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伦理案件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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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工期短,专业性强、工程量大等特点,监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机电建设工程的投入产出及工程质量。文章就目前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监理的任务及必要性展开探讨,提出项目业主应对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实行监理目标控制的建议和要点。

一、加强机电设备工程全程监理的意义

项目业主经常在机电设备工程实施前期咨询(如生产工艺选择、成本预测、生产设备的选型、招标书审查、招标、评标、定标及合同谈判等)所聘请的专业技术人员或专家,在工程实施后期则采用自行管理的工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经常造成前靠设计商,后靠设备生产商,整个过程都依靠合同另一方的后果。专家提咨询意见供参考,接不接纳看项目业主,最后还是看设计商。项目业主后期采用的自行管理模式,配备的技术人员重专业技术而轻工程管理,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重视单体质量,重视局部质量,轻总体配合,轻目标与目标之间的协调,最后造成所有目标都只能靠设备承包商自身来保证。可见,无论是采用专家咨询方法还是采用自行管理模式都无法控制机电设备工程的建设目标。要控制工程的建设目标,就必须引入工程监理。工程监理就是对目标进行控制,监理工程师的任务是通过定期检查,把计划目标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发现偏差就采取控制措施,通过对各方面的科学调整,确保工程目标始终处于最优状态。从机电设备工程管理各阶段的任务可以看到,无论是工程的实施前期还是实施后期,都存在工程目标的管理,而且各个目标都是相互制约的,对目标的控制应采取跟踪检查,定期取样,定期与计划目标进行比较的监理手段。因此,机电设备工程引入全过程监理是必要的。

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全程监理的主要任务

2.1全程监理设计标书。工艺选择和设备选型是一个集专业技术、成本经济、环境技术、信息管理技术于一体的综合管理过程,对机电设备工程建设的投资目标、工期目标、最终质量目标影响最大。设计商作为工艺设备选型方案的承包商,与项目业主存在合同关系,作为合同的承包方有其自身利益所在,因此对设计商的整个设计过程、设计结果都应根据设定的投资、工期、质量目标对设计方案选用的可行性(事前),设计的合理性(事中)及方案执行的有效性(事后)进行控制,以保证各目标在设计过程中受控。

2.2组织论证。工程招标书是实现工艺选择、延续设备选型的关键阶段,其编写的质量关系到各投标商能否尽其所能提供技术先进可靠、费用合理、工期合适、运行费用相对较低的产品的关键环节。因此,项目业主必须对设计商提供的方案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或专家对其进行审查论证。对招标书编写单位的选择、编写过程所采用信息资料及其搜集渠道的控制、标书的最终审查等是关系到工程的招投标、评标、定标、合同谈判以及最终授予合同的成败过程。

2.3设备制造监理。设备设计与制造是机电设备工程实施阶段的实质性执行过程,对设备承包商控制的依据包括设备承包合同、现行技术标准、规范等。设备承包合同中的技术规格书只能作为较详细的设备设计任务书,合同中包括的图纸也只是总体工艺、设备总图、总布局等,真正体现设备质量还是设备的详细设计。对设备详细设计过程的控制牵涉到工艺材料选择、加工工艺选择、各系统的匹配程度复核、结构合理性复核、电气及控制设计适用性、可靠性复核、工艺设备间接口复核以及信息交流等各环节的控制。

2.4现场安装调试阶段是建设工程完成建设期的最后阶段,具有工期紧、各方面协调关系复杂等特点。设备的安装质量是保证设备调试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按安装施工技术、厂内拼装资料制定并执行的安装调试施工工艺设计进行安装调试,以保证其质量与工期目标的实现。对设备的调整、现场开箱、就位、预调试、设备接口处理、参数检验、及时审查有关整改方案等安装过程,对设备运行过程有关参数记录、调整情况记录等调试过程进行控制,以保证设备的安装调试全过程处于受控状态。

三、机电设备安装监理的目标控制内容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监理的三大目标工作原则为:以工程质量控制为前提和基础,对工程质量、进度、投资进行施工全过程和全面的动态控制;要以预防控制为前提和基础,加强对工程三大目标的过程控制。在三大目标控制中,要把质量控制和进度、投资控制紧密结合起来。监理工程师将采用事前、过程、结果及信息反馈的动态控制方法,对工程建设目标实施全过程控制。

3.1质量控制。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质量控制的目标是实现设计及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水平,监理的主要职责是采取有效措施对工程质量严格检查、监督和控制,以保证质量目标的实现。①承包商的监督、管理。质量控制是监理工程师在施工阶段一项最经常最繁重的工作,必须对承包商的各个施工阶段严格做到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把关。将从以下几点严格把关,对承包商进行监督、管理,以保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项目“达标投产,建精品工程”的要求:审查开工条件;审查承包商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根据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有关规定审查承包商选定的分包商;对承包商的施工组织设计与施工技术措施设计以及全面质量管理保证体系等进行严格审查;对承包商的施工机具、设备等进行检查;组织有关单位对设计图纸、制造厂家提供的设备、安装说明书和技术标准等向承包商进行交底。②建立机电设备工程监理部的质量监控体系,审查承包商的质量保证体系,形成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即建立质量检验工作制度;制定质量检验工作程序;严格把好事前技术报告审批关;审核承包商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技术措施设计;审查承包商的《质量保证手册》,审核承包商提交的反映工程质量动态的统计资料或图表;审核设计变更和图纸修改文件;审核有关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报告;审核有关应用新材料、新技术的技术鉴定报告等;进行现场跟踪检查。

3.2进度控制。监理工程师对进度控制主要职责是采取有效的监理措施协助业主对工程进度进行动态控制。安装单位应根据合同规定的内容和工期,编制安装总进度计划及安装进度网络图报监理部审批。经批准的安装进度计划及网络图,作为控制工程进度的依据。施工进度控制的主要任务:工程开工,对承包商的施工总进度进行细致严格审批;组织或参加各种会议对进度进行协调对按合同规定应由业主提供的施工条件进行落实,必要时向业主提出建议;对承包人提出的合理的工期索赔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

3.3投资控制。施工阶段监理工程师对工程投资控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协助业主编制投资控制目标和分年度投资计划;审查承包商提交的资金流计划;按照合同规定进行现场计量和签认;严格审核承包商的月计量报告,签发工程款支付凭证,建立支付台账,及时与工程量报价单和批准的资金流计划进行对比,发现偏差立即分析原因并报告业主;严格审查并确定新增项目和变更项目的单价,当业主有要求时,报业主批准;根据业主授权确定并严格控制工程变更的费用;尽可能向业主提供节约投资的设计、施工等优化方案;制定避免或减少费用索赔措施;受理索赔申请,按照合同文件进行索赔调查和评价,确定进度延期赔偿或应支付给承包商的赶工费用供业主审批。认真做好“材料差价”和“费用补差”的审核工作;编制工程完工后的最终计量支付报告;协助业主编制竣工决算报告。3.4合同管理。施工阶段监理工程师对工程承包合同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全面管理工程承包合同,对合同条款负责解释;对承包商选择的分包单位资格及分包项目进行审查提议;协助业主与设计单位签订设计文件和施工图供应协议;受理索赔申请,进行索赔调查和评价;协助业主进行有争议的谈判;依据业主授权处理合同变更事宜,当发生重大工程变更时,报业主批准后实施。

3.5信息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做好信息资料归档保存工作,收集工程资料和监理档案并按有关档案管理或业主的要求进行整编,待工程竣工验收前或监理服务期结束退场前移交给业主;建立例会制度,整理好会议纪要;建立完善的各项报告制度,规范各种报告或报表格式为项目监理提供技术、管理方面的信息。

3.6安全生产。审批承包商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资格,检查、督促承包商建立安全工作保障体系,制订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安全防范措施。定期召开安全例会,检查总结安全工作,参加重大安全事故调查,并协助业主审查有关单位提出的事故报告;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加强现场各类人员的安全意识。

3.7设备管理。机电设备的质量控制是安装质量控制的前提。因此,机电设备到货验收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参加验收的监理工程师要严格按合同规定的数量质量进行验收,质量不合格的设备决不能入库。因此,监理工程师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担此重任,为保证设备安装质量控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做好设备安装监理工作要点

4.1深刻领会设计文件

作为监理,受业主委托对工程进行监督管理,要完满的完成监理合同中业主授权委托的任务,监理工程师必须深刻领会设计文件、图纸的设计意图,这是监理预先控制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熟悉图纸,了解工程特点、工程关键部位的安装方法、施工要求,掌握对重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要求,才能督促安装单位按图保质保量施工。

4.2高度重视图纸会审

工程质量主要取决于设计质量、材料设备的质量和施工质量。所以图纸会审是保证工程质量的重要环节。安装工程监理工程师除应熟悉和掌握国家规范、强制性规定外,还应熟悉地方法规和规范。要想能指出施工图的不规范之处,就要求监理工程师对设计、施工过程中的强制性规定非常熟悉。由于审图时,是各专业分开审查,不易综合考虑,所以在施工前的最后一关———图纸交底、会审,一定要把问题发现,请设计部门修改。必要时请原审图部门重新审核。安装工程图纸会审时,常见有以下几个问题,安装监理工程师一定要注意。一是与土建施工图不统一,在图纸会审时,由于专业分工,监理工程师常常只是熟悉各自的专业施工图,忽略了水电安装与土建施工图的比照,从而给以后施工过程中留下隐患。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给排水、消防、空调工程中立管的位置是否影响门、窗的安装和使用功能;水平管的坡度是否受到层高、门洞大梁的限制;消防喷淋头、烟感在公共部位的位置是否合理;生活水管与消防水管的标高是否合理,是否会发生管子打架的现象;电缆桥架的走向是否合理,平行;地下室出墙洞的预留位置是否合理等。二是设计图纸的不规范,有些安装工程的图纸可能不是原创,而是经其他图纸修改来的,在更改过程中忽略了强制性规定。同样,如上诉工程,由于设计与土建脱节,空调管线布置不当,导致冷凝水的排放立管在走道的门边,影响美观,更无法施工。同时,泻水排向一头,而不是两头向中间排,由于大梁的限制,导致冷凝水管的泻水坡度无法达到规范要求。另外,由于圈梁很高,致使空调管道从走廊进入两边办公室时,不得不降低高度(同时走廊内还聚集了强、弱电桥架、吊顶龙骨等)这样又影响了走廊的吊顶高度,致使采光和装潢效果受到影响。三是设计图纸中的不尽人性之处,建筑物最终是让人来使用的,但在结构设计方面,设计师更多的是考虑安全第一,而照顾使用上的人性化是有限的。因此在安装施工过程中,应尽量的满足用户的使用方便、行为习惯、地方特点等要求。比如插座的分配,电话和电视插孔的位置应根据房间的形式、大小,在一般常规情况下作出合理布置,而不是仅仅考虑施工方便,随意布置。

4.3施工过程中加强巡查、平行检查

实际工作中,由于安装工程的特殊性,一个单位工程中,安装监理人员的工作量要比土建监理少很多,而且还有时段性。因此,往往是一个安装监理工程师同时监理几个单位工程,在现场巡查的时间相对较少,这就容易造成对工程情况了解不及时,不详细的后果,事前控制的工作做不到位。因此,安装监理工程师要经常到现场多看,多了解工程的进展、计划,对重点部位、重点工序、重要材料进场等严格把关,并要求施工单位加强对工人的技术交底,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返工,确保工程质量符合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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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工程；基坑支护；建筑实例

某项目为超高层综合项目，其集金融办公、洒店、大型商场、商务公寓、拆迁安置住宅于一体；基坑场地面积45664.4m2，整个形状是不规则四边形，东西边短南北边长；基坑深为20.8-22.8m，地下室共4层。

一、土方开挖

基坑上方开挖执行“分区、分层、分段”的原则，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将整个基坑分为周边区及中心区两个部分，其中周边区即支护工作区，支护底边线向坑内8m左右的范围；中心区即相对自由开挖区。土方开挖由周边区方向退挖至中心区，中心区预留出土通道，并通过预留出土口，其它区域完成后，最后开挖出土口。开挖过程中，中心区可自主开挖，但周边区必须参照基坑支护土方开挖施工质量管理标准，且要在支护结构施工单位的指导下开挖，不得出现开挖现象；开挖周边区土方必须严格遵循“分层分段”的施工原则，每层锚杆至少分一层开挖，且每次最大开挖深度控制在3m以内；只有第一层可不分段，其它各层必须严格以15-20m，的长度进行分段开挖，挖一层支护一层；可跳挖如同时开挖多段，则各段之间间隔至少大于5m，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基坑边壁变形。

支护结构的各构件在开挖前要注意预留足够的养护时间，防止其强度与工程设计要求不符；开挖下层土方前必须保证上层支护结构强度；锚索施工后至少养护15d，即使混凝土中掺入早强剂也要养护7d以上；经张拉合格并锁定后，再开挖下层土方。本工程中基坑支护开挖按照南北方向分三段进行，其主要目的是减少对周边的影响，最大程度上保证基坑的安全性；开挖时先以中间三分之一区段由南北两侧开始支护，还可将中间区段作为临时用地或出土坡道等；完成南北两侧基坑后，再完成地基础部分，最后再对中间三分之一段进行开挖，这种开挖顺序可有效控制基坑变形。

本工程基坑场地为东西边短南北边长的不规则四边形，南北侧基坑长度较长故经过专业论证，为控制基坑发生位移变形，再在基坑南、北两侧剖面段的基坑底部预留梯形土台，其上部宽l0m，下部宽14m，高3.5m，可有效提高基坑支撑刚度，且基坑长边中部的稳定性也有所增加。

二、基坑支护施工

（一）搅拌桩施工

本工程搅拌桩桩径为500mm，间距保持300mm，桩搭接距离控制在200mm。搅拌桩施工过程中，水泥掺入比控制在14%左右，水灰比则控制在0.5-0.6；桩位允许偏差范围50mm，垂直度及桩径允许偏差范围则分别为1%和4%；两根相邻的搅拌桩施工时间相差不得超过2h。采用“四喷四搅”的方法按喷浆法施工，水泥用量至少在65kg/m3以上；水泥搅拌桩的设计强度如下：l5d为0.5MPa；21d为0.8MPa； 28d为1.0MPa。根据底层的可搅拌性来确定搅拌桩的实际长度，施工时直至搅不动为止；如果在搅拌最后阶段搅拌桩止水效果不明显，则可与旋喷及静压注浆配合使用，以增强止水效果。

搅拌桩施工过程中，要注意成桩质量控制，关键点包括桩位、桩垂直度、桩径、桩深、单位水泥用量等指标，且要注意观察搅拌头是否存在裹粘现象。当基坑开挖时，要对搅拌桩的实际偏斜度进行密切观察，如其偏斜度超出正常范围，可能会导致搅拌桩无法搭接。

（二）预应力锚索施工

施工过程中锚筋选择直径为5mrn的高强钢绞线，5束7根；采用锚杆专用钻机成孔，孔径为150mm；锚索设计张拉力600kN；最大锁定荷载450kN；锚索水平间距控制在1.6m。预应力锚索施工采用水灰比0.6的水泥浆进行二次注浆，第一次为压力在0.8MPa左右的常压注浆，初凝后再进行压力至少在2.0MPa以上的高压注浆；直至注浆强度至少超过75%后，方可对锚索部位的腰梁进行张拉。需要注意一点，即锚索施工过程中会影响到地下水水头，从而导致周边地面出现沉降、变形，进而对周边建筑产生影响，故此施工时锚索可通过分段施工、间隔跳打等方式进行，以防止钻孔排水量过大对周边地面产生影响；严禁采用‘“批量钻孔、批量注浆”的施工方法。

（三）人工挖孔桩及内支撑

人工挖孔桩分为两种，即圆桩与方桩，施工时采用”一序圆桩、二序方桩”的方案；直径D1200mm，桩中心距1200nm；护壁厚150mm。搅拌桩与人工挖孔桩互相连接形成一个墙体，即地下室的外墙；桩顶

冠梁800mm×1200mm，桩身与桩顶冠梁混凝土等级C30；在锚索位置设置钢筋混凝土腰梁，而锚索张拉则在锁于其上。内支撑主要设置于基坑东北角、东南角、西南角，共设置四道，并以连系梁连接，支撑截面尺寸分别为1200mrn×800mm，1200mm×1000mm；连系梁梁截面尺寸为800mm×600mm，混凝土等级C25。

三、基坑监测及成果分析

刚开始进行土方开挖时，就要对基坑周边的变形进行监测，如出现意外变形，则要分析具体原则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基坑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桩的倾斜程度、水平位移、沉降观测及锚杆变形等几个指标，可在以下五个点设置观测点：一是沿基坑边线方向延长且相对稳定的地方；二是土钉墙上设置护坡桩的水平位移点，用水泥钉固定观测点，两个测点距离在8m左右；三是在已开挖的桩与土钉墙分别设置观测点，用于桩倾斜程度的观测，用水泥钉固定观测点，保持l0m左右间距；三是锚杆锚头，该位置的观测点主要是对锚杆变形情况进行监测，要做明显标记；五是设置于基坑内侧沿基坑高度分层设置，主要进行沉降观测，利用水准仪进行测量，保持20m左右间距。

间隔一周进行一次变形观测，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观察周期进行调整，因为天气环境、施工进度等均有可能导致基坑变形；将每次观测后的数据做好详细记录，并进行分析，是否出现变形过大的现象，如有必要可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四、其它注意事项

首先要注意，人工挖孔桩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砂层水量大的现象，此时要适当控制每次挖孔的深度，或者采用钢护筒或其它堵漏措施；如砂层水量过大影响正常施工，则可采用旋喷桩、注浆等措施增强桩孔周边的帷幕。

其次，基坑开挖过程中，可以会由于基坑周边地下水位下降低而导致基坑变形的情况，此时可采取措施阻断基坑与周边地下水的联系，比如增加基坑支护帷幕结构；如果由于基岩裂隙水降低，对地下水水位变化的控制效果不明显，则可采取高压旋喷等方法控制基岩裂隙水，且变形得到控制后，才能进行后续施工；针对一些变形过大的地段，还可以采用锚索或其它支撑形式进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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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官职业化；司法方法论；同质化

法官的非职业化是我国司法的痼疾之一。从司法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法官职业化的相关问题，对夯实我国法治进程的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一 、法官职业化的发展源流

作为一种制度，法律职业化始于13世纪的英国。韦伯指出：“对于职业性法律训练以及在这种训练中的特殊法律思想类型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将法律作为工艺的经验性训练路线，这是一种在法律实践中师徒的训练方式。第二种是在特殊的法律学校里教授法律，按照这种方式，重点是法律理论和科学，即以理性和系统的方式分析法律现象”[1]法官作为一种独特的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愈加精确及严密而逐渐从职业体系中剥离出来。

职业化要求专门从事某类工作的人们形成独特的知识、技能、方法、生活方式及思维模式。法官职业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这一中介环节，把法律规范的抽象设定和普遍要求，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具体单个的行为。[2]首先，“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言说的知识，一套自恰、不矛盾的例题，一套可以演绎成篇的逻辑，而且是一种话语的实践，一种对参与者的训练。”[3]法律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属性及技术性，这必然要求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其次，“法官适用法律依靠于自己对法律的解释，每个法官都带着自己的‘视界’，‘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但‘每一种视界都对应于一种判断体系’”[4]。法官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不仅仅是停留在分析案件事实，解释运用法律这些具体而实际的“形而下”的范畴之内，也常常会上升到法律是什么，司法功能、司法与立法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来。司法活动过程也与法官所持的政治、经济哲学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另一位优秀的美国法官汉德所说的“对一名被要求审核一个有关宪法的问题的法官，他除了要熟悉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还要懂得一点阿克顿和梅特兰、修昔底德、吉本和卡莱尔、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马基雅弗利、柏拉图、培根、休谟和康德。因为在这些知识中，每一种都全有助于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5]法哲学思想使得法官职业成为一个有着法律文化氛围的独特职业，也使得法官有着睿智的眼光、敏锐的判断力和对法理的深刻洞察力。

二、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

方法论问题是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自身的反思与审视的结果。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提到“方法论的自治性是其所谓的‘法律秩序’之重要特征”。[6]基于独特的方法论基础上法官职业的职业化有着必然性及必要性。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逻辑推理

有如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所谈到的“法律推理具有一种使其区别于其他科学解释以及伦理、政治、经济论证的方法或风格。”[7]现代司法是以理性推理为特征的。即以法律和事实两个已知的前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规则为法律适用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按照法律形式主义的理想模式构建的司法系统是一个巨大的三段论机器。只要一个具体案件事实满足某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要件，则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法官的角色似乎只是技术熟练的机械工人，只需其正确识别外部规则。且由于法律推理乃直接自既定规则出发,无须触及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如正义等问题。[8]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并逐渐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

（二）经验总结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并没有给予经验一个准确的内涵和外延，但其并不是要向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可供套用的规则，而是要使司法过程由逻辑推理转向社会政策考量，由机械适用法律教条转向灵活应对社会问题，由法律内部因素的“画地为牢”转向外部社会因素的“统筹兼顾”，由追求形式性的一般正义转向追求实质性个案正义。[9]

案件的多元化与个案具有的惟一性特征决定了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要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联系，这要求法官在长期的职业活动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并加以验证。在裁判过程中，考虑的对象不仅是客观法律事实本身，而应将法理、情理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这项技能需要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长时间的积淀。可以这样说，每一份判决都是一个法官的职业经验与人生阅历在法律裁判过程中的呈现。

（三）利益衡量

波斯纳指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未必会导致利欲熏心，它也可能使得一个职业追求良好的行为和“产品”。法官裁判的过程绝非简单地针对个案的现实特征、性质，选择相应的法律，加以套用。事实上，在错综复杂的具体事实面前，一个判决必须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的价值，达到最优化的利益效果。法官不仅要遵守实体法和程序规则，还必须进行利益衡量及选择。

所谓利益衡量，指的是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后，不急于翻查法律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10]法官的裁决过程即为对比案情以及各种裁判所会达成的社会效果，择取最优化的裁判。

（四）法律解释

社会行为的不可预测，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难免出现漏洞以及现时制定的法律并未能完全包涵将来出现的情况。如同艺术创作一样，法官的裁判也要紧随时代潮流，表现社会的新兴吁求，尤其是在既有法律规则已落后于社会发展时，应对其涵义做出“与时俱进的解释”。[11]这是司法活动保持其时代性的必然。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的原本含义以及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所作的探索而形成的解释，一般包括法律的本意解释和对法律的不足补充。基于自由裁量权的享有，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进行创造性的法律解释，有利于保障司法过程的顺利进行。但法律解释也绝非是为了冠冕堂皇地越轨而抹煞个案正义，而应秉承最大限度的体现立法本意，还原事实，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

三、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之检视

职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对一个职业的教育背景、技能训练、行为伦理、身份地位、等多方的合理制度构建及安排。法官职业化不仅要对法官队伍本身进行深度改造，还包含了对法官职业所处环境的良好期许。从司法方法论的视角对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进行检讨和反思不无裨益。

（一）法官选任应有所区别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官选任标准仍然较低。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及其他简单条件，基本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务仍不失为一种“福利待遇”被平均分配。不同层次的法官职业化标准不明确。事实上，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和要求，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应当各自偏重于某种素质，以适应不同层级法院所面对的案件和情况。

一名合格的法官当然应掌握独特的法律方法。如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难以想象的是，尚未养成独特方法论的人进入法院担任法官将会产生的后果，更遑论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事实证明，非建立在合理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法官队伍，存在诸多问题，专业技能及职业操守中均是如此。忽视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评价和衡量法官的基本素质，将很难精英化。笔者认为，对基层法院而言，法官侧重于对个案细节的细研及大量、快捷的解决纠纷，所以对基础法院法官的选任应侧重于解决事实争议的能力和经验，要具备丰富的社会见解、清晰的洞察能力及高超的调判技巧，并适当关注其法学理论水平。基层法院案件量繁重，且处理同样数量案件的工作量要比上级法院的工作量大，对基础法院的法官员额应有所倾斜，以适应基层法院的司法任务需要。上级法院侧重于规则的制定及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其法官的选任应侧重于理论功底深厚、学术才能突出，善于从不同的案件事实中发掘清晰而准确的法学理念，并能够上升为一般性规则。 

（二）同质化程度的提升

郑成良先生认为，法官职业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够使法官职业群体形成一种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同质化职业共同思维方式，从而通过同质化的司法决策使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形成确信。司法裁决不同于学术争议，学术争议允许百花齐放，而司法裁决必须保持统一性及权威性。法官同质化程度的提升，才能相对保证基于相同的方法论要求及法律知识，运用同一的标准对法律问题做出相同或相近的裁决。法官职业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自循环，而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相关问题，如律师职业的规范等。借鉴欧美的成熟经验，初期为律师与法官设立同一的门槛，即系统的法学教育与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法官与律师基于相同的教育背景而形成相同或相近似的执业方法，进而对同一法律问题而得出相同或相近似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在成功律师中选任部分法官。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尊重，其本质就是对法律职业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

（三）继续教育的完善

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法官应是一个理性的、独立的居中裁判者，法官具有天生的保守性。[12]法官职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职业性的封闭和保守。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化日新月异，与保守的法官职业存在紧张关系。保守的法官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司法的方法论能够不断的发展更新，法官的继续教育问题必须完善。

特别是对现任的、缺乏系统的法学教育的的法官，应集中组织、强化学习。他们通常有多年的办案经验，有着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通过继续教育，深化其法学理论功底，强化现代法律意识。对所有的在任法官，应分批、分流的“回炉”，通过继续教育，实现知识更新和理论提高。尤其应针对社会出现的新案例、新法律应重点加强、及时学习。

法官职业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方法论是对其进行反思和检讨的重要视角。法官职业化建设并非一人一力一时能够完成。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法官职业的教育背景、技能训练、行为伦理、身份地位、职务特权、组织构造等进行制度构建及安排，这不仅是法官职业内部一个渐进调整过程，也是法官职业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过程。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法官职业化的真正实现必将开启新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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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家庭建设的基础工程。时下，家庭教育的功利性倾向导致一些父母唯分数论，把孩子能否进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教育目的，教出了只会学习但不会“做人”的孩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失德案件，如重庆女童摔婴、复旦投毒案等折射出家庭道德教育的不足与缺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青少年人格与品德教育必须成为家庭教育的重点。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一个家庭也不能没有核心道德观。那么，用什么作为家庭的核心道德观，培塑我们的下一代?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承孕育出的传统美德，是国人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结晶。传统美德不仅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和”等等，至今都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理应成为我们家庭教育的根基，成为我们教育下一代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统美德无所不包，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又赋予新的时展内涵，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仅就家庭建设来看，《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将传统家庭美德与现代家庭建设理念相融合后，提出的家庭美德五个准则是一个较为简洁可行的范本，可是家长对此的知晓程度并不高。据笔者所在单位2014年在福建省开展的全省家庭美德建设调查数据显示，只有44%的被调查者了解“家庭美德”建设的内容，可见，如何在全社会，特别是在家长中普及与推广核心价值观、传统家庭美德，让其更接地气更具操作性，从而成为家庭教育正确的价值引领是当务之急。

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家长应率先垂范

1.孝老爱亲，知行合一。中华传统美德最注重孝文化。孝作为“众善之始”，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的推行过程。推行到最后，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在家庭中孝道伦理的本质应是责任和义务，被视为国人的基本品德。当下不少家庭“孝亲”观念淡薄，尊老不足爱幼有余，啃老现象严重。在福建省家庭美德建设调查中，被问及对“啃老”现象的看法时，有46.3%的人认为“很不应该”，有43.8%的人认为“事出有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有9%的人甚至认为“可以理解”。民众对“啃老”的宽容固然有一定社会原因，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大家“尊老敬老”的意识与能力均不足。只有家长们将“孝老爱亲”上升到家庭核心道德的高度来予以对待，处处知礼、守礼、重礼，做到知行合一，家庭教育才能真正成为传统美德传承的一个重要场所，从而发挥传统美德的现实价值。

2.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言传”即家长先要深入理解传统美德内涵，然后通过阅读、讲解、游戏等多种形式向子女传授美德知识。“身教”是要求家长做好表率，以“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等美德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能做到“以身作则”的家长并不多，比如在福建省家庭美德建设调查中，只有3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承诺都能兑现，在诚实守信上为孩子做好榜样”。家庭教育应是做人的教育。“人而无信，百事皆虚”(《增广贤文》)，“修身以求进，行道以利世”(《颜氏家训》)，承载传统家庭美德的古代家训，也是处处体现为人处事的教诲，而少讲读书学习。这些经典告诉我们，家庭教育应重品行培育，通过家长言传身教建立“家规”，形成良好“家风”。

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家长应讲究方法

1.立成于幼，潜移默化。中国古代家教非常重视少儿早期品行教育，讲究立成于幼。《颜氏家训》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以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传统家教强调只要坚持从小实行道德启蒙，就能在少儿的心中培养起道德伦理情感，并在不断地砥砺之后，习惯成自然地践履道德。近代婴幼儿生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说明，早期教育在个人的身心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孩子幼年时期对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美德教育，能培养起孩子道德良知和优秀品质，并伴随其成长越发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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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妇女；家庭暴力；司法

伴随着经济转型，政治改革，文化碰撞，婚姻伦理关系失范家庭暴力事件日益增长，不仅侵害着妇女的身心健康，也冲击着家庭关系的稳定，更会影响到下一代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日益提高对家庭冷暴力的重视程度，构建以司法机制为核心，全社会联动参与的反家庭暴力平台势在必行。

一、家庭暴力的概况分析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家庭暴力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是指行为人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最高院还在《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审理指南》中指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指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伤害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

据妇联的调查显示，女性遭受的家庭暴力远比男性遭受的家庭暴力比列要高很多，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历史、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家庭暴力的形成具有历史性

家庭暴力不是一个时代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几个世纪面临的难题，在封建时期，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的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男女之间的地位主次，荣誉高低，报酬多寡，权利先后往往不是根据个人能力强弱及社会贡献多少为判断标准，更大程度是以性别和身体强度来评判，妇女缺少法律上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她们怀孕，分娩等生理过程，使得她们的精神削弱，体力降低，传统的男权主义与妇女的依附心理，是直接催生出家庭暴力的最合适的温床[1]。在家庭纠纷发生之时，男性面对妇女的反抗情绪及逆反行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权威形象受到质疑，自身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三重四德”的传统思想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影响着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和行为，通过经济控制及身心制裁以达到控制妻子、巩固自己家庭地位的目的，历史遗留的观念及传统形成了妇女逆来顺受的习惯，妇女在维权及救济方面往往无从下手，不知所措。

2.家庭暴力的实施具有隐秘性

家庭暴力多数发生在家庭内部，环境一般较为封闭，初期无法被观察，受暴妇女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想法在更大程度上选择了包容和沉默，她们自身法律修养的滞后及对司法救济途径的生疏也让她们寄望于男性自我反思，良心发现来改变施暴行为，家庭暴力在苗头性阶段没有被有效制止，施暴人较少会主动意识到家庭暴力的严重性，他们更不会受到教育及相关惩罚，把家庭暴力完全“家庭化”的现状使得司法干预，社会调解等第三方救济难以入手，受暴妇女在承受暴力的同时确是有口难言，心理压力进一步上升，引起心理异变。

3.家庭暴力的升级具有极速性

对于在男女平等的呼声中成长起来，当代女性有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意思，希望摆脱传统女性软弱的特质，但长期受到丈夫或者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呈现“受虐妇女综合征”特征，她们在经济上，生活上依赖男性，在长期挨打中变得沉默及无助，如果情人挑拨等外部因素刺激妇女的神经时，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妇女就会以牙还牙，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自救或者报复，在云南某女子监狱调查就显示，1.1%的女性在遭受到家庭暴力时是即时反抗的，多少人选择在其食物中投毒或施放安眠药，或趁对方熟睡，醉酒后用木棒、砍刀将对方杀害或重伤[2]。一场没有硝烟的家庭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争夺战争在暗流涌动，在权威与反权威、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中，家庭暴力极速升级并严重化，妇女常常在家庭暴力当局中成为升级者和爆发者。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分析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危害性不仅直接体现在妇女受到的身体和精神伤害，更关系到个人的健康发展、家庭的和睦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序，家庭暴力的危害性不容小觑。

1.违反法律法规。

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本身是已经或将要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人，而遭受暴力的妇女精神上会感到折磨，长期生活在冷漠、紧张的气氛中，导致她们心情抑郁或精神上的崩溃，在找不到正当解决途径、积愤难消的情况下，选择杀人等非理性方式解脱，使得她们触犯法律，这恰恰没有帮助妇女摆脱家庭暴力对自己的伤害，事实上是把妇女推向深渊，在法律制裁下、心理阴影下度过余生。

2.破坏家庭稳定

长时间受到暴力侵害的家庭，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就会受到损伤、破坏，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正常生活，家庭中的儿童由于家庭关爱的缺失，会加剧问题儿童的孤僻、封闭行为，加重儿童的焦虑、恐惧、自卑等不良情绪，无知及无畏会使他们尝试使用暴力行为或破坏发泄感情，以至于他们的身心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变成问题少年，甚至可能敌视和报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影响社会稳定

家庭是社会中的最基本的组成元素，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否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家庭的不和睦促发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的形成，使得家庭得不到解决的矛盾通过社会行为表现出来，妇女报复及问题少年也提高了社会犯罪的几率，不懂得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家庭成员们，往往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冲击。

二、反家庭暴力的司法现状

反家庭暴力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实现了全国与地区并存共治的局面，在总则中也是被禁止的情形，是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但司法上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妇女权益等方面取得的成效还不明显，司法面临的现状也令人反思。

（一）联动局面未能形成

全国妇联、、最高检、公安、民政、司法和卫生部在《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中已经将家庭暴力纳入了110警务工作之中，但是在实际事件处理过程中，警察接到报警案件后只进行了说明及劝解，当做一般的家庭纠纷来处置，公安司法机关在对待家庭暴力问题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让家预工作失于软，流于宽，事实上家庭内冲突的作用与权力关系不应该被不适当地最小化，因为谁也不可能忘记它们在国家中的重要性，无论他对家庭的看法是多么的温和[3]。就被害人而言，许多家庭暴力问题受害者甚至不知家暴是一种违法行为，妇女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即使有些人知道家暴法，也不知具体如何应对[4]，受害妇女自我防护意识的淡薄及对法律知识的欠缺，使得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妇女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取得保障自身权利的希望落空。

（二）家暴理念存在分歧

对于“家庭暴力”的理念各不相同，各国各地区法律法规在家庭暴力主体及类型的界定有着差异，司法实践也存在区别。在我国，法律只规定了家庭暴力主体是家庭成员之间，没有涉及到前配偶，同居伴侣，前同居伴侣。研究表明暴力不仅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更常见于有或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之间，如离异夫妻之间，恋人或曾有过恋爱关系的两人之间，调查表明，恋人之间和离异夫妻之间暴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频繁程度和严重程度[5]，对于同同居女友实施暴力是否也能够来适用家庭暴力法去调整，虽然在实践之中也能基于各种侵害类型提供不同的法律救济，但统一的适用反家庭暴力法无疑会对受害人提供更为便利及全面的保护。另外，家庭暴力类型上有精神暴力，身体暴力及性暴力等分类，就如其中的性暴力而言，法学界对“婚姻关系内强迫算不算犯罪”这观念有着分歧，在司法实务中使得类似案件判决大相径庭，如：1995年姚某诉白俊峰案及1999年上海青浦法院对婚内案审理判决[6]。为了给予司法实践思想指导和智力支持，就应对家庭暴力理念进行体系化的分析，了解各国家庭暴力之共性，为我国家庭暴力理念提供新思维。

（三）法律维权面临的挑战

法院作为一个中立裁判的机构，以审判为主要职能，原则上审判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会影响在诉讼过程中对妇女的人身、财产及精神保护，法院对于法律法规的适用，直接决定了审判结果，对受暴妇女影响极大。

1.人身保护令制度不够不完善

人身保护令的推及实行以来，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上取得了一定成效，维护了受害人的权利，保障了弱势处境的妇女，但人身保护令保护时间不长，在签发人身保护裁定中缺少临时应急性救济措施，妇女对其执行效果不信任，或基于害怕施暴者对其报复，或基于舆论影响，往往申请的数量较少，实际受惠者数量不多[7]。

2.证据制度不够不完善

家庭暴力具有隐秘性，这使得在人证方面缺少证明，即使有亲友等知情人也会因为多种因素拒绝作证，受暴妇女遭遇到精神及性暴力时，其证据证明材料不仅收集困难，更可能会涉及到收集证据手段不当而被排除。

3.个人财产制度不够完善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承认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对家庭的贡献，也对受害人财产利益所作牺牲应加以照顾与补偿，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却得不到支持，理论上婚姻是基于家庭关系，经济独立和生存而组织的，不需要以离婚为前提出适应的精神损害赔偿或补偿，保障已婚期间内的精神权利，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引起施暴者的注意，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维护，对于司法效果来说也更为温和，令人接受。

三、家庭暴力司法干预探究

基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及社会现状，家庭暴力已经不再是个人私事，它关系到法律问题、人权问题、平等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综合治理，以司法机制基石，构建私力救助，公力救助，社会救助大联动格局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加强普法宣传，促进联动防治局面形成

防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权利，是全社会共同需要攻坚的课题，加大在各个领域内的普法宣传教育，促进思想进步，形成统一认知极为重要。实际上，执法机关不愿过多介入家庭暴力，导致受害者权益得不到及时救济，使家暴惨剧愈演愈烈，对此加强公权部门的深度培训尤为关键，可以对公检法加强性别文化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维护妇女权益意识，要求施暴者到社区指定地点进行法律知识培训，让其反思改正，妇联搞好素质教育培训，鼓励女性特别是贫困妇女、流动妇女加强法律素养，掌握就业技能，提高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8]。公安机关在接到求助电话及求助妇女时候，首先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当家庭暴力构成犯罪或违反法院签发令时，公安机关可以拘捕施暴者提交公诉机关；各委员会，单位，社区可以营造反家庭暴力文化氛围，利用“三八”妇女节及“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举办社区活动，给予妇女充分心理支持，提升妇女法律维权意识。加强法治宣传，拓宽解决家庭暴力的途径，构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全面配合格局，促进妇女自主性救济与多方救济结合，形成联动防治机制，切实将家暴问题分析清，解决好，处理掉。

（二）发展家暴理念，完善案列指导制度

反家庭暴力理念经过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及司法论证，家庭暴力应该去“家庭化”，它不再只是家庭内部事务，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可以扩大到事实婚姻家庭或至同居及同居家庭；对于实务中家庭暴力施暴类型案件判决不同的问题，可以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避免同类型案件因为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法律理念不相同而出现判决大相径庭的局面[9]。

（三）健全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机制

我国现有的《民法通则》、《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施暴者也要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这些法律规范都比较抽象，对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家庭暴力事件在法律适用上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进一步完善、健全反家暴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使得反家庭暴力有法可依。

1.完善人身保护令制度

通过立法明确人身保护令，赋予其明确法律地位，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尤其是申请人身保护令的证据应说明，扩大裁定内容，增加迁出令、给付令，禁止令和财产等保护令种类[10]，保护好整个诉讼阶段妇女的居住权、生命权，保障受害妇女享受到医院诊疗、心理治疗及避难场所等救助，保全在诉讼过程中的妇女财产权益，为妇女提供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完善证据制度

家庭冷暴力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受害人往往很难提出充足证据，要求原告负全部举证责任将使受害人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在证据采纳的司法实践中，注重对家庭暴力基础性证据的关注，日记，伤情照片，保证书，报警记录及专家对于“受虐妇女综合征”的证词等证据，对证据认定的态度应当适度灵活，对偷拍，诱导等获取的证据应全面看待分析，合理采纳接受，避免陷入机械法条主义的陷阱中。

3.完善财产制度

完善财产分割及补偿制度，建立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补偿机制，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为施暴者而造成的身体及精神医疗费用由施暴者一方的个人财产承担，可以适当做出精神费等补偿性费用，对于妇女在家庭工作中贡献并导致其离婚后生活和工作能力下降，生活质量降低，在财产分割应受到照顾，肯定妇女的家务劳动，避免妇女离婚生活陷入困境。

在我国，系统全面的专门防治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全国性立法还没有出台，这使得公检法在处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时，欠缺统一的执法依据，私立救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联合协作协调度不高，对妇女相关保护措施难以落实，因此确立以司法机制为核心，通过全国性统一形成反家庭暴力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闫玉，姚玉香.性别文化视阈下我国婚姻伦理的失范与重建[J].武汉大学学报，2013（1）：118.

[2]王俊，王东萌.家庭暴力中女性以暴制暴的犯罪成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93.

[3]毛兴贵.政治义务：证成与反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22.

[4]吴慧敏.我国家庭暴力问题的社会成因及应对举措[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1）：72.

[5]张洪林.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整合与趋势[J].法学，2012（2）：46.

[6]生龙曲珍，刘谦.多学科视野下的家庭暴力研究综述[J].现代妇女，2012（3）：11.

[7]陈苇，段伟伟.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实证研究[J].河北法学，2012（8）：36.

[8 陈武文.浅析家庭暴力的成因及对策[J].法制博览，2013（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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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司法和谐法治理念法院文化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司法和谐”理念，并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司法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理念的提出，司法和谐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司法和谐的内涵所在以及如何实现司法的和谐。

一、和谐理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和谐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派别都表达了对“和”的推崇和向往。孔子将“和而不同”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庄子•齐物论》），从个群关系、人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提出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以及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征即是“和”，从主客关系、物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庄子则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内篇》）宋明理学对古典和谐思想予以辩证综合，或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或从人我和谐推及物我和谐，同时十分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

可以看出，和谐是我国古代哲学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化描述和向往，甚至把和谐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来看待。我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社会资源的流动相对滞后，“熟人社会”是主要特征。熟人社会对利益纷争的解决有独特的要求，除了案件本身的是非外，还需要考虑许多案外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审判机构强加的非理性因素，而是对当事人长远利益的更加周全的平衡。这必然在我国古代的司法领域得到体现，民事纠纷多数在乡里组织或家族内部解决，而那些诉讼到官府的民事案件往往是因为当事人之间比较大的分歧或者其中某个当事人的主观恶性比较大，使得国家司法权力的介入成为必要。

今天，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深刻认识，是对当前社会矛盾进行科学判断做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传统和谐理念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性，在于对古典哲学基本理念的认可，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有的基本的传递性认识；发展性，在于在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如何赋予和谐理念新的内容和时代特点，特别是用和谐理念解决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和谐社会，是理想也是过程。其理想性，在于为我们各项工作提出了目标和标准，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是衡量工作效果好坏的重要指针。其过程性，则在于和谐的实现需要做好艰苦细致的细节性工作，需要对和谐理念有正确地认识，并在工作实践中有准确地运用，特别是要把握和谐的追求与原则的坚持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单牺牲原则的工作方式不利于和谐的实现，反而会增加矛盾、危害和谐。

二、司法和谐的具体含义

从语言学的角度，司法和谐的主体是司法，目标是司法活动的和谐、司法效果的和谐。所以，对司法和谐的观察分析都是从司法的角度出发的。必须把握司法本身的发展规律来促进和谐的视线，否则和谐将喧宾夺主，抹煞法律本身的权威，对法治进程提出挑战，而不是促进，这是我们在提倡司法和谐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

司法和谐的内涵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层次：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司法审判的主体是人，包括法官和当事人；对象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法律的制定，我们抛开法律宏观层次上的含义，而从具体司法活动角度来看，就是为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建立规则，为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立标准，为矛盾得以解决提供依据。那么，我们提倡司法和谐，实际上归根到底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案结事了，是对我们审判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就是说案子结了以后，矛盾也得以解决，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违法或违约行为担负应有的责任。实际上，在“案结事了”后面应该加上“人和”这一要求，因为“案结事了”仍然主要着重于案件本身问题的解决，而“人和”更关注人际关系的修复，这种修复不是补偿性的修复，而是再生性的修复，达到凤凰涅磐重生的效果。

第二，坚持法治至上。当事人通过法律来解决矛盾的时候，说明矛盾已经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通过协商等自途径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当事人寻求法律的救助，说明双方的分歧无法在内部得到弥合。法律解决问题，力图实现社会正义，但是无法使每个当事人都能够满意。法律的作用在于尽可能的还原事件的真实，在此基础上按照既有的法律规定来分配权利义务，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而和谐的视线，也必须遵循法治的原则，建立在对法律的尊重上。也就是说，法律判断的结果应该是促进和谐的出发点，而不能抛开法律判断而空谈司法和谐。正所谓“坚持法治，则和谐生；抛弃法治，则和谐亡。”

第三，坚持和谐理念。理念是一种向往、一种追求。司法活动中的和谐理念就是在“定分止争”的同时，要强化“说理”的过程。这种说理主要包括：一是法理，告诉当事人法律规定的同时，要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二是事理，告诉当事人法院认定事实的标准是证据，没有证据支持的实施法院不予以认定；三是伦理，告诉当事人矛盾产生的根源在哪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准则方面应该吸取的教训。

三、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的辩证关系

讨论司法和谐，就必须正确处理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梳理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和谐的本质意义和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前面有所提及。

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在东方社会治理中，法律制度和以和谐理念为代表的道德方式为互相补充和促进的管理模式，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控制、引导。我国汉代法律儒家化以来，“春秋断案”，儒家经典思想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是明显和根本的。比如，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就是对家庭和家族和谐关系的保障。可以说，和谐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司法制度的精神指引，而司法制度为和谐理念在社会关系中的实现提供了途径。

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既然都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必然有其相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将化解它们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的冲突。至少在如下方面，两者存在统一性：第一，就是对利益的尊重。定分止争，是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共同的基本任务，只不过在实现手段方面有所差异。法律制度通过对社会活动中权利义务的界定，来实现利益的分配的；而和谐理念并不过分重视外在的是非是否明确，更多的从内在的道德立场来平衡利益的不同，使各方利益都得到重视和实现。第二，就是承认差异性。公平和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主题，而效率的实现就是承认差异性为前提的，不同的劳动付出得到不同的报酬回报。和谐理念的出发点就是和而不同，差异性更是其背景性条件。第三，目标的一致。尽管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但是作为上层建筑，都是对社会关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通过落实法律制度或贯彻和谐理念，来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

既然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具有互相补充性的特点，那么，必然是因为各有所长短。对于法律制度而言，规范性是它生命，也是形成权威的重要形式。法律对是非的判断，主要考虑行为本身的权利义务分配情况。当需要追究某个人的法律责任的时候，不是建立在他本身正当性与否的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他所做的某种行为的评判上。法律行为，是法律制度的规范对象，正如人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与之相比，和谐理念更关注对人们内心世界的考察，寻求其内在动机的正当性。对人本身的关注，是和谐理念的重要特点。在此基础上，对行为的评判具有更多的人文色彩，把行为本身的社会性考虑得更加全面。这种思维模式，把行为与具体的社会情境结合起来，在考问行为本身带来的利益变化时候，同时关注利益变化背后的因素，对这种利益变化的合理性进行判断。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度主要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进行推理，按照权利义务来分配责任和利益；而和谐理念则关注内在的价值判断。人们发生某种行为，必然有其本身的价值标准，尤其是在熟人社会里，行为外因素对行为本身是否正当性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孤立地去评判某个行为的是非，实际上是割裂了事物的内在关系，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四、和谐理念对法治建设的双重作用

前面我们着重关注的是和谐理念对法律制度的补充，以及其发挥的独特作用。这种独特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逻辑判断上。因为法律本身的规范性要求，导致这样的情形：尽管立法者尽可能地考虑各种因素，但是具体案件总是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在规范的法律制度面前，个案正义的实现总会遇到与以社会整体正义为名义的“法律正义”的冲突。一般的做法是，就是要牺牲个案正义来实现法律正义。这在法律形式上无可厚非的，但恰恰是对法律内在价值的违背。前面提到，法律追求公平和正义，但是公平和正义不仅仅是形而上的东西，实际上存在于众多的普通案件中。案件当事人正义的实现，才是法律正义的真正实现。

但是，和谐理念也并不是万能的。在深刻体会法律本身在审判实践中的不足的时候，我们需要和谐理念的价值指引。而和谐理念是否就完全是法律制度的精神导师呢？答案是否定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为法律制度与和谐理念的结合提供了实践依据，但问题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把握它们的结合。现在我们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和依法治国的方略结合起来，而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在和谐理念运用到审判实践中的时候，至少需要注意如下问题：一是容易形成双重标准。和谐理念强调对行为外因素的分析和关注，但是，对于同一类型的案件，当事人行为外的因素可能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外因素的关注可能导致同一类型的案件会有不同的审判结果，人们就会对法律平等性产生疑问。二是为“和谐”而牺牲法律的成本问题。审判的实质是解决利益的冲突，而不是在于追求利益的绝对平衡。与审判活动相比，法律本身还要肩负实现社会正义的重任。而正义，就是得到应该得到的。在和谐的旗帜下，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不是各得其所。三是司法和谐与和谐司法的区别。肖扬同志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民事审判的八项指导原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司法和谐，注重创建和谐的司法环境”。在这里，这个原则没有被表述为“和谐地司法”，而是“司法的和谐”。“司法和谐”，是法律自恰性的延伸，是社会和谐在司法领域里的表现，是一种理想的司法效果。而“和谐司法”的实质，则是以目的来导引方法，以结果（效果）来规制程序，完全颠倒了司法审判程序正义跟实体公正之间的关系。

五、实现司法和谐的基本路径

如何实现司法和谐还需要长期的过程。因为司法和谐作为系统工程，需要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因素的合力，特别是社会法治环境、公民素质培育、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等宏观因素更需要做好长期的细致工作。这里主要从司法审判的微观角度来阐述实现司法和谐的几点努力努力方向。

首先，加强法官综合素质的培训。我们强调法官的独立办案能力，但是必须建立在法官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的基础上。近几年来，通过各种途径的努力，我国法官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改善，业务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司法和谐这一目标要求法官绝不仅仅业务理论的提高和加强，更关注的是一种司法智慧的养成。法官不是法律的“传声筒”，而是有声有色的传播者，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甚至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把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解决在法律的基础上，又延伸到法律之外更深的层次上，使当事人有所反思，而不是有所埋怨。

其次，处理好判决和调解的关系。判断力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之一，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谨慎使用判断的权力。在判决的背后，隐含的意义时；法官无法说服当事人认识自己的权利义务和是非曲直，不得不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分配他们的责任。判决的有它的优势，如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也有明显的劣势，就是往往不能使当事人心悦诚服，甚至会产生对法律权威的不信任，对法律匡扶正义功能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把调解机制引入诉讼程序中很有必要。调解本身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可以在阐明法理、事理和伦理的时候，随时向当事人传达调解的信息，使当事人对调解有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最后主动、自愿达成和解。

再者，建立和完善庭外调解机制。有人交往的地方就有矛盾的产生，但是矛盾产生了未必一定要到法庭上解决。通过基层调解组织解决矛盾，也是实现司法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家庭内部纠纷、小额经济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基层自治组织来协调解决。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子：当事人因为300元的欠款而到法院打官司。这无形中增加了法院的司法成本，浪费了司法资源。目前，我国各地基本建立了村（居委会）、镇（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法律从业者，对地方社会状况、人员构成以及风俗习惯等都非常熟悉，具有解决矛盾纠纷的明显优势。因此，发挥基层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是实现庭外调解的重要环节。作为法院系统，应该从立案的环节就加强庭外调解意识，对标的小、情节简单的经济案件以及家庭纠纷矛盾纠纷案件，要积极引导、协调居住地调解组织予以解决。

六、司法和谐在具体审判领域中的要求

司法和谐，是对司法活动效果的理想化的追求。但是仔细探究起来，它在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领域又有不同的具体要求。落实司法和谐，必须结合各审判领域的不同特点来进行。

在民事审判中，司法和谐具有更加典型的意义。首先在于民事纠纷中有相当部分发生在熟人之间，某种纠纷的解决除了维护当事人当前的利益以外，还可能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社区关系。简单判断熟人案件可能很简单，但是能否对他们以后的人际关系、社区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也就是达到前面提到的“案结事了人和”的效果，就要考验法官的审判功力了。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当事人众多、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证据形不成优势、事实难以查清的案件，法律、政策规定不明确的案件，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方法加以解决。要发挥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部门调解等矛盾调处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案件人和律师的积极作用，把司法调解与多元化纠纷调处机制有机结合，发扬司法民主作风，贯彻司法民主原则。

在行政审判领域，司法和谐的特殊意义在于如何处理好民与官的关系。民告官案件的根源很复杂，但是直接原因在于政府行政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现行法律赋予法院的对于行政行为的审判权主要在于对其合法性的判断，相当部分的自由裁量名义下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的审判对象。那么，通过引入司法和谐的理念，似乎可以赋予法院这样的功能：对存在欠缺的行为，在民与官之间进行居间协调，达成民与官之间的沟通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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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  社会责任  问题描述  结构性分析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1 Responsibmty)学界有多种定义。彼得 ·德鲁克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问题。斯蒂芬 ·罗宾斯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 目标所承担的责任 。哈罗德 ·孔茨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总的说来，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应考虑其决策和企业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影响所具有的责任，它包括：企业对消费者、员工、股东、社 区、政府和环境等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利益相关者责任和道德责任 。 关于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西方经济学家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认为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盈利性机构，其首要责任是尽可能多地赚钱 ，为股东利益服务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社会责任。另一种观点以肯尼思 ·戈德帕斯特和约翰 ·马修斯为代表 ，认为企业具有经营目的、经济价值和发展战略，是有良知的，其行为就像人一样可以通过相关的伦理准则对其进行评价。 

在我国，无论是学界还是企业界，当前对企业社会责任还不够重视 。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还没有形成清晰统一的认识，也没有主导性的观点 。在企业界，我国目前的企业社会责任状况还处于低级阶段，企业行为失范的现象比较普遍。[2]尤其是近年来，煤炭工业矿难频发，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劳动争议仲裁增多，环境污染时有曝光，伪劣商品屡禁不止，食品、药品安全面临挑战，这些问题无不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不仅使企业员工、消费者、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社会利益冲突，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从长远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既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 

一、 立体审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及其表现企业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社会系统角度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一)人本观的缺失 

企业处理个人 与企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应该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适当的专业培训、与员工签订公平的劳动合同等。然而，现实中的企业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集中体现为人本观的缺失： 

一是劳动合同问题。在现实中，企业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使有合同，其劳动合同的内容也不规范。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存在没有规定雇工雇佣期限，没有涉及与工伤处理相关的工资发放、医疗、抚恤等问题。

二是劳资纠纷问题。近几年出现了雇主与雇员利益分化所带来的劳资冲突。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01年全国劳动仲裁受理的争议数量达到 15．4万件，2o04年上升到 26．o5万件，年均增长 24  。2002年全国各级 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8．47万件，2o06年上升到 12．6万件，年均增长 10．44 9。 

三是生产安全、职业健康问题。有的企业由于职工流动性大以及保险意识不强而造成医疗、失业、养老、工伤等方面的保险覆盖率偏低。不少企业为了节省投入而没有必要的安全生产防护，工作环境恶劣，职工的健康和安全得不到保障。据 2008年33日的《经济参考报 》报道 ，2007年全国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5O6376起，死亡 98340人。2003年 ，我国煤矿平均每人每年产煤 321吨，全员效率仅为美国的 2．2  、南非的8．1％，而百万吨死亡率则是美国的 100倍、南非的 30倍 。[3] 

(二)法律观的缺失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开展经营活动是企业履行法律责任的基本要求，但在企业实际运行中，法律观的缺失比较严重 ： 

一是生产销售假 冒劣质商品现象。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在实际生活中，企业生产销售假冒劣质商品现象严重，如“苏丹红”、“三鹿奶粉”事件都是企业缺少社会责任的典型。二是偷漏税现象。偷漏税成为一些企业利用转型期体制上的漏洞和法制的不健全获得利润的重要手段之一。据 2008年 4月 25日《浙江日报》报道，仅浙江省国税局 2OO7年就立案查处涉税案件12222件 ，补收税收 14．78亿元，涉税税金100万以上的案件就有 168件 。三是虚假报表现象。一些企业为了取得上市的资格和条件，在上市前的准备中 存在着大量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其中突出的就是做财务假账 ，如 “银广厦”事件、“蓝 田”事件等。四是商业贿赂现象。贿赂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经济行为中，企业贿赂集中体现在贷款贿赂、工程招标贿赂、股票上市贿赂、拉拢客户贿赂等。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07年以来，全国有 260多万个企业事业单位和 49个行业主管 (监管)部门共收缴不当所得 12亿元，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l9085 件、涉案总金额 42.06亿元 。 

(三)信用观的缺失 

2002年 10月，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造成的损失达到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企业信用缺失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 ：一是企业做假账。2006年 ，国资委在对 181家中央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突击检查后发现 ，有 13家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结论与事实相反；120家财务审计报告不充分 ；80家总资产损失超一成；财务中介收钱后做假账。然而做假账的现象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更为严重，如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隐瞒缩小利润、上市公司则虚报扩大利润等。二是企业合同违约 。据国家工商局及商务部统计，全国每年订立合同有40亿份左右，合同标的140万亿元。1990年以前的合同履约率是80％一90 9，6，1990年以后的10年，合同履约率只有 50％左右 ，有些地 区 的履 约率甚 至才 30 左右。三是企业相互拖欠货款。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逾期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顽症。四是广告虚假，信息失真。利用广告、信函、传单等散发虚假信息，欺骗消费者。主要表现在：扩大产品性能和作用、产品名不副实、无中生有、不法分子或中介机构利用广告骗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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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得到逐步推进，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有的失之偏颇。对于与法官职业化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应该给予重新思考和认识。本文从法官的基本素质、法官的思维模式及法官职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三个方面发表了对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认识。

关键词法官职业化 素质 思维方式

法治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良法，更需要良法的重要守护者。因此，近年来，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进程的工作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起。但是，职业法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处理好职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如何培养职业法官等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在此，笔者对与法官职业化相关的几个问题拟谈一谈自己的认识。

一、关于职业法官的基本素质问题

随着法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职业的高尚性与神圣性决定了法官必须具备优秀的素养和禀赋。法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从总体上讲应该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也有人概括法官应具备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精深的专业技术素质，广博的人文科技素质，充沛的体力素质等豍，这些分析概括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此，笔者也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笔者认为：

1．法官应该工作胜任，即胜任审判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对法官必须解释和应用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也包括对某一具体案件中的关键性问题作出判断，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适用法律原则的能力。这种能力还要求法官能够明确表达具有说服力的判决依据。当然这种能力也意味着对社会、当今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艺术、科学和文学的博学多知，以及不断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欲望。豎

2．法官必须具有职业道德。任何腐败行为，即使是为达到法官眼中更高尚的目的（例如，为推进法院硬件建设而拉赞助等），都会腐蚀司法制度，而且会使民众怀疑法官的合法性。我们必须遵守《法官行为规范》，“五个严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准则》等制度规范。我们接受这些对法官职业道德的约束，因为它们有很多益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可以保护法官和为法官提供服务的司法制度。

3．法官应具有君子风度，或称之为法官气质。这是指法官必须以公平、尊重、礼貌和不带任何偏见或成见的态度对待诉讼各方、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对他人缺乏尊重的法官反过来必然受到他的工作对象的不尊敬，而且因为司法工作多数以公开形式进行，一个人对法官的不尊敬很容易被转化成其他人对法官的不尊敬。而对一名法官的不尊敬很容易损害整个司法制度的威望。在这点上司法部门与政府的政治性部门完全不同。

4．法官应具有判断力、实际头脑和创造性才智。法律非常错综复杂，而且在个别案件中经常难以应用为大批案件而制定的法律规定。判断力是指将理论应用达到实际和恰当的能力。法官在决定应该牢牢控制其法庭内律师的举止、还是应该给予律师一定的质问证人余地时，或是法官对释明的度的把握上，或是当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必须平衡被告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情况下，这种判断力最能体现出来。因此，有实际头脑的法官会做出容易执行的有限判决，或是说服诉讼方以庭外和解方式解决纠纷。

二、关于法官思维方式的问题

法官职业化要求法官的思维与平民的大众化思维、政治性思维相区别而独具职业化特色，并随着法律专业化而走向深入。法官应该有意识的培养并逐步形成符合法官职业的思维方式。笔者认为，职业化的法官，其思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重视：

1．法官首先要坚持中立性思维模式。法官思维是一种中立性思考，强调逻辑思维与理性思维，它反对艺术家的浪漫与政治家的矫情。中立性法律思维模式的对象是具体讼争案件，司法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法官思维的对象只能是具体案件，离开具体案件，法官思维不具任何实质意义，其思维结果亦不具任何法律拘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法官思维必然不同于以探索法律一般规律为目的的法学家思维，也不同于以制定法律规范为目标的立法者思维。“如果对法律职业者思维方式作细致划分，律师、检察官思维与法官思维具有一定区别。律师、检察官一方当事人，其思维特点是攻击、防御。原告人攻击，被告人用法律技巧防御；而法官居中立地位，他要比较攻、防的理由作出判断。因此，法律职业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官，法律思维的最典型形态是法官思维。”豏

2．法官思维的多向度，即法官思维的多元与融合。法官的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是一种在法制框架下面向具体案件而对法律规则、原则和技术进行选择的思维过程，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是法律。但是，法律不仅仅是规则和逻辑，它也有人性。离开了社会环境，法律将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认为，法官思维是一种实践性形式的思维，它以解决当下案件为己任，但同时又必须考虑法律、政策和社会秩序的需求；法律思维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具有个体特征，同时又受法官个性、经验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的著名论述揭示了英美法的特征：“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豐法官的智慧不仅要体现于个案的裁判结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司法裁判的全过程中保持法律思维的活力和张力。这就决定了法官职业化中的法官思维应具有明显的多向度特征。法官思维的这一多向度特征有利于法律正义在个案中的实现，如果以某种片面的思维指导法官职业化的建构，往往会将法官职业化引导到相当偏颇的道路上，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政治、法律上的专制，而与人们期望的和谐效果格格不入。

3．法律思维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官职业化建设最重要的任务。司法认知活动表明，法官要将抽象的法律规范正确地适用于具体个案，至少要同时完成两种逻辑思考：一是对法律事实的认知和判断；二是对法律规则的合理解释和价值追问。只有在完成这两种思考的结合之后，法官才可能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与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之渐进性逻辑涵摄，然后依据司法推理规则，得出案件处理的结论。当然，法官思维模式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时期，法官职业化需要我们对法官思维模式的培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防止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简单的套用外国的理论和法律术语。实践中，我们应主要防止以下几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一是注重个案公平，忽视社会整体利益，二是忽视对弱视群体的保护，影响实质公正，三是办案重直觉与经验，轻理性思考判断，四是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影响法律权威等等。豑我们必须重视培养法官思维的法律性、公正性、系统性、辩证性，真正形成法官独特的职业思维模式。

三、关于法官职业化、精英化与大众化的问题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法官职业化建设中，目前和今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仍然不少。但职业化建设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中央精神、也符合司法工作规律，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既不可急躁冒进，更不能消极无为。豒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司法职业化的语境下，司法的大众化似乎被人民所遗忘。与此同时，与司法大众化相伴而生的司法工作群众路线也开始淡出我们的视野，其结果是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方面，我们的确很需要司法的职业化、专业化，但我们也同样需要司法的大众化和民主化，这两者不是矛盾对立的两面。现代社会下，法律当然是一门专门化的技术学，需要更多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而司法职业化其实也正是过去十多年司法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其间尽管也有一些争议，但职业化的总方向一直没有改变。就目前来讲，有些法学家的担心现在提倡司法大众化影响法官的职业化，会导致改革回老路，回到过去的广场司法去，这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了。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在强调法官职业化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司法的大众化，例如治安法官和陪审团制度设计的精神就是充分的体现。为什么这些并非严格法律职业训练的人也允许他行使部分司法裁决权，为什么陪审团的成员可以在毫无法律教育的背景下参与案件的审理，这些制度有悖于司法职业化进而影响到法治的实现了吗？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我国目前提出司法大众化的新思路，实际上无非是希望司法机关及法官在执行国家制定法的同时，能够考虑到司法的社会效果，实现司法对民意的尊重。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和大众化还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文化、社会等因素，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化道路。在职业化方面，要继续进行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进一步完善聘任制书记员各项管理措施，做好相关政策配套、协调、落实工作。要推进解决基层法官断层、短缺、流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要全面掌握东、中、西部地区各自不同的突出问题，向中央提出报告，积极申请增编。要高度重视基层法官队伍的稳定问题，逐步建立和完善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把基层工作经历作为法官晋级和提拔的必要条件。还要进一步争取中央政策倾斜支持，提高法官津贴标准，力争全员享有，加大非领导职务职数比例，延长法官退休年龄，进一步探索法官工资序列单列和法官职级衔接的配套等等。豓

在大众化方面，实际上很多国家在推行司法职业化的前提下，又力图为司法的大众化留下一块制度空白，以便把“大众理性”和“民间智慧”引入司法，防止职业理性导致的“精英专制”。在我国，这些制度主要包括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制度，马锡五审判方式，诉调对接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我们要着力不断推进和完善这些制度。豔

法官职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与其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如法官保障制度问题，法院的去行政化问题等等。我们坚信法官职业化的总体方面没错，中国法治的进程不可阻挡。我们期待着、追求着，相信法官职业化必将推动中国法治的运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注释：

豍徐文泉．法官素质优化工程中需要认识与解决的问题．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豎韩苏琳编译．美英德法四国司法制度概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豏郑成良．法律思维是一种职业的思维方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豐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豑融鹏，孙永欣．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中国法院网．2009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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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人员 职业道德 修养

在我国经济空前繁荣的大背景下，经济拉动了内需，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在当前对我国的积极促进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金钱巨大的诱惑和利益驱使之下，某些财务人员监守自盗、挪用公款等案例屡禁不止。财务人员触犯了法律的底线，不仅给其所在部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也使其必将受到法律的严重制裁。以兰州某学校财务人员为例，被告人利用担任甘肃省行政学院财务处出纳科副科长、分管零余额账户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的职务便利，采取自提现金、截留培训费、资料费、函授费的手段，将本单位共计146.4万余元公款用于个人在网上购买足球彩票，进行营利活动。最终该财务人员被判获刑14年的法律严重制裁。在对被告人痛恨惋惜的同时，如何加强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修养，值得每位财务工作者认真思考。

一、 加强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与修养的建设的措施研究

(一)建立规范的金融监管体系，用外部力量促进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与修养提升

我国是法治进程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各行各业都应在法律的框架下，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规范日常工作行为的准绳，每位从业人员都应遵循自己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财务行业系统的健康发展与否，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息息相关，因而，财务行业也应建立相应的财务道德伦理，建立科学、规范的财务金融监管体系和财务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监管体系的建立，对规范财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具有积极的监督、评估、预防和控制作用，可以确保财务伦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顺利执行。由于财务工作的特殊职业性质，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隐蔽性，因而，财务人员在贪污、挪用公款的前期，很难被上级部门发现，直至挪用款项数额巨大，犯罪行迹败露之时，通常已经对所在部门造成不可逆转的经济损失。因而，财务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一定要有效杜绝财务权利“一人独大”的管理模式，应实行逐层审批、层层监督的有效财务内部控制的预警机制，将财务人员贪污、挪用公款、中饱私囊的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财务监管与内控体系的建立，可以最大化的利用监督机制的外部力量，促进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与修养的规范与提升。

各财务单位可以根据《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建立科学、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并引入约束与激励机制，明确责任、层层分解相关工作并落实到人。明确财务工作杜绝贪污、腐败的关键内控点，并针对其构建切实可行的管理风险防范系统，通过风险识别、预警、分析、评估、报告等有效措施，对财务工作人员及工作流程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实施全面的事前防范、事后监督、与事中控制。

(二)提高财务人员的“自律”意识，用内在力量实现财务人员道德修养的提升

财务人员应将提高“自律”意识，作为对自身财务工作实现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协调的首要标准，并逐步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和修养。财务伦理对财务从业人员的制约效果，只能体现在外部推动力上，而对于财务人员的职业操守规范，则属于治标不治本的面子工程。因为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与修养的建立，属于自身素养的道德范畴，只有财务人员从自身的思想境界中提高规范财务理论的风险意识，发挥财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树立廉洁自律的道德规范，并配合法律的警钟长鸣，才能由内而外的杜绝贪污、挪用公款的腐败事件不断滋生。财务人员只有从自身的思想品质、思想意识方面进行不断的自我锤炼，不间断的进行财务业务进修和后续教育，提倡财务人员接受终身教育的学习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财务人员自身素质提高、知识结构的更新、以及财务经验的积累。在市场经济大潮经济诱惑不断加大的环境之下，财务人员只有以自律为意识，以法律为准绳，才能确保财务人员自身职业道德和修养的不断提升。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财务人员在通过外在法律约束及金融体系制约和内在自律监控的双重职业道德修养的监督、规范下，促进自身财务职业道德修养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应明确作为一名优秀的财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素养。笔者认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依法办事、客观公正这五项基本的财务职业操守，是财务工作者最应具备和提升的素质。因此，各行各业的财务从业人员，都应怀着强烈的责任心，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确保财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宇，李凤美.关于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探讨[J].重庆工学院学报，2010,(2):10-11

[2]宋英.试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J].经济师，2009,(4):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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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避税； 反避税； 反避税法律体系

一、我国反避税实践概况

自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深圳特区试点反避税以来，经过近十多年来的实践探索，在借鉴国际反避税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逐步构建了立法主导型的反避税法律体系。①我国的反避税实践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反避税试点

我国的避税法律规制实践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改革开放相一致，我国的反避税实践也首先从深圳特区开始试点，并以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的纳税调整为重点。1987年11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反避税地方性规章《深圳特区外商投资企业与关联企业交易业务税务管理的暂行办法》。在深圳反避税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91年、1992年相继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对关联交易税务进行了具体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程。

（二）反转让定价避税法律体系的确立

在试点的基础上，1998年初国家税务总局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转让定价税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第25号），首次针对转让定价税收管理通知。同年，预约定价方法即在深圳、福州等地试行。2001年的《税收征管法》第36条及其《实施细则》第51条至56条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的税收处理进行了规范，并对预约定价的方法和追溯调整的期限作出了具体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发文（国税发[2003]47号）对《实施细则》第56条进行了补充说明和解释。为进一步完善转让定价税制，2004年税务总局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反避税工作的通知》、《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等三个反避税规章。除依照授权立法完善转让定价税制外，国家税务总局采取多种税务行政措施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努力维护国家权益。

（三）全面反避税法律体系的初建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在总结完善原来转让定价税制和调查实践基础上，借鉴国际反避税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专门规定了特别纳税调整条款，确立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反避税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反避税法律体系。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反避税条款的设计，表明我国反避税立法已经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接轨。然而反避税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国现行反避税法律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重拳出击避税条件尚不成熟，需要逐步整体完善我国反避税体系。

二、我国反避税法律体系主要问题揭示

（一）税法体系尚不完善，反避税立法缺乏可操作性

税法漏洞的存在是避税的客观诱因。经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税制改革，我国逐步构建了较公平、完善的税法体系，然而客观存在的税法漏洞还需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现与填补。2008年开始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拓宽税基、统一税率、取消或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会部分消除避税的制度性诱因，另一方面也将可能激发纳税人尤其是跨国纳税主体的避税动机，避税的形式和手段将更隐蔽、复杂。反避税立法方面，由于我国没有悠久的司法传统，遵循大陆法系成文法传统，故在反避税领域既没有如英美国家已经发展出反避税学说，也没有土壤让法院在税法领域生发出超过文义的解释规则，因此，需要通过立法制定一般反避税条款（GAAR）来为司法提供解释原则，明确法律否定避税行为的要件，以支持反避税的合法性。然而，如下文分析所示我国现行反避税立法的不足在于：一般反避税规则适用条件不明；除针对关联企业转让定价避税，已初步形成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三个层级的立法规制体系外，其他反避税规则还欠缺具体的规范指引或操作规程。

（二）税收制度不完善，税收专业人才缺乏

避税的专业性决定其发展需要具有专业能力的税务从业人员的促进。美国避税及其反避税实践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因为税务专业人士包括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的参与，推动了公司避税的蔓延，并形成避税产业化现象；另一方面，美国税务律师机构在美国反避税制度化进程中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联邦税务局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概言之，一国税务从业人员的管理、税务制度的完善，将影响到避税与反避税两方面发展现状。我国税务实践和制度演进表明，一直以来只将注册税务师纳入制度框架内规范，律师和会计师等相关职业虽然事实上从事税务工作，却不受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管理，而是分别依《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由司法部、财政部管理。这种监管模式抑制了税务服务供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税务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税务行政效力的提高和税法体系的完善。随经济全球化、我国税收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外资税收服务业的进入，迫切要求我们规范税务从业人员的管理，提高国际竞争力。

（三）受可用税收行政资源和有效避税信息所限，反避税行政效率低下

鉴于税收规避的秘密性，打击税收规避的关键在于能够有效识别。在现行自我评估纳税体系下，对税收规避交易的有效识别，从技术上看，依赖于两个互相制约的条件：即可用的行政资源和可获取的税收规避交易信息。②也就是说，反避税的效率受制于税收征管制度的有效性。由于我国反避税实践起步较晚，反避税机构设置不健全，缺乏高素质的专业审计人员，反避税行政征管力量和经验不足。在避税信息的获取方面，由于税源信息零散、信息网络建设滞后，政府各行政部门之间又缺乏信息共享渠道，而且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缺乏可行性等原因，造成反避税行政效率低下，影响到我国反避税制度的整体有效性。

（四）税收司法建设不健全、司法反避税缺失

法治国家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要由法院来解决，③加强税收司法是实现税收法治的必然命题。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有忽视税法和税收诉讼专业技术性要求的倾向，缺少专门税收司法机关。一方面法院缺少专门的税法人才，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法院仅享有十分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实际上无法对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合宪性予以审查，限制了法院在推进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作用。鉴于我国税务司法现状，我国税务征管的很多案件实际上并不进入司法领域，而是更频繁地发生于日常的税务主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因而造成我国司法反避税缺失的现状。

三、完善我国反避税法律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反避税立法的完善

1.明确一般反避税条款的适用条件

我国GAAR条款包括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120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新企业所得税法精神宣传提纲》（国税函〔2008〕159号）第39条规定。综合上述规定可知，我国一般反避税条款采用抽象定义+特征描述形式。定义一般反避税条款，是指税务机关有权对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也即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进行调整。具体而言，我国的一般反避税条款明确了以下几方面内容：（1）就反避税的主体范围看，限于企业纳税主体。（2）就反避税的对象，即避税事实的构成要件看，包括主观、客观两方面的认定：主观方面是指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为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客观方面是交易的形式有人为规划性，交易的结果是企业必须从该安排中获取“税收利益”。（3）就反避税的法律效果看，是由税务机关按照合理方法调整纳税。

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该条款作为GAAR来普遍否认避税行为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由于该条款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法而非税收基本法中，则其是否对个人纳税主体的避税事实具有约束力，还需要进一步立法解释说明；其二，将主要目的是为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作为认定避税交易的主观构成要件，而主观意图的考量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这在我国现行税收司法缺失的情况下，意味着将赋予税务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可能导致税务机关权力滥用。为此，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将适用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典型案例以税收指引的形式公布以规范实践，进一步明确GAAR的适用条件，从而增加法的确定性和公平性。

2.制定反避税操作规程与反避税信息披露规则

虽然现行企业所得税立法对转让定价避税、资本弱化避税、受控外国企业避税加以规定，但是，除转让定价有相对具体的实施规程外，其他特别反避税条款都需要进一步明细才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在立法论证的基础上，比照转让定价避税操作规程，分别或合并制定操作规程。④打击避税的关键在于能够获取相关信息并识别。在自我评估纳税体系下，抽样审计方法不可能识别每一种避税方法。通过税收行政程序制度的设计，责令避税交易纳税主体承担保留或披露相关资料等协力义务，既可以获取避税交易信息，又可以增加避税成本。例如在美国，反避税信息披露制度被公认为是最适当的反避税方法。在转让定价税制的基础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避税信息披露制度安排，制定相关反避税行政程序规则。

3.完善税务制度

循我国税务制度演进路径，建议大体上采取美国模式。具体包括：（1）在维持三大职业现有管理现状的前提下，国家税务总局下设职业责任办公室（或税务从业人员执业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税务执业人士的资格认证与登记管理；制定、实施对执行税务业务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的惩戒程序；负责调查其职权范围内的税务事件；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税务总局授权管理的事务。（2）借鉴美国《税务从业人员规范230函》最新修订的有关规定，由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制定《税务从业人员执业管理办法》，统一规范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职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有限权的从业人员，主要内容包括税务从业人员的权利与义务、税务从业人员业务规范（含税务顾问等业务）、税务从业人员的登记、教育管理等。（3）注册会计师、律师、注册税务师等职业的伦理规范同时适用。在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税务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规范的相当长时期内，三大职业税务从业人员在遵守统一税务规范的同时，不应排除各自职业伦理规范的适用，而且应该借鉴成功的职业伦理规范充实税务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规范。

（二）反避税行政措施的完善

1.改革反避税行政机构设置，逐步实现集中统一领导

由于反避税管理的难度较大、专业化要求较高，如果在较低管理层面上采用分散管理的方式，上行层级过多，不利于信息沟通和跨区域联查、协查工作的开展，影响反避税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应积极推进反避税工作的集中统一管理。根据本地区所辖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适当上收管理层次，在基层税务机关进行属地管理的基础上，由地市级税务局实施集中优化的反避税管理，形成高水平、高效率的反避税管理能力。建议在条件较好、规模较大的地市州涉外机构中增设反避税调查科（或反避税调查组），加强对反避税工作的组织领导。另外，随着我国反避税的推进，建议借鉴美国的做法，在国家税务总局设立避税分析办公室，及时研究避税与反避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分析避税成因，发现法律法规的漏洞，采取应对措施。⑤

2.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专业人才是开展反避税工作的制约条件之一。反避税涉及经济、法律、税收、信息管理等多学科知识，且知识更新迅速，需要形成专业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⑥在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领导下，一方面，在税务系统内部形成定期集中学习交流机制，除对现有反避税工作人员进行新税法及其相关业务的培训，包括其他国家反避税技能的学习外，还要定期组织反避税工作人员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业务探讨与交流，分析反避税工作中的难点、疑点，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反避税专业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大专业储备人才的培养，建议与大专院校合作，共同设立税法专业学位，除教授相关理论知识之外，还选派税务系统专业人员传授反避税业务技能等。在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训练，将为专业人才的更新提供保障。

3.整合信息，确保反避税信息资源共享

目前我国反避税的综合信息基本是各为其用，利用率不高，服务面不广。异地协查、价格查询等都是通过实地调查或函寄的方式进行，远远不能满足反避税工作的可比性分析需要。针对这种状况，要分阶段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是要建立充实信息库，运用科技手段，实行微机监控。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信息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国内外市场价格和费用收取标准等信息资料，积极而又适时地实现与工商、金融、海关、外贸等部门的联网，逐步形成价格信息网络。三是要加强情报搜集和交换。各地的税收情报交换工作必须要由专门机构负责，要由专人负责，要严格按照《税收情报交换规程》来操作。情报搜集与交换应采取网络交换形式，加速交换，提高效率，明确责任。

4.加强反避税与日管工作的协调，提高行政效率

反避税管理是税收征管的重要内容和税源监控的重要手段，与纳税申报、审核评税、税务检查（审计）等日管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将反避税与其他日常税收征管工作相结合，通过税收管理资源的共享与优化，提高反避税工作的质量。在纳税申报环节，要全面完整准确地审核企业关联申报的基本情况，对于未按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的企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提高申报的真实性、可靠性；在审核评税环节，发现避税嫌疑户，要及时移交国际税收管理部门，实施反避税调查；在日常检查、审计环节，发现避税问题的，应按《涉外税务审计规程》的要求，将涉及反避税的工作底稿及有关资料移交国际税收管理部门，由反避税专业人员实施专项调查，对有异议的案件，要协同争议处理部门一同处理。

（三）我国反避税司法体系的完善

具体到避税案件中，因为避税交易的秘密性、专业性以及边界性，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对是否属于规避事实进行识别，决定了必须建立专业的税务司法机构才能实现个案公平，真正达到反避税有效性的目的。目前，我国学者对建立专门税务司法机构的必要性基本达成共识，但由于对现实诉讼案件量、诉讼资源分配等考量不同，对建立何种形式的专门税务司法机关，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⑦不管是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还是税务法庭，有符合条件的专业法官是必备条件。然而，现阶段我国同时满足法官任职条件和税务专业条件的法官数量比较有限。从可行性与效率角度看，受我国欠缺专业税法人才所限，建立我国税务司法机构仍需时日，而当前要务是加强对税务司法专业人士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See Tanina Rostain .Shetering Lawyers. The Organized Tax Bar and the Tax shelter industry. Yale Joural on Regulation. 2005.

［2］ 俞敏.税务行业管制理论及我国实践之思考//财税律师业务［M］.法律出版社，2008：189-202.

［3］ V・图若尼.税法的起草与设计（第一卷）［M］.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143.

［4］ 俞敏.GATS框架下我国税收服务业国内规制措施之检讨与完善［J］.涉外税务，2006（12）：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