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开放的利与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市场开放的利与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发展中；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目前我国正处在金融开放的关键阶段，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备很大的优势。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也存在着弱势和缺点。中国在加入WTO后已经全方位开放金融业，自由兑换人民币使其成为国际化货币也指日可待。但中国的金融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资本的形成模式，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也不容乐观，同时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还将承受国际游资等方面的压力，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针对中国自身的条件和问题，认真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形式和方法，借鉴他们的优点，可以完善自己的金融自由化过程。怎么才能把握好机会，加快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早日融入国际金融的主流，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一、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的基本概念

1.金融自由化：这个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提出来的。通过深入的系统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抑制”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扭曲等等不合理现象严重存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为此，他们提出了“金融深化”这个理论，主张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解除金融抑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增长。

2.金融开放实质就是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就是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通过金融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实际做到金融制度的开放，金融机制的开放，能够放松政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筹措资金等能力；放松政府对汇率和利率的管制，使其市场化与国际接轨。

3.所以，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关系式非常密切的，这是对外开放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做到了真正的金融开放，才能让金融自由化得到充分的贯彻。

二、金融自由化存着利与弊的争论

金融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能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但从现实上讲金融自由化的存在的弊端也不少。从有利方面分析，金融自由化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放开了金融管制；来自国外同行业的竞争刺激国内金融业更多的投资和增长；国外银行进入本地金融市场激化国内金融业的竞争，提高国内银行业的效率，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从不利方面分析，有些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公司管理意识薄弱，财产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水平低下，存在着金融市场交易信息不完善；金融自由化降低了本国市场的资金的流动性，分散并阻碍了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下不能有效的进行市场规范；金融自由化容易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可以看出，推行金融自由化是否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条件。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的特点分析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不能完全照搬盲目效果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施本国的金融改革，不能同时进行所有的自由化措施，要结合本国自身的条件，按照顺序，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这样才能减轻负面影响降低金融改革的成本。通过分析研究各个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发现其模式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目前认为比较合理的模式和实行顺序是：首先是利率的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将利率自由化改革放在第一步，以利率特有的激励手段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其次是通过加强银行业的业务和利润的最大化进行金融业务经营自由化的改革。通过改革，明显加强了银行间的竞争力，扩展了银行盈利的多元化渠道，经济效益也大幅提高。第三，增加国内企业融资的多元化渠道，吸引国外资金进入本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取消各种限制，为稳步推进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改革积极创造条件。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在具体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适宜采取符合客观实际的循序渐进的模式，衡量本国的实际条件，协调改革的步伐，不能急于求成。要权衡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和风险，不但要保持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也要有效的避开有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

四、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的体制改革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 主要包括初创体系，剧烈扩张和逐渐完善三个阶段，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摸索，我国的金融业已经处于在完善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时进行全面深入的关键时刻。1992年实施的有关利率，金融业务与机构准入，以及资本账户的金融开放等等的完善金融机构体系，解除银行信贷控制，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以及改革外汇体制的措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特点的市场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

五、结论

回顾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及对外开放的历程，顺利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封闭到逐渐开放的部分过程，成就是可喜可见的。但也要从中看到我们的不足，汲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明确界定外资金融机构，赋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的情况下保障本国金融市场改革，加强对国内现有金融产品的法律保护方面，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的组织和程序，使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稳步快速的进行。

参考文献：

[1]爱德华. 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88.

[2]李丹红.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研究[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1版：23-26页.

篇2

摘 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国有银行为了寻求更好的机遇与发展，开始走上股份制改革之路并逐步登上世界舞台。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在通过引入大量海外战略投资以充实资本充足率，完善经营管理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国有银行股份“贱卖”所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有必要权衡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所带来的利与弊，以便为今后的改革之路指明方向。

关键词 国有银行 股份制改革 境外战略投资者

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对大型商业银行进化改革的决定。进入2003年，国家通过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投资、境内外发行上市这“四部曲”，正式拉开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序幕。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首先举起改革的大旗，在香港成功上市，筹资近77亿美元，紧接着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也相继完成上市工作。两年后，中国农业银行也最终实现IPO，至此，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暂时画上了圆满的句点。但是改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争议最多的当属国有银行股份“贱卖”这一舆论焦点，究竟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做法是利是弊，我们必须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

一、股份制改革为国有银行带来新的春天

1. 充实资本充足率

通过股份制改革，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很快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率高这一问题。数据显示，上市之后，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5.67%提高到了13.09%，建设银行从6.88%提高到了12.58%，中国银行也提高到了13.34%，可见，引资结果非常喜人，大大提高了我国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使之能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2. 改善经营管理

当初国家提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有两大目的，一是依托国外企业雄厚的资金来扩大自己的实力，二就是希望通过合作，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改善各大银行的管理能力。为此，国内银行与战略投资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都签订了一系列业务合作协议，以提高了我国金融行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了金融结构的优化，使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3. 完善公司治理框架

一系列改股和上市的完成也促使国有银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框架。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这一垂直的管理体系，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制衡，通过协调运作，大大提高了银行的决策效率和决策水平，监事会则加强了对银行高层的监督力度，杜绝腐败的产生，保证其做出的任何决策均符合实现银行利益最大化原则，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更是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4. 提高国际影响力

一系列国际知名金融公司相继进入国有银行的股东名单，充分显示出中国国有银行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未来增长机会无限，这直接提升了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同时振奋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今后，中国能够更多的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影响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格局，不仅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要成为一个金融强国。

二、光明背后暗藏危机

1. 境外战略投资者借机“圈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某些境外投资者并非真心想与境内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战略合作，他们仅是将这项投资行为视为“圈钱的机器”，贪婪地掠取股权溢价后便抽身而退，毫不顾及国内银行未来的发展。好在，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由中国汇金公司出面，全面接盘遗留的外资股，试图挽回这个局势，因此，至2011年底，已经鲜少能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十大股东名单中见到外国投资者的身影。

2.法律制度不健全引发危机

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活动主要是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来管理的，其中对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比例作了如下的规定： 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 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这个比例看似合理，但其实很容易就可以通过关联机构的共同投资进行突破，而一旦突破这道防线，中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权甚至是决策权都有可能被外方所操控，这引发的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有关当局必须加强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效限制境外金融机构的在华投资，保证其持股比例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3.过分重视境外投资者，使国内投资者边缘化

中国银行业战略引资的目的最初是引资、引智、引信心，因此，各大银行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都有着严苛的要求。例如：建行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确立了三个标准：一是必须是国际知名大型境外金融机构，总市值300亿美元以上，总资产3000亿美元以上；二是这些金融机构要具备专长和领先优势，愿意向建行转让技术和管理经验；三是其中国战略和建行没有根本冲突。这样的高门槛，让诸多国内投资者望而却步。与此同时，国外国内发行价的巨大差距也令国内投资者心生不满，因为当初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之前， 已经通过剥离坏账、追加注册资本等方式变成了很干净的银行，而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正是国内广大的纳税人，势必会削弱许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而从银行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十分不利的，因为随着今后重心的转移，国内投资者才是他们必须吸引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发展.

篇3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转

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篇4

《当代财经》将部分学者的发言稿作为特稿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这次盛会的成果。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一些问题　厉以宁

关于城镇化问题，大家的共识是，中国城镇化率太低了，因为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是20％的城镇化，意味着8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经过了60年，2009年达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个百分点，这是很慢的。何况46％当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还是农民的农民工，他们没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办，经济学家都在呼吁，城镇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6％。

中国这样的社会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国那样，把农业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据将来的情况定。如果将来的人口是16亿，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6％，意味着12亿住城里，4亿住在农村，大体是这样的情况。

城镇化率对中国将来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是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力；二是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可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有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地方要扩大城市规模，我们靠土地财政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靠卖土地不能解决问题，得靠地方债务问题解决；靠地方债务问题解决，地方欠债就越来越多，谁来还呢?地方债务越来越多，将来会出问题。

城镇化过程当中，需要的公共资金、建设资金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续多年的，这样的巨额资金如何筹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筹集，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比如说义务教育的实施，某些医疗卫生设施、自然和消防的设施、环境治理的设施、行政关系的设施，政府财政无疑要承担这些建设的费用。居民住宅中的廉价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政府也有责任要承担。还有一些资金，主要要依靠市场，比如说商业性的设施、高档住宅的建设、某些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民办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等教育设施的建设，还有某些民办医院的建设，可以通过市场筹集。现在问题在于，公用事业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来自何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城市的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等，还有其他公共服务业资金，既不能完全靠财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场。之所以不能够完全靠财政，是因为财政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场，是因为公用事业一般投资周期长、回收期长，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公用事业方面。所以，必须走出一条新路，想出一种新办法。

我们可以考虑用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资金筹措和运用问题。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怎样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力量组合起来，然后再动员广大的民间资金，把这些资金用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事业建设。这在国外是有经验的，如澳大利亚城市建设主要是依靠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资金的规模加在一起有好几百亿美元，年平均回报率在10％～14％之间，这个经验是可供我们借鉴的。假定我们在中国要组建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的话，建议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发起人，投入适当的财政资金，也就是种子基金。先投一部分进去，然后吸引机构投资者参加。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这样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国公共事业投资基金发行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以基金债券的形式向社会、民间募集资金。用这样一种方式。就能够吸引民间资金从事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管理是主要问题，把资金运用得好，一开始虽然不能像澳大利亚那样把回报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没问题的。8％的回报率，这个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间资金进来。那么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如果资金问胚解决了，实际上是三驾马车一起拉，财政负担一部分，主要是义务教育、医院等；民营企业解决商业设施、民办的教育等；公用事业将主要靠投资基金解决，这样也许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新路。

责任编校：一诺

对整体改革理论的几点解释　周小川

我对吴敬琏老师所率领团队所进行的整体改革理论研究简单做几点解释。

首先第一个方面，这个理论强调改革从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这个体系是整体的系统，不可能拼凑起来，但是最终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所以是系统的构建，表明改革开放具有整体性。

一开始大家希望把我们见到的不同的经济体制中的优点或元素简单拼凑起来，比如有一些像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这个改革是系统性的，不仅包括不同的经济领域，还进一步发展到法律体系，发展到社会体系。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50条，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体性的概念。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既然是整体性的转变，就会涉及到哪件事应该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样做使得改革能够尽量平稳，同时取得成效，并在改革进程中给大家带来福利。因此，这个问题就变成最优顺序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应该怎样安排各项议程的顺序。每一项改革的利与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约束条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时有些问题存在争论，实际上最优顺序是非常难以论证和进行设计的。对这项问题的讨论是有益的，正因为有了最优顺序的讨论，使得最后可能达到一个次优的顺序，而不是很差的顺序，这也是整体性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问题导致帕累托最优，最优境界在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好认识的，从改革和开放的角度来讲，是追求在改革进程过程中，在动态状态下能够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使得改革能够在步骤上保持尽可能给全体人民带来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获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从而获得改革的动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对改革的支持。当然，这个做法在研究和论证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内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也确实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够及时带来改革的福利，甚至带来GDP的下降，从而很早就出现所谓“改革疲劳症”，出现很多反弹的情绪。

第四是中国坚持了渐进主义。渐进主义反映了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也是一个大的系统转变，同时需要有一个顺序的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进。因此，渐进的改革有它内在的理论基础。

(1)人的思维转变。包括人民和经济学家，也包括政策的决策者，思维转变都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不断认识和转变的过程。不论是对旧体制的认识，还是对新体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这样的过

程。

(2)渐进主义。中国虽然坚持渐进主义，但是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相比，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因此，今天我们才获得了这么多的进展。所以，中国在近20年中一直强调发展、改革、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

(3)配套关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关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改革可能代价比较高，收益比较小，同时也不容易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坚持并掌握渐进主义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第五，改革问题涉及到的学问，有人归纳为改革经济学，也有人归纳为转轨经济学。我个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介绍过国际上特别是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对于改革经济学学术质量评价的报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旧系统的低效，要朝向一个新的系统进行转变，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过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统相互关联和配套性的关系都是动态转变的过程。现在再回头看，当时的研究似乎没有太高的学术质量，当时在转轨经济学界普遍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动态变化中如何实现最优或者较优实际上也是很有学问的。改革要处理小样本问题，不可能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论证改革及其配合关系的优化程度。因为样本非常小，我们七十年代末的体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经不大好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数据，首先要求有一个制度的稳定性。如果制度不稳定，样本回归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与此相关，改革经济学必然特别重视横向比较。从时间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可以从横向比较中获得。在改革经济学当中要重视思维转变，因为思维转变的内容确实非常丰富。

第六，整体改革结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动两种方式。改革有些内容，比如早期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50条基本框架、外汇改革和税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银行体系的改革，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体设计的特点。我们也有大量的发动群众、发动基层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这两者应该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励和支持来自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他们推动这些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农村改革、多种所有制的发展，都有上下的结合。另外，竞争也推动了改革开放，有些地方会率先敢于冒一定风险实行改革开放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优势带动整体的改革推动。因此，在整体改革内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

责任编校：一诺

中国经济的世纪增长与金融模式的选择　吴晓求

中国是全球性经济增长的大国，中国全球性的经济增长若要维持一个世纪，我们需要什么?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维持20年没问题，也就是说从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平均维持9％的增长速度应该说不成问题，因为靠资源、人口、制度的优势，靠制度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足可以维持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像韩国那样维持20年的增长，更不能像日本那样，虽然日本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从地域辽阔和人口来说，不能和中国相比较。我们维持20年的增长，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我想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非常远大的目标，我想要像美国那样，在二十世纪100年中，除了6年有经济的衰退，94年都维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说维持了100年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显而易见是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它能维持一个世纪-的增长，这样才能成就中国人的梦想，20年的梦想只解决了小康，想引领这个世界还不可能。

美国一个世纪的增长，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原因，其中两条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学习。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产业中广泛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19世纪末期钢铁工业的兴起，冶炼技术的兴起，推动钢铁工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普及，使美国走进了工业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计算机的发明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给美国经济强大的动力和生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广纳人才，造就美国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个是大家所忽视的，美国金融体系对美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美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和以往相比较，不仅可以通过它的开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资源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础，就美元的国际化，美元的国际化加上开放的金融市场，可以吸纳全球的资源，通过这种开放的金融市场，也可以把风险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说美国金融体系除了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以外，还有非常结构化的、强大的风险分散的功能、风险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话，我想这两条是成就美国

百年梦想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要维持一百年的增长，应该学习美国，我始终认为应该学习美国，虽然这场金融危机来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国金融的价值，千万不要否定，千万不要回到一个古典的时代，千万不要回到传统商业银行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慢慢一去不复返。所以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第二个必须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遗留下来的压力释放的问题，也就是风险释放，制度的设计，只解决动力，不解决压力的释放，那会有问题的。

动力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美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就是科技创新，及其在产业当中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产业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这一点毫无疑问，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要有财富的迅速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迅速增长，没有金融财富金融资本迅速增长，这个国家难以维持持续性的增长。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只有实体经济的增长不见得有大规模金融的出现，必须设计与此相匹配，创造大量金融资源的金融体系，这就是现代金融体系。要提供这两种战略资源，科技创新和金融资产大规模的增长机制，金融资产大规模增长的机制，不是一种资产泡沫化，要把两者之间要分开。我们在1990年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的存款只有区区3.8万亿人民币，到了今天金融资产经过20年的发展，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100万亿，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我们不能怀疑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国经济这20年高速增长与金融资产大规模增长提供源源不断雄厚的资本有关系，首先解决动力来源。

其次要解决压力的释放，通过金融体系的设计，让不断存量化的风险流量化，这是我创造的名词，金融功能从早期简单配置增量资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资源，同时也要使存量化的风险流量化，这是金融体系的升级和换代，也是进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上的作用，所以构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经济的跨世纪的增长是一个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我相信如果我们正确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国经济也能像美国那样完成一百年的增长。

责任编校：齐民

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　张维迎

进步需要创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代表着进步。在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词叫科学使得回归主义。回归主义意思是什么呢?科学总是在进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

来的好。但是我们看一下历史并不都是这样。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也不成立。我们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来日心说，大家都认为它错了。地心说统治世界1600年的历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说。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是一样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大体类似这样的状况。

讨论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别是最近提出增长模式的转轨，我想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角度给大家比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亚当・斯密的理论比较简单，经济学家应该关心什么?关心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和发展从何而来，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专心致志的研究和开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什么决定呢?由市场的交易、包括市场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展本身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提升市场的规模，这样就形成正的循环。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革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很有意义。这30年间，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场，包括市场的规模。当我们走向国际，利用全球市场之后，全球分工上的优势导致了发展和进步。未来我们的发展潜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场及其规模上。中国过去利用国际市场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国内市场的开发可能还不充分，未来如何开发国内市场就显得非常重要。

凯恩斯的理论也很简单，即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样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三驾马车”，这驾马车跑不动让那驾马车跑。出口不行靠投资，投资不行靠消费，这就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

从这两个角度理解未来转型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用亚当・斯密理论理解的话，中国需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但是用凯恩斯理论理解的话，就变成增加内需。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下面我从政策含义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讲，它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但是从凯恩斯理论角度来讲则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进一步，亚当・斯密主张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进而创造新的需求；凯恩斯则主张开发国内市场，增加需求成为政府的功能，特别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增加总需求。打个比方，凯恩斯主义需求是，大家都买电脑，政府补贴，原来一个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或者让电脑提前退休；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开发国内市场。进一步延伸，开发国内市场必须要靠创新。从凯恩斯角度来讲，开发国内市场并不需要创新，更多需要的是货币政策的刺激。货币政策的刺激抑制创新，但是一个企业家发现产品靠货币的扩展可以很容易卖的时候，没有企业家会真正愿意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长期非常冒风险的行动。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要开发市场，要靠企业家，而企业家靠什么呢?靠激励机制，产权就必须要有安全的保证，创新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

我们再看投资。在亚当・斯密看来，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生产率，我今天放弃100元的消费，投资后能不能带来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投资，就可以增加总需求，GDP就会增加。按照凯恩斯理论增加的总需求可能是浪费性的，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费。

我们进一步看贸易。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充分利用市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工，进一步创新，市场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没有制度性的限制，尽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只有净出口在增加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贸易保护有利于GDP增长，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完全是错误的。

比如转型、发展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用凯恩斯理论的话，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有企业，去年中国经济刺激当中大量的贷款都留给了国有企业；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些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创新的动力，其对经济持续增长有损害。

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占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办法开发的，为什么?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几年发生的现象，特别是过去几年发生的现象，居民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弹劾”了经济的转型。此外，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如果一个短期的政策没有给这个国家长期发展带来好处的时候，为什么仍然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我们采取各种政策，如增加货币、贷款，降低利率，提高补贴等以促进需求。政府目前最担心的是物价问题，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预物价。2009年为了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体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现倒退的代价。是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重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盲信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

责任编校：沐梓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轨问题的几点思考　钱颖一

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结合数据方面的比较分析。

首先是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几乎每天要谈到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增长特性。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不具可比性，与高收入阶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阶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三个国家起点都比较低，而且人口分别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经过30年，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过了印度尼西亚。所以，在一个起点都较低的可比情况下，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中国经济增长成就的确非常令人瞩目，遥遥领先。这是第一个比较的概念。

第二个比较的概念是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比。一是日本，从1950年开始起飞，属第一个非西方的国家取得了工业化；第二个是中国台湾，从1958年开始起飞；第三个是韩国，从1962年开始起飞；中国是从1978年开始起飞；印度从1991年开始起飞。从各国经济发展态势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经历高速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同周边国家和地区高速发展态势一脉相承。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一个亚洲整体较快增长环境中发生的。仔细研究会发现，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相对于日本而言有一个十几年的滞后，中国经济相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而言又有一个滞后。如果把时间因素和滞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飞年作为100，将其对齐，发现各国人均收入变化趋势实

际上相当吻合，说明在增长性质上讲，有共同的规律需要我们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话，是不是增长就到了极限呢?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要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做比较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潜力。日本较早就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这里做了一点思考，认为有一点人为的因素，即人为把1950年作为日本起飞年，因为日本是在战后1950年开始经济起飞的。但是和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战之前，日本工业化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应该把1950年日本当时发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实相当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十年之后的水平。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这可能更有道理。从这个角度，中国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80年代末或者是韩国90年代初的水平。

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态势就更为吻合。最终经济学家要用数据说话，第一要靠数据，第二是对数据的解释。解释数据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种看法是从某一个固定年开始看，第二种看法是从改革那一年开始看，第三种是从相同的类似发展阶段来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点看。三种不同的看法会带来不同的解读。如果我们仔细看数据、仔细分析的话，还是会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首先，我们会觉得过去30年的增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伟大的；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也许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相同的规律；最后，中国今后的增长潜力仍然相当大。

转型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既有经济转型，也有社会转型等，比较窄一点的题目是转轨。转轨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大类问题。一类问题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多和少、简单的份额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即市场经济应该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另一类问题是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度量。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是数据。国外的经济学家讲到政府和市场首先拿出的数字是政府财政占GDP的比重，这是宏观的指标，而且统计年鉴就有，也比较简单。中国这一比重最低点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断上升，在过去的十年间增长了5倍。怎么样理解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发达国家中这一比重超过30％，但是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社会保障、养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个特别是研究创新、创业较常用的指标，即注册企业所需的天数，一个国家要有活力，必须要有新企业，政府在和企业的关系上第一个关系就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行性。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册一家企业，而新加坡、纽约，即使是韩国首尔，其所需时间都少很多。

另外一个是网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关心，牵扯到大学生就业的偏好，这是人民网今年大致估计的数据。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什么，政府机关遥遥领先，占63％，国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过10％。选择职业表达出来的意愿，同一个优先考虑因素中仍然是经济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职业稳定、空间发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为一个数据的反映，让我们在更深层面重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最后是关于法制建设的指标，这方面我找到一个指标，即关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后面的三个就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我们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几年确实呈现上升和改善的趋势，印度的情况因为历史不同和我们也很不一样。中国在过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过去十年中国特别提倡建立法制社会，把市场经济建立在法制基础上，但是整体来讲有升有降，十年间的变化并不大，尽管我们的经济增加了很多倍。

责任编校：沐梓关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树清

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大家议论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确实是不合理，大家都觉得基尼系数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总之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分配领域，同时也在再分配领域，也应该说存在着欠缺。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上，造成了政策调节不到位，收入分配会有一些问题，以下我想讲六点：

第一，我认为初次分配最严重的问题主要还是表现在要素上。大家讲到有一些产品的问题，也有税收的问题，但是要素市场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劳动市场，其次是土地和不动产的市场。第三个是资本和金融市场。扭曲表现很大，但是核心的问题，无非是公开、公正、公平的问题，我们前面讲了，钱颖一教授所讲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场没有法制的话，就没有规则。这个问题就质疑到张维迎所讲的，回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问题，要建立这个市场，管理这个市场。我想说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扭曲是相当严重的，在土地市场上也是比较严重的，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表现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经常把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工资低归结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越多，所以工资越低，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可以支持的，也没有多少事实可以支持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现代工人更少，在工业和交通业就业的机会更少，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现在的问题呢?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问题。

土地市场，最大问题可能是灰色区太多。资本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的市场、信贷市场，欺诈、内外勾结，投机，这些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看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同工同酬。现在同一个岗位可能有三四个用工制度，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也有三四种工资制度做同样工作的，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这个问题写到法律上来，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银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员，拿一样的工资和一样的考核办法。过去不是这样的，有银行的长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还有临时工和劳务派遣工，显然不合适，不是说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须把农民工平等待遇问题解决。农民工根据我们的了解(也不一定准确)，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险、公积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样工作的人，与有城市户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落实。第三，更积极推动集体谈判，无论是雇员还是雇主，都应该形成组织，使这种谈判协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没有谈判的余地，为什么我说市场不正常，在自由市场买菜的时候，萝卜和白菜有一个要价还价机制，在劳动力市场看不到，特别是在加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看不到，因为没有组织。经常采取的方式是说，农民工表示不满的话，就是辞职，再一个爬到电线杆子上，或者跑到高层建筑上、电视塔上，威胁要跳楼，以这种方式谈工资和待遇。要鼓励实施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很有争议的事情，特别是对小企业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总体上来看，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在历史上看来，最低工资制度应该说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训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问题，解决结构不匹配的问题。第六，有针对性解

决好行业部门之间工资收入过大差距的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土地和不动产市场。流转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差异极大，两种极端都有，有的给得补偿很高，很多，也有的给得补偿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区有的农民补偿给到几百万，村干部给到上千万，也有不给补偿或者补偿很少，强拆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级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绝对化，绝对化就没有解决方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非常巨大的国家，地区差别非常大的国家。首先一条是否能够明确城乡统一规划，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到现在为止土地管制问题，名义说不允许建别墅，这个禁令没有取消，各个城市始终在建别墅，始终没有停下来，名义上说很多土地不能建高尔夫球场，很多商品房开发了，在灰色地带都建起来了。规划一定要变成法律，保证农民用地。另一方面规划也应该开口子，在山区和其他的地方应该允许建别墅，建第二居所，这方面又没有允许，城里的人又不能到农村，这是很大的问题。应该承认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有长久的使用权，并且允许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我们市场规定30年甚至更多，长久使用权允许交易，同时要整理农村集体用地，在集体建设用地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可以是服务业，也可以是工业，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许和鼓励城市居民依法合规进入农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话，应该允许去，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做法。农业用途是严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严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权完全可以放开交易。假定说未来20年城市化达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还是住在农村，农村应该是什么呢?绝大部分^不是农民，可能是大学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农民，不是说住在农村就是农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新农村，否则靠现在的农民，现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农村建起来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场，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另外一点区分情况，解决进城农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盖城乡社保体系，这是“十二五”规划已经很明确的。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大家觉得把城乡居民纳入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其实完全不困难，你说的是保基本，低水平的。农民的养老保险60岁以上每个月领55块钱，一年是660块钱，1亿人才是660亿，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们实施刺激计划经济相比，我们还要继续实施下去，要调结构，贷款10万亿，财政有1万多亿，财政性基金也有1万亿，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的改革，用10亿就解决了。进一步健全城乡医疗体系，实现社保全国统筹，无限制转移接续，劳动力真正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真正打通。划拨国有资产，转移到社保基金里，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就是压缩各种政府机关、公共服务机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各种项目，包括大学，研究项目名目很多，我们聘请教授的时候，开工资和奖金的时候，数额很有限的，很多学校是这样的情况，差距拉大，允许更多的资金用于工资和奖金。过去政府机关也是这样，大量经费支出用于会议、交通，和国外央行对比，我们和人家完全相反，倒过来的。