从;监管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规范市场的法律、法规制定工作严重滞后;监管的手段和技术有待提高和完善,监管的主体过于集中,自律组织作用较小,市场参与者普遍缺乏自律意识等,这都不利于维护市场的平衡运行。

第五,股票分散性与股票流通性不强。与发达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相比,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使上市公司的行为表现为大股东的行为,易导致大股东控制公司的现象。而由于大股东国有股产权不清晰,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企业为了自身稳健、长远发展,宁愿到境外上市。此外,以美国为例,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只有普通股和优先股之分,即美国上市公司股票是全流通的,这给其股票流动创造了环境,所以二级市场随之发展迅速。在股份制改革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有法人股、国有股、外资股、公众流通股之分,而能流通的只有1/3的股份,因此,造成了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现象,即使改革后也未能使所有的股份都运转起来。这种股权分散格局几乎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一切制度性缺陷的根源,制约着中国股市规范化和市场化进程。

而就我国债券市场而言,市场交易主体相对单一,银行间债券和交易所两个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债券品种结构极不合理,企业直接融资市场极不平衡;市场交易工具单一,基本上是国债和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数量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在债券的期限上也比较单一,我国的国债和金融债主要是长期债,少有短期债;债券市场流动性差,还没有形成合理的收益率曲线等特点使得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滞后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对企业融资作用非常有限。

三、对中国资本市场低效性深层次原因分析

从制度发展与变迁角度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强制性过浓的色彩,在资本市场形成、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掺入了大量的政府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这造成了看似制度供给过剩,实则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从产权制度角度讲,一方面,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宪法赋予各类型的产权以平等的地位,使其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竞争。而中国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根本地位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再加上产权界定不清,使得私有产权在资本市场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使中小企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产权的缺失成为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深层障碍。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特点表现为高度分散化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我国企业产权结构则与之相反,这种不合理的产权结构体现了产权缺失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市场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完善的根源,政府对产权的盲目干预降低了资本市场产权融通的效率,同时,社会产权分布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致使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根本不能有效发挥。

四、几点建议

不难看出,中国资本市场的种种缺陷根源自于其制度的缺失。整个股票市场系统因此而非体系化,无法正常发挥其多样性的功能与资源配置作用,所以效率低,不稳定性大。

笔者认为,提高资本市场效率首先要解决基础性制度缺失这一根本问题。由于产权是对各种资源或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设置产权就是对资源的一种配置,产权的变动必然也会同时改变资源格局,甚至影响和决定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所以必须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同时也是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质量的保障,而严规范、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无疑对整个资本市场效率提高发挥基础性作用。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来说,笔者认为,近期,应该以创业板的推出与运行为契机,加快资本市场机制建设与完善,尤其是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与股票发行与定价制度,在制度层次上为国内企业上市提供一个便利的环境。而整体意义上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本路径则在于推动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构建符合市场规律和功能特征的制度体系,这样才能充分实现资本市场的效率延伸和结构扩容。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加强市场监管,提高股票市场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提高投资者保护程度,使资本市场宏观上保持稳定。第二,通过合理成熟的制度约束,进一步发展股份转让系统,探索和完善场外转让机制,促进内地资本市场健康良性的发展。第三,研究适应多层次市场建设需要的交易制度创新,研究建立不同市场层次间的转板机制,以改善市场深度、加速价格发现过程,增强市场有效性。第四,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能够提供给合格的企业以便利多样的融资渠道,满足不同资质企业的上市要求,从而留住优质企业,形成逐渐有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所以,应在做好制度规范的基础上积极引入国内外机构投资者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最后,创新市场监管措施,完善监管法律。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切实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样才能使市场保持透明、规范和公平,增强各方面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从而在整体上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陈赛珍.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与证券市场建设[J].商业时代,,2005,(14).

[2]李道叶.我国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关系的异方差模型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7,(12).

[3]徐少华,郑建红.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实证研究[J].上海会计,2003,(12).

[4]谢百三.证券市场的国际比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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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市场；swot分析

一、青岛市资本市场的发展环境

（一）青岛资本市场的优势分析

青岛市政府成立资本市场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资本市场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并定期召开全市资本市场联席会议，切实加强对资本市场发展各项工作的领导和统筹。青岛证监局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强化证券经营机构管理，组织督导证券公司和证券分支机构完成账户规范核查工作。

青岛市政府为推动企业上市融资，出台了富有成效的政策。包括减免相关不动产登记费、募资奖励、税收优惠等；出台了相关的人才激励保障政策，提出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来青发展的鼓励办法。

（二）青岛资本市场的劣势分析

青岛市对贡献突出的金融机构奖励机制不完善，未充分利用绩效考评体系对业内机构进行表彰奖励。金融机构对外辐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不利于促进行政区域外分支机构的设立。

青岛市的证券中介机构在规模、经营水平上与其他四个计划单列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青岛市还没有本地的期货交易所，期货市场发展程度有很大不足。青岛市上市公司的数量较少，规模较小，证券市场的利用率较低。

与其他四个计划单列市相比，青岛市金融从业人员数位居后列；且金融从业人员占全市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青岛的产权交易电子竞价系统起步比较晚，发展较其他发达地区仍滞后。

（三）青岛资本市场的机会分析

青岛市陆续出台了关于期货业规划，“新三板”试点，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期货市场、新三板试点、中小企业融资、金融高端服务的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加速，发达经济体在减少家庭债务的过程中，消费将趋于正常化；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将向常态回归，正着眼与在外需与内需之间取得平衡，并逐步倚重国内经济。均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日益成为各方共识。

国内宏观经济逐渐企稳向好，市场信心稳步回升。金融监管改革呈现新动向，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不断推进，投融资活动逐步走出低谷，在全球金融制度的重新设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青岛市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实力显着增强。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着。经济环境稳定，财政状况可持续，城市化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巨大潜力，资源价格改革等对资本市场需求巨大。

2009年，面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青岛不仅经受住了这场多年未有的严峻考验，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局面，而且还实现了分别高于全国、全省3.5和0.3个百分点的12.2%的较快增长。2009年全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4853.87亿元，增长12.2%。2010年前三季度青岛市实现生产总值(gdp)348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3%，较上半年提高0.8个百分点。青岛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实力显着增强，加快了向现代化国际城市迈进的步伐，为青岛资本市场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青岛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dp）4890.33亿元，增长12.2%。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由2008年的5.1:50.8:44.1调整为2009年的4.7:50.1:45.2。而2010年前三季度，青岛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482.1亿元，其中，三个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165.6亿元、1812.5亿元、1504亿元。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我市在金融风暴袭扰之下强力实现产业升级，无疑为城市更好更快地推进“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核心区和高端产业聚集区，进行了极为厚重的铺垫，在此良好的实体产业基础支持下，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图12009年青岛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青岛市不断完善交易支付结算系统，建设监管信用信息系统，建立代办股份系统，大力发展产权交易系统，促进资本市场信息化、网络化设施建设。此外，青岛港在期货交割中也被作为交割指定地，随着贸易额不断增长和影响日益扩大，有望在期货交易和期货交割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青岛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析

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趋于多极化，中国遭遇国际资本流动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受重大自然灾害冲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经济过热风险、信贷增长过快、房地产价格高攀等内外部问题，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巨大考验，需要进一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内需。

与副省级城市相比

，青岛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仍偏低，国有经济比例高，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尚不完善，规模相对较小。以国有银行信贷扩张支持的政府主导型投资需求的扩张状况仍持续，民间资本投资需求全面恢复有待努力。

二、资本市场的发展措施

（一）提高上市公司整体实力

成立企业上市联合工作组，重点扶持出口制造、蓝色产业、能源化工、特色旅游等我市一批具有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在境内主板上市，特别是扶持具有支撑力、带动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通过增发、配股、发行公司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现上市再融资，加强对再融资的审核与监管。建立经营业绩评价体系，优化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环境。

（二）建设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

对国内外场外交易市场的制度安排广泛考察，对交易规则、做市商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建立区域性的集中、统一、高效的场外交易场所，获取国内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产权交易市场的业务范围。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开展不良资产处置。定期举行新三板工作联席协调会议，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的备选企业以及其他行业备选企业与券商对接，全面推进股份转让试点。

（三）完善中介服务机构

提高青岛辖内商业银行竞争力，推动青岛银行发展成为全国重点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推动青岛中信万通证券跻身于全国一流证券公司行列。创造条件吸引其他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入驻青岛，鼓励与外资金融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三、资本市场发展的保障体系

（一）加强政府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宏观引导

建设青岛市资本市场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市政府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金融生态的有关指标纳入领导班子年度工作量化考核指标评价体系，提高金融指标在考核体系中所占比重。设置安排资本市场技术改造、技术开发与创新、服务业引导等专项资金，完善财力保障制度。

（二）加强资本市场监管，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

确立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组成的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建立资本市场联合维权机制。实施联合惩戒和制裁，财政、司法、工商、税务、公安、海关及资本市场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有效拓宽资本市场相关机构风险管控信息渠道，增进资本市场相关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加强相关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全面开展资本市场安全区建设，切实落实问责制度。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加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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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范红.论资本市场监管与自主创新[j].当代经济.2008(11).

游红霞.扩大直接融资渠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j].当代经济.2007(5).

戴永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07.

篇10

一、推出创业板的必要性

（一）实现国民经济战略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

从实现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目标来看，中国推出创业板是非常必要的。创业板的推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需要。一方面，中国已经涌现出大批成长性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它们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是中国经济20多年持续发展的结果，为创业板的推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又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力量，创业板市场以其独特的优势，可以打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实现科技与资本的最佳结合，也是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输血补气。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发展和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就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而要实现这一点，建立创业板市场至关重要。

（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的需要

推出创业板，有利于促进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的发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与创业板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有风险投资的进入；风险投资要进入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先要有一个成熟、有效、完善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和退出渠道；要建立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和退出渠道，必须先有一个为此服务的、充满活力的创业板市场的存在。创业板市场以其自身的资本性质和结构，能够为技术发明和创新提供长期直接融资，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满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

（三）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功能的需要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分阶段、有层次的，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也是分层次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层次在客观上要求实体经济的支持体系――资本市场体系具有一个完整的内在层次结构。不同层次的市场服务于不同的企业，满足不同的资本供给与需求：主板市场主要是为较大型的成熟企业融资提供支持；而创业板市场则为成长潜力较大，但规模不足的中小型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由此可见，创业板市场是完善资本市场体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层次。

（四）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需要

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创业板的建设，扩展了资本市场，完善了资本市场的功能，有效地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创业板已经被证实是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产品，如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英国的可供选择的投资市场（AIM市场）、日本的东京证交所创业板市场。前几年，我国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不能达到主板市场上市的条件，本国资本市场又缺乏创业板市场，便去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这既不利于本国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创业板是一个支持技术创新的市场，也是一个弥补资本市场结构缺陷和功能缺陷的市场；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个从整体上引领中国资本市场真正走向市场经济并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市场。

二、推出创业板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资金充沛、上市资源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良好势头。从宏观经济上看，2007年我国的GDP达到了2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比前年增长了11.4%，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创业板推出提供了稳定、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支持；从投资资金状况看，截至2007底，我国居民储蓄额已经突破15万亿元，社保基金总额在2007年底已经达到2827多亿元，这表明我国创业板市场已经具备良好的投资资金来源。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出大量的成长型企业，为创业板市场的推出奠定了基础。2005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对15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科技含量较高，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所代表的中小企业整体素质看，其市场风险并不显著高于现有证券市场，我国已具备建立创业板的市场基础。

（二）中小企业板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资本市场的产品创新必须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不能盲目推进，否则就会破坏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甚至还会中途夭折。我国资本市场在产品创新方面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如“3・27”国债期货事件。1992年，我国在证券市场上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但在1995年3月27日，发生了“3・27”国债期货事件，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文暂停全国的国债期货交易。到目前，中小企业板已经经过了3年多的运作，发展的很顺利。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板的运作实践积累了市场交易、监管等丰富的经验，为推出创业板市场的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创业板推出的酝酿更加清晰。如创业板上市对象的定位、发行制度、上市制度、交易规则、信息披露制度和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等更加明确。

（三）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管的完善提供了保障

《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其配套政策的实施，《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2007年8月22日《创业板发行上市管理办法》（草案）获得国务院批准，这为创业板的推出提供了必要条件。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已将发行上市条件降低，同时对股权激励、无形资产出资折股等做出了比较宽松的规定，为设立创业板市场奠定了法律基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消除了制度的瓶颈，为创业板的顺利推出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国资本市场现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现在资本市场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市场生态环境中，我国证券监管模式已由集中监管逐步向分层监管转变，由单一监管向多元化监管转变，建立健全了与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监管方式，提高了监管效率。市场监管手段和监管水平的提高为资本市场创业板产品创新的推出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具有良好的国际创业板的发展环境

前几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一路下跌，美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但市场并没有崩溃，这说明美国的创业板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在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2000年3月，香港创业板市场平均市盈率为226倍，8月降至140倍，2001年3月再降为37倍，目前仅为30倍。近几年海外创业板市场出现了回稳的迹象，指数平稳运行，交易量稳中有升，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也说明创业板有强大的生命力。国际资本市场创业板的健康发展为我国推出创业板有积极的影响，很多国家也正在完善创业板市场运作机制，这为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平稳推出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

三、创业板市场建立的对策思考

（一）创业板市场总体的设计框架

借鉴国外建立创业板市场成功经验，我国创业板市场总体的设计框架应该是:上市交易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主体为高科技创新企业；上市股本全额流通；上市条件比主板市场有所降低；信息披露更加严格；市场准入实行核准制，发行申请实行保荐人制度；市场交易采用无纸化的电脑集中竞价方式；市场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市场监管组织为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市场定位是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板市场，是主板市场的补充和功能的拓展。

（二）建立创业板市场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